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
内容简介
1831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了为期9个多月的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举世公认的学术名著。170多年后，应美国《大西洋月刊》之邀，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一路上，莱维采访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从作家诺曼.梅勒到时任参议员的巴拉克.奥巴马，从莎朗.斯通到希拉里.克林顿，从弗朗西斯.福山到塞缪尔.亨廷顿，考察项目包罗万有，包括旧金山的同性恋酒吧、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地、拉斯维加斯的红灯区以及关塔那摩监狱等。
作者：[法]贝尔纳－亨利·莱维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代序 在路上
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国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被视为二流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位自由思想的先行者、这位20世纪末反极权主义潮流的先知、这位汉娜·阿伦特的先驱——倘若我们对他的重要性早有了解——或许能为我们节省宝贵时间，使我们免于卷入旷日持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法国的大学几乎从不教授这位启蒙使者的著述。
事实是在我前半辈子的时间中，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把这位理论家——他恰巧还是位好作家——看做是一个旧式的、悠闲的贵族，一位懒洋洋的思考不走极端的专家，一个富于狡辩、过于审慎的鉴赏家，一个无病呻吟的多愁善感者，一个悲伤的自恋者，一个乏味的、反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爱说教的积极分子，一个以自命作家来自娱的机智的男人，一个失败的政客，一位孟德斯鸠苍白的仿效者；然而和伯父夏多布里昂（他似乎抢占了所有具有吸引力的角色）相比，他是个轻量级的人物。他写的回忆录只能当做一个消逝时代的佐证来读。之前他还写过一本冗长的游记，但迥异于这类专门题材的作品，几乎马上被人遗忘。
当然，时代将会改变。
随着宏大政治理论的瓦解，随着唯物主义世界憧憬及其不妥协的、简单化的模式的衰落，更重要的是，随着对社会主义运动、对革命这个理念本身的可取之处、对民主复兴的可能性进行反思的需要，法国知识分子的观点将发展并促使我们更接近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贡献将在于促使打破我们与奥古斯特·孔德和马克思学说继承者之间的思想贫乏的僵局。
但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情况就是这样。
并且，至少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那些在1960年代末走入哲学殿堂的人，激进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导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些像我一样在法国的20多岁的人，在那时的法国，最新的时髦词汇是毛泽东，新的精神——它的特征是大胆、知识和政治威望、不妥协——它把反叛与结构主义、思想自由与理论上的反人性主义相结合；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既激愤又不屈不挠，那就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的潮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对托克维尔这样一位跨越新旧世界、历经奥尔良和波旁家族统治、接受民主却又害怕革命的温和思想家一无所知，恐怕是司空见惯的。
所有这些是说，当《大西洋月刊》致信提议我做一次新的美国之旅时，当这本声望很高的杂志提议让我重寻173年前托克维尔的足迹时，我对这位杰出同胞的了解少于受过普通教育的美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不仅把《论美国的民主》视为里程碑、指南或手册，而且当做一面镜子。如同在西部片中，在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的影片中，在拉什莫尔山，他们思考他们期望之中的品德、罪恶，以及所面临的崇高或卑下的诱惑，他们受上帝眷顾的创业和命运。
同时，我也有言在先，即使我立即投入托克维尔的著述，即使我在出发前花时间看一遍我的前辈的日程安排；即使我的新发现的兴趣、我希望弥补失去的时间以及我希望看到这个工作中的杰出的大脑——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不仅读他的书，而且要读他的笔记，他的信件，他对阿尔及利亚、英国、瑞士之行的描述，以及他的同伴古斯塔夫·德·博蒙撰写的有关托克维尔旅行的作品——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不能期待这本书无愧于《大西洋月刊》和它提出的那个有价值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时代发生了太多的改变，这个国家已经与疆域拓展到密西西比河岸时的美国大不相同，而我自己，再重复一次，作为托克维尔新近的崇拜者，这些记述、这本旅行见闻、这本旅行日记，都不能读作是对托克维尔那部著名原作的回应、扩展，甚至延续或补充。
只要有可能，我竭力重复他旅程中的一些行程——例如，对监狱的调查是托克维尔和博蒙美国之旅的官方借口，我着手对这方面情况进行更新。本书谈到几所监狱。准确地说，是5所。第六所是关塔那摩监狱，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与其他5所监狱并非没有关系。它最令人反感和最无法接受的特点，可以从我在美国其他地方观察到的羁押制度中得到相当直接的解释。不幸的是，这一制度形象地说明了今日美国。我知道那种考察刑事制度并期望以此揭示孕育其中的社会特性的想法，那种不仅检查隐藏着的事物，而且通过检查隐藏的方式（事物一经隐藏就被排除），来试图揭露一个社会的秘密运作的思维模式——我知道这些都与典型的现代观念有关——它基于福柯和尼采，它的形成和施行并不需要托克维尔。但最终，我仍然认为我们两人的访问在本质上是相关联的。如果不是想到托克维尔的先例，我就不会在纽约戒备森严的监狱、阿尔卡特拉斯的废墟、内华达和路易斯安那死刑犯区的走廊上徘徊良久；没有这一限定，我就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从宾夕法尼亚受教友派感召的收容所到关塔那摩湾基地来探寻美国的另一面。当然，这是个相当正式的限定，但如同所有正式的限定一样，它可以成为探求真相和确实意蕴的有效工具。
只要可能，我还用托克维尔的直觉来武装自己，它们是那么富于先见性。一卷在手，我不断看到它们在美国的现实中得到了热切而有力地证明。平等凌驾自由的胜利，在他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他首次提出的多数人暴政，其暴烈不逊于其他形式的专制。换一种说法（特别是用现在我看到的、可能成为今日美国认同的话来说），是集体意识给个人思考，群体或族裔心态给公民的“行动自由”所带来的“压力”。在另一方面，新升级的“个人主义”——当它登峰造极，当它使民众不仅陶醉于自治，而且醉心于他们的独立时，当它激励人们切断将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与整体政治维系在一起的纽带时，当它把他们变成“无数的芸芸众生，人人相同而平等，将自己沉湎于不懈地寻找卑微而粗俗的快乐中去，并以此来填补灵魂”，这是《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部分所观察到的，我在购物中心、大教堂、道德团体中再次发现了这一点。这种新个人主义有变成专制独裁的危险，专制“巨大而保护性的权力”，“绝对”又“事无巨细”，“井然有序”，为人们提供“福利”又“仁慈”，然而却“只追求让人民永远处于幼儿状态”，并最终甚至让他们免于“思考之劳”和“生活之忧”。简言之，否认这些理论在我头脑中是那样鲜活和现实，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些理论在当前美国社会中几乎触手可及，有时让人无从判断，以致相信事实是从那些小说中汲取灵感，而不是相反。你甚至觉得所有这些理论，你甚至可以说这些寓言和神话，不是在预言美国，而是塑造了它。
当然，这里还有某种特定的风格。托克维尔的方法是努力把所见与所想联系在一起，把有血有肉的事实与它们的隐秘规律联系在一起，把我们可以从制度中收集到的外在表述与构成它们结构中的秘密原则联系在一起，如同在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他的方法，是有系统地放弃先入之见，但不背弃自己的世界观。他的方法，最重要的，是逐个考察，不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或观察，并从日常生活或观点的辩论中、从汽车旅馆或高速公路上的伤感诗句中，发现丰富的——跟与一位作家、行政机构或娱乐业的重要人士的交谈中所能得到的同样丰富——思考素材。在下决心写一本跌宕起伏、多彩多姿同时又引人入胜的书时，我受益于他的写作风格：在写给堂兄莫莱伯爵的一封信中，他把他的美国描述为“一个拥有千条道路的森林”，一切都汇聚到“一点”。当他似乎在徘徊、闲逛，并向好奇和机会这样的好的冲动让步时，他没有停止把所见所闻纳入专门的结果和内涵的逻辑之中。难道两卷本《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不是发明家？他发明了这种现代形式的报道，其对细节的关注、对个人遭遇和环境的喜好不仅不妨碍对固有信念的忠诚——恰恰相反，他使这种忠诚成为可能。难道托克维尔不是让－雅克·卢梭在其著名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所称的“旅行哲学家”的典型？他们全部的艺术，在于将在一个未知国度旅行中发现的最细微的差异与永存的（或新的）、尚未被称为社会学学说的原则可信地联系起来。当我在美国运用这一表象学方法论，当遇到事物时，不是把它们归类，而是真正检验它们，并且从这些无言的证据中推论社会生活法则的产生，难道还有比他更好的指导吗？
但是，问题，主要是来自我自己。
正如托克维尔踏上美国之路，是为了寻找其时法国情况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像他去那里旅行是为了发现和解释“令人费解的迷惘”；对他的同时代人贡斯当来说，这种迷惘是（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的独特现象。就像他的关切是去考察新英格兰殖民地，寻找不含杂质的“民主革命”形式。他觉得自己在英国特别是在法国，正在经历着这种革命不可抗拒的胜利。最后，一旦找到这种形式的革命，他最主要的关切是区分两条可能把人民引向“奴役或自由，启蒙或野蛮，繁荣或悲惨”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我去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答案，不仅要了解你们的情况，我的美国朋友，也要了解我们自己。
首先，是反美主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当我踏上此次旅途时，这个法国的、更多是欧洲的，被称为反美主义的邪恶而悠久的热情，正前所未有地席卷欧洲公众舆论。但是，承认这一点是一回事；对那种把美国变成一个比喻、一种陈词滥调，同时又是其他国家的错误、无能以及矛盾的替罪羊的荒谬言论进行谴责是一回事。嘲笑（因为也确实可笑）这些偏执狂是一回事，当战争正在摧毁达尔富尔，当在朝鲜和尼日尔，上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在饥饿中死去的时候，当新塔利班成员羞辱阿富汗村庄里的妇女的时候，当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者把活烧妇女叫做荣誉犯罪的时候，当最贫穷的国家中那些无能的、腐败的领导人把百姓敲骨吸髓，放在自己平庸利益的祭坛上牺牲的时候，这些偏执狂在这些问题前束手无策，他们只会像失控的机器人一样重复：“都怪美国！都怪美国！”跟研究一种病毒的根源同理——正如我多次做过的那样——病毒在进入一群人的血液系统（即一个民族的语言）之前要经过一个极为漫长的意识形态提炼过程，要穿过学者们的实验室（布丰把灵魂和肉体在新世界的腐败与极为潮湿的气候条件联系在一起）、作家的储藏室（德里欧·拉罗舍尔、切利尼、贝尔纳诺斯，以及其他很多作家，他们诋毁“深入民心”的“内在的美国”，从1930年代至今，这成了文学右翼和极右派的老生常谈）、哲学家的图书馆（海德格尔，这位伟大的海德格尔，正如他坚持纳粹主义，谴责在“现时代”“庞然怪物”的出现，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是美国的诞生）。换句话说，在欧洲，反美主义一直和我们卑劣的本能相吻合，如今，在21世纪初，它正在成为强大的“最坏东西的吸铁石”，向所有找不到归属的理论，所有从教条主义星系上陨落的小黑星星，所有散落的碎片，所有失去方向、寻找新的磁石的铁屑敞开；反美主义已经成为自集权主义超级理论崩溃以来正失去的那块吸铁石，而今天，在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在亚洲的所有地区，在拉丁美洲，反美主义这块吸铁石正在重新吸引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对纯粹的渴望、种族优越感、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当然还有原教旨主义。指出所有这些是一回事，但是亲临其境，对实际证据进行鉴别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理，把想象中的怪物和今天美国具体的躯体、面孔相对照也是另外一回事。有时，这张面孔相当引人恭维，有时则更加不招人喜欢，让美国的朋友失望或绝望。但起码，这种对照有其价值，那就是不再基于想象来认识美国。至少，它将打破或试图打破二元论、本质主义和陈词滥调的盛行。在我看来，这是对反美幻觉的主要的、最真诚的和最有效的回应。
接下来是欧洲的问题。不是美国在欧洲的形象、或欧洲在美国的形象问题，而是在当代美国给欧洲——它的文化和价值观——保留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如何坚定地要把自己与欧洲分离。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在他书的绪论中坚信——所有这些先驱们用来建造理想之城的理念，先前曾在英国、荷兰遭遇失败，是把“民主与其在欧洲旧社会中必须与之抗争的一切其他原则”分离，把它“移植”到“新世界”被认为未开垦过的土地上，在那里，在那个实验室、那个暖房、那片未被“腐败历史”污染的新土地上，它得以“自由成长”。然而，我们也知道，从那以后，美国从未停止在两端、两个目标、两种认同——在本质上——之间摇摆。有时，“我们是一种文明的发明者，我们不欠任何人。它将是欧洲的对立面。”而有时，“正如波利比奥斯所言，罗马将继续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我们是欧洲人，除了继续如此，我们知道自己别无其他选择。”甚至有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苏联的攻势必须被遏制的时候，“对美国来说，欧洲是关键所在；欧洲是美国的理想；我们马歇尔计划时代的美国人是欧洲真正的开国元勋，把欧洲从灾难和绝望中解救出来。”所以，在和美国历史一样长的辩论中，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今天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美国怎么看待它的欧洲因素？当冷战已经结束，世界面临着新的威胁、新的由恐怖主义挑起的战争的时候，当两个盟友似乎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采取截然不同有时是分道扬镳的战略的时候，“西方”这个观念在今天是否还有意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针对“旧欧洲”的诅咒（“旧欧洲”是黑格尔在《历史的原因》中的一句话，文中他提到拿破仑著名的妙语“这个旧欧洲使我感到乏味”，以及“对历史小古玩装饰的旧欧洲感到厌烦的那些人”）？这些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公共辩论和政府运作中，占据了太多的位置——并在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动物寓言中占据了太多的位置。当他们带着莫名的愤怒，呼吁与没有骨气的、女人味的欧洲——腐化、道德败坏、维纳斯的女儿、最坏的独裁政府的姐妹——分开的时候，当他们呼吁关注欧洲的据说是不诚实的妥协的时候，这种妥协先是与苏联集中营的看守，而后是与萨达姆·侯赛因的复兴社会党人，现在是与邪恶轴心的官员，这只是一个恶意的幽默？一个时机恰好的争吵？抑或是一个更为深刻裂痕的征兆？对于那些相信欧洲理念普世性的人来说，那些认为欧洲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发生地同时也因祸得福的人来说，对这些大屠杀的反思和探索也许会在明天避免它们重演；对于一个坚信欧洲是信仰诞生地的人来说，如胡塞尔所言，这种信仰来自理性的思想和哲学的精神，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美国来说这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它最终或长时间背离其欧洲的渊源，它就会失去一部分记忆，一部分灵魂。但对欧洲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它失去了美国的资源，如果目睹自己的历史在美国的自由中重启的机会——歌德曾给予赞美的机会——一旦消失，如果看不到目前被质疑的美国模式是唯一有迹可寻的证据，证明欧洲自己的超国家梦想不是一纸空话，也不是无法实现的理想，它就会失去一些保持理念的理由和一些动力：它著名的宪政爱国主义，它为每一个人的民族情感增添自由效忠于一个理想的目标。对于这些理想来说，在现实中，除了美国的活生生的证据，还有其他的证明吗？
接下来是最后一个问题。也许，鉴于我选择的旅行时间，这的确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让美国人感到骄傲（理所应当）、总被美国人当做世界其他地方榜样的民主处于什么状态？这个国家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谴责反恐侵犯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在“9·11”袭击后的惊恐中，受到狂热的爱国主义影响，公众舆论已经逐渐开始接受这种侵犯。另一些声音——也许是同一种声音——担忧一系列的细微失调，甚至在“9·11”前，已经开始影响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的脆弱制衡（这里有渎职……那里有过度热衷的情报机构，或者一个独立检察官的有问题的、可疑的讨伐，对花心总统咬住不放……）。还有人说，他们见证着一个庞大而细致的监视机制的实施——阴险而从不放松。它的胜利，如果成为现实，将证明托克维尔的正确，更不用提福柯和尼采了，他们认为把任何背离集体规则的企图视为一种犯罪的法律的泛滥，标志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或是一个渎职的主权，或两者兼而有之。最极端的悲观主义者补充道，所有这些会被视为无关紧要，如果不是那些职业就是监督这些趋势并批判性地思考的人们自己也成为空前的纠察行动的目标——所有这些将无足轻重，如果美国媒体、那个榜样、那座灯塔，不曾经历一场危机，在其中他们不清楚孰重孰轻：对大规模游说特别是金钱游说的默许；面对政府的宣传，自我审查的诱惑；记者们冒着个人危险去保护他们的资料来源，并恪守职业规则；或（当媒体太轻易成为政治退化为丑闻的应声虫的时候）赞同现时最令人厌恶的趋势。我不是在说贫穷的毒瘤摧毁着这么多的美国城市，而美国联邦政府缺乏的不仅是手段，而且也是去医治它的意愿。我也不是在说道德观的冲击、新清教潮流、对归属感和透明度的着魔，在一些人看来，它们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美国公民准则。我不是在谈论那些具有右翼思想的积极分子、那些“道德”和“秩序”的纠察队、一场新塞勒姆的政治迫害者，他们遍及美国，宣讲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世界的终结，以及——从这种世界终结的角度看——全面动员，统一思想，总之，一场国内的圣战。那美国民主呢？我们该如何思考这场辩论？这种模式破产了吗？民主生病了吗？美国是否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大萧条和新政的时候？它是多数人暴政的征兆，还是少数人暴政的征兆呢？难道两者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同样的模式，其中之一只是小一号？当后者使用前者的语言，当他们的方式，他们的责难，他们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强迫不顺从者驯服的方法，都受到多数人榜样的启发，并积极准备效法的时候，它们归根结底不是同样危险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美国例外论吗？那个要为一个令人钦佩的民族建立起一个符合他们天定命运的模范共和国的大胆而鼓舞人心的梦想到哪里去了？简言之，我们是否回到了那个黑暗年代，当萨特，这位斯顿和多斯·帕索斯的朋友，曼哈顿及其摩天大楼的热爱者，美国生活方式及其有计划地摆脱血统论恶魔的崇拜者，在麦卡锡主义肆虐的时候疾呼：“美国得狂犬病了吗？”正如另一位伟大作家托马斯·曼，一些年前在显然不可类比的历史环境中，发出著名的警告：“欧洲，当心点儿！”我们难道不该告诫我们的美国朋友：小心今天的美国，那个曾经赢得世界尊敬、与法西斯作斗争的美国，或许开始显出疲态（它自己也承认）？我们难道不该记住，如果需要的话，提醒我们的朋友——迄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在进入沃尔特·惠特曼所说的“灵魂的撒哈拉”后尚能幸存？
问题就是这些。
这些问题决定了我此次旅行的题目清单，而旅行的时间恰好几乎与托克维尔和博蒙一样长（但旅行因几次短期回法国而间断）。
对于这个清单，为准确起见，有必要补充一些另外的关注，这不是美国人的，但却是托克维尔式的：例如，同时在法国，在有关采用还是否决欧洲宪法的激烈辩论中，急切的厌恶似乎影响了自由主义的理念，甚至这个名词。当然，这是长期形成的。这种对自由主义的仇恨，这种奇怪的语义上的颠覆，从托克维尔时代的烧炭党和法国革命者使用的一个褒义词到成为声名狼藉的符号的转变，这个悠久沉重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纪最后几年，那时，法国兴起第一次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浪潮。但是，仍然……看着这一古老而又挥之不去的主题从极右向另一方向移动，听着一大半的法国左派拾起这个陈词滥调，你不必听力敏锐就能听出他们可鄙的潜台词，看着左派中的这一派如此厚颜无耻地将得人心的甚至革命的全部记忆财富抛弃，而自由主义——这个词和现象——的真实内涵正是来自这一记忆。就像看到反美主义、反犹主义，再次目睹法国如此娴熟的转变立场，让人感到极为不安。从美国看这种混乱——也就是说，从那个国家，自由主义这个词和现象遵循它的语义和理念的轨迹，它在那里得到改进、充实，并且最终变形变质——令人越发忧虑，可是，也越发能够理解。
正像问题和关切是复杂的，方法是简单的。
关键是路。
是的，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然后再从南到南，向北穿越得克萨斯、阿肯色和田纳西神话般的城市，两个卡罗来纳、弗吉尼亚以及新英格兰诸州，这条路线——希腊语是hodos，衍生出metahodos，字面含义是method，即“在路上”，它给了我们一种方法——现时代的另一位美国作家已经证明，这是捕捉这个国家现实一个不坏的方法：假如你像他那样旅行，假如你把自己放到与他一样的精神和物质状态中，假如，举个例子，你按照他的建议，坐在司机右边，尽量努力将身体、几乎是感官上地紧贴在车轮下展开的道路边线；假如你如饥似渴地消化这些英里，就好像圣经中的先知督促我们去如饥似渴地消化上帝之言 （难道道路和语言不是人类的兄弟姊妹吗？难道不是当道路和语言发明出来后，商业、仲裁、文明才开始吗）。我会跟随这条道路（road）——这个方法（method）——就像这个作家，杰克·凯鲁亚克。
当然，我不能把我的这次现代旅行与垮掉的一代的旅行相比：前者由一家大杂志提供赞助，有华盛顿的警醒助手进行监督；后者是垮掉的一代流浪者、准放逐者，以及荒原上的天使。
为了坦诚我必须说，在路途规则方面有一些明显的例外：一次飞越墨西哥边境；一次飞越内华达州的沙漠；另一次飞越密西西比三角洲，又飞过在墨西哥湾的石油钻井平台；一个突然的会议迫使我重复走过的路，或跳过一些目的地；三天在关塔那摩；参加总统选举的一个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恰好在我深入美国腹地时举行，即使大选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我的主要关注，但有时它把它的日程强加于我。
但是，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1.5万英里的缓慢旅行由道路组成，通过这个世界，像许多美国人那样，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对它知之甚少。宽大的和狭小的路；神秘的和被忘却的路；从俄勒冈边界到墨西哥国境的101号公路；1号公路，即罗伯特·克莱默的路，却向后延伸，到佛罗里达；49号公路沿着内华达山脉，从北到南；66号公路，或至少它的残余，大峡谷的西边，《愤怒的葡萄》的幽灵仍然在那里徘徊；编了号的道路；官方的公路；已经铺好的、计划好的和标准化的公路，以及无论它们是否沿着密西西比河或太平洋沿岸，是否穿越内布拉斯加山脉、科罗拉多的松树林和峡谷，或南达科他平原的岩石公园、雕刻着花岗岩的小丘、突然吹袭的沙尘暴，所有这些公路都改变着它们的地貌，重新勾画它们的边界，再次展现出异国情调。我有时觉得，这些无尽的、相互交错的公路，与铁路一起，成就了美国，把各州连在一起，与此同时，还帮助保存了这个国家不妥协的、生命力旺盛的多样性。
我提到凯鲁亚克，但我也应该提到电影人。我应该提到维姆·文德斯，或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或《逍遥骑士》，或《消失点》，甚至用更长的篇幅提到克莱默的电影《1号公路：美国》。事实上，我所提到的任何一部在路上的电影，比托克维尔、比任何一位欧洲的散文作家对我想象美国的影响都更大，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一代也是如此。我或许应该引用梭罗的话：“老的、蜿蜒的、干枯的和杳无人迹的路，从城镇向外延伸。”或惠特曼，他“徒步并轻松地”踏上“粗犷的、无言的和不可思议的地球”上的“宽阔的路”。或者纳博科夫，他宣称“汽车是美国唯一没有噪音和穿堂风的地方”，这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开车旅行的原因。如果我提到凯鲁亚克，如果我到美国时，例如到旧金山时，我立刻想到了凯鲁亚克，如果说《在路上》是贯穿我整个旅程的一本有用的、秘密的导游手册，是因为我想像他那样，不紧不慢地从陆地上穿越美国，沿着有四条行车道的纽带，这些地面上的生命线，融合沥青的语言——在沙漠中则是火的语言。这就是美国的道路。选择这些乍看起来长得不见尽头的道路有着全方位的优势，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很快被证明是决定性的。
这是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
这是一次步伐和耐心的锻炼。
这样是进入一种恍惚状态的方式，热爱开高速的人知道，对昏昏欲睡的警惕使人们对所有那些没想到的、突然出现的事物更能接受。
当飞机缩短了时间和距离，当飞机把你迅速降落到一个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地方，当火车——用普鲁斯特的话说，一个“神奇的”交通工具——似乎用魔力，毫不费力或几乎没有任何逐渐的变化，载着你，从巴黎到佛罗伦萨或其他地方，这趟旅行，这次长时间、考验耐力的驱车旅行，这次在地面上的跋涉，展现给你空间中也是时间中的所有建筑构造，使旅行者去体验一种受时空限制的模式，仅此就可以使旅行者接受地貌和人类的有限。
或者，通过把距离和重力的感觉还给旅行者；通过增加从前不可思议的辽阔感；通过寻找不断藏匿的边疆，而当他接近那里时，它却变得更加遥远；通过不断交替的沙漠、山峦、有人居住及荒废的平原、大城市、临时性的村庄，更多的沙漠，印第安人保留地和公园；最后，通过无情地利用对自由的渴望，在大多数现代的旅行方式中，这种自由仅仅残留在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记忆中——驾车旅行还有额外的好处，它提供有关美国伟大的建国神话的一种回忆、一种浓缩：被许诺和被拒绝的土地、逃亡路线、微光浮现的地平线、太平洋屏障、美国梦——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找到（即使是蛛丝马迹）美国成年礼的机会，几个世纪以来，对每位美国人来说，这个成年礼都是一种发现。
最后，选择柏油路而不是飞机及乘飞机的念头。乘车，沿着“神路上的一条白线”（凯鲁亚克语），“驶向一个不存在的目的地”，一路上蜷曲着身体，不为过去的汽车旅馆已变成借宿的超市而气馁，也不为那些经常是处在两台连锁销售机中间的装饰花哨的门面气馁，它们是想要给冷漠无情的空间重新注入一点真实的人性。乘车继续前进。这难道不是唯一适合作家旅行的方式：漫步，闲逛，随便去某个地方同时又什么地方也不是，彷徨，尝试，让机会与你嬉戏，随机应变？
实际上，没为旅行做很多后勤准备。
除了在动身前瞥了一眼大致的日程——我甚至不能肯定我一直认真按它行事——没有多少组织；几乎没有预先策划；没有太多从远处事先安排好的、预先定下的约会；如果有，它们是一个开头，而不是结尾；一个入口，而不是完成；一个驯服那块土地的把戏，然后把自己迷失在其中。
一天，一张不知名面孔的惊奇。
另一天，城市郊区化“迅速吞噬”的景观。
又一天，一个意外：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故；一个托克维尔式的警察表明，唉，美国公路也已经成为“不准停靠”的愚蠢禁令扎堆的地方；一个陈词滥调恼人的新用法；一个日常生活场景，看起来正常或低于正常——一个被古斯塔夫·福楼拜称为“日常垃圾”的可怜又可笑的乡村集会。
另外，与诸多人的会面：一位反犹的印第安首领；一个孩子气的政治煽动家，碰巧又是美国总统；一个将来可能成为总统的人；一位说起话来像政治家的好莱坞影星；一位错把自己当成印第安人的作家；一个吹单簧管的电影人；一位在酒吧用低沉嗓音唱着她被诅咒生活中的黑色太阳的女招待；一位企业大亨；一个新奥尔良的穷苦白人；一位预言洪水将至的路易斯安那的记者；一位福音教的狂热分子；一位摩门教严格的、有知识的上层人士——所有这些人都是人间也是美国喜剧的主要演员；这里总上演着一场多彩多姿、夸张的大型表演——一场看起来永不谢幕的演出。
然后，还有其他：一无所有；一种感觉；西雅图第一座摩天大楼的顶端，像一盏漂浮在粉色天空的灯；萨凡纳友好的精神；圣迭戈一位梦幻般的年轻性感姑娘；洛杉矶灯光无尽的新高速公路；在死谷镇一个乡下妓院的谈话；淘金者的幽灵；摸不着、几乎找不到却又更富悲剧感的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足迹；新奥尔良的一个爵士音符；佛罗里达的一场风暴；一个好的、愉快的终身伴侣；一位泣声回忆民权运动的伯明翰牧师；孟菲斯一座教堂里直冲房顶的喧嚣歌声；一项没有完成的判决；一个没有破解的密码。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或恶意的虚无，有时，我试图用文字捕捉住这些幸福的时刻，在我看来，这成了此次旅行的额外奖赏。
是道路带来了交通，还是正相反？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利奥波德·布卢姆问道。无论如何，是道路成就了这本书。道路造就了方法，继而启发创作了这幅匪夷所思的美国肖像画。
译 序
1831年，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美国进行了为期9个多月的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举世公认的学术名著。170多年过去了，这部经久不衰的著作不仅成为世人了解美国的经典读本，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看法。
2004年，应美国《大西洋月刊》的邀请，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莱维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考察。《美国的迷惘》一书是莱维此次美国之行的结晶。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共七章，生动地记叙了作者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第二部分共四章，主要是作者对当前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
正如莱维在开篇所言，尽管自己是托克维尔的崇拜者，尽管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重新感受美国，但《美国的迷惘》一书既不是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伟大著作的回应，也不是它的补充或扩展。
托克维尔是法国政治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是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莱维是现今活跃在欧美文坛的哲学家、记者、活动家和电影制作人。他的多部作品畅销欧美，包括《带着人脸的野蛮》和《谁杀了丹尼尔·珀尔》等。他执导的电影，包括纪录片《波斯尼亚》和《萨拉热窝死亡的一天》。莱维还是一位富有批评精神的法国左岸知识分子，以“BHL”（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全名缩写）享誉欧美文坛。同《论美国的民主》相比，《美国的迷惘》更像是一本航海日志或旅行札记。
莱维用了1年的时间，驱车1.5万多英里（间或乘飞机短途旅行），重访托克维尔当年走访过的地方。与托克维尔先看后写的方式不同，莱维边看边写，读者跟着他的车轮，领略风情万种的美国社会。前方一望无尽的高速公路，车窗外飘忽不定、转眼即逝的万千景象，使人联想起美国作家凯鲁亚克描写“垮掉的一代”的里程碑式小说《在路上》。
莱维从当年托克维尔上岸的罗德岛纽波特启程，一路向西，然后向南，再向东，最后北上回到出发点：从纽约赖克斯岛监狱到底特律的穆斯林社区，从艾奥瓦的阿米什人居住地到开阔的西雅图，从达拉斯的枪支博览会到爵士乐的故乡新奥尔良，从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返回到美国的诞生地，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1620年，载着102名清教徒的“五月花号”轮船，经过两个多月的远涉重洋，在这里靠了岸。
一路上，莱维采访了美国社会各阶层人士，从狱警、死囚到牧师，从作家诺曼·梅勒到民主党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从电影明星莎朗·斯通到新保守主义者、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从青楼妓女到前第一夫人、现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历史终结”论者弗朗西斯·福山到“文明冲突”论者塞缪尔·亨廷顿。在访谈与观察的基础上，莱维以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当今美国社会色彩斑斓的画卷。
莱维在书中考察了当前美国社会中的一些核心问题：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监狱制度及监狱私有化问题、医疗保障、枪支管制、反恐战争、新保守主义以及非法移民问题等。莱维还考察了美国人对肥胖的看法、对自然的感情和美国人所特有的博物馆情结。
关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在莱维看来，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发自内心的。他注意到美国人对国旗的痴迷：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不能弄脏，不能复制，不能用于文身，不能掉在地上，不能倒挂，不能亵渎，不能焚烧。如果它太旧了，如果它不能再飘扬了，那你必须把它烧掉，而不是扔掉或卷成一团。“这面象征美国的旗帜，曾遭到野蛮人的玷污和攻击，但它永远骄傲地迎风飘扬。”莱维还注意到了飘扬在妓院入口处的美国国旗和钉在床头的自由女神像，它们在妓院像在美国商界、知识界和军界等其他地方一样受到尊崇——妓女首先是爱国者。
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这是任何一位美国问题观察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宗教渗透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在伊利诺伊州南巴灵顿的威洛克里克社区教堂，莱维聆听《被科学和学者证明了的上帝》作者李·斯特罗贝尔与会众之间关于上帝存在的对话。这座不拘泥于某一教派的基督教堂，每周吸引了1.75万人来这里做礼拜，在全美各地拥有1万个附属教堂。在科罗拉多河流域上空，莱维听笃信“造物主义”的英俊而且时髦的年轻直升机飞行员解释大峡谷的形成。在达拉斯，他见到了为逃离大城市的喧嚣和放荡文化的侵蚀而移居于此的前《纽约邮报》记者、虔诚的天主教教徒罗德·德雷赫。后者曾于2002年在《国家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父之罪》的文章，将发生在美国一所天主教堂的恋童癖丑闻公之于世。在盐湖城，莱维参观了摩门教堂创立的家庭历史图书馆。摩门教教徒走遍世界，收集并保存了数世纪以来人们的结婚证、出生证、死亡证等资料。莱维承认，在美国，“宗教力量的秘诀在于，它摆脱了位于欧洲神学核心的距离感、超凡感和拒人千里之外。”他得出结论，宗教没有使美国成为一个狂热的国度。“在美国，宗教不是民主的坟墓，而是民主的摇篮。”
关于美国的监狱制度。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是当年托克维尔美国之行的初衷。除了重游托维克维尔当年考察过的赖克斯岛上戒备森严的纽约监狱、旧金山湾附近著名的阿尔卡特拉斯监狱的废墟、内华达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死刑犯区以及宾夕法尼亚教友派收容所这5座监狱外，莱维还访问了羁押反恐战争中被俘人员的古巴关塔那摩监狱。莱维比较了欧美监狱理念的不同。在他看来，欧洲人曾就监狱是否应当用来监视、惩罚、改造或矫正的问题进行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人们不仅关注罪行的严重程度和相应的惩罚，而且考虑犯人获释后重返社会的机会；而在美国，监狱被当做麻风病部落、垃圾填埋场，美国人的关切似乎在于两个世界的隔绝和极端的排斥，“这种关切、这种执意，这里大概所有议题都牵扯到保险跟放心，每时每刻，隔离被成功地进行，两个世界的确被分开。”
关于美国医疗保健制度。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切斯特，莱维走访了海明威曾两次就诊的梅奥诊所。这家创建于1863年的私人诊所，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美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集临床医学、医学教育和医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体系。梅奥诊所一向以自力更生为傲，很少向联邦或州政府寻求资助。诊所的医生恪守职业道德，“他们治愈病人的愿望和对知识的追求同样强烈”。就在美国人抱怨医疗保障制度千疮百孔、医疗经费不足和有些医生因担心受到误诊的起诉而裹足不前的时候，梅奥诊所的医生们把“空前的精力”投入“科学实践”，向疾病宣战。在莱维看来，梅奥诊所是一个奇迹，他发自肺腑地写道：“梅奥诊所万岁！它诊室里的医生万岁！它的自助哲学和非营利目标万岁！它追求的卓越文化和成功的实践万岁！它睿智的研究者万岁！”
二
美国之行留给托克维尔的，是“美国的民主”，而留给莱维的却是“美国的迷惘”。这种“迷惘”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莱维的迷惘，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人的迷惘。
莱维对当今美国社会中的人或事有着诸多迷惘与困惑。
迷惘一：关于美国左翼。在欧洲，莱维一向被视为具有反叛精神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正如他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他是在20世纪60年代走入哲学殿堂的那一代人，那时在法国思想界最时髦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影响下，法国出现了一批“新哲学家”，对主导法国知识界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反思。莱维便是其中的一位。“9·11”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当道，并深刻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此次旅美途中，莱维采访了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几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前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鹰派人物理查德·珀尔，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之子比尔·克里斯托尔。新保守主义阵营中围绕如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的深邃思考和激烈辩论，给莱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问题不是像欧洲人所想的那样，缺少道德中心或愤世嫉俗。与此相反，它是一种过分的道德，它是神秘主义超越政治的胜利。他们是一些不充分介入具体政治的高贵的性情中人。”
使莱维感到失望的是，在美国左派阵营，在民主党阵营，什么都没有发生。莱维访问美国时，正值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他采访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听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慷慨激昂地演讲，拜访了克里、戈尔竞选班子中的一些人，访问了劳联－产联总部，参加了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大选后民主党召开的一系列就汲取败选教训、为2008年大选布局的联席会议。莱维发现，同保守主义阵营里有关意识形态、美国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激烈争辩与活跃思考相比，美国民主党人的所思所行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他们提不出任何新的纲领，“60岁的‘年轻’民主党人，他们的论据可以追溯到如果不是肯尼迪年代，至少也是使比尔·克林顿当选的中间派浪潮。”另一方面，钱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当莱维问那些试图重振民主党意识形态的积极分子如何应对右派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挑战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点只是谈……钱”。
迷惘二：卡特里娜飓风。正当莱维的美国之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爵士乐之都”新奥尔良，造成上千人死亡，财产损失达300多亿美元，新奥尔良市海平面以下的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电视上播出了飓风过后的新奥尔良市：残垣断壁，污水横流，上万名灾民聚集在体育馆及周围地区，许久无法撤离，他们绝大多数是黑人或穷人。因食物、药品和饮用水匮乏，一些灾民在众目睽睽下死去。人们无法相信此情此景发生在一个拥有近万架军用直升机、无数架民用直升机，并且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的美国。诚然，灾难期间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公民自救互助行动：一位退休警察自费包了两架飞机为困在屋顶上的人提供援助；演员们或淌水或蜷伏在船上，把食物和衣服带给那些被困的老人；教会发起了全国性的募捐活动；当地学校、医院和居民张开双臂拥抱那些蜂拥而入的逃难者。莱维不禁发问：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美国政府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小政府？在莱维看来，卡特里娜飓风是反“9·11”的，因为“9·11”恐怖袭击中的受害者不分种族与贫富贵贱，而飓风吹袭后的新奥尔良市，在污水与瓦砾堆中挣扎的尽是黑人和穷人。
迷惘三：关于反恐战争。莱维没有采访到布什总统本人，在与美国电影明星、反战人士莎朗·斯通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布什及美国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在莎朗·斯通看来，布什总统就像一个“被迫当兵”的大男孩儿，也许他本人并不想当总统，是他的父母亲、他的妻子，想让他当总统。莱维的困惑在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下台，克林顿总统因在莱温斯基案中说谎几乎遭到弹劾，但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明显说谎，美国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却对此三缄其口，为什么？
莱维对美国左翼爱之越深，痛之越切。《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莱维于2006年发表了《致美国左派的一封信》，进一步表达了他对美国左翼，对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关塔那摩监狱中的虐囚事件，以及对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困惑。
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人自信、鲁莽、充满使命感，而现在的美国人却对自身文化和国家认同充满了困惑与迷惘，这是莱维的又一重要发现。他把今日美国人的“迷惘”归结为4个主要症状：纪念思维的迷惘；分裂的社会和政治空间；政治、经济、社会、财政、城市乃至购物中心与汽车的“肥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及不断被社会遗弃的犯人人数的增长。莱维写道：“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
三
法美两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正式战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基本一致。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美间摩擦与冲突不断。“9·11”事件后，法美两国国家乃至人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法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国唱反调的突出表现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对伊开战前夜，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用诗一般的语言，在联合国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讲。一时间，美国国内掀起了一阵批法声浪，“反美主义”也在法国甚嚣尘上。在法国人眼里，美国不仅是霸权主义的代表，也代表着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法国报纸杂志不时刊载一些揭露美国社会时弊的文章。
《美国的迷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然而，莱维并没有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美国，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判断可以说是较为理性和客观的。他纠正了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美国人的偏见。例如，他发现，美国的确有肥胖者，但并没有欧洲小报上说的那么多。他写道：“从纽波特开始，在我走访过的所有镇上，我睁大眼睛寻找那些欧洲小报刊登的照片上的臭名远扬的肥胖人群：也许我看得不够仔细，也许我到错了地方，但我在这里见到的胖子不比法国任何一个外省镇上的胖子多。”很多次，莱维准确地捕捉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场景：他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的阿米什人的交谈，对坐落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郊外五脏俱全的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的描述，对《硬汉不跳舞》的作者诺曼·梅勒的访谈，对美国人棒球情结的描述，以及对拉什莫尔山的探源，仿佛向人们展现出一幅幅法国写实主义画家创作的栩栩如生的美国风情画。莱维发现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那座雕有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4位美国伟大总统雕像的著名的拉什莫尔山，却与印第安保留地伤膝相比邻，那里伫立着20多年前“美国愚公”美籍波兰裔雕刻家柯扎克·希欧考斯基至今尚未完成的献给印第安英雄疯马的雕像，疯马曾率领印第安苏族部落抗击美国联邦军队。在对阿拉伯裔、犹太裔、古巴裔美国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后，在与充满反犹主义的印第安英雄拉塞尔·米恩斯交谈后，莱维发展了托克维尔“多数人暴政”的观点，指出了“少数人暴政”的危险。
总体而言，目光犀利、判断较理性而客观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沿着托克维尔的足迹，莱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脉搏正在跳动的活生生的美国，一个法国人眼里的美国。尽管莱维对美国有着诸多的迷惘与困惑，但他最终的结论是：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美国与“旧世界”不同，它仍然是人们期盼去实现理想、去争取、去生活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把理想真正付诸实践的地方。这也是贯穿《美国的迷惘》全书的主题。
莱维有着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积淀。他对欧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深邃理解，着实令人钦佩。《美国的迷惘》一书几乎句句出自典故，这也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
如果本书有何缺憾的话，那就是尽管莱维努力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审视美国，但字里行间还是太欧洲、太法国了。法国抑或欧洲，始终是莱维心中的一个坐标。美国南方小镇萨凡纳是莱维最钟爱的地方，因为“老南方的美丽，令人流连忘返……融合了意大利和希腊风格、维多利亚式和多利安式、第二帝国和英国摄政时期的建筑，见证着伦敦富有的船主们来到萨凡纳定居的往昔岁月”。莱维采访了克里，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一位好候选人，因为他是“一个心底里的欧洲人”。
《美国的迷惘》一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评论文章散见于各大报刊，褒贬不一。《名利场》杂志将莱维誉为“超人和先知。在美国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纽约时报》评论说：“莱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一不引起轰动。他是一位把公众注意力带入不时髦的政治事业的知识分子冒险家。”“一位现代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不确定的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美国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能够集莱维的魅力、文笔和政治参与于一身。”《旧金山纪事报》说：“又一位法国人评估我们的民主。”《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评论文章则认为，莱维经常提一些关于美国的非常幼稚的问题，因而他得出了很多幼稚的结论。
本书很难译。一方面，莱维有着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博学与文化积淀。莱维对欧美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对美国风土人情的了如指掌，对当今美国社会问题的深邃理解，着实令人钦佩。《美国的迷惘》一书几乎句句出自典故，这既是本书的引人入胜之处，也增添了翻译工作的难度。译者自知是研究欧洲历史与文化的门外汉，虽然钻研美国多年，但毕竟知之甚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借助字典、百科全书，还要查阅一些有关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历史、社会、哲学、地理、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等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便于读者理解，译者在译文中做了一些注释，以解释前因后果，避免突兀。即便如此，译者仍然诚惶诚恐，担心出硬伤，贻笑方家。
另一方面，作者的思维和行文习惯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作者的思绪是飘逸的，辞藻华丽，但句子时而过于冗长，以至于读到下一页还没能找到主句的谓语，有时整页都没有分段。这或许是浪漫的法国人独特的语言和思维习惯，或许是莱维个人的一贯文风。本书第二部分“反思”尤其难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在忠实再现原著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译文通顺。但译者搜索枯肠，中文译文读起来还是有些佶屈聱牙，不过倒也或多或少地展现出原著的一些行文风格。
本书涉及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3种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本书的翻译工作增添了难度。本书部分篇章于2005年在美国《大西洋月刊》连载。2006年，该书英文版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同年，该书法文版由法国贝尔纳·格拉塞出版公司在法国出版。不论该书的英文版还是法文版，英法两种文字在书中几乎揉在了一起，英文版中有太多的法文，法文版中有太多的英文。莱维在美墨边境考察非法移民问题时，还使用了一些西班牙语。本书中译本根据兰登书屋出版的英文版翻译而成。
本书翻译工作历时两年，在此期间，莱维采访到的一些人已经过世，其中一位便是《硬汉不跳舞》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译者对此深感歉意。莱维在书中对于梅勒的一段描述，感人至深：梅勒感到了死神的临近，“他还在数数。他一直在数数：他所剩的日子。一次采访偷走了他多少个小时。他将不会去读的书。如今，他的双目是那么弱，需要省下来写他自己的书。每天的那些小时——也许只是分钟——他是他的艺术的真正主人。他的手，需要为那一刻接受训练。他的呼吸，需要屏住以致不去浪费它，使他得以继续创造。与其他夙敌不同，他不是为阻止死亡而写作；他阻止死亡，为的是他可以完成写作。不是为了身后之名，虚弱的灵魂在后世不朽。”
关于译名对照。由于莱维在书中提到了太多自古至今的欧美名家名篇，篇幅所限，不能逐一列举，故译名对照表以莱维在旅美途中接触到的人、地、事、物为主。
翻译过程中，译者遇有疑难问题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教授，他们不仅通晓英法两种语言，而且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化底蕴。他们睿智而细心的答疑解惑，使我终生受益。美国麻省文理学院历史、政治学及地理系主任黄开来博士，不辞辛劳地通校了全书。译者不懂西班牙文，故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魏红霞副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凌志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耐心与细致的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赵梅
2008年7月
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出现在旅途结尾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人的认同问题。
这是塞缪尔·亨廷顿在书中提出的，也是我与他在波士顿讨论的问题；回顾过去，我看他在重复说着20世纪初的陈词滥调，蜂拥而来的“拉丁斯拉夫人”和“来自东方的犹太人”的“乌合之众”，腐蚀着“美国政治和道德特性”：我们是谁？那孕育出我们的美好、高贵国家的英国清教信念还残存几何？我们是白人还是一个混合的民族？单一还是多种族？这个国家将如何抵御亨廷顿认为是不可同化的新的墨西哥移民浪潮，他们只梦想在一场新内战中，凭借力量收复19世纪40年代失去的土地？
这也是一系列其他书中提出的问题，这些书不那么有名或有条理，但也并非思路混乱，当然更不带有美国意识形态中那种可憎的历史本土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杂交的印记。换句话说，我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以及心底重现的印象，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遍布当地邦诺书店柜台的整整一系列书，构成了我此次旅行的节奏：美国及其大选；美国及其根基；美国及其印第安人、黑人和社团；战争中的美国；美国及其神话；红蓝两色的美国；美国历史上的拉美裔和德国人；自从边疆时代消失以来的边疆神话；刘易斯和克拉克；托克维尔；俄亥俄怎么啦？堪萨斯怎么啦？再一次，我们是谁？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天定命运”在伊拉克的动乱中会怎样？我们的“例外论”，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所传递的信息，或开国元勋的使命会如何？我们的纯真？我们失去的纯洁？这么多的书！很少有一个国家这么急切地询问它的命运，几乎没有国家深受这样一种认同迷惘的困扰。
接着，有一个问题跃入旅行者的眼帘，无论有没有这本或那本书，或甚至是一大批书；在这令人应接不暇、多姿多彩的美国之旅的每一步，每一个阶段中，在不再知道如何对待它的传统的老南部，在受后工业化后遗症冲击的北方，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在中产街区和赤贫的少数族裔聚居区，在新道德秩序下的淘金族及威斯康星矿工的家庭里，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个问题都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到，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在社会交往体系中、在众多美国人的工作和爱的方式中看到，美国人仍然被看作是精英，自信而专断，但实际上今天没有一个现代大国像这个国家这样彷徨，不再确定它将变成什么，对其立国之基的价值观，或者说神话，也不再自信；这是一种无序，一种疾病，参照点与肯定性的摇摆，一种同时攫住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迷惘。假如我试图对此做一概述，我发现起码有3个或4个症状。
症状一：纪念思维的错乱，我在很多事例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从库珀斯敦的棒球名人堂到亨利·福特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博物馆、拉皮德城的恐龙公园、巴德兰兹的化石博物馆、戴德伍德的上龙发掘现场以及约翰·克里在得梅因被当场博物馆化的奶酪盘。我想起了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对3类不同记忆所做的区别：纪念碑式的、批判式的和文物式的。第一类通过呈现精心制作的、人们冀之不朽的昔日伟大形象，来恢复人们的信心；第二类把这类形象送上严厉但公正的科学历史法庭来强化记忆；与此同时，尼采所说“文物式”的第三类，则把“小的、有限的、碎片的和古代的”东西串联，这种源于“盲目的收集狂热”和“把曾经存在的一切不停歇地编在一起” 的记忆是一种没用的记忆，它不但不能增强个人，而且只能“使活人变残”，使“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或是一种文化”，无可挽回地以“灭绝”告终。那好，看来美国正以其无所不在的名人堂，落入这第三种情景中。这些狂热囤积的博物馆，这些合并一切并再也不区分什么值得、什么不值得纪念的地方，这些村和县的所在地，他们似乎已经忘却遗忘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好处，人们沉湎于几乎所有东西的遗迹中——所有这些就像一幅巨大的“失眠”和“反刍”的模仿画；尼采还说过“怨恨”，或“复仇”精神——这是“文物历史”的特征。这荒谬而病态记忆的形式，这既焦虑又懒惰、既狂热又无所事事的记忆，实际上是“非美国”式的记忆，它通过一个奇怪的角色反转，正在把那个启蒙时代的伟大美国，那个歌德曾写道摆脱了它的欧洲过去和欧洲对过去的迷恋的美国，变成一个甚至比最沉湎于往昔的欧洲国家更深陷过去而不能自拔的国家：如果世界一如哲学家所言，如果我们接受尼采的最严肃告诫的结论，这是一种不是激励而是当前时代的掘墓人的记忆；对今天的美国民族来说，它将是一种认同危机的先兆，至少不次于那些源于绝对非记忆和习惯于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也提到的“植物人式的存在”的系统性的危机，它同样催人入眠。同样一个国家怎能既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屠杀纪念馆之一，同时又在南达科他州的高速公路旁，有一个用来质疑进化论的常年化石展览？对印第安人的忏悔，对印第安部落的种族灭绝和隔离，赤裸裸的不宽容，对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灭绝上的渴望，直到不远的过去才停止的迫害的不可忘却的记忆——这些矛盾怎能既在令人敬仰的华盛顿史密森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中得到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假纪念景点又遍及沙漠各州沿途，一个比一个更花哨：这是一个假拉科他印第安酋长的假墓地；那是重建的奥格拉拉村；那里，又一个小型夏安族羽毛精品展；然后是一座药学博物馆，一个3000万年的化石树，一个由俄克拉荷马和爱达荷州资助，为真正的野马建立的退休之家——对所有这些文物都表现出一视同仁的虔敬？
另一个征兆：肥胖症。显然不是指身体的肥胖症。不是欧洲反美主义用来取乐的、臭名昭著的肥胖症，正如我在加利福尼亚所观察到的，肥胖症在这里并不比其他地方更惹人注目或令人担忧。但是另一类肥胖症。一种奇怪的肥胖症，报道中所说的身体的扩张也许只是一种隐喻，一个肉体的假象。一种社会肥胖症。一种经济、财政和政治肥胖症。城市的肥胖症。购物中心的肥胖症，像在明尼阿波利斯。教堂的肥胖症，像在威洛克里克。停车场的肥胖症，这些购物中心和教堂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产生出一个完全的微型社会，一个有自己的节奏、空间、消遣和休息区、自助餐厅、班车，甚至——这最过分——特别组织的班车，这样，一旦你的车停下，购物者或礼拜者可以上另一辆汽车，他们因此免去了步行之劳。旅行车的肥胖症。机场的肥胖症，对于它们用来服务的城市来说太大了。选举经费的肥胖症，太多了以至于花不完。好莱坞票房的肥胖症，持续打破先前的纪录，一旦那些纪录被超过，这就成为一部新电影质量的可靠象征。大纪念碑的肥胖症，像在拉皮德城的疯马纪念碑，它使庞大成为优秀雕像的主要标准（即使政治支持不总跟上）。企业遵循强迫增长法则的肥胖症，或者——但到头来是一回事——20年前戈登·季柯在电影《华尔街》中的著名台词：“贪婪好；贪婪有理；贪婪奏效；贪婪明明白白；贪婪将拯救美国。”最后，公共赤字的肥胖症，它的不断成长——上述范例是它们的榜样——正在成为飘扬在整个社会上空的一面警示的旗子。越大越好，今天的美国人如是说。大是美丽的，它歇斯底里般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颠覆了1960年代的口号。一个全球化的、完全的肥胖症，不放过生活中的任何空间，不论是公共的或私人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一端到另一端，似乎成为这模糊不定的疯狂的猎物，它缓慢地导致一种机制膨胀、外溢、爆炸。一个国家，就像我在一张罗切斯特的报纸中读到的一群“从18到60岁”的女性，她们聚集在教区教堂里进行“第一减肥”计划（一种神奇减肥法，它迫使身体多余的脂肪听从命令，只要你把上帝放在首要位置）；一个国家，就像这些据说已经“失去饮食控制”的女性，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不仅是在饮食方面，而且在思维、文化和哲学方面；一个国家，使人看到已经偏离或打破了使身体处在界限内和生存的秘方及密码。希腊人对此有一个概念。他们有一个词——甚至两个——形容失去或尚未找到中点和局限的物体。当然，“狂妄自大”。放纵、过度，强制和非理性力量，索福克里斯曾说，上帝用死亡惩罚它，20个世纪后，霍布斯对此断言，把“幸福”变成“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的欲望的持续过程”，把“人类的总体倾向”说成是“对一个又一个权力的永恒和无休止的渴望”，不可避免地导致“死亡”。然后，特别是“无限”，这种“无限”的表达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来说，是万物之准则，是它们未经生殖的起源，是产生罪恶感和潜在的畸形（严格地说，形状残缺）的原始混乱——这在柏拉图那里变成另一个词，或是用于不确定、形式的、难以命名的、纯粹的和无目的的物质性，或是用来形容残暴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因而，又一次，用于形容死亡。美国到了那个程度吗？它是否处在黑暗的边缘？它在世界的地位，它在地缘政治中的狂傲，中产阶级男女们个人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狂热消费和负债累累——他们是这些古代法则的化身？如果你情绪低落，这是当前美国认同的另一个症状、另一个迹象、另一个恶兆。
迹象三，与前面所述没有直接关系，但这次后果却与这个国家根本制度有关：被割裂的美国社会和政治空间；它与日俱增的区隔，有人称之为它的分裂，它的巴尔干化，它的部落化——美国向多元国家、马赛克社区、族群和集体的狂想曲的转变，这使一个伟大作家——这次，不是希腊，而是罗马——所设立的可敬目标、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变得难于实现。我充分意识到，这不是新近的现象。丹尼斯·拉考尼、戈登·伍德和埃丽斯·马林斯特拉斯等学者对此曾做过详尽的研究。从一开始——事实上，从无数注定要生活在一起的竞争团体在新泽西、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英国殖民地登岸之时起，问题就被提出来了，“众”与“一”，民主与共和的困难辩证法。人们只需思考宪法批准前的激烈辩论；只需回忆反联邦党人辩论的深刻敌意，杰斐逊以及所有那些像他那样担心看到中央政府的专制取代美国刚通过独立战争摆脱的英国统治的长篇大论；人们只需记得美国第一代民粹主义先驱发起的反对“共和派”套用孟德斯鸠理论的伟大思想战斗，仅此便传达出一种这个问题是多么持久的感觉。但是，新颖之处在于，过去多种思潮中的一种，在两个世纪以后，成为一种共识。曾被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三人组描绘成“派系的邪恶”，人人都相信假以时日会被克服，最终却征服了时间，如今作为美国话语和制度实践的主要成分显现。新奇和现实是在过去20至3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诞生于1960年代的一场群众性、大规模、真正的文化革命，我们目前还在评估它全方位的影响），赋予了长期以来只是众多诱惑之一、不自信、有时羞愧的东西以尊严与合法性。这群众性事件是少数族裔权利运动的兴起。借用一下夏多布里昂的话语，这是那些美国人的“复仇”，由于太长时间的屈辱，他们充满了过度强调他们认同的期望。这是对印第安人或黑人做出补偿的要求。这是另一种鼓动社区的大觉醒，他们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美国的土地是一片冤魂出没的土地，住满了他们自己的殉道者的魂灵，涂着他们自己的血，呼唤着正义。这是半宗教式的觉醒——无论如何，比许多所谓的宗教觉醒更宗教化——它触及整群男女，他们声言，用一种突然符合所有美国主要末世学的奇怪姿态，这个世界只有当它起码变成适宜他们的亡灵居住时，才适合生灵居住。这是整个“肯定性行动”运动。这是“政治正确”及其大历史报应的微澜。在它身后，由于对竞争受害者地位的机制的熟悉，其他少数族裔群起效尤，要求对他们遭受过的真实或出于想象的不公正做出赔偿。所以，就是这些少数族裔，如拉美裔，他们没有抽象的不公正去谴责，没有跨历史的暴行去要求补偿，但他们却追随这个运动，以他们文化遗产的名义，以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实践、他们的信仰的名义，或者，当然，以他们真正的焦虑的名义，也向往分享一块身份认同的大饼。简而言之，这是一场被不完美地归类为“差异权”的大运动，因为此处“竞争”与“差异”同样至关重要。这个棘手难题的模仿式竞争的模式并没有揭示全部真相，因为这“也”是一个不具竞争性的差异的问题，它导致对无限权力的无尽要求，因而侵蚀公共法律，有使社会纽带解体的风险。最终，这个过程达到一个不自然但合理的结局，这些人造城市，这些富人和老人的保留地，这些私人、设防的空间，这些大门紧闭的社区，我在亚利桑那的太阳城看到了它们的原型，这也许预示着这个国家可能的未来；如果不去反对， 这种种族隔离的诱惑，也许将聚合起一块块各自不同的飞地，不仅仅为了那些追求安全或好气候的人，也为了犹太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侏儒、盲人等等，这将使签署1787年宪法的代表们所建造的整个制度大厦轰然坍塌……
现在，我将简要地谈谈最后的迹象，因为在整个旅途中我太经常想起它：无所不在的灰色区域的扩张，导致社会和公民的无人地带，即极度贫困的领地。当然，我知道这个概念在美国与欧洲的含义不同。我知道在美国如果你的年收入低于1.93万美元，你就是穷人——这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却符合中下阶级的收入。我读过的统计数据显示，3700万美国“穷人”中有1/2或甚至2/3的人将不再继续那样的生活，起码眼下他们拥有汽车和房子。不过，其他人仍然如此。还有最后的1/3或1/2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处于统计数据中的哪个位置，但我个人可以证明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家或有一天找到工作是天方夜谭。这些饱受摧残的人群，人类碎片残余，这些社会已决意丢弃的人们，生活在波士顿、哈雷姆或华盛顿“未改造”地区的垃圾桶旁——这些人几乎被现实排斥在外。一离开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或旧金山的界线分明的地界，我就不断遇到他们，这些人看来已经一劳永逸地切断了把他们与美国生活方式及其习惯绑在一起的缆绳。尤其是从赖克斯岛到内华达女子监狱，那些可怕的美国监狱。我事后才意识到，让我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们的拘禁制度（它起码不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或我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更糟），更多的也许是他们现在正在接收的新犯人的种类（一大批违法轻犯，许多犯人被指控，但仍在等待审判；许多长期失业的年轻黑人或拉美裔，可怜的吸毒者或毒品犯，不同非法身份的移民，没有任何权利——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不能肯定他们在法国甚至是否会被关起来）。这是否意味着，正如美国极左派所声称，美国已经选择了用镇压来对付贫困？我们是否应该，像一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的信徒，得出结论认为它已经选择建立一个刑罚国家，而不是社会福利国家，一个监狱国家模式，而不是福利国家模式，建立一个首先包括警察然后是监狱的控制网，而不是一个最低收入和保证医疗保险的系统？当然不是。我肯定自己不会极端地做此断言。但美国在世界关押比赛中仅次于俄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多无法在改造后重返社会的重犯也是一个事实。美国监狱就以这种方式加入一个全球体系，它生产和藏匿赤贫人口，制造他们，然后判决他们销声匿迹，把他们排出社会之外。他们变成行尸走肉、与世隔绝——医生也许称他们为“异体”——一个社会在其铠甲和形象中发现的难以克服的缺陷。这是我的调查所发现的第三个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事实。
那么？
我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个国家绝望。
不论有多少无序、功能失调和漂移不定，至少在我看来，分离、文明冲突的内战的危险，在今天远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问题。
不管政治和社会的空间是多么被割裂，不论这种虚无主义的狭隘记忆的超级膨胀；不论构成国家无形大厦的伟大社会肌体的超级肥胖症——这越来越不是一种隐喻；不论少数族裔聚居区的严重苦难；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这些不祥之兆将是国家认同及其代表这一认同的所有政治形式的衰败、分裂，以致最终内部分崩离析的先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欧洲所预见的美国模式的崩溃。
再一次，理由同样来自历史和我在旅途中所得出的一系列印象。
当你像拉科尼和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美国“国家认同”这个问题时，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美国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我们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所认知的那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些对纯粹联邦主义怀旧的人，那些为一个他们认定业已被部落文化损害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叹息的人，那些相信能够制造出一个世纪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人”的传统“熔炉”的人，正在为一个从未存在的模式哀悼。在一个仍被对君主制、专制和权力滥用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攫住的国家，这个模式简直不可思议。正像黑格尔所指出的，美国从来不是、也从未寻求成为那样一种“合众国”，其范式在于通过把“政府”（在欧洲，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国家”）和“国家”（总是领土的）分开来解构统一的概念。人们应该记住，这个国家的认同，它的根基，它的名字——“亚美利加”——或者说，它决定采用一个起初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阿美里戈·韦斯普奇，佛罗伦萨探险家的名字，因一位德国绘图师而成为不朽！），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轮廓大致成为从火地岛到白令海峡的大陆（你能想象法国人或德国人像新英格兰定居者们称自己为“美国人”那样，同样不经意地把自己命名为“欧洲人”？）——这种态度，这意义重大的最初的随意性，这对命名奇怪但显而易见的无所谓，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视命名为至关重要，这寒微的洗礼，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之俱来的可说是同质的脆弱现实。这还没算上同样是错误的一种历史观点，它没有考虑到在一个长的、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中，美国化甚至比现在更有问题、更不稳定、更不确定和脆弱（在1882年那篇依然是对国家定义最准确概述的《国家是什么？》的索邦著名演讲中，难道厄·勒南没有指出，与讲“四种语言”但组成“一个国家” 的瑞士不同，美国讲“同样的语言”，但像“西班牙美洲”，没有组成“单独一个国家”？）。它没有算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今天被我们称作“少数族裔”的人无法危及民主契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不被包括在内（在那几百年中，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黑人是美国人但不能投票；在那个黑暗时代，犹太人逃离中欧种族聚居区，但当他们来到美国时发现另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尽管这与不久即将蔓延到他们母国的灭绝性暴行不可同日而语，但已恶毒到足以使亨利·福特这类人在他的迪尔伯恩的报纸上兜售《犹太贤士议定书》）；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个时期，那时说德语成为罪行，在科罗拉多、艾奥瓦、堪萨斯、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说双语的“日耳曼人”被大众和官方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的确，这些争论回到过去的一个时代，它们已全都被遗忘，但它们所含的回音式的暴力使得今天有关拉美裔人社区把双语主义引入南部和西部州的辩论，相比之下显得不那么严重……
我应当对这些普遍思考做一补充，即在我的整个旅途中，爱国情绪的活力和狂热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应当补充，从纽约州到加利福尼亚，从迈阿密古巴移民社区到南部各州的浸礼会教堂，我听到了更多的“天佑美国”，更多的《团结一致》歌曲，更多提及“天定命运”，更多的向国旗效忠宣誓和集会 ，更多“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的群众”，更多支持“我们的军队”的守夜， 因为是大选年，更多“选民登记”的激励——简而言之，更多“美国信条”的证明，这比我听到的对美国的失望或不满更多。
我应当补充那些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的例子，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总会找到一种方式来提醒我，按人口比例，他们的社区在近来美国战争中，提供了最强悍勇敢的连队。或者孟菲斯的黑人和他们的“双重骄傲”，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者不可分割——现在看起来，我初次访问美国的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遥远啊——那时越战的反战者处在政治关注点的中心，这些同样的“奴隶之子”处于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极端分离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我还应当补充在洛杉矶的伊朗人、在纽约的韩国人的例子，还有那些著名的拉美裔人，一份最严肃的调查显示，他们第二代说完美的英文，第三代忘掉了西班牙语。我应当补充，在所有这些各自不同的群体，这些丝毫不打算放弃他们不同之处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同样自相矛盾的美国化的渴望，甚至是，像理查德·罗蒂所说，为他们的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在他们看来，这种愿望和他们“道德选择”的实践毫不冲突。 一种通过他们的遗产和品质最终为美国增添更大光荣的感觉使这一愿望更增强十倍。
接下来，“政治正确”在欧洲被做了很多文章。从字面上理解，这似乎像是危机的顶峰，区别论的荒谬的登峰造极。最重要的，它标志着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其代表性、其知识结构、其语言的彻底土崩瓦解。它究竟是什么？首先，难道“政治正确”（欧洲人对其大肆嘲弄）没有其可敬之处吗？它聚焦于少数族裔和受害者。它的目的是不让承载受辱者历史——已经被当作化石处理——的语言中的任何自动反射不被觉察地滑过去。这里难道没有一种形式的大度甚至高尚吗？人类的种种不幸最终不可避免地铭刻在他们文字的历史上，你需要进入到语言洞穴的中心，深入最神秘、隐藏最深的语源学去追踪丑事的沉淀，这个想法难道不是包含很深的真理吗？
我们是否可以，像我们在欧洲所做的，要求普遍化的忏悔，然后突然嘲笑对良心的审视？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审视是要在语言交流的最深处寻找原始罪行的印迹和证词。抑或——我在思考印第安人所经历的漫长苦难——当问题涉及被剥夺了面容、名字甚至人头数的亡者的时候，当问题涉及隐藏的埋骨处和真正含义上的“完美的犯罪”的时候，难道不仅是公正，而且是紧迫的需要在其藏身的语言中搜寻任何蛛丝马迹？
最后，至于说到其他的，至于说到这种做法中明显的过分之处，它们滋生了这种普遍化的受难者民主的最无道理的一面，“政治正确”趋势的最过分表现有时像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化装舞会，有必要对它予以如此重视吗？有必要小题大做地对某些小团体谋划重写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以抹掉冒犯七个小矮人的痕迹大动肝火吗？因为一小伙女同性恋档案管理员决定不说“历史”（history）而说“她的故事”（herstory），因为某个教授——对不起，女教授——顺便说一句，据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说，要求拆除一尊被她指控为性骚扰的戈雅裸体复制品，我们是否需要得出结论认为，大学正在变成“校园集中营”或正在遭受“新红卫兵”的侵犯？当一家出版社在印行《圣经》时，把“父神”改为“父母神”，并且为了避免得罪左撇子，他们把上帝的“右手”译为“有力的手”，当一位加利福尼亚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因为直呼他的一个学生“残疾人”而不是“不同的身体天赋”而被起哄，我们是否应该落入宣布语言原教旨主义者获胜和西方文化坍坏的陷阱？简而言之，对待整个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应当有常常鞭策这一运动积极分子的那种幽默和超然，那种看到表象背后的才能？
在美国度过了这一年以后，我确信回答是肯定的。我确信艾伦·布鲁姆在欧洲和美国的追随者们对这些现象、话语和行为做了过分的诠释，它们的意义和影响也许不超过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以同样的语言激进主义的名义宣布语言本身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发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就像波尔布特和柬埔寨人所做的，把所有字典付之一炬。更具体来说，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这全部事情中，不仅有一种对补偿和正义的不可否认和可敬的期望，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寻衅、激怒和恶作剧的方式，它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泄气，拿出只不过改变了颜色的反麦卡锡主义的修辞武器库来对付它，也许不那么有用。结果摆在那里。例如在黑人社区的语言习惯方面，我清楚地感觉到从前美好的用词“黑”的回归，以反对“政治正确”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制使用的术语。除此之外，我很惭愧地承认，至今我没有遇到任何人把“盲人”说成是“视力受到挑战”，把“秃顶”说成“头发缺陷”，或把“酗酒”说成“天赋的部分清醒”。
也许这是一个历史场合的问题。
也许，这与我是在“9·11”之后抵达因此非凡团结的美国有关。
也许，飘扬的美国国旗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仅在一年前，它是我在纽波特对美国的初次印象。
但我的结论依旧。如果我必须开具一个诊断书，它将是美国模式存在危机，而非濒临灭绝。如果我必须冒风险提供一个假说，它将是介于“合众”和“为一”之间的新的辩证关系，选择和认同，在两种理念之间，种族的和公民的，民主的和共和的，它继续构成——当然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基于一种不同谈判的妥协——仍然被称为美国的日常公民选择。如果，尽管一切特别是美国迷惘的证据日积月累，我必须一赌未来，它将是一个旧国家模式基于新界定的重组——老的界限被重新安排。美国的确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同，在那里才干和反才干、奉献和掠夺，或用宗教术语来说，忠诚和异端的微妙平衡，允许对一种特定认同的确认自视为是对其恰恰在剥离的国家的充实。如果我不得不打赌，这双重确认，这象征性的永动的交换将继续下去——美国的认同机制尚未做出最后结论。
当然，这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们欧洲所知道的模式。
美国过去从来不是并且将永远不会建立在一个“种族”的延续上（这不言自明），也不会建立在一种基于土地的团结、一种内在的原生性（没有人比美国人流动性更强、本土感更弱）或甚至建立在一个完全共享的历史、一个全然的共同记忆上。（归根结底，民族构成的最后特征就是记忆，这万物湮没后的残余，这被勒南称之为“记忆遗产”和“努力、牺牲和奉献的悠久过去”，当种族、语言、宗教归属、地缘亲近和集体利益的作用依次受到质疑后，这是民族存在的最后一道壁垒。少数民族的文艺复兴恰恰有志于此并使事情复杂化——当每个族群在寻找埋没的记忆、不同的根、另类的神话、迷思、另类的英雄，简而言之，另一种起源的传奇，它们构成一种微观历史，当然不是取代而是充实伟大民族史诗。同时，无论你喜欢与否，也使这史诗头绪不清）
它肯定会是抽象的。
它从来都是抽象的。它从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工制品，由来自不同地方的、没有共同过去、除了共享一种期望和理念外别无共同之处的人铸成。因而，它永远只会更加抽象。与过去相比，这个没有基础准确说是没有“前提”的国家，将更会由这种理念亦即一个根本法的纯粹力量团结在一起。所有经典的、本身来源不清的关于民族的推论在将来和现在都难以解释这个令人费解的国家。一种社会契约？卢梭所说的那种分散的个人在决定订立契约的辉煌瞬间组成人民的关系，和一个由彼此陌生的各种实体组成的联邦复合体，在借助不断重塑的美国化来认识彼此的同陈并列的语言风格和社区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一种国家意志的模式？不，在不同社区和联邦政府的关系中，在由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力量关系所做出的时断时续、经久不竭的一系列妥协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像国家意志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由于国家意志的撤出而解体。不，所有这些推论都不成立，而事实看来无可否认：这个国家继续遵循托马斯·潘恩所珍视的“持久耐力”原则；它体现在一种真正非凡的爱国主义，不仅是宪法上的，也是被具体地、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它产生出一种忠诚和纽带的奇迹。在圣迭戈，沿着墨西哥边境，桑塔·阿纳警官获有全权，不带多少犹豫或负罪感，去追捕那些可能被误认为他的父母或祖父母的非法移民。
一根强大但最低限度的纽带把美国绑在一起。
一种附着的强大力量，但不是坚定不移。
一个有高度——非常高度——象征性紧张的地方，但却是一个中立的、一个几乎空虚的地方。
是的，根据康德关于理念的论述，一个空虚的国家；与卢梭的概念不同，一个没有直觉和目标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康德式国家。
当然，不是《什么是启蒙》中的康德。他把国家描述为一个从他们的决心和环境中剥离出来的自治个人的集合。
而是《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另一个康德，他认为理念是一个放大的概念，实践理性和行动的理想，在绝对和无条件中的投影，但没有与之相应的目标或直觉。
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国家。
一个没有本体或常态的国家。
一个“处于永远建构”中的国家，哈贝马斯在写给罗蒂的信中对此写道，它从来不是美国例外论的奠基论述的浮光掠影的读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礼物”。
一句话，一个不可知论者的国家。
一个颠倒了康德的步骤、对信仰进行限制、给理性留出空间的国家。
如果词汇有任何意义，如果人们想要不打折扣地接受所有“广泛和任人解释”的、自然的、偶像崇拜的以及传统的民族主义业已贬值，这个国家比普遍认为的更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国家，仍然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令那些傻瓜同样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甚至虔诚和笃信，他们认为美国坚信——我就要来谈这个——它的天定命运和文明使命，他们喋喋不休地到处说这个国家受到狂热主义的邪恶精神的威胁，它的爱国主义与其原教旨主义敌人颇为相似）——这个国家创造了，并且从严格意义上讲，继续创造现代最可信的无神论国家之一。
一个奇怪的、几乎无法定义的自治实体的美国，简而言之，它的纽带似乎存在于无限但响亮地重复它听起来普通的名字；或者，存在于不加渲染、近乎空洞的但自我实现的预言中，正如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所宣称，这取决于“每一代美国人”来“定义美国是什么”：对此，我个人想说的是，归根结底，美国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旨在产生更多美国人的非凡而又平凡的机器——一个宏伟的幻想，一个理念，或者最后一次引用尼采《不合时宜的思考》，那些“有用的错误”之一，那些“天方夜谭”之一，它容许一个人，无论何人，来代表他是谁和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变成谁。
太微不足道了吗？
的确，它不多。
但仍然，一个多大的安慰……
当你想到我们法国国家的雅各宾教的鼓、铙和雷鸣般的大管弦乐队，这里多么安静。
美国是一个多么大的幸运，一个多么大的成就，当你想到在法国，两个同音异义的原则曾经并还在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天堂和人间、理念与实际、抵抗运动中的戴高乐主义者与维希主义者的两种爱国主义，后者从未设想过从他们被占领的神圣土地上分离出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站到了最坏的一方。是的，多么大的一种幸运，你自然而然地坐享一种民族的和一种自发的共和国的认同。这个认同的基础在云里，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书本上，在法律中。
简言之，一个多大的奇迹，当你把这希望成为美国人的超然的中立和由此产生的种种表现，与粗俗的欧洲动物相比较，那丑陋的秃顶怪兽，吞噬着感官、血液和傲慢，萨特在《阿多拿之谪民》中用它来代表邪恶国家。
当然，美国并非没有任何傲慢。
但这里，我们也应该达成一致。
我们需要在话语上取得一致，明确它们的含义。
这种美国式的傲慢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部族的。分离主义者。也许个人的。但不是真正意义上国家的。
在美国，少数族裔有一种自我抬高，一种傲慢，一种骄傲。但反思之余，我不确信它可被称为“双重骄傲”，或这种骄傲与另外一种与身为美国人连在一起的不那么强烈、更加动摇并且突然间更为轻松的骄傲的性质是一样的。
抑或，毫无疑问，现在有一种加在人民头上的压力，它和从来是——当前尤甚——谱成民族牧歌的认同效忠绑在一起；也许这高压——或者在一些情况下，这胁迫，构成一座迫使个人以其性别认同、种族、族裔背景而界定自己的监狱；然而美国化不是，或不再是，或很大程度上不是这样一所监狱。
或者，甚至更佳，用托克维尔式的表达，今天存在一种少数人暴政的危险。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说应当被颠倒过来，因此表达为少数人的暴政。也许，这就是那些最终毫无根据的——当仅限于指责“肯定性行动”和“政治正确”——针对少数民族指控的“合理内核”。也许这是认同政治的真正危险。也许，一旦伟大的民主革命已接近尾声，并完成部署其“不可抵御和未知的”的力量，从这些被神圣化和被捧上天的少数族裔中可以产生或已经产生这言行划一的邪恶精神、这准则的压力、这对个性的厌恶、这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怀疑，托克维尔那时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把这归咎于多数人的影响。也许，美国社会结构见证着一种不是对团结的整体而是对多元的整体的缺乏敬意，也许受到真正伤害的不是社会——社会可以很快地摆脱它的巴尔干化，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而是普通美国人，他们发现自己被变成一群简单的、单一声音的顺民，尤为令人窒息的是它以一种自然而然的形式，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效地完成了这种全方位的颠倒（每个人都调查一个人），一位伟大的美国演员在华盛顿对我谈到这点。可以肯定的是，危险不是源于，或者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源于美国化。可以肯定，与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生活方式的诋毁者所谴责的截然不同，美国化不是一台异化的机器，那种顽强的、有时虔诚和几乎宗教般地成为美国人的意愿，更多的是一种行动的倾向，在这种环境下，成为非异化、解放以及事实上解脱的一种工具。据我的观察和调查，冒着混淆整个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祈求我们去区分彼此的风险，冒着把一种起源或一种来源的“神圣化”和一部宪法文本或基本权利宪章可能具有的“神圣性”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不同主张，打入同一个模糊、定义不明的“宗教性”的包裹中的危险，无可否认的是：在可能的理念的神圣性和社区影响巨大的神圣化之间，在两者辩证的关系中，在它们之间重要的、复杂的、象征性的、不断发生的交流中，理念，一如它曾经对于开国元勋们来说的那样，再次逐渐但肯定地成为解放原则。
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你可以对整个原则持批评或积极的看法，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信条，历史的或前瞻的。你可以，像我一样拒绝隐瞒它的黑暗面，它不可避免的阴影。你可以拒绝忘记洛杉矶苦难的种族聚居区，或伊拉克阵亡士兵的母亲，或在沃斯堡的展销会上，那些以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名义支持自由买卖战争武器的蠢人，当然还有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没有医疗保险的数百万人。但是，一个细节依旧，尤其是它没有被最近的扬基生活方式的杀手所忽视（我指的是恐怖主义国际组织，对他们来说，洛杉矶备受贫穷困扰的少数族裔聚居区显然不是带来心灵不安的关注所在——我指的是那些圣战主义者，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他们旨在毁灭美国最好的东西：言论和思想自由、平等、妇女权利、民主）——这基本但决定性的细节即是：仅在身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中，或至少使自己的言行像一个和希望成为一个美国人的事实中，有一种温柔、一种轻松、一种自由，一句话，文明的元素。这个细节，即使有了所有发生的事情，仍然使美国成为今天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可以呼吸自由空气的国家。
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
恐怖主义问题。
在过去几年，这个问题显然成为这个国家不得不应对的基本问题之一，除了对伊拉克战争偶尔做出的评论，除了我写的关于关塔那摩监狱，或者有关迪尔伯恩的阿拉伯裔的自信，或者有关布鲁克林的正统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担心，最后还有关于东岸机场对于安全和防止袭击的走火入魔的几篇文字之外，我发现我几乎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来谈谈恐怖主义。
贯穿整个旅程，我一直听到人们不断谈到美国如何正在经历其新的弱点发现以及它对此的思考。
在旅程结束之际，我感到为了应对这类新威胁，以及被涅恰耶夫认为从来就是恐怖主义首要目标的非常特殊的“心理震撼”，美国人有3种截然不同的话语，3种可能的探讨，每种下面都署有3位知识界重要人物其中之一的名字。
首先，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论教诲。
当然，福山不是一个恐怖主义理论家。
但你记得那篇文章——然后是那本书——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他宣告“历史的终结”。
这是黑格尔的理论，他把拿破仑在耶拿的胜利视为法国革命理念的胜利和它们普世化的开端。
这是马克思的理论，召唤一个即将来临的无阶级社会，他对此顺便写道，“新美国”用其使“工人潜能得到最大发展”的方式，显示出最为明确的预兆。
这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理论，1938年他主持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讲座吸引了许多未来杰出的法国知识分子参加——从萨特到巴塔耶，从拉康到莱里斯和梅洛－庞蒂——他声称1806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只是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为名义的“革命力量”的“延伸”；“两次世界大战”用它们“大大小小的革命进程”，使得“外省陈腐的文明”和“最先进的欧洲历史地位”相结合；现在，没人说得清谁——“美国人”（那些“富裕的中国苏维埃”），或“俄国人”和“中国人”（那些“仍然贫困的美国人”）——最好地代表一个处于实现过程中的“无阶级社会”的诺言。
对，这也是福山的理论，柏林墙的倒塌取代了拿破仑的胜利或无产阶级的复仇。这是这位黑格尔学派知识分子把现今的人类大事解释为既不是“冷战终结”的标志、也不是后1945年编年史的“特殊阶段”、而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最终的顶峰时所运用的理论；这种理论，一旦受到认真对待（上帝知道美国对其照单全收），当它涉及恐怖主义问题时，将会有即刻和重要的影响。
如果，事实上，福山是对的，如果自由民主不仅战胜最顽固的而且战胜它的最后的敌人，如果已经在布拉格、柏林、布达佩斯、索非亚、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仅仅是一种不同的制度，而是“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换句话说，如果世界真的进入了他所崇敬的大师已经预言过、而他福山是第一个清楚认识到的这个伟大时代，这种最终全面的成熟，一个每天都是礼拜天的星期，这意味着历史已经穷尽了它的风云人物和理念，世界已无处容纳最轻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质疑。没有谁能挑战今天正在君临天下的资本主义自由秩序。
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事件。
人类将继续骚动不安，各种事件将层出不穷。
但它们将不会带来惊奇，也没有未来。它们只是虚张声势，是替代品和幻象。它们将是一部历史最后的快速单脚旋转，与魔鬼让我们相信他不存在的最后诡计不同，这个历史将做出巨大努力让我们确信它确实存在。恐怖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将是其中的一种努力。它将是那些无根基的幻象之一，那些没有结果的事件之一。它将是人类历史显示出的那种锲而不舍的表象，当它使我们认为它在继续但实际上业已蜕变成一出转瞬即逝的虚缈的皮影戏。一个附带现象。一个血腥但不重要的迹象。一场后卫战。一个最后的摊牌。一次震撼。一个暂时的失误。一个纸老虎。没理由对此小题大做。没有什么将预示历史某种程度的回归。当然没有理由发动一场像有史以来西方针对所有过去敌人的战争的那样一场战争。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没有如此遣词用句。
并且，我不知道他是否写过其他文字，对恐怖主义和如何应对的问题做过不仅是一带而过的探讨。
但这是他的立场。
更确切地说，这是唯一与历史终结理论相一致的立场。或者反推，从福山理论的立场上来说，把恐怖主义视为附带现象是唯一可成立的理论。
我们低估了福山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不论在哪里，所有那些不愿把恐怖主义变成一场悲剧的人，所有那些认为一场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的念头本身看起来是一种概念和实践相脱节的人，所有那些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忙于在阿富汗的丛山中搜捕一个犯罪的非政府组织及其扬格式的沙特阿拉伯“福雷斯特总长”的形象荒谬可笑的人，所有那些认为或假装认为只有警察和司法制度才是对付基地组织的唯一现实途径的人，无论他们属于何种政治派别，都是福山理论的某种支持者——彻头彻尾的或非官方的：他们信仰一个“普世的、同质的政府”，它建立后首先采取的姿态之一将是以确保维护地球秩序的警官团取代昔日的武士种姓。
还有亨廷顿的解决方案。
不是那位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他排外的《我们是谁？》的著作中，把3000万拉美裔人，特别是墨西哥裔人，打入一片不可名状的、野蛮的外太空黑暗之中的亨廷顿。
而是另外的亨廷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专家，就在福山之后不久，他在发表于《外交》双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然后在几年后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中，重复并反驳他学生的观点。
历史没有终结，他反驳说。
没有重大战争，使你得以大谈新黑格尔福音的这些年，只是一个“历史的假日”。
这个你我都在理论化的世界将继续是，并将长期是，一个深刻的多元世界，一块发生大危机、大动乱、大战争的沃土。
这多元化的原则，无休止的、激烈的差异的起源，这自人类存在以来，并且只要人类还继续存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动力，不是黑格尔的良心冲突，不是马克思的不同阶级，甚至不是欧洲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国家，而是那些“至尊”的总合，被他称为“文明”和“人类需要把他们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的最高级别的文化认同”的冲突。这是阿诺德·汤因比里程碑式的《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正如马克·克黑朋在他的《文明冲突的幻象》一文中所阐释的。
这是《西方的没落》和12年后一本不太知名的书《决定年代》中的斯宾格勒主义，他在书中设想了一个因为“竞争的多种文明”，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大众”反对“大体说来所有白人”的冲击而千疮百孔的20世纪。
最后，这是卡尔·施密特的理论，亨廷顿在书中几乎未曾引证他，但在1920年代的德国，作为第三帝国征服欧洲计划的先驱，当他详细阐述他把政治定义为区分“敌人”和“朋友”的艺术的洞察力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世界分成超国家单元，每个单元符合一个单独的历史传统。
那么，这就是亨廷顿的理论及其支持他的八种敌对“文明”的原则，这些文明是：首先，“西方的”（他把它与第二种“斯拉夫－东正教的”区分开来）；第三，“日本的”（不要与第四种“儒家的”混淆）；第五种，“印度的”（他还说“印度教的”）；第六种，“非洲的”（还有第七种，“拉丁美洲的”）；最后，“伊斯兰的”（它也许会与“儒家的”文明结盟成一个“轴心”，它们的结合是今天威胁西方的主要危险）。所有这些文明都被看作是不可沟通的具有毁灭性的实体，卷入公开的或潜在的战争。
事实上，如果亨廷顿是对的，如果人类的统一原则的确是他所理解的“文明认同”，如果地球是为了控制领土或推行它们各自版本的世界大同的文明冲突的长剧的舞台，并且，最后，如果在所有竞争的文明中，伊斯兰文明是与我们的文明最不同、最有敌意的一个，那么，骰子掷下；世界还没有结束，也永远不会结束试验不同解决方案并强力将其施行；伊斯兰文明是其中的一种试验，恐怖主义只是它看得见的初期迹象；以此反推，反恐战争必须是一场反对伊斯兰文明的全力以赴的持久战。
这里，再一次，我不是说亨廷顿用完全同样的语言来阐述自己。
我不知道他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权威性文字。
但这肯定是他的观点的核心。
并且，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观点为美国的或所有的观察家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他们认为，首先，对恐怖主义的回应，不是警察而是军队的事情；其次，如果这场战争的目标的确是基地组织，那么这个目标就包括在一场更大的对峙中，一场没有任何怜悯或保留、针对无可挽回地反对美国和欧洲价值观的“伊斯兰文明”的战争。
亨廷顿的影响是什么？
与福山的影响一样大。
我没有把他过于热心的、呼吁一场十字军东征的信徒算在内——他本人要谨慎得多。
我也不谈——虽然他们可以利用亨廷顿对伊斯兰教的“流血边疆”或对我在迪尔伯恩遇到的一些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的怀疑的模糊声明——那些想看到上百万受到怀疑的公民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极端狂热分子。
但毕竟，他是查尔斯·克劳塞默的知识向导，当后者对福山解释伊拉克战争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尽管本·拉登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没有具体联系。
他启发了诺曼·波多霍雷兹。波多霍雷兹在2004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世界，特别是美国，正在卷入第四次世界大战，面对此，法律策略或精心选择的报复都没有任何意义。
并且，他激发了新保守主义中的一个派别（但只是这一派，因为我们将看到，总体而言，新保守主义的情况更棘手和更难以诠释），他们把与伊斯兰主义的全球对抗主义作为新世纪的核心挑战。
并非总被承认，他是另一部分美国意识形态之父。他们与把反恐政策视为简单的警察行动的过于局限的观点针锋相对，坚信这是一场席卷全球、针对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全方位的全球战争。
一个简短的政治插曲。
人们可以清晰地阐明——像马克·克黑朋那样——反对亨廷顿的4个基本理由。
首先，他由“文化”“哲学”或“宗教”而构成的“文明认同”观点的“理论弱点”——这些不同术语未曾被真正勾勒过，并且没有在三者间排定任何清晰的优先顺序。
其次，不论使用何种术语，坚称这些不同文明的排斥性、势不相容、本质和本体的不同属性，以致它们实际上除了互相攻击或互相忽视外没有任何选择的观点是天真的：按照这种假设，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之间的联系和接触？难道真正的文明不是本质上多样化，扮演在保留认同的同时又杂交出不同的双重角色吗？最后，如何解释列维－斯特劳斯的首位信徒告诉你的那些构成世界上所有文明共同基础的普遍的永恒因素？
第三，这类民族政治把相对主义做了最坏的应用：如果不同文明是如亨廷顿所宣称那样自我封闭和互不沟通，人们怎能不得出结论认为有些文明适合民主，其他的则不适合？人们怎能不把人权只保留给那些业已存在并与之结构性相连的文明？基于过去20或30年间迈向一个康德式的世界原则的有限进步——用不着诉诸新时代有关世界公民和四海一家的蠢话，我们难道没有理由对这种理论所意味的倒退感到担心吗？我们难道没有理由惧怕这样一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对于人道主义大灾难或种族灭绝的干涉的概念会看起来是如亨廷顿所言，绝对的“不道德”？
第四，针对伊斯兰文明本身，针对这个据说不能实行民主的文明，经验的和不容置疑的反对理由依然存在——也就是，两位杰出的埃及政治分析家（他们使用共同的假名“穆罕默德·侯赛因”）所说的“自由的南面”：在伊斯兰世界中存在着从内部抵制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说教的温和与现代化的趋势，以及伊斯兰启蒙运动与它的冒牌萨拉主义或瓦哈比主义双胞胎的伟大和悠久的分道扬镳的现实（和陈腐的成见多么不同）。换句话说，用同样一个词和概念把马苏德和塔利班，被开膛的阿尔及利亚妇女和她们的圣战者刽子手，激励了当代原教旨主义的赛义德·库特布和伟大的埃及学者塔闼维——后者在1826到1831年住在巴黎后返回家乡，确信他的国家应当引进使法国繁荣的理念和价值观——相提并论是荒谬的。
第二个政治和理论的插曲。
我有反对福山的另外4种理由——在不同的水平上，涉及不同的问题。
第一，齐克果的反对：制度是一码事，主观能动性则是另一码事；前者的包括性，合一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一个绝对政府计算、预见以及事先整合反对它的异议的能力，将永远打败不了后者的无法减少的、突然爆发的、不断更新的个体性——即使是人肉炸弹的骇人听闻的个体性。
第二，托克维尔的反对：当然是条件的均等；不用说，一个无阶级社会；让我们假定科耶夫是对的，他宣称一个人类退化到只有需要，并首次返祖回到我在西岸大都市区和拉斯维加斯镀金地狱嗅到其气味的“动物性”的时代；即使这样，谁能宣称人们停止了为出名而战？人们怎能如此肯定地声明，相象和相似是亲近与和平的源泉？难道“民主”的教训之一不是相似者之间的仇恨最难化解吗？无独有偶，从纽约到马德里，从伦敦到拉合尔和卡拉奇，新闻向我们展现的恐怖分子面孔是被他们甘愿与之同归于尽的社会所塑造、整合和西方化的。总而言之，他们对我们的注视难道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奇怪的镜中反射吗？
第三，然后是黑格尔的反对：《现象学》的作者的确说了那些我的同代人让他说的话吗？在哪里？在哪篇文字中？确切地说，怎么说的？难道不正是科耶夫、黑格尔的伟大传道者，集卡里奥斯特与大煽动家、哲学家与恶作剧者、形而上和超形而上学家于一身，确信大师文章充满密码，需要解读，或者梦到其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吗？科耶夫本人是否一直这样认为？他是否在他的《黑格尔导读》第二版补充的一个注解中，终于承认在“最近的一次日本旅行”后，他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为什么日本血统的美国人福山没有汲取他在忏悔中的所有结果？就是说，通过奇怪的否认，福山怎么能只用寥寥几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第29章末尾）提到科耶夫令人费解和美丽的篇章？在东京，在日本这个最卓越的后历史国家，这个唯一的以“进行了几乎300年之久的生活在历史终结时代的实验”闻名的社会中，在观察了日本能剧、插花艺术、茶道这些不同寻常的文明符号，这些“日本人自大的无与伦比的顶峰”后，冥想之余，难道科耶夫不是得出结论认为，这个炒冷饭的工作，这个主观和客观的辩证法，这种和“自我”的斗争（黑格而认为，所有这些，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还将继续下去吗？科耶夫的观点转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历史终结的观念瓦解，那么历史事件开始抬头。如果时间终结没有意义，那么另一个就产生它自己的意义。如果另一个和事件重回历史舞台，那么恐怖主义再次成为这可能的赌注，这阴暗的力量，这强烈和有时致命的消极性，这挑战。
最后，一个不全是黑格尔的论点，但却是后黑格尔或超黑格尔的：让我们暂时假设，黑格尔的确说了这些。让我们假设绝对精神的新纪元事实上将开始，并且它的主要特点将是巨大的、合二为一的机器（它被称为辩证法）停止运转。那么将有这样的时候，福山所描绘的那些空洞的、无目的的事件将发生，并缓慢地流入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中。但相反，难道我们不应该预见到，正是由于不再有任何辩证法欢迎它们进入它的母体和从它们那里，像从优良黑麦中那样，提取有益的、带来好运的积极因素，将导致这些事件实际上变得更为尖锐、更难化解、不可能被压制、更为棘手？因为历史终结的开始意味着不是时间终结的开始，而是时间存在的一种新的方式，并且这新方式的第一个特征是事物将不再被系统地包括、转换最后化减，我们是否应期待更含义不明，但也更黑暗、无法解决或估量的突发事件？正是因为历史已经终结，这些事件将带有一种史无前例和尖锐的激进性？换句话说，是否全部的黑格尔主义的悖论，它的保证后事件的后历史的宣告，赋予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量、一种裂变的暴力、一股力量？难道只有我们把这些后事件向它们将要发生的世界发出的不详最后通牒形容为本质上“悲剧性”——这种超级大事的准确含义，既是形而下也是形而上，举例来说，就是对世贸双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我们才能定义它们？
这样我们回到恐怖主义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假定，把这两种思想和哲学、这两个系列的政治和理论观点混合起来。
让我们假定，把福山和亨廷顿对立的、但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一对的两种体系中存在的相互对称的、并恰恰在恐怖主义问题上相互补充的短视针锋相对。换句话说，让我们假定，我们决定把这两种互为反对的哲学放在一旁——让我们假定，我们决定摒弃这两类说服力不同的话语，但10余年来它们共同作为美国意识形态磁场，很可能刺激和推动了“9·11”后犯下的认知、分析和战略错误。
通过前面两个系列的反对理由和它们或多或少有系统地结合，通过认为历史终结是个笑话、一个幻觉、一个理性的假象、一个哲学的仲冬夜的梦、一个诡计，文明之间的战争则是另一个笑话、另一个幻觉反射，时间对它不可能的死亡的报复，一个滑稽的权宜念头，一个幻想，一个维特根斯坦已经在斯宾格勒谴责过的“假说的迦弗农”的新的甚至更差的版本，我们可以推论如下：
与福山体系所宣称的相反，历史比人类更有想象力，并从未停止制造它的新人物和新战争；但这些战争不是亨廷顿看到的出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文明战争。
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亨廷顿的引发历史再次骤起并更加生机勃勃的理论相反，因为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假如需要提到，也不同于先是霍布斯和尼采，然后是斯宾格勒和卡尔·施密特的体系，他们认为冲突不是因为赤裸裸的利益，而是世界观和理念的不同；是的，但只有当你补充说今天唯一举足轻重的理念战争，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或世界观的冲突，不是在美国和伊斯兰之间，甚至也不是在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而是在这其他地方的心脏地带，在伊斯兰教的边界内，是以马苏德和塔利班为代表的两种伊斯兰教的冲突。
这是一个政治的反对理由。
因为它放松已经套住并使美国意识形态更为强硬僵化的两套重要话语体系的束缚，这是我们得以抓住复杂现实的头绪的唯一立场。
对我来说，这是过去10年我努力阐明的立场，从对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非洲被遗忘战争的战场所进行的调查开始。
但这特别是美国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来自左翼，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左翼——这是美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的历程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了方便起见，也许出于无知，我把他们归在迈克尔·沃尔泽 的名下。
通过沃尔泽有关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重要著作，我认识了他。
这本书在阿富汗战争期间陪伴了我——那悲惨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那场在1980年代初苏联肆意蹂躏潘杰希尔峡谷和喀布尔的非武装农民的战争。时至今日，即使是事后，我仍然无法彻底理解他们的极度野蛮，即使当我了解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当年被我们称为穆斯林游击队的继承人。
10年后，在波斯尼亚悲剧的中心，当面对一个被“那些扔炸弹的人和遭受炸弹袭击的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分裂”（用沃尔泽的话说）的世界，然后面对难以容忍的“斯雷布列尼察之辱”（还是他的话，它们无比贴切），我再次发现了这本书。你需要得到一些帮助去思考这矛盾修饰法——一场道德上必要的战争的概念，以使自己从基于原则鼓吹战争的错误辩论中超脱出来，辩论发生在或许业已是亨廷顿的观点与死不悔改的和平主义之间，后者或许属于福山的信徒。
今天，在我心里，沃尔泽特别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过的作者。他的一些有关国际总体形势特别是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述发表在多种，以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敌视布什的右翼政府，以及——无论这个提法今天还有多大意义——全球化左倾为特征的出版物上。
他处于一个知识分子星系的中心，我无法准确勾勒这个星系的不断转变的轮廓——我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否这样看自己，如果是，在哪种程度上；然而，我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星系产生的涉及基本问题的概念正在我们只有将其称为亨廷顿－福山的体系中制造裂痕。首先，它与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最常见的淡化针对平民的大规模犯罪的放任、推诿和委婉的文化决裂。沃尔泽一再重复道，恐怖主义，既不是穷人的武器，也不是受压迫者的报复（真正的穷人，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没有产生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想想非洲）。他坚持认为，恐怖主义不是那些已经用尽了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并推进其正义事业的人的最后手段（“9·11”正好发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妥协战略取得成果的进程中——戴维营，2001年塔巴会议）。至于那种认为美国人咎由自取的观点，那种心术不正的分析——认为由于美国人自己的罪恶，他们是现在使自己遭受罪恶袭击的真正源头，更是冒犯加无知，无耻加愚蠢。（谈到这里，为什么把种族主义归罪黑人，把反犹主义归罪犹太人？为何不循着这可恶的逻辑得出结论，宣称受害者永远、在任何地方、为他们自己的被害负责？）
其次，沃尔泽唾弃了另外一种陈词滥调。看上去矛盾的是这一论调和上面的分析有联系，因为正是对淡化恐怖主义的拒绝、对放纵和推诿文化的厌恶、不去深入探究邪恶的原因和方式的决定，趋向于产生这种论调。他唾弃那种认为昙花一现的恐怖主义没有理性或逻辑，没有任何理由，终归只是一系列孤立、简单、病态和绝望的行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符合已知的克劳塞维茨的有魅力的法则。沃尔泽反驳道，没有什么比传播甚广的“后克劳塞维茨”恐怖主义理念更明确的了；因为恐怖主义者也许没有一个克劳塞维茨用词意义上的“靶子”——这正是盲目袭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的原则——但克劳塞维茨还有另外一个词来表示靶子和目标。根据克劳塞维茨所言，你也许没有一个靶子，但你也许仍然有一个目标，它的名字即是“战略”目标；恐怖主义分子难道不是有一个目标，或甚至一个双重目标，它一方面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在伊斯兰世界内的战争，另一方面是让他们憎恨的自由城市里的生活更不可行、更难以喘息？沃尔泽解释道，你需要把本·拉登想象为一个战略家；你需要想象他在其藏身处的那一刻（他说这“难以重建”，但他十分肯定这“确实发生”），他与其一群同谋“围桌”而坐，“讨论必须做什么”，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冷酷地选择了大规模谋杀。你需要一劳永逸地习惯于恐怖主义包含战略性的、超克劳塞维茨的层面。
还有，远非对恐怖主义去历史化，也不是把它减低成为布什在“9·11”之夜所说的“突然袭击我们城市天空”的某种晴天霹雳，沃尔泽和他的朋友们——这里，我特别想到了保罗·伯曼的著作和研究——对把恐怖主义还原到它背景中有巨大和决定性的功劳。它真正的背景。它更大的背景。米兰·昆德拉说，非地区性的背景对正确欣赏文学至关重要，我确信，这也是把历史现象恢复到其适当规模的唯一框架。伊斯兰？是的，当然，伊斯兰，伯曼说。但也是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培育了阿拉伯复兴党创始人、基督徒米歇尔·阿法克的一些信念。穆斯林兄弟会的先知库特布，明确地阐明要遵循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利希斯·卡瑞尔的优生学。该运动的发起者巴纳从不掩饰他对褐衫党的“相当大的崇拜”。然后，非常坦率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暴力崇拜、热爱死亡，那种只能用血来写历史的思想——这恐怖的灾难剧曾加速了欧洲的毁灭，如今在毒害本·拉登的追随者。我们明白，在读伯曼的时候，这现象既陌生又熟悉。我们感到人类同时离我们这么遥远又这么近——野蛮人，当然，但怪诞地酷似我们的野蛮人，是我们幽灵的野蛮人，他们从我们最坏的品质，最隐秘、最羞耻的方面汲取力量。换句话，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正在这里应对一个古老革命的新阶段，这场革命承继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今以本·拉登分子的死亡小组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当代转世现身。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仅是这些著作最起码的功劳——在这场对抗中，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并不像有些人愿意相信的那样完全贫瘠，他们通过把恐怖主义局限在其有限的背景中，把它变成一个不透明的、不可理喻的结果是无法治愈的现象。我们并非如此贫瘠，因为，从我们此前的遭遇，从我们与这只怪兽的过去化身作斗争的代价高昂但无可否认的胜利中，我们继承了一个丰富的、准备好再次用于作战的武器库：它叫做反极权主义。
也许这些作者之间的共性比我倾向于认为的要少。
也许使他们分开的——在这个或那个领域——比使他们团结的因素更有实质性。
也许我应该考虑到那封题为《为何而战》的著名“美国来信”，这封信紧接着阿富汗战争之后发表，60多位学者在信上签名，包括福山、亨廷顿，以及……沃尔泽！
也许我应该把这封信与“另类左派”——作家乔姆斯基、维达尔、博伊尔和桑塔格是其代表——的令人瞩目的自我表达进行比较。两周后，在题为《美国公民致他们的欧洲朋友》的第二封信中，他们努力证明反对恐怖主义正义战争的主张站不住脚。
简言之，毫无疑问，美国知识界的面貌比我在完成对当前状况所做的暂时的、不完整的评估时所感到的更为复杂、多层面和矛盾——也许我在想象，在梦想，这“第三种体系”被赋予一种超凡的力量，它能超越亨廷顿和福山合伙起来的反对。
尽管如此。
在这一系列的姿态中，有一些强大而不同寻常的东西。
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有一个真实的理论企图，去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思想发动的攻击。
在思想和文字领地，其范围从沃尔泽自己的杂志《异议》到《新共和》，的确，远不止于此，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狂热、骚动或创新，我们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结果这成了此次考察的极大意外。
我的结论是：也许因为他们遭此厄运，这次，发现他们处在前线；也许因为他们有如此可怕的经历，仅这一次，遭受了比他们欧洲盟友更惨烈的肉体上的袭击；也许也因为他们得益于一种意识形态传统，不像我们被早期的向专制制度屈服而致残；也许，换句话说，在这方面，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隐藏、羞于见人的东西，不需要为放任红色或褐色法西斯主义的漫长历史祓魔驱邪：这些美国知识分子正当其任，他们处在思考这第三波法西斯主义、这第三代法西斯主义的最好位置。
或许，有一个保留。
我仍然需要介绍一个细微差别，一个对这情景的异议。
在我看来，似乎沿着这种思考得出它自己的结论，完成这条思路，充分探讨这种对于恐怖事件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解读，我们还需要反思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的间接影响。
在我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关于这个罪恶与恐怖的年代、或关于我们如何从中摆脱出来的真正的反思，可以省却对其他三种现象的分析，这些目前呈现的现象就是虐待、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
这是揭疮疤。
不想（有何权利？）给任何人上课，我有一种奇特而又持久的印象，就是在这三个领域，这些同样的知识分子，这些美国反极权主义左派的发言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看法最不令人信服。
关于阿布格莱布，关于国民警卫队虐待毫无防御和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伊拉克拘禁者，迈克尔·沃尔泽的确评论道，这违反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除他而外，如果我们想再与法国做个比较，例如，如果我们同意重新翻开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及其所犯下的国家罪行的档案，这也许会使美国看上去好一些：一方面，审查制度，报纸被查封，我们的记者被侵扰或被投入监狱，贿赂法国官员，使他们至今已达40多年来缄口不言；另一方面，消息不胫而走，西摩·赫希的报道刊登在所有新闻网上，虐囚图像出现在互联网上，高层官员马上承认事实，一个伟大的透明时刻，一堂民主课。即便如此，美国是否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的严重性有所交代？美国是否已经审视自己的良心，这对理解那些残暴景象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是否已经承认，特别是，何以解释这些带着照相机咧嘴大笑的男女，他们好像在夏令营或在狩猎探险，在对他们自己的囚犯进行羞辱和人格侮辱时，彼此拍照？美国是否已经反思——早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很久以前，早在那些照片很久以前，在美国社会最隐秘的地方，在它与自身的暴力或“敌人”文化的亲密关系中——是什么把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不带任何错误感地变成了施虐者？为什么，简而言之，在这同样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中，在这群不会受对共和党政府敌意牵制的有思想的人当中——恰恰相反——美国没有把自己提升到像圣战者的攻击那样的全神贯注的高度，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些类似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她的文章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曝光后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幸地下降，因为作者此前宣扬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勇气”）
关塔那摩。当然，关塔那摩引起了美国反专制主义左翼的义愤。当然，我遇到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表达了他们反对这座非传统监狱在关塔那摩湾、在这个国家的边缘存在。但对愤怒的表达多多少少有着激进的方式。如果我听到许多我的受访者告诉我，关塔那摩达不到任何目的，如果我读过许多文章，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真的只是一些小人物，最非同寻常的杀人犯被秘密囚禁在更令人发指的监狱中，处在与美国结盟的流氓国家的监视下。换句话说，如果明显流行的是合适性和成效性的主题，我很少听到另一个关键问题被提及，一个纯粹的原则问题，它来自这样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权利，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介于地狱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地带的存在，在那里非民主的方式被用来和民主的敌人作战。又一次，这里有两种可能。我们要么相信美国处在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囚禁的人理应享有战俘待遇，并根据《日内瓦公约》而获得保护。或者，我们赞成历史终结，赞成警察处理方式——那么习惯法通常赋予犯人的所有权利都应得到承认。但这中间的情况，这种法定的畸形怪物，关塔那摩的犯人既没有战士也没有犯人的权利，最终没有任何权利，这些无限期的拘禁没有任何公开的起诉，这些对一个伟大法治政府——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原则的系统违背，是一个与合适性考虑毫不相关的丑闻，我没有听到对它毫不含糊的谴责。有多少美国人大声疾呼，坚决反对随心所欲地剥夺自由，即使是以效率的名义？在这些有勇气接受一场反对圣战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思想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中，有谁真正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接受关塔那摩，容忍一种以战争状态为借口的紧急状态，使严格的法律条文松弛（即使在边缘部位），而这些法律的全部价值在于它们绝对和形式上不能受到限制？有谁意识到这就像把一只蛆塞入水果，或把病毒嵌入一个计算机程序？有谁充分意识到，对美国也对任何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危机的根源？
最后，至于说虐待，这可能甚至更糟。再一次，我们在法国熟悉它。再一次，在同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我们在法国目睹了，一场特别是由亨利·阿莱格关于虐待的书《问题》而引发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战斗。除了这个不同，这次，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坚决而彻底地反对这一行径。另一方面，在美国，我们看到围绕“情况”产生的一场完全超现实主义的讨论，这个“情况”可以使在原则上依然绝对不容忍的方式获得准许。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运用边沁似的功利主义去判案，即虐待的邪恶可以用来避免平民大屠杀的更大邪恶。这里，我们发现另一位律师，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艾伦·德肖维茨竭尽常识和诡辩之能，把我们引入一个两难命题：恐怖主义分子刚藏了一枚“定时炸弹”，如果不迫使他说出炸弹藏在了哪里，这枚炸弹将在一小时内爆炸。其次，是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他发表于20年前的作品被重新挖出，因为据说这篇文章表明，当虐待是一个拯救无辜的更大计划（又来了）的一部分时，它的确是可以接受的。最后，是沃尔泽重新发表了一篇他写于1970年代的文章，在斯坦福·莱文森编辑的一本论文集中，该书自称用新名词提出了由萨特、加缪、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古老问题“肮脏的手”；这是沃尔泽自己，在接受英国杂志《烙印》的采访中，他宣称他希望领袖去“接受规则”，但他们应当“足够聪明，知道何时打破规矩”。他接着说，“最后，因为他们相信规则，我希望他们对于打破规矩有负罪感——这是他们向我们做出的他们不会经常打破规则的唯一保证。”又是沃尔泽，在《异议》上，介绍一场在反对者（不总是不妥协的）和支持者（总是狡猾的）之间关于把虐待概念作为最后手段的一场令人吃惊的毫无意义的辩论……
因为，这是一场不值得的辩论。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被“9·11”冲击震呆的知识界的盲点，这不言而喻。可以理解。
对我来说，这是关键点。在这点上，我将和在其他基本选择上和我如此接近的思想家分道扬镳。
美国知识分子也许仍然困在这种盲目之中，淹没在这诡辩的黑洞和另一种推诿文化中——它恰恰复制了被沃尔泽批判为替恐怖主义开脱的文化。附和这种对民主与之作战的法外地带和程序不加谴责，实际上宽容的批判从来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批评仍然是局部的，他们将只能半截子地信守他们反法西斯的诺言。
抑或，他们将超越出来，他们将追寻他们的知识和道德勇气到底，认识到历史决定中的全部、绝对全部的意义，重新面对新威胁所必要的反极权主义公约；换句话说，他们将发动不懈的反恐战争，并不倦地捍卫法治——那么，是的，美国将再一次通过它的知识分子，以一堂民主的胆略和理性的课，为我们指明未来。
反思3：美国疯了吗
现在，让我们谈谈对美国的审判。
让我们回应称美国为原教旨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指控，所有这些被视为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彻底而深刻地证明了这个国家的罪恶本质。
这不完全是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并且，因为此次调查业已结束，可以说，有关此案的文件全都当庭面呈，我欠我的读者——也许我自己——一些说明。
原教旨主义。
这是绝大多数关于当代美国的评论中最常出现的词——甚至在那些并非持有顽固敌意的评论中——以我个人的经验，有许多场景（威洛克里克的布道；秉持上帝创世论的拉斯维加斯的飞行员，他深信关于大峡谷的形成有“两种理论”；我对于美国腹地的道德十字军的记述）毫无疑问地在朝那个方向转变，并传达一个令人相当不安的形象，这些福音教会在新美国的生活中是如此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