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想象力是如此地多姿多彩！我理想化地把先民们视做最勇敢、最有气魄的开拓者，因为他们要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寻找家园。我想，他们不但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还要为民族利益争取自由。多年后，我才了解到他们的出走是由于受到了迫害，这让我深感震惊和失望，我为人类的非理性行为感到羞愧，尤其是当我们以先辈们建立的“美丽新世界”引以为豪的时候。
威廉·恩迪考特先生和他的女儿也是我在波士顿结交的朋友。他们的友善如同播撒在我心底的种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慢慢开花结果。有一天，我们去贝弗利农庄拜访他们美丽的家。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如何兴高采烈地穿过他们家的玫瑰花园；如何遇到了他们家的大狗利奥，还有卷毛长耳小狗弗里茨；行动敏捷的大马宁录又如何伸着鼻子吃我手里的黄油和糖块。我还记得那片海滩，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玩沙子的。那是一种质地坚硬、手感爽滑的沙子，同布鲁斯特的掺杂着海藻和贝壳，松软扎手的沙子截然不同。恩迪考特先生还跟我讲了有关巨轮从波士顿起航驶往欧洲的事。后来我又见过他许多次，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事实上，每当我把波士顿叫做“慈爱之城”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章
第十章
临近帕金斯学院放暑假时，我和老师打算去科德角的布鲁斯特度假，一起同行的还有我们亲密的朋友霍普金斯夫人。我很兴奋，因为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快乐的旅程和关于大海的神奇故事。
我对那个夏天的最生动的记忆就是海洋。我一直生活在内陆，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呼吸过带咸味的空气。但是我曾读到过一本厚厚的，叫做《我们的世界》的书，书中对于海洋的描述令我产生了十分迫切的冲动，我渴望能触摸到雄浑的大海，领略到巨浪的咆哮。我知道我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那颗小小的心脏激动得怦怦直跳。
刚换好游泳衣，我就冲向了温暖的沙滩，根本顾不得考虑海浪是大是小了。我触摸到了巨大的如浪涛般起伏的岩石，还有石头上的水洼。在起伏的海水中漂流，我高兴得浑身颤抖。但是紧接着，我的喜悦就变成了恐惧。我的脚撞到了一块岩石，随后，一股水流又涌上了我的头顶。我伸出手想抓住某个能支撑的东西，可我只是抓到了随波逐流的海草。疯狂的努力是徒劳的，海浪似乎在同我玩一出游戏。在狂野的戏耍当中，它把我随意地抛来抛去。这真是太可怕了！舒适、坚实的陆地从我脚下溜走了，所有的一切——生命、空气、关怀和友爱——似乎都被这种异样的自然环境挡在了外面。终于，大海似乎对它的新玩具感到了厌倦，于是又把我抛回到岸上。接着，我就被老师紧紧地搂住了。哦！这个持久、温柔的拥抱是多么舒服啊！一从恐慌中恢复过来，我就提出了请求：“谁能从海水里捞出盐来？”
经过了初次水中历险后，我想，如果穿着泳衣坐在一块大礁石上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那样我就能感受到海浪撞击岩石的气势，四溅的浪花会把我彻底浇湿。当滚滚波涛涌向岸边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卵石咔嗒咔嗒的撞击声。整个海滩似乎都在遭受着波浪可怕的攻击，空气也变得躁动不安起来。翻滚的大浪先是向后退却汇集，然后再奋力一跃猛扑下来。我紧紧地靠在礁石上，既紧张又兴奋，大海的波涛和怒吼令我心醉神迷。
在海岸边，我从来没有待够的感觉。洁净、清新而奔放的大海气息宛若一种冷静从容的思想。对我而言，贝壳、卵石、海草连同依附其间的微小生物从未失去它们的魅力。一天，苏立文小姐从浅滩捕获了一条姥鲛似的东西，这种奇异的物种引起了我的注意。事实上，这是一种巨大的鲎——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海洋生物。我一边摸一边想，这种奇怪的生物一定是把它的房子背在了身上。突然，我觉得它也许能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于是，我用双手抓住它的尾巴把它拎回了家。我兴致高昂，由于它很沉，所以提着它走半英里几乎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后来，苏立文小姐把它放在了靠近井边的过道上，我想它在那里一定很安全。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去过道查看时，发现它消失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逃走的。当时，我极度失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强迫这个不能说话的可怜生物离开自然环境既不仁慈，也不明智。所以，一想到它可能返回了大海，我就感到很高兴。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带着满心欢喜，我在秋天返回了南方的家。这次奇妙的北方之行令我获益匪浅，一切似乎都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新宝藏，美丽的世界就躺在我的脚下。在每一次的惊讶中，我汲取快乐和知识。我把自己融入万物之中，从来不得片刻的安闲，就像那些成群结队的小昆虫一样，我会忙忙碌碌地度过短暂的一天。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通过在我手掌上拼写的方式同我“交谈”，于是，快乐而富于同情心的思想在两个对话者之间碰撞了，所以你看，这真是一个神奇的过程！就是说，在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之间的贫瘠地带上，同样可以绽放出美丽的玫瑰。
在距离图斯康比亚大约十四英里的山间小屋里，我和我的家人度过了整个秋天。人们把那里叫做弗恩采石场，因为在那附近有一个石灰石矿场，不过很久以前就废弃了。三条快活的小溪流从此地流过，这些来自山泉的溪流欢笑着左闪右跳一往直前，无论岩石怎样阻挡都无济于事。这座山的大部分地区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山上有巨大的橡树，也有四季常青的树木。这些树的树干就像包裹着青苔的圆柱，树枝上挂满了常春藤和槲寄生的花环。附近还有柿子树，果实的甜美气息弥漫在密林中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虚幻朦胧的香味令人心情愉悦。野生的圆叶葡萄和斯卡巴农葡萄连成了一大片，葡萄藤上总会落满了各种各样的蝴蝶和嗡嗡飞舞的昆虫。在一天临近结束的黄昏时分，谷地散发着清爽宜人的气息，置身其间，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的小屋只是个有些粗糙的露营地，但是它优雅地坐落在橡树和松树环绕的山顶之上。房子的四面都有一个开放的门厅，门厅的外围是一圈宽广的游廊。山风从这里吹过，带来了树木的醇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游廊里——这里也是我们劳作、吃饭和玩耍的地方。房子后门还有一棵巨大的灰胡桃树，人们在它的周围修建了台阶。我离这些树木是如此之近，可以轻易地摸到被风吹拂的树枝，还有在阵阵秋风中滚动的树叶。
弗恩采石场有很多到访的游客。夜晚，男人们聚集在篝火旁玩扑克牌，或者是聊天消磨时光。他们讲述打鸟、钓鱼和捕猎的过人本事——比如，他们射杀了多少野鸭和火鸡，他们如何打捞凶蛮的鲑鱼，如何诱捕狡猾的狐狸，如何同聪明的负鼠斗智，如何追赶动作迅捷的驯鹿。我想，在这些老谋深算的猎手面前，像狮子、老虎、熊和其余的野生动物恐怕都要遭殃了。当三五成群的好兄弟们散去的时候，“明天去捕猎”的叫喊声成了他们道晚安的告别语。男人们都睡在门外的走廊里，而且，我能感觉到猎人和他们的狗儿熟睡后深沉的鼻息声。
黎明时分，我被咖啡的味道、猎枪的撞击，还有男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吵醒了。我知道，他们正大步走出房子，去寻找狩猎季节的好运气。我还能感觉到马蹄踏地的震动，它们被拴在远离城镇的树下。站了一整夜后，马儿们高声嘶鸣，迫不及待地想脱离束缚。终于，男人们爬上了马背，就像老歌里吟唱的那样，他们策马扬鞭，在猎犬的簇拥下奔向战场；他们为赢得狩猎冠军而呼声四起，响彻云霄！
天亮以后，我们就忙着为野外烧烤做准备。我们在一个深深的土坑里燃起篝火，把大的柴枝架在火堆顶部，然后再把肉挂在上面炙烤，于是肉咝咝地冒着烟，诱人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火堆周围蹲坐着一圈黑人，他们不停地用长树枝驱赶着飞蛾。不等餐桌布置好，香喷喷的味道就令我饥肠辘辘了。
就在忙碌而兴奋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时，狩猎晚会也开始登场了。猎手们疲惫不堪，但热情不减。马儿们大汗淋漓，口吐白沫；那些老马则气喘吁吁，垂头丧气——因为一头猎物都没有打到！每个人都声称自己至少见到了一头鹿，而且曾经距离猎物非常近，然而不管那些猎犬是多么尽忠职守，猎人的枪口瞄得是多么地准确无误，偏偏就在扣动扳机的一刹那，鹿儿倏忽不见了。讲述狩猎经过时，他们幸福得像个小男孩。小男孩不是经常说，他曾近距离地看到了一只兔子——他还看到了兔子的足迹。无论结果怎样，失望的情绪很快就被晚会的欢笑驱散了。我们围坐在一起，根本不提野味的事。总之，我们仍会好好地享受小牛肉和烤乳猪这类家庭美食。
那年夏天，我把我的小马驹也带到了弗恩采石场。我管它叫“黑美人”，这是我刚刚读过的一本书的名字。我的小马“人如其名”，从他油光闪亮的黑色“外套”，到他额头的白色星形，无不俊朗非凡。我在他背上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有时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的老师也会松开缰绳，于是我的小马驹就会悠闲地在林中漫步，兴之所至，他还会停下来吃草，或者是啃食路边小树的叶子。
当我不想在早上骑马的时候，我和我的老师就会在早餐后去森林里散步。我们让自己完全迷失在藤萝绿树之间，除了被牛儿马儿踩出的小径，我们无路可寻。因此，那些拦住去路的灌木丛常常迫使我们迂回行进。总之，我们最终会满载而归地回到小屋，我们的怀里抱满了大束的月桂树枝、一枝黄花、蕨菜和只有在南方才有的沼泽花卉。
有时候，我也会和米尔德莱德，还有我的小表妹们一起去摘柿子。我并不吃它们，但是我喜欢闻柿子的香味，喜欢在树叶间和草地上搜索果实的感觉。我们还去采集坚果，而且，我会帮她们剥开栗子的刺皮，或者敲开核桃和山胡桃的硬壳——那些核桃又大又香甜！
山脚下有一条铁路，我们这些孩子会看着火车呼啸而过。吓人的汽笛声常常会把我们吸引到台阶上。米尔德莱德兴奋地告诉我，有一头牛或者一匹马还在铁轨上游荡呢。铁路沿线大约一英里之外的深谷中，横跨着一座高架桥。你很难从那里通过，峡谷很宽，桥梁极窄，走在上面就像行走在刀刃上。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直到有一天，米尔德莱德、苏立文小姐和我在森林里迷了路，我们转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突然，米尔德莱德指着前方惊叫起来：“那儿有一座高架桥！”我知道，走任何一条路都比走那条路强；但是此时天色渐晚，高架桥是离家最近的通道。于是，我不得不用脚尖探索着桥栏行走。我一点都不害怕，而且感觉良好。走着走着，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阵咝咝声。
“我看见火车了！”米尔德莱德喊道。如果我们不爬到下面的桥桁上，那么一分钟后，火车就会冲我们迎面驶来。当时，我能够感觉到火车头的蒸汽弥漫在四周，烟雾和灰尘几乎令我们窒息。当火车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时，铁桥也被震得晃动起来，我想我们很可能会掉进脚下的深谷里。费了好一番周折，我们总算又回到了铁轨上。到家时天早已经黑了，小屋里阒无一人，原来家人们全都出去找我们了。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在我第一次访问了波士顿后，几乎每一个冬天我都在北方度过。我曾经去过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村庄，那里的冻湖和广袤的雪原令我印象深刻。如果没有身临其境，我是永远也体会不到与雪融为一体的美妙感受的。
我惊奇地发现，冬天的大树和灌木会遭受一只神秘的自然之手的摧残，枝条上只剩下一些皱巴巴的叶子。鸟儿全都飞走了，枯枝败叶间的鸟巢里装满了雪。山头和田野里也是一派冬天的气象，在冰雪的触摸下，大地也被冻得僵硬麻木了。树木的灵魂纷纷退缩到根部，它们蜷曲在幽暗的地下进入梦乡。所有的生物似乎都退到幕后，甚至连白天的阳光也变得
短暂而寒冷，
如同她那老迈而枯萎的血脉，
她要同衰老拼死一搏，
为了再看一眼她心中的大地和海洋。
（这段诗句取自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的诗集《郎佛尔骑士显圣》（1848），郎佛尔是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之一。）
干枯的草丛和灌木也都变成了一片挂满冰凌的森林。
随后而来的是一股强冷空气，这预示着暴风雪的来临。我们冲出屋外，去迎接最先降落的小雪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雪片悄无声息地坠落，广袤的原野变得白茫茫一片。雪夜紧紧地将世界围裹起来，第二天一早，你几乎辨认不出眼前的景物；所有的道路都隐匿不见了，也见不到任何一个标记性的建筑，只剩下一片被皑皑白雪覆盖的森林。
夜晚再度降临的时候，一股来自东北部的狂风会将雪片吹得漫天飞舞。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我们一边讲逗趣的故事，一边尽情嬉戏，全然忘记了被风雪隔绝在孤立无援的屋子里。但是随着风势的加大，我们也感到了莫名的恐惧。房椽吱吱作响，围着房子的树枝哗啦哗啦地击打着窗户，一切都在狂风的势力之下苟延残喘。
肆虐的暴风雪终于在第三天停止了。太阳穿过云层照耀在绵延起伏的白色原野上，高高的雪丘姿态万千，令人难以置信地向着四面八方散播开来。
人们在积雪上踏出了一条条小路。我穿上斗篷系着头巾走到屋外，冷气顿时把我的脸颊刺得火烧火燎地疼。事实上，我们是在一边试探一边行走的。最终，我们总算来到了大牧场外围的那片松树林。松树一动不动地静静矗立着，挂满积雪的树身就像毛茸茸的未经加工的大理石；林子里闻不到松针的味道，阳光洒落在林间，只要轻轻一碰，小树枝上的积雪就像宝石雨一样纷纷坠落。那晶莹剔透的光线是如此炫目，甚至能穿透蒙在我眼睛上的黑面纱。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雪也渐渐融化了。在另一次风暴尚未来临之前，我几乎感觉不到脚下正踩着严冬的土地。在这短暂的宁静时刻，树木丢弃了披在身上的冰衣，芦苇和草丛露出了身形，只有阳光下的冰湖展示着冬日的美景。
我们最喜爱的冬季娱乐活动是滑雪橇。湖岸突兀地跃出水面，我们跨过陡峭的斜坡下到湖面；坐上了雪橇，一个小男孩会用力从后面一推，我们就嗖地滑了出去！雪橇穿过积雪，越过凹坑，猛地冲向湖心。最后，我们会穿过晶莹闪烁的冰面直到对岸。这是多么有趣、多么疯狂的游戏啊！记得有一次，在那狂野、兴奋的一刻，雪橇上的防护锁链啪地折断了，于是，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伴随着耳边的疾风，我们觉得自己就像驾云飞翔的神灵！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1890年的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对我而言，能够发声讲话的冲动变得日益强烈。我常常会发出一些杂音，我会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出声，而别人则用手感知我嘴唇的移动。我对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感到无比满足，我也喜欢通过触摸感知猫儿“咕噜咕噜”的哼唱，或者是狗儿欢快的吠叫。有时候，我还会把手放在一个歌唱家的喉咙上，或者是一架正在弹奏的钢琴上面。在我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咿呀学语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得病之后，我就停止了讲话，因为我什么都听不见。于是，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腿上，还把手放在她的脸上，因为她嘴唇的移动令我兴味盎然。同时，我也移动自己的嘴唇，不过我早已忘了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我的朋友们说，无论是笑是哭，我流露出的情绪都很自然；而且，我还会发出许多声音和模糊的词语。当然，这些声音并不包含与人交流的成分，它只是表明我练习使用发音器官的本能需求。至今我仍然记得学习“water”这个词的过程，一开始，我总是发出“wawa”的声音。显然，这样的发音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直到苏立文小姐教我学会用手指拼写后，我便放弃了用发音进行交流的方式。
我很早就知道，人们使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同我交流。我知道一个聋哑孩子是可以学会说话的，因此，我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交流手段感到了不满。一个完全依赖手写字母来交流的人总会感觉到处处受限。这种挫折感既令我无比懊恼，又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应该尽快弥补自己的交流缺陷。我的思绪日益高涨，犹如逆风而行的飞鸟；而且，我坚持用自己的嘴唇发音。朋友们则竭力阻止我的热情，他们唯恐我因讲话不成而更加失望。我毫不动摇，随后发生的一件事终于令巨大的障碍轰然倒地——我听说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
1890年，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的拉姆森夫人来看我，她也是劳拉·布里吉曼的授课教师之一。她对我讲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拉根希尔德·卡塔是一个又聋又盲的挪威女孩，事实上，她已经成功地学会了开口说话。不等拉姆森夫人把女孩的故事讲完，我的希望之火就已经燃烧起来了。我下定决心，也要学会开口讲话。于是，在他人的建议和协助下，我的老师把我送到了萨拉·富勒小姐那里，她是霍勒斯·曼恩学校的校长。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决定亲自为我授课，1890年3月26日是我们的开课日期。
富勒小姐的授课方法是这样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这样，当她发音的时候，我就能触摸到她的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如饥似渴地模仿老师的每一个口形，只用了一个小时，我就学会了六个字母的读音：M，P，A，S，T，I。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永远也忘不了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的惊讶和喜悦，那句话是“天很暖和”。当然，这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人类的语言。在灵魂深处，我感受到了一股挣脱了某种束缚的新生力量。此刻，它正在穿越那些断裂的音节，奔向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信念。
没有一个聋哑孩子会用心学习他不曾听过的词语——那些词语来自于“无声的牢狱”，那里听不到柔情细语，没有鸟儿的歌唱，也没有音乐的旋律能穿透寂静——但是，当他开口说出平生第一个单词时，他就会忘掉所有的惊惧，进而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之中。也只有带着这种感恩之心，我才能同我的玩具、石头、树木、飞鸟和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交谈。当听到我召唤的米尔德莱德跑到我跟前，或者听到我命令的狗儿作出正确反应，我内心的喜悦就会溢于言表。对我来说，能够迅速地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话而无须翻译，这的确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恩赐。当我说话时，愉快的思绪就会翩然而至。当然，这很可能是我为逃脱手指的束缚而做的徒劳抗争。
不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学会讲话还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只是掌握了讲话的要素而已。虽然富勒小姐和苏立文小姐明白我说的话，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一百个词，他们未必能听懂一个词。这当然称不上真正的语言，就是说，在我学习了这些要素之后，其余的技能就要靠我自己去摸索了。多亏了苏立文小姐的天才之举，以及她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否则，我是无法在学习自然讲话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首先，要想让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听懂我说的话，我必须要夜以继日地加强练习；其次，我需要苏立文小姐的持续帮助，就是说，让她帮我纠正每一个发音，然后再用上千种方式将所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直到现在，她仍会在日常交流中提醒我读错的音。
聋哑学校的所有老师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我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他们也表示出了赞同意见。在阅读课上，我完全依靠手指来感受老师嘴唇的动作：我用触觉感知喉咙的振动，口腔的开启和老师的面目表情。在通常情况下，触摸的方式总是出错。因此，我只能强迫自己一遍遍重复单词或句子，有时候，这种重复过程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发音正确为止。我的作业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气馁和厌倦的情绪时常困扰着我，但是一想到我即将回到家里，向亲人们展示我取得的进步，我的信心就会大增。我渴望与家人们共同分享我的学习成果。
“我的小妹妹将会听懂我的话。”这个强烈的念头已经超越了任何学习上的障碍。我常常出神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再哑了。”可以预见，我会同母亲快乐地交谈，我可以通过摸她的嘴唇来读懂她的话，我不会再感到沮丧失望了。而且，我惊讶地发现，语言交流要比用手指拼写来得更容易。所以，我会放弃使用手语字母的交流手段。不过苏立文小姐和少数几个朋友仍然用手指拼写的方式同我讲话，因为同唇读相比，这种方式要方便快捷得多。
说到这里，我要好好解释一下我们使用手语字母的过程，因为这似乎令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人想为我阅读或者跟我讲话，那么他就会用到聋哑人使用的手拼字母法。我会把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讲话者的手上，我的动作会轻到不妨碍对方的任何行动。而手对位置的变化很敏感，如同长了眼睛一样。所以，当你为我“读”的时候，我并不会感到辨别字母的速度比你看的速度慢。长期的训练令手指变得异常灵活。在我的朋友们当中，有些人的拼写速度惊人——就像一个熟练使用打字机的行家里手一样快。当然，这种拼写方式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当我能够开口讲话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抑制住迫切的归家心情。终于，最快乐的时刻到来了，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苏立文小姐说话。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单纯地说话，我决心提高我的说话水平，直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间，火车已经停靠在图斯康比亚车站，全家人都站在月台上迎接我。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想到了母亲是如何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言语，她仔细地聆听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我想到了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抓住我的手又吻又跳；我想到了父亲以长久的沉默来表达他的慈爱和自豪。我们相会的景象就像《以赛亚书》中应验的预言：“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1892年冬天，我童年时代的明亮天空被一抹乌云所遮盖。喜乐的心弃我而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都活在疑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本在我眼中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那段可怕的日子仍然令我心有余悸。我曾编写过一个题目叫做《冰雪之王》的小故事，我还把它送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阿纳戈诺斯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实交代清楚，我必须先从相关的线索讲起，我想，这对于我的老师和我要陈述的事件也是公平合理的。
我是在家中写下那个故事的，时间是在我学会说话之后的那年秋天。当时，我们住在弗恩采石场，睡觉的时间也比平时晚得多。苏立文小姐向我描述了深秋树叶的美丽多彩，她的讲述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沉睡的记忆。这个故事一定被我读到过，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间记住了这个故事。于是我想，我也要编写一个故事。说写就写，我任凭各种各样的思绪从头脑中汩汩涌出。我体会到了文思泉涌的快乐，我发现了创作过程的喜悦。富有生命的文字和想象轻快地游走在我的指端，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了我的盲文木板上。如今，假如词语和想象变得唾手可得，显然，这表明它们并非是出自我思想的产物，最多只是被我头脑遗弃的零星碎片。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我读到的任何东西，从来就不会对著作本身有什么想法。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在我的思想和我读到的那些书之间划清界限。我想，这是因为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所见所闻，我只能依靠别人的眼睛“看”世界。
故事一写完，我就读给老师听。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沉醉其中的样子，还有被老师纠正单词读音时的懊恼之情。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惊讶于我写得如此之好，甚至有人问我这是不是从书里读到的故事。
这让我也感到非常吃惊，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为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我大声说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为阿纳戈诺斯先生写的故事。”
于是，我把故事誊写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阿纳戈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冰雪之王”这个题目改为“秋天的落叶”，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题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仿佛觉得自己走在了云层里。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为这件生日礼物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阿纳戈诺斯先生很欣赏我的《冰雪之王》，他还把故事登在了帕金斯学院的一份刊物上。可以说，这把我推到了快乐的顶点，但是片刻之间，我就从云端直坠地面。我刚回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冰雪之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冰雪仙子》，作者是玛格利特·T.肯拜小姐。这篇故事出自一本叫做《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的书，而这本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这两篇故事是如此相似，令人不得不相信我曾看到过肯拜小姐的书，这就是说，我的故事是一篇剽窃之作。起初我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搞明白后，我感到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的苦水。我感到颜面尽失。我令我最爱的那些人疑虑重重。可是，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我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我读到过的任何有关森林的故事。事实上，在写《冰雪之王》之前，我不记得看到过这类故事。也许杰克·弗罗斯特为孩子们写的一首叫做《寒冬奇想》的诗和冰雪有关，可是我绝对没有在我的故事中使用到诗里的内容。
虽然阿纳戈诺斯先生深受困扰，但是他似乎相信我的清白。很快，这段短暂的阴霾消散了，他变得对我更加和蔼可亲了。为了让他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我以最优雅的举止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
在伙伴们组织的假面舞会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色瑞斯。我的身上围裹着华丽的织物，头上缠绕着亮闪闪的秋叶，手脚周围布满了果实和谷物；而在欢乐的气氛之下，我的胸中则积蓄着深深的愁苦。
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同《冰雪之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苏立文小姐曾跟我介绍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出色的诗作。我想我讲的某些事情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我对肯拜小姐的《冰雪仙子》记忆犹新，甚至认为我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一再重申她的错误推断，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提交给了阿纳戈诺斯先生。
于是，对我和蔼友善的阿纳戈诺斯先生认为受到了欺骗，继而对我们为捍卫清白而做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苏立文小姐故意偷取了别人的思想精华，并且将其用作赢得他人赞赏的工具。我还受到了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询，而苏立文小姐则被告知要暂时回避。随后，我被翻来覆去地问讯，调查团似乎下定决心要将我判定为曾读过《冰雪仙子》。我认为每一个引起怀疑的问题都是他们主观臆断的结果；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只是我无法把这些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想一吐胸中的块垒，但是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我的意识也变成了可怕的帮凶，它无法解除我的痛苦。终于，我被获准离开了房间，我头晕脑涨，根本没有留意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好言安慰。朋友们都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们为我感到自豪。
那晚我躺在床上，我难过得哭了，我希望别的孩子不要遭受我这样的痛苦。我浑身发冷，我觉得自己在天亮之前就会死去；而且，这种想法令我感到了一丝宽慰。我想，假如在我长大后遇到这种伤心事，那么我的灵魂一定会破碎到无法修补的境地。但是，遗忘天使迟早会收集起痛苦岁月的所有悲伤，并且将其彻底清除出脆弱的心灵。
苏立文小姐从来没有听说过《冰雪仙子》的故事，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在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的帮助下，她仔细地调查了这件事，最后终于有了些眉目。1888年，索菲娅·C.霍普金斯夫人有一本肯拜小姐的《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那一年，我们和她一起在布鲁斯特度过了夏天。霍普金斯夫人已经无法找到那本书，但是她告诉我，当时苏立文小姐正在外出休假，为了逗我开心，她就为我读各种各样的书。虽然她不记得曾为我读过《冰雪仙子》的故事，但是她确信《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应该是其中的一本书。她向我解释了那本书消失的原因。事实上，在把房子卖掉之前，她就处理了大量的青少年读物、老课本和童话故事，而《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很可能就夹在其中。
当时，这些故事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不过，那些奇异的单词拼写足以让一个没有任何乐趣的小孩子开心一阵子了。虽然我连任何一个同故事有关的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我无法忘掉学习单词的艰苦过程。在老师休假归来后，我马上让老师给我解释那些陌生的词。因此，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语言在我头脑中留下的烙印是无法抹煞的，只是很久以来，我并没有去特别留意这个问题。
苏立文小姐回来后，我并没有对她讲《冰雪仙子》的事，这可能是因为她一回来就给我读《小爵爷方特勒罗伊》，我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个故事，就暂时把别的事都抛到了一边。但实际情况是，曾经有人把肯拜小姐的故事读给我听，这是一种残存的记忆，虽然时间会令人遗忘，但是对我而言，记忆恢复时还是显得那么自然。我从不怀疑那个故事就是某个孩童的另一个头脑的产物。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关爱，我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伸出援手，把我从低谷中拉上来。肯拜小姐亲自写信安慰我：“有朝一日，你也会用自己的头脑写出一篇伟大的故事，它将会抚慰很多人，也会对他们助益匪浅。”但是这个预言从来没有实现，我不再做仅仅为了娱乐而玩弄辞藻的游戏了。实际上，自那以后，我被恐惧折磨着，我害怕我写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即便是在给母亲写信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如临大敌般惴惴不安。我会反反复复地拼写句子，以确信我并没有在某本书中读到过这些话。如果没有苏立文小姐持久的鼓励，我想我肯定无法把那些单词组合成句。
事实上，那时我不但读了《冰雪仙子》，我还在我写的信中借用了肯拜小姐的一些观点。我在一封信中找到了佐证，这封信是写给阿纳戈诺斯先生的，时间是1891年9月29日，信中的措辞和观点确实很像那本书的语言。当时，我正在写《冰雪之王》，就像我写的很多别的信一样，这封信中也包含了那篇故事所使用的语句。当然，这些成语都是被我融会贯通后，能够代表我思想的词句。比如，我是这样描述老师所说的秋日中的金黄色的树叶的：“是的，它们的美丽足以安抚我们对逝去夏日的眷恋之情。”——这样的一个观点直接来自于肯拜小姐的故事。
这种深受周围事物同化的习性令我乐此不疲，我在早期通信和最初的写作中无不透露出同化因素的影响。我曾在自己的作文中写到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古老城市，我借用了多姿多彩的生动描述，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它们的出处了。我知道阿纳戈诺斯先生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遗迹情有独钟，并且对它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推崇备至。于是，我便从我读过的所有书本中搜集出相关的诗歌和历史，我想这一定会令他很开心。阿纳戈诺斯先生则说我描写古代城市的作文“诗意地再现了其内在特质”。但我并不知晓他是如何看待一个十一岁的盲聋小孩的遣词造句的。总之，我并不认为我有创作的本事，因为我无法创造自己的观点，所以我的作文空泛而无趣也就在所难免了。这反倒提醒了我，我应该使用清晰而生动的语言来描述美好的事物，品评诗意的思想。
那些作文构成了我早期的智力训练课程。像所有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样，我通过吸收和模仿将自己的思想诉诸文字。书本中任何给我留下愉悦记忆的事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适用于这个原则。有一个年轻的作家史蒂文森曾说过，受本能驱使，他总是尽其所能地再现那些最令人景仰的崇高思想，而且，他会令人惊讶地将这种崇高转化为千变万化的文字效果。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只有经年累月地持续训练，才能汇聚起攻往每一条思想小径的文字大军。
至今，我仍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过程。显而易见的是，我不能总是从我读到的东西里辨认出我自己的思想，因为我读过的东西已经变成了我的精神食粮，它已经与我融为一体。所以说，在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里，我所创造出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像我最初学习女红时所缝制的一件色彩斑斓的百衲衣。这件百衲衣由各种各样的碎布头制成，虽然不乏精美的丝绸和天鹅绒，可是这些拼凑的碎片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同样，我的作文也是既有我自己的粗鄙见解，也不乏一些大家的真知灼见。在我看来，写作的最大困难就在于，我们要用理性的语言去表达自身混乱的思绪、不成熟的情感和幼稚的观念，可以说，这基本上属于一种本能行为。尝试写作的过程就像拼凑中国的七巧板和九连环一样复杂。我们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图案，我们希望借助文字表达其含义，但是在通常情况下，文字并不适用于这个范畴，或者说，文字同那幅图案不相匹配。尽管如此，我们依旧锲而不舍地努力尝试，因为我们知道别人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失败者。
尽快创造出自己的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只是头戴假发面具的矫饰文字。或许有朝一日，我自己的思想和人生经验也会尽显本色。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并且尽量不让《冰雪之王》的苦涩记忆变成我学习之路上的阻碍。
对我而言，这个惨痛的经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让我对作文中所暴露的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因此失去了最亲爱的朋友阿纳戈诺斯先生的友谊。
《我的生活》刊登在《女士之家》杂志以后，阿纳戈诺斯先生便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给梅西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冰雪之王》事件。他相信我是无辜的，据他说，调查团由八名成员组成，包括四名盲人，四名正常人。其中的四人认为我读过肯拜小姐的故事，而另外四人则不支持这种观点。阿纳戈诺斯先生表示，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他投了支持我的一票。
其实，无论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也无论阿纳戈诺斯先生把自己的票投向哪一方，每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总会把我抱在膝上嬉戏玩耍，从而忘掉种种烦恼。当时，他已经发觉到有人对我产生了怀疑，而我也感到周围弥漫着某种险恶的敌对气氛；其后发生的事件终于印证了这种不祥的预感。整整两年间，阿纳戈诺斯先生似乎一直相信我和苏立文小姐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后来，他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偏转，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具体的调查细节。我甚至连“陪审团”成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们也不曾跟我说过话。当时，我心情激动，难以顾及其他事情；而且，我吓得惊恐万状，根本无法提出异议。事实上，我几乎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话，或者别人跟我说过什么话。
我所以把《冰雪之王》事件详加描述，是因为它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意义非常。行为得当，也就不会引起误解发生。因此，一旦误解再度出现时，我会阐明事实，既不会巧言辩白，也不会怨天尤人。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冰雪之王》事件之后那一年的夏天和冬天，我是同家人一起在亚拉巴马度过的。我愉快地找到了“归家”的感觉。万事万物都经历了抽枝发芽、竞相怒放的过程。我很高兴《冰雪之王》事件已成为过眼云烟。
秋天，大地撒满了深红色和金黄色的树叶。散发着麝香味的葡萄藤遮盖了花园尽头的凉亭。在阳光的照耀下，一串串葡萄变成了金灿灿的红褐色。置身其中，我开始用笔勾勒我的生活——此时已经距我写《冰雪之王》一年有余。
此时，我仍旧对我写的任何东西抱着谨小慎微的态度。我写的东西也许并不完全属于我自己——这样的想法深深地折磨着我。除了我的老师，没有人知晓我的恐惧心理。这种神经过敏的古怪心理使我对《冰雪之王》事件这类事敬而远之。因此常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同老师交谈的过程中，当我萌生出一个想法时，我就会对她拼写出这样的句子：“我不太肯定这是我自己的。”另外，当我把某段文字写到中间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你写的这些东西可能早已经被人写过了！”一种戏谑般的恐惧感攫住了我的双手，于是，那一天我会无法再写出任何东西。直到现在，我还能时常感受到同样的忧虑和不安。苏立文小姐想方设法帮我摆脱困境，但是可怕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而对于其中的重要意义我也只是刚刚开始理解。为了重新树立我的自信心，老师说服我为《青年之友》写一篇短小精悍的生活自传。那一年我十二岁，回顾起来，那篇小故事的写作过程也经历了一番内心挣扎；我当时一定是对这项工作的结果有了一个良好的预期，否则一定会失败。
虽然下笔时有些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但是在老师的督促下，我写得很坚决。她知道，如果我能够坚持不懈，就一定会再次找到精神的立足点，也一定会重拾写作才能的。直到《冰雪之王》事件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孩子的懵懂无知之中。如今，我变得更加内敛，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更加深入。渐渐地，我从日蚀的阴影中显现出来，在生命的真谛面前，经过了严格考验的心智也变得更加澄澈清明了。
1893年的主要大事，就是在克利夫兰总统就职典礼期间的华盛顿之行，参观尼亚加拉（瀑布）和世界博览会。旅行期间，我的学业有时会中断数星期之久，所以我不太可能把这些事联系在一起进行叙述。
我们是在1893年3月去的尼亚加拉。当我站在美洲瀑布的悬崖边上，感受着空气的震动和大地的颤抖，我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
在很多人眼中，这似乎有些奇怪，我是如何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浑美丽所感动的呢？他们总会问我：“它的美妙和音响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惊涛拍岸，也听不到巨浪咆哮，可这些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最明显的感觉是，它们代表了一切。的确，我无法透彻理解它们的含义并对其做出解释，但是我能透彻理解博爱、宗教以及仁慈的含义并对其做出解释。
1893年夏天，我和苏立文小姐随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参观了世界博览会。我对那段快乐时光记忆犹新，上千个天真的想象全都变成了美丽的现实。每天我都会在想象中周游世界，我见识了许多世界奇迹——伟大的发明，工业技术的结晶，以及多姿多彩的人类生活一一在我的指尖下滑过。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普赖桑斯游乐场，这里就像“天方夜谭”，里面充满了各色各样的奇思妙想。我能感受到书中描写的印度风情——奇特的集市满是“湿婆”和“象神”的雕像；这里还有金字塔和开罗城的景观模型，清真寺和长途跋涉的驼队贯穿其中；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威尼斯水道，每晚，我们都乘船航行在灯光绚烂的城市和喷泉之间。我还登上了一艘放置在微缩城外的维京海盗船，在波士顿的时候我也曾登上过军舰，如今，我兴味盎然地看着维京船的海员们如何扬帆远航，如何气定神闲地面对风暴。人们的耳边回响着他们的呐喊：“我们属于大海！”他们同大海抗衡的武器是灵活的头脑和强健的体力；他们独来独往，自给自足，并没有像今天的水手们那样被湮没在愚蠢的机械文明之下。所以还是老话说得好——“男人只应做属于男人的事。”
海盗船附近还有一艘“圣玛利亚”号仿制帆船。“船长”领我参观了哥伦布住的船舱，其中，放在桌子上的一个沙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小巧的仪器让我想到了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所承受的巨大考验，在身心疲惫的状况下，他要看着沙粒一点一点滴落；与此同时，他还要同内心的绝望情绪作顽强的抗争。
希金鲍瑟姆先生是世界博览会的主席，他为人随和并且允许我随意触摸展会上的展品。于是，我就像贪得无厌的皮萨罗掳掠秘鲁的珍宝一样，我用手指“吸纳”了博览会的所有精华。这有点像一个可以触摸的万花筒，每一样东西都让我感到无比新奇，特别是法国的青铜雕像。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宛如再现的天使，我想，艺术家们一定是抓住了天使的形象并将其塑造成型的。
在“好望角”展区，我了解了许多有关钻石开采过程的知识。只要有可能，我都会摸一摸正在运转的机器，这样我就能更清晰地感受到矿石有多重，它们又是如何被切割被抛光的。我还亲自摸索到了一块正在清洗之中的钻石——人们告诉我说，这是在美国发现的唯一一颗真正的钻石。
贝尔博士陪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地方，他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向我描述了最有趣的展品。在电子大厦，我们试用了电话机、对讲机、留声机和其他发明。贝尔博士让我明白了信息是如何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羁绊而在电线上传播的，这就像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了人间一样伟大。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我对古代墨西哥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粗糙的石器是那个时代仅有的记录，也是未开化的人类童年时期的简陋遗物（这是我用手指触摸后的感想）。一代代君王和圣贤的功劳簿在历史的尘埃中分崩离析，在埃及的木乃伊中被死亡尘封，但有些遗迹仍有幸留存到现在。通过对这些遗物的触摸，我更多地了解了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而依靠别人的讲解和阅读是无法领会其中的深意的。
所有这些经历令我的词汇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在博览会耽延了整整三个星期，我从一个沉迷于童话故事和玩具的小孩子，一跃成为懂得欣赏平凡世界真善美的有心人。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到1893年10月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自学了多种类型的科目。我阅读了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盲文法语语法书，而且已经学习了几句法语。为了自娱自乐，我经常默默地在脑海里做一些小练习。我用随意想到的新单词造句，而且不太理会语法规则和其他的技术性问题。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我甚至尝试掌握法语发音，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发现了所有字母和音节的发音讲解。当然，对于宏大的目标而言，这种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淫雨霏霏的日子里，我总可以有事可干。就这样，我所掌握的法语知识足够使我阅读有趣的拉封丹的寓言，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以及拉辛的《阿达莉》中的段落。
我也用相当多的时间来提高我的说话能力。我大声地为苏立文小姐朗读课文，背诵我喜爱的诗歌章节；她则纠正我的发音并帮我断句和改变词形。总之，直到1893年10月，也就是在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和兴奋状态中恢复平静之后，我才开始在固定时间内学习一些特殊的课程。
那时，我和苏立文小姐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尔顿，当时我们客居在威廉·韦德先生家。艾恩先生是韦德先生家的邻居，他是一个优秀的拉丁语学者，所以跟他学习拉丁语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我的记忆中，艾恩先生是一个生性乐观、博学多闻的杰出人士。他主要教我拉丁语语法，但是他经常帮我解决算术难题——对我而言，那些数字运算实在令人挠头。艾恩先生还陪我一起读丁尼生的《悼念》。我以前也读过很多书，但是从来都不曾看到过任何批判性的观点，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具有思辨思想的作家，我认同他的文风，正如我认同一个朋友的牵手一样。
起初，我是抱着很不情愿的态度学习拉丁语的。对你所遇到的每一个单词进行分析——名词属性，所有格，单数，阴性——似乎是一种浪费时间的愚蠢举动，尤其是当这些词的意思十分清楚明了的时候。为了能用这些拉丁词描述我的宠物，我还是学到了一些知识——目，脊椎动物；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属，猫科；个体，虎斑猫。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变得越来越有兴趣，语言之美实在难以言说。我常常读拉丁文文章自娱自乐，我会把学过的词挑选出来并体味其中的含义。在其后的生活中，我从来没有中止过这种消遣。
我想，没有任何事物比因一种语言而产生的倏忽即逝的影像和情感更具魅力。我只是刚开始熟悉这种语言，但是，我的思想已经穿越了精神的天空，它已经被瞬息万变的幻想重新塑造和着色。上课的时候，苏立文小姐就坐在我的身边，她会把艾恩先生说的话在我手上拼写出来，而且帮我查生词。在启程返回亚拉巴马老家时，我已经开始读恺撒写的《高卢战记》了。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聋哑人语言教育促进协会在肖陶扩湖举办的文化讲习班。根据安排，我应该前往纽约市的赖特休梅森聋哑人学校。在苏立文小姐的陪伴下，我于1894年10月到了那里。这是一所专门为发展高级有声文化和唇读训练而兴建的学校。除去必修的科目，在这所学校学习的两年之中，我还要学习算术、自然地理学、法语和德语课程。
瑞米小姐是我的德语老师，她能用手语字母同我交流，在我掌握了少量词汇后，我们就利用每一次机会用德语谈话。几个月之后，我几乎能听懂她所说的任何事。在第一年快结束的时候，我怀着极大的兴致阅读了《威廉·退尔》。事实上，我认为我在德文学习上取得的进步要远远胜过其他学科。我发现法语相当难学。我跟随奥里维埃夫人学习法语，这位法国女士不懂手语字母，因此她只能口述授课，而读懂她的唇语实属不易，所以同德语相比，我学习法语的速度要慢得多。尽管如此，我仍设法重读了《屈打成医》，这本书确实非常有趣，但是两相比较，我更喜欢《威廉·退尔》。
我在唇读和讲话方面取得的进步同老师们的授课并没有直接关系，我的动力只有一个，我希望能像其他人一样开口说话。而我的老师们也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尽管我们同心协力携手向前，我们仍然没有达到理想目标。我想，或许是目标定得太高，因此失望也就在所难免了。我依然把算术当做一门充满陷阱的学科，我徘徊在竖立着“猜想”标牌的危险边境，还要避免给自己，以及身在宽阔幽谷中的人们惹一身麻烦。当我不再猜想时，我便欣然接受各种结论，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错上加错。另外，我感官上的迟钝更加剧了我的理解困难。
虽然种种失望令我一度消沉沮丧，但是我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兴趣依旧未减，尤其是自然地理学。了解自然界的奥秘是一种乐趣：比如风如何——就像《圣经·旧约》中所描绘的那样——自天堂的四个角落遍吹四方，水蒸气如何从大地的尽头飘升至天空，河流如何在巉岩峭壁间劈风斩浪，群山如何被大地所倾覆，人类又是以何种方式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自然之力的。在纽约的这两年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每每想起，我都会感到由衷地开心。
我尤其记得我们每天在中央公园的集体散步，对我而言，这是这个城市唯一令我感到称心如意的所在。我从未在这个大公园里遗漏掉半点快乐。我喜欢对每一次的公园漫步进行描述，因为这里的美无处不在，我在纽约的九个月中，每天都可以感受到多姿多彩的盛景佳境。
春天，我们会到各种有趣的地方旅行。我们驾船航行在哈德逊河上，徜徉在布莱恩特所吟唱的芳草依依的岸边。我喜欢河边断崖朴素雄浑的野性之美。沿河而行，我们参观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欧文的家乡泰瑞镇，我还在“睡谷”中走了一遭。
赖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始终为学生的利益着想，他们会以学生的兴趣作为教学出发点，他们很少对年幼的学生做强行灌输，而且，他们会引领这些身患残疾的孩子走出蹇涩的生存环境。
在我即将离开纽约的时候，快乐的时光已经被伤感的阴云所笼罩；除了父亲的去世，我从未承受过如此巨大的悲伤。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斯鲍尔丁先生去世了。只有那些认识他并对他最为敬重的人，才会理解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深厚。他以其谦逊而优雅的态度把愉悦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给予了我和苏立文小姐最慷慨无私的关怀。每当想到他的慈爱，我们眼前就会立刻浮现出他那关注的神情，所以，无论我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了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不会感到气馁无助。斯鲍尔丁先生的去世给我们的生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巨大空白。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1896年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学院学习，这也是为迈入拉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去韦尔斯利参观。当时，我的宣言令我的朋友们为之一惊：“将来我也会上大学——但是要上就上哈佛大学！”于是他们问我为什么不选择韦尔斯利学院，而我却回答说那所学院里只有女生。从那时起，上大学的念头就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进而变为一种坚定不移的愿望。可以说，这种愿望激励着我迈入学位争夺战的行列，而我的对手是一些能看能听、耳目俱全的女孩子。当然，我也要面对身边那些明智而现实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在我离开纽约的时候，上大学的想法已变成不可动摇的既定目标，因此我下定决心前往剑桥。可以说，这是为实现我上哈佛的童年宣言而选择的最接近目标的一条路。
根据剑桥女子学院的安排，苏立文小姐将同我一起上课并负责为我翻译授课的内容。
当然，我的导师没有任何教授残疾学生的经验，所以，我与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的唯一手段就是唇读。我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临时性课程。即便是那时，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为上大学做学业准备，但不管怎么说，在英语方面，我已经接受过苏立文小姐很好的训练。因此，我的学院老师很快就发现，对于那些指定课本，我并不需要特别的传授。此外，我在法语学习上的起点也很高，而德语更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科目，所以，在最初的六个月当中，我用心学习的只有拉丁文。
尽管具备了这些优势，但是一些很严重的障碍仍对我的学业造成了影响。苏立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指定的书籍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们正在不遗余力地制作盲文书籍，但是，将这些课本转换成浮雕文字以解我的燃眉之急，这实在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此，我不得不将拉丁文誊写成布莱叶盲文，这样我就能和其他女孩一起背诵课文了。我的导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那不完美的语音，而且能迅速地解答我的问题并纠正我的错误。虽然我不在课堂上记笔记或者做练习，但是我会把所有的作文和（盲文）翻译用家里的打字机完成。
每天，苏立文小姐都会陪我走进课堂，她会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讲的所有内容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其间，她还要帮我查找生词，并且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读笔记和尚未译成盲文的书籍。这种冗长乏味的工作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德文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院长吉尔曼先生是学院里仅有的两位能用手语字母授课的老师。没有人能切实体会到可爱的弗劳·格鲁特女士的拼写是多么地缓慢和不熟练。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辞辛劳地一周两次为我拼读授课，而苏立文小姐也可以稍作喘息。可以说，每一个人都会对我们慷慨相助，但最终只有“一只手”能够把苦差变为乐事。
那一年，我结束了算术课程的学习，复习了拉丁文语法，还读完了三章《高卢战记》。另外，一半靠苏立文小姐的帮助，一半靠我自己的手指，我还“阅读”了一些德文著作。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从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国度来》，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诗与真》。我怀着极大的兴致阅读了这些德文名著，尤其是席勒笔下的恢弘诗篇，比如他对腓特烈大帝所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赞颂，以及对歌德个人生活的描述。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读完了《哈尔茨山游记》，这部诗集可谓妙语连珠，对醉人美景的描写随处可见——紫藤覆盖的山野，阳光下水波潋滟的溪流，蛮荒之地，神圣的仪轨和传奇，尘封已久的“灰衣姊妹”，富于想象力的年纪——只有那些对大自然怀有“真挚的感情和独特鉴赏品位”的人，才能够写出如此生动的诗句。
那年，吉尔曼先生曾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语文学。我们一起阅读《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的演讲》，还有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吉尔曼先生广博的历史学识和文学素养，加之其巧妙的讲解方式，使我切实体会到了学习的轻松与快乐，这完全不同于我在课堂上被灌输的那些教条性知识。
伯克的演讲比我所读过的任何一本政论书籍更具有教育意义。我心潮起伏，在我面前，两个生活在共同屋檐下的敌对民族似乎在朝着和解的道路上迈进。令我越来越不解的是，面对伯克那激昂澎湃而富于雄辩的演讲，乔治国王和他手下的众臣怎么可能充耳不闻，置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于不顾呢？对于这位大政治家所持的党派立场和人民的立场之间的关系，我在随后的研读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觉得，像这样一粒如此珍贵，蕴涵着真理和智慧的种子，竟然被湮没在无知和腐败的稗子中，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麦考雷写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都很吸引人。这位在克鲁伯街上啃着面包的落魄男人令人同情，然而，即使在身体和灵魂遭受双重磨难的情况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友善的言行，还向贫穷无助的人伸出援手。我为他取得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而对他的过失则视而不见——奇怪的是，尽管重压缠身，但是种种压力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那些瑕疵也无损于他的人格。麦考雷以其出色的文笔化腐朽为神奇，令生动的人物跃然纸上。他的信念偶尔也会让我感到厌倦，但是他那为探寻真理而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看待事物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了；同我听到“大不列颠的狄摩西尼”雄辩演说后的敬畏之情相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在剑桥学习期间，我平生第一次沉浸在同学之间的友谊当中。当然，这些同学都是能看能听，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住在与学校相连的一幢房子里，豪厄尔斯先生曾在这里居住过，所以说，我们可能都从这所房子里得着点“仙气”。同学们的很多游戏我都参加，甚至是雪中捉迷藏；我和她们一同远足；我们还会在一起讨论功课，高声朗读我们感兴趣的文章。有些女孩学会了同我“交谈”，这样苏立文小姐就用不着为我重复她们的话了。
那一年，我的母亲和小妹妹和我一同度过了圣诞节。其间，热心的吉尔曼先生还把米尔德莱德安排在他的学校读书。就这样，米尔德莱德和我一起待在了剑桥，差不多有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在一起分享快乐；我们俩互相帮助，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那真是一段令人愉快的时光。
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科考试。我报考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希腊语和古罗马史。几门考试总共用了九个小时。我不仅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德语和英语成绩是“优等”。
在此，将我参加考试的程序做一番介绍或许是无伤大雅之举吧。参加考试的学生应该在十六个小时内通过测试——包括十二个小时的初级考试和四个小时的高级考试。一般来说，做完这些答卷至少也要五个小时。试卷于早晨九点在哈佛启封，并且用特别邮件送到拉德克利夫。每一个应试者都被登记在册，但与其对应的不是姓名，而是一个号码。我是第233号，因为我必须要使用一台（盲文）打字机的缘故，所以我的识别号码是无法隐藏的。
校方为我考虑得相当周到，我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考试，因为打字机的敲击声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吉尔曼先生亲自用手语拼写的方式为我读考题，为了不受打扰，房间门口还设置了一名守卫。
第一天进行的是德语考试。坐在我旁边的吉尔曼先生首先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一句一句分开读；与此同时，我也跟着大声重复，以表明我听清了他说的话。考题有些难度，在用打字机打出答案的同时，我的心里也感到惴惴不安。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题拼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做一些修改，然后他再把修改后的内容插入到答题中。我想说的是，在我以前所参加的任何一次考试当中，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在拉德克利夫，没有人会为我读试题，而且我也没有机会修改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答卷。也就是说，我可以利用有限的几分钟时间，根据自己的回忆修改疏漏之处，然后，再把改正后的答案写在卷子的底部。假如说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要好的话，原因有两个，首先，复试时不会有人为我读试卷；其次，初试时的科目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我在剑桥学院学过的课程，而复试就不一定了。还好，在那一年年初，我已经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吉尔曼先生用的是哈佛以前的正规试卷。
最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送交到主考官手中，他还在试卷上附加了一纸证明：我，第233号考生，独立完成所有答题。
所有其他科目的考试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过后面的考试都不像第一门这么难。我记得在考拉丁文的那天，施灵教授来到考场告诉我说，我已经圆满地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一消息令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带着放松的心情完成了后面所有科目的考试。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当我在吉尔曼的学校开始第二年的学习生涯时，我满怀希望，内心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遇到一些意外的难题。吉尔曼先生认为我在这一年里应该以学习数学为主。当时我学习的课程有物理、代数、几何学、希腊语和拉丁文。不幸的是，我需要的许多书都没有被制成盲文，因此在有些科目上，我缺少了必要的学习工具。而且，这些科目都是很多人一起上的大课，老师不可能为我做单独辅导。苏立文小姐只得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听，还要为我翻译老师的话。十一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头一次流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
对我而言，在课堂上求解物理题，进行代数和几何运算都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起初我无法顺利地学习这些知识，直到我们购置了一台盲文书写器。通过这台机器，我可以把自己的工作进程记录下来。我无法看到那些画在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获取形象认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以一个靠垫做依托，再把几何图形用或直或弯的细铁丝拼接出来。我不得不在脑海中描摹这些图形。正如凯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不但要抓住图形的形状，还要进行假设、演算和推理论证。一言以蔽之，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种障碍。有时候我感到勇气尽失，而且脾气恶劣，我的坏脾气甚至指向了苏立文小姐，而在我所有的良师益友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抚平我内心伤痛的人，她能够“将曲线捋直，令崎岖之地变成坦途”。
渐渐地，我的困难开始消失了。随着凸版书籍和一些辅助用具的增添，我带着重拾的信心重新投入到学习之中。代数和几何这两门课程仍在继续同我的努力相抗衡。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天生缺乏数学头脑，对不同的点面关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那些几何图形很是令人头痛，因为我无法看到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垫子上摆放也不行。直到凯斯先生教了我一些数学知识之后，我才踏进了几何学的门槛。
正当我开始克服种种困难的时候，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需要的（盲人）专用书快要到位的时候，吉尔曼先生不顾我的严词反对，对苏立文小姐纵容我的用功过度提出了忠告，他还削减了我背诵课文的次数。起初，我们曾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应该用五年的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在第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以优良的考试成绩向苏立文小姐、哈勃小姐（吉尔曼先生聘用的院长），还有其他任何人证明，我并不需要那么漫长的准备时间，有两年时间足矣。一开始吉尔曼先生同意我的想法，但是当我在学业上遇到了稍许的困惑时，他便认定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三年。我不喜欢他的计划，我更愿意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11月17日早晨，我感觉身体不适，所以就没有去上课。虽然苏立文小姐知道我的小病并无大碍，但是听到消息的吉尔曼先生断言我的病情不容乐观，于是就对我的课业安排做出了调整，其结果就是我不可能随班参加期末考试了。最终，吉尔曼先生和苏立文小姐的分歧直接导致了我的母亲把我和米尔德莱德从剑桥女子学院接走。
经过了短暂的耽搁，学校安排我继续学习，这次我的导师是剑桥的默顿·S.凯斯先生。这一年的冬天，除了在学校学习，我和苏立文小姐的其余时间都是同我们的朋友一起度过的。我们的朋友钱伯林家住在兰瑟姆，那里距波士顿二十五英里远。
1898年2月至7月，凯斯先生每周两次来到兰瑟姆，主要是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文课程。苏立文小姐为他做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返回了波士顿。在其后的八个月中，凯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他首先解答我上一节课不懂的难点，然后再布置新作业；同时，他把我在打字机上完成的希腊文作业带回家修改，等下次上课时再把作业退给我。
我正是以这种方式为上大学做着准备，其间从未间断。我发现，同接受课堂灌输相比，自学的过程更加容易，也更富有乐趣。自学时不会有仓促之感，也不会造成思维混乱。我的导师有充足的时间解答我的疑问，所以，我学得又快又好，其效果远比在学校学习要好。不过，同我所学的任何其他课程相比，数学仍然是最令我感到棘手的问题。如果代数和几何能有外语和文学一半那么容易就好了，但是即使像数学这样的课程，凯斯先生也把它变得多了些趣味。他成功地将复杂问题分解至我能够理解的最小片段；他时刻令我的思维保持在活跃和求知的状态。他训练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冷静而客观地寻求事物的结论，而不应该漫无目的地误打误撞。他总是对我宽容有加，尽管我的愚蠢可能会令约伯也失去耐心，可是无论我的理解是多么地迟钝，他始终对我抱有信心。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初级希腊语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是德语、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校方不允许苏立文小姐为我读试卷，所以，学校就雇来了尤金·C.维宁先生为我把试卷译成美式布莱叶盲文。维宁先生是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位教师，除了写盲文，他对我就像陌生人一样，并不同我交流。而监考人也是一个陌生人，他也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同我交流。
在对付语言方面，盲文可以说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一旦用到几何和代数上面，问题就来了。我感到既困惑又沮丧，尤其是代数，在这上面我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所有字母盲文熟稔于心——英式、美式，以及纽约浮点式；但是面对几何和代数变化多端的符号和标记，这三种盲文体系的表现形式却是大相径庭，而在代数课中，我只使用过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寄来了一份哈佛以前用过的代数试卷。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是一份美式标注的（盲文）试卷。于是，我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信，请他给我解释那些符号的意思。随后，我收到了另外一份试卷和一张数学符号表，就这样，我开始着手学习这些符号标注。当时正是代数考试前一天的晚上，而我还在拼命地分析那些异常复杂的标注，我还是无法知道大括号、圆括号和根号的组合排列方式。凯斯先生和我全都愁眉不展，我们对第二天的考试有了不祥的预感。好在我们在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小会儿，而且请维宁先生详细地解释了美式符号的用法。
在几何考试中，我还是遇到了标注不清的问题。过去我一直习惯于按照行列印刷的方式阅读命题，或者是把命题在我的手上拼写出来；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尽管那些命题就摆在我面前，我还是被盲文搞糊涂了，而且我无法把我读到的内容清晰地呈现在脑子里。考代数的时候，我仍然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总之，我想困扰我的正是我刚刚学到的那些符号。此外，我也无法看到自己在打字机上写下的东西。而我以前总是用盲文和头脑进行工作学习的。凯斯先生一贯鼓励我以心智解决问题，他并没有特别训练我如何书写答卷，因此，我只能承受漫长而痛苦的考试过程。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示范文本，以便根据考题要求形成自己头脑中的概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把所有的符号都理解无误了。我发现随机应变实属不易。
但是我不会指责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为我设置的考试障碍有多艰巨，他们也不会理解我必须要克服怎样特殊的困难才能够完成考试。我想，如果说他们是在无意之间在我的成长之路上设置了障碍的话，那么，当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将这些障碍一一攻克的时候，我依旧会感到无比宽慰。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为踏入大学校门所做的拼搏结束了，现在，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然而，在入学之前，人们认为最为稳妥的计划，就是我应该在凯斯先生门下再学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秋天，我才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我仍然记得入学第一天的情景，对我而言，那真是兴味盎然的一天。我期盼这一天已经很多年了。在我心里蕴涵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比朋友们的规劝更具有说服力，它甚至比我内心的祈求更加强烈，它驱策我竭尽全力向那些耳目功能俱全的正常人看齐。我深知行路艰难，但是我有克服一切困难的雄心。我将睿智的古罗马格言铭记于心：“虽然被逐出罗马，却依旧活在罗马城下。”我已被阻挡在知识的大道之外，那么我只能迫使自己穿越人迹罕至的乡村小路——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当然知道大学里面遍布着许多条这样的小路，在行进途中，我用双手触摸到的姑娘们都怀着和我一样的心理，她们勤于思考，热爱知识，而且斗志昂扬。
我满怀激情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在我面前，我看到了一个光明而美丽的新世界；内心深处，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一切知识的准备。在神奇的精神王国里，我会拥有像其他人一样的自由。这个王国的子民、风景、习俗、欢乐和悲伤也应该是鲜活而真切的。这里的讲堂挤满了伟大而睿智的灵魂，我把讲台上的教授们视做智慧的化身。
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大学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浪漫。我那年幼无知的美丽梦想随即变得暗淡无光，如同平淡无奇地过日子。渐渐地，我开始感受到了上大学的种种不利因素。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时间不够用。过去，我习惯于利用时间来思考问题或表达观点。我们会在某个夜晚围坐在一起，倾听发自心灵的歌声，只有在悠闲恬静的时刻，你才能听到诗一般的旋律在深深地拨动着灵魂的心弦。但是在大学里，你没有时间同自己的思想谈心。你上大学就是为学习来的，似乎并不是为了思考而来的。一旦你步入学习的大门，你就要把最钟情的乐趣——独处、书籍和幻想——连同飒飒作响的松树一起留在外面。我想我应该从思想中寻找到一些慰藉，并以此作为我未来幸福的积蓄。但问题是我没有足够的资本来支取当下的快乐，因而也不可能储存对抗凄风苦雨的财富。
我第一年主修的科目有法语、德语、历史、英文写作和英国文学。在法语读物方面，我阅读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莱德·德·缪塞和圣伯夫的著作。我阅读的德语作品主要来自歌德和席勒。此外，我还迅速地重温了从罗马帝国陷落到18世纪这一阶段的全部历史。在英国文学方面，我尝试用批评性的眼光研读了弥尔顿的诗歌和《论出版自由》。
常有人问及我是如何克服大学学习的不便的。当然，在课堂上我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教授的声音很微弱，他似乎正在通过一个电话来说话。授课内容会（被苏立文小姐）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拼写在我的手上，在努力跟上老师讲话速度的同时，老师本人的个性反而在我面前消失了。滔滔不绝的词语流淌过我的手心，恰如猎犬追逐行将消失的野兔。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也不觉得自己比用笔记录的姑娘们差到哪里。假如整个心思被机械性的听讲和手忙脚乱的记录所占据，那么你就不可能过多地留意到讲义的内涵或风格。我无法在上课时做笔记，因为我的双手正忙于“听讲”。通常我会在到家后把能记得的内容草草写下来。此外，我还要在打字机上做习题，记笔记，写评论，完成课堂测验和期中期末考试，这样教授们就不难发现我掌握的内容是多么有限。当我开始学习拉丁文音韵学时，我设法向我的导师解释了一套显示不同音节和词汇量的（盲文）系统。
我使用一台哈蒙德牌打字机。我曾尝试过很多机型，但是我发现哈蒙德牌打字机是最符合我工作要求的机器。这种打字机具有可变动的键盘，你可以移动若干滑梭，每移动一次就会转换成不同的字体——你可以在希腊语、法语或者数学字符之间转换，总之，完全视你使用的情况而定。缺少了这种打字机，恐怕我就无法上大学了。
在诸多课程之中，盲文版本的课本屈指可数，所以在看书时，我只得把书中内容拼写在手上。同别的同学相比，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功课。手指阅读耗时费力，而且我还要面对别人不会遇到的困惑。每时每刻，我都要集中精力让自己的意识处于兴奋状态，我会一口气花好几个小时阅读几章内容。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女孩嬉笑、歌唱和舞蹈的世界里，而这样的生活常会令我生起抗拒心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找回了愉快的感觉，我为心中的不满情绪感到好笑。毕竟，每一个渴望获得真才实学的人都必须要独自攀登“希尔要塞”，对我而言，那里没有直达顶峰的大道通衢，我必须以我自己的方式蜿蜒行进。我滑倒过很多次，但是我仍然会爬起来向着隐藏的重重障碍冲击。我每发一次脾气，就能更好地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步履蹒跚，长途跋涉，只为了取得那一点点的收获。我备受世人的鼓励，我满怀期盼越爬越高，宽广的地平线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每一次的抗争都意味着一次胜利。艰苦的努力使我触摸到了辉煌的云海，湛蓝的天空，以及愿望的高地。而且，我并不总是凭借一己之力独自奋争的。宾夕法尼亚盲人教育学院的院长威廉·韦德先生和E.E.艾伦先生为我提供了很多凸版印刷的（盲文）书籍。他们细致周到的服务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他们对我的鞭策弥足珍贵，已远远超越了常人的想象。
去年，也就是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第二年，我主修的科目有英文写作，《圣经》文学，美国和欧洲政体，贺拉斯颂诗，及拉丁文喜剧。最有趣，课堂气氛最活跃的是写作课。查尔斯·唐森·科普兰先生的写作课总是充满了妙趣横生、诙谐而睿智的语言，就那个学期而言，我觉得他比其他任何老师教得都好。他让你领略到的是最纯粹和最具震撼力的文学。在短短一个小时中，你可以尽情赏析前辈大师们的永恒魅力，你听不到多余的解释和说明，一切都让作品本身说话。由此，你会沉醉在他们那深邃的思想之中；你会全身心地陶醉于《旧约》那黄钟大吕般的雷声之中，乃至于忽略了耶和华上帝的存在；你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回家——你已经“窥见到不朽的灵魂以一种和谐的方式常驻人间，而真善美则是同上古精神一脉相承的不二准则”。
这真是令人愉快的一年，因为我所学的科目特别合我的胃口，比如经济学，伊丽莎白时期文学，还有乔治·L.吉特莱芝教授主讲的莎士比亚，约西亚·罗伊斯教授主讲的哲学史。一旦步入哲学的殿堂，你就会领略到久远年代的种种传统及其思想模式的精妙，而在不久前，这些知识在世人眼中还是陌生而不知所云的。
不过，大学并不是万能的“雅典学园”。你不会在这里遇到伟大的灵魂，也不会与智慧面面相对，你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手指的触摸。虽然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但是他们似乎已经变成了干枯的木乃伊。在我们确信已经拥有了弥尔顿或者以赛亚之前，我们必须要将他们从知识的缝隙中抽取出来，并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自作聪明的模仿。在我看来，很多学者都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因伟大文学作品而产生的共鸣，更多地是依赖于我们深切的同情心，而非我们的理解力。问题是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文化精髓极其稀少。不妨说，精髓的传承犹如枝条上垂下的成熟果实——你能够寻觅到一朵花、一条根茎和一束枝条的生长轨迹，但是你却不会对滋润鲜花的天堂雨露心存感激。我不耐烦地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你要在意那些个解释和臆测？”这样的念头在我的脑中飞来飞去，就像失明的鸟儿无助地在空中扑打着翅膀。当然，对于我们所读过的那些著名作品的精髓，我并没有全盘否定的意思。我所反对的只是冗长而令人困惑的评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观点。像吉特莱芝教授这样的大学者在阐释大师作品时曾说过，大师之作“恰如赐予盲人的新视觉”。的确，他正是把莎士比亚的诗人地位复原如初的先驱，也是带给我们光明的使者。
然而，当我试图卸载掉一半的课业负担时，结果却是每每而不可得；事实上，过重的思维负担会令你无暇分享知识所蕴涵的巨大价值。在一天之内阅读四本或五本不同科目不同语种的书籍，而且又不遗漏细枝末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当你带着焦虑不安的心情匆匆阅读，心里只想着各种测验和考试时，你的大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似乎有太多无用的小摆设堆在你面前，而如何选择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无法将思路理清。无论何时，只要我一踏入意识王国的领地，我就会感到自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成千上万种零零碎碎的知识就像冰雹一样在我的脑中四处飞溅，当我试图逃离险境时，传说中的妖精和校园水鬼就会紧追不舍，直到我愿意——或者说迁就那些邪恶的意识肆虐横行！——或许，我应该把顶礼膜拜的偶像统统砸碎。
不妨说，各种各样的考试正是我大学生涯面临的首要难题。虽然我曾经面对过许多次考试，而且每次都把它们打得大败而回，但是它们总是再次反扑，并且用挑衅的表情大肆要挟。直到像鲍勃·阿克莱斯这样的人物出现以后，我才感觉到信心又渐渐回到了指端。就在这些考验降临前夕，你的脑子里面塞的全都是神秘的公式和令人难以消化的椰枣——面对味道不佳的食品，你真想把自己连同书本和科学一起葬入大海深处。
终于，恐惧时刻降临，如果你觉得自己准备就绪，那么你实在是抢到了一个有利位置，这就是说，你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召唤到你思想的潜能，从而有助于你向更高的层次迈进。有一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任凭你百般召唤也无人理睬。而最令人感到困惑和懊恼的是，正当你需要调动记忆和缜密的鉴别力的当口，你所有的这些能力竟然振翅高飞，离你而去了。也就是说，你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储存了如此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总会在紧要关头将你拉下马。
“请对哈斯和他的功绩做简要说明。”哈斯是谁？他都做了些什么？这个名字看起来似曾相识。于是，在你储备的历史事件中，你上下求索，其过程好似在一个塞满碎布头的口袋中寻找一小块丝绸。你确信这个信息就在距你思维阶梯顶端不远的地方——你曾在查找“宗教改革运动”初期历史时见到过它。但是现在它究竟藏在哪里？于是，你翻出所有零零碎碎的知识储备——宗教革命，教会分裂，集体屠杀，政权体制——可是“哈斯”这个人在哪里呢？你会惊奇地发现，你所了解的那些事件并没有在试卷上表现出来。失望之余，你只得攫取知识储备，还要把你所学过的每一样东西悉数查验，终于，你要找的人就躲藏在一个角落里——他静静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全然没有意识到加负在他人身上的精神磨难。
就在这时，监考官却通知你考试结束时间已到。于是，怀着满腔愤懑，你一脚把思维的残片踢到角落里；你的头脑里塞满了革命性的计划——你想废除教授们的神圣特权，为什么他们能随意提问而无须经过被提问者的同意？
在这一章的最后两三页里，我已经隐约提到了几个人物——他们一定会转过身来嘲笑我。哈，这正是他们的风格——在我面前趾高气扬，用混合了种种隐喻的言辞冷嘲热讽；他们用手指着那头因遭受冰雹袭击而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以及各种面色惨白的怪物，说这是一些未经鉴别的物种！让他们嘲笑去吧。如果用十分准确的语言来描述我的生存环境，那么，面对磕磕绊绊、四处冲撞的思想意识，我会这样说：我已经对它们视而不见，而且，我还要故作深沉地说，我已经完全转变了对大学的看法。
我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习生涯仍处在来日方长的（起步）阶段，但是浪漫的光环已然褪去。从浪漫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中，我所获颇丰，可以说，如果没有实践经验，你永远也不会了解到事物的真谛。在诸多经验之中，最宝贵的就是关于“忍耐的学问”。“忍耐”教给我们这样一种求学心态——我们应该把接受教育的过程视做一次乡间散步，从容不迫之间，我们的思想就会敞开胸怀，尽情地接纳天地万物。这样求得的知识犹如一波无声的思想潮汐，将我们的灵魂悄然浸润。“知识就是力量”固然正确，但是，知识更应该是愉快的，因为要拥有知识——特别是广博、深奥的知识——就需要我们具备去芜存真、点石成金的本事。了解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思想和行为，你就会触摸到几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人性脉搏；如果你感觉不到脉搏的律动和爬向天国的脚步，那么你一定是个对生命的和弦充耳不闻之辈。
《我的生活》　卷一：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至此，我已经把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做了简要描述，可是我并没有向人们展示我对书籍的依赖度有多么大——这不仅仅是因为书籍带给人们愉悦和智慧，而且，它还能使人们通过自身的眼睛和耳朵获得知识。事实上，在我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书籍的功效要远远大过其他求知方式，所以，我要从最初的阅读经历开始讲起。
我第一次阅读故事的时间是在1887年5月，那时我七岁。自此以后，我便如饥似渴地攫取任何印有文字的纸张，凡是在我“饥饿的指尖”所触及的范围之内，我都不会放过。但是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我接受教育的早期阶段，我并没有进行有规律的学习，也没有依照任何原则来阅读。
最初，我手头只有很少几本凸版（盲文）书籍——几册启蒙读物，一本儿童故事集，还有一本有关地球知识的书，叫做《我们的世界》。我想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些书翻来覆去地读了又读，直到那些文字被磨损得几乎无法辨认。有时候，苏立文小姐会把一些我能听懂的小故事和诗歌拼写在我的手上，但是我更愿意独自沉浸在阅读的快感之中，我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读我喜欢的那些故事。
在我第一次游览波士顿期间，我才真正开始了阅读生涯。那时，我被允许每天在学院图书馆里消磨一段时间。于是，我徘徊在一个个书架之间，也不管碰到了什么样的书，我拿起来就读。当然，也许在每一页里我只认识一两个词。可以说，令我着迷的正是那些词语本身，而书的内容反倒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即使这样，我对知识的感知能力却十分强大，因为我的很多词汇和句式都是在那时掌握的。虽然对那些词句的含义不甚明了，但是在后来，当我开始学习说话和写字的时候，这些词句竟然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以至于朋友们对我丰富的词汇量大为惊讶。正是以这种不知不觉的方式，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当然，在早期的阅读中，我从来没有把一本书完整地读完）和诗歌，直到我发现《小爵爷方特勒罗伊》——这是我完全读懂的第一本书——我的阅读生涯才算正式开始。
有一天，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我的老师发现我正面对着《红字》的书页若有所思。那时我大约八岁。我记得她问我是否喜欢小珀尔，而且还向我解释了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随后，她对我说她有一本讲述一个小男孩经历的故事书，她保证那本书比《红字》有趣得多，我也一定会喜欢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小爵爷方特勒罗伊》，她答应接下来的夏天就读给我听。可是一直到了8月份，我们还没有开始看这本书；因为在海边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我完全沉浸在猎奇的兴奋之中，以至于忘记了看书这回事。当时我的老师要去波士顿探望一些友人，所以暂时离开了我。
当老师返回时，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阅读《小爵爷方特勒罗伊》。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读第一章时的时间和地点。那是8月里一个温暖宜人的下午，我们俩坐在一张摇摆的吊床上，这张吊床就拴在离家不远的两棵大松树之间。午餐过后，我们匆匆涮过盘子，为的是尽可能用整个下午时间看故事书。当我们快步穿过草丛奔向吊床时，受惊的蚱蜢乱飞乱撞，纷纷落在我们身上。我记得老师坚持要先把衣服上的蚱蜢摘掉，然后再坐下看书；可是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毫无必要的浪费时间之举。吊床上面已经落满了松针，因为自老师离开后一直没有人用过这张吊床。和煦的阳光洒落在松树上，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芳香，同时夹杂着一股独特的海洋气息。在开始读故事之前，苏立文小姐向我解释了一些我不太理解的背景，而且，在阅读过程中，她还要随时向我讲解生词。刚开始时有很多单词我都不认识，阅读因此会常常中断；但是当我完全沉浸在故事情节之中，生词这回事就被我忽略了。对于苏立文小姐认为有必要解释的那些词语，我想我当时听得很不耐烦。后来，因过于疲劳，老师的手指再也拼写不下去了，而我却第一次产生出一种被剥夺了心爱之物的沮丧感。于是，我把书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摸索着书页，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急切的心情。
后来，在我的迫切请求下，阿纳戈诺斯先生就把这本书制作成了浮点文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可以说，《小爵爷方特勒罗伊》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而且给我留下了温馨甜蜜的回忆。我之所以冒着招人厌烦的危险提及这些陈年往事，只因为相对于我那蒙昧、善变而混乱的童年记忆而言，这本书的确可以称之为无比生动的一章。
自从读过《小爵爷方特勒罗伊》后，我对书籍就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其后的两年间，我读了很多书，这些书都是我在家里以及在游览波士顿期间读的。具体读了哪些书，或者是在何种状态下读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些书我是不会忘的，比如《希腊英雄传》，拉封丹的《寓言》，霍桑的《奇书》、《圣经故事》，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狄更斯的《英格兰历史儿童读本》，《天方夜谭》，《瑞士人罗宾逊一家》，《天路历程》，《鲁滨孙漂流记》，《小妇人》，还有《海蒂》——这是个美丽的故事，我记得我看的是德文版本。这些书都是在边学边玩之间读完的。当然，自始至终我都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当时，我并不会对我所读的书进行研究和分析，我不知道这些书写得是好是坏，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它们的写作风格和作者背景。就这样，这些书把它们的“财宝”堆放在我的脚前，而我欣然接纳了书籍的馈赠，正如我接纳阳光和朋友们的友谊一样自然而然。我喜欢读《小妇人》，因为它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同那些能听能看的正常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由于我的生活受到了种种限制，因此我不得不在书籍之中寻找尚未发掘的新世界。
我尤其不喜欢《天路历程》，我想我都没有读完这本书。《寓言》我也不喜欢，我最初读的拉封丹的《寓言》是英文版本，当时我只是感觉这本书还说得过去。后来我又读了法文版本，于是我发现，无论书中的文字是多么生动，故事是多么精彩，我还是不太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不过书中的那些像人类一样会说话的动物从来就没有引起过我太大的兴趣。不妨说，给我留下印象的不过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动物，而并不是其中的道德说教。
接着说拉封丹。如果说他的作品带给了我们更高的道德感，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事实上，其作品中最值得回味的地方就是故事的发生动机和其中蕴涵的自恋主张，所有的寓言无不传达出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的道德感完全来自于自恋，假如自恋的动机被压制，那么幸福一定会到来。而我本人的看法是，自恋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当然，我的判断也许是错的，毕竟，同我相比，拉封丹有着更加丰富的观察人生的经验。此外，我并不太反对寓言所具有的讽刺效果，尤其是通过猴子和狐狸的口传授做人的至理名言。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读《丛林故事》和《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这类书。我对动物确实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它们是真正的动物而非被拟人化的笑料。当然，人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喜悦、憎恨和笑声贡献给喜剧，而把哭泣留给悲剧。如果说这些作品表达出了一种道德观，那么我们也会因其过于深奥而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我对古代的思想心仪久矣，古希腊的历史把我带入了一个神秘的境界。在我的幻想中，异教徒的神祇依旧行走在世间，而且还同人类面对面地交谈；在心里，我悄悄地为我爱戴的亲人们建造一座座圣殿。我知晓而且喜爱所有部族的女神和英雄，以及半神半人怪——不，并不能说是所有的神，对于残忍而贪婪的美狄亚和伊阿宋我就不喜欢，他们的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天神会允许他们行不义之事，可最后又对他们的恶行进行惩罚。这个秘密仍未解开，我常常惊讶于——
神是如此地缄默无语
当罪愆讪笑着悄悄爬过“光阴的殿堂”。
可以说，正是《伊利亚特》把古希腊变成了我心目中的天堂。在没有读原著之前，我就已经熟悉了特洛伊的故事。虽然当时我已经穿越了语法的边境线，但是在迫使希腊词语交出它们的“财宝”时，我还遇到了少许的困难。伟大的诗篇，无论用希腊文还是英文写就，它需要的不是讲解员，而是一颗敏感的心。难道不正是有那么一群好事之徒，通过他们所谓的分析而令伟大的诗歌变得面目可憎吗？所以，那些强加于人和艰深晦涩的评论的炮制者，真应该好好学一学这条朴素的真理！事实上，理解和欣赏一部杰出的诗篇，并不需要你去对每一个词的作用，或者是它在句子中的语法结构进行解释。我很清楚，博学的教授们从《伊利亚特》中发掘的财富要远胜于我。我并不是个贪婪的人，我甘愿接受别人比我更聪明的现实。但是即使拥有了渊博的知识，他们却无法揣摩出恢弘史诗所蕴涵的激情。当然，我也揣摩不出来。而当我读了《伊利亚特》中最精彩的篇章以后，我才有了灵魂升华的感觉——我狭隘逼仄的生命得以释放，而身体的局限也已被我淡忘。我的世界也在上升，它浩瀚无边，横扫过重重天际！
我并不十分赞赏《埃涅阿斯纪》这部史诗，但它的真实依然令人动容。在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尽量不去借助字典或注释的帮忙，而且，我总是喜欢把我特别喜欢的章节翻译出来。维吉尔的文笔有时的确精彩，但是他笔下的诸神和人类无不游走在激情、冲突、怜悯和情爱之间，就如同伊丽莎白时代化装舞会中的才子佳人。然而，《伊利亚特》中的神祇和人类则欢呼雀跃，纵情歌唱。维吉尔具有沉静而迷人的气质，如同月光之下的一尊阿波罗雕像；而荷马恰如头顶烈日、迎风而立的英武青年。
在书卷之间展翅飞翔是多么地惬意！从《希腊英雄传》到《伊利亚特》的旅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也不会带给你双倍的快乐。当我在语法和字典的迷宫中上下求索，或者坠入考试的怪圈之中，你可能已经游历世界很多次了；而考试——我认为这是大中小学为懵懂的学子们所设置的一道检验标准。我觉得《天路历程》的结局是比较合理的，尽管在“天路”的转弯处，我偶尔也会遇到惊喜，但是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似乎过于冗长乏味了。
我的灵魂竟然一度对天国的奇妙和弦无知无觉。我清楚地记得，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主日清晨，因为没有其他事可做，于是我央求表姐为我读一段《圣经》故事。虽然她认为我可能听不懂，但她还是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拼写在我的手上。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故事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不同寻常的语言和重复的叙述手法令这个故事显得很不真实，似乎不是发生在“迦南地”。我昏昏欲睡，还没等到约瑟的兄弟们拿着彩衣到雅各的帐篷里编造谎言，我的心神就已经跑到了“瞌睡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古希腊神话会令我陶醉其中，而《圣经》故事则令我兴趣全无。我在波士顿求学期间曾结识了好几个希腊人，他们对其祖国历史传说的热爱确实令我感动。鉴于我并没有遇到过一个希伯来人或埃及人，因此我也不能妄下断言，说他们只不过是些野蛮人，或者说他们民族的故事可能都是编造的，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假设来解释故事的无趣。不过说来也怪，我从来不觉得希腊神话无趣。
但我又该如何言说《圣经》中的智慧与荣耀呢？很多年来，我一直怀着莫大的喜悦和感动阅读《圣经》，我爱这本书胜过爱其他任何书；但是《圣经》中的很多地方都同我的本性相抵触。因此，我是带着愧疚的心情迫使自己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同它强加于我的种种不快相比，我并不认为我从书中获得的历史知识对我是一种补偿。就我本人而言，我希望能同豪厄尔斯先生一起，将古代文学中所有丑陋粗鄙的一面彻底肃清。当然，像任何人一样，我也十分反对把这些伟大的著作进行曲解或篡改。
在极其率真而朴素的《以斯帖记》中，你会发现某种令人震撼的情节。还有什么比以斯帖面对邪恶的君王时更具戏剧性的场面呢？她知道她的生命就攥在王的手心里。没有人能保护她逃脱王的愤怒。然而，她还是克服了女人的恐惧心理，怀着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她接近王，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我毁灭，仅只毁灭我一人而已；但是如果我活着，我的族人就将活着。”
《路得记》也属于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多么具有东方情调的故事啊！然而这些淳朴的乡下（犹太）人又是多么难以融入波斯人的首都！路得是如此地善良而忠诚，当她和收割者们一同站在起伏的麦田里时，我们都会禁不住对她产生喜爱之情。美丽而无私的路得如同黑暗岁月中一颗光芒四射的星辰，如果人们都怀有像路得一样的爱心，那么这种爱一定可以超越宗教教义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继而成为普世之爱，但是你很难在世界上找到这样的爱。
《圣经》带给我最深切而抚慰的感受，就是“眼目可见之物均属过眼云烟；眼目不可见之物实乃永恒”。
在我喜好的书籍中当然少不了莎士比亚。我无法确切说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但是我知道我最初是以一个孩童的理解力和好奇心来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似乎是令我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这出悲剧的震撼力足可以让我永远记住其中的每一处故事情节。有很长一段时间，幽灵和女巫甚至追逐至我的梦乡。我能看见，实实在在地看见，匕首和麦克白夫人娇小而苍白的手——极度悲伤的王后境况堪忧，这一幕在我看来是如此地真切，仿佛历历在目。
在《麦克白》之后，我读了《李尔王》。我决不会忘记格罗斯特的双眼被弄瞎时的恐怖景象。愤怒攫住了我的内心，我的手指不再移动（读取文字），我怔怔地坐了良久，血液在我的太阳穴里汩汩涌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个小孩子胸中所能积蓄的所有憎恨。
回想起来，我一定是在同一个时期熟悉夏洛克和撒旦的，在我的意识里，总会把这两个人物联系在一起。我记得我当时还为他们难过了一阵子，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成为好人，因为似乎没有人肯帮助他们，或者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会。直到现在，我也无法做到无条件地谴责他们的不义。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像夏洛克，犹大，乃至魔鬼之流就像一根根折断的辐条——但不管轮子被毁坏得多么厉害，承载人类历史的巨大车轮总会被及时地修复如初。
我第一次读莎士比亚时就留下了那么多令人不快的回忆，这似乎显得有些奇怪。明快、柔美而充满幻想的戏剧——也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戏剧类型——最初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或许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而已。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一个小孩子的记忆更反复无常的了：哪些是该拥有的，哪些又是该失去的，我无从说清”。
后来，我曾多次阅读莎士比亚戏剧，可以说对其中的部分章节熟稔于心，可是我却无法说出我最喜欢哪出戏。我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层次是广泛的，就像我的情绪一样变化多端。在我看来，短小的民谣和十四行诗能够传达出同戏剧一样的神韵。但是另一方面，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也增加了我阅读上的困难——读懂评论家和注释者们对每一行诗的阐释确实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我试图记住别人的评论，但是那些（蹩脚的）评论每每令我气恼不已，所以，我悄悄地同自己签订了一份“协议”——不再看那些评论。直到接触了吉特莱芝教授开设的莎士比亚课，“协议”才被我打破。我知道，莎士比亚（戏剧）博大精深，而且，我并不了解世界范围内的莎剧研究。我很高兴看到一层层的面纱被人掀起，将一个崭新而美妙的思想王国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我喜欢的书籍中，仅次于诗歌的就是历史。我把能用双手触摸到的每一本历史著作都读了个遍。从朴素的书页目录、记事年表到格林所著的客观公正、视角独特的《英国人民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历史》到艾默顿的《中世纪》。真正使我意识到历史价值的第一本书是斯温顿的《世界历史》，这本书是我十三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虽然我已经不再认为这本书无懈可击，但是我仍然把它视做我（童年）的珍宝之一。正是通过这些历史书籍，我了解到了上古人类是如何分散到世界各地并建立起巨大的城市的；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也就是人世间的“提坦”，是如何把万物置于自己的脚下，又是如何以一句决定性的话语为千百万人开启和关闭幸福之门的；不同种族的先驱们是如何在艺术和知识的领域开疆拓土，促进时代进步的；人类文明如何遭受社会堕落的浩劫，又是如何像凤凰涅槃一样重生的；人类又是如何通过自由、宽容的精神和聪明才智铺设拯救世界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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