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情深：我的父亲任弼时
从书香子弟到共产党员
朱德在车站迎接任弼时
１９０４年４月３０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我的父亲——任弼时诞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今弼时镇）任氏“新屋”。这里位于湖南省北部，洞庭湖平原区的东南，汨罗江南岸，距汨罗市３０余公里，距湘阴４０余公里，是典型的洞庭水乡。
“新屋”东倚葱葱茏茏的颖珠山，西望蓊蓊郁郁的明月山，脚下是片片碧绿的稻田，屋前不远即是波光潾潾的白沙河。白沙河自北向南缓缓流淌，入捞刀河，再汇湘江。白沙河在此地原有一桥，名曰“唐家桥”，后塌坏。在此，曾设有以“唐家桥”为名的驿站。以后驿道废弃，驿站改为邮政代办所，这一带便也沿用“唐家桥”为名。
“新屋”是很典型的湖南乡间旺族宅院的结构。
走进头门楼，最醒目的是一亩方塘和塘周亭亭玉立的秀竹、遒劲挺拔的古松。其间一株合抱粗的松树体态竟似黄山迎客松，将根深深地扎在塘边泥土中，却将全身探向水面，苍翠如盖，倒映水中，为小径环塘翠竹绕墙的清秀平添了伟岸与凝重。
隔塘举目，即是砖木结构的“新屋”主体。青砖灰瓦，条石为基。
“新屋”分三进，一进堂屋与二进堂屋之间有一较大的天井，东西各植一树；三进堂屋最大，东西各有一天井，天井中间砌有石台，常有盆花点缀其上。
东西厢房并不对称。三进堂屋的东面，另接一很大的堂屋，并另有厢房。
家族的各个家庭分居各个厢房。全部住屋均有回廊相通，檐下砖砌的排水明沟整齐有序。
父亲的诞生给时年３４岁的祖父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听奶奶说，我原有一个大伯，叫大刚，不幸儿时夭折，给祖父打击颇大。今天，又一个健健康康的儿子来到世上，那欣喜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按族谱，他给儿子取名“培国”，取“培植为国人才”之意；取号“二南”，我想大约是“二男”的谐音，既纪念早亡的长子，又说明了父亲是男孩。
其实“新屋”到父亲这一代早已不新，只因当年盖屋时称为“新屋”，以后就沿袭下来。据老人们说，我家祖上是江西吉水人，元朝初，从江西迁至湖南，先定居长沙一带，三代后又迁至湘阴县境。大约是父亲未出五服的曾祖１９世祖寄园公在唐家桥建此“新屋”。
屋，是老屋；家族，也曾是“望族”。
寄园公曾作朝议大夫（从四品），后晋增资政大夫（正二品）。这些官位都只是一种表示地位身份的称号，并没有实际职掌，为“散官”。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
寄园公有四子，长子早夭，只有次子星洲公同治年间曾任广西太平府知府，其他祖上多为文散官。因之家族读书氛围颇具传统。
至父亲的祖父这一代，已进１９世纪中叶，清廷日渐腐败，统治已逐渐走向衰亡。但是与家族官位称号逐辈下降相反，整个家族子辈奋发求学，大步追赶社会前进的步伐却日渐加快。
祖父这一辈，五服以内除早夭者外，兄弟姐妹共２０人。都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中有的赶上清末科举考试制度的尾巴，也曾参考过，但未中。随即便在废八股、兴新学的潮流中纷纷投考新式师范学校，年龄大的便插入速成班。据不完全统计，这一代人，男子６０％以上离家或赴县城，或赴省城就读，女子在省城受中等教育的也近３０％。更有不但走出了家门、县门、省门，并且走出了国门，成为享誉中华的教育家、学者、工程师。
父亲的堂叔，任企虞，辛亥革命前即参加了黄兴筹组的秘密革命组织。为启发民智，卖地兴学，用祖宅厅堂为教室，先后创办求志学堂、族学“序贤学堂”，并劝导本乡殷实人家捐助经费，设立乡学“同德学校”，以及北上吉林省办理长春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襄助其表兄办理长沙自治女子职业学校等等。企叔公毕生献身教育事业，不求闻达。任氏家族为子弟，更为乡里、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人才。
与李涛等在天安门城楼
父亲３岁多，月姑出生了。此后不久，祖父即开始了对儿子的文化启蒙。听奶奶讲，父亲４岁时，爷爷开始教他描红写字。他人小，个矮，登上小竹椅才勉强够到桌面。再大一点就教他临帖，抄古文名篇：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送董邵南序》《原道》等。尽管当时尚不能完全解其意，甚至许多字都不认识，但幼时练字这是必要的一课，对陶冶父亲的沉毅性格，启迪父亲内在的绘画、音乐等素质，其影响是深远的。
５岁那年，爷爷到离家１０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因路途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只得寄宿校中。但又唯恐儿子因缺乏指点、督促而耽误了学业，于是，爷爷便将父亲带到作民小学同住。白天，爷爷进课堂，父亲也随着进教室。爷爷讲什么，他也跟着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爷爷批改学生作业，父亲围前围后，描红习字，爷爷从旁指点；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
毕竟父亲还太小，闲时，祖父也常带领父亲到田畴小径、竹下河边散步嬉戏，游水捉鱼。当然讲故事，背诵名诗名句，自是少不了的，屈子悲投汨罗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就发生在故乡周围的历史上，而琅琅上口的《木兰辞》，直到父亲晚年重病之中还伏案抄录。
就这样，父亲７岁该当正式入小学一年级读书时，却已获得了作民小学颁发的修业文凭。文凭记载着对父亲的评语：
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为发给修业文凭事照得本学堂现届初等第四班第三学年考试完毕学生任培国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相应发给修业文凭须至文凭者本学生现年七岁系长沙府湘阴县人曾祖宣甲祖兆均父思度
右给学生任培国
堂长
黄帝纪元四六零九年十二月初十日飨
１９１４年，父亲正式入作民小学读书又两年。时族学序贤学校扩建完工，爷爷被族人再聘到族学任教。父亲又随爷爷来到序贤，铭鼎叔１９８５年回忆道：“弼时到序贤来读书的时候，叫二南，又名培国。１９１４年上期，他父亲振声一叔来序贤任教，带他一同来读书的。这我还比较记得清楚。我们是全校师生排队站在新教学楼前，迎接他的父亲。”
父亲在序贤一直读到初小毕业。
序贤学校，原名“序贤学堂”，占任氏宗祠一间屋作教室，只一位先生，４０名学生，规模很小。任氏祠堂以前叫佛同寺。宗堂左右两隔壁的房子都是佛菩萨和观音菩萨，大大小小的木偶像很多。
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皇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通过各种媒介逐渐传播，破除迷信，争取民权，办实业，兴科学，成为时尚。塾塘乡间最突出的就是改革教育，大办新式学校，启发民智，培养人才。
在绍霖堂叔公的号召下，召开全族大会，经一致赞同，１９１２年下半年开始毁菩萨，挖地基，扩建校舍。那年冬天“同学们烤火取暖是劈菩萨烧”，漆烧起来出油，有同学说：“烧得菩萨出汗”。扩建后的序贤，教室增多，新添了膳堂、宿舍和事务室，扩大招生，增聘教师。为筹措办校资金族内多年停止了“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把相当多的宗祠及支祠收入的租谷改作办学基金，加之族中殷实人家个人捐资，致使序贤虽为族学，但保持了相当的教学经费开支。
序贤学堂从此改名“序贤学校”。教材及教学内容全部改新书新学。
父亲随爷爷入序贤学校，插入小学三年级。此时，星姑也已三岁，可父亲和爷爷除年节假日才回新屋去与奶奶及姑姑们全家团聚外，平时，仍寄宿在校中，刻苦读书。
在序贤读书的两年，是父亲以全部稚童之心，接受启蒙灌输之时。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俭、团结、爱国、自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扬的文化与文明，点点滴滴滋润着父亲幼稚的心灵，这可从如今保存完好的作文中看到。
任弼时与贺龙在一起
他在作文《民生在勤》中写道：
欲为士，必宜发愤求学，广谋智识以著书立说；为农，必宜勤劳树艺，以望收获之利；为工，必宜勤劳造货，以供世用；为商，必宜勤劳转运，以保本国利源不使外溢；为兵，必宜时常熟练，以御外防内。
父亲也许是从小看到奶奶以江南劳动妇女特有的勤劳与贤惠，仅凭爷爷微薄的薪俸和３０石族田租谷的收入，竟然把五口之家调理得平安清顺之故，勤俭的意识深植于父亲的思想之中。他在作文《家风尚勤俭》中写道：
吾常见能勤俭者可以致富，不勤俭者亦贫。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亦难矣。
更为难得的是，他将“勤俭持家”推及到勤俭救国。他接着写道：
近日吾国国势日弱，人民日艰，而外侮因之以起，各学校或城市中多设有储金救国会。吾人凡妄费用之钱辄储之以救国，此两利之益也。
在没有读到父亲儿时作文之前，在同他的共同生活中我已经深深感到他是个很讲团结的人，在处理儿时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中，特别是他在分配给弟弟、妹妹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时，总是不辞辛苦地先做思想工作。有一年，为让年仅８岁的弟弟远远将自己的旧自行车让给小姐姐远芳骑，他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不远万里付信叮咛。这些，我原以为只是父亲对待子女的做法，看了父亲１１岁时的作文，我才知道，“合群”观念自少年时代即深植父亲的思想。他认为：
国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士、农、工、商皆能合群则必能富，富者强之。中国有四万万之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父亲视团结为富民之根，强国之本，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战胜日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团结。不能说这没有一定的道理。
父亲读序贤时，正值他祖父的小弟弟鼎筵公在家乡任教，很喜欢这个侄孙子，常给他讲述历代英雄故事。鼎筵公青年时代曾随清代名将左宗棠远离江南水乡西征新疆，讨伐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匪帮，穿过漫漫千里黄沙路，大破匪帮，立下军功。鼎筵公文武兼资，文学功底很深，左宗棠很器重，此后几年留在身边做文书。中法战争爆发后，鼎筵公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荣立战功而获御匾《光照壁水》。这御匾曾高悬在“新屋”正厅门额上。身边生动的爱国故事，潜移默化于父亲的幼小心灵。他在作文中写道：
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
那么，无战事时又何以爱国呢？父亲认为“现今吾国与外国交涉宜提倡国货，不用外货，亦爱国之一法”，“吾国若一日不买日货，则彼有匮乏之虞。”今天看来，父亲当时的想法未免幼稚，但对从小生活在乡间，活动视野不过唐家桥方圆几十公里之地的不满１０岁的学童，也称难能可贵了。
由于从小随爷爷离家在外，父亲不可能享受到像其他同龄人在母亲身边生活那样的细微照料，但却培养了他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更有益于他自强自立信念的确立。在作文中他清楚地写道：
农夫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作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世上之人皆以自立为要，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
正是在这种自立、自强的信念主导下，父亲很小就面对独自在外的求学生活。
１９１５年夏，父亲在序贤初小毕业。是留在乡间的高等小学继续求学，还是到县城或省城视野更开阔的学校去读书呢？面对家庭经济日渐拮据的状况，祖父曾举棋不定，但最终还是渴望儿子尽快成才，决定送儿子去省城长沙投考“名誉优良、规模宏大”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任弼时
盛夏，烈日灼烤着大地，水乡在蒸腾。黄泥小路蜿蜒向前，穿村过河伸向令人神往的省城。父亲怀着既紧张不安又激动企盼的心情告别了奶奶和姑姑，携带着简单的行囊，跟着爷爷徒步八九十华里，来到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悠久，初为“城南书院”，继为“中路师范学堂”，再名为“第一师范学校”。此时，全校分三部分：师范部、附属高小部、国民教育部（相当于初小）。该校是当时省内自初等教育至中等教育兼备的建制完善的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是三湘学子向往的学习园地。
父亲考进附属高小部，时年１１岁。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是父亲学生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走出了塾塘乡，走出了湘阴，步入了社会。父亲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年，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这里学习生活的氛围，不但使他学识大增，更加快了他体魄心智的成长与成熟。
当时，正值具有现代民主教育思想和爱国精神的孔昭绶二度出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他的爱国精神集中反映在教育事业中。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他把前任校长提出的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改为以“知耻”二字为校训的中心，贯穿着“公诚勤俭”诸义。１９１７年５月７日，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上，他作了长时间的演说，极力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认为：我国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为折冲后盾，而世界唯有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有武装可以企和平。这一思想对父亲颇有影响，他在作文《言志》中写道：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试观德国之强者日甚。昔德国亦弱国也，常与法战，累为法所挫……发明新式枪械，再与法战，大败法军。自是振兴工业，以至今日称雄世界无可不矣……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
孔昭绶治校非常开明，他主张学生参与校政，成立了学友会，课余时间自己管理自己。师范部学生以毛泽东为首开展了生龙活虎的学生自治活动。毛泽东任总干事，传播先进思想，在长沙学生界、知识界颇有影响。附小也于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成立了学生组织——学艺会。并陆续组织了讲演、美术、音乐、竞球、竞技、拳术等课外文体活动小组。
父亲从小随爷爷住读校中，因而很快地适应了附小的寄宿生活。面对校中丰富的课余活动，他如鱼得水。一年内，先加入了“以练习语言增加知识”为目的的讲演部，又加入了美术、竞技、竞球、拳术等小组活动。此外，他利用星期天走出学校，或去城内观市景，或到郊外赏自然。
秋春之际是出游的好季节。一秋日，他与学友们游长沙，初至天心阁，“面对岳麓湘江而长株铁路绕其侧，舟车草木均可指数”，认为这是“本省第一最胜之地也”；继而于街市听“演说会”，见“男女杂遝而至，有童而龀者，有老而齿豁者，有短褐不完者，约而纪之，不下数千人”；又去画店赏画，一幅画深深吸引了父亲，“淡墨数笔，写侧势远山半角，具有凌虚缥缈之态”，善喜丹青的父亲，爱不释手，“展玩久之，本甚羡慕，或问价，曰百金，予为哑然”。真为父亲惋惜！
春日，他邀学友岳麓踏青，并模仿《小石潭记》、《岳阳楼记》等写作文：
环省多山，其西北之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岳麓也。……春季，百花争茂，而桃花之一片胭脂，染成红装满树，尤为可观。上行一二里，渐闻水声潺潺，及达山巅。巅有亭，即望湘亭也。……远望乡间，草衔长带，柳垂细乳，田间菜花，大地金黄。登斯亭也，则有去国怀乡，心旷神怡者矣……
读父亲十二三岁时写的这些作文，我仿佛看到少年时代的父亲登岳麓、游市井的活泼身影，既为他极尽学习模仿名人之作的幼稚笔触而暗笑，也能体会到当时他对喜爱之物而无钱换取时的那份心痒与无奈。
毛泽东与任弼时
１９１８年夏，父亲在求学道路上又面临一次抉择。高小即将毕业，投考哪所中学呢？这时祖父并不担心儿子的学习成绩有什么问题，而是考虑选择的学校“惟学膳等费似以轻者为宜”，足见家中不宽裕的经济状况。
秋，父亲考取了颇有名气的长沙私立明德中学。
明德中学为湖南“省会创设民主学校之先导”，在２０世纪我国“废八股，兴学堂”的教育史上也是走在先列的。明德师资力量雄厚，辛亥革命元勋黄兴曾为创办人之一，文学家苏曼殊，生物学家辛树帜，历史学家周谷城，音乐家黎锦晖、张曙等都曾在明德任教多年。明德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考入著名大学，成为优秀人才，学校也因之享有盛名，驰誉海内外。３０年代有“北有南开，南有明德”之说。该校办学宗旨是培育人才，振兴国家民族。校规十分严格，但提倡活跃思想。秉承黄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育思想，常结合时事，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纪念日，老师让同学们写作文《国庆纪念日感言》。父亲很感兴趣，他概要回顾了辛亥革命起因及此后７年国内时局变化，慨叹袁世凯复辟及南北之战，将全国人民企寄的“革专制，改立共和……自此得享自由之幸福”一举破灭，公开斥责统治者“以一二人之私见竟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恐非吾之所能逆料也”。
一个月后，世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作为对德宣战的协约国成员之一的中国，自然也沉浸在欢呼声中。长沙于１１月２８、２９两日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会，各校放假３日以志庆祝。
２８日下午１时，父亲与同学们一道随校中带队教师到省教育会集合。接着，队伍经督军署转向北正街出城，顺油铺街，沿湘江而下，经过日本、美国及英国领事馆前，再从福星门进城。此时已近黄昏，各界都燃起灯笼，数万人延行街市约有四五里之长。街口街侧围观市民不计其数，交通断绝。教育界的队伍经坡子街、红牌楼、狮子门、青石街、东长街及长沙知事署门前，返教育会，散会。此时已是夜晚９时许。“如斯之举，可谓盛矣！”
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的“退而思之”：
“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
这篇作文获得老师“言明且清”的赞扬。
１９１９年初，父亲转学到公立四年制的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即长郡中学，插入旧制第２５班。原因很简单，祖父一度失业，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经济更显捉襟见肘了，长郡学费比明德中学便宜。
当时，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是一位教育救国论的积极拥护者，也具有一些民主思想。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培养社会有用之人”，因此很重视品德教育，亲自兼任修身课。
该校比较重视国文教学，作文偏重文言。大约是受祖父一直教国文的影响，再加上父亲很爱读报，因此，他常常在作文中附以现实内容，同时父亲写得一手清秀的小楷，这些都很得一位曾中过“解元”的国语老师汪根甲的欢喜，经常把父亲的作文当作范文介绍给同学们。
长郡中学的半年，父亲的学业大有长进，思想更加活跃，考虑问题也深刻了许多。正在此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旧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将德国攫取的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沸腾，莘莘学子站在了爱国运动的最前列，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５月４日，北京的学生率先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数千人集会游行，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３０余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任弼时与全家人合影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军阀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尚未建交，且苏联远东尚有部分地区被白匪占据，很混乱，海参崴至伯力间有一条伊曼河，河北是红区，河南是白区。因此，从中国去苏俄在当时不仅极秘密，并且的确需冒险。第一批从陆路走的，就曾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于是此后便改为从海路取道日本长崎，再转经海参崴北上。
１９２１年暮春，父亲一行藏好组织介绍信，进行了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经长崎安抵海参崴。万不料此地的春天仍旧是冰天雪地，衣衫单薄的南国少年因没有足以御寒的冬衣而受苦。父亲患了感冒、发烧。为此，险些酿成大祸。
当时，赤白交界处本就设卡盘查极严，加之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更增添了检查内容。为了安全，他们化整为零，父亲与肖劲光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原来，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
那年，父亲刚刚１７岁。到了伯力，就到了“家”，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苏联红军的热情接待，使他顿觉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此后的行程，仍旧是艰苦的。特别是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而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闷罐车载着他们爬过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９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会后，经稍事休整，父亲于８月３日正式入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
“东大”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登上学生宿舍五楼，正可俯瞰普希金广场，校园宽敞、优美、整洁。该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３年，主要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并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国别单独组班。父亲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肖劲光、廖化平、卜世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
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Брнский（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是年１０月２１日正式开学。
最初的学习很艰难，因语言不通，听课很吃力。父亲下决心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苦读俄语，进步很快。一年以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父亲就接替了这一工作。
1．唐家桥新屋(2)
父亲的堂叔，任凯南，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岳麓书院。１９１１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后公费留英，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位。回国后与好友数人，创办私立大麓中学，与私立明德、广益、周南等中学比邻。曾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任理卿，是只比父亲大９岁的小叔公。毕业于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后又获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纺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
我祖父辈名裕道，名思度、扬烈，字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族中开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
１９世纪末，谭嗣同等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筹办新学“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带来时代气息，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亦下诏，改变学校制度，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为扩大学校教育，急需大批师资。各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速成师范班。
祖父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乡村教师，在这一形势下，也赶往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归来，正值祖宅创设求志学堂，即被礼聘，任国文教员。从此，祖父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族学序贤小学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终其一生。
3．走出塾塘乡(2)
父亲还有一种酷爱：读报。
早在故乡读书时，他就常请在长沙谋生的叔叔寄报回家。唐家桥邮政代办所曾为父亲接送过一份份报纸。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后，读报，不知方便了多少！
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室就在师范部的紧邻，离师范部阅览室不远。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钻进去大饱眼福。从书报窗口，他看到了多彩多姿的学生生活以外的国家大事。求知若渴的父亲开始“论政”了，尽管许多观点很可能是报人的观点，他并不一定很理解，甚至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内乱外患的忧虑却跃然纸上。《近日闻见录》中他这样写道：
吾于某日课毕往阅览室阅报。见报载吴光新①以岳州、湘阴化为戒严区域，不胜骇异。吴光新阴蓄其志，欲一逞于湖南省久矣。今逢此时内乱纷纷乃乘机作乱，如政府不能先事预防之，或发生意外之变化，此则非独湘人之不幸，抑西南主义之大障碍也。继有中日银行与湖南之关系。日本在我国湖南开设银行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一省之财政完全寄托于银行，今湖南银行之纸币低落一至如是，若均为日中银行所吸收，则全省之财政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若迫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可悲也哉！
１９１６年，是父亲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个多事之年。客观地说，也是父亲迅速成长的一年。
这年暑假一到，父亲便兴致勃勃地返回故乡。整理好一学期未曾住过的居室，临窗放置一个小书案，把所学过的课本、书籍一一码放整齐。本欲“每日同妹温习片时外，或击球或踢毽或奉父母之命至附近游观”，过一个轻轻松松的假期。不料，却经历了一次被汤芗铭败兵洗劫的灾难。
这年元旦，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但“好景”不长，８３天后下台，并于６月６日在众叛亲离和国人唾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任命的湖南都督汤芗铭听说程潜率湘军大败北军，驻省湘军又将联合桂军进攻督军公署，大为惶恐。７月４日晚仓皇逃跑。所率败兵沿途到处抢掠，唐家桥亦未幸免。
一日清晨，父亲听到隐约炮声，以为是乡间神庙活动所为，后才知是汤芗铭率兵北逃。第二天，败兵行至唐家桥，幸亏祖父携全家躲向颖珠山，家人未遭殃。然而当疲惫不堪的一家人返回新屋时，见到的是满目狼藉，衣物、器具抛撒在地……
１２岁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家遭败兵洗劫后凌乱不堪的样子，很受刺激，心中充满气愤与无奈。开学后的第一篇自由命题的作文《暑假纪事》，父亲就记述了此事，文末叹道：“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
此事过不久，又发生一件令父亲扼腕叹息之事——蔡锷病逝。
蔡锷，是湖南人引以为骄傲的英雄人物。辛亥革命时在云南昆明发动起义，被推为总指挥，起义胜利后，任云南军政府都督。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云南起兵讨伐袁世凯，任护国军第一总司令。１９１６年护国战争胜利，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９月患喉癌赴日本就医，于１１月８日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消息传到国内，长沙教育会举行追悼大会，父亲随学校一同参加。会后特作《追悼蔡公松坡感言》，文章赞道：
蔡公松坡，吾国之人才也……袁世凯背叛共和厉行帝制，无有声言反抗者，公耻之，起义云南，独立支持，百折不回，卒能铲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为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
少年雄心，跃然纸上；一扫暑假面对败兵洗劫后的无奈！
内乱，激发父亲戡平内乱之少年壮志；外患，引发父亲爱国御侮之心。
近代中国历史，记载了许多失地的屈辱。国土被列强蚕食、分割，这对于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会深感切肤之痛！
3．走出塾塘乡(3)
１９１７年，父亲正读高小二年级，地理课本既将父亲的视野扩大至世界，更将近代我国割让地之状况形象化了。
一天夜晚，父亲于灯下打开地理书，日里所学的知识集于图集，一目了然。东西南北四方国土被瓜分之地，被觊觎之所，赫然在目，“小小丧失不可胜数”，“诚可为痛哭流涕也哉！”他痛言：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而今每任强国鲸吞鼓颐，蚕食张吻，掠我土毛，腥我天地，金瓯之国家遂成破碎之山河……。
对此，他感到“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他大声疾呼：我辈“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地之不能乎！”
何以解除内忧外患？父亲当时毕竟才十二三岁，正是人生崇尚英雄的阶段，很自然地，他希望如古今中外历史豪杰般的人物再现。
他崇拜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古之圣贤豪杰其功最大者”。钦佩朱元璋由一僧人从郭子兴起兵，“后子兴死，诸将拥立乃将其兵，灭群雄，定都金陵……统一中国。”
他读《俾斯麦传》，对这位世界闻名的德国铁血宰相，赞其少年之时即“阴以统一日耳曼为己任”，“深叹其坚忍之力，创造之功”，认为他是“强国之模范”。
他自己也在思考，在探索救国济民之策，这在他的作文中多有反映。面对“人民之生计艰难困苦”之状，他写道：
“救国之策如何？非特以米与之、以衣济之也。其最善者在多设工厂工艺别类。如机织缝纫令女子习之，木竹金工等令男子习之。其他如艺徒学校、采矿等均为救济之善法也。”
“整顿金融即可安民，停止战争便利输运，商务自旺。”
显然上述这些“策”，绝非他个人创造，而是吸收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有识之士的思想，这些思想引起了他的共鸣。
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父亲与萧三的相识与相交。
１９１７年第二学期，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湘潭附近的“黄氏族学”任教的萧三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学校办童子军归来。经介绍，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即聘其为附小教员，教英语、音乐两科并兼办童子军。父亲那年正上高小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了。萧三成了他的老师。尽管萧三长父亲８岁，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忘年之感。
萧三读书时就曾以自己的方式抵制封建主义的教育方式，不甘作考试的奴隶，当了教师就更推崇民主主义教育，不用考试逼人，不搞突然袭击，不出怪题，多靠平时成绩。学生轻轻松松地就学会了，考完了。萧三又是长沙城里童子军第七团团长，办童子军，以“为社会服务”为口号，他教学生练习生存本领，如目测、游泳、两根火柴点燃一堆火等。更注重平时做好事，教学生认清人群及社会对自己的帮助和为社会服务是责任和义务，尤其主张要为劳苦人做好事。这位年轻教师颇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父亲，从小受思想比较开明的祖父影响，兴趣广泛，读书之余，音乐、丹青样样上手，对封建主义足不出户的封闭式教育，同萧三一样非常厌恶，曾专门作文抨击。因此，对萧三的教学非常适应。他从富有诗人气质的萧老师的课堂上不仅学得知识，又汲取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思想。萧三也非常喜欢性格活泼又有思想的父亲，为了鼓励他，特意送给父亲一个墨盒作纪念，上面刻着“赠二南贤弟”。
师生以兄弟相称，足见他们相交非浅，难怪父亲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留学莫斯科时还付信留法的萧三，邀其“前往苏俄一游”；３０年代末，又是父亲全力促成实现萧三回国抗日的宿愿。
4．“五四”前后(2)
５月９日，湖南报界冲破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新闻封锁，报道北京学生游行情况。长沙、衡阳、郴州、常德、永州等地的教育界、学生界、工商界及各公法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下旬，北京大学南下宣传团回湘学生邓中夏，向毛泽东、彭璜等介绍了北京“五四”运动情况。２８日省学联重新成立，６月３日发表罢课宣言。长沙各校纷纷罢课，组织学联会，救国十人团等。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各界也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开展维持国货、抵制日货的斗争。
长郡中学迅速组织起学生爱国会，开展为社会服务，爱国储金等活动。父亲积极投入到这一活动：
他和同学们一道走出学校，提篮上街贩卖国货，初次面对社会；
他到学生爱国会主办的“贫民半日学校”任教，至今聘书尚存；
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表演宣传反帝斗争的活报剧……
张敬尧惧怕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运动危及他的反动统治，下令各校提前放假，布告学生限期离校。时值北京学生已开始深入工厂、农村去向民众宣传，省学联当即号召各校学生回家乡宣传。
长郡中学校长彭国钧和教育界知名人士徐特立、朱剑凡等发起组织“健学会”，输入、研究和传播世界新思想，毛泽东谓其“在死气沉沉的湖南”，乃是“我们应拍掌欢迎”的“空谷足音”。彭国钧还亲率安化籍学生组织话剧团在小淹演出。
父亲担任了湘阴籍宣传团团长，带领同学们返乡宣传。他写传单、编剧本、画漫画，讲、演、唱，样样都干。特别是他组织同学们在塾塘庙、桃花洞、白鹤洞、闾塘庙一带演出文明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年６月，理叔公参加清华庚款留学考试后，觉得有录取可能，便返乡省亲。时值父亲带队回乡宣传，少年叔侄数年不见，自然亲热异常。
从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已在上海恒丰纱厂工作一年的理叔公，滔滔不绝地向父亲讲述他的纺织工业救国的想法。他认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每年大量进口钢铁和棉纱。因此，主张振兴中国的纺织业就能减少白银外流以救国，所以他要去西方学习先进的纺织技术。
小他９岁的父亲却正满腔热情地沉浸在宣传民众的活动中。他热情地邀请理叔公参加演戏。在父亲的动员下，理叔公终于上了舞台，但却只演了一次。此后，理叔公干脆把自己准备赴美留学的一套行装借给父亲当道具，直到他８月启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父亲和肖劲光成了最要好的同学。
肖劲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全家劳作供他一人读书，就这样，每学期学费还得用母亲唯一的一枚戒指的典当金交付，全家省吃俭用，集资赎当，反反复复。
穷困的经济生活，“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以及为振兴中华而探索的意识，促使父亲和肖劲光彼此思想接近，感情融洽，同窗共读、朝夕相处，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转眼到了１９２０年暑假。父亲为了寻找毕业后的出路，和肖劲光一起滞留校中。生活使他们早熟。他们深知中学毕业后，各自的家庭都绝无使他们继续深造的经济来源，以后的路，要靠自己去奋斗。
“五四”运动爆发后，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湖南学子纷纷响应，仅长郡中学两年之中就有２８名学生整装西行。长郡校友，也是中共老一代革命家的李立三、李富春等人均在此行列中。父亲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老师萧三也是这期间赴法勤工俭学的。
那一时期，青年学生向外求得工读和学习机会的潮流颇盛。
一天，父亲外出归校，很兴奋地对肖劲光说：“有办法了！”“什么办法？”肖劲光忙问。“到俄国去！”父亲答道。原来，父亲路遇同乡任岳，得知最近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任岳就读的船山学社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的一员，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
4．“五四”前后(3)
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在酷暑难耐的苦夏，犹如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徐来。中午，两个好友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去不去？再有两年就中学毕业了，文凭要不要？他俩思索着、商量着。最后，横下一条心：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到苏俄勤工俭学。文凭，不要了！
是年８月，我父亲和肖劲光、任岳、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六人一起，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作赴苏勤工俭学的准备。应着时代的召唤，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这一行三湘学子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
江风徐徐，翻开了父亲追求真理的关键的一页。
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铭德里）６号。
一个典型的石库门房，魏碑体白底黑字的“外国语学社”牌挂在门口的墙壁上。这里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地方，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掩护革命活动、培养革命干部和输送青年团员到苏俄学习，以公开名义招生的“学校”。实际上学员大多数是通过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的，负责人是杨明斋。
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父亲即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并且，第一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和肖劲光等几个人在贝勒路（今黄陂路）租了一个亭子间，睡地板，吃包饭。
学社的课程主要有两科：俄文和共产主义基本知识。俄文课由王元龄任教。她是老同盟会会员王产祺之女，毕业于哈尔滨俄文学校，是被陈独秀邀请来的年轻女教师。共产主义基本知识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教授、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任教，这是父亲正式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学习的第一课。
平时，他们上午学俄文，每周一次听陈望道宣讲《共产党宣言》，即封面印有大胡子马克思像的《宣言》。下午，他们大多为“中俄通讯社”和《劳动界》杂志做誊写、校对等工作。
在外国语学社，父亲结识了几十位时代青年，俞秀松、刘少奇、罗觉（罗亦农）、吴芳、谢文锦、彭述之、廖化平、许之桢、傅大庆、马念一、曹靖华、韦素园、蒋光慈等。后来，他们当中有的像父亲一样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成为文学家、剧作家、诗人，也有个别的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
１９２１年春，经过８个多月的学习，父亲一行准备启程了。全新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新兴社会制度，对父亲的吸引太强烈了，他放弃了国内的个人谋学的机会，而主动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与义务。
行前，他复祖父一封感人至深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世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唯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4．“五四”前后(4)
昨胜先妹妹来函之云陈宅有北迁之举，不知事可实否？仪芳（即母亲陈琮英——作者）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前虽函促达泉大哥，彼对儿无正式答复，可怪！……
家事、国事、天下事，一一涌现面前。
父亲为我的祖父祖母一生为衣食辛苦奔走而泪下，祝愿他们健康长寿；他一心希望未婚妻能有机会读书……为此，他必须投身为创造“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而冒险奋勇的事业！
遗憾的是，最终祖父、祖母都未能看到父亲事业的成功；骄傲的是，经２８年的奋斗，父亲与他的同志终于实现了青年时代的追求。
5．莫斯科“东大”(2)
学习是紧张的，物质生活更是极为艰苦的。因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日用必需品供应高度紧张，粮食极端缺乏。不得已，全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一切人的劳动报酬就是面包，而且是黑面包。享受最高待遇的是红军，列宁也不过如此。而“东大”学生正是享受这最高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早上吃一小块面包，中午就不敢吃了，否则晚上就没有吃的了。午饭还有一勺汤，偶尔放一点咸鱼。衣物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父亲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却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鞋、一件很薄的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帽子，上面缀一颗红五星，这就是他的全部御寒衣物。
这样的生活到１９２３年以后随着全苏经济好转而改善：不再吃黑面包了；穿上了统一制作的虽粗糙，但厚实的黑呢衫裤和大衣；每人每月的零用钱，也翻了一番，增至３卢布。
艰苦的生活中，也曾出现过一次“奢侈”。
１９２２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慰问中国留学生，每人发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可算是难得的珍品了。这天，父亲、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湖南籍的同学凑在教室里，围在取暖的大火炉跟前找来一个盛开水的大罐子，把几样食品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吃了一顿名副其实的大杂烩；饭后，肖劲光看着一扫而光的大水罐，不禁说道：“这顿饭，恐怕要叫我们记一辈子哟！”
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这次大会是为对抗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１２日开幕的帝国主义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而召开的。根据共产国际会前通知，中国派去了除共产党的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等相当广泛的社会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父亲和刘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中国留学生也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这是父亲在旅居莫斯科期间第二次参加大型国际会议。
年轻时父亲性格很活泼、思维很活跃。特别是旅居异国，对国内来的代表，更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会议期间，只要稍有空闲时间，他就去探望代表们，并与代表们探讨革命理论，利用星期天陪代表们参观莫斯科市容，并想尽一切办法款待代表同志们。
这期间，全苏尚未从饥饿中摆脱出来，尽管苏联人民节衣缩食，把最好的食品供给会议代表，但人们仍难免受饥饿的困扰。一天，张国焘、高君宇、王烬美等中共代表正在宿舍休息，父亲、刘少奇、彭述之等８名同学捧着一盘马铃薯来了。一进门，不知谁大声地说：“同志们，对不起，实在没有好吃的，就请用一点马铃薯，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心意！”在座的代表们愕然了，他们深知这盘马铃薯的分量，这必定是几个同学从自己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来的，非任何贵重物资所能换到，是同志们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直至几十年后，被慰问者仍满怀异常亲切的感情深切地记忆着。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７日，中共旅莫组召开会议。由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陈独秀主持会议，讨论通过了任弼时、王一飞、彭述之为中共正式党员。
如果说“东大”艰苦的物质生活对父亲是一种革命意志的磨炼，那么，旅莫支部的政治生活则成为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锤炼革命牺牲精神的熔炉。
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开始于旅欧支部派员赴莫斯科后。
１９２３年４月的一天，父亲偕王一飞、萧三等人来到莫斯科火车站，在熙来攘往的旅客中迎来旅欧支部第一批赴“东大”的同学：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熊雄、王圭、佘立亚、袁庆云、王凌汉、郑超麟、高风、陈九鼎等１２人。异国他乡迎同志，自是别有一番亲热劲儿，尽管他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父亲挽着新同学的手，揽着新同学的腰，大踏步地一路走、一路用他特有的高音向同志们介绍“东大”的学习和生活。
5．莫斯科“东大”(3)
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１３人增至２３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５％，团员亦达３５人。随即，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成立了支部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及《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规定了政治理论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范围，开始了对支部成员的严格教育。
不久，“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东大”，同学们群情激愤。父亲当年的老师，今日的学友萧三和另一同学当即合写了一个剧本《二七罢工》，反映这一动人心魄的事件。父亲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五四”时期宣传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样，登台参加演出，向全世界无产者宣传。他们在“东大”礼堂、在莫斯科老布尔什维克疗养院……迎得各国各民族及老共产党员的掌声，赢得了世界无产者对中国工人阶级兄弟般的声援。站在舞台上的父亲感受到了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感受到青年一代革命者肩上担子的沉重。
１９２４年１月，莫斯科，一个极其寒冷的冬月。
２２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来。父亲和苏联人民一样，悲痛万分。拾起搁置数年的画笔，注满崇敬、爱戴与痛悼之情，描摹领袖肖像，放在自修室和宿舍楼梯口，供大家瞻仰。
列宁逝世后，考虑到人民对伟大导师的沉痛哀悼之情，苏共中央决定将列宁遗体移至莫斯科工会大厦大厅三日，以便机关、厂矿、学校等各界人民向列宁告别。
可能因父亲俄语讲得好，也曾担任中国支部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局的人熟悉的缘故，他得到可以随“东大”支部局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父亲找上萧三一同去了。
荣幸的是，当他俩随队伍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时，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护灵”。这是葬仪中一个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４人，每次５分钟。４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父亲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６０多年后，萧三回忆当时的情景，不无激动地说：“在短短的５分钟内，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５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是的，今天的人们的确无从得知他们想了些什么；然而，父亲却用毕生的实践告诉我们：他无愧于东方民族的代表，他接过了列宁的旗帜，并把它高高地擎起。
３天后的支部大会上，父亲与华林一起介绍傅大庆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４年３月。春，以其勃发的生机叩开久为冰封的莫斯科的大门。这不禁激起不满２０岁的父亲思乡、念土、恋亲人的别绪，给早已莺歌燕舞的南国家人寄去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自当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了，街衢的积雪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的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彝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们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人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日
这寄自遥远异国的家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大自然充满生机的春天的热爱和对故乡春景的无限眷恋，蕴含着对父母家人的深沉的思念。然而，一句“但我不惜……”却道出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对革命前途美好憧憬和为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豪情。
5．莫斯科“东大”(4)
这是保存下来父亲在莫求学时唯一的一封家书。
这一年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自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方针后，本年初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此时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
父亲被安排在第二批返回。行前，被派与卜世奇、王一飞、彭泽湘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青年国际提出，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父亲等３人鉴于中国国共两大政党合作已形成，并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４年历史的实际，不同意中国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政治色彩的青年组织，得到出席共产国际“五大”中国党代表团的认同。
７月２３日，父亲结束了在“东大”的３年学习生活，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取道海参崴，于８月抵达上海。
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1．团“三大”前后(1)
有一种说法，父亲是青年共产国际派回国内工作的，任务是加强中国青年团的领导。而事实上，父亲一到上海即被派往上海大学担任“俄文教授”，为时不长即参与青年团中央工作。数月之后，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后又代理团中央总书记，继而担任团中央总书记。
１９２４年９月２２日，父亲参加团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任弼时担任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张伯简、俞秀松为候补委员，区委书记为张秋人。三天后，团中央局会议又决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一编辑部，聘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张秋人、恽代英、林育南７人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１０月９日团中央局又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自此，父亲开始在《中国青年》撰文，为青年团呐喊，热情地宣传苏俄，同时撰文廓清青年运动内部的糊涂认识，反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面临着一场方针性的争论，即中国是否应当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对此，父亲在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时即持否定意见。回国后，鉴于国内仍有同志主张单独建立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他在《团刊》上系统地阐明了应否定的观点，坚决反对在中国另建“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认为这种组织在尚未建立民族革命政党、群众也没有团结起来的国家是需要的。但中国的社会实际说明，已建立４年的青年团，完全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中坚力量之一。倘若另建一“组织上完全独立”，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权柄”的“独立的青年政党”，发展结果将会因成分复杂、政见不一，而“成为一种反革命的组织”。因此，父亲明确指出“绝对不能有新且独立而带有政党性的青年组织实现之必要。”他的这一认识与主张，不但在１９２４年统一了团内认识，而且为以后同国民党青年部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决定采取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作为主要方式之一，但在国民党中一直有人反对。他们在政治上攻击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想使国民党逐渐变为共产党，甚至提出取消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时间右派舆论甚嚣尘上。为反击敌人，使广大青年了解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吸引青年加入青年团。父亲在《中国青年》第４９期发表《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文章旗帜鲜明地宣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少年国际之一部”。它“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妥协”。又指出：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他们明白中国国民革命之必要”。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７日是苏维埃革命胜利７周年纪念日，次日在《中国青年》第５２期（苏俄革命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父亲撰写的三篇文章：《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状况》《苏俄与青年》，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业绩，号召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列举事实阐明十月革命后苏联经济、政治地位的巩固及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特别详细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青少年的组织状况、政治和文化教育状况及青年团、童子团在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
由于父亲还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这一时期他还负责翻译有关文章在党和工会组织的刊物上登载。如他曾译赤色国际工会总书记洛佐夫斯基所写的《国际工人运动与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一文，刊于《中国工人》第二期；翻译列宁著《中国的战争》一文，刊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等。
据不完全统计，父亲自１９２４年８月回国到１９２７年先后在党团刊物上发表文章计１５篇，探讨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难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访问一些与父亲有过接触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他们常说：“当年，我们是先读了你父亲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的。”
1．团“三大”前后(2)
１９２４年，华夏大地大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发展壮大，成为党的得力助手。为了迎接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筹备召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父亲除了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员外，主要时间投入于团中央局的工作，尽管当时他并不是团中央局执行委员，但却担负起团“三大”筹备工作。他与恽代英、张伯简、张太雷、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７人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并和张太雷、张伯简、张秋人、恽代英共同负责起草关于非党青年运动草案，提交“三大”讨论。
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６日，经过精心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８名，代表团员２ ４００余人。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代表旅莫斯科地方团组织出席大会，并与华林、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组成５人主席团，同时为教育训练问题委员会和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与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刘尔崧、夏曦、刘伯庄等９人当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三届一次全体会议上，父亲又与张太雷、恽代英、张秋人、贺昌５人组成中央局，分工任组织部主任。
自此，父亲正式走上了团的中央领导岗位。
共青团“三大”在团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确立党对共青团的绝对领导，按照青年化群众化的要求，即按照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团，提出四个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本团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此次大会为动员广大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到大革命洪流中，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１９２４年冬，家乡传来噩耗，祖父病故。正值紧张地筹备“三大”之时，无法脱身的父亲按捺下思念、悲痛与负疚，全力工作。
自１９２０年夏天离开长沙，到上海、去莫斯科，一晃四年有余，一回国父亲就想回故乡看望久别的双亲，看望妹妹们，看望青梅竹马的未婚妻！可是，工作离不开，革命需要他，他没有回去。
“三大”胜利闭幕。紧张繁忙的工作终于把父亲累倒了，直到２月中旬，父亲仍在康复中。２月１８日在给旅莫团的罗亦农、王一飞信中他写道：“现在身体亦感衰弱得很。”这便是父亲的付出。这时父亲只有２０岁！
2．叱咤风云亭子间(1)
自莫斯科回国，父亲就住在上海福康里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是他的全部家当。然而，正是这小小的亭子间，却成为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导者叱咤风云的大舞台。
“三大”结束，正当父亲全神贯注于中国共青团的组织建设时，２月，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的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取得部分胜利。但日本资本家在工人复工后却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于是，工人在５月间再度罢工。
５月１５日，上海的日本资本家为对抗工人罢工，关闭内外棉工厂。工人按计划去上班，冲进厂内。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野蛮地向工人射击，枪杀了青年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
事件发生，当即引起团中央的密切关注。这时父亲正代理团中央总书记。
１９日，父亲代表团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召集的宣传联席会。会议决定５月２４日公祭顾正红，由雪耻会出特刊在大会上散发。父亲负责绘制特刊所需的讽刺画。
２４日，内外棉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父亲早早赶到会场，映入视野的潭子湾三德里依旧是荒芜的土地、坟墓与杂草。烈士的灵柩安放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前。渐渐地人多了，不久就汇成了人的海洋。一万多名各界代表如潮水般涌进了这片洋人与高等华人足迹罕至的沪西纱厂工会所在地。有慷慨陈词讲演的，也有散发传单、宣言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军阀孙传芳的军警在严密监视工人，他们如临大敌。这情景不禁使父亲回想起二月罢工时的潭子湾；也是这片空地，同是万多工人齐集，半空中悬挂着“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战旗，在充满生机的春风里飘扬。而今，帝国主义却向工人开了枪……看着，想着，一个决心下定：根据中共中央３３号通告精神马上起草通告，告诫全国团员，把上海纱厂事件扩大为反帝斗争！这一夜，成都路福康里亭子间的灯光通宵未熄，是父亲与恽代英在伏案疾书。
２５日，晨光熹微中，父亲与恽代英揉揉干涩的双眼，整理好已写成的通告，会心地笑了。
一份份油印通告，按组织系统迅速发放到全国各地。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示威》的决议。父亲立即主持团中央做出具体部署。因为这时团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公开地发动组织学生的工作都由团领导下的上海学联出面。因此，团中央决定由上海学联作“五卅”反帝示威公开的指挥部，恽代英任总指挥，父亲镇守团中央负责指导全国共青团投入这次反帝斗争。
３０日上午，两千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在街头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之事。下午，巡捕大肆捕人，一百多名学生被捕。群众愤怒不已，要求捕房放人，至３时许，聚在捕房门前的群众达万人，租界巡捕悍然向群众开枪射击。血，染红了老闸捕房门前的大马路。
震撼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当晚，父亲立即组织召开团中央会议，按照党中央指示，决定：发动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和青年罢工、罢课、罢市，以反对帝国主义暴行。６月２日，又以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关于就“五卅”惨案扩大反帝运动的团中央５２号通告，极富号召与策略地指出：这次反帝运动中“上海大多数民众，颇有民族革命的倾向，并且现在时时有大暴动突起之可能”为使斗争“得到相当的胜利”，应即刻全体动员，使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
很快，民众反抗遍及全国。６月２日广州工人举行示威；５日长沙１０多万人大示威；７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正式成立；１０日北京举行２０万人的国民大会，１１日上海工商学联合总会召开２０万市民大会，通过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十七条。
2．叱咤风云亭子间(2)
为在斗争中提高上海总工会的社会地位，父亲代表团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援助上海罢工。
通告经各种渠道传递到全国各地基层团组织，又化为广大青年反帝运动的行为准则。然而在当时，又有谁料到这些策略的制定是出自一个２１岁的青年及以他为首的青年革命者集体呀！
父亲是个颇爱思考的人。面对如火如荼的反帝风暴，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帝国主义者历年向中国国民进攻所引起的一种反应的爆发，是世界民族革命运动进步的表现”，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压迫下的自然结果”。６月，他在《中国青年》第８１期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阐明要使此种被杀戮的惨剧不再重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
任何大的政治运动爆发之始，都难免泥沙俱下，而运动深入的过程，便起到了大浪淘沙的作用。“五卅”运动也是如此。工商学联成立一周后，其所制定的１７项交涉条件就被上海总商会篡改为１３条。６月２６日，上海商人宣布单独复市，退出“三罢”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大资产阶级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只有工人继续罢工。继而，发生了上海戒严司令部派人占领上海总工会办事处及到小沙渡逮捕工会职员事件。形成一个帝国主义者、军阀、工贼联合向工会进攻的严峻局面。
对此，７月１５日，父亲签发团中央通告６０号，指示各地组织公开反对奉军的反动行为，向当时政府提出警告，“并设法使政府电令在沪军警保护罢工工人团体，不得借故摧残。”
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拟定《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提出新策略：既要有组织地罢工，也要有组织地复工。１１日，父亲签发团中央通告７１号《向工人群众解释罢工策略变更的意义》。
接着，签发团中央通告７２号，相应改变学生运动斗争策略，要求：学生总会及各地学联发表宣言，“主张上课”，说明反帝是长期斗争，学生应“一方面进行学业、一方面集中学生的力量继续做反帝运动”；按照全国学生大会议案，各校增加一种研究“帝国主义之压迫”的课程等。随即，全国学联发出秋季复课通知。
不久，“五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轰轰烈烈状况逐渐为更深入地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所接续。回顾在运动激烈的６月至１０月，父亲平均每四五天（或单独、或与团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向全团签发通告一次，对全国青年投入斗争起到正确及时的指导作用。
3．建设共青团(1)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时期为扩大自己的组织并为党输送生力军作出了辉煌的业绩，而父亲作为当时的团中央总书记、组织部主任曾为这辉煌业绩而倾心竭力：
（一）大力发展团组织
团“三大”明确指出“组织应该扩大遍及于全国，使之真正成为青年群众的团体”，“应向二十五岁之青年发展”，“应特别注意青年工人”，“应特别注意青年农民”。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团的工作要青年化、群众化。
“五卅”运动以前，中国青年团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的基础上，在工农青年群众中几乎没有团的影子，７０％以上的团员社会成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仅在广东、湖南、广州有极少数工人，就连上海、武汉等重要工业区域的团组织都没有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基础。这与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极不适应。父亲认为：“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
为此，父亲认为必须从组织建设着手，增加工农成分。１９２５年５月７日，他以总书记及组织部主任双重名义签发团中央通告，明确：一、工农青年只要有相当的阶级觉悟并很愿意做事而表现勇敢的，即可介绍入团；二、学生及职员对主义有相当认识，而且有活动之才力，且愿意遵守团的纪律，接受执行机关指挥而参加实际工作者即可加入本团。同时，为了取得明显进展，要求团员７月以前“至少每人介绍新团员一人”。为简便手续，有干事会的特别支部可直接批准：尔后再报中央。７月，将吸收新团员的条件再度调整；“对于工人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独立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入团。
全国团组织迅速扩大。据记载，到团的“四大”时，全国团员已达３.７６万，是团“三大”人数的１５倍。
（二）严格团内思想教育
随着组织的大力发展，大批青年涌入团的队伍，他们充满对实际斗争的热情，却缺少严格的组织训练，经历过莫斯科东大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素质训练的父亲及时地采取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团内训练以及派人员赴莫斯科学习等方法，为斗争的胜利而加速培养人才。
他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学校刊》上撰文《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从思想上启迪团员学习列宁主义，主张以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建设中国共青团，阐明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谆谆告诫团员“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
１９２５年６月，曹家渡纯善里一所“平民学校”开学了。课堂设在一间旧房内，全部家当只几张板凳，这就是父亲领导的培训工人基层干部的“５２号训练班”。他身先士卒，定期在训练班讲授共产主义ＡＢＣ。
训练班成员来自沪西区振华纱厂、绢丝一厂、绢丝二厂、公大纱厂、中华纱厂、爱迪生灯泡厂等，一百多名团干部，并且有一半女工。男工文化水平低，女工更低，大多是文盲，不要说接受共产主义理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只能认，不会写。怎样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呢？“五四”运动时期，湘江岸边长郡平民半日学校教音乐的情景又浮现在父亲眼前、５２号训练班的培训就这样从教歌谣开始了。“我伲穷人真伤心，住么住格‘滚龙厅’，关么关格芦芭门，门搭用格布条箸……”一句句上海方言俚调，描绘了工人阶级受剥削的苦情。课堂气氛登时活跃起来，许多女工不禁边唱边流泪。接着，父亲又给大家讲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生活。于是，“阶级”“共产主义”等概念渐渐地形象化地被工人团员们接受了。
（三）与资产阶级右派争夺青年运动领导权
“五卅”运动以来，工农革命势力迅速增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全国青年中威信很高，引起资产阶级右派的恐惧与仇恨。他们加紧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运动的领导权，妄图打击和削弱共青团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派的猖狂进攻。
3．建设共青团(2)
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他不但发表文章而且到青年中去讲演，散布反对阶级斗争的谬论，鼓吹无产阶级要无条件地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有自己的政党和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对此，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３０日父亲和恽代英联名签发“关于加强宣传工作，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指示，要各地派头脑清晰的同志加入国民党各级宣传训练委员会，向国民党左派指明孙中山容纳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一切要排斥共产党者根本违反孙中山的思想，揭露戴季陶调和劳资是牺牲工农利益”，指出“只有阶级斗争能实现民生主义，以及民权、民族主义。”否则，大多数工农群众不觉悟，国民革命绝无成功之可能。同时运用《中国青年》作宣传阵地，批判戴季陶的谬论。
这时，与戴季陶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也在疯狂地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思想阵地。
国家主义派是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一小撮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别。他们利用创办的《醒狮周报》及多种刊物宣传其“内除国贼（即共产党）”“外抗强权（即苏俄）”反对共产党与苏俄；同时，他们又用“发展实业”“振兴中华”以及“国家”“民族”这种堂皇的字眼欺骗了不少青年学生。
为了争取部分受欺骗的青年学生，父亲十分注重与国家主义派斗争的策略，一面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对其反革命谬论进行坚决地批判；一面从组织角度入手，瓦解敌人队伍。他与共青团中央组织部主任林育南联名签发通告，要求各地派“观点明确而忠实”的同志，侦察反动派的组织内容及活动，争取反动组织中的群众，“在有反动派主持或参加之公开团体中，我们同学应极力参加，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以取得领导地位，在群众尚未信仰我们及事实上不必要时，我们不必明显的与对方冲突或分裂。”在此思想指导下，共青团中执委专门发出“告孤军社、醒狮社及一般国家主义的青年书”，号召他们“放开眼光，消除成见，暂为放下一切不同意见，与我们协力一致”地参加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民众运动。
经过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与坚决地斗争，不久，国家主义派分化了。其中某些小团体如“中国少年自强会”、“起舞社”等纷纷自行解散，发表宣言，宣布“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还有的人写文章宣称他们“从国家主义中觉醒过来。”从此，国家主义派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影响日益缩小。
１９２５年底，由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右派贺衷寒、缪斌等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以孙文主义的忠实信徒为标榜，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之遥相呼应，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长甘乃光为后台，广东产生了“孙文主义青年团”，已初具模型，打着团结革命青年的旗号，主张革命青年团体可以集体加入孙文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广东省委鉴于孙文主义青年团之名称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与作用，经中共广东临时区委同意后，决定采取主动，于筹备之初即派人取得了起草章程的筹备委员地位，同时，立即上报团中央。
父亲接到广东省团委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甘乃光之流名为“国民革命应有单独的青年运动”，实则是“为造成自己派系在青年群众中的势力”。他认为“一种青年团体的组织；必须有一种共同利益的立场”，而这种各阶级青年的政治联盟性的组织，在经济与其他利益上因各有不同的阶级利益，就不可能只代表无产阶级青年的利益，相反会妨碍无产阶级的发展与壮大。因此，必须反对这种组织的产生。
于是，他当即复信广东省团委，详陈利害，指示广东省团委：１．向甘乃光及其主张者说明这一组织将来的不良结果，使其改变这种企图；２．抓住已有的组织不使其发展并促其消灭；３．在党团刊物上公开反对这种组织的产生。
3．建设共青团(3)
经几番斗争，甘乃光的企图破产了，孙文主义青年团很快瓦解了，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中国青年运动的领导，确保了中国青年运动的统一。
（四）实施党团分化，壮大党的队伍
胡耀邦曾说，任弼时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起初，我并不理解这一评价，待了解了父亲在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后，才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历史形成这样一个事实，从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最初建立时，就形成了为了有利于党的安全和进行有效的工作，党的许多工作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党称为“本校”，团称为“预校”。各地情况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搞三方面活动。以至到大革命初期，甚至出现团的组织比党大而普遍，而团员年龄也以２１至２５岁居多，超过２５岁的也不少，也有许多地方只有团而没有党的组织。
对此，党、团中央多次决议进行党团分化工作。特别是“五卅”运动爆发后党组织的发展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团不得不代替党工作的状况促使党团分化工作加快落实。
父亲领导团中央立即实行“按年龄加以分化，把超过２３岁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加强或创建党的组织”，并且规定“以后发展须以２３岁为最高限度”。此后又规定“（一）凡年龄超过２０岁之团员全数介绍入党；（二）凡年龄过２３岁之团员入党后，完全脱离团的组织；（三）不到２０岁而能活动的团员亦得加入党的组织。”把团员转党的年龄再次降低。此后不足一年，共青团输送给党３ ０００余人，占团员总数３０％，并有３ ０００团员兼党员。既为党组织送去大批新生力量，又为团组织青年化创造了条件。
（五）确立共青团的性质
１９２６年上半年，由于入团的年龄一再降低，更由于团组织成分发生较大改变，４２％是有觉悟的工农青年，学生运动已逐渐成为过去时代的工作。团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突出出来。同年７月１９日至２２日，父亲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团三届一次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进一步明确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以及怎样使团组织青年化群众化。
有的代表提出青年团“应是做文化运动的组织”，青年化的意义就是以后团应多做“青年文化运动”。而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此种解释，有的说：“共青团是青年共产党”、“是党的候补学校”、“是党的左手”、“是列宁主义学校”等等。
最后，父亲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说，以前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代，做工作是学生运动、非基运动、反东方文化“泰戈尔”运动，确实有声有色，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青年学生中确实有些影响，但现在的团已经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了，它应当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阶级组织，应当代表无产阶级青年谋利益，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团体。所以，我觉得还是定为“共青团是列宁主义学校”。
接着，父亲又就青年化、群众化问题发表看法。他说，我们所说的组织青年化，绝不仅是与党员在年龄上的分化，而是一切组织方式和内容都要适合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需要，青年化的意义不是减少团的工作而是要把政治工作做到青年群众中去。对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其本身利益，“须在学生群众中扩大团的组织，尤须注意在中等学校及高小学生中从事发展”，组织学生会，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对青年工人的经常工作是“召集无党派青年工人的会议”，以俱乐部、同乐会等游戏娱乐组织吸收广大青年群众，扩大我们的宣传，使劳动青年接近我们。
此次会议通过《目前任务决议案》，明确指出：共青团“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应在大多数青年群众中发生影响。共青团建设的这一基本原则一直延续至今。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1)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２６日，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往。面对青年共产国际的讲坛，父亲向来自各国青年组织的代表们介绍了中国青年在“五卅”、“三一八”、北伐等运动中的业绩，国际战友无不为之赞叹。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共产国际扩大全会若干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最有力的支部。
然而，正是这一最有力支部的负责人，即将面临的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父亲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认识也不是从开始就很清楚的。“五卅”运动兴起，中国共青团组织得到蓬勃发展，全国大部分省、社会各行业都建立了组织，唯独军队没有，特别是北伐以后。当时，以父亲为首的团中央认为，工人、农民是党的基础，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我们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军队也是由工人、农民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当在军队中壮大我们的力量。为此，主张在军队中建立团组织，使团在军队中有发展机会。
但是，由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对建立自己武装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军事工作一开始就局限于做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工作。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党与军队的关系便作了新规定：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的支部，对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并认为：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就不要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不要引起蒋介石的怀疑和不安。而对共产党与共青团的内部关系问题，则认为军队中青年与成年没有不同利益，且青年占主要成分，若在军队中建立团的组织，会造成党的发展困难等等。
父亲当时是非常尊重陈独秀的。
在政治上，陈独秀对父亲有过启蒙作用。１９２０年秋至１９２１年春，父亲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时，不但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在此期间加入了共青团，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１９２２年冬，陈独秀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专程去“东大”看望中国同学，并于１２月７日出席中共旅莫支部大会，正是这次会议通过了父亲等为中共正式党员。
而今，父亲已成长为一个青年革命者，负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但并没有改变他对陈独秀的态度。
党中央既然有如此决定，团当然不能再企图在军队中去建立组织了。父亲虽然觉得应在军队中建立团的力量，但不能与党抗争。结果，团派到军队中的同志，因没有形成单独的组织而处于一种涣散而无组织的状态。
因此，在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期间俄国同志提出：“中国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与方法怎样？”当时，父亲却无言以对。特别是斯大林在中国委员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父亲对这些论述感到非常亲切。这进一步使他思索：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面对这些重大问题？
１９２７年春，父亲返回祖国。
此时，上海已沦为蒋介石残害革命同志的血腥屠场。迎接父亲的是铺天盖地的坏消息：“四一二”以后，上海８ ０００名团员只剩３ ０００；“四一五”后，广州６ ０００名团员损失一半，童子团几乎全部瓦解。敌人的凶残令人发指；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更为亲者痛仇者快。直至蒋介石大屠杀前一周，汪陈宣言还称：国民党“决无驱逐友党摧毁工会之事，”要共产党人继续和蒋介石“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
４月２７日，党的“五大”在武昌第一小学开幕。父亲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作了长篇报告。遗憾的是他既没有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正确对策。讨论中，父亲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2)
６月下旬，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接踵而来。披着“左派”外衣的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一再指责共产党“捣乱”，工农行动“过火”。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一面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寄希望于两党联席会议的“上层谈判”；一面也随着汪的调子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命令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说什么如ＣＹ（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不听令，连ＣＹ也要解散。
局面十分严重，党内有的同志主张：“从现在起我们再也不要说什么让步，说什么取缔工农‘过火’行为。”但陈独秀却说：有事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无奈，父亲领导团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特请党的中央总书记出席团中央会议。
此时，为安全起见，党团中央机关先后从汉口搬到叶挺的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扎地武昌。共青团在武昌的新机关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
陈独秀在秘书黄玠然的陪同下来到这里。
六月的武汉，闷热得像蒸笼。当时陈独秀的心情非常不好。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汪精卫一再责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内，争论也非常激烈。当时黄玠然根据陈独秀口授而记下的日记里，都是“会议无结果”、“会上意见分歧”之类的文字。
正式开会前，父亲先请陈独秀到二楼小客厅坐定，随后即将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陈独秀看。
开始，陈独秀并不很以为然地信手翻阅，并叨咕着什么“幼稚”、“荒唐”?选而当看到意见书中对武装工农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党中央的右倾做法提出意见甚至责问时，本就性格急躁的他再也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几下就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斥责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见状，父亲却异常冷静，只是请陈独秀再去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陈独秀站起身，拂袖而去。
父亲是很有点韧劲儿的人，一次不行，再来！他希望党的总书记能够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企盼革命尽快出现转机。
大约６月２９日或３０日，党中央在武昌新机关召开常委会议。因当时父亲尚不是常委，不得出席会议，就将意见书交给一位常委带到会上。团中央决议对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问题、武装工农问题均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陈独秀一听，即“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７月３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关于国共关系的１１条《政纲》。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
《政纲》上写着：“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分子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如因避免与政府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律范围之外，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
父亲对《政纲》逐一推敲，感到很激愤。父亲要求发言，打算通过共青团提出的一项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党的路线的决议。陈独秀当即制止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父亲毫不退缩，当即呼吁与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表示意见，又遭陈制止：青年团国际代表不能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但他不能进行干扰！
陈独秀的家长制又一次发作。团中央的意见书最终被禁止宣读。
７月１２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
８月７日，在汉口三教街４１号（今鄱阳街１３９号）二楼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确定了新的战斗纲领。在毛泽东等人发言之后，父亲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
4．反对右倾投降主义(3)
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仅仅做了上层的工作，而忘记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国际代表罗易主张深入，鲍罗廷主张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北伐结果，唐等势力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
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中说ＣＰ与ＣＹ意见冲突，主要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
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
父亲在列举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事实后说：“党怕群众，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作用。”
在谈到改组党中央领导时，父亲说：“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对陈独秀，他不无尖锐地说：“老头子应去莫”，其意是要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莫斯科去。
最后，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陈独秀“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
这就是会议对父亲的赞扬。在这次会议上，２３岁的父亲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1)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过了２８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举世瞩目的大事变。这个大事变造就了逐渐成熟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大事变占据了父亲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全部生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走进中共中央领导层的２０余年。对此，我是在父亲去世后的这几十年中慢慢领悟出来的。
父亲自１９２５年１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就常参加党中央的会议。１９２７年党的“五大”后，他也经常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偶尔也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这大都是作为共青团中央的代表。从严格意义上说父亲参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是在“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背叛使中国大革命夭折，面对反动派对革命者的斩尽杀绝，中国共产党只剩下唯一的选择：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由于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秋收起义原计划是以占领长沙为目标。中共湖南省委定于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６日举行长沙暴动。当各路起义队伍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夺取长沙计划，将队伍改道退到萍乡看情况再定。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实际情况，于１５日晚决定停止次日暴动。
不料，这一正确决定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的强烈反对。他在指责省委的同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称：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和临阵脱逃”，并对起义之初的战绩作了蓄意的夸大。他要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湖南工作。
１９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派父亲“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动摇。”次日，父亲即启程。
２２日，父亲到达长沙，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召开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按临时中央指示精神改组省委。并于当晚向中央书面报告，分析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原因，指出：“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鉴于株洲、萍乡铁路方面暴动已完全失败，平江、浏阳已不为工农军掌握，长沙有敌军九千余布置严密，能起来暴动的群众仅千余人左右；湘东初败，很难立时反攻，此时立即发起暴动“必大遭失败”。特向中央建议“长沙暂不举行暴动”。并同马也尔一起拟定《湘省今后工作计划》，指出：今后工作“原则还是进攻的”，但一定要有“相当时期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乎于自欺）”。
父亲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客观上拥护了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当然，父亲当时对中国革命现状的分析也会有历史的局限，但是，他是尊重事实的，处理问题是审慎的。
不久，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又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湘，调父亲回中央。这时，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往上海。利用这一机会，父亲回老家湖南湘阴探亲。
这是父亲自１９２０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赴莫斯科东大以来第一次回家。
故乡青山依旧在，却平添了祖父的坟冢；秋风无力吹黄天井里栀子的绿叶，岁月却让祖母的青丝染霜。
在家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父亲恨不得包揽祖母的全部操劳：担水、烧饭、打扫房间……为了感谢亲戚朋友多年对家庭的照顾，父亲特意以为祖母作５０岁生日为由设家宴，宴请大家。
1．初到中共中央机关(2)
父亲还想为祖母做更多更多的家务，然而，他必须走了。祖母不善言谈。父亲临行前一日，祖母只说：“我留不住你。”说罢，坚强的祖母，强收住已淌下的泪水。她给父亲雇了一抬轿子，从唐家桥抬到白水火车站，往岳阳方向去了。
祖母和父亲却没有料及，这一别竟是永诀！尽管后来母亲把我和大妹远征先后送回老家由祖母抚养，但直到祖母去世，父亲也没有机会再见到祖母！
父亲回到武汉，中共中央已迁至上海。１０月１９日，父亲接到通知：务必于１１月７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中央紧急会议。
这一阶段，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仇恨，对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愤怒，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没有正确地认清形势，不顾敌人的强大和大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到处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组织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区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起义。而对中国实际国情不甚了解的共产国际代表更作出了许多错误指导，“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通过１１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段时间内对全党取得了支配地位。
盲动主义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仅团员即由团“四大”时的３?郾５万人减少到１万余人。
有过亲身考察湘东暴动实践的父亲经过冷静地观察思考与分析，终于在１９２８年１月完成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团中央机关刊物《无产青年》第４期），批评盲目暴动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暴动行为，探讨失败原因，总结策略方法，视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工作方针。
父亲批评“一切斗争皆成暴动”的观念非常危险，“极容易走向冒险主义或玩弄暴动的错误。”
父亲特别强调“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由这样而引起无产阶级及暴动民众的极大牺牲，真等于革命的罪过！”
他分析各地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群众本身既无有效组织，更无暴动夺权意识。因而他指出目前最紧迫的工作是“组织群众，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
父亲的文章发表不久，１９２８年２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又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批评盲动主义和罗米那茨的错误。４月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收到上述决议案后，发出接受共产国际决议通告，承认中共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
大约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底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率先提出从团中央调人到党中央工作。此后几个月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等都曾提出调父亲做党的工作，瞿秋白倾向父亲到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在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
不久，父亲正式调到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
2．留守·被捕·到苏区(1)
父亲到中央工作负责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和李维汉、罗登贤在中共“六大”期间留守国内（从１９２８年４月到９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止），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当时中央秘密机关设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从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可以上去。留守中央就在它不远处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他们每天上午９点碰头，处理日常工作。
如果说大革命时父亲主持团中央工作是他走上政治家、组织家道路的开始，那么，留守中央，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则是历史向他提供了一个实践锻炼的机会，这一年，他２４岁。
革命陷入低潮后的种种问题一一摆在父亲的面前。留守，不是被动的支应；留守，要指导各省工作，要制定事关全局的策略方法……父亲开始了较之作为团中央总书记时更高层次的“亭子间指挥革命”。他们除了及时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大”期间来自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指示外，更多更具体的是对国内的现实问题作具体指导。
为了复兴被大革命失败严重挫折的工农运动，他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统一战线；在斗争中获得工会的群众，以形成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整顿与发展农村工作，防止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倾向，注意城乡及各区间配合发展等等。
为了开展军事运动，父亲代中央改定《军事工作大纲》（第五十一号通告），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当大批地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红军士兵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苏维埃派政委负责红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应即为党代表。苏维埃的军委即党的军委，是这一割据区军事最高机关，等等。
为了党组织适应白色恐怖的恶劣环境，减少牺牲，同时又能扩大领导斗争的力量，父亲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总结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规定了从组织形式到活动方式的一整套办法。这些办法下达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曾这样评价此通告：“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父亲还根据各省委书面工作汇报和与负责人谈话等形式了解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与留守的其他同志讨论研究，将结论形成书信方式传给对方，个别指导工作。我从《任弼时年谱》中就看到他曾复信顺直、河南、江西、浙江、安徽、满洲等数省省委，涉及党内外各种问题。９月初，新中央开始工作，留守结束。
对那一时期全国革命的形势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芽》（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５日）一文中曾这样概括：“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在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天在发展的。”
这应当说也是对父亲这一时期工作的历史的肯定。
留守中央的工作结束不久，父亲即受中央委派赴安徽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并解决中共芜湖市委反对省临委的风潮问题。接着，离开芜湖去南陵县巡视党的工作。
南陵县有党团员２０多人。是年７月，组织遭破坏，县委书记被捕，若干人变节。为了解党团组织的问题，父亲决定参加１０月１５日在县城西北的香油寺召开的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香油寺北靠城墙，南临小河，有金、银两桥通向寺院，不远处即是三国时东吴都督周瑜夫人的衣冠冢，称小乔墓。
2．留守·被捕·到苏区(2)
１０月１４日，一向谨慎的父亲，化装成年轻的商人，头戴礼帽，身着中式长夹袍，化名胡少甫，在安徽团省委特委书记林植夫陪同下走水路搭漳河夜船到达南陵。１０月１５日下午３时许，在南陵县党团负责人王德芳带领下，父亲来到小乔墓，这时，与会的党团员也陆续云集。不料，他们的行动被国民党县党部发觉，派其组织干事胡学礼（叛徒）、训练干事刘必昌（叛徒）及工会主任许锦章暗中盯梢，派县自卫队持枪埋伏在金、银两桥附近。当父亲觉察到周围气氛不对，准备分散时，敌人已拥上前来，当场逮捕了父亲和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四人。
１６日晚，南陵县法院同国民党县党部会审。王德辉、刘显宗承认了共青团身份，林植夫化名徐厚昌，虽然承认是共产党员，但未供出父亲。
审到父亲时，他镇定自若，沉着应对：
“你叫什么？”
“胡少甫。”
“哪里人？”
“湖南人。”
“什么职业？”
“长沙伟伦纸庄学徒。”
“来南陵做什么？”
“催收账款。”
“到香油寺附近干什么？”
“来看小乔墓。”父亲一一对答。
敌人只搜到父亲身上携带的８０元现款，别无它物，但不肯轻信，残忍地向父亲施“夹棍”和“压杠子”。父亲忍着疼痛始终不改口供。敌人因未掌握其他证据，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父亲等解往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
在解赴安庆的船上，意外地遇到了乡亲彭佑亭。彭佑亭是作民叔叔的姨妹夫，常在江浙一带跑点小生意，对祖父和父亲一向敬重。父亲即寻机将被捕概况及口供情况写在巴掌大的一张纸上，彭佑亭随即赶往长沙，把父亲写的条子交给理叔公。理叔公毫不耽搁地电告在上海的我的母亲。
党中央接到母亲的报告，立即派人偕母亲回长沙设法营救。
伟伦纸庄是我的堂舅陈岳云经营的。母亲便暂住纸庄以备对质。同时，请父亲的远房姑父，长沙四大名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出面奔走。
何大律师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亲自出庭辩护，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甚至收买有关官吏。据１９２９年２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载：关向应报告说，为了营救任弼时，国际济难会拨给特费８ ０００元。
终于，父亲获释，回到上海。此时已是１９２８年年底。
不料，未出一年，父亲再陷囹圄。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父亲在上海被捕。
这天上午，父亲前往靠近杨树浦工厂区的公共租界华德路竞业里，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弄堂里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是新建立的团省委秘密机关，由郭亮烈士的夫人带着他的４岁的遗孤郭志成看守。
父亲走进竞业里，习惯地观察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才推开石库门。那知刚迈了两步，即为门后蹿出来的暗探抓住。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是一个大统间，三面墙壁，一面铁栏杆。父亲冷静沉着地环顾了四周，发现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周朴农也在里面。他跨过水泥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的犯人，朝周走去。周刚要站起来打招呼，父亲立即机警地按下他的肩头、顺势坐在他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