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如此，让我们认真地看一下。
并且，让我们再一次从头开始。
第一，难道不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它们的实验室吗？它们不是都有其诞生和形成的象征性的和真正的地方吗？那么，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些地方就是伟大的新教教堂。这是清教先驱们所指出的，在《圣经》的启发下，他们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要建造一座“山巅之城”。那是开国元勋们所重复的，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强调说，“他们在迈向一个独立国家的进程中，似乎每走一步都有某种天佑的迹象。”这就是在华盛顿死后不久，他的追随者和信徒们坚持把他变成“亚伦”，领导创立这个国家的新《出埃及记》中的“摩西”。这尤其是当人们试图检验——正如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最可接受的部分中，以及像托克维尔先于任何人所做的——构成美国民主精神的价值观的族谱时所发现的。个人主义？直接受到信仰者和他的上帝之间一对一的关系的启发，新教徒最为典型。良心的自由？与不在牧师的指引下，只通过理性和常识去阅读《圣经》的实践相联系。爱好进行自由辩论？具体来说，对教义的多种解读使得神学不可能解决这多样性和在正确与错误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成为任人唯能的理念？对出身或自然的等级的漠视——这个国家非常快地建立了这一如此突出的特点。这是信仰者被独自唤到上帝面前，单独面对上帝，交代他在这地球上的成功或失败的责任的世俗版本。对托克维尔来说，政府组织、社团网络，是这个制度活力四射的最清晰的标志。仍然以教堂为例，新英格兰教会的默祷最早给公民生活中注入一种社区的初次体验。最后，宽容？那个洛克在1689年的《论宽容》，然后，一个世纪后，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中予以理论化的宽容原则？在洛克之前的半个世纪，潘恩之前的一个半世纪，这已经是“五月花”号搭乘者全神贯注的念头；并且，这个念头直接来自——无论人们可能说什么——无所不在的教堂，那时它们被称为“教派”，它们的多样性和数量巨大迫使它们做出妥协和相互适应（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的《宽容》一文中写道，“如果你的国家有2种宗教”，“它们将斗个你死我活”；但如果，如在美国，“你有30种，”那么，是的，“它们将和平共处”）。对于喜欢把思想简单化的人来说，这太糟了：在美国，宗教不是民主的坟墓，而是民主的摇篮。当然，民主后来将从启蒙运动出发——但新教福音主义首开它的先河。
第二，与普遍所持的观点相反，与下意识的反美胡言臆造相反，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宗教不是极端主义的同义词。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它是。特别是在南方，它也许已经铸成大错，与最坏的“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和种族主义站到一起。无可否认，对反堕胎积极分子，希望同性恋者遭天打五雷轰的超级清教徒，那些认为福利国家是罪恶，因为它反对上帝主宰财富和命运的人来说，保持笃信《圣经》的教诲的感觉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教会，经常是同样的教会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小马丁·路德·金宣告他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他立刻加以说明——“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中”，他的目的是要“圣光披露”，使得“满照人间”；让“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上帝的所有儿女”去“手携手”，在“感谢全能的上帝”时，“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响起来”。而后，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一个公开宣称的浸礼会教徒——原谅我，一个“再生”的——与他的后辈乔治·布什一样笃信，吉米·卡特总统发表他展望亚伯拉罕的后代们之间和解的演讲，促成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事实是，在北方，围绕大量不局限于某一教派的教会，构筑起团结一致的慈善网络，它使信徒与各种唤起良知的人道主义活动联系起来（像波诺发起的唤起人们对非洲艾滋病关注的运动）。这是否是那位在华盛顿机场因我对威洛克里克得出的讽刺印象而责备我的女士对我说的？是的，在某种意义上。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她没错。我不是要收回我说的在那感到不舒服的体会。但让我说得更具体些。我责备这些教会的是它们的陈词滥调；是它们的习性把上帝变成“好人”，友善和使人安心，没有问题，守护着消了毒的世界，没有痛苦或消极。正是这个乏味的上帝理念，毫不神秘，它的目的，虽然此前难以洞察，但如今正在变成像那些近邻或朋友一样熟悉。我责备它们的（正如宗教史告诉我们的，仍然和超验主义的危机和失败有关）是它们系统的、有时走火入魔的清教主义；他们梦想在美国所有的十字路口上把罪恶和虚荣钉上火柱；他们搜寻性异常者；他们对透明和忏悔走火入魔；他们期盼从某个被指控占助手便宜的州长，或某个妻子涉嫌进出“性俱乐部”的参议员候选人，或某个因丑闻被披露而被迫辞职的天主教刊物的主管——20年前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他与多位女性有不适当的关系——榨出忏悔，所有这些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国性消遣。但最终，清教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我将不会让自己走向极端地说，在一个十位公民中有九位说他们信仰上帝、有些信仰魔鬼的国家，在一个克里看起来和布什一样是一位好基督徒的美国，死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反对种族隔离者和那些怀恋南方秩序的人，和平主义者和好战者，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信仰并在同样的教堂集会——我决不会说，在这个国家，一个热忱的甚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从定义上讲，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第三，过于草率的推论是，因为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因为他们的就职演说带有这样的语句——这在像法国那样的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愿上帝助我”，因为钞票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座右铭（顺便说一句，与经常重复的相反，这不是这个国家的信条，正如我们所知，这个国家的座右铭是，维吉尔的“合众为一”），最后，因为美国绝大多数选民是受他们的信仰和寻求公职的候选人的信仰左右，现在更加如此，就贸然断定这个国家没有我们在法国引以为傲的彬彬有礼的世俗主义。毕竟，什么是世俗主义？如我们所知，它不是不可知论，也不是无神论。它显然不是个人与教会分离。它是政府机构与教会彻底地分离。它是给每个州下达的命令，不要偏袒某种宗教。同样地，而且相应地，它是给公民下达的命令，去信仰他们愿意信仰的东西，只要保持信仰是出于自己的良知，并且宽容其他人的良知。世俗主义决不是总体上系统地反对宗教。远非如此，如历史学家所知，基督教中的世俗主义血统可追溯到15世纪前圣基拉西乌斯一世主教颁布的两项权力论。这项规定，并非颁布一个官方宗教，从而确保所有宗教的平等与自由的双重责任，正是在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得到具体体现（后者并没有对“天意”或“上帝”的字样做任何注解）。这正是宪法第六条所确保的（“决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属下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也是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和禁止信教自由”）。并且这是杰斐逊自己如此庄严地加以确认的，他在1802年致丹伯里浸礼会协会的信中，平静而坚定地重申两个领域的完全分离（应当理解《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他说道：“筑起一座把教会与国家分开的墙。”）。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美国，与神话相反，从严格意义上说，从一开始就忠实于两种权力主义和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中立。法国曾为世俗主义而战。在几个世纪的混乱和宗教战争后，它赢得了世俗主义。它著名的政教分离真正是分离，是分裂，有着这个词所包含的所有残忍、政治混战甚至大屠杀（如圣巴多罗买大屠杀）。美国不需要与任何事物分离。分离的墙，像杰斐逊那样说，已经从一开始就筑起。他们天生世俗，而我们法国人不得不变成世俗。
第四，好吧，你也许说。但今天怎样？世俗主义在这21世纪的黎明时分，在梅尔·吉布森时代，上百万新圣灵派基督徒相信，等候时间已经结束，哈米吉多顿时刻已经临近，末日之战时怎么样？在这重生基督徒相信世界像他们一样处在重生的边缘，要争分夺秒地为最后时刻准备上帝之所的时代，杰斐逊的“墙”变成了什么？这里，当然，我们需要小心求证。这里虽然有些诱惑。毫无疑问，当我们看到共和党政府把上亿美元撒向明显受宗教意识形态灌输的慈善组织，我们有理由开始担忧；或者当现今最有权力的重生的基督徒决意提名第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他可以被众多公众所左右，扭转法院多数，使其限制30年前依据“直到胎动期胎儿才成活”的裁决，以极微弱多数通过堕胎权；抑或，当无保留的亨廷顿理论信奉者接受这样一个想法，重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本身正在走入冲突。好吧。虽然有关方面也许受基督教感召，但它们不是，至少目前不是，真正的宗教组织。至于说到文明冲突论的信徒们希望与之全面宣战的“伊斯兰教”，诚实要求我们承认布什个人经常强调他对温和伊斯兰教的尊重；他经常提到华盛顿伊斯兰教中心的阿訇穆沙米西迪奇通过《古兰经》使他感到满足的经验……一种策略？显然地。表里不一？也许。但同样，否认它是荒谬的，这个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迹象显示出世俗主义的反对者们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处于更大的劣势（你看，作为此的证据，像戴维·林博一类的极端保守主义者的作品，对任何愿意听的人大声叫嚷道，基督徒在当代美国是真正的受迫害者）。有证据显示，开国元勋们所谈判达成的妥协正在很好地抵御着时代的明枪暗箭，再一次（别忘了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职演说和国会两院中提到的上帝，是一个被故意抽象化了的上帝，几乎是自然神论的，并且在本质上取得共识，被美国的所有信仰所承认，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或者，假如你更喜欢，有证据显示这种传统的坚固，即使它在宗教不介入国家事务的问题上受到放松的诱惑（大体说来，启蒙运动的遗产），它不会在对称的、构成世俗主义原则所必需的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方面让步（大体说来，新教徒分离主义，特别在它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和浸礼派教徒的形式中）。无论如何，结果是毫无疑问的。美国可能存在另一种与法国模式极为不同的世俗主义。它应该被冠以另外的名字——我们也许应该用“世俗化”这个词来描述美国式的世俗主义。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单一神论——这就是说，建立在启示、信念和信仰的平等之上——是这个世俗化模式的基础，这个模式依然充满活力。
第五，最后，弥赛亚拯救世界的信念：这个奇怪的信念坚持认为，美国人是选民，在宇宙的标志下诞生，被上帝选来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没有腐败、堕落或老欧洲般失序的新国家。肯定与此相连，这个高尚的人民，这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新耶路撒冷，这第三罗马，这现代的迦南，已经受命为世界其他地方指路，作为通向自由的向导。这是美国宗教性中最有问题的一面。这是，从个人角度讲，让我感觉最不舒服的地方。我的确不相信这样一个观念，即地球上有一个社区，无论哪种，它的领袖们相信自己被赋予了通向全能的上帝的直接路线，并当他们行动的时候，确信所作所为是好的和正确的：当神圣俄国，无产者或沙皇派，认为自己受命来拯救世界的时候，我不相信它；当中欧小国，基督教的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1989年以后用受难的伟大故事来合法化他们的认同要求的时候，我不相信它；在法国，当这个想法披上殖民救世主义的面纱时，我不相信它；我不再喜欢它——还用我说吗？——在近东，当它削弱智慧并助长强硬的极端主义者时，我从来就不相信它；事实上，当宗教狂热分子将它具体化，试图把伊斯兰教教法强加于“犹太”和“十字军东征”的国家的时候，它让我感到恐惧；那好，当3亿美国人被告知他们受上帝的委派，无论他们做什么，都盖有卓越和例外的印章，我同样找不到任何理由来为此喝彩。但仍然……这里，我还要阐明两个反对意见。两个系列的问题，因而也是两个系列的反对意见。首先，我们有必要假装我们正在发现自美国诞生以来我们就已经知道的东西吗？我们能否不去理会这个事实，即这例外论，这圣诞和天降大任的主题，从来就是贯穿国家哲学的持续而有力的主题？我们能否不去谈，或试图不谈这个事实，即这伟大的天佑主义和传奇的解释，这奠基和古代城市神话的现代表现，可以追溯到那么多的构成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和道德脊梁的知识分子（沃尔特·惠特曼、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托马斯·潘恩，甚至《克拉瑞尔》的作者梅尔维尔），他们使用同样的描绘，带着同样巨大的热忱？总而言之，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戴维·布鲁克斯难道不是完全正确，当他在纽约并非毫无批评地对我指出，对所有美国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题，一直到并包括我们在欧洲认为最毫无疑问的总统（威尔逊和他关于美国世界使命的宣言；罗斯福；肯尼迪；卡特；克林顿，1999年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现在是这一代担负起我们面向21世纪历史责任的时刻”；等等）？其次，用同样的概念和同样的标语，用“原教旨主义”来称呼弥赛亚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是否站得住脚？我们是否有权，即使当前的美国政治看起来如此不讨人喜欢，把一个视自己为再生的跨越红海——今天的大西洋——的古代希伯来而骄傲的国家的原罪，等同于患有纯洁癖的上帝狂热追随者（有时是不信上帝的狂热者），他们要世界或者皈依，或者把它炸个粉碎？难道可以接受，或诚实地，无视这巨大的鸿沟——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它把那些仍然重视原罪和极端邪恶的假说，承认自然加于所有改造社会的目标包括民主的目标的限制（不论怎么说，多数美国教堂是这样的）的宗教，与不谈抑制原罪、有系统地掩盖人性的阴暗面进而产生一种追求纯洁的全力以赴的期望的宗教（不同版本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大概都属于此类）分开？简而言之，在目光短浅的白人乡巴佬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之间画下等号，前者相信自己被委以在全世界传播民主佳音的责任，后者团结在恐怖和大规模谋杀的兄弟会周围——这是否即走向我们必须急于摆脱的委婉和庸俗文化的第一步？对我来说，答案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接下来，指向新保守主义的问题。
新保守主义。
这不是一个新物种，考虑到当前分解的节奏，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化石。
它上溯到——如果我们去相信好的古生物学家——已经久远的年代，那时某些左翼和甚至极左翼思想家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物种”不完全是恰当的词。
或许，我们应该说，“小圈子”、“品种”或“蜂群”。
我们应该找到词汇来特指这些杀人犯、这些暴君、这些人类的敌人、这些在萨赫勒地区屠杀儿童的人、这些核战争狂博士、这罪恶的学院。
我们应该找到准确的声调（如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非常正确地谴责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的死亡，但从未提到其他被毒死、活埋、被镐或铁铲杀死以及在萨达姆专政下被折磨致死的200万平民）来描述这新保守主义，它像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一样，正在变成最大的侮辱、邪恶的化身、这个世界上最卑劣的事物的同义词——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本身拱手让出了它最悲惨的地位，只是因为这些新保守主义者，这些没良心的、凶猛的精神病患者，也碰巧是，好像纯粹偶然，以色列的无条件的盟友……
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
这些巫师的帮手、黑暗王子、卑劣的雇佣兵、超级鹰派、吸血鬼，他们究竟是谁？
当你像我的法国同胞达尼埃尔·韦尔内和阿兰·弗朗肖恩，在他们的《救世主美国》一文中那样不厌其烦地去阅读他们，或像我所做的那样会见他们，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点是他们推行或宣布推行一种理念政治。你可以不同意这些理念。你可以发现它们是荒谬的、天真的甚至危险的。你可以认为——像我所做的——这种想法，例如，把对伊拉克开战作为对基地组织袭击曼哈顿和五角大楼的回应，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但这里的事实是：一个主要现代国家把取自于修昔底德或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虑加诸其外交政策，我想这是一个孤例。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个据说是物质主义、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国家（套用瓦雷里）有它的思想政治和它的政治思想。我想，聆听前国防部的二号人物引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观察他带着关于自然权利和历史的理论，即使是含混的，去参与一场战争，让我们得以超越那些前辈“智者”，他们认为，政治与理念无关，因为除了自我利益之外，政治不为任何其他而践行。
第二个再次使你印象深刻的、无可否认的特征是，这些人发动的战争，他们领导或启发的三次或四次军事行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每次都以一个专制政权的倒台而结束。这里你也可以反驳。你可以断言，对他们的导师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来说是那么亲的“聪明”炸弹，在喀布尔和贝尔格莱德夺去许多人的生命。以伊拉克为例，你可以琢磨是否除了掀起这场大乱之外还有推翻政权的其他方式。但最终结果相同。无可否认的是，新保守主义者是一些有着名叫萨达姆·侯赛因、奥马尔和米洛舍维奇的敌人的人。我们是否宁愿回到一个年代，那时美国冷战外交与地球上各种各样的暴君做朋友，只要他们在美国与苏联的权力斗争中站在美国一边？并且，在伊拉克的特殊情况——再说一遍，我已经同意这场战争是一个政治错误，承认它丝毫没有减轻恐怖主义的压力，它在错误的时间瞄准了错误的靶子，那么，如果我们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从道德上讲，你认为哪个是轻的？老布什先生号召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教徒起义，但当他们听了他的话，起义并被屠杀时，他没动一指，或小布什，在这些新保守主义者的影响下，采取行动俘获阿里·哈桑·马基德，他又以“化学阿里”著称，对用毒气袭击库尔德人的哈拉布甲镇，以及其他国际社会聪明地视而不见的事件负责。
这些人有第三种激情，这也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惯例截然不同。也许他们像传统右派一样，窝藏着现实政治的别有用心的意图。也许，在伊拉克，也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只在意炫耀武力，同时——顺便说一句，这也算不上十足的罪行——为他们的国家确保石油供应。但至少，他们不惮谈论民主。至少，他们断言民主不仅是只保留给白人、基督教教徒和西方人。并且，不满足于仅在口头上，不满足于只是发表宣言，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他们厌恶文化相对论，看不出为什么伊拉克人也许没有能力实行普选、代议和议会民主。事实是他们言行一致。事实是当萨达姆被推翻，油井被确保，当战争的首要目标得到实现并使他们的敌人目睹了美国的决心和力量，他们做出留在这个国家的战略选择，至少是目前，以支持国家和共和主义的重建进程。再一次，归根结底，问题很简单。难道擅长打了就跑战术的美国军队对被解放人民的命运洗手不管更好？当战争结束并获胜，我们是否应该倾向种族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的想法，认为另一个事业，民主的事业，原则上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因为人权的合法性止步于西方边界？
你可以——再一次，像我所做的——提出对新保守主义者的各种指责。
你可以指责新保守主义者是糟糕的政治家、胆大妄为的天使、没有战术的战略家，设计不出实现他们理想的途径。
你可以认为他们天真，当他们梦想着人权宪章像装载着食物和药品的包裹，空降在他们一无所知的国家。
你可以认为这刺刀尖上输出民主的愿望只是他们年轻时持久革命的颠倒形式，他们从未彻底走出他们原有的托洛茨基主义。
你可以纳闷：这一切有什么用？与马克思主义继而与历史主义决裂构成新保守主义的密码，但又在——当然，更人性，少些野蛮，但本质上并非更理性的——民主救世主义的招牌下面重新面对它。回想起从未被找到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球性谎言，你在想是否他们对名著的精通使他们偏爱被马基亚维利、贡斯当和柏拉图《理想国》的第三卷理论化的“必要谎言”，他们中的一位曾坦率地对我解释。
你可以，两者取其一地，只要我们论及这个话题，对他们不是真正的激进派而感到懊悔，当普京威胁要“消灭最后一个车臣人”，当新保守主义者不得不，换句话说，与一个比破碎的塔利班政府或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破产军队更严重的敌人打交道时，他们谨慎地把他们的宏伟原则收进意识形态和梦想的文件柜。
最后，你可以指责他们——并且，这是我在华盛顿与比尔·克里斯托尔交谈时所持的立场——相信只要他们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他们就只能支持他在国内政策上的选择，肆无忌惮地无视他们的大师理应灌输给他们的精神自主原则，为了实际上没人要求他们站队的统一到党的路线上来的简单概念而牺牲他们的不同观点；你可以责备他们放弃了另一条战线——那就是，在国内和国外，与持续的贫困、社会排斥和各式各样的歧视作斗争。
但是你不可以做的是把他们转变成不道德和邪恶的典范。
既不公平又荒谬的是无视这个进步——是的，我的确在说“进步”——以一代政治领袖的出现为代表，对他们来说被古代人称为政权“本质”的问题，是值得被看成是操作良好的国际政策的一个关键参数。
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也许会是那一类人群中的一个，他们在此次旅程中，特别是在上次总统选举期间，主张真正的进步，将一位真正的自由派人士任命为国务卿，一位恪守启蒙精神和老欧洲的价值观，深谙多边主义和妥协文化，对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行为和拘禁中心在关塔那摩湾的存在感到反感的人。但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美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政治辩论不是在好与邪恶之间，而是在邪恶与少些邪恶之间做出选择，知识分子的道德原则责成我去辨别，例如在匹兹堡，亨利·基辛格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间的无言对话中表示出来的不含糊的差别，在世界范围内进步主义者的心里，他们都被登记在“美国右翼”的通用标签下：一个是没有原则的实用政治家，一个是理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因为的确有很多思考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截然不同的途径。
至少，有四个。
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惰性把它们合并为“美国右翼”的核心，有两个派别，总计有四个主要立场和观点。
第一派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当卢旺达在沉沦，当萨拉热窝在燃烧，当欧洲生活在纳粹的脚下，他们宣称，像国务卿詹姆斯·贝克1992年谈到波斯尼亚时所说的，美国“在这场战斗中没有一点利害关系”，因此看不到任何卷入的原因（这就是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这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说的“杰斐逊主义”，来自一位著名总统的名字，一个谨慎小心的外交政策的信徒，如米德所写道，渴望避免“卷入联盟”和“加强”民选国家的榜样，而不是输出它）。那么，另一派的观点与他们相悖，并回应道，不，这根本不可行；一个大国在世界所有的斗争中总有利害关系，在所有国家中美国尤其不能对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失去兴趣（这是反孤立主义者的立场；从右到左，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中，这个派别的人，无论他们出自何种原因，认为美国不应该像一个巨大的与世隔绝的岛屿那样行事，对其他事物漠不关心。这伟大的一群人，他们有时被称为——错误地，因为范式更为普遍并可追溯到更早——“威尔逊主义”）。
在第二个派别中，在那些相信美国不应逃避它的全球命运的人中，那里有区分的第二条原则——仍然，据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的分类——它产生了三个亚反对系。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喜欢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者，认为国家只有以经济和商业利益的名义才能进行对外干涉。杰克逊主义者（以精力旺盛的平民党人安德鲁·杰克逊命名，他在1829至1837年任美国总统，因而是托克维尔之旅的同代人）坚持认为，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利益受到攻击时，国家的行动才是正义的，但他们补充说道，目标就是狠狠打击和迅速撤退——显示力量，使命完成，回家。然后是威尔逊主义者（狭义上讲），认为打击、展示力量、复仇，可以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简单扼要地说，他们反对说，没有一个流派真正值得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他们反驳杰克逊主义者，把治安官战略——西部边疆的“唯枪至尊”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有失美国信条的身份；反对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抗议道，商业，尽管尊贵和令人尊敬，但无论在世界历史还是在民选国家理应进行干涉的方式中，它将不是决定因素；最后，反对杰斐逊主义者，他们宣称，当然，他们分享他们的“美国例外论”的假说，并同样强烈地执著于这样一个理念，即天佑国家的美德必须不遗余力地保存，但是能者多劳——防护避难所，保护堡垒，从入侵或腐败的危险中拯救美国实验室，做到所有这些，意味着担负起与世界分享美国奇迹的道德责任。新保守主义者是这最后一个流派的最新近的展示。
思考至此，问题便相当直截了当。
在所有这些流派中——让我强调，它们和欧洲意识形态流派一样有别于彼此——我们绝对肯定最后的一个是最不值得我们尊敬的？
这经常没有被命名的四派人，他们的论点遍及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史，深刻地渗透在所有的正式流派中，并至少像蓝色和红色州，或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的分裂一样至关重要。我们是否真正确信这第四个流派——纯粹的威尔逊主义流派，康德式的民选普世国家的支持者，他们在战争中的真正目标，是遍撒民主价值观——是美国造就的、最丢人的政治怪兽？
这四个主要的流派，或者结合（汉密尔顿主义的赖斯及鲍威尔，与杰克逊主义的迪克·切尼及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结盟），或发动一场反对彼此的、不留情面的意识形态战争（杰斐逊主义者帕特·布坎南宣布布什的背叛，据他所说，布什已经转投新保守主义者的威尔逊主义及其好战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翼），或者彼此继承，或甚至同居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乔治·布什，实际上，以杰斐逊主义方式开始他的第一任期，“9·11”后转向杰克逊主义，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实际上皈依了温和的威尔逊主义，喜欢传教士政策甚于治安官政策；即使是伍德罗·威尔逊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时他宣布美国“不屑于参与战争”，与杰斐逊主义立场相去不远，但他在1917年转而投向纯粹和多边主义的威尔逊主义一边）——这个四极的探讨和实践，值得去仔细地剥离，就像在一个著名的法国分类的结论中，有正统主义右翼、奥尔良主义右翼以及波拿巴右翼，甚至对待（既然提到“右翼”涉及再次充斥右翼和左翼共享空间的信仰，因而过于简单化）自由派、基督徒、社会民主的和共产主义的传统也是同理。如果表现得只有新保守主义才应得憎恶和不光彩的名声，这样做讲得通吗？
我的结论，正如你可以推论出的，是非常清楚的。
它不是基于偏见，而是基于调查、观察和倾听。
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位。
我的英雄们，我的朋友们，我所认同的人，在整个这趟旅行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名叫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莫里斯·迪斯、吉姆·哈里森、诺曼·梅勒。
但我仍然相信，只有彻底愚昧无知的欧洲反美主义才会把这第四个流派——一个我坚持认为拥有实践理念政治和回归民主原则的国际主义理念的双重功劳的流派——等同于世界上最愚蠢和最野蛮的右翼。
最后，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对这样的批评已经很熟悉，它这么陈腐以至于变得无聊，认为美国是贪婪的，专心于对金牛犊的顶礼膜拜，只在意把它的劣质产品、它低下的文化、它的法律强加于人。
甚至在美国，我们熟悉这样一个政治和知识的阶层，三个世纪以来（尤其自列奥·施特劳斯以后），迷思于他们罗马人的荣光和颓废，情不自禁地把美国本身描述成一个三重罗马帝国：形象和文化的帝国（洛杉矶）茁壮成长，来加强军事帝国（华盛顿），而它本身又为资本主义和财经帝国（纽约）服务。
最后，我们熟悉同样主题的最新变种。我们熟悉反全球化运动对于这甚至超越美国之外的帝国主义庞然大物的强烈批判，美国不仅仅满足于用它低劣、罪恶的商品来淹没世界，不满足于把人饿死，或更糟，毒害他们，不满足于以为寡头集团的利润而掠夺其他国家财产的重要原材料资源——特别是石油——为唯一目标，它居然还有脸（包括不知廉耻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和新保守主义的威尔逊“救世主义”）把它的征服伪装成“人道主义干涉”，把它的战争重新命名为“维和行动”，把恐怖主义利用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奇，让美国重新塑造全球秩序，去阻吓和防止任何要求与之竞争的政治领导的朦胧冲动，并最终给这个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已经消失的敌人一张脸孔：昨天是伊拉克，今天是伊朗，明天是中国——对它的妖魔化正在由新施特劳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学术的东方主义这两种相连的思维策划中。
问题是事实摆在这里，如果美国有能力做得最好与最差，如果这个杜鲁门、尼克松、如今乔治·布什的国家犯下过错误，在有些情况下，犯下过罪行；如果它在拉丁美洲谋划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在欧洲支持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裁政权；如果它有时背叛过它自称为受上帝指派的救世主的天命，正如作家亚历山德拉·阿德勒在《美国之旅》中所揭示的，摆在这里的事实，则把美国视为一只嗜世人之血的恶狼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变得复杂。
事实：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人的殖民主义，比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当然，还有俄国人要少得多。
事实：美国的力量，我们在欧洲倾向于视之为一个阴谋产物的臭名昭著和邪恶的超级大国，总是，或几乎总是，我们欧洲缺点的结果，我们的放弃和失败的代价。
事实：大多数美国近期的干涉，导致它脱离系统的孤立主义的大多数行动——这种杰斐逊传统的孤立主义构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最鲜明的分歧——或者出自于杰克逊主义对袭击做出回应的希望（你可以，我最后再次重申，认为把反击巴格达作为对曼哈顿和五角大楼受到袭击的回应是反效果和荒谬的——但无论如何，这个袭击发生在先是无可否认的），或者来自汉密尔顿主义的维持国际商业事务的治安的需要（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及火速援助科威特石油的决定的推动力之一），或再次出于威尔逊主义的不仅对世界秩序，也是对国际组织无力执行的一种“自然法”的责任感（难道这不是在种种推脱之后，做出介入波斯尼亚事务、然后是科索沃的决定的全部原因吗？）。征服的愿望从来不是动力。这些行动从未导致长期占领。1954年当沙特阿拉伯要求撤空达兰空军基地，后来，1966年3月，当戴高乐将军要求撤空夏托鲁机场，当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要求关闭苏比克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时，每次，这个帝国都服从并撤营。
另一个事实：美国有一支无与伦比的空军（正如我在科罗拉多的空军学院所目睹的）。它有一支足以使斯蒂芬·B. 卢斯、艾尔弗雷德·T. 马汉和一个世纪前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理论支持者们欣喜的潜艇舰队。除此以外，他们的陆军，这支应当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帝国战争打前锋的部队，这支照理该平定被占领土——现在的伊拉克——的军队，是平庸的、非专业的、装备不足、训练欠佳。是否一半的伊拉克远征军由非美国人组成，他们参军为的是加速他们的归化进程？是否最敏感的任务——例如，保卫政府大楼和美国大使馆——委托给私人安保公司招募的雇佣兵？这真是现代帝国军队吗？这真是巴格达只是其长征第一站的先锋队？对于那些渴望与古代世界相比的，着迷于特奥多尔·蒙森、爱德华·吉本、古朗热的人来说，美国不像伟大的帝国时代的罗马，而更像衰落中的雅典，柏拉图将此归咎于偏爱桨胜于矛和盾——或甚至像商业的迦太基，如福楼拜在《萨朗波》中写道，在第三次古迦太基战争中，它已经变得无力维持一支舰队和一支外国雇佣军……
另一个事实，或不如说是另外一连串事实，与我们通常在欧洲关于帝国的想法不一致。首先，一个奇特的替代，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购物中心看到了它的一个例子，其结果是最传统的制造业活动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事实是，这个原则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银行、州政府、财政部、商业，因而养老和退休金全部依靠巨额国外赤字，由帝国理论上主导的经济体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依靠印度、俄罗斯、日本特别是中国资产。这样，我们面临一个极端不寻常的模式，它的坚固性建立在两方面，一是在它所主导的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坚信在美国银行、美国的财政体系以及美元中它们的投资有最好的收益率；二是与此相关的坚信，除非另有告知，世界各地必须继续输送它们的精英、研究者、未来的主管、商人到美国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公司接受训练。简而言之，这历史上独特的、现实中极为脆弱的、看上去矛盾的制度，使美国力量依赖于每天注入的自信的力量，更准确地说，依赖于美国人本身对世界赋予美国人信心的信心，或不如这么说（尽管有点绕圈子说话），美国力量依赖于这最终一点：全世界对美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美国人现在拥有的，并继续拥有的对全世界现在对美国人持有的、美国人希望他们继续持有的信心——但这信心能保持到何时？
最后，还没有算上（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对于帝国主义的迷思，世界历史被简化成美国怪兽与抵抗它的天使的决斗，在这个宏大的二元妄想故事中，一切等于是阴谋，一切都有含义，在这里，没有被提起的是这个所谓帝国的特点，它的克制、它的退却、它的迦太基品质、它不用占领军的占领，它所部署的不是重装备步兵军而是斯巴达奴隶，他们，正如在所有妄想逻辑中，变成了自身的对立面并且更具罪恶性的“帝国化”，因为它已经变得更加阴险和难以觉察。然后，这种固执的迷思的最终效果，在我眼里，为害非浅，它不动声色，败坏名声，在一个没有意义和不可知的地牢中，把当代历史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一种既不与美国斗争，也不屈从于美国的历史；一种既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一个把所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具体故事混合在一起，不管你怎样寻找它们，它们从未出现在反帝进步主义者建立的大范畴里的历史中，虽然这些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处在最恐怖战争的源头，尽管这些战争导致不是上千而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死亡，突然不再是任何人的兴趣所在……
当然，我不是在说，在美国不存在帝国主义的诱惑。
我们太知道，那些已经握有权力的人出于对极端权力的爱好，看不到这届政府业已被我此前提到的傲慢所攫住的可能性。柏拉图写道，这是和平的对立面，比“Polemos”更甚。
此外，我不喜欢对与美国外交立场相左的支持者的“惩罚”方式。
我不喜欢前几届政府，甚至共和党政府，都采取行动避免的单边主义支持者的自我中心的傲慢。
同样令人憎恶的不祥之兆是，在伊拉克危机处于高峰时，一小撮政府官员试图利用老套的、带有仇法偏见的那种犬儒主义，它不比法国的反美陈词滥调强多少。
于是，当前事件外，有迹象显示威尔逊总统的美国，这个发明国联并倡议建立联合国的国家，对国际法及它的机构、它的刑事法庭、它的协议规章《京都议定书》的草草视之——众多相互印证的迹象，使你显然不能排除在某一天看到这个新迦太基试图多少模仿一点罗马。
但这种帝国主义的诱惑，眼下依然只是一种诱惑。
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排列对比，所有这些产生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结合：权力与克制；对世界的关切与无动于衷；也是强大与虚弱（最令人不安的）；权威与潜在的不稳定；一种目前无与伦比的发号施令的能力和一种预感到某一天（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到来），被压迫的世界大众，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个对手将会意识到，主人的霸权只是由欲望、利己主义和附庸的心甘情愿的服从来维持。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产生出一个统治政体，一种帝国模式，无法再用两个相反、但时下流行的、在某些条件下又同流的理论来解释，他们或起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最后阶段），或来自列奥·施特劳斯（伟大的犹太知识分子，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同代人，为了继续传播——反对罗森茨威格——“耶路撒冷与雅典”，他需要相信，并使他的信徒们相信，帝国刚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因而，我只看到两种可能的方法去理解这个混合物——来自政治光谱的两个不同方面。
一个由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理论家提出——雷蒙·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保罗·莫朗的话来形容美国：一个“不情愿的帝国”。
另一个，由意大利知识分子托尼·内格里提出，他是60年代末一个激进的左翼组织的创始人和近年来最引发人们对现代主导机制进行思考的作品之一的作者（与美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哈特合著《帝国》，法国评论家亚纳·穆利耶－布唐为该书做评）。
一个帝国，内格里说道，是一种对他所说的“众体”的兴起的回应，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顽固的斯宾诺莎者看来，一个帝国和一个众体像一个单一物体的两个不太对称的特征，因为众体首先来自一个单一本质，这是世界真正的本质。
并且，他对帝国的定义超越在他看来基于一种过时的思想之上的所有阐释。这种思想认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国家，通过扩张，制造其以后能够仲裁的中心冲突，继而施以统治。
新的帝国没有中心。
没有像罗莎·卢森堡、布哈林、希法亭所描述的那种意义上的跳动的心脏和思考的头脑。
或者说，有，那里当然有头脑。控制器官。但它们是银行和黑手党。如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那样的全球政府首脑峰会。如微软那样的跨国公司，它正因为侵犯一个陨落的帝国的前主权而被告上法庭。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帝国覆盖财政系统和我们生活的威胁在增加。群众性工会组织。舆论。是的，当公众舆论有组织并且强大时，它本身参与到帝国化的扩散中。不再是这个或那个特殊国家的一统天下。不是任何具体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或将有，通过扩张去建立它的帝国的力量。一个非本位的帝国，因为它与多中心的、后国家的、非领土化的世界同在。
我最后再一次思考有关美国帝国即将衰落的那场奇特的、而且奇特地重复出现的辩论。
我在思考保罗·肯尼迪的论点，以及孟德斯鸠在《对罗马兴盛和衰亡的思考》中的精神；我在想那些相反的观点，认识到在佩特罗尼乌斯和尤维纳利斯的严厉谴责与罗马帝国真正开始衰落、伯里克利的警告和提洛同盟溃败，随后长墙被毁之间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它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帝国还有好日子在前头。
事实上，对于这整个辩论，我们应该能够得出结论。
美国既不是处于高峰时期的罗马，也不是来日无多的被征服的罗马。
它既不是奥古斯都的罗马，也不是新教派林立和被野蛮人袭击的罗马。
所有这些只出于一个原因，那就是美国的罗马时刻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把自己从这个想法中摆脱出来，即把罗马变成一个现代城市的象征，或者反过来说，把现代帝国，美国或其他的，描绘成基于古代帝国城市模式的想法。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不同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当然是这个新的意义上的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帝国既没有核心又没有疆界，像库萨的尼古拉的世界，到处有它的中心，但是没有边界。
更进一步，正如美国文化面对旧的帝国定义逡巡不前，它的一些主题亦如此——例如，边疆的神话；这种关于开放的、灵活的并总在推移的边疆的想法，曾经是、现在依然是如此有力地塑造着美国精神和乐观主义——另一方面，与这新帝国性非常符合，其中一个特征正好是没有边疆。
再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同意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新帝国的现象学，而不是其结构上，如果我们承认，从马克思到内格里，一个帝国的特征仍旧是，无论它的原则为何，通过制造拥有日益增加的相似期望的臣民来统一，也可以说，来全球化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帝国化制造出来的，以服从于商品、技术和娱乐为特征的非常特殊类型的人类感兴趣，那么我们需要承认，这种类型的人类在我能够观察到的美国场景中，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在得梅因集市上，在拉斯维加斯的妓院里，生气勃勃地庆祝胜利。
仍然……
我不确定……
正是从这里，事情再次开始变得复杂。
我记得那位天主教得克萨斯人，一位在家上学的信奉者，他想把他的孩子从主流思想的压路机下抢救出来。我记得在孟菲斯五旬节派教堂里那些上帝的美女，她们的高雅和奢华令人叹为观止。我在想那些我一直观察和谈到的区别化、因而也是单独化的迹象。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属于少数族裔研究教堂的异类之人，我大概没有充分提到他们——我在想那些年轻的和不太年轻的新都市人，他们拯救了一座大湖区附近幽灵城市中的一个濒危建筑；我在想那些城市主义和文明的朋友，我看到他们捍卫着萨凡纳的建筑遗产并丰富着芝加哥的建筑遗产；我在想新开拓者，相反，他们正在离开城市去重新发明在科罗拉多、怀俄明和俄勒冈州大草原上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我在想所有那些在这里或那里的人，他们定下一条规定，几乎是一种道德责任和一个不随大流的原则（但，自相矛盾之矛盾，我们在这里发现大批不随大流的人们）：和大群社区群众保持距离，那就是说，远离使人变傻的程序化的机器，典型的是电视、商业品牌和成为主要的公民宗教的体育；我在想所有那些我在各地见到的、处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美国人，他们不是，再说一遍，从卡夫卡所言的杀人犯阶层中摆脱出来，而是从打着“美国生活方式”烙印的牲口群中摆脱出来；并且，想到他们，想到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拒绝像一个人一样走向一个虚无主义的地平线，并亟力想把它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的社会，我告诉自己，也是在这里，美国有一个开始反思自身荒诞的真正头脑，它也许正处在向不是帝国而是对帝国的一种反应的转变进程中；我告诉自己，一场反对帝国的改革也许正在美国开始……
无论如何，对我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
没有一个范式比罗马范式更不适合美国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没有一个模式比这个列奥·施特劳斯从他德国本土引入的帝国的、拉丁式的模式更无法告诉我们美国的具体情况。一旦被移植到他的新保守主义信徒的华盛顿，这个模式突然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它在查理曼大帝、在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在哈布斯堡王朝、在威廉二世、在拿破仑和希特勒、在神圣俄国一直寻求成为的新罗马沙皇的治下有意义——但对这个最新的现代化的化身——不论好坏，即美国——它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个如今业已无法使之平和，并且经常看不见的现代帝国不再代表国家权力的最后阶段；这个无眼的和无源的瞭望塔，不再为我们提供一个嫌疑人的名字、每天早上放在银盘子上一个罪犯的脑袋，一张抑或是巴士底监狱的地图，美国现在不再是“主人”——这个概念纯粹是一个符号，对此，拉康会说（几乎30年前，我自己在《带着人脸的野蛮》曾对此写过），它如果不是世界的另一个名字，至少也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那些致力于奴役人类的人的名字。美国不是万恶之源；它不再是，如果曾经是，掌握一切的策划者；你再也不能说它是一个帝国的恶性细胞核，或者就是一个邪恶帝国本身。是的，你也可以这样说，但如果你这样做，那么你将需要承认自己对帝国、邪恶和美国一无所知。
一个民族和它的旗帜
就是这里，离波士顿不太远，在东岸，这里显然还存留着欧洲的印记，托克维尔就是从这里上岸的：罗德岛纽波特。这个保存良好的伊斯顿海滩，这些游艇，这些意大利帕拉第奥建筑风格的大楼和油漆的木屋，让我想起海滨城市诺曼底。一座海军博物馆。一个图书馆。提供住宿和早餐的客栈挂着主人的相片，而不是店名。美丽的树。网球场。一座标榜是美国最古老的乔治式风格的犹太会堂：抛光很好的白木，带凹槽的柱子，没有瑕疵的藤椅，巨大的烛台，墙上纪念艾萨克·图若及六七名这位精神领袖继承者的清晰铭文，放有“摩西五经”的羊皮纸卷轴的玻璃橱窗旁插着美国国旗。在我看来，正好相反，这里是一种很奇怪的摩登。
然后，准确地说，那些国旗，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在十字路口，在建筑物前，在汽车上，在付费电话上，在泰晤士大街沿街橱窗里展示的家具上，在停泊在码头上的船和没有船停泊的码头上，在海边遮阳伞上，在女士的花伞上，在自行车车座后的挂包上——在各个地方，以各种形式，在空中飘扬或在张贴物上，国旗泛滥到整座城市。恰巧，这里也有很多日本国旗。一个日本文化节正在开幕，绘画展览、人行道上的饭团品尝，以及街上的相扑摔跤，招揽生意的人招呼路人过来看这些奇风异俗、这些怪物：“快来看——他们都是白色的，而且涂着粉！重300磅！腿像火腿！他们胖得走不了路！他们在飞机上要坐3个人的位子！快过来看！”因而，带着红球的白色旗子，日出之国的象征，挂在这条临近港口的珠宝商集中的大街的阳台上，我正在这里找饭馆吃午饭。尽管如此，最后还是美国国旗占优势。星条旗的无处不在令人吃惊，来看相扑摔跤的孩子们的T恤衫上也印着国旗，一小群人在高声加油。
在西部片中，它是美国骑兵的旗帜。它是弗兰克·卡普拉电影中的旗帜，每当有美国总统出现的镜头，它是必在其中的偶像。这深受爱戴的旗帜几乎像是有生命的物体。我明白，使用它不但有规章，而且有非常具体的国旗行为准则：不能弄脏，不能复制，不能用于文身，不能掉在地上，不能反挂，不能亵渎，不能焚烧。另一方面，如果它太旧了，如果它再也不能用了，如果它不能再飘扬了，那你必须把它烧掉；是的，而不是扔掉或卷成一团，最好是烧掉而不是丢到垃圾桶里。它是“超级杯”中被少年摇滚乐队冒犯的旗帜，是“9·11”后迈克尔·W.史密斯写的《她独自伫立》歌中的旗帜，歌中的“她” 正是“它”——这面象征美国的旗帜，曾遭到野蛮人的玷污和攻击，但它永远骄傲地迎风飘扬。
对国旗的这种痴迷有些奇怪。对于像我一样来自一个实际上没有国旗的国家的人来说，有些不可思议——在我们那里，可以说，国旗失踪了；你看到它仅仅飘扬在官方大楼前，关于它的任何怀旧和关切、任何召唤，都几乎已经变成荒谬的、对过去的眷恋的一种标志。这种对国旗的痴迷是“9·11”的结果吗？是对其烈度一直被欧洲低估，但3年来一直并将永远萦绕在美国人心头的那次巨大创痛的回应吗？我们是否应该重读托克维尔关于美国幸有其地理位置保护国土不受侵犯的篇章，从而认为这种对国旗的回归乃是侵犯一旦发生后，震惊之余的一种情绪失常的宣泄？或者，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它来自美国与自身、与其民族存在之间的更久远、更矛盾的关系？抑或是一个和没有国旗的旧欧洲国家相比民族认同更困难的国家所做出的矫枉过正的反应？
随手翻阅《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前几页，这本书是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昨天晚上给我的。也许秘密在于“毕竟”二字。也许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比第一眼看上去的更复杂、更痛苦，也许它明显的过度正源自于此。或者，它就像托克维尔所看到的，与过去旧统治时期占主导的“本能的爱”不同，这是一种“思考后的爱”，当涉及标志和象征时，它就被推向膨胀。我们接着看……
告诉我你们的监狱是什么……
我们总是忘记，托克维尔的初衷是调查美国的监狱制度。当然，他做的不止如此。他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美国社会整体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但他的笔记、他的旅行日志、他写给凯尔格莱和其他人的信以及他的《论美国的民主》都证明，监狱一事是一切的开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抵达纽波特后，也要求参观赖克斯岛上的纽约监狱，不是每张地图都标出这座岛上的城中之城——看起来没什么纽约人注意这个地方。
周二清晨5点钟，我和纽约市监狱管理局的马克·J.克莱顿在皇后区一座不通往任何公众开放地点的大桥的入口处见面。在雾蒙蒙的晨曦中，依稀可见荒凉的海岸线。电铁丝网。高墙。一个好像位于战区边界的检查站，那里几乎所有的狱警都是黑人，他们换班时相互打着招呼——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囚犯们大多是黑人或拉美后裔，戴着脚镣被塞进校车似的带铁栅栏的车，驶向位于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的法院。一张贴着我头像的安全证。搜身。在东河的另一边，一艘白色的船在雾中好似鬼船，由于缺乏空间，最不危险的犯人被关在那里。紧挨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近在咫尺，以至于有时风从某个方向吹来，飞机的噪音让你不得不提高嗓门甚至停止说话），10座监狱大楼组成了这座堡垒，这块与世隔绝的飞地，这块反乌托邦的保留地。
脏灰色的公共休息室，头天晚上被捕的人在这里集合，坐在临时的板凳上。第十四号，一个小囚室，两个犯人（白人——是巧合？）被隔离在这里。一个整洁些的宿舍，有着干净的床单，那儿挂着个“无烟区”的标志，好像是在曼哈顿的酒吧。一个古怪的情绪激动的男人，把我当成健康检查员，急匆匆地走向我，抱怨这里的蚊子。在我们来到拘禁中心，来到式样相同的、好像是马厩的一排排囚室以前，一条用栏杆隔开的迷宫式的走廊通往一系列他们坚持要我参观的社会活动区：一座小礼拜堂；一座清真寺；一个传来阵阵鸟鸣的排球场；一个图书馆，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翻阅法律指南；最后，还有一个房间，那里有三个敞开的信箱，分别标有“申诉”“法律援助”和“社会服务”。乍看起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破旧但执著于卫生状况的医院：膀大腰圆的黑人女看守，皮带上挂满钥匙，引导我穿过这个迷宫，她解释道，违法者来到这里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来个消毒淋浴；然后，她告诉我——嗓音低沉好听，看守最终也和这些犯人一样别无选择——第二件要紧的事是做一系列心理测试以鉴别自杀倾向。当我们走过的时候，犯人们冲她喊着，侮辱她，做出放屁般的噪声，因为他们被禁止使用娱乐室和小卖部，她对此眼都不眨一下，他们有时也向她表白生或死的愿望；显然，当你近距离观察他们的时候，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这个男人戴着脚镣。另一个手腕上戴着手铐，还戴着手套，因为上星期他在屁股里面藏了八个剃须刀片，扑到一位看守身上要割断他的喉咙。这些野兽般的目光，让人实难招架。应该设计出一个应对这些囚犯的安全窗口，因为他们会趁给他们递饭的时候咬看守的手。一个小个子的拉美裔人，手捂着流血的耳朵，尖叫着说应该送他去医务室，跟他同室的黑人也大嚷着——看守告诉我他身上有“赖克斯刀痕”，那是控制这座监狱的团伙“拉丁王和流血”的一位大佬在同室犯人脸上或耳朵上划的标记性一刀。“我操”的叫骂声。重犯区金属门的愤怒撞击声。再往前，在这个区的尽头，有三个门朝走廊敞开的“淋浴房”，一个光着身子的身材高大的大胡子男人，在一个面无表情的女看守面前手淫。他用一种疯子般的嗓音嚷着：“过来抓我呀，婊子！过来呀！”当我弯下腰去喝楼道里饮水器里的水的时候，“不！别在那儿！别喝那里的水！”陪着我的看守的尖叫吓了我一跳。注意到我的惊诧，她恢复了镇静。她连忙道歉，结结巴巴地说没事儿，这只是犯人的饮水器，我本来是可以在那里喝水。然而，她的条件反射道出监牢里的卫生条件。赖克斯岛的确是座“监牢”，而不是“监狱”。它收容那些被起诉并等待判刑的人，以及刑期在一年以内的人。如果是一座真正的监狱，会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些是惯犯，他们将受到怎样的对待？
在和马克·克莱顿回来的路上，我们走上那座通往正常世界的桥，注意到了一些来的时候不曾注意到的东西——也就是，从我来的地方，很有可能，从排球场和健身区，甚至一些囚室，你能看到，好像能触摸到，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我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和地狱擦肩而过的印象，是因为赖克斯与世隔绝，还是因为离万物太近？当克莱顿急于知道我对他的“房子”的印象，并向我解释说这个岛过去一直是堆放城市垃圾的地方时，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监狱还是垃圾场？在同一个地方，社会的垃圾被它抛弃的人所替代？第一个关于制度的印象。第一个简报。
他们杀死城市，不是吗
一座城市也会死亡：对一个欧洲人来说，这是无法想象的。可是……
布法罗，一个美国昔日辉煌的城市，两位美国总统曾经居住在这里（在这里，一位遇刺身亡，一位就职）。也是在这样的7月末，托克维尔1831年曾经来到这里。如今，这座城市展现出一派荒凉的景象：伸向天边的漫长大道上没有任何车辆；没有一家像样的餐馆；很少几家旅店；该是大楼的地方是简陋的花园；该是花园的地方成了空地；正在或已经枯萎的树木；窗户被木板钉起的办公楼，就要倒塌或被拆掉。是的，这个你可以找到美国城市建筑最好的样本和最早的摩天大楼的城市被迫拆毁它们，因为总有一天一座空置的大楼随时会倒在你的头上。图书馆处于财务崩溃的边缘。一些街区看起来已经没有自来水和邮务。即使是主要的火车站，它曾经是钢铁公司时代的交通枢纽，如今仅存一个外壳，一座废弃的巨大锥形建筑物上挂着生锈的金属标志，风在号叫，乌鸦在空中盘旋，“纽约中央铁路”几个大字也只剩一半了。
拉克万纳离纽约大约10英里远。这里最惨的是工厂。它曾经是一个现代企业，地区的心脏。这里仅存的，是锥形的煤堆或废铁，丢在杂草丛生的场地上。不再冒烟的烟囱。变黑了的、挪不了窝的货车。窗户破碎的仓库。我钻进了其中一个仓库：塌陷的扶手椅；扭曲的金属架上还留着一些文件；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喜气洋洋的员工们对他们工厂永远伟大充满信心；皱巴巴的几张《布法罗新闻报》；焦黄的塑料防毒面罩；压力计、气压计、蒸汽测量仪，橡胶温度仪集中挂在一面墙上，被潮湿蚕食；我数了4个钟，所有的钟表都停在同一个时刻。如果我不知道伯利恒钢铁厂的历史；如果我不知道20年前在悲剧性却又司空见惯的外国竞争下，他们关闭了这家工厂；如果我不知道这座城市本身还活着，虽然只是一息尚存，但仍然活着；如果我没有读过，例如，6个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的阿拉伯裔美国人在“9·11”后就是躲藏在这里：我几乎会相信这里发生了一场自然灾害，一场大灾难——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人们仓皇逃生，来不及带走任何物品，人去城空，留下风化的房屋。
克利夫兰。没有这么悲惨，这么破败。最重要的，有一个使这些破败街区复兴的真正意志。一次与莫特·曼德尔和邻里进步有限公司的教堂早餐会，召集了约12位非常俭朴的男性与会，他们身着老派珍珠灰西装，银发，表情一丝不苟，这些干德、范·斯维尔根、雅各布的继承人，这些清教和犹太慈善家伴随这座城市的伟大而兴旺发达。通过幻灯片和图表，他们在考虑如何复兴这个城市的中心，尽管他们离它而去，在他处赚钱或居住，但这里始终是他们的“小故乡”。这里也是一个被遗弃的街区。空荡荡的停车场。汽车在东15和16街之间，沿着欧几里得和普罗斯佩克特街出没。酒鬼们在公共大楼里。空置的或用砖把门窗砌死的教堂。但人们一再告诉我福音教的信仰与道德在美国的复兴。消防站上贴着一幅标语：“削减经费就是自杀。”妇人们对一个种着鲜花的环岛心存怜悯并去浇花，因为再没有人去那里。在一些街上没有广告牌，这个细节没有让我在布法罗感到吃惊。但在一个夷为平地的建筑物旁边的一面墙上，上个世纪留下的、用大写字母写着的几行字，好像冲上岸的沉船残骸：律师事务所。在更远处的一块空地上，在一个倒塌的建筑物仅存的一面墙上的一行标语，荒谬地见证着从前的生活：有两条腿的最酷牛仔裤。
最后是底特律，庄严的底特律。这座城市在战争期间，因其汽车和钢铁厂而自称为“民主的兵工厂”，然而一旦进入市区——不论是在布拉什公园地区、市区北部，或是更糟的东底特律——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被遗弃的巴比伦，一座居民已经逃离的未来城市：更多烧焦或夷为平地的房子；倒塌的门面和房顶，下一次大雨会将它们冲走；废弃花园里的垃圾堆；在街上四处游荡的人；翻垃圾箱的人；大自然在重申它的权利；狐狸在一些夜晚出没；进行毒品交易的房子；关闭的学校；被铁丝网环绕的卖酒的商店；完好无损的福克斯剧院，门口矗立着带翅膀的金狮子；同样完好无损的莱特剧场和交响乐大厅，人们身着燕尾服走入一个末日的环境；还有布克·卡迪拉克饭店和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这些建筑奇迹的拱梁质量可以妣美博物馆，饭店却是空的，大门紧锁。有时，你会觉得这里曾经发生一场瘟疫。也有时，你觉得它是德累斯顿或萨拉热窝。一个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和40年前那场加速大批白人移居到郊外的骚乱的观察家，会以为这是一个被轰炸过的都市。但它不是。这就是底特律。这就是一个居民已经离开、走的时候忘了关门的美国城市。这种世界上独特的经历，居民们离城而去，就好像一个人离开分手的恋人，渐渐地，这座城市回归混乱。
这些现代废墟之谜。在我旅行的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国之谜——我发现某种感情(欧洲礼仪，也是城市文化的核心)，也许正处在消逝的边缘：那就是对城市的爱。
阿拉伯裔美国人的犹太人模式
一个人怎么能是阿拉伯人——我的意思是，既是阿拉伯人又是美国人？一个人在“9·11”后的美国怎么既保持穆斯林的信仰，又不被认为是坏公民？对于密歇根往西几英里远的迪尔伯恩的居民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没有出现。当然，这个镇有点特别。例如，麦当劳在这里是合乎伊斯兰教义的食物。一家超市，名字叫半岛。这里有清真寺。我注意到一辆旧福特汽车，挂着美国人喜欢的那种个性化车牌，上面写着“塔利班”。我很快发现鲁日河附近的旧福特工厂，像拉克万纳的伯利恒钢铁厂，如今部分厂房已经化为生锈的钢架、没用的管子、空的地窖，部分损毁的仓库中间长着树——对话很容易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来回转换。但我遇到的所有人，所有的商人、政治家、社区领袖，当我问他们在现今基地组织时代，如何把两个相互关联的认同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一切都是尽可能的尽善尽美。在法国正在毒害争论的双重效忠问题在这里不是个问题。在沃伦街上卖道地美国饮料的阿赫姆德，围着穆斯林头巾，像个锡克教教徒。他说：“当然有些问题；当然有反应；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当然到这儿来找恐怖分子；但他们没有找到；我们是模范的美国公民；他们不可能找到。”纳赛尔·M.贝都因是个兴致勃勃的年轻商人，娶了位法国女人为妻；当他说“我们”的时候，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我们”并不是“我们阿拉伯人”，而是“我们美国人”；他告诉我，他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商会的理事。在商会大会议厅，“我反对伊拉克战争，不是为他们，阿拉伯人；而是为我们，美国人；这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文化，这个民主的典范在为自己变成占领国的宿命做准备。”接下来，还有阿拉伯裔美国人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阿贝德·哈蒙德，他告诉我说，这个组织规模不大，其作用是采访、评估，最后推举各级地方或全国的候选人。当布什2000年写给他一封一页半的私人信，抬头上写着“亲爱的阿贝德”；当克里问他该怎么做才能赢得底特律的阿拉伯人的支持的时候，他给克里一封布什的信的复件来激励他；去年1月，他为克里、威斯利·克拉克和众议员哈罗德·迪安组织了一系列的电话采访；他让他的一个小组跟随一个伊利诺伊议会候选人，出现在他所有露面的场合和记者招待会，甚至是最小的场合；当他今天早晨完成了寄给他的所有成员的情况通报信——我是否知道在做这些的时候，他的榜样是什么？当然，是犹太人。犹太社区的力量是这个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他们成功地创造这股力量，他们知道怎么去买、怎么带着额头上的汗水去挣，这条他们走出来的路让他们把其所有影响力聚集到一起。“人们怎能不受此启发？”他问道。“我们晚了50年，我承认这一点；如今，他们比我们强大10倍；但你将会看到，我们也能办到；总有一天，我们将并驾齐驱。”我不敢说这番话没有可疑的弦外之音。也许，这一克制完全是战术上的，而其理念依旧是最终不仅要和犹太社区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它们。不言而喻，犹太社区就是敌人。我发现，在与贝都因的谈话中，他绝口不谈以色列，也小心翼翼地不去质疑它的存在，但对他来说只要“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不从“占领者” 那里赢得权利，就 “根本谈不上”去那里旅行。
但最终，事实依旧。我们远离伊斯兰堡，隐藏在卡茨基尔地区（纽约北部，译者注）附近，当我调查丹尼尔·珀尔之死时，我发现这里是原教旨主义的聚居区，恐怖主义思想家阿里·沙·吉兰尼在这里受到尊崇。这里更不是那些法国城市的郊外，在那里国旗被践踏，在放国歌的时候，人们发出嘘声；在那里，对接受他们的国家的仇恨和急于付之行动的反犹主义不分高低。很好的美国教训。令人尊敬的运转中的民主形象——那就是，融和与妥协。在底特律城区约有11.5万阿拉伯裔美国人。还有120万阿拉伯裔美国人，分散在密歇根、俄亥俄、伊利诺伊和美国其他地方。尽管有伊拉克、布什，还有号称文明冲突的鹰派，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特征：美国梦，如同先期到来的世世代代的爱尔兰、波兰、德国或意大利的移民，它具有同等的生命力；再有，与此相关，一种以犹太社区为榜样的热情、一种执著、一种模仿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一种模糊的期望——一种向往，如果我可以恶搞式地模仿德雷福斯事件前法国犹太人的著名座右铭，那就是像美国犹太人一样的幸福。
一个黑人克林顿？
“贝尔纳－亨利·莱维，”他重复着，帶点儿模仿，因为我想必做自我介绍时，夸张了音节。“有这样一个名字，你在会上一定能大出风头。”我中断了开车西行，在波士顿停留几天，参加提名约翰·克里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饭店餐厅，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这里等待约翰·克里一个多小时了。我问道：“那‘巴拉克·奥巴马’呢？有这样一个名字，有您昨夜的胜利，您能在瞬间当上美国总统。”他笑了，拍拍我的胸口，退后了一些，好像要乘势打出一记重拳，结果给了我一个拥抱，又笑了，唱摇篮曲般地重复着，“巴拉克·奥巴马，贝尔纳－亨利·莱维……”
这个男人昨天在富力特中心大厅博得全场喝彩。他的演说是当晚活动中唯一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其他参与者还包括艾奥瓦州的第一夫人、特伦顿市长、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汤姆·达施勒，以及上百位头上戴着有驴、摩天大楼、世贸中心等各色形状帽子的人。的确，他讲得不多。他坚定地声明自己是开国元勋的追随者；他一再重申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他笃信宗教并疾呼他的信念：“这里没有一个黑人美国、白人美国、拉美裔美国或亚裔美国，这里有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用他的话来说，问题不在于“另一位总统实行另一种政策，而是新总统实行同样的政策，因为现任总统已经名誉扫地”。所有这些，对一个习惯于政治大辩论的法国人来说，有些急于求同迁就的味道。但最终，他的神态自如；他大胆的幽默，一个黑人克林顿；他的坏男孩般的、哈佛毕业生的英俊面孔；他生于堪萨斯城的白人母亲，生于肯尼亚的黑人父亲；这是一个两种血缘的混合，血缘成分均等，一个对所有身份认同的生动拒绝——包括最重要的南方非洲裔美国人身份。他的伊利诺伊州的对手、黑人共和党人艾伦·凯斯不就指责他“不够黑” 吗？这位祖先不是深南部黑奴的白种黑人是谁？他的雄辩……他的演讲，像过去两天的所有演讲一样，计算精确，抑扬顿挫，而他的些微叹息似乎又是临场而发……大厅在颤动。他一站起来，你就觉得重要的事情在发生。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应当是被取而代之的人：阿尔·夏普敦牧师，一位天生的鼓动家，一个满嘴傲慢之词的人，他还是这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唯一不循规蹈矩的演讲者，唯一一个敢于抛开政党写作班子的演讲稿，引述雷·查尔斯的话，并挥着拳头大叫“贫穷的黑人还在等待150年前答应给自由奴的40亩地和1头骡子”。但就在那一时刻，突然，事态并没有按计划发展。他的愤怒应者寥寥。他的咒骂听起来像是假的。就好像一个过了气的老明星，所有的魅力已经不再。奥巴马在此。
巴拉克·奥巴马。我们不会忘记他的形象。昨天晚上11点整，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他踏着轻盈的舞步跃上舞台，把他那棕色美国人的面颊转向着迷的观众。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今天在饭店的形象：欢快、滑稽，然后又突然变得疲倦、缓慢，还沉浸于昨夜的成功，当他用一种近乎乏味的拖沓声调开始解释什么的时候，故意有点结巴，好像想讲得更慢，这一切的脆弱感。我们不要忘记这带有悬念、几乎是不确定的时刻，当他说我们的舞步不应该比音乐更快，美国不乏“流星般辉煌而短暂的事业”，“下个月的故事就会是别人”。我凝视着奥巴马。记得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它说“巴拉克”的斯瓦西里语的意思是“幸运”。我觉得不管他会说些什么，关键在于这种姿态，它与所有族群社区都保持醒目的距离。奥巴马是明白应当停止打负罪感这张牌而施展个人魅力的第一位黑人吗？第一个想要成为美国的诺言而不仅仅谴责它的人？以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终结的开始？
希拉里和污点
她知道吗？她容忍了吗？她已经宽恕他了吗？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在捐弃前嫌之前她罚他睡沙发的故事是真的吗？克林顿夫妇会像美国其他中产阶级夫妇一样处理这种事情吗？在此事件中，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同谋？既同仇敌忾又心存怨气？当整个国家、整个地球进入你的卧室偷窥你的时候，你怎么生活？那白宫呢——在这种情形下，据说她总有一天要入主白宫的渴望呢？婚外情与这一渴望有关吗？或更具体地说，它怎么可能无关呢？一个遭到背叛的妻子怎么会不去想，她每天清晨进出并工作的地方曾让她蒙羞？在这种情况下，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她想象着该自己坐在那个臭名昭著的椅子上？为了对公共利益的爱——那好。为美国着想——好的。因为她是一个现代妇女，一个有着自己事业的妇女——的确。但除此以外呢？谁能保证夜深时她脑子里不曾转过其他念头？她是否要到那里为自己或为他复仇？去占领那块阵地，显示她的胜利，对世界和他展现一个清白无瑕的克林顿政府是什么样的？或者，帮助他最后擦去污点，让我们翻过这一页？那么，她会像黑色潮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在丈夫犯谋杀罪后，她掩埋尸体然后回到犯罪现场去抹掉线索吗？
这就是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参议员讲话时，我所想到的。她神态自若，非常轻松地在这个时尚的波士顿餐厅演讲。蒂娜·布朗邀请我们到这里来。
或多或少，这也是迈克尔·摩尔、卡罗琳·肯尼迪、资深参议员麦戈文，以及其他所有忙着问她有关恐怖主义、伊拉克、健康保险制度的缺陷、赤字等问题的人所想到的。
人们可以说任何他们喜欢说的话。他们可以继续这样做，就好像希拉里全凭自己，丝毫不依靠她退休的丈夫。他们可以继续重复说，她凭借一己之力当选纽约州参议员，如果她参选总统，也会是同样。情况是那么的不寻常，道德的波涛是如此汹涌澎湃，它在人们脑海中留下的印迹是那么深刻，以至于人们在听她演讲时，情不自禁地一个耳朵听着，另一个耳朵或第三只耳朵，朝着她所面临的微妙境地。
很快，她将宣布她的决定。
她要宣布她是否参选。
因为白宫不是纽约，我想这些问题在那时将显得格外重要。我想，突然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政治问题：首先，在谋划入主她的丈夫曾经出轨的白宫时，这位参议员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其次，当选民们看到这出现代历史上最疯狂的歌舞戏以这种方式卷土重来的时候，他们脑海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我想象着那些遭背叛的美国妻子们，认为这位令人尊敬的、有尊严的女性真的在为她们复仇，如此得体，如此正直——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是如此“贞洁”。她们在这种“贞洁”中看到“社会境遇平等”的权利——她在铺天盖地的侮辱下高昂着头。
我想象着所有的美国“政治正确”列队站在这位圣人的后面，她嫁了个蠢人，无声地死过1000次，现在她代表他来洗刷家庭耻辱。这句名言（和蠢言）从未如此真实：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我设想极右的共和党妇人在叫嚷：“不，正好相反！没有道德！没什么可尊敬的！这些克林顿们还有原则吗？那个女人还有格调吗？还有自尊吗？如果我的丈夫和一个荡妇欺骗了我，我一定坚持搬出去，因为发生这种事情的地方被永远诅咒了。还想入主白宫？饶了我吧！”是的，我可以想象愤怒的齐声声讨：在任何情况下这桩丑闻都是对礼貌和常情的冒犯。“你想要一个女性总统吗？她心思不在国事上，而是从早到晚琢磨着这里发生过什么——不，这里，在桌子下，地毯的这个角上？”混乱的信号……地点的记忆：嫉妒的毒汁……那就是一个人如何领导一个国家吗？
最后，我努力想象公众对这一奇怪现象的反应，一位女性克林顿总统成功地继承了克林顿总统的这间椭圆形办公室，在美国历史上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办公室。如果美国是法国！法国没有椭圆形办公室，没有这间办公室代表的象征！总统交替，如果他们愿意，也可以换办公室。但在美国，情况并非如此。没有对权威的挑战，没有短暂多变的格调风格。因为美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地点一劳永逸地胜过曾经占据它的人。在前总统们所建造的“图书馆”里——作为他们辉煌任期的见证，椭圆形办公室不是从来都占据了荣耀的殿堂么？所以，到了那一天，在报纸、电视和普通人的脑海里，除了那疯狂和不可思议的同时又引人入胜的景象，道德高尚的希拉里重返她丈夫出轨的地方，怎么还会有其他任何事情值得关注？
美国就是这样——这是说，美国是一个好莱坞取代了黑格尔的国度，在这里，那位耶拿的哲学家的格言“合理的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合理的”，让位于真实秀导演的“真实的东西一定吸引眼球，吸引眼球的东西，不管怎样，就是真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没人能抗拒一个好的形象（不像在法国，没人能抗拒一句俏皮话）。我敢打赌，仅仅是为了这个原因和那一瞬间，为了感受那成为宇宙历史的新版本，被拍成电影或被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盛况的快感，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有朝一日还真可能入主白宫。
狂热信徒的地方
我看过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彼得·韦尔的电影《证人》。
我知道有一个奇怪的、近似再洗礼派教会的教派，按照自然与收获的古老节奏，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
我因而来到这里。回到得梅因。并且，在继续我的西岸之旅以前，我开始寻找著名的阿米什人，亦称“朴素的人民”，似乎没人能首先告诉我他们的确切方位。
我从佩拉历史村开始，这个村百分之百是仿造的，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对外开放。“不，我们不是阿米什人。”一个男人有点生气地告诉我；他负责照管20栋左右完全按19世纪式样建造的房屋。这里有个维米尔风车,与1850年代的荷兰风车一模一样。创始人的办公室倒是一座真正的历史建筑，历史的再造在这里被推向极致：一个拐杖斜靠在桌旁，分毫不差地放在创始人过去放拐杖的位置上。“我们不是阿米什人，他们给你的信息是错的。”
我继续往前走，到了阿马纳殖民地及其7个村庄——几乎快到锡达拉皮兹了——它们都是由德国“真正神感论者”教派于19世纪中叶建立的，他们在母国受到正宗路德教会的迫害。“我们不是阿米什人。”梅格·默肯说，这位年轻女演员每天下午身着蓝裙、头戴白帽，在这里作题为“艾奥瓦的家园”的长篇独白，讲述发生在阿马纳殖民地的古老故事。“人们经常把我们弄混，但除了名字相似之外，我们与阿米什人没有任何关系。你会在离这40英里开外的卡洛纳找到他们。”
于是，我继续往前走，到了卡洛纳历史村，另一个仿造的布置，也是空的；那时的邮局、沙龙、综合商店，同样有立体感的装饰画，同样的布置——然而这次不只是布置；在邻近的农场，真的有男人和女人按照阿米什人祖先的规矩生活着。
我在远处看到的那些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农具耕作着的农民，是阿米什人。
这些道路故意没铺东西，因为阿米什人只用马车——那些赶着马车、在我们眼前扬起漫天尘土的人，是阿米什人。
这些好像从勒南的油画中走出来的、穿着棕色吊带裤的男人，是阿米什人，那些女人穿着手织裙，头戴白帽，她们从不理发。
这些拒绝用电的人——除非病得很重的时候，是阿米什人。
这些拒绝高等教育的人——并且，实际上，拒绝八年级以上的任何教育，是阿米什人：对“朴素的人民”来说，《圣经》包含万物。一切存在必须彻头彻尾地遵循《圣经》。
这些从田里归来、避开了我照相机镜头的农民，是阿米什人。上帝说：“你们不可立雕刻的偶像。”那么，更有理由不要脸部或凝视的照相。
最后是阿米什人社区商店，他们在那里卖阿米什面包、阿米什麦芽糖、阿米什线轴（不锈钢的）、阿米什包装纸（手工制造）。
“你在用计算器？”我问一个年长的、俯着身的阿米什妇女，她正在收款台工作。
“是的，”她用一种令人吃惊的笛子般的高音说道，“因为它用电池，所以就不用电。”
当我试图发现更多阿米什人生活在当代美国的困难时——当我问阿米什人是哪类公民时；他们是否投票，如果投票，他们选谁；他们是否读报纸，如果读，是哪份报纸；他们如何看“9·11”；他们是否担心恐怖主义威胁，以什么方式担心——简短的交谈开始了，不幸的是，交谈太短了，这位妇女的侄子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觉得我很可疑。不，总体上说，阿米什人不投票；是的，阿米什人不是好爱国者和好公民；他们不能参加公职或军队；阿米什人对“9·11”、基地组织、美国人的安全，以及其他一切事情毫不关心。
而且，这位老妇人不说“美国人”，而是说“英国人”。
对阿米什人来说，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抽象、假冒的理念。
那么，谁是阿米什人？这些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目光盯着永生的男人和女人是谁？
一种反社会？一种美国内部的反美？一个在西方特殊的、不合群的群体的特例，它把《圣经》的教旨付诸实践，单门别户，与世隔绝？我记得1960年代人们谈论嬉皮士以印第安人为榜样；也许不然，最终的榜样也许是阿米什人。
除非我们应该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问题。除非我们应该把“朴素的人民”的固执看成是这一政治哲学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称它为“例外论”，我就可以肯定，如今它就像托克维尔时代一样存在于美国人的心中。社会契约的一个补充。合约中附加的一段。开国元勋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一附加条款，但它却与他们的意图相一致：任何一个逻辑学家都知道整体不要达到过度饱和的必要，一个有内在弹性的社会能更好地实现它的构想。
或者相反。他们不是上帝而是美国的证人，是真正和最后的开拓者。是唯一没有屈服，没有把他们的宗教归结为钞票上的“我们信仰上帝”的一群人。他们是已逝的纯洁的见证人，“五月花”的子孙，无声的见证者（真的无声，不像印第安人或黑人，他们什么也不说，无所要求，最重要的，他们不为任何事责备任何人）——无声地见证着美国自从把自己卖给商品拜物教后就背弃了的那些价值观。
不是反美，而是弘扬美国。一个保藏室。一个《圣经》真义的残存地。让美国有愧的活良心，但却沉默无言。你们背叛了开国元勋们的理想吗？背弃了你们的原则吗？美国是一个失败国家？一个没能实现的乌托邦？那好，我们就在这儿。我们不做任何批评。但我们是阿米什人。美国经久的、深藏的、被遗忘的、被背弃的真理活在我们的心里。
一个宽容了这些的国家的难解之谜与伟大。我试图想象阿米什人在法国。我无法想象这20万男人和女人，带着他们的公开信仰，他们的坚忍不拔，他们人口数量的正增长，生活在我那个苛求于宗教般的国家认同仪式的老雅各宾国家里。
可怜的以色列
这是我宁愿不忍受的一天。
我回到华盛顿，然后去纽约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既然有些空闲时间，我决定去布鲁克林，这个实际上的美国第四大城市。是的，我们在欧洲倾向于忘掉这一点，至少我总是忘掉它：这座阿瑟·米勒和亨利·米勒、巴巴拉·斯特莱桑德、梅尔·布鲁克斯、小赫伯特·塞尔比、斯派克·李的城市，这座象征着（起码在法国）美国犹太教活力的城市，人口250万，如果没与纽约合并，它将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
用意第绪语写的招牌。连绵的车库和货栈，让位给房屋和犹太餐厅。男人穿着黑色的衣服。经文护符匣。尽管是夏天，但衣服很厚。帽子，犹太人的圆顶小帽，长袍，女人穿着长裙，戴着头巾。时间凝住了。沉思。这不寻常的寂静世界，我知道的唯一相似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的梅·希林区。仅有的活动是行驶过的救护队新救护车的鸣笛，犹太志愿者把他们每周一半或三天的时间用来帮助那些急需医疗救助的病人。
接着，我来这里的两件事。在奥希尔儿童之家和家庭服务中心办公室举行的一次会议，那里的所有物品——从旧木墙板到以色列开拓者年代的黑白照片，男人头上戴的非常像华沙犹太人区的帽子，女人戴的钟型女帽和旧式化装——似乎见证着已经流逝的时光在纽约市神秘地复兴。然后，在犹太高等学校街区，在第四十七街和第十六街的街角，一个更为简朴的地点让我想起立陶宛的犹太会堂，《律法》智者理事会的一次会议：围长桌而坐，一位留着白胡须的长者主持——拉比耶克夫·珀洛，他是诺沃明斯克的拉比和“美国正统以色列”组织的精神领袖，一次拉比们的集会，非常漂亮，非常有诗意——我想我以前从未见过这般情形；就好像出自以撒辛格笔下的故事——接着，两个奇怪人物出现，他们来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说，是与正统犹太教徒谈判支持布什总统和他的阵营。
其中一位，诺姆·科尔曼，犹太人，角逐明尼苏达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有点儿像是一个金发雅皮士，牙齿非常洁白，带着狼一般的微笑。
另一位是里克·桑托拉姆，天主教教徒，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第二天我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休息期间采访他，他将解释，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徒，他强烈支持以色列，传统天主教教徒和正统犹太教教徒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上帝和世界。
谢谢，科尔曼在拉比们怀疑和略微感到有趣的目光中开始说道。不仅感谢你们邀请我来这里，而且感谢你们的存在……我出生在离这不远的地方，但你们代表另一个世界……这世界是一个样板……你们的世界是一个榜样……请投票给我。
你们的信仰，桑托拉姆补充道，他更加努力迎合，竭力迎着拉比珀洛的目光——拉比珀洛穿着整个会上他都没有脱掉的黑绒长袍，面无表情，目光凝视着远方，好像非常孤僻，完全心不在焉——你们的信仰就是我自己的；你们的信念和所有是帮助我生活和坚定信念的榜样；明天我要到一个基督教虔敬会演讲；那么，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对他们谈起信仰、希望的力量和伟大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你们；你们是我脑海中的样板。
而拉比们——克制，带点嘲讽，带着那种见多识广的轻视神情和漂移目光，从他们历史和智慧砌成的高点上观察着这场推销。他们沉默，有些厌倦，很少提问，用眼神交换意见，既不坚持、也不放弃那种明显的对直接或间接与其对宗教的关心扯不上联系的事情的漠然态度。最后他们说：那好，想必你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社区的需要，用来建学校、犹太会堂、健康服务机构和支持以色列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在这种情形中，在信念与贪婪、对精神的最高要求与拉票人的赤裸裸的漠不关心的对峙中，我不知道哪方该受到责备。也许不需要责怪任何人，我只不过参加了一次讨价还价或游说活动，托克维尔称之为“公民实用主义”的司空见惯的行为。与欧洲的虚伪相比，它起码有一个好处，就是把牌亮在桌面上。尽管如此，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有我自己的雷达。在我的仪表盘上，当遇到一些敏感问题，显示最好和最坏情况的指示灯开始闪烁。那好：我不认为里克·桑托拉姆和诺姆·科尔曼是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的真诚朋友，或者他们将使这个国家成为以色列坚定不移的支持者。我听他们演讲，观察他们。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每个人对于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社区的必要性的考虑，因为这个社区的手中握有他们一部分的政治命运。那么，如果换一个不那么强大的社区，情况会如何？如果哪天另外一个把仇恨犹太人作为其计划核心的社区掌握了更多的权力，情况又如何？更进一步，那个杰出的新教福音派的想法——需要确保一个和平的、虔诚的、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以迎接基督教最后审判日的到来——又怎样了？人们怎能不感到，这正是那种和重大误解一样持续存在的观点？也许我错了。但如果美国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支持滑落到依赖，真正依赖这样一种前景上，我对这种支持心里没底。
西雅图，我的爱
没有什么比抵达西雅图更令人振奋的了。
我爱这座城市，当然。
我爱皮吉特湾那种辽阔无垠的感觉，尽管夏日炎炎，但清新的空气拂面而来。
我爱西雅图那精致的、阳光斑斓的码头。它的生机勃勃、多彩多姿的市场，那里有各类非常专门的书店，陈列着有收藏价值海报的店铺，数不清的酒吧，所有这些都楔在两个若明若暗的鱼市当中。我爱白天从水面泛起的微风，它好像要把街道拓宽；傍晚时分，一束束淡灰色的夏日薄雾，神秘地停泊在码头；我爱那城市山冈和望不到头的台阶，华盛顿湖上的浮桥，驶向阿拉斯加和巴拿马的船舶。我爱第一大道附近“静谧或丝毫没有商业气息的林荫大道”，我爱翱翔在国会山上的“大都市的放荡”和它嵌着青铜舞步的人行道。我爱吉米·亨德里克斯博物馆——抑或它是保罗·艾伦博物馆？或弗兰克·格里瑞博物馆？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叫它；真的，当最大方的赞助者帮助最伟大的建筑师建造了最非凡的摇滚乐博物馆，你能说什么？我爱这个州的经济首府所盛行的自由、不墨守成规的风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罢工期间，人们对此评论道：“美国有47个州，加上华盛顿的苏维埃。”我爱这样一个事实，在久远的过去，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野蛮的反亚裔骚乱，而如今它持续欢迎那些来自台湾、香港、北京和首尔的大量移民流入。我爱这样一个后美国时代的都市——假如明天的美国文明必须得在某个地方自我重造，那就会是在这里，尽管这里一切依旧非常顽固地保持它的欧洲风貌。我喜欢弗兰克·布莱森，一个模仿海明威留着白胡子的年轻人，一位真正的出版商，《西雅图时报》的共有人。他正为了他的报纸和家族出版业的生存，与赫斯特帝国斗争，在他看来，它的命运关系民主问题。
在雷德蒙德，我参观了一个城中城，那里松树环绕，有绿草地、小湖泊，这就是微软总部。我见到了一些来自墨西哥、法国和印度的工程师，他们正在发明未来的语言和社会结构。我也喜欢在这里，这组特殊人群身上洋溢着想象、青春、别致和不拘一格的放荡不羁、不惧权威、四海一家、文明以及智慧的感觉。举最近对图像识别的研究为例。他们把这种方式运用到乔伊斯、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的手稿上，也用同样的方式和最先进的电脑技术鼓励今天的作家，回归手写的传统，激发了高涨的热情。比尔·盖茨的这些传人，科学和文化的天才——他们握有让最不可思议的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象征杂交的手段。仅此念头就让这间空的、白色的、无菌却很温暖的小屋里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参观了波音工厂。我在一个值得莱热雕刻的景观上花了半天时间：钢梁和巨型绞盘；洞穴般的飞机仓库中的迷你建筑；监视器墙，巨型管子和铬合金履带，大容量的捷波主板，巨大的脚手架，敞开的肚子，钢铁内脏，机身和装甲板。这里的高技术奇迹就是组装一架新飞机。我爱这样一个事实，主持这个奇迹的司仪，肩负着安全问题和恐怖主义威胁造成的双倍责任，但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梳着马尾辫的嬉皮士，哼着滚石乐队的歌沉着地工作。
我爱坐落在第一大道和弗吉尼亚街街角上的勒·皮歇尔酒吧，它的招牌用法语写着：“白天酒吧，晚上咖啡店”，“全天”提供“地方特产”。我在那里见到罗德·里根，罗纳德·里根和南希的儿子，他有关干细胞研究的演讲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一件大事，我喜欢以这种方式见到他——穿一件牛仔夹克、卡其布T恤衫，看起来有点邋遢和睡眼惺忪，带着晨曦中即兴的舞步（他告诉我，他曾经是舞蹈演员，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我喜欢那天早晨看见他，轻松而且幽默，模仿布什在里根葬礼那天的不自信。“快点呀，乔治！”当南希的目光与布什的目光相遇时，她低语道，面对使他印象深刻的里根家人，他吓坏了，手臂颤抖着，全然不像总统。“快点，对我们说些什么呀！”而布什，胆怯地呆若木鸡，喉结颤动着，除了挤出来的“你好吗？”之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喜欢罗德·里根告诉我有关他波士顿演讲的内幕，民主党演讲撰稿人如何在大清早设法抛给他一份准备好的、满是陈词滥调的演讲稿。不，谢谢，我不能照本宣科，它必须是我自己的发言稿，要么就不讲或开天窗，如果不讲，没问题，我就回西雅图，我在那里觉得愉快……
我绝对喜欢西雅图的一切。
如果我必须得选择一个美国城市居住——如果我只能选一个地方，仅仅一个地方，在那里我有一种在美国重新发现自我的感觉——它将是西雅图。但总而言之……如果我只能在重新发现中选择一瞬间——如果我必须得说在哪一瞬间，万籁俱寂，眨眼间这个城市的真谛展现在你眼前——它将是这一刻，当我在90号高速公路驱车从斯波坎抵达这里，中途在摩西湖汽车旅馆吃了个傍晚三明治，穿越韦纳奇果园，途经默瑟岛和荷马·M. 哈得利桥，我看见在我从未见过的深粉色天空，一座摩天大楼的楼顶像一把火炬，飘浮在两朵静止的云中间，太空针塔的灯已经全部亮起，这一切在我的想象中突然浓缩为我一直追寻的美国梦：诗与现代化，不稳定性与技术挑战，融汇巴别塔综合征的轻灵，城市灯光，挥之不去的黑暗，钢铁大树。我从小时就爱说“戈亥迪－谢乐”（gratte-ciels）——“摩天大楼”。
同性恋乐园的一个傍晚
在旧金山奥蒂斯和古尔德两街交汇的街角上，有一个名为“力量互换”的伴侣互换俱乐部，入口处有一个措辞强硬的牌子，上面写着：“禁止酗酒。禁止吸毒。请勿睡觉。请勿喧哗或大笑。务必使用避孕套。关闭所有手机。如果有人对你说不，请勿坚持。”内部装修与俱乐部的外表一致，既放荡不羁，又不失传统；既堕落，又很适当。一方面，令人生畏的迷宫和小单间被铁丝网环绕，墙上画着蜘蛛网，陈列在那里的刑具简直就是萨德伯爵的《索多玛的120天》或弗朗索瓦·莱兴巴赫的《美国性点钟》电影的再现，1970年代的这部电影非常有效地在欧洲推广了美国自由、大胆的形象，把最后的陈规扔到窗外，继续把放荡的边界推得更远。另一方面，诡异的顾客，友好、几乎是彬彬有礼的，而且，顺便说一句，令人吃惊的年长。初次见面时踌躇的热情。有礼貌地点头。一位手拿鞭子的日本红发胖女人问一个男人他是否喜欢受虐，那男人回答道：“是的，但请不要太重——确定你不会让我受伤，而且不许咬。”通往快乐帐篷入口处精心叠好的女人衣服。更衣室的气氛好似健身房或游泳池。在仿造的金字塔下面入口处的暗示（会意的眼神把一切留给你去想象，并且让你觉得最富有创造性的、难以言表的举动正在那里发生），一位肩挎吉他的妇女，身子蜷缩在角落，睡着了；两个男同性恋者在交谈，他们声音低沉，好像不想吵醒她，毛巾系在腰间并披在肩上，因为他们太冷了。
这就像是卡斯特罗街上的同性恋俱乐部。顺便说一句，卡斯特罗，多奇怪的名字！这座城市的同性恋街多具讽刺意味，在那里，两个男人可以拉着手在街上散步，并嘴对嘴地亲吻对方；黄昏时分，那里所有的酒吧、饭馆、夜总会和电影院里，都是男同性恋者，如果你不是同性恋者，你在那里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多有讽刺意味，这露天的“疯狂鸟笼”，这获得解放的和理直气壮的同性恋与狂欢，这永远的“男同性恋骄傲”，这“男同性恋乐园”，却拥有最反同性恋的独裁者的名字！
“力量互换”如同卡斯特罗街上的酒吧。那里的交谊舞表演带有某种野性。例如，今晚，一个男扮女装的男同性恋者穿着丽塔·海沃斯的服装，像吉尔达那样表演和歌唱，不是演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而是另外一场，真正的“巨无霸”地震——60年代的性解放和欢迎所有违背自然的禁令瓦解：“他们说古老的自然力量在耍她古老的恶作剧，这都怪妈咪，男孩们！”接着，在一个新时代的临街餐厅式的歌舞表演中——墙上挂着两个裸体男人的相片——两位过分浮夸的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正狂热地摆着姿势。一位身着紧身裙，黑色长袜，巨大的硅胶乳房，金色假发，演唱着迈克尔·杰克逊“把他的孩子拎到窗外。为什么？抖落精液”。另一位也是“金发女郎”，但瘦高，扁平，人造蟒蛇绕着他的脖子，他把自己猛投到客人身上，走到人行道去吸引他们，把自己投到他们脚下，佯装用假胸给他们手淫，悄声哭泣，昏厥。你可以发现玩笑与恶作剧商店在卖“吸吮布什”的钉子，T恤衫上写着“我×布什”，明信片上印着布什穿着王后的衣服，头戴假发，围着吊袜腰带，标题为“布什说谎，上千人死亡”。问题在于这里唯一捧腹大笑的人是老同性恋者，头发整洁，熨烫平整的短裤下的白腿，高帮旅游鞋里的丝短袜，衬衫上写着“投票给克里”或“贫穷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真的看起来像是假扮的，几乎比他们为之鼓掌的男扮女装的男同性恋者还假。他们有节制的笑声，极为传统的风度，显示教养良好的中产阶级男人正在享受美好时光。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们用高帮旅游鞋轻触短袜的上沿。他们平均60多岁，恐惧艾滋病，恐惧性——如果我们年轻时没有放纵自己，也不会在今天再造的迷惘中失去自我；莱辛巴赫不错，甚至过去的福柯也还行；但只是放空枪；看情况再说；一定要消除同性恋实践过去的任何解放但危险的影响。旧金山和它的幽灵。旧金山和它封冻的革命。从前在旧金山，这个最为疯狂和过度放纵的城市——顺便应当这样说，一天晚上，在这座城的尤宁与菲尔莫尔街十字路口处的一个旧车库里，诞生了文学的一代，从凯鲁亚克到拉曼夏，从迈克尔·麦克卢尔到菲利普·惠伦、艾伦·金斯伯格、加里·施奈德，在半个世纪里，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从而改变了世界。如今，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放纵的温室，一个成功解放的博物馆，一座逃离60年代快乐启示录的30万人的坟墓——这再次证明，是美国在现实与纪念、活着的人与幸存者的立场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左派的道德观
伯克利山上的一座房子。一个像研究生起居室似的客厅。一架钢琴，《致爱丽丝》的琴谱敞开放在钢琴上。黑白家庭照片。一个藏书室，我注意到了书架上的俄国革命历史书、艾丽诺·罗斯福回忆录、防衰老手册。放在地上的孩子们的玩具。一条狗在花园里，一惊一乍地叫着。一位女士，漂亮却衣着朴素，臂膀过于消瘦，一件不成形的长衫遮住了她的身材，戴眼镜，没化妆——典型的加利福尼亚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装束，他们追求百分之百的自然。我在琼·布莱兹的家，她是位律师——确切地说，是调解人——起初集中于离婚调解，她还是《调解你的离婚》和《离婚手册》这两本畅销书的作者和合著者。6年前，她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与丈夫韦斯·博伊德一道，创建了近年来美国非主流政治运动中最重大的、最具创新精神的一支。我在圣地中的圣地，这里非凡的互联网络至少是三次大规模公民运动的发祥地：2003年的“让检察员工作”请愿信，由志愿者们亲手递交给所有众议员和参议员；上千个给这些国会议员的电话，吁请他们投票反对布什向国会提出的拨款870亿美元用于占领伊拉克的资金请求；一场浩大的运动，让未登记的选民尤其是最年轻的选民，登记并出来投票。我在MoveOn. org网站的总部，我刚到这里人们就对我说起这个网站。“继续向前”（MoveOn）的意思是什么？它特指什么？这很简单，琼·布莱兹回答道。那是在1998年。那时我们正在经历莱温斯基风波。我们非常震惊；我们，我和我的丈夫，非常讨厌保守派这一轮要把总统撵出局的攻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伎俩，即用性问题来取悦公众，转移他们对那些处于公众辩论中心、值得引起注意的真正问题的关注。我对这些非常反感，因而我放下调解员的所有工作，卖掉我们拥有的那家软件公司，把我们全部的精力、所有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发起这一口号中，它的全称不是“继续向前”，而是“谴责与继续向前”——或者，如果你喜欢，“谴责（克林顿总统）并继续向前（去应对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我听她说。我请她重复，但我已经全都听到了。那时的想法是打破共和党人的圈套，与此同时，谴责民主党总统。目标特别针对特别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及其冲锋陷阵的运动，但也针对克林顿本人，在布莱兹和博伊德看来，克林顿犯了真罪，因而“活该”——真的，这是他们的原话——受到谴责。我在美国激进主义的殿堂。我在接触有可能正在转变成另一个新左派的事物。我在奥克兰附近的伯克利，60年代埃尔布里奇·克利弗、休伊·牛顿和博比·西尔领导的伟大自由主义运动在这里诞生，我正和他们的继承人在一起。这些坚定的现代人，然而他们却与美国文化和社会斗争的漫长记忆紧密相连。我与非正统积极分子在一起，当他们出版一本旨在勾勒出另类美国的一个公正形象的书时，他们将书名定为《爱你的国家的50种方法》——借用已成为经典的《离开你的情人的50种途径》。然而，这些积极分子所告诉我们的，他们以运动的名义承认的是，克林顿仅比迫害他的人犯的错略轻——他的过失与弹劾案一样让他们震惊。这些开明的思想家或许会提出他们私下里所相信的——他们认为这“污点”本不是个问题。他们或许可以宣称总统的性生活属个人隐私，无论如何，让参议员、众议员和媒体来对此评头论足，是不妥当的。但不是；他们选择呼吁美国人民同时“继续向前”（摆脱危机）和“谴责”（放荡的总统）。他们把新政治迫害的倡导者和他们借机发难的小过失等量齐观。这些进步主义者们，他们建立这个组织本身就是认可保守主义者的关键理论，因而使人们觉得这里有几分公理、一个神圣的准则、一个适用于眼前的或未来的任何政治推论的序言。在欧洲人眼里，这令人惊诧。
应该指出的是，我不是在故意诋毁“继续向前”的功绩。我也不知道这项工作是否有未来——也许“继续向前”只是一个季节性产品，历史上一个短暂运动的结晶。但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森林而不只是树木。这事实中的细节并不是一个细节，这一脉相承的口吻，这非要与对手的核心立论保持一致的方式——以此把一个明显的理论优势让给对手——充分说明了美国意识形态的形式。道德说教……清教主义……政治和道德领域的混淆，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应当对此有所区别……一种对纯粹的渴望……僵硬的道德标准和把透明度树立为无条件的必须……对于一个托克维尔的阅读者来说，关于这个题目，这里没什么新东西，他会认出著名的“多数人暴政”所具有的一些特点。真正的惊诧在于我们看到，特别是在一种没有被预见的罕见情况下，那些原本应该是这个所谓暴政的天然挑战者的公民，却在为其辩护、抚慰，使其基本上合法化。
按照莎朗·斯通所说的布什
她在比佛利山的家里接待了我，在一间大客厅，镀金的格子天花板，她和她的厨师、秘书和黑人保镖住在这里。她身着米色衬衫和宽松的上衣。一件沙子色的披肩。短发，有点乱，露出非常白皙的前额。脖子上戴着十字架项链，赤裸的双脚放在花布沙发上。我觉得我们此次谈话刚好接上我们两年前的话题，那时她与肖恩·潘、阿尔·帕西诺、苏珊·萨兰登及其他一些人，参加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爱国运动“不以我们的名义”。
“情况终于开始变化，”她开始说道，“一点点。人们在问自己，我们怎么了？我们怎么会和这样一个废物陷入这样一个陷阱？他们好像是正在醒来的梦游病人。他们感到惭愧。”
我不同意。不久的一天，美国士兵在伊拉克死亡人数将超过1000的门槛，媒体不愿多说这一悲伤的记录、持续攀升的战争代价，或昨天一位士兵的母亲告诉我的事情。昨天我在北好莱坞的星巴克见到一位士兵的母亲，她的儿子军士埃文·阿什克拉夫特一年前阵亡，因为美国军队已无法再用“悍马”装甲车装备士兵。
“是的，当然，你是对的。媒体没有希望，但仍然……”
她分开双腿，又合上，抻着裙边，好像一位风骚女又要表现贞洁，深深地叹息，过了一会儿，她终于给我一副已经被她所要说的话激怒的表情。
“仍然，我不明白媒体为什么这样盯着美国人的死亡。我是一位母亲。最重要的是一位母亲。因为我是位母亲，每个伊拉克孩子被杀同我们上千人死亡一样重要。”
对美国媒体的控告，它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媒体。
对保守主义思潮的控告，比之媒体，它更席卷和败坏人心。
而后是这座城市，她的城市，她越来越难以接受我们所在街道与市容杂乱地区的反差——她只好难为情地承认她好像住在一个镀金的贫民窟。
“你是否意识到，”她用一种压抑着怒火的声音对我说，“你是否意识到迷人的洛杉矶还是美国无家可归者的首都？”
“是的，当然，我知道。实际上，就在今天下午我看到了一幅糟糕的景象：在第二十九街，靠近杰斐逊和诺曼迪的街角处，一群黑人‘莫雷蒂诺’半裸着躺在垃圾堆边睡觉。一支骑警分队来到这里，检查并试图驱散他们。当中一位警察看到其中的一位流浪者带着一把剪刀，就用棍子殴打他。”
“像这样的情景在这座城市所有危险的街区每天都在发生。这就是我愤怒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和我姐姐一起，创建‘希望的星球’协会，为流浪的孩子组织夏令营。顺便说一句，它从未得到一分钱的公共基金。”电话铃响了。事实上，在我们交谈的时候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但这是她第一次停下谈话来接电话。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新发现的温柔。几句话，她挂断了电话。
“问题，”她接着说，“是布什。那个不学无术的人，那个失败者，那个你甚至不想和他出去一起喝啤酒的人，却成了总统。”
“你认识他吗？你见过他吗？”
她笑了。
“你为什么笑？”
“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但我对他有一种记忆和一个假设。那是在几年前，我演艺事业的鼎盛时期。”
她在说“演艺事业的鼎盛时期”时，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忧郁。
“我在参观一个海军基地，我不记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医务室，我遇到一位年轻军人，他不停地哭，但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哭。当其他人都离开后，我问：‘你为什么哭？’‘我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回答道，‘我的父亲、伯父，我的其他叔叔，他们都是军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得当兵。’”
我想阿什克罗夫特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没说出来。
“我说，”她接着说，“但你不是被迫！拜托！没人被迫当兵！而他，你能相信吗？他听到有人大胆地说出来‘你不是被迫当兵’这话时，是那么感激，居然停止了哭泣。布什也是这样的情况。也许他从没有真想当总统。当他的俱乐部的主席，是的，当他那帮哥儿们的主席，好的。但美国总统？是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想让他当总统。如果他想当总统，就能使他们都高兴。并且，没有人告诉他，‘但你不是被迫，拜托，没有任何人强迫你当总统！’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他的境遇正好与那位刚被我们的海军基地征兵入伍的绝望的年轻人一样。”
她笑了，仿佛不太确定她的故事是否切题。正相反，她对这个小男人的肖像又添上一笔，一个长不大的男孩如今统治着美国。
如何成为一个美国人
“身为拉美裔人，站在猎捕非法移民的前线，你是否发现这很难？”
接着，“当被你逮捕的墨西哥人说你是民族的叛徒、假朋友的时候，你对他们说什么？”
安杰尔·桑塔·阿纳板起了面孔。
这位圣以西边境巡逻队的年轻官员圆润的脸，突然变紫。
“我是一个美国人，”他回答说，“首先是一个美国人，我在尽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责任。”
接着，他的神情又恢复了常态：“的确，结束这道栅栏只能鼓励人们继续越境，并陷入险境。”
他指着身后墙上的一块看上去像高速公路上路牌似的金属牌，上面简单地画着一条蛇、一个溺毙的人、一个太阳、一座陡峭的山，还有几个用西班牙文写着的黑色大字警告：“注意！这里是禁区！不要拿生命冒险！不值得！”
“也的确，”他接着说，“我的一部分使我理解这些人。我对他们怀有某种敬意，或至少是同情。这就是当他们中的一个人被逮捕时，我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让他们去倾听，去与他们谈话，特别是表示同情，因为我们能从这些冒险来到这个国家的家长身上学到很多。但与此同时，你想让我做什么？你得遵守法律。我在这里维护法律。来吧，‘来吧’，我会带你到现场。”
我看他驾驶着旅游车，沿着栅栏在干枯的路上迂回地行驶着。他蹙着眉，一脸紧张、严肃和警惕的神情，一副警察在缉捕过程中变成猎人的样子。
过了20多英里我们停下来，在远处，群山环绕，我观察他的举止：一个发现猎物的侦察员。他解释道：“追捕非法移民是门科学。黄金定律是绝对不能让太阳落在你的后面。但如果让太阳在我的前面，如果我面向太阳，那什么都逃不过我。土里最小的脚印，草的沙沙声，向我发出警报——我知道所有这些迹象。”
我听他告诉我他熟知的这些人的一千零一个诡计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安杰尔·桑塔·阿纳，他自己的家在这里，他暗示，一代人也许两代人以前，他们越过同样的边境，追寻同样的梦想，冒着同样可怕的危险，来到美国。这或许是使他对这些人抱以尊敬与同情的原因。我听着他用从家庭记忆和美国边境巡逻队两方面所得到的知识，告诉我所有这些被他追捕的穷人的诡计，也许他自己的家人以前同样被追捕。一个孩子用链子拴在汽车底盘下，一个耍杂技的妇女设法把自己挤进发动机盖下。一条始于墨西哥那边台球室下的隧道，通向亚利桑那一幢房子的楼梯——这用了好多年！这些人具有难以置信的想象力！但我们知道他们想出的所有伎俩，这就是为什么是我们最后赢得胜利。
什么在这里最终获胜？炫耀的同情或执法？他的敏感，他曾经历了所有这些，他保持着在抓到一个让他想起自己父母的非法移民时的柔情倾向？或者是另一个，也是经典的条件反射，即关闭他身后的大门，因为他已经在门里了，他做得更狠，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所有诡计？很难说。我假定两种可能都是真的。我也假定这里有1000次的良心危机，当警官们动摇了，被撕裂，不再知道他们应为他们的家庭还是他们的国家服务。但对此我可以肯定：如果你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你忽视心理因素片刻；最主要的，如果你努力不去想那些可怕的冲突，它们是这些优美词句背后的真正代价，而仅仅来思考所有这些的结构性效果，两个因素就会出现。
通过招募讲西班牙语或那些愿意学西班牙语的探员——通过选择一种在像法国那样的国家里难以想象的正面歧视——你显示出拉美裔人可以缉捕其他的拉美裔人，你强调“种族”既不是一个单位也不是一个部落，你自相矛盾地在美国社区主义中打入一个楔子。
并且，通过允许像桑塔·阿纳那样的人存在来忠告提华纳人，只想成为美国人是不够的；通过他们来清楚说明，美国是需要挣得的，美国公民身份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种征服；通过安排他们守卫这些可怕的哨所，他们自己的同胞曾饱含血泪地通过，如今还是每一关都要过，也许他们仍然在，同样自相矛盾地，维持和这个国家同龄的对美国期望的古老形式。
因为我在加州看到了两种移民模式——并且，我相信，它存在于今天的美国。
朝鲜、亚美尼亚、伊朗和中国模式的移民是把新移民容纳在经济和文化的蚕茧中，他们和其他族裔的蚕茧极少沟通。拉美裔的模式则相反，他们把参与者置于在结构上与很久以前的移民情况区别不大的环境里，一旦他们通过了艾利斯岛的甄别，一旦他们除去了自己身上的虱子，并体检证明自己不是梅毒患者，在他们“值得”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之前，他们还得忍受一代人的劳苦和汗水。
在那时，“先是文件，然后是汗水”。如今，“先是汗水，然后，如果一切顺利，才是文件”。但结构依旧。“成为美国人”是不变的主题，它复杂、痛苦、孤独、充满耐心和狂暴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不确定。在欧洲，新移民带着一种权利感来到欧洲。在美国，新移民视任何事物都不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个必须去挣得的地方。
关于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
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亚利桑那大学的大型建筑，变成了一个设防的兵营。记者。警察。顾问群。所有这些选举助手都很活跃，兴奋，几近疯狂，因为他们知道几天后，他们将退出视野（但是在法国，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政治是一门在选举后变得更加活跃的职业）。我对相对高水平的辩论（这也与美国辩论空洞无物的名声相去甚远）和主办单位的事无巨细感到吃惊（确定讲话时间、讲台和布置摄像机位置）。最后，当他们互相穷追猛打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奇观——这在法国是难以想象的——辩论者的妻子与儿女一道，登上讲台，亲吻他们的丈夫，一个接一个地亲吻并致祝贺，特别是让辩论者互致善意，并拥抱对方。是的，我对这欧洲模式的完全倒置感到震惊：他们私底下强烈仇恨对方，觉得有权使用任何肮脏的伎俩；但在公开场合，面对观众，他们假装是有着同样价值观的、属于一个大家庭的好美国人。在巴黎，情况正好相反：大家都知道对手之间私交很好，在同样的餐厅吃饭，甚至也许今天早晨还在国家议会的餐厅里一起小酌一杯——但一旦在公开场合，他们不遗余力地掩饰这些共同关系，摆出一副不共戴天的样子。
辩论时，每当其中一个辩论人疏忽、说假话或回避一个棘手的问题，我都为记者室里突然爆发的雀跃而感到吃惊——快如闪电，像一个民主道德的杂技演员——一大群身着牛仔裤和旅游鞋的实习生，散发复印新闻稿，标题写着，诸如（以民主党为例）“布什对现实”，并指出：（1）布什说了什么；（2）“现实”是什么；（3）“克里记录的真相”（又一次，这与法国的情况是多么的不同，在法国，刨根问底，随时报道的澄清，总是发生在战斗结束以后，而吹牛者业已从他第一次的吹嘘中占足了便宜！这种反击和挖掘真相的效率！）。我还对布什的形体语言感到吃惊。他脸上始终挂着“我不是这样一个难对付的人”的微笑，想必他与其顾问们为此忙活了一阵子。我对他的方式感到吃惊——当他突然摆出一种姿势，下巴上抬，眼睛注视着天空——他努力凸现出他的信仰和精神的崇高。我对他嘴角右边堆积的唾沫感到吃惊，这相当于阿尔·戈尔在2000年的叹息，最重要的，这显示游戏的一些部分是难以控制的。我对克里表现得如此出色，但却不可思议地令人失望的事实感到吃惊。最后，我对总统选举阵营中一位顾问在选举后对我进行的解释感到吃惊（他要求不报真名）：
“他为什么该表现好？”他说。“这场辩论绝对没有任何重要性！没有！这对你们欧洲人很重要，你们注重这些形式，它是你们选举中的热点。这对CNN也很重要，播放这些节目可以赚钱。但真正的战斗不是发生在这里。在那些不是全国，而是摇摆州所关注的问题上，一个县接一个县、一个市接一个市地获胜；我会告诉你一些——”
他的话被一个实习生打断，实习生拿来一项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克里在全国范围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这场辩论。
“这些辩论——我们不得不做，”他接着说，“但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辩论中表现太好是不明智的。你知道如果你表现好会发生什么？你会变得太善于言辞，你会失去自制力，后来一些言辞会脱口而出。所以，为取悦东西两岸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属于民主党阵营），或者取悦威斯康星的农民（他们已经被共和党争取），你冒险说一些当你必须去弗吉尼亚或路易斯安那拉你需要的上千张选票时会被指责的话。”
我当然会为这些似是而非和虚张声势留些余地。但我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如何认同选举人制度的奇特，在这个制度中，赢得多数选举人票而不是普选票的候选人获胜；在这个制度中，既然在5个或6个州中，已有4个州胜负已定，关键是在其余的州争取那些将左右选举的少数选民，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基于地方性的、无关紧要的尤其是互相矛盾的问题做出选择。
你怎能诉求北卡罗来纳的虔诚信徒而不割断与明尼苏达世俗选民的联系？你怎么能对阿肯色的黑人说你赞成肯定性行动计划，而不被华盛顿州的选民仔细倾听，那里的许多亚裔反对这一计划？你怎能获得可左右佛罗里达一切的成千上万张古巴裔移民的选票，而不被白人占90%的艾奥瓦选民看作是向拉美裔卑躬屈膝？你怎能高声反对俄亥俄州的失业，却赞成新罕布什尔州的繁荣？如果你是克里，你怎能在不激怒底特律的阿拉伯裔的情况下，确保克里夫兰的犹太裔选票？如果你是布什，你怎能承诺通过一条反对同性恋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在俄克拉荷马至关重要），而不彻底疏远最后的同性恋共和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你怎能安抚费城的鸽派，而不刺激宾夕法尼亚西部乡村的鹰派？
这些是这次选举中的真正问题。你可以对这些问题表示指责或欢喜。你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反民主的，或者相反，它与一种从来不相信托克维尔所说的“传统与礼节”的民主保持一致。你可以评判少数州的不当方式，它们把选举作为人质，把它们的问题和关切强加于全国。或者，你可以看到，再次引用托克维尔的话，这是对“多数人暴政”的一个幸运的矫正方法。最后，你会对回归意识形态的矛盾现况感到吃惊，我看到许多迹象，在这种地方主义中登峰造极。无论如何，事实在这里。这无与伦比的世界选举搞得就像一次地方选举。全世界的人有理由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大票箱，无论你是欧洲人、中国人、巴勒斯坦人，还是伊拉克人，你的命运、地球的命运都将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而选举本身则取决于一系列的决定。不过今天晚上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归根结底，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社会保障，还是社会不保障
特蕾西是科罗拉多州大章克申饭店里一家餐厅的酒吧女招待，饭店在犹他州边界处，昨晚我在那里过的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