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周是先父亲一步被抓来的。他住公平路，距竞业里不远，接到开会通知后第一个到达。刚坐下不久，即冲进十几个巡捕，不由分说将他和郭亮夫人及儿子一起押来。捕房又留下暗探，继续候捕其他人。这样便抓到了父亲。
知道周朴农没有暴露身份，父亲轻声说：注意隐蔽，我们要装作互不相识，看来敌人只是怀疑，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并叮嘱周朴农，敌人审问时，要利用３年前他曾作过内山书店职员作掩护。
2．留守·被捕·到苏区(3)
果然，审问时周朴农按照父亲的关照，一口咬定是内山书店职员，因内山书店的店主是鲁迅的朋友、日本进步文化人士内山完造先生。自然，在对质时得到书店认可。而父亲，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令他从不随身携带任何文件地址类的东西，因而敌人只搜到一张电车月票。这次，父亲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一口咬定是记错门牌推错了门。
当然，敌人不会轻信这些口供，对他两次施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时，周朴农回忆道：“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则是我在建国初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父亲后背因遭电刑落下的伤疤的。尽管时间使伤疤愈合，痕迹已淡，但敌人摧残革命者令人发指的罪恶却无法忘记。
这次的营救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中央特科具体执行的。特科的同志们调查了解到，这次父亲他们被捕，是因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路遇敌人“抄靶子”，抄到他衣袋中一个竞业里的地址，而前去搜查的，并没有其他什么凭据，只当他们是共产党的嫌疑犯。因此，特科即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等出庭辩护。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２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审判。父亲、周朴农、张永和因同案同时受审。他们坚持在汇山路巡捕房时的口供不变，潘震亚据此辩护，指责租界捕房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无言应对，宣布休庭。第二次开庭以“危害国家安全”判处父亲４０天监禁。
１９８４年，在搜集有关父亲的资料时，我终于见到了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父亲的判决书是一份两页的英文表格，一页上印着父亲的十指指纹，另一页上填着：
姓名：彭德生
年龄：２５岁，身高５呎６吋
职业：无业
籍贯：江西
住址：无固定地址
案情：危害国家安全，２９?郾１１?郾２２判决４０天
减刑释放 ２９?郾１２?郾２５
判决后，父亲被押往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极谨慎，就是对同牢难友也始终没有暴露政治身份。
这年１２月２５日，父亲被减刑释放，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至次年５月初，受中央委派前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到武汉后，父亲和母亲在汉口租界的闹市租了一处门面房，开了一个个体“画像馆”，以画像师身份作掩护，开始工作。
父亲的画像馆还真像那么回事，四壁挂满大大小小素描人物肖像，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一尘不染地夹在画架上。白天，母亲负责清扫灰尘，晚上用一块大布罩上。为了严格秘密工作，既不能让画像馆门庭若市，又必须有画像馆的形式，因此，这幅素描进行速度出奇地慢，每天添不上几笔。据说这幅未完成的作品，始终未完成，一直摆放到他们离开武汉。
我从未见过祖父生前的样子，但祖父头顶中式瓜皮小帽，身着旧式长衫，传神的双眼，浓黑的蚕眉和颇具特色的唇须，一直形象地印在我的记忆中。这都来自悬挂在故乡屋内祖父的肖像，它是父亲小学毕业时特为祖父描摹的，形象而又逼真。儿时，祖母曾多次告诉我：这就是你爷爷，是你爸爸画的，和真人一模一样。
我想，父亲肯定没有料到儿时的兴趣爱好会为他“实现大福家世界”之理想提供生命与事业的掩蔽所。
听过来人讲，国民党蒋介石搞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手段比中国旧军阀来得狡猾并阴险得多：频繁的宵禁、交通断绝，行人车船的盘查、旅店客栈住宿检查、常住人口的户口抽查……种类繁多。学校、工厂、监狱常有化装密探散布其间，甚至租界地四周出入路口也遍布了水陆军警监视，“邮检”不必说，就连印刷商店及机关团体油印机的管理、复写用具的销售都有严格限制。因此，造成一批一批共产党人遭逮捕杀害，工厂党团支部更屡遭破坏。
2．留守·被捕·到苏区(4)
遗憾的是，共产国际１９２９年连写四封信，强调要“反右倾”，加之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重新爆发，中东路事件的发生等，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并以李立三为代表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重点之一是武汉暴动，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其结果，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仅武汉，据国民党档案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２月公开枪杀“共犯”２３８人。其中９月份杀害者达８２人，是５个月中数量最多的月份。父亲痛心地向中央报告：“这真是对武汉工作的绝大打击。”
一贯注重深入实际的父亲一再向中央报告武汉工作受挫的情况，非但不为接受，反而认为他思想右倾工作不力，直到“左”倾冒险主义被纠正。而父亲，也从其间的困惑与迷惘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没有集中红军铁军；如果没有广大的城市工人群众的配合与农民士兵群众的配合与包围，即使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手中把中心城市夺取过来，也是很难巩固的保障这一胜利的开展以争取全国胜利。”
这时中共湖北省委撤销，成立中共武汉市委，长江局缩小至３人。父亲负责长江局宣传工作兼任武汉市委书记，着手恢复、整顿党的基层组织，联系秘密党员、发动工人群众进行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到１１月下旬，经过整顿，能够和区委保持联系的支部有１６个，秘密党员７２人，与党组织有联系的革命分子５７人。
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全部人员撤回，父亲随即回到上海。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长达４年的统治。
这次会议上，父亲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一周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宣布父亲和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曾山及湘赣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２月初，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６０％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尽早成行。３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父亲和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即赴苏区，父亲为代表团负责人。
父亲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面对的将是不熟悉的农村工作和没有实际经验的军事斗争，以及成熟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将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次，按理母亲当与父亲同行，只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只好滞留上海等待分娩。父亲走后一周，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２日母亲生产了，把我带到人世。他们都没有料到，只差这几日，我与父亲居然待到１５年后才第一次见面！
父亲进入苏区是由中央特科交通局安排，通过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线，从海路取道香港，再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沿韩江北上，到大埔，进入闽西苏区，再转中央苏区，４月４日到达瑞金。此后三年多是父亲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时期——开始了他从亭子间指挥革命转向了中国共产党割据区域的政权建设，参与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的实际斗争。
不久，第三次反“围剿”胜利。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中在瑞金共同筹备两个大会，由父亲起草《党的建设决议案》。
《决议案》提出许多对于在苏区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的原则。决议在分析苏区党的现状时，批评“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的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毛泽东曾于１９３０年５月针对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凭借“本本”发号施令的错误。父亲来中央苏区后，离开文章历史背景及针对性，抽象地理解反对“本本主义”就是不重视理论，错误地指责了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和“事务主义”。
2．留守·被捕·到苏区(5)
我以为，这是父亲革命经历造成的局限。学生出身的他，从１７岁开始在莫斯科东大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习和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的训练，回国后又一直在团中央工作继而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尽管他很重视实际工作，１９２５年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中再三强调“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但是，父亲毕竟是才２７岁的学生出身的革命者，难免理想主义地处理他不熟悉的领域内的工作。
然而，父亲毕竟是一个坦诚的革命者，不讳过！在此后的岁月中，不论对自己的过错、还是对党内发生的一些历史性错误，当他有了正确认识之后，曾不止一次地检讨自己。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写道，“在苏区党代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苏区时期（二年），我在政治上是接受四中全会后中央的路线，在军事上是主张积极进攻的，对于苏区红军发展的历史特点不加了解，不懂得战争规律，……与毛的思想政策对立，以至于反对。在扫清道路的斗争中成为积极的协助者”。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父亲又说，“听说他（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对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宁都会议上，我反对分兵准备战场，因此就把毛的军事领导撤销而以周替代”，“这是小资产阶级拼命主义的表现”。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延安整风时的自我批评更强调的是自己的错误。而实际上，１９３３年１月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到中央苏区后，他是被“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的。４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父亲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这也就是多年后张闻天曾说的“打毛排弼”。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1)
胡耀邦曾这样评价过父亲的历史功绩，说二方面军是在他的缔造下，发展、坚持下来的，实际他是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
父亲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开始的。真正率军转战则是奉命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突围西征。
１９３４年７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其军事顾问李德正处在彷徨矛盾中：既想撤离中央苏区作战略转移，又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企图守住苏区。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受命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并同在黔东活动的红三军沟通联系，企图以此同红七军团的北上行动共同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
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训令，指定父亲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３人组成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父亲为主席。
经过不足半个月的准备，８月７日下午，父亲等率红六军团，连同随营学校学员共９ ７００余人，从横石新江口出发，冒着伏天酷暑迅速突破４道内层封锁线，于８月１１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圩，召开干部会，誓师西征。
在无后方的情况下，父亲等率军跨越赣、湘、桂、黔四省的敌境５ ０００余华里，突破数倍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历时７８天，历尽千辛万苦，于１０月２４日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及军委赋予的战略转移的任务。
父亲是忠于革命，忠于事业的人。他工作的唯一原则是党的利益第一，他善于着眼全局处理问题。
与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后，马上遇到的问题就是确定两军部署与行动方向。当时中革军委一再指示两军团分开行动，要父亲率六军团“应速依军委累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对此，父亲纵观形势，采取了对尔后二、六军团胜利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决策：与六军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贺龙的主张，两军团暂时集中行动，在军事上发动湘西攻势，然后再向鄂、川、黔发展；在部队建设上彻底纠正夏曦错误，建立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
湘西攻势共击溃、歼灭敌军近２０个团，恢复与开辟约２?郾５万平方公里地区，奠定了湘鄂川黔边区的基础。
此后半年，是艰苦曲折的反“围剿”斗争。直至８月取得胜利。其间，吸引敌军８１个团于自己周围，同１０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７０余团，毙伤俘敌约２万，缴获枪支近万，扩大新兵８ ０００人，自身实力不但未减且扩大了一倍以上，胜利是辉煌的。
为此，父亲在总结此次反“围剿”胜利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
红二、六军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不可忽视的一步是两军团会合后立即进行的纠正夏曦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党的建设问题。
夏曦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继而又兼任红三军政委。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致使红三军实力大减，濒临绝境。
贺龙等许多红三军的干部多次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但他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加之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一直拖而未决。
父亲得此详情，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特有的地位，大力支持纠正夏曦的错误。会师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会师后的第三天，父亲即与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并针对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连队无支部等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现象，立即决定从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党支部。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2)
在二、六军团占领永顺、大庸后，父亲先后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和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逐步深入地批评纠正夏曦的错误，并陆续启用因过去错误处理而被撤销职务的干部，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底，红二军团党团员增加了４倍，各单位都建立了党支部，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的道路。红二军团的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给予的意义深远的帮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雄辩地证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统一行动的正确。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转战黔川滇最艰难危险之时，在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大举前进和开始长征之时，红二、六军团集中兵力，以高度积极的游击行动，钳制与吸引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全部及鄂、川、黔、桂军各一部，总计约２０个师，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对于这段历史，萧克将军曾这样评价：
弼时能洞察战略大势，驾驭战事的发展，能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确定战略方针。
弼时和我党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一样，在领导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国革命中，一接触到军事，就能运用马列主义原则来建设军队，指导战争。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６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湘鄂川黔边军区在湖南大庸县成立。父亲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萧克、张子意等任省委委员。贺龙为军区司令员，父亲为军区政委。
随即，父亲主持召开两军团领导人会议。为保住并发展既得的胜利成果，两军领导分工负责，发挥各自特长，使军事进攻与地方建设同时并举。贺龙、关向应、萧克率主力继续发展湘西攻势，对湘鄂两敌起到慑作用。父亲和王震、张子意及夏曦留在后方建设根据地，组成３ ０００多人的地方工作队，深入永顺、大庸、龙山、桑植等县，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各种地方组织。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底，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华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石堤溪以南有２４０华里，这一地区已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了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根据地。
有了这块根据地，扩大红军工作就有了雄厚的基础。父亲主持制定了扩红计划和扩红指示，各机关团体和部队都广泛而积极地开展了扩红工作。到１９３５年底，红二军团新成立了三团建制的第五师；红六军团新成立了三团建制的第十六师。在反“围剿”斗争中，两军团经历了大小战斗３０余次，部队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７ ４００多人发展到１７ ０００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主力军，严重地威胁湘鄂两省的敌军，威胁着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为此，敌人加紧部署，集结了２２个师又５个旅，计１３０个团２０多万兵力，对红二、六军团及湘鄂川黔根据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围剿”——“堡垒封锁”。红二、六军团总兵力不足２万，加上地方独立团、游击队，亦不及敌军十分之一，能够活动的地域一天天缩小，形势日益严峻。
父亲和贺龙等审时度势，果断地作出主动撤离根据地，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桑植县刘家坪的干田坝和水塔铺的枫树塔举行突围誓师大会。当晚，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等率两军团主力开始突围。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穿湘西天子山、张家界、索溪峪一线。这里是尚未开发的人迹罕至之地，自然也是敌人疏于防守之处。父亲和贺龙随二军团转移，在岭间小道上急行３８０里，抢渡沅江，冲破了李觉自夸“可保无虑”的封锁线，使陈诚的第一期“进剿”计划成为泡影，为挽回面子，给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记大过两次。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3)
此后一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分别转战湘西、湘中。年底合兵向西经武冈、绥宁间的瓦屋塘，再渡沅江，抄小路急进至芷江以西冷水铺地区稍事休整。
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父亲与贺龙决定打击追敌李觉、陶广两纵队于便水。结果激战二日，未收预期效果，准备在石、镇、黄一带建立新根据地已难于实现。为此，父亲深感遗憾。据贺龙回忆说，父亲在总结会议上，讲到便水战斗教训时，颇为生气，还拍了桌子。这对素以宽厚著称的父亲而言，是少有的。
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２日，父亲和贺龙、关向应率部进入黔东山城石阡。自离开桑植后，为时近两个月，转战数千里，在此方得休整。父亲立即召开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传达上一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来中央的长电，即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精神，分析全国形势，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同时，扩红８００人。
一周后，为实现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父亲与贺龙、关向应率部离开石阡向黔西进军。甩开数路追敌于黔东，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扩红５ ０００多人，红二、六军团队伍已达两万多人。从湘西出发到此，长途转战３ ０００多公里，部队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２０％，高度保存和发展了有生力量。正如萧克在《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中所说：“突破长征史绩中最高记录的数字（指保存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敌郝梦龄、郭汝栋、樊崧甫纵队及万耀煌师围拢过来，红军将被压缩在毕节狭小地区。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７日，父亲与贺龙率军撤离黔、大、毕，开始了“长征中处境最困难时期”。历时一个月，千里转战乌蒙山，有一段时间曾被敌人包围在３０里方圆的安尔洞狭窄地区，风餐露宿，连吃水都很困难。在他们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因粮食困难，气候太寒，居民房屋很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相当疲劳，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则章坝及宣威城北总共伤亡一千人左右，落伍和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
终于，在１９３６年６月，父亲和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胜利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西康（今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自中央红军北上之后，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与中央的电讯联络一度中断，父亲在两军团中身为“中央代表”必须独当一面，直到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９日，才收到一封署名“豪”的明码电报，大致内容是：弼兄，我们已到陕北，密留老四处……弟豪。父亲极兴奋，因为“豪”即“伍豪”，是周恩来化名的简称，“密留老四处”即电报密码在红四方面军那里。如此，中央和红四方面军肯定不在一处。为什么？父亲深怀疑问，却又不明原因。当即用密码复电周恩来，除报告两军团情况外，特问：“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父亲意外地收到署名“朱张”的复电，准确地列出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及书记的名单后告：“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这是父亲等第一次收到署名“朱张”的电报。既然朱是红军总司令，张又是中央任命的总政委，来电又是密码，至此，父亲确认与中革军委沟通了联络。而和中共中央的联络，父亲一面请“朱张”转报，一面不停地电询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的去向，对此，“朱张”数电却只字未透露。
父亲与贺龙等独立支撑红二、六军团转战，哪里料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公然违背６月２６日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决议，坚持南下川康。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而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
父亲他们更不知道８月初政治局沙窝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并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随左路军，走出草地后共同进军甘南，但是张国焘行至阿坝，又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分裂红军。为避免红军内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团转移……
3．二方面军的中心人物(4)
父亲也无法知道朱德坚决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的艰难处境，正如朱德后来对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所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这时，因为电报密码由总部带下来，被张国焘掌握了，二方面军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我们当时发什么电报都得经过他，不经过他不行，”“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关于军事上的指挥，是我和刘伯承同志搞的，向你们发电报也是他同意的。”
对上述张国焘分裂活动一无所知的父亲与贺龙等，只能按正常情况行事，把“朱张”来电作为中革军委的指示。
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父亲与贺龙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的甘海子，同朱德、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会面。不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５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第二天，父亲向张国焘要来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致电周恩来、林育英、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报告：“（一）二、六军团于本月一日全部在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现随同四方面军继续北进。（二）这次远征，计费时七个多月，行军一万多里，沿途大小战斗十余次，伤亡约五千三百人。出发时两个军一共一万七千人，到甘孜会合时，为一万四千五百人，二军九千人，六军五千三百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至此，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毛泽东曾这样评论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个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1)
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汇集了分散在南方的中共两支重要战略力量。继而的战略任务就是共同北上，与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实现三军大会师，开创抗日新局面。
如何维护、促进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历史重任落在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父亲身上。这时，张国焘虽然在同二方面军会合前就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对毛、周、张、博还是反对的。他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团暂行行使”。对北上问题，张国焘也和中央意见相悖。显然，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党和红军团结统一与行动方针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客观上说，囿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上述问题的原则争论父亲处于未参与的特殊地位，加之他在党与红军中又有着重要职位，因此，他最利于做促进团结统一的工作。而从主观上说，父亲的党性决定了他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是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的。因此，他能够是非分明，又策略有方，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他那种善于听取别人的陈述，坦诚对待他人的襟怀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为了汲取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教训，父亲在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前，就把团结问题摆在首位。他教育干部战士，会师时不利于红军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不做，努力向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学习。会师时，两支部队团结友爱的气氛是炽热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为兄弟部队筹粮、腾房，还赶织了数千件毛衣毛袜作慰劳。这是一次充满友情的会师，是一次团结的会师。
同时，父亲又态度坚决地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戳穿了张图谋控制、拉拢、分化红二、六军团的宗派妄想。
当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甲洼、绒坝岔、蒲玉隆、甘孜等地时，张国焘即派来“工作团”。应父亲要求，他们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六军团的王震发现里面有指名道姓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的内容，马上下令把文件烧掉，并报告了父亲。对此，父亲十分警觉，立即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明确交代：让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使这些“文件”中反中央的宣传未能在二、六军团中起到任何作用。同时，两军一会合，父亲马上从张国焘那里要来与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从此恢复了直接和陕北的党中央联系。
富有戏剧性的是，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后来，他要北上了，才同意要二、六军团来会合以期控制二、六军团，加大他与党中央抗衡的力量；而朱德与刘伯承则为了更有力地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推动北上与中央会合，也希望与二、六军团会合。其结果，当然要取决于父亲等二、六军团领导的态度。
这期间，父亲分别与朱德、刘伯承等深入交谈，也与张国焘单独谈话。了解到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得悉了事实真相，转战中的许多疑惑才找到答案。
在与张国焘谈话时，张国焘向父亲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都被父亲一一拒绝。据贺龙回忆，此后，张国焘又派人向父亲提出召开二方面军干部会，以求政治上与他“首先一致”。父亲告诫来人，只有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提出召开党的会议，父亲就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张国焘想以多数压少数。为此，父亲又增加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张国焘的图谋未能得逞。
不仅如此，在会师后不久两方面军共同北出甘南时，父亲按朱德、刘伯承的意见，离开二方面军和张国焘一起行动。对张国焘，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推动。
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2)
同时，父亲也向中央表明自己的主张。７月１０日，他在给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的电报中说：
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
这次二、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北进，一方面军亦向甘南配合接应，一、二、四方面军将靠近行动。我已取得特立（即张国焘——作者）、玉阶（即朱德——作者）两同志之同意，向兄等有以下建议：（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代表出席这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
北上途中，父亲坚持不懈地向各方面做团结统一的工作，他分别找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谈话。徐向前回忆说：“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同他的建议。”在徐向前元帅的记忆中，父亲当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父亲就主动找傅钟坦率交谈。毛尔盖会议后，傅钟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父亲和傅钟进行了几次彻夜长谈。许多年后傅钟说：“经过弼时同志的解释，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以朱德、任弼时同志为核心，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这段艰难历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陈云后来评价说：“弼时同志直到过金沙江后才知道一、四方面军之分裂，他采取非常正确的立场，”“肯定地说，采取分裂的行动，不管两方面具有如何充足的理由，是错误的，并且坚定重新会合，统一党与红军。他与许多四方面军领导同志长谈了几天几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以诚恳和平的态度，这就使已经感于分裂痛苦的四方面军领导人，立即同意他的意见。所以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的会合，正是在悲痛以后，重见自己的兄弟，那种亲热的态度，真是不能以言语形容。”
７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进入班佑、巴西地区。２７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父亲为副书记。不日，父亲再电中央，询问：“六中全会问题国际已否回电，请告，这会议能求得在短期内召集为好。”并说：“此间已开始在二、四方面军内进行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之动员……消除一、四方面军去年分离后存留的不好印象，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一致。深望一方面军内亦有同样性质之动员。”
８月９日，父亲又给红六军团首长陈伯钧、王震写信并转交随后跟进的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等，信中说：
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张、刘、昌浩、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
我现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有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需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3)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的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待二方面军集结哈达铺时，我准备回二军。
父亲的这些主张立即得到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贺龙等在给父亲的复电中说：“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的书。”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慨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
依约，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后，９月１日父亲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
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战争形势又趋紧张，党的六中全会无法召开。张国焘在军事行动上又与中央唱反调，几番提出西渡黄河，难于协调一致，无法实现中央提出９至１１月三个方面军协同先在甘南消灭毛炳文部，打击将到甘南的胡宗南部的战略计划。
为解决迫切的军事指挥统一问题，９月１９日父亲与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又联名致电党中央及朱德、张国焘：“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全部失去。”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因周恩来准备赴南京谈判，所以中央决定“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即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作者）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２４日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毛泽东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父亲、贺龙、刘伯承，“完全同意”父亲的意见，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以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这时，张国焘军事上仍坚持西进，指挥红四方面军撤出通渭地区。但在电报中也有“如兄等仍以北进为万分必要，请求中央以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之语。并且在承认党中央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有所改变，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必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
父亲与贺龙、关向应等二方面军领导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做工作，联名致电张国焘，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并指出：“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的最后决定。”并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王稼祥，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作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
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讨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一、二、四方面军首长，指示“四方面军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另电朱、张、徐、陈：“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在这种情势下，张国焘终于被迫重新下达北进命令。１０月９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与接应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１０月２２日，红二方面军主力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至此，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陕、宁等省，行程二万里，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至此，红军三个方面军完全会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自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五个多月，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父亲深明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不同对象、不同层面的团结工作：对张国焘，竭尽全力与其分裂行径作艰苦且策略的斗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细致认真地深入充满信任地做思想工作，澄清事实，扭转认识；对中央担负起大量的面对张国焘的工作，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并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提出意见与建议，进行协调。
4．三军大会师的中坚(4)
对父亲的这段历史，无论他生前与身后都是有口皆碑的。朱总司令体会最深，他说，“任是坚决拥护中央和国际的”，“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徐向前也曾说：“任弼时同志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际，也正是时局处于大转变之时。由于日军自热河开抵张北，国民党绥远省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广大民众亦要求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但蒋介石却置绥远抗日于不顾，集中兵力于西北“剿共”，１１月２２日亲临西安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从东南西三面向红军发起大举进攻。
于是，便有了三军会师后第一次伟大的军事胜利——山城堡大捷。它成为基本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役。１１月２６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
１２月初，父亲离开红二方面军，到前敌总指挥部工作。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之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日深夜父亲在红军前总驻扎的土窑洞里，和彭德怀一起收到中央军委关于此事的电报。此后，他与彭德怀统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一部）根据中央指示，南下关中，直接援助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为后盾，配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在西安的政治谈判与斡旋，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停止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在抗日的前提下，开始实现第二次两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大敌当前，为共赴国难，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其中一项即改编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问题。并从此时至７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与国民党三次谈判，都因蒋介石缺乏诚意而未达成实质性协议。“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仍未下决心发动全国抗战。他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到苏联，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又一次谈判未果。
直到平津被日军占领和上海方面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国民党才不得不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继续谈判。终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８月２２日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８月２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由朱德、彭德怀和父亲及林育英、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
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的结果”，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指挥部，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总政治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命父亲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共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并经过同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
１９３７年８月３１日，第一一五师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９月３日，第一二〇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９月５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大操场举行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朱德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父亲宣布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６日他和朱德、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出发北上，１５日东渡黄河，２１日抵达太原。在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与先期到达太原的彭德怀会合。２３日晚父亲与朱德、彭德怀等到达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驻地。
这期间，日寇沿平绥、平汉线大举进攻，华北战局严重恶化。９月１３日大同失守；９月２４日保定失陷。
日寇占领大同后，即向平型关、雁门关逼近，企图突破晋北屏障。当此之际，阎锡山在平型关至雁门关和神池的内长城线组织防御。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
９月２２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师团长为板垣征四郎）先从灵丘向平型关进犯。２３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守军开始发生激战。上午９时，朱德、彭德怀电示林彪：“一一五师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当日，军分会常委朱德、彭德怀和父亲向毛泽东报告：“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2)
２４日午夜，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进入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次晨，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区。八路军居高临下，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进行白刃格斗，充分发挥了八路军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激战终日，歼敌１ ０００余人，击毁汽车１００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正如父亲所说：
平型关的胜利告诉我们，日军并非不可战胜的敌人，它虽是组织完备有训练有战斗力量的军队，但是它仍有很多的弱点：它的步兵攻击精神并不旺盛；它疏忽于侧后的警戒；它占的阵地并非不能攻破；它运动起来很迟钝；在它轻敌的观念之下产生许多可乘之机。特别在山地作战，以中国军队的勇敢牺牲精神，是可能给它打击和战胜它的。平型关的胜利，就给抗战的军队和爱国人民以一种很大的兴奋，并且大大地提高了自信心。
平型关战斗一结束，父亲同朱德、彭德怀立即签发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断敌运输、增敌恐慌、分敌兵力来困扰向太原进攻之敌，“便于主力打击敌人。”并具体划定八路军三个师担负地方工作区域。
各地游击战争相继展开，父亲即集中精力于部队政治建设和根据地建设。
红军改编时，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平型关战斗后，父亲派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结果，发现取消政委制后，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并有军阀习气滋生。父亲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随即父亲同朱德、彭德怀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上报中央，得到张闻天、毛泽东“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的复电，要求仍用“政治委员名义”而暂不用“党代表名义”，以待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们再改。１０月１６日，中革军委为统一加强前后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贯通前后方的联系，发出《关于成立总政治部的决定》。任命父亲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所有八路军和各留守部队、医院、学校及边区各地区部队，全国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均由军委总政治部负统一领导之责”。自此，八路军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设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八路军又恢复了红军传统的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
与此同时，父亲还集中精力制定政策，调配干部，开始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保定失陷后，父亲偕邓小平一同找王平、刘秀峰谈话，派他们到河北平山县，与李葆华组成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建立民主根据地。父亲特别强调，最根本的一条要借平型关大捷产生的影响大刀阔斧地建立武装队伍“不要像妇女绣花那样”；要抓政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眼睛要看得远，现在我们搞的是抗日根据地，将来，这些地方就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前进阵地?选”１０月２５日，父亲又和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成立晋察冀军区，以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后来晋察冀成立军分区时，王平被任命为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不久，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
这一时期，父亲及时总结山西前线抗日的经验，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日和２２日先后撰写《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关于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等四个问题。他强调指出：
5．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3)
（一）必须提高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几个月的抗战，虽然有些土地与城市暂时被敌人占去，但是敌人还是付了很大代价的，而且占领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而抗战的军队与人民的自信心，都在斗争中大大提高了，那种认为日寇为不可抵御之洪水猛兽的恐日观念逐渐消失。”
（二）必须动员全民族抗战和充分发动群众。“根据几个月来的经验，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虽然需要艰苦和深入的下层群众工作，但收到动员群众的实效并不是很艰难的。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的最好的宣传资料。”
（三）必须坚持持久抗日的敌后游击战。“我们到晋后不到一个月工夫，在晋东北和晋西北地区，大大地发扬了群众参战的热情，成立了大批游击部队。这些群众武装组织，今天还留在敌人远近后方，协同我们的正规军队，在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及正太路以南地区支持着顽强的斗争。他们已不仅能够配合正规军的游击部队行动，而且可以独立行动打击敌人。那些区域可以说是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
（四）必须注意群众利益和严明军队纪律。“我们看见山西的人民是负担着繁重的战争勤务的，然而要使他们参加战争的积极性提得更高，使他们无所顾虑地向前干去，则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的家属，这又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最重要的方法”。“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这又是军队去动员武装民众的先决条件。”
二月中旬，为汇报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的情况和讨论新的战时政治工作条例，解决一些干部问题等，父亲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
时值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会议在延安召开，父亲即向大会作了题为《支持华北抗日战争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３天后，他又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八路军的发展情况及战区统一战线等问题。
此次回延安，不料竟使父亲不但离开了八路军抗战前线，而且使父亲的军旅生涯暂时画上了句号。
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1)
正值父亲与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战前线之际，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原则分歧。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
据说，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和“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交给国民党指挥，进行阵地战，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抗战。
王明自１９３１年出国，在共产国际一住六年，既没有经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没有参加长征。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非常不足。然而，他却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指责中共中央的正确政策。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传达和阐发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洛川会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人民战争的路线方针。尽管毛泽东等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十二月会议也未形成决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同志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未能辨明是非，支持了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
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父亲赴莫斯科。何以当此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侵略军作战重心转向津浦路，保卫武汉在即的严重时刻，抽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前往共产国际？我想这之中大约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父亲虽然因在前线，未出席“十二月会议”，但他不但在抗战思想上与毛泽东一致，并且他有山西抗战的实践，这在当时中共高层决策人中是不多的。因而，不论从抗战理论还是从抗战实践的高度，他的宣传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二，父亲的个人经历与共产国际有着历史的渊源。他是１９２１年中共筹建中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东大”学习的早期共青团员；旅莫期间曾任中国班支部执行委员；曾担任中国班“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逝世，他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活动；１９２４年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６年二次赴莫，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六次扩大会议……父亲的这些经历，有助于获得共产国际的信任。既是中国党自己产生的领导人，又与共产国际有诸多交往，这便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真正沟通的最好桥梁。
１９３８年３月５日早晨，料峭春寒中，一辆卡车载着父亲、母亲及去苏联学习的蔡畅、陈正人、金维映、苏进和张太雷的儿子、蔡和森的女儿等，驰离延安，准备取道西安、兰州辗转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再乘苏联飞机飞抵莫斯科。
这时，统治新疆的盛世才尚未叛变，这条路即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主要通道。
不料，西行途中，父亲突然接到延安转来的噩耗，祖母于３月１８日在老家病故。父亲顿陷悲痛之中。祖父去世时，他就远在异国；此番祖母病亡，父亲又在出国途中。万里迢迢，鞭长莫及啊！更何况，此番赴莫更肩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父亲自然无法奔丧，只能复电致哀，以寄对祖母拳拳的思念。
大约３月底，父母一行到达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自王明回国后，就由在苏治病的王稼祥暂时接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父亲一来，一心想回国参加工作的王稼祥当即准备返国。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2)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４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主席团递交一份１５ ０００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全文分五部分：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三、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最近的状况；四、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五、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报告》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说明自“七七”以来，８个月的抗战中，中国虽然遭受了一些失败，但在作战地区和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有着很大的发展，增加了敌人的重大困难。八路军在敌占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持久斗争的根据地。在山西，建立了广大的游击队伍，时常截断、扰乱敌交通运输线，打击敌运输部队，使敌人感到极大的困难和威胁。这些游击队不仅战斗力逐渐增强，而且逐渐形成军队，建立了政权。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敌占区无法巩固；第二，必须坚持共产党对自己武装的绝对领导，说明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着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种制度均无改变。中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抗日持久战的胜利，中共须以最大的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在一切敌占区内，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并选择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创立坚强的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
５月１７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就上述书面报告又从四个方面做了口头说明与补充：
（一）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父亲说：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抗战中部分的失败与挫折是暂时的，最后的胜负要在长期持久战中解决；因此，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胜利是中国抗战的总方针；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对持久抗战的方针是动摇的。因此，目前中国党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父亲说：团结中国一切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共中央指出在与其他党派合作中“各党派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但批评应当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攻击。”国民党则对中共怀着“很深的仇视观念与成见”，既以自大主义、非平等地位与共产党合作，又惧怕中共力量壮大，将来夺去抗日领导，危及其统治地位，故想方设法削弱共产党的力量。甚至提出“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等口号”，以期借“统一”之名，将中共纳于“他的控制之下”，或逐渐削弱共产党，或使中共“成为他底下的一个派别”。面对国民党的态度，“要使国共两党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就必须使国民党的“机构进步”，才能完成巩固与发展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中最基本、最中心的任务。
（三）八路军在抗战中的状况，父亲说，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积累了十年内战中“极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凭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热情，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从敌侧后制胜，建立根据地。为使其逐渐在中国抗战中起决定意义的作用，需要中共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不但在数量上要继续扩大，并且在技术装备水平上要提高，使之成为现代化军队，成为抗战中一支最有力的突击力量。一方面可以给敌人以很大打击，同时更能推动抗战各方面的进步。父亲还指出：“由于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土地革命时代更为复杂。因此，目前中国共产党巩固自己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汉奸的破坏等’。”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3)
（四）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父亲强调说，中国共产党在最近两年来的努力，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国走向反日侵略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地位大大提高，“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决定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依靠于中国共产党政策是否正确。因此，“更加健全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是党在建设问题上最基本的任务”。
父亲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补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６月１１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勇敢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不否认并包含着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去巩固共产党本身。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斗争的基本保证”。赞同“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必须组织农民参加游击队”。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特别是７月，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父亲，明确指出：“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今天，日寇特别要很巧妙地挑拨破坏党内的团结”，“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９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发出国际援华号召，开展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运动。９月８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如今人们熟知的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马海德、奥地利的罗生特、印度的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士，就是在此后不久相继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
王稼祥回国后，９月１４日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半个月后，又向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们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最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会议批评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父亲自１９３８年７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１９４０年２月底离任。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父亲不但担当起一座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功能颇强的桥梁重任，而且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留下历史的一页：
（一）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报纸杂志上宣传中国抗战、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
１９３８年７月６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一文，署名陈林（父亲在共产国际使用的化名——作者）。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抗日战争。文章指出：一年来的卫国战争表明，日本欲在极短时期内占领全中国的计划破产了。中国军队在南京失陷后，认识到把阵地战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目前，游击战在中国的各条战线和日军后方已广泛展开。同月，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署名陈林，向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回顾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史，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的条件。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1．在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4)
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９月，父亲就在《真理报》发表《中国持久战口号的意义》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１０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数月后，父亲又在《真理报》发表《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
同时，父亲还组织人力，翻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的有关文章，在兄弟党代表团中分发。并应邀参加各兄弟党的座谈会、报告会，交流信息，介绍情况。让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了解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二）将世界信息及时反馈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资料与分析。
１９３８年秋，国际投降主义蔓延到远东。继英、法、德、意四国首脑背着捷克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之后，日本再次对华诱降。西方帝国主义虽同情中国抗战，但为维护其在中国的原有利益，企图与中国主和派一起经过所谓的“太平洋会议”，以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同日本的妥协，搞“远东慕尼黑”。对此，父亲主持中国代表团成立研究组，搜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蒋介石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并将资料与分析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次年６月，毛泽东即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揭露“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３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一周后德军进攻波兰，９月３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国际舆论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很不理解。父亲立即把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９月２８日，毛泽东就此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指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英美法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苏联的包围；在东方，“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上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国的投降派借机煽动反苏的当。父亲立即将此文用俄文译出，分发给各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澄清了一度出现的混乱思想。
在完成上述主要任务的同时，父亲及时地发现，认真地调查，负责地解决了被王明宗派主义干部路线延宕的干部的工作与生活。
顺利地安排被“挂”了三年的吉合回国；
及时地解决了师哲的工作问题；
与到莫斯科治臂伤的周恩来共同努力，终于撤销了王明、康生强加给陈郁的处分……
１９４０年２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代表团的工作调父亲回国。２５日，父母亲和周恩来、邓颖超及陈郁、师哲等同车离开莫斯科。
自此，中国共产党没有再派代表团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按照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的说法是：“任弼时是受委托去从思想上说明党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以毛泽东为首的新领导”，“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而对毛泽东的政策，“任弼时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
2．初到中共中央书记处(1)
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６日，父亲一行平安抵达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王稼祥、康生、邓发、李富春、博古等人的热烈欢迎。
此番回延安，开始了父亲直接协助毛泽东的历程。
１９４０年３月底父亲开始直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并受命协助党中央和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处理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这时，延安集中共中央、留守部队及边区地方政府三大系统于一身，却缺乏统一机构与管理，难免出现协调方面的困难，因各行其是而影响工作效率。
父亲做事一向有条理，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３０年代率军转战，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接触到各种背景下的管理工作方方面面。因此，父亲立即着手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并兼任办公厅主任，调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并建立了行政、供给、财会及文档保管等各种制度，明确了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中央、部队及地方三大系统工作协调运作，逐渐走向正规化。此后两三年中，父亲进一步调整各部委领导集中办公于杨家岭一带，各单位的工作也逐渐正规化。
５月，父亲开始党的“七大”筹备工作，除亲自勘察大会会址，最终选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外，大量细致的工作是审查代表资格。
“七大代表”有的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块大小不一且处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分割与包围中的根据地，有的来自国统区、敌占区、战区，异常残酷而复杂的斗争，信息闭塞等，都为资格审查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此，专门成立了审查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有父亲、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自１９４０年５月２９日始，父亲主持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直至１９４１年４月，每隔一两星期召开一次，先后召开了２０余次会议，审查了２５２名代表。
审查工作是极严肃而复杂的。既要考察代表对敌斗争及政治路线斗争中的态度，又要考察其个人及社会关系等种种；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细致。本着对党负责与对个人负责的一致性的原则，父亲认真听取委员工作汇报，仔细分析现有资料，并设法寻找充分旁证，可能的话，直接与本人交谈，力求准确掌握被审查者的全面情况，作出正确结论。
有一次审查一位曾在白区担任省委书记的代表，师哲陪父亲一同与之谈话。谈话中，师哲发现这位同志在撒谎，就有些着急。而父亲却不慌不忙地耐心听着。之后，为核实他是否曾经被捕过，父亲又和陈云、王鹤寿一起找到曾与之有过工作关系的同志核实情况，再找本人谈话，平心静气地指出问题所在。师哲说，“在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对任何一位遇到不幸的同志，不论他的困难有多大，犯的是什么错误，问题多么严重，或他的思想上、精神上有多么沉重的负担，弼时总是，首先不加重他们的包袱，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讲清道理，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和改过自新之路”。
“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工作继续进行，父亲在为胜利地召开“七大”扎扎实实地工作着。
这年９月下旬，父亲又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父亲代表中央负责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
这时的边区，经济上面对着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政治上面对着根据地建设中一系列民主政权建立与完善的问题，需要制定大量的政策条例。为此，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会上，毛泽东指出：要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阶级利益，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为预防和检查实际工作中的过“左”行为，要本着客观、谨慎和讲道理的精神“总结过去的政策，写成条文”。会议决定成立以父亲为首，包括博古、凯丰三人组成的政策委员会，以及在延安的有关负责人王明、康生、王若飞、李富春并先后来延安汇报工作的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晋察冀分局的彭真等，以１９４０年１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１２月发表的《论政策》为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结经验，制定出劳动、土地、军事、文化教育、锄奸、三三制政权、财政、经济等各项政策条例。自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１日政策研究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１９４１年４月下旬，近４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此，先后主持了９次政策委员会会议，对各项政策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变化着的社会现状，提出新思路，补充新内容。
2．初到中共中央书记处(2)
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草案），更是组织政策委员会逐条宣读和讨论。
还是在父亲刚从共产国际返回延安途中，１９４０年３月６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在陇东、绥德两分区实施，并推广至全边区。父亲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原则，作了许多指示，并亲自主持讨论和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父亲认为，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三三制”原则的新型政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在全国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所以把这个后方建设好了，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可以推动国民党区域政权的进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根据形势变化，对１９３９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时期施政纲领》作了许多补充。在政权组织上，“三三制”原则被纳入新的施政纲领之中，它要求政府在候选名单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并保证政府成员中“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在人民政府方面新的施政纲领不仅保留了原施政纲领中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民主等自由权利，还进一步规定要保证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对享有上述权利的“抗日人民”的范畴作了明确规定，即包括：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在经济方面，新的施政纲领注意调节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如土地政策规定，要保证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地主不能搞“秋后算账”，不能向农民收回土地，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方，未分配过土地的地方，要保证不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取消债主的债权，“地主要减租，债主要减息，同时佃户也一定要缴纳应缴的租子，借债人也一定要缴纳应付的利息”。在讨论中，父亲还主张在新纲领中把正确对待外资政策单列一条。
这些重要的补充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纲领的发展，有利于党广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最后，由毛泽东修改，政治局通过，于１９４１年“五·一”颁布。
对边区的文化政策，父亲提出：应把吸收利用、培养知识分子写进去，要把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正确对待少数民族文化写进去；要估计到戏剧在文化事业中的作用；对封建落后的文化，应以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其唯心主义思想；国民党或其他党派可以参加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团体，同时对国民党的错误文化政策必须作必要的批评。
对锄奸政策，父亲提出：现有些地方党委对日本特务的破坏作用估计不足；对抗日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有真凭实据的外国人，可以驱逐其出抗日根据地；对于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及有反共行为的国民党公务人员也应驱逐其出抗日根据地；对受敌人或其他特务利用收买、而后来又诚心向善的共产党员，应分别情况由地方党务委员会予以处理。
对劳工政策，父亲提出：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工人有了意见，主要是经过调解解决，调解无效政府可以仲裁，不服仲裁可以罢工。
在上述诸多政策讨论制定中，讨论经济政策次数最多。为发展边区经济，在２月１７日讨论《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条例》草案时，父亲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面，应该使资本家相信根据地不会没收他们的财产。同时应明确地指出过去我们财政政策一些过左的地方。
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出现濒于破裂的危险。１９４１年２月下旬，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父亲第一次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强调：不管时局如何发展，“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时局好转，它是我们的后方，把这个后方建设好，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假使全面破裂，那边区就更重要了，我们党就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那时我们就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继续支持抗战局面”，因此，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2．初到中共中央书记处(3)
接着，父亲又提出边区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首先，明确经济建设“主要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建立自给性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其次，由于边区近三分之一区域与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有着必然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在贸易往来关系上建立经济的统一战线；再次，“要有远大的目光，长期的计划”，重视技术，培养干部，改变工作作风，由“比较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
另外，父亲认为驻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人员由半自给自足过渡到完全自给自足是可能的，在过渡时期为克服困难而节省经费是对的，但把解决边区财政经济方针放在节省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要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为此，又提出三项具体办法：一是整理税务，增加税收；二是增加生产，通过发展生产，加强公营事业以实行自给；三是要加强边区政府财经部门干部配备，各机关要健全生产组织。
上述一系列政策方针的一一制定，不但为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了原则依据，并且为党的“七大”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继理顺办公厅工作职责与程序之后，父亲又协助毛泽东改革中央机构。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３０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父亲作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确定中央机关的任务是：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会议决定由父亲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的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
此后，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工作，８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
（一）同意任弼时的提议，在“七大”召开以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二）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兼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
（三）“七大”前党中央不设政权部，工作由党务研究室担任。
（四）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中央调查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和海外４个研究小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和敌伪３个研究组，毛泽东兼任主任。
不久，父亲即亲自拟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条例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为：（一）秉承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办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二）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会议议程，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三）负责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一切决定分别性质通知全党或有关部门去执行，并负责检查中央各部委及全党执行的结果；（四）管理中央财政；（五）组织和召集延安党和非党干部会议。
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而实际上，父亲自１９４０年３月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就开始了事实上的中央秘书长的工作，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一组织机构设置与称谓罢了。
3．在延安整风中(1)
机构调整、关系理顺，干部定位，各种规章制度一一建立，各部门间的行政关系很快明确了。用父亲的政治秘书师哲的话说：“工作正规化，克服了疲沓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游击习气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和毛主席对此是十分重视和赞赏的”。
中办系统走上正规化后，父亲又继续理顺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逐渐将各部委领导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各部委的工作也很快走上了正规化。并且也直接影响驻军、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逐步正规化。
这一段时间父亲的工作看似琐屑，实则是摸索与建立我党在农村部分地区执政的管理体制，并为尔后在全国城乡执政作奠基。同时，承担起中央大部分“家务”，为毛泽东摆脱事务，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重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父亲的党性决定了他的行为准则，那就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
父亲正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到半年，我党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整风运动。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根本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更有效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在整风运动三个阶段中无论在理论探索上、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父亲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
整顿党风，首先要提高党性，加强党性教育与学习。早在运动准备阶段，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９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议由父亲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２０周年纪念之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深入研究决定的基础上，父亲立即在他的工作日记本上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阐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大纲》着重阐述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及怎样增强党性锻炼。明确指出，党中央提出增强全党党性锻炼，绝非偶然。在弄清几个基本前提基础上，必须认清中国党所处的环境及本身的特点。
几个基本前提：（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觉悟和阶级意识；（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父亲认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便会把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同时，由于抗日战争阶段的革命性质与任务的要求“无产阶级需要与各个阶级合作，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性”。
至于如何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应该由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首先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必须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长期的强烈地斗争，以具备“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
3．在延安整风中(2)
第三，“要把个人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第四，必须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要遵守党的统一纪律”，服从组织。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
１９４２年全党普遍整风开始。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延安转入普遍整风时期。３月初，政治局会议决定，自此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父亲负责。这一年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专门学习党的路线，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人员，同时包括军事学院高级班、延安各机关高级干部三四百人。
在学习阶段，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诸如为什么在１９４１年中央发出这个决定，为什么没在遵义会议前提出来，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锻炼呢，等等，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为了帮助党员在整风学习中提高党性锻炼的自觉性，７月１４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是毛泽东率先把增强党性教育列入党的建设的重要日程。皖南事变使中共认识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必须加强全党干部与党员党性教育与学习。毛泽东在起草《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道：“绝对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父亲结合历史与当前党内外的实际，透彻地论述了增强党性教育的三点原因：
（一）抗战以来，处于统一战线环境中，我党已拥有５０万军队，并掌握几千万人口区域的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右派势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我们的党。所以，“我们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二）抗战以来，我党的队伍迅速扩大，８０万党员中７５万是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的新成分。“大批新党员很需要更多的教育”。同时，大批党员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产生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等错误思想和倾向，这就更需要增强党性。
（三）党内历史上张国焘叛党及抗日战争中党内出现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一致的严重现象，警告党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在此，父亲特别指出王明在抗战以来的错误——“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政策、方针进行日常工作。”
上述诸多情形使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接着，又阐明了《决定》的中心思想和增强党性决定对我党建设的作用。他指出：“《决定》的中心，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决定》总结了我党２０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巩固党的团结，对今后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决定》发出一年多，对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同时，对整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
在报告中，父亲还专题谈到反对宗派主义问题。他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危害极大，“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此，“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这在一般党员中是很重要的，在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更加重要。”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
3．在延安整风中(3)
面对中央党校学员，面对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父亲在报告中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求他们“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更要求他们“在理论上有修养”，“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在遇到反马列主义思想的时候，能够起来反对，遇到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的时候，能够起来斗争”。
也就是在这年４月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由毛泽东提议，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由父亲和高岗负责，父亲的肩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一周后，以父亲和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总学委会成立。从此，他除了照常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指导中央党校整风以及坚持中央秘书长的各项工作之外，还要亲自主持陕甘宁边区学习总委员会会议，亲自参加边区干部整风动员大会并作讲话等。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就是这样，父亲也没有放弃个人的学习。他认真地学习、研究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撰写心得笔记。极为推崇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上的理论与实践，他说：“泽东同志在这方面是有与众不同的情形，他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这一优良的作风，他是我党恐怕是唯一能注意调查研究，并且能够充分运用调查的结果，即是能够敏锐地抓住问题的中心，找出规律，决定方向的人。”同时，他在笔记中还对自己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工作实践，从马列主义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
８月２２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政府要加强，要抓住中心，掌握政策；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局的党、政、军工作；准备１０月中旬召开由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西北局高干会，进行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党政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两个目标，高干会由任弼时、王稼祥指导。
此后近两个月，父亲又积极投入筹备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工作。
１０月１９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开幕。父亲代表中共中央驻会指导，一直到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共计８８天。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高干会。除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级以上２６６人出席会议外，中央高级学习组成员和中央党校２０９名领导干部到会旁听；在讨论边区政府工作时，还邀请非中共党员负责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边区党的历史，对边区政府当前与今后工作，特别是生产和财政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明确发展生产是边区的中心任务，确定了发展经济的方针。
父亲主持开幕式。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此次会议“应该是整风学习的考试”，要通过大检查、大整顿以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中尤其是达到统一最重要，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又在大会报告中生动具体地阐明布尔什维克成功的１２条经验，借马克思主义的“箭”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康生、叶剑英、贺龙、彭真等也在会议后期就当前工作分别作了报告。
１９４３年１月７日至９日，父亲向大会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演讲分三个部分：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问题；关于领导工作和工作作风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
针对会议揭发在军队、政府、群众团体等方面存在对党不够尊重的现象，父亲指出，其根本原因是：“边区党内在思想上还没有达到完全一致。没有思想和意志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性。”因此，（一）对党的领导作用应有正确的认识。“党是无产阶级之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有责任并具有一切可能来领导阶级的和其他一切革命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动摇它的”；（二）对民主问题应有正确的认识。“今天边区的中心任务，不是选举，而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只有在进行与领导这些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有力量反对官僚主义分子，才能识别出暗藏的破坏分子，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才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那时，选举的民主意义才更丰富，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三）要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倾向。某些高级干部把党的军队看成是自己的势力，“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对于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与摧毁的作用”。因此必须“根绝这种不良的倾向”，澄清模糊认识。
3．在延安整风中(4)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父亲认为发展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抓住这一环节，“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它是巩固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关键。”在演讲中他多处阐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在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他强调指出：边区应该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在此，他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重申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至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他在演讲中率先提出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必要性：“任务改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并强调：“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是照老样办事。”对于和平建设的一套做法，“还在摸索中，还在过渡的阶段中。”“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并且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为此，又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必须大大提高我们党员的创造精神”，要根据党的政策，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大胆地去创造”，“独立地创造”；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对一般的官僚主义倾向“是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的”。对“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新的领导作风无法建立起来。
接着，父亲代表中共中央就重新审查１９３５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作了解释。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郑重宣布：“‘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各种政策也都是‘左’的错误的。”这种错误路线统治时间长，“造成的恶果也就特别大，比陈独秀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由此，他总结道：“如果思想方法不正确，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那是会把革命弄失败的。”
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每个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也就非常光荣。同时，“你们两肩上所担负的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他热情地祝愿同志们能够愉快地胜利地完成建设“中央发言人地位的”陕甘宁边区的伟大任务！
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４日，高干会议胜利闭幕！
这时，刘少奇伯伯已从外地回到延安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
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父亲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这一重大任务。
3．在延安整风中(5)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经过数月调查研究，又亲自代表中央书记处推出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指出：为了使中央更能集中统一，提议在“政治局下设组织与宣传两委员会，真正成为中央的助手”；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改“等于各部委联席会，与政治局区别不明显”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为“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决议方针下，可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主席“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书记处主席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合并中央工委、青委、妇委，对各地党委仍保持原名义。
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于２０日正式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
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对会议所讨论之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
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
……
为统一党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决定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和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杨尚昆负责敌战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上述同志直接向中央书记处负责。
从此，开始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书记处的领导时期，这大约也是党中央工作机构最精练的时期。
在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开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普遍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１１月１日至１２月上旬，父亲集中精力参加中央高级学习组讨论党史的会议，会议特别是对于１９３１年初到１９３４年底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以便从社会、历史、阶级、思想根源上全面地认识和批判王明路线，弄清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真正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
会议期间，父亲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去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庆树，做思想工作。当时王明正在病休，自３月２０日中央调整机构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父亲对王明说，要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完全是治病救人，是为了党。现在提出两条路线，并不是对王明个人过不去，而是对着王所代表的错误思想路线，是要把全党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弄通。并劝王明安心静养，如果精神好，能够想想问题时，就想一想，检讨一下。父亲又对孟庆树说，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反省过去，帮助王明，只要从党的立场出发，许多问题就会慢慢认识清楚。
谈话后，父亲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父亲是严于律己的，父亲也是勇于解剖自己的，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的问题。
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父亲对他１９３１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他讲道，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举毛泽东为中央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泽东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在苏区党代会前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心思想是批评中央苏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因此，在苏区党代会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气”，从而提出正规化在政权上是“过于包办”。后来，临时中央又推行“进攻路线”、“夺取大城市”、“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方针，故“乃有休整与积极进攻的争论”。父亲说，毛泽东不同意打吉安、抚州、赣州等大城市及主张开辟闽浙赣是孤立的。后来有宁都会议的争论。自己在会上积极主张击敌，支持周恩来“须有权力领导前方军事”，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博古等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他们认为我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而我不赞成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他们对我发表的《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有不同意见，即被博古等人认为“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去工作。在湘赣一般说是执行博古等人的路线的，但没有全部贯彻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否则，肃反中“湘赣的一些主要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张子意等有被肃去的可能”，这就引起临时中央对湘赣的不满，招致“后来对我的处罚”。１９３８年到莫斯科及１９４０年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的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思想方法”。
3．在延安整风中(6)
毛泽东对父亲那一段的评价则是“功大于过”。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毛泽东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左”倾路线错误。还提醒大家，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毛泽东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4．“七大”前后(1)
１９４３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中国华北敌后抗战度过严重困难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先后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华南抗日纵队也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加强，变得更为主动。因此，在中日战场，日军作战日趋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到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更加注意发展边区的建设。１２月２２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高岗、贺龙、李富春七人组成财经问题座谈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
此后的３个多月里，父亲除处理日常工作外，从１月１３日至２月１１日连续近一个月的时间主持经济座谈会，并和高自立等边区干部谈话，了解财政、建设、生产和贸易等情况，以及１９４４年生产投资计划等；出席指导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听取南汉宸、霍维德等关于财政、金融、贸易、生产专题发言；听取贺龙关于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总结报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父亲撰写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准备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作报告。毛泽东阅后作了补充和修改并批示：（一）印五千本，发给五千个干部阅读，标明“党的高级干部读物，不得遗失”，送少数本到敌后根据地去；（二）在高干会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和中直可去三百人左右。另在中央党校第一部讲一次。
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８日父亲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作《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讲演。
父亲认为，目前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已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已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逐渐地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经济。
为此，对边区经济工作他提出三个基本方针：一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二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三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在这里父亲特别强调，做好财经工作，“首先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要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而“一切只能够破坏旧的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快乐幸福的社会，那我们也一定会失败，不能胜利的”。
在演讲中，他还主张边区现在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的干部，不仅是供给边区的需要，而且把有经验的干部供给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各根据地党委也要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使他们专门向这方面发展，以“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的不久可能召开的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在上述基本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工作更有章法。
５月，父亲放下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研究指导，又接受了党的“七大”议案准备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亲眼见到父亲的忙碌，但从党的历史中我却不难看到父亲的身影。１９４０年３月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即开始投入筹备中共“七大”的工作，如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在延安杨家岭礼堂召开，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结束，历时１１个月，先后召开八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
4．“七大”前后(2)
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会议期间设立主席团，由中央书记处３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加朱德和周恩来５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与政治局在此期间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并初步拟定了“七大”日程：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历史报告。此外，还安排高岗、彭德怀、陈毅３人分别作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三地区的工作演讲。
七中全会开幕前１１天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甫、彭真、高岗组成，１９日增补博古参加，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为了让七中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一成立，父亲立即投入主持起草工作。他不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且亲自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为了赶时间，秘书们都是连夜复写，据原中央办公厅的秘书张树德回忆：“手指写得发疼，都起了硬块。弼时同志有时还站在我们背后看我们复写。那时，我们点的灯是麻油灯，弼时同志看到光线太暗，特意请陈琮英同志替我们找来延安当时很少的蜡烛。”
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赶写，终于在１９４４年５月七中全会开幕当月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的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年五月）》。
这一稿是在毛泽东１９４１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基础上草拟的。
这一稿共九千多字，分六个问题：
（一）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重要。
父亲起草的稿子较《历史草案》有三点“新贡献”：
第一，重新评价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指出：
四中全会的补选和中央政治局的改组，使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能够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获得重要地位，他们与经验主义相结合，篡夺党的领导，重犯“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的损失。“七大”认为四中全会是没有在党内起积极作用的，而且有许多的缺点与错误，不但没有表示党的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且是障碍党的进步的。因此，“七大”认为四中全会的决议应加以否定。
第二，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的作用，并对毛泽东正确路线作了初步概括。指出：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曾经纠正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使红军、苏区未能因立三路线受着重大的损失，反而获得很多的胜利与发展。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苏区在中央未迁入以前，他曾极力抵抗新立三路线，而且也在实际上纠正过许多错误……
父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初步概括为：
在思想上是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中国革命运动，在政治上是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能真正用马列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处理中国革命运动过程中每一新发生的事件的，在组织上是采取正确的组织路线，而不是宗派主义的对待干部、打击干部，在军事上是照顾中国革命武装发展的历史而把武装斗争的经验提高到适应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理论原则高度。
第三，指出检讨党的历史路线的意义，号召全党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父亲写道：
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七大”认为教育党员和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号召全党来研究中国革命运动和中国党的历史，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研究和总结中国党的各方面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用中国革命的理论，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来教育中国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才能收到更迅速的和直接的效果，而且一定能够避免许多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无限地增加党员和干部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4．“七大”前后(3)
父亲及时地将草稿提交委员会，作为讨论和修改的基础。对此，胡乔木曾说：“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
此后，胡乔木以父亲的稿子为基础又重新起草一稿，父亲修改了三次。最重要的修改，是对讲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时，加写了近５００字一长段话。父亲写道：
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在党内，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干部从事秘密工作和分散的游击战争，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固然是实事求是的艰苦奋斗，成为正确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然而其中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具体分析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以至经验主义的宗派倾向。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地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而与教条主义者互相结合和补充，并供给他们以庞大的组织阵地，这就使党内小资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势力，达到空前的高涨，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
此外，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父亲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历史问题准备委员会”讨论意见，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进一步概括，他写了七条提纲式的意见：第一，不了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与农村的特殊关系；第二，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第三，不承认任何其他阶级有成为同盟者的可能，不能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第四，对革命的长期性没有认识；第五，不了解农村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及战略战术；第六，政治斗争策略上的错误；第七，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七点提纲式的意见在后来张闻天的改稿中得到展开论述。
最后，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和建国方针，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通过的《决议》改为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父亲为首组织修改，胡乔木说“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达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天后正式印成了党内文件，父亲终于完成了党的重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在整风运动基础上，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４月２３日，大会开幕。父亲以会议秘书长的身份主持开幕式，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
中国人民在实际生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也就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方向，以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艰苦斗争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是洪涛险浪中的舵手。
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4．“七大”前后(4)
接着，毛泽东致开幕词，大会按预定程序热烈进行。代表们发言踊跃，父亲也忙里抽暇撰写了书面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谈四个问题：（一）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二）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三）建设事业的重要；（四）关于党的领导。
父亲分析国民党内主要统治集团本质，认为“要实现联合政府来抗战建国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很可能有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同时存在，而逐渐达到统一的联合政府。一种是在长江或黄河以北无产阶级领导的“三三制”民主政府；一种是在国统区内暂时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某些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一种是在这两者之上的中央政府，暂时也以国民党为主体，随力量消长之变化而逐渐使民主力量扩大，最终达到优势。他指出争取形势好转，取决于我们力量的更加增大。他说：
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
父亲大为赞赏毛泽东，他说：“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因此，必须扩大自己、瓦解敌人，争取同盟者。
父亲在书面发言稿中，还特别强调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的思想准备。“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特别是进入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他说：
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他主张要善于争取和利用，加以优待和改造旧的工程师、技师、教员等，“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办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青年工人、农民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总之“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
６月９日，父亲以全票通过当选为中央委员，是４４名当选中委中４名获全票之一。
次日，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向代表们作了动员。他说：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同志。一次“围剿”结束，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那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说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一个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他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办法是钻牛角尖。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６月１１日，历时５０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６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父亲担任会议临时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１３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推举任弼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根据中央书记处分工，父亲继续分管书记处日常工作、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工、青、妇群众团体及西北中央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工作。
4．“七大”前后(5)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年仅４１岁的父亲成为全党爱戴的五位书记之一，应当说也是一种众望所归。然而，不幸的是，五位书记中年纪最轻的父亲的健康却每况愈下。是年１１月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夫给中央主要干部体检，发现父亲不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且动脉血管严重硬化，有破裂的可能，且脑血管供血不足可能影响视力，病情非常严重，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为此，米大夫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为新中国奠基
1．在国共和谈中(1)
“七大”胜利闭幕，肩负着全党赋予的重担，拖着多病的身躯，父亲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几年为新中国奠基的拼搏。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为了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８月２５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新增选的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云、彭真以及从重庆回到延安的王若飞等一起，经过一整夜的讨论，反复权衡利弊，最后作出了同意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一起动身，立即前往重庆的决定。为了巩固我党的地位，毛泽东作出了把我党的力量集中在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内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安排。
８月２８日中午，父亲和大家一起来到延安机场送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飞赴重庆。随后，即与刘少奇、朱德、陈云及彭真组成以刘少奇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配合重庆谈判期间调兵遣将、派员赶赴东北开辟工作的任务。这期间，父亲夜以继日地与刘少奇等共同决策并起草文电、与奉命离开延安的干部谈话等，实施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
这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可谓一手和谈，一手武力，革命的两手对反革命的两手，我党在军事方面作出重要战略决策，有力地配合了和谈。
日军投降月余，蒋介石即调运３７个军，７３个师的兵力，沿平绥、正太及平汉路向解放区进犯，企图夺取华北、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分割解放区，打开向东北的通道，并依靠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向平津及青岛、秦皇岛运兵。面对蒋介石边和谈边大举向北调兵的局面，９月１７日深夜，经过白天政治局会议的深入讨论，刘少奇、朱德和父亲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日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
方针确定之后，是紧张的调兵遣将。经过一周的努力，９月２６日，中央书记处预计，在一个月内，我们军队在冀东可集结八至十万人，各方布置妥当，两个月后有把握进行作战。在当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父亲说：“我们控制东北将是远东和平的保障。”掌握东北是极重要的问题。掌握了，可将中国革命提早若干年成功；掌握不了，可能延迟若干年。“只要掌握东北，别的地方失掉一些也没有什么。”在这里父亲又一次重申了他在“七大”书面发言中对“力量”的认识，说：“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和蒋介石的力量竞赛。”毛泽东后来则说：“这是有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动军队。”
其实，早在８月底决策酝酿之中，父亲即为书记处拟电致吕志恒、柳云光、邹大鹏、于克并中共山东分局：“同意由胶东派一批干部经海道去东北开辟工作”；９月上旬，又召集中央青委冯文彬、蒋南翔等谈话，要他们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去东北开辟工作，说：东北革命的胜利将会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到东北后，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
９月１４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沈阳卫戍区司令员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９月１８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贺龙、林枫、吕正操、李井泉、彭绍辉的指示电，指出，开辟东北工作，争先组织武装、发动群众，以便能掌握东北，是当前党的最大任务。望林枫从已到晋西北及能从晋西北派往东北的干部中挑选一二百精壮而重要的中上级军政干部，经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赶去东北；吕正操率一个营兵力取捷径赶往古北口或山海关，坐火车往沈阳方向……
1．在国共和谈中(2)
在延安的许多东北籍的干部整装即行。担任延安市青救会宣传部长兼俱乐部主任的褚志远加入东北干部团，行前曾到父亲那儿辞行。他回忆道：
我到枣园去辞别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和蔼可亲地询问了我的近况，得知我将带爱人肖梦和不满两岁的孩子延风赴东北，关切地说：“去东北的路程很远，相隔这些年，那里情况不甚了解，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和我，别带了。等到那里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中央负责把孩子给你们送去。”我告诉弼时同志，中组部通知我必须带小孩，组成东北干部团第十一中队家属队化装挺进东北。弼时又问：“你和肖梦同志带孩子赶路不方便，有牲口吗?芽”我回答“没有”。弼时同志又问：“还有什么困难吗?芽”看到我不肯提困难，他笑了：“咱们都是一无所有，我知道困难是很多的，好吧，我给你写个条子，到中央办公厅找赖际发同志，让他批你一点钱。”说着，提笔写道：“赖际发同志：宗池?穴褚志远的化名——作者?雪同志东北人，组织决定他和他的家属同东北干部团挺进东北，请你拨给银元三十块。”写到这儿，他突然停下来，望着我问：“你还需要什么物品吗?芽”我爱吸烟，突然想起这么远的路程，没有烟，可真够我这个烟鬼受的。我刚吐出“烟”字，弼时同志哈哈笑了：“好?选”又加上一笔，“请再给一大包好纸烟。”他一边把批条递给我一边说：“烟不是好东西，青年人最好不吸，当然这次行军路程远，少吸一些也可以，但要节制。”临走时，任弼时同志连连嘱咐我说：“你是东北干部，又是青年人，１０年没回家了。到家乡后，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要戒骄戒躁，万不可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想法。我党在那里的威信很高，要为党多做工作。”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东北的斗争和全国的斗争还很复杂。那里的生活也很艰苦。还要保持延安的生活、工作作风和党的光荣传统，要有足够的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要有长期斗争的准备，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不日，领到钱和香烟的褚志远准备了长途行军的行装和驮小孩的毛驴，随东北干部团徒步离开延安。
时光迈向１９４６年，华夏大地在密云不雨之中。元月１０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尽管如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基本意图仍然是通过战争来削弱直至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正利用这段时间加紧部署全面内战。我党十分警惕内战的危险，同时，非常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毛泽东向中共各级党委和所属部队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此，父亲花费很大精力投入到研究制定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及财政经济工作方针。
３月１５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穴即“五四”指示?雪草案。父亲首先发言说，目前在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以清算方式迫使地主赔偿积欠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以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标准来看，这个运动是“左”了；以群众运动现在的标准来看，限于减租减息的办法是右了。摆在党面前的问题，不是责备同志，而是“是否批准群众这种运动”。父亲认为，在克服目前群众运动中存在的侵犯中农利益，对富农、中小地主过火斗争的缺点的同时，用彻底的减租清算的名义争取在今年之内基本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这对于“巩固解放区是一个重要步骤”。
会后，父亲还和各解放区来的负责人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一起座谈调整土地政策的问题。接着又广泛进行土地问题调查，在研究若干自然村土地分配情况和阶级状况变化的基础上，总结出：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要过于侵犯中小商人、杀人要经过法律手续，反对过火行为等政策界限及加强部队干部政策教育、反奸清算之后要公平地处理斗争果实等等思想。这些思想在此后不久中央颁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穴即“五四”指示?雪中得到充分体现。
1．在国共和谈中(3)
从４月下旬至５月初，父亲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各解放区负责人财政经济工作座谈会，并对解放区的经济建设系统地提出意见。在研究山西、河北、山东及华中各解放区情况的基础上，会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父亲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这一重要文件。
文件明确规定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指出发展农业经济仍然是发展解放区经济的最主要环节；要吸引民族资本以至外国资本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经济，防止过“左”的劳动政策，允许外国资本家来投资，办企业。在财政上，要严格实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力求紧缩开支，整理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求得物物等价交换”，对内应采取自由政策。在金融问题上，应争取地方设立银行，发行地方性票币。
文件最后特别强调：“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全党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我们若不能在经济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并提出“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要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
不久，因为局势突变，此文件未下发，但从文件中制定的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及思想，可以看出父亲的远见卓识。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立即翻脸，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但国民党当局没有立即宣布停止同中共代表的谈判，企图用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并在谈判中提出种种无理条件，迫使中共终止谈判，以把分裂和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这使在一段时间内主持中央工作的父亲倍加繁忙，密切配合周恩来同国民党的假和谈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８月６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恢复政治谈判的五项条件。这是五项实际上要求中共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于是，８月１０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之方法”。“调处”失败。周恩来当日致电中央，陈述对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后的形势分析和应付的总方针与办法。１２日，父亲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对形势的分析和应付的方针及办法，阐明中央对时局发展的预测及原则：“今后将有一个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并要周恩来“关于半年多以来，特别是六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请你发表一适当谈话”。中央的复电，进一步坚定了代表团的分析与应付的方针。
９月２９日，美、蒋再耍武力迫胁为背景的和平攻势。国民党军队分三路开始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发起进攻。
为统一全党思想，１０月３日在延安由父亲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两日前起草的党内指示：《三个月总结》，确定对蒋介石的对策。
父亲概要地分析内战发生以来我党的工作，揭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他说：过去三个月，国民党打弱了，我们打强了，丧失了地方，但队伍加强了，老百姓的认识提高了，信心提高了。蒋介石占领了不少解放区，增兵攻打张家口，征集新兵１５０万，目的何在?芽这不是要和平的样子?选要我们参加政府必须遵守政协决议，退出１月１３日停战命令占去的地区；复员１月１３日以后调动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改组政府和召集国大”，否则所谓“和平是假的”。父亲说：我们不要上当。过去３个月我们消灭了他２５个旅，但他还有优势，如果按毛主席提出的设想，今后３个月，再消灭他２５个旅，我们可转入反攻；反攻后再消灭他２５个旅，双方力量平衡，“要真正 达到休战和平，必须打破其优势。”要提高信心，已失掉些地方，可能还要再失掉些，如张家口、哈尔滨、邯郸……“我们能守的即守，有的不必死守，如张家口，而是要争取主动打击敌人。”最后，父亲说：既然蒋介石和平是假的，“和、打，我们打定了?选”为了支持战争，他强调，要扩大部队，训练民兵，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的工作等。
1．在国共和谈中(4)
就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日，司徒雷登向中共代表团提出４项建议：?穴一?雪同意国府委员名额中共９名，民盟４名；?穴二?雪提出国大代表名单；?穴三?雪撤出苏北；?穴四?雪撤离大同附近。中共代表团董必武即将此电告中共中央。接董电后，４日，父亲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了给周恩来、董必武的回电：蒋既已进攻张垣，则我应表示一切不谈，对马歇尔、司徒雷登退出调处的姿态，亦不必表示挽留。如蒋停止攻张垣，可同意召开３人会议，并在会上坚持无条件恢复１月１３日前双方军队的位置。根据此电示精神，当日周恩来即提出：停止进攻张家口及其外围，关于军事上３条建议和实施政协决议的８条建议，由王炳南口头转告司徒雷登，以回击蒋介石此前提出的和谈条件。
１０月７日，周恩来收到马歇尔致司徒雷登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停止１０天，条件是实行蒋介石１０月２日的两条。周恩来将此电告中央。即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美蒋备忘录所提出１０天停攻张垣计划，完全是为了蒋军增援再攻，我绝对不能接受；我应声明攻张垣即为全面破裂；要求恢复１月１３日的位置。在外交宣传上，应采取强硬的立场和态度。８日父亲再次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向美方声明要求美军离华，离华前将位置随时告我以免冲突。
１０月１１日，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这天，父亲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公布９月３０日至１０月９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和马歇尔三方面来往文件，将美蒋利用和谈掩护军事进攻的阴谋公之于众。
为此，蒋介石颇觉被动，一方面请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势力出面斡旋，一方面于１０月１６日又发表声明，提出８项办法作为停战先决条件。当日周恩来即将此情况电告中央。１７日，父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蒋介石的先决条件，通过给周恩来的复电，指出：对蒋介石１６日提出的８条，延安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声明，蒋的方针是政治大攻，军事大打，现在他骄气正盛；给第三者面子，参加３人会商与政协综合小组，“在会上提出我们实行停战令及政协决议的主张”，“对于美蒋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作历史性的解释”。要逼马歇尔及蒋介石对实行一月停战令表示态度。
１８日中共中央即发表了对时局的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为进一步揭穿蒋介石假和谈的骗局，争取民主党派，２０日，父亲依照中央书记处决定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董必武电中指出：你们可以根据中央声明的两点应付一切，且极力说服第三方面不要提原地停战主张。第二天，周恩来和李维汉同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张君劢、沈钧儒等从上海飞抵南京，准备继续谈判，结果，蒋介石只用８分钟时间和大家见面，并说一切交孙科办，当日下午即飞往台湾。
显然，继续谈判已无丝毫可能，１０月２８日父亲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电告周恩来即回延安。１１月１９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飞返延安。中共驻南京、上海的办事处仍保留，由董必武负责。
紧紧张张３个多月，在国共谈判最激烈的日子里，父亲在延安曾于１０月３日至２８日的２５天里接连不断地主持６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决策对蒋假和谈阴谋的方针、办法，密切地配合了在南京、上海谈判前沿的周恩来，成功地完成了历史重任。
2．转战陕北(1)
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９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方退出军事３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３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２月２１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又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人员于３月５日前全部撤退，并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国民党以此表示它关死和谈之门的决心。３月７日、８日，中共驻南京、上海及重庆的机关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开始集中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３月初即集结３４个旅２５万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首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１１日，国民党空军对延安施以大举进攻前的狂轰滥炸。由于这时我陕北人民解放军兵力不足国民党军十分之一，装备亦处绝对劣势，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留延安指挥保卫战；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由延安转往瓦窑堡以东附近的王家坪，继续中央机构正常工作。从此，父亲开始了解放战争中的陕北转战生活。战争，给父亲平添了多少劳动与繁忙啊?选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他要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及全国解放战争，他还要担负起整个中央机关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从相对和平向艰苦转战的转变。
自３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历时７天的延安保卫战我军以１∶７的极小代价完成了中央和边区机关的安全转移，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从容撤离延安，留给敌人一座空城。
延安，自红军长征胜利后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都，成为革命人民心中的圣地。中央撤离延安，必须从战略高度去认识。为此，１９日父亲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电，发出关于我军撤出延安的解释工作指示，指出：“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之下?穴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雪，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却延安虽有某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３月２５日，西北野战兵团取得撤出延安后第一个胜利——全歼胡宗南整编第三十一旅?穴缺一个团?雪２ ９００余人于青化砭地区。当日晚，毛泽东到子长县王家坪。自延安分手后，中央五大书记第一次聚首议事。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继续留在陕北，但数千人的中央各机构必须转移至安全地带，继续各职能工作，以统一领导各解放区及各部队。当晚，父亲即在为中央起草给晋察冀、晋绥等军区负责人电中指出，为保障中央及晋绥各机关安全或安全转移，望晋察冀军区调集部队在同蒲路北段大同以南地区阻傅敌前进，并令晋察地区武装积极向平绥路活动，分散和钳制傅敌，以掩护一部分中央机关经同蒲路转入五台地区。中央、军委暂留晋绥的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必要时经同蒲过太行去”。
接着，父亲又向毛泽东汇报了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１５岁的中共候补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英雄事迹。这件事是数日前延安各界赴山西慰问团副团长张仲实向父亲汇报的。当时父亲对张仲实说：刘胡兰的事迹很感人，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汇报，要大力宣传。
毛泽东听罢，深为感动，当即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随即，新华社广播了刘胡兰烈士的英勇事迹和毛主席的题词。一个向刘胡兰学习，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热潮在各解放区兴起。自此，刘胡兰的光辉形象载入了中华民族英烈史册。
2．转战陕北(2)
３月底，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在清涧县北面石嘴驿附近的枣林子沟召开中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会后，父亲即与毛泽东致电贺龙及转战在晋绥的周恩来，说明会议决定，并告“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穴绥德南七十里?雪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
为了适应转战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分为四个大队：一大队为直属队；二大队为军委二局前梯队，负责情报；三大队为通讯电台队；四大队为新华社，另加中央警卫团等共８００人左右。父亲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保密部队代号先后为“三支队”、“亚洲部九支队”、“教导旅”等。毛泽东代号“李德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父亲代号是“司令”的谐音“史林”，陆定一的代号是“政委”的谐音“郑位”。
３月３１日，父亲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与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在绥德县田庄附近分手，刘少奇和朱德率工委东渡黄河。接下来数日，父亲和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先到子长县涧峪岔、石家湾，４月５日到达靖边县青阳岔。４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通告全党、全军。父亲立即向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传达。对于主动放弃延安，他说：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现在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饿死。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斗争。……我们今天放弃延安，意味着将来要解放南京、上海，解放全中国。放弃延安有延安，守着延安失延安。我们要像正月十五扭秧歌那样来回和敌人兜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疲劳，相机加以消灭。我们要提高胜利信心，增强战斗意志，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来完成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的光荣任务。
４月１０日，父亲和毛泽东与从晋西北返回的周恩来会合。从此三人一起沐雨栉风。转战于陕北的山水村落。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４月中旬左右，我和远征妹妹曾在父亲身边住了一段时间。记得大约是５月中旬被父亲送过黄河的。到三交后很想念父亲，也惦念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就一封一封地给他写信，可是直到７月底，也没收到父亲一封回信。焦灼中，后来终于接到父亲的来信，我才得知，就在我们走后不久，敌人３万多人扑向王家湾。父亲他们１０天中搬动３次，其中两次是漆黑的雨夜行军，浑身淋得落汤鸡般。以后，他们还经历了一段粮食奇缺的日子，靠野菜和黑豆充饥。直到１０月份，父亲的来信才说：“现在这些困难也已不存在了。”从父亲信中只字片言中，转战中的艰苦生活也可略见一斑了。
大约在我和远征离开父亲两个多月后，周恩来接替父亲和陆定一任中央纵队司令兼政委。７月２１日至２３日，中共中央在小河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的一系列问题。对地方工作，毛泽东指出中心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土地革命要与统一战线相结合。强调：“我们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把基点放在长期支持战争上。”此后的几个月，人民解放军按中央部署依次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捷报频传。中原逐鹿歼敌近２０万，解放县城近百座，沙家店战役胜利、清风店战役胜利、解放石家庄……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