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诃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易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丁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１９４９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报纸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
……＜／Ｐ
【美国】里根（１９１１～）
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之际，里根出访前德国时，向在“二战”中德国战死者公墓献花圈，并发表这篇讲话。意在“让我们在曙光中走到一起，走出阴影，生活在和平之中”。
曙光越来越亮了
我刚从德国战死者的公墓归来，任何人参观那个公墓都不能没有深沉而又相互矛盾的心情。我对历史能充满这类浪费、毁灭和罪恶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知道，从这些灰烬中产生了希望，从过去的恐怖中我们已建立了四十年的和平与自由以及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和解，所有这些又使我感到欣慰。
这次参观激起了美国人民的多种感情，也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多种感情。从我最初决定参观比特堡公墓以来，我收到了许多封信，有的信表示支持，有的信表示深切担忧和怀疑，其它的则表示反对。有些旧伤疤又被揭开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现在本应是治愈伤痕的时刻。
对于退伍军人和仍感到那次战争痛苦损失的美国军人家属来讲，我们今天同德国人民和解的姿态绝不会丝毫减少我们对那些过去为祖国而战、为国捐躯的人的热爱和崇敬。他们在祖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为了拯救自由而献出了生命。今天正保卫亿万欧美人民自由的民主国家联盟生动地证明，他们没有白白作出高尚的牺牲。
我们今天的使命是哀悼这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今天，在比特堡公墓，我们纪念四十年前被毁灭的那种潜在的优良品质和人性。如果那位１５岁的士兵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他的同胞一起建设新的、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正献身于人类尊严和保卫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自由。
他的子孙今天也许会在比特堡空军基地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这里，新的几代德国人和美国人将友好相处并致力于共同事业，献身于维护和平和保卫自由世界安全的事业。
过去，一场战争的结束常常只是播种下另一场战争的种子。我们今天庆祝的是把我们从毁灭循环中解放出来的两国之间的和解。看看我们一起完成的业绩吧。我们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我们过去是不共戴天的对头，现在则是最牢不可破的盟友。
四十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争，那是为了除去笼罩着全世界的万恶的黑暗，让我国以及所有国家的男女老少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在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员。但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今天仍然处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黑暗中。
二十二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来到柏林墙，宣布他也是柏林人。今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说：我是一名柏林人，我是仍然受到反犹威胁的世界中的一名犹太人，我是一名阿富汗人，我是（苏联）古拉格的一名囚犯，我是在越南沿海漂流的一条挤满人的船上的一名难民，我是一名老挝人，我是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古巴人，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印第安人，我也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一名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教训、纳粹主义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由的力量必须永远比极权主义强大，善必须永远比恶强大。我们两国的道义标准将体现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维护自由、保护生命安全以及尊重和爱护上帝所有的孩子的决心上。
因此，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深刻地、并且令人满怀希望地体现出人的这种精神。我们无法把昨大的罪行和战争勾销，也无法使数百万人复生。但是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从而使过去富有意义，我们能让自己的痛苦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医治人类的创伤。
我们牢记过去的教训，已翻开历史上新的更光辉的一页。有许多人就我这次访问给我写信。其中的一位年轻妇女要求我为了德国的前途向比特堡公墓献花圈。我正是这样做的。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十周年，我们纪念仇恨、罪恶和下流行为结束的这个日子：我们要纪念民主精神在德国复苏的日子。
有许多事情使我们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满怀希望。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仍处在受压迫的黑暗中，但是我们已看到照亮全球的自由新曙光。在拉丁美州新建的民主国家，在亚洲新出现的经济自由和繁荣中，在中东缓慢走向和平的进程中以及欧美民主国家联盟的不断加强中，我们都能看到曙光越来越亮。
让我们在曙光中走到一起，走出阴影，生活在和平之中。
【法国】尤奈斯库（１９１２～）
尤奈斯库，法国剧作家，西方“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之一。主要剧作有《秃头歌女》等。另有戏剧、小说、杂文多种。本文是作者１９５９年６月在国际戏剧学会主办的赫尔辛基先锋派戏剧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论先锋派
看来，我是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了。因为既然我在这里，在这里参加先锋派戏剧的讨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不用待言的，这完全是一次正式的会议。
现在，我们要问：先锋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是个戏剧学的博士，也不是艺术哲学的博士，只勉勉强强算作是一个人们所说的那种戏剧家。
如果我还能够对戏剧有一些看法，那么它们也特别是指我个人的戏剧而言的，因为这些看法是从我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与其说它们是能起规范作用的，还不如说它们是描述性的。当然，我是希望我的那些规则同其他的人也应当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由大家一个个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是我自己所发现的那些戏剧规律只是暂时的，它们是不断运动的。它们随着艺术创作的激情而来，自生自来。我还能够写出一部新的剧本，我的观点也可以完全改变。有时，我不得不自相矛盾，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还持原来的观点。
我仍然希望我自觉地或者本能地所依靠的几个根本原则不至于改变。那么，我再一次能够对你们讲的。仍然是一种完全是个人的经验。
但是，为了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我在到这里来以前，仍然是搜集了一些资料的。我打开了我的《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我看到，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作准备。”
这样，以此类推，戏剧中的所谓先锋派，应当是由进行突击的作家——有时还有进行突击的导演——的一个小组所组成的。在他们的后面，隔开一段距离，跟着的是演员、作家和鼓动者们所组成的大部队。类推法可能是成立的，这就像阿尔贝雷斯继许多人之后，在他的一本题为《二十世纪的智力冒险》中所证实的那样：“由于一种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加以解释（确实，要解释似乎也是很困难的）的现象，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文学（当然，也包括艺术）的敏感性总是先于各个历史事件，后者对前者进一步作了肯定。”的确，波德莱尔、卡夫卡、皮兰德娄（“他拆开了社会、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崇高感情的结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公正地认为是先知作家。
因此，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来讲是说得通的。它应当是一种超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来说，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所以，只有在一种先锋派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它已经变成后锋派的时候，只有在他已被“大部队”的其他部分赶上甚至超过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曾经有过先锋派。这是一支向何处去的“大部队”呢？
我倾向于用“反对”、“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当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自以为他们是适合时代的时候，反叛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反对时代了。事实上，各种思想家、艺术家或者重要人士，在某种时候，只是赞同一些僵化的形式。他们还以为是越来越牢固地安居于思想、艺术和任何一种社会秩序之中呢，他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其实早已经开始动摇了，出现了一些裂缝，不过他们没有怀疑过罢了。事实上，迫于形势，一种制度建立之日，已是它过时之时。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经超过它了。它已是一个僵化的想法。一种表达方式——同样地，一种存在方式——一旦被接受或者简单地被允许，那它就已经是不能允许的了。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如同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敌人，他发奋要使它解体，起来反叛它，因为一种表达形式一经确立之后，就像是一种制度似的，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他是现有东西的一个批评者，是现在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批评过去是容易的、特别是在当局鼓励您或者容许您这样做的时候；那只是事物现状的一种固化、一种僵化、一种圣化，在暴政面前的卑躬屈膝，笔法的因循守旧。
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我明显地觉得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确，先锋派这个词有几个意思。因此，它可以完全简单地被认为是与艺术戏剧近似的。所谓艺术戏剧，是指一种特别是在法国被人们称作是戏剧的东西，比通俗喜剧更加文学化、更加讲究、更加大胆的戏剧。乔治皮尔芒的看法好像就是这样，他在他１９４６年所出版的戏剧选中，把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通俗喜剧，其中有罗贝尔德弗莱尔、弗朗索瓦德居雷尔等等；另一类是先锋派，其中有克洛德——安德烈皮热、帕瑟、让阿努伊、吉罗杜，等等。今天回过头去一看，觉得是相当有趣的，这些作家差不多都变成经典的作家了。但是，莫里斯多内在他那个时候，还有巴塔耶，也都是先锋派作家，因为他们表现出一种分裂，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反对。最后，他们加入了传统戏剧，这就是一切先锋派的归宿。无论如何，他们曾经代表了一种反对，其证据就是，这些作家在开始时受到批评界的激烈批评，批评界对他们的反对加以反对。当现实主义是戏剧生活中最通常的表现并变得过分时，先锋派作家的反对可以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抗：而当象征主义变得过分、专横并不再体现现实的时候，先锋派可以是对某种象征主义的反对。不管怎样，被人们称之为先锋派戏剧，或者新戏剧的东西，它作为一种在正式戏剧之外被承认的戏剧或者说被普遍承认的戏剧，就是这样的一种戏剧，它好像通过它的表达、探索和困难，有着一种高级的要求。
既然它的特征是由它的要求和它的困难所构成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它在被融合和变得易懂之前，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戏剧。先锋派戏剧，或者干脆说一切新的艺术和戏剧，都是不通俗的。
一切革新的尝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的惰性所反对，这也是必然的。很明显，并不是要一个剧作家变得不通俗。但也不是要他变得通俗。他的努力，他的创作，是应把这些一时的评论置之度外的。或者是这种戏剧永远不通俗，不被承认，那么他也就什么都没有干；或者是他的作品变得通俗了，由于环境的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很自然地为大多数人所承认。
今天，大家都懂得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基本定律了，而这些学科在它们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只有一些学者才能够理解的，它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几何学和物理学变得通俗。人们肯定也不能指责他们只是在局限于一定范围的某种社会等级内表述真理，因为他们所表述的是无庸置疑的客观真理。要去论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的问题，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还都知道，在精神的这两个领域，不同是比相似来得更大的。然而，每个新的作家正是以真理的名义，去考虑战斗的。布瓦洛企图表达真理，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的序言里，认为浪漫主义艺术是比古典主义真理更加真实和更加复杂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样也企图扩展真实的范围，并揭示出新的、尚未被认识的方面。象征主义以及晚些时候的超现实主义，也同样想发现和表现隐藏着的真实。
因此，向一个作家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简简单单地让他发现真理，并且把它们讲出来。至于讲的方式，那自然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对他来说，这讲本身就是真理。他只是为了他自己而讲出来。他是在为他自己的时候，才也为其他人讲的。决不会是相反的情况。
如果我不惜一切代价，想写一些通俗的戏剧，那么我就得去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转述一些并不是由我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有人在别处已经向我转述了这些真理，我的已是第二手资料了。艺术家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煽动家。戏剧创作是为了要回答精神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本身就够了。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要成为一棵树，用不着得到我的许可。这棵树不会产生是不是这样一棵树的问题，不会产生让人承认它是棵树的问题。它不去进行自我表白。它存在着，并用它的存在本身来自我表现。它不企求得到理解。不去赋予自己一种更易于被理解的形式，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棵树了。它本身就是对什么是一棵树的解释。同样的，艺术作品存在于自身之中，我构思的完全是一种没有观众的戏剧。观众是自己来的，正像他们知道把树叫作树一样，认出了这是戏剧。
贝朗热的歌曲要比韩波的诗歌通俗得多，后者在当时是被认为完全不能理解的。难道因此就应当排斥韩波派的诗歌吗？欧仁苏是非常通俗的。普鲁斯特就不是那样。他没有被理解，他不是“对所有的人”讲话的。他只是简单地贡献出他的真理，而它对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却是很有益的。难道应当禁止普鲁斯特写作而仅推荐欧仁苏吗？今天看来，是普鲁斯特的作品更富于真理，而欧仁苏的作品却是空虚的。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没有人使用权限禁止普鲁斯特用普鲁斯特的语言进行写作。
一种景象只能用适合于它的表现手段去表达，以致它就是这种表现本身，是唯一的。
但是，通俗的东西有好有坏。有人认为“通俗”戏剧是一种为知识上贫乏的人而写的戏剧，那是不正确的。我们有一种教育的或者教训的戏剧，它是一种感化的、初级的（不是原始的，那是另一回事）戏剧，是一种政治或者一种思想意识的工具。这种戏剧起到双重的作用，即进行一些既顺从大流又毫无益处的重复。
一个艺术作品（因此，一个戏剧作品也是一样的）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最初的直观，它由于艺术家的才能和天赋不同，尽管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是不一样的，但总是一种由其本身决定的最初的直观。然而，为了使得它能够产生和形成，就得让想象力去自由地驰骋，把别人的看法和次要的因素置之度外，例如作品的命运啦，它的名声啦，是否应当体现一种思想意识啦，等等。在想象力的发展中，各种涵义会自己出现，有一些有说服力，另一些则不那么令人信服。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有人怎么能够抱这样的奢望：怎么能够对所有的人讲话，怎么能得到观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同一个等级的人里，比如这样说，一些人喜欢草毒，另一些人则爱吃于酪，有些人头痛时服用阿斯匹林，还有些人胃疼时则爱用铋剂。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因为观众是否赞同的问题而有所焦急的。或者，是的……可能……剧本一旦写成，我就要设法把它弄出去，至于他们赞同与否，那都是极为自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从来是不能为所有的人而写作的。或者，最多不过是为大多数人而写，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写一些蛊惑人心的戏剧，写一些落人俗套的戏剧。当人们想对所有的人讲话时，那实际上就是不对任何人讲，因为一般地说，那些使所有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就很少能够使每一个具体的人感兴趣了。况且，由于一件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件新的东西，所以它是咄咄逼人的，本能地咄咄逼人的。它冒犯观众，冒犯大部分观众，它以奇特使观众感到愤慨，奇特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它不能是别的情况，因为它没有走老路，而是在荒野上单独另辟了一条新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前面才讲一件艺术作品不会是通俗的。但是，从表面上看来，新的艺术不是通俗的，这倒不是由于它的本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的出现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谓通俗的戏剧，在实际上是更加不通俗的戏剧。它是从上而下，傲慢地强加下来的一种戏剧，是由领导的“显贵”所强加下来的，是由一类手里强加下来的，他们事先就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人民需要什么。甚至只把他们所希望人民需要的东西强加下来，让人民只能思考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不合常情的是，由于自由的艺术作品在它奇特的外表之上所具有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就使它成为惟一的是从人们的内心涌现出来的、透过人们内心的作品，惟一的真正能够表现“人民”的作品。
有人说戏剧正处在危险、危机之中，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有时，人们要剧作家去宣传和捍卫各种神学，因此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们强迫他们只能捍卫、攻击、阐明这个或者那个，他们不是卫士，光是些棋子而已。在别的地方，束缚戏剧不是各种体系，而是习俗、恐怖、僵化的精神上的习惯和一些规定。当戏剧能够在思想上有最大自由的地方，是想象力最为活跃的地方时，那它就变成一种僵化的习俗的体系（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不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的最大约束了。人们害怕有太多的幽默（幽默，就是自由）。人们害怕思想自由，也害怕一种过于悲剧化的或者绝望的作品。乐观主义和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违者处死。有时，人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荒诞，因为它揭露了一种语言的可笑的特点，它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枯燥无味的、由陈词滥调和标语口号所构成的；因为它揭露了事先就知道的戏剧行动。但是我，我要让一只乌龟出现在舞台上，让它变成帽子，变成歌曲，变成古代的胸甲骑兵，变成泉水，人们在剧中要敢想，这里是人们最不敢想的地方。
除了对机器房的技术可能性要有所限制之外，我不主张别的还有什么限制，人们将会说我写的是杂耍歌舞，写的是杂技。好极了，让我们和杂技合为一体吧！人们可以指责作家过于专横，但是想象力可不是专横的，它是一位启示者。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完全保证，作家就不能成其为作家，他就不能讲出一些别人还没有讲过的东西。至于我，我给自己作了规定，除了我的想象力的法则以外，别的什么法则也不承认；而既然想象力是有法则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明，证明了想象力终究不是专横的。
有人说，人的特征就是他是会笑的动物；他尤其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他把一些本来在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引进世界里来，例如：庙宇、兔棚、两轮车、火车头、交响乐、诗歌、主教座堂、香烟，等等。常常，驱使创造所有这些事物的那种实用价值只是个借口而已。活着有什么用呢？就是为了活着。一朵花有什么用呢？就是一朵花。一座庙宇、一个主教座堂有什么用呢？是为了保护教徒吗？我觉得不是的，既然庙宇已经改作他用，而人们却继续在仰慕着。庙完是为了向我们显示建筑艺术的法则而服务的，而且这些法则可能正是我们的精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建筑术的法则，既然精神已经把它们认出来了。但是，戏剧如果缺少胆量，那就会自我消灭的。看来，人们并不懂得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不能是假的。只有在我想写真实并只限于真实时，它才是假的，因而写的是虚假的真实。当我创造时，当我想象时，我才意识到那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想象的结构更为明显和“合乎逻辑”的了。我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世界使我觉得它是不合理的，它变得不合理了，为我的理智所不容。只是在我的精神里，我重新找到了我一直努力使我的精神重新适应，使我的精神服从的法则。但是，这已经超过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了。
当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比如说一部剧本，我们可以说他是清楚地或者模糊地感觉到他在进行一场战斗的，如果他有什么东西要讲出来，那不是因为其他人把这件事情还没有讲明白，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讲明白，他要讲点新的东西。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写作呢？讲出他所要讲的东西，让人们接受他的世界，这本身就是战斗。一棵树要生长，就必须克服物质上的障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物质，那是已经做了的，已经讲了的。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赞成或者反对某件事情，他是不管这些事情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艺术家虽然力量有大有小，但都是一个革命者。如果他摹仿，如果他抄袭，如果他只是举些例子加以说明，那他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好像诗人都是反对一种传统的（由于他们自身的存在，这种斗争常常是不由自主的）。
然而，如果诗人觉得语言不再能够写出真实，不再能够表达出一种真理时，他们就还要努力以一种更加激烈、更加雄辩、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更加合适的方式，把真实写出来，最好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他们努力回到已经过时的传统上去，把它现代化，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可以觉得（无论如何，他有此愿望）他的戏剧比他周围那些人的写得好。因此，他的活动是一次真正的回到源头去的尝试。什么源头？戏剧的源头。回到戏剧的内在模式上去，人们重新找到戏剧性的人物和永久而深刻的形式。
帕斯卡尔自己找到了几何学的原理；少年时的莫扎特就自己发现了音乐的基础。当然，只有很少的艺术家才能同这两位巨人相比。然而，我觉得肯定的是，人们虽然雄辩地称某种东西为天生的戏剧，但是如果不能再对它进行一点创造，那么人们也就不能拥有它。看来，我差不多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在一次巨大的地壳激变中全部沉没，那么幸免于难的人迟早总会重新发现绘画、音乐和戏剧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与人的呼吸一样都是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和本能的。那些没有发现（即便是一点点）戏剧的作用的人，因此也就不是块搞戏剧的料子。而为了能够有所发现，可能就必须要有某种的无知，某种的天真，一种从上述的天真中所产生出来的胆量：但是这种天真并不是头脑简单，这种元知并不是要取消知识，它只是吸收知识，把知识加以更新。艺术作品不是没有见解的。但是既然艺术作品是生活及其表现，那么这些见解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并不是艺术作品能产生出一些思想。相矛盾的是，新的作家正是那些竭力返回到最老的东西中去的人。这些最老的东西是，在一种要更加清楚、更加朴实、更加纯戏剧化的戏剧作品中的新的语言和主题；寻求传统，但拒绝传统主义；概括知识和创造、真实和想象、个别和普遍，——或者像人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和集体；脱离阶级，超阶级的表现手法。在说出索绕在我脑际的一些基本的念头时，我表达了我最深刻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一切阶级的和各种心理的樊篱，自发地赶上了所有的人。我表达了我的孤独，同所有人的孤独聚在一起；我活着的快乐或者生存的奇怪心情，也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拒绝从其中看清自己的话。像爱尔兰作家布伦丹贝汉的一个剧本《马丁的顾客》，就是从作家独特的经验——监狱——中产生出来的。不过，我却觉得我同它是有关的，因为剧本使这个监狱变成了所有的监狱，使它变成了全世界。使它变成了所有的社会。很明显，在这座英国的监狱里，有些囚犯，也有些看守。因此，就有奴隶和主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被关在同一堵围墙里。囚犯们仇视他们的看守，看守们鄙视他们的囚犯。但是，囚犯们之间也互相厌恶；看守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了解。如果在看守们和囚犯们之间发生一次简单的冲突，如果剧本只局限于写这场非常明显的冲突，那就没有什么新的、深刻的、富有揭示性的东西，只是写了一个粗浅的、过分简单的事实。但是通过这个剧本，贝汉让我们看清了更加复杂的现实。在这座监狱里，一个人要被处决了。将被处决的犯人没有在舞台上出现。但他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了，使我们在思想上极难摆脱掉。这就是剧中的主人公。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主人公就是死亡。看守和囚犯共同感觉到这个死亡。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就在于大家的、超越于看守和囚犯的区别之上的这种烦扰、这种可怕的相通的苦恼。这是一种超越于各种隔离之上的相通，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友爱，但是作家让我们意识到了。所有的人本质上的一致，被他向我们揭示出来了。这可以帮助一切敌对的营垒互相靠近。确实，我们突然觉得囚犯们和看守们都是要死的，一个问题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支配着他们。这就是一部通俗的戏剧，写了在同一个苦恼中的相通。这是一部旧戏，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问题；但这又是一部新戏，是一部局限在一个地方的戏，因为讲的是一个特定国家历史上现在的某个时刻的监狱。
本世纪初，特别是将近２０年代时，在精神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曾出现过一个广泛的全世界的先锋派运动。在我们的智力习惯上发生了一次动荡。从克莱到毕加索，从马蒂斯到蒙德里安，从主体派到抽象派的现代绘画，都表现了这次动荡、这次革命。它也出现在音乐和电影中，它还征服了建筑。哲学和心理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我谈这些是不够资格的）给我们描绘了世界的新景象。一种新的风格被创造出来并继续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有着统一的风格——综合了多种风格——，它相应地在建筑和诗歌、数学和音乐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凡尔赛的城堡和笛卡儿的思想中，就存在着本质的统一。从安德烈勃勒东到马雅柯夫斯基、从马里内蒂到特里斯唐查拉或者阿波利奈尔的整个文学和戏剧，从印象派的戏剧到超现实主义，直到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的新近的小说，特别是纳塔丽萨罗特和米歇尔比托尔的最新的小说，都加入了这场更新的潮流。但是整个文学上的这些活动没有变成一种运动，而在戏剧方面好像在１９３０年就停止了。现在，最落后的就是戏剧了。先锋派的活动即使没有在整个文学中停止的话，那么至少在戏剧中是停止了。各种的战争、革命、纳粹主义、其他形式的暴政、教条主义，以及在其他国家中的因循守旧的僵化，现在都阻止了先锋派的发展。应当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我，我希望成为那些力图使这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的普通的创造者当中的一个。确实，这个被抛弃了的先锋派并没有过时，但它被埋葬了，老的戏剧形式又反动地卷土重来，它们有时还居然自称是新的形式呢。现在的戏剧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它表现了一种陈旧的心理学，一种通俗的结构，一种因循守旧的审慎，以及一种现实主义——它可以说它自己不是习俗的，而实际上确是如此的，它屈服于一些威胁着艺术家的教条。
法国电影的青年一代要比戏剧的同行们先进得多。青年一代的电影工作者是在影片资料馆和电影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是在那里接受的教育。在那里，他们看了艺术影片、古典影片、先锋派的影片、非商业影片、非通俗影片，它们由于其非商业性质，通常是从来不在大礼堂里演的，即使在那里演也只是演一个很短的时期。
戏剧还需要（但是对它来说，也是更加困难的）这些试验的场所、这些实验的礼堂，以匣逃避浅薄的公众。唉，在某些国家，还有一个危险，还有一个逃脱不掉的祸害，那就是老板。他们在那里就像些暴君，戏要卖座；而要能卖座，就必须砍掉一切大胆的地方，砍掉一切有创造精神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惊动任何人。有个老板要我改写我的各个剧本，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些。我问他有什么权利于预我剧本的结构问题，因为它只应当同我有关，只应当同我的导演有关。我觉得他虽然出钱演戏，但这并不能使他拥有一个对我的作品发号施令、进行修改的充分的理由。他对我宣称他是代表观众的。我回答他说，我们正是要对观众，也就是说对他，对他这个老板，作斗争呢。对他作斗争，或者不把他当回事。
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思想和艺术开放，它相信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相信必须要有一些实验场所。一种发明或者科学理论在得到推广之前，总是要在实验场所里进行准备、试验和思考的。我要求剧作家能得到像学者一样进行他们的试验的可能。人们不能说，一项科学发现因此就是不通俗的。我不相信从我内心的深处所产生出的一些精神现实会是不通俗的。卖座率高，并不见得总是通俗的。诗人的高贵并不像一个社会等级的虚假的高贵那样是一种虚假的高贵。在法国，我们有一些引人人胜的作家，如让热内、贝克特、沃蒂埃、皮歇特、舍阿代、奥迪贝尔蒂、盖尔德罗德、阿达莫夫、乔治内弗，他们在继续写作，反对季洛杜派、呵努依派、让一雅克贝尔纳派，等等。他们还仅仅构成一些起点，预示着一种生动而自由的戏剧有可能发展起来。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
【朝鲜】金日成（１９１２～１９９４）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本文是３０年代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所作的演讲。
为光复祖国而顽强战斗
同胞兄弟姊妹们！
我们是为祖国的光复和民族的解放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我们能够这样有意义地在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的战场上同怀念已久的祖国同胞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我代表朝鲜人民革命军向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革命军的诸位以及国内爱国人士，表示深切的感谢。
诸位！
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整个三千里疆土上布满了军队、宪兵和警察网，炮制出各种反动法令，对无数的爱国者野蛮地加以逮捕、监禁和屠杀，把耻辱的、奴隶式的屈从强加在我国人民身上。
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阉割我国人民高尚的民族精神，叫嚷什么“内鲜一体”、“同祖同根”，企图对我们民族强行灌输“皇道精神”，甚至企图蹂躏和扼杀夸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我们优美的语言。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尽量抢劫我国的宝贵财富。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把掠夺的魔爪伸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来，尽量抢走我们宝贵的山林资源。日本帝国主义者驱使你们像牛马一样从事种种苦役，拼命榨取你们的血汗，害得你们连水田也种不好。因此，你们被迫用草根树皮勉强延命，连土布衣服都穿不上，不得不在快要倒塌的破草房里过着充满血泪的生活。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正在进一步加强侵略中国大陆的活动，同时疯狂地对我国人民进行法西斯镇压和强盗式的掠夺。
的确，今天我们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整个国土荒芜不堪，变成了黑暗世界、人间地狱。
诸位！
有压迫者的地方必然有斗争。我国的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已经毅然奋起投入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高压政策的反日圣战。
朝鲜人民革命军为了开拓我们民族的出路，为了光复祖国，六七年来，手持武器在朝鲜和满洲的旷野上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无比的战斗。我们革命军到处消灭敌人，从政治和军事上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以沉重的打击，给怀着亡国奴的悲愤受凌辱的我们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的力量加强了，世界革命力量强大起来了，全世界进步人民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也越来越大了。我们必将完成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在杀出血路前进的我们革命军勇士们英勇无比的活动和辉煌的战果面前惊惶失措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讨伐”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着种种疯狂活动，最近，愚蠢地企图阻止我们革命军向国内进军，红着眼睛拼命加强国境警备线。敌人甚至玩弄荒唐的虚假的宣传把戏，说什么“完全消灭”了朝鲜人民革命军。
诸位！尽管日本鬼子如此疯狂活动，但是朝鲜人民革命军依然存在，向全世界显示着它的声威。
这次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突破日本帝国主义者吹嘘为“铜墙铁壁”的国境警备线进军到国内，几天前在茂山方面展开纵横驰骋的活动，把复仇的火焰倾泻到敌人身上，今天，又在普天堡这个地方充分显示了我们民族的不屈斗志和崇高气概。
刚才，我们革命军摧毁了警察官驻在所、面事务所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镇压机构和统治机关，消灭了盘踞在那里把种种不幸和苦役强加在你们身上的同我们民族有着血海深仇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诸位！请看那火焰——那熊熊燃烧着的火焰揭示了敌人的下场；那火焰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民族并没有死，还活着，只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斗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那火焰将作为希望的曙光，在被虐待和饥饿中呻吟的我们民族的心里大放光芒，并将成为斗争的火种燃遍整个三千里疆土。
朝鲜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同祖同根”，我们不承认敌人叫嚷的“内鲜一体”。
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将更加紧握复仇的枪，一定要解放在饥饿和贫穷、无知和愚昧中挣扎的二千三百万同胞，光复祖国，并在独立了的祖国疆土上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的国家。
诸位！今天，光复祖国是朝鲜民族的生死攸关的要求。
我们大家不要光是坐在那里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受屈辱的悲惨处境而叹息，而要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奋起投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光复祖国大业的圣战。只有斗争才是活路，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
你们要克服万难，竭尽一切诚意和热情，同心协力，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一致动员起来投入争取朝鲜独立的反日圣战。
你们要开展各种斗争，彻底粉碎吮吸我们民族的鲜血来喂肥自己的吸血鬼——朝鲜总督府的种种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你们要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虚假宣传，始终保卫我国的语言文字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从而显示出朝鲜民族的不屈的气概。
我们要抱着只要有百战百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我国就一定能获得独立这样的坚定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并顽强地故斗下去。从而让那火焰在整个三千里疆土上熊熊燃烧起来。
同胞兄弟妹妹们！
最后胜利是属于为光复祖国而战的我们的。
让我们大家都为在光复的祖国土地上重逢，高呼独立万岁，过幸福生活的那一天而奋勇前进吧。
朝鲜独立万岁！
朝鲜独立万岁！
【美国】尼克松（１９１３～１９９４）
尼克松，１９６８年当选美国第三十七届总统，１９７４年因水门事件被弹劾罢免。本文是他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０日发表的就职演说。另一篇是１９７２年访华时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就职演说
德克森参议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先生、副总统先生、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美国同胞们、全世界的公民们：
今天，在这个时刻，我要求你们和我分享这种崇高肃穆的感情。在有秩序的权力交接中，我们欢庆我们的团结一致，它使我们保有自由。
历史巨轮飞转，分分秒秒的时间都十分宝贵，也独具意义。但是有些瞬间却成为新的起点，定下其后数十年及至几个世纪的行程。
现在，由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各国领导人惧怕战争，所以在历史上第一次，时代站到了和平方面。
历史能授予的最光荣称号莫过于“和平的缔造者”了。这最高荣誉现在正召唤美国。美国有机会引导世界最终从动乱的深渊中拔足，走向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即梦寐以求的和平宽阔高地。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后辈子孙提到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时，将会说我们驾驭了我们的时代，为人类求得了世界安全。
三分之一世纪以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站在这里向全国演说，当时国家正受经济不景气困扰，陷于惶恐中。他看到国家当时的种种困难，却仍然能够说：“感谢上帝，我国的困难毕竟只在物质方面。”
今天我们的危机正相反。
我们物质丰富，却精神贫乏；我们以非凡的准确程度登上了月球，但地球上却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们卷人了战争，没有和平。我们四分五裂，没有团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生活空虚，没有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工作需要完成，却没有人手去做。
对于精神的危机，我们需要精神的解决办法。
为了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只需省视自身。
当我们估量能够做什么时，我们只应许诺能做到的事。但在制订目标时，却要有远大的理想。
如果你的邻舍没有自由，你就不会得到完全的自由。只有共同前进才能前进。
这就是说黑人和白人共有一个国家，不是分为两个。法律是按照我们的良心制订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赋予法律条文以生命：保证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生来就有同等的尊严，在人的面前也应有同等的尊严。
我们在国内要学会团结所有人共同前进，让我们也努力求得全人类的共同前进吧。
……
短短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刚分享了人类第一次像上帝那样看到地球的光荣，我们看到了地球像一颗星一样，在黑暗中反射出光芒。
圣诞节前夕阿波罗太空飞行员飞越月球灰色的表面时，告诉我们地球是多么美丽；由太空远处月球附近传来声音是那么清晰，我们听到他们祈求上帝赐福给地球上一切善良的人。
在尖端技术欢奏凯歌的时刻，人们想到自己的家园和人类。从太空的远处看来，地球上人类的命运是分不开的；这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能到达宇宙的任何远处，我们的命运并不在那些星星上，而在地球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决定于我们的内心。
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望之酒，而是机会之杯。因此，让我们毫无畏惧、充满欢愉地把握住机会吧。“乘坐地球的乘客们”，让我们坚定信念，认准目标，提防危险，凭着对上帝意旨和人类诺言的信心，共同前进吧。 在访华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总理先生，今天晚上在座的诸位贵宾：
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无可比拟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我们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些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为我们演奏美好音乐的人。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此时此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地记住，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
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互相为敌，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很暗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将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我希望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谈将是坦率的。本着这种坦率的精神，让我们在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几点，过去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双方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利决定它自己政府的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就我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蒙受苦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美国】肯尼迪（１９１７～１９６３）
约翰肯尼迪，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１９６０年当选，１９６３年遇刺而死。这是他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就职演说
我们不把今天看作是一党胜利的日子，而看作庆祝自由的佳节。它既象征结束，也象征开始；它意味着继业，又意味着更新。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上帝面前宣读的，是将近一百七十五年前我们祖先拟就的同一庄严誓词。
……
让每一个关心我们或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国家知道，我们愿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迎接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以争取和维护自由。
我们保证做到这些，我们还要保证做得更多。
对于和我们有共同的文化与宗教渊源的旧盟国，我们保证忠实不渝。团结一致时，我们合作的多项事业将无往不利：一旦分手，我们将一事无成。因为在不和与分裂中，我们不敢应付任何强有力的挑战。
我们欢迎加入自由的行列的新国家，对于他们，我们保证决不容许以另一种更暴虐的专政去替代殖民统治。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却总希望他们有力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且希望我们能记住，过去想骑在老虎背上攫取权力的蠢人最终必葬身虎腹。
对于地球上一半仍然住在乡村的草舍茅屋、正在奋斗以挣脱悲惨处境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在任何需要的时刻尽最大努力协助他们帮助自己。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怕共产主义同我们争夺阵地，也不是为了争取他们的选票，只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拯救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们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国，我们作特殊的保证：我们要把说好话变为做好事，为争取进步结成新的联盟，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穷的枷锁。但是这种和平革命的想望不应成为敌对大国的可乘之机。我们要让邻国知道，我们将和这些妹妹国联合起来，反对在南、北美洲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与颠覆活动。我们要让每一个大国知道，这个半球上的人民要继续做本土上的主人。
在战争手段的发展远远超过和平手段发展的当代，我们对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世界组织寄予最终和最大的希望，我们重申对联合国的支持：我们要努力使联合国不单成为互相攻讦的讲坛，而成为新生和弱小国家的庇护者，使联合国的决议案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行。
最后，对于同我们敌对的国家，我们不提出保证而提出一项要求：让我们双方都开始重新寻求和平吧，不要等到由于科学昌明而发展的毁灭性邪恶力量有计划地或偶然地被触发而吞噬整个人类。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最终成败，主要不在我手中，而在你们手中。从我国建国伊始，每一代美闺人都曾经被召唤为祖国忠诚服务。许许多多美国青年回答了祖国的召唤，他们的忠骨埋遍世界各地。
现在召唤我们的号角又吹响了——不是号召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需要武器；不是号召我们奔赴战场，虽然我们已经严阵以待；这号角声召唤我们去作黎明前漫长的斗争，年复一年地“在希望中欢欣，在苦难中忍耐”；这是一场反对专制、贫穷、疾病与战争本身等人类共同敌人的战争。
我们能否在全球东、西、南、北形成一个巨大的联盟对抗这些敌人，以保证整个人类有更美满的生活呢？你们愿意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吗？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有幸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关头被委以捍卫自由的重任。我对这项任务当仁不让，勇于承担。我不相信我们有人会愿意同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付与这事业的精力、信仰与忠诚将照耀我们的祖国和为国效劳的人，从这里发出的光芒将真正普照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请你们对国家只谈贡献，莫计报酬。
世界公民们，请你们勿问何所得于美国，但问共同为人类自由的贡献有多少。
最后，美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们，请按照我们向你们所要求的力量与牺牲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良心的平静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历史将为我们的作为做最后的裁判。让我们引导挚爱的祖国勇往直前。我们祈求上帝的祝福与帮助，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在世上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
【南非】曼德拉（１９１８～）
曼德拉，南非总统。１９６２年８月，他固领导罢工运动和抵制白人种族主义者成立“南非共和国”，被南非当局逮捕，在狱中度过二十七年之久，于１９９０年２月获释。这是同年２月１１日他出狱后发表的首次演讲。
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致敬。我不是作为一名预言家，而是作为你们的谦卑的公仆，作为人民的公仆，站在这里和你们面前。
你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使我有可能在今天站在这里，因此，我要把余生献给你们。
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而作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亲切的和最热烈的感谢。
今天，大多数南非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其他行动，终将导致、也只能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这片大陆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遭到了摧毁。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就业。
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我们的人民卷人了政治冲突。我们在１９６０年采取了武装斗争方式，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纯属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和暴力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今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原因依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希望，不久将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以便不再有必要开展武装斗争。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的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完全赞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战略和策略。
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项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起所有这些重任。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观点，并允许民主机制来决定前方的道路。
关于实行民主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强调一点：运动的领导人要由全国性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是一条必须坚持，毫无例外的原则。
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我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一直是使我国的政治局势正常化。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希望强调一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晤以外，我本人从未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谈判。
谈判还不能开始——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背着人民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由一个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机构来决定。
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并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化。
我们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我们呼吁人民要抓住这个时机，以便使民主进程迅速地、不间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是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现在放松努力将铸成大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这个错误。地平线上萌现的自由奇观，应该能激励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有保障。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向自由的迈进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的道路。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１９６４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一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埃及】萨达特（１９１８—１９８１）
萨达特，埃及前总统。民族民主党主席。他曾亲赴耶路撒冷同以色列当局会晤，打开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本文系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在以色列国会发表的演说。任年结束了埃以历时三十年之久的战争状态，签订《埃以和约》。１９７８年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以色列国会上的演说
总统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愿真主怜悯你们。
蒙真主允许，和平属于我们大家。
和平属于我们大家，属于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在以色列的．在这个充满着血淋淋的争斗、为尖锐的矛盾所困扰、不时遭受流血战争威胁的广袤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人类制造战争，以此最终消灭自己的兄弟——人类。在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的废墟上，在人类牺牲者的尸骨中间，是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真止的被征服者永远是人类——真主创造的最高之物、真主创造的人类。正如和平的圣徒甘地所说：“为了建设生活、为了崇拜真主而奔走。”
今天，我以坚定的步伐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真主的土地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一起来为了建立和平面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崇拜真主，此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崇拜。真主的教诲和戒律是友爱、信任、纯洁与和平。
我请求所有当我在埃及人民议会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决定时以惊讶甚至张皇的心情听到这一消息的人原谅。这一异常的突然行动甚至使得有些人认为我的决定最多只不过是在世界舆论面前玩弄花招，给人们提供饭后的谈资而已，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我为了掩盖发动一次新战争意图的政治策略。
我不想隐瞒你们。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的我的一名助手在那天深夜我从人民议会回到家里后同我联系，忧心仲仲地问我：假如以色列真的向你发出邀请的话，你怎么办呢？总统先生。我十分镇静地回答他：我将立即接受邀请。
我曾经公开宣布过，我将到天涯海角去，我将到以色列去，因为我想在以色列人民面前说明全部事实真相。
我请求所有对我的决定感到惊愕的人，或者对宣布决定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的人原谅。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设想到一个承担着最大负担。承担着中东地区战争和和平问题首要责任的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会作出准备到敌对的国家去的决定。我们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大家还都在遭受着在三十年中发生的四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苦痛，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战争牺牲者的家庭仍然生活在丧夫失子，父兄阵亡的孤苦之中。
正如以前我所宣布的那样，关于这个决定我没有同任何一个同事和兄弟——一阿拉伯国家或前线国家的首脑商量过。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决定宣布以后同我进行了联系，表示反对。因为以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为一方，以以色列为另一方之间的全面怀疑和全面不信任至今在所有人的心中仍然存在。长长的几个月足可以实现和平，但是在关于举行日内瓦会议的程序方面所进行的毫无益处的分歧和讨论中白白浪费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全面怀疑和全面的失去信任。
但是，我要非常诚恳地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了长则间的考虑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因为如果说真主决定我要对埃及人民负责，要分担有关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的责任的话，那么这种责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办法，避免阿拉伯与埃及人民以及全体阿拉伯人民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规模的战争灾难。
在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以后，我确认对真主、对人民的责任的忠诚要求我走遍天涯海角，而且要到耶路撒冷去，去向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国会成员说明我考虑已久的全部事实，然后让你们自己考虑并作出你们的决定。最后，让真主按照他的意旨为我们安排一切。
女士们，先生们：
每一个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些时刻，所有具有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必须注意到过去的复杂状况和遗留问题，以便勇敢地向新的境界前进。
那些像我们一样肩负着同样责任的人们首先应该有勇气作出同形势的主流相一致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应该站得高一些，摆脱一切形式的偏见，摆脱心理错觉和腐朽的优势理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无过只属于真主。如果我说我要使全体阿拉伯人民避免新的令人痛苦的战争灾难的话，那么我十分诚挚地向你们宣布，我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怀有同样的感情，负有南样的责任，对以色列人民当然也是这样。
战争的牺牲品是：人类。
在战争中灭亡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不管是阿拉伯人逊是以色列人；失去丈夫的妻子是应该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妇女，不管是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