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四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一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一）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四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你们六日电对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一般可用，惟须注意下列各点：（一）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所以，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应明白宣布，凡愿意悔过者均予以自新之路。我们第一步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那些继续反对我们的分子，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改过而且继续反动作恶的原故。你们到贵阳后，还应物色一些左翼分子、中间分子乃至个别的不积极反对我们和表示愿意靠近我们的右翼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接管时可用研究组、顾问组等形式去容纳他们。有些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比较好的中上层人物，还可吸收一些参加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当委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在事实上同他们合作，遇事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并积极地耐烦地向他们做工作，解释我党政策及共同纲领，帮助他们改造和进步。我们这样做，一定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很快同贵州各方面联系起来，对于各种困难问题的解决，一定比较容易些，至少阻力要少些。你们到贵阳后，还应了解地方系（如王家烈等）、中央系（态度较好的人）、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中各代表人物的态度，准备吸收一些人参加省政府，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省政府的初步名单请你们于一个月内提出交我们审查后再请中央政府批准。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干部思想中的关门主义，因此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才能保证其执行。中央及毛主席对统一战线问题有明确详尽的指示，已请宋任穷同志向你们传达。
（二）我们最近与川东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认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我们一进入城市就有许多困难问题摆在面前，如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请你们也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三）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全部的改编和掌握，但这要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到。在解决某一部分武装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因小失大，而要从全盘考虑问题。你们所提各项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在执行的步骤和方法上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点。
（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执行这一政策的好处很多，宋任穷同志将向你们传达说明，不赘。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其具体数目应在到达后与旧员工共同讨论决定，不要简单地由我们党内去决定，这点很重要。此外，你们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我们将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的经验发给你们，望好好研究。对重庆，在开始短期内，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批准才能施行。
（五）新区问题极复杂，应从各方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则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今天我讲讲整风问题。这是个全党的问题。五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内进行一次整风，这是我们党的第三次整风。
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末，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重庆码头和南桐煤矿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有的同志还一遇到困难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三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
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一个是武装斗争问题，一个是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好。但是，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的敌人。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些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认为反正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让人家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自己不可。有的同志认为战争胜利了，不要别人也行了。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同非党人士合作会遇到一些麻烦，他们也会有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问题，这要慢慢地帮助他们。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并经常准备吃亏和遇到麻烦，工作做坏了，还要受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对的，但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首先，要坚决地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末不仅说不上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试问，这还说得上领导吗？第三，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我们党内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另外一种人，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能够同党外人士虚心合作，遇事共同商议，共同决定，工作勤勤恳恳，结果事情办得很好，也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既坚持共同纲领，又态度坦白诚恳和具有说服力，这样就是批评别人，别人也愿意接受，这才算是好的领导。朱总司令说：我们同党外人士比，是拿全党的整体来比，拿个人比，不一定个个比党外人士强。不要看不起党外人士，我们的经验他们很快就可学会。如果我们不进步，许多青年会很快地走到我们前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前进，就是尊重别人，虚心学习。老同志之所以可贵，不只是在于他们有功劳有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自满不骄傲，能够同群众一块，不疲倦地继续前进。如果骄傲自满起来，不前进，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就会前功尽弃，变成妨碍别人前进、妨碍事业发展的庸人。
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对旧工作人员也要诚恳地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人家“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
再讲一讲蜕化腐朽思想。这个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整风要加以克服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倾向。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就目前说，土匪为患还很严重，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征粮收税任务的完成都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很长时期还是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实行供给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
这些倾向还表现了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太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特别是在领导同志中间。最近我们接到好几个同志的匿名信，揭发了一些问题。这些写信的同志是好的，但他们用匿名信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一些部队和地方党内生活不民主、不健康，党员的正气还抬不起头来。
这些倾向能不能克服呢？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这次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希望每个同志积极参加整风，以便迎接今冬明春的减租和明冬后春的土改运动。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中央局准备发一个指示，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市委、直属党委要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可以使我们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除了整风以外，我们所以采取这些措施，目的在于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末，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来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不搞土改，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
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次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在今后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同时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今天最薄弱的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在工人阶级中建党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段君毅、蔡树藩、张霖之、于江震四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些报告的内容。
我要讲一下城市工作中的一般性的问题。
一、城市工作的情况。
西南一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按照新区发展的规律，在工作步骤上，随着城市的接管，我们工作的注意力以农村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党的二中全会“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方针是不相违背的。在明年，紧接着减租退押运动，我们将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还要将指导重点放在农村，但同时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
由于领导上集中力量于农村，过去一年城市工作的成绩不如农村那样显著，但也有了不少的收获。
初期的城市接收工作是做得比较顺利比较好的。在建立革命秩序，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恢复或维持工业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开展时事学习运动，恢复或维持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是努力的。
但是，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从中央局起，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的经验，并加以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工厂管理和学校教育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经验更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西南城市和较大镇子的人口近一千万，同时农村在经过减租退押和土改之后，更加要求城市的领导。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二、城市工作做什么？依靠谁？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这个指示规定了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城市工作大体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
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工作，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
第五，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所有这些方面都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依靠谁来做好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呢？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党员和干部中那些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那些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工人生活太好”、“工人落后”、“工人不好管”等等错误的观点。
第二，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
第三，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反对有些同志那种利用工人的错误观点，他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这些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第四，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我们的青年团、妇联、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等都必须把工人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三、工厂管理问题。
关于国营厂矿管理，此问题段君毅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我们不少的军事代表、工作组乃至工会干部，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口号。他们不去启发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人职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些同志还喜欢对于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使用“最后决定权”。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不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去搞好生产。
经验证明：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
中央指示我们：要管好厂矿，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组织生产竞赛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具备了有生产计划、有原料、有销路、群众有了一些发动这些条件的部门才去实行。从西南情况来说，条件多不具备，故暂时尚不宜普遍地实行。
为了管好现有的厂矿，还必须：第一，尽可能地从机关中抽出一些得力干部放在厂矿中去。第二，领导上注意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指导其他。西南较重要的公私厂矿只有一百九十二个，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第三，在地委、县委集中力量于农村斗争，而且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较重要的厂矿不能委托他们去管理，而应由省委、区党委、市委直接管理。因此，各省、区、市党委应设工业部或指定一负责同志专管工业。同时在厂矿区设立企业党委及工会办事处（如綦江江津区），有三个干部就够了。有了专人负责，事情就办通了。
除了做好国营企业的工作外，各省、区、市对于地方工业的指导必须加强。目前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办很多大工厂不可能，但小型工业的发展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各地可根据本区（一定从本区内着眼）的条件（原料、销路等），或由地方拨款，或组织私人资本，或组织机关生产，举办一些可办的小型工业，好好地经营这些事业。至于原有的某些小厂，既无原料，又无销路，则应转变生产方针或考虑停业。
我们有些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必须想办法打开出路，将生产力用之于有用的方向。
对于私营企业，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基础上，用劳资协商方式，推动其进一步的改革。
四、工会工作。
蔡树藩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西南工人，包括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在内，据估计有一百六十万。现在组织到工会中的约三十万，仅占百分之十九到二十。各产业系统较好，约组织了工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可是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
在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为数很少。
当前工会的工作：第一，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首先应集中力量在工厂、矿山、交通、市政和商店中去发展工会会员。
第二，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有些工会领导机关，职员比重过大的情况也应改变。
第三，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
第四，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
第五，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观点。
五、城市建党问题。
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
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重庆前一时期请求入党的工人百余，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六个，以后由市委组织部直接进行，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党员。
于江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是恰当的，在今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三十万工人中，吸收百分之七即约两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除厂矿外，在学校、机关及其他系统中，也应作个别的吸收，条件则应更严格些。西南一律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凡未公开的党的组织应即公开。建党的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
必须重视发展团的组织，现在要纠正的偏向也是关门主义。
六、关于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现阶段，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在西南解放初期，确有此种“左”的倾向。但在五月开始调整工商业后，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
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同时，农村减租退押分土地也关连着他们。一般资产阶级对劳资总是讲一利，对公私也不讲兼顾的，对税收总是叫重的。而我们则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
在四五月间，私营企业确实困难，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如果那时不那样做，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所以这个方针（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认为这个方针错误的意见是不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实行这个方针。在税收方面，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凡属不合理者，应主动调整；凡属合理者，必须坚决征收，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七月以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
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
对工商界的退押，应作审慎的考虑。一般可采取在半年以内的时间分期退还的原则。
七、加强公安工作。
目前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敌人还没有完全摧垮，还经常出现新花样，给我们以措手不及，使我们遭受很大的危害。南岸某仓库一包炸药，就使我们损失了大量的资财，所以不能丝毫松懈和麻痹。
城市公安工作，应将重点放在经济保卫方面，特别是重要厂矿、重要车间、重要仓库的保卫，看守重要部门的武装必须是可靠的。
我们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毛病，也是“宽大无边”，很长时间，我们对工厂、学校的反革命分子不敢动手，捉来的不办，又放回去了。这大大打击了群众反特斗争的积极性。重庆解放初期，工人还敢于检举特务分子，后来看我们不办，就再不报告了。最近我们一次逮捕反革命分子百余人，工人积极性又高起来了，这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就要脱离群众。
要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要加强反特的教育，及时公布特务的罪行，揭露其谣言，提高群众的警觉性，这是反特斗争的基础。
八、其他工作。
城市工作很多，不能一一谈到。学校教育工作必须加强，我们的宣传部门要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中加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但必须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应好好贯彻。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各地应总结经验，使之开得更好些，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九、统一领导问题。
城市问题复杂，多有时间性，而且往往一个问题牵涉许多部门，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我们有些部门是实行两重乃至三重领导的，这样的部门，除某些特殊问题外，一般的问题均应通过市委去进行。否则头绪很多，没有主要负责的机关，也没有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往往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不能解决。这种官僚主义，就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没有专人负责而来的。以后凡是涉及几个部门的事情，必须召集在一块，商定方针步骤，一致执行；重大一点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好的。
集中力量，创造典型，积累经验，然后普及的领导方法，用之于城市各项工作中，都是灵验的。我们同志在新的工作中往往忘记了这个工作方法，以致走了许多弯路，应引起注意。
十、干部问题。
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我们已有一年的工作时间，已经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干部是可能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地联系群众，使工作生根。我们的干部特别要注意从工人中去选拔。如果我们把工会工作做好了，干部来源的困难就容易解决些了。
十一、报告制度。为了研究城市工作，并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规定在一九五一年内，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应将两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同时送西南局一份。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统一战线工作，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提出、明确指示要加强的。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没有统一战线，仗不会打得那样好，即使打胜了，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但是我们的干部并不是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又重新提出来，中央专门发了指示。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开了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的指示规定得很具体，有些问题我就不说了，今天主要谈谈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说，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为什么要加强？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我们共产党有一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打仗也是这样，先要解决为什么打的问题以及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目前重视统战工作的同志还是少数，多数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我们西南的许多干部做了统战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不少同志做统战工作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被动的。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完，这种工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长征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六千人，加上陕北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一共只有一万几千人，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双十二”事变后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在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思想，认为做事情只要抓住工农就行了。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具体来说只有一半对。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例如，处理公私关系不做私方的工作，处理劳资关系不做资方的工作，行吗？再如，在减租退押中，我们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下乡（如去川北、川西等），往往僵局容易打破，任务容易完成。而不这样做的地方，运动的进展就比较慢，发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假如没有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人回城写文章介绍农村的情况，城里的人一定以为农村“漆黑一团”、“无法无天”，那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这种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是两年的事，土改一完成统战工作就勾消了。毛主席说要在统战工作方面培养专家，而我们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有两年，没有出路。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还有的同志觉得，统一战线的作用只是分化敌人。这也是不对的。固然，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这也就是孤立了敌人。有些同志不重视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就在于他们误认为统战工作只是分化敌对营垒，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有两面，一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这是主要的；另一面才是分化敌人，使敌人营垒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统战工作的这两面，所以不重视团结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民，没有远大的眼光。
还有的同志虽然赞成统一战线工作，但以为这是统战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不能主动地经常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例如，重庆镇压反革命时，有些民主人士恐慌起来，这是由于党内的同志没有事先做好他们的工作，使得我们被动了一下。现在，把统战工作看成吃喝应付的人是少了，但是还有嫌麻烦的思想，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做得不够精细。
以上情况说明，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例如，工业部门的工程师、职员不都是共产党员，政权机关中也有党外干部，还有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义。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如果不使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一点，这项工作是做不好的。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三四两月全区斗争最为紧张，农村退押、惩治违法地主和第一期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中央局在三月下半月开了统战工作会议，四月下半月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总结另有专门报告，不在这里叙述。
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去年七月着手准备，十一月全面展开，到今年四月中旬为止，已在二百零八个县、七个市郊，六千六百六十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只有云南大部，贵州二十个县，川西、西康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或不应进行，云南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运动规模较大，斗争异常剧烈。预计全区可得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的果实七十七亿斤米，已经到手的约六十五亿斤米（实际上要多），其中又以川东可得二十五亿斤已得约二十二亿斤为最多，川西可得十五亿斤已得十二亿斤次之。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万余人，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八，人民武装已发展到二百二十四万余人，占人口百分之三。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特别在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这样才奠定了分配土地的可靠基础。总起来看，农民是真正翻身了，农村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下乡的民主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历史奇迹，异口同声地说城市落后了。
在“淮海战役”的基础上，我们又在今年二、三、四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第一期土改范围为十八个县又十二个区和一百五十八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毛注。）地主顽强抵抗，放火、放毒，杀积极分子，搞暴动等等事件比过去多得多，斗争异常激烈。那种认为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就可以和平土改的想法，已为事实所粉碎。
经验证明，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才不致煮夹生饭。我们决定，必须从退押特别是从惩治不法地主的斗争中，一方面进一步搞坍封建，一方面使贫雇农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从而发动贫雇农，改造农会领导成分。这个决定是很正确的。各地这样做了。不少地区贫雇农获得了每人一百斤米左右的果实，有的地方相当于中农所得的果实，多数乡村贫雇农取得了农会的主要领导地位。所以，凡属完成了土改的地方，农村基础更加强固，煮夹生饭的比重不大。在以后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体会这个经验，坚持复查减租退押，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这个明确的方针。
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关于镇反问题已作了几次报告，最近情形，周兴同志到京面陈。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做得很对，但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我们已告各地注意克服。
此外，（一）抗美援朝运动，四月份已普及到农村，签名者已达三千三百万余人，参加“五一”示威者二千一百九十余万人，还在继续开展中。（二）第一期扩兵九万只在川东（五万）、川北（四万）两区进行，反映很顺利，费力很小。（三）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四）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
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今后财政工作的方针，我现在分六条来讲。第一，归口。为什么提出这个方针？这是鉴于过去的预算，特别是一九五三年的预算有危险性，而更大的危险性是财政部代替各部门决定政策，这是不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归口就包括政策问题，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哪个项目该办，哪个项目不该办，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财政部代替各部作决定，有人说是“有财无政”。“政”是有的，但是错了。过去财政部管得多，反而挨了骂。挨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袖筒里谈交易，不给钱挨骂，给了钱也挨骂；另一方面是预算不采取归口的办法，控制不住，干预过多，因而财政部成了被斗争的焦点。归口以后，就易于控制，预算就容易确定。所以预算要归口，不能有不归口的预算项目。归口不等于财政部不管，财政部有干预的权利，要提出意见。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预算不能由各部自行决定，但必须以各部门为主，共同商量。各级、各部门对归口是赞成的，现在有一些还没有归口，归口以后，工作就主动了。
第二，包干。以后是否永远包干？不一定。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则不一定。但至少一九五四年必须包干，一九五五年也有不少还要继续包干。包干的目的主要是控制预算。包干的提出，是鉴于一九五三年预算在二月十二日通过，三月底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八月即失掉收支平衡，出现二十一万多亿元的赤字。因此，今后为了控制预算，才实行包干。包干分两种：一是中央各口的包干，主要是归大口。财委是一大口，其中农林水归四办，交通归三办，财金贸归二办，工业归一办。总的预算投资多少，由财委、计委审核。各项事业的轻重缓急与投资的分配，由各口去考虑。二是地方的包干，主要是大区包干。包干之后，由地方去调剂。现在规定三级财政，实际上是两级财政，只包到中央和大区两级，包到省有困难，将来还是要变的。有人问：包了开支，是否还包收入？当然包。一九五四年预算指示中已规定，总收入不应减少，并争取超过；总支出不应突破，并力求节约。可见收入也包干了。这样收支都由大家包起来，才能保证预算的巩固性。大家都负起责任，就不致于突破预算。包干的好处很多，所以一九五四年预算指示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出后，两个月来变动不大，这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这点最麻烦，有的同志及苏联专家都不同意。其实，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有了这一条，大家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实行归口、包干，地方才有力量应付意外开支。这次规定周转金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四，预备费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五，这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不要再在袖筒里办事，不要突破总预算。结余不上缴，但基建结余在外。
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如果不控制，是很危险的。理由不必解释。
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这样，大家提出要求时就会更慎重一些了。这个批准权不应在财政部，而应在中央政治局。过去国家总预备费有相当一部分是买烧饼油条用掉了，如一九五三年就是如此。现在有了这一条规定，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有了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特别提出这一点，这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财政上的浪费是很大的。毛主席说：“有些项目节约百分之十，数字就了不起了。”如国家预算节省百分之十，就是二十多万亿元。因此，要加强财政监察。
为什么要提出六条方针？概括地说是因为：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今天国家财政是不稳固的，经不起重大考验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形势，要兢兢业业地改变这种形势。财政如何稳固，大家要研究，要谈清楚。过去的财政就是不稳固的。一九五○年全国刚解放，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能稳固；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要打仗，财政也不可能稳固；一九五二年财政情况比较好；一九五三年过早地花光了总预备费，只好“搜刮”地方及中央各部门四十多万亿元，如无大问题，万事大吉，如出现大问题，即束手无策。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像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怎样打底子，尚须研究，要看力量，逐年补一点，慢慢就补足了。如商业、银行要考虑有多少资金才够用，每年补一些，补足后就放心了，没有顾虑了。如果我们给够了，才能理直气壮地检查他们，现在检查他们，他们还有理由说是因为没有补足。对于中央与地方的企业，也要逐步补充其后备力量。如果花几年功夫补充了这些力量，我们就能应付万一，就不会陷入困境。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不光是要财政部来做，要靠大家来做。自留预备费，不是请大家浪费，而是为了打基础。第一步希望财政部做到在预备费外还有十万亿元，连同大区和省市的在内，希望共有二十万亿元底子，才可以应付万一。这一点，中央尚未讨论，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定论。这样，若有意外事件，地方上的底子可以拿上来，因为谁都爱国，拿上来也是愉快的。
第二，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财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实行归口包干后，剩下的预备费才能用到重大的事情上去，避免把钱用到买烧饼油条上去，才能保护住国家的总预备费，站稳脚跟，保证工业建设。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但如果没有六条方针，就不可能办到，即不可能发扬积极性，让大家来办财政。今天的问题复杂得很，仅靠几个章程、几个法令、几个办法办事是不行的，要因地制宜。只有大家管财政，大家热心财政，事情才好办。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
实行六条方针有这样一些作用，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当然，将来可能有变化，但这是将来的事，今天必须这样做。
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完成了任务。大家是照顾全局和从实际出发，才把会议开好的。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过去财政部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致使工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各方面意见很多。
会议开始时，我的讲话是讲财政部的工作检查，所以着重指出财政部的缺点和应该怎样做工作。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地方财政工作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这次要把道理讲一讲。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因此，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财政部的部长、司局长、处长应经常照顾局部，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多多少少是有的，地方主义也曾经发生过，山头主义也存在过（当然也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都是由于缺乏集中统一和全局观点所造成的。过去由于中央有些工作部门缺乏照顾局部、照顾地方，所以去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前，有一个时期各地区对中央有许多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有的。但也要注意到另一方面，防止发生局部不照顾全体和中央的现象，当然现在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可是两者的关系必须说清楚、弄正确。
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如何保证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节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节约。从控制支出来说，国家机关经费（包括行政费与军费），毛主席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不能超过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社会文教费也要适当控制，以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个改造的实现。所以，我们要尽量地把财力用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去，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掌握开支上，我们就要拿这个道理去说服人，凡属能解决的应给以解决，凡属不解决也能过日子的，即可不解决。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力有限，这就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去。我们只要在总路线的照耀下看问题，就能很容易地体会到全体的利益和集中统一的意义，就会善于以地方服从中央，以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这样也就会热心于节约，而不热心于百废俱兴。所以，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报告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估计是恰当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明确的详尽的。
我认为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在全党范围内提出这样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完全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这个决议之所以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不只是因为整个过渡时期的革命内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斗争也极其复杂、极其尖锐，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所以需要党以更加坚强的团结和更强的战斗力来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所谓具体事实、具体对象，能不能解释为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呢？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以为它主要是指的在现阶段党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一种倾向；不能解释为这个决议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对于我们、对于我自己无关，因而可以疏于检查和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