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父亲的照料和爱抚的儿童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无论是在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都应该担负起为他们创造快乐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的巨大责任。
为了这一切，为了保卫我们所有孩子和兄弟的生命，
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居乐业，为了人类的发展，使他们幸福，给他们以崇高的生活权利，为了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为了降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个孩子的欢笑，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甘冒一切风险，我决定来到你们这儿，发表我们意见。
我曾经担负起、现在仍然担负着历史责任提出的要求。为此，从前，几年以前，确切地说是在１９７１年２月４日，我宣布我准备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是阿以冲突开始以来阿拉伯负责人发表的第一个公开声明。出于领导责任应有的这一切动机，我在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埃及人民议会宣布呼吁召集一次国际会议，以便确立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那个时候，我无需乞求和平或要求停火。我在历史的、领导的责任应有的动机的推动下，签订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接着是在西奈的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然后，我努力敲打那些开着的、关着的大门，以寻求一条通向持久的公正和平道路。我向全世界人民敞开胸怀，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动机和目标，让他们真正相信我们是正义的倡导者和和平的创造者。
在这一切动机的推动之下，我决定以坦率的思想，坦荡的胸怀、自觉的意志来到你们这里，以共同创造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的持久和平。
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是在伊斯兰最大的节日、吉样的宰牲节、牺牲和赎罪的节日里进行的一次和平之行，这是天意。当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祖先易卜拉欣皈依了伊斯兰教。我说，当真主命令他的时候，他就立即心甘情愿地挺身而出，这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由于不惜牺牲自已心爱的儿子的自由选择，是出于对崇高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一崇高理想赋予生活的深刻的意义。也许这一巧合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具有一种新的含义，也许它将变成安全、宽恕与和平吉兆中的真正希望。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用没有任何隐晦曲折的直截了当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进行坦率的交谈，让我们今天坦率地交谈。包括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珍贵的时刻，它可能成为世界这一地区——如果不是说整个世界的话——的历史进程中的根本转折点的时刻。
让我们坦率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
我带着对这重大问题的明确、坦率的答案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民听到它，让全世界都听到它，也是为了让所有那些我听到他们诚挚呼吁的人们听到它；他们希望最终实现千百万人对这次历史性会晤所期望的结果。
在我向你们公布我的回答以前，我希望向你们强调，我在这个明确的、坦率的回答中，根据的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若干事实：
第一个事实：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第二个事实：我从来没有，电绝不会用两种语言说话。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政策同别人打交道。我只用一种语言、一种政策、一个面貌同任何人打交道。
第三个事实：直接对话和直截了当的路线是达到明确目标的最近也是最成功的道路。
第四个事实：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基础上的持久、公正和平的主张今天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主张，它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志；这种意志既反映在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官方首脑，也代表了影响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全世界的公众舆论。
第五个事实，这也许是最突出、最明显的事实：阿拉伯民族不是从一种软弱或动摇的地位出发去为争取持久公正和平而进行活动的。恰恰相反，它拥有实力和稳定的基础。因此，它的意见出自对和平的真诚意愿，发自为了避免将要落在我们和你们以及全世界头上的一场灾难的明智理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确立公正的和平。核弹不能撼动它。怀疑不能损害它。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隐晦曲折的意图都不能动摇它。
出于我想使你们了解的我所看到的全部事实真相，我还希望诚恳地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注意可能出现在你们脑海中的某些想法。
开诚相见要求我向你们说明下列各点：
一、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同以色列的单独协议。这不是埃及政策的出发点。问题不在埃及和以色列。埃及同以色列之间，或者任何一个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任何单独和平都不可能在整个这个地区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再说，即使在所有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实现了和平，只要没有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今天全世界迫切要求的持久公正的和平。
二、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争取局部和平，也就是说先在现阶段结束战争，而把全部问题推延到第二阶段。
这不是使我们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解决。
与此相联系，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签订西奈或者西奈、戈兰和西岸的第三个脱离接触协议。因为这仅仅是把点燃导火线推迟到以后某个时候而已。
而且，这还意味着面对和平我们缺乏勇气，我们不能担负持久公正和平的重担和责任。
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避免任何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以色列人的躯体再流一滴鲜血。
为此，我宣布我准备走遍天涯海角。
这里，我再回来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我们怎样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我在这个讲坛向全世界宣布，我的意见是，回答不是不可能的，不是困难的，尽管在血的仇恨、忿怨、憎恶中，尽管在完全的隔膜和根深蒂固的敌意中经过了几代人的情况下，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回答是不困难的，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以全部诚挚、忠诚沿着正直的方针前进的话。
你们愿意同我们一起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
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平安地、宽恕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这本身就构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转折中的巨大的转折点。
是的，我们曾经拒绝过你们，当时我们有自己的理由和主张。
是的，我们曾经拒绝在任何地方同你们会见。
是的，我们曾经把你们描写为所谓的以色列。
是的，我们曾经在某些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中相会，我们的代表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同你们不相理睬。
这些都发生过，现在仍然发生着。
是的，我们曾经提出过任何会谈必须有同双方单独接触的中间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脱离接触协议的谈判。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脱离接触的谈判。
是的，我们的代表曾经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见过面，但是没有直接说过一句话。
是的，这些都发生过。
但是，今天我要对你们说，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同意同你们在持久公正的和平中生活。我们不愿意用毁灭性的火箭以及仇恨和憎恶的导弹来包围你们，也不希望你们这样来包围我们。
我曾不止一次地宣布过，以色列是一个全世界承认的既成事实，两个超级大国担负着它的安全和保卫其生存的责任。
当我们的的确确希望和平时，我们就的的确确欢迎你们安全地、和平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同你们之间有一堵巨大的高墙，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你们一直在努力建造这堵墙。但是，它在１９７３年被摧毁了。这是一堵一直在燃烧、逐步上升的心理战的墙。
这是一堵用能够把整个阿拉伯民族扫荡殆尽的力量进行威胁的墙。
这是一堵散布关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具动弹不得的尸体的民族的墙；甚至你们有人说即使再过五十年，阿拉伯人电不可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一堵以能够达到任何地方、任何距离的长臂来进行威胁的墙。
这是一堵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行使解放我们被占领的土地的合法权利的话，就要遭致毁灭和灭亡的墙。
我们都应该承认这堵墙已经在１９７３年垮台了，摧毁了。但是还有另一堵墙。
这另一堵墙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复杂的心理障碍。
同时也造成了怀疑和疏远的障碍，对任何做法、行动和决定都产生担心受骗上当和错觉的障碍，对每一件事情或每一次谈话都作出错误的小心翼翼的解释的障碍。
这一心理障碍，就是我在历次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问题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由它造成的。
今天，在我对你们的访问中，我要问你们：为什么我们不诚恳地、坚定地、坦率地伸出我们的双手来一起摧毁这一障碍呢？
为什么不能以诚恳、信任和忠实的态度使我们的愿望一致起来，以便共同消除一切恐惧的疑虑、背信弃义、隐晦曲折和隐瞒真实意图的现象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以那些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一个最崇高目标的英雄们的胆略一起采取行动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这种勇气和胆略一起采取行动，以便建造一座受到保护而不受到威胁的和平大厦，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放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使他们朝着建设、发展和人类尊严的方向前进呢？
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些后代留下流血、杀害生灵、制造孤儿寡妇、毁灭家庭、使牺牲者辗转呻吟的后果呢？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哲人苏莱曼哈基姆格言所引证的造物者的睿智呢？格言说：
“求恶之心多欺诈，倡导和平有欢乐。”
“和平中的一口粗茶淡饭，胜于敌对中的满屋佳肴珍懂。”
为什么我们不能吟诵旧约中大卫先知的雅歌呢？雅歌说：
“主啊，我向你呼喊，如果我向你求助，请听取我恳切的声音。我把手举到你圣所的正位，不要把我同坏人、同为非作歹者、同那些对朋友口蜜腹剑的人拉在一起。你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行为的丑恶，给他们以报应吧！我要求平安，我为它而努力。”先生们：
我向你们实说，只要和平不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就绝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和平。和平不能建立在占领别国领土的基础之上。
你们要为自己求得你们反对别人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
我要非常坦率地、以促使我今天来到你们这里的那种精神向你们说，你们应该彻底放弃侵略的梦想，并且放弃那种以为武力是同阿拉伯人打交道的最好办法的想法。
你们应该很好地记取我们彼此对阵的教训，扩张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好处。
我们要明确地说明，我们的土地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是不容置辩的。国家和民族的土地在我们看来就如神圣谷地——图瓦一般，正如真主在那里对穆萨——愿他平安——所说：“我们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同意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或接受对此进行争论和讨价还价的原则。”
我还应该对你们说：今天我们面前有一个和平的很好时机。如果我们在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真正采取严肃的态度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
如果我们丢掉了或者浪费了这个机会，那么搞阴谋破坏的人将要遭到人类和历史的诅咒。
对以色列来说，什么是和平呢？这就是同它的阿拉伯邻居一起在这个地区安全、平静地生活。
这是我所信仰的逻辑。
以色列不受任何侵犯地安全地生活在它的边界之内。
这是我所赞同的逻辑。
以色列得到确保这两项事实的各种保证。
这是我所赞同的要求。
而且我们还要宣布，我们接受你们设想的、由你们认为满意的人所提供的国际保证。
我们宣布，我们接受你们希望的由两个超级大国、或者其中之一、或者五个大国、或者其中某些国家的一切保证。
我再一次明确宣布，我们接受你们认为满意的任何保证，因为我们将相应地得到同样的保证。
简而言之，当我们问：对以色列来说，什么是和平呢？回答是：以色列安全地、平安地、在它所愿意的、另一方也将得到的保证范围内，在其边界内同阿拉伯邻居一起生活。
但是，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我们怎样达到这一结果，并由此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呢？这里有一些我们必须以全部的勇气和明朗的态度去面对的事实。
阿拉伯的土地被以色列用武装力量占领了，现在还占领着，而我们坚持实现从这些土地，其中包括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面撤出；耶路撒冷，我把它当作一个和平之城来到了这里。
这个城市过去是、将来永远是三个宗教教徒共处的生动体现。
任何人想用吞并、扩张的办法谋取在圣城中的特殊地位都是不能接受的。它应该是向一切信徒开放的自由之城。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城市不应同几个世纪以来把它当作定居之地的人们分开。为了避免唤起十字军战争的仇恨，我们应该保卫欧默尔本哈塔布和萨拉丁的精神，也就是谅解和尊重权利的精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礼拜的大殿不仅仅是履行宗教圣职和仪式的地方，而且它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政治、精神和思想上从未间断过的存在的可靠见证。
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要在估计我们基督教徒、穆斯林对耶路撒冷所怀有的崇敬心情方面犯错误。
让我毫不犹豫地对你们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来到这个圆顶大厅不是为了恳求你们从被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从１９６７年后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全面撤退是不容争辩的明显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对此抱什么幻想，或者对别人抱这种幻想。
在你们用武装力量占领着阿拉伯土地的时候，任何关于持久、公正和平的言论，任何保证我们平安、安全地一起生活在世界这一地区的步骤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占领别人的土地的情况下，不能建立和平。
是的。
如果为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子孙万代建立持久、公正和平的愿望很纯正、斗争很真诚，那么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容置辩和讨论的事实。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那么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整个问题的实质。今天全世界没有人能同意在以色列高喊的口号：这些口号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甚至问这个人民在哪里呢？！
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今天不再是任何人可以无视或否认的，而且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无视或否认的问题。这是一个西方和东方国际社会都已接受的现实。这一现实在一些国际文件和官方声明中得到了肯定、支持和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对一日夜都可以听到其反映的问题充耳不闻，或者对这一历史事实闭目不见，甚至担负着保卫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最高义务的，过去曾经、现在仍正在向以色列提供道义、物质和军事援助的你们的头号盟友美国也不能采取这种态度。
我说，就连美国也已经选择正视事实和现实的态度，它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问题是斗争的中心和实质；只要这个问题继续悬而不决，争执就将不断加剧和升级，达到新的程度。我十分坦率地对你们说，没有巴勒斯坦人，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天视这一问题，或者把它抛在一边，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巨大错误。
我不想离开本题去引述从贝尔福宣言发表六十年来的过去了的种种事件。你们对那些事实都很清楚。如果你们找到了在完全不属于你们所有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上的、道义上的理由的话，你们就应该懂得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家园重建国家的决心。
当有一些顽固分了和极端分子要求巴勒斯坦人民放弃这一最崇高的目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求放弃他们的意愿和他们对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向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实现和保证和平的以色列声音致敬。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对你们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承认他们建立国家和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益的。
我们阿拉伯人从前在对待你们，在对待以色列存在的事实上，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冲突把我们从一个战争带到另一个战争，从牺牲带到更大的牺牲，致使我们今天——我们和你们——达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渊和一场恐怖灾难的边缘，如果我们今天不一起利用这一持久、公正和平的机会的话。
你们应该同我一样勇敢地面对现实。
对问题采取逃避或无视的态度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在全世界一致呼吁尊重权利和现实的情况下，企图制造某些使全世界都不屑一顾的虚幻形势来确立某种和平是不可能的。
没有必要把巴勒斯坦权利问题带入死胡同。制造障碍除了延误和平进程，或扼杀和平以外，没有任何作用。
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那样，任何人不可能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获得幸福。进行直接会晤和执行径行直遂的路线是达到明确的目标的最简捷、最成功的道路。正视巴勒斯坦问题，为了持久、公正的和平，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他们的国家。
有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国际保证，就不必害怕一个新生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建立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援助。当和平之钟敲响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敲战鼓。即使有，也听不到它的声音，
你们同我一起来设想一个日内瓦和平协定吧，我们将以它向渴望和平的世界报喜。和平协定建立在：
一、结束以色列对１９６７年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的占领。
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包括有权建立自己国家在内的民族自决权。
三、本地区各国有权和平地生活在安全的有保证的边界之内途径是采取与实现国际边界安全相一致的措施，同时提供适当的国际保证。
四、本地区各国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不诉之于武力，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五、结束本地区的战争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不是在几行官样文章上签个字，而是重新撰写历史。
和平不是为维护莱种贪欲或掩盖某种野心的宣传竞赛。和平在本质上是反对一切野心和贪欲的重大斗争。
古今历史经验也许能告诉我们大家：火箭、炮舰和核武器不能建立安宁，恰恰相反，它将破坏安宁所建树的一切。
我们应该：
为了我们各国人民，为了人类所创建的文明，保卫各地的人们不受武力的控制。
我们应该以提高人类地位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全部力量，提高人道主义的威力。
如果你们允许我在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我的呼吁的话，那么我要向以色列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发表诚恳的、忠诚的讲话：我从祝福争取和平的神圣使命的埃及人民那里给你们带来了使命。
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的使命——埃及人民的使命；埃及人民不懂得偏见，它正以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每个人都具有的友爱、友好、谅解的精神生活着。
这就是埃及；它的人民要我忠实地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安全、平安、和平的使命。
以色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鼓励你们的领导为和平而斗争，让他们把力量集中到建造和平大厦上来，而不要以毁灭性的火箭建造碉堡和坚固的掩体。
为全世界提供世界这一地区的新人的形象吧！并使之成为现代人类、在各地的和平人类的榜样。
告诉你们的孩子们，最后一次战争、痛苦的最后阶段已经过去，新生活的新起点已经来到；这是友爱、幸福、自由、和平的生活。
失去儿子的母亲，
失去丈夫的妻子，
失去父兄的孩子，
一切战争的牺牲者，
你们要对和平满怀希望，要使歌曲成为活生生的富有成果的现实，要使希望成为工作和斗争的准则。各国人民的意志就是真主的意志。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前，在我在阿克索清真寺进行节日札拜时，在我访问复活教堂的时候，我以赤诚的心向至高无上的真主提出祈求，祈求他给我力量，祈求他实现我的坚定信念：这次访问将达到为了幸福的现在和更加幸福的明天我所期望的目的。
我已经决定跳出一切交战国所通行的先例和传统。尽管阿拉伯土地还在被占领之中，尽管我宣布准备来到以色列一事是使许多人感情上受到震动和思想上感到茫然的非常之举，甚至有些人怀疑这一举动的意图，尽管如此，我还是以纯洁的信仰，以完全忠实地表达我的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感情作出了这一决定，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甚至是很多人认为非常艰难的道路。
我决定坦率地、光明磊落地来到你们这里。
我决定给全世界为争取和平所作出的努力以这样一个推动力。我决定在你们的家里向你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和倾向的真相。
我不是为了故作姿态。
我不是为了赢得一个回合，现代历史上最严峻的回合和战斗。
这是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战斗。
这不仅是我的战斗，也不仅是以色列领导者们的战斗。
这是生活在我们土地上的、有权生活在和平之中的全体人民的战斗。这场战斗对蕴藏在千百万人心中的天良和责任感来说是必要的。
当我提出这一主要行动时，很多人问到我关于这次访问可能达到的结果的设想和对这次访问的期望。
作为对询问者的答复，我要向你们宣布，我并不是从在访问期间可能实现的结果作为出发点来考虑进行这一倡议的。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转达一项使命。我作到了这点没有？真主啊，你可以作证。
真主啊！我要重复先知扎克利亚的一句话：“你们热爱正义和和平吧！”
我引用珍贵的睿智的古兰经中的一段话，它说：“你说相信真主吧，相信真主对我们的启示吧，相信他对易卜拉欣、伊斯梅尔、伊斯哈克、雅各布和对犹太部族的启示吧！相信穆萨、耶稣和先知们从他们的真主那里得到的启示吧！我们不歧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我们是信仰真主的穆斯林。”
“伟大的真主是至诚的”。
祝你们和平！
【美国】杨振宁（１９２２—）
扬振宁，美籍华人，现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祖国科技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工作。
读书教学四十年
启 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四十年的经验。我是１９２２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六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３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像片一是我十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大拍的。照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像片三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人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五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五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五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４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３０００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偌。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５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１９２８年我６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中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１９２８到１９２９年，我们住在厦门。像片四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三十多年以后，在１９６０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帝，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教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像片五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１９２９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１９２９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优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像片六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像片三十一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７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四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１９３８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迸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力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像片十一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２年我念了四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像片十二是一些教室。像片十三是大学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教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８０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８０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 １９４１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ｙＳｉｃｓ（《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Ｄｉｃｋｓｏｎ）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 ＭＯｄｅｒｎ Ａ１ｇｅｂｒａ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二十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人，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像片四十七是吴先生和我１９８２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今年１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７１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１９４２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１９４５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三个月，等到了Ｕ．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ｔｅＷａｒｔ上的空位。这种船叫 Ｌｉｂｒｔｙ Ｓｈｉｐ（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四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见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６０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费密（Ｆｅｒｍｉ）和狄拉克（Ｄｉｒａｃ）。他们都是２０世纪的大物理学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单但深入的想法，用算学方式表示出来。他们的文章是单刀直人，正中要害的。我比较不能欣赏海森堡（Ｈｄｓｅｎｂｅｒｇ）的风格。海森堡是２０世纪的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引起我的共鸣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曾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花了两天买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密。费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的人。因为这是战时工作，所以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密“失踪”了。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密教授什么时候上课。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费密的人。
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教师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那时正在美国访问。张先生告诉我，费密打仗期间曾在洛斯阿拉谟斯（ＬｏｓＡｌａｍｏｓ），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到芝加哥去当教授。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我跟费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Ｔｅｌｌｒ）教授。大家知道，他后来被称为“氢气弹之父”。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根深的印象。
刚才我和大家提过，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经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一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罔国立实验室（Ａｒｇｏｏｎｅ Ｎａｔｔ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罔，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ＡＩｌｉｓｏｎ）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４０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十八至二十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十八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１９４８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１９４９ 年春天，奥本海默（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１９４７ 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挤。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１９４９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二十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字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１９４９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则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诙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１９５０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 ｄａｔｅ 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ｄａｔｅ”，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物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７０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么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防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中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Ｍｉｌｌｓ），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１９６５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Ｔｏｌｌ）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 １９６６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十七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 ８０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Ｌｅｅ）。我最早认识他，是１９６０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１９６５ 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ｆｖａｎｉａ）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３年这七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１９７３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１９７７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１９７１年夏天，美国跟中国的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七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二十六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七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 顾
去年九月我６０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教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十七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十七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美国】卡特（１９２４～）
卡特，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任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就职时发表的演讲。
美国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