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转战陕北(3)
也正是自小河会议后，作为中央秘书长的父亲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持长期战争的土地改革和财经问题以及新老解放区的各种新问题。
１０月２４日，父亲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电《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指出过去各解放区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重财政轻经济的现象普遍存在，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并努力改进。指示明确要求“在土地改革完成区的党、政和农会、工会，除开支援前线工作之外?穴要注意节用民力?雪，应全力去组织群众的生产运动，达到增产粮食、棉花、颜料、布匹、火柴、纸张、肥皂、纸烟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并增强对外斗争的力量。这里要坚决反对认为生产缓不济急，利润太小，不能解决财政的观点。必须认清只有增加解放区的内部财富，才是积极开辟财源，保障长期战争需要的根本环节。财政金融贸易机关，在执行政策上，应当把扶助和保护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作自己最基本的任务。”
１１月１日，父亲又为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关于出征部队供给等问题的规定》，对野战部队脱离原解放区驻地深入蒋管区作战或在紧邻老解放区的新区作战等多种不同情况下的后勤保障工作，提出“目前还只能实行由华北财办统一政策领导，责成各战略区独自经营的方针”，并作出具体规定。
同时，父亲已经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做法。为了端正分析阶级成分的标准，受毛泽东之托，集中精力研究土改问题。为此父亲专门分别致电中共晋绥分局转曾三、致电林伯渠向他们索要苏区中央局印发的有关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１１月８日致电中共华东、东北、五台、太行局，要求各地将土改中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即怎样确定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人等材料日内电告中央。
不幸，１１月中旬父亲的高血压症复发，高压已达２２０，出现晕倒的严重症状。遵照中央安排，他到骑兵连驻地环境清静的钱家河休养。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母亲带着小弟远远也从兴县赶来。然而父亲无心“静养”，倒是利用养病之机，对钱家河周围正在进行土改的村子进行了仔细的调查。通过他亲自调查和吩咐身边同志的分别调查，对驻地３０多个村子基本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十几天后，父亲从钱家河回到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从１２月７日至２４日是会议的准备阶段，分政治、军事和土改３个小组进行。父亲主持土改小组，林伯渠、叶剑英、习仲勋、李井泉、张德生等参加，讨论土改中的有关政策特别是划分阶级等问题。
１２月２５日至２８日，会议正式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并给予很高评价，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会议还详细讨论了现时党内的倾向问题：土改及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
２７日，父亲就一段时间以来对土改问题的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及理论思考，针对目前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现象，郑重地提醒大家：“消灭旧的土地制度，对于在抗日期间发展起来的党的组织，是一件大事，党内党外都需要进行教育。消灭具体的地主阶级，不可轻敌。地主阶级会用种种方法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现在运动已经起来的地方，在联合中农的问题上有些‘左’，……问题就是侵犯中农利益，认中农为富农，排斥中农，不吸收中农参加农会等，在部队中也有所表现。在群众运动中，这是难免的，但领导上应及时注意。”
由于会前不久中央已重新印发了１９３３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因而，发言中，父亲侧重于财产处理、政治待遇等提出可操作的政策界限。他说：
2．转战陕北(4)
对地主应斗争彻底，经济上交出全部土地财产，按土地法规定分配，政治上要压服。但地主要分大中小，恶与不恶，普通的中小地主不必都捆打，更不应打死人。地主一般不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开明士绅可在群众同意下，保留选举和被选举权。开明的条件是：过去拥护抗日，现在拥护反蒋和土改，愿意把土地财产拿出来分配。
富农在经济上要与地主有区别，政治上也可考虑不同待遇，一般保留选举权，开明的富农，也可保留被选举权。对新式富农，平分土地，多余财产是否分，要根据自愿，他们应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中农被错定成分者，如成分降下来，东西尽可能退回原主。
地主富农之有工商业者，保留其工商业，可不分给土地；其参加公营工商业者，合法的保护，非法的没收。
对地主分子，一般以强迫劳动来改造，凡继续劳动五年，政治上无反革命行为，地财拿出者，可以改变成分；富农三年改变成分。新解放区，以我军到达前一年的成分为标准。
知识分子应区分革命的、中立的和反革命的三类。革命的加以任用，中立的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反革命者不给选举和被选举权。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般成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非常重视父亲的这一席发言，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土改问题时说：“在‘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要反对这种潮流。”
十二月会议后，父亲又回到钱家河，着力完成中央决定的任务——准备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向高级干部作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父亲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就土改中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巩固地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及对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等亟待回答的政策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政策。
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芽父亲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拿历史、生活及政治态度等作为定阶级的标准都是错误的。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据此，提出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强调“富农与中农如何区别，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一般说，中农不剥削别人，但只有轻微的或偶然的剥削，仍应认为中农。”
关于牢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父亲说：“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中农“在老解放区，一般占了百分之五十上下。”在彻底平分土地以后，则农村中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中农。“打日本时，中农出钱出力不少，是有功劳的。现在打蒋介石，也靠他们出大部分人力和粮食。解放军中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中农。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从个体经济到集体合作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依靠有丰富生产经验和有较完备的生产工具的新老中农。将来，中农还可以同我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因此，错定中农成分、排斥中农、贫雇农包办一切、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等，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否则，“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革命就会要失败”。
关于斗争的策略与方法。父亲说道：在经济上把地主当做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被打倒以后，在经济上尽力设法保存力量。因而“贯彻土地改革，是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在斗争方法上，父亲强调区别对待，首先必须把地主、富农区别开；其次在地主中要区别大、中、小及恶霸与非恶霸；在富农中要区别新式富农与旧式富农。因为“过火地打击了富农，是可以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要“严厉些”，以使中小地主懂得土改的大势所趋，拿出土地财产来就不一定拿到大会上去斗，只要他屈服了，低了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至于新式富农，由于它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所以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对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应当如此。
2．转战陕北(5)
对工商业政策，父亲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破坏工商业，“是一种自杀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父亲说：要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解释清楚，使他们懂得为何要有工商业，教育一切劳动人民懂得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要服从整个的长远的利益。否则“形式上看来是走群众路线，实质上是犯了尾巴主义的错误”。
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问题。父亲从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服务的前景着眼，指出：“教授、教员、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他们大多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可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业，是一种脑力劳动。对于这些脑力劳动者，民主政权应采取保护他们的政策”，“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导他们，给以适当的教育和改造，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对在农村中没事做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要想办法来争取和改造他们”，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那对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
对开明士绅，父亲强调，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有一批开明士绅和我们共过患难，有功绩，“对这些人要采取慎重态度”，“假如出去到大关中，消灭了胡宗南，成立民主政府，就应当请类似杜斌丞这类人参加。”
演讲的最后，父亲特别讲了“打人杀人问题”。他极为严肃地声明：“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滥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他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要反对乱打滥杀，反对肉刑。”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因此那种主张多杀人、乱杀人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是直接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必须给以毫不容情的反对。“打人，我们也是要反对的。”“在审查干部党员和斗争个别群众中的坏分子时，应采取尽量用口批评说理、不准动手打人的方针。”
毛泽东对父亲的这篇讲演十分重视，亲自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并批示新华社：“用明码电报开始拍发，各解放区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刊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１月１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由于现在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对前不久中央工委送来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穴草案?雪：“我觉得现在似乎可以不发。”１８日刘少奇复电“完全同意。”同日，中央开会原则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穴又称《中央一月决定》?雪。３月１７日，毛泽东又电告刘少奇：“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３月２８日，中共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这篇公开演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这个时期为中央起草的若干党内指示，形成纠正解放区土改“左”倾错误，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指南。５月２５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中说：“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
2．转战陕北(6)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３日，就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周之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佳县刘家坪，经螅蜊峪镇到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元子塔渡口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的山西省临县，在寨则山村宿营。至此，结束了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两千多公里的陕北转战。
3．最后的拼搏(1)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４日，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到山西临县三交。两天后开始东进，取道晋绥军区赴晋察冀军区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
沿途，父亲他们白天行军，晚上作社会调查，特别调查研究土改整党问题。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兴县蔡家崖住一周，和周恩来陪毛泽东听取贺龙、李井泉等关于边区战争、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及工商业政策和支前工作等汇报，又参加了晋绥干部会。在岢岚县，父亲听取县委书记等汇报，并和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该县三级干部会代表。在神池，听取县土改工作团长的汇报；在代县，听取正在代县参加土改的晋绥日报社长、县委代理书记郝德青的汇报；在繁峙县，向伯强村农会主席耿香民详细询问该村土改中划分阶级、土改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马不停蹄，４月１２日，父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翻越五台山，然后乘车南行经龙泉关进入河北省境内。第二天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城南庄，住军区大院。
这一路，最难走的莫过翻越五台山。五台以群山中突出的五个状如垒土之台而得名，其中以主峰北台叶斗峰为最高，海拔３ ０５８米。五台山系中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因峨眉、普陀、九华均在江南，故五台成为北方佛教圣地。山高，岭峻，寺庙多。平原早已是桃梨盛开之际，此处却仍旧千里冰封。山风卷起雪花扑面而至，车轮打滑，无法前进。父亲等一行下车步行。这便苦坏了父亲，本就患有高血压病的身体好天气下攀高都困难，何况在风雪之中，低气压带来的憋闷更显突出。父亲只得揪住马尾巴，在警卫人员的围护下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地翻过鸿门崖。
在城南庄父亲住了十余日，主持召开区县干部座谈会七八天，听取阜平、曲阳、定县、建屏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干部关于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各阶层群众对土改的态度、党员干部在土改中的表现及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听取薄一波、林铁关于晋冀鲁豫、晋察冀地区土改、整党和职工运动中纠“左”的情况汇报，听取黄敬关于石家庄市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情况汇报。为了协助毛泽东完成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篇大文章，父亲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深入调查研究，从陕北的钱家河直到河北的城南庄。
４月２３日，父亲和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先期到达河北建屏西柏坡和朱德、刘少奇、董必武等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因准备赴苏一行而暂留城南庄。两天后，他们接到毛泽东的电报，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离开城南庄一周后，父亲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又返回来出席４月３０日至５月７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自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的首聚。同时，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等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决心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对此，５月３日，父亲在发言中指出：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方针都是战略性的，是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方向。他着重谈到，克服战争的迅速推进给老解放区带来的过重负担的出路，在于继续将战场引向国统区，既是决战决胜的需要，又可缓解老区人民战争负担，同时要发展农业生产，要在全党进行很好动员。他说：军队向前进，“政策的中心是团结百分之九十，分化其余的百分之十。”会议一结束，父亲又返回西柏坡。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早已烂熟于心，但真正理解，还是在熟悉了父亲的业绩以后。从延安时期他负责政策委员会讨论开始，这些年来，大凡党内大大小小政策的制定，似乎都与他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解放战争开始后，土改政策自不必说，整党、城市工作等有关政策问题一一摆在他面前。
3．最后的拼搏(2)
接下来的两个月，父亲集中分析研究在土改中的整党存在的问题。根据从晋绥到晋察冀行军中的广泛社会调查和各负责区域同志的座谈汇报，发现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左”的倾向，有的县党员受打击面在半数以上。对此，父亲分别于５月８日和６月２８日为中央起草了两个给中共晋绥分局的电报。
５月８日的电报《完全抛开党支部是不妥当的》，指出：“在整党工作进行中，必须对党员和支部作恰当的估计和分析，才不致采取冒险的整党政策。”根据对晋察冀和晋绥党员调查看，土改前真正地、富成分并不大，约百分之六七十是贫、雇农，这几年相当一部分上升为中农，新旧中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贫雇农成分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大部分党员是好的和可以改造好的。党的支部大体也可分三类，好的、一般的、很坏的。前两类可通过调换干部等方法改造。对很坏的一小部分“异己成分很多，领导骨干很坏，为地富直接把持或实际上完全为地主富农所操纵”的，完全应当超越它来进行土改，只吸收其中好的党员来参加，或宣布解散另行成立支部。“但这种支部的数目不大，要防止随意扩大其数目”。
６月２８日电报《正确分析党支部状况和对待犯错误的党员》，指出：在土改中对整个党的基层组织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采取自流主义的放弃领导的态度，采取抛在一边任凭群众去处理的办法，这种方针是“不妥当的，有错误的”，是对于经过十年斗争的党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是与错误的“贫雇农路线”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有联系的。这种错误的方针必定会伤害广大党员和一批干部情绪，增加以后整党的困难。对此，必须在适当时机用自我批评的态度加以适当指出，以利团结广大党员和干部。
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父亲一向主张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看到他的错误，也要看到他的功绩，看现在，也看历史。不仅对一个党员如此，对一个支部组织也应当如此。他认为：整党，是巩固党的必要步骤。不整掉党内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等，任其发展，我们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那种认为“整党是多余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不纯，自私自利，不能正确执行政策等现象的产生，不能只由基层组织来负责，主要应由高级领导机关来负责。因为农民党员在分散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恶劣作风遗留很多的情况下，他们掌握权力以后，很容易并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自私自利等。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未重视这一点，“疏于教育与防范”。同时，分配下级任务时，常常不按实际可能条件，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更促成下面的强迫命令等。因此，由于领导机关存在这些缺点，就不能过严地责备下面的党员和干部。而必须着重于领导机关首先要努力纠正、补救本身领导上的这些缺点，才能保障以后党内思想、作风与成分的纯洁性。所以，对过去犯错误不十分严重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的，一般就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处罚他们。要向群众作适当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对罪行太大，判罪才能平民愤者，给其应有的党内及行政上的处分，交法庭判罪那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持我们党和民主政府所必需的严肃性。
电报强调，整党中首先各级领导机关应该发扬民主，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正确地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原则上分清是非。因为运动中有些具体政策上面缺乏及时明确的规定，如怎样划分阶级，对地主的工商业如何处理，很长时间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本身是错的，下面就容易犯错误。因此有些党员和干部有意见、有牢骚，“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
3．最后的拼搏(3)
上述两封电报，我以为与父亲《土改中的几个问题》堪称姊妹篇，为我党解决土地问题和为迎接全国执政而解决党的自身建设两个关键问题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和具体可操作的原则与方法。
５月２７日，毛泽东在决定暂不赴苏后，从阜平城南庄移至西柏坡，与父亲和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会合。从这时起，为便于研究形势和处理各种重大政策性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实行集体办公。父亲更集中于对各解放区土改、整党工作和党员数量及党员队伍状况的研究分析。同时专门听取关于北平等地学生运动情况汇报，听取关于皖南、浙东、闽浙赣、华南和琼崖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发展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共双方军事力量消长的情况汇报等等。７月中旬，周恩来特函告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除中央领导交办的文件材料外，“凡是有关政策的传观材料，望先送弼时同志审阅”。是月底，由于李维汉将去石家庄工作，城市工作部也暂由父亲主管。
这时，我们全家都和爸爸住在一起了，虽然我和大妹远征仍是寒暑假才能回来小住，但总算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家了。然而，父亲却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仍旧整天忙于开会、听汇报等等。华北的盛夏入伏后暑热蒸人，格外气闷，这使患高血压的父亲很难过。我只记得，闷热得不行时，父亲就把帆布椅拿到了我家附近郭苏河边的小树林中，在树荫下处理公文、阅读材料，研究问题。遵医嘱，此时的他早已烟酒全戒，连带跟的鞋也不敢穿，唯恐磕绊发生意外。但是，他的病情仍在加重，却又没有时间多卧床休息。他曾对给他看病的苏联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嘛！”
是啊?选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期的１９４８年秋，父亲更不可能躺下了。
自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７日，父亲连续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准备。９月８日至１３日，父亲出席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近三年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７位政治局委员外，还有１４位中委和候补中委，以及１０名重要的工作人员。
会上，毛泽东作报告，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二点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方针问题是会议讨论的重点。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会议讨论气氛活跃而热烈，毛泽东经常在大家发言的关键地方插话。
父亲主持９月１０日的会议，并于１３日下午就战略方针与任务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纪律性问题、民主问题、党组织的发展与整顿问题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两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成绩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成大问题”。他说：
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们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
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的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急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
3．最后的拼搏(4)
至于加强纪律性问题，父亲认为：“我们从农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滋长。”而加强纪律性必须有一定量的干部和制度作条件和保障。他说：
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许多问题早就决定了，六大决议就讲了，但没有解决好。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个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那五本马列著作①，不能以忙来解释，忙可以挤掉别的。
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定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订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关于民主问题，父亲认为对于已有相对和平的华北解放区“党内党外均应强调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召开代表会、选举等，是发扬民主的形式，实际上还是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否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父亲指出“党内压制民主的现象还是有的，这是由中国党的条件而产生的，以军队之管理办法用到党内来”。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与党外人士合作，对于整掉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现象等有极大好处。
在发展党员问题上，父亲强调今后要着重在工业无产阶级方面。
这一阵，从预备会到正式会议结束，整整１８天，过度的劳累，使父亲的健康又出现了一次大滑坡。１０月１６日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道：“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了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个时期。”接到信，非常担心，可我却不敢回去看看父亲，那会被他大骂一顿的。我只好连夜给他写信，提醒父亲一定要注意休息，信中我自然又诉说了对他的惦念，尽管我明明知道我的提醒很难奏效，没有组织的强迫，父亲绝不会放弃工作的。
不久，听说周恩来亲自召集医生们讨论了爸爸的病情，一致主张让父亲休息一段，我才稍稍安下心。可我知道，父亲是不会真正老老实实休息的。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将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和西北战场上发动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中在毛泽东住处集体办公常常是通宵达旦。三大战役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辽沈战役，在９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前一天发动，１１月２日结束，历时５２天，歼灭国民党军４７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淮海战役，１１月６日发动，历时６６天，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结束，歼灭国民党军５５?郾５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江北广大地区；
平津战役，１１月２９日发动，历时６４天，至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结束，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计５２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我党的工作重心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潜心研究党的各项政策的父亲清醒地意识到越是胜利，越要注意党的政策，涉及各个领域里的政策。
１２月１１日，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处理矿产与城市房地产政策问题给中原局的指示》，指出：对这些产业的处理“应视这些企业原属何人所有而定。如矿产原属国营或真是官僚资本所有，则应接收或没收为人民政府所有；如属私人资本所经营或其中包含有私人股份者，则应留给私人经营和承认私人股份为有利；并要督促他们继续营业，适当地改善工人待遇。其中规模较大，将来应收为国有者，待以后再行处理”；对城市中的房地产，“目前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产房屋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他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同时，《指示》中明确“中央决定不要将很多国有财产划为党产，将来党的经费另想办法解决”。
3．最后的拼搏(5)
１月２２日，父亲又就解放军军管会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规定的范围等政策问题致函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他认为关于反动组织人员登记问题，“还有加以分别而慎重处理的必要，”“处理不妥，是可以引起混乱而脱离群众的。”父亲指出，对于特务系统人员及国民党下层党部和三青团的委员，“是必须强制他们登记的”。而“普通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员似不必规定每人都必须登记”。因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学生及一般公教人员，过去有不少是被迫加入或是为着饭碗而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父亲认为“在今天胜利发展形势下，那些普通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我们宣布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革命组织，不准再有活动，如果继续活动则严加处分之后，以及在我们手里有了他们的名单，我们有充分可能去分别查究之后，是没有多大可怕的地方。如发现他们中继续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可以另行严加处理。这或者比强迫他们都要登记会好一些。”
父亲的意见得到书记处的重视，１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处理办法的决定》，规定：“一切反动党派、团体和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其“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于履行登记手续”。
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天的西柏坡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
从２月１日至３日米高扬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处书记正式会谈三整天。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周恩来和父亲偶尔插几句作些解释。
４日上午，父亲专门来到米高扬的住处对他进行了访问。据负责翻译的师哲回忆，两人寒暄之后，谈了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交换了关于战争时期党对群众的号召、发动、组织等工作安排方面的经验教训，重点谈了工、青、妇方面的工作。他们谈到战后如何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谈到在恢复生产中我们可能需要的某些设备，并可能从苏方得到哪些帮助等。以及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革命的进展与转变等问题。父亲最后说，中国解放战争胜利后将逐渐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现在就是为朝这个方向发展而做准备、铺平道路。
当日下午，苏联客人休息散步时，米高扬对师哲说，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
２月７日凌晨，父亲和朱德两人亲自陪同米高扬到石家庄，顺便乘车观览了市容后，送苏联客人登机返国。
一月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决定和通过各项大政方针，为建立新中国做好直接准备工作。
３月５日至１３日，父亲在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入城市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五大书记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全会由毛泽东作重要报告和总结发言。会议就毛泽东的报告进行热烈的讨论。明确在全国胜利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研究和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１３日，父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对我党在步入城市进行全面执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构想。
父亲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毛泽东宣布我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提出了一个带历史性的问题”，“没有城市或不能把城市搞好，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说：“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
3．最后的拼搏(6)
他强调：“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明确的方针。”他从三个意义上阐明工业化之必须：
首先从“完全的独立自主”意义上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
第二，从“转到社会主义”的条件上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大致说“总不能少于百分之三十”。
第三，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上讲，“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工业发展还要向农业提供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技术；农业亦要向工业提供日益增加的大量的粮食和原料，提供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等等。“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互相促进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
同时，父亲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责成一切还留在乡村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林业等）为自己的中心工作，而且要使他们认识提高农业生产也就是为着工业的发展，没有这种认识是可以造成错误的。”
接着，父亲讲到解决发展工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他主张：第一靠工业利润；第二靠农业增产；第三靠税收；第四举办内外债；第五提倡节约。对于举办内外债，父亲特强调，“我们不能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内债可以适当时期举办””上述五个来源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最后，父亲重点谈到工作重心转移中党的建设方针也应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他分析了农民党员的特点，指出靠农民党员建设工业是困难的，“必须吸收大量工人党员，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和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否则“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因而“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同时，他十分强调“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必须建立起经常的组织生活”，各地尚习惯的一揽子会的方式应加改变。党支部和党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与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他郑重指出，“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父亲的发言，多处得到毛泽东的补充与赞同。那时候，这一代人都在为历史赋予他们的新课题而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战。然而，健康未能假父亲以岁月去实践他的雄心壮志了。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十天，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下，离开他们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前往北平。此时，父亲血压已高至２２０不下，这段行程父亲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完成的。同志们为我父亲放平车座，垫好被褥。为防止意外，傅连暲派医生随行。２４日下午到达河北涿县。当晚，叶剑英和滕代远带专列从北平赶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入城安排。傅连暲考虑到父亲健康状况，恐难以承受过于热烈的场面，建议不参加北平人民组织的欢迎大会和阅兵式。但中央考虑到政治影响，最后还是决定参加，只是特派一名医生于左右。
3．最后的拼搏(7)
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站，他们是乘火车行进的。３月２５日凌晨，列车载着中央五大书记离开涿县车站向北平进发。天亮时分抵达清华园，转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稍事休息，准备下午会见群众代表和举行阅兵式。
阅兵式是在西苑机场举行的。下午５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在北平的各界人民代表和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１０００多人见面，然后分别登上检阅车，检阅由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及英模功臣代表连以上干部组成的受阅部队。暮色渐起，只见５０门六〇炮陆续发出５００发照明弹，照亮天宇，战士门昂首挺立向领袖们敬礼，父亲一行无限欢欣，含笑还礼。伴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伴着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阅兵式结束。
当晚，父亲与毛泽东一行乘车前往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第一个居住与办公的地方——香山。毛泽东住在香山寺下的双清别墅，父亲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住在香山寺北侧的来青轩。
进城以后，父亲的病势仍未见缓。但他还是抱病参加了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及林伯渠、董必武等接见并宴请四野在北平的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这一时期，父亲着力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各种准备指导工作。他亲自起草了１?郾２万字的大会政治报告，并送毛泽东阅看。为什么由父亲亲自起草团代会的政治报告呢?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父亲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听取山东青年工作代表团关于解放区青年工作汇报后发出倡议重建的。
抗战时期，为广泛团结各阶层青年共同抗日，党中央决定，以青救会为青年组织的总形式。胜利后，青救会组织完成了历史使命，需要以新的组织形式将青年团结起来。
父亲倡议后，指导中央青委对此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讨论，并于是年８月２６日和９月１３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座谈会和中共中央座谈会，讨论了建立青年团的问题。两次座谈会上，父亲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性质和任务，提出了建团的办法和步骤，确立了党与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原则，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设计了一个蓝图。不久建团工作即按父亲发言提出的原则展开。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５日，父亲为中央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指示各地党委试办青年团。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日，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中，父亲收到刘少奇、朱德、冯文彬关于全国解放区青年工作会议的情况及建议在全国解放区范围内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电报。１０月２日，父亲代中央起草复电：“同意关于建团提议及布置。”但因战争环境制约，父亲酝酿已久的建团计划直到西柏坡时才开始实施。
在父亲的领导下，中央青委以《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中所提出的原则为依据，拟写了团章并由父亲最后审阅定稿。为筹建青年团培训大批干部，父亲指示中央青委在华北党校，设立青年工作干训班；１９４８年秋，青年班从华北党校分出，正式建立了中央团校。在父亲的倡议与关怀下，《中国青年》在平山嘉峪村复刊。刊物的出版方针、编辑计划及第一期的全部稿件，父亲都亲自审阅，就是对小文章、短讯等都不放过，都是提到政治原则高度来审查的。《中国青年》终于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复刊。
在全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１９４９年元旦，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１９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的通知》。２月１８日，中央成立了由５７人组成的全国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父亲亲自担任筹委会主任。
3．最后的拼搏(8)
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１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和共青团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３４０多名全国各条战线１９万青年团员代表，欢聚一堂。次日，父亲代表中共中央抱病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他说，目前局势的特点，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已经基本上为人民力量打垮，不管用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都无须很长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全国取得胜利。今后的任务是要用更大的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巩固新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他指出：
要知道建设比破坏要艰难多少倍。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于要走向失败。因此，要认识在全国获得胜利之后，还必须以同过去一样的努力，保持那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社会经济的建设而积累一分力量。
从青年时代就从事青年工作的父亲，深知青年人热忱有朝气，容易吸收新的思想和作风，把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再经过这些积极分子去教育、组织和团结广大的中间分子，并提高一部分较为落后的分子，使他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参加解放军和支援战争，参加工业、农业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会大大地增加我们的力量。因此，在报告中父亲提出，“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确实比旧社会不知道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准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报告中，父亲充分肯定了青年团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提醒青年团警惕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及闹独立性的错误偏向。“同时，应当把青年带头当先锋与‘先锋主义’加以区别。带头作用，打先锋，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要去提倡。”父亲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领导者和保护者。”保证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包含两个意义：一方面团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团员，必须明确地深刻地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坚决执行和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决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共产党的作风，保证全体团员及广大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另一方面，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职责，把青年工作放在一个应有的适当位置上，给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加强对青年团领导时，又应当注意尊重青年团在组织上应有的独立性，不要在组织上事事去干涉青年团”。
父亲的报告，不仅深刻地总结了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从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绝对必要性，更明确地提出了今后青年运动方向和青年团的基本任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以此政治报告作为今后全团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
然而，至今许多与会的老同志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报告，父亲只讲了一半，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在同志们几经劝说下，后一部分由荣高棠替他宣读。就这样，他仍自始至终和同志们一样坚持坐在那里，接连听完冯文彬在大会上作团的工作任务报告。
４月１８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一致推举父亲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同日，经心脏专家与眼科专家会诊，确认父亲病情严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休息养病。从此，全家随父亲搬到玉泉山休养所。傅连暲特派黄树则医生为父亲主治，并专派刘佳武医生特护。
3．最后的拼搏(9)
休养中，父亲仍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但很少参加大型活动了。５月８日，出现昏迷症状，经医生诊断，脑部血管已有器质性病变，眼底亦有小出血点。父亲的健康在继续下滑。
１０月１日，多么振奋的一天啊，首都３０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父亲从１６岁起即为之奋斗了３０年的事业有了如此辉煌的成功，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选然而，无情的疾病却残酷地将父亲按在收音机旁，借电波享受这一辉煌。我听他对母亲连连说道：“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啊！”从他的神态中读懂了父亲那一份深沉、那一份感慨；我从他坐立不住地等待远征参加大典归来的举止中，体会到父亲被病魔纠缠的无奈，更看到父亲对胜利到来的喜悦和激动！
那一刻，我为父亲未能亲身出席开国大典感到遗憾！
那一刻，我更从心底里为父亲感到骄傲！父亲的的确确为“造成大福家事业”贡献了他的一切！这一年，父亲才刚刚４５岁！
是月底，父亲经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瓦西林科等详细检查诊断，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治疗。诊断表明，此时父亲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显著硬化症，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脏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并有轻度糖尿病，且病情在严重发展。１１月下旬，中央决定父亲去苏联就医。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上旬父亲抵达莫斯科。先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和巴拉维赫疗养院等处医治、疗养近半年，病情有所好转。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８日，父亲返回国内。
父亲回国后不足一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父亲又抱病出席了部分会议，６月２６日，朝鲜内战爆发次日，父亲致信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２７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弼时意见，试做工作，每日不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自此，断断续续近一年未能好好工作的父亲，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负责的工作中去。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父亲终于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庆典。这时，朝鲜战事愈演愈烈；自９月１５日美国侵略军仁川登陆后，美军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中朝边境，１０月初悍然越过“三八”线，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１０月８日，应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党和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多次会议讨论后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连日来的会议常常开至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父亲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但在这种关键时刻，父亲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并未料及生命的最后时刻已临近，只是全身心地扑向工作：
１９日，是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天。为了筹备召开党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白天，父亲邀请河北武安县县委书记、部分区委书记、党支部书记到办公室座谈。像以往的习惯一样，父亲仍旧是亲自作笔记，提出询问，征求意见。会议从上午８点直至下午２点。晚上，父亲又对照地图，阅读前线战报……
１０月２１日，父亲亲自撰文纪念《中国青年》创刊２７周年，登载于《人民日报》；
１０月２３日，白天和师哲谈话，晚上出席中央会议；
１０月２４日，白天阅读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入朝和《关于诱敌深入山地加以围歼》等电文，晚上伏案查看地图，并随手将案头台历掀至次日……
１０月２５日晨，突发脑血管意外；
１０月２７日１２时３６分，连日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年４６岁！
父亲就这样匆匆离去，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终身的事业。但是，人民没有忘记他，党更给以他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于父亲逝世当日即发布讣告：
任弼时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组织家之一。从一九二〇年他十六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起到四十六岁病故止，任弼时同志的三十年生命完全贡献于中国的民族解放、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特别是贡献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政治工作。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内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的斗争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建设和领导红二、四两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艰险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任弼时同志都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之一，由于他对于中国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由于他在工作中的原则性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受到了全党、全军的热爱。
3．最后的拼搏(10)
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８日，父亲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任弼时同志之墓。
战友情深
1．文武得彰与贺龙(1)
父亲与贺龙相识并成为亲密的战友开始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７日，父亲等率红六军团到达甘溪，突然遭到桂军袭击，主力被截成三段，彼此失去联络。战斗失利，部队减员一千六七百人。此时，父亲正被可恶的“摆子”折磨得精疲力竭，躺在担架上与肖克、王震指挥作战。
正是在这几日，贺龙和关向应从敌人的旧报纸上获悉：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已由江西遂川出发西征，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同行。他们分析，红六军团可能是前来同红三军会师的。贺龙拍着报纸说：“报纸上是８月份的消息，如今已是１０月了，如果六军团是来和我们会师的，应该快要到喽！”于是，他和关向应率红三军团主力南去迎接红六军团。
１５日，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以及晏福生、苏杰率领甘溪失利与主力失去联络临时组成的特务团４００余人，转战９昼夜后，在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遇到贺龙。次日，他们即率部队兼程南下，接应正在分路突围的红六军团主力。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在父亲与贺龙的记忆中都成为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在贵州印江县木黄父亲同肖克、王震率红六军团主力和接应他们的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了。
当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不是当事者，又有谁能体会到他们当时的激动心情呢！
贺龙，这位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回到家乡洪湖，从开始仅仅是少数人，发展而为大兵团的红军，率部队赴汤蹈火，独立作战。现在，终于见到党中央的代表，见到兄弟部队，怎能不兴奋万分。父亲率军西征，艰苦跋涉，两个多月数千里转战与湘、桂、黔三省敌军周旋，终于实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目标，又怎能不激动异常！
两天后，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的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庆祝大会。会上，父亲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红三军恢复二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父亲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由他们三人负责统一领导和指挥二、六军团。
在主席台上，父亲指着贺龙，向台下的六军团的指战员高声地说：“看哪，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选”话音未落，即爆发了热烈的掌声。这时，贺龙却走上前来，握着旱烟袋杆，笑着，不无诙谐地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的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大家都被贺龙逗笑了。接着，他又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我们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同志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想蒋介石也睡不着觉喽！这里是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说着，他用烟袋杆敲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会后，贺龙把军医处长贺彪喊来，对他说：“六军团的马大部分失落了，你把军医处的马拨一部分给他们。你要挑几匹最好的马送给六军团的领导人。设法让营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坐骑。”又指示经理处，给六军团送粮、送肉，并吩咐部队连夜到山上割细草为六军团战友打草鞋。他还告诉军部值班参谋，两军会合后站岗、放哨等勤务全部由红三军承担。贺彪把自己最心爱的坐骑、段德昌送给他的纪念物——“小钢炮”送给了父亲。
父亲也命红六军团的同志把一路缴获的战利品，枪支、弹药、医药、香烟、被服等，送到二军团同志手中……
1．文武得彰与贺龙(2)
当天，父亲与贺龙促膝交谈至深夜。他俩互相尊重，配合默契，为此后长期共同战斗中的密切配合建立了良好的开端。多年后，贺龙还在说：“两军团六七千人，六七千个心，可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１９３５年１月，总指挥部接到电令，命红二、六军团分兵单独行动：贺龙率红二军团留守黔东；任弼时率红六军团向凤凰、乾城方向前进，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更多的敌人于湘西北，配合中央红军突围，进而与二、六军团会合。
贺龙不同意分兵，他认为：一是二、六军团各自只有３ ０００多人，分开活动势单力薄，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二是凤凰一带为军阀陈渠珍长期盘踞之地，反动统治根深蒂固，并且地处苗族居住区，语言不通，六军团单独前往，将难立足。他主张两个军团一起行动，开往永顺、桑植一带，那里群众基础好，国民党力量比较薄弱，进，可以到常德、澧县、沅陵，威胁重要城市和长江交通；退，可以到四川、贵州。这样更有利于钳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对此，父亲很以为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央不了解二、六军团目前的具体情况。分兵，两军团前途难料，实事求是地处置，责任者是自己，自己是中央代表啊。沉思良久，父亲毅然决定支持贺龙的主张，并起草了《关于二、六军团集中行动的请示》电，再次陈述利弊。尽管中央军委复电仍坚持分兵，但最后又说，“湘敌将其大部抗击中央红军，二、六军团之环境可有改善，应利用此时机求得向湖南大发展”。
电报发出以后，１０月２８日，红二、六军团同时出动，发起了湘西攻势。不出十日占领永顺县，两军团进入休整。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决定组成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为书记，贺龙等为委员；同时组成省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共同行动，由贺龙与任弼时统一指挥。
接着，父亲与贺龙共同指挥了龙家寨“十万坪战斗”。这是自红六军团西征和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重要战役。两军团分兵部署，密切配合，红六军团在东侧山地，红二军团在北端正面，同时猛攻。是役，歼敌１ ０００多人，俘虏敌旅参谋长以下２ ０００多人，缴获长短枪２ ０００余支，轻机枪１０挺和马匹、子弹等大批军用物资。这一仗，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一仗，调动了湘、鄂大批敌军，大大减轻了在湘境内的中央红军的压力。
是年１１月２６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正式成立，父亲与贺龙分别任书记和主席。
１２月，为建立坚强的后方，为进一步配合中央红军行动，父亲与贺龙分工了。父亲与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于后方，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使苏区各方面工作按照党的政策顺利发展。贺龙与关向应、肖克率红二、六军团主力从大庸出发，逼沅陵、破桃源、围常德、占慈利……给湘敌和进攻中央红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月底，部队返回大庸、永顺休整。
红二军团在会师后恢复了党的组织，部队扩大了一倍，指战员的胜利信心提高了，战斗力加强了。多年后，贺龙忆起这段战斗历程，曾深情地说道：“任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的宝贵经验，使我们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的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被歼和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数目日益增多了……这一切成就都是与任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切不可分离的。”
１９３５年２月底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红二、六军团。４月上旬，按中央指示，父亲与贺龙率军退出塔卧，向北转移。接连激战陈家河，歼敌李延龄旅，桃子溪一战，敌陈耀汉纵队从此消失。
1．文武得彰与贺龙(3)
６月９日，红二、六军团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在鄂军防区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以另一部分兵力切断了宣恩至恩施间的交通，歼灭了部分敌军，主力则隐蔽在宣恩城南１０公里处，准备打援。
敌徐源泉生怕宣恩丢失，急令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从来凤、李家河驰援。
１３日夜，父亲与贺龙率总部刚要开拔，机要科长向他们报告：电台截获了敌人一份密码电报，正待破译。他俩走到电台旁边，见王永浚正伏案译报。父亲对贺龙说：“你先走，我等电文译出来，搞清情况就跟上来。”贺龙先是推让，后想了想，同意了。但临走时又要警卫排多留几个人保护政委，并再三叮咛：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背也要把政委背回来。
贺龙上路不久，父亲也策马奔来，兴奋地告诉他破译结果：敌张振汉部奉命来解宣恩之围。贺龙高兴地说：“好啊，我们赶到忠堡去，打他个伏击。”“时间来得及吗?芽”父亲看看天色说。“急行军！”贺龙果断决策。一声令下，部队连夜在崎岖山路上急行１３０里，奔袭忠堡，埋伏在大路两边的山上。
也许是连日奔波深夜急行军的劳累，贺龙病了。父亲见他面色灰白，直冒虚汗，仔细观察，感觉他的呼吸也很重，便关切地问他哪里不舒服。贺龙只是摇摇头，说没问题。父亲不放心，又派人把卫生队长贺彪找来，一检查贺龙高烧３９℃。父亲当即对贺龙说：“你下去休息吧，前面的事情我负责。”贺龙却说：“我可不能下去，看不见战斗情况，说不定真会急出病来！”父亲和周围的人都笑了。父亲没说动贺龙，只好嘱咐警卫员要好好照顾贺龙。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天，张振汉率领师部和一个旅尽管打得很顽强，结果还是全军覆灭。这位国民党的纵队司令兼师长从此参加了红军，并长征到陕北，为红军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忠堡战斗大获全胜，贺龙的病似乎也好了。
贺龙，一员虎将，在战斗激烈时难免忘情。一次战斗正酣，陶汉章跟在父亲与贺龙的后边，敌人炮火很密。突围时，贺龙想骑马冲过去，陶汉章说：“站住！你骑马过去是不行的！”贺龙不以为然：“有什么关系？”陶汉章着急了：“你没关系；我有关系！”硬不让贺龙过去，让贺龙下马跟他走。贺龙硬是不下。父亲不但早已下马，并劝贺龙：“汉章意见是对的嘛！当然他的战斗经验不如你丰富，但这个意见是对的，下来跟他走吧！”贺龙一见父亲开了口，便不再坚持了，下马跟着陶汉章走了另一条路。过了口子，到该快走几步时，可是贺龙还是大摇大摆慢吞吞地走着，急得陶汉章又催他，贺龙却说：“你看，你这个孩子，我走不动嘛！”见此，父亲又来解围：“你快点儿走嘛，这里是打大炮的地方！”贺龙这才又快步走起来。
听他们回忆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我既为贺龙的犟脾气感到亲切好笑，更为他与父亲的相互关心与尊重而感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在父亲与贺龙的率领下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转移——长征。
最初的４个月，他们率军几乎天天行军作战，与敌人周旋。１９３６年２月占领黔西、大定、毕节及其周围地区，作短暂休整后，２月底，部队进入乌蒙山区。这里许多地区渺无人烟，几乎买不到粮食，１万多人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一个月，陷入了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最艰险的境地。
贺龙脚板上裂开一寸多长的口子，流着血，疼痛异常。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却又不肯坐担架，每迈一步，钻心的疼痛使他不由自主地打战。休息时，他坐在山坡石头上，往裂开口的脚板上抹些油，用火烧伤口，直到皮肉发焦，以此止血。后来油没有了，就直接用火烧脚板。
此刻，父亲也病倒了，高烧，像是肺炎一类的重病。贺龙十分着急，把卫生部长、医生、护士、副官都找来，十分严肃地叮咛：“你们要好好照顾任政委啊！你们晓得，要不是任政委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
1．文武得彰与贺龙(4)
父亲极度虚弱，连马都无力骑了，贺龙就动员他躺在担架上。父亲怕影响战士们的体力，坚决不干。贺龙只好又请肖克、关向应、王震和甘泗淇等集体劝说。父亲这才被迫坐在担架上。几次，父亲躺在担架上，贺龙拄着棍子，迈着艰难的步子跟在旁边，还给父亲讲笑话，而他的双脚正在流血。
经过半年多的转战，跋涉，１９３６年７月２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即电令红二、六军团等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成立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
此前，父亲和贺龙与党中央失去电台通讯联络很长时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情况毫不了解，不知道毛泽东已率领中央红军到达甘南地区，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地区的情况。他们误以为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名义的来电就是代表党中央。直到会师前不久，才有所了解。会师后，经朱德介绍，他俩终于弄清了一两年来党内激烈斗争的详情。
与张国焘斗争是需要讲究策略的。他自恃人多枪多，以势压人。这一斗争，又是贺龙坚决与父亲站在一起，就像当年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分兵与否的问题上父亲坚决站在贺龙一边一样，他们再一次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共同战斗。
贺龙很了解张国焘其人，策略地采取了向张国焘要人的办法，以多带部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贺龙借口转战时间长，兵力损失大，于是，将原归张国焘指挥的三十二军要了过来。同时，贺龙唯恐张国焘“脸色一变下狠手”，他让父亲、关向应和朱总司令、刘伯承及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整个警卫全由他亲自安排，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及充足的子弹。开会师庆祝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贺龙就坐在旁，他刚起身，贺龙就半玩笑地给了他一句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而贺龙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６０年代初，谈及这段历史，贺龙曾说：“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指亲自布置警卫一事），他就是真有此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终于，与张国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从甘孜出发时，父亲随总部行动，暂时离开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他与贺龙，两位戎马倥偬的生死战友也不得不暂时分开。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由于父亲逐渐地脱离了军事工作，他们共同战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但是当年浴血奋战中的了解和认识却是深刻的，无法忘怀的。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时，父亲在他著名的长篇报告《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曾这样写道：
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战后任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
贺龙同志的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且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
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
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他是一定要一直干到底，不管其中有任何的困难与艰险……
这，就是父亲对他的亲密战友贺龙的最真挚的评价。
而贺龙一直称父亲是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同艰苦共患难的敬爱的战友和最亲密的同志”。
2．朱德白发送青丝(1)
母亲家的客厅迎门的墙上，至今仍高高地悬挂着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生活照。多少年了，总司令开怀地笑着，关注着这个家，关注着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那样子就像要从照片中走下来，走进这个家！
听母亲说，父亲和总司令最早见面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父亲刚到中央苏区，在青塘，久闻大名的朱德给父亲的印象哪里有一点曾在旧军队当过旅长的影子！４５岁的年纪，征尘的岁月把皱纹留驻在眉宇间，一身红军制服，腰束皮带，胸前挂着一个老式长筒望远镜，体格结实魁梧，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朴实。而父亲却与之成为鲜明的对照：年轻、２０多岁，恰是风华正茂，颇具斗争经历的稳重与成熟也难掩盖学生出身的那股书生气。但是，就是这两个表面如此差异的人，在他们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却成了忘年之交。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父亲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长征，北上抗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红一、红三军团已于１０月１９日抵达陕北吴起镇。朱德却在四川阿坝一带同张国焘南下行动及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３月，父亲他们到达黔滇边境。总司令得此信息，为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其早日北上，即与刘伯承商议，力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两次发电要父亲率军前来。于是，父亲与贺龙等率红二、六军团于４月２５日始渡金沙江，翻越雪山，进入了藏民区，并于７月２日齐集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会师前，父亲对张国焘对抗中央、反对北上、另立中央以及发布“大军南下令”攻击污蔑中央红军等完全不知。与毛泽东、周恩来联络中断很长时间，只在１９３５年９月收到一封周恩来的明码电，却不知密码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被张国焘带走。
此次相见，距青塘初识五年有余。当年文质彬彬的父亲经过艰苦的浴血征战的军旅生活，变得更加成熟，进一步赢得了朱德的信任。
一见面，朱德就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和贺龙等。并拿出一大叠文件给父亲看：有政治局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朱德沉重地对父亲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父亲等得悉事实真相，坚决站在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坚强团结的基点上，同朱德、刘伯承及南下部队众多指战员一起，与张国焘宗派分裂活动作了一系列的斗争。会师第二天，即召开庆祝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父亲也讲了话，特别强调：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父亲不仅态度鲜明，更在行动上给朱德以全力支持。不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父亲按照朱德的意见，离开了二方面军，随同他和张国焘一起行动。
许多年以后，总司令曾说过：“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踏上了北上的艰苦历程。
茫茫草地，一片泽国。脚下是腐草、臭水遍布其间的瘆人的泥淖；举目四野，浓雾迷蒙，灰突突满眼，难以辨明方向；空中时而细雨清风，时而雪花飘飞，时而又大雨滂沱。这是长征以来所遇到的气候最恶劣、道路最艰难，食物最缺乏的一段行程。
出发时，每人只携带了七八天的粮食，预计１０天可以到达阿坝，结果走了２０多天才到。粮食得不到补给，开始每天还有三四两的粮食很快就没有了。战士们打狗，打鸟，打一切能吃的小动物充饥。最后，凡是牛皮、羊皮制的东西甚至皮带、皮包都成了食物。
正是在这极艰苦的时刻，一天，露营处传来一阵富于生命力的婴儿啼哭声，母亲生产了，把我大妹带到人世。望着草天一处的漫漫征途，父亲给她起了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名字——远征。听到哭声，朱德赶忙来到母亲身边，抱起还不会睁眼的婴儿，看看虚弱的母亲，乐观地笑着说：“哭得还蛮有气派哩！”随即，放下嗷嗷待哺的妹妹，扛着一根竹竿拉着父亲顶着细雨寻找小水塘，去为孩子钓鱼！这件事，我从母亲口里听到若干遍了，可每每母亲讲起它，总是充满感激，她常说：“那鱼汤，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鲜美、最温暖的鱼汤。”
2．朱德白发送青丝(2)
终于，志同道合的他们并肩走出了草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１９３７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日军不断增加兵力并大举进攻，华北危机，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即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战前线。
９月１５日，朱总司令和父亲等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到山西侯马，他们转乘火车北上，开始了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的历程。他们并肩策划战役，共同签署训令，他们吃住生活在一起，形影相随。
父亲表面严肃，内里活跃；总司令平易近人，忠厚温和。紧张的征战之余，他俩喜欢和战士闲谈、娱乐。青年人喜欢玩球，总部机关人员就组织了篮球队。３３岁的父亲不但参加，并且指示不论走到哪里，一定带着篮球。有条件时，就随便找一块平地，借老乡一块木板，上面钉个铁圈便一切就绪。而年逾半百的总司令也成了球场的“常客”。只要有球打，便可常见他穿着单裤、胶鞋赶到“球场”。
最富戏剧性的场面是总司令与父亲同时上场。每到这时，观众比运动员还激动。比赛时，总指挥与政治部主任各据一方。为了让战士们消除拘束，他俩各自叮嘱一方人马：打球如打仗，不能讲客气，球场上是没有什么总指挥和政治部主任的，谁也不能丢球！
这一来战士们放开了手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父亲依仗年轻，动作灵活，而朱德身大力不亏，也不示弱。高潮当然是他俩争球，那份认真、专注、毫不相让的一举一动，常常引发观众阵阵欢笑，观众变成拉拉队，既是总指挥的，又是政治部主任的，人们忙不过来地喊着：“总司令加油，加油……任政委加油，加油！”
转眼到了１９３８年２月，父亲奉命离开山西前线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又去共产国际，直到两年后才回国。
总司令与父亲有机会再度朝夕相处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机关到了西柏坡，紧张地指挥三大战役之际。
他们喜欢在驻地周围散步，我亲眼见到他俩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手牵着手，一会儿臂搭着肩，倾心交谈。据说，总司令曾叫父亲“被子”。依我的理解，那就是说父亲对战友就像“被子”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就像“被子”一样默默地给以温暖。
的确是这样，父亲是个很细心的人，从来不爱张扬。一件往事，我多次听戴镜元部长讲起。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６日上午１０点左右，总参二局局长戴镜元忽然接到父亲亲自打来的电话：“我和总司令下午３点到你们那里看看。”下午３点半左右，他们果然到达。由于当时父亲主管二局工作，常和总司令来视察。一年几次与同志们同吃、同住，一起研究工作，习以为常。因而，这次也没感觉出什么异样。照例，他俩一到先听汇报，然后到基层各个部门一一看望同志们。不但对具体工作作出指示，对同志们的生活同样问寒问暖，关怀备至。看到办公室烧煤炉子，就亲切地叮咛大家要常打开窗子换换空气；看到有的办公室房子太小，过于拥挤，就提出要做适当调整，等等。
晚上８时，从各个业务办公室巡视回来准备吃晚饭时，父亲忽然问戴镜元：“有挂面或者面条没有？”戴镜元虽然纳闷不知何故父亲忽然要吃面条，但立即答道：“有面条！”说罢，他马上到伙房告诉炊事员：“快！你赶快做面条，我给你烧火！”直到他端来一面盆面条放在桌上，父亲才揭开谜底：“今天是朱总司令的生日，他不在西柏坡过，而来二局，这是对大家的关怀呀！”同志们非常感动，当即每人一碗，吃了朱总司令的寿面。
当晚二局的同志们马上组织了一场联欢晚会，祝贺朱总司令６２岁寿辰。晚会热烈、轻松，欢快异常：有唱歌、跳舞，还有陕北秧歌……一直到下半夜３点，大家才尽兴散去。
这就是父亲为他的忘年之交设计的简朴得不能再简朴、隆重得不能再隆重的共产党人的寿辰祝贺，而留给同志们的则是一生无以忘却的纪念。这次的活动，我也参加了，所以永不会忘。
2．朱德白发送青丝(3)
这事过去３个月后，１９４９年３月，父亲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一起，在万众欢呼声中进了北平城。
不料，参加西郊机场阅兵式后，父亲再次发病，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低压高达１５０，脉搏每分钟１１０次以上。党中央书记处连夜开会决定：弼时必须立即全休静养，直到康复。
这次，全家陪父亲住在西郊玉泉山。
玉泉山的夏季，凉风习习，泉水汩汩，除却松树枝头不时传来几声鸟雀的啁啾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无公务缠身，无噪声干扰，经一段静养，父亲的饮食与睡眠比过去好多了。
中央领导同志常来看他，特别是总司令来的次数更多。每次，朱老总都要给父亲带些他最爱吃的东西。两个情同手足的老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舒心惬意。
父亲和总司令，一个生在湖南，一个长在四川，年龄相差１８岁，简直就是两代人，然而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此外，对散步、打球、打猎、下棋、照相、篆刻、吟诗、习字……几乎都有同样浓厚的兴趣。难怪人们说他们是“如火如花的老少年”。
一天，朱总司令又来到玉泉山。父亲兴致很高。我们也都为父亲身体有所好转而高兴。父亲建议开一个家庭音乐会。他自己亲自上阵钢琴伴奏，让我拉小提琴，总司令带妈妈和弟弟远远、妹妹远征小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了没两句，父亲也放开喉咙用俄文和起来。接着，我们又唱了两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
歌声飞过窗棂，飞向山谷，飞向沃野蓝天。
……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这是我终生记忆犹新的日子。
突发脑血管意外的父亲病情急剧恶化，连日来，毛泽东、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先后都来看望父亲。但他已半身瘫痪，不能言语，只凭一只可以活动的手，与同志们握一握，再眨眨眼，对同志们的关切表示感谢。很快地，父亲进入弥留状态，偶尔努力睁眼看看大家，更多时间是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中午１２点，又一辆汽车停在门外，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司令，得信立即赶来。６４岁的他大步流星奔进屋内，大声呼唤：“弼时，弼时同志，我来啦，我在这里……”
话音未落，人才刚刚走到床脚铁栏杆处，弥留中的父亲听到呼唤，猛地坐起，睁开双眼，伸伸手，总司令马上绕过栏杆抢步抓住父亲的双手！
父亲突然倒下。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我知道，父亲要走了。我这一生只见过两次这样的情景。第一次，是７岁那年，我还是不懂世事的孩童，与奶奶相依为命。不料奶奶生病了，病势日渐沉重。一日晚上，亲戚们把我放到另一间房睡觉了，只告诉我奶奶病重。小孩子的我，哪里知道这天晚上会是奶奶生命旅程的最后！半夜，突然我被人摇醒：“快！快起来！”说罢眼睛闭阖的我被抱着，来到奶奶房中，只见奶奶床前围着的许多亲戚，马上让开空地说：“来了，来了！”这时我已清醒，跌跌撞撞地奔到奶奶床头。也是这般突然，卧床多时的奶奶“忽”地猛然坐起，大人们马上把我推到她身边，我大声地喊着：“奶奶！奶奶！”奶奶攥着我的小手，突然倒下，瞑目了……
许多老人都这样说：人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有他心里最记挂的人，看不见这个人，他是不会咽气的！
奶奶是记挂着我的！
父亲呢？父亲记挂着总司令！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总司令沉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２０多年的忘年战友致军礼告别！白发送青丝，那是一番何等心境！
3．毛泽东黯然扶柩(1)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位倒下去的创业者。我亲见毛泽东满目戚容扶柩送父亲西行。
他们曾是“校友”，但他们更是政治上的同志。在几十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过程中，他们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他们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更多的是统一认识后的相互全力支持。
父亲认识毛泽东很早很早。１９１５年秋，１１岁的父亲走出塾塘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高小部。此时，长父亲１１岁的毛泽东已是师范部本科第八班学生，并且自１１月开始即当选为校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开始了他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一师的学友会很活跃，在“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的宗旨下，组织同学参加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高小部与师范部仅一墙之隔，这时也组织了学艺会，父亲则成为谈话、竞球、竞走、音乐四种组织的活跃成员。１９１８年夏，两人毕业了同时走出一师校门，不同的是父亲进入了明德中学，毛泽东则结束了学生生活。
１９２０年夏，就读长郡中学的父亲加入了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包道平等为筹备员正在筹备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旋即在该会推荐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
此去六七年，重逢之时，两人均已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两人同时出席了中共“五大”，父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两人又同时出席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父亲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父亲除了仍负责团中央工作外，逐渐转向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自此踏上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１９２７年９月，毛泽东开始组织、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种种不可行性造成队伍受挫。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冒险夺取长沙的计划，并致信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得到认同。为此，激怒了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指责“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持同一认识，决定特派父亲“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和查明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父亲到湖南后，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了解情况，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今后工作计划，改组了省委，果断地停止了９月１９日长沙暴动计划。并向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尽管报告很难免不带有当时全党出现的急躁情绪，但就整个报告而言，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秋收起义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客观上拥护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父亲在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部队撤向农村是对的，但，也决没有批评之意。暗中却是在为其辩护。对放弃长沙暴动计划，父亲未置可否，而是提出要“从长解决”，不要急于处理。对于起义部队的去向，则提出“湘东工农军如在浏、平能保存实力则须留在该处”。言外之意更明显，倘若起义队伍在“浏、平”不能保存实力，当然要撤向他处了。
父亲就是这样“全权代表中央”处理了湖南暴动问题。大约是如此处理不甚合中央意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调父亲回中央。
父亲调回中央工作后，非常尊重毛泽东，工作中密切配合，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当然，偶尔也发生过争论。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调集了３４个旅，计２３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逼近。战火烧到了延安大门口。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凭借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基础，打一场人民战争；采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3．毛泽东黯然扶柩(2)
继而，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率党中央和前委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率工委，移至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后委即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人，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
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父亲任支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一方面他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这个大战场，同时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但关系重大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等几十万气焰嚣张的国民党正规军周旋，确保党中央和毛泽东万无一失。
１９４７年６月７日，险情发生。国民党胡宗南部刘戡率４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只有几里路。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军出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时下，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陇东地区，距王家湾几百里之遥。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４个连，加上后勤服务人员算在一起，也不过３００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２００余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向何处去？
父亲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转移，如有情况可向东走。因为此时西有敌马鸿逵部、南有敌刘戡、董钊部，东又濒临黄河。父亲认为只有北面路宽、活动余地大，必要时可以过黄河。这样才可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北、向东，更不同意有情况就过黄河。于是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毛泽东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父亲担心“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也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无保障。”毛泽东则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快不了，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道，敌人若追来，速度会很快。
父亲考虑必要时过黄河，因他把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视为全党赋予他的重任。朱德总司令东渡黄河前曾再三叮咛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中央留在陕北，父亲当然完全同意，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中央支队的司令员，父亲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为此，父亲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使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与洞察能力，并且，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满脑子都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对父亲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
父亲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在中央苏区时就认为他有才干。经过争论，认识统一了，父亲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尔后的事实，恰恰被毛泽东言中了。
后来形势稍现稳定，他们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父亲，并撤去他中央支队司令员的职务。这倒不是因为行军方向意见相反的争执，而是因为父亲情急之中，决定行军方向，事前没有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纪律。
一向光明磊落，极重视党性修养的父亲，坦诚地接受了一切，积极协助接替他的周恩来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未因此而影响对父亲的信任，不但仍委以重任，并且对父亲的意见仍然十分重视。
土地改革是当时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的重要问题。
3．毛泽东黯然扶柩(3)
这年１１月，他们转移至米脂县杨家沟后，父亲血压高病情加剧，不得不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行前，毛泽东和父亲就土改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门探讨，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老区及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和划分阶级等问题。
父亲肩此重任，无心养病。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抱病在米脂县杨家沟附近的３０几个村子进行广泛的调查，访问农民，询问其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父亲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父亲对全国土改情况比较清楚了。１２月，出席了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会后，父亲返回钱家河，利用病休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父亲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上进行了演讲。
毛泽东对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此文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
此后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些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中，多次肯定父亲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１９３３年两个文件的指示》中说：兹将１９３３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印成小册子，并加入弼时同志的报告为附件。然后将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做正式文件，遵照实施。“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以弼时同志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为准。”
转瞬，到了１９４９年，新年伊始，北平解放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但年仅４５岁的父亲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却更加严重了。血压２２０，心律不齐，心跳常达１１０次／分钟。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父亲休息养病。
毛泽东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在指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特派专人给在玉泉山静养的父亲送来一缸金鱼，并附函：
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父亲去苏联治疗一事。父亲赴苏前，毛泽东特专程来我们景山东街的家中送行，再三叮嘱父亲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父亲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到医院检查身体，并看望了父亲和其他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１９５０年年初，当父亲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一次专程去看望了父亲。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父亲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老战友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父亲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父亲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饭桌上，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
毛泽东很赞赏父亲的远见卓识。他不无风趣地认同：“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吃黄油面包，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3．毛泽东黯然扶柩(4)
１９５０年５月底，父亲从苏联返回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泽东同中央商议，同意父亲每天工作４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父亲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５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８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８小时以上。过度劳累使他猝然倒下，永远倒下了。
毛泽东十分悲痛。父亲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即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９时，毛泽东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4．周恩来掩面嚎啕(1)
我这一生见过周恩来无数次，并有幸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时与他和父亲同住在一孔窑洞里。我曾为他们消灭蚊子、烧死臭虫；我生病发烧，他亲自为我用冷手巾敷头降温。我熟悉他温文尔雅的亲切的微笑，习惯他叱咤风云又镇定自若的伟岸气魄……但是，在我２０岁那年的１０月２７日，我却亲眼目睹了他震撼山岳的情感爆发——掩面嚎啕，当着我们这些晚辈！
那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妈妈和我们都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悲痛思绪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和母亲亲切地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坐在沙发上，就像二十几年后身患癌症时他斜靠沙发背，左手放在扶手上人们熟悉的姿势一样。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男子汉的大哭，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人们敬爱的周总理！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与父亲，作为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中年的奋斗，在为了实现共同理想的拼搏中，他们几十年间生死之交的那份战友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寻觅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他俩曾像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自上海启碇。２２岁的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１５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登轮奔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次年春，１７岁的父亲也是从上海启程，乘日本邮轮，奔向东方，奔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三四年后，国内大革命的风云召唤着他们，他们归来了，满载着奋斗的豪情归来了。尽管所去的国度不同，却求得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１９２４年８月，父亲从莫斯科归来，在上海大学教俄文，并积极筹备共青团“三大”，开始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９月周恩来归国，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８月７日，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父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于次年３月１５日调至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因在起义前线，未得到会，但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他们两人在指点江山的生涯中并肩破浪。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了，对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为此，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承担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使命。３月５日，父亲偕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
4．周恩来掩面嚎啕(2)
１９３９年８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疾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治伤。９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两人在异国重逢了。周恩来一见父亲，便大步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而父亲，首先注意的是周恩来屈伸困难的右臂。
“很痛吗?芽”父亲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父亲叮咛周恩来安心养伤，可是永远闲不住的周恩来怎能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呢？除了必要的治疗，他马上开始了工作。病床上还和父亲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的困难：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请求帮助解决，或者将较优秀的学员派往苏联办训练班。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１２月下旬周恩来出院。这一时期，他与父亲分工合作，他负责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父亲一边与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作回国准备。
工作空闲，是两个战友，两个家庭及与其他旅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相聚的绝好机会。至今我家还珍藏着三张那个时期他们的合影。
有一张是我最喜爱的，并常常翻出来细看。那是一张呼之欲出的父母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四人合影。父亲与周恩来分立两侧，母亲与邓颖超并肩站在中间。邓颖超微侧身躯右手亲切地搭在个子稍矮的母亲肩臂，四张含笑的面庞留下了永远的一瞬。特别是周恩来，虽着深色的西装，却难以遮挡他的精明干练的朝气；恰成比较，一袭浅色西装的潇洒同样无法改变父亲的谦虚与稳重。
父亲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因身份特殊，回国途中恐出意外，他们决定：凡秘密文件，甚至父亲个人的东西都交周恩来携带。因为周恩来在国共合作中有公开身份，抗战爆发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过境时在两国都有豁免权，不受检查。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对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父亲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讯密码等机要材料，都由周恩来带在身边的小皮箱内。
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父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等一行９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
此后，周恩来往返于延安与重庆之间，奔波于统战前线；父亲则一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过起了延安党中央这个“大家”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父亲和周恩来才又相处在一起。
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撤出。当时，中央书记处５人分两地，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和父亲三人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开始了在陕北的转战。
还记得父亲当笑话讲给我的一件事。
一段时间，中央机关住在王家湾，父亲和周恩来的窑洞是里外间。清晨父亲起得早，常去营房和马号附近转转，为了让周恩来多睡一会儿而不受惊动，他不走过道，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窑洞的小窗，从窗口跳出去。
一天早上，他又从窗口跳出去了。周恩来醒来，看看窑洞门没开，以为父亲还在休息，便轻手轻脚地穿衣下炕。突然，要咳嗽了，怎么办，周恩来紧皱眉头，用手紧捂着嘴巴，急忙走出门去，直到距窑洞十几米处才低低咳出声来。不想咳罢抬头，正见父亲远远走回，两人相对一愣，即默然会意。
今天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只觉得父亲和周恩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人。
从这年１１月，父亲血压高病越来越重，断断续续，直到开国大典因血压高与糖尿病的纠缠，父亲未能登上天安门。为此，中央决定送父亲去苏联治疗。那阵子，周恩来常来家中探望，并亲自将护照带给父亲。
父亲在苏联治病期间，正值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同苏联谈判并准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工作很紧张。一方面要在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还要到“苏维埃”大旅社指导李富春等人的工作。就是这样，也要抽暇去看望父亲。
4．周恩来掩面嚎啕(3)
转瞬１０年过去，此次莫斯科再见与１９３９年大不相同。两人都已不再年轻，父亲甚至已露英年早衰之状，而周恩来仍显得精神饱满。每次看望父亲，都要详细讲述谈判工作的进度情况，每次都要叮咛父亲静养。父亲多想如当年一样与老战友共同为新中国的前途再拼一把力啊！然而当他们分别回到国内，当父亲真的抱病投入工作后，终于被突发的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父亲逝世后，周恩来亲视入殓，亲手为他覆盖党旗，亲自执绋前导移灵劳动人民文化宫，并为父亲题词：
纪念任弼时同志，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
四十多年过去，阅历与生活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但非常遗憾，至今，关于父亲与敬爱的周恩来伯伯，他们之间的了解、信任与真情，我不了解的真不知道还有多少！这两位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而又内向与深沉的人，生前无机会，也不可能让我了解更多！
那震撼山岳的嚎啕还有哪些内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