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大概40岁。
她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可靠的、快乐的美国人，无忧无虑，总是说：“顾客就是我的生命。他们高兴，我就高兴。”
除非，当你深入一些挖掘；当你在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后询问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她的生活；问她在这鸟飞不到的地方，面带自动的微笑，带着她的“饭菜是否可口？”或“您还用吗？”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不太快乐的故事。
父亲是犹他州的一名矿工。在他50岁的一天，他不停地咳嗽，突发心脏病，从此身体就没有完全复原。
有个兄弟也是矿工，但是位煤矿安全专家。“这是比较不错的工作，”她承认，“因为大部分的检查工作在井上进行。但如果发生火灾或爆炸，如果矿井坍塌，他是那个得进入矿井把工人找回来的人，不管这些工人是生还是死。上次矿难死了80人。他得搜索所有尸体，我们真担心他回不来了！”
还有3个兄弟，也是矿工。由于煤矿正在消失，他们只得转而去采碱。“并且，”她接着说，“这更糟，我父亲说你不能说这更糟。但我想可以。我曾经见过我的兄弟在怀俄明和犹他州的格林河盆地的碱矿工作。我觉得这比挖煤辛苦多了。”
最后，他的前夫也是名矿工。他是这一家里最受损害的，患有长期忧郁症，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他们离婚了。但她记得——在她怀第一个孩子时——持续数月的罢工，他们没有任何收入。她记得那些早晨，她哭着醒来，下不了床。
“当人们像你丈夫那样生病了的时候，美国的制度是怎样的？”“法国人认为美国人没有真正的社会保障。请告诉我这方面的情况。”
特蕾西考虑了一下。注意力集中。并且，采取一种将要做冗长、复杂解释的表达方式，借用我的记事本，在上面写下一些数据。
她的前夫。联邦政府医疗保险可以报销他的部分医疗费用，同时还可以得到公共医疗补助的支持，我知道后者是由州政府设立的。他每月靠2000美元生活，是他以前工资的60%，分别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煤矿公司，她不太清楚具体份额。他还有资格享受食品券，但她不清楚具体数额。最后，他有一个政府资助的廉租房，一套月租为600到700美元的公寓，他只需每月付250美元。
她的父亲。同他的前夫一样，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报销他的医疗费用。另外他有一笔退休金，是他以前工资的75%。为什么是以前工资的75%，而不是60%？为什么同样的职业，却有不同的制度？她也不清楚。也许因为他们一个领科罗拉多州的退休金，另一个领怀俄明州的退休金，各州的制度不同。也许因为她父亲投资了私人基金。她不知道。
她的兄弟们。他们都还在工作。失业期间，他们可以继续领15到20个星期的工资，但如果失业期超过20个星期，一个由教会支持的私人基金会继续给他们提供支持。至于健康保险和退休金，她的兄弟们不太有信心；他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正处于破产的边缘，而且政府正计划退出这些项目，他们因此参加了煤矿公司经营的定期储蓄项目。
至于她自己呢？噢，她！她笑了！她从没想过自己会离婚。所以，她最近几年才开始担心这个问题。她开始存了一点钱。她还有一项个人健康保险。一次当她身体有点小毛病，她得到在卫理公会派教徒办的医院的免费治疗。她家里有一个需要照顾的重病人的情况也使她有资格享受一项特殊补贴。她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每月得到800美元的生活津贴，尽管克林顿政府削减对未成年儿童家庭的资助计划。是的，克林顿的政策与此无关，她说，这个项目是犹他州运行的。
简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从中能总结出多少。并且，我清楚地意识到特蕾西提到的这些人都不属于美国最贫困并处于最边缘状态的几千万美国人——真正有问题的一个群体。但最终，从她的故事中我得出了三点结论：
首先，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存在，也许它面临挑战，它不够充分，但它的确存在。
其次，非常复杂；不管我们在欧洲对此说些什么，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了主要人群，它很复杂，各州、各行各业、各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
第三，复杂情况及其引发的误解的主要根源——造成这样一种各式各样的情况的深刻及近乎哲学的原因——源于对政府把所有分配手段都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理念的不信任，就像在法国的情况。它源于托克维尔清楚地指出的“个人主义”思维，旨在让个人或个人选择的社团，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我在盖伊·索斯曼写的一本书中读到，每位美国人的社会福利支出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人均福利支出大致相等，包括法国，但你必须在政府的份额上再加上私人机构、私人慈善组织的捐赠。
美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神话吗（对肯尼迪疑问的反思）
仍然是达拉斯。
肯尼迪的真正之谜在这里。
这不是关于奥斯瓦尔德是否单独行动。
这不是关于3颗还是3颗以上子弹，从后面还是前面射击的没完没了的讨论。
这不是关于交织在一起的诸多理论，它们把这支著名的6.5毫米口径卡卡诺步枪的子弹上膛，归咎于卡斯特罗或反卡斯特罗者、黑手党或中央情报局、俄国人、约翰逊、极右派、极左派、军工复合体和赌场游说者、中国或以色列、犹太人或新教徒、得克萨斯的富人、联邦调查局、越南人、埃德加·胡佛、哈罗德·休斯。
这更不是关于那些可悯的、不倦的“刺杀肯尼迪事件调查者”。今天早晨我看见他们在得克萨斯学校书库的对面，在犯罪发生地的迪蕾大厦，对寥寥无几的公众发表长篇大论，不遗余力地兜售他们的纪念品。一位称他可以提供第二位枪手存在的“肯尼迪真相”，另一位的“从未公布的世界独家专访”，显示总统遗体上的伤是假的。第三位提供了一个新的“目击者录像带”，它戏剧性定格了的画面、疯狂的近镜头、模糊的被红笔圈过的脸，据说可以把沃伦委员会的结论击碎。最后一位有亚伯拉罕·扎普鲁德电影中没有的“漏掉的13秒”，这毫无疑问地证实那部电影是被加工过的。
不。如果有一个谜，它就在这里，在书库6楼，当我面对黑白照片、这些活动和静止的画面，我被一种情绪所淹没，我们对展现在这里的一切太熟悉了。
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少有、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情感反应，我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的博物馆、纪念堂从未有过同样的感受。其自相矛盾之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描述：
首先，这些形象是陈词滥调。我们曾一遍又一遍看到它们。所有这些有关肯尼迪生平的照片和不断播放的电影短片中，一遍又一遍地展现暗杀或葬礼场景，没有丝毫新意，甚至没有任何能带来一定惊奇的信息。这不再是一个重复的喜剧，而是重复的悲剧，来这里的美国人，像我一样的肯尼迪神话追随者，进入那间小放映室，来看那些无休无止重复的场景；最后一个转弯，车队中一辆车离队，警笛长鸣，奔向帕克兰医院外伤室一号。我们都对这些事情的顺序烂熟于心，能依次背诵这些。
其次，肯尼迪神话本身。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肯尼迪神话已不再是神话。或者，换句话说，没有其他神话像肯尼迪神话那样，40年来成为极端、毫无禁忌的非神话热忱的主题——一个接一个的丑闻，一本接一本的畅销书——结果是空前的成功。我问周围的人。我与来自美国各地的回忆与传奇的崇拜者交谈。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与杰奎琳的美满家庭是一个编造的公关样板。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位皮肤晒得黝黑的乐观而健康的年轻英雄，是一个体弱、严重依赖睾丸激素和可的松药物的人，他充满活力的外表只是一个假象。所有人至少都听说过“父之罪”——约瑟夫·P.肯尼迪的反犹或亲纳粹倾向，令人怀疑的家庭财富最初的来源，甚至使肯尼迪入主白宫的诡计。换句话说，没人能设法完全无视这位常胜的、决断对错的美国的化身，这位“伟大总统”、“有远见的人”，也有这样的时候：在当政的1000天中，派首批军事顾问到越南，发动灾难性的猪湾入侵，并在发表华丽辞藻的《我是一个柏林人》演讲的前一年，让可耻的柏林墙高筑。
第三，除此之外，尽管任何一个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大量信息，尽管隐藏的面目已经暴露给大多数人，尽管40多年来肯尼迪神话一直有条不紊地走向破灭，但这个男人的一个光辉形象就足够了。其中一个形象是一位年青的、容光焕发的白马王子，美国小报，从华盛顿到月球，富裕，幸福，新边疆，无忧无虑。在他们为媒体编造的谎言中，杰奎琳穿着奥莱戈·卡西尼礼服的一个形象就足够了。另一个形象，在悲剧发生那天，她的粉色套装沾满血迹，腿张开，四肢着地，抛开对个人形象的关心，身子斜靠林肯车后座，去拢住她丈夫四散的脑浆。另一幅照片，又是杰奎琳，穿着同一件她不想换下的沾着血迹的套装，在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站在他身旁；还有一张，她黑纱蒙面，边上是身着燕尾服的鲍比，或者是和两个孩子，他们有点儿太短的腿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爬着，向他们的父亲告别。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印象，就足以使你充满不适，我不清楚还有什么会引起同样的感觉——甚至是“9·11”的图像。
一个什么样的老生常谈使你哭泣？
一个什么样的、你不再相信的神话，却仍在发挥作用？
就是它。就是历史爱好者们在纳闷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自己的神话时所问的问题——希腊人像安德烈·纪德那样回答道，这不是信仰而是赞同的问题。
事实是，总而言之，肯尼迪传奇调动了伟大而又朴素的情感；一遍又一遍，我们不知厌倦地见证着生与死。在这受难与爱的会合中，在权力与不幸、倒下与拯救的交织中，在这英年早逝的故事中，在这华丽却被诅咒、诸神垂顾但又被难以想象和难以摆脱的厄运追逐的家庭的真实故事中，是一个悲剧的永恒形式——“恐怖与怜悯”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戏一幕幕上演，让我们战栗不止。
正如肯尼迪家族所经常宣称的，肯尼迪家族不是一个美国王室家族。他们是背负俄狄浦斯、阿基里斯、特休斯、纳西瑟斯、普罗米修斯命运的兄弟。他们是一个自认不需要悲剧的国家的悲剧性衬里。他们是美国的希腊人。
武装如纳粹分子
“如果你没注意到枪支问题，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一切。”活泼的卡洛丽·基顿在她奥斯汀的办公室里对我警告说，她是得克萨斯公共审计长。她坚持说，在这里携带枪支是一种权利。这项权利产生于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它清晰地与反抗暴政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你们欧洲人所不愿看到的，是它受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保护。你是开车从达拉斯到这里来的吗？如果是这样，你应该去沃斯堡，那里有一个主要的枪支交易会。你会看到那里的气氛如何。你会在那里见到所有的人。你将理解它是得克萨斯的心脏，是美国的心脏，在那种地方跳动。
既然说了，就马上做。刚一抵达达拉斯，我就上了30号公路——以前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教练的名字命名的汤姆·兰德高速公路。我来到这里，置身于一个最令人困惑的城市中，所有的公园，无人光顾的酒店，偶尔有几辆车驶过的高速公路——我在这里，在空荡荡的城市中心，不论是路易斯·康设计的令人钦佩的金贝尔艺术博物馆，还是肯尼迪和杰奎琳一起度过最后一夜的迷人的得克萨斯饭店，都吸引不来人气。这里的一切看起来似乎围绕着这座审计员提到的、墨索里尼风格的建筑。挂在石灰白门面上的一个牌子上写着：“伟大的西部枪支博览会。”在大厅，我见到一对很胖的夫妇，妻子和丈夫各持一把步枪。我看见一个头发灰白、饱经风霜的家伙扛着一个钉起来的、超大的、机关枪形状的箱子。我向一队警察出示身份证，他们要确认——很奇怪，但却是真的——我没有携带枪支。我经过一个铺着磨破的毡子的桌子，全国步枪协会正在那里招募新人。我走进展示厅。
上百个摊位。成千的买主和过眼瘾的人盯着一个又一个的摊位缓慢前行。一群人。一个人。一家人。过于兴奋的母亲推着孩子。上了年纪的、年轻的男人，两眼发热。文身的家伙和中产阶级人士。假扮的牛仔。真正的南方人打扮成南部邦联军人的模样，寻找18世纪的步枪。一个摊位展示朝鲜战争时使用的步枪。另一个摊位，客人们来这里摸那把刺死过多少“越南人”的匕首。大毒蛇AR-15s竞赛步枪，那枪看起来像是狙击手2002年在华盛顿附近射杀13个人时用的那支枪。一个男人在卖“运动版”巴雷特82A狙击步枪，他说自己名叫尤达——《星球大战》迷注意了。多少钱？8000美元。怎么才能买？需持一本美国护照和一本有效驾驶证。就这些？就这些。不需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授权？是的，一通电话。探员在电话那边做笔录；他不记序列号，只做笔录。尽管如此，你是否有时还是让一些人空手而返？有时，的确。假使有人来对你说：“我刚被抢劫。我想买支枪去报仇。”在这种情况下，我会犹豫；我不会卖给失控的人。那我呢，比方说？如果我不是法国人，你会卖给我你其中的一个珍奇武器吗？他犹豫了，上下打量我。我不知道。我不会随便卖给谁，看来你好像对枪一无所知，这很显然……
尤达旁边的另一个摊位，我起初没看到。那家伙名叫迈克尔·莫里斯。他大约60岁，砖红色的皮肤，白色假发。一个牌子上写着：“高价收藏家。”我注意到他的“藏品”是“德国战争遗物”——换句话说，纳粹分子的武器和纪念品。一堆飞行员徽章。戈培尔娃娃。纳粹党徽的铁十字符号。鲁格尔手枪的价格在1.8万美元。希莱姆的随身左轮手枪。戈林的剑。慕尼黑总部门上的一块板子。据称是元首自己头盔上的一个碎片。31个袖标中的1个——“限量系列，编了号的！！”——这是希特勒第一个保镖的。还有，像一本最珍贵的艺术书一样展览的是，印有他的稀有藏品照片的目录：纳粹军官真人大小的蜡像；图书馆里的头盔；一个银碗，是希特勒给爱娃·布朗的礼物；刻有骷髅的盘子，想必爱娃和希特勒用它进餐；还有一个明星级的——一个巨幅油画，几乎是一幅壁画，画面上希特勒身着军服，一件大衣搭在他的肩膀上，拳头放在臀部，非常女性化。你不担心这些东西的销路吗？既然有人买，总要有人卖。你知道这在欧洲是绝对禁止的吗？可以理解。你们被占领了，我们征服了他们！没什么顾虑吗？没顾虑；第三帝国杀的人比成吉思汗少。你会卖本·拉登的东西吗？不，他生气了。那完全不同！那些东西绝对不具有纳粹物品那样的审美价值。
进一步挖掘，我见到了另外六七个迈克尔·莫里斯那样的“古董经销商”，他们是倾心纳粹“审美”的好美国人。但更糟的是，我发现了乌克兰人兰西和朱迪斯·弗里肯史密斯开的商店，卖“最有偏见的、最具争议的电影”——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纳粹分子唱着歌挺进的录像带，一部名为《罗斯柴尔德之家》的反犹电影，另一部电影名为《光荣岁月：第三帝国的没落，第三集》。宪法真的赋予了“携带武器”的权利？像那位审计长所言，一种与包括在维护秩序理念中的理想“社区倡导者”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权利？我又上路了，去路易斯安那，带着比以前更多的疑惑——我一面在纳闷，故事的核心是否就在这种可憎的、不正常的迷恋中。当然，这里有各种很好的演讲和表姿态。竞选时的辩论，美国步枪协会浮夸的信仰告白，该协会主席韦恩·拉皮埃尔几星期前在弗吉尼亚接受的采访中，为拥有武器权利的辩护，表现出与罗德·德雷赫谈到他选择在家上学的权利时同样的精力充沛。但这里，也许最终隐藏着一个枪支人道主义者未成型的想法，或许是他们喋喋不休的底线，或许是它的终极真理，通常无意识地，却无声地活跃在他们头脑中的秘密：不加鉴别地收藏有关希特勒的物品，病态地玩弄恐怖，希望公开打扮得像纳粹分子一样的地地道道白痴般的妄想。
关于美国的奴隶制及其废除
亚特兰大，这座美国南部伟大的黑人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市长、多数政治家以及多数上层人士都是黑人。莫尔豪斯学院之城，这所宏伟的大学是本杰明·埃利加·梅斯的骄傲和小马丁·路德·金的母校，在这里很少见到白人。
这是一座对金牧师顶礼膜拜的城市，就像孟菲斯崇拜另一个国王。这是座圣城，是麦加，人们来这里参观位于斯威特奥本中心地带的英雄诞生的房子；或者艾伯尼泽浸礼会教堂，他们说，他在这里开始布道；或者，在一个装饰性的湖中间，白色大理石的墓地埋着他的遗体。
亚特兰大，《飘》的城市，你可以走几英里的路，至少在它南和西的街区中，看不到白瑞德最起码的踪迹，或有任何像他的人——除了在“通往陶乐之路博物馆”，他们在那里保存着假想的白瑞德的拐杖。
亚特兰大，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之城，可口可乐之城。除了种族方面的考虑之外，《财富》列出的前50家企业中的12个企业总部位于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机场——我不太喜欢亚特兰大机场。第一眼望去，我恨它那看不到头的地下通道，它哪儿也不去的幽灵般的火车，以及直接坠入地狱的电动扶梯。但它是亚特兰大繁荣的象征，它是——用经济学家式的口吻说，亚特兰大非凡“魅力”的标志。“太忙了，以至于没法恨。”亚特兰大第一位黑人市长在谈到他的城市时说，这的确是它给人带来的感觉。的确，刚一抵达哈特斯菲尔德－杰克逊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我在蒙哥马利，或是今天早晨在伯明翰所没有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繁荣。
此刻，我在亚特兰大，和平消除种族隔离的样板。
此刻，我在亚特兰大，一个没有悲剧而获得自由的象征。
此刻，我在这座城，这座城市已经证明了种族主义、愚蠢、犯罪问题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化解，而且在这里，中产阶级高中生所展现的超越“种族聚居区面貌”已经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页已经真正翻了过去。在城北郊外，在这家名为“曼纽尔的客栈”的酒吧（以曼纽尔的名字命名，他是一位刚去世的老民主党人），屋子里用粗糙而裸露的砖铺成的楼梯旁的墙面上，在百威啤酒广告旁，挂着已故酒吧老板的照片，以及麦戈文、汉弗莱、克林顿、戈尔的相片——此时，围桌而坐的记者和当地的政治家，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表达着对肯尼迪、卡特或克林顿年代的怀念。《华尔街日报》的年轻首席记者道格拉斯·A.布莱克蒙忽然走近我，并开始交谈。
在布莱克蒙还是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而珀尔在亚特兰大为《华尔街日报》工作的时候，他就认识丹尼尔·珀尔。
他仍可以看到这里举行的珀尔追思会，就在我所站之处，音乐为他而演奏。
我要说的是：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南部，更广一点说，是关于美国的书，也许他会把书名定为《另一种名字的奴隶制》，他愿意和我谈这本书。
他问我，你知道有一整段的奴隶史至今完全不为人知吗？
例如，你知道在19世纪初，浸礼会教徒在《圣经》中寻章摘句，用以解释应当如何对待奴隶，并为这一卑劣行为提供宗教根据吗？
你知道这段人占有人的历史上有一段“非种族主义”时期吗？
你知道这段历史有整整一段史前期吗？那时达尔文主义还没有传入美国，种族主义理论也尚未形成，非洲人——你明白吗？黑人——拥有其他非洲人，白人拥有其他白人的现象司空见惯。
你知道在废奴之后，奴隶制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吗？
你听说过一些传言——这是我的《另一种名字的奴隶制》一书的开篇——南北战争后有一种三边生意在美国落地生根？它以这种方式有效地运作：亚拉巴马或佐治亚警察的工资根据他们所逮捕的人数支付；黑人因一些琐事而被处以他们付不起的罚款；这位警察的一些朋友会像救世主一样凭空而降，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份工作，让他们以此还债；因而，从前的奴隶突然发现自己又被戴上了镣铐，被迫做苦力，得到很可怜的工资，并且——如果他怠工或抱怨——就会受到入狱的威胁。
你知道所有这些——我向你描述的这一全部机制直到1945年随着大批黑人士兵从欧洲战场返回美国才彻底完结——所有这个国家人口买卖的史前或史后的历史，它的黑暗、遭人唾弃的一面，这个国家扭曲的表象，同时被美国黑人和白人遮盖，他们已经达成一致而不想了解更多？
另一个例子，他坚持道。
最后一个例子，说明了一切。
新政时期，有一项高尚的创议，旨在为时未晚时，收集真正的奴隶制幸存者的证词。
但此项工作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即受访者绝口不提他们所遭受的难以言状的苦难，或几乎绝口不提。除佛罗里达州外的所有州所采取的方式是，让白人去搜集采访。结果是，除佛罗里达外，受访者准确地说出了白人希望他们说的话；这选择性方式的结果，是那些热切地等待着的“奴隶叙述”，经常是消毒的打了折扣的文献，非常“噢，在那些日子里，老南部的生活多么的好”。
听他说话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不敢出来作证或讲话的大屠杀幸存者。
我试着想象——即使情况完全不同——犹太人没有收回讲述和聆听他们故事的权利，就像他们最终做了的那样。
美国黑人处于同样的情况吗？
他们是一个没有记忆的社区吗？这完全快乐的外表，这一没有怨恨情结的黑人城市的表现——这是否只是一个外表，而在其中，却有一个记忆的巨大鸿沟？
小石城的灾难性聚会
他们已经谈论这件事好几个月了。已经有几个星期，对纽约和华盛顿的显赫人物而言，参加与否是最终的一个问题。邦诺和巴巴拉·斯特莱桑德宣布，他们将参加。许多政府官员表示他们愿意出席，或至少派代表出席。来自全美各地的成千上万名普通公民，一天前涌入城市饭店。有时看起来，在美国，历史的真正目的是以一个大博物馆而告终；我甚至看见来自田纳西州的一群民主党人解释说，1992年11月，在他当选的那天晚上，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就发出第一批建造他的纪念馆的寻求赞助信，为保险起见，3年前他们就预订了席位。
简言之，这是他的日子。迫切地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刻，前总统宣布他们的图书馆落成，呼吁世界见证他们执政时的荣耀。这一次，一切，真正的一切——建筑的美丽及其未来派风格；它使阿肯色州受惠并成为代际之间纽带的宗旨；它1.65亿美元的预算；它展出或收藏的8000万份总统文件；建筑的规模；场地的选择，从开阔地观赏，面对玻璃和钢构成的建筑；巨幅银幕上播放着典礼的实况——一切安排都计划把这一落成典礼转变为对克林顿时代及其所代表的意蕴的升华。唉，没想到3个不起眼的方面足以把这一切搞砸。
首先是前总统的健康。2个月前，他不得不接受不幸的心脏手术，由此你可以立刻发觉，不管他们说什么，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嗓音很好，略带南部口音，并很有权威。但从他的消瘦，当他起身走向讲台的时候有点笨拙的脚步，情绪激动时孩子般地用力抓住希拉里的手，当纯朴的小石城人走过来告诉他，他的总统任期真正改变了他们生活的时候，他忧郁的眼神中，有一种与他不相称的新的虚弱和略为荒谬的神情。
而后是选举。约翰·克里的历史性失败，仍记忆犹新，几天前没人能想象出其失败的程度。当然，这不是克林顿的失败。也许，他某种程度上朦胧地期望这一结果。但最终，它出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中，给这次聚会带来一种难以避免的葬礼式的低调。还有一个我相信他及其任何一位顾问都没预见到的小后果：礼节上要求在他身旁的是现任总统和其他在世的前总统，现任总统是乔治·W. 布什，而另一位乔治·布什是前总统，所以这一天的主角被夹在两个布什中间；更糟的是，每个布什都有布什夫人陪伴左右，克林顿不是被两个，而是被四位布什包围，他们显得傲慢的健康，表面上谦虚实际上得志的微笑，深棕色或海军蓝羊毛外套合身地裹在腰部，领部竖起，凸现了克林顿的新脆弱。
最后是天气。天气是如此的荒唐。它无法驾驭，因而中立，是个最大的变数。但这里天气多变，我在美国还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风暴像今天早晨阿肯色州所遭遇的那么强烈。所以，因为典礼原计划在露天举行，克林顿家人、记者、大使、尊贵的客人、州长及演讲者们，发现自己光着头，暴露在冰冷的雨水和世界末日的闪电中。“欢迎来到我下雨的总统图书馆开馆典礼，”克林顿试着说个笑话，“如果我亲爱的母亲在这里，她会试着提醒我，雨是液体的太阳。”但你可以感觉到他心不在焉, 阴沉沉的天空加深了他的伤感。“感谢光临，”他以一种谦卑的语调对布什说，我不敢说这语调是装出来的，“欢迎光临前总统, 也就是说未来的已故总统的领地。”他强调说，努力带点幽默，但却没能做到。你只需要去观察布什们，你只需记录当他们面对镜头、大幅银幕上播放其形象时的自得的微笑，你只需听乔治·布什不无残酷地解释，这位我们来向之表示敬意的男人的最大成功是“他的女儿”，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上帝已经一如既往地投了票——它投给了共和党。
据说曾超额预订的讲台，现在开始变得稀疏。希拉里原计划做一个长篇演讲，最后只讲了几句话。切尔西看上去百无聊赖。吉米·卡特看起来很寒冷。那些举足轻重、来这里露脸的民主党人，钻到雨伞下, 淋得透湿，当镜头拉近时，几乎认不出他们。阿尔·戈尔，他那臃肿的脸。克里——或者，不如说，他的阴影，甚至是他的幽灵，登台半秒钟，得到稀疏的掌声。这不是升华，而是彻底砸场。这不是庆祝荣耀；这是迈向地狱的又一步，这一进程早在15天前克里在波士顿承认选举失败时就已开始——或者，天晓得，开始于5年前的莱温斯基绯闻案。这甚至不是民主党期望的惬意的大团圆。这甚至不是新老世代在新一轮权力征服前聚会的“重温旧时”。或者这是普鲁斯特式的，像盖尔芒特家里的可怕舞会，那里的客人突然看起来老了20岁，而且好像是自己变形的复制品。因为这是这场悼念式芭蕾舞的最终效果，到了应该庆祝的场景就压抑寡欢——有点像在哈哈镜里，你所需要的是一面镜子；或者换个注视的角度，使整个景象变形。突然间, 在这阴晦的、半明半暗的、粗俗的一天的反射下, 整个克林顿时代，他的“遗产” 被改变了。毕竟，克林顿时代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巴尔干，的确。中东，如果你这么想.。对了, 已经褪去的繁荣记忆。但从现在起，还有这消退，这场灾难。
迈阿密玩儿完了吗
古巴人不快乐。原则上讲，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并且——至少在迈阿密-戴德县，在那里，他们和其他拉美裔美国人代表绝对多数族裔——他们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权。
但仍然……
那里有一些人永远走不出伊利安·冈萨雷斯事件，像迈阿密戴德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朱安·卡拉克，他生活在这位殉道小男孩的照片中，当伊利安·冈萨雷斯被美国警察可耻地送回给卡斯特罗后，他受到尊崇，并被神化。
何塞·巴苏托，一位斗士，在他位于科勒尔盖布尔斯的家中的客厅，他告诉我1996年那天的情形，从哈瓦那起飞的古巴飞行员击落两架属于“援救兄弟”的飞机。“援救兄弟”是巴苏托创建的旨在从空中引导那些用自造筏子的“巴瑟罗”们奋力涉过佛罗里达海峡的危险水域的组织。美国人对此无动于衷。
这是杰米·苏奇利基，古巴和古巴裔美国人研究所所长。他用一种更为学术的口吻对我解释道，苏联解体，而后是冷战结束，接着是向如今披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外衣的恐怖主义宣战——所有这些如何使古巴、古巴问题，接着是迈阿密古巴人的地位降低。在昨天的世界及其大游戏中他们曾经有显赫的地位。
事实是，出于这些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具悲伤而乖戾的斗篷看来已经笼罩了这个社区的居民。他们长期以来被描述为精英楷模，过去——他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甚至登上可以把他们带向自由的飞机——就听到美国总统宣布，在反对独裁的战争中，他们是自由世界的先锋。现如今，40年后，随着……全球历史的聚光灯指向其他国家，他们发现自己没用了，在美国反对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的战略中再也起不了任何些微的作用。当美国选择关塔那摩来关押它的敌人，卡斯特罗的角色近乎一个同盟者，而他们，前反极权主义斗争的英雄们则被视为麻烦制造者和入侵者。
因而，当你是一位来自迈阿密的古巴人，并感到以这种方式上当，成为历史突然而剧烈的颠覆的受害者的时候，有两个解决办法。
你可以顺其自然，宣布放弃你此前的特殊地位，一切如常，向华盛顿—哈瓦那轴心、向你长期以来受益良多的最惠移民地位说再见，成为一个真正的普通美国人。
或者，你可以坚持幻想，无视现实，继续梦想。人们告诉我，从小哈瓦那中心地带，从第八街的浮光掠影中，你可以看到，自从第一批流亡者抵达后，这里沉湎于过去、它的陈词滥调及其民间传说，从没有达到今天这样迷醉的程度。
这些如今只卖1940至1950年代样式的帽子店……这些重新发现革命前古巴雪茄制造技术的雪茄制造者……这些被重印并出售的很久以前的报纸复制品……这些酒吧，那里的电话簿是自1959年以来的……这个凡尔赛餐馆，那里一直玩多米诺骨牌虚弱的绅士们看起来都像巴蒂斯塔，往日依稀……这是詹姆斯·埃尔罗伊综合征的社会缩影，这是凝固在百万人心头的怀旧感。
在凡尔赛餐馆用过午餐后，我去拜访休伯·马托斯指挥官，我曾在1982年与他见面，那时他刚从被监禁了20年的卡斯特罗的监狱获释不久。我想看这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前精神领袖、我年轻时的偶像落脚的地方。仅仅从找到他的地址之难，我就感到这个新迈阿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但这位欢迎我的男人让我吃惊的是，20多年后，他太大又太空的房子里，充斥着太多他荣耀年代里的海报和传单；这位明显老态的男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似乎徘徊在他的闹鬼的办公室，荒谬地被那些看起来不必要的保镖环绕和隔绝；这个幽灵，一阵眼睑痉挛迫使他不断赶走他视野中想象的萤火虫。时光弄人，其含义此刻我并不清楚，他看起来既特别老，像凡尔赛餐馆玩多米诺骨牌的那些人，又自相矛盾地返老还童。
的确，他给人一种幻影的印象。他那双闷闷不乐的蓝灰色眼睛不断涌满泪水。他有一副不再听别人的固执外表。但一旦他开始谈话，特别是谈到他入狱前久远的过去——在那些年代里，他是年轻的革命领袖，喜瑞拉·梅斯特拉战役老兵，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同志和对手——他的声调变得格外年轻，显示出历史和生活也已经为他戛然而止。“一只手上的两个手指！”他嚷道，在唤起早年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双眼突然活跃起来。“我们是两个指挥官，就像一只手上的两个手指，坐同一辆坦克开进起义的哈瓦那。”然后，他注意到我对他房子设置的不成比例的严格保安措施感到惊讶，说：“他像斯大林，那只绿乌龟、老山羊。自从我到美国来以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从早到晚的念头，就是派拉蒙·麦卡德，通过谋杀我来摆脱世界上一个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和伤害的人。”接着，带着另一副茫然的微笑、做作的疲倦，但瞬间的胜利、喜悦，以及眼中温和的狂野，他说：“除非相反；除非是他，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死了。你知道有传言说，他已秘密死亡，并分葬于西恩富戈斯和西拉俄斯坎姆布拉山间三个不同的墓地。而我，马托斯，将是幸存者……”
长期以来，我听说的不仅是迈阿密风云，而且是迈阿密疯狂……突然，我接触到了一种不同风格的疯狂，一种不同风格的非理性。那也是迈阿密。
两个（至少）右派
倒叙。
这一幕发生在匹兹堡，3个月前，秋末阳光灿烂的一天。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是真正说服我来这里的人之一。
在纽约的一次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我们立场不同（他像克里斯托尔和珀尔一样，热忱地支持这场战争），用他喃喃说出重要事情的非常英国的方式，他只是顺便说道，“基辛格在匹兹堡演讲；一小时后，在不到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在我的电影《基辛格的审判》放映后，我做另外一场演讲，你应该来。你会觉得不虚此行。”
我刚抵达就驱车前往吉卜赛酒吧，一个位于文化区的时尚酒吧，极度天真的知识分子和一群阴谋论的追随者（沃霍尔博物馆馆长、赞助希钦斯的擂台演说的另一份报纸的总编、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一位教授）正最后敲定一个成为游击战行动的细节。
从这里我去了亨氏礼堂，在那里，在一个布置着勃艮第天鹅绒沙发的、让我想到莫泊桑小说中的妓院而不是一个演讲大厅的房间前，前国务卿在尼克松和福特的画像下，用他低沉而洪亮的嗓音，发表着长篇大论，一篇自我满足的老生常谈（“中国和印度的沙尘”……“找出大问题并使之变成小问题”的必要性……对战争说“是”，但只是须臾、半心半意的“是”，要记住“永久和平”的观点是由“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
希钦斯突然到场；他显然改变战术，用另一张记者通行证，得以在不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就大模大样地走到后台。变成煽动者的阴谋家到了，他高声谩骂身边的观众（“讨厌包！你们都是来听讨厌包的讨厌家伙！”），直到保安把拽他出去，他们注意到我和他在一起，也把我一同撵了出去，并当着他们的面抹掉了相机中我录的部分演讲。
我们因而走入黑夜，在一小伙被这突发事件和希钦斯给他们沉睡的城市注入的兴奋而激动不已的记者陪同下，义不容辞地在佩恩大街上的每家酒吧前停步：该死的讨厌包！一个讨厌包王国为了一瓶酒！在我们回哈里斯剧院的路上，他的电影想必已在那里放完了，一场讨论可以开始的信号。
这部电影是基辛格的噩梦，希钦斯高兴地说。不论那混蛋走到哪里，我的电影都不离他前后。无论他说什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在那里问他在智利、印度尼西亚、帝汶所犯的战争罪。你是否意识到，因为我的这部电影，他不能自由地旅行？你知道在巴黎一位地方官过来找他，甚至到他下榻的丽兹饭店？狗娘养的……把那讨厌包留给我们……你将看到……
我们到了剧院。
这是那些独立艺术电影院之一，旧式的且富于战斗精神，这样的电影院在美国一些寻常小镇还存在。《大幻影》和《公民凯恩》的黑白海报。匹兹堡电影人在这里举办的研讨会、嘉年华及回顾展的广告。
售票亭前，贴着“克里或布什，谁都行，只要我们从伊拉克脱身”——当然，这与希钦斯的立场正好相反。观众和剧院相配，由留着花白的马尾辫的老左派组成，胳膊上文着政治图腾，穿耳洞。乍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处境尴尬，立刻来这里给一部偶像电影捧场（这个基辛格审判，这个极左派对尼克松国务卿的控诉，显然是他们关注的全部），他们对电影导演的转变不能理解。他怎能，在没有放弃他对基辛格的评论的情况下，在伊拉克问题上认同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赖斯及其他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同样美国老右派的新化身。
我注视着台上站在讲台后的希钦斯。
我注意到他突然精力充沛，全然不是喝醉了，接受提问，斗志昂扬，开对手的玩笑，据理力争，讽刺挖苦。他解释道，是的，他反对萨达姆，就像反对皮诺切特一样，这是正在继续的同样的战斗，同样的反极权主义；民主革命（正如克里孟梭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伊斯兰圣战只是另一种法西斯主义。真遗憾，你们不明白；你们是一个讨厌包大党的左翼……”
现场有些感召力。
总是需要勇气，去冒让你自己的支持者失望或疏远他们的风险；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需要勇气同时坚定地站在两条战线上——站在这200名左派的面前，希钦斯曾是他们的英雄，他们所求就是继续把他当做英雄，告诉他们：“我既是也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这里有制作这部电影的希钦斯一号，10年后，他也不会对它改动只言片语；这里还有希钦斯二号，没有你们，他继续为支持伊拉克战争奋斗。”
虽然，那不是要点。问题的关键是：我看他同时活跃在两条战线，在任何一条战线都没有放松警惕。我看他，不像克里斯托尔，没有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在越战问题上让步，因而必然冒着失去两者的风险。我听他试图以两点起诉基辛格，他一方面谴责他1960年代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像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家一样，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斗争中太优柔寡断。我告诉自己，在这里，在远观是美国保守主义政党内的两股力量间，有一场辩论，甚至一道鸿沟，我们在欧洲对此仅有最为模糊的概念。
当然，你需要深入挖掘。
你需要深化对美国右翼的心脏地带出现的温和与激进、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理解。
你得追溯历史去寻找隐藏在争论背后的关键，像基辛格发动旨在加强独裁政权的战争，以及像希钦斯那样的人，把战争看作是在世界上传播民主的媒介。
眼下，这是政治空间重组的新迹象，我觉得，这已经有些时日了，引发真正的分裂出现，不是在两大政党之间，而是在两个历史大党的内部的一些尚未命名的派别之间。
作为一个黑洞的民主党
在反对党方面，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在美国的政治左派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并非声称我在有限时间里目睹了一切。但我的确拜访了前克林顿、戈尔和克里团队中的一些人。在劳联－产联总部，我参加了一次由三个组织召开的旨在汲取选举失败教训、为未来选战做准备的“联席会议”。我见到了工会会员和知识分子，当选官员和战略家，老的和少的。三天中我在找寻新民主党人，人们告诉我，我在华盛顿会找到这个据说正在发展的新物种应有尽有的各种样本。
结果恐怕远非如我所愿，考虑到右派发动的有关意识形态辩论的质量、强度和力度，这一结果甚至达不到任何人的合理期盼。
在调查的最后，我发现：
首先，60岁的“年轻”民主党人，他们的论据可以追溯到如果不是肯尼迪年代，至少也是使比尔·克林顿当选的中间派浪潮。艾尔·弗罗姆（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成员）和威尔·马歇尔（进步政策研究所成员）花了两小时，向我推销“第三条道路”的优点，我深信20年前，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词汇。
其次，非常独特的进步主义者，他们只在意说服来访者——因此，我设想，选民——后者不应该从任何人尤其是他们的对手那里，接受任何有关爱国主义、宗教或道德方面的训导。“美国的腹地就是我们。”这基本上就是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现美国进步中心主任约翰·波德斯塔对我说的内容。《圣经》、宗教信仰、家庭价值观的十字军——所有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绝不允许别人垄断它们。当提到莱温斯基案，在我看来，它对美国向右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告诉他“继续向前”网站的创办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和其对手一样，并几乎对前总统进行谴责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位重要顾问不同寻常的一幕，他像个孩子般地红了脸，像老处女姑妈般神经质地笑着，回答说，也许克林顿犯了一个“大错”。
第三，像迈克尔·摩尔那样更为激进的左翼人士，他们至少明白民主党人打破目前陷入的糟糕局面的唯一途径，是采取主动，建构一个与共和党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再继续可怜巴巴地表明他们也是好人，蓝州的堕胎率和离婚率最低。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带有狂想——或者更糟，民粹主义——色彩的激进主义过于抽象。当涉及伊拉克，以及——超越伊拉克——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则是这种特定的和平主义有着孤立主义的味道，很难有别于如帕特·布坎南那样的孤立主义者。
第四，那些想必在为他们的理念而抗争的人；那些解释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即重振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要旨的积极分子；那些思想库的领导者，像真的或假的进步主义者，像那些怀念道德秩序或主张回避这一问题的人，把自己作为思想家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使你确信他们的目标是在主义的战场上，消灭右派，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但当你把他们进逼一步，当你问他们的时间表是什么，并且在这个时间表里，他们的战术和战略上的优先考虑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只是谈……钱！
我在大选期间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我注意到例行的新闻通报，像许多捷报一样，日复一日地告诉我们党的财务状况。在这里，我看到了钱如何是杰出的符号和表征，但是在法国钱是万不可以讨论的东西。
但如今，大选已经结束，是重建的时候了。所以，让我以劳联－产联的联席会议为例。我将选择三小时的辩论，所有与会者，包括我自己，彼此互相询问在布什获得连任期间使“选票”增加的深刻原因。
事实是三分之二也许四分之三的演讲不是谈论“政党路线”，甚至与“沟通”或“主张”无关，而是谈论市场营销、募捐，共和党或民主党出钱举办的典礼的相对绩效，互联网的作用。事实是这些本应为明日的民众政府奠基的才华横溢的先锋，眼下只有一个念头，一种困扰，并且，从根本上讲，一个口号：如何在4年内，与共和党人在募款战场上作战……
我并不太反对钱。部分地我不反感美国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洒脱和随便的方式。
但那天我想听其他的。我盼望听到有关为什么这些钱应当募得。我渴望听到一个声音，仅一个，考虑到眼前的辩论和力量均衡，去清晰地阐明或许可以用来构建政治议程的三四个问题。面对创世论的进攻，为启蒙主义的辩护，一场托克维尔式的革命，当然不是颂扬无神论，而是颂扬世俗主义并主张政教分离。一个为穷人中最贫困者的新新政。一场捍卫人权的不妥协斗争和对阿布格莱布及关塔那摩监狱的“例外”地位的抵制。
不。
钱，接下来的还是钱。钱，万物的指数和标准。假定、公理，据此，要赢得思想战的胜利，你必须首先赢得金钱战的胜利。
一些像我一样的旁观者，为新保守主义焕发出的活力而感到震惊，期待看到另一方起码出现同样的情形——感到在进程的结尾有个陷阱。长期以来，共和党是一个金钱政党。很长时间，民主党人一再说，“我们有理想，但你们有钱，这就是你们获胜的原因。”
今天，一个逆转——或者，不如说，一个历史的诡计——发生了，并且突然间两个阵营奋斗的战线相互易位：一个有金钱但也有理想的右翼，它在20年里更新了它的意识形态供给；一个左翼，由于想在金钱的雷区一比高下，正在失去它在理念土地上的根基，因而正在落败，句号。
伍迪·艾伦：作为一个音乐家的电影人的肖像
别跟伍迪·艾伦说他是位电影人，他认为自己是音乐人。今晚，在位于麦迪逊街和第七十六街拐角处的卡莱尔饭店看他演出的上百名观众，想必也是这样想的，他像每周一所做的一样，在他的“新奥尔良葬礼和拉格泰姆爵士交响乐团”的陪同下，来这里演奏黑管。他是在世的美国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安妮·霍尔》和《开罗的紫罗兰》的令人钦佩的导演。他就坐在一臂之遥的凳子上，没有任何特殊的布置，用晚餐的人群认为没有必要打断用餐来聆听他的演奏。这就是他，穿着灯芯绒裤子和浅蓝色衬衫；注意力集中；双眼半闭或完全闭着；意义明确的姿势；自信的呼吸；手指在黑管的洞孔上滑动；他嘴边的肌肉紧绷，但在吹奏时两颊并没有鼓起来，上唇令人吃惊的灵活，时而吸气并吞下簧的顶部，时而卷缩回来好像在传达与它保持距离的决定，不承认这捣蛋的乐器，突然间，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干练地切断了它的呼吸……
起初你对自己说，那不可能是他。你告诉自己，真正的伍迪·艾伦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在这家酒吧展现自己；这著名的小个男人，在体形上永远是输家的倒霉蛋，基顿、卓别林和哈罗德·劳埃德的继承人，笨手笨脚的典型，不论是迈步、进门、拿任何一件餐具，更不用说一件乐器，人们从未看见他不滑一跤或被地毯绊倒——他不可能是这位艺术大师，他的技术如此无瑕，表演如此完美，当他停止演奏，开始演唱的时候，如此一副完美、标准的嗓音。过了一会儿，你开始习惯这一切。渐渐地，你认出了他；当他把舞台让给他的钢琴师辛西娅·塞勒，或他的鼓手罗伯·加西亚，或埃迪·戴维斯，那位弹班卓琴伴奏、敞开的花格子衬衫领口露出水牛脖子的胖子；当他开始和着长号的节拍点头，或开始盯着鞋尖，好像一个受惩罚的孩子等人演完独奏时——你重新发现《傻瓜入狱记》中那位悲伤的怪物般面容、满是皱纹的假面具和不知所措的“傻瓜教授”的演员的一面。
然后，再一次，艺术大师占了上风。这位音乐家开始演奏一支格伦·米勒或班尼·古得曼的狂放曲子。现在，他不再是《曼哈顿神秘谋杀案》的导演，开始成为“蜜熊”塞德里克的门徒——一位你在20年前就找到，在《安妮·霍尔》荣获4项奥斯卡奖的那个夜晚，在迈克尔酒吧，在很像今晚的观众面前表演的那个人。在这里，他不再是在巴黎一步出酒店就引起一阵骚动的世界超级明星，而只是小小的艾伦·斯图尔特·康尼格斯伯格，他选择自己的笔名来表达对伍迪·赫尔曼的敬意，他给自己的小女儿起名为贝谢来表达对伟大的西德尼的敬意，他曾上百次说过，在他的眼里，世界上最令人渴望的两种宿命是当个篮球运动员（他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和黑管演奏家（他在卡莱尔继续从事，牺牲了他的一些期望、时间和名望）。哦，荡漾在他面颊上强烈的愉悦，一副老的、透支的大男孩面容，转而变为半运动员似的，曲终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绝对得意的神情，你不知道这令人惊奇的喘息是来自他的嘴里、他的肢体动作、他灵魂的力量，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艺术史充满了这些误解，你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活着或在表演，仿佛他已经确信自己选错了行当。我们知道司汤达的例子，认为他的剧作会给他带来不朽。而夏多布里昂亦如此，使人确信他的名著不是《墓中回忆录》，而是《纳切兹人》。我本人曾听保罗·鲍尔斯不遗余力地解释道，他给后世留下的传世之作不是《遮蔽的天空》、《人造风景》，而是他每年春天为美国丹吉尔学校年终典礼及其导演乔·麦克菲利普所作的欢快曲子。但眼下的情形，这位伟大的电影人每周一来这里演出的情形，这个正式的创新者，你觉得他会为一家音乐玩得很好的酒吧放弃《开罗的紫罗兰》中最美丽的镜头，能从军号声成功地转入长笛——这超过了任何我所知的情况。
我还将有机会拜访另一位艾伦。第二天，在他位于公园大道的办公室，我将拜访一位导演和知识分子，一个彻头彻尾的纽约人，他将有很多话要说，不仅是关于他的电影，而且是关于克里的平庸、布什的当选无效、国家政治分裂的状况、深受中产阶级青睐的新清教主义。交谈中，我突然问道，他与女儿（“她不是我的女儿。”他打断我说）的恋情是否和莱温斯基案差不多，一个先兆？并且问他所坚信的（登峰造极的骄傲，当我想到此的时候），对于一位像艾伦这样的人没有这个权利——你明白吗？权利——去卷入政治，因为他太不受欢迎，因为他太完美地体现着清教徒的、自取灭亡的美国所诅咒的所有这些，并且因为与此同时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出名，以至于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被用来，不是支持，而是反对他支持的候选人，从而只能使他削弱并导致失败……但是伟大的时刻，真正的伍迪，情感和真相尽情展现的时刻，无论如何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因为我感到我们在这里触及他最隐秘的本质，是他最欢畅淋漓的爵士乐演出。
在关塔那摩的三天
实际上，那坐落在费城的监狱后来证明不是我访问的最后一座监狱。还有一座监狱。最后一座。决定性的最后一座。对于一个找寻目前美国迷惘症状的旅行者来说，这肯定是最具说服力的。坦白说，我已经放弃了去那里。知道那是最与世隔绝的监狱，我在旅途开始时就提出申请；但眼看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在结束这趟旅行时，我不能获准访问这座在全世界已经成为美国监狱的定义、美国制度的象征或同义词的监狱——奥本和费城以外的第三个例子，关于此我只能设想托克维尔会怎么说……
于是，当终于有了答复的时候，一个多么大的惊喜。当我正对这个至善与至恶的实验室、贪婪与谦逊、了解世界和自恋、清教徒的和伤风败俗的、面向未来和仍旧沉湎于记忆的壮丽而又疯狂的国家下结论的时候，真令人吃惊——使馆新闻官员约翰·亚当斯写电子邮件给我，说他们将于4月25、26、27日在关塔那摩接待我，这是我此次长途旅行中的一个多么意外的转机！飞机飞往佛罗里达的劳德代尔堡。一架小飞机，官方的民用飞机，到伊纳瓜，从那里飞往关塔那摩。一到关塔那摩，炎热的天气好像要把人烤焦。基本上是热带气候。空气中有些东西，深蓝的天空和大海，基地人员的面孔，海湾渡船上的乘客，透过旅行车窗看到的餐馆，提醒你人到古巴，实打实地身在古巴。一个令人吃惊的、眼见为实的情形是，第二天我将到边境上近距离观察，在滑稽歌剧般的边防哨所，多年以来那里每年在这一天举行一个仪式，基地的美国指挥官把一张4000美元支票（1903年定下的租金，从未改变）交给对方的古巴指挥官，他现场向最高领袖卡斯特罗电话请示后，礼节性地拒绝接受支票。这一半是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人的沙漠》、一半是朱利安·格拉克的《狭窄水域》的非常场景，一个帝国插在另一个已经解体的帝国的最后据点心脏上的遥远前哨……
然后是海军基地。经典的美军基地，但这里却有超现实主义的感觉，有军官们的家，他们子女的学校，位于两个检查站之间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一家麦当劳，潜水和健身俱乐部、夜总会、购物中心，带刺铁丝网旁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最后，是聚集在岛南部的监狱营地，我参观的时候，那里关押着500多名“敌方战斗人员”，他们大多数是前塔利班成员，基本上未经任何审判，没有任何合法保护或身份而被关押在这里。X光战俘营，历史最久，一个真正关人的鸡笼，被太阳烤得炙热的金属笼子，如今弃置给野草和老鼠。坐落在一个悬崖顶上的鬣蜥战俘营，过去他们把18岁以下的“恐怖分子”拘禁在这里，但自从关塔那摩释放了所有少年犯后，他们在这里关押其他犯人。德尔塔战俘营更现代化，它拥有木制瞭望塔，6道罩着铁丝网、顶上通电的金属栅栏，几个白色大字“为了荣誉捍卫自由”看起来如此怪诞。我得到了一个参加管理审查委员会其中一次会议的机会，此次会议原则上秘密举行，一个“敌方战斗人员”在没有律师但有两名士兵的陪同下，出现在想必决定他是否仍然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三位军官面前，他仅存的一条腿上带着镣铐，被拴在地板上的一个环上。还是在德尔塔的4号战俘营，保留给“合作”的拘禁者，他们有权打排球、读侦探小说。主治医师约翰·埃德蒙森透露说，每六个被拘留者中有一个受到心理失常的治疗。紧随我每一步的女警察，在我离开的那天晚上抹掉了我相机中设法拍摄的拘禁者照片。所有这些悲惨和恐怖的面容，将只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所有这些男人都被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宣称不是恐怖分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为何不被公开审讯？），就是战俘（那么，为何不适用于《日内瓦公约》？）。
当然，我将重新审视这些。稍后，我将重新审视这里的根本问题，特别思考这样一个“例外”地带的存在对美国民主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只写下一个观察，一个简单细微的观察。对任何一位像我一样有机会参观过美国其他监狱的人来说，这座监狱的特征必然看起来很熟悉。它表层下的暴力让我马上想起赖克斯。它的孤立和放逐政策，同恶魔岛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一样。对于一个在内华达、得克萨斯及其他地方提出私营监狱构想的国度来说，对人权和法治无动于衷，这也许并不出人意料。没有视角和视野，被拘禁者被有条理地放在对于命运忐忑不安的处境里——这实际上无限期的拘留，让我想到安哥拉监狱中犯人程序化了的绝望。最后，要求我别穿短袖衬衫，以免有损被拘禁者的庄重；一位警官向我解释说，这里坚持给每位新来者提供一本《古兰经》，放在手术口罩里，挂在囚室的栅栏上；在与另一位警官的交谈中，他承认对付一个向你吐口水或把大便涂抹在墙上的被拘禁者时，有时你不得不表现得勃然大怒，另一方面，他解释说，有程序规定必须用专门的布包着拿《古兰经》——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喜剧中，在对犯人“精神需要”的伪善关怀中，即使他被当成野兽对待，有些东西一定让你想到费城监狱教友派灵魂提升者的伪善。你可以开始纳闷，这些好的基督教教徒是否已经违规亵渎了这本神圣的书（我本能地相信那份关于此的报告夸大其词）。你可以对用“古拉格”一词描绘这座离岸地狱的恰当性提出质疑（我也认为这不恰当）。你可以就是否应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发表评论——就像包括吉米·卡特在内的人所力主的（这里，毫不犹豫，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它事关美国民主的荣誉和健康）。你不可能说的是，关塔那摩监狱是一个来自外星的不明飞行物，从一个不可知的、朦胧的灾难中凭空而降。你必然会承认的是，它是整个美国监狱制度的一个模型、一个缩影。
在永恒的注视下
科德角。陆地的尽头。或者——但这最终是同样的——诞生，开始；400年前，就是在这里，102名英国清教徒带着他们的狗，从“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登陆。今天，在普罗温斯敦，从波士顿开车两个小时远的地方，这些玩具店，这些便宜的画廊，这些油漆门板已经被盐和雪侵蚀的垂钓小屋——这些典型的中产阶级海滨胜地，它另一方面的奇特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已经成为一座同性恋城。诺曼·梅勒究竟在这里做什么？这位来自布鲁克林的男孩，这位全心全意的纽约人，这位结过7次婚的超级男人，这位被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称为“异性恋的、男子气概的猪”的典型男人——这位男人怎能选择在这个4000人的小城里居住，而他们大多是同性恋者，他们对当地文化的贡献包括（如果我相信这个仿渔夫餐厅服务员的话，我在那里等待我们见面）一个性感身体嘉年华、一个皮衣爱好者周，以及有关同性恋家庭领养子女问题讨论会？当然，我问梅勒。当他出现在他家洒满阳光的客厅时，这甚至是我首先问的问题之一。他矮个、敦实、粗壮，滚圆的身体上裹着件毛衣。一头浓密的白发，蓝色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我，丝毫不失讽刺意味。但他没有回答我。或者，确切地说，他回答了我，但以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他和他动人的妻子诺里斯一起，他们都回答了为何如此。她为了她的画，他为了他的小说——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可以按他们自己的节奏工作的安静地方。所以，就是这里。科德角。并且，在普罗温斯敦的科德角。别在更远的地方找……没有任何其他的特别原因……那么，好吧。我假定毕竟这是可能的。就像你可能会忘记“五月花”号和美国的发现。可能不对那本特殊的《硬汉不跳舞》产生太多联想，这本出版于1984年的书的故事场景就发生在普罗温斯敦，主人公是位同性恋。所以也是可能的，梅勒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幢面向大海、坐落在沙丘中的美丽而阳光充足的房子，这是储藏孤独和清静的理想地方。他很严肃地问我，什么是作家的主要问题，特别是那些知道来日无多的作家？如何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我放逐、与世隔绝？有时，像菲利普·罗斯那样在他们自己的城里消失。留下一群并非凶手而是白痴、失忆者、噪音鼓噪者、文化仇恨者，所有这些人的存在只是为了把一位作家写作的愿望变成灰烬。一旦你终于嵌入这个蚕茧，这个休息的避难所，这座教堂，然后毫不留情地写书，不指望写书的年龄……诺曼·梅勒今年82岁。某种程度上，他看上去不像这个年纪的人。不，尽管酗酒、吸毒、过度沉湎于成功生活；尽管他日渐失聪；尽管他的腿支撑他的身体有些困难，使他的步履多少有些像希伯来传说中有生命的石头假人；尽管他的气色如同从拳击场下来的老拳击手，或一位不再出海的老水手：但他身上仍然洋溢着一种怪诞和躁动的青春气息。他给人留下的最主要印象，是不总在或不完全在这个世界上。这位海明威活的继承人脸上唯一可见的岁月痕迹，是当你试着不只谈他的书，还谈他多年前的经历时，他所流露出的心不在焉的神情。太平洋战争？越南？尼克松和肯尼迪岁月？他与卡斯特罗的会面？他竞选纽约市长？那裸露的？那些死去的？民权运动，以及和文化战争的斗争？当然，这位老水手做出回应。但再一次，半心半意。没有热情。没有雄辩。仿佛他的精力在其他地方，伸展到了他正在写的书，聚集到他仅存的不多的写作时间里。
所以，他很节约和精打细算，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对时间的理解，另一种品质的风度，与典型的沉湎于过去的病态不同，他像个巨人，碾碎任何已有的经历，只聚焦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并不后悔。他不悲伤，或忧虑。他甚至是那类人，像他可亲的敌人索尔·贝娄书中的拉维尔斯坦，他愿意对来访者说，他“热爱存在”，并“不急于死亡”。
他还在数数。他一直在数数：他所剩的日子。一次采访偷走了他多少个小时。他将不会去读的书。如今，他的双目是那么弱，需要省下来写他自己的书。每天的那些小时——也许只是分钟——他是他的艺术的真正主人。他的手，需要为那一刻接受训练。他的呼吸，需要屏住以致不去浪费它，使他得以继续创造。与其他夙敌不同，他不是为阻止死亡而写作；他阻止死亡，为的是他可以完成写作。不是为了身后之名，虚弱的灵魂在后世不朽，而是像让－吕克·戈达尔的杰作《筋疲力尽》中的人物，不朽，立即不朽，然后死去。
因而有时，在黄昏时分，吉尔莫、玛丽莲、奥斯瓦尔德、穆罕默德·阿里的幽灵回来，这些美国英雄似乎只为了终结在伟大的著作中而存在。有时，门吱呀一声打开，那些场景重现：
一个傍晚在海恩尼斯港拜访邻居肯尼迪家族；与他的私敌林登·约翰逊可笑的外交顾问迈克乔治·邦迪发生争执的那次鸡尾酒会；更近一些，老布什夫人的一次晚宴，她张着嘴，听他描绘她的总统儿子与恶魔之间的契约。但大体来说，这些已经褪色。他的生活，当我迫使他回忆的时候，除了一些苍白回忆、漫长的厌倦、缺乏想象的刺激和误解之外，什么都不是。这位美国最世俗的小说家，新新闻的发明者，忙碌作家的卓越样板，这位报道过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并因此而荣获普利策奖的男人，最终像普鲁斯特或卡夫卡那样，他的眼睛盯着永恒。这个世界不再是我自己的。我最后的梦不是为你。我正勇敢面对，虽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最大胆的小说。等着瞧。科德角。
后记
一个低气压漩涡在墨西哥湾上空盘旋。
这句话让人回想起罗伯特·穆西尔未完的伟大小说《没有个性的男人》中的开篇。
它将是，如果不是最后的句子，起码是本书的最后一个注脚，就在我要结束本书的时候，这有着一个俄国舞蹈演员名字的飓风重创美国，使它陷入不幸。
当然，今天的美国不像1913年“皇家和帝国的”奥地利，正在经历其最后的时日。
一场飓风，甚至按萨非尔－辛普森强度等级，一场5级的飓风也不能与将要把穆西尔的“卡卡尼亚”吹走的“快乐启示”相比。
至于说到快乐，当这场飓风的最初效果显现出来的时候，令人厌恶的东西已经出现在美国的敌人难以掩饰的快乐中（我不愿意，哪怕间接地介入这些东西）：自然母亲迫使这个超级大国屈服！这个帝国，这个令人敬畏的帝国，降至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接受来自斯里兰卡甚至查韦斯和卡斯特罗的援助——对美国的敌人来说，真是天赐良机！对美国的朋友来说，太不幸了！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件确实发生了。
被淹死的尸体漂浮在像被洪水淹没的尼尼微一样的城市街道上的景象，无可置疑地带有一丝即使不是世界末日，那么至少也是巨大灾难和恐怖的痕迹。
对于21世纪初的全球良心来说，新奥尔良的毁灭也许还不能等同于伏尔泰世纪的里斯本地震——但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突显出来并肯定要求最终澄清的是，这里有一个震惊，一个真正的震惊，并且这个震惊有可能改变，如果不是我们思考美国的方式，那么至少是美国思考它自己的形象、地位和命运的方式。
这里，我不是在思考——可以理解——这个事件的纯粹政治含义。
我不是在思考——或者说，不是只在思考——那些行政主管难以容忍的缺乏准备，在4天里，他们对是否中断宝贵的度假来救助灾害的受难者犹豫不决。
我甚至不想提到那个时刻——尤其令人不安（但这仍然不是重点）——同一位美国总统多年以来一直收到极为详尽的报告，认为新奥尔良防洪大堤有朝一日将不可避免地坍塌，但他还厚颜地说“没人可以预见”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不想纠缠于总统的一些反对者迅即掀起的这场奇怪的辩论，他们由于没看到直升飞机立刻出现来营救上千名困在屋顶上的男人和女人而感到震惊，因而得出结论认为，如果救援人员没到，肯定是因为救援人员在其他地方；换句话说，他们利用目前的情况，将此作为其无休无止地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另一个证据。
如果我不纠缠于此，是因为在这些人的推理中，有些东西更令人恶心——例如，迈克尔·摩尔，在他“致乔治·布什的信”中——打算迫使我们在国内建大坝和在海外催生民主之间做出选择：正如我所写道的，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伊拉克战争，无需再加上——它总带有民粹主义右派的味道——一些新奥尔良方式和巴格达方式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原则。
不。
我是在思考事件的抽象政治教训。
我在想历史上美国从大灾难中，并将——现在已经——从此次事件中吸取的重大教训。
自然，这位社会哲学家。
自然，这位政治科学家。
自然，这本伟大的书，美国人已经习惯于从这本书中学习到和来自图书馆一样多的东西。
芝加哥大火对重塑美国城市的理念，具有如此的决定性贡献……
1927年密西西比那场可怕的洪水，它在罗斯福主义和新政起源及其后的推行中所起的种子作用。
加利福尼亚大地震的神话与现实——它们在加利福尼亚时空定义中的功能。
如今被卡特里娜蹂躏的“无需忧明日”——美国社会令人敬畏的分析家，它看不见的面孔的揭露者。
例如，贫困问题。
在自始至终的旅途中，我看到了美国的贫困。
从波士顿的贫民窟到西班牙人的哈雷姆，从华盛顿特区的贫穷邻里，到比佛利山附近的街道，我在那里看到一个骑警在鞭打一个无家可归的男人，我没有访问过一个没有这一阴暗面的城市。
但我也看到——我想说，尤其看到——在这个受积极性驱使的国家，对这阴暗衬里的极度否定，这里永远灯火通明。
我看到——我听到——美国坚持自视为一个追求美国生活方式的广大中产阶级群体的国家，虽然有着显而易见的反驳证据——3700万贱民的真实存在，社会排斥的受害者。
那好，他们在这里，这些活的反驳证据，被塞进了城市废墟中，因为缺乏执行撤离命令的手段，他们无法离开。
他们在这里，这些穷人，与他们头脑中嗡嗡作响的孟菲斯死亡蓝调一起“困在新奥尔良里面”——他们在这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浮现在一个认为早已把他们抛到关注的爪哇国，一如把他们关在大门紧闭的社区之外的美国面孔前。
我们相信他们被安全地关在城市荒芜的心脏地带，但他们——在美国有线新闻网上。
人们对自己说：把它留给旧欧洲的唯美主义者，去叹赏新奥尔良的精神吧，对我们来说，长期以来它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污水坑、一个少数族裔聚居区、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城市，最多是一个遗憾——现在这个污水坑正在侵袭这个国家的电视屏幕；现在这个遗憾是美国的耻辱。
我们以为他们已经化为统计数据，但现在这些统计数据苏醒了。
我们以为它们已经作为纯粹的数字而变成化石，由于太经常重复而变得抽象，但如今这些数字造反了；就在数字正在死去的时刻，它们复活了，而化身为人的身体和脸。
卡特里娜，或者这隐身人不可思议的露面。
卡特里娜，或——在媒体的帮助下——突然第一次浮出水面的亚特兰蒂斯：这个洪水之前一直沉伏在人们的良心下面的贫困大陆。
种族问题。
这些同样的穷人，也是黑人的问题，关于他们，民主美国正在发现，再次带着耻辱，他们的被无视跟他们的肤色不无关联。
我不会重新考虑我在亚拉巴马旅途中所写下的关于过去20年老南方所走过的路的文字。
我不会收回我对一个社会真诚的敬意，这个社会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赢得了马丁·路德·金开启的民权斗争的胜利。
顺便说一句，我将记下，尽管这臭名昭著的4天令人反感、羞耻、不可饶恕，在那些日子里，男人、女人和孩子被留下等死，他们唯一的罪过是出生在种族篱笆错误的一边，这些日子接踵而来的是能量的爆发——你会同意，总之是一个比1927年洪水时所做的稍好一些的应对措施，那时为了减轻洪水对白人街区的压力，黑人街区完全成为泄洪区……
仍然。
那些惊恐的穷人的脸，是黑人的脸。
那些像死狗一样漂浮在水流上的尸体是黑人的尸体。
那些在应该带他们去巴吞鲁日的路边等待永远不会来的汽车，因饥饿、干渴和疲倦而濒死的幸存者，也是黑人。
死亡在9月11日一视同仁。
它没有对某些个人网开一面，更不用说对种族。
但是在这里，它详细写了一个清单。
它选择其客户。
它复活了我们认为早已为之送终的种族隔离的精神和实质。。
这就是为什么说8月28日的飓风是反“9·11”（罗斯·杜塔特在《大西洋月刊》上所说）的，并且这个黑人社区所遭受的有系统的耻辱——美国的原罪，还远未获得补救（吉姆·卡利尔、莫里斯·迪斯，让我们赞美这些好人）。
卡特里娜的另一教训。
暴力。
这暴力也不是当代美国所独有。
并且，我们知道，至少自从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问世以来，在世界上的所有社会中，文明的和平从来就只是野蛮表面的一层薄纱、一个气泡。
但美国的独特之处是（曾经是？），它再一次拒不接受这个显而易见的事情。
无论如何，在此次旅途的每一程，使我感到震惊的是，通过对语言和规则、辞藻华丽的客套和有时荒谬的正式限制的非凡运用，意在限制、驯化、驱逐，并基本上否认这与生俱来的兽性，并把它遗忘脑后。
那好，这里的震惊也同样是残忍的。
这里，卡特里娜将带来既揭开那层面纱，又使美国睁开眼睛的双重效果。
富人和白人逃离这座城市，人人为己，就像你逃离一个狂暴动物的暴力。
社会的贱民，穷人和黑人，像我在非洲和亚洲的被遗忘战争中的幽灵城市里所目睹的那样，带着同样奇怪的绝望和愤怒，摧毁他们自己城市的残余的暴力。
警察的暴力，本用来帮助民众，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经常是攻击甚至开枪——那些国民警卫队员的暴力，我们看到当面对他们本应保护的本国公民时，他们在悍马军车上，紧握武器，本能地重新找回作战姿势。
最后，那些尸体的景象的暴力，我们记得“9·11”袭击后这是没有争议的主要禁忌——但也是在这里，防洪大坝坍塌；也是在这里，屏障瓦解；并且，也是在这里，美国良心里最顽固的“被压抑”的一面的极其残酷并可能是摧毁性的回归。
一个道德和象征性的“0号高地”。
更糟的是：一种“负1号高地”，在那里，社会纽带本身正在瓦解。
霍布斯对阵托克维尔。
《疯狂的麦克斯》对垒《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霍布斯的有名的自然状态，总体而言，只是一种假设，一个想象——在那几小时的空间里，你会认为它真在那里，一个来自深层堕落的现实。
只是很显然，它不是自然状态。
这是——唉，一个美国的社会状态，我曾有时怀疑，例如，在那位得克萨斯审计员送我去的沃思堡的枪支博览会上，美国有一个从未被完全驯服的潜在的狂暴核心。
它就在此。
就像“9·11”暴露出这个国家经不起外国袭击的弱点，反“9·11”挖掘出了另一个美国社会同样不想知道的内在的弱点，一个更加危险的弱点，因为这次它戴上了暴力的面具。
然后，同情心的局限。
当一场自然，并且，逻辑上讲，社会灾难发生时，美国往往表现出来的富于同情心的回应是脆弱的，因而是有限的。
毫无疑问，这富于同情心的做法有它的美德。
我们清楚地观察到，在新奥尔良，美国同情心的美德表现在像这场灾难一样使世界目瞪口呆的团结一致的做法：一位退休警察包了两架飞机为滞留在屋顶上的人提供援助；演员们涉水，或蜷伏在船上，把食物和衣服带给那些陷于困境的老人；一个电视台女主持人用钱并动员朋友去填补政府的不足；教会，由强大的第二浸礼会教堂开始，两位前总统领衔发起全国性募捐活动；一家连锁店——理论上“反社会”美国的象征——仅它自己的捐款就达到去年美国整个国家对亚洲海啸受难者的捐赠数额；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居民对成百上千的涌入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医院、他们的房子的难民张开双臂——这慷慨的冲动、这被重复多次的同样举动，我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见到——是的，他们当然是这个制度可以产生的高尚和最好的写照。
但这够了吗？
面对这种规模的重大灾难，救济可以只依靠人们的善意吗？
痛苦焦虑是否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你愿意看到政府想起它也有保护公民的责任？
特别是——特别是——如果慈善工作明显地在“事后”发挥奇效，它难道不是在“事前”非常无能为力吗？如果一旦灾难已经发生，所能做的没有比最受欢迎的前总统们为受难者募捐更好的事，那么，去检测那些本可以防止这类灾难发生的防洪大堤、水闸、撤离和排水系统，难道不是现任总统的责任吗？
简而言之，在慈善对正义，或者如果你愿意，在心灵法律对一致政治行动法律的永远两难困境中，美国是否在前者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太太远了？并且，面对一个威胁和待筛选的新达尔文主义，这次不是物种而是人类，难道不是时候——正是时候——在另一方向：一个显示出政府最急迫的任务是照顾它的公民的福祉的方向上采取行动吗？
这些是——直截了当地——卡特里娜所提出的问题。就像对恐怖主义的反思，这些应该是在未来主导美国探讨的议题。
而后，当然，政府。
我在整个旅途中始终观察到关于政府的作用这个经久的问题，当我与罗切斯特的医生们、与大章克申的矿工的妻子和姐妹们交谈时；面对北部荒废的城市和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的不可思议的大量无家可归者和贫困人群——这个问题，或者说，它的答案，在于20年来新保守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对政府有系统地弱化。在卡特里娜后的今天，它也许碰上了第一个阻碍。
在我抵达新奥尔良前不久，为了更好地理解依赖大河的社会如何真正运作，我重读我年轻时读的经典著作、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该书建立起在河流控制与帝国诞生之间的关联。
因此，我在白天飞越密西西比河的上空；我看到宽阔而危险的三角洲；我观察到那些已经被毁的居民区，并且我清楚地看到，像所有诚实的观察家所做的那样，像记者们，主要是《皮卡尤恩日报》的记者们，多年来曾写道，一场最终的洪水必然以湮没它们而告终。
接着，我在思索杰出地理学家富有启发性的“水利假定”，他在同一本书中，后来在1950年代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论战的文章中，把对河流的管理，治住多变和汹涌的水流，一句话，筑坝控制另一种“无限”，另一种形式的“傲慢”，即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自然以水的形式的爆发，视为不仅是专制主义，而且也是伟大政府——更广义而言——政治的基础。
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面对一个特别狂野和恶劣的自然时，昨天在路易斯安那，明天在佛罗里达，除专制外没有其他选择？
当然不是。
并且，顺便提及，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忘了，面对无政府状态对专制控制这非常古老的两难困境，美国发明出一个用自由和勇气塑造而成的第三个回应，它被称为——非常简单——开拓精神。
但这的确表示，毕竟，美国现在有这个义务——如果它想给自己一个限制层出不穷的灾难的额外机会——去加强它的早期预警和防御体系。
这表示，既然最有效的防洪大堤经常是由联邦政府建造和鉴定的，美国应该在这里及所有地方，去加强它的制度，并且，不论人们喜欢与否，加强它的政府机构。
最后，因为美国存在各级政府，在新奥尔良它们都卷进相互顶牛的自杀性冲突。这显示出由过去20年的美国意识形态所布局的整个权力平衡，随着庞恰特雷恩湖防洪大堤一起坍塌——当务之急是重新仲裁一个有利于联邦政府的权力平衡。
这场辩论与美国这个国家一样久远。
它回溯到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初期的分野。
它回溯到汉密尔顿派和杰斐逊派之间的冲突（最后再提一次罗马范式：布鲁图斯和恺撒、加图和西塞罗……），正如费城制宪会议暂时地勾勒出了其大纲。
这意味着，美国哲学和政治遗产拥有所有应对挑战的至关重要的充满活力的素材——概念、传统、实践；这意味着华盛顿、罗斯福和肯尼迪的美国确实得以胸有成竹地应对这场伟大的知识和道德的变革，这一变革将使美国，不放弃自身认同的任何部分，重新找回相信自我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