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议草案是很全面的，它分析了全部的形势，内部和外部的形势，提出了有效的办法。现在，我只就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骄傲问题来讲一讲我的认识。
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决议草案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草案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就一般意义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该这样认识：骄傲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做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而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因而常常觉得党和别人对他重视不够，对他没有什么温暖，反而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而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骄傲会把自己所领导的工作或地区摆在一种不恰当的错误的地位。比如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事实上，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管做任何工作，能够说没有缺点没有错误吗？所以，把自己估计得不恰当，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遇到检查和批评就很不舒服，这是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与党的原则完全不相符合的。骄傲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大看得见别的人、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的工作也做得好。遇到表扬多一点的时候，就有一点飘飘然。在对待与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的关系上，多注意自己方面的困难，忽视对方的困难，不大注意照顾别人，甚至连一点亏也不能吃。在同志之间，看自己的长处多，对自己的短处看不见，或者看得很少，对别人的短处看得很多，长处看不到。对一些非原则问题，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也斤斤计较，相持不下，不善于让步，不善于等待。
骄傲，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骄傲，不能不使党的团结和党的工作受到损害。革命胜利以后，有些现象我认为是很不健康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我们党赖以取得胜利的那些党的原则，例如对错误和缺点采取严肃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目的的原则；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原则；照顾别的人、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照顾少数的原则等等，在革命胜利以后，却很少讲了，而与这些原则相违背的一些现象反而在滋长着。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以为我们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以上是就一般性质的骄傲而言。如果我们沾染了骄气，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骄傲不及时改正，让其发展下去，我们就经不起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任何袭击。并且还须指出，骄傲还可以发展到另外一种结果，如同少奇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更加警惕吗？
我认为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我还认为全会的决议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最有力的保证，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在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七大以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呢？主要是在七大以前，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全党的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以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士气，奔赴前线。这是取得全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无疑地，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办好学校，培养干部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
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干部的状况是，一方面不够用，另一方面又有浪费。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政务院许多部门的领导人，他们注意抓生产，抓基本建设，这是对的，但是对培养干部重视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所管的学校注意得很差。殊不知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现在，有的部门已有几十万员工，几十所学校，他们不去办好这些学校，却总希望从外面调人。应该主要靠自己培养干部。我们的中等专业学校普遍办得不好，真正办得好的很少，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些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认为让他管生产是重视他，让他管学校是把他降格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是办好学校的主要障碍，应该纠正。
教学纪律必须整顿。苏联学校中的纪律是严得很的，我们派去的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就被送回来。这种严格的要求，我们要学习。对于学校中的个别坏学生是要开除的，学校要有“开除学籍”这个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不行。开除几个坏学生，就可以教育和挽救一批学生。有的学生被开除以后，倒可能变好了。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同志背上有包袱，以为对他的错误没有办法，及至将他开除党籍，他倒变好了，有的人后来又入了党。当然不能滥用这个武器，实际上，给了学校这个武器，多数人警惕起来，反倒可以少开除几个学生。学校的纪律问题，好多年了没有得到解决。过去只是纠缠在口头上，现在要认真去做，纪律不好就要整顿。提议高等教育部和文委研究一下北京学校的纪律问题。选几个典型，处理几个，写篇社论，在报纸上登一下，展开批评，教育学生，教育学校。
关于教师待遇问题。现在要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全国也就是万把人。前几年，全国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但有些平均主义。建筑工人，挑土工人，其他普通工人，提高了不少，有的提高了一二倍，而有本事的专门人才提高得不多。将来工资的差距要拉大些，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校长是否比高明的教授薪金一定要高？我看不一定。我记得毛主席曾说过，为什么全国就没有比我当主席的薪水更高的呢？过去我们想请各行各业开个名单，提高一些人的工资，说了好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现。看来，有些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平均主义思想还不少，到处有抵触，结果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了了之。这次我建议文委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提出一个名单，科学家可以选一二百人，不讲名望，就是选那些贡献突出的，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选一二百人。还要订出章程来，这样就可以推动那些思想不通的人。中小学教员中间，工资也应该有很高的，他付出的劳动多，贡献大嘛。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请郭老下个命令，提出个名单，二百人左右，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周总理过去在政务会议上也讲过，但是没有行得通。这次必须像考试那样，限期交卷，否则就是不热心这个工作。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朋友们提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是什么？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朋友们愿意详细了解的话，可以看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章中总纲和党员两个部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中国在过去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完成以后，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再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样就能把中国人民引导到完全脱离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和任务。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有一千一百万党员，还不是全部或大多数都已达到这样的标准。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个任务作为自己的经常任务。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很多，建党不久就有大量农民入党。他们入党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为了得到土地，可以说还是民主革命的要求，并不是当初就有社会主义的要求。比如说，对农业合作化，也是经过教育和锻炼才逐步有这种要求，现在大部分农民都明确了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合作化。所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不是一下就能达到的。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他是普通人，第二，他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但是也有比普通人还要落后的共产党员。
关于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不能。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但是，中国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各位朋友在各地都听到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介绍，这就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这个问题。
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我还想向朋友们讲一点，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也经常犯错误。但是我们注意和研究犯错误的原因，及时改正。毛主席说，人要经常洗脸，房子要经常打扫，党也是这样，要经常改正错误。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每个人都是这样。毛主席还常常说，他也经常犯错误。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比我们少。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
不能否认，过去几年我们在各方面的成绩，包括建设方面的成绩，都是伟大的。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西安，我是一九五二年底来过的，那时和现在就不能比，现在好多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是这样。去年一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因为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有些干部脑子里想的是，我革命这么多年，国家现在也建设起来了，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了。实际上我们的困难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加复杂。要看到，尽管我们的成绩很大，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在工业建设方面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建设了不少企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因为你穷嘛！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我们党，我们中国人民，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本领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把革命干成功了呢？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人才，但这些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用的，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毛主席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所谓二十几年，即从一九二一年建党起，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大。当然就我们党的中央来说，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就解决了。从一九二一年到七大共二十四年，这个期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不多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搞光了，革命根据地有百分之九十垮了，受了很大的损失，花了很大的代价。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我们要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而且在这中间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有的地方如东北还搞得更早。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这几年的建设，大量的是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
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过去几年，我们的建设成绩是很大的，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我们共产党员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是首先要看到的，不看到这一点我们会丧失信心。但同时也要看到，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比如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而且新的大的是我们建设的骨干，像鞍钢及西安一些大的企业就是骨干企业。不搞新的，没有这样的骨干企业，更高级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不了，今后还要搞一些大的新的企业。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不一定。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
现在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央搞的大企业，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会搞的话，完全可以节约很多资金，用比较少的钱，同样建设这样新这样大的企业，同样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们有些企业规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很大的厂前区，一个办公大楼。没有这些是否可以呢？是否简陋一点也能指挥生产呢？很多钱是花得不适当的。有一些中央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中央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帐，归了中央管理，帐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我向省委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大企业，首先是中央企业，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脑子发热，一脑袋的贪新贪大，追求堂而皇之的形式，脱离中国的现实。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我看真正讲节约的应当是社会主义。我在兰州见到一个工厂，设备极简陋，厂长的办公室很朴素，一切都很简单，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差。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这样办，但是用这样的精神办企业，是值得学习的。
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也不少。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据说现在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图纸上已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填起来。我看到一些纱厂和二机部的一些厂子，每一座厂房相隔很远，厂内占地很大，建设要花很多的钱。
在“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今后我们要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央来说，是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次我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花钱多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兰州的印象比在西安好。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万元，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个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
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不是讲增产节约吗？就是因为我们穷。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
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建学校如此，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如此，解决“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
应当说我们党领导建设事业过去是做得好的，近几年来有些削弱，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干部也有这种情绪，在城里工作后，就不愿意下乡了。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所以我建议西安有意识地搞一些简陋的东西放在高楼大厦周围，可能对于教育青年有所帮助。总之，我们搞建设，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从现在来看过去，第一条，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今后要搞得更好一点。第二条，缺点也是难免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不要灰心。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说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经验这个东西很贵，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要开好。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很有益处。最近全国政协会开得很好，畅所欲言，有好多好意见。厂矿企业的管理方面，要扩大民主。最近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只讲了一面，强调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次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还加了一条，即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之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听说相当一部分厂矿企业的行政领导者对这一点想不通。他们总觉得：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农村干部的命令主义是同上级领导的缺乏民主作风分不开的。计划搞得那样死，怎能不强迫命令呢？在山西，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顶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四十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五十斤。这叫什么先进经验？这也是滥用党的威信。农民对我们无可奈何，反正是党的号召，做就是了。这种情况，偶尔发生群众还可以原谅，长此下去那还行？在学校，也要扩大民主生活。教职员工会、学生会，要发挥作用，教职员、学生的意见要能充分表达。学校的负责人，要善于吸收教职员的意见，善于吸收学生的意见。发扬民主不会妨碍统一领导。我们的军队不是最讲集中吗？我们过去打仗也靠军队的民主生活，这对我们统一指挥有什么妨碍呢？对领导管理有什么妨碍呢？只有加强上下团结，事情才更好办嘛。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毛主席讲了，我不准备多讲。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所以，对这十六字方针应当想通。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但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所以有时闹事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做，我们的党是能够领导的，是不会被打倒的，因为我们同群众在一起，不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对待党外人士，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不是用主观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党过去能领导好，今后还是能领导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现在，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学校，能不能领导科学？现在本事还不大嘛！照毛主席的话，就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家，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得起来，团结得起来。至于哪一个部门的科学，当然是不懂的了。不懂，就团结大家来搞嘛。总之，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
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你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胡耀邦同志对青年团过去几年的工作概括的那几点，也好，赞成。我在中央书记处开会的时候讲过，这几年，总的来说不是路线错误。我们有不少成绩，但是也有大量的缺点，而且教训应该看得严重一点，深刻一点，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毛病、责任不是你们担，耀邦同志讲，你们有份，比如刮“共产风”，你们有份。但是，这几年，各级团组织总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努力做工作。党也一样，你们也一样，是努力的嘛。这些错误，这些缺点，主要不是团的问题。你们检查这一点也好，全党的教训，青年团也吸取嘛，有份无份都要知道嘛。
这次会议，你们进一步讨论团怎样做工作，有些问题这次也搞清楚了。现在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青年团本身领导方面的问题。根据这几年做的和现在肯定的，团的工作无非两部分：一是参加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工作，在同级党委领导下面，努力奋斗；一是属于青年团本身的特殊性质的工作，青年团应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对于系统领导这一点，应该说过去讲得不够明确，这一次把它讲明确好。当然，所谓系统领导，比如团中央发一个指示，各级团委在具体执行中，还要跟同级党委商量，同级党委根据当地的条件，什么时候做，如何做，统一加以安排。这样，就把团的系统领导和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了。
系统领导的作法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比如青年团单独来一个号召，在全国搞一个什么运动，有没有？可能有。过去有些号召是必要的，我们并不否定团对全国青年可以有单独的号召。问题是这种形式怎么用法，什么时候用，在什么问题上用，哪些用法对，哪些用法不对。不但青年团有这个问题，党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党向全国号召搞丰产方，于是青年团就搞个青年丰产方，妇联就搞个妇女丰产方，结果都搞得不好。这个经验，大家都知道。这当然不只是你们青年团的事，你们也是根据党的号召。这几年，这样的事情不少。比如青年团号召青年种树，这总是不错的，问题是由团单独地搞，又没有好好地领导，成活率很低，这个教训要吸取。青年报发表社论，提出号召，不要搞一般号召，而是扎扎实实地告诉青年怎么做法。这样的号召，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这种属于号召青年应该努力奋斗的事情还有的是。比如青年的学习，团总是要管的。学习不要像过去那样强迫受训，那种方法要改变，那个效果不好。总之，这些问题要总结一下，不能否定青年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既然不能否定，团就有事情干，就应该有自己系统的工作。属于全国范围的，团中央同党中央商量。属于全省范围的，团省委同党省委商量。无非得到他的支持，得到他的同意。他同意，他支持你，你去干，可以干得更好。他不同意的事情，你干也干不好。这个经验你们总应该有的。
那末，要青年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要做更多的事情，还是做少一些事情？是做更多的事情。是要起更多的作用，还是起少一些作用？是起更多的作用。是要做更多人的工作，还是做少一些人的工作？是做更多人的工作。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在各个岗位的工作中，成年和青年一块搞，大量的人一块搞，你们青年团在里头起模范作用，这就是做了更多的事情，起了更多的作用，做了更多人的工作。你们起了模范作用，影响就不同了，首先影响青年，其次影响成年。
这样的工作当然没有那么热闹。这个热闹问题很值得研究。今天在座的大概也有人在太行山呆过，也有人在冀鲁豫呆过。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多，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但是精雕细刻。当然，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闹就好了，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很深入的工作，结果得益处大，兵就不跑。当然，完全否定热闹的形式，也是不对的。但是只满足于那个形式，缺乏深入的工作，细致的工作，是搞不好的。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难道我们的事业就是几个发明创造的人搞出来的？他们有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功绩比一般人来说要大，一个人甚至要起很多人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事情总是所有的人一点一滴地搞成的，这是最根本的。
我们党对于群众路线历来的解释，正如毛主席讲的，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就是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正确地领导群众。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我们现在并不取消热闹的形式。比如最近我们在商业系统里面就要搞个反对“走后门”运动。现在小偷、小流氓在青年里面也多起来了，不搞点运动不行呀。对于“走后门”这个问题的处理要从严，不是从宽。我们的社会风气，应该说，一九五九年以前是很好的，外国人赞扬，我们也引以自豪。这两年我们再看一看，有好多情况就不那么好。这说明，一旦搞得不好，歪风邪气就会钻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候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有这样热闹的形式，才能把一个歪风打下去，才能把一件事情办好。在全国范围有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的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得很深入。我们甚至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登报也能搞好。禁鸦片烟，不登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不登报，完成了。这就是靠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所以，我们主要是做细致的工作，深入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也好，做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也好，种庄稼也好，搞工业生产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做细致的工作。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这就难了。所以，我们做细致的工作，不是比过去更容易。最容易的工作是开大会，发个一般号召，敲锣打鼓，搞得热热闹闹，那个工作究竟见多少效？
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那末，还要不要发挥青年突击作用？青年突击作用还是存在的。可不可以提？可以提。当然，是不是经常那么提，也不必。比如一个工厂，为了完成一件“急、难、新”的事情，组织一个青年突击班，带头突击，我也赞成。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发挥青年作用的有效形式。在农业方面，为了解决某一个困难的问题，组织个青年突击组去攻关，好不好？好。这是好的形式，不是坏的形式，还是可以运用的。问题是怎么个做法，不是什么事都要普遍那么搞，而是真正按照需要去搞。
现在青年团的事情相当多，因为社会上的事情相当多。我们这几年假如说有经验，有这样一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社会渣滓的影响，总要钻出来。现在我们说起话来好像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样子，因为群众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住得不好。过去我们好多话说过分了，说满了，说大了，有的运动搞“左”了。有这个问题。党也如此，团也如此。懂得这一点，我们倒要理直气壮地好好地做工作。比如刚才说的流氓多起来了，商店“走后门”，这里面还不是有青年？公共场所，北京车站那么乱，那里边也有青年人，甚至有少年。现在的风气很值得注意。我们说调整，也要把这个调整好，把作风和思想调整一下。各个地方要好好调查，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社会风气不好，也是个同群众有关的问题，大量的群众不满意，有一部分群众陷到里面去了。归根到底，我们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多做点工作，多搞点调查研究。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是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现在提倡做这个工作没有人听，慢慢总有人听。要引导人们向兴旺的道路走。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在青年里面应该广泛地宣传这些思想。
现在摆在党和青年团面前的工作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工作不是比过去更好做了，而是更难做了。至少这个阶段是如此。在气象一新、大家都满意、大家高高兴兴的情况下，工作好做；在现在不是那么兴旺的情况下，工作难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多做工作，越要做得深入细致。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近四年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十年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特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对于我们党，对于今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各方面完成任务，是有深远意义的。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现在，我讲一讲党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报告的三大部分中，有一大部分是讲党的问题的。我还想讲一点意见。
我们党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党，照我们历来的说法，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党一定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时，我们也历来高举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又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
我们党能不能在国际上担负起不可逃避的责任呢？我们党能不能在国内领导好各方面的工作呢？我想，我们全党绝大多数的同志会说，是能够的。
我觉得，我们党有这么五个优点，有五好。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来，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党中央不是也有缺点和错误吗？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不是说，中央对近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负主要责任吗？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央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是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我说我们中央好，从这次会议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中央，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修正错误。这样做，照列宁的话说，就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我们党是合乎这个标准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集中讲了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现在，我们的党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几到八十是全国解放以后入党的。但是，这些党员，都是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我们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有好的骨干。现在，县以上的主要骨干，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十二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十二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当然，应该说，这个传统从马克思起就有了的。我们党历来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的。尽管这几年我们有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实际，也不要因为批判了这些东西，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好像我们在工作中有了那么一些缺点，犯了那么一些错误，就看到绳子都是蛇了。现在有各种“鬼”，可能有这样一种丧失信心的“鬼”。全党要防止这种“鬼”。我们还是要有理想，有志气，把事情搞好。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能够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把事情搞好的。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应该说，除了像前面所说的犯错误的时期以外，多少年来，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历来都强调谦虚谨慎。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讲话中着重讲了这个问题。
我们党的好传统当然不止这些，我只是举例来说的。我们党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党历来是团结的，统一的，有战斗力的。
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我们党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这也是我们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国家的人民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人民。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锅里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里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
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大家知道，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人民为了支援军队，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这些年来，只要我们真正依靠人民，跟人民讲清道理，人民，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爱国民主人士也好，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都是相信跟着党走是对的。
当然，必须指出，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上面所讲的，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总的估计。再说一遍，我们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既然能够把国内工作搞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应该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削弱，严重的削弱；有些地方好些。就全党来说，有相当程度的削弱。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因为这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所以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为什么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呢？原因是多种的，我认为首先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要求过急，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而许多好的传统的削弱，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其次，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无论反“左”的，反右的，都有这种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中，同志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几次运动中，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当然，对于那些蜕化变质的分子，是应当斗争并且给予处分的。我们所讲的是伤害了一部分不应当伤害的干部。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但是，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有意弄虚作假，是不好的；怕讲老实话，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于弄虚作假，但也是不好的。
近几年来，我们不少同志对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不够，特别是对于实事求是的传统、群众路线的传统、民主集中制的传统这三个方面的忽视和损伤，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
现在，我们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加强起来，发扬起来。今天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章程的问题，章程早就有了。我在前面说过，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制度、好的传统作风认真地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要做到这一些，应该说并不很困难。在座的同志，绝大多数对于这些好制度、好传统是熟悉的。大家应该回忆一下，检查检查，把那些好的制度、好的传统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到会的同志做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到会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全国各地方各部门的“班长”、“副班长”，对全党的工作有重大的影响。
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不要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问题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里也讲到，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过去多次讲过的。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就可以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在这一方面，我想谈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第二个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第三个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第四个是学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里已经讲得很明白。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事实确是这样，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从领导方法来说，只有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
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很必要很适时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相当厉害的。同志们可以细细想一想，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究竟怎样呢？究竟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更集中，胜利以后前几年更集中，还是这几年更集中呢？应该指出，这几年，形式上比过去集中得多，但在五个统一方面，却不如过去了！这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
同分散主义同时并存的是，命令主义也发展了，党内民主削弱了。没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认识的统一，行动的统一。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
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今后规定任务，一定不要过重，也不要过死。同志们在讨论中担心，以后中央规定的任务会不会过重。我们在这里许一个愿，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不过死。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今后订计划，一方面要有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统一的计划内，要给下面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
我们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和解决问题，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更应该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解决具体问题，也应该如此。
总之，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刘少奇：什么叫争上游呢？首先，就是要力争造成这种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局面，生产建设也就会搞得多一点，好一点。）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
我们党是统一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党。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党要永远保持集中统一。这样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
当然，在这些方面，这几年有些损伤。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来，有错误的就改，没有坚持的好传统，就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这些传统对我们并不是生疏的。在讨论中，有很多同志都怀念过去我们的党内生活。既然怀念，就说明大家还记得，那就恢复起来吧。
今后，一定要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一定要按照传统，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章规定，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党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只是不准两条：第一，不准不执行党的决议。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如果认为决议中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可以要求修改。但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执行党的决议，虽然在执行中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执行，那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第二，不准搞派别活动。（毛泽东：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以后，就必须坚决执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还可以提意见。至于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的。这几年来，有许多事情是违反党内民主的原则的，应该纠正。
有同志担心，毛泽东同志讲了话，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哪晓得隔了几年之后会不会变呢？这种想法，是这几年的实际状况的一种反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尽管可以原谅，也还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应该相信我们党的传统。当然，有的同志要看一看，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允许保留意见吗？现在有的同志还是只写匿名信。写匿名信可以叫做“半勇敢”。我们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其中说的都是很好的意见。为什么要匿名呢？既然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地郑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半勇敢变为全勇敢呢？我们大家要带头。只要我们带头，就可以把这个风气转过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如果现在还是东怕西怕，还是怕讲心里话，我们党的老传统就恢复不起来。特别是我们在座的“班长”、“副班长”，更应该带头恢复老传统。这些老传统，中央提倡，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党历来就有章程，只是这几年有了损伤，是应该和能够迅速恢复起来的，不正常的现象是应该和能够迅速纠正过来的。当然，一定要说清楚，要做到这点，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
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真正地恢复起来和发扬起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倾听不同意见；要听老实人的话，要听老实话。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历来是这样提倡的。
中央多少年来都是这样提倡的。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很多同志说，过去发表意见比较随便，同志间也容易交心。那就照样恢复起来吧。但是，这里一定要我们党的各级主要领导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特别是“班长”、“副班长”，要服从和团结多数，尊重少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过去不晓得讲过多少次，这次会上又讲了这个问题。做领导人的，总要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事情才好办，绝不能一个人讲了就算数。对少数人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即使是错误的，他们的意见也不会是孤立的，只有重视这些意见，才能很好地去加以纠正，帮助同志们改正错误。
还有，领导人的度量要大一点。要能容人，要能听得进反面意见，要能用平等态度待人，要能更谦虚谨慎，等等。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让不让别人批评，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
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当然，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刘少奇：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谈谈心，相互批评批评，有意见就讲。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
在党委内部生活中，应该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这里边“班长”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上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这次会上“将军”，大概多半是“将”“班长”的“军”。这并不是不重视“班长”。相反，正是重视“班长”。这就是说，“班长”要当好。现在没有适当“班长”的，还要培养“班长”，或者由上级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班长”。有了“班长”，大家就要帮助他当好。当“班长”是很不容易的，常常遇到很为难的事情。不要以为当“班长”很舒服。我知道，好多“班长”也是叫苦的。“班长”的事情很多，谁也不能说样样事情就处理得那么周到。看来，有一些事情，不原谅也是不行的。而“班长”本人，既然知道不容易当，那就要照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哪一天都得要讲“要学会”，不能说“都会了”。（毛泽东：会了，又可以不会的。）遇到新的事情又不会了，遇到新的问题又不会了，遇到新的对象又不会了，到了新的地区又不会了，可不容易学会哩。哪一天都要学会“弹钢琴”，学会当乐队指挥。“班长”不勇于负责是不行的。有一些问题，“班长”不负责出面处理也是不行的。有些事情，你不出面处理，推到哪里去呢？
这里，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大体上分两种性质：一种叫日常性质的问题；一种叫重大的问题，或者是政策性质的、重大性质的问题。日常的问题，总是要分工负责点头的。第一书记不点头是不行的呀。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开委员会讨论，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样开会要开死人的呀。总是或者由第一书记，或者由第二书记，或者由其他书记，分工负责，该点头的还是要点头才行。但是，重大的问题，就必须分别情况，提到委员会，提到常委会，或者提到书记处，加以讨论，大家取得共同的意见，作出共同的决定。（毛泽东：如果意见不一致，就少数服从多数。）
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
再说一次，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很重大。这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这次会议，刘少奇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讲话，提出这个问题。至少在会议当中，我们做到了初步通气，这就比较好。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志睡不着觉，有的不只两天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是好现象，这就可以通通气。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带个头，通气也是带个头，把民主集中制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提出，对中央、对省，提出批评和意见，出出气，也是为了通气，也是为了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我在这里总的交代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各个小组批评省委的，或者批评地委、县委的，有不少事情应该由中央来负责。这个问题，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讲了。中央有中央的帐，主要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还是应该由中央负责。当然，也有省委的帐，地委、县委的帐，省委、地委、县委自己应该负责的，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帐本里边去写。但是，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比如，由于高指标所形成的一套连锁反应，（毛泽东：几个大运动。）几个“大办”、大运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负主要责任。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当中，省委没有自己的责任，地委、县委没有自己的责任了。
这次会议以后怎么办？中央也谈过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在这次会议以后，不要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各地区、各县都来一个“出气”大会。是不是个别的要搞一搞呢？也可能要。（毛泽东：个别的地方，个别的部门。）个别的县，个别的地区，或者个别的省，个别的部门，个别的单位，可能有这个需要。这个问题，由上一级掌握，不要统统来，不要都搞。（毛泽东：从正面去做。）在一般地区，从正面讲民主集中制。当然，在会议当中，过去几年搞得不好的领导同志进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精神办，就是说，检讨一次不够就检讨几次，讲得人家不愿意听了，就可以不再讲。要争取主动。这也是一个正面的方法。总之，不要统统都来一个“出气”大会。但是，在省一级，在省的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或者书记处，这样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这一级的委员会内部，要开这么一个会议，交交心，检查一下。（毛泽东：有气的让他们出。）有多少出多少。（毛泽东：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出气，并不是每一个气都出得对的，出错了也不要紧。一方面，不要要求自己出错了的气也要人家同意；另一方面，也不要要求人家的每一个气都出得对。此外，各级领导同志还可以找几个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者对自己有意见或者对工作有意见的人，谈谈心，检查一下党委的内部生活和领导方法。用这样一些正面的方法，把我们的老章程老传统恢复起来。
关于民主集中制，就讲这些。第二个问题，建立经常工作。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了这个问题。群众运动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群众运动搞得好不好，也是要看我们经常的工作基础搞得好不好。我们禁鸦片烟运动，土改运动，那样大的规模，都不登报，搞得那么细致，搞得那么好，都是在深入细致的工作基础上搞好的。没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是不能搞得那么好的。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的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结果，很多经常工作，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的经常工作，被不断的运动和“分片包干”的方法挤掉了。这个“分片包干”的工作方法，是同那种专搞运动的方法有关，是不好的。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教训。
例如，过去我们城市里的街道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确实，在团结好人、改造坏人、树立好的社会风气、贯彻执行各种任务中，街道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工会工作、党委工作，都做得很细致的。但是近几年来，这些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削弱。这里只是举例。各方面工作都有这样的情况，不必多解释了。
总之，要建立经常工作。党、群众组织、军队、企业、机关，都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要把经常的组织工作、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起来。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这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党委要加强支部和小组的经常工作。现在的支部生活很不健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不多讲，但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认真地注意这个问题。党员一定要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在这里面检查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这是党章所规定的，要认真执行。
第三个问题，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的领导核心。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培养和选择干部，也应该作为各级党委的经常工作。我们要建立经常的干部工作。这几年，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干部状况不稳定。一批一批地变动，就不是好现象，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要引起警惕。要经常注意干部的情况，干部的好坏长短应该从他的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要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
过去，我们党历来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因此，我们党是很团结的，上下通气的，全党一致的。但是，这几年确实不通气了，特别是几个大运动，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处理得不适当的。由于处理不慎重，损伤了一部分干部。对于这几年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应该按照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指示中所提出的原则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区别三种情况：一种是搞得对的，既然是对的，就不应该改。一种是部分错的，那就部分改，或者叫部分平反，就是把过头了的那一部分取消。一种是完全错了的，那就要完全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甄别、平反的工作，不要搞运动，要指定专门机关、专门人搞。比如，可以由监察委员会来搞。如果因为问题比较多，人不够，可以再加一些人。党委要指定适当的领导同志来主持这件事。现在，我们工作很忙，任务很紧，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能把力量统统用到甄别、平反工作上面。而这样的事情，是很细致的工作，要花时间的，所以，要指定专人来搞。最好是谁搞错的由谁来平反，这对于团结比较有利。
第四个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问题的道理，不必多讲。这几年的教训是，我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我们有许多错误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毛泽东：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
关于健全我们党的内部生活，提出这么四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问题，这里只提出这么四个问题。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的困难。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虽然现在是低指标，但是完成低指标也是很艰苦，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今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来，要把我们的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的工作是很多的，很繁重的，党的领导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这次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而集中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有行动的统一。对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对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然后，我们在工作上，在行动上，才能够统一起来。
总之，我们的方针确定之后，就要一条心，向前看，继续总结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经验。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任务，必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贯彻执行。决定了就要执行，要一致执行，这是一条纪律，也是我们党的传统。
我们这一代，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差不多都是各级的主要负责同志，责任重大。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坚持我们党的好的传统，树立好的榜样，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尽到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加强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学会当好“班长”，学会当乐队指挥，学会“弹钢琴”方面，力争上游！
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为下一代树立良好榜样方面，力争上游！
我的话完了。
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周总理对这几天议论的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次决定的东西，我看只能这样办。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认识得很不够，有一些问题还要研究，但是就已经认识的，下这样一个决心很必要。现在我讲几点意见：第一，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比如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应，也影响生产的调整，各方面都受影响。加强生产队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农业生产。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所以，生产队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也搞不好，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现在先定方针，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第二，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这个工作军队搞得最早，也安定得最早。对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谭震林同志在山东看到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的精神面貌比河南好一些。经过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后期伤害的人比较少，并且对他们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所以工作比较主动。四川也是采取这个办法。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人听到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继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第三，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为了把农业搞好，首先要解决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问题。当然，地委以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迟了一点。我们可能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县，存在所谓争不争上游，有没有干劲，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信心够不够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的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认识到了，仍然不采取措施，这样慢慢拖下去，势必拖垮。现在看来，许多思想问题主要出在县这一级。当然，也有基层企业、事业单位的问题。
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重视得还不够。我们在一九五三年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从地方党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企业工作，那一次对地方党委的领导是有相当大的削弱。企业就是靠那一批干部壮大起来的。现在除了一部分地方党委有比较老的骨干以外，相当一部分地方党委的骨干，当“班长”、“副班长”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八年刮“五风”，这些干部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干部，过去绝大多数都是办的好事，这几年，他们主观上也并不是想做坏事，他们还是好干部，还是要信任他们。但是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也要看到他们的弱点。
树立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主要的办法是从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所谓作风好，主要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这几年主观主义多得很。搞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解决领导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我们正在精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中有好多干部是过去从农村来的，他们比现在的地方党委的干部资格都老一些，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完全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层层下放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党委，加强县委，加强公社党委。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当“班长”、“副班长”。调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当第一书记，也可以当书记或委员。要通过这个措施，把农业搞好，把县、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核心搞好。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拿大队来说，你有什么办法派人去当一个大队的脱离生产的干部？派少数人去加强加强，了解了解情况，当一个时候是可以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用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但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有个加强领导核心的问题。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进去，换一换空气。老面孔，大家熟悉，太久了，有好处，也有缺点。天天在一起，都习惯了，有些事情不容易察觉，有些事情就麻痹了，该提的问题、该批评的问题也就马虎了，新的感觉也就比较少了。如果调剂一下，对于转变作风，树立新的气象，都有好处。中央组织部最近要认真抓这件事。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组织部门也要认真做这件事。反正一个省就是那么多县，最多的一百几十个县，省委的同志，大概对每一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认得的，大体上可以排一排队，加一点新的人进去，把空气改变一下。这对于干部的培养，对于工作，都是有利的。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
这个时期，我们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应该说总的情况比前一个时期好一些。所谓好一些，并不是说我们的生产有什么发展，而是说我们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了。至于吃、穿、用的问题，一下子还不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整方针搞下去，就有可能缩短一点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时间。
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
一九五七年时，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去年是二千九百亿斤，今年不晓得能不能搞到三千亿斤。气候也是问题，今年有些地方遭受水灾，也还有些地方干旱。总的看来，今年的粮食产量不会比去年差，但就是达到了三千亿斤，还要再增加九百亿斤，才能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我们要研究用什么办法，要多长时间，才能把粮食生产恢复起来，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再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有的应该搞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啊。
上面所说的都是在农村方面要采取的一些政策，目的就是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农民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要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城市人口多了，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困难。比如城市里多一千万人，就要增加粮食四十亿斤，多二千万人，就是八十亿斤，多三千万人，就是一百二十亿斤。一百二十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只有三十几斤，实际上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出粮食比较多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三百多个县啊！
挤农民口粮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人口。这要从减少城市人口方面打主意，要在去年减少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的基础上，今年、明年再减少两千万人，甚至于更多一点。如果这样的要求真正能够实现，城市人口就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再一个挤农民口粮的是公社以下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如果我们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把这部分人减少一大批，那末挤占农民口粮的人就可以大大减少。农民的口粮一增加，饲料就有保证，就可以养猪，大牲畜就可以不再死亡，而慢慢地发展起来。当然，这里面也还有生产关系问题，如耕畜怎么养法，是私养为主，还是公养为主。
所谓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央考虑过多次，现在省委的同志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实际上是把大队一级取消。公社和大队两级，除了领导领导、计划计划、检查检查、推动推动以外，不管钱，不管粮；将来把供销社搞起来了，商业也不管。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总之，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减少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是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决定从国外购买生产维尼纶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如果把维尼纶厂建设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穿是这样，吃、用也是这样。
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
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把城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好地搞，就有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我们要争取在五年内，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干部工作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地方的同志一定要支持军队干部转业，不然，军队统统是军官，没有兵，或者一个军官带两个兵、三个兵，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军官就是有个年龄的限制，年龄大了，打起仗来爬山就爬不动。特别是当个团长，上了四十岁就不行了，跑到前线去侦察，探地形，翻雪山，就困难得很，年轻一点的才跑得动。最近从军队调一些干部出来，是有意识地抽调一部分骨干加强商业方面。这些干部，各地方必须容纳，必须分给商业部门，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因为你们那里的干部不好安排就不接受。还有，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作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组织部门应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干部工作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交流问题。这是中央作了决定的，现在也是执行的问题。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中央批准。省委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省委批准。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少奇同志讲，有的不到百分之五，有的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有的可以不动。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规定这个比例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调动很多，来一个调动风，要慎重一点。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党委，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何不把他调动一下？还是担任原来的职务，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有的人这里合不来，那里也合不来，多换几个地方就清楚了，总是他的毛病啦。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这一次军队首先提倡干部学习，我看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学习什么，我这里不讲了，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党校和轮训的问题，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都在考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党校和轮训分开，恐怕这个意见是对的。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中央党校也提出恢复过去的两部，中央还没有正式考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轮训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有的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继续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以考虑搞第二轮。第二轮不一定搞一个半月，不一定还是那些内容。比如八届十中全会的内容，也可以搞个第二轮，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这些，中央可以考虑，地方也可以考虑。
轮训中，“三不”还要不要？“三不”，就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三不”还是要。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造成这种空气。“三不”只是反映了“言者无罪”，四句话里面的一句，是根据一个时候的需要提出来的。完备的提法，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里头是有的。轮训决定中不只是“三不”，还有好多个“不”，比如小组讨论不作记录。我们还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老实话，说错了纠正。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内不怕公开的反对派，怕搞鬼，搞阴谋。反对派总是有的，只要是公开的，就不怕。大家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正常了。执行当中有了片面性，就改嘛。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
立足现实，瞻望前途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摸清了现在的基础，从现实出发，总结本国的经验，吸取外国的经验，工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实现总路线的要求。摸清现实，不仅是工业基础，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到一九七○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一是好办事，二是不好办事，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再有一个是技术人才的基础。过去十三年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进展很快，但是技术人员不足仍是各部门存在的尖锐问题。这方面要做的事还不少，如教育制度要作适当改革，师资不足需要补充等等。管理水平不高也是问题。
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应当区别。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技术种类也还不全。一些重要的军工产品现在还有许多技术问题不能解决。这些是“硬东西”，如果没有外国资料和材料，一下子搞不上去，想跨过去不是容易的。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也不算高，如机床只有近六十万台，精密的、大型的、特种的都很缺乏。再如铁路只有三万四千多公里，近三分之一的钢轨要换，许多桥梁也要修补。
国家工业建设的道路，毛主席早就确定了，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提出要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这是各国经验的总结。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了农业问题，工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压力很大。
工业本身，首先是基础工业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钢铁两头，采矿和轧钢，都差得很多。有色金属工业很薄弱。机械工业的力量也很差。石油产量只有几百万吨，燃料就靠煤，而煤要上去得多投资、花时间。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强大的基础工业。现在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很差，而尖端工业发展很快的。
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四十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怎么解释？就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而不是赶过所有国家。说赶过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当然，成为世界几大强国之一，可能不一定要用四十年。
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好好精打细算，合理规划，争取在一九七○年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加一年两年。我们基本建成或者说是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是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要想办法多搞点轻工业，增加积累，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作物。今后几年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常规武器的问题仍然需要注意解决。这就是我们的纲。是否如此，不妨提出几个方案，几种做法，大家来讨论。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
今后建设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建必要的大企业。搞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也提高得快。
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大工业市直属中央，是否如此，请各大区同志考虑，要推敲一下矛盾在哪里。文件中要讲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即投资比重问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要提一下干部政策。总的是又红又专，红专结合，管工业的一定要专。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是确有一批司局长和一些副部长比较强，并且懂得业务。省、市也有一批这样的干部。要把这些人放到企业（中小企业，不一定大企业）中去当两年厂长，然后再上来当部长、副部长。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强的领导骨干，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在组织上要采取这个政策。
总之，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一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所以，处理党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快比较急地解决问题，一种是耐心地花较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就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使全党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弄得更清楚，并受到教育。简单地从组织上解决问题是不是牢靠呢？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当然，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也算作是一种方法，供你们参考，因为任何一个党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历来对兄弟党讲，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自己搞，可以取得经验，正确的是自己的，错误的也是自己的，自己去总结。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总是能够不断地前进的。我们党对兄弟党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
如果要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党，建立不久就确定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这个社会性质来确定我们的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规定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当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
比如对于农民问题，我们党历来就明确，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发动农民。从我们党成立到大革命的时候，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农民运动发展了，就等于我们党了解了农民呢？没有。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农民。以后他才提出对于农民和工农联盟的正确纲领和政策，才根据中国的实际正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中，我们根据农村的阶级状况提出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只有“土地归农民”这么一个口号是不够的，土地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里边包括地主在内，都要同等地分配一份土地。当时在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反对这个主张，说这不是阶级路线。他们提出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说毛泽东同志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富农是剥削阶级，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同贫农一样地分一份土地呢？地主压在农民头上好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同等地分一份土地呢？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多么的革命！他们就是不懂得农村。他们不懂得地主不分田，地主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富农分坏田，富农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如果地主、富农要吃饭，他们又没有田，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把所有地主、富农逼得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农民，结果是对于贫农、中农不利，对于工农政权不利，对于生产也不利。如果给地主、富农分了田，使他们逐步由剥削者变成劳动者，就可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嘛。我只是举个例子，这样的问题很多。在农村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不仔细地研究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所以单单一个“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又如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这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处理不恰当，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还长，损害还大。大革命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实行国共合作，发展革命，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这个合作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同盟来搞民主革命，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这个形式下来发展进步力量，发展工人的力量，发展农民的力量。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也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农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区，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当时红军保护工商业。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也进行封建剥削，我们只取消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不去触动，所有的东西都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好处，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到了中央苏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打击民族工商业。结果在蒋介石封锁下，根据地连盐都没得吃。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我举这么两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很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叫土地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是没收土地的政策。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国际上一切间接的同盟者我们都要联合，比如美国，我们那时同它就有来往。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它由过去的主要打击对象变成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它的代表就是蒋介石。我们同他合作抗日，在合作抗日中间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另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地主阶级也变成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了。这就是说，对于地主阶级，不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但又要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所以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继续同国民党打仗，不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抗日就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又是国民党，抗日也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是地主阶级，不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是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那就会把地主阶级赶到日本侵略者那边去。所以，不能混淆主要打击对象，一混淆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是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又团结又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二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二八年开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
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
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
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
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二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