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德尔自传《斯图卡飞行员》
第一章 从跳雨伞到驾驶俯冲轰炸机
“屈服于失败者才会失败！”
1924年，我只有8岁。我家住在西里西亚一个叫塞弗道的教区小村里。
有个星期天，父母到邻近的施韦德尼茨镇上去参加“航空日”活动。他们没带我去，我很生气。他们回来后，我缠着他们一遍一遍地给我讲他们的见闻。我听说有个人用降落伞从极高的地方跳下来，竟然能安全落地，这让我很兴奋。我求姐姐讲讲跳伞的人和降落伞的细节。妈妈为我缝了个降落伞的模型，我在它下面坠了个小石头，当小降落伞带着石头缓缓落向地面时，我那个自豪呀。我想一粒小石子都能办到的事，我也必能做到。于是下个星期天，我独自在家时，我立即着手实施我的方案。
我打算从楼上跳到地面！我带着一把雨伞，爬到窗台上，打开窗户，快速向下一瞥，在我还来不及害怕时，我就跳了下去。我落在柔软的花园里，惊讶地发觉我扭伤了所有的肌肉还摔断了一条腿。雨伞没按照我的设想发挥作用，它反而朝外折开，根本不能减慢我下落的速度。不过，我却下定了决心，我要成为一个飞行员。
在地方学校里学习了一段现代语言后，我开始上古典语言课，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在萨根、尼耶斯基、格利茨和劳本都上过学——我爸总在西里西亚各美丽省份里的不同教区里任职——所以我也在各处就学。我的假期全让体育活动占满啦，包括骑摩托。夏天玩田径、冬天滑雪，我今后生涯中也少不了这两大类运动。
由于我热衷于各种项目，所以我没成为某一专项的专业选手。我们的小村子对我了解体育全貌提供不了多少帮助，我的体育知识完全来自于杂志——我用一只长树杈越过我妈的晾衣绳，权当是撑杆跳训练。这样下来，当后来我用了合适的竹竿时，很难的高度也没挡住我。10岁时，我转到了23英里外的乌伦贝格，圣诞节我得到了一副6英尺长的雪橇作为礼物，我开始自学滑雪……我往父亲的跳马上搭了些木板，形成了一个斜坡，我草草检查了一遍这个装置，确信它牢靠了。现在不害怕了——我骑上摩托，开足马力，沿着木板，一跃而过。我落到另一端，疯狂地打着转。沿着木板和值得信赖的跳马又跃了一次！除去这些爱好，我从没想过我要成为一个学者，而且最让我爸妈沮丧的是:我用能想出来的一切恶作剧来捉弄我的老师。可是随着大学入学考试的临近，我的前途成为了严肃的话题。我的一个姐姐正在攻读医学，我家拿不出更多的钱供我上民航驾驶培训学校，想都别想——遗憾呀。所以，我决定当个体育教练。
意想不到的是，德国空军成立了，需要招募后备军官。作为害群之马，我没什么希望能通过困难的招募考试。我认识的几个比我年长的同伴，都考砸了。600名考生中只招60名，我不敢希冀我能跻身这百分之十当中。但是，命运做出了抉择。1936年8月我得到了于来年12月入读位于威尔德帕克-沃德的军事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入学前，先要尼斯区的慕斯考服两个月的劳动役，再参加秋季的大学入学考试。我们这些新生在威尔德帕克-沃德的第一学期主要是经受严格训练。我们的步兵训练在6个月后完成了。我们只能在地面上看看飞机，我们对飞行的渴望时不时显露出来。不许抽烟喝酒，不许把全部业余时间花到体育活动上，要对附近都市的繁华生活装作漠不关心，这些规矩都使人感到厌烦。我因为爱喝牛奶，因此被人另眼相看，这还是客气的说法。我在军体训练中没有不好的成绩，因此我们的管理军官菲尔德曼中尉对我还算满意。可是，从某种角度讲，我背了个“不合群”的名声，过得不怎么如意。
第二学期，我们转到了沃德镇，这是个位于哈维尔湖区的度假地。我们终于可以学习飞行了。富有才干的教练们尽心尽力地把我们引入神秘的航空领域。我们跟着空军中士狄塞尔霍斯特学习盘旋和着陆动作。经过60次练习后，我可以单飞了，这使我赶上了班里的平均水平。技术和军事专业课程也在同时进行，还要为取得授衔而上高级课程。我们的飞行培训于第二学期末结束，我们获得了飞行许可。第三学期我们回到了威尔德帕克，课程不再多样化了。飞行已不是重点，空中战术、地面战术和防御方式成了重头戏。在此期间，我曾短暂地调派到沃兹贝格附近的基贝尔施塔特，那是个曼恩河畔美丽的古城，我在一个作战部队任见习军官。渐渐地，毕业考试的日期临近了，关于我们每个人将被派往何处的说法漫天飞舞。每个人都想成为战斗机飞行员，这明显不可能。有传闻说，我们全班都要派往轰炸机部队。能通过难度很大的考试的人，将晋升为高级见习军官并被派往确定的部队。
离开军事学校前，我们参观了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一所防空学校。出人意料的是，戈林莅临并对我们训话。他结束训话前，要求我们报名参加俯冲轰炸机部队。他告诉我们，新成立的斯图卡部队仍需要青年军官。我很快做出了决定。“你是想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我说服自己，“但是你会被派到轰炸机部队飞轰炸机，所以还不如报名参加斯图卡部队好好干呢。”
无论如何，我不喜欢飞沉重的轰炸机。仅想了一小会儿，我就报了名。几天后，我们都得到了委派。几乎全班都被派到了战斗机司令部！我沮丧到了极点，但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我成了斯图卡飞行员，眼睁睁看着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奔赴岗位。
1938年6月，我来到风景如画的斯蒂尔马克省的格拉茨，向一支斯图卡部队报到，成为了一名高级见习军官。此时距德军进入奥地利才三个月，民众仍热情高涨。该中队驻扎在城外的泰勒霍夫村，最近才开始接收容87式飞机；单座的亨舍尔将不再作为俯冲轰炸机使用。我们开始学习作这种新式武器的基本动作，以各种角度俯冲直至90度、编队飞行、空中射击和投弹。我们很快熟悉了它。我掌握得很慢，更糟的是，我报到时，全中队的人都已通过了考核。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通过考核，中队长对此颇为不爽。他一度甚至觉得我没希望通过了。
我花全部业余时间泡在山上、泡在体育活动上，而不是泡在军官食堂，即使我偶尔在那里露一面，我的饮料却是牛奶，这些都使我的处境不妙。
这时，我已正式转为了飞行军官，1938年圣诞，中队接到指示，要派出一名军官去接受战斗侦察方面的特殊训练。其他中队都向上级交回了空白名单，谁也不愿放走自己人。但这对于本中队却是个绝妙机会，放逐一个喝牛奶的家伙。我自然提出异议；我不想离开斯图卡。但我势单力孤，不可能阻碍军事机器的运转。
这样，我于1939年1月来到黑尔德希姆，置身于空中侦察学校学习，深感绝望。我们学习航拍理论并实践航拍，有传闻说课程一结束，我们就会被派往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该部队归属于空军作战指挥部门。在侦察机上，观察员就是机长，所以我们都成了观察员。我们非但不去驾驶，反而要静静地坐着，把自己交到飞行员手上，我们自然把飞行员看作是个笨蛋，预言他肯定会有一天带着我们一起栽下去。我们在黑尔德希姆地区学习航拍，练习垂直和倾斜拍摄等等技术。其余时间花在单调的理论学习上。课程结束后，我们被派到了各部队。
我被调到驻扎于普伦茨劳的2F 121远程侦察中队。
两个月后，我们移到了施耐德穆尔地域。对波兰的战争打响了！我永远忘不了我的首次越境飞行。我紧张地坐在飞机里，时刻准备着发生不测。首次遭遇高射炮火，我们很害怕，不敢掉以轻心。要是极偶尔地遭遇一架波兰战斗机，会成为日后长时间议论的话题。以往教室里枯燥的学习内容如今竟成为了令人兴奋的现实。我们对托伦、库尔姆等地的列车编组站进行了航拍，辨别敌军的运动和集结。不久，我们的侦察范围向东延伸到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科维尔-卢克铁路沿线。最高统帅部想要了解波军在东部地区的重组情况和俄国人在干什么。
在南部地区我们以布雷斯劳为基地。波兰战局很快结束，我随第2航空队（EKII）回到普伦次劳。我的小队长立即揣摩出我的心思不在侦察飞行上，他认为在目前这么个紧张情形下，我请求再调回斯图卡部队是不现实的。我也的确徒劳地尝试了一两次。
我们整个冬季都驻在黑斯的弗里特达尔，离卡塞尔不远。我们中队从这里起飞，向西和西北方向执行任务，如果情况需要，就从前进机场起飞，方向还是西和西北。由于我们飞得极高，所以每个机组成员都要通过高空侦察的特殊考核。柏林传来指令，我未通过高空体能测试。由于斯图卡属于低空飞行，所以我的中队现在赞同我调回俯冲轰炸机部队，我对重返我的“初恋”满怀期待。可是，有两个飞行员接连失踪，我又被发回重测。这次，宣布我“特别适合高空飞行”，显然上次搞错了。虽然空军部没有对我的工作安排发表意见，我还是被调到了一个飞行训练团，先是驻在维也纳的斯泰莫道夫，后又转至格莱施姆。
法国战役打响时，我正担任副官。我绕过上司，直接给空军人事部门打电话，可也没用。我只能通过广播报纸了解战事。我从没这么沮丧过，我感觉好像被严厉处罚了。我全身心地把分分秒秒空余时间都投入到体育运动中，惟此才能减轻些我的沮丧。这段时间里，我很少有机会飞行，就是能飞，也是飞运动飞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培训新兵。一个周末，天气极糟，我驾驶亨克尔70载着司令差点撞到斯瓦本阿尔卑斯山上，幸运的是，我还是安全回到了格莱施姆。
我的无数信件和电话终于换来了成功，我猜是我把上级烦坏了，必须赶紧打发掉我。我回到了我的斯图卡老部队，现在驻在英吉利海峡边的卡昂。这里作战实际上已结束了。有个朋友与我在格拉茨一同服过役，他也在这个中队。他把在波兰和法国取得的经验传授给我，带着我在空中练习。我花了两年苦苦等待这个时刻，当然满腔热忱。
可是人不可能在几天里就赶上一切，加之我不是一点就透，还缺乏实战经验。在法国，周围是享乐的氛围，我的清心寡欲生活方式、我对体育的迷恋和我改不了的喝牛奶习惯使我显得更突兀。所以当中队调往东南欧洲时，我被打发到了格拉茨的后备飞行队继续接受训练。我还能学会吗？
巴尔干战役开始了——我又一次置身事外。格拉茨一度被作为斯图卡的作战基地。旁观的滋味不好受。战火从南斯拉夫蔓延到了希腊，而我只能呆在家里，演练着编队飞行、轰炸和射击。我忍了三周，一天早上，我自言自语道：“现在你已通过了考核，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飞机了。”这是事实。我的教官们也感到不解。迪尔和约阿希姆在领着我们这个被称为“马戏团”的编队飞行时，随意做一些自选的特技动作，但不管他们是折跟头、俯冲还是倒着平飞，我的飞机总是稳稳跟在他们后面，像是连着一根无形的拖绳。轰炸科目上，我的弹着点从不会离开目标30英尺；空中射击科目上，我的命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总之，我取得了好成绩。前线的中队下次再要补充，我就应当上去了。
复活节假期，我和同僚们到普里彼契附近滑雪。假期不久，久已盼望的时刻来到了。上面传下命令，要为驻扎在希腊南部的斯图卡中队增派飞机。我随之调派到该中队的调令也一同来到。航线是从阿格拉姆-斯科普里-阿戈斯。
飞到那里后，我才知道，我还要更往南飞。斯图卡第2中队驻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学究们肯定会对这次航程印象深刻，它能使人回忆起许多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我抵达后，立即向新部队的指挥官报道。我非常兴奋，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就要参加真正的作战行动了。我首先见到的是副官，我俩的脸同时阴沉下来。我们算是老相识了……他是我在卡昂的教官。
“你来这儿干嘛？”他问道。他的口气使我泄了气。
“我来报道。”
“在你没有学会掌控斯图卡之前，不会给你任务的。”他傲慢地笑了笑：“你还没学会吗？”我几乎压不住怒火了，但还是保持着自我控制。
冰冷的沉默，我打破了这难以忍受的停顿：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飞斯图卡。”
几乎是轻蔑地——也许这只是我瞬间的感觉——他加重语气甩出一段话，这使我从头凉到脚：“我会把你的情况汇报给指挥官的，你等好消息吧。由他来决定。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做好准备。”
我从帐篷里出来，外面阳光灿烂，我眼花缭乱，这不仅仅因为阳光强烈的缘故。我在和一种益发强烈的失望感搏斗：副官可能对我有成见，但他的意见并不等同于指挥官的意见。副官是否能对指挥官有很大影响呢？
不会的，指挥官不会没有主见，再说他也不认识我，会做出自己判断的。立即去见指挥官的命令打断了我的沉思。我确信他会自己做出决定的。我敬礼报告，他懒洋洋地回了敬礼，默默打量了我很长时间。然后他拉长声调：“我们已经互相了解了，”也许注意到了我的矛盾表情，他挥挥手，挡住了我未说出口的争辩，“当然如此啦，我的副官很了解你，我也就很了解你。你不能在我的队伍里飞，除非另有命令。将来我们要是减员很大……”
我没听他后来说了什么。有生以来，第一次某样东西抓住了我，这是一种来自我心底里的感觉：这种感觉我后来再没有过，直到多年后在一架被打得千疮百孔的飞机上我因伤趴下，严重失血使我浑身无力。这种感觉其实是种隐秘的直觉，那就是人是战争中压倒一切法则的因素，人的意志是取胜的法宝。
指挥官讲了多久，他又说了什么，我几乎都没意识到。我内心翻腾着叛逆的怒火，我感到警钟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脑袋。副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你下去吧。”
我这才看到他，之前我几乎没注意到他也在场。他怔怔地看着我。这时我已完全恢复了自制。
几天后，克里特战役打响了。机场上到处是引擎的吼叫声，我却呆坐帐中。克里特是斯图卡和海上力量的竞技场。克里特是个岛屿。按照公认的军事原则，只有使用占优势的海军才能从英国人手上夺得岛屿。英国是海上霸主，我方不是。由于直布罗陀海峡阻止了我们输送海军力量过来，我们就更谈不上占海上优势了。可是，迄今为止公认的英国海上霸权，正在被我们的斯图卡投下的炸弹一扫而光。我坐在帐篷中，耳际回响着“……你不能在我的队伍里飞，除非另有命令！”这句里含着傲慢、嘲讽和羞辱，我每天成千次地想到它，每次都使我怒火中烧。我走出帐外，聆听着返航的飞行员们兴奋地谈论着各自的经验以及我们空降部队成功的着陆。有时，我真想说服他们中的某位，让我替他飞。这没用。即便是友善的收买手段也于我无益。有时，我想象着同僚的脸上闪出的同情之色，同时一股
怒火烧得我喉咙发干。
无论何时飞机起飞去投入作战，我都想用拳头压住耳朵，不去听发动机发出的欢唱。可我做不到。我必须听。我控制不住去听！斯图卡一波一波地起飞，他们在克里特战场上书写历史，我只能坐在帐中，气得直哭。
“我们已经互相了解了！”恰恰不了解，根本就一点都不了解。我确信我现在应当是中队里有用的人。我完全掌握了飞行，我有出击的斗志。在我和我赢取胜利的机会之间挡着偏见。上级对我持有偏见，他们不给我机会去纠正他们的“判断”失误。
我想越过他们去反映我遭遇的不公对待，我不应当被他们的偏见挡住参战的机会。这根本不是对待下属的方式，我那时就对此深有体会。越级反映的想法如火焰般炙烤着我。纪律！纪律！纪律！控制自己，只有学会自我控制，人才能无往不胜。必须理解所有事务，即使是错误的事，即使是上级犯的低级错误。做到这些，你将来一旦担任指挥，会比他们做得更好。你将会对你下属犯的错误有所理解。我告诫自己静静地坐在帐中，控制好情绪。当你认真期盼某事时，你总会等到时机的。永不要丧失自信！
第二章 对苏战争
克里特战役渐近尾声。我奉命将一架受损飞机飞到科特布斯的维修站并在那里原地待命。我沿索非亚——贝尔格莱德航线飞返德国。
我滞留在科特布斯，既无中队的消息也不知下一步上级让我干什么。最近关于要开始新战局的传闻接连不断，确实有大量地勤人员和飞行编队调往东方。与我议论过这些传闻的人都相信，俄国人将允许我军穿越俄国领土抵达近东，这样我军就会逼近盟国在这一地区的油田和其他支持战争的原料产地。但这些仅仅是猜测罢了。
6月22日晨4点，我从广播中得知，已经对俄国宣战了。天色大亮后，我赶到机库，想找一架能飞的飞机，属于“殷迈曼”中队(鲁德尔所在中队是以一战德国王牌殷迈曼的名字命名的——译注)的飞机就在那里维修。不到正午我就得到了一架飞机，现在没什么能挡住我了。据说，我中队驻扎在东普鲁士和波兰交界的某处。
我首先降落在因斯特堡打探消息。我从这里的一个空军司令部得知，我的目的地叫拉兹德，还在东南方向。我半小时后飞抵那里，发现置身于一大群飞机中。这些飞机刚刚完成了一次出击任务，经过检修后正要再次起飞。机场上摆满了飞机。我花了好大一会儿时间才找到了我的中队，就是那个在希腊时对我不感冒的中队。自上次一别，尚未谋面。在中队部，大家都没有闲暇搭理我，他们都忙于作战行动。
中队长让副官告诉我，到第一小队报到。小队长是个飞行军官，他忧心忡忡地接待了我，知道我被中队视为害群之马。好在他对听到的一切都不太相信，也就没有对我另眼相看。我遵命交出了我飞回的那架飞机，但是可以用一架旧飞机参加下一次出击。从现在起，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把我学到的本领展示给你们，证明你们对我的偏见是不公正的。”我飞2号，紧跟着小队长。他还指示我在没有作战行动时负责小队的技术保障工作。我的职责是，与高级维修工配合，保证尽可能多的飞机处于作战状态并与中队的维修军官保持联系。
作战中，我牢牢跟定了1号机的尾部，他非常担心我会从后面撞上他，发现我牢靠地掌控着座机后，他才放心了。至我的首次参战日暮，我四次越过了位于格罗德诺到沃尔科夫斯基之间的敌人前线。俄国人调上来了大量坦克和补给纵队。我们发现最多的型号是KW I,
KW II 和 T 34。我们轰炸了坦克、高炮部队和弹药堆积所。第二天还是重复行动，我们凌晨3点起飞，晚上10点返回。在硬板床上美美睡上一夜。我们抓住每分钟的空闲在飞机下躺一会儿，往往立即就进入了梦乡。前方只要有召唤，我们就跳起来赶过去，甚至都不知道到哪里。我们走路时仿佛梦游一般。
我第一次出击就注意到了沿着边境分布着无数的工事。野战工事在俄国境内纵深绵延达数百英里。有些尚未完工。我们飞过了一些建设了一半的机场，混凝土跑道还在建造中，有些飞机已经停在机场上了。在我军正向其进军的维帖布斯克的道路旁就有这样一个未完工的机场，上面停满了马丁式轰炸机。
这些飞机肯定是缺乏燃料或者缺少飞行员驾驶。飞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机场和支撑点后，有人说“多亏我们先发制人发动了攻击”……似乎苏联人要做好准备，建立一个进攻我们的前进基地。俄国向西方还能攻击谁呢？如果俄国人完成了攻击准备，无论在哪里都无法挡住他们。
我们的任务是：在我军前锋之前打击敌人。
我们在乌拉、勒佩尔和雅诺维奇驻扎了很短的时期。我们的目标总是一成不变：坦克、汽车、桥梁、工事和高炮阵地。有时，苏联人会调上来一列装甲列车来支援其炮兵部队，我们就对装甲列车和铁路运输展开攻击。我军前锋面前的所有抵抗都要予以粉碎，这样才能加快我军的推进步伐。敌人对我们对地攻击机的防御方式多种多样，强弱有别。地面防御是最主要的方式，火力从轻武器到高射炮。此外还有敌空军的机载火力。此时，俄国人的歼击机只有拉达J 15，远逊于我们的Me109。不管拉达在何处露面，他们都会像苍蝇一样被击落。虽然对我们的Me109构不成威胁，但它们易于操纵，比我们这些斯图卡快的多。所以，我们可不能小看它们，否则会付出高昂代价。苏联的歼击机和轰炸机部队，已被毫不留情地在地面和空中摧毁。他们的战斗力很弱；他们的飞机型号大都是过时货，如马丁式轰炸机和DBIII式等，PII这样的新式飞机则很少见到。时隔不久，美国援助的双发波士顿式飞机就出现在前线。夜间我们频繁遭到敌人轻型飞机的轰炸，敌人借此不让我们睡觉，袭扰我们的后勤供给。总体上讲，敌人这类袭击未取得明显战果。但是在勒佩尔，我们尝到了苦头。我的一些战友在树林里的帐篷中休息，他们成了牺牲品。我们把这种靠绳索支撑的小双翼机叫做“拴绳的箱子”，它们只要发现地面的灯光就丢下小型杀伤弹。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前线也不例外。敌人经常关闭它的引擎进入滑翔状态，给确定其方位造成了困难；此时，我们只能听到它们的绳索与空气磨擦发出的嗡嗡声。炸弹在寂静中从天而落，它们的引擎立即随之呼呼叫了起来。与其说它是一种常规武器，还不如说它是专为折磨我们的神经而发明出来的。
我们小队来了位新队长，空军中尉斯特恩。他来自我初学斯图卡的那支部队。出击时，我总是像影子一样紧跟着他，仅差几码，就是俯冲时也是如此。他很快适应了。他投弹的准确性极为优异——如果他没有命中某座桥梁，我肯定能跟着命中，这样本小队跟在我们后面的飞机就能攻击敌防空阵地和其他目标。中队马上对他的部下包括我的表现有了反馈，斯特恩很高兴。有一天，他们问他：“鲁德尔还行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是本校队里最优秀的。”他们此后对我再没疑问了。他认可我的热忱，但他认为我活不长，因为我过于热忱，达到“狂热”地步了。他的话是用半开玩笑方式讲出的，这也是一个飞行员对同僚表示欣赏的方式。他知道，我为了准确命中目标和节省弹药，总是俯冲到极低的高度。
他对此的见解是“长远讲，这会让你掉到地上吃苦头的”。总的来讲，他可能有道理。我至今还没倒霉是因为我一直走运。可是随着出击次数的增加，我的经验也在增长着。多亏了有斯特恩，我的好运气也是因为跟着他飞得来的。
但是在参战最初的几周里，他的预言几乎应验了。
在低空袭击一支沿道路前进的俄军纵队时，敌高炮击伤了我方一架飞机，该飞机进行了迫降。我们的战友把飞机降落到了一块平地上，三面被灌木和俄国人围住了。机组人员藏在飞机后面。我可以看到俄国人机枪子弹扬起的尘土。如果不去搭救，他们就完了。但是赤色分子挡在中间。真他妈的！我必须救出他们。我放下了襟翼，已经开始滑向地面，我能辨认出树丛中伊万们（鲁德尔对苏军的蔑称，为保持原文风格，予以保留，下同。——译者）那浅灰色军服。砰！一连串机枪子弹打中了我的引擎。用损坏的飞机着陆不明智；我要是那么做了，就再也别想飞起来了。我的战友们完了。我最后回头看他们时，他们正向我挥着手。引擎发疯似地喘息着，好在又运转起来，勉强使我能越过一具尸体又拉起了飞机。机油糊上了挡风玻璃，我估计活塞马上就要罢工了。如果这样，我的引擎必停。赤色分子就在下面，他们纷纷跳上路面，一些人在向我射击。我的小队已经爬升到了将近1000英尺高度，逃离了轻型火力的范围。我的引擎一直坚持到了我抵达我方防线，我降落在那儿。我搭乘一辆陆军卡车赶回基地。见习军官鲍尔也刚刚抵达。我和他在格拉茨的后备飞行队时就已相识，他后来脱颖而出，也是少数活到了战后的人。但是这天他刚加入了我们行列参战，却很不走运。降落滑行时，我被卷起的沙尘挡住了视力，与另一架飞机相撞，损坏了右机翼。我必须更换机翼，但是机场没有库存。有人告诉我，在乌拉基地我们以前使用的跑道上停着一架受损飞机，但其右机翼却完好无损。（作者的上述叙述颇为混乱，但原文如此，只得照译。——译著）
斯特恩对我大为光火。“在你的飞机修好以前，你别想飞了。”滞留在地面是最严厉的惩罚。好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我立即飞回到了乌拉。留在那里的属于其他小队的两名机械师提供了帮助。当天夜里，在几个陆军战友帮助下，我们卸下了损坏的机翼。我们一直忙到了凌晨三点。人是需要短暂分别的。凌晨四点半，我把一架完好的飞机飞了回来，及时赶上了第一次出击。小队长笑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几天后，我被调往第3中队任维修军官，要对第1小队说再见了。斯特恩对我的调离没有阻止，我就这样成为了第3中队的维修军官。我刚到达新部队，部队指挥官就调走了，来了位新指挥官。是谁呢？空军中尉斯特恩！人是需要短暂分别的。
斯特恩见到我就说：“你看，你的调动不像你认为的那样糟。太着急预测未来是错误的！”在雅诺维奇基地里，他在中队的餐饮帐篷中与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大家正在饮酒取乐。一位上了年纪的下士（L.A.C.）试图从一个大油罐里往他的打火机里灌些汽油。他倾斜油罐时弄得打火机上到处是汽油，他执意要试试打火机是否能用，结果随着骇人的“砰”的一声，汽油罐在他面前爆炸了。下士吓坏了，因为他违反了军纪。这是对宝贵的汽油的可悲浪费，要知道许多当地老妇人很愿意用鸡蛋换取一点汽油的。当然，纪律禁止此类行为，汽油不是用来让当地老妇人调制酒水的，纵然少量饮用这种酒可以使我们感到快乐。所有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习惯使然。村子里教堂的布道坛被改作了电影银幕，听众席为则被改作了观众席。斯特恩笑着说：“不同的人就是习惯不一样。”
“从斯摩棱斯克到莫斯科的公路是我们多次袭击的目标；那条路上挤满了俄国物资。坦克和卡车一个挨着一个间隔很近，经常排成平行的三列纵队。如果这些庞大的物资倾泻到我们身上……”当我攻击这些明显目标时，我总禁不住这样想。现在起，用不了几天功夫，这些物资就会变为一片残骸。我陆军的前进势不可挡。不久，我们就从杜楚奇马机场起飞了，这里距雅奇沃车站不远，。后来为争夺该车站，双方展开了激战。
不久后一天，一架拉达从上方冲入我们的编队，撞击了鲍尔；拉达坠毁了，鲍尔驾着损坏严重的飞机返回。那天晚上，莫斯科电台赞扬了那位苏联军官飞行员，“撞击并击落了一架斯图卡强盗。”莫斯科电台这么瞎编就对了，我们从童年起就喜爱听童话。
陆军在距我们两英里远处正准备发动新攻势。出乎预料，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转场到另一个地域。我们的新基地叫雷伊比茨伊，距依尔门湖约九十英里。从拂晓到日暮，我们在向北和向东两个方向上为陆军提供支援。
第三章 在恶劣天气里飞行
雷伊比茨伊夏季炎热；不值勤的时间里，我们都会躺在帐篷里的行军床上纳凉。小队长和我们一起住在帐篷里。我们之间交流不多，但能达成共识。我们的个性想必也相似。每晚行动结束后，他都去林间或草原上散步，如果我没陪着他，那我肯定不是在举重就是去掷铁饼了，或者是在进行长距离越野跑。经历了一天的艰苦飞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找乐的方法，第二天又都精神焕发了。之后，我们都待在帐篷里。他不怎么喝酒，对于我不会喝酒他也不持什么成见。读一会儿书后，他总是抬头看看我们中的某人，然后说：“好吧，温内克，你肯定累坏了吧？”不等别人否认，他就说：“那好吧，我们睡觉吧。”因此，我们总是睡得很早，这正对我胃口。他的座右铭是“精力充沛并保持精力充沛”。斯特恩的经历与我极为相似，他从中获益匪浅并且决心要比那些指挥过他的人更胜任军官职务。作战时，他对我们发挥了独特的影响。他和我们一样讨厌密集的高射炮火，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他低空投弹。他是个完美的人，一个卓越的军官，一流的飞行员。集诸多美德于一身，他显得卓尔不群。斯特恩的后座机枪手是我们编队里年纪最大的莱赫曼准尉，我的则是最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沙莫夫斯基下士来自东普鲁士的平民家庭，他是家里的第十三个孩子。他很少讲话，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什么事都烦扰不了他。有了他，我从不担心敌人的歼击机，就是伊万们也不会像阿尔弗雷德那样阴郁冷静。
在雷伊比茨伊，我们有时会遇上狂风暴雨。俄国的广大区域是大陆性气候，只有在暴风雨后才有凉爽天气。常常在正午，天忽然变得乌黑，乌云几乎垂到了地上；接着大雨倾盆。地表能见度骤减至几码。在空中时，我们的应对办法就是躲到风眼中。我似乎早晚将不可避免地和风暴近距离接触。
我们为卢加前线的陆军提供进攻或防御的支援。偶尔，我们也被派到内陆执行任务。目标中有楚多沃车站，那是个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线上重要的枢纽。我们通过侦查已掌握了敌人在该地区的防空力量。高炮火力虽很强，但我们料想不会有意外，除非敌人又投入了歼击机新锐编队。就在我们起飞前，俄国的一队战斗机编队袭击了我们机场，来犯的机型被我们叫做“铁古斯塔夫”(即伊尔-2强击机——译注)。
我们翻身进入飞机后面的战壕里。斯塔尔少尉是最后跳进来的，正好砸在我后腰上。这要比“铁古斯塔夫”的轰炸更不舒服。我高射炮开火了，古斯塔夫们扔下炸弹取低空逃走了。我们接着起飞，航向西北，高度9000英尺。万里无云。我飞2号位置，跟在中队长机后。飞行途中，我将机翼与中队长机取平，向他的驾驶舱望去，他脸上保持着特有的沉着自信。
不一会儿，深蓝色的伊尔门湖就在前方熠熠闪亮。我们沿着这条航线飞了有多少次呀！总是在湖的北端飞往诺夫哥罗德或者在斯塔亚鲁萨折向南方。这些都是战略要点，过去来过这里的记忆在头脑中一一掠过。我们接近目标时发现一堵黑色的风暴墙遮住了地平线。它是在目标前还是后面呢？我看到斯特恩中尉在查阅地图，现在我们已经在穿越浓云，这是风暴的前锋。我找不到目标，它肯定在风暴下方。按照时间计算，我们应该很接近它了。在这种单调的背景下，翻滚飘荡的云团增加了以目视保持航向的困难。
有几秒钟我们陷入黑暗中，然后复见光明。为了在云中可以看到中队长的机翼，我拉近了3-6英尺与领队机的距离。我这么做是冒着碰撞风险的。为什么斯特恩还不调头？我们肯定不能在风暴中发动攻击。我们后面的飞机已经占好了阵位，看来也是这么想的。也许中队长企图在地图上找到敌人前沿阵地方位，转而攻击那里的目标。他降低了一些高度，但是各种水平上都有云层。斯特恩从地图上抬起头来，突然以180度角倾斜翻了下去。他应该是考虑到了恶劣天气，但是他没想到我的机翼就在他旁边。我的反应很迅速；我急速翻转，更急速地又翻了一次，避过了碰撞。我现在已经翻了过来，几乎是在头朝下倒着飞。我机下挂载了一枚700公斤的炸弹，这份重量使飞机大头朝下，以可怕速度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中。
我四周漆黑一片，我听到风在呼啸吼叫。雨水泼入了驾驶舱，闪电时不时使周围亮如白昼。猛烈的阵风摇曳着飞机，整个机体结构都被激烈的振颤攫取了。看不到地面，也没有地平线供我判断出机位。垂直速度表的指针已经停止了摆动，指示飞机水平和高度的球形仪和箭头本应是恰好一个位于另一个之上的，现在它们都停在一角。垂直速度表指向零。空速表显示每秒都在加速。我必须尽快做些什么以使仪表恢复正常状态，高度计显示我们正发疯似地向下冲去。
空速表显示出时速375英里。很明显，我几乎在垂直俯冲。我读着高度计上的夜光数字6900，6600，6000，5400，5100，4800，4500英尺。以此速度，几秒钟后就会坠毁的，那就完了。我大汗淋漓，水珠从我身上滑落，是雨水还是汗水？高度计显示3900，3300，2400，1800，1500。我逐渐使其他仪表恢复了正常工作，除了操纵杆还在报警。我还在向地面冲去，垂直速度表仍显示出最大值。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着。幽灵般的闪电不时刺破黑暗，使得靠仪表飞行更加困难。我用双手拉操纵杆，试图使飞机回到水平状态。高度1500，1200英尺！我的太阳穴在悸动，我大口吸着气。我内心有种东西猛烈地敦促我放弃这场争斗。为什么还要干下去？我付出的所有的努力都没起作用。现在我震惊地发现高度计停在600英尺；它还在像一只泄了气的气压计一样无力地摆动着。高度计停在这个位置意味着随时会坠毁。不，坚持下去，要冷静，全力以赴。一下令人难受的撞击。完了，我想……我死了。死了？如果我真死了，我应该不会思考了。另外，我还能听到发动机的噪音。周遭还是像以前一样黑。现在传来沙莫夫斯基沉着的声音，他平静地说：“长官，好像我们撞到了什么东西。”
沙莫夫斯基的冷静沉着令我哑口无言。现在我确定的事情是：我还在空中。
搞清了现状使我又集中了精力。即使把油门开到最大，我也没有快多少，但是各种仪表显示出我正在爬升，这就够了。罗盘指向正西；还不算很不走运。希望这玩艺还管用。我死死盯着各种仪表，意图用我的意志对它们施加魔法。
我们要得救就指着它们啦！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拉操纵杆，否则水平仪上的“球”又会滚向一角。我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飞机，仿佛它是个活物。我高声哄着它，不禁想起了老车夫和马的童话。沙莫夫斯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机翼上有两个洞——白桦树枝穿透了它们——副翼和襟翼都掉了一大块。”
我向外望去，发觉我已经飞出了近地云层，现在正在它上面飞行。我们又重见天日！沙莫夫斯基判断得正确，两边机翼接近翼梁处分别有两个大洞，白桦树枝还插在上面。副翼和襟翼的情况与他的描述无异。我现在才搞明白：机翼的损伤导致速度下降，难以操纵也归因于此。英勇的容87（斯图卡的正式称呼——译注）还能撑多久？我估计我已经深入俄国战线30英里。现在，我才想起我还带着炸弹。我丢下了炸弹，飞行起来轻松多了。每次出击我们都会遇到敌歼击机。
今天，我这副灰头土脸的样子要是让敌机看到了，他们都懒得把我打下来的。我竟然没看到一架敌机。最后我终于越过了前线，慢慢地飞回了机场。
我让沙莫夫斯基立即跳伞。我发出这个指令以防飞机无法操纵。我脑中重现了这次奇迹般生还的过程：风暴骤起；就在我不断拉操纵杆使仪表恢复正常时，我已经接近地面了，接近地面的一瞬间，飞机又恢复了水平。我肯定是以这样的速度扫过了两排白杨树，也可能是两颗白杨树，这就是我机翼上带着树枝的原因。树枝只是在机翼中间位置撕开了洞而没有剐住螺旋桨，这真是靠了不可思议的运气。如果剐住，飞机将无法保持平衡，螺旋桨也会在几秒内飞出去。经历了这样的剐蹭还能保持平稳并能安全把我带回家，其他飞机恐怕做不到，只有容87能做到。
返航的时间对我而言拖得太长了，终于在前方看到了斯托尔采。紧张气氛明显松弛下来，我舒展了一下双肩。斯托尔采机场停放着我们的歼击机，很快就要返回基地了。“沙莫夫斯基，你在机场上空跳伞。”
我无从知道从地面上看我的飞机是什么样子，也不清楚机翼上的洞是否会在着陆时产生空气动力影响。现在要确保不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我不跳。长官，你会成功的。”他用平静的声调回答道。我还能说什么呢？
机场就在我们下面。我以全新的视角打量着它；它比以往更像家了。在那里，我的容克可以好好歇歇；在那里，有我的战友们那熟悉的面孔。在下面某处，挂着我的军上衣，口袋里有最近收到的家书。我妈写了些什么呢？每个人都应该更仔细地读母亲写来的家书！
全中队显然在列队准备解散。他们是在听下次任务简报吗？那我们可要快点了。现在他们都向上看着我的飞机并散开了。我做好了着陆准备。为了安全起见，我用很慢的速度进场。滑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后，我安全回来了。最后几百米，一些伙计一直跟着我们跑。我爬出舱，沙莫夫斯基带着若无其事的表情也出来了。我们的战友围着我们，拍着我们的背。我急忙从欢迎人群中冲出一条路，向中队长报到：
“少尉鲁德尔执行任务返回。发生特殊事故——在目标区域剐蹭地面——飞机已无法使用。”
他和我们握手，脸上洋溢着笑容，然后他摇着头走回了中队部帐篷。我们必然要向战友们讲一遍我们的遭遇。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刚刚集合起来听中队长致悼词。“少尉鲁德尔和其组员挑战了不可能的任务。他们试图穿越风暴，攻击预定目标，但死神夺去了他们生命。”他喘了口气正要继续说下去，这时破损的容87出现在机场边缘。他脸色更苍白了，立即解散了队伍。现在在帐篷里，他还是不能相信我是因为离他太近，为躲避他的突然转向才扎入乌云之中的。他认为我是故意冲入风暴之中的。
“长官，我向您保证，我不是有意为之的。”
“胡扯！你恰恰是那种傻瓜。你肯定是横下心来去攻击那个车站的。”
“长官，您高看我了。”
“未来会证明我是对的。碰巧我们现在又要出击了。”
一小时后，在卢加地区上空，我用另一架飞机在他身旁飞着。晚上，我用运动来摆脱身心的紧张疲惫。
第二天一早，我们的目标是诺夫哥罗德，那里横跨沃尔科沃河的大桥已经被我们炸塌了。沃尔科沃河和洛瓦特河都向南流入依尔门湖。苏联人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员物资抢运过这两条河。因此，我们必须对桥梁保持攻击。桥梁的废墟拖延了敌人，但不能延续很久；我们不久就发现在废桥之间架起了浮桥，苏联人以这种方式顽强地修复我们造成的损失。
这样不间断的作战飞行使部队呈现疲态，有时会带来令人不快的结果。中队长立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联队下达的作战指令多是在午夜或更晚时通过电话传达，我们俩收听后再传达下去。不止一次地在早上发生过误会，大家互相指责。真正的原因是全体都疲劳了。
中队长和我要一起逐条听取联队的夜间指示。有天晚上，中队部里的电话响起来，联队长亲自打来的。
“斯特恩，明天早上5点我们在贝特捷斯科伊(Batjeskoje)上空与歼击机汇合。”
精确的位置至关重要。我们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在地图上查找，但没有找到贝特捷斯科伊。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去查找。
我们的绝望情绪简直跟俄国的面积一样大了。最后中队长说：“长官，对不起，我在地图上找不到那个地方。”
轮到联队长用他那柏林腔发火了：“什么！你是个中队长，可你连贝特捷斯科伊在哪里都不知道！”
斯特恩说：“长官，您可以告诉我地图方位吗？”
电话那边沉默了许久，似乎要无边地拖延下去。我和中队长大眼瞪小眼。突然联队长的声音传过来：“我要是知道那地方才见鬼了呢！我去叫博克伦来讲电话，他知道那地方的位置。”
他的副官平静地告诉了我们那地方的具体位置，是一个在沼泽地中的小村子。我们的联队长是个奇特的人；他发火时，或者他格外想显示友情时，他都会发出典型的柏林腔。我们联队严明的纪律和井井有条的组织工作都应归功于他。
第四章 列宁格勒要塞之战
战争中心越来越向北移。1941年9月，我们被派往东线的北部战区，来到卢加以南的提尔科沃（Tyrkowo）。陆军在列宁格勒地区已经由南、北两个方向展开了一场攻势，我们每天都飞临列宁格勒地区。列宁格勒位于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地理上对于防御方极为有利，攻击方可以利用的道路却寥寥无几。
一段时间以来，进展缓慢，以致人们认为我们仅仅是在消磨时间。
9月16日，斯特恩上尉召集我们开会。他介绍了军事形势，指出阻碍陆军前进的最大障碍是俄国的舰队，这支舰队与海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沿着海岸上下移动，使用它们那威力强大的舰炮不断介入陆上的战斗。俄国舰队锚地在喀琅施塔德，那是位于芬兰湾中的一个岛屿，也是苏联最大的军港。距喀琅施塔德12.5 英里外就是列宁格勒港，再往南是奥拉宁堡和彼得霍夫港。围绕这两个港口城市，敌人集结了重兵集团，占据着六英里长的海岸线。上级要求我们在地图上精确标明双方所有的阵地位置以确保我们能识别出我方的战线。我们正在猜想这些部队集结地可能就是我们的目标，斯特恩上尉却转换了话题。他的介绍回到了俄国舰队上，他指出，我们的心腹大患是两艘战列舰：“马拉特号”和“十月革命号”，两舰均为23，000吨。此外，敌人还拥有四五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巡洋舰中有“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和“基洛夫号”。这些舰只经常变换位置，哪里需要它们的支援，它们就用毁灭性的精确炮击提供支援。
但是，它们的行踪也有固定规律，它们只在喀琅施塔德和列宁格勒之间的深水通道中航行。
我们联队刚刚接到命令，攻击芬兰湾中的俄国舰队。毫无疑问，此次行动中不能使用常规轰炸机和常规炸弹，特别是预计到会遭遇到强大的高射炮火。他透露，我们正在等待特为我们此次行动配备的2000磅炸弹和特殊引信。使用普通引信，炸弹只会在装甲主甲板上无效地爆炸，虽然也会掀掉部分上层建筑，但不能炸沉船只。如果不使用延时引信炸弹，我们就不能指望顺利干掉这两个海上巨兽，这种延时引信炸弹必须先穿透上面数层甲板，再在船舱内爆炸。
几天以后，天气非常糟糕，我们突然接到命令，攻击“马拉特号”，侦察机发现她出港行动了。据报，糟糕的气象条件一直延伸到克拉斯诺沃迪斯克，也就是列宁格勒以南20英里处。芬兰湾上，云层密度5-7/10；云高2400英尺。这意味着，我们要穿越云层飞行，目标处云层厚6000英尺。整个联队都起飞了，航向北。今天，我们的实力是三十架，按照编制我们应有八十架，但是数量并不是决定因素。遗憾的是，2000磅炸弹还未运到。由于单发的斯图卡不具备盲飞的能力，我们的领队机只好担起了这个责任，依靠不多的仪表帮助引导航向：水平仪、转向指示仪、垂直速度表。其余飞机一架挨着一架飞行，每个飞行员一瞥眼就能看到相邻飞机的机翼，以此来保持队形。在浓密的乌云中飞行，必须将飞机之间翼尖距离控制在9-12英尺以内。如果大于这个尺度，就有可能把相邻飞机撞下去甚至冲撞下一架飞机。想一想这样的结果都感到恐怖！因此在这样糟的气象条件下飞行，全中队的安全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领队机的仪表领航。
6000英尺下方仍罩在浓云中；由于个别飞机离队，编队队形稍受影响。
现在它们又靠拢了编队。仍看不到地面。按照飞行时间计算，我们应当很快就飞临芬兰湾了。现在云层薄了一点。我们下面闪现了一线蓝天，接着看到了水面。我们应该正在接近目标，但我们究竟在哪里呢？无从知道，因为云层的裂隙微乎其微，云层密度仍为5-7/10；偶尔在这里或那里，浓汤一样的云层稀释了些，显露出孤立的缝隙。突然间，透过这样一个缝隙，我看到了些东西，立即呼叫斯特恩上尉。
柯尼希2号呼叫柯尼希1号……请回答。
他立即回应：
“柯尼希1号呼叫柯尼希2号，请讲。”
“你在吗？我发现我们下方有艘大船……我猜是‘马拉特号’战列舰。”
我们正说着，斯特恩已经降低高度，随即消失在云层缝隙中。二话不说，我也俯冲下去。克劳斯少尉跟在我后面。现在我看清了，那必是“马拉特号”无疑。我以钢铁般意志强压住兴奋情绪，集中精力，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只有几秒钟的机会。我们几个必须击中敌舰，因为不可能全编队都能穿过云层缝隙，敌舰和云缝都在移动中。在我们俯冲到云层底部也就是2400英尺高度前，敌高炮难以发现我们。当我们在连绵的低云层之上时，敌高炮只能借助听音器开火，难以发挥火力。这样就好：俯冲，投弹，返回云端！斯特恩投下的炸弹正在下落……近失弹。我按下了投弹按钮，给敌人送去了死亡。我的炸弹命中后甲板。多可惜呀，只有一千磅！几乎同时，我看到火焰喷涌而出。我不可能多看会儿，高炮在疯狂吼叫着。那边，其他飞机不断钻出云缝俯冲下来。这时苏联高炮已经意识到了“卑鄙的斯图卡”来自何方，集中火力对准了这个方向。我们则利用了对我们有利的云层，爬升到了里面。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在同一地区，我们再不可能像这样全身而退了。
我们一回到家里，立即就开始猜测：这样的直接命中能给敌舰带来多大损伤？海军专家们声称，使用这种轻型炸弹不会击沉敌舰。一些乐观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可能。接下来的几天中，我们的侦察机似乎证实了乐观者的观点，尽管进行了一些深入搜索，未能发现“马拉特号”。
接下来又进行了一次行动，我投下的炸弹几分钟内击沉了一艘巡洋舰。
自打第一次出击后，我们的好运气随着天气变化结束了。万里无云的天气和致命的高射炮火伴随着我们。我后来再也未在别的地点和战区碰到过这样猛烈的火力。我方侦察估计，在目标区域，六平方英里地面上集中有一百门高炮。高炮喷射出一片火力云。如果炮弹在距你十到十二英尺外爆炸，你在飞机上是听不到的。我们听不到单个的爆炸声；我们听到的是一片持续不断的暴风雨般的噪音，就像末日来临的敲击声。我们只要一跃过仍然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那段海岸线，就会进入高炮集中射击区域。再往前飞，在奥拉宁堡和彼德霍夫也一样；因为是港口，空防力量很强大。
开阔水域遍布着浮桥、驳船、小艇和木筏，它们都受到高炮的防护。俄国人利用一切可能的地方部署对空武器。举例来说，为了防范我们的潜艇进入列宁格勒港，在港口入口处俄国人设置了金属防潜网，该网系留在一连串漂浮在水面上的混凝土箱子上，即使在这些箱子上也有防空武器对我们射击。
再飞六英里，我们就能看到喀琅施塔德岛和它那巨大的军港以及同名的市区。军港和市区都有重兵防御。此外，整个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就停泊在港外不远处。舰队能以致命的防空火力覆盖周边空域。我们这些领头的飞机总是在9000-10000英尺高度飞行；这太低了，但我们只考虑要命中目标。当对着舰只俯冲时，我们放下减速板来降低俯冲速度，这样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目标并修正瞄准角度。瞄得越准，收获越大，这一点具有决定作用。但降低了速度就使得敌炮火可以轻易把我们打下来，特别是当我们越过敌舰上空俯冲攻击后，很难迅速爬升起来，这时最危险。我们一般在俯冲后不拉起来，这一点与飞在我们后面的那些飞机不同。我们采用了不同的战术，就是全速紧贴水面超低空脱离。然后，我们在敌人控制下的沿海上空采用广泛的躲避动作。离开那片空域后，我们才能自在地喘口气。
完成如此的出击后，我们才返回我们在提尔科沃的机场。返航后，我们都处在一种恍惚的状态中，我们这时吸入肺中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我们拼死赢来的。这段日子是艰辛的，很艰辛。斯特恩和我晚上散步时都沉默不语，互相猜着对方心思。我们的任务就是摧毁俄国舰队，因此我们不会议论有什么困难，争论只会浪费精力，我们奉命行事。散步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帐篷，身心轻松地准备明天一早再次冲入地狱。
一次散步时，我打破了惯常的沉默，犹豫地问斯特恩上尉：“你怎样做到这样从容镇定的呢？”
他停下脚步，瞟了我一眼，说到：“兄弟，你可别以为我总是这样冷静。我冷静是因为我摔打过多年。你知道在部队里，当某人和上级意见不一致时，什么结果在等着他……如果这人不够坚强，不能把异议扔到一边，执行命令时也忘不了它，那就会闯下大祸。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你能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又能团结同伴们，你就会更强大。”
沉默了一会儿，我明白了他为什么特别理解我。我知道我的下一句话不符合军人身份，可我还是说了出来：“我当副官时就下决心，有朝一日我要是担任指挥官，我决不会像我的一些上级那样行事的。”
斯特恩沉默了良久，又说到：“锤炼人的因素不止我们说的这些。咱们战友中知道这些的不多，理解我为什么严肃对待生活的人也不多。我曾经与我深爱的一个女孩订了婚，可她却在我们预订结婚的当天死了。碰到这样的事，要想忘记可不容易。”
我陷入沉默，走回了帐篷。事后很长时间里，我的思想都离不开斯特恩。我现在对他的了解加深了。我意识到，通过这次我们在前线的简短交谈，他以自身的阳刚之气和催人奋发的理解之情深深影响着我。夸夸其谈不是军人交流的方式。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迥异于平民。他吐出的字字句句都不同于民间方式，从一般观点看甚至有些显得结结巴巴的。但是战争把人从一切虚伪和伪善中赶了出来，军人们的表达方式，即使是一句誓言或者是一句粗话，都显示出真挚和诚恳，都远胜过平民世界里老练的花言巧语。
战争唤醒了战士身上的原始力量，这种原始力量决不可能通过客观性显示出来，只能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展现出来，
9月21日，我们的两千磅炸弹运到了。次日晨，侦察机发现“马拉特号”正停泊在喀琅施塔德港内，显然正在修复16日那天所遭受的持续攻击造成的损坏。我热血沸腾。我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来了。我从侦察人员那里取得了诸如风向、风速等必要数据。
接着我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了；我盼望着起飞。如果我飞抵目标，我一定要击中它。我必须击中它！我们充满斗志地起飞了；我们下面挂载了两千磅炸弹，它们今天要显示威力了。
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海上更是如此。我们在沿海遭到俄国歼击机的攻击，但毫无疑问，它们不能把我们赶走。我们的高度是9000英尺；高射炮火极为猛烈。
距离十英里时，我们看到了喀琅施塔德；空中看去，它显得遥不可及。在如此猛烈的高射炮火中飞行的人随时都会被打下去。等待使时间显得更漫长，我和斯特恩默默地保持着航向。我们告诫自己，伊万并不是在对单个飞机射击，他们只是在向特定高度开火，造成一个高射火力弹幕。其余的飞机漫天飞舞着，不只是以中队队形或者小队队形飞，甚至有双机飞行的。他们以为靠变换高度和之字形运动就可以使高射炮手难以瞄准。有两架蓝色机头的领队机掠过了所有编队，甚至越过了落单的小队。其中一架投下了炸弹。喀琅施塔德上空乱作一团，互相碰撞的危险很大。我们离目标还有数英里之遥；从前方某个角度，我能看到“马拉特号”停泊在港口。炮声隆隆，炮弹尖叫着向我们飞来，空中遍布爆炸的闪光。高射炮火造成的朵朵弹云，在我们四周飘荡着。如果不是置身在这样一个充满杀机的紧张时刻，倒是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此时的景象：空中狂欢节。我向下观察着“马拉特号”。它身旁停着“基洛夫号”。也许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这些舰艇到现在还未开火，上次攻击时，它们也是这样。它们要等到我们俯冲时才开火。我们小队穿越敌空防时从未像这次这样显得缓慢和不爽。斯特恩今天要用减速板吗？还是因为敌人火力猛烈，他这次冲下去连减速板都省了呢？他冲下去了。他已经放下减速板了。我跟了下去，最后往他的座舱里瞥了一眼。他神情凝重，全神贯注。现在我俩肩并肩地在俯冲。俯冲角度肯定在七十到八十度之间。我视野中已经出现了“马拉特号”。我们互相追逐着扑向她；渐渐地她变成了庞然大物，舰上的所有防空武器都对准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顾了，只有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任务；如果我们完成了任务，地面上的弟兄们就会少流血。出了什么事？斯特恩的飞机突然把我落下很远。他冲得更快了。难道他为了更快又把减速板收起来了？我也这么做了。我始终跟在他后面。我接近了他的机尾，越来越快，无法减速。我的正前方出现了斯特恩的后座机枪手莱赫曼准尉那张充满恐怖表情的脸。他时刻准备着我马上就要剐掉他的机尾后直接撞上他。我用尽全力增大了我的俯冲角度——现在肯定有九十度了——我挺身坐着，好像坐在了一只火药桶上。斯特恩的飞机就在我右面，我会剐到他吗？还是会安全地超过他冲下去？我疾速超过了他，离碰撞只有毫厘之差。这是胜利的征兆吗？敌舰正好处在我视野的正中央。我的容87在我俯冲时保持着极好的稳定状态；她毫不摆动。我感到现在命中目标是十拿九稳了。接着我看到“马拉特号”巨大的身躯活生生地就在我眼前。水兵们在甲板上穿梭奔跑着，搬运着弹药。现在我按下了操纵杆上的投弹按钮，接着拼命拉操纵杆。我还能使飞机改出吗？我怀疑，因为我没有使用减速板俯冲，我投弹时的高度不足900英尺。中队长简述任务时曾说，带着两千磅炸弹时，投弹高度不能低于3000英尺，因为炸弹的碎片可直达3000英尺。低于这个高度投弹有可能殃及自身飞机。现在我全神贯注于攻击“马拉特号”，把这告诫丢掉了九霄云外！我木然地握着操纵杆，拼命拉着。我加速得太猛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了，瞬间出现了黑视，这对我是个新体验。但这如果顶用，我肯定能改出了。沙莫夫斯基的声音响起来时，我的脑子还犯迷糊呢：“长官，她爆炸了！”
我向外望去。我们正擦着水面飞，高度十或十二英尺。我向旁边拉起了些。
不远处，“马拉特号”被笼罩在高达1200英尺的烟云之下；显然弹药库爆炸了。
“恭喜你，长官。”
沙莫夫斯基是第一个道贺的。现在耳机里充斥着各架飞机发来的道贺声。
从众多声音中我听到了这句：“精彩表演！”等一下，难道是联队长的声音？
因为兴奋我感到身体阵阵发热，就像取得了不俗的体育成绩时的那种感觉。接着我想像自己正注视着成千上万步兵那感激的眼神。取低空飞向海岸方向。
“长官，有两架俄国歼击机。”沙莫夫斯基报告说。
“在哪儿？”
“正在追我们，长官。它们正围着舰队绕圈，处在自己的防空火力中。我的天！它们会被他们自己的炮火一块儿打下来的。”
这句惊叹，加上沙莫夫斯基声音里的兴奋对我都是新鲜事。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我们以和水泥箱子一样的高度飞着，那上面也部署了高炮。我们几乎可以用机翼干掉那箱子上面的俄国炮组，他们还在向正在攻击其它军舰的我们战友们射击。“马拉特号”上腾起的烟雾短时间内遮住了一切，什么都看不见。下面水面上的喧嚣声肯定很大，因为直到我的飞机吼叫着近距离飞过水泥箱子时，才有少数炮组发现了我的飞机。然后，他们调转炮口追着我射击，直到高高飞过他们头顶的撤离的大编队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运气伴随着我这架落单的飞机。四周都是高炮；空中弹片飞舞。搞清了这么多钢铁并不是专打我的，我安下心来！我正在飞越海岸线。这一狭窄地带令人不安，我不可能达到安全高度，因为我爬升得没那么快。我只好取低空飞过机枪和高炮。恐慌的俄国人纷纷卧倒。接着沙莫夫斯基又惊叫道：
“有架拉达跟在我们后面！”
我回头望去，看到机尾后300码外有架俄国歼击机。
“让他尝尝厉害，沙莫夫斯基！”
沙莫夫斯基一声不响。伊万连连开火，只差几英寸就打中了。
我疯狂做着躲避动作。
“你疯了吗，沙莫夫斯基？”开火！我会让你进监狱的。”我朝他吼道！
沙莫夫斯基没开火。他从容不迫地说：“长官，我不开火，因为我看到一架德国的梅塞施密特赶到了后面，如果我向拉达开火，可能会伤到梅塞施密特。”沙莫夫斯基就此打住了话题；但我被悬念搞得大汗淋漓。曳光弹从我的两侧以更宽的射界打来，我像疯子一样摇摆着。
“您可以回头看看了，长官。梅塞已经把拉达干掉了。”我把飞机向边上稍稍拉了一下，回头看去。就像沙莫夫斯基所说；拉达躺在下面。一架梅塞摇摆着机翼飞了过去。
“沙莫夫斯基，能证明我们的战斗机打下了那架敌机是件好事呀。”他没有应声。我没有欣然相信他的判断使他受到了伤害。我了解他；他会坐在那里一直生闷气，直到我们降落。我们一起升空作战，在空中他都是默不作声，这样已经很多次了。
落地后，全体参战人员在中队部帐篷前列队。斯特恩上尉告诉我们，联队长已经打电话祝贺第3中队取得的战绩。他亲眼看到了令人难忘的爆炸。上级要求斯特恩报上率先俯冲并以两千磅炸弹命中的军官的名字，该军官将被推荐授予骑士铁十字章。
斯特恩向我这边瞥了一眼，说：“请原谅我，我告诉空军准将我为全体中队而自豪，我更愿意将胜利归功于全中队。”
回到帐篷里，他紧握着我的手。“不需要在战报中特别提到你又击沉了一艘战列舰，”他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联队长打来电话。“今天是第3中队的沉船日。你们立即起飞，攻击停在“马拉特号”后面的“基洛夫号”。祝攻击顺利！”
最新侦查照片显示，“马拉特号”断成了两截。照片是在爆炸导致的浓烟消散后拍摄的，所以看得很清楚。
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说，斯特恩，你看到我的炸弹了吗？我和博克伦谁也没投弹呀。”
“长官，炸弹掉到海里了，就在攻击前几分钟。”
在帐篷里的我们这些年轻人要使劲绷着脸才不至于笑出来。耳机里传来挂机声，通话结束了。我们没有指责我们的联队长，他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年长，可能是太紧张了，他提早按下了投弹按钮。能和我们一起飞这样困难的任务，就凭这点，他就值得所有的赞扬。50岁和25岁之间毕竟存在很大差异，对于飞俯冲轰炸机来说更是这样。
我们再次出击去攻击“基洛夫号”。第一次出击返回着陆时，斯特恩发生了轻微事故：一只轮子陷入大坑中，他的飞机擦到了地面，螺旋桨受损。第7小队给我们提供了一架替代飞机。所有编队飞机都升空了，我们还在中队机场上滑跑。斯特恩上尉又一次碰上了障碍物，替代飞机也不能用了。编队里再也没有飞机可以替代了，因为所有飞机都升空了。现场的飞行人员中只剩下我了，他从自己飞机里跳出来，登上了我的机翼。
“我知道借用你的飞机你会很生气，但我负责指挥，我必须和中队在一起。我带沙莫夫斯基去。”
带着不满和恼怒，我走到飞机检修处，干起了我作为维修军官应做的本职工作。
一个半小时后，中队归来。1号机，绿色机头的领队机——我的座机——不见了。我猜想，中队长已经在我方防线后的某地迫降了。
等战友们都回来后，我问他们中队长发生了什么事。没人愿意直接回答我，有个人最后说：“斯特恩对着‘基洛夫号’俯冲，他在5000或6000英尺处被直接击中。炮弹击毁了他的方向舵，飞机失去了控制。我看到他试图用副翼操纵，对准那艘巡洋舰撞去，但他还是偏了，机头朝下撞入海中。他携带的两千磅炸弹的爆炸严重损毁了‘基洛夫号’”。
中队长和我忠诚的沙莫夫斯基下士的牺牲沉重打击了全中队，这是当天最悲惨的时刻，如果他们不出事，这天会是胜利日。好小伙沙莫夫斯基走了！斯特恩走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了典范，没人能真正替代他们。他们幸运地牺牲在这一时刻，在这一时刻他们还能持有着这样的信念，当所有痛苦结束时，德国和欧洲将赢得自由。（最后一句显示出作者鲁德尔持有的纳粹意识形态——译注）
一级上尉暂时接掌了中队。我挑选了一级下士亨舍尔为后座机枪手。他是从驻扎在格拉斯的后备编队里派来的，我和他曾在那里的几次作战演习中飞过。我偶尔带着其他人和我一起飞，先是军需官，后来是情报军官，最后是机械军官。他们中没人在乎确保我的安全。后来我固定带着亨舍尔，这时他已调到了中队部。我要是落下他或者用别人代替他飞，他都会很气愤。他就像个小姑娘一样地爱嫉妒。
九月底之前，我们又在芬兰湾上空出击了数次，成功地把另一艘巡洋舰送到了海底。我们对另一艘战列舰“十月革命号”的攻击就不这么走运了。她被轻型炸弹击中，但损伤不严重。我们又用两千磅炸弹攻击了一次，击中了她，但当天投下去的重磅炸弹都是哑弹。
尽管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还是不能找出问题所在。最终苏联人保住了这艘战列舰。
列宁格勒地域平静了下来，又一个新的关键地区需要我们。减轻步兵压力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俄国人沿着海岸发动的攻势被击退了，列宁格勒被勉强围住了。但是列宁格勒并未陷落，防守者们控制着拉多加湖，由此维持了要塞的供给线。
第5章 在莫斯科前方
在沃尔科沃和列宁格勒前线，我们又执行了几次任务。在最后这几次出击中，我们发现空中到处都很平静，我们判断在其他地段很可能要有行动。我们被派到了东线中段，一抵达那里，就发觉陆军正准备行动。传闻说要沿着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方向攻击。我们经莫斯卡纳——库列斯楚卡空军基地，绕过雷斯楚，降落在斯特雷扎。空军上尉普赖斯勒从前任手中接掌了我们中队，他来自友邻联队。
寒冷一天天逼近了，我们接到预报说冬天就要来了。气温的下降给我这个中队维修军官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单单寒冷就使我们的飞机陷入了麻烦中。我花了很长时间，靠积累的经验，才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资深技工更是感到烦恼，但是大家都尽了最大努力，确保尽可能多的飞机可以使用。迈因出了事故。正当他从卡车上卸载炸弹时，一颗炸弹从车上滚下来，弹翼正好砸在他的大脚趾上。事情发生时，我就站在旁边。好长一段时间他都说不出话来；后来他盯着自己的脚趾说道：“我在也不能跳远了。”真正寒冷的天气还未到来。天阴沉沉的，仍然有暖流随着低云飘来，这对于我们的作战行动毫无裨益。
加里宁已经被我军拿下了，但苏联人发动了猛烈反攻，他们在城市接近地域仍保持着阵地。我军各师难以前进，特别是天气帮了俄国人很大的忙。另外，不断的战斗严重削弱了我军各部队的实力。从斯特雷扎到加里宁的主干道恰恰从该城前方通过，这一地区掌握在敌人手中，敌人由此向东对我军防线不断施加压力，这样我们的补给线就不能保持畅通。我不久亲眼目睹了局势是多么困难和复杂。此时，我们的空中力量很弱小，这归因于伤亡、天气以及其他因素。我担任领队——中队长不在——对托尔绍克（Torshok）发动空袭，这是个位于加里宁西北的铁路枢纽。我们的目标是车站和其后方的交通干线。天气恶劣，云高只有1800英尺。对于这样一个有强大防空力量的目标来说，云层实在太低了。我们接到命令，如果天气实在恶劣到威胁返航安全时，我们可以降落到加里宁附近的机场。我们在空中汇合点等待了我们的歼击机很久，最终他们还是没出现；可能对他们来说，天气太糟了吧。由于在空中长时间等待，我们浪费掉了大量汽油。我们以适当高度在托尔绍克上空盘旋，试图找到敌人防御的软肋。起初，敌人的防御看上去处处严密，但我们找到了空隙，我们攻击了车站。我高兴地看到所有飞机又在我身后编队了。天气变得更糟了，还下起了大雪。碰到这样的天气，我们要返回斯特雷扎就要兜个大圈，我们剩下的汽油不允许这样做了。我立即决定，向附近的加里宁飞；此外，东方的天空看上去更明亮些。我们降落在加里宁。这里人人都头戴钢盔，忙忙碌碌。来自另一个战斗轰炸机联队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正当我接通点火开关时，我听到也看到坦克炮弹落在了机场，一些飞机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了。我急忙找到设在这里的作战室以搞清形势。我得知，苏联人正以坦克和步兵展开对机场的攻击，现在距这里不足一英里。我军步兵沿机场外围构筑了薄弱的防线，敌人的钢铁怪物随时会冲进来。我们没时间检修飞机了，我们的斯图卡对于我地面防御部队实乃天赐利器。我们与战斗轰炸机联队的亨舍尔123一道沉重打击了敌坦克，直至天黑下来。我们起飞后几分钟后就降落，地勤人员要能跟得上这种战斗的节奏。我们打得很准，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不能敲掉坦克，我们就会被它们干掉。我们在该城南郊的一处兵营里过夜。
夜里我们被一种碾压声惊醒，是我们的高炮牵引车在转移阵地呢？还是伊万的坦克来了？在加里宁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们的步兵战友告诉我们，昨天敌人的一些坦克闯入了商业广场，对看到的一切都狂轰滥射一番。它们突破了我方的外围警戒，在城里我军与它们打了很长一阵子。现在还能听到炮声隆隆；位于我们后面的我军炮兵正向伊万炮击，炮弹飞过了我们头顶。
夜里乌云低垂，四下漆黑一片。除了低空交火，没有空战发生。补给线再次被切断了，疲惫的陆军部队什么都缺乏，但是面对赋予他们的超常任务仍然毫不犹豫。温度骤降40多度，普通润滑油都冻结了，所有机枪都打不响了。
据说寒冷也给俄国人带来同样影响，但他们拥有特殊的动物油脂和防护。我们各种设备都缺乏，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在严寒条件下的战力。补给像缓慢的涓涓细流一样抵达。
当地人有二十甚至三十年没见到过这样坏的天气。与严寒的抗争比与敌人的战斗更严酷。苏联人有了一个颇具价值的盟友。我军坦克部队抱怨炮塔转不动了，一切都冻得硬梆梆的。我们在加里宁待了些日子并不断地升空。不久我们就熟悉了每条战壕。战线又从我们机场向东推进了几英里，我们回到了斯特雷扎，那里的人盼望我们回去很久了。从这里我们继续起飞作战，方向是奥斯塔斯科夫（Ostaschkow），然后我们奉命移至鲁萨附近的高尔斯托沃（Gorstowo），这里距莫斯科约50英里。
投入到这里的我军各师正沿着莫扎伊斯克至莫斯科的公路奋力前进。一支力量薄弱的我坦克前锋经由斯韦尼哥罗德——伊斯特拉（Swenigorod-Istra）一线已进至距俄国首都不到六英里的地方。其他部队甚至更向东推进一步，已经在莫斯科——北极圈运河东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正对着城市北面。其中的一个在迪米特罗夫（Dimitrov）。
现在是十二月，温度计显示是摄氏零下40-50度。大雪纷飞，浓云低垂，高炮猛烈。克劳斯少尉被一发俄国坦克流弹打死了，他是个出色的飞行员，也是仍健在的少数老战友之一。在这里，与在加里宁一样，天气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也成为了莫斯科的救星。
俄国士兵疯狂反击着，但是他们也一样紧张过度、精疲力尽，如果没有严寒这个盟友，他们是不能阻挡住我们前进的。即使敌人投入的西伯利亚新锐部队也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德国陆军败于严寒。火车已经停运，没有后备队，没有补给，伤员无法后送。单凭钢铁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已达到了我们力量的极限。急需的东西样样都告缺乏。机械装置无法运转，交通受阻；没有汽油，没有弹药。道路上早就看不到卡车行使了。马拉雪橇是唯一能行使的工具。悲剧性的撤退场面以越来越高的频率一再上演着。我们只有少量飞机。在如此低温下，发动机也是短命的。以前我们掌握着主动权时，我们出击是为了支援我地面部队；现在我们出击是为了阻挡苏联人的进攻。
我军被赶离北极运河后不久，在加里宁方向，我军也不再占有克林西北的大坝了。西班牙的蓝色师经过了英勇抵抗后，被迫放弃了克林城。不久就轮到我们撤退了。
圣诞节临近了，伊万仍在迫近我们西北方向的沃洛科拉姆兹克。我们和中队部人员一起住在当地学校里，就睡在大教室的地板上；所以每天早上我醒来后，一再发现我在夜间睡梦中翻身已滚出了很远。五百次的出击已给我留下了深深烙印。我中队的另一半人住在当地常见的泥屋子里。你一走进这些屋子，你会恍然觉得你被送到了三个世纪前的原始国度里。起居室最绝的特色就是烟草的烟雾笼罩了一切，使你什么也看不到。家里的男人们抽一种他们叫做马科尔卡（Machorka）的烟，这种烟的烟雾遮住了一切。当你的眼睛适应了这种烟雾后，你就能看到家里最好的家具，一只三英尺高的石炉子，漆得惨白惨白的。围绕着这炉子，一家三代生活在一起，一起吃、欢笑、痛哭、生育、死亡。富裕人家的房子里在石炉子前有一个木围栏，围栏里有只小猪和其他家畜在欢蹦乱跳。
天黑后，世界上最挑剔、最肥大的臭虫会出现在你面前，他们夜间会从顶棚上精确地扑下来，他们不愧是昆虫界的斯图卡。你会见到令人窒息的严寒，但当地的男女对此毫不在乎。他们不知还有不同的活法；他们的祖辈这样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也这样并且还要这样活下去。只是现在这一代人已经把讲故事和讲童话的技艺丢失了，也许他们不敢讲了，因为这里离莫斯科太近了。
莫斯科河流经我们住的村子，一直流到克里姆林宫。天气不好，我们不能升空时，就在河上打冰球。即使有些人在比赛中负伤，我们还是以这种方式保持肌肉活力。举例讲，中队长副官的鼻子就被撞得轻微歪向了右侧。比赛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前线糟糕的形势上转移开来。在莫斯科河上进行完激烈的对抗赛后，我往往去蒸桑拿。村子里有个芬兰浴室，但里面却不怎么样，又黑又滑。一天，我踩上了靠在墙上的一把铁锹的锹刃上，摔了个大跟头，出来时伤得不轻。
苏联人在北面已经迂回了我们；现在是我们撤到邻近的后方机场的时候了。可我们一时又动弹不了；低云垂在向西延伸至维亚兹马的森林上方已经多日，飞行是不可能的。此外，积雪厚厚地覆盖着我们的机场。除非我们走了鸿运，否则伊万会与圣诞老人一起出现在我们门前。那些已经迂回了我们的俄军肯定是没有发现我们，要不他们早把我们一网打尽了。
因此我们仍得以在格尔斯托沃的校舍里过圣诞。夜幕降临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沉寂下来，我们都竖起耳朵，不放过外面的每一个声响。但是圣诞颂歌一经响起，沉闷气氛一扫而光。再来几杯伏特加，情绪最低落的人也振奋起来。
下午，联队长来短暂巡视并颁发了勋章。我是中队中首个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章（the German Golden Cross）的人。在俄国度过的首个圣诞节里，我们向莫斯科的体育同行发出邀请，请他们过来参加圣诞节比赛。当然没有回音，所以我们自己在莫斯科河上进行了冰球赛。坏天气又持续了多日。一俟天气稍有好转，我们立即开始了撤退，沿着通向维亚兹马的公路和广袤的森林向后方飞去。我们升空后不久，天气转坏，我们采密集队形贴着树梢飞行。空中灰蒙蒙的，雪雾翻腾。每架飞机都仰赖于领队机的技术，这种飞行比最激烈的攻击还令人紧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黑暗的一天；我们中队损失了一些不能适应这种飞行的成员。在维亚兹马上空，我们向右转往北面的斯特切夫卡——伏城（Sytchewka-Rhew）方向。我们在厚厚的积雪中降落在位于斯特切夫卡以南12英里的杜金诺，安顿在一家集体农庄（Kolchose）中。
酷寒仍持续着。终于空运来了适合的装备和衣物，运输机每天在我们机场降落，运来皮衣、滑雪板、雪橇等物品。这对于夺取莫斯科是来得太晚了，无法挽回那些死于严寒的战友们的生命；对于在进攻时冻伤脚趾和手指的成千上万人是来得太晚了；对于继续推动一往无前的陆军向前进是来得太晚了，我军已经被难以想象的酷寒之手无情地赶进了掩体和战壕。
我们现在飞行于去年夏天就已熟悉的地区：该地区是西伏尔加河的源头，靠近伏城，沿着铁路线到奥列宁，再延伸至南方。厚厚的积雪对我军是沉重负担，但苏联人则如鱼得水。现在最聪明的技术人员是能够运用最原始的方法和交通工具的人。引擎发动不了，一切都冻上了，液压工具不顶用了，依赖于任何技术手段都意味着自杀。在凌晨的温度下根本无法启动引擎，即使我们给它们罩上了草垫和毛毯仍无济于事。维修人员经常整夜守在外面，隔半个小时就给引擎加热，这样当我们起飞时才能保证它们能发动起来。夜里冒着严寒在户外看护这些引擎导致了许多人被冻伤了。作为维修军官，我经常到户外或者在出击间隙时干这种活，以保证每架飞机都能升空。我们在空中倒很少挨冻，由于天气糟糕，我们只得低飞，而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使大家都忘记了寒冷。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当我们返回温暖的宿舍时仍会发现冻伤的症状。
一月初，冯?李希特霍芬将军乘一架福莱斯勒?斯托赫飞机降落到我们机场，他此行是来授予我骑士铁十字勋章的。授勋时特别提到了我去年成功地摧毁了敌舰和桥梁。一阵更凛冽的寒风使维持次日出击所需的飞机更形困难。我看到绝望的机师们直接在引擎下生起火来，希望以此使引擎发动起来。其中一位对我说：“它们要是不启动就会被烧成一堆灰烬，反正发动不起来它们对我们也没用了。”这种解决问题的极端方法使我震惊，我偶然找到了另一种办法。用汽油罐制作成一个铁皮炉子，上端突出一只烟囱，烟囱顶部装有钻孔的风帽，作用是阻挡火星飞出。我们把这个装置置于引擎之下，在其内部生火，再将烟囱对准启动泵，启动泵直接得到加热。我们保持温度直到引擎启动。这装置是原始些，但正是在俄国冬季需要的东西。我们接收到了叫做加热器的复杂装备，还有一些有技术含量的玩艺。它们造得很精致，遗憾的是它们自身就依赖于其他精密机器的驱动，如微型马达和另一些复杂的装置。这些装备首先需要启动起来，但是严寒恰恰使它们难以启动。整个冬季，我们中队能升空作战的飞机数目一直很少。能飞的飞机都由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驾驶，这样数量的不足就能以质量予以一定的弥补。
我们沿斯特切夫卡——伏城（Sytchewka-Rhew）铁路线巡视了几天，俄国人正试图在那里取得突破。我们的机场面临的形势与几周前在加里宁遇到的情况如出一辙。这一次，没有值得一提的地面部队屏护着我们的前沿。某夜，伊万从斯特切夫卡冲过来，突然出现在杜金诺郊区。空军中尉克莱斯肯是文职连连长，他从地勤人员和附近部队中拼凑了一支作战分队，守卫机场。我们英勇的维修人员，夜间转为了战斗员，用步枪和手榴弹守卫战壕，白天又回到维修岗位。白天不会出事，因为我们机场油弹储备充分。连续两天，我们遭到几个营的骑兵和滑雪部队的攻击。接着，情况变得危险起来，我们把炸弹投到了机场周边。苏联人伤亡惨重。克里斯肯，这位曾经的运动员，运用他的作战分队发动了反击。我们盘旋在他上空，扫射、轰炸他当面的一切抵抗。这样，我们机场接进地上的敌人被肃清了。我们的空军战士们在这场战争开始时，根本没料到他们会被当作步兵使用。陆军的一支装甲部队扩大了我们的战果，夺回了斯特切夫卡，在那里设立了指挥部。战况又些许平静下来，一条沿着斯特切夫卡——伏城建立的新战线掩护着我们这个地区。一味退却的日子结束了。
狐狸们比我们耐寒。每次我们从伏城低飞归来时，总能看到它们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爬行的身影。如果我们以六到十英尺高度掠过它们，它们就会伏下身子，胆怯地对我们眨着眼。贾克尔的机枪里还剩了几梭子弹，于是对准一只狐狸来了个近距离射击，打中了它。贾克尔用一架带雪橇的斯托赫飞回射杀地点捡回了狐狸，可惜的是雷纳德校长得到的皮货上却布满了弹洞。
我气恼而又吃惊地得知，鉴于我夜间出击的次数很高，我将会被立即送回国内。给我的指示是经过一段时间休假后，到斯泰尔马克省的格拉斯报到，接掌一个后备编队，把我最近获得的经验传给新飞行员。我向上级保证我不需要休息，我不离开斯图卡，即使是托关系说情也没起作用。给我的命令是不可更改的。和一同取得许多胜利的战友们道别是艰难的。我只要在新岗位履新，普莱斯勒上尉就将向上级请求调回我。我回前线这件事又有了新希望，我会抓住一切机会的。
一天早上，我向西踏上了归途；我坐上了一架运输机，经维帖布斯克——明斯克——华沙——飞返德国。我在假期里到雷森贝格和提罗尔滑雪，通过日光浴和锻炼来释放我的愤怒。
逐渐地，我视之为家园的这片群山以它的静谧和雪山美景使我从每日起飞降落出击的紧张中松弛了下来
第6章 培训和实践
开始培训新飞行员的工作前，我结婚了。我爸还担任着他那个教区的教长职务，还在我们那个小乡村里主持仪式，这个小村里留存了许多我孩提时代的美好回忆。
然后，我奔赴格拉茨，这次不是作为学员而是作为教官而去。学员们学习编队飞行、俯冲、投弹、射击等科目，我白天经常花八个小时坐在飞机里，现阶段我帮不上什么忙。天气不好或者检修时，学员们就进行军体活动。学员们完成斯图卡学校的科目后才送到我这里深造，之后他们就奔赴前线。他们通过考核后，我还会和其中的一些人日后再见面；也许他们会分到我的部队里。所以，如果没有意外，我不会在训练中找他们的麻烦。业余时间里，我保持着体育训练；我打网球、游泳，或者在格拉茨四周的乡村美景里打发时间。两个月后，我有了位助手，第三小队的贾克尔少尉。他刚刚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同时也被打发到这里干点轻松活。我们一反常态，开始动真格训练，就像在前线一样。我有两架梅赛施密特可供调遣，这样我们就能扮演敌人的截击机。训练是一丝不苟和艰苦的，但我相信，能坚持下来并能达到训练要求的学员受益匪浅。
体育锻炼可培育强健的体格和耐力。每个星期一我都带领学员们进行六英里长跑；这给他们带来了莫大裨益。下午，我们去安德列兹游泳并比试胆量。他们的撑杆跳都合格了，为夺取游泳证书进行了激烈角逐。
贾克尔比我小几岁，还像个孩子。不管他惹了什么祸，别人也无法生他的气。他是个逗乐的人，对生活有自己的一套。星期天下午，我总是进山。在大门岗亭前有个公交车站，我搭公交车进城。公交车的影子在路边伴随着我们行进，我突然意识到，影子里的人实际上正站在车顶上。他们正在“用拇指顶着鼻子作出轻蔑动作”以及其它的搞笑动作，特别是有女孩经过时，他们更是如此。从他们的帽子上我能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属于我们驻地的士兵，但不大可能是我的下属，因为我们曾三令五申严令不准军人攀上公交车顶。我很不客气地向坐在我身旁的来自地勤单位的中尉说：
“那些家伙肯定是你的人。”
他以略带优越感的声调回敬道：
“你会高兴的，他们是你的人。”
士兵们在格拉茨一下车，我就命令他们星期一上午11点来见我。他们结队进来接受责罚，我说：
“你们这么做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你们已经违反了一条命令。真是前所未闻。”
我从他们的表情上能看出他们有话要说，我问他们还有什么理由。
“当时贾克尔少尉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还以为没什么事呢。”
趁我笑出来之前,我赶快解散了他们。我能想象出贾克尔站在公交车顶上。当我告诉他他的行为把我陷了进去时，看到他那一脸的无辜样，我再也蹦不住笑了。
几天以后，我们在格拉茨幸免于一次非公事故。一家滑翔机俱乐部恳请我驾驶一架老旧的捷克双翼机拖拽他们的滑翔机，因为他们缺乏驾驶员。我答应了，由于这属于私人飞行，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带上我妻子飞，她非常渴望飞行。飞了两个半小时后，我问还剩多少油；油表没有这种显示功能。他们对我说，油料还够飞四个小时；我可以不用担心继续飞行。我放下心来飞返机场。正当我们低飞在一片土豆地上空时，引擎停转了。我知道我妻子没系安全带，在我降落在田垄上之前，我急忙大喊：“坐稳啦。”飞机跌跌撞撞地越过一条沟渠，最后安然停在一片玉米地里。我们找到了汽油，我又从一条田间小径起飞，回到了两英里以外的机场。
我有许多同僚，特别是空军中的同僚，在战场上毫发未伤，却在一些愚蠢的“平民”事故中报销了。这次节外生枝的事故再次证实了，我们遵守那些表面看来有些愚蠢的守则是必要的。即使不在前线，我们也要像身处激战时那样谨慎小心。其实在与敌人交锋时，冒不必要的风险也是不允许的，即使我们自己不畏惧也不行。
我驾驶着老式飞机在机场降落后，得知另一中队的后备飞行队已经奉调俄国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轮到我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内心戚戚于已待在后方数月，突然间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盼望重返前线。我被置身事外的感觉折磨了很久，我一想到长时间不在前线对我而言可能甚为危险时，我的烦躁不安尤其强烈。我只是个普通人，天生的本能使我求生避死。我想活下去，求生的愿望每次都更强烈起来——每次在攻击中幸存下来，我都能从脉搏的悸动中感觉到它，当我处于每次从阿尔卑斯山上陡峭的山坡上一冲而下的兴奋中时，也能感觉到它。我想活下去，我热爱生命。我感觉到这种热爱，从每一次深呼吸中，从我的每一根毛孔里，从组成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中，我都能感觉到这种热爱。我不惧怕死亡；我过去经常与死神对视数秒，从没有率先低过头，每次经过这种较量，我都内心愉悦，我有时会欣喜地大叫一声，试图压过引擎的吼叫。
我坐在食堂里木然吃着饭，想着这一切。然后我下定了决心。我要顽强地抓住一切机会，直到上级不再坚持老规矩，直到他们把我派回前线的作战编队。
我未能实现我的初衷，但不久后我们全体被派到克里米亚的萨拉布斯新基地，靠近辛菲罗波尔，不管怎么讲，这里总比以前要更靠近前线。我们解决运输问题的方法是用容87拖拽运输滑翔机，经克拉科夫——伦贝格——普罗斯库罗夫——尼古拉耶夫一线，我们很快抵达了目的地。这里的机场很大，适合于训练使用。我们的临时营房与前线的没什么不同，但是有志者，事竟成。我们恢复了与在格拉茨一样的日常训练。我们特别喜欢在不同机场练习降落，因为有时早晨降落在黑海沿岸西侧，有时下午降落在靠近亚速海的西北面。我们至少有半小时可以在美丽的岸边沐浴在炙热的日光下。除了刻赤附近，这里没有山峦。在南方，贾拉山脉约高5000英尺，沿着克里米亚南岸绵延。周围的乡间一马平川；在大草原里间或点缀着大片的番茄种植园。在贾拉山脉和海岸之间有一窄条沿岸平原，那就是俄国的里维埃拉度假胜地。我们经常乘卡车到那里去取木柴，我们驻地附近没有木材。与真正的里维埃拉相比，这里可差远了。我在雅尔塔看到了几棵橄榄树——聊胜于无——但是两三棵橄榄树可是成不了真正的里维埃拉。从远处看，特别是沿着海岸低飞时，建筑物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只要走进雅尔塔的街道，近距离察看一切，这个苏维埃的海滨地区就会因其总体的粗俗简陋显示出它只不过是个巨大的泡影。临近城镇阿流斯恰塔（Aluschta）和阿流普卡（Alupka）也是如此。我的部下见到这两个地区之间有很多葡萄园，大为兴奋；葡萄采摘季节恰好才开始。我们尝遍了各个山坡上的葡萄，回到营地时，常常撑得肚子疼。
我还是时常为不能返回战场而烦恼。我主动给空军高加索战区司令打电话，建议把我的斯图卡部队并入他的作战队伍；我的下属们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我指出，战场对于学员们将是极好的训练场所，以后接收它们的联队也乐意要有实战经验的人。首先，我们接到命令移至刻赤。苏联的补给列车常常沿着南海岸运行，我们从这里将可以攻击他们。但是未接到进一步的命令。我们等待了数小时攻击列车的命令，但什么也没发生。我一度想动用我的梅赛施密特歼击机；我的目标是敌侦察机。但那些家伙立即掉头飞向大海，沿土阿普谢——苏祖姆（Tuapse-Suchum）方向溜走了，我无法赶上他们，因为我要是看不到他们，自然我是不能起飞的。不久后，我成功地使我们转场到了别洛瑞申卡娅（Beloretschenkaja），靠近迈科普，这里驻扎了另一个联队。在这里我们又要进行适当的作战飞行了，我们将共同行动，支援向土阿普谢方向的进军。
一夜之间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繁忙的作战编队。陆军正在攻击皮赤(Psich)，准备取道恰德金斯卡娅——纳瓦金斯卡娅一线，越过哥特小径，向土阿普谢方向推进。我们整天从早到晚飞在他们上空。这对于我们并不轻松，由于我们属于训练单位，装备的都是相对老式甚至是过时的飞机，在此经常和我们并肩作战的联队装备的都是最新式飞机。当在高空中编队飞行时，我们的弱点暴露无遗。
在峡谷中作战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经历。如果我们追逐敌人或者是过于执着地搜寻敌人的藏身之所，我们往往会被热情驱使而落入圈套中。在搜索时，我们要是飞入了这些峡谷，常常会发现无法操纵飞机。有时，峡谷尽头突然闪现出一座山峰，赫然矗立，挡住了去路。我们必须迅急做出反应，我们一再将大难不死归功于飞机的优异性能。但是当我们后来置身于比我们高600英尺，云雾缭绕的群山中时，上述情形简直就像小孩游戏一样了。
这些山脉的顶峰高达3500到4500英尺。每条峡谷我们飞入几次后就知道其出口了，同时也掌握了从哪座山后面可以绕出到达平川。碰到坏天气和低云层时，就全靠猜测飞行了。有时当我们低空攻击峡谷中的道路时，防空火力竟从上方俯射下来，这是因为我们两侧的山腰被伊万们占据着。
我们数量居劣势的山地部队正对数量占优势并占据着有利地形的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攻击。我们与地面部队保持着密切联系，尽最大努力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攻击和支援请求。在山林里进行的战斗尤其困难重重；就像蒙着双眼打仗一样。如果作战军官要求我们攻击某片树林，我们即使看不清目标也要执行命令。在这种作战条件下，陆军对我们攻击的作用和效能还是赞扬备至。
格曼姆贝格及其邻近的高地都在德军掌握中。经过激烈战斗，我们在向西南推进。与土阿普谢方向的战友们相距不到十三英里了。但是山地战造成的伤亡很大，实际上已无预备队可用了。对哥特小径的突击只得放弃，最终的胜利与我们失之交臂。
为争夺哥特车站展开了一场旗鼓相当的战斗。
一列苏联装甲列车对着我们单薄的攻击线狂轰滥炸。该列车还诡计多端。它就像是一条龙，喷出火舌，然后缩回巢穴。这条龙的老巢就位于土阿普谢附近的隧道中。如果我们飞临，它就会像闪电一样快地缩回到隧道的保护中，我们只来得及瞥见其尾巴。我们曾经几乎乘其不备，我们悄悄接近了它，但在最后关头，它肯定是接到了报警。它被击中了，但伤势不重；几天后，它就被修好了，又露面了。这一次，这只钢铁怪兽特别谨慎了；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它。于是我们做出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接近它，我们就要把它的护卫天使变成它的克星！我们用一颗特制炸弹封住了隧道出口，这样就阻止了装甲列车的移动，也给了我们地面战友们急需的短暂喘息之机。“给与和接受包含着生活中的全部哲理，”我的后座机枪手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