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占区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坚持，不只是发动群众与坚持游击战争，而且必须与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争取封建武装（自卫团、会门，土匪等）的工作相配合在中国人一致团结对敌的方针下去进行这些工作。对于敌人不可过于刺激，一切从长期坚持着眼，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是非常不利的。总之，那里必须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切不可忽视合法的一面而走入盲动，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的蛮干行为。
此外，不仅在我们的周围，而且要在附近的敌占区灾荒区域，开始组织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从战略着眼的重要步骤。
四、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必须以保护中国人利益为前提，这是保存国力与积蓄力量的问题，是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在敌占区的活动不能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那末我们不仅不能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和发展革命两面派，而且将没有我们立脚的余地。革命两面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筑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去发展革命抗日力量的。
在敌占区保护人民利益，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团结各阶层对敌，减轻人民对敌的负担；一是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后者应约束于共同对敌的范围之内。
在敌占区及敌占优势的游击区，不可能避免对敌负担，而只能是减少对敌负担。对敌负担是多方面的，如人力物力的被掠夺，敌伪人员的敲诈，村款的大量负担与严重的贪污浪费等等，所以要从各方面去减少人民的负担。
减少对敌负担是一个复杂的斗争，有非法斗争，也有合法斗争，这是革命两面政策的具体运用。采用武装斗争的配合，伪装八路军劫回民夫、壮丁和被敌伪掠夺的金钱资材等方法，过去收效很大。其最显著者为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粮食斗争，这次斗争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灌仓计划。我们的武装活动给了人民以很好的借口去欺骗敌人。
合法斗争方式也是必须采用的。虽然在敌人的统治下合法斗争的范围是很小的，但只要它能够多少于人民有利，也就必须充分利用。即使采用合法方式毫无结果，也可暴露敌人的凶恶面貌，给人民以政治经验，逐渐走入非法斗争乃至武装斗争的阶段。经验证明，合法斗争的巧妙运用，也可以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必须指出，过去在保护敌占区人民利益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非常之少，甚至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只要同时对我负担就以为满足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保护壮丁的斗争，显得非常无力与办法很少，应引起今后的严重注意。
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除了敌人完全统治的我们毫无工作基础的地区（这样的区域正在缩小），凡是我们游击战争特别是政权力量能够经常达到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正在扩大），都应该提出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基础的条件下，要有程度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方法很多，比如，在对敌负担中坚持合理负担原则；利用人民拥护抗日政府的热情，宣传政府法令，鼓励实行法令；村游击小组保护全村的利益，提出减租减息；不放松对每一个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和主雇关系乃至一般的民事案件加以调解等等。又比如，当敌占区人民向抗日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乐于接受，秉公办理，以调解方式为主，而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秉公办理的实质，就于基本群众有利。农村中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很可以按照实际情形，帮助基本群众解除很多痛苦。当然，在要求上不宜太高。不能一区一村地去做，可以一家一家地去做。减租减息，不能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可以少减一些。只要于基本群众有一点利益，都要积极地去做。同时，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必须与团结对敌的利益求得一致。
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无论对敌斗争或解决阶级关系问题，都必须着眼于当地群众的发动，使每一个要求都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而给以应有的配合和援助，并且要随时注意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党的工作。惟有这样，才能锻炼群众，发挥伟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五、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应求恰当。我们不仅要防止乱干的复活，始终反对乱杀暗杀造成社会混乱的行为，而且应防止另一偏向，即放纵与听任汉奸破坏分子的活跃。
我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对抗战危害很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和坚决反动的叛徒。对于那些胁从分子、次要分子，应采取争取的方针，给以回头的机会。经验都证明，只有真正痛击那些坚决反动的敌人的爪牙，才能争取那些动摇的分子。有些地方对于应该杀的汉奸破坏分子不敢杀，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反对乱杀暗杀，而不是应该杀的也不杀，这是要弄清楚的。
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而以瓦解其组织，减弱其反动性，以孤立日寇，利于革命抗日工作为目的。
六、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与联系。这也是一个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与联系问题，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和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什么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什么是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所谓合法与非法，都是对敌人来讲的。合法斗争就是敌人允许的斗争，非法斗争就是敌人不允许的斗争；合法形式就是敌人允许的形式，非法形式就是敌人不允许的形式。合法斗争与合法形式是相关联的，没有合法的形式就没有合法的斗争。敌人并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用合法形式表现，而为合法形式所隐蔽，才得到了敌人一定程度的许可。非法斗争则是用非法形式出现的，是敌人不许可的。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如请愿、告状、利用伪组织活动等等，都是敌人今天一般还许可的。非法斗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如示威游行、抗缴粮款、拒绝维持、组织革命团体，乃至暴动、反正、武装斗争等等，而以武装斗争为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些都是敌人不许可的。
在敌人统治下，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呢？事实回答是有一定限度的可能的，各地群众曾进行了不少这样的斗争。群众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勇气呢？事实回答是有的。在新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由于敌人为使人民就范开始采取高压政策，而人民又没有在敌人统治条件下对付敌人的经验，所以一般表现不出什么合法斗争*但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群众往往摸索出一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因此便产生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和敌伪斗争的经验和心理。
既然在敌人统治下合法斗争的可能是很小的，而且效果不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以非法斗争为主。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抛弃任何一点合法斗争的可能，因为它不仅多少可以使人民少受一些损失，而且可以帮助非法斗争的发展。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应该是密切配合的，合法斗争可以掩护非法斗争，非法斗争也可以帮助合法斗争，而且必须注意以非法斗争去掩护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不能暴露合法斗争。所以我们不是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问题，而是讲求两者如何配合与联系的问题。
如何配合与联系呢？首先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这两者都是可以独立进行的，如过去敌占区往往没有任何非法形式的斗争，也可以独立地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但是惟有互相配合，才能收到大的效果。
其次谈合法组织与非法组织。这是组织形式问题，是充分利用合法形式来掩护非法组织的建立、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我们的革命两面政策，就是利用合法形式来达到建立、发展非法的抗日革命组织与进行非法斗争的目的。我们打入到伪军上层伪组织中，就是要利用敌人的组织形式和敌人给予的地位来发展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并且还可以从了解敌人中，来保护革命组织。所以用各种方法钻进敌人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打入的革命分子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我党、我军和抗日政府的行动和主张，抓住机会进行革命工作。如我们发布了对敌军的主张，就应该运用巧妙的和不暴露的方式透露给工作的对象；如我们打了胜仗，就可以乘机散布失败情绪，甚至为对方着想，提出“还是要与人家勾搭一下才行”，以达到建立两面派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目的。
再次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工作的目的，是为着建立秘密工作。没有公开工作的掩护，秘密工作是很难建立的，有了公开工作的掩护，才更保护了我们工作的秘密性。
再次谈公开武装与隐蔽武装。它们也是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有了公开武装才能掩护隐蔽武装的存在，有了隐蔽武装才能掩护公开武装的活动与坚持。
以上这些，都说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密切联系着、配合着、互相帮助着的。因此，当我们布置合法斗争时，一定要想到非法斗争的配合，布置非法斗争时，也要想到合法斗争的配合。所谓联系与配合，不是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混淆起来，或由一个人去兼任两种工作，这样的结果没有不暴露而遭失败的。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虽然不允许抛弃合法与公开的一面，甚至有一点公开合法的可能都要尽量利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是发展非法与秘密的一面，这才合乎我们积蓄革命力量、削弱敌人力量的要求，忽视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合法主义的错误。同时，在进行合法斗争时，我们一方面要领导群众争取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必须充分暴露敌人的狰狞面貌。在斗争胜利后要指出这种胜利是有限度的，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斗争的结果，是抗日军队政权帮助的结果，以免在群众中增加对敌的幻想。如果合法斗争失败了，更应抓紧机会鼓励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在合法斗争中，我们还应充分了解敌人，掌握敌人内部的矛盾。过去有些同志把敌人看成非常一致的整体，完全是主观的错误的想法。
估计到敌后斗争的犬牙交错此起彼落的特点，决定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尽管我们主观上要扩大非法的一面，但客观条件常常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有时某些地区变成了我们的隐蔽根据地，于是扩大了非法斗争的一面；有时则因为敌人的摧残，又大大缩小了非法斗争的可能。这样的变动性，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采取稳重的方针，不暴露自己，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这样，即使环境恶劣，我们也能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致吃大亏。
七、把政治攻势经常化。所谓政治攻势经常化，就是除了大的重要事件和带全局性的问题之外，一般不进行带全区性的政治攻势，而是根据各分区特别是各县的具体要求，去经常地布置一个分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小的区域的政治攻势。惟有这样的政治攻势，才更能抓住中心，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斗争要求相结合，也才能真正地打到敌人的痛处，并与人民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一致。
过去政治攻势积累了许多经验，都应很好采用。同时应指出，过去政治攻势更多的是作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对于敌占区的组织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过去在敌占区宣传鼓动，给今后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重大成绩，今后的政治攻势，不仅仍应强化宣传鼓动，而且必须提高到组织阶段，成为敌占区组织工作的重要武器。
为此，我们在政治攻势中，必须有计划地去团结敌占区开明进步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形成抗日组织，或动员他们秘密地到根据地参观；必须注意秘密党的建立，谨慎地发展党员；必须加强争取两面派及帮助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必须注意帮助当地人民对敌进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从斗争中锻炼群众的抗日勇气；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必须建立群众的隐蔽的游击小组或其他形式的抗日武装，建立隐蔽的小型的游击根据地，这正是我们今后政治攻势的重要目标。
武工队仍然是今后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骨干，必须加强其力量，在组成中应有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队员，这样才能使政治攻势经常化。因此必须提高边地游击队（县区基干队）的军事政治质量，使之成为能够担负进行政治攻势的力量。同时为了加强组织工作，必须在政治攻势一元化的斗争中，加强党特别是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活动的比重。
八、在敌占区建立党。
这里只提出这个任务，而不谈如何建立的方法，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是很丰富的。几年来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的工作，现在不能再马虎下去了。
敌占区秘密党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去隐蔽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组织上要力求隐蔽精干，在活动范围上要力求广泛。我们的党员要钻进一切敌伪组织和地方封建团体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纠正过去闭门训练、自视清高等关门主义（实际是一种等待主义）的倾向。
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已经回答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彭德怀同志说：“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
有人会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造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有人会问：这四种革命力量哪种更重要，哪种是中心环节呢？我以为这同样是机械的提法。实际上，这四种力量既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假设一定要定个先后的话，则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但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只有群众运动或坚强的政权工作，而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最后，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所以说，哪种力量最重要最中心的提法是不对的。但是，是否我们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同等地去注意这些工作呢？不是的。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如政权工作薄弱就加强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薄弱就加强群众工作。当然，在加强这一工作时，要有其他几种力量的配合。例如，在华北的开辟阶段，与历史上的前例又有其不同特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的力量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地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这样就抓住了规律性，因而获得了伟大成绩。又如在巩固阶段，我们应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并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执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够，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有人会问：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这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或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的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否则是有毛病的。
还要着重说到的是，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还要看统一战线巩固的程度，这也是一个决定条件，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有人还会问：我们过去是否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呢？肯定地回答，一般是掌握住的，所以才有这几年坚持与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成绩。否认这一点，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坚持，根据地能日趋巩固。但是，我们有无缺点和错误呢？我们的回答是，有的，如一个时间内武装政策中的偏向，相当一个时期内对群众工作的忽视，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还很不够。假如没有这些偏向，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根据地会更巩固些。有人说我们根据地还不巩固，当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北方局历来就有建设根据地的明确方针，我们的偏向或错误，就是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的结果，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今后在残酷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程度，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
二、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执行不够，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第一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有人说，过去我们应该划定一个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没有这样做是个损失，是个缺点。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是也有人说，过去没有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就是没有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和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应否划定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规律性问题，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例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巩固华北，以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为中心，但并未指出要划出一个阶段来做；又如华中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九四一年还未提出划出一个阶段问题，这不等于中央或华中局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而且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在今天来看过去，才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九四○、一九四一两年划出一个阶段来做，是最好的办法，没有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特别要指出，过去我们对群众运动指导的主要错误，不是没有划出阶段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巩固阶段以执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等土地政策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有人说，过去我们放过了相当的时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不仅有抗战初期广大而深入的抗日发动，反磨擦斗争中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有今天冀南的中国人大团结的群众运动，这些发展的政治意义是丝毫不可轻视的。就是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对去年下半年的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各地成绩大小不同，如太行比太岳、冀南要略好些。
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今天太行、太岳还可以划定一个时间来发动群众，但在冀南根据地变质后的广大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根据地），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冀南今天是密切结合对敌斗争去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了。就是在太行、太岳区也要注意到今天敌后残酷复杂的斗争的特点，对封建地主不能机械地去划分打的阶段和拉的阶段，而应是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正确运用，打的时间要求缩短，不宜过长。这是新条件对我们的要求。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要求过急。但认为“一年做不好有二年，二年做不好有三年”，也是不好的。太岳、太行区一般应在今年内克服不平衡，完成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冀南应大胆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中，而不是在执行土地政策中去发动组织群众。土地问题在冀南无疑是应居于次要地位的，就是在太行、太岳，也要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在冀南单独提出削弱封建的口号，是值得考虑的。
冀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自觉地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有人说，似乎这样的标准要求在冀南不成问题了。这是空洞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没有艰苦严密而有贯彻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样的要求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三、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照顾到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这里只说几点认识上的问题。
（一）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当然在各个县、区还有划分打与拉的阶段的必要，但打的阶段不宜过于拖长。在打的时候，应更多采取说理方式，争取开明分子来影响其他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即使他们假开明，也有好处，也应鼓励；只有对个别顽固分子，才经过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实行斗争的方式。在拉的时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别要教育群众自动地去团结地主。
（二）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则，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方针，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帐的办法。
（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坍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五）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六）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政策法令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
（七）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例如，应该讲究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需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可以使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四、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提高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国会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国联合会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面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打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主要是农会）的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军队还应参加群众斗争。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
更主要的对军队本身是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
六、村级工作。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要注意于讲究在大村条件下，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方式。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窳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占区，敌人实行了无穷尽的人力、物力的掠夺。人民的负担超过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粮食、金钱没有了，还不得不以家具折价缴纳负担。而人力的掠夺尤足惊人，大批壮丁被捉走服役，支差难以数计。据敌酋宣布：“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这都是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因此，形成了敌占区连年的歉收和今年严重的灾荒。而敌人又利用这个灾荒挑拨人民到根据地抢粮，企图形成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中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对抗日根据地，敌人实行了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我们的必需物资，吸收我们的有用物资（如粮食），不断地对边地蚕食和在每次“扫荡”时大肆抢掠摧毁——杀人、捉壮丁、烧房子、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损毁青苗。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
那末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并且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还颁布了重要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吴满有运动”的参加者，这就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示出的道路。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工业的建设，则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团体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军队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战线，给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而且恰恰在这样的季节，正是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带摧毁性的蚕食和“扫荡”的时候。所以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来源虽并不困难，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
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组织了巨大的救灾工作和春耕运动，现在大致已经渡过了难关。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缓过气来。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如武安一县就贷款组织了两万多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她们每天劳动所得，可以维持一个半到两个人的生活，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有的是水利贷款，今年修渠贷款即达四五万元，工人全系灾民，每人每天三斤小米的工资，可以节余一部分养家。我们曾从产粮的敌占区获得粮食来低价（相当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卖给灾民，而运输这些粮食的都是灾民，可以得到运输工资养家。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敌占区的灾民，是流离失所与大批的死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灾民比往年要苦一些，但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仍然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现在下种间苗已经完毕，只要雨水及时，不致形成连续性的灾荒。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开出来的荒地，青苗已经长成了。
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我们也并非万事如意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在抗战初期，曾有支差过多、浪费民力的现象，这个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规定只有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以上的机关才有支差的权力，在农忙时禁止支差，军队应自己背粮驮炭。这是一个很大的善政。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因此，曾具体规定了会议、下操的时间，取消平时的岗哨。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这是何等的荒谬！又如对发展手工业的领导，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合作运动也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纠正。
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上面所说的“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除了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污（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死刑）之外，还实行了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一九四三年度公粮比一九四二年度减少了百分之十六到十七，这是实际的效果。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我们很早就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改革了这个病政。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了便利对敌斗争，我们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我们禁绝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等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为此，我们组织了带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励，严惩舞弊营私。组织商人参加对敌经济斗争，甚为重要。所以，对敌占区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今年灾荒的克服，我们实行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曾发生过错误，比如一个时期曾打断对外的交易，开始时对商人作用的认识不够，以及对内的合作社统制思想，都停滞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在对外贸易中，组织了过多物资的输出，忽视了掌握物资以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也一度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而工商管理部门，热心于贸易投机，忽视了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一点一滴地去开发输出的物资（如发动人民挖药材，收买猪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这些，是我们纠正过了或正在纠正的错误。
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不能因此对伪钞作出过低的估计，过分地估计了它的动摇程度，而作出冒险的或失当的处置。
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人掠夺粮食，我们就帮助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敌人要抓丁，我们就组织壮丁逃跑，并与人民共同打散集合的壮丁。诸如此类的斗争，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这些就是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简略介绍。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些什么经验呢？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今后斗争更加残酷，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
同志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去年提出的整风号召，在全国，尤其在陕甘宁边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自然，我们的整风运动要从每个同志自己着手。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
但是，整风的意义是否真为所有同志所了解呢？我以为直到现在，大家的了解还是非常不深刻的，不但一般同志，就是领导同志了解也很不够。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的整风还没有整起来。因此，当着本期党校开学和太行区全体机关部队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再来说一说整风的重要性，不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现在，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以不小的损害。毛泽东同志号召整风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就会懂得这一点。拿太行、太岳、冀南这几个区域来说吧，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我们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负责的同志还有不少的歪风，给予工作的损害也是令人痛心的。比如我们在大发展时期，拉夫式地发展党的组织，直到现在还损害着党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增强；我们同志中的宗派主义，把大批的乡村知识分子排斥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在“三三制”政权中始终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不善于扩大巩固统一战线；长期的“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基本是“左”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的生产领导，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等，无时无地不发现许多的歪风。这些歪风给了我们很多损害，有些坏影响现在还未肃清，有的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凡是反省了一下自己工作的人，一定会懂得我们不整风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过去我们同志对自己往往是估计过高的，党的组织对干部的了解也是不深刻的。整风经验证明：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所以必须在集体的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各地整风的材料证明：有些同志虽然为革命奋斗了多少年，最近经过了深刻的反省和别人帮助之后，才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没有最后地确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或者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一只脚跨进了党门，还有一只脚是站在门外的。这样的同志，经不经得起大风浪呢？假如不改造，当然是很困难的。可惜这样的同志是很不少的，甚至有不少作了地委委员的干部，思想上的毛病还是很大的。老实说，现在不是自己有无毛病的问题，而是毛病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值不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总之，不管哪个区域，哪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
彭德怀同志说：没有自身参加整风的人，是不会认识整风的重要的。的确，上期党校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许多同志对于整风的认识，都是随着整风的逐步深入而逐步深刻起来的，直到他获得了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效果时，才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整风力量的伟大。
以上是说的整风的重要性。整风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整起来呢？我以为主要的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客观上有无困难呢？当然有的，如战争环境、工作繁忙等等，但绝不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整风的重要，就会想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像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得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领导上对整风是更注意了，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要具有正确的整风态度。因此，根据上期党校的经验，向参加本期整风的同志提出下列几点意见：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第二，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上期党校的整风经验证明：冀南区有些同志毛病不少，但是由于他们有坦率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精神，所以收到很好的成绩；太行区有些同志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收效不如冀南同志大。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
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检查工作，不是专门的总结工作，那是要在整风完成之后才能做的。现在整风中联系检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打通自己的思想。上期有些同志在开始时，专力于泛泛地检查工作，结果变成了躲风的幌子，这种毛病也是要预防的。
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着一个同志把真理与个人利害对立起来的时候，没有胸怀坦白“脱裤子”精神的时候，特别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自己总是畏首畏尾的时候，一定会苦闷的。这时，我们就要好好地帮助他，使他认识整风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就是对于那种“两条心”的失足分子，也应好好地鼓励他向党坦白，使他懂得对党说了，党是一定对他宽大的。过去的整风经验证明：当着一个同志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和别人帮助，最后讲出了一切之后，他的精神会马上愉快起来，自己整风更会积极，帮助别人也更会努力。对于这种同志，我们应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欢迎。
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在整风期间，如果对北方局、对分局、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应该坦率提出。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有上下级之分，但不应顾忌这种区别，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都要坦白直率，互相帮助。我们整风的小组长、学委负责人，都要从整风的积极分子中去选择，而不应拘泥于平时工作岗位的高低。
同志们！在党校本期开学的时候，我只提供这几点简单的意见作为大家的参考。同志们离开工作岗位，专门进行整风，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虽很紧，只要我们有改造自己、改造工作的决心，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几个月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工作的态度，都会面目一新，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七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大家希望我谈一谈最近的形势，我想，就拿我们豫陕鄂区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具备这个事实，也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了。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我们几个野战军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现在我们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帐，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三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
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事实说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作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怕过江的人最懦弱，屈服于困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决的人。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
同志们一定要问，多久才能胜利呢？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指出，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三五年一定胜利，大家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胜利确定了，惊的是还得三五年，实在挨不过。要晓得三五年并不算长，而且还要力争才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全世界才二十万万人口，我们的胜利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二十几年，还不满三十岁，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能成功，真是很幸福很好的了。
说到三五年内就要胜利的条件是不犯错误，在哪些问题上不要犯错误呢？正如中央提出的，有五个问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就要失败。
一、战争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心领导下，二十一个月的自卫战争打得很好，我们的军事力量继续在发展，再过一段时间数量上就可以同国民党军队平衡，现在质量上已经高过他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敌人有了失败的经验，更狡猾了。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只要能够保持每月歼敌八个旅，十万人，一年总共达到第一年的标准即九十七个旅，一百一十二万人，敌人非失败不可。今后，我们要更加机动灵活，精细地寻求战机。我们的胜利决定在“脚”，发现战机，就要敢于奔袭敌人。要敢于走路，或者脱离敌人，或者远道去打击敌人。
二、土改问题。在全国土地会议以前，党内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视土改，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土地会议以后，这种严重的倾向性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大体上克服了。土地改革不仅是喊几个拥护的口号，它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拿新区来说，个别地区土改有成绩，但总的是做得不大好的。
三、整党问题。我们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它会使党丧失战斗力，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因此，为着克服这些现象，非整党不可。如果不整，党确实要腐朽。凡是经过整党的，不论抵抗土改，贪污胜利果实，或背着山头包袱的人，绝大部分都能挽救过来。但整党要整得对，要教育同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只要没有丧失起码的共产党员资格的人，都要挽救，都有办法挽救。像土改要有正确政策一样，整党也要有正确方法。全党同志都应该接受整党，谁也不能强调特殊。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只是轻重大小不同，因此，人人都要反省，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这是整党的严肃性。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政策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毛主席指示正确，我们如果搞自由主义，处处违反，还是要失败的。经过整党，我们的意志统一了，中央的路线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了，战斗力增强了，人民解放事业才能成功。
四、工商业政策问题。在苏维埃后期，敌人的封锁很严重，盐卖到一块钱一钱。但我们的政策也有错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我们进到中原时，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违反政策，自食其果。很多同志把原因推到战争身上，说工商业者关门是被敌人抢劫了，很少有人觉得是自己搞糟了。真实的原因找不出来，错误就不能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五、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右的倾向，表现在有的人搞土改不积极，一看见中央提出要讲政策策略，就以为有根据了，说慢慢来吧，我也讲些策略。有的人对整党熟视无睹，强调我这里特殊，我有我的山头，你就不能照顾一下？整党是严肃的事情，不能拿什么山头、过去的熟人或私人关系来原谅，搞那些封建的东西。争取教育是整党的方针，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任何犯错误的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今天的整党中，不论是思想、成份不纯，贪污腐化，作风不好，违反纪律，对战争厌倦，怕过长江吃苦头等等，都要从思想上好好整一整。最近，恐美病似乎有发展。有的人说，给蒋介石几万万美元和枪炮，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以为美国出兵凶得很，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鲁迅先生常常骂的奴才相，共产党员是不能有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
“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十六个字，通俗易懂。什么叫多数？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是基本力量，这才叫多数。我们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前一阶段土改中一般是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丢开了，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里面实际上又只是贫农团专政。所谓贫雇农路线，是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应该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什么叫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在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里面运用的，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新区土改要点》指出，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是为了扫除群众运动的障碍。如果大、中、小地主不分，甚至打到富农和中农头上，就像作战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筑起障碍。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如果说这是迁就地主，不搞土改，那就错了。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搞土改的，我们这样做只能使土改进行得更快，否则就叫欲速则不达。
再拿工商业来说，也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你以为是争取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多数。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我们常常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一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全区四千五百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上控制的区域约二千万人口，游击区约一千万人口，还没有到过我们部队的崭新区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而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三千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四百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财。因此，在极大部分的区域，包括没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区及一切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
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
辰、经验证明，杀人过多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对土蒋只采取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败的。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在军事上，又应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积极反动的部分。凡是用这种策略的都获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经验证明，在抗战初期我们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在敌情最严重的区域，也能在大多数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拥护下安置伤员，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午、政权在新区人民中具有传统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组织力量，而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于大多数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权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失之过于性急，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成问题的，这些旧政府是不会真心为我们办事的，所以必须尽早地建立新政权去代替旧政权。但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只要旧政府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混乱，而又能解决一部分军需的作用，对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
未、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比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申、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最为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众说：“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
酉、他如我们许多外来干部作风很坏，对本地干部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一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也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戌、使我们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们在进入新区之先，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亥、由于无后方作战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特别在斗争紧张的地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在滋长。有的人看不见反攻后的辉煌胜利，而迷失了方向；有的人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而抱着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有的人对政策对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消极应付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我们向中原进军的绝对正确性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是过早的举动；有的人对敌人的所谓总体战和特务活动丧失警惕；有的部分对群众利益毫不关心，而尽情地耗费人力和物力；有的部分对新起的武装的许多严重现象，以及由于收编土蒋土匪而引起的群众不满，采取忽视优容的态度；有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曾给了我们以不小的损害，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才能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一致，避免工作损失，更有效地获得胜利。
上述错误的检讨，目的在于清醒我们的头脑，使今后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对已经弄“左”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干部，说服群众，研究妥善办法，迅速获得纠正和补救。
三
必须着重指出，所有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都不能掩盖了我们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区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我们业已有了两千万人口的控制区，一千万人口的游击区；大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我们的军队虽在个别部队有减员，而在整个来说，则有不少的增加。我们对全国新区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就战略形势来说，我们是主动的，在继续歼敌的条件下，我们将更加获得优势，中原全区的解放为时已经不远。这是在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下，全体同志艰苦奋斗所获得的辉煌胜利。这对错误和缺点来说，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一面，而且就是这些错误和偏向，及因此而造成的若干混乱现象，也是可以纠正可以补救的。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业已大体上获得了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着，并且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便是很好的证明。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四
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并根据下列的方针和策略步骤进行和调整各方面工作。
子、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以便在各区党委范围内，制定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并据此训练干部，教育群众，准备秋后直到明春，形成一个广泛的双减群众运动。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真分还是假分，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还是只在一些孤立据点分了的，问题多的还是问题较少的，而规定出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般的原则是，真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而又是环境许可群众要求的，则领导群众继续完成分地工作，同时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补救缺点；只在孤立据点分了的，则按情况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不再变动，或说服群众改为减租减息。有问题的则按问题性质，协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并且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丑、在游击区，应在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下，坚决进行反抓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双减政策，即一般地在地富同意下实行双减，或者比控制区减的少一些，或者先从地富自愿的减起，都是可以的。在负担政策上，则应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在分配整个负担数目的时候，不可使游击区比控制区还重，而在两面负担的地区，还应酌量减轻。到游击区抓一把的倾向必须克服与严行制止。在游击区应该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力求各阶层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军及土蒋，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反动特务分子，切不可过于突出，使群众受到本可避免的摧残。凡是敌人控制力较大的地方，还应采取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实行革命两面政策，以反对国民党正在普遍实行的所谓“总体战”。
寅、在崭新区，我们进入之后，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和地方上最反动的分子，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站稳脚跟。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操之过急。首先要求不要搞滥，然后根据地区的巩固程度，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状况，逐步地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因此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切不可打倒一切，帮助敌人团结，把自己孤立起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只对个别业已判处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财产实行政治的没收，并分给群众。而在执行双减政策时，也应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不可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在实行适当调剂种子吃粮的政策时，不可采取开仓济贫的办法，亦不可强迫地富拿出粮食救济贫民，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或者采取由政府从没收或征收的公粮中抽出一部分举办生产贷粮或临时救济的办法。在新区的最大困难，是军队的供应问题。除了在部队进入之前应作必要的准备之外，可以实行征借粮食和派款的办法，并尽可能地使之合理，亦即是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在开始时，我们还应懂得利用旧政权机构来筹办军需（但须同时宣布我们的合理负担办法），避免由我们军队直接去筹，形成混乱。城镇的税收应该保持，可以暂时利用原有的税收机构，而逐渐地加以改造；暂时采用原有的税制，而逐渐地取消几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凡是能够巩固或占领较久的城市，都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只有对某些较富的只能占领几天的城市，才可以由区党委、纵委以上领导机关掌握，经过商会进行一次临时的捐款，其数目不可太大，且应召集商人代表开会，征得同意，千万不得勉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军队在新区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医院及一切公共建筑和财产的政策，禁止对任何东西的破坏和浪费。同时要对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作坚决的斗争。
卯、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在控制区，应配备大批得力干部到政府各部门中去，而首先要加强的是财经部门（包括财、粮、工商、银行、税收），以便保障军需民生，避免浪费和混乱，及在工作步骤上取得主动。同时注意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收审理案件，维持社会秩序，避免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在区村政权仍应绝对掌握于农民（包括中农）的手中，但在县以上政府，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聘请一些进步的工商业人士，及在地方上比较正派的、有正义感的、有相当声望的、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基本纲领和政策而又没有逃跑的开明绅士，当参议、咨议，或吸收参加一定的工作。但是聘请参议、咨议时，必须有合格的人选，而且要经过区党委的审查和批准，切不可滥竽充数，流于形式，甚或用人不当，脱离群众。在游击区，则在武工队的统一组织下，采取县区游击政权的形式，在乡村则保留旧的形式而逐渐加以改造，充实其民主的内容。在不能不应付敌人的地方，可以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在崭新区，除了灵活运用上述原则外，在初期还应善于利用旧的政府，维持秩序，解决军需。
辰、控制区应当普遍建立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有贫农团者，扩大成为农协；无贫农团者，不再组织贫农团；有贫农团、农协两种组织者，合并为农协一种组织。农协是乡村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必须大量地吸收农民自愿入会，扩大组织基础，防止为少数人垄断自私使之变成一个狭隘宗派团体的现象。农协的领导成分，一般适用贫雇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并须防止流氓、坏人篡夺领导，使正派忠诚的劳动农民当权。除了农协，在农村还应逐渐建立青年的、文化的、妇女的、儿童的组织，以团结和教育一切群众。在城市则应首先注意建立工会和团结知识青年的组织。在游击区和崭新区则应建立小而精干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和情报组织，名称不必一律，组织不必统一。局面打开之后，再建立工、农、青、妇各种组织。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方，即应开始建立精干的党的支部。
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过去城市乡村的工厂、作坊、商店和副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和政府要用很大力量组织各种专门机构（吸收工商业主、技师和工人参加），研究办法，使之迅速恢复生产。凡是没收错了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军队和政府机关保存的，应无条件地全部退还；如果已分给群众，则应说服群众归还，或由政府用其他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发还。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或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不得搁置不用，妨碍生产。同时，为了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政府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工商贷款，而集中力量于首先恢复和发展那些对人民生计和军需有密切关系的部分。
午、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向群众作充分的宣传和解释，不要惧怕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应当向群众适当指明，过去某些“左”的办法，特别是乱打人杀人、破坏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对地富扫地出门、流氓坏人当权等等，都是违反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于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须纠正。应当说明，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因为只有土改才能使农民获得比较彻底的解放，我们暂时改为双减，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双减政策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说明群众组织起来，正派农民当权，到极大多数农民都真正要求分配土地的时候再来分地，方才会办得公道，不出毛病。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坚决保护群众已经得到的果实，击退可能发生的地富反攻。应当确定，只有对中农被侵犯的财产，才作坚决的适当补偿。对地富的工商部分，也须设法予以退还。至于地富的其他财产，则不应退还；但在分了土地的地方，必须保证地富分得同等的一份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争取地富回家的工作，应当广泛进行，但应采取严肃的立场和态度，表明这是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他们回来后，必须向政府登记，声明遵守政府一切法令，不作任何破坏和帮助国民党的特务行为。同时还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地富特务的反攻和破坏。
未、对地方土蒋、土匪，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采取以政治瓦解为主，配合以积极的军事打击的办法，达到完全消灭的目的。应当动员各种力量，劝说官兵回家，政府对于回家的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辱，只进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对于火线上的俘虏，应采取对国民党正规军一样的俘虏政策，绝对禁止杀戮，并应利用他们去进行瓦解和争取的工作。对于必须处决的首恶分子，应当经过法庭判决予以枪毙，不得采用乱棍打死等非法的丧失社会同情的处死办法。
申、各地地方武装已有相当发展，即应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和巩固。特别注意加强干部，加强阶级教育，建立党的组织，细心地清洗坏分子和特务分子，严格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同时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已有的人民武装中，问题更多，亦应采取有效办法，依靠农协进行整理和巩固，严防特务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农协的村庄，都应将人民武装置于农协的领导之下，并经过农协逐渐地掌握全村的民枪。
酉、强化宣传教育，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部队的宣传文艺组织即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宣教工作的领导，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乱写标语乱做宣传的坏现象，应该制止。
戌、培养本地干部是联系群众深入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外来干部的责任。各地必须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大批的正派劳动的积极分子和贫苦知识分子（包括中农出身的），经过训练，提升为区村干部。党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程度。对于地富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亦应大量吸收，或送华北学习，或送本地军政学校予以改造，或经过教育后分到外区外乡工作。
亥、军队是在新区进行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少奇同志说，如果军队不执行党的政策，就等于党的政策在党的主要部分没有保障。所以军队的党和干部，应该警惕自己，认识责任之重大，加强政策学习，爱惜民力、物力，保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
五
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而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相当惊人程度。因此，应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全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年新区工作的经验，提出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出动前的准备。应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军事和经济等等方面的准备。我们南进时就是缺乏准备，所以吃了很大的亏。在思想上，农民远离家乡，北方人到南方，都是极大的问题。而到新区（南方）后，又确实遇到许多困难，如吃大米，走山路，走小路，蚊虫多，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打山地战等等，都会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情绪。所以出征前要向干部战士说清楚，反复说明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划清思想界限，反能巩固士气和信心。十纵就因为作了深入的动员，南进后部队一直是巩固的，情绪一直是好的。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这些干部都须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在军事上，要有适合于山地战的组织和装备以及山地战术的训练。
在经济上，要使部队进入新区后不致马上发生供给困难而破坏政策和纪律。而新区的各项主要政策，尤须在干部中施行教育。
第二，关于展开。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分不开，但是有矛盾。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不好打仗，故分遣适当兵力，展开占地盘是非常重要的。中原曾不顾削弱主力兵团抽出很大兵力展开，建设军区、分区和县基干队，今天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展开，也应尽可能做到预有准备，大别山因无准备，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展开完毕，江汉、桐柏两区吸取了大别山的经验，预先配好分区、地委、专署及县级党政军的一套机构和部队，故十天半月就大体完成了展开的任务。今后到新区，最好事先区分野战军和军区，每个军区为一单位，配齐军区、分区、县等三级党政军机构（包括部队），组成临时支队，一路展开，收效必快。而展开的部队除由野战军抽拨一部外，如有可能，最好能从老区抽调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充任，以免过于削弱野战力量。
第三，关于作战。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但对在新区作战的困难应有足够的估计。在进入初期，特别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我军主力不可轻率作战，因为如果受挫，极易陷于被动，小则大批减员，大则被迫离开。最好采取宽大机动，寻歼弱敌，既可因胜利而巩固信心，又可逐渐熟悉地形及其作战条件而使上下增加把握。一俟敌情地形熟悉，军区及地方工作铺开，伤兵有地方放，再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比较稳当。但这不是说在初期有把握的大歼灭战也不打，更不是说要采取避战的方针，如果这样也会把士气弄得很坏，当然是错误的。特别在困难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气焰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去年九月间就有这个经验。作战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分遣与集中的运用问题。我们区分野战与军区两套的办法，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这就解决了一个主要的分遣与集中的问题。敌人对我，在我大军压境时，采取放弃一切次要城市据点，免被歼灭的办法，接着调集军队，其兵力大于我时，则实行围攻，无胜利把握时，则实行盯梢，使我无喘息余地。所以我野战军也要善于分遣、集结（在山地就食也有时不能不分遣），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歼其一部。其要点则在明了分遣是为的集中歼敌，故分遣时要计算到比较利于集中的条件。我们常常也可以主力监视敌人，而以一部出敌不意，寻求良好战机，如襄樊作战即其一例。军区部队的运用，也有分遣、集结问题。在展开时，我们多数地区是采取比较彻底的分散掩护地方工作的办法。而桐柏三分区则从两个团中分散小部掩护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积极歼击反动武装，结果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这种方式比较妥善，即在初期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到新区（山地）的装备特别是轻炮的预为准备和调剂，也属必要。
第四，关于供应。这是在新区首先接触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在毫无工作基础的条件下供应大军，无论内战或抗战时期均无此种经验。在中原曾采用打土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菜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今后不打土豪，许多东西要拿钱买，例如没有布条打草鞋，没有废纸用作办公等等，开支势必浩大，如无妥善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形成混乱。必要的办法是：（１）带一部分现洋，以半年为期，每月以每人两元计算，可解决菜金、黄烟及草鞋。（２）准备一种军用流通券，随军发行，随军兑换。其缺点是币价无法固定，小商人吃亏，好处是可以应急，在困难时不致过于混乱。发行办法则应作精密研究，票纸印刷避免粗糙。（３）维持城市税收，照旧章程驻一天收一天税，同时适当地向商会筹款。（４）乡村派款。（５）粮食在不能实行合理负担以前采取征借办法，可以利用保甲征借。但保甲对我必取应付态度，故我应有比较健全的粮食机关随军工作。一俟局面打开，即应实行公粮制度。（６）缴获粮款全部归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７）因此，随军的行政机构必须健全，可用战地行政委员会名称，全盘负责管理征借粮食，税收，筹款，接管城市，接收和处置缴获品，必要的没收，银行兑换所诸事宜，军队的供给部门亦归其管辖。战地行政委员会在纵队设分会，旅、团设办事处。必须准备大批干部做这项工作，新区局面打开之后，这批干部即成为财经建设的骨干。
第五，关于社会政策。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的原则，中原局六月六日指示规定的执行办法，及以开封为范例的城市政策，是合用的。只要我们不“左”，慢慢地来，就不会出大毛病，就既能团结大多数反对美蒋，又能减少军队的困难。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然后才能进入巩固时期（这是大体的划分）。在军事时期，我们的策略步骤，对群众主要是政治解放，解除其切身痛苦，对敌人是政治打击，必要的没收也只能是政治的没收，斗争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此时期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政权随军的就是战地行政委员会，展开的就是各级临时的人民政府，一切事情用政权出面比由军队直接出面要好。我们到大别山时，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不搞滥”的本身，就是团结大多数的大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可以广招徕，扩大新兵，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加入我们的队伍。可以初步地建立小型秘密的群众组织和吸收个别的秘密党员或建立秘密党的小组。我们在抗战初期就是这样做的，收效极大。我们在大别山没有这样做，吃亏很大。一俟军事局面打开，就大体上进入巩固的阶段，工作重心即可放在实行合理负担及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双减，建立税收制度，组织农协，建设党，广泛办训练班等项工作上面。
第六，关于武装。每到新区，务必以最大力量建立地方武装，这是我军扩大与补充的可靠来源，也是巩固占领区的重要力量。中原政策搞“左”了，但还能建立或扩大地方武装十二万人左右，如不搞“左”，数目必更大。但在建立时应不惜本钱抽调干部及若干部队以作骨干。民兵在群众未发动以前，则不宜建立。此外，部队到新区一定有一批无衣无食的失业贫民要参加军队，故应强调个别扩军的工作，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个工作都很生疏了。
第七，关于干部。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中原现有干部，计华北调来的一万一千，华东调来的六千，军队抽出者万余，共约近三万，不过这批干部以村级为最多，质量不算高，如全用现职区以上干部，当可大大减少。同时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同时蒋区干部学生大批回乡，等候大军进入，也是一个大来源。
以上只是提出我军进入新区的几个问题，作为参考。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十八个军四十九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六个军二十三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四个到五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