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但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威廉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在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手中，终于彼英法军队击溃了。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是这样。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还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德国才遇到了重大的抗击。由于我们的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团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像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敌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我们苏联人必须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自然的，但是现在，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这种情绪就会置我们于死地。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凭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使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继续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苏联人民必须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他们必须动员起来，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新的战时轨道上，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也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还要帮助那些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呻吟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会付出代价懂得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成万的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有敌人侵犯的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祖国。
……
【美国】麦克阿瑟（１８８０～１９６９）
麦克阿瑟，美国将军，历任西点军校校长，陆军参谋长，驻菲律宾美军司令。朝鲜战争中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因战败被免职。这是他于１９６２年５月２日在西点军校作的演讲。
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早晨，我走出旅馆的时候，看门人问道：“将军，您上哪儿去？”一听说我到西点时，他说：“那是个好地方，您从前去过吗？”
这样的荣誉是没有人不深受感动的，长期以来，我从事这个职业；我又如此热爱这个民族，这样的荣誉简直使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然而，这种奖赏主要的并不意味着尊崇个人，而是象征一个伟大的道德准则——捍卫这块可爱土地上的文化与古老传统的那些人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这就是这个大奖章的意义。从现在以及后代看来，这是美国军人的道德标准的一种表现。我一定要遵循这种方式，结合崇高的理想，唤起自豪感：也要始终保持谦虚……
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神圣的名词尊严地命令您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是您振奋精神的转折点；当您似乎丧失勇气时鼓起勇气；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时重建信念；几乎绝望时产生希望。遗憾得很。我既没有雄辩的词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们说明它们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词。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者，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达到愚弄、嘲笑它们的程度。
但这些名词却能完成这些事。它们建立您的基本特性，它们塑造您将来成为国防卫士的角色；它们使您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懦弱，而且，让您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胆怯。它们教导您在真正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胜利时要谦和，不要以言语代替行动，不要贪图舒适；要面对重压以及困难和挑战的刺激；要学会巍然屹立于风浪之中，但是，对遇难者要寄予同情；要律人得先律己；要有纯洁的心灵，崇高的目标；要学会笑，不要忘记怎么哭；要长入未来，可不该忽略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谦逊，这样您就会记住真正伟大的纯朴，真正智慧的虚心，真正强大的温顺。它赋予您意志的韧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的深处焕发精神，以勇敢的优势克服胆怯，甘于冒险胜过贪图安逸。它们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境，意想不到的无穷无尽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它们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官或君子。
您所率领的是哪一类的士兵？他们可靠吗？勇敢吗？他们有能力赢得胜利吗？他们的故事您全都熟悉，那是美国士兵的故事。我对他的估价是多年前在战场上形成的，至今并没有改变。那时，我把他看作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物；现在，仍然这样看待他，不仅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军事品德的人，而且也是最纯洁的人。他的名字与威望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骄傲。在青壮年时期，他献出了一切人类所能给予的爱情与忠贞。他不需要我与其他人的颂扬，他自己用鲜血在敌人的胸前谱写自传。可是，当我想到他在灾难中的坚韧，在战火里的勇气，胜利时的谦虚，我满怀的赞美之情是无法言状的。他在历史上成为一位成功的爱国者的伟大典范；他是后代的，作为对子孙进行解放与自由主义的教导者；现在，他把美德与成就献给我们。在２０次战役中，在上百个战场上，围绕着成千堆的营火，我亲眼目睹不朽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爱国的自我克制以及不可战胜的决心，这些已经把他的形象铭刻在他的人民的心坎上。从世界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他已经深深地喝干勇敢的美酒。
当我听到合唱队的这些歌曲，在记忆的眼光中，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蹒跚的小分队，在透湿的背包的重负下，从湿淋淋的黄昏到细雨蒙蒙的黎明中，疲惫不堪地在行军，沉重的脚踝深深地踩在炮弹震撞过的泥泞路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嘴唇发青，浑身污泥，在风雨中哆嗦着，从家里被赶到敌人面前，而且，许多人被赶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我不了解他们出身的高贵，可我知道他们死得光荣。他们从不犹豫，毫无怨恨，满怀信念，嘴边叨念着继续战斗直到胜利的希望而死。一直为了它们——责任——荣誉——国家；当我们在寻找光明与真理的道路上，他们一直流血、挥汗、洒泪。
二十年以后，在世界的另一边，又是黑黝黝的散兵坑的污物，幽灵似的壕沟的恶臭，湿淋淋的地下洞的污泥；那酷热的火辣辣的阳光，那些破坏性风暴的倾盆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兵燹地区的恐怖情景；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目的，他们全面的决定性胜利——永远的胜利——永远通过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攻击，那苍白憔悴的人儿的眼光庄严地跟随着您的责任——荣誉——国家的口号。
这几个名词的准则贯穿着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经受任何为提高人类而传播的伦理或哲学的检验。它所要求的是正确的事物，它所制止的是谬误的东西。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要履行宗教修炼的最伟大行为——牺牲。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他显示出造物者按照自己意愿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品质，只有神明的援助能支持他，任何肉体的勇敢与动物的本能都代替不了。无论战争如何恐怖，召之即来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是人类最崇高的进化。
现在，你们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革中的世界。人造卫星进入星际空间，星球与导弹标志着人类漫长的历史开始了另一个时代——太空时代的篇章。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在５０亿年或更长的时期中，地球形成了；在３０亿年或更长的时期中，人类发展了；从来没有一个更伟大的、更令人惊讶的进化。我们现在不单是从这个世界，而且要涉及不可估量的距离，还要从神秘莫测的宇宙来论述事物。我们正在伸向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界限。我们谈论着不可思议的话：控制宇宙的能源；让风与潮汐为我们工作；创造空前的合成物质，补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质；净化海水供我们饮用；开发海底作为财富与粮食的新基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几百岁；调节空气。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
通过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定与不可侵犯地——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的职业中只有这个生死攸关的献身，此外，什么也没有。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的办法去完成；而你们就是训练好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明确的认识就是为了胜利，这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假如您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破坏，唯一缠住您的公务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人将争论着国内外的、分散人们思想的争论的结果，可是，您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的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战斗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老百姓的声音辩论我们政府的功过；我们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利集团发展过于骄横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毋须你们的职业去分担或军事解决。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抵得上夜里的十倍灯塔。
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发酵剂。从你们的队伍中涌现出战争警钟敲响时刻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从来也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您这样做，１００ 万身穿橄榄色、棕卡色、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响起神奇的词儿——责任——荣誉——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战争贩子。相反，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祈求和平，因为他必须忍受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大智的哲学之父柏拉图的不祥之话：“只有死者看到战争的终结。”
我的年事渐高，已近黄昏。我的过去已经消失了音调与色彩。它们已经随着往事的梦境模模糊糊地溜走了。这些回忆是非常美好的，是以泪水洗涤，以昨天的微笑抚慰的。我以渴望的耳朵徒然聆听着微弱的起床号声的迷人旋律、远处咚咚作响的鼓声。在我的梦境里，又听到劈啪的枪炮声。咯咯的步枪射击声，战场上古怪而悲伤的低语声。可是，在我记忆的黄昏，我总是来到西点。那里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标志着我对你们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时，我最后自觉的思想一定是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
我向你们告别了。
【美国】罗斯福（１８８２～１９４５）
罗斯福，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连任三届。他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ｌ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他在２４小时年驱车赴国会山，向参、众两院发表此演讲，当天国会通过决议，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和蓄谋的进攻。
合众国当时同该国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根据日本的请求，当时仍在同该国政府和该国天皇进行着对话，对于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有所期待。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一小时，日本驻合众国大使及其同事还向我们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的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言继续现行外交谈判已无用，它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力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应该记录在案的是：由于夏威夷同日本的距离，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谋进行了策划的。在策划的过程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
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岛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政府己发动了对马来西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军队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自明。合众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断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对敌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均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上帝助我！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日日本对我国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起，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１８８２～１９４９）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缔造者。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希特勒党徒策划“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共产党人。这是他在法庭上的辨词，时为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最终以无罪获释。
在莱比锡法庭的最后辨词
……
各位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三个月前，在这审讯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被告人，给法庭庭长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我在法庭上的意见引起了各位法官的一些冲突，我很抱歉。但是因而指责我滥用提出质问的权利和作出声明的权利以达到宣传的目的，那是我绝对要加以驳斥的。由于我在本庭受到诬告，我当然要用我所能用的一切方法来为自己辩护，以免遭到诬陷。
……
这次审讯由一个理论决定，这就是：火烧国会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国际干的。火烧国会这一反共行为事实上被用来诬陷共产党人，他们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现政府的烽火。由于用了这理论，全部诉讼程序就贯穿着反共的性质。
……
任何人都知道德国共产党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绝不是本案诉讼程序中决定怕的一点。决定性的一点只是：共产党实际上 是否计划在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发动与国会纵火有关的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
先生们，依法调查的结果如何？国会纵火是共产党所为这一神话已经完全被粉碎了。我不想像其他辩护人一样援引许多例证。
对于任何具有正常智力的人来说，至少这一点现在是完全清楚了：国会纵火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完全没有关系，不但与起义无关，而且与罢工、示威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活动都完全无关，按照法律进行的调查已经彻底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不把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算在内）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起义的信号。没有人发现与国会纵火有关的任何起义的事实、行为或企图，种种捏造都是事后很久才编制出来的。那时工人阶级正处于防卫法西斯进攻的状态。德国共产党正力图组织群众进行反抗与自卫。但事实证明：国会纵火只是借口和信号，用以发动预先布置好的大规模运动，来镇压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
警官海勒在法庭上读了一首共产党员写的诗，以此证明共产党员在１９３３年放火烧国会。该首诗选自一本１９２５年出版的书。请允许我也引用一首诗，一首由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写的诗，
要及早学得聪明些。
在命运的伟大天秤上，
天秤针很少不动；
你不得不上升或下降；
必须统治和胜利，
否则奴役和失败，
或者受罪，或者凯旋，
不做铁钻，就做铁锤。
不是胜利，便是失败，不做铁钻，就做铁锤！
……
清算帐目的时刻终会到来，而且要加上利息！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以及真正罪犯的判定，将由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法庭完成。
伽利略被判刑时，他宣告：
“地球仍在转动！”
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也怀着同伽利略一样的决心宣告：“地球仍然在转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向着最后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遏制的必然要达到的目标——共产主义……
（法庭禁止季米特洛夫继续发言。）
【英国】艾德礼（１８８３～１９６７）
艾德礼，１９４５年ｌ９５１年任英国首相。本篇是他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９日代表英政府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时发表的演说。
大西洋宪章
除得胜之外，我们看不到这次战争有其他结局。我们不但决心赢得战争，并且决心赢得和平。我们必须预先做好计划。如果希望战争结束时，我们不至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目前就须采取行动。但是有关和平的问题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英国的行动必须配合战后世界的计划，因为这次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作战，而且是为未来的文明而战。这次战争的结果不仅仅影响到参加这场斗争的人，而是影响全世界人类的生活。
当然，只有从人民的肩上卸下全世界的军备重担，人民才可能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我们不可能在持续存在的侵略威胁下，建设心中理想的城市。我们必须同时争取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
大西洋宪章表达了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共同目的，其中不仅包括了有关战争的目标，更勾画出长远的目标。
大西洋宪章约束我们，使我们努力根据现有的义务协助一切大、小国家，不论其为战胜国或战败国，均能更好地平等进行贸易或取得原料，令该国得到经济繁荣。此外，大西洋宪章还载明了我们愿意令一切国家在经济上得到最充分的分作，目的是使一切国 家的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得到保证。但是，仅仅表示赞成这些目标是不够的，还要努力争取达到这些目标。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需要有最密切的国际合作，联合王国乐于尽力达成此种国际合作。
我们决心使经济问题、生活水平与营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的问题不被忽略。而这些问题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困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而被忽视了。事实上战争只会使世界贫穷而不会使之富裕，如果我们要弥补战争的破坏，要保证达到大西洋宪章所要求达到的最高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我们就需要果断的政治家的胆略。
【美国】杜鲁门（１８８４～１９７２）
杜鲁门，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１９４５～１９５３）。这是他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发表的广播演说。
在日本投降时发表的广播演说
全国同胞们：
全美国的心思和希望——事实上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和希望——今天晚上都集中在密苏里号军舰上。在这停泊于东京港口的一小块美国领土上，日本人刚刚正式放下武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
四年前，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与恐惧集中在美国另一块土地上——珍珠港。那里曾发生的对文明的巨大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了。从那里通到东京的是一条漫长的、洒满鲜血的道路。
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会忘记美同军舰密苏里号。
日本军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弥补，也无法忘却的。但是他们的破坏和屠杀力量已经被剥夺了。现在他们的陆军以及剩下的海军已经毫不足惧了。
……
当然，我们首先怀着深深感激之情想到的，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牺牲或受到伤残的亲人们。在陆地、海洋和天空，无数美国男、女公民奉献出他们的生命，换来今日的最后胜利，使世界文明得以保存。但是，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都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们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忍受亲人死亡的悲痛的人们，死亡夺去了他们挚爱的丈夫、儿子、兄弟和姐妹。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也不能使他们和亲人重聚了。
只有当他们知道亲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会被明智地运用时，他们才会稍感安慰。我们活着的人们，有责任保证使这次胜利成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
……
这次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自由对暴政的胜利。
我们的兵工厂源源生产出坦克、飞机，直捣敌人的心脏；我们的船坞源源制造出战舰、沟通世界各大洋，供应武器与装备；我们的农场生产出食物、纤维，供应我们的海、陆军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国；我们的矿山与工厂生产出各种原料与成品，装备我们，战胜敌人。
然而，这一切的后盾是一个自由民族的意志、精神与决心。这个民族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为了保持自由，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给予我们以武装力量，使士兵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自由的精神、个人的自由以及人类的个人尊严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韧、最持久的力量。
胜利是值得欢庆的，同时有其负担和责任。
但是，我们以极大的信心与希望面对未来及其一切艰险。美国能够为自己造就一个得到充分就业与安全的未来。同联合国一起，美国能够建立一个以正义、公平交往与忍让为基础的和平世界。
我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星期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为太平洋战场胜利纪念日。这一天还不是正式停战和停止敌对行为的日子，但是我们美国人将永远记住，这是报仇雪耻的一天，正如我们将永远记住另一天是国耻日一样。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将走向一个国内安全的新时期，我们将和其他国家一同走向一个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善和合作的更美好的新世界。
上帝帮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在未来的年月，我们仍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得到我们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法国】戴高乐（１８９０—１９７０）
戴高乐，法国政治家，军事家。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６年任法国临时总统，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９年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８日，他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本篇演说。演说的成功，使他从此被法国人称为“六一八英雄”。另一篇是在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发表的广播讲话。
谁说败局已定
担任了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借口军队打了败仗，便同敌人接触，谋取停战。
我们确实打了败仗，我们已经被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所困。我们之所以失败，不仅因德军的人数众多，而是败于他们的坦克、飞机和作战战略。正是敌人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惊惶失措，以至出此下策。
但是难道败局已定，胜利已经无望？不，不能这样说！
请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完全有把握。我要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未失败。总有一天我们会用目前战胜我们的同样手段使自己转败为胜的。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她并不孤立！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联盟。她和英国一样，可以得到美国雄厚的工业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援。
这次战祸所及，并不限于我们不幸的祖国。战争的胜败亦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的一切过失、延误以及所受的苦难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世界上拥有一切手段，能够最终粉碎敌人。我们今天虽然败于机械化部队，将来却会依靠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夺取胜利。世界命运正系于这种部队。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发出广播讲话。我吁请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上的法国官兵，不论是否还持有武器，都和我联系；我叮请具有制造武器技术的技师与技术工人，不论是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的，都和我联系。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抗战烽火也永不会被扑灭。
明天我还要和今天一样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
在胜利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
战争结束了，胜利已经到来。这是同盟国的胜利，也是法国的胜利。德国已经在东、西线向同盟国军队投降。法国最高统帅部以其中一方代表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
在德国当局和统帅部处于瓦解的情况下，可能还有敌军的某些零星部队在各地区擅自进行毫无意义的顽抗。但是德国已经被击败而且签字认输。
在这国旗高扬、日月重光的时刻，国家首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并向那些曾为祖国作艰苦斗争的人深深致敬。没有哪一次祖国儿女们所作的自我牺牲勇敢行动，没有哪一具被俘男女同胞所受的苦楚，没有哪一次丧亡，没有哪一滴眼泪是白费的。
在这举国欢腾、扬眉吐气的时刻，法国人民向英勇的同盟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他们和我们一样，为了相同的事业，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历尽艰难困苦。法国人民还向盟军的英勇战士和指挥官致敬，向全世界一切为争取自由和正义最后胜利而战斗、受难和工作的兄弟姊妹致敬。
永恒的荣耀归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将领。荣耀归于我们的国家。即使在最严酷的考验下，她也从未动摇，从未屈服。荣耀归于各同盟国。他们曾和我们同洒热血，同甘共苦，今天又和我们共享胜利的欢乐。
法兰西万岁！
【瑞士】皮亚杰（１８９６—１９８０）
皮亚杰，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发生认识论原理》、《心理学与认识论》等。本文是１９６８年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系列讲演的第一讲。
发生认识论（节选）
发生认识论试图根据认识的历史、它的社会根源和它所依据的概念和运算的心理来源来解释认识，特别是解释科学知识。这些概念和运算大部分是从常识中抽出来的，因此，这些概念和运算的来源能够阐明它们对于较高阶段的知识的重要意义。但是发生认识论，只要有可能，也要考虑形式化的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应用于平衡的思想结构和在某些情况下应用于思维发展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的逻辑形式化的问题。
关于认识论的性质，我们所作的这种描述碰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认识论的传统哲学观点。在许多哲学家和认识论者看来，认识论是对当前此刻存在的知识的研究；它是为知识而分析知识，是在本身范围内，不管它的发展，而分析知识。在这些人看来，追索观念的发展或运算的发展，也许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对这有兴趣，而不是认识论者所直接关心的。这是对我在此地所概述的发生认识论这门学科的主要反对意见。
但是在我看米，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能提出以下的答案：科学知识处在持续的进展之中，它每天都在变化。结果，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有认识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有今天当前的状态，似乎它的当前状态是确定的，乃至是稳定不变的。知识的当前状态乃是历史中的一瞬间，好像过去的知识状态那样迅速地变化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变化得更快些。于是科学思想就不是某一顷刻的事情，它不是一种静止的情况，它是一个过程。特殊一点讲，它是一个继续不断构造和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科学研究的支流中都是真实的。我们愿意引述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几乎可被公认的例子是关于当代物理学领域的，或者，比较特殊他讲，是有关微观物理学的。在这门科学方面，知只状态逐月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肯定在一年的历程中就有重要改变。这些变化在某一个作者的著作中也时常发生，他在他的一生的事业中对他的题材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妨以巴黎的德布罗格里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几年前，德布罗格里尚坚持尼尔玻尔的非决定论的观点。他随着哥本哈根学派相信：在微观物理事件的非决定状态背后，人们就不能发现决定的状态；丰决定的状态乃是很深刻的实在，而且人们甚至能够提出理由来证实这种非决定状态的必然性。嗯，后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新的事实使德布罗格里改变了他的想法，以致现在他采取了一种十分相反的观点。因此，这是科学思想转变的一个例子，这种转变不是经过了连续几代人发生的，而是发生于一个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一生之中。
让我们从数学领域中举出另一个例子。几年以前，布尔巴基数学家小组试图把所有数学的基本结构分隔开来。他们确立了三个母结构，代数结构、有序结构和拓扑结构，而这三个母结构就是数学的结构学派所根据的基础，而且被视为一切其它数学结构所由派生的基础。他们的这些有效的努力现在已经在一定程度下遭到了破坏或者说至少是受到修改了，因为麦克兰和爱伦伯发展了范畴的概念，即许多元素聚合起来的集合以及根据这些集合所定义的一切函数的集。结果，今天布尔巴基小组的一部分成员已经不再是正统的了，而不得不考虑更新近的范畴概念。因此，这里又在科学思想的另一个更基本的领域内，有了非常迅速的变化。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有科学思想的历史而另一方面又有今天的科学思想体系；只有一个连续不断的转变，继续重新组织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意味着：在这些变化中历史的和心理的因素对于我们试图理解科学思想的性质是有用的。
还有一些领域中根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因素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科学观念的起源，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举一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康托尔的集合论的发展。康托尔是根据一对一的对应这样一个基本运算来发展他的理论的。特殊点讲，通过在整数系列和偶数系列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我们所得到的数目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偶数，而是第一个超穷的基数，即ａｌｅｐｈ零。就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基本运算使康托尔能够超过有穷数的系统，而这个有穷数系列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运用中的系列。现在，追问一下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运算是从哪里来的，是有意义的。康托尔并未发明这一对应关系的运算，这是就一个人发明一个完全崭新的构造这一意义而言的。他是在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现了它；甚至在他转向数学很久以前，这种一对一的对应运算早就是他的心理装备的一部分，因为极初步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观察就揭示出来了一对一的对应是一个原始的运算。在所有一切早期社会中，它是经济交易的基础。而在年幼的儿童中，甚至在具体运算阶段之前，我们就发现它的根基了。第二个问题是：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基本运算的性质是什么？这立即导致另一有关问题：在一对一的对应和自然数这个概念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对一的对应的运算流传很广，这是否有助于证明罗素和怀特海的主题，即数是诸等值类的类（所谓等值即指诸类里面的各个单元是一对一的对应）吗？或者说，实际的数，除了一对一的对应以外，还根据某些别的运算吗？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作比较详细的研究。现在根据这一鲜明事例来说，如果认识了一个概念的心理学基础，也就蕴涵着对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的理解。在我们研究儿童中数的概念的发展时，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概念只是以等值类的类为根据，还是包含有其它的运算？
现在我愿意继续讲第二个例子，而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爱因斯坦怎样能够对于远距离的同时性给予一个新的运算定义？他怎样能够批评牛顿关于普遍时间的概念而不致于在物理学中产生深刻的危机？当然，毫无疑问，他的批评是根据实验发现的，如迈克逊——莫雷实验。虽然如此，如果对彼此远离的事件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所重新下的定义和我们的逻辑根本是冲突的，那么在物理学中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我们势必在两种可能性中接受其一：要么是，物理世界是不合乎理性的，要么是人的理性是软弱无能的——不能掌握外界的实在。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并没有这种混乱的情况。有少数玄学家（我对在场的哲学家们表示歉意），如柏格森或马利坦等人，曾为物理学中的这种进展所吓倒，但就大多数玄学家而论，以及在科学家们中间，这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危机。为什么事实上它不是一种危机呢？因为同时性并不是一个原始的概念，甚至不是一个原始的知觉。以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题目，但是眼前我只想申述一下，我们的实验发现已经显示出来，人类并不是明确地感知到同时性，如果我们看到两个以不同速度移动着的对象，而它们同时停止下来了，这时，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感知到它们是同时停止的。同样，当儿童对于同时性没有确切观念的时候，他们并不脱离对象移动的速度去理解同时性。那么，同时性就不是一个原始的直觉，它是一种智慧的构造。
远在爱因斯坦以前，彭加勒在分析同时性这个概念以及揭示其复杂性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研究事实上使他几乎已经到达了发明相对论的边缘。现在如果我们阅读他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论文（顺便讲一句，从爱因斯坦后来著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论文就更加有趣了），我们便知道，他的思想几乎完全是以心理学的论点为基础的。以后我将表明，时间的概念和同时性的概念都是以速度的概念为基础，而速度的概念乃是一种更为原始的直觉。因此，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心理学上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相对论所带来的危机对物理学来讲并不是致命的，勿宁说，它是一种再适应，而且我们既可以在实验的和逻辑的基础上达到这种再适应，也可以找出心理学的途径去达到这种再适应。实际上，爱因斯坦本人也承认同心理学因素的关联，而且当我在１９２８年第一次有机会遇见他时，他曾向我建议，如果我能研究时间的概念，特别是，同时性的概念在儿童中的来源，那将会是有益的。
以上所述可以暗示出，当我考虑知识的性质时，利用心理学上的数据可能是有所助益的。现在我想说，它不只是有所助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所有认识论者在他们的分析中都参照过心理学的因素。不过他们对心理学因素的参照大多数是思辨性质的，而不是以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为根据的。我深信，所有的认识论提出了事实的问题，也提出了形式的问题，而且一旦遇到事实问题时，心理学的发现便是有用场的了，必须加以考虑。对于心理学，极不幸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家。在物理学或哲学领域内并没有这种情况。结果，当认识论者需要考虑某些心理学方面时，他并不参考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也不去请教心理学家，而只凭自己的思考。他把一些观念和关系收集到自己的思想内，试图由自己去解决所产生的心理学问题。我愿意引述几个认识论上的例子，说明即使一些心理学发现初视之下似乎与讨论的问题无关，但这些心理学上的发现是能够和有关问题关联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他们的认识论中从来不参考心理学，他们认为，逻辑实体和数学实体只是一些语言结构。这就是说，当我们进行逻辑或数理运算时，我们只是利用一般的句法、一般的语义学或莫利斯所谓的一般性语用学，即一般性语言用法的规则。一般讲来，他们的主张是：逻辑的与数理的实体是从语言派生出来的。逻辑和数学只是一些特殊化了的语言结构。现在，在这里，这就与考查事实密切关联起来了。我们能够考查，在语言发展以前，儿童是否就有了逻辑的行为。我们能够发现，儿童动作的协调是否揭示出一种类的逻辑；是否揭示出一个序列系统；是否揭示出种种一对一的对应结构。如果在语言发展之前，我们在幼儿的动作协调中的确发现有逻辑结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些逻辑结构是从语言中派生出来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能用思辨，而只能用实验的方法及其客观发现去探索。
于是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原理就是严肃地对待心理学。严肃对待心理学的意思就是说，当发生一个有关心理事实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向心理学的科学研究请教，而不应试图通过自己的思辨去发明一个答案。
附带说一句。值得指出的是，在语言学本身的领域内，自从逻辑实证主义进入黄金时代以来，理论的地位已经颠倒过来了。布卢姆费尔德在他的时代完全坚持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逻辑的语言学观点。但是目前，如你们所知道的，乔姆斯基已经站在相反的立场了。乔姆斯基肯定，逻辑不是根据于和派生于语言，相反，语言是以逻辑为基础，以推理为基础的，而且他甚至于认为这种推理是先天的。他主张推理是先天的，这也许走得太过了，这个问题又是需要参照事实，参照科学研究加以解决的。这是心理学领域内另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在乔姆斯基今天所辩护的理性主义（根据这个理论，语言是根据于理性而理性又被认为是人类天生的）和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逻辑只是语言学里面约定俗成的结果）之间还有一整套可能的答案以供选择，而要在这些答案中作出选择，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即以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为基础。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思辨去解决的。
我不想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觉得发生认识论只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反之，每当我们能够从事某种形式化的工作时，每当我们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碰到某些业已完成的结构时，逻辑的形式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总是在逻辑学家和我们正在探讨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协助之下，努力使这种结构形式化。我们的假设是说，以心理学的形成为一方面和以形式化为另一方面，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形式化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明白，光有形式化本身也是不够的。我们正在指出，在一种领域内，要阐明某些认识论的问题，心理学的实验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甚至就形式化本身而论，仍然还有一些理由证明为什么形式化本身永远是不够的。我愿意来讨论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不仅有一种逻辑，是有许多不同的逻辑。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单一的逻辑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人们知识的整个构造。但是它也意味着，当所有不同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它们彼此间又不够充分地连贯一致，以致不能用来作为人们知识的基础，于是任何一个单一的逻辑力量太薄弱，而把所有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又太复杂了，以致不能使逻辑为知识奠定一个单一的价值基础。这是第一个理由，证明为什么单有形式化是不够的。
第二个理由是在哥德尔定理中发现的。形式化是有限度的。这是事实。任何连贯一致的系统即使丰富得足够包含初等算术，也不能证明它自己内部是连贯一致的。因此，便发生了下列的一些问题：逻辑是某些事物的一种形式化，一种公理化，但到底是哪些事物的形式化、公理化呢？逻辑的形式化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里甚至还有两个问题。任何公理系统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不可演证的命题或公理，而其它的命题则能从这些公理演证明白；这种公理系统也包含有不可定义的、根本的概念，而其它的概念则是根据这些根本概念来定义的。那么，就逻辑而言，在这些不可证明的公理和不可定义的概念下面的又是什么呢？这是逻辑中的结构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表明以形式化作为根本的基础是不恰当的。它表明既要考虑公理化的逻辑系统，又得考虑思想本身的必要性，因为逻辑系统尚在发展而且仍然常有直党性质的这一事实，正是来源于人类的思想。
形式化不够的第三个理由是，认识论开始解释知识时是按照它在科学领域内的实际情况解释的，而这类知识事实上并不只有形式的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与此有联系的，我愿意引用我的一位逻辑朋友，已故贝思的事例。他强烈地讨厌一般的心理学并且反对把心理学的观察引入认识论的领域，因此，他也讨厌我的著作，因为我的著作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虽然如此，由于学术对照的关系，贝思参加了一次我们的关于发生认识论的座谈会，并且仔细地考查了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这次座谈会后，尽管他害怕心理学家们，但他同意和我合写一本我们称为《数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著作。这本书是用法文出版的，后来翻译成英文。他在对这一卷书的结论中，写了下面的几句话：“认识论的问题是要解释真正的人类思想是怎样能够产生科学知识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逻辑和心理学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这个宣告并不暗示心理学应该直接干预逻辑——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它却主张，在认识论中对逻辑和心理学两者都应加以考虑，因而讨论人类知识的形式的和经验的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总之，发生认识论既研究知识的意义，也研究它的形成，我们可以用下列的语词来陈述我们的问题：人类心理是用什么手段从一个比较不足的知识状态转向一个较高的知识状态的呢？决定什么是较低的或不很恰当的知识和什么是较高的知识，当然有其形式的和规范的方面。决定一定的知识状态是否高于另一知识状态，并不是心理学家的事情。这是由逻辑学家或某一科学领域内的专家们所决定的事。例如，在物理学的领域内，要由物理学家去决定某一理论是否比另一理论有些进步。从心理科学的观点来看，从发生认识论者的观点看来，我们的问题是解释一个较低的知识阶段是怎样过渡到被判断为较高的阶段的。这种过渡的性质是一个事实问题。这种过渡是历史性的或心理学性质的或者有时甚至是生物学性质的，这一点我将试图在以后加以说明。
发生认识论的根本假设是：在知识的逻辑的、理性的组织和相应的心理形成过程之间有一种平行状态。好，现在，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假设，那么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呢？当然，最有成果、最显明的研究领域乃是史前人类的人类思想史。不幸，我们对于尼安德特人的心理或泰拉尔德夏尔丹的“北京人”的心理，还没有很好的知识。既然我们还没有研究生源说这个领域，我们就将像生物学家一样行事，转向个体发生学。概念在个体中的发生是我们最容易研究的。我们所有的人周围都有儿童。在儿童们身上，我们有最好的机会去研究逻辑知识、数理知识、物理知识等方面的发展。这些东西，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研讨。
关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导言，就讲这些。现在我愿意转向某些专题并从研究儿童逻辑结构的发展开始。开始时我将在思想的两个不同而又互相补充的方面加以区别。一个是形象的方面，而另一个我称为运转（算）方面。形象方面被认为是模仿瞬间的和静止的状态。在认识领域内，形象的机能首先是知觉、模仿和心理影象，事实上即内化的模仿。思想的运算方面并不研究状态，而是研究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转化。例如，它包括转化对象或状态的动作本身；它也包括智慧的运算，这种智慧运算实质上就是转化的体系。它们是动作，而这些动作是可以和其它动作互相比较的，可以逆转的，即它们能够向着两个方向进行〔这就是说，动作 Ａ 的结果能够被另一动作 Ｂ（Ａ的反演）所排除：Ａ同Ｂ的结局将导致同一性的运算，而未改变其状态〕，而且是能够内化的；这些动作能够通过表象而不通过实际动作进行。形象的方面总是从属于运算方面的。任何一种状态只能理解为某一转化的结果或另一转化的出发点。换言之，按照我的思维方式，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它的运算方面而不是它的形象方面。
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一观念，我认为：人的知识本质上是能动的，认识就是把现实同化于一些转化系统。认识就是转化现实，从而理解某一状态是如何产生的。由于这个观点。我发现自己是对立于把知识当作实体的摹本，一个被动摹本的观点的。实际上，这种把知识当作实体的摹本的观念是以一种恶性循环为根据的：为了制造一个摹本，我们就得去认识我们所描摹的模型，但是按照这种认识论的看法，我们认识模型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描摹它，于是我们便陷于循环之中了，而不能知道我们描出的摹本是否像那个模型。按照我的思想方法，认识一个客体并不意味着去描摹它——而意味着作用于它，这意味着构造转化系统，而这些转化系统只能在施作用于这个客体之上或同这个客体一道才实现的。认识现实意即构造着转化系统，而这些转化系统多多少少恰当地符合于现实。这些转化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实的转化是同构的。构成知识的转化结构并不是现实中的一些转化的摹本，它们仅只是一些可能的同构的模型，而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中作选择。于是，知识就是一种转化系统，它继续前进地变得更加恰当一些。
大家都同意，逻辑数理的结构是抽象的，而物理的知识——根据一般经验的知识——是具体的。但是让我们请问逻辑数理的知识是从什么东西抽象出来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当我们对于客体施加作用时，我们的知识就从客体本身派生出来了。这是一般经验论的观点，而且在实验的或经验的知识方面，这个观点大部分是有效的。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客体正在施加作用时，我们也会考虑到这种动作本身，也可以说，会考虑到运算，因为转化工作能够在心里进行。根据这个假设，抽象不是从受到作用的客体中抽绎出来，而是从这种动作本身抽绎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逻辑的和数理的抽象的基础。在包括物理知识的情况中，抽象是从容体本身抽绎出来的。例如，儿童能够在他手里举起物件并且知道它们有不同的重量——大的东西通常比小的东西重些，但有时小的东西比大的东西重些。所有这一切他是从经验中发现的，而他的知识是从物体本身抽绎出来的。但是我也愿意提出一个例子说明有一种情况和上面的情况是同样原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从动作，从动作的协调，而不是从物件抽绎出来的。这个例子，即我们曾对许多儿童相当彻底进行过研究的一个例子，它原是一位数学家朋友提示给我的，他曾引用这个例子作为他对数学发生兴趣的出发点。当他是一个儿童时，有一天他在数鹅卵石，他把它们排成一行，从左边数到右边，他得到十。然后，他为了好玩，又从右边数到左边，看他将得到什么数目，他很奇怪他又得到了十。他又把这些鹅卵石排列成一个圆圈，结果又是十。他从另一方向，围着这个圆圈数，他又得到十。而且不管他把这些鹅卵石排成什么形状，当他数它们时，数目总是十。在这里他发现了数学中的所谓可换性，即总数与秩序无关。但是他是怎样发现这一点的呢？这种可换性是这些鹅卵石的本性吗？不错，似乎鹅卵石让他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排列它们；而对于水滴，他就不能这样做。因此，从这个意义讲来，他的知识有其物理的方面。但是秩序并不在鹅卵石之中，而是他，这个主体，把鹅卵石排列成行，然后又排成圆圈的。此外，总数也不在这些鹅卵石本身之中，而是主体把它们联结起来的。这位未来的数学家那一无所发现的知识便不是从鹅卵石的物理性质中抽绎出来的，而是从主体作用于鹅卵石的动作中抽绎出来的。这种知识，我们称为逻辑数理的知识，而不是物理的知识。从客体中抽绎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抽象，我们将称为简单的抽象，而第二种类型我们将称为反省的抽象，我们是从双重意义去使用这个名词。在这里，“反省的”一词除它在物理学中所具有的意义外，在心理学领域内至少还有两个意义。在物理学中，“反射”是指一条光线从一个表面反射到另一表面的这种现象。按照心理学里面的第一个意义，〔反省的〕抽象是从一个等级转移于另一个等级（如，从动作阶段转移于运算阶段）。按照心理学里面的第二个意义，反省〔的抽象〕是指反复思考的心理过程，即在思维运算阶段发生了重新组织的活动。
现在我愿意在两种类型的动作之间加以区别。一方面有个别的动作如掷、推、触、搓。这些个别动作产生于从对象中作出抽象的大部分时间。这是我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抽象的简单类型。然而，反省抽象却不是根据个别的动作，而是根据许多协调的动作。动作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中加以协调。例如，能够把它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相加性协调。或者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排列起来，我们称之为有序的或序列的协调。例如，当某些动作是达到一个目标的必要手段时，在我们把动作组织起来去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便有一个先，一个后。另种类型的动作协调是在两个行动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第四种形式是在许多动作中建立的交点。所有这些协调形式在逻辑结构中都有其对应的平行物，而且照我看来，当这些形式以后在思维活动中发展时，在动作阶段的这种协调便是逻辑结构的基础。事实上，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逻辑思维的根源不单是在语言中发现的，即使语言的协调是重要的，而更一般地是在作为反省抽象基础的动作协调中发现的。说得完备些，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单个的动作和协调的动作之间的区别自然是一种逐渐发生的区别，而不是一种突然中断的区别。甚至推、触、搓也是由一些较小的细致动作所组成的一种简单类型的组织。
这只是回溯分析的开始，这种分析还能进一步做下去。像在发展心理学中一样，在发生认识论中永远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我们永远不能回溯到这样一点上，在这里我们能说：“这里就是逻辑结构的开端。”一旦当我们开始讲到一般的行动协调时，我们就会觉察到。当然，还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生物学领域里面去。我们可立即进入神经系统和神经原网络内部协调的领域［如麦卡洛克和皮茨所讨论的内容］。然后如果我们再寻找这些科学家们所讨论的神经系统的逻辑根源，我们就要作进一步的追溯。我们会发现更基本的有机协调。当我们再进一步进入比较生物学领域时，我们就到处发现具有依次包含的对应关系的结构。我不想进入生物学；我只想把这种回溯分析追踪到它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开端，而且再一次强调人类逻辑的和数理的结构的形成并不能单用语言去解释，而是在一般的动作协调中有其根源的。 【美国】福克纳（１８９７—１９６２）
福克纳，美国小说家，１９４９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描写美国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见长。
接受诺尔尔奖时的演说
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做出符合这份奖赏的原意与目的，与其奖金部分有相等价值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愿意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笑话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来的。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然而，只有接触到这种内心冲突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他一定要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精的是没能怜悯或同情的胜利。他不是为遍地白骨而悲伤，所以留不下深刻的痕迹。他不是在写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他重新懂得这些之前，他写作时，就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能传种接代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在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传种接代，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在动物中唯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美国】海明威（１８９９—１９０１）
海明威，美国作家。著有《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１９５４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以描写战争题材著称。他简洁、凝练的文风对后辈作家影响甚大。本文是他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作家和战斗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做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止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队。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１９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 １９ 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 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１３０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７０００人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３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１２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漫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 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印尼】苏加诺（１９０１—１９７０）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１９５５年对召开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是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他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阁下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各位姐妹、各位兄弟：
我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欢迎诸位来到印度尼西亚，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诸位的期望，我请求诸位谅解和原谅。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诸位在我们中间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烈欢迎将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质缺点。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在这方面，我回想起大约将近３０年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盟”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许多今天在场的杰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个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异邦人中间、在异邦的国土上、在别的洲上的会议地点。在那个地方集会，并不是由于选择，而是由于必要。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做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
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么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１９５４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我国是你们的东道主，我感到很骄傲。
但是我想到的并不全是印度尼西亚今天享受的荣誉。不。我的一部分心情由于其他的考虑而暗淡下来。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在１９４５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膺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承担这些负担。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