第五节 纳粹政权的支柱
为纳粹党上台摇旗呐喊 希特勒的私人卫队 统治全德国 党卫队的统治扩展到国外
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就没有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而如果没有诲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就难以得到巩固。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总理府，当时的政局极不稳固，随时都有被推翻的危险。
为数很少的党卫队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
为了巩固纳粹政权，党卫队和冲锋队发动了慕尼黑政变，推翻了右派天主教徒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领导的合法的巴伐利亚政府。使纳粹政权在巴伐利亚邦掌握了实权，希特勒任命了自己的亲信掌管政府大权。
人们认为，纳粹党的上台，使国家由一个党掌了权。希特勒的民族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渗透到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总体国家，不受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特权、政党和议会干扰的强有力的政府。
从外表看，纳粹党似乎是铁板一块，而实际上却是德国政党史上矛盾最多的怪物。形形色色的集团取代了民主国家的所有政党，一种纳粹总督式的议会制和特殊利益之间的权力斗争取代了不稳定的比例选举制国会。
这些不同的派别和各持己见的团体，拼命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严重地威胁着希特勒的统治地位。
当时，希特勒的纳粹竞有四个派别：
首先是希特勒的老战士集体，他们是纳粹主义的坚固核心，是经历过党在早期历史阶段的亡命之徒。这伙人居功自傲，桀傲不训；
其次是同这些老战士有密切联系的右倾激进利己主义派，这一泥大都是1925年至1929年期间入党的种族主义的空谈家。他们只会大哄大瓮，不干什么具体实事；
再次是民族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联合派，他们多是来自经济萧条年代的店主、技工和农民；
最后是帧依德国复兴党内的资产阶级、军界、公务人员和实业派，他们是想通过希特勒恢复1914年以前的天下。
这些亡命之徒，拼命地争夺国家权力，使希特勒感到惶恐不安。
希姆莱及时地选派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狄特里希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卫队队长。他带领一百二十名党卫队队员保卫希特勒的安全。
希特勒是个野心勃勃的狂人。他入主总理府后，还虎视眈眈地窃视着总统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巧妙地迫使执政只有十六个月的总统制定了所谓的“授权法”。
这项法令赋予帝国政府四年立法权、财政监督权、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批准权以及修改宪法的权力。此外，还规定，政府决定的法律由帝国总理签发，不需要与帝国宪法一致。“授权法”赋予希特勒无限制的不受监督的权力。
工会领导人曾扬言要组织工人举行罢工，以示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党卫队立即插手制止，并占领工会房屋，没收工会财产，解散工会，逮捕工会领袖，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并以劳工阵线取代了以前的工会。
希特勒上台后，利用全部国家机器贯彻他的主张，曾遭到一些入的反对。党卫队立刻大打出于。 希姆莱以慕尼黑警察局长的身份，于3月21日签署一项法令，宣布次日开放达豪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初期可容纳五干人，大批的反对者受到“保护性”的拘留被关在这里。
希姆莱的党卫队不断地消除希特勒周围的“隐患”。早在希姆莱接任党卫队全国领袖以前，党卫队就为纳粹党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作为中央机构设立的党卫队高级指导处的真正创建者阿洛伊斯·罗森温克曾说过：“我们在我们的黑色帽子上佩带骷髅标志，惜以警告我们的敌人，并向我们的领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他的理想。”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德累斯顿纳粹党人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大约有五十名共产党人试图冲进会场，被党卫队员阻止于门外，还把他们狠揍了一顿。少数冲进会场的人，被党卫队员打得半死不活后，被从窗户扔到外面。
当年迈的国家总统兴登堡元帅病入膏肓，正在弥留之际时，党卫队封铰了总统府——原纽台克王宫， 防止他与外界接触。 同时，武装部队走上街头，说是防止“反动派耍花招”。
1933年8月1日，兴登堡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8月2日，党卫队才允许陆军军官进入纽台克王宫，向总统的遗体致哀。
就在兴登堡逝去的那天晚上，希特勒通过法律宣告总统和总理职务由他一人担任。实质上虽已定局，而在形式上还必须通过议会表决。
为了能使全民表决机器顺利通过，同意希特勒担任双重的领导职务——总统和总理或元首兼总理。 在8月19日，议会表决机器运转之前，党卫队倾巢出动，他们既争取国防军的支持，又对选民施以利诱和武力威胁，特别是对那些反对派大打出手，用恐怖的手段堵住持不同政见者的口，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揭露可能出现的对手。
党卫队没有让他的主子——阿道夫·希特勒失望，这次选举结果是无比辉煌的。党卫队的枪口加棍棒和陆军将军们的支持，使希特勒登上了元首的宝座。
希特勒上台后，党卫队对全德国各领城和国民实行警察统治。这种统治是希姆莱通过他所领导的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这两个机构实施的。
1933年初，德国划分为三十二个行政区。行政区相当于省，它的下面设县，每个县下面设镇，镇下面设乡，乡下面为村。
行政区长官、县长、镇长、村长都是这些单位的领导人，统称为“地方长官”。
直接由元首任命的行政区长官， 全面负责元首授予他的最高权力。 他们即是“国家政权的支柱”。他们负责政治领导人、党员和居民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
县长、镇长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
镇长负责几个乡，大约一千五百户居民。乡长负责四至八个村，是村长的顶头上司。他向那些村长传达党的指示并对他们进行监督。
村长负责四十至六十户住户，他是直接同居民打交道的唯一干部。他每天在村民中，全面地了解村民的思想动态。
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就是通过这些“国家政权的支柱”和那些基层单位的领导人－上万个镇长和村长，来窃听和侦察每个德国国民的每个最细小的活动。
村长如果发现了那些思想不满的人，首先向他们解释引起的“误会”。如果有“误会”的人的思想还不通，便向他提出忠告，有时也采取较为严厉的教育方式，告诫他们，不要因为个人的错误行为给自己和全村造成损害。与此同时，他还必须报告给上级，以便使保安处和盖世太保掌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
1946年8月25日， 驻纽伦堡的美国起诉人托马斯·捷·多德在纽伦堡法庭上作证时说：“他们通晓每个纳粹支部或每个镇、乡、的秘密。诸如：哪个人调整收音机上的波段偷听敌台广播；谁有对纳粹党和国家元首不信任的面部表情；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间的那种古老的信任关系，所有这一切都难逃过他们的视野。”
而受到监督的首先是公务人员。对公务人员的监视，是由干部来执行。公务员与公务员之间，还进行互相监督。如果某个干部或公务员知情不报，便被视为敌视政府的行为。
同农村和公务员一样，工厂企业都设有纳粹党支部。支部的负责人大多数也是党卫队队员。党卫队保安处还在七个大区设立情报网。每个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二至三个分区情报网。分区情报网再各自延伸到一个县或大城市的保安处的外勤站。
外勤站是党卫队保安处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机构。
每个外勤站的站长，还必须在他负责的县区境内每个有人群居住的地方，设置一名或几名情报员。情报员又要建立自己的眼线—业余情报员。
这样，德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土地，都被党卫队保安处的情报网覆盖着，他们负责监视除了尚未出生和已经死亡的人的以外的所有德国人。
党卫队保安处的监视网一年比一年细密，它的魔爪伸向党、政、军、工、农，东、西、南、北、中，全国没有一处遗漏。根据1937年的不完全统计，它已拥有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三千余名，还有五万余名看不见的情报人员。这个数字是庞大的，占德国总人数的万分之六点六二。
德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
党卫队获取情报的一种方法是通过密如罗网的情报组织；另一种方法是窃听电话。党卫队通过盖世太保，趁有电话人家的主人不在家，或借口检修电话在其电话里安装窃听器。
任何人，无论职位高低，都难以躲过党卫队保安处的监视网。
1946年3月1日，米尔契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大家都确信，人人都处在监视之中。不管我们的官阶如何，全无例外。”这张黑网罩住每一个人，使人感到随时都有大难临头的危险。
党卫队密如罗网的层层组织，紧紧缠绕着德国的每一个角落，窒息着每一个德国国民。党卫队的保安处、秘密警察、武装党卫队和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遗传研究所和生命之源协会、集中营和经济企业以至广大农村—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几乎没有一处不被希姆莱的机关和部属打入，主宰着那里的一切行动。
党卫队的保安处几乎掌管全德国国民的档案和逃往国外的不同政见者的档案，随时有人遭到“保护性”拘留，被投进集中营，国外者也难以幸免。
党卫队控制着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他们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假若有入胆敢散布谣言，党卫队就封住那些人的嘴。
按照纳悴的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非法拷问者和杀人凶手，谁要胆敢对他们进行起诉，谁就披看作叛徒，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按照党卫队的解释：谁要是斗胆包天地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准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材料提供给敌人。
在纳粹德国，国民毫无自由可言。
党卫队对从国外传来的有关反对纳粹党的资料极为敏感。党卫队员要是发现谁持有这些东西，那他即使不是死在艾尔布莱希亲王街的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
党卫队及其下属的保安处、盖世太保等机构，还采取劫持、谋杀和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的方式谋害持不同政见者。如在1934年6月30 日的那次大屠杀中，柏林天主教运动的领导人、德国交通部秘书长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就是族两个党卫队员杀害后，将其尸体摆布为趴在办公桌上，造成自杀的假象。
克劳斯纳夫人不相倍自己的丈夫会自杀，委托克劳斯纳的律师代为起诉。起诉书直接递交到内政部，结果，被驳回。律师又将起诉书提交给法庭。法庭不仅没有受理这宗使党卫队卷入案情中的诉讼案，反而是那位律师被党卫队湾捕，因为他胆敢否定党卫队关于克劳斯纳自杀的结论。
对一名普通的律师如此，对较为高级的行政长官也毫不例外。例如：德国驻布拉格保护领地的政府首脑阿洛伊斯·埃利亚斯，就因党卫队保安处怀疑他同捷克抵抗分子和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暗中合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于1940年10月1日，以阴谋通敌叛国罪，处以枪决。
党卫队保安处后来升格为德国中央保安局，说明党卫队的权力在不断增长。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队不断地拓宽自己的渠道，希姆莱把自身同党卫队帝国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联系在一起。他监督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管理和经济管理。控制了二十个集中营和一百六十五个劳动营，掌握着党卫队和警察的全部建筑计划，指挥党卫队的经济企业。
党卫队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仅次于党的最重要的组织。党卫队主宰着纳粹德国的一切。
党卫队的触须不仅伸入到国内的每一寸土地，也伸向国外——徳国的周边国家以及全球。它核以渗透的机构一个是“国外组织”，另一个是“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
国外组织是纳粹党的一个对外工作部门，它主要的任务是“关心”住在国外的德国公民，发展纳粹党员，它在全球成立了约三百五十个纳粹党地方小组。
国外组织总部设在汉堡。所以选择在汉堡做总部所在地，是因为汉堡是一个重要的出海港口，凡是进出海港的德国人，十之八九要取道汉堡。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汉堡有近百个外国领事馆，彼此接触极为方便。
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名义上是负责管理所有日可曼族后裔返回祖国的事宜，实际上是党卫队保安处派出的驻外国间谍机构。
外籍日尔曼族人的中转站，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与国外组织合作。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发现和监视那些认为逃到国外可以安居乐业、平安无事的政敌。
国外组织和日尔曼族人的中转站同样有权追踪逃犯。
外籍日耳曼族人的中转站，还插手战争事宜。合并奥地利、在苏台德区掀起鼓动浪潮，它都插上一手。战争期间，这个中转站对波兰和东欧地区居民的迁移，起到了决定作用。
最后，还有一个在国外顿有影响的组织，即卢森堡的“国外政治局”。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外的公众进行纳粹主义宣传。宣传的重点是反犹太主义。宣传的方法是通过互派留学生、优惠贸易以及在国外新闻界中宣传柏林御用文人撰写的文章。
外因报纸刊登这些文章，可以从徳国宣传部门得到相当可观的酬金。当时，国外一些右派报纸，为了既得利益，经常刊载有关纳粹宣传方面的文章。纳粹宣传的内容就是用此方法通过法国《赫斯待报》传播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国外政治局拥有一大批精通各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他们不仅将国内的有关纳粹的宣传文章翻译成多种外文，寄给各有关国家的报刊杂志，还负责搜集世界各国的报纸，将其中有关对纳粹反应的文章翻译过来，摘其要点，编辑成册，发结国内有关部门。主要是党卫队保安处。
国外政治局还负有一项重要的使命，他们还必须从国外报纸上查找有关政治逃亡者的踪迹，包括他们结婚和生老病死的广告、集会和大会的预告以及商业广告等等。
综述以上事例，完全可以证明，德国党卫队的黑网不仅笼罩着整个德国，而且扩展到欧洲乃至世界。
第二章 纳粹第一刽子手--海因里希·希姆莱
想当年，令人闻风丧胆的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身材中等，但却长得相当结实。一张毫无特色的脸略微显得浮肿。短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的下巴，给人以性格有些软弱的错觉。而那双透过夹鼻镜不时地向四周扫描的青灰色眼睛，却又暗示出非常坚强的意志力。同样，他那鲁莽举止，也和那双指甲修剪得非访光洁，几乎像女人一样秀气的手不相协调。
希姆莱那双女人般的手摄取的权力愈多，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愈加成为非凡超人，愈加幻化为面目狰狞的魔怪。希姆莱三字很快成为一个毫无个性的概念，定格为冷酷无情的纳粹警察国家的象征，蜕变成漠视人情、不措任何代价执意剪除异己的魔鬼。在他的个人档案中无法找到任何一点能够足以显示这个拥有“党卫队全国领袖”头衔的人的真实面目的资料--直到今天，人们也还没有完全拔除这层迷雾。
希姆莱生前的那些老相识，后来几乎都很难清楚地描绘出他的真实形象。要为希姆莱勾勒出一幅统一的标准像确实是很困难的，因为希姆莱的伪善外表与狠毒心肠使人们对他的看法如雾里看花，莫衷一是：刽于手希姆莱、善心人希姆莱、狂热的种族理论家希姆莱、廉洁奉公的使徒希姆莱、充当领袖驯服工具的希姆莱……众说纷坛。
希姆莱的-生确实是一场演得妙到好处的双簧戏。
“这个人是希特勒手下的恶魔，冷酷狡猾，权迷心窍，也许是第三帝国最野心勃勃和不择手段的人。”前希特勒武装部队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曾这样评论过他；装甲部队上将古徳里安认为：“他不是这个行星上的人”；前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丁·布克哈特这样剖析他说：“他之所以令人憎恶，是因为他对部属要求得极其严厉，固执己见，采用像机器人那样的不近人情的工作方法。”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看到一张希姆莱的照片时，突然想到：“我从来看不透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两只眼睛，它们老是隔着夹鼻镜眨巴眨巴，现在照片上这两只限睛却一动不动地直盯着我， 我认为有一点被我看出来了：“奸诈”；V-2火箭部队将军瓦尔特·多恩贝格尔的印象则相反，感到希姆莱“像个有才华的小学教员，肯定不像使用暴力的人”。希姆莱有着“罕见的、善于倾听别人讲话的天才”，是“一个举止文静、不慷慨激昂的人”，“一个异常沉着的人”。
第一节 杀人魔王原是一个养鸡场主
十七岁步入军旅 追随纳粹党 养鸡场及反犹思想的雏型 二十七岁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 第一次艳遇 他和几位女人 生性俭朴，没有私人积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父母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人，想不到他们生养了这么一个逆子，不仅使德国人民倍受涂炭，也使欧洲一些国家的民众无辜受株，成为罪大恶极的纳粹德国第一刽子手。
希姆莱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当过巴伐利亚的皇族教师，是个模范公民。他在学校任教以前，还教过巴伐利亚亲王。由于受到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族的提携，又担任高级文科中学教师之职，所以他在邻居和同事中享有较高的威信。
但是他的二儿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却是鸡窝里孵出的毒蛇，与他的父亲大相径庭，蜕变为杀人魔王。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年10月7日生于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号的三楼。当他呱呱坠地时，巴伐利亚的抠密院顾问维特尔斯巴赫·海因里希亲王冈他伸出庇护之手，为其起名海因里希·希姆莱，并做其教父。
名字和教父约束着希姆莱从小就恪守忠于国王的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使希姆莱养成了服从纪律、处处照章办事的习惯。
当时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有明文规定：谁认一位亲王作教父，谁就必须当军官。这里有一点是了解希姆莱本性的关键：他一直幻想指挥一支攻无不克、百战百胜的军队，但他一生也没能完全实现这一幻想。
希姆莱长得瘦弱，鼻梁上还架着近视眼镜。
最初，他想当海军，可是帝国舰队不收戴眼镜的人，只好改当陆军。当年，他只有十七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
他的父亲只好央求在宫廷中的朋友们帮忙，让他的儿子希姆莱提前加入军队。朋友们帮了忙。1917年底，希姆莱加入了巴伐利亚第11步兵团“森林团”。可是他刚刚入伍，正在累根斯堡接受候补军官训练，同时又进了拜罗伊特的机枪训练班。结业后，他被编进第11步兵团补充营4连。但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他奉命退役。
退役后不久，希姆莱又发现一条行伍发迹的道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局势非常混乱。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中的退役军人和自愿参加者组成了自由团，与共产党人成立的红色工人士兵苏维埃共和国相抗衡。
希姆莱加入了自由团。
由柏林派出的国防军和自由团准备进攻红色慕尼黑。
希姆莱跃跃欲试，想从自由团再进国防军。后来他患了伤寒，健康状况恶化，始终没能成为军官。
进国防军的打算未能实现，原因是他父亲考虑到王室的庇荫己不复存在，通货膨胀有增无减，现在该是让希姆莱在战后赶紧熟谙一门可靠的职业的时候了。
他父亲看中了农业，希姆莱当时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但他的农业生涯仍是时运不济，刚刚进入因戈尔施塔特的菜农场学农，就被一场流行性伤寒弄得卧床不起。1919年10月18日，他病愈后又进了慕尼黑大学技术学院，注册为农科大学生。
希姆莱在1922年8月5日报通过考试，并在施莱斯海姆的“兰德氮素有限公司”谋得了一席农业助理员的职位。 同时，由罗姆推荐 加入了一个名叫“德国国旗”的民族主义组织。
他每天下班后，就扛起步枪，主动跟志同道台的伙伴们进行操练，准备在行将到来的内战中大显身手。
1923年8月， 希姆莱辞退了兰德氮素公司的工作，回到慕尼黑，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十一月政变。
罗姆将“德国战旗(原德国国旗)”组织的大旗交给了他，他作为旗手参加了希特勒的十一月政变。
政变失败了。这个政变失败者打定主意继续稿政治，希姆莱参加了民族让会主义自由运动组织。希姆莱在自由运动组织的成员中遇到了旧友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他是自由运动组织中的头目，他看出希姆莱有组织能力，便很快起用了他。
1924年5月，国会大选在即。施特拉赛企图利用希特勒政变在德国引起的轰动，将自己手下的纳粹分子塞进国会，便派希姆莱驾驶一辆摩托，在下巴伐列亚各村镇之间往返飞驰，传达施特拉赛通知文告，并向农民声嘶力竭地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煽动农民反对金融资本，诅咒犹太人和共济会成员，攻击布尔什维克，诋毁民主政治和一切合理的政策。
希姆莱的力气没有白费，施特拉赛的活动措到了近两百万张选票，赢得了三十二个国会议员席位。
希姆莱虽然不余遗力地工作，但仍感到前途渺茫。
1924年12月希特勒离开监狱后，随即着手重建因十一月政变而被禁止的四分五裂的纳粹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纳粹党又兴旺起来，并建立了党卫队。
希姆莱凭着择主而侍的本能， 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偶像。1925年8月，他加入了纳粹党，不久又当上了施特技赛的秘书。
希姆莱乐于执行各种命令，严格遵守纪律，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但他垂涎高官显员，施特拉赛就尽量设法满足希姆莱的欲望。施特拉赛在赴柏林之前，提升希姆莱为巴伐利亚一上普法尔茨省党部副书记。
希姆莱虽然投靠希特勒的对手施特拉赛门下，实际上，他始终认为自已是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施特拉赛的侍从。当施特拉赛调往柏林并成为希特勒在徳国北部的对立面的时候，他进一步向希特勒靠拢。
希姆莱觉得在希特勒领导下进行工作是无限幸福、无比光荣的。希特勒也没有亏待他，让他在特权阶层中的地位直线上升！
--1925年任纳粹党下巴伐利亚一上法尔茨区副领袖；
--1926年任纳粹党上巴伐利亚一施瓦本区副领袖，同年任全国宣传工作副领导；
--1927年，二十七岁的他任党卫队全国副领袖。
短短几年，希姆莱从一个无所适从的青年，变成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纳粹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受到希特勒的赏识。
但是，希姆莱并不满足现有的官衔，他想成为领袖人物。引导党和国民走他所期望的路。
由于他长期在下巴伐利亚邦农民聚集的地方工作，历史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农民阶级是民族的本源，自由乡土上的自由农民是徳意志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最强大的后盾。
大学毕业后，在民族运动宣传的影响下，他设想了一种以农业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他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花钱买了一块地，开办了一所农场，以此作为他实现农村之国的胚种细胞。
然而，他的农场没等兴旺发达起来，便很快夭折了。
他把自己的农场因资金不足而夭折，归结到犹太资本的身上。他的理论是：世界犹太民族煽动城市居民反对农民。 他认为世界犹太 资本通过投机和操纵交易所压低生产价格和提高消费价格。农民收入很少，城市居民开支很大。巨额的中间利润被犹太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所中饱。因此他认定，农民最危险的敌人是“世界犹太资本”。
这可能就是希姆莱反犹思想形成的雏形。
希姆莱当时还形成一种奇特的思想，认为斯拉夫人也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理论根据是，全国农民阶级唯有在反斯拉夫人的斗争中才能保存和壮大自己。
这无意中形成的意识成为希姆莱日后给党卫队纲领提出的两条要点的思想基础，即确定第三帝国反犹和反斯拉夫人政策的基本思想。
这两种观点，后来成为希姆莱反“斯拉夫劣等民族”和反“世界犹太民族”的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希姆莱的最终日标在暴力反犹的气氛中逐渐形成。反犹已成为纳粹党的最强大的动力。
希姆莱曾深入学习和研究过亲德的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 张伯伦的著作《十九世纪的基础》 、法国外交家戈比瑙的专著《论人 种之不平等》和罗森贝格的《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三本书。
尽管这三本书是互相剽窃，希姆莱仍读得全神灌注，津津有味，觉得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这三本书的作者都认为：人种的价值不是平等的，因此人种杂交会降低高等人种的遗传素质；北欧的条顿人是所有亚利安人种中体魄最优秀的人，基督教鼓吹的关于人类平等的理论是卑鄙无耻、阴险毒辣的幻想。
这种种非人道的种族理论被希姆莱所接受。
希姆莱捍卫民族社会主义种族学并非出于某种狂热，而是受环境的影响。他在大学读书时已经接触反犹主义。最初了解反犹主义是从希特勒的专著《我的奋斗》中读到的。《我的奋斗》对反犹主义有一段专述：
今天在我们面前展示的人类文化、艺术以及科技成果，无一不是亚利安人创造的。
血统混杂和由此产生的种族水平的降低，是古老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
看看吧，犹太人通过杂交每天在毒化我们民族的血液。
想想吧，只有几世纪以后才能从我们民族的机体中排除这种血液里的毒素，或者永远无法排除这种毒素；
再想一想吧，种族解体降低甚至消灭了我们德意志民族中最后的亚利安人的价值，使我们的力量作为承袭文化的民族明显地衰退……
希姆莱相信种族沦的观点，并且全部接受下来，在以后的党卫队中发挥了非常残酷的作用。
希姆莱虽然身兼三种职务--纳粹党区副领袖、宣传工作副领导和党卫队全国副领袖--但并不显得十分繁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其他工作。
希姆莱喜欢集邮，喜欢采集农作物和植物标本，还喜欢游山观景。
1926年的某一天，希姆莱去贝希特斯加登滑雪，从山上下来时突然下起雨来，他不得不闯入一家旅馆的客厅避雨。他在一位女士面前摘下湿漉漉的猎人帽猛地抖动几下，雨点溅到那女士的衣服上，那女士“啊”-声惊叫起来。
这惊叫声引起希姆莱的注意，他抬头了看，见眼前站着一位他梦幻中的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日耳曼女神。
这个女子叫玛加丽特·博登，是西普鲁士贡歇策沃一个德国地主的女儿。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到柏林后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用她父亲给的钱在柏林开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希姆莱跟玛加面特·博登一见钟情，两个人很快便如胶似滦。玛加丽特·博登比希姆莱大八岁，而且还是教徒和结过婚的女人。希姆莱的父母对希姆莱所找的对象不太满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希姆莱身上。
1928年7月3日，希姆莱同玛加丽特·博登结了婚。玛加丽特·博登卖掉了在柏林的诊所，用这笔铁在慕尼黑郊区瓦鲁德鲁得林格买下一块地皮，修筑了一座小木房，底层两间作为仓库和它用，上层三间作为他们的起居活动室。希姆莱还亲自动手格了一座鸡棚，办起了养鸡场。这期间他们是靠养鸡和种植草药维持生活。
希姆莱理所当然地成了养鸡场主和农场主。
但养鸡场的生意很不景气，虽然希姆莱每月能领到二百马克的薪水，但在那物价日趋飞涨的年代里，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经常出现囊中羞涩的窘境。
希姆莱生性俭朴，过日子精打细。从不乱花钱。他向别人借钱，还款时都给利息。他认为借款付利息是天经地义的。希姆莱有时没烟抽，就向别人借一支雪茄。过后他会加倍偿还人家-一不是还给比借的那支雪茄大些的就是还给两支雪茄。 他每月宁可少喝几次酒，也尽量达到收支平衡。
纳粹党夺取政权以后，他成了党卫队的全国领袖。生活照样俭朴，从不奢侈。他在倍蒙德的私人住宅，就是用卖养鸡场的钱和少量贷款购置的。
当时的第三帝国买卖情报、没收贵重物品、以特杖进行交换、花钱买官、抢劫银行、收买法官等现象屡见不鲜。希姆莱却能洁身自好，从不介入这些丑事。他竭尽全力地向党卫队队员灌输条顿骑士团精神，警告每个党卫队队员，无论何人如胆敢利闲工作之便，即使抢别人一支纸烟而玷污了自己的手，也将受到极刑处罚。
他还在党卫队头头们的会议上宣布：对偷钱的人，即使一个分尼，也要处以死刑。少数几个党卫队员不相信因那么一点小事就处死刑。他们违抗了这项命令，结果被毫不留情地处决了。
希姆莱所以这么做，自有他的理论根据。他说犹太人企图灭绝徳意志人，因此消灭犹太人便是德国人民赋予党卫队义不容辞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党卫队队员决没有权利贪污一块手表、一个马克、一支香烟或其他物品中饱私囊。党卫队队员决不能傻犹太人那样贪婪。
希姆莱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一条卑鄙的色狼
从1940年起，希姆莱就同过于神经质、爱吵架的妻子玛加丽特感情逐渐破裂。这个外表持重、道貌岸然的人，曾因跟酒馆舞女、犹太人英格·巴尔科私通，使英格·巴尔科被父母赶出家庭。他还强烈思慕包午饭的女主人的女儿，缠着姑娘不放，遭到姑娘严词拒绝。就是这个信誓旦旦“不管有多大诱惑，也要在婚前保持童贞”的希姆莱，却在婚前使玛加丽特肚子大了起来。婚后，玛加丽特靠着鸡场的微薄收入支撑着家庭，可他却朝秦暮楚，并于1937年转而钟情于他过去的女秘书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希姆莱是1937年认识黑德维格·滨特哈斯特的。他一搭眼，就被这个金发碧跟、身段田娜、魅力无穷的科隆姑娘吸引住了。他设法接近她，用甜言蜜语引诱她，终于使她投进了他的怀抱……
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生于1912年2月6日。是个商人的女儿，三十年代中期毕业于曼海姆商科大学，然后进了党卫队全国领袖总部当秘书，是一个很讨男人喜欢的女郎。
希姆莱很喜欢波特哈斯特，本想提出与玛加丽特离婚，但是下不了决心。1942年初， 波特哈斯特为他生下-个男孩黑尔格，1944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纳内特·多罗特娅。如何安顿情妇和私生子，使希姆莱伤透了脑筋。
希姆莱这个在希特勒和党阀们面前表现得唯唯喏喏而杀起犹太人来两眼血红的人，尽管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党卫队的工作上，尽管他那位神经质的妻子玛加丽特喋喋不休地叫苦埋怨希姆莱的父母，希姆莱还是始终不肯和父母、兄弟分家。他母亲过世时，希姆莱自己虽也病魔缠身，但他仍然守在灵前，通宵达旦，寸步不离。
举行葬礼时，他和两个兄弟--长兄恩斯特·希姆莱、三弟格布哈德·希姆莱，隔着母亲的灵枢紧紧握手，向母亲的灵魂发出誓言--要永远和兄弟们生活在一起。
对于兄弟之间希姆莱常以家庭的保护者自居，但如何对待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却使希姆莱进退两难。离婚吧，难以说出口，更何况还有他心爱的女儿古徳隆。不离吧，又不能再让波特哈斯特去过那种无家可归的生活，不能再让她像客人似的住在柏林施特格利茨区俾斯麦街48号c宅米勒的家里。 思付再三，希姆莱决定先给她找幢房子，让她们母子安定下来再说。
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的父母非常反对自己的女儿跟希姆莱姘居，并且一再敦促她跟希姆莱断绝那钟不正当的关系。波特哈斯特的嫂子向波特哈斯特转达了二老的意恩。她嫂子还给她出主意：“为了二老的缘故我希望你们尽快结婚。”之后，波特哈斯特的嫂子还给她写来一封信，说：“黑德维格，我担心你永远不会跟父母言归于好。他们说了，除非你与他一刀两断或他为了你而离婚。这样，他们就会原谅过去的一切，而整个事情就难在你跟他同居。希姆莱是有妇之夫。父母认为，他在欺骗他的妻子而又不把你放在眼里。母亲问我他的妻子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得不遗憾地回答说，据我了解、她至今还不知道，母亲随即指出这是他胆小伯事。父母为此非常苦恼。”
波特哈斯特把她嫂子的信给希姆莱看了。希姆莱明白，要想不失去波特哈斯特，就必须弄到房子，让她们母子先安顿下来。然后再做第二步打算。但令希姆莱为难的是，他虽然是党卫队帝国的统治者、党卫队经济企业的主宰、德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警察机器的控制者，手里却没有一点私人积蓄。无奈，他只好采取与其他党员同样的办法，向党的书记处申请贷款。
鲍曼批准了他的贷款，并给他八万马克的支票。希姆莱用这笔钱，给黑德维格·波特哈斯特在伯希特斯加登--舍瑙的柯尼希湖畔附近盖了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号称“雪角领地私邸”。他让波特哈斯特及家人搬了进去。
第二节 希姆莱主宰黑色军团
希特勒的驯服工具 二十九岁登上党卫队全国领袖宝座 希姆莱使党卫队发展壮大
党卫队是根据阿道夫·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两双眼睛行事的。
人们普遍认为，第三帝国是一个彻底组织起来的极权主义国家，天衣无缝地掌握着每个国民，并使其屈从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意志。
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极权只是希特勒的意志，他以所谓领袖喻示和领袖命令统治着德国。只要领袖的意图有所表达或以命令的形式下达，作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工具的党卫队也就拥有绝对的权力。
但党卫队员心目中的这个喜怒无常、巧舌如簧、从上等兵一跃爬到纳粹党领袖地位的希特勒，不愿受到任何一种体系的束缚，因此他把任务委托给尽可能多的小体系去执行。
希特勒善于使用一种主观直觉多于周密思考的手法来操纵局面，以防范可能出现某一下属同竞争对手密谋反对他的情况。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让很多的掌权人物去解决同样一项任务，以确保独裁者可以不受任何下属的掣肘。
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却变成了争权夺利的战场。
由于这种领导方式，领袖不仅否定了作为本身目的的国家，而且毁灭了形式上的国家，使它不再成为可供使用的工具。国家已为最高头目们的多中心专政所取代，形成一种私人国家、私人军队、私人谍报机关的混乱局面。
党卫队谈不上是具有垄断地位的组织，他是按照希特勒的旨意行事的。党卫队虽是国中之国，但没有希特勒的旨意，希姆莱就不能拉着希特勒的权威做虎皮，遇事就不得不跟国家的其他头目商量着办。党卫队在奉行希特勒的旨意和无法言明的不受法律限制的范围行动。
在这范围内谁占上风，并不取决于谁是真诚的纳悴分子，而是取决于谁掌握的实力更强，谁的权势更大。
纳粹党内的多年派系斗争，已扩展到国家政权方面。这也是希特勒的愿望。别人的明争暗斗确保了他在党内和国家政权中的巩固地位。
党卫队在这种权力竞争中艰难地开展工作，几乎没有时间和力量摄取德国的独裁统治权。 血洗罗姆及其冲锋队以后，党卫队势力逐步扩大，夺得了一个又-个权力部门，但是有两个力量它无力压服，那就是纳粹党和国防军。
党卫队必须听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党卫队队员出现在希特勒周围，但希特勒心怀疑虑，不让党卫队染指国家员关键的权力中枢。
希特勒让党卫队的领袖们认识到，他们只是给他当差，不准插手政事。
有一次，党卫队违背了他的意志，干预了德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希特勒把党卫队全国领油希姆莱叫到自己面前，大发雷重，咆哮道：”我将要再一次消灭这种黑色的瘟疫！”
希姆莱被吓得瑟瑟发抖，担心自己成为罗姆第二。
然而，希特勒说归说，做归做。他把希姆莱看作是一个勤奋的、但并无特殊天才的学徒。他虽然提拔了他，给他很大的权力，但从未考虑过让他当自己的继承人。
希姆莱设想把耶酥的理想和他对中世纪德国骑士团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宗教的虔诚和野蛮的骑士作风相结合的--党卫队骑士团。
他自封为骑士团首领。骑士团的任务是把北欧日耳曼社会从犹太人血统的流毒中解放出来。
希姆莱让希特勒披上一件德国骑士团首领的白色斗篷，博得希特勒的欢心，特意批准他用公款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帕德博恩一座中世纪古堡的基础上，修建一座名为韦韦斯堡的新的德国宫殿，作为他和希姆莱召集党卫队高级领导人开会和作祈祷的场所。
这所宫殿式建筑耗资一干一百万马克。
希特勒所以能够批准希姆莱动用国家巨资修筑气势恢弘的宫殿式建筑，不是考虑党卫队的需要，而是奖励希姆莱的不辞辛劳和奴仆式的忠诚!
党卫队处处确保领袖在党内的权威，时刻准备无条件的执行希特勒的命令。
希姆莱是希特勒的驯服工具。
1939年8月22日， 星期二，希特勒召开了武装部队总司令、参谋长和指挥部队的将须们的联席会议，向他们宣布要向波兰开战。他说：“我将在宣传上提出发动战争的理由，人家信不信无所谓。事后是不会有人间胜利者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在于胜利！”
希特勒话是这么说了，但他不愿意担发动侵略战争开第一枪的罪名，已暗中委托人去制造发动侵略战争在“宣传上”的理由了。
这个人就足海因里希·希姆莱。希特勒寄希望于希姆莱和党卫队身上。
希姆莱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期望，他的助手海因里希为此制定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此方案是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一天夜里，让保安处掌握的部队穿上波兰游击队员和士兵的制服，沿德波边境虚构侵犯边境事件。伪装的波兰人的任务是在几分钟内攻占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随后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话发出一通攻击德国的叫器；在克罗伊堡北面的边界林区城市皮琴进攻当地的森林管理所，以及捣毁格莱维茨和拉蒂波尔之间边界地段的德国霍赫林登海关。
党卫队给他们的领袖提供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口实：波兰向德国进行拢衅性袭击。
保安处在徳波边界上演的这出战争把戏表明，党卫队正力争使自己成为第三帝国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角色。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是：党卫队员们开枪射击，为希特勒铺平了通向外交冒险的道路。
从而证明，党卫队有朝一日必将成为德意志强权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支柱。
但希姆莱还必须小心行事。此时，他虽然控制了仅次于武装部队的最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器--警察，手中掌握了二十五万八干四百五十六名党卫队员，指挥着四个团的拥有武装的特别机动部队和负责监督德国的唯一政治情报机构，但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第三帝国领导体系内争权夺势、为所欲为的地步。希姆莱手中的权力还不足以在希特勒容许的活动范围内左右政治方针。党卫队只能根据希特勒的旨意进行工作。
希姆莱不会忘记曾因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而遭到希特勒的训斥。
在希特勒建立纳粹政权的初期，列入新德国政策议事日程表上的首要问题，是要求合并奥地利，为了控制德国的对奥方针，有五派人争执不休，最后，党卫队也参加进去。这是因为一桩偶然事件把党卫队和奥地利问题扯到了一起。
奥地利的纳粹党，在1933年的夏天被奥地利右派天主教极权主义联邦总理恩格尔特·向尔菲斯所取缔，几干名奥地利的纳粹分子纷纷逃到巴伐利亚，投进了希姆莱的党卫队的怀抱。
希姬莱将逃亡者编为一个“奥地利军团”，并发给武器进行训练。这些人并没引起什么麻烦，而引起麻烦的是留在奥地利的那些最积极的党员也转向党卫队。
例如：前卫队长弗里多林·格拉斯，他曾经是奥地利联邦军中的一名军官。因在军中组织纳锌军人小组，被驱逐出军队。
格拉所把跟自己一块被驱逐出军队的他的纳粹小组的人，组成一个“军人旗队”。下分六个连，并要求加入党卫队。希姆莱批准了这个要求，并宣布格拉斯所部为普通党卫队第89旗队。
时至今日也无法查明，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格拉斯是否将当时自己心中制定的计划报告给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
格拉斯的计划是发动一次政变，把那些被捕的纳粹分子从陶尔斐斯政权下解救出来。当然，这并非是什么新举惜，早在1933年夏天，就有一批纳粹警察官员准备用武力搞掉奥地利政府，因希待勒反对而搁浅。
但是，格拉斯却不听那份邪，他带领一百五十名党卫队员，趁联邦总理召开内阁会议的机会，逮捕政府领导入、占领电台和宣布成立新政府。
维也纳的城防司令支持了他的行动，为他提供枪支弹药和军服，并表示配合他的行动。
但是，格拉斯的计划被泄了密。陶尔斐斯接到报告，立即中止内阁会议，让部长们各自离去。
部长们离去了，只有陶尔斐斯和保安国务秘书卡温斯基留在总理府。
卡温斯基命令调警察到位于纳巴尔豪斯广场的总理府来保卫。他以为此事万无一失，没想到格拉斯的人抢先一步。看门人想领总理从楼梯转角处的暗道逃走，却被冲上来的人截住，并向总理开了枪。陶尔斐斯陶部中弹倒在地上，不久死去。
格拉斯逮捕内阁部长、抢占电台的阴谋没能得逞，反遭到警察镇压。杀害陶尔斐斯的凶手普拉内塔及其六名同谋犯均被处决，其他政变分子也被从严监禁。
希特勒事先知道这次政变计划，但他玩弄两面派手法，在纵容阴谋分子杀害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的同时，又向外交部指出，要告诫奥地利的党员，对陶尔斐斯不能轻举妄动。
希特勒虽然借刀乐人之后故作公允，但却没能逃脱全世界正义人民的谴责。希特勒一夜之间，跌在举世抗议的浪潮之中，成了公众眼中的万恶杀人犯。
希特勒立即宣布解散“奥地利军团”的武装，并由党的机关对密谋分子进行查办处理。
这时受到最沉重打击的是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他的声誉遭到极大损害，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挽回已经被破坏的希特勒对他的信任。
党卫队汲取了这次教训，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在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级体制的角逐中，参加角逐的是这样一些利益集团。它们只知道以轻率的残忍手段突出自己，根本不考虑大家应遵守的纳粹信条。从1933年起，党以及党的机器--国家内集团和派别的斗争，已经变成了褐色统治者们的生存法则，即使有人呼吁注意共同的意识形态，也无法制止来自政权内部本身的阻力。人们宁愿被政府牵着鼻子走，也不肯放弃一点在党内的职权和一分势力。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派别斗争中，作为多种势力之一的党卫队，只能谨慎行事，无所作为。要想发挥自己的权势，在德国强权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它只能听凭希特勒和出他任命的党的全国指导处的摆布。
希特勒和党的全国指导处结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在德国外交方面开辟了活动的舞台，允许他大肆施展他的种族主义--民族生物学的狂妄思想：推行徳意志民族政策。
1931年，纳粹党全国指导处建立了一个旨在团结所有居住在国外的徳意志人的国外部。后来这个部改名为“国外组织”，发展很快。队伍不断壮大，1937年已拥有五万多名成员，并很快成了一个方面的强大势力，形成了派别之间的斗争。
希特勒曾派人设法解决这种矛盾，均收效甚微。全国指导处的负责人赫斯想到了把解决这件事情的任务交给党卫队。
赫斯请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选派一个能够消除混乱、建立秩序的人，由他出面去解决这些矛盾。希姆莱抓住这个机会，任命一个最文雅也最狡猾的党卫队副总指挥维尔纳·洛伦茨去领导国外的德意志人，从而把德国外交大权牢牢地零握在手里。
党卫队通过这个徳意志族人中心，不失时机地楔入了德国民族政策一德国外交政策领域，实现了原来的设想，把徳意志族人中心作为党的协调机关。发展成党卫队的一个外交机构，把越来越多的民族政策事务和组织工作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党卫队和保安处的联络网越来越明显地同外交部官方工作交叉重叠。在许多旨在培植同东南欧各国交往的文化团体和一些协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也公然出现了身穿黑色制服、佩骷樱骸标志的党卫队员。他们主管着这些部门，出任主席、会长一类的职务。
希姆莱跟正式主管德意志族人中心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来往特别密切，他们是极要好的朋友。希姆莱寄希望于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想依靠他使党卫队在外交方面有一个强制性的突破。
里宾特洛甫-一后来的外交部长，成了党卫队外交政策上的高级代理人。
这两位亲近的老友相识于1932年底。那时，里宾特洛甫常将柏林达莱姆区伦策大街9号的别墅借给希特勒用于同巴本举行双方秘密会议。
希姆莱当时担负的任务是，帮助害怕跟记者打照面的希特勒翻越后花园的围墙，进出里宾特洛甫的别墅。
两人从此有了交往，成为朋友。此后不久里宾特洛甫加入纳粹党，并要求参加希姆莱的党卫队。 希姆莱满足了他的要求，并于1933年5月30日，授予他旗队长的头衔。
里宾特洛甫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他被希特勒提升为外交特别顾问。希姆莱越加表现出对他的诚挚和友情。当他奉希特勒之命在威廉街外交部对面设立一个办事处，想通过自己的通讯网以监视希特勒不放心的外交部的对外活动时，希姆莱慷慨大方地出人出钱，很快就把这个办事处建立起来。
在这个办事处里，很多党卫队的头头们担任要职。党卫队领袖们成了纳粹外交家们最信得过的人，以至里宾特治甫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外交部长时，希姆莱把他视为党卫队的莫大光荣。
里宾特洛甫上台以后，外交部工作人员集体加入党卫队，穿上了党卫队的制服。里宾特洛甫还把儿子鲁夫送到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服役。
然而时过不久，这两个亲密伙伴却闹翻了。
起因在希特勒身上。占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决心扩大德国权力的空间，疯狂地挑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境内的徳意志族人问题。这么干，德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正好转到党卫队通过徳意志族人中心已经一手控制的民族工作活动领域，外交官员被党卫队挤得只好靠边站了。
在解决波兰问题之后，希特勒于1939年把战争锋芒对准了捷克斯洛伐克。
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希特勒想出了一条诡计：煽动极端保守的教权主义斯洛伐克入民党的领袖们叛国，脱离布拉格的中心政府，同时又鼓励捷克人镇压斯洛伐克叛乱。之后，希特勒又以仲裁者的面貌出场，将双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希特勒对党卫队保安处寄予很大期望，他们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唱了主角。
在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方面可以由里宾特洛甫单独做主了。
1939年1月， 希姆莱在希特勒的授意下，根本不跟外交部做任何磋商，就单独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将军派十名俄国流亡者去苏联，用炸药刺杀斯大林。甚至不顾外交部的反对，讨好阿根廷总统卡所蒂洛，叫他同德国缔结反美同盟；在西班牙，煽动一名亲纳粹的长枪党领袖推翻无意参战的独裁者弗朗哥；在罗马尼亚扶植法西斯铁卫队上台。
1941年1月20日， 铁卫队在布加勒斯特发难，首都各建筑物几乎都落在他们手里，只有总理府还由安东奈斯库本人控制着。情况非常危险，他不得不向希特勒求援。安东奈斯库在希特勒的支持下，终于平息了叛乱。正当安东奈斯库追捕政敌时，党卫队保安处把铁卫队的头头们保护起来。然后，给他们穿上德国军装，乔装病号，运到德国。
希姆莱的这个国中之国，国王是希姆莱，但希特勒却是国中之国的太上皇。
是希特勒和希姆莱共同领导了党卫队的整个活动，只从外交这一侧面也可见一斑。
希姆莱与其他一些纳粹党的要员所不同的是，表面上他从不卷入权力斗争，也从不想把任何一个竞争对手置于死地。他的政治谋略是，让人感到他根本不想夺权。而是永远准备屈从于一种更坚强的意志。
希姆莱这一手深藏不露的看家本领，使人们把他看成个没有野心、奴性十足的人，这一点适应了希特勒的需要。希特勒生性好疑，总认为他周围的人怀有不可告人的野心，而希姆莱又经常而及时地向他汇报某人准备搞暗杀、某人准备搞颠覆的话况，说得活龙活现。所以，希特勒深信希姆莱是忠实的看家狗。
希姆莱还向希特勒提出改组党卫队的建议，从特殊性格的人当中物色忠诚的人，担任党卫队员，井加以必要的训练。
希特勒完全赞同这个有关党卫队改组的建议，并于1929年1月6日，任命二十九岁的希姆莱担任党卫队全国领袖。
希姆莱担任党卫队全国领袖后，很快便理解了希特勒的真正意图：他不是要一个有信仰的神秘人物集团，而是要一支盲目服从的卫队、一个巩固他个人统治的工具。当时的形势是，纳粹党正站在十字路口，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驱使着越来越多的怀着不满情绪的人加入纳粹阵营，这一方面加强了纳粹力量，另一方面也因为派别不同危及到希特勒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这一地位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巩固。希姆莱做到了这一点，巩固了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领袖地位。
希姆莱担任党卫对全国领袖后，按照他的“血统加精华”的原则，使党卫队得到迅速壮大。他把瓦尔德鲁德林格养鸡场交给他妻子一人照顾，而他却通宵达旦地呆在办公室里，扩大他的党卫队。这时，他的女儿古德隆已经出世，他也很少回家看望妻子和女儿，这显然是他们婚姻趋向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期间，希姆莱跟两位要好的朋友，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制订了所谓的党卫队队员结婚细则。想在血统纯而又纯的党卫队员中塑造出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金发碧眼的大力士。
在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后，希姆莱和他的助手莱因哈徳·海徳里希密切合作，绑架希特勒的政敌和着手建立警察的严密监视网，并将集中营纳入他的工作计划。
希姆莱还窃视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的领导权，他和他的助手略施小计，便将盖世太保的领导大权弄到自己手里。
希特勒深知希姆莱其人，知道他权欲极大，垂涎官衔，热衷于扩大特务机构。但希特勒认为他忠诚可靠，决不会利用职权对自己造成威胁。相反，希姆莱的权势大了，便会构成一支抵消罗姆的力量。罗姆的冲锋队一天比一天壮大，气焰十分嚣张，已严重威胁到希特勒的统治地位。
因此，1934年4月1日，希特勒发布一项命令，将各邦内政部和帝国内政部合并，所有保安警察、民警、秘密警察全部划归帝国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希姆莱直接通过普鲁士总理、帝国元帅戈林向希特勒负责。
希姆莱集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三支队伍的一统大权，两个月后，便大打出手，血染罗姆的冲锋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刀之夜”，终于解决了罗姆的三百万人的冲锋队，为希特勒消除了一个隐患。
希姆莱对下属组织的出色行动十分满竞， 海德里希因功提升为党卫队旅队长(少将衔)。这也是对他本人的褒奖。相继，希姆莱又和他的助手海徳里希策划和执行了一起政治谋杀案。
1934年7月25日， 希姆莱指挥党卫队员在维也纳街头枪杀了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希特勒对多尔富斯的不幸表示了貌似沉痛的哀悼，但事实上却向吞并奥地利迈出了第一步。为1938年3月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奠定了基础。
希姆莱幻想出现一个北欧一巴伐利亚一日耳曼种族，他想搞人类育种场，把异族分子驱逐出第三帝国，妄图建立一个种族和意识形态都优越的党卫队国家。
希姆莱首先在集中营骷髅队中实行了饮食上的严格规定，早餐有大麦粥、矿泉水、大葱和草药汤。有些家属提出抗议，说吃大麦粥能使人发胖。希姆莱指出她们这种意见是不对的，违背了他培育北欧条顿人的原则。
希姆莱为实现他的纯血统的党卫队国家的梦想可真是费尽心机，不遗余力。
第三节 希姆与纳粹领袖们
希姆莱与罗姆 希姆莱与戈林 希姆莱与戈焙培尔 希姆莱与里宾特洛甫 希姆莱与国防军将领 希姆莱与纳粹党领袖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争权夺利方面。
在这场斗争中，不是以个人功劳、能力、道德价值作为准则，而是以一个集团是否受到一位有权势的人物的一时宠爱或暂时得势为准则。
作为拥有庞大机构的党卫队，在这种争权夺势的斗争中，大打出手，不甘居人后，不仅跟其他庞大势力集团展开殊死的博斗，而且其党卫队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这种斗争便充分体现在纳粹领袖之间。
希姆莱和罗姆的关系。
作为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希姆莱，是由罗姆招募进纳粹队伍的。但是，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长，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深，其缘由在于罗姆的势力和他对领袖的态度。
1934手春天，希姆莱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将原由戈林领导的盖世太保也弄进自己手里，羽具开始丰满起来。从理论上讲，罗姆还是他的上司，党卫队还只是罗姆冲锋队的一部分。虽然罗姆无权支配党卫队，希姆莱也还是迫不及待地想摆脱他。
罗奶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恣意扩大自己的冲锋队。尽管他满脑子纳粹思想，但还是深深地印着职业军官的烙印。
罗姆一心想当国防部长，建立一支由具有政治素质的士兵组成的军队，统治这个国家。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职务被瓦尔纳·勃洛姆堡将军夺去了。
这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对希特勒不时地发出一些怨言。希姆莱对希特勒忠诚不二，罗姆对领袖的不忠不敬，引起他的反感。尤其是戈林对罗姆平时有宿怨，希姆莱又跟戈林结成新的联盟，戈林一心想置罗姆于死地。希姆莱作为戈林的盟友就不能心怀二意，否则，他就无法控制秘密管家，尤其是干掉罗姆及其冲锋队，是党卫队发展自己势力不可缺少的行动。
因此，导致了后来的所谓的“长刀之夜”。消灭了罗姆及其同伙。
希姆莱和戈林的关系。
1933年1月30日， 阿道夫·希特勒入主总理府进行大组阁，帮助他取得政权的人纷纷占据了国家机器的重要职位，而希姆莱及其党卫队却连新政权的重要配角的角色也没捞到。
希姆莱冒着风风雨雨，骑着摩托车为希特勒的纳粹宣传卖命，结果，纳粹头子却把他忘到脑后去了。
令希姆莱更为恼火的是，在此期间，他在党卫队内的劲敌，远在普鲁士的地区总队长库特·达吕格却在他的靠山--普鲁士内政部长和未来的邦总理赫尔曼·戈林的支持下，爬上了政务专员的宝座。
戈林不怀好意，怂恿沽名钓誉、野心十足的达吕格反对自己名义上的领导希姆莱，并指令达吕格管辖普鲁士的风纪警察。又任命他为部务主任，甚至将他提升为警察中将。
达吕格获得这么大的权力，觉得眼下没有任何理由再从属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的疙旗下，于是，自己独立门户去了。
为了使悖逆的下属达吕格俯首听命，希姆莱将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厂、党卫队旗队长莱因哈德·海徳里希派往柏林，指示他在施普里河畔建立一个情报机构，监视达吕格的行动，随时向他报告。
海德里希和已怀孕的妻子莉娜一起来到柏林，在市西郊租了一栋房子，开始了监视工作，并着手与受戈林庇荫的达吕格对话。
海德里希初次登门就吃了闭门羹。达吕格的女秘书告诉海德里希：将军不能接见旗队长，因为他已另有所属。
海德里希继续要求接触，均遭到拒绝。
戈林还气势汹汹地威胁，再在这里纠缠不休，警察就逮捕他。
由此，使希姆莱认识到，权力是不会自动送上门来的。达吕格胆敢如此嚣张，是有权力大的靠山。第三帝国远非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国家。德国国家机器从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那时起，就被一张等级森产、权柄相持的错综复杂的大网所覆盖。只有把阿道夫·希特勒的权力集结起来，这张网才有被突破的可能。
希姆莱为确保希特勒的安全，建立了一支“党卫队特遣队”，后改为政治预备队，执行警察的任务。
希姆莱明白，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希姆莱-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 由于他掌握一支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纷纷投靠了他。
希姆莱自命为政治警察司令，并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拟将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统一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督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大、最有力的钳子之一。
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使他难以在全徳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警察工作。
普鲁士总理戈林，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希姆莱对垒。
希姆莱和戈林的野心不相上下，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戈林比希姆莱多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普鲁土警察大权抓在他的手里，而这正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戈林把普台士的领导大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为“特别管察部队”，并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作为自己实行统治的核心机构。这个处起着政治警察情报中心的作用。
政治刑事警察也不跟一般警察在-起办公。 他们迁出警察总署，另立新机构为“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以后又将其改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
戈林大肆煽动他的警察和冲锋队进行一体化恐饰活动，以进攻最后一批坚持抵抗纳粹主义的人。
冲锋队这群乌合之众，非法抓人，私立公堂，引起公众不满。戈林不得不下令让秘密警察制止这种暴行。
秘密警察反外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希姆莱的党卫队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戈林的地盘。
戈林不想跟党卫队拼争到底，表面上与党卫队消除了芥蒂。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但允许党卫队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的冲击没能取得胜列，不得不跟戈林更新握手言和。
就在这时，一个反普鲁土总理的盟友主动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伸出救援之手。1933年11月，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的中央内政部决定，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但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
过去警察的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只是通过对各邦警察的资助略施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的中央集权派，规定各邦的主权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划归中央政府。他在条款里明确规定：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布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少校以上的干部。国家改革派试图实现希姆莱曾设想的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指挥权。
但戈林抵制这项决定。
他赶在了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于1933年11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把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结警察处，隶屑普合士总理直接领导。
国家改革派的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
内政部长弗立克无法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没有可支配的权柄。也没讨得希特勒欢心，固因他曾向希特勒的政敌：格利戈尔·施特特赛宣誓效忠。
中央内政部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希姆莱身上。
希姆莱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杖。他掌握着党卫队这支党内警察，在全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就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队伍。
中央集权派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分子进攻。 在中央内政部的暗中配合下，连续夺得了-个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
戈林始终没有屈服，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回击的措施。他于3月9日宣布：他已接管普鲁士部警察最高领导权。
戈林再次战胜了对手。
正当他得意之际，戈林突然发觉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拥有四百万冲锋队的罗姆，超过了弗正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跟弗立克和希姆莱言和了。
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作了无疑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元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
从此，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
希姆莱的仕途生涯从此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希姆莱和戈林虽然缔结为盟友，但在思想意识方面还存在着分歧。
在“长刀之夜”血洗罗姆及其冲锋队时，有些人就是利用戈林和希姆莱的矛看活了下来。
例如：冲锋队地区总队长西格弗里德·卡舍，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迫得走投无路时，逃进戈林官邸，再三恳求戈林救他一命，戈林把他悄俏放跑。
再如：外交国务秘书冯·贝劳已被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列入死亡名单，戈林将他的名字从死亡名单上勾掉。
大难临头的冲锋队亲王奥威，被戈林藏在自己的府邸，使他免遭-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关系。
希姆莱和戈培尔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反犹太人的处理方法上。戈培尔对反犹太民族的观点是：只有将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与纳粹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而希姆莱及其助手们的方案是：将犹太入驱逐出德国，即美其名曰移民出境。不论党卫队推行原定的这种反犹太政策如何残酷，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它并未想到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
自从党卫队成为领袖专政的最重要的工具起，党卫队内举足轻重的人士宁愿采取一些多少有别于纳粹党的庸俗的反犹主义的对犹政策。
当时， 纳粹党内反犹太大义分为三个派别。一是民族运动派，这-派人主张限制犹大人在政治相文化方面的影响，但允许他们在经济方面合作共事，几个不加任何限制；另两派是患神经官能症的反犹太主义者，代表人是戈培尔和尤利乌斯·施特莱彻。
从1935年起，戈培尔主管反犹工作。他曾声言：“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但一年以后，反犹工作又由戈林主持。戈林属于民族运动反犹派，对犹太入被完全驱逐经济领域表现犹豫。
但党卫队采取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长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措施：把所有犹太人移民出境。保安处计划将五十万零三干名德国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
党卫队的计划和行动，遭到身为中央宣传部长的戈培尔的强烈反对。长期以来，他就在等待机会，想重新将反犹工作抓到手。
他的宣传机器已做好掀起一次反犹新浪潮的准备。
此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敌视犹太人的领导者之间进行着一场极其隐蔽的反犹斗争， 结戈培尔提供可乘之机。1938年10月6日，波兰政府公布一项法令：凡持波兰护照者，如不在本月底前办理好波兰发结的特别签证手续，其波兰护照一律作废。德国外支部立即看出波兰政府的目的，是想把众多的波兰籍犹太人推给德国。
德国自有对付的办法。
10月28口，保安警察处长海德里希下令逮捕了一万七干多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徳波边境。当天夜里和次日清晨，弟三帝国首批大规模武装押送出境的受害犹太人被赶出了边境，站在波兰边防部队的枪口前。
处在德波两国警察之间的汉诺威裁缝师傅格林斯潘处于绝望的境地。在法国巴黎， 十七岁的赫舍尔·格林斯潘听到父亲的噩耗，于11月7日，买了一支手枪，用五颗子弹打死了德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
一个犹太人刺杀-名德国外交官员， 正是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情。他的宣传机器立刻开动起来。 11月8口，《人民观察家报》气势汹汹地说：“很清楚，德国人民必将从这个新的事实中引出自己的结论。”挑动徳国人反对犹太民族。这些戈培尔的代言人亲自去幕尼黑，煽动参加过“十一月政变”的老战士采取血腥暴行。
当徳国外交官因伤致死的消息传到柏林后，戈培尔立即向希特勒建议对犹太人采取最后解决办法。此后在全国发生了砸犹太商店、捣毁住宅等一系列暴行。
希特勒还明确规定：党卫队不得阻止。
希姆莱对戈培尔发起的反犹高潮感到极大的不满。
闻悉这次行动，戈林曾赶往总理府要求希特勒立即下令制止这次行动。希姆莱再次向戈培尔提出抗议，并要求他下台。他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反犹暴行，使德国在国外蒙受了无法估计的损失。”
希特勒袒护了戈培尔。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为戈培尔解了围。说这谈不上什么有损徳国外交政策利益。
希姆莱只好无可奈何地罢休了。
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的关系。
希姆莱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是很要好的明友，但因保安处秘书保护罗马尼亚铁卫队叛乱分子而闹翻了脸。
里宾特洛甫闻悉党卫队保安处在罗马尼亚的特别行动，立即向希特勒说保安处的坏话，煽起希特勒对党卫队的不满。并派一名公使去市加勒斯特，把呆在罗马尼亚的属于公使馆成员的保安处领袖撤了职，召回德国。
这个保安处的头子一回到德国，立即被捕，他在秘密警察那里被关了好几个月。
保安处的名声扫地，里宾特洛甫大胆地对驻外大使馆的警务随员们进行纪律整顿。并于1941年4月和6月，给德国中央保安局头子海德里希连续写了三封情，措辞强烈地提出：由于保安处不断侵犯外交领域，两个部门需要确立-种新的工作关系。
外交部长声明废除1939年10月26日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外交部同意保安处利用德国驻外大使馆以掩护它在国外的工作，给保安处派在各国的情报网头子以外交人员的地位，名义为警务随员。另一面，保安处保证不干预外交政策问题。他援引希特勒关于德国驻外机构的一切行动均受驻在国使团团长领导，并提出警务随员也只能通过使团团长进行其职务上的交往。
希姆莱做了让步，于1941年8月9日，和里宾特洛甫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警务随员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全部文件往来，必须经使团团长过目，此外，保安处不得对驻在国的内政进行任何干预。
尽管保安处一直严守这项决议，但里宾特洛甫还是不时地向希姆莱提出要注意尊重外交部长的外交特权。
有一次，希姆莱应意大利外长的邀请，要出国旅行。这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旅行必须及时向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报告。”言外之意，你没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就不能随便出国。希姆莱把意大列之行的目的详细地说了一遍。里宾特洛甫装腔作势地说：“待我向领袖汇报后，再决定你是否可以外出旅行。”接着，他不无揶揄地说：“倘使你以为根据你在德国国内拥有的职权，进而也有特权在国外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特别行动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我这方面决不会承认这种事关德国外交政策的国外权力要求。”
因为党卫队在东南欧有广泛的联系，里宾特洛甫就在这个地区设置了一道遏制党卫队插手外交事务的栅栏。1941年夏天，里宾特洛甫将驻巴尔干地区的大使和公使职位全部安插上冲锋队领袖。这些人，都是“长刀之夜”的幸存者，他们没有忘记自己差一点儿死在党卫队的手里。
里宾特洛甫划定了一条界线，不让希姆莱再越雷池一步。这位部长指示来外交部任职的党卫队员，从现在起，只能是他的人，而不能是希姆莱的人。
随着战争岁月的迅速推移，外交作用越来越小，他们的矛盾也就慢慢消失了。
希姆莱同国防军将领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姆莱将武装党卫队派到了前线。这支缺乏正规训练的部队，引起陆军将领们的蔑视。
陆军将领们认为武装党卫队是一支激进的部队，又是军中的督军。武装党卫队员一个个残酷无情，他们在战场上根本不知道抓俘虏，而是干净彻底地消灭每一个敌人。
希姆莱把武装党卫队建成纳粹政权的一支警卫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取得一些胜利， 但在作战部队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群政治狂热分子组成的歹徒军队。
国防军的将领们本来是可以纠正武装党卫队的越轨行为的，但是他们都保持沉默。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认为建立武装党卫队是“一个性倍执拗的孩子搞出的儿戏”。齐格菲·维斯特法尔将军认为，“武装党卫队挖走了陆军员重要的后备力量和新兵”。
武装党卫队跟国防军的土兵经常进行殴斗，高声辱骂国防军士兵。并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引起陆军将领们的不满。希姆莱表面上不得不向陆军将领们保证：“我不可能容忍他们一再任意胡闹！”
将军们从来没把武装党卫队看在眼里，但他们担心，希姆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警察机构，他手中掌握的武装党卫队短时期内将对国防军的存在形成致命的威胁。武装党卫队和国防军之间的任何一次殴斗、在党卫队俱乐部里对反纳粹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的任何一次辱骂、陆军和党卫队共同使用的部队演习场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意外事件，在弗立契将军的眼里都是一种危险。他认为，有朝一日，可能会把军队的垄断地位和作为国家唯一的武器携带者的特权让给武装党卫队。
弗立契和陆军的将军们极力向希特勒施加压力，说什么“武装党卫队与陆军的关系非常冷淡，甚至对抗”。使希特勒不得不暂时限制武装党卫队进行任何扩大，甚至不完全承认它是军事战斗部队。武装党卫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国防军紧紧地捆住了手脚。陆军有权对武装党卫队进行监督。
希特勒还考虑是否将武装党卫队置于陆军管辖之下，或干脆解散，将其成员分配到国防军各部队中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武装党卫队的对手--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下了台，希特勒掌握了国防军的领导权，这场矛盾冲突才算告一段落。
但是，这种矛盾又渐渐转向党卫队的内部。
希特勒曾在一项公告中说：“武装党卫队既不是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也不是警察的一部分。它是受我专门支配的常备武装部队。作为这样一支部队和纳粹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世界观上和政治上应按照由我为纳粹党和党卫队所确定的路线，通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来选定。”
但是， 武装党卫队不愿再承认自己曾经是-支党的军队的成员。旅队长豪塞尔这个老脾的职业军人，根本没把希特勒的指令看成一回事。
希姆莱渐渐感觉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们与他出现裂痕。尽管希姆莱同意加入武装党卫队等同于服兵役，但武装党卫队的高级军官们在外表上仍然模仿国防军--他们不穿党卫队的黑色制服而穿陆军的灰色制服，以及佩带国防军的肩章和袖口的条纹。
当武装党卫队领袖甚至想按军队的建制概念实行军阶时，希姆莱马上予以否决，他不能同意将自己惨淡经营起来的武装党卫队拱手送给别人。
希姆莱预感到武装党卫队高级军官醉心于传统职街一事，隐藏着叛逆的危险。于是， 他采取了-项措施：武装党卫队的领袖必须定期去其他非军事性质的党卫队去执勤；以锻炼世界观和培养出一种集团精神，使武装党卫队成员跟集中营看守人员和保安处调研人员具有同样的政治水平。
希姆莱的这个举措受到武装党卫队军官的抵制，没能付诸实施。
希姆莱一直把武装党卫队看作是干预内政的权威工具，用它来保卫政权和牵制不可靠的武装部队。如果出现军事政变的危险，武装党卫队的任务就是同警察部队和普通党卫队联合起来，镇压政变。
但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武装党卫队的政治计划。希特勒的冒险政策，驱使武装党卫队奔赴战场，使它成了军事战斗部队。
希姆莱虽然满腹不快，但也无可奈何。
希姆莱同纳粹党领袖的关系。
希姆莱同党的官僚政客从未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多数党阀和贪生怕死的鲁莽汉，都是满脑子的当官思想和充满穿金线制服的虚荣心，他们对希姆莱侈谈道德的迂腐及所搞的集团和对日尔曼人的崇拜，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尽管他拥有庞大的党卫队和警察机器，但对党来说他永远是局外人。
希姆莱惧怕党的干部，不得而知不一再下达书面命令，叫保安处永远不要侦察党的干部和永远不要干预党的问题。
《黑色团》登载了一篇短评。这个短评是该报编辑米歇尔·穆姆撰写的。他用极其刻薄的语言挖苦一位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的一则愚蠢的出生通告，招来了全国妇女领袖格特鲁徳·朔尔茨·克林克的严厉抨击，纳粹党书记全国领袖鲍曼也为之震怒。希姆莱胆战心惊。立刻书面批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望《黑色团》上不要再发表米歇尔·穆姆的作品，因为它很容易招来怨言。”
1941年5月2日，希姆莱在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之所以受到指责和抨击，原因是这份过去很有威信的报纸，降低到现在现在这种厨娘和使女的水平了。请你们务必收起这种无聊的小聪明，显然除开主笔先生以外，它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因为主笔先生们大概想借此表达某种内心深处的需要！”
希姆莱一心想跟党的总管鲍曼搞好关系，他采取了各种各样不顾廉耻的手段。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希姆莱和鲍曼的关系却是从一幢号称“雪角领地私邸”的住宅开始得到改善的。
希姆莱想为情妇波特哈斯特买一幢住宅，鲍曼帮助希姆莱搞到一所住宅。希姆莱的新住宅与鲍曼的家相距不远。这所住宅也就成了联系两位太大的纽带。进而又发展成沟通希姆莱与鲍曼之间芥蒂的媒介，使希姆莱和鲍曼之间暂时缔结了联盟。希姆莱的情妇波特哈斯特，也与住在附近的鲍曼的妻子格尔达交上了朋友。
像两位太大一样，希姆莱和鲍曼也打得火热，这一切应归功于鲍曼的太大格尔达。格尔达曾对鲍曼说：“我简直不能想象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和希姆莱不事事操心的话，领袖决不能事事过问。因此你们俩要好好相处，多多注意。”
鲍曼是个很听老婆活的男人，他听信老婆的话，跟希姆莱诚挚相处。凡遇到希姆莱垂头丧气时，他就给希姆莱鼓劲。
两个人到了推心置腹、无话不说的程度。有时，希姆莱擅自批评希特勒，鲍曼就善意地批评希姆莱不该对领袖持怀疑态度。有一次，希姆莱在鲍曼面前诉苦说：“我一片好心给领袖源源不断地建立新的师，领袖却对我如此不公平。”鲍曼安慰他：“领袖心里会有数的。”随后又警告希姆莱：“说话要有分寸，对希特勒的批评不能过头。”
事后，格尔达听鲍曼说：“希姆莱对领袖那种冷冰冰的批评是令人很不高兴的。不论希特勒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领袖毕竟是领袖。没有他能有我们吗?”
格尔达也埋怨道：“这个希姆莱，赶明个儿我得让波特哈斯特说说他！”
希姆莱从此偃旗息鼓。可是新当上国内保安处长的奥托·奥尔道夫一这个听命于他、屠杀了七万犹太人的罪魁祸首，却给希姆莱捅了个大漏子。战争越是无情地转变得对它的发动者不利，由奥尔道夫领导的保安处的报告就越是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调。党和戈培尔的宣传工作，越来越深地陷入保安处报告员们的批评火力网。
党阀们怒不可遏。他们并非是因受到保安处的批评而恼火，生气的是保安处把坐探派到他们的身边，监视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党阀们向被揭露出来的保安处派在党内的坐探明确指出：要么选择纳粹党，要么选择党卫队。二者必居其一，否则滚蛋！
全国党务书记官鲍曼也在1943年2月2日向希姆莱发出警告：“我在不久前已提请您注意，不少纳璀党区领袖感到，保安处以监视政治领导人和监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任务。我认为当务之急是，立即向各纳粹党区领袖就此事做出澄清。”
希姆莱在措词严厉的书信面前不得不做出让步。 1943年3月18日，他给鲍曼写了一封信，保证保安处“像过去一样遵守不插手党的内部活动的严格命令。”
鲍曼对希姆莱的书面保证表示满意。何况他也知道，希姆莱最不喜欢的党卫队领袖，莫过于知识分子奥尔道夫了。
希姆莱确实不喜欢奥尔道夫，他办的《全国简报》经常被希姆莱退回原处。希姆莱不能允许奥尔道夫将悲观情绪印在简报上，即使那上面说的都是真话，也决不允许。
希姆莱的退却，首先暴露出这个平素被极权主义统一的外表所掩盖的集团内部的虚弱。党卫队不敢同党决斗，因为党卫队领袖们对党卫队的真正利益究竟是什么，从未取得过一致意见。
在希姆莱权势日渐增长的时候，鲍曼以炽热的嫉妒心密切注视着希姆莱跨出的每-步。 这位希特勒的幕僚，不能容许党卫队头子的权力超越他全国党务书记官的权力。
希姆莱跟鲍曼曾因争夺国内保安处的大权，伤了和气。鲍曼一心想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决不允许希姆莱这个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触犯党的统治地位。
鲍曼稿起了一支由党直接控制的人民冲锋队，从而削弱了希姆莱的权力。同时，鲍曼还怂恿戈培尔跟他一起反对党卫队头子希姆莱。戈培尔原想跟希姆莱合作，让希姆莱抓军队，他抓民兵。但当他看到鲍曼的人民冲锋队的实力后，也站到鲍曼一边，这对希姆莱是个沉重打击，他们侵犯了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的职权。
不过，鲍曼仍然畏惧希姆莱的权力，只要他依然出入领袖大本营，就对自己十分不利。 他苦思苦想，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个把希姆莱从希特勒身边排挤出去的万全之策。在此后的接触中，鲍曼严密注视希姆莱的一举一动，伺机实施这一计划。
第四节 希姆莱的助手海德里希
一次艳遇毁掉了他的海军前程 二十七岁主管党卫队 保安处 天生的情报人才极其残忍的性格 盖世大保的头子 有犹太血统的他却是灭犹狂
在党卫队的罪恶历史中，希姆莱的助手莱因哈徳·海徳里希，是一个仅次于希姆莱的人物。
这个二号人物海德里希，长着蓝蓝的眼睛，鹰钩鼻子，宽宽的肩膀，修长的身材，白暂的皮肤。潇洒的风度，英俊的面容，健壮的体魄，各部分都配合得相得益彩，真可谓上帝的宠儿。可谁又能够想到，在这完善的外表下，包藏着一颗那么恶毒凶残的勃勃野心。
海德里希是-个体育迷， 他精通击剑、骑马、飞行、滑雪。并已是现代五项全能运动选手。后来，他还担任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体育运动总监。
莱因哈徳·海徳里希生于1904年3月7日。他的父亲布鲁诺·海徳里希是萨斯勒河畔哈勒市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由于家庭生活优裕，海徳里希从小就感到万事如意。
海德里希在哈勒市度过了童年初青年时代。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因具有音乐天赋，曾专攻过一段音乐课程，练习拉小提琴相通钢琴，想当个音乐家。但到1922年复活节的时候，十八岁的海徳里希突然改变主意，加入了皇家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