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攻击了土阿普谢港，像所有的港口一样，它也被强大的高炮火力防护着。被群山环抱的港口和城市仍然在苏联人手中。如果我们以9000英尺高度飞行，轻型高炮就会在我们还离目标很远时击中我们。高炮被部署在我们航程最后几英里的山上。为避开高炮火力，我们的飞行高度只有2500英尺，因为山脊垂直地从海中直升到4500-5000英尺。我们的攻击指向码头、港口设施、泊在港里的船只，主要是油轮。所有能动起来的目标都在兜圈子，企图躲避我们的炸弹。假如他们不这么做，我的下属现在早就成长为合格的飞行员了。港口上空的防空火力不及喀琅施塔德上空的猛烈；不过其猛烈程度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不可能直接跃过群山飞返，因为山太高了。我们通常向港口俯冲至很低高度，然后以最大速度向大海方向闪避，这样能较快地脱离防空火力。但是在海上，苏联飞机正等着我们呢。为了飞回去，我们被迫爬升到9000英尺，这样能高于山上的高炮至少3000英尺，在空战中是很容易失掉高度的。
我们偶尔也参与对格兰德谢克地区的机场和与其同名的海湾里的海军目标的攻击，在那里遇到的情形与这边一样。苏联人不久就找到了我们在别洛瑞申斯卡娅的机场位置，他们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他们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害很小，但却给予驻扎在机场的兄弟联队沉重打击。他们的中队长奥泽夫在一次空袭中阵亡。我恰好正在同一时间降落和滑行，炸弹就在飞机左右掉下来，我的飞机被许多碎片击中，不能用了，但我本人毫发未伤。
普福格贝尔将军是本地区空军司令。我们出击前，他经常亲临现场。他告诉我们，我们将转场到更东边的机场，靠近特雷克。那里正进行着另一场进攻，我们要去提供支援。进攻方向是格罗兹尼——里海。此时，进攻仍在继续，我们的坦克前锋就要抵达奥克舒克德尼茨（Okshokodnice）了。飞越乔尔吉夫斯基?皮亚替哥尔斯克和米纳拉尔琳娅?伍迪上空时，我们可以向下俯视雄伟壮丽的厄尔布鲁士山脉。这样我们飞抵位于苏达尔特斯卡娅的新基地。我们中途在米纳拉尔琳娅?伍迪降落休息。这里鼠患成灾。在草垫子里、橱柜里和墙缝里，在每个储藏室和角落里都有它们的声音——它们到处都是。它们从我们的背包中跳出来，它们见什么吃什么。根本无法睡觉，能听到它们在枕头里作响。我把所有东西都打开，想把它们吓出来。安静了几分钟后，噪声立即又恢复得和原来一样了。在苏达尔特斯卡娅，我们没遇到鼠患。也许是伊万的炸弹不断落下把它们吓走了吧。我们没有高炮。我们未能像早先计划的那样，支援坦克前锋东进，我们的任务在南边。几天后，纳尔特斯契克被德军和罗马尼亚军占领了。我们飞抵南部目标区时，景色壮丽。我们前面是高达15000英尺的连绵雪山，在阳光下闪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我们脚下是绿色的草原，上面点缀着红、黄、蓝色，这些颜色是植物和花朵。我们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抵达目标区后，我常常忘了我带着炸弹和我的目标。万物都显得那么祥和美丽。以厄尔布鲁士峰为中心的群山世界具有一种压倒一切的魔力；随便找它的一个山谷就能轻松装下几个阿尔卑斯山。
拿下纳尔特斯契克后，我们对东面的特雷克防线进行了数次打击，该防线位于莫斯多克城外。接着，在土阿普谢战区，我军出乎预料地后退到了别洛瑞申斯卡娅，在该战区为争夺关键地域还在进行着激战。这种状况持续到了11月。我完成了我的650次出击，几个星期以来，我感觉身体不适。黄疸病！我怀疑得了这种病已有段时间了，我希望能自愈，不能因为这病而无法作战。我的眼白都变黄了，皮肤也是黄的。我总是对问起的人说没事，特别是对普福格贝尔将军更是这么说，将军一直试图命令我卧床休息。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说我生奶油吃多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些道理。将军为庆贺我的600次出击送来了一箱子香槟，我告诉他我的装备肯定会喜欢他的礼物，然后解释说我自己由于自身的弱点，喜好另一些东西，将军听后愕然。数天后，我收到了几块大蛋糕和两桶装得满满的生奶油，由于此地有很多奶牛，搞到这些并不困难。我们有两天什么都不吃，就吃这些甜品；次日，几乎无人能飞行了。我现在黄得像个榅桲树，一架梅塞施密特108带着将军的命令飞来，要把我带到罗斯托夫的医院，必要时可以强行把我带走。我成功说服飞行员让我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卡波娃停一下，以向联队长汇报。我们沿一条靠北的航线经伊斯特拉飞抵那里。在联队部，我从天堂跌入地狱，我移交了我的小队。虽然无济于事，但联队长还是许诺，我回来后接掌第1小队，我就是在第1小队加入对俄作战的。
“但你要先进医院。”
就这样，在11月中旬，我被关进了罗斯托夫的医院里。
第7章 斯大林格勒
躺在医院使我心神不宁。我躺在这里已几乎一个星期了，由于严格的饮食限制和卧床规定，我浑身无力。除此而外，我的身体状况没什么好转。我也不指望我的战友们来探望，距离太远了。
虽然我们靠近大海，但天气已经变冷了；我能从透过窗户的微风中感觉到变化，这些窗户上的玻璃还没木条多呢。
负责治疗我的医生很优秀，但他对我失去了耐心，一天他来到我的病房，通知我：
“后天有列医疗专列回德国，我安排你搭车回国。”
“我不答应。”
“可你必须回国治疗。你还想怎样？”
他的职业愤怒感被点燃了。
“我不能因为这么点小病就下战场。这医院是不错，可我在床上待够了。”
为了让他认识到我的决心，我补充道：
“我现在就要飞回部队。”
现在医生真急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甩出了狠话：
“我不担责任——你明白，我没有任何责任。”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掷地有声地说道：
“而且，我还要在你的出院证明上亲笔写上这点。”
我收拾好行装，从医院办公室拿到出院证明，赶赴机场。我运气不错，机场上有个经常检修我们中队飞机的机师在干活。恰好有架飞机刚修好，正要飞回在卡尔波沃的联队，那里距斯大林格勒10英里。我的状态可不好，我跌跌撞撞地走着，像是在梦中行走。我认为这不是由于我病了，而是因为突然接触到了新鲜空气。
整整两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卡尔波沃的机场，途中我们飞过了塔辛斯卡娅——苏尔维基诺和顿河上的卡拉奇。跑道上摆满了飞机，大多是我们联队和另一友邻中队的斯图卡。机场没有任何伪装，就那么摆在旷野中。机场本身向一边稍稍倾斜。
落地后，我就去找布告板。在部队驻扎区域设置详尽指示标记一直是我们的特殊习惯之一。即使是没有什么迹象可显示出我们的存在，布告板却肯定会在那里。于是，我很快找到了联队勤务室。它恰好位于机场中央的一个地洞里，用军事术语讲，应该叫掩体。联队长和我的朋友克劳斯一起飞短途出击了，我等了段时间才得以向他报到。他一回来，我就向他报到；看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他大吃一惊：
“瞧你这模样！你的眼睛、你的一切都黄得像榅桲树。”
没必要撒谎了，我厚着脸皮回答，
“我回来是因为医院认为我健康，所以打发我出院了。”
这么回答见效了。联队长看了看军医官，摇了摇头说：
“如果他这也叫健康，我就比所有医生都更了解黄疸病了。那么你的出院证明在哪儿呢？”
这可把我问住了。在罗斯托夫机场我急需证明文件，我已经把我的医生开的那个委婉的证明用于更需要的地方了。我急速想了一下，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我想出院证明会被信使送来的。”
十天前我得到的承诺兑现了，我接掌了我原先的小队。
我们的作战飞行任务不多；战友们只飞到过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尔加河港口一次。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提供支援。苏联人把该城当作要塞一样加以守卫。中队长向我介绍了近期形势。地勤人员没什么变化，负责武器的高兹和资深机师皮萨雷克都在。由于伤亡，空勤人员变化很大，我训练出的飞行员都在预备队就位了。住宿营房、办公室等都转入了地下。很快我又找回了感觉，感到回家了。次日，我们突击了斯大林格勒，德军已经占领了几乎三分之二的市区。的确，苏联人只保持着三分之一的市区，但他们以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坚守着这部分地盘。斯大林格勒就是斯大林的城市，而斯大林就是这些年轻的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土库曼人和其他蒙古人的上帝。他们像阴森的死神一样困守在每一片废墟中，潜伏在残垣断壁之间。为了他们的斯大林，他们成了一支浴火的战争兽军。只要野兽们稍一踌躇，政委们那早已瞄准他们的左轮枪就会将他们撂倒在他们捍卫的土地上。这些共产主义世界的亚洲学生以及立于其背后的政委们，注定了要迫使德国和全世界一起，放弃那种认为共产主义与其他政治信仰别无二致的宽慰想法。他们先是对我们，然后又向所有国家，宣示了他们是新福音的信徒。斯大林格勒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伯利恒，但这个伯利恒代表了战争和仇恨，毁灭和杀戮。（这一段，显示了鲁德尔这个没接受过高深教育的军人的简单思想，完全重复了纳粹的宣传，颠倒了事物的黑白。为保持本书全貌，照译出来，望大家理性阅读。——译者）
我们在空中一波又一波地突击这个红色堡垒时，占据我们思想的就是以上的观念。留在苏联人手里的城区紧靠伏尔加河西岸，每晚红色近卫军会把俄国人急需的物资拖过伏尔加河。为争夺每一片住宅区、每一个地下室、每一堵工厂里的墙壁都要爆发激烈战斗。我们必须极为精确地投放炸弹，因为我们的士兵就在几码以外墙壁废墟后的地下室里。
在我们用照片拼成的地图上，每幢房屋都可辨识。给与每个飞行员的目标都用红箭头标出。我们飞入目标上空，地图在手，确定目标和我军精确位置之前不准投弹。飞到离前线很远的城市西半部上空时，你会惊讶于笼罩在那里的静谧气氛和正常的交通情况。包括平民在内的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仿佛战争发生在远处。整个西区都在我们手里，只有临伏尔加河的小小东区遍布俄国的抵抗巢穴，可以看到我们对其进行的猛烈突击。通常俄国高炮在下午就沉寂下来，估计是用光了头天夜里渡河运来的弹药。在伏尔加河对岸，伊万们派出了一些歼击机来阻碍我们对斯大林格勒俄军阵地的攻击。他们很少飞到我们阵地上空，只要下面没有他们自己的部队，他们通常就掉头飞回去。我们的机场靠近城市，编队飞行时，我们不得不盘旋一次或两次以获得高度。这就给了苏方空防侦听人员足够时间对发出空防预警。我不愿意离开我的小队，一个小时也不愿；我们面临着很多危险，我们本能地能感觉出来。这次，我的身体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但是告病就意味着小队失去了我的指挥，对此的恐惧竟是我平添了力量。头两个星期里，我感觉就像在地狱里而不是在人间，以后我逐渐恢复了体力。这期间，我们出击了位于城北的北部战线，战线在那里连接到了顿河。我们攻击了别克托瓦附近的目标。这里的高炮火力特别猛烈，攻击很困难。据战俘说，这些高炮都是妇女操作的。当我们白天飞到这里时，我们的飞行员们说：“我们今天和高炮姑娘约会来了。”这可不含贬义，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她们打得有多准。
我们按照一定规律攻击北面跨越顿河的桥梁。最大的一座桥在克莱特斯卡娅村附近，顿河西岸的桥头堡有高炮警惕地守卫着。战俘们说，有个司令部设在此处。桥头堡每天都在扩大，苏联人在此倾注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我们摧毁了这些桥梁，延迟了敌人的增援，但是敌人很快就以浮桥代替了桥梁，跨越顿河的交通流量很快就恢复到了最大峰值。
这里的顿河防线主要由罗马尼亚部队驻守。只有在斯大林格勒真正发生战斗的地区才屹立着德国第6集团军。
一天清晨，我们联队接到了紧急报告，我们全体起飞向克莱特斯卡娅桥头堡方向飞去。天气很糟：低云，下着小雪，气温在零下20度；我们取低空飞行。向我们奔来的部队是什么人？我们才到中途呀。大群穿着棕色军服的人——是俄国人吗？不。是罗马尼亚人。有些人为了跑得更快些已经扔掉了步枪：令人震惊的场面，我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们成一路纵队向北飞去，现在到达了我们盟国的炮兵阵地。火炮还未加以破坏就被抛弃了，弹药就放在一旁。我们越过他们又前进了一段距离就看到了苏军前锋。
敌军发现在他们面前的罗马尼亚阵地空无一人。我们用炸弹和机枪攻击了敌人，但是在地面上毫无抵抗的情形下，这又有多大用处？
我们被愤怒情绪所左右，心里有种恐怖的预兆：这样的灾难怎么才能挽回呢？我毫不留情地把炸弹扔到敌群里，把机枪火力泼洒到这一波波无边的黄绿色的进攻部队中，这些波涛来自亚洲和蒙古腹地，向我们奔涌而来。我打光了子弹，连对付袭击的自卫弹药也没留下。迅速回去加油，补充弹药。面对成群的敌人，我们的攻击就像是落到水桶里的一滴水，但我现在不愿想到这些。
回来时，我们又看到了逃窜的罗马尼亚人；我已用完了所有弹药，没能阻止这种怯懦的溃散，对他们来说，这可是好事。
他们丢弃了一切，包括他们那易守的阵地、他们的重炮、他们的弹药。
他们的胆怯行径导致了整个战线的崩溃。
未遇抵抗，苏联人席卷向卡拉奇。占领卡拉奇后，现在他们对我们占领下的半个斯大林格勒构成了半合围。
我们的第6集团军坚守在城内。在一阵冰雹般炮兵集中射击掩护下，红军突击的浪涛不停地冲击着他们。第6集团军“因失血而变苍白”，它处于敌人压倒性的优势下，但是它仍战斗不息。
斯大林格勒防线北起于一个遍布湖泊的高原，南接大草原。像大海一样宽广的数百公里平原上，没有像岛屿那样的高地障碍，直到较大的城镇伊利斯特拉。防线经由伊利斯特拉折向东去。
以该城为基地的一个德国摩托化步兵师控制着大草原的广大荒凉地域。我们的盟军防守着该师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红军猜测出了我们的薄弱之处正是此地，特别是在北部的湖区，于是苏联人从此地突破，冲向西面，他们力图抵达顿河！又过了几天，俄国人到了顿河。接着，俄国人以一次强力突击在我们面向西北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卡拉奇。这样就宣告了第6集团军的末日。两支进攻的俄军在卡拉奇会师，斯大林格勒的合围圈闭合了。一切事情都以令人不安速度在发展着，我们的许多预备队都被俄军击败并被围在了俄军的钳形攻势中。在这期间，相继涌现出了许多无名英雄创造的事迹，每个德军部队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掷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前是不会投降的，他们都坚持战斗到了最后时刻。
现在我们在包围圈上空到处飞行，哪里局势危急就赶到哪里。苏军对第6集团军的压力与日俱增，但德军岿然不动。无论何处被突破，那里的突破口都会被封上，敌人会被反冲击打回去。我们的战友们为阻挡敌人的浪涛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坚守着阵地，知道不能退却，因为胆怯和背叛只会有利于红军。我们的机场现在频繁地成为苏联空军的目标，遭受着来自高空和低空的轰炸。与陆军遭受的巨大损失相比，我们的损失很小。但是，我们的油弹告缺，看来把所有中队都留在包围圈内是不谨慎的。于是，所有飞机和物资分两三批飞出了包围圈，今后这个机场就无法提供空中支援了。扬克劳森少尉率一个特别小队留在包围圈中，只要还能起飞就为四面楚歌的第6集团军提供持续的支援。其余空勤人员都撤到了奥伯利夫斯卡娅，位于斯大林格勒以西100英里处。
颇为强大的德军部队赶到萨尔斯克地域，与两个刚抵达的装甲师一起从此地发动了攻势。这些师一直没投入战斗，我们得知他们是经过休整补充的精锐部队。攻击沿着西南向东北的方向进行，最终目的是要恢复与斯大林格勒的交通，解救第6集团军。我们从早到晚为攻势提供支援。进展很快，不久战友们占领了上甘纳罗沃，离包围圈南部仅19英里了。经过激战，他们前进了差不多40英里。
尽管遇到顽强抵抗，我们仍在挺进。如果现在第6集团军能从内部对包围圈南翼施加压力，那战斗就会更激烈，行动也就更简单了。但是，即便是第6集团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他们也难以行动。第6集团军早已疲惫不堪，只是因为他们具有钢铁般意志才得以坚持下来。被围部队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补给而更加虚弱了。他们现在没有食物、弹药和汽油。气温在零下20到30度，难以忍受。他们能否突破包围取决于能否将最低数量的补给空运进包围圈。但是天公不作美，持续的坏天气阻碍了我们空运进足够的补给。以往在俄国的战斗中，这类空运总是很成功，包围总是可以解除。但这次，只有部分必需的补给到达了终点。不久，降落都困难了，我们被迫采用抛出货物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又损失了一部分物资。不过，我们仍在暴风雪中坚持空运，在此种恶劣条件下，一些珍贵的物资落入了苏联人手中。
有消息说又发生了新的灾难，在南部我们盟军防守的战线上，苏军打开了一个大口子。如果不能阻止这次突破，整个南方战线将会大难降临。我们没有预备队了，只能动用原来用于从南方解救斯大林格勒的突击群。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被抽调出来，派到了新的危机地区。我们整天飞在德军攻击前锋上方，很清楚抵抗的力量有多强，我们同时相信，这些德国师定能抵达包围圈解救被围部队。
由于现在不得不分兵，一切都完了。已经太迟了，无法救出第6集团军了，它的悲惨命运就这么注定了。不让兵力集中的强大突击群继续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决定绝对是悲惨的打击；单凭这支部队剩下的残兵不可能解救斯大林格勒。
在两个决定性的地点，我们的盟军都被苏军压倒。德国士兵没犯什么过错，可第6集团军却断送了。赔掉的还有斯大林格勒城。随着斯大林格勒的丧失，消灭掉红军精锐的可能性也失去了。
8章 撤退
扬克劳森带着剩下的油弹飞回了联队。他在困难情况下表现出色，但他来到奥伯利夫斯卡娅后发现这里并不平静。一天早上，在机场远处响起了步枪射击声。其后我们发现，另一部队的地勤人员与苏联正规军交上了火。气象值班员发射了一连串红色信号弹报警。我和全中队立即起飞，在机场附近我看到了马匹，下了马的骑兵们就站在马旁，都是伊万。在北面，还有数不清的马匹、人员和物资。我爬高，心里很清楚我们的防御现状，想要对总的形势来个预判。很快我就发现：来者是一个俄军骑兵师，如入无人之境。在我们北面，没有连绵的防线，所以苏联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个新形成的缺口溜了进来。其主力还在机场两三英里以外，其前锋已抵机场周边。这附近没有我地面部队，情况危急。我们首先趁其炮兵尚未建立阵地时用炸弹摧毁了它，接着对骑兵展开攻击。一支没有马的骑兵部队丧失了其机动性，也就丧失了战斗力，我们只好射倒了他们所有的马。
我们不停地起飞降落；所有人都狂热地忙碌着。如果我们不能在日暮前把他们统统干掉，那么夜间我们的机场将处于危险之中。
下午，我们发现了几辆苏联坦克。它们正全速向机场碾来。我们必须干掉它们，不然我们输定了。我们带弹飞入，坦克躲闪着。迫在眉睫的自卫需要催生了我们不曾有过的精确性。攻击后，我们爬升，取最短的路线飞回机场，我们对自己的战果和防御方式深感满意。突然我看到在我正前方……就在机场边上……出现了绝不可能的一幕。最后一辆苏联坦克已逃脱了我们的轰炸，正专注于完成它的任务。单凭自身火力，它足可以把整个机场变成火海。于是，我再次俯冲，精确地瞄准后，用一颗炸弹把它结果在距跑道几码远的地方。
到了晚上，我总共出击了十七次，我们可以端详一下战场了。战场上静悄悄的，所有目标都被干掉了。我们今晚能睡个好觉了。当我们在空中进行扫尾出击时，机场的高炮部队也离开了阵地，在机场外围组成了一道防护屏，为的是防止入夜后有个把活着的伊万昏了头，跑错了方向。我个人认为这没必要。少数逃走了的敌人更愿意跑回去，向后方的司令部报告：他们以前的骑兵部队回不去了，一笔勾销了。
圣诞来临前，我们向西移动些许，驻在莫罗索夫斯卡娅。这里的情况与以前相似，伊万就潜伏在距乌罗宾机场几英里远的地方。每次起飞都受到天气阻碍。我们可不希望在无法从空中还手的情况下又在夜间遭到伊万袭击，12月24日，我们向东南移动，撤到另一个机场。但是持续的坏天气使我们在飞行途中被迫折回，只好在莫罗索夫斯卡娅尽可能地欢度圣诞。在圣诞夜，我们都明白，哨兵随时会报警的。如果有警报，我们就要起身守卫机场和飞机。大家都忐忑不安，只是各自表现程度不同而已。虽然我们唱着圣歌，但节日气氛却一扫而光。皮萨雷克在八点过后来了个节日动作，他抓住扬克劳森，像熊一样抱着他满屋旋转起来。不喝酒的女士和熊一起跳华尔兹的场面使气氛活跃起来，大家都笑起来，沉闷的气氛被驱散了，阴郁的坚冰被敲碎了。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到了袍泽之情。
次日我们得知，就在圣诞夜里，苏联人占领了30英里以西的塔辛斯卡娅机场，我们联队的运输中队就驻在那里。苏联人的行为令人发指；我们一些战友的遗体被彻底毁了，眼睛被挖出，耳朵和鼻子被割掉。
现在我们尝到了斯大林格勒溃败的苦头。圣诞节那一周，我们在和塔辛斯卡娅以北和我们机场周围的地军作战。逐渐地，空军作战部队被从后方调了上来，新锐编队也从预备队中集结完毕。一个掩护我们机场的单薄防御屏障建立起来。乐观者称其为防线；但是在久经战阵的师团可以再次投入战线之前，这里不存在真正有战斗力的力量。虽然目前这种局势不是这些师团造成的，但只有指望他们才能恢复局势。在他们到来之前，局势仍是严峻的，需要采取许多临时措施救急。鉴于这种新的局势，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支援沿着奇尔河部署的奇尔战线了，这条战线位于尼什奇斯卡娅和苏尔维奇诺地区，此前我们一直为其提供支援。
奇尔河战线是新建立的东西走向防线，防御的是敌人从北面发起的进攻。它前面的地形非常平坦，没有障碍物，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大草原。唯一可以用做隐蔽的地方被称为“巴尔卡斯”，就是地表的裂缝，其底部与周围地表高差达30英尺。它们还较宽，车辆可以停放在里面，而且不仅可以首尾相接地停放，还可以肩并肩地停放。从罗斯托夫到斯大林格勒，这样的平原延伸数百英里。如果没有看到敌人在行军，那么总能发现他们隐蔽在这样的地形里。
在晴朗寒冷的天气里，早晨常会起大雾，但经常是我们升空后雾气才聚集起来。一次在奇尔河前线飞行时，我们正要返航，突遇大雾。我立即带领编队降落在一片旷野里。四周看不到我方部队，亨舍尔和几个机枪手出去侦查。他们三个小时后才回来，在离我们几百码远时，他们只有靠高声叫喊才能找到我们。我把手放在眼前，竟几乎看不到它。直到中午雾才消散了些许，很晚后我们才得以顺利降落到机场。
一月份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指挥部在塔辛斯卡娅短暂驻扎后又迁至斯卡契蒂。这里的战斗主要针对着威胁顿涅茨地区的敌人。我中队使用位于沃洛斯奇洛夫格勒的机场向北出击。此地距顿涅茨不远；敌人越过顿涅茨河的尝试从这里可以轻易遏制。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我们不停地出击，历经激战，这使我们能投入作战的飞机数量大大减少了。全中队此刻的飞机尚不足以组成一个较强的小队。单独出击鲜有收获，我们都是编队出击，领队的职责通常落在我肩上。整个顿涅茨地区布满了工业设施，主要是矿业设施。一旦苏联人占领了这些厂矿，那么将很难把他们赶出去；在此他们可以找到掩护和伪装。在烟囱和井架中采用低空攻击战果有限，飞行员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躲避周边障碍物上，因而无法集中精力于目标上。
一天，尼曼中尉和库夫纳中尉一起庆贺了他们的生日。我们在卡缅斯克以北搜寻敌人，特别是寻找敌人的坦克，这样各个飞机就散开了。尼曼是库夫曼驾驶的飞机的乘员，库夫纳飞机的尾部跟着一架拉格5。我对他们发出了警告，尼曼问“在哪儿？”他看不到敌机，因为那架拉格是从后面悄悄摸上来的，现在敌机抵近射击了。我立即掉头赶过去，心里对于能否及时到他们哪儿也没底。我恰好赶到那里，把他们后面的敌机打掉了，这时他们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此后，尼曼再也不说他从来不漏掉一架敌机了。
这样的“生日庆贺”很逗乐，还有很多类似逗乐的事。我们有个军医官，飞行员们说他受不了“射击的噪音”。一天拂晓，扬克劳森打电话把医生叫了起来。扬克劳森假装成是空军医务团的上司：
“你立即准备飞入包围圈。”
“您能重复一遍吗？”
“你立即准备飞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你去那儿替换一位同事。”
“我没搞明白。”
医生就住在楼下，我们奇怪他为什么听不到扬克劳森在楼上发出的大嗓门，他肯定是过于兴奋了。
“您知道，我心脏不好。”
“这不在话下。你立即起飞去包围圈。”
“但您知道，我最近有个手术。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是否更好些？”
“你不是真这么想的吧！我想象不出你要临阵脱逃。如果我们指望不上你，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笑得岔气了。次日，医生烦躁不安地四处走动，但是他对每个愿意听他讲的人吹嘘说他将要去执行一项特别危险的任务。几天后，他才恍然大悟这是个玩笑，然后就被调走了。这对我们双方都是好事。
在此期间，我们短暂地使用了一阵罗温斯基的机场，然后转场至离斯大林诺不远的格尔洛夫卡，那是顿涅茨工业区的中心。暴风雪阻碍了我们的飞行活动：要让全中队都升空成了件耗时的工作。
施沃布拉特少尉被任命为我的替补军官，他第一次执行飞行任务就单独和我飞往阿特莫夫斯克。我飞在前面，与他拉开了一段距离，显然他在雪中滑行时遇到了点困难。他升空后没有取捷径与我汇合，反而沿着我的轨迹飞，没有与我靠拢。几架拉格飞过来拿他取乐，把他当靶子练习射击。他没被打下来简直是奇迹，他笔直地飞着，没有采取任何防御动作；显然他认为这是正确的方法。我不得不掉头回来，跟在他后面，俄国歼击机躲开了。降落后，他发现机身和机尾遍布弹洞，他对我说：
“高炮密集火力打中了我；肯定是高炮干的，因为我没看到有敌机。”
我带着一丝讥讽说：
“我必须热烈祝贺你，因为你的后座机枪手表现出色，他好像下决心什么也不想看到——即使拉格拿他当靶子练习他也没看到。
但是，施沃布拉特日后证明了他是联队里最优异的飞行员，是具备顽强精神的典范。大家公认他是我的影子，战斗中他与我密不可分。此外，他带着和我一样的热情加入了我的所有体育活动，他也从不喝酒抽烟。不久，他就证明了他的飞行技巧。他总是担任我的僚机，我们俩经常独自出击。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俄国人正准备沿康斯坦丁诺夫斯卡到克拉玛托尔斯卡娅的道路向西突击，突击指向我们北面的斯拉维扬斯克。在一系列的攻击中，我的出击次数达到了1000次。我的战友们送给我一把幸运烟囱扫帚和一头猪表示祝贺。尽管我本人强烈反对，我的第1001次出击完成后，我要离开前线达数月之久。
第9章 斯图卡对抗坦克
我先要回家度假；但是我决定开始度假前先飞到柏林，去看看上级到底怎么安排我。有一项特殊任务在等着我，因此我要去航空部报道。这么安排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的出击总次数高。如果这就是把我召来的原因，我将不会再让他们计算我的出击次数了。在柏林，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立即重掌指挥；我的联队可能搞错了。”
但是在部局这一级机构里，原则上是不会出错的。打过许多通电话后，我被告知继续休假，假期结束后前往雷希林，那里正在进行在飞机上安装反坦克武器的试验。负责此项目的指挥官是斯提佩上尉，是我的老熟人。全部实验设施将迁到布良斯克去验证其效用。这项任务听着还不错，但仍然不是作战指挥任务。我接到祝贺，告知我已提升为空军上尉。
接下来的两周我都在圣安东滑雪。那里正举办一场盛大的锦标赛。由于我是个活跃的参赛者和军阶较高的军官，所以当上了空军队的队长。有些高手参赛：延尼温、普费弗尔、加贝尔和舒勒，他们也代表空军参赛。这是个令人愉悦的假期，两周下来，我又充满了活力。
我不愿先去雷希林，我宁愿直接去布良斯克。反坦克试验部队已组建完毕，已经进行了初步试验。我们在容88驾驶舱下安装了75毫米加农炮，在我常飞的那种容87斯图卡型号双翼下各加装了一门37毫米加农炮。这些炮使用一种特殊的带沃尔夫拉姆弹芯的炮弹，理论上可以穿透各种装甲。这种炮弹在穿透防护装甲后才爆炸。容87本来速度就慢，现在受到装载的加农炮的负面影响变得更慢了。它的操纵性能大大降低而着陆速度却大大增加了。但是现在要优先考虑火力而不是飞机性能。
在容88上加装大口径加农炮的试验不久就放弃了，因为遇到的困难使其成功的希望渺茫。同时，加装火炮的容87作战编队也遭到了失败。我们试验的大多数装备都是成问题的；能让我动心的是使射击精度保持在20-30厘米范围的可能性。我的结论是：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精确性，就可以较容易地击中坦克的薄弱部分，当然要靠得足够近才行。通过使用逼真的模型，我们学会了准确无误地辨认出各种俄国坦克的型号，了解了这些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引擎、油箱和弹仓。仅仅击中一辆坦克是摧毁不了它的，必须用燃烧弹或者高爆弹击中其特殊部位（如油箱或弹仓）。就这样过了两个星期，然后航空部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立即转场至克里米亚。苏联人对那里施加了很大压力，我们肯定能有用武之地以检验我们的理论。在配备着高炮阵地的静态防线地区，采用低飞进入并在距目标几码远的地方开火这种方法行不通；我们确知，这样干的结果是损失大于战果。我们只能在战线移动的区域，使用我们的试验武器，因为敌军的高炮也在移动中。斯提佩上尉留在布良斯克，以后再来与我们会合。我带着所有能飞的飞机经科诺托普和尼古拉耶夫抵达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在刻赤我碰到了我的联队，又见到了熟悉的面孔而眼下又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分子，这让我心如刀绞。他们正在轰炸激战中的克里木斯卡娅桥头堡。战友们告诉我，苏联坦克取得了突破，正在原先的主防线外不到一英里处推进。这就意味着，我们攻击他们时，他们还处在他们防线内配置的强大高炮火力的掩护下。
此战区的防空火力集中于一个非常狭窄的空域。距里海不远处坐落着苏联的石油中心，在那些油田附近的战斗已告结束，苏联人把部属在那个遥远地区的高炮悉数集中到了这里。这些高炮途经莫斯多克——皮亚特哥尔斯克——阿马维尔——克拉斯诺达尔运来。我们抵达此地后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最初的试验，地点在克里木斯卡娅以南。敌人取得突破的坦克位于他们的主防线前800码。我们急切地想搞清能做些什么。做不了什么，我尚飞行在我方防线上空就被高炮直接命中了。其他飞机也好不到哪里去。更糟的是，敌歼击机也到场了，是老式的喷火式，这是我首次在俄国战场碰到这种飞机。我们的一个年青少尉被击落在一个果园里，当晚他带着水果回来了，伴随他的还有腹泻。
这样的开端和微弱的战果使我们的未来看来不妙。无论何处，只要我们一露面，我们就成了大家的同情对象。我们的同情者们都认为我们活不了多久了。高炮火力越猛，我的战术就越发展。显然，我们必须携带炸弹对付敌人防御，可我们不能既携炮又挂弹，那样飞机负重太大。而且，带加农炮的容87不能俯冲，因为机翼负载太大。可行的答案就是用常规斯图卡护航。
苏联人的新攻势为我们提供了试验这种新战术的机会。在泰姆鲁克西北，苏联人对库班防线发起了进攻。他们摆渡了两个师的部分部队越过泻湖，希望借此机动导致库班防线的崩溃。在泰姆鲁克西北，我们只有一些孤立的支撑点和一条极薄弱的防线扼守着泻湖和沼泽地。自然，我军力量有限，根本无法对抗苏联人的新攻势。
我们的侦察证实了强大的船队集结在杰斯克港和阿卡特瑞附近。我们的斯图卡攻击了这些船只。但是目标太小，船只太多，仅靠这样攻击改变不了俄国人的企图。现在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地蜂拥过泻湖。他们要穿越的总长度约在30英里左右。这些泻湖由小河道连接着，俄国人越来越接近了泰姆鲁克，绕过了库班防线，深入到了我们的大后方。他们间歇性地停下来稍作喘息，休息时借高大芦苇为掩护，也在湖中小岛上歇脚。他们以这种方式隐蔽时，要发现他们和确定其位置是很难的。但是，一旦他们要继续前进，他们又不得不穿越开阔的水面。我们从早到晚都在空中，在水面上和芦苇中搜寻船只。伊万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筏子，很少看到带引擎推进的船只。除了步枪，他还带着手榴弹和机枪。小船上有五到七人，大一些的筏子上有多达二十人。对付他们用不着我们的反坦克弹，不需要用高能弹。另一方面，必须要有一种有效对付树木的炸弹，这样藏于其下的船只会被迅速摧毁。用常规高炮炮弹加上特殊引信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武器。任何穿越水面的物体都被干掉了。伊万的船只、人员损失想必很大，我本人几天时间里就单独摧毁了七十只船。
逐渐地，敌人的对抗力量加强了，但这阻挡不住我们。
空军中尉拉夫纳是友邻反坦克中队的一名优秀后坐机枪手，他们使用亨舍尔129s型飞机，他被击落后，像鲁滨逊?克鲁索一样落到了泻湖中央的一个小岛上。何很幸运，他被德军的一连突击队搭救出来。不久，苏联人意识到必须打消他们的企图了，损失这么巨大，胜利是无望了。
现在快到5月10号了，我得知元首已加授我橡叶了；我要立即赶赴柏林参加授勋仪式。次日晨，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驾着我那装了加农炮的飞机低飞至刻赤海峡搜寻船只，我坐在一架梅109里飞往柏林。在路上，我想出了一计以使我能重返我的联队。在总理府，我从元首的空军副官冯?贝罗中校那里得知，有十二位士兵与我一起授勋，他们来自各军种，军阶各不相同。我告诉冯?贝罗中校，我打算向元首解释我厌倦了待在试验部队，希望被批准重掌我原来在殷迈曼联队的作战中队。只有接受了我的条件，我才肯接受授勋。他敦促我不要这么做，承诺他会搞定一切的。我已经向空军司令部提出了备忘，这一点我没对他说。
在我们向元首报到前，冯?贝罗带来了好消息，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事情。我可以回我的老中队，条件是我要继续研究试验飞机的有用之处。我高兴地答应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愉快地接受橡叶了。
元首把勋章别在我们胸前。他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及军事形势，过去、目前和未来的计划。他谈到了在俄国的第一个冬天和斯大林格勒。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当时都在前线，我们对他对细节的准确把握感到吃惊。他没有批评前线的德国士兵，他的观点与我们这些经历过这一切的军人完全相同。他胸有成竹，充满自信。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赢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否则全世界将在劫难逃。目前西方列强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拒不承认他们的政策将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因此布尔什维主义必须靠我们来粉碎。他展现出的冷静感染了我们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地奔赴自己岗位。两天后，我回到了驻在刻赤的老联队，重掌我的老中队。
第10章 在库班和别尔哥罗德
我带来了一架装加农炮的飞机，我向中队介绍了这种新武器的性能。只要我一发现装备了新武器的分队可以派上用场的机会，我就会带上它一起飞。不久，这个分队改编为一个反坦克中队，独立编制了，但是在作战方面它仍受我的监督和领导。留在布良斯克的那部分单位也与我们会合了，斯提佩上尉归队了。
苏联人已渡过了黑海，出现在我们后方，对于我们的斯图卡轰炸机来说，这回活可多了。苏联人在诺沃罗西斯克正东和东南方的多山沿海地带登陆，建立了滩头阵地。人力、物力增援不断到达滩头阵地。这里也成了我们频繁光顾的地方。就像在库班的战略要点一样，这里的高炮火力也极为猛烈。我的许多战友牺牲于此。我们的中队长在滩头阵地上空跳伞，他很幸运，风把他吹回了我军防线。我们穿梭于克里木斯卡娅和滩头之间。我总是带领着我的小队俯冲到接近地面的高度，再低飞到滩头附近的海面脱离，或者从北面的沼泽地上空脱离，那里敌人的空防较弱。降低炸弹的投放高度提高了爆炸效果，敌人的防空人员还没有适应我们这种低空战术。
在我们接近克里木斯卡娅时，要飞过一条长满烟草的山谷，这时下面的高射炮开火了，很多新手会感到恐慌。当听到耳机里传来“老家伙们”讲笑话或者唱歌的声音时，他们就会镇静下来。有人喊道：“马克西米连，来一个！”这是在叫第2中队的中队长。他总是在高炮上方兜圈子，没完没了地拖延俯冲，搞得跟在他后面的飞机晕头转向。这份自信中蕴含的冷静很快感染了新手们。我也时不时地翻个跟头或来个滚翻以及其他特技动作；我猜想地面的高炮手们是不是觉得我在逗弄他们？
这里天气很好，夏季总是蓝天白云。只要没有飞行任务，我们就去海水浴，不是去亚速海就是去黑海；部分海岸拥有很棒的海滩。如果舒尔布拉特和我想跳水了，我们就去刻赤港，那里的吊车和高墙可以提供足够的高度。
刻赤机场拥挤不堪，我们中队转场至六英里以西的刻赤-贝杰罗沃，我们下榻于一个集体农庄里。这里木材充足，我们动手建了一个杂物棚。此时，汽油已定量使用，只有绝对需要时我们才起飞。几周以来，我们拥有了连续的空闲日子，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度日。舒尔布拉特和我每天都跑六英里，这样我们不仅仅从空中，还从地面上了解了整个城区。
苏联的P2s和老旧的DBIIIs每晚都来探望我们；它们主要轰炸火车站、港口和刻赤机场。我们有些高炮驻防，偶尔还有些夜间战斗机。我们常常驻足观望着它们来去，每次进犯都有一些敌机被打中，燃烧着掉下来。我们的对手夜战技能不高，明显需要更多的练习。一列停在支线上军火列车被一颗炸弹命中，持续数小时的爆炸以一种诡异的光芒照亮了夜空，大地在爆炸中颤抖。很快，这种轰炸成了惯例，我们一般照睡不误；否则次日轮到我们炸他们时，我们会受到睡眠缺乏的影响，这种影响会导致灾难发生。
我们正处在6月末，就要结束在克里米亚的日子了。施佩尔部长到访，他是为刻赤的一项巨大的道路工程来的；与此同时，日本人来到了我们联队参观。
也是在同时，我们联队长库普弗尔少校迎来了他的生日；有太多的理由值得为他庆贺一番了。陆军的一个乐队到场，演奏着轻松愉快的乐曲，但是有点跑调，这使得联队部的夏季花园里气氛活跃起来。他们演奏了大家点的曲目，每个人都可以点曲目。在这样的场合下，人们忘记了家乡远在天边，战争还在继续。眼前的一切都超越了时空，进入了一个美妙平静的乌有之乡，那里不再有克里木斯卡娅，不再有滩头阵地，没有痛苦。这样充满轻松和幻觉的时光深深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
到7月初，苏军的压力减弱，德军的战线稳定下来。它位于克里木斯卡娅和摩尔达文斯科伊之间，仅仅后退了几码。我们还来不及为我们的棚屋温居，就在7月4日接到紧急转场的命令。没人知道我们要到哪里，我们只知今天飞到美利托波尔，明天才能接到进一步指示。我们起飞，飞越深海，向北方飞去。
美利托波尔是位于交通线上的城市，远离前线。机场上驻有装备着亨克尔III型的轰炸机部队；我们的战友透露，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一个德国演出团要来表演，是个由十位年纪在18-20岁间的美少女组成的芭蕾舞团。于是为了次日的演出，飞机被迅速装点起来并检修完毕。仿佛每个人都插上了丘比特的翅膀。每个人都以闪电般的速度梳洗干净，飞奔至剧场。隔了这么长时间能看到美丽的德国少女，使俄国前线的每一个士兵心中都荡漾着欣喜之情，无论是年轻士兵还是年长士兵。那个一贯滑稽的瑞克尔少尉，把剧院前面种的植物连根拔起，为的是稍后把他们当作鲜花献上。为了部队的荣誉，陆军不肯把座位让出来，我们与他们展开了激烈竞争。我无法确定我们是否会拜倒在女性魅力的裙下，抑或经过了在俄国的这些日子我们是否会发觉少女们更美丽了。舒尔布拉特对此也有疑虑。最后，他建议如果我们继续我们惯常的六英里长跑也许会更好些，那样我们就能摆脱这些疑虑了。
清晨，发动机再次欢唱起来。我们现在得知了我们的目的地：哈尔科夫。我们降落在城北的机场，下榻于郊外。城市给人印象不错，无疑是苏维埃俄国的一个展示样板之一，这样的样板我们很少能看到。红场上矗立着一座摩天大楼，是典型的苏式建筑，虽然遭到了损坏，但仍使人目瞪口呆地驻足观望，这是令伊万感到自豪的东西；其他建筑大都是沙皇时代的产物。这座城市有公园，有四通八达的大街，还有电影院和一个剧院。
次日破晓，我们起飞前往别尔哥罗德，那是我们今后几星期的作战地域。我们看到地面上集结有突击师，那是我们在东线的老相识了。我们很高兴能与他们一起作战。我们得知，我们要在这里向前推进，不会遇到令人不快的意外。除了装甲师，精锐部队“条顿”师和“大德意志”师也部属到了前线。这次攻势指向北面，目标是苏联重兵防守的库尔斯克。俄国防线呈现出一个突出部，西端延伸到科诺托普，南接别尔哥罗德北侧，以该城为枢纽折向南面的旷野，直抵奥廖尔。我们要对这个突出部发起钳形攻势。
理想的方案是在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之间建立一道防线；投入的兵力能达到这个目的吗？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我们从早到晚飞在坦克前锋上空，他们的突破纵深已达25英里，抵达了奥博扬郊区。
苏联的抵抗力量在地上和空中都很强大。在最初几日的某个早晨，快到抵达别尔哥罗德时，我看到在左舷有半个编队的He.III飞在我上方。高炮对他们开火了，一架飞机凌空爆炸，化为碎片。这样的场面使人更坚强，我们战友的不能白白牺牲。稍后，我们攻击了同一地区的苏军防空部队，低空攻击时我常常能看到那架被击落飞机的残骸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下午，来了位空军上尉，告知我的堂弟当天阵亡了。我回答说，我堂弟应该就在当天早晨在别尔哥罗德西北被击落的那架亨克尔上。上尉很惊讶于我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我堂弟是我叔父在战争中失去的第三个儿子，叔父本人不久也告失踪。
联队于下个星期遭受了沉重打击。我在培训学校时的朋友，第8小队队长空军上尉武特卡阵亡了；空军中尉施密特也阵亡了，而他的兄弟刚在西西里的空战中阵亡。在武特卡和施密特阵亡这两件事上，我们不清楚当他们俯冲时或是投弹时飞机是否爆炸了。有无可能是人为破坏导致短路引起炸弹爆炸呢？数月后，发生了几起同样的事，上述念头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目前，尽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我们还是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进行这些作战时，我们脚下在上演着猛烈的坦克大会战，自从1941年以后，这样的场面难得一见。大群坦克在旷野里面对面厮杀。敌人的反坦克防御部署于后方，其反坦克炮经过了伪装。有时，他们的坦克也挖壕固守，尤其是当它们丧失了机动能力但仍保持着火力时更如此。
苏联坦克在数量上远超过我们，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我方坦克的性能和火力上的优势。正是在此，我方的虎式坦克组成较大编队投入了战斗。所有型号的我方坦克射击速度都较快，火炮射击也更精确。这主要是由于我方武器更精良，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的坦克兵更精锐。
对我方坦克更具威胁的是苏军的重型和超重型反坦克炮，这些武器在每个战略要点都会出现。俄国人是伪装大师，发现和摧毁他们的反坦克炮很困难。
大群坦克鏖战的场面使我想起了我那装着加农炮的实验编队，自从离开克里米亚以来，我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有这样大的敌坦克目标，有可能拿来一试。的确，掩护着苏军坦克部队的高炮火力很强，但我自言自语道，两军面对面相距1200到1800码，除非我被炮弹直接命中像一颗石头一样栽下来，那么我定有机会把受伤飞机迫降到我方坦克附近。于是，第1小队带着炸弹飞在我后面，我则驾驶着唯一装备着加农炮的飞机，就此开始了尝试。
第一次攻击中，在我的加农炮轰击下，四辆敌坦克爆炸了。到了晚上，我干掉的敌坦克总数上升到了十二辆。我们在追逐敌坦克时都被一种激情左右着，这是辉煌的感觉，因为每干掉敌人一辆坦克就意味着拯救了更多德国人的生命。
第一天过去后，维修人员忙得腾不出手来，飞机被高炮严重损毁。受伤如此严重的飞机寿命很短。但重要的是：魔咒被破除了，在这架飞机上我们拥有了一样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很快在各处使用，用它能成功地对付苏军令人生畏的数量庞大的坦克。从小队到中队再到联队直到大队，上下都对这一新发现和其实用例证欣喜不已。为确保这类飞机供应，当即向所有反坦克试验部队发出了指示，要求所有能飞的飞机及其乘员都飞到这里。就这样，反坦克小队组建起来，出于作战考虑，它归我指挥。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方案不断完善并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当带炮飞机攻击时，一部分轰炸编队专门对付地面空防，其余飞机盘旋在低空，像趴窝的母鸡看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反坦克飞机，以防敌歼击机的袭击。
我渐渐地发现了诡异之处，高超的技术反而经常导致了伤亡。在敌人空防薄弱的地区我们竟然损失了飞机，原因是我们在双方炮火对射区域上空盘旋。必须躲开炮弹弹道经过的空域，否则就会有因“事故”而被击落的危险。
对于我们从空中攻击坦克的战术，一段时间后，苏联人相当成功地找到了对付办法。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使高炮与先头坦克一同机动。坦克都带上了烟雾弹用来制造一道烟雾屏障或者用来假装起火，以此蒙骗攻击机，使攻击机觉得已经达到了目的而飞走。有经验的飞行员很快就识破了这套把戏，再也不上当了。真正起火的坦克会发出明亮的火焰，而要想模拟出这样的效果对坦克很危险。多数情况下，当火焰烧到坦克携带的弹药时，坦克就会爆炸。如果我们的飞机还保持在坦克上方15-30英尺的高度时，坦克突然爆炸了，这会令我们极不舒服。在起初几天里，这种事我碰到了两次。当我突然飞入一片火海时，我想：“这回可完了。”
但是我飞了出来，毫发无损地穿了出来。我座机的绿色涂装烧焦了，坦克爆炸的碎片造成的弹洞布满了机身。我们有时从后面，有时从侧面向钢铁怪兽们俯冲。攻击的角度不能太大，这一是为了防止我们离地面太近，二是为了防止如果没有击中再拉起时遇到危险。如果打得太偏，那就几乎不可能避免与地面碰撞，从而导致危险结局。
我们总是试图击中坦克最薄弱的部位。坦克前部是其最防护最强的部位，因此每辆坦克都是尽可能地以前部对着敌人。它的侧面防护稍弱。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目标是后部。这里安装着发动机，因为散热的需要，只安装了一块薄钢板，为了增强散热效果，就是这块薄钢板上也打了许多大散热孔。这是个绝佳的瞄准目标，因为有发动机就会有汽油。发动机做功时，要喷出蓝色的废气，这从空中可以轻易地发现。坦克的油箱和弹药一般都置于两侧，那里的装甲防护要比后部厚。
坦克经常搭载着步兵。如果我们事前知道这些步兵在哪里跳下坦克，即使坦克全速前进，我们也会等在那里。他们这时也明白他们的死期到了，在我们扑向他们之前，他们只有一秒钟的反应时间。伊万通常选择跳到地上迎战我们。
7月下半月，德军攻击部队面前的抵抗更顽强了，每道障碍都要经济战才能取得，进展很慢。我们从早到晚地不断起飞去支援我们的前锋，现在我军已向北越过了皮斯科尔河，该河与从别尔哥罗德方向过来的铁路线平行。
一天早上，刚领受了任务，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强大的伊尔II机群已经临头，他们低空飞入，因而未被发现。我们向各个方向起飞以求离开机场，很多我们的飞机尚在相反方向滑跑着。结果，奇迹般地没发生什么大事。我们机场的高炮部队尽最大努力地猛烈开火，这使得伊万们望而生畏。我们看到普通的20毫米高射炮弹一打到俄国轰炸机的装甲上就弹开了。
使用这种弹药很难奏效，但是如果使用20毫米穿甲弹，我们的轻型高炮也能把有装甲防护的伊万揍下来。
出人意料地，我们接到命令转场至奥廖尔，那是在突出部的另一侧。苏军在那边转入了进攻，正威胁着奥廖尔。数小时后，我们飞越科诺托普，抵达奥廖尔以北的机场。我们发现奥廖尔周围的局势恰恰与我们在哈尔科夫听到的小道消息相吻合，苏军正从北、东、南三面攻击奥廖尔。
我军的攻击全面停止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是西西里登陆，接着是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两件事都使得我们不得不撤出精锐部队，迅速地将他们投入到欧洲的另一边。这几周里，我们经常议论：苏军完全是仗着西方盟国的支援才能继续作为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存在。
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讲，8月对于我们都是炽热的。南面，为了争夺科洛梅展开了激战。最初我们在这一地域的攻击都是对准城内的一座桥，一次攻击时，我遇到了件奇特的事。我俯冲时，一辆俄国坦克正过桥；而片刻之前，我看到桥面上还是空的。当坦克行至桥中央时，一颗投向桥梁的500公斤炸弹将它和桥梁炸上了天。
这里的空防出奇地强大。几天后，在北方地域，鲍尔楚以西，我的引擎被直接命中。碎片溅了我一脸。我立即想到跳伞，但是谁知道风会把降落伞吹到哪里？安全落地的可能很小，特别是游击队还活动在这一带。但我还是成功了。我驾着引擎停转的飞机强行着陆在德军防线的最前沿。几小时后，我被防守此地防线的陆军送回了机场。
我立即起飞，开始了对同一地域的又一次出击。再次飞回刚被击落的同一地区，这种感觉是颇为独特的。这让你连犹疑和思考所要面临的危险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即将到达攻击阵位，我为了观察重型高炮阵地，爬升到了相当高的位置。敌高炮向我们开火了，从炮火的闪光可以确定敌人的炮位。我立即转入攻击，同时命令随行的飞机向俄国高炮阵地投弹。我返航时想到现在俄国人也一定被搞得很狼狈，心中感到一丝宽慰。
奥廖尔地区的机场每晚都遭到俄国飞机轰炸。起初我们还睡在帐篷里，后来干脆搬到机场的石砌建筑里。沿着帐篷挖了狭长的战壕，只要轰炸机一露面，我们就应隐蔽在战壕里。可是有些人在轰炸期间照睡不误，因为白天飞了一整天，第二天要想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飞行，那么好好睡上一觉是必须的。不管我们怎样应付，俄国人总是保持着整夜的轰炸。我的朋友瓦尔特?克劳斯，时任第3中队中队长，就这么被炸死了。我们曾在格拉茨共同接受培训，以后他当了侦察机飞行员。来到我们部队后，他如鱼得水，也成为了我们联队的财富。他刚被提为中队长并被加授了橡叶。我们痛心于失去了一位朋友加战友，他的死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神秘的命运之手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我们注定要承受的打击呢？
我接掌第3中队，不再担任第1小队队长了。我早就从内部知道这事了，我不是还兼任第3中队的维修官吗？我去第3中队办事时就熟悉了所有新人，当3中队长贝克还在任时，把新人们训练出来是不难的。我们给贝克起外号叫费多林。他无所不知，他是中队的灵魂，是地勤人员的当家母亲。我们的医疗事务由斯塔布萨尔兹?卡德曼负责，他是大家的朋友和顾问。不久，第3中队部形成了类似家庭的氛围，发出和执行命令都是本着精诚团结的精神。升空后，我们免去了重组，因为我去年就经常带着他们出击。
我在这里完成了1200次出击。我曾为一个战斗机中队护航，碰巧滑雪明星扬尼温也在这个中队。休息时，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国内的山峰，当然话题离不开滑雪。在一次联合行动后，他未返回，被列为了失踪人员。显然，他被击中了，据他的战友们说，他通过无线电说：“引擎被打中，我正朝太阳飞。”但是，事发当时，在奥廖尔东北面，太阳都被高射炮火遮蔽了。他机头朝下栽了下去，在无人区地面上翻了跟头。他和飞机就摆在原地，躺在一条溪谷的斜坡上。虽然他好像在空中就被打得不轻，而且他落到地面上的冲击力也太大了，可我起初还是认为他能成功迫降。飞过出事地点数次后，我看到失事飞机里没动静。我们的医生在陆军帮助下到达了失事飞机，但是对于机组乘员已经太晚了。他带了随军牧师，这样我们的两个战友就长眠于斯了。
往后的几天，除去必须的交流，我们中队里很少有人讲话。这段日子里的痛苦使我们压抑。别的单位也一样。一次在拂晓时分发动的对苏军重点炮兵阵地的攻击中，第1中队和我中队飞在一起，其第2小队由贾克尔中尉率领。他已经成为了出色的飞行员，有一套已成为本能的飞行绝技。无论何时，只要他看到敌歼击机，他都要攻击，不管敌人飞机在速度及火力上拥有极大的优势。在库班前线，他就留给我们许多笑料。他总是争辩说，他的容87特别快，全速飞行时能令人目瞪口呆。这个快乐的家伙经常打下一架歼击机。他让人联想到，一只寻找猎人的牧鹿游荡在树林中，只要发现猎人就毫不迟疑地放低鹿角，发起攻击。他是他那个小队的灵魂和生命，他能整夜讲笑话，而且不带重复。博尼法西奥?凯瑟维特和其他的民谣都是他的保留节目。
在那个特殊的早上，他带着小队攻击了附近的敌炮兵连，我们正在返航途中。我们正飞越我方前线时，有人大喊：“敌机！”我看到了它们，距离很远。它们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贾克尔掉头与它们缠斗起来。他打下了一架，但是肥延施，他那可靠的后座机枪手这时也是左顾右盼，根本顾不上眼前。这时，一架拉5从后下方咬上了他。我看到他的座机从600英尺高度向后来了个俯冲，化为了火焰。我只能设想，埃格伯特沉醉于空战，忘了自己飞得很低，在这个高度上他不应玩空中杂技。我们就这样又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战友。
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老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去了，我也是来日无多了。”每个倒霉蛋迟早都要完结的，我们早就作好准备了。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危险中反而引发了宿命论和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夜间炸弹落下来时，我们谁也不会起床。死神要是整天不停地飞在空中也会累的，我们每天在半梦半醒中听着炸弹在近在咫尺处爆炸。
在我们北面的地域，从东向西的突破使形势变得更严峻了。我们东北面的卡莱斯楚受到了威胁。为了能更快到达目标区域和更北面的伊斯特拉地域，我们转场至卡莱斯楚的机场。更多的战斗发生在森林地区，这使得从上方清楚地观察变得很困难。红军可以轻松地伪装自己，而我们要攻击他们就很难。我几乎没有发现过一辆坦克，只好带着一架轰炸机飞。由于我指挥着中队，反坦克小队更紧密地融入了我的中队，涉及技战术的参谋作业也都适应了我引进的带炮飞行作战。
我们在卡莱斯楚待的时间不长。一直有传闻说我们要转至南方，那里的局势更危急。以布良斯克为基地出击了几次后，我们果真又回到了哈尔科夫。这次，我们的作战基地在城南的机场。
第11章 回到第聂伯河
我们离开哈尔科夫的几个月里，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精锐之师已被调走，苏联人转入了进攻。我们到达了不过一两天，苏联人的炮弹就落到了城里。我们的机场油弹储备不多，所以再次转场就在意料之中了。新机场位于南面100英里处，靠近叫做德米特里耶夫卡的村子。这里距离前线太远，我们要使用两个前进机场：一个在巴尔文科沃，用来支援顿涅茨防线的伊祖姆地区；一个位于斯大林诺，用于支援米乌斯防线。每个机场都有一支地勤分队在白天为我们工作。我们每天早上出勤时，军械人员都和我们同步出勤。在顿涅茨的伊祖姆和米乌斯两处都建立了稳固的防线，苏军投入重兵猛攻该防线。我们的作战军官经常把我们派到同一目标上空：同一片树林，同一条河谷。我们不久就用不着地图这类东西了。正像斯特恩常挂在口头上的说法；“我们有出息了。”
在一次对伊祖姆地区的出击中，有人通过无线电呼叫：“汉尼洛尔”——这是我的呼号——“你不就是那个经常砸坚果吃的家伙吗？”我没应声，他继续一遍遍地重复他的提问。突然，我听出了这是与我们经常合作的一个联络军官的声音，我们与他们师合作得相当好。自然，这么问话是违反安全规定的，但是我还是回答说我的确经常砸坚果，而且他本人是个足球迷。他兴奋地承认了，所有听着这场交谈的飞行人员都忍俊不禁，谁也不理会疯狂咆哮的高射炮火。这位空军情报部队的中尉名叫艾布，是维也纳足球队里最优秀的前锋之一。由于他置身于激战的部队中，我经常能碰上他。
第9小队长霍姆阵亡后接替其职的安东中尉也在米乌斯前线牺牲了。他的飞机在进入俯冲时爆炸了，这种不明原因的事故以前发生过多次。我们的老战友又走了一个，他也获得了骑士铁十字勋章。我们的空勤人员不断地来了又走，从来安定不下来——这就是战争的无情节奏。
空气中已经有了秋天的气息，这时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将第聂伯防线纳入作战地域。这就需要我们再次西移。多日来，我们从克拉斯诺亚迈斯科伊西北的机场起飞执行任务。苏军在此从东面和东北面突入了顿尼茨工业区。显然，这是次大规模攻势，到处都是苏军。同时，苏军还用波士顿式轰炸机不断袭扰我们的机场，这真让人头疼，因为袭扰使检修工作受到影响，我们的作战飞行就得推迟。在这样的袭扰中，我们都蹲在飞机旁的狭窄战壕里，等着伊万尽兴完毕。幸好，我们的飞机和物资损失不大。
路过我们机场的陆军部队是后卫，伊万接踵追踪而至，没人告知我们这一情况。我们自己很快察觉出了这一情况。我们从西边的机场起飞，掠过城市上空以获得高度。我们的任务是攻击东北方向25英里处的敌军。在城市边缘处，我模模糊糊地看到远处有6到8辆坦克，它们涂有伪装色，很像我军的坦克。但是，它们那奇特的形状使我警觉起来，亨舍尔打断了我思索：“我们去看看那些撤退的德国坦克。”
我们飞向目标。向西飞了很远，我遇到了一支强大的敌军；没有任何德军活动的迹象。
我们立即飞了回去，凑近看看那些坦克。它们都是T34——俄国人。坦克乘员们都站在一旁研究一幅地图；在布置任务。我们的到来使他们吃了一惊，他们纷纷散开，钻回坦克里。但是此刻，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需要返回装填弹药。十分钟后，我已准备好起飞去城里建筑中搜寻它们。坦克一旦遭到攻击，它们就藏身于建筑中，很快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我打中了四辆。剩下的跑到哪里去了？它们随时会闯入我们机场的。我们无法疏散机场，因为有些人员还在城里，我们必须要等到他们回来。还有，我想起来，我曾派出了一辆轿车载着我们的一位军需人员去位于城东的集团军军需商店。除非他运气好，否则他就会撞上俄国坦克。后来得知，我们的轿车刚开到军需商店，一辆T34 就从街角钻了出来，我们的人以最大油门得以逃脱，吓得双膝战栗。
我再次出击，中队不能再跟着我飞了，否则我们的汽油将不够我们飞往巴甫洛夫卡，撤往那里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得指望，当我再降落时，我的人都能返回机场。经过长时间搜寻，我在城西发现了两辆，干掉了它们。显然，它们正在向我们机场进发，要把斯图卡的蜂巢淹没在烟火中。现在到了撤退的最后机会了，我们把不得不留下的那些不能飞的飞机统统付之一炬。我们在机场上空盘旋编组队形时，我看到坦克炮弹在机场周围纷纷爆炸，这表明敌人已经来了，好在我们也离开了。
罗盘指向西北偏西。不久，我们低飞过一条道路。我们下面是正在行军的一长列摩托化纵队，还有坦克保护，来自该纵队的猛烈高射火力向我们打来。我们解散了密集队形，在车辆上空盘旋。苏联的坦克和卡车，大多是美国货，所以下面肯定是俄国人。我承认，我很奇怪这些乞丐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西面这么远的地方的，但他们肯定是俄国人。我们爬高，我下令攻击高射炮，我们要想不受打扰地遂行低空攻击，首先要搞定它们。
我们使大多数高炮沉寂下来，接着我们分成几组，对纵队展开攻击。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整个道路看上去像是条火蛇，停满了来不及逃离的燃烧着的坦克和车辆。我们一辆也不放过，苏军的物资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
但是，那是什么？
我带头飞过了最前面的三四辆车，它们的散热器上都铺着我们的旗子。这些卡车是德国货。两百英尺开外的白色桤树附近有人正遭到路旁沟渠里发出的火力射击，被射击者发出了我军的信号。很长时间我的胃里都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我真想一头撞到下面去。真的会是德军的纵队吗？一切都燃烧着。但是为什么卡车上的密集火力对着我们开火？......为什么是美国卡车？另外，我的确看到身穿棕色军服的人跑动！我大汗淋漓，因恐慌而变得麻木起来。
我们降落在巴甫洛夫格勒时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们谁也未吐露一个字。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一件事上，那是德军纵队吗？这个疑问如梗在喉。我打电话给陆军和空军单位，他们都无法证实那是什么单位的纵队。将近午夜时分，来了一些士兵。我的值班军官把我从不安宁的睡眠中唤醒，我很少睡得这样不安定。他告诉我有要事。我们的陆军战友要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帮助他们顺利逃脱了危险。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卡车队被一只俄军纵队撵上，他们正设法冲出几百码外寻找掩蔽物，躲避来自路沟里的俄国火力。恰在此时，我们出现在上空袭击了伊万。我们的人抓住这瞬间的有利时机，又跑出了两百码。我卸下了心中的重负，与弟兄们拥抱在一起，共享欢乐。
此事过后不久，我们转至第聂伯罗巴甫洛夫斯克。我们起降的机场位于第聂伯河东岸，距我们位于市中心的营地很远。这个俄国城市很不错，像哈尔科夫。
市中心的大桥天天遭到苏联轰炸机和强击机的轰炸。赤色分子企图摧毁该桥以阻止德军部队和物资的撤退，同时阻止增援部队和物资前送到防守此地的集团军群。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得逞，也许是因为桥还不够大。市民们却（因轰炸而）兴高采烈，他们看到每次轰炸过后，都有大量死鱼浮在河面上，所以只要苏军飞机一离开，他们就拿着筐子冲向第聂伯河。在城里，许多天都吃不完这些鱼。我们轮流向西北方和南方巡逻，同时苏军也从顿河向前推进，意在阻止我军在第聂伯河畔建立稳固战线。当我们从第聂伯罗巴甫洛夫斯克转场至西边80英里外的布尔什卡娅?科斯卓姆卡时，我和贝克分别了。他被调到了联队，我总是反对把他调走，因为他属于我们的“家庭”，但我的努力白搭了，磨蹭了好一阵子还是上命不可违。
第十二章 继续西撤
布尔什卡娅?科斯卓姆卡是个典型的俄国村庄，具有她的名字里所蕴含的所有优缺点，对于我们这些中欧人来讲，其缺点是主要的。村子里星罗棋布的房舍主要是土坯房，少部分是石砌房。村里没有整体的街道布局，但各条土路以最罕见的角度交织在一起。遇到糟糕天气，我们的车辆能陷到车轴处，根本无法把它们弄出来。机场位于村边通往阿波斯托洛沃的道路上，这条路基本不适合机动车通行。我们的人遂抓紧时间使自己适应马车和牛车，为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保持我们的机动能力。飞行员们常常被迫骑马到飞机跟前，再从马背上直接跳到机翼上，因为跑道上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般情形下，跑道上是一片泥海，间或有几处干燥的小岛。如果不是容87具有宽大的轮胎，我们就别指望着能升空了。我们离第聂伯河极近，营舍分布在村里各处，中队部人员驻在村南端的学校里和附近的房子中。在称为总部的建筑里，我们有一间类似“军官餐厅”的公用屋子。
该建筑前的广场经常淹没于水下，有时上冻后，我们就在上面打冰球。埃伯斯巴赫和费克尔从不错过一场比赛，可近来他们两个身上伤痕累累，令人疑惑。天气极糟时，球门偶尔设在室内，只是缩短了的场地令守门员更觉不适。因为压根就没有什么家具，所以也就谈不上损坏家具。
俄国人看到我军士兵携带的个人用品后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认为照片上显示的我们的家园、房屋、姑娘都是宣传。费了很长时间才让他们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德国人不是吃人族。现在他们对那句灌输给他们的口号的真实性也产生了怀疑：德国人不是文明人（Germanski nix Kultura）。不久，这里也像各地一样，俄国人跑来问是否可以允许他们挂出圣像和十字架。以前在苏维埃统治下，他们被迫藏起这些东西，因为儿女或者政工人员不同意展示它们。我们丝毫不反对他们展示这些东西，这令他们印象深刻。如果你解释说其实在德国看不到这些十字架和圣像时，他们根本不信。很快他们重新建起了供放圣像的壁龛，一再向我们表示他们希望我们的恩准不会反悔。他们生活在政工人员统治的恐怖中，那些人监视着整个村子，刺探村民活动。往往这项工作是由乡村学校校长承担的。
此刻我们处在泥泞期，得到补给很困难，连定额补给都得不到。在第聂伯河上低飞时，我常常看到我军和俄军都向河里投手榴弹来抓鱼。我们身处战时，第聂伯河是战区，任何能喂饱部队的办法都要拿来一用。一天，我决定用一颗一百磅的炸弹来试试运气。我的军需官盖斯勒带着一小队后勤人员等在第聂伯河畔。
事前我在地图上指给他我要投弹的具体河段，我在空中等了会儿，当我确定了我的人的位置后，从60至90英尺高度投下了炸弹。它在近岸处入水，片刻后爆炸。下面的钓鱼者们都被爆炸吓坏了，立即纷纷卧倒。一些聪明的家伙已经用条破船划到了河中央，想快点捞鱼，但是爆炸造成的波浪和水幕差点把他们掀翻了。我从上方看到了死鱼翻着白肚子浮上了水面。士兵们一拥而上，想尽可能地多捞鱼。当地渔民也冲到了岸边，好能拿到少就拿多少。我降落后几小时，拉鱼的卡车回来了，满载着收获。有些鱼重达60-80磅，多数是鲟鱼和一种鲤鱼。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们享用着鱼宴，觉得美味无比。鲟鱼无论是烤着吃还是煮着吃，味道都不错，大鲤鱼也一点没有怪味。几周后，我们又搞了次猎鱼行动，同样收获颇丰。
我们每日的出击方向迥然不同。在正东和东南方向，苏军持续攻击我军在尼科波尔的桥头堡，进攻主要是从米列托波尔地区发动的。地图上标识的许多战略要点的地名都是德国名字：海德尔堡、格伦特尔、古斯塔夫菲尔德。他们都是德意志定居者的家园，其祖上几百年前就移民到了这里。再向北去，战线沿着第聂伯河向东弯曲，在扎波罗日越过第聂伯河与克列缅楚格地域相连。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位于俄军战线后面。像以往常见的那样，苏军在多点施加压力，每每成功渗入我方战线。我军主要依靠装甲师发动反冲击恢复失地。工业城市克里沃罗格位于我军战线北段，拥有一条水泥跑道，可惜我们却不能使用它。
一天清晨，苏军的攻势达到了克里沃罗格和其机场，苏军的攻击力量从北面来自皮亚特恰特卡。空军中尉蒙特在此地失踪。尽管费力进行了搜寻，我们还是未能找到这位好战友，他被俄国苍茫大地吞没了。我军的反冲击恢复了此地的局势，战线反而向北推进了几英里。当面敌军的供给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因此我们攻击了第聂伯河上的桥梁。此时，我们的目标基本位于克列缅楚格和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之间。一天清晨，由于俄军从北面取得了突破，我不得不顶着恶劣天气起飞。我的任务是查清敌军的部署和可否在这种天气对其发动大编队攻击。起飞前，我得到通知，在战区有个小村子还在我军手里，敌人对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急需解救。需要与他们建立联系，现场有空军联络官。
低云笼罩下，我们以三机一组的编队飞临目标上空。我听到了一位我熟悉的联络官的声音，真希望他就是上级指定我要联络的人。读者应当知道，地面上每个人都指望我们支援其所在的师。我们总是坚持对方先发出指定的部队呼号。地面上需要我们干的事太多了，要想完全满足他们，那我们的人员和飞机数量就要扩大20倍。这次从声音上判断，又是那个踢足球的艾布。还没等到他介绍情况，我就在前方1.5到2英里处发现了敌人主力。我正飞跃我军战线进入盘旋时看到了敌军无数高炮发出的闪光，没看到炮弹在空中爆炸的景象，因为云层掩盖了爆炸，突然什么东西打中了座舱和引擎。我脸上、手上都被弹片击中了，引擎随时都像是要停转，又扑腾了几分钟，它停了下来。这当会儿，我瞥见村西头有片草场并且确信我还没被俄国人发现。我利索地降落在草地上，菲克尔也很快降落在我旁边。我们不知道此地还能控制在我军手里多久，所以亨舍尔和我带上了大多数装备——武器、仪表和降落伞——爬进了菲克尔的飞机。编队中的第三架飞机已经飞回机场报告了这次事故。不久，我们也降落在科斯卓姆卡。这些日子里，空军中尉弗立契也被命运捉弄了一回。在扎波罗日东南，他被敌战斗机击中了，在海德尔堡附近，他安全跳伞，但在跳伞过程中，他被机尾撞了一下。这位荣获骑士铁十字章的卓越的小队长经短暂休养后又重返前线。
但我们并不总是交好运。一次我们从西北战场返航，正当我们接近机场降低高度准备逐架降落时，我军高炮突然开火了。我们上方有俄军战斗机。俄机根本没打算攻击我们，但我方高炮对他们射击，企图透过我们的队形打俄国飞机。第7小队队长赫林中尉、中队维修官克鲁明斯中尉均被击落。不久，弗立契中尉也阵亡了。我的这三位战友与我就像是四叶苜蓿草一样密不可分，他们都荣获了骑士铁十字章，也都为国而捐躯了。他们死于这等卑劣、这等见不得人的突袭，这使我们惊呆了。他们是一流的飞行员，是不可或缺的好战友。在前线有时就是这样，一旦被厄运缠住就难以摆脱。
11月里收到了一份电报：我被授予了加像叶和宝剑的骑士十字章，要我立即到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报道，接受授勋。
正当此时，我恰好击毁了第100辆坦克。我个人对获奖感到高兴，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也是对全中队的褒奖。可同时，我也颇感沮丧，我举荐亨舍尔获得骑士十字章的批准迟迟未见，一定是卡在某个环节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决定带上我的后座机枪手去报道。亨舍尔刚完成了1000次出击，最近又干掉了几架苏联飞机，这些成绩使他成为了我们的最佳后射手。我们飞往东普鲁士，途经文尼察、普罗斯库罗沃、伦贝格和克拉科夫，直奔戈尔德布附近的元首大本营。
我们先在罗增（Lotzen）降落，向冯?贝罗空军中校报道。他告知我：赫拉贝克少校与我同时获得橡叶十字章，他将和我同时授勋。我身边跟着亨舍尔，我问贝罗，亨舍尔的举荐书是否送达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尚未收到，不过立即答应去帝国元帅那里问问，看是什么原因卡住了。结果还是没找到那份文件。他们推测那份文件应该已经送达帝国元帅处并得到批准了。这消息是戈林亲口告诉贝罗，贝罗又转告了我，他直接找到元首，报告说我因为前述原因带来了亨舍尔，空军司令已经批准了授予亨舍尔勋章。回答是：“亨舍尔和其他人一起来吧。” 这对于我那忠诚的后射手来说是个伟大的时刻，只有少数人能得到元首亲手授予的骑士十字章，因为最高统帅只给橡叶十字章获得者亲自颁奖。
这样，赫拉贝克少校、亨舍尔和我就站在了元首面前。他先给我们別上了勋章，然后我们和他到书房喝茶。他谈到了东线先前的战役和从中汲取的教训，透露说正在组建新部队以迎战西方盟国即将发动的入侵。我国还能征集很多新师团，我国工业能为他们提供充足的装备。他告诉我们，与此同时，德国的发明天才们正在开发一些惊人的项目，我们定能战胜布尔什维主义。他宣称，只有德国人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他为东线战士们感到骄傲，知道他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和面临的困难。元首看上去状态很好，思维活跃，对未来充满信心。
离开罗增后，我们兜了个小圈子，经霍亨索萨（Hohensalza）飞往戈利兹，我们要让我们那英勇的容87在那儿歇两天。亨舍尔的家在萨克森，离此地不远。两天后他乘火车回来与我汇合，同返前线。我们在恶劣天气里飞经维也纳、克拉科夫、伦贝格和文尼察抵达基洛夫格勒。我们越向东飞，越是感到寒冬在逼近。低垂的云层和纷飞的大雪不断阻碍着我们的飞行，要保持航线很困难。薄暮时分，我们的战鹰终于在结冰的科斯卓姆卡机场降落了，我们无比欣悦，又回家和战友们团聚了。此地已经被寒冷笼罩着，但是我们对此毫无怨言，因为霜冻大大改善了村里的道路情况。大片空场被坚冰所覆盖，不用冰鞋想跨过去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气候恶劣不能升空时，我们又打起了冰球。即使是最不爱运动的人也被我们的热情感染了，我们用上了一切能想到的用品，从正规球杆到扫帚和铁锹。最原始的俄国冰鞋和装备了专用冰刀的特殊冰鞋同场竞技，很多人就穿着笨重的飞行靴上场，不过这也无所谓，参与运动就好。
这里地处南俄，可能是由于黑海或亚速海的影响，偶尔会碰到几天暖和日子，而温暖又把一切变成了无法想象的泥沼。我们的机场可经不起天气这样折腾，所以我们往往转场到基洛夫格勒以远离泥沼。这段泥泞期恰逢圣诞和新年，中队的各单位不得不分散开，各自庆祝节日。圣诞老人给每个士兵都带来惊喜，但从他们的表情看，你简直不能相信这是我们在前线度过的第5个冬季了。
1944年伊始，气候恶劣，作战行动却多起来。苏军从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以西地域发起进攻，向西推进，一度切断了克里沃罗格和基洛夫格勒之间的道路。我们的老伙伴，第14和第24装甲师发动的反攻实施得很顺利。我军俘获了大量战俘，缴获了大批物资，使这一地域暂时平静下来。我们不停地从基洛夫格勒机场出击，就驻扎在机场周围。联队部的人员也住附近。他们搬来当天就弄出了令人不爽的惊人之举。化名叫弗里多林的联队副官贝克少校和维修官克奇纳上尉住一起，他俩对当地的取暖设备不熟悉，搞得夜间屋里充满了一氧化碳，克奇纳醒来后发现弗里多林已经不省人事，他跌跌撞撞地把弗里多林拽出门外，这样两人逃过一劫。对军人来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死于愚蠢的事故而不是战死沙场。事后，我们又颇觉此事好笑，他俩的倒霉事成了大家的笑柄，哥俩不得不面对大家的嬉笑。
在这段时间的战斗中，我们经历了不寻常的一幕。我与反坦克小队向亚历山大里亚以南和西南出击，我们打完了所有弹药后返回基洛夫格勒补充油弹。当时我们正在一片平原上低空飞行，我位于一片茂密的灌木篱墙上空。篱墙后方，12辆坦克在运动。我立即认出了：都是T34，方向正北。一眨眼功夫，我已经爬升起来，盘旋在坦克上方。这些家伙毫无疑问是苏军，可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一颗炮弹也没有了，只好任由他们驰骋。等我们补充完油弹再赶回来，谁知道他们会奔向哪里了？
T34坦克群没搭理我们，在灌木篱墙后面径直前行。再往北，我看到地上有东西在移动着。我们低飞过去，发现是德国战友驾驶着4号坦克。他们从坦克上抬头望着我们，没意识到敌人正在接近，一场战斗即将来临。双方坦克正相向而行，中间就隔着一层高大的树木。谁也没有发现对方，因为苏军在低于铁路路基的洼地中行驶着。我发射了红色信号弹，晃动机翼，扔下了一个信息罐，告知坦克战友们离他们两英里外敌人正向他们开来。我驾机向T34现在行驶的地点俯冲，提示我军敌人的位置。
双方稳步接近中。我们低飞盘旋着，看看究竟会怎样。我军坦克停在篱墙前的一处地方，那里的篱墙有几码缺口。现在双方随时会在直射距离内撞上。我不安地等着双方撞上的那一刻。俄国人盖上了炮塔顶盖，他们兴许从我们不寻常的举动里猜出了什么。他们还保持着原方向，开得很快。双方的距离快拉近到15到20码了。撞上了！
俄国人从洼地一侧爬上了篱墙缺口处，看到篱墙另一边的敌人就在眼前。两秒钟后，第一辆四号坦克从20码外把对面敌人打得燃烧起来，爆炸中碎片四溅。接下来的几秒钟里，俄国人一弹未发，而六辆俄国坦克已燃烧起来。俄国人好像是完全惊呆了，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一些T34在篱墙掩护下靠了上来，另一些越过铁路路基试图逃离。它们立刻就被德国坦克干掉了，德国坦克现在隔着篱墙占领了发射阵地。整个战斗以独特的方式在一分钟内就结束了。T34被全歼，我方毫发未损。地面上的战友们在自豪地欢呼，我们的兴奋也不亚于他们。我们投下了写有良好祝愿的纸条和巧克力，飞返机场。
经过了一系列相对平静的出击，一般不长时间后我们就要经受另一次打击。现在就挨了一下。菲克尔中尉、斯特普勒中尉和我一起出击，我带着炸弹，斯特普勒作为僚机护卫，我们去寻歼坦克。没有战斗机为我们护航。刚刚飞过我军的一支装甲分队，我们就遇到了12到15架空中眼镜蛇式敌机，来势汹汹。它们的机首都涂成红色，似乎属于精英飞行部队。我带着部下急速降低高度躲开了，虽然我们的飞机都受了伤，但能带领他们安全返回我还是感到欣慰，我们的经历往往是晚上战术讲评的题目，菲克尔和斯特普勒都认为我们是勉强都过了一劫。这种战术讨论对我们的新手来说是有益的一课，教会他们在空中缠斗时正确的脱身战术。
第1中队已经在我们西面的斯棱斯卡驻扎了一些时日，那里位于新乌克兰卡以北。我的第三中队也已接到命令转往那里。123名飞行人员飞过去，地勤人员乘车沿公路到波沃缅斯克。从基洛夫格勒转场前，我被晋升为少校。
在斯棱斯卡的日子里，冬天似乎真的来了。凛冽的东风整日刮着，气温降到了零下20-30度。酷寒使能飞的飞机数目减少了，在室外进行维修保养成为了一种特殊考验。雪上加霜的是，俄军从基洛夫格勒以北发动了攻势，其前锋已渗透到了马林诺夫卡山谷的颈部。这次俄军拥有充裕的预备队用以巩固其占领的地盘，作为下一阶段攻势的跳板。每一架能凑合着飞的飞机都用上了，用来进行低空攻击。在一次向东的攻击中，菲克尔中尉的飞机遭重创迫降，好在地形还算有利，我紧贴着他降落了，把他和他的后射手拽上飞机，我们迅速返回机场。另一些更倒霉的人则被另一架飞机救了回来。
俄军坦克很少发动夜间攻击，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特别是驻在我们北面的战友们——将要尝到这种攻击的味道了。一天午夜时分，我的值星官焦急地叫醒我，报告说来了几个隶属于驻扎在马拉雅维斯基的战斗机中队的人求援，请我立即起飞：苏军碾进了他们的机场，在飞机和村里的营舍之间乱闯。这夜万里无云、繁星满天，我决定亲自问问这些落难者。马拉雅维斯基位于此地以北19英里处，好几支空军部队和其飞机驻扎在那里。
“我们能告诉您的就是在睡梦中听到了一阵喧闹，我们往外一看，俄军坦克开了过去，上面驮着步兵。”另一些人讲了敌坦克冲进机场的情况。一切发生得很快，显然他们被突袭了，他们除了睡衣外没穿别的衣服。
我对这种局势盘算了一下，结论是我现在起飞既不可能也没什么意义，因为要打坦克需要相对过得去的能见度，即使是繁星满天也还是不够条件。我们必须等到日出。随便丢几颗炸弹吓吓坦克搭载的步兵是没意义的，因为此地还驻有德军部队。这些部队都是些后勤部队，对付苏军坦克可派不上用场。
我们必须在拂晓时分起飞，不幸的是，返航时将会与雾搏斗一番，即使现在看都像是要起雾了。我们低飞抵近机场，看到我们的重型高炮在开火，已经干掉了一些最凶悍的钢铁怪兽，其余的敌坦克纷纷后退寻找掩蔽物，已经退出了我军射程。所有的空勤人员都已就位，当我们飞临机场时，他们手舞足蹈，他们知道我们会救其于水火中。一辆坦克冲进了指挥塔，但醉醺醺地歪倒在废墟里。另有一些坦克藏身于工厂区，在那里飞行会受到高大烟囱的阻碍，我们不得不万分留意，避免撞上它们。我们的加农炮声回荡在村子各处。
伊万们成群结队地踏雪向东撤退。今天我们最麻烦的任务就是在斯棱斯卡降落，机场上的雾气迟迟不肯升起，降落时只能透过云层看到一小块地面。
至夜幕降临，我们已起降了7次，我本人与不同的僚机搭伴，起降了15次。马拉雅维斯基的敌人被肃清了，从空中击毁了敌16辆坦克。
这段插曲过去不久，我们的空勤人员就与驻扎在北面波沃缅斯克的地勤人员会合在一起。这里的机场有一条水泥跑道，但是除了用来停放飞机以防止它们陷到泥里以外，基本派不上用场。根本不可能起飞、降落和滑跑，到处都是一片泥海。我们住在机场边的小村里，每天完成作战任务后或不能飞行时，盖德曼都要锻炼一番。我们完成长途越野跑后，都要洗一个热水或冷水浴，然后在房前雪地上全身赤裸地（in puris naturalibus）打个滚作为结束。这种锻炼方式使我们身心健壮，那种感觉妙不可言，简直如再生一般。有些怕水的当地农牧民恰好路过，远远看到我们这一幕，都惊呆了。我想，我们的古怪举动更验证了他们反复听到的宣传：“德国人是野蛮人。”（“Germanski nix Kultura”）
在这一地区，未经气象侦查就在拂晓采用大编队出击纯属浪费时间。目标区域可能还被云雾笼罩着，攻击是不可能的。而无目标地巡航则是在浪费珍贵的汽油，更不要提在这种气象条件下飞行对新手可能是致命的这一点。为此颁布了一个命令，每天拂晓先起飞一名气象员，他侦查目标区域的气象条件后发回报告，我们是否能飞取决于他的报告。这一任务至关重要，我不能随意挑人去飞，因此菲克尔不得不承担重任，只是在他需要歇一歇时才派别人去。
一天早晨，拂晓时分我们就飞往前线。为了利用有利的天气，我们趁天蒙蒙亮时起飞。途中我把此地域的态势回忆一遍。晨曦中，敌炮兵火力配系看得很清楚。从其数量上就可以确定我们次日的行动方案。以往，敌炮阵地只要一被发现，立即就被标在我的地图上。（很快敌人就会伪装好），这个阵地就再也认不出来了，几小时后，该阵地就会遭到我方斯图卡的轰炸。我陆军亦极为重视我们的侦查情报，如果我在拂晓飞跃前线，我就能通知陆军敌人的集结点，我军对敌次日要发动的突袭就有了准备。眼前的场面令人难忘，在我看来，敌高炮火力在晨曦中发出的亮光恰似一个巨大的火车站，站内的信号灯光时隐时现，一串串或明或暗向我射来的炮弹则构成了通向地面的铁轨。敌人警戒哨已发现了我们，色彩艳丽的信号弹腾空而起，这是敌军各部队之间约好的暗号。渐渐地，我们例行的凌晨造访惹火了伊万，他们其实也一样喜欢抢在天亮前发动袭击。现在他们向我开火。不消说，天亮不久，伊万就派出了自己的红鹰沿前线巡逻。我们经常与红鹰们小打一番。我俩都认为在没有战斗机保护情形下不要与数量占优的对手纠缠。
在此期间，菲克尔渐露疲态，盖德曼提醒我立即放菲克尔长假或者至少别让他单独跟着我执行这类任务了。一次菲克尔驾着受重创的飞机降落后，半打趣地说：“又让我折寿几年。”我能看出，他不好运动，其精力也不是用之不竭的。我很感激他没提出不跟我飞了，每逢这种场合，我总能体会到战友之情的弥足珍贵。
我们现阶段早侦查集中于基洛夫格勒的西北偏西和东南地域，在这两地苏军正利用其取之不竭的人力试图取得突破。只要气象条件适合飞行，全中队就一起出动，每次起降只用半个小时补充油弹，全力攻击已经发现的目标。现在时值冬季，厚厚的云层使所有的侦查都多少有些像猜测工作。我们每次起飞后都不知是否还能再降落于此。大雾多是突然形成，久久不散，无法穿越。每碰上这种情形，一辆汽车都要比一架飞机有用。
一次我和菲克尔遂行任务，我们完成了侦查并在基洛夫格勒地域进行了低空攻击，我们向西返航时天已经大亮。我们飞抵新乌克兰卡时突然撞入一片正在形成的浓雾中，此时才飞了一半的航程。菲克尔与我紧贴在一起飞，以免彻底看不到我。现在只能隐约看到地面，在前面提到的地方我及时发现了高高的烟囱，雾升得很高，我们不可能飞跃它。我必须找个地方降低高度，谁能知道这种天气要持续多久？也可以试试运气，一直向西飞，直到油料耗尽，然后可能降落到游击队活动区域，这可不是办法。不用多久我们就应当抵达我军防线，他们正需要我。另外，我们经长途侦查后，汽油已所剩无几，唯一能做的就是贴地飞行，在低能见度中找到我方机场。四周一片灰暗，看不到地平线，菲克尔中尉的飞机早已不见了，自飞过新乌克兰卡后我就没看见过他，或许他撞到烟囱上了。
只要下面的地形还平坦，我们就能这样穿云破雾地飞着。前面只要有象电线杆、树或者高地这样的障碍物隐约出现，我就得拉操纵杆，飞机立刻就会陷入密不透风的浓雾中。在这样的浓雾中迟缓地乱找出路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近地10至12英尺时才能看到地面，但在这个高度随时都会撞上障碍物。我现在只靠罗盘飞行，应该还有20分钟就到波沃缅斯克的机场了，但下面的地形却由平原变为了山地，雾也更浓了。轻拉了一下操纵杆，我陷入了浓雾中，为了躲避一些高电线杆，我一直在用力拉它。情况太糟了。
“亨舍尔，我们现在着陆。”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何处，除了浓雾什么也看不见。我放下着陆襟翼，收油门，降低速度，探索着地面，避免矫枉过正。我们停了下来。亨舍尔拉开座舱盖，欢笑着跃出飞机。
“我们这次运气真好。”
地面上能见度也就50码。我们显然处于一座丘陵上，雾气正向脚下飘散下去。我听到有汽车的声音，我让亨舍尔到后面看看，兴许有条路。这时我坐在我那值得信赖的容87里，有一次庆幸自己还活着。亨舍尔回来了，证实了我的猜测，后面有条路。过路的陆军司机告诉他，这里离波沃缅斯克还有25英里远，此路能直达。我们启动引擎，向那条路滑行过去。能见度仍只有30多码，超不过40码。我们沿着这条宽阔的公路滑行，就像在开车，遵守日常交规，让重型卡车先行。遇到拥堵，我就停下来，以免卡车司机由于没提前看到我们的飞机而发生碰撞。很多司机都认为他们见到了鬼魂飞机。我就这样滑行了两个小时，其间又是上坡又是下坡地颠簸。然后我们碰了一个十字路口，以我机翼的宽度是过不去的，但是我设法过去了。再后来，我把飞机停在了路旁，离波沃缅斯克还有7?英里。我搭上了一辆过路的陆军小卧车，很快回到了机场。亨舍尔在这期间就守着我们的飞机，很快也被替换了回来。我们的战友们正为我们担心着，估计我们的汽油应该耗干了，同时也没接到我们的电话。他们见我们回来，真是高兴坏了。
还是没有菲克尔的消息，我们很担心。日中时分，雾升高了。我奔回飞机，从路上起飞。几分钟就飞回了波沃缅斯克机场，我们那些忠诚的维修人员看她的眼神就像是看到了浪子回家一样。下午又出击了一次，返回后盖德曼告诉我，菲克尔已从新乌克兰卡打来了电话，他和后射手在雾中安全飞了出来，在雾最浓时他跟丢了我，然后就降落了。我们现在是心花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