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作家团举行这类会议不到十次,对文学的讨论和党的路线格格不入。而对于我,同志们告诉我,我对党的思想所做出的所有贡献就是,我提出了一些他们从未考虑过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没有人愿意去考虑浪费时间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我不能看出这两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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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7）
现在,共产党作家团将我置于尴尬的境地。蒙太古 斯莱特和约翰 萨默斯菲尔德告诉我他们要去参加作家协会的年度大会3。他们说,这是一个独裁的、非民主的组织,由一个自以为不朽的寡头集团负责运作。没有成员曾经参加过年度大会,并且他们已经将我的名字写在了管理委员会的名单里。对此我非常愤怒,我告诉他们我讨厌会议的时候我可是动真格的,我不会去的。太晚了,他们说,语气很轻松,而
且不论怎样,作为党员我必须做一些事情,我可以将其视为我的革命责任。我很明白,他们的语气中充满了对于我的“不协调”的讽刺。就这样我参加了那个会议,在那幢迷人的切尔西房子里,帮助处理协会的事务。他们当然知道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且是被两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推荐来的。他们将我视为侵略力量的滩头阵地,期待发现我的不忠诚和两面三刀。毕竟,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党的做法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身在其中或者很接近党。我不记得他们都是谁。一位年轻的女士声称自己是保守党人。她在那儿就是作为这个颠覆分子的平衡者,并且很少将她那讽刺而又富有见地的眼神从我身上移走。我多希望我能够记得她是谁啊!至于我,我是沮丧而胆怯的。我对英国文学界的规范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怎么上心。我一直全神贯注于尝试写作的种种困难之中。我被一大堆问题包围着,诸如金钱,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的心理治疗师,我的爱人以及——决不是最不重要的——企图可以从党(共产党?)组织中悄悄的溜走。对于最后一个问题,在那个时间如果有一位公众人士要脱党,那么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媒体的狂热报道。你会经常碰到原共产党同志们的道歉:“我十分抱歉,那不是我说的。都是他们捏造的”。(当时如此,现在也一样。)
我在那个委员会待了一年4,讨厌那一年的每一分钟。习惯于我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有些时候我觉得这是横置在我摇篮上的诅咒——这是错误最大的一次。一个错误位置就是你周围的人认为你与他们有着相同的思维,或者你代表着相当与众不同的东西,而这一份与众不同是他们已经决定了的。又或当你发现了这一位置或那一系列被过分简化的规则或诫条,这就意味着在任何集会你的想法都是在补给一个当场的连续评论,将所说或所假设的放大。我经常这么做,甚至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当我年轻的时候,这些针锋相对的评论显得令人烦躁和无节制,但当我越年长就越觉得不耐烦:“天哪!我原想它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不需要向任何一个原殖民地移民(包括这里、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以及所有其他无争议的原殖民领土)以及大部分的外国人解释。一生中你都习惯于看到英国人在艰难
的地方工作,常常是孤身一人,对付各种掠夺和野蛮行径。你知道再没
有什么比登顶险峰、乘轻舟穿越大西洋、独自身处沙漠或丛林更让不列颠人高兴的了。不屈不挠是最合适的词汇。自我满足着,孤独的爱着。然而就是同样的一群人,在英格兰,看上去温和、内向,在外国人面前,他们挤作一团,表现出一幅惊慌的孩子般的样子。这是一种早已被忘却的无知,常常被总结为“你瞧,不列颠数百年来从未被入侵过”。
在英国人心里有一种细微的、极小的、柔和的、深沉的、本能的以及经久的对于危险的否认,或者甚至是不熟悉的:对于理解极端经验的不情愿。在某处——外国人也这样怀疑,而且为了比较的目的,在写作中我也这样怀疑——在不列颠人心灵深处的某处是一片爱德华时期的苗圃,四周用令人厌恶的荆棘围起,而深在其中的是一位睡美人,旁边用大头针别着一纸告示“别碰!”一次圣诞节,一位小朋友访客来玩——那时是70年代——伦敦市面上出售着以下书籍:《小飞侠》、《小熊维尼》。当耐着性子看完《小熊维尼》,发现是妈妈而不是孩子们痛哭流涕,会让你思考一番。
在那个身为委员会成员的不幸年头的记忆中有两个情景十分突出。一是讨论《窈窕淑女》,这部戏脱胎于萧伯纳的《皮格马力翁》。萧伯纳实际上为伊莱莎书写了未来。她接受了她那富有的、衰老的追求者,把她自己从贫寒的出身和折磨自己的希金斯手里拯救出来,然后掌握了自己的生活。但音乐剧的作者坚持认为她得接受希金斯。所以文学中就出现了另一个乐于给男人拿拖鞋和舔他的手的受虐狂式的女人。作家协会行动起来,就好像是萧伯纳财产的经纪人一样。我那时就对此感到震惊,现在依然震惊,我当时就不敢相信而现在更难相信当萧伯纳将他的意图如此清晰的表达出来时,这些意图却因为钱的关系而被归于无效。正是这样的事件告诉我,我在那些人当中是多么的与众不同,那些人完全看不出他们正在做的有什么不对。另一个糟糕的时刻是狄兰 托马斯前往纽约并且想在那里用协会的合同。他那时醉得厉害而且喜欢破坏,后来协会一致同意在纽约的人应该被警告。我被震惊了——那是一个艺术家的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的权利,但是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因为我已经看到有不少的诗人和作家给予自己各种各样的许可证,并指望其他人在他们之后做清理工作。
另一个可以将我称为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是我在皮特假期带他去霍斯汀斯,前往由多萝茜 舒瓦茨为共产主义者所开的旅馆。奥卡霍斯特提供演讲、课程、以及普通的舒适设施。我发觉那地方让人沮丧,那是一个我们和他们的氛围,一个充满信心抵制无知世界的氛围。对于一个习惯了太阳和宽广天空的人来说,霍斯汀斯并不那么讨人喜欢。我一直在会见现在你永远不会想到的那些本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曾经是那样的道德高峰。但是他们就在那里,听讲或讲课,而其中有一个做着像侍者一样的工作。我发现令人好奇的是阿莱斯特 克罗利过去就住在路尽头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低矮的小木屋。在20、30年代,浮夸的神秘文学在不列颠十分繁荣,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参加者都那么微不足道:例如叶芝,即使在50年代,克罗利仍然因为令人眩晕的难以捉摸的神秘著作而享有美誉,但是在他生命的终结也不过是个令人可怜的角色。他死于1947年,但是在霍斯汀斯的人们谈起他时还是说:他应该是个魔术师吧?但他为什么过得像个老乞丐?那个旅馆,多萝茜的地方,曾经因为罗伯特 瑟尔在那里为“衣衫褴褛的慈善家”设置背景而闻名。起居室有个漂亮的天花板,所有出现在那里的客人都认为那是出自瑟尔之手。
“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一部经典的反映工薪阶层生活的作品,已经再版了好几次,第一次是在1914年,但仅仅是以删节版的形式出版,弗雷德 波尔已经对瑟尔的生活研究多年,他设法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原始手稿并以70镑购买下来。一些人怀疑手稿的真实性,但是它的确是真的。现在很难再出版足本了,因为删节版仍然在付印之中,而且不少出版人认为足本太像一份社会主义传单。最终,劳伦斯和威斯哈特出版社的茅瑞斯 康佛斯——一位持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商,被说服出版这本书,书的出版非常成功。乔纳森 克劳斯,一位后来成为十分著名的文学经纪人,在那时是画师和装饰作者。他曾是波尔的朋友,为他提供建议,并让他的关于瑟尔的传记出现在韦登菲尔德的面前,韦登菲尔德是一位主流出版商,而非社会主义出版商。
劳伦斯和威斯哈特不想出版这本传记,因为波尔发现瑟尔可能是富足的爱尔兰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的儿子——不是工人阶级。也是在同一时间琼 利特尔伍德以一部有关建筑工人的“工人阶级”戏剧“你不可能永远在顶上”取得巨大成功。这部戏由亨利 查普曼编剧,他也是乔纳森的朋友,被媒体形容为霍斯汀斯的泥水匠。让共产党文化代表不快的是,亨利也是中产阶级出身5。
这一时期,当几乎所有的我见到的人都以工人阶级先驱的身份出现的时候,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代表——不用救赎的和非政治的,典型的——是每周一次来我家清理阁楼的女人。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就像是带我长大的苏格兰农民的妻子,她是道戈尔太太,大约六十岁,消瘦,苍白,不怎么健康,从来烟不离手,但是如果命运带她越过重洋直到南罗德西亚会怎样呢?她会像任何一个我认识的底层人一样,只是一个她受剥削生活的意愿的帮凶。她被登记在一本雇佣她的劳务公司的册子上,公司收取我们最贵的费用,却只给她分一半。告诉她如果她为自己干就可以赚到现在两倍的钱是没有用的,她会叹口气说:他们对我已经很好了。她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丈夫,她经常要照顾他,她爱他。我的一个故事《他》中的片段就是受她的启发而写的。当不谈论她钟爱的丈夫和仁慈的雇主,她会沮丧的想着威灵顿广场,就在路的尽头,那个可怕的谋杀现场。
她被派到那里工作但是被发现并不适宜。“本应该是我的,”她会哀悼,从她的手提袋里拿出关于谋杀犯的新剪报,“我本该是他们发现的那具尸体,是吗,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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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3）
这一过程的核心就是作者和出版商的亲密关系——公司规模很小,通常只有出版商一个人。他们呆在原地,而不是四处游走。作者依赖于稳定的可发展的友谊,我认为这友谊的深度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必须承认作家都是天真的,直到今天在生活的这一部份仍然是这样。出版商或者编辑受到一串感情的激流的冲击:需要,依赖,感激,被需要被依赖时的怨恨,一种冲突的矛盾的滋养事业的感情。出版商对文学的激情滋养的作家的作品,随阅读而来帮助批评书稿,使之完善。是的,这个我所描述的关系的一个例证,最著名的也许就要算是托马斯 伍尔夫(不是那个记者,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和在斯科里博的马克斯韦尔 博金斯的事例了。对于作者和出版家而言,那都是一种充满成果和持久的关系。之后很少有这样的出版商和编辑了。
我和迈克尔 约瑟夫没有这样的关系,他从不以充满热情的方式关注文学。他的助手罗伯特 拉斯特,带我外出用餐的时候承认他从来不读书,只看电视。在电视出现的早期,这是受人鄙视的。这两个人彼此曾恨,不能用普通方式协商,只能通过秘书在两个办公室之间来回传递纸条。我不知道这是否影响了公司运作的效率。在那个时候我依赖于朱丽叶的支持。
出版业发生的事情证明了事情常常发展到反面的原则。而那种缓慢可靠,意味着书籍只是因为个人目的而购买的声望增长的反面就是下面的情况:去年我被一个《纽约时报》的年轻人采访,然后就有了一篇肤浅表面的文章。出版商几天以后打电话说这篇采访推动了《皮肤之下》在某一大的销售渠道售出了1500本,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书会被阅读。现在业界的一个特征就是书被卖了但不一定被读。买书的冲动来自于外部,一个专访或者是电视节目的刺激——但这样的刺激不能保证读者会喜欢这本书。冲动购买不能保证严肃阅读。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版商被会计操纵,他们关心的不在于文章质量而是在于多少销量,而判断作家的依据也就是销量。但是有些作家——他们可能是最好的——从来没有卖过几百本或是几千本以上的书,但他们却有强大的、深远的影响。真正可以奠定一个国家或文化的基调的好书,一直是写给严肃的少数人的;但它们只会在仓库里陈列,最后化为纸浆。
数不胜数的出版公司,国际企业,对于畅销书甚至对于已经受到认可的严肃的知名作家来说,都是有益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对此心存感激。被会计和唯利是图的人所疏远的是对文学怀有热情的人。但是他们常常带着搜寻的表情,也许还会喃喃自语:“我过去对文学怀有热情,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阅读了。”因为他们超负荷工作。好书被出版,好作者可以生存,但是这些压力却指向小的、罕见的或是专门的书。每一个关注文学的人都会珍藏着一个绝版的书单,它们或是不再印刷,或是不再出版,或是编辑懒得销售它们。长期来看,忽视滞销书将会严重影响这个出版界。出版商曾经知道这些艰难的书有多么重要,它们是一个生命力的泉涌。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怀念那些日子,那时一个出版商可能说:“我和你谁也不能从这本书里赚一分钱,但是它还是值得出版。”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促销”。作家悲伤的玩笑道:我们写了一本书,我们还要负责销售它。这不是玩笑,我花费了生命中三个半月本该写作的时光在英国、美洲、荷兰、意大利和法国来促销《皮肤之下》。老式的出版商知道作家需要平静、祥和的心态,需要独处,而不是成为公众人物。所以现在我们有了分裂的人格。一个真正的个人在房间里徘徊,像往常一样,拣羊毛,梦想,从我们最深处的自我发掘材料。另外一个则露出微笑,成为某种“人格”。
改变始于不肯花钱做广告的小气的出版商们。他们依赖着书摘评论,然后要求作者接受访问。这些根本不用出版商花钱,报纸杂志需要填充版面,这就变成了滚雪球的过程,作者的生活、个性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然后成为名人。这些越多发生,我们就越需要采访,作为“图像勾勒”。大约十几年前,开始兴起文学节日。他们成为一群成功的范例,并且,每年不断出现新的文学节日。他们毫不遮掩对作者个性的依赖。对于所吸引的成千读者来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在意著作本身,关注作者个性的人不在少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坐着看场名人访谈节目,便会立刻买书;一件事常常取代另一件。对作者作品中隐含着自传性质元素的迷恋充分显露出来:已经见过了雪莉本人,还需要去读相关的作品吗?
然后关于签名这个东西,算是推广活动过程中相关的所有现象里最没理智的表现。你作场演讲,或者主持一场研讨会,然后坐在桌前为那些耐心排队等候的人签名。他们重视签名,然而必须看到,它不过只和那些来自规模生产线的东西有一样的价值罢了。他们清楚这个作者一年肯定会为成千上百本书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终于能站在作者面前,拿着书说,“请签上赠玛丽”,“赠鲍勃”,“赠玛赛里”,“赠杰克”,“请签上帕特生日快乐”,“乔治圣诞快乐”,而这些书可能是刚买的,也可能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些作者一开始非常注重文学的尊严,并可能曾经拒绝过那些空洞无意义的讯息,而且以前也从未听说过那些叫玛丽、鲍勃以及其他一些名字,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市场需求,去做所有的一切事情以便能结束这场痛苦的商业活动。她或他,默默想着,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这么想,自己以前曾羞于为好友签上:“赠卡桑德拉,简”,“赠多萝茜,威廉姆”。作者们又能对这些流水生产线说什么呢?我曾被要求为六千本新书签名,我拒绝了。但是我以前却曾给三千本书签过名。为了什么?我自己偷想,如果我签了足够多的书,如果我们都这么做了,然后很快读者就会觉得签名这一举动很可笑。几年前,牛津学生间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我拥有唯一一本没有签名的书……”怎么可能让人珍视这些签名呢?你想想,一队耐心等待作者签名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坐在那里,等大概一个多小时,一边聊着天,一边能听见作者回答着他人的问题。毕竟,他们都清楚,自己和作者都是拥有同样构造的人,作者肯定会极度精疲力竭,甚至可能会暗中咒骂这些来要签名的人,但是他们还是来找作者签名。
在西西里旅馆里,经理站在桌子后面,把一本我的书递到我面前,命令道:“写上赠予我的母亲,玛利亚。然后写,致以最虔诚的祝愿”。同时,他手里拿着我的房间钥匙,意思是等我签了名,才给我钥匙。
在华盛顿,我代表一个很严肃的文学组织发言。之后受委员会邀请参加晚宴,我还没有坐下来,眼前已经放了一摞书,我听到他们说,“为了晚餐,你得签名”。一个玩笑。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过这么一件事:迈克尔 约瑟夫把他的公司卖给了一个大集团,但是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转卖的话,必须征询公司员工的意见。不久之后,公司就被卖给了——我想是——伦敦新闻画刊,员工是通过自动收报机知道这个消息的。随后,一些人就辞职了。我们都会认为这真难以令人容忍。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即很多编辑,员工,被出版公司裁员,给他们几周时间打包东西走人,根本不考虑在作者和编辑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纤细微妙的关系。现在,在出版公司工作的编辑所受的恶劣待遇和以前作者所遭受的待遇差不多。
或许最能揭露事情本质的趣事是,当公司出现变动时,从来不会询问作者的意见。我们和一家公司签订合同,或许是基于他们的名声,或者是基于对其中某个编辑的信任,但是这一文不值。我们现在成了包袱,像我们所写的书一样属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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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4）
在早年,极少会出现这样内容的信件,但不久就见怪不怪了:“恐怕我不得不告诉你我要离开公司,去……。告诉你这件事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非常享受与你共事。我希望不久后你能与我共进午餐。我非常愿意将来我们能有机会再度共事。”起初,在出版公司里作者的作品像杂货店的购物袋被来回买卖;在编辑在公司间来回换岗之前,作者们很期望能对出版商保持忠诚。但是很快,作者发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变得和出版商一样,并开始适应他们,这通常发生在一个编辑与作者建立信任关系之后。但是当忠诚不再,一种比法律合同更深入的东西就被破坏了。
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百万富翁开始幻想拥有一家出版社。权力用错了地方:这些百万富翁们谁在乎文学?他们会立刻推进出版业发展成为其他工业部门。伟大的出版业帝国中没人能赚大钱,因此我们或许得希望有钱人们快点失去兴趣,如果幸运的话——或者仅仅是我在做梦?出版公司之间这些不自然的联系再次崩溃。在这个领域里,小确实是最美的。或许我们可以回到那样的状况中,即出版商在乎的是是否有很好的作品问世,以及排版安排是否得当。读者注意到书不再像他们曾经看到的那样:书中错误百出。这是因为,为了节省成本,在会计的要求下,出版商常常会忽略雇佣一个排版编辑,除非是某个作者坚持要求。
可以肯定的是,出版商不会做任何能够满足作者自信和自尊的事情,他们知道出版商对印刷错误百出,纸张、格式粗陋这样的事根本不会关注。
然而,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有些地方还存在一些阴暗的、不确定的事,一个不被承认的需要获得满足。再也没有比到某家书店,像是在曼彻斯特(或者在底特律),坐在一大摞书前,但是没人来买书,更不用说有人过来签名更令人羞辱的事了。我看过有年轻作者曾被置于这种悲惨的境地。
或者开个书展。每一个出版商都有一排作者等着给别人签名。知名作家前排起了签名的长队。但是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其实他们也很不错——却坐在那儿一两个小时,无人问津。怎么回事?这不是在卖书,确定吗?是啊,出版商是在向其他出版商展示自己的作者:来看看我稳固的出版业地位吧!
在多伦多哈勃佛朗特文学节上,我看到这样一幕:我到接待处,看到米歇尔 霍罗伊德,我们最好的文学传记作家之一。他脸色苍白,眩晕无力。他的出版商安排他参加从多伦多到加拿大其他城市的三个独立活动,为了推广他关于萧伯纳的书。第一站,一个电视台采访被取消了,但是他到录音棚的时候才得知这件事。第二站,他接受了某个想要了解琳恩 雷德 班克斯的人的采访:但他的妻子是玛格丽特 德拉波。在第三站,采访者连他写了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比通常所说的低能强不了多少的采访。这类对于作者的剥削——以及侮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上周就有报道称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们应该沿着沟壕穿过泥浆往前爬。”暗指作者推广自己的作品。现在,正是这样,公众对此一目了然。出版商,甚至他们中最优秀的那些人,都会时而觉得——他们那些写出好书的作者的质量难以控制——这件事令人愤怒,甚至难以忍受。其他任何事都能够控制,除了控制作品质量这件事。但是你可以指派那些乐于奔走签名或者做白痴式访问的作者。你可以让他们跳跃钻圈,甚至可以把这项列在合同里。出版商经常试图分配作者,他们会迎合需要的安排,根据出版商输入电脑中的规划,将那部小说排列成某种适合的程式。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小说没有那些支撑他们出版的精华要素。对此他们无法容忍。事实是,作者们常会发现令人生气的是他们最好的作品难以理解,这对他们来说实在起不到安慰的作用。
有这么一个场景:一群有实力的纽约出版商在一家时尚的餐厅围坐在一起共进晚餐。他们忘记了某个可怜的小作者(不是我本人)当时在座。出版商们不停地吹嘘着自己的实力。“我们可以捧他们上天,也可以一手毁了他们。”或者他们没有忘记那位作家:他们是需要有个旁观者看他们表演。
纽约最著名的出版商曾幻想他如何把他的作者像马一样安全地关在一排乡村别墅里。我们整天被锁起来,不断完成作品,只有晚上允许出去三、四个小时过属于自己不那么重要的小生活,但是到十二点再把我们锁起来。一个玩笑!
然而像幻想那种萤火虫般的,创造性的卓越才能仍然很难捉摸。电影工业试图去买小说。自从有电影以来,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小说能出版,便能保持内容的品质。电影制片人就会买小说。如果作者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经历,或许一笑了之。制片人们通常会不住地赞美作者:真是惊世骇俗、令人惊艳、神奇的独创作品……正如你所看到的,只需要相信我们即可。作者读了剧本初稿。只是为了作品,她或他会说,这和我的小说没什么关系,不是吗?这时制片人便会开始抱怨,寻求作者的妥协。“完整性”这样的字眼就出现了:“故事核心的完整性……”,如果作者是个无知的人,她(或者他)会非常困惑地问,如果你不用它,或者只是滑稽地改写,为什么还要买我的小说呢?为什么不另外拼凑出一份自己的剧本?然而,关键是,制片人,连同整个电影工业,都是魔法的信徒,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点。小说有某种东西——是什么呢?——存在,迷恋,以及他们买了书,然后可以拿在手中。他们认为,即使改变了故事或者想法,不等于对原著进行改动,其中那些迷人的或者有力量的东西会保留下来。有时候他们是对的。他们相信这点吗?或许并非如此。这些有权的独断专行的人们,明显忽略了他们自己的进程。他们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是,他们的工业不断流淌着的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强烈情感能量。任何一个来自文学冷静世界的人进入电影界,都会惊讶于危机、眼泪、威胁、歇斯底里、早上三点响起的电话,所有这些伴随着电影制造所出现的不真实的情景剧。关于这些能怎样呢?他们制造自己的燃料,就是这样。他们也无法理解,他们在多么奢侈地使用着它。
一个作者,或许会,或者是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收到一封传真或是快递(“非常紧急,立即送达”),数页打印出来的纸上这样写着:“我刚读了您精彩绝妙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我秉烛夜读……”如此继续数百字。但是热情已经传递到讯息里,耗光殆尽了。一周后,发信人可能会拾起小说,来回翻阅。“我都快睡着了。真怪。”
鲍勃 高特列波曾忠告当时作为年轻作家的我,说:“我能给任何一个作家的忠告就是,‘拿了钱就跑’。”我当时想这有点愤世嫉俗了;但是他是对的。除非你幻想去一个空无一物、变化莫测的世界做次远行。
你们或许认为我说了太多关于出版业和出版商的事。但是怎么能否认作家的作者生涯与此无关呢?对于写本书有两个困难。如果说很难传达出冷战的氛围,那种侵蚀毒害了一切,现在看起来像某种精神疾病的氛围的话,那么,要描述出自我刚开始写作时所处的氛围和现今状况之间的不同也同样困难。年轻的作家,或者读者,无法理解你所说的:“过去出版业是由真正对文学的尊重所支配”。“你的意思是什么?”这些具有想象力的对话者会问。因为他们不明白你的意思,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没办法教他们理解,许多人确实也分不清好书与坏书之间的区别。一个改变的简单例子是:过去像《观察家》这类期刊会只评论严肃作品,以刊登那些二类书的评论为耻。如果从不知道区别的年轻人在一份被描述为“有品质的报纸”看到关于撕裂紧身胸衣或者性暴力的片断和章节,又在同一份报纸看到比如说再版弗劳博特的《感伤教育》的评论,那么他或她便会知道该想些什么了。
我要重复一个要点,必要的事实。还是存在只为少数人写的书,过多夸奖和推广不会改变它,然而这些作品是最好的,也是——私下里、安静地、平心而论——最有影响力的,它们为时代设置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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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5）
现在我上了苏联大使馆宴请宾客的名单。类似于革命周年纪念,红军日等等这样的节日,都会举办盛大的招待会。我去过其中五六个吧。也并不享受,那么为什么我会去呢?革命的职责成为父母和祖父母对于教堂责任的延续。现在,我又听到了父亲说的“哦,主啊,我该不该去呢?”——当我母亲想去在班科特举办的教会理事会时,一个同志说:“你要去苏联大使馆,多丽丝?”
“我想如此。”
一间华丽的房间里——惊讶于那些忍辱负重的代表们是如何不得不被藏在这个闪亮迷人的地方——等待我们的是大量的苏联官员。他们几乎都是间谍,但是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有一些是党员和使馆随员,其中不乏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科学家博纳尔,他对检晶仪做了独创性的贡献,还启蒙了一代学生、党员和其他人,他们永远将他视为恩师。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就劝告英国共产党员要理解艺术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鸿沟,以及它所具有的破坏性。后来这成为共产党员讨论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许多讨论、演讲和学习小组所涉及到的主题。我想我自己甚至也在南罗德西亚的索尔兹伯里作了场关于这个主题的演讲。这个想法后来被斯诺采用,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
整个过程更有趣。一次又一次,被限定受众为少数人的想法,如果它遭受了袭击或者围攻,就开始展翅,然后渗入到整个文化之中。在十年之内,产生于共产党内的惯用语成为了普遍流行的部分:具体步骤——我们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本有的矛盾、演示、法西斯主义者,所有其他沉闷的行话,都能在《时代》的社论中找到。
哈尔德内,是瑙米 米切森的兄弟,为《工人日报》写文章,解释科学中的新发现。他的话让我们所有人为之颤抖。他说:“宇宙不仅仅比我们所想的更怪,他比我们能够想象的更怪。”我知道有人专门为了这些文章买报纸。后来他到印度,培育了一代印度科学家。像这些人都是原创者,如同所有他们这类人一样,在谈起苏联的时候,所有的话都是垃圾。有一个问题是:为了用其他方式有所成就,一些人需要被归位于可恶的少数者地位吗?那里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比如红衣主教赫威力特 约翰逊,他写了本名叫《世界第六个社会主义者》的庸俗作品,成为党帽上最亮丽的羽毛之一,因为他处于宗教圈的核心。
不能说嘉宾是无聊的一群人,但是我发现氛围却很压抑。我讨厌以某种姿态去装模作样——我们,这群聪明的少数人,支持那些被诽谤以及遭受不公平攻击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卫士们。但是,然后发生的一些事,再次阻止我前行的脚步。两个穿军装的人走过来,说要把我介绍给一位从莫斯科来的非常重要的客人。他们各站在我一边,领着我到一位将军面前——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身旁站着侍从武官,我想大概是军队里的人吧,但是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克格勃。他是一个刚毅结实的人,眼睛像冰一样冷,说起话来完全是共产党的口吻:“工人阶级……法西斯帝国主义者……和平方针……受剥削大众……推进共产主义事业。”我真的不想听下去。我怎么了?我是要晕了吗?我浑身发冷,手心出汗。脖子背后出现古怪的感觉——脑后的短发竖起来了。我害怕了,我感到恐惧。他吓得我快要死了。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我想这是我离得最近——接触得最近——对于苏联的惊恐。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这是很主观的东西,就像同志所说的任何事都不可能立刻得到解释。不幸的是,某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场遭遇,改变你的遭遇,可能在别人看来却微小到不值一提。从此,我再没有去过任何一场这种苏联大使馆举办的大型招待会。
我曾和杰克一起去捷克大使馆,和通常遇到这类事一样我感到很烦。一个轻浮的年轻人粘着我们,不停给我们拿喝的。当我们说要走,准备找辆出租车的时候,他又坚持开车送我们去教堂街。虽然我们没有邀请,他依然坚持和我们一起上楼;然后,他吹嘘自己那些有钱有权的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各类宴会,试图强迫我们允诺再和他见面。在他走后,我们开玩笑说在他认识的那些有钱有权的或一无所有的人中,没人愿意花半个小时和这种可悲的攀龙附凤的小人物待在一起。他叫斯蒂芬 沃尔德。后来才发现他不仅是某类为达官贵人做事的皮条客,而且还与间谍有一定关系。他是克力斯汀 凯乐的朋友或者情人。在他遇到困难时,利用过他的人对他落井下石,他最终选择了自杀。相似地,你可能会遇到那些曾在晚宴派对上见过迷人的克力斯汀 凯乐的人——“她真是价值连城……她真幽默诙谐……她真聪明伶俐。”但是当她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仰慕她的人却没有帮她。
我还做过什么如果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话就不会做的事呢?我曾为一些在大型公寓街区举行的理事会选举去卖《工人日报》和拉票。那是白天,女人们大开着门。“我把这事留给我丈夫处理。”她们邀请我进屋,因为她们很孤独。女人和孩子们住在昏暗、狭窄、贫困的房间里——在被描述成“你从未这么好过”的财富爆发前这已经算不错了。一瞬间,我又回到了某种太过熟悉的环境。他们想要的是关于分期付款和孩子生活补贴的建议。他们不知道什么归属于他们,或者怎么能获得它。在罗德西亚,到处都是这种景象,我只需要给某人打电话:“住在23号的那个女人,她需要……”现在我很少知道我自己的规则,或者可以打给谁。我告诉共产党这些人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他们需要一个社工。我只这样做过一次。很令人沮丧,不止是因为我处于自己通常错误的位置上。
我曾到位于南罗德西亚的沪尔大学做演讲。那儿大约有五十名尼日利亚学生。现在,那次经历至少教会了我一两件事。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我:这就是,所要接受的事实是微小的白人少数族裔——大概十五万人——镇压了一百五十万黑人。“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让他们离开呢?”“为什么他们让白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请告诉我——我不明白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解释道,南罗德西亚在物质上被武装占领。“但是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变成——你把它叫什么?——伐木工和水域制图员。”我还从未遇到过这么一群感到如此费解的听众。
我曾被请去为爱尔兰共和军讲述罗德西亚的情况——受他们邀请。他们大约十五个人,清一色的年轻人。据我所知,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而言,无批准令即被逮捕,不经审讯便被投入监狱,然后关起来,既不会被判刑,也无法抱着被释放的希望(除非英国人突发奇想才有可能),这些都是家常便饭。在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其根源之深远超出现今大部分人所想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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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6）
我被邀情参加一个由肯辛顿共产党组织的会议,去做一个关于党的文学路线的演讲。我并不同意这个政党路线。以前也没赞同过。但是我还是去了——像往常一样——部分是由于好奇心驱使。有人建议将格莱哈姆 格林尼作为叛徒解职。我很敬重格莱哈姆 格林尼。然而,我能很好地解释党的文学路线。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我想,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这么做。我开始有点结巴,以前从没有结巴过,我几乎难以完成演讲了。不用萨斯曼夫人告诉我我也知道,我结巴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些东西。“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她说,“你也该学会说不了!”
所有活动都是伴随着萨斯曼夫人、杰克以及我妈妈的评论。我妈妈是个有点疯狂、悲观、苦痛、爱责备他人的人,不断说着我要为我儿子的未来考虑。杰克什么时候打算和我结婚的呢?为什么我总是围着共产党员转悠?这个萨斯曼夫人究竟是谁?为什么我要准备听某个外国人或者陌生人的话,而不是听她的?
与此同时,党内有股暗流涌动——至少我所在的圈子中是这样——每当谈论起来自苏联和东欧的新闻时便会如此。不是报纸上的被我们认为是谎言的新闻,而是来自口口相传的新闻。大家用迷茫、恐惧的声音谈论这些话题:逮捕、失踪、监狱、集中营,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总结:“可惜革命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否则的话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了。”政党在官方上否认正在发生的一切,甚至党员三三两两或者组成代表团去询问时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谎言。”非官方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当时有一种说法:“知道事情的真相。”苦涩的承认。依然还不是全部事实;离真相还远着呢!。
“知道事情的真相”这条短语承认你成为一名政治精英。
有大量关于英国共产党高层中的经济腐败的流言,但是我想钱是最不重要的。他们态度傲慢,高层官员——以及所有的党员都会夸口说——这些官员的薪水并不比普通工薪阶层的高。他们从苏联那拿出来的东西难道没有记录吗?没人会说他们生活奢侈。到苏联或者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旅游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肯定这不能被视为摆架子,更像是摆放他们的母校。不,是权力——权力是麻药,是诱惑。拥有内部消息,听到权力风声,知道真相。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继续当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们说应该退党后过很久也是如此,是为了属于精英的特权,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属于某个精英的需要肯定是一切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贵族,盖世太保,秘密社团——这些都一样。
后来我遇到我的舅妈玛格丽特,我舅舅的遗孀,还有她妹妹。这是属于我母亲的世界,另外一个精英,高级中产阶级,一个她敬重想要我成为其中一员的世界。尽管她一点也不喜欢她的嫂子。并非我不喜欢他们,这两个通常打扮光鲜的女士戴着保守谨慎的帽子,手套,还有狐狸披肩,而是这个世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即使只是接近也是像要被关进监狱一样。我觉得很多年前我就离这个世界渐行渐远了,然而现在我母亲劝我进入这个充满上层人士的地方。
我试着,去见我的叔叔哈里。他在三十年的婚姻之后离开了他的妻子多莉,声称他为了孩子而守着一个空洞的婚姻,直到最终找到了生命中的真爱。家里人说多莉是“红发妖精”。如果满头红发的你待在一堆上流人士中,不久你就会有一个绰号了。他们说她是酒吧女招待;其实,她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好到让人难以抗拒的身处酒吧之中的红发妖精。我父亲从没亲近过他的兄弟,最终他发现弟弟是值得敬重的,于是便帮他辩护,但是这并不好。我给哈里叔叔写信,告诉他我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能否见一面?他没有回信给我。我又再试了试——还是没有回音。他的女儿琼来找我,用了一个小时抱怨她父亲的种种不是。我反问她,的父亲为了她而在一场糟糕的婚姻中坚持几十年是否应该得到某些赞许?我不想再见她。
事实上,我见的人不是很多,而那些我见的人则大多是为了我的孩子。大多数有孩子的母亲都会这样做的。
比如,保加利亚使馆每周举行的民间舞蹈之夜,我带了皮特去。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父母也为了他们的孩子而去了那里。
在一条被称为小威尼斯的运河花园里常举办同乐会,这条河水现在非常娟秀,那时则很邋遢。伊万 马克科尔在那儿唱歌,共产党文化圈里可以发现很多才华卓越的人。房子属于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女人翠茜夫人,她的教育带给她非常不凡的人生,还有她的丈夫艾里克斯 马克林德,他在大受欢迎的电台连续剧《特别代理》中扮演迪克农庄里的兆克。许多人都来自电台界、音乐界、新兴的电视界,当然还有带着孩子的女人。他们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中没有人十年后还依旧是党员的,除了艾里克斯。还有伊万 马克科尔,这个共产党民谣歌手和吟唱诗人。
我发现这些场合总会让人沮丧,所有人常常会在寒冷的细雨中不停地跳着苏格兰民族舞蹈。
在盖伊 福克斯节上,在任何可以为他们找个借口的某一情形下,在被炸的废墟上都会燃起篝火,带着孩子的父母从周围街区中聚集过来。我把这些场景与在汉堡看到的沃尔伯斯之夜在废墟上燃起的篝火相比较。
我许多次都加入到了冰冷的英国人鲁莽的行列。巴斯尔 戴维德森邀请皮特和我到他位于埃塞克斯的别墅。马芮恩,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三个孩子都在那里,小别墅里面有个电力取暖器,只有一条加热条,并且大部分时间不开。他们感觉好像在过夏天一样,因此没人需要再加热。我身上却好像结了冰一样。我们都穿着运动夹克,就我一个人又盖了条毛毯。然后他们说,我们需要新鲜空气,于是我们钻进车里,开到山坡上,那儿的风呼啸而过。他们喊到:“我们必须找个遮挡的地方!”于是我们钻进了一个浅的山洞里,然而风并没有小,还夹着冰冷的雨滴。在那里我们挤作一团,吃三明治,喝茶。“疯了,”我心里想。“这些人都疯了。”但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发现没理由让冰冷的雨水阻止我散步,是我现在也疯了吧!
党为了抗议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常组织周末游行——经常是从海蒂公园到特拉伐尔戈尔广场。皮特很崇拜他们,大部分孩子都这样。它们就像野餐,家庭聚会,人们彼此电话联系邀约见面,或者前后会去某家酒吧,或者在途中谈谈党的事务。我私下想,这是教会野餐的继续。这些游行或者所谓的袁演示”,不论大小,是对于在一起的肯定,我们正在反抗整个世界。在那些冷战的岁月中,人们能大声漫骂,甚至朝我们扔东西,更确认了我们精神上的受难感觉。每次组织者都会声称会有成百人,或者上千人,或者上万人,报纸会说实际只有所说的一半人,或者都不到。事实上人数是在双方所说的数量之间。有这么一次,当我们反对减少教育基金“巴特乐削减案”的时候,孩子们高兴地排着队,唱着,“和奶油杯一起”。事实上游行、示威、抗议,甚至——对一些人而言——暴动和反抗警察,是很开心的事,虽然一般极少有人会承认。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演示”就是他们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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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7）
事实上,需要我尽革命责任的场合极少。部分是受到我带着一个小孩的限制;部分是因为政党不会对我要求太多:知识分子一直都在离开政党。
一次,我去众议院做游说,和一对专程从威尔士赶来的矿工一起等人,他们是来游说以前共事过而现在是议会成员的矿工同伴的。他们呈送给他们名片,我们继续等着,等着。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成了朋友。我告诉他们我过去在东卡斯特附近矿镇的经历,但是他们说他们的条件要糟糕得多。最后我们三个人站在装饰豪华的大厅里,旁边站着穿制服的服务生,雕塑、庄严的氛围。那个威尔士人过来见他的老朋友——现在成了投他票的委托人,他面带笑容,却又有点困窘。他询问了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说他或许一个月内或者再久点便会回家。他现在只剩下一分钟时间,不得不回到议院去了。是的,他同意了政府政策是……然后他走了。穿制服的服务生暗示我们必须得离开了。我们站了一会儿,四处望了望。然后其中一个矿工开口说,他不伤心,也不生气,但是却带着那种“您能指望什么”的口气:“现在我看到了,当他们走过来时我明白了他们怎么回事。不是很多人对此能坚持得住的!”他指的是这大理石大厅。然后,另一个说:“我不会再浪费我的时间和钱来这儿了。”
有一段时期苏联常将马戏团、乐会、舞蹈家送到伦敦去。俄罗斯小丑表演让人惊叹,我们过去没有——或者说现在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演员。关于如何对待动物,又是另一回事了。所有乐会、唱诗班、舞蹈团的特点是有点卖弄风情的随心所欲,又有那么点多愁善感。恐怖残忍导致了艺术中的这些品质。多愁善感和残忍是同胞弟兄,残忍通常穿着皮笑肉不笑的外衣。乔纳森 克劳威斯说有次他在公车上看到本被人扔了的杂志,仔细看了看发现那是讲苏联艺术的。再翻开看看,这些英雄人物转身便在纳粹艺术中以其他形象示人了。另一天,他在读《工人日报》,同样搭乘36路公共汽车的画家戴维 鲍姆博格告诉他苏联体制多么野蛮,劝他该读读作家考埃斯特勒的书,尤其是《晌午的黑暗》。乔纳森按照他说的做了,但是对他来说,苏联和纳粹艺术之间相似部分都带有一种扭曲感。
或许我见过的最恐怖的事是苏联杂耍表演中一个大概四十岁上下、矮胖而又丑陋的女人穿着短连衣裙,扮演一个卖弄风骚、拱着身子而又狡猾的小女孩,调情似的扭动着,咬着舌头用婴儿口吻说话。她本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在表演,一个扮演迷人小女孩的中年女人做着这么不自然的事情,其动力是她能通过舞台表演养活自己。
为了弥补所有这些共产主义宣传,我母亲带着皮特去看警卫交替、皇家锦标赛、伦敦塔、帆船比赛、南肯星顿博物馆,以及类似有益的活动。
周六早晨,在伊丽莎白女王会堂会举办令人赞叹的儿童音乐会,由罗伯特 梅耶爵士组织。皮特和我大部分周六都会去,琼有时候也会去。在音乐会上不止一次,上演了本杰明 布列顿为孩子而作的《让我们演歌剧》。当然,里面的观众都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好吧,有总比没有好。那些来自贫民街,或者简易房屋的孩子们和这些包含了维多利亚护士、保姆、侍者还有爸爸和妈妈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
皮特最喜欢的是苏格兰瑙米 米切森的住地,我们去过那儿三四次。瑙米在战争中买下了这栋位于肯蒂尔的莫尔岛上的大房子,作为家里的避难所。在复活节和圣诞时,还有夏天,这里面聚满了人。瑙米的儿子有做医生的,也有做科学家的,他们的妻子在自己的领域也都是知名人士。他们会邀请他们的朋友到他们的家做客。在科学与艺术间传统上的明显分歧在这儿并不存在,因为瑙米的朋友,那些来自伦敦和爱丁堡的作家和记者会来,也有一些政治家,迪克 米切森就是其中一位。瑙米开始了她与博兹瓦纳的联系,不久她就会成为那儿一个部落的母系首领,所以她的房子里也有非洲人。当地的渔民——瑙米有艘渔船——和镇议员与从伦敦来的客人们混在一起。瑙米从不认为自己是女主人,这肯定是件不凡的成就,将这么多不同类的人聚合在一起。并且,由于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最近,我遇到一些四五十岁的人,他们说在卡拉德拉屋里的节日都很神奇,是他们儿童时代中最美好的时光。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么大的房子,到处是屋子、密室、小角落,还有塔楼;西苏格兰柔软而又温和的风,或许会突然变得狂暴呼啸,击打嘶叫着穿过所有烟囱;他们常常奔跑在无人看管但很安全的绵延数里的石楠花丛中和田野上,肆意玩耍;肯蒂尔的莫尔岛上海浪和海滩很小,离海岸线只有很短的路程。三四十岁的人则挤进屋里,或者偏厅中。气氛无比欢悦、喧闹,不仅仅是孩子们如此。夜晚降临,惊讶的外国人或许发现所有这些名人们孩子似的玩起了“杀人”或者“邮差敲门”游戏。下一分钟,则开始玩象棋,或者吵闹的拼字游戏。常传出大叫或者尖叫声。女儿们嫉妒瑙米,她们非凡的不受约束的聪明母亲,她们满腹牢骚。我想,好吧,如果你们和你妈妈相处不好,为什么你们不像我一样离开,而要利用她提供的各种便利,然后带给她如此艰难的时候呢?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孩子们相互责难,做着恶劣行径——然后却留了下来。
“我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糟糕吗?告诉我——不,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你当然不是这样的,瑙米。”
“如果我只有像他们说的一半坏的话,我都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恶魔。”
“哦,别在意。只要是母女间都会出现这样的事——你知道,欢乐家庭都是如此。”
“儿子们最好。”她说。但是我想她更期待一个美好善良而友善的女儿。她对我像女儿一样。她和蔼可亲,大方慷慨,对我做的事很好奇,期待着女性间的切切私语——这不是我的风格——并且总是有好的建议,我都会耐心倾听,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所该做的。是啊,我也确实察觉到这个讽刺的情形了。
她依赖儿子们的支持。但是这是个大家庭,当外部有威胁时,他们便会封闭起来。一次,一位杰出的美国科学家的女儿爱上了米切森的一个儿子,哀怨而又泪眼婆娑地出现在家庭面前,家族决定不接受她。从我离开学校以后,就没见过这么残忍、冷酷的排外行为。这都是无意识的,我想,像乌贼释放墨汁一样。事情就是,我以前从不了解家族。尽管所有这些人的个体都是充满魅力的,但是我还是为自己不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而感到庆幸。
一件事是:瑙米让我带某个有点口齿不清的年轻科学家去散步。“出于好意”,让他说些话——否则他的舌头会萎缩的。他叫詹姆斯 沃森。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爬了几座小山,穿过了石楠花地,而我则在不停地说着,真不愧是我母亲的女儿啊:一个人应该知道如何让人们身感轻松。最后的时刻,我几乎精疲力竭,只想逃开,终于听到有人在说话了。“问题是,你知道的,世界上我能说话的对象只有那么一个人。”我把这些汇报给瑙米,我们都赞同这是我们印象中最华丽的评论,即使是来自这么一个年轻人。不久后,他和弗朗西斯 克利克揭开了DNA结构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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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8）
还有件事是:哲学家佛莱迪 阿伊尔和他的情妇一起待了一两个晚上,不久他的情妇就嫁给了他。她下来吃早饭时,身上穿着鲜红色法兰绒晚礼服,镶着白色英国旧式土风舞蕾丝花边。她的风格和冲击力颠覆了当下柔和的氛围——我们剩下的人都蜷缩在羊毛披风里。在过去那些日子里,美国一直以上千种方式激发起嫉妒与竞相效仿。
如果关于科学或是政治的谈话是不可抗拒的,那么对于文学的讨论则不是这样。
你会听到:“哦,愚蠢的老陀思妥耶夫斯基,”“无聊的老托尔斯泰。”只有那么一个诗人,奥登。叶芝?哦,可怜的老叶芝。艾略特?可怜的老艾略特。霍普金斯?他是谁?我想这就是其他的我所常遇到的英国庸俗文化的小例子,但是后来我理解了我所关注到的是一些过去文学传统中埋没的部分,一种沉积物。20年代或者30年代的某些时候,在文学世界里的一些角落,或者简短地出现在一切之中,意识的浪潮穿过他们的道路向前移动,他们都这么说,奥登是唯一的诗人,可怜的老艾略特,可怜的老叶芝。
庸俗在英国是地方病,尤其在伦敦更是如此。正如我写的那样,在晚餐桌前最好的时光是讲着——带着骄傲感——你还未读过或者都没打算要读的好书的书单。一份主要报纸《独立报》有一个每周的专题,“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以及你打算要读的书的一切”,在这个专题里都会出现,曾经还出过《战争与和平》的情节摘要。(什么,难道你没在开玩笑吗?)很容易就能想象出那些脸上挂着胜利笑容的人在写着这些小摘要,把一些名著删减成中学考试里简答题的水平。
在70年代,我为《观察家》写过一个幽默短篇,引用了梅瑞迪斯(《理查德 费弗瑞尔的考验》)和——我想是——劳伦斯来说明他们词藻华丽的篇章其实可以从任何流行的浪漫文学中产生。这被视为诋毁,大量信件立刻纷至沓来。歌德?典型的德国人!塞万提斯?烦人鬼——一个大家喜欢的绰号。史坦德霍尔?哦,多么沉闷啊!在他们的匆忙中,这些坏蛋们等不及把文学的肉体撕成碎片。
芮贝卡 维斯特,一个聪明有教养的女人,说所有歌德哲学总的说来就是“反自然盛宴”。确实如此,就像来自沼泽的呻吟一般。
大不列颠人——不,英格兰人——最喜欢的是那种细小的、边缘小说,喜欢阅读关于带有阶级差别或者社会行为的书。
我对瑙米说,她和她的家庭对于次等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偏爱——我指的是在文学上。让人惊叹的是那些殖民者的粗鲁和无法律管束的少数人的借口:我不知道更好的了。当我意识到我不能摆脱它的时候,那是多么悲惨的一天啊:我和我的舌头不得不学习如何去保持沉默。
我并没有感觉到在卡拉德拉的生活是多么的享受,为什么我还是去了?因为孩子,当然是为了这个缘故了。
那些米切森人作为大家族聚集一堂,我不喜欢这样的见面方式,但是单独遇见,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习惯于和瑙米在卡文迪什广场上她的俱乐部里吃午饭。我很欣赏她的是她在快乐生活中的活力和多姿多彩,还有她告诉我她爱情生活中的近况时的不带任何虚伪。瑙米的父亲,大科学家约翰 斯科特 哈尔丹,把她送到牛津的德根学院读书。那是一所男校,只有她一个女孩子。我想这或许是形成她爱情生活的一段难忘的经历。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像她说的那样:“我依然待在学校里,头发长及后背”,他们把她嫁给迪克 米切森,一个英俊年轻的战士。她几乎不认识他。他们的婚姻,我想,是基于美好感觉和良好教养的。她有自己的爱情冒险,还有他,至少是一位令她一生至爱的人。这两样东西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见证了这桩婚姻,赞美它,尤其是年轻人将之视为良缘。我记得在卡拉戴尔两个女孩的一段对话,这两个姑娘都不愿意结婚。“但是总还是存在这种婚姻的,关于它没什么新说头。”
“是的,但是所有都是公开的。没有虚伪,没有谎言。”对如此年轻的人来说,审视成年人世界时,虚伪和谎言是他们认为的最糟的东西了。
和我一起去苏联的人中,瑙米是我最常见,也是认识最久的人了。我见过几次科帕德和他的妻子。在这个日益商业化和匆忙的世界里,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他是农村人,一个适合村庄、田园、木材和漫步的人。一个消失的世界……我没有再见过道格拉斯 杨,但是从瑙米那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有时候我会和阿诺德 凯托吃午饭,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切断他和政党的联系。我还见过理查德 曼森。他和他的妻子菲丽西提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切尔西路上。菲丽西提真是个美人,像缪斯一样,她将她的职责视为对天才的鼓励。在和理查德在一起以前,她还结交过一两个人,但是她一遇见他,她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也知道了他的。她决定在切尔西路买栋小房子,开始一种他所需要的安静生活。每天早上她催促他上楼写作,不让他操心电话、门铃、访客,或者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当然这是许多作家梦寐以求的,至少不只是我会这么想,我们不得不困扰于要操心其他事情,但是对理查德而言,这并不是他想要的。我曾在一个平淡而又非常有趣的夜晚和几个客人呆在一起,他们所有人都是随着这出剧走向那无法避免的带有同情和好奇的结局,当理查德告诉菲丽西提他需要什么时,她告诉他她已经决定他应该拥有什么。“我想要的是去某个异国情调的地方,在那我会爱上一个有色人种的姑娘。她肯定一无所有,要么孱弱有病,要么类似于那样的。然后我会开始写我下一本书。”“亲爱的,你胡说什么呢。你需要的是和平与宁静。”这位金发碧眼的女神一边说着,一边精力旺盛地打扫屋子。
“和平与宁静会让我发疯,”他说,“菲丽西提,我写不下去了。”
“你只是暂时陷入了作家都会有的瓶颈期了,亲爱的。”
“是的,我知道我现在是到了瓶颈期。因为我已经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了。”
他会倚着楼梯窗户,渴望地望着街上的繁华,或者甚至会在她没注意的时候,偷偷溜出房子,做些不良的事或者去酒吧玩。这样的生活无法继续,也确实没有继续。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写出了《王苏洁的世界》,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刻成了畅销书。它描述了一个被命运悲惨折磨的女孩子,这种折磨不仅仅是来自某一方面,而是在各方面她都饱受折磨——比如,得了肺结核——有点类似于过去的罗曼蒂克女主角。菲丽西提明智地离开了他,去找另一个需要缪斯女神的作家。理查德至少在短期内迷失于电影世界之中。他自己讲的一个故事是他和他的导演如何离开去寻找一个完美的王苏洁的形象,他们去了火奴鲁鲁,或者某个那样罗曼蒂克的小岛,。当他们到达时,他发现人们都身着运动服装列队整齐地迎接航船的到来,高唱着“向前,基督的战士们”。
有好几年我总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带着像皮特那么大年龄的孩子。每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去学校接孩子,然后,在他们睡觉前的几个小时里去肯星顿庄园玩小木船,或者在男孩子们跑着玩的时候散散步。我们都住在特别小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容纳下精力充沛的六岁、七岁和八岁的孩子呢。那时的海蒂公园还有绵羊,置身于那儿就仿佛身处:镇子上的乡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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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9）
她是一个安静、深沉的女人,她的孩子坚强、瘦小、满头红发,喜欢和别的孩子争斗,又有爆发力——这不是在比较他们的性情。她有某个工作,每天可以四点下班,像我似的,总是疲倦乏力。她的故事在当时很不一般,但现在却又再普通不过:一个说要照顾她的男人让她怀了孕,然后又突然消失了。简而言之,这是个单亲家庭。在她怀孕的时候,她父母没有帮助她,几个从事慈善事业的修女收容留了她,让她一天十二个小时地洗衣擦地。她像狄更斯小说里的可怜少女一样,住在冰冷小屋的硬床板子上,吃的东西也很糟糕。她不过是那里半打怀孕女孩里的一个。在劳动中,修女们告诉她,她的苦痛皆因有罪孽而起。她和其他女孩整天受到侮辱:荡妇、娼妓、魔鬼的孩子。这时战争刚结束。她不得不待在那里,因为她无处可去。对于她的遭遇,我极度愤慨。我想让她开心起来,她的态度是:你想期望什么?如果接受社会的罪恶是种成熟的标志,那么进步又从何谈起呢?四五年后,她被福利国家所解救。故事最终也有了一个好结局:那个男人回来了,愿意履行责任。他并不容易相处,为了孩子,她得忍受这一切。他们有间两居室的屋子,住得还算不错。
对于怀孕的女孩和未婚妈妈的恶劣对待出现在每一种文化当中。我们刚刚见证了在英国的一次爆发,这些年轻女人不得不和每件侮辱与诋毁的事斗争着,这次是被看作狡猾的小偷决定在福利国家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你从未想过她们的孩子所应得的东西,所值得的东西:不,他们的母亲做错了事,他们也得受罚。
当我去里奇蒙德拜访我的黛西姨妈和她妹妹艾薇琳时,我进入到了一个不同于外面喧闹特质的世界——一个我大部分朋友所在的世界,对我来说像是进行了一场回到过去之旅。那是一所相当大的房子,简陋破旧,需要重新粉刷,还有一个奇妙的花园,满是小鸟。老房子谨慎地迎接你,在你上楼的时候通过窗子望着你,当你按门铃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如幽灵般地,进入警戒状态准备与这个入侵者进行交涉。老房子的居民对于我这样一个通过几百本小说和戏剧了解了英格兰的人而言,就像是在对小说里的台词,尽管那些小说他们或许听都没听过。
我不得不让自己振作起来以免让她们失望,因为黛西姨妈是我的教母,在我儿童时代里她总送我关于耶稣和十二使徒的书,而现在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按了门铃,声音非常大,但是没有人来开门,难道黛西姨妈还是艾薇琳姨妈聋了吗?我再按了一下,门慢慢地开了,两个瘦弱的老女人出现在了打开的门里,笑着。每个人都穿着最好的黑色连衣裙,外面套着印花围裙。围裙意味着她们没有仆人,我曾打算用帕瑞克 汉密尔顿的小说《孤独的奴隶》(故事发生在伦敦,还有一所像这样的房子,写的是关于中产阶级和他们的佣人。)做指导,但现在我不得不放弃了。我吻了下送到我面前的两张瘦得像纸一样的脸颊,先是黛西阿姨,然后是艾薇琳姨妈。小男孩张开手臂要拥抱黛西阿姨,但是她动作缓慢慢,因而,他换成伸出手去握了一下,然后他被两个人一起抱住了。两个人站在那里,赞赏这个健康的孩子。,艾薇琳姨妈曾去日本传教,他说:“多么可爱的玫瑰般的英国小男孩的脸颊啊。”皮特抬头看了看我,很迷惑:他想他不是英国人,或者他在学校里发现了这一点。
“我敢说日本小男孩一定没有粉红的脸蛋,”黛西对她的妹妹说道。艾薇琳接着说道,“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像英国小孩那么健康。”现在是十一点半,在起居室里停着一辆茶水推车,上面摆着烤饼、果酱和两种茶。她们脱下围裙,抱歉地说道“恐怕我们最近请不起一个合适的仆人了。我们只请了一个女人每周来一次,所以一切都没准备好。”
一切看起来都好像准备好了,房间里摆满了维多利亚式的家具,是在黛西阿姨年轻时候买的,好像那个时候家具店里只卖这种类型的家具一样。而现在它们是古董了,但却并不值钱,因为已经过时了。皮特有些坐立不安,努力使自己行为表现得体,黛西阿姨说:“也许他愿意到外面的花园走走,尽管我们并没有豪猪、狮子或者大象。”皮特到外面去了,透过窗子可以观察到他,他漫步在灌木丛中,带着孩子们知道要忍受几个小时成年人的谈话时的焦虑厌倦的表情。
在和黛西阿姨聊天的同时,艾薇琳阿姨已经又穿上围裙进了厨房,我试图从这个瘦小虚弱的老妇人身上寻找那个我曾经认识的黛西 莱恩。她曾经是皇家医院的实习生,那个时候我妈妈是那儿的护士,一个严肃却有着金子般心灵的人。当黛西和我妈妈同处在那个令人嫉妒的级别时,两个女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并且一直保持着友谊。我妈妈每周都给黛西写长信,信是用蓝色的纸写的,信后还有附言,有的时候是用维多利亚式的结尾,信中的文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在当时是为了节约,但在农场则是因为一旦你的纸用完了,就不得不去七英里外的商店买。黛西 莱恩对于我妈妈来说就是她被放逐出的英格兰,这些信就是一部记录放逐的编年史,而作为护士审查员的黛西则定期回一些短信,“我非常抱歉我的消息不能像你的那样令人兴奋,亲爱的,我不能使你享受有关蛇和森林大火的传说。”她写信给我,非常尽责,她把自己的好书寄给我,不仅是她对于耶稣的理解,也关于她妹妹在日本做传教士的生活。
“但是我敢说关于传教士你肯定比我了解的更多,”她写道,“我知道我们的教堂在坎帕拉有使团。
她当然比我更了解我妈妈的思想和感受。当我妈妈在多年后去英格兰时,她就和她的老朋友在这栋房子里住了一周。一栋伦敦的房子正是她所梦想的,但当然不是很大的房子,它因为没有仆人收拾而慢慢变得破旧,而且早已远离热情时光的两个年迈妇人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做饭和做家务上。那这次拜访是怎么样的呢?我想过但没有开口问,因为肯定不会进行得很顺利。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妈妈和艾薇琳阿姨有分歧。“穆德是一个坦率的人”黛西阿姨轻声说,但却不安的看着她的妹妹。
以上就是关于那一周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那虎头蛇尾的一周,我妈妈和她最亲密的朋友最终在里奇蒙德相遇。
在我们抵达后一小时,雪利酒被倒入了银色的盘子中,还有奥立佛饼干。“你认为皮特是不是更想要一杯牛奶?”黛西阿姨询问道。
“也许他想喝一些雪利酒?”艾薇琳说道。
“现在真是荒谬,”黛西说道。在没有修剪的草坪上,皮特趴在地上,头枕在一只胳膊上,另一只手正用小树枝戳着什么东西。
“不,”艾薇琳坚定地说道,“让睡着的狗和满足的孩子们躺着吧。”我们喝着香甜醇厚的雪利酒,而黛西阿姨一边做她每天的功课,一边询问皮特的宗教信仰状况。“我去上午餐,”艾薇琳说道,“让你们两个人来安排皮特的精神生活。”
“日本给了艾薇琳一些异教的想法,”黛西说,“我真不知道我们的教区牧师如果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会怎么说。还是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小男孩吧。穆德告诉我你没有给他施洗礼?”
“她给他洗礼了。”
黛西叹了口气。她感到忧伤。她让她自己面向我,这个不妥协的人,这么多年来像教母一样对我的照顾支撑着她——我现在对此十分感激——说道:“但这意味着他没有教父和教母。”
我说:“但是你知道,黛西阿姨,人们可以像教父教母那样照顾孩子,对他们负责,并不一定要举行宗教仪式。”
“但是亲爱的,哪些是他对上帝要负的职责——谁会告诉他这些呢?”
对话艰难的进行着,不久开始吃午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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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10）
巨大的陶瓷盘子中放着烤牛排,上面浇着美味的汁料,还有浇着白酱的烤土豆,沾着白汁的花椰菜。牛排真的很好吃。接下来是布丁,板油布丁抹着金黄的焦糖和酸果酱,。还有奶酪和小饼干。老妇人的胃口很小,很多菜都被撤掉了,大概这些食物需要一周时间才会被吃光。我们大家在吃饱饭、喝过雪利酒后都十分渴望去睡觉,但还要喝咖啡,一种浅灰色的咖啡。我们围坐在起居室里,因想睡觉不得而苦恼。艾薇琳阿姨谈论着日本人对耶稣的理解,并不都像我们的理解那样,她用日语给我们唱“时光之石”这首歌。就像我的传教士贝蒂阿姨多年前在德黑兰一样,只不过她是用英语在唱。
黛西阿姨认为现在的护士和她们以前是很不一样的,许多还没有退休的同事是这么对她说的。“没有人是出于兴趣来做这项工作的,”她说,“你看这些时髦的女孩,她们根本不会做任何家务。”
“不,”艾薇琳说,“她们更喜欢工厂,任何一个想法正常的人怎么会宁愿去肮脏的工厂而不喜欢像这样干净舒适的房子呢?”
下午四点茶餐车又推来了,姨妈们穿上围裙开始准备,把它们拿下来进行加工。最上面一层的是烤饼、黄油、果酱、松脆圆饼、蜂巢里的蜂蜜、小蛋糕和各种饼干,而在最底层是两个大蛋糕,一个海绵状的蛋糕上都是水果和奶油,另一个是水果蛋糕。现在这成了正经的吃东西了。现在这是一顿很正式的午饭。午饭,是的,他们做的很正式的午餐,每周她们都会在周日做这样正式的午餐,她们很喜欢这样。我能感到这是一天中最正式的一餐,她们一边吃,一边劝我和皮特多吃点。她们喝了很许多茶,黛西喝格雷茶,艾薇琳喝希伦茶,然后她们戴上围裙洗餐具,之后就到了下午五点,我们可以离开了。当我和皮特在汽车站第二次挥手说再见时,我听到艾薇琳说:“黛西,你现在坐下来休息休息你的腿,我来做晚饭。”
皮特问:“我们会去再看他们吗?”
带他去看姨妈是我为了保留家庭生活的轮廓而做的部分努力。但是现在这已经结束了,不,他不用再这么做了。
她他们搬去了索尔兹伯里(英格兰的),我曾去那儿看她们。那是一座不大的老房子,花园里都是蜜蜂、小鸟,还有蝴蝶。她们全部时间都用来为大教堂打理花朵园,勤奋努力地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构成方式,每天按时吃饭,努力工作,因为他们还会拜访穷人,怀带着愉悦的心情,带着自制小蛋糕和甜品作为小礼物去拜访穷人。后来,黛西阿姨说她要来伦敦和我待一天,为了不让她爬那些有点陡的楼梯,因此我带她出去吃午饭,但是现在想要找到一家有她喜欢的英国美食的饭店比较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是的,那些饭店在不列颠的市镇到处都有,但是伦敦没有。我带着她去戴瑞和汤姆屋顶花园,带她去喝茶。然后,黛西姨妈出人意料地,黛西姨妈让我帮她寻觅一家好的老年人公寓。我很惊讶,非常迷惑,我坐在那儿,有点失去知觉,说不出话来。这种记忆,对于当你变老,充满对各种对手并以及对一切了然的时候,你忘了生活并非总是如此。现在,如果某人说,请为我安排一个地方住,我会知道怎么去做,但在当时那就好像她让我推着轮椅把她从大陆尽头推到苏格兰的最北端。在伦敦我依然处于生活的边缘,仅仅依赖于我的手指攀附着——就是这种感觉。一种巨大的惊慌感侵袭着我,一种倦意,这种倦意是我的大敌,因为我生活的很太大多部分是在做我并不愿做的事。黛西阿姨,从我出生以来就一直在我的生活中的黛西阿姨怎么会看不出她对我索取太多了呢?另外,这个一生都住在伦敦并且大部分时间在从事现在被我们称为“慈善职业”的女人为什么需要从我这里得到这种帮助呢?艾薇琳阿姨呢?她们不是在共度余生吗?因为我的观点还是那种很普遍的——懒惰的:“这里是两个老妇人;她们生活在一起多好啊"。(彼此照顾,因此我不用做其他的事。)”。但是或许她们相处的并不好?或许黛西和艾薇琳,这两姐妹彼此许久不见,因为其中一个成年后的大部分生活都在日本,彼此不喜欢对方?
我坐在那儿,静静地,知道自己是我能干且充满活力的母亲穆德 麦克迈耶的替代品,想着这个要求暴露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的核心。我母亲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喜欢竞争,但是她已经回了罗德西亚,。然而这儿是她的女儿,教女,一个成功作家,不只这些,因此她会像她一样应付吧。
现在,我不假思索的地脱口而出:“黛西阿姨,对不起,我不能。我不知道如何开始。”我的声音不仅是震惊的,也是怀疑的。我试图说明,在我已经承受如此大的负担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试图把这些强加于我?
不久,她写道她住在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不知道艾薇琳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再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黛西阿姨还是送给我了圣诞礼物,就像我小时候她做的一那样:两个六便士的邮政汇票,或者是一张亚麻手绢包着的干花。我则送给她几盒巧克力,还有我的书。
很长时间以后之后,或许是几年之以后,我突然意识到,黛西阿姨曾经间接地询问过我,她是否能和我一起住。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她可能希望与我这个喧扰的无神论者分享共同的共享生活。几年来,她可能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件关于我的好事。我妈妈给她的信也肯定只是对她这个恐怖女儿一周一周的持续的抱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故意使你爸爸和我受到尽可能大的伤害。”然而,如果黛西阿姨不是想和我一起住,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会陷入对这件事情的沉思;这里或许有一些隐藏的痛苦,甚至不可思议不可能的经历。或许是关于两姐妹的故事,她们不喜欢对方,她们曾分开生活,但在晚年又期待生活在一起,共享那点可怜的养老金。
年轻一代的人很难理解战争之后,那是一个多么穷困的国家。从那时起到现在的几十年里,是金钱迅速流动,境况迅速变好的几十年。甚至现在的很多穷人都比那时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得要好。那时,很少有人有中央暖气系统:由于我们的态度,我们成了欧洲的笑柄,因为在我们清教徒灵魂的某个角落里,仍然觉得追求舒适和温暖是自我放纵的表现。我们有燃气或者电力的取暖设施,是投硬币的那种。这意味着,当人们结束从工作中归来时,进入的是冰冷的房间。冰箱那时还没有开始流行,我在墙上有一个食物储藏柜,牛奶和肉则只在需要时购买。大多数家庭的地板上都有垫子或毛毯以遮挡被污损或油漆的地方,挂在墙上的壁毯也还没有流行开来。你可能进入一个摆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旧家具的房子或公寓,但是那里也没有暖气,没有冰箱,厨房只有一个瓷水槽和一个木质的排水板,。在漂亮的垫子下面则是积满水的冰冷的地板。由于战争,很多家具都是以实用为目的。在战争中,人们只能够买到实用的家具和实用的衣服,而它们的设计似乎在证明了那些必需品是应该多么的丑陋。
如果一个普通年轻人如果被带回到那个时代的典型房子中,那么他对5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看法会是什么呢?或许是尴尬吧。而现在的一切都足以成为安慰:他们祖父母的时代,一切事物都是破旧、凄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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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11）
在我认识的所有作家和艺术家中,没有一个人有钱。现在的观念已经转变了:现在的年轻作家要求快速的发展,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而我们那时如果担忧什么将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资产阶级”。,或许是战争让一个社会对于安全的信仰彻底毁灭。那时,穷困或破旧并不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那甚至不是人们考虑的问题。对我来说,可以肯定的说是,我没有担忧过钱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那些终究都会解决,而我只是短期的对它担忧而已。我这种基本的乐观主义,在我看来是神经和灵魂的基本反应,而这恰恰是那种时代所需要的。我并没有期待变得富足,因为那不是重点,我只知道我在做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写作。这意味着调配我的资源使我的时间不被没必要的事情占据,我的精力不会被滥用在错误的地方。简单的地说,简单的地写作——这是一个作家工作的支柱和核心。当我们偶尔变成演说者,站在演讲台上滔滔不绝的地发表长篇议论时,人们经常会询问:“你在写作时是用打字机、钢笔还是文字处理器?”“你每天都写作吗?”“这是你每天的例行工作吗?”这些问题都直击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点,即:你怎样分配你的精力?你怎样管理你的时间?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确信每一个成功的人都通过直觉或是有意识的学习,到怎样合理分配他们的精力而不是随意浪费精力。而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我知道有的作家每晚都要参加晚会,这使他们的精力变得充沛而不是被耗竭,而且每天仍能够快乐的地写作。但是如果我每晚熬夜谈话,我第二天我就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写作。有些作家喜欢在早上尽早开始他们的工作,而有些则喜欢在晚上或者下午工作——这对我来说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尝试、失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需要的是什么,什么使你满足,什么是适合你的节奏和规则,然后尊重这些习惯。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自己如何平衡不同需求感到惊讶和印象深刻,当然,孩子是最主要的。集中而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得顾及其他消耗精力的事。
第一部小说,《野草在歌唱》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反响不错并再版。但是,没有几个作者能靠严肃的小说致富。我的第二本书《这就是老酋长的家乡》反响也不错,其中的独立小故事被编入到其他的短篇小说集中。《玛莎 奎斯特》和《良缘》也卖得不错,并在欧洲和美国出版了,但在这两个地区却都没有成为畅销书。我一直在写书、出书,但是直到七十岁才赚了一笔钱。1958年,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周我只能赚到20英镑,这仅只是工人的工资水平。
与其他的作家一样,我在支票中艰难度日,琼并不介意我每周的房租往往托延拖后两周或三周才能支付房租。一次,我拖了五周还没能交上房租,我十分焦急,因为她手头也不宽裕。这个辛酸的回忆校正了一般的想法,例如:“没钱并不让我着急。”(我之前曾经说过一次。)那一段时间我始终处于担心中。我沿着教堂大街走,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就开始哭泣,因为我买不起食物。一位男士快步走过街道,来到我面前停下来问:“你为什么哭?”我说:“因为我没有钱。”他说:“高兴起来,到下周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钱了,不是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钱总是在不确定的时候来到,而我也确实高兴起来了。我卖了我妈妈的首饰。妈妈总是把她们最好的首饰留给女儿们,这似乎成了一个惯例,因此妈妈给了我她的金链子、金胸针、金手镯,还有一些维多利亚饰品。事实上我并不想要,让她留着这些,但是她坚持要给我。当我把这些它们拿到首饰店时,我清楚的地知道自己将在价格上受到欺骗,而当时我的情绪极其低落。这些珠宝并不时髦,我明白这一点甚至很明确地将其指出。最后我只得到了不到30先令,而10年之后,当维多利亚首饰变为时髦饰品时,这些珠宝会值上千英镑。同样的,我从黛西阿姨那里得到了一个维多利亚缝纫桌。它很漂亮,有很多小抽屉、浮雕、小隔间、针线垫等等。楼下有一个古董店,我祈求他们买下它。但他们拒绝了,说这种东西没有市场。可不久,它就会值很多钱。
一个作家生活的兴衰变迁意味着复杂的税收报酬。有一年我没有钱缴税,而前一年我的钱却绰绰有余。征收收入税的官员对我表示了同情,然而结果并不令人愉快:还是要交税。怎么交的?我已经不记得了。或许我找了几本书来评论。那个时候对处在我这个位置的女人并没有补助——一个孩子,父亲也不提供任何费用。如果有,或许我也不屑于那这个钱:那是涉及自尊的问题。
或许你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一个爱人,他为什么不提供帮助?我通常和杰克一起付钱。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另外,他也有一个妻子和家庭需要养活。然后,如果这就是贫困,而我却不记得我有很多时候身无分文,或者为了某个我无法支付的东西踯躅。
而且我们吃的还很好。琼和我都能做可口的饭菜,我们互相邀请对方。我充分利用了那些为处于困难时期的人们提供的备用品,不断增加的肉汤也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而变得越来越好。
尽管如此,有些时间候我还是很绝望的,因为我在梅费尔申请了一个每周7英镑的秘书工作。我对雇主说这个工资不足以生存,而他辩解说:“恐怕我们指望他们在家里工作。”
我把两篇短故事寄去给《纽约客》杂志,但这两篇都不是我最喜欢的。纳迪内 高迪莫发表了一篇短故事,告诉他们要留心我。(那时我们还没有见面。)我寄回了一批他们退回来的稿子,他们只采用了一篇。
大约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去世了,我写了一个名为“斯大林去世的那天”的小故事。但是金大街——我被告知——对此并不高兴。
丹麦的伊塞克 蒂尼森当时在为做广播工作,她接受了几个短篇故事。
我没有做太多的评论。这个工作虽然很艰苦,但是报酬却不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真读了那些书,并进行了思考,而这些在评论者的眼中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个错误的开始是我同意做唐纳德 奥格登 斯图沃德的秘书。他是因为约瑟夫 麦卡锡而离开美国的作家之一,然后他成为一名著名的戏剧作家和电影编剧:《费城故事》便是他的作品。他与叶拉 温特斯结婚,后者是著名的左翼记者之一,那群人曾看到了未来在苏联6。这二人都仍然亲苏联,并在芬切利路有一套公寓,在我所有赚钱的尝试中,这是最愚蠢的。他每周付我7英镑,最少的。从肯辛顿的教堂街到芬切利路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唐工作十分缓慢。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或是凝望窗外,而我则坐着准备写下这些长久思索的结果。然后这些成果出来了:“但去拉卡迪亚机场要花三刻钟的时间”,这就是所谓的成功剧本是自动写出来的吗?我无聊得简直要发疯了。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叶拉女士进进出出,最后对我说,如果我无事可做的话,我可以替她去上街采购。夫妻争夺一个佣人的使用权是司空见惯的。我坚持了三周,最终友好地告别了他们二人。我决心试着为广播肥皂剧《戴尔夫人的日记》写剧本,并提交一集剧情,但他们都说这太过极端了。该剧是关于一个少年犯的,而很快就成为广播剧或连续剧的题材了。之后我认定,不严肃写作而总是想方设法赚钱是一个错误想法。
朱丽叶 奥希坚定地支持我。她因为所代表的群体之广泛性而闻名。她是罗马天主教徒,也是保守党党员。她照顾着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共产党员,尽管她厌恶、鄙视共产主义。同时,她也关照写浪漫小说和冒险故事的其他严肃的作家。她因我们个人的德行而照顾我们,她公正、和善,是我们的挚友。她从不给我提不好的建议。从那时起,出版界就处于混乱之中,天翻地覆,在这种局面下,我得到了我很棒的代理商的支持,首先就是朱丽叶 奥希,其次是乔森纳 克劳,后者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兼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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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12）
现在我的社交生活完全改变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加拿大作家和美国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这些人中,大多数都因麦卡锡主义而被驱逐到伦敦。鲁宾 什普曾发行了一张名为《调查员》的唱片讽刺麦卡锡。那时,没人敢嘲笑麦卡锡,但现在,美国到处都有对此嘲讽的笑声,这张唱片或许是麦氏衰落的开端,或促成了其衰落。如今,没人记得《调查员》这张唱片,它的鼎盛时期正是当魔鬼为想进入天堂的人在地
狱安排住所之时。鲁宾曾一度在好莱坞工作,后来因为被认为具有危险性而被戴上手铐送上飞机——这使他的家人大为震惊。在鲁宾看来,这些家人都是职业骗子,他们都看不起鲁宾,认为他为了成为当无利可图的作家而真是执迷不悟。但镣铐却使他得到了救赎。真是这样吗?鲁宾天生风趣,而且又有谁会在大笑时关心细节呢?没有任何家族的后代能够像鲁宾对其罪犯家人那样,更好地利用其祖先了,一个黑手党教父的家族。
泰德 艾伦曾在好莱坞工作。他指望着写出史上最伟大的戏剧、最伟大的小说——这正是就是当时大西洋彼岸那些作家的风格。他的确写了几篇好东西,但他真正的才华在于谈论:他只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取材,然后杜撰成夸大、荒诞、滑稽的故事。
这个作家群体中的一些人来自加拿大,因为当时对于作家而言,在那个国度谋生不易。
斯坦利 曼恩为电影写剧本。
莫德凯 里奇勒是这一群体中的小字辈。可能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或是百万的?——都在模仿詹姆斯 迪恩,尽管后来证明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那么多共产主义者曾发誓敬仰斯大林及其他残酷的压迫者,但当他们使自己与宏大的幻想相一致时,他们便又获得了坚韧的美德。对莫德凯的形象是:背靠墙而立,口齿不清,甚至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却有讨人喜欢的谦虚神情,的确如此。他会质问我,或者泰德 艾伦,或者鲁宾,所有我们这些人都被责任和孩子所困扰的人,都会真诚而急迫的地询问——这些直接来源于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迷失思的心——你认为艺术家应该结婚生子吗?那一定会泯灭才华吗?不久,莫德凯娶了斯坦利 曼恩的前妻弗洛,除斯坦利的儿子外,莫德凯和弗洛还生了四个孩子。
最初,我最常看到的是莫德凯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西,因为他们在教堂街住了几个月。这是非正式的殖民风格,进进出出,随兴做些饭食。凯西是个大嗓门、直率、伶俐的女子。当时有个笑谈:尽管凯西是石勒喀人(苏联西伯利亚的南部),但她做的犹太饭菜却比任何犹太妇女做得还要好。笑话连篇,美食、美酒不断。不久,鲁宾成了我最常见到的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这一“群体”变化迅速。一方面,众人婚姻解体,联系中断,先是艾伦、鲁宾,后是莫德凯。这些人的妻子早年与他们共患难并做他们的代理商、顾问,甚至是资助者,但现在都一一离去了。当这些事都已变得司空见惯时,什么才是道德愤怒的意义呢?在我看来,男人必须努力使自己从母亲那里得到解放,但之后的环境和他们的本质使妻子又变成了“母亲”,男人们则须需要再次自我解放:尽管远非永远如此——总把新人换旧人。那些接受了年轻艺术家未来的女子,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这也许会成为爱情的负担。
这还是一个嗜酒的群体。自从离开罗德西亚,我几乎不再饮酒。在丹柏路,我没有钱,也没有人请我喝酒。我只能在琼的家里,我们喝些葡萄酒,但这也并非经常如此。对于这些北美人而言,他们喝的当然不是葡萄酒,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是配制这种或那种鸡尾酒的正确方法。“只需在杜松子酒里加一滴苦艾酒,若有无碳酸水则更好,从软木塞顶端倒进去。”就是如此这样。服药则更甚,其中一些人服用的药量大得惊人。不久,当克兰西 西格尔和鲁宾就分配每日定额的问题争执不下时,他们彼此奚落对方,认为己方的更强,或更弱,可靠,或危险,或刚刚发明。我过去常为他们的互相讥讽而吃惊,尽管我很享受他们的表演。这是强硬、自大的北美式幽默,通常也是残忍的。此后,唐纳德 奥格登 斯图尔特写了一出戏,名为“取笑者”,该剧在联合剧院上演,剧中人物极尽“嘲讽”之能事,既自嘲,又互相嘲弄,简直进入了暴力与死亡的境界。这是一出精彩的戏,但当时的联合剧院当时并不太受人欢迎时髦。
在所有笑话中,大多数笑话都是关于谁是美国中情局间谍的。在这些麦卡锡主义的流放者中,我根本不相信其中有间谍,但这又何妨?流放者群体通过互相猜疑而自我毁灭,根本无需一个间谍,甚至连兼职间谍都不需要。这是我的第一个流亡者集体,因此我不知道妄想症会成为规则。不久之后出现了南非流亡者群体,但我不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因为我不愿屈从于南非人所倾向的那种软弱,远离故土,仅仅是彼此能见个面。我十分确信,擅长间谍活动的南非政府一定会在附近安排一、两个间谍的,即使假设他们并未这么做?但从妄想症的程度以及严酷的彼此怀疑和受迫害妄想症的角度看,这也没有什么不同。
其后,我在巴黎,和一些苏联的流亡者进行了简短的会面。那真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气氛。他们彼此不信任,认为遇到的每个法国人都是克格勃特工,整日人心惶惶。我敢说,没有什么比政治流放者的命运更悲惨的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令我感兴趣的是麦卡锡主义的流放者们的自相矛盾,但出于不无安全感而尤显强烈。他们曾是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同情者(不是莫勒凯那种人,他是一个异类)。但显然,他们并未真正有过这种信仰,因为他们对自己已经或可能成为美国的威胁这一想法不屑一顾。部分原因是因为没人会相信如此少数的几个人能威胁到这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如果你信奉“目标决定手段”,那么,共产主义者为何不能隐蔽行事呢?为什么不会有苏联的资助呢?但是,在我所遇到的人之中,没人相信苏联资助共产主义的报纸或亲苏组织,诸如“英苏友好协会”或“美苏友好协会”这样的组织。最重要的是,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们什么都没做过。对,他们是什么都没做过,只是说过。麦卡锡愚蠢可笑,颜面丢尽。当麦氏的副手科因和塞因环游欧洲,传播麦氏的主张时,大家都哈哈大笑。尽管如此,麦卡锡对于其受害者而言,还是十分恐怖的,像出席过麦氏听证会的人所写的上百本回忆录所证实的那样。而且,当时及之后我听到、遇到的许多事例,都表明美国许多普通的、无足轻重的共产主义者定期被联邦调查局“光顾”、威胁,丢了工作,无法求职,长期受到迫害。但同时,我也不相信众多美国共产主义者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我觉得在美国的普通共产主义者在美国的生活,就像在英国一样,像加入妇女协会或教会一样激动人心。大多数英国共产主义者当然也是如此,但在美国,情况要更糟一些,因为美利坚是一个极端的民族。看起来没人注意到这种情况或对此加以评判:他们总是将信仰、运动、迫害推向极端。但是,飓风过后,旋即被遗忘。而在英国,即使是冷战最险恶的冷战时期,也比美国要温和。
从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浮现出来的最有趣的是,寻找异端的人对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忽视。这或许是因为抓间谍的人员从来都是从叛变的苏联间谍或职业特工那里获取情报,那些人似乎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阴森世界里。他们当然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世界更为复杂的部分,不然,他们也就不会派罗伊 科因和大卫 塞因这两个可怜的小丑去欧洲作宣传了7。
从我遇见杰克的时候起,他就一直逼迫我找自己的房子。“你已经是一个大女孩了。”他说琼任意驱使我,但我知道,他对琼的态度与他自己的某种“未解决的冲突”有关。我将琼变成母亲或没有变成母亲的方法当然与萨斯曼夫人讨论过了。我认为杰克误会了,让皮特住在琼的房子里是合适的,因为他爱琼,琼也爱他,而且厄内斯特像个大哥哥一样友善。杰克当然能看到这些,他是个心理分析师,对吧?这的确幼稚,但在早先,心理分析师和精神病医生都被认为是永远正确的,或至少在洞察力方面被给予充分的信任,如今已不可能如此了:我们明白,他们也是人,和我们并无二致。
如今,世上已经没有这样的女性会在她的爱人要求她离开其他所有人,去寻找属于她自己的地方时,不把他所说的话当成某种承诺,即使她的头脑中在说着其他的话。我当时见杰克的时间比以前少了,我认为如果有了自己的房子,见他的时间会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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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13）
我忽略了一件关键的事情。不仅是我,他也告诉他的其他女性朋友,应该有自己的家。这是一个小时候受尽贫困的男人,他生活在一个视安全为幻想的国度和文化之中。对于一个穷人来说,获得安全的第一步是要“头上有一个屋顶”,数十年后,当我与一些非常贫困的老年妇女交谈时还听到她们说,“头上有一个屋顶”;“我头上有了个屋顶”或“你必须守住头上的屋顶”。杰克给大家的建议是,在一个不热闹的地段找一座房子或一套公寓,获得抵押贷款,并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租出一、两个房间,以贴补家用。这是艰难时期的生存秘诀。但我从没那么想过,我一生中多次搬迁,不计其数,我对永远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想法感到紧张。我在琼家里住了四年,从1950年到1954年。
事实上,我并非没有尝试过。我曾想要在布伦亨的克莱森买下一幢大房子,那房子装修简陋,但只有2500镑,即使在当时也是出奇地的便宜。我向银行经理申请贷款,但他说,这房子价格太高,将来一定会下跌的,他决不会建议自己的妻女犯这个严重的错误。不愧是专家。(曾几何时,我保存着一个文件夹,标签是“专家”,后来在一次搬家时遗失了。)如果当时他批准我这项贷款,我对获得并保住“屋顶”的担心就会在居于伦敦的第一刻就立即终结了。
就在这时,帕梅拉 汉斯福特 约翰逊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申请毛姆奖。这个奖项当时有400镑奖金,但只能花在外出旅行上,至少三个月。这是因为毛姆觉得英国作家视野狭窄,只了解英伦,所以需要游历——这都是发生在旅游业大发展之前。我对她说:“我从小生长在国外,似乎不符合评奖要求。”她说,“不要紧。”她对年轻作家总是和蔼可亲。(就我的经历而言,年长作家对后者进总是亲切友善的。)我就这样获得了毛姆奖,但必须承诺必须在英国以外花掉这400英镑,这就好比在一个人饥肠辘辘之时,给他一个苹果,却告诉他,只能下个月再吃。我非常需要那400镑的奖金。毛姆奖的这个附加条件教会我,如果要给别人东西,就不要附加任何条件。先前的获奖者,也渴望头上有一个“屋顶”或要填饱肚子,采取了欺骗的手段。一个获奖者履行了法律程序,将奖金存入银行,然后带着吉他环游意大利三个月,靠街头卖唱解决食宿费用,或者和一些善良的女孩在一起。
沃维克街有一幢房子,租金250镑,屋子其空间很宽敞绰绰有余,还可以出租一些房间。房东是一对澳大利亚母女,我给了她们250镑作为定金,她们就回澳洲去了。我得到了她们所有的家具,合约里规定“保留原样”。接着,我又要去巴黎待一个月。皮特将去艾奇纳家里住一个月,我母亲将和琼共同住一个月。然后,等他放假时,我将带他去地中海旅游一个月。
当有电话通知我获得了毛姆奖时,杰克正和我在一起。我怕告诉他这件事——正如后来实际发生的那样——他立即宣称:“一切都完了,真的。”这句话来自他的心灵深处,来自他黑暗的男性心灵深处。我吃惊不已,我害怕了,抱怨着,央求着,呼吁公正,但我知道,结束了。
“你不爱我,你只关心你的写作。”
我相信,世界历史上不止一个女作家听到过丈夫如此说过。
这是不公平的。我远不像乔治 桑那样离开爱巢借烛光整夜写作,而将她的爱人晾在一边——我从未把写作置于爱情、置于杰克之上,他的任何建议我都一股脑儿地听从,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任何写作计划。我只是像简 奥斯汀那样,写作……如果不是在记事本封面下,就是在他不在周围的时候。但我们确实谈及到更深刻的问题。一个将爱情置于文学之上的女作家,当爱情让她沮丧时,她就会从爱情中走出来写作。“这是谁的责任!”
我住在巴黎左岸的一个廉价旅馆里,为了尽量少花钱。巴黎只有二十五岁,没有幻想,无忧无虑,我却三十多岁。我天天写作,但在巴黎并未过着作家生活。我坐在咖啡馆里,试着去理解身边的谈话,参与到陌生人的笨拙的对话中,但没想去交朋友。我情绪低落,忧心忡忡,等着杰克的到来,那时,他会看到我没有各种各样的疯狂情事。这样说也许不好,但我真的想说——在巴黎真是浪费时间!杰克过来度周末了。简直没有一次旅行比这次巴黎之行更被滥用的了,好在此次旅行花费不多,这就是意义所在。随后,皮特坐飞机飞来了,我们一起去圣马克西姆度过第二个月。我在一幢别墅的底层找到了格外低廉的房间,又宽敞又凉快,房间里只在的地板上有一对褥垫,两个硬木椅,以及一个电子板。黑蚂蚁爬得到处都是。我的人生中从未有过如此无聊的生活,但我的孩子却喜欢在这儿的每一秒,因为我们从早上六、七点就去海边,一直玩到太阳下山。我们在屋子里吃野餐食品。这儿也有其他孩子,但他们是法国人,对一个英国男孩不感兴趣。被反复重印、编选的故事《穿越隧道》的灵感就来源于这个假期,所以可以说,这次旅行很值。另一篇略带酸涩味道的故事《欢愉》,是关于自我享受的。
回到伦敦之后,到了搬家的时候了。萨斯曼夫人支持我——她历来如此。我真的明白我遇到她有多么幸运,尤其是在看到临床医学家往往弊大于利的时候。当我说自己为杰克担心,在我准备和他共同经营一个家时,我却和他见得越来越少时,她对我说:“要明白,你嫁给了他。”我将略过对真正婚姻的那些反应。但也许除了妻子之外,他会娶另外的人,他是搞亲密关系的高手。肖纳人都说,夫妻之间要花上若干年才能真正走入婚姻。根据定义,这必然意味着:要在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的框架内。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周去萨斯曼夫人家两、三次,这拯救了我。因为当时我就明白了一点,——不需要时间来告诉我。——她是我的朋友。也许,如果我有一个年长的好朋友,我就不需要萨斯曼夫人了。我丝毫不关心教条,比如弗洛伊德、荣格之类。当她开始根据任意一个教条“阐释”时,我就等着她讲完。
当琼说,搬家对皮特不好时,她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也理解,但这套公寓太小,容纳不下。那时,皮特只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八岁男孩,他需要更大的空间。但是,他最需要的是一个父亲,而厄内斯特至少是一个大哥哥。
在离开琼家里时,我写信给毛姆,感谢他所给予我的奖金。毛姆勉强给我回了一封信,告诉我:首先,他并未参与评奖;其次,他没读过我写的东西;再次,在我之前,从没有人写信感谢他。礼貌到此打住,他接着写道:“你一定经常写信感谢别人……”毛姆的这封信令我深受伤害。这是有意为之的。不过,我感谢他给了我一个“屋顶”。
在我买下新公寓前,我咨询过我的会计师和银行经理,法律是否会改变。我不想把自己宝贵的250镑用在租赁保证上,然后发现自己露宿街头。他们都说,当然不会,法律绝不会改变。的确如此,那部分影响到我的法律,专家。但是,四年之后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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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
新公寓坐落在沃维克路,那是一条无比丑陋的街道,在那里运货汽车如雷鸣般整日喧嚣不止,夜间大部分时间也不肯停歇。公寓包括一个大厨房,一个非常大的起居室和楼上两间不错的卧室以及两间小卧室。一个“公寓套房”。在所有那么多我住过的房间、公寓和房屋里,这是第一个我可以称之为自己的房屋的地方。整个房屋都是棕色木材建造,漆成乳白色,这在二十年后的时尚语汇中将成为最流行的,但在当时却恰恰是俗气的乡土主义的本质。我无法生活于其中。我把房屋它所有部分都漆成了白色,这花费了我两个半月的时间。当时我小心地站在梯子上、窗台上、梯子装置器上、椅子上、厚板上,甚至是楼梯井上,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的举动都心有余悸。楼下的一位油漆工听说我这位女士正试图篡夺他的地位,便顺道来访,看着我所发明的油漆油漆用的滚筒,说:“没有哪位体面的地工匠会用这种垃圾。没有人能用滚筒做出漂亮的漆刷工作。”真是专家啊!。
公寓里配套的家具相当差劲。我漆刷了其中的一部分,挂起了廉价但好看的窗帘,把古旧的地毯染成了绿色。某一天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当她走进公寓看到我床上铺着黑色的床罩时,她感到很震惊。但是它是红色,对吧?我记得我是把一个“锦缎”的床罩染成了暗红色的。一开始我拿其中一个小房间作卧室,但当杰克抛弃我时,我搬到了楼下,那个大起居室成了我睡觉、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当我走进这个很像一幢小房子的公寓或“套房”时,我的进入与某人占领了一小片荒地有很大区别吗?这个公寓是我的。我不是在别人的家里租赁一个角落。我们在房屋或公寓里用不同的窗帘、颜色和家具来做着我们自己的印记,但是我没有钱做所有的事情。我挂在窗户上的东西并不是我愿意选择的。只有墙上每一寸闪闪发光的白色“皮肤”才是我的标记。我曾想厨房是我的——铺着蓝色油毡的地板,白色的木制品,红色的墙纸——但是,杰克站在里面,笑着,说:“好一个颜色盒子啊!你和我妻子的共同点很多,比你知道的要多。她在她的厨房里也贴了同样的壁纸”。那些日子里,选择不像今天那样丰富,动辄数百种可能的厨房壁纸,因此我和她选择同样的壁纸并非真的那么令人吃惊。但这很让人沮丧,是的,很沮丧。
如果不出租一间房屋出去,我就无法承担这个公寓的花销,至少在最开始时是这样。租金很低,但那时候仍然没有人能租这样的房间,即使是在省区。仅有足够的床,铺了桌布的桌子以及衣橱,刷了漆的木制地板,一切都很明亮而廉价。浴室和厕所是公用的。皮特住进了其中一个大房间。入住者接二连三的更换:我进入了那样一个世界,颓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流浪的人和迷失的人,在大城市里从一间租赁房漂流到另外一间。这是一种很讨厌的经历。即使我自身是一个年轻的女人,那也无所助益。我作为一个女房东,我的最高的社会地位是在两个来自法国大使馆的普通外交官租了一间大房和一间小房时。他们很迷人,对于那种爱护的、法国式的男女关系方式满怀热情,而这对于我振作精神而言当然是很好的。他们送鲜花给我,主动去做各种各样我觉得困难的繁琐事情,比如搬家具。他们对皮特也很好。他们是法西斯分子——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当时法国军队正在越南作垂死挣扎,他们把越南人叫做吓坏了的棕色小兔子。这两个英俊的年轻人在楼上四个房间里开展了一场捕鼠行动,这吓坏了皮特,因为他们表现得很暴力、很邪恶,尽管他们把它当成玩笑来开。他们是反犹分子,以一种常规的方式反犹。他们抱怨街上的黑人:“他们应该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这次租房的经历如此令人沮丧,几个月后我决定试试运气,靠别的生活,希望能足够。多多少少是足够了。
皮特不是很开心。他在第一个学校表现不错,他喜欢那个学校,也许或者看起来是这样。当面临选择下一个学校时,我想,为什么不保持这个良好现状呢?在诺丁希尔门附近,很多孩子都直接从低级学部升到了就在它隔壁的高级学部,在诺丁希尔门附近。皮特立刻就变得闷闷不乐、忧伤难过,成绩滑到了班级最后。然后他说校长打了他,之前从来没有人曾这样用巴掌掴过他。我见过那位校长,他是个瘦小的惹人厌的恶棍。他说,不打不成才,并称呼皮特为“克星”。我知道正因为皮特正因为是我的儿子而所以招来惩罚——而这远远不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成功人士的孩子们都会遭遇困难。最糟糕的是,这个男人最糟糕的是他那冰冷的、讽刺的、硬楞的声音,那种声音曾在我儿时吓坏了我。他对我的书发表着慢悠悠而嫉妒的评论。在那之后,皮特又经历了两所不成功的学校。我觉得这个最爱社交的孩子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跟我独处而遭受苦闷;他仍然每天晚上直到九、十点钟才睡觉,早晨五、六点钟就醒来。他去了一个周寄宿学校,每周末回家,但是他很讨厌回家。他很讨厌沃维克路,跟我一样讨厌。在我接受投宿者期间,他对那些人充满了怨恨和疑虑。他习惯了洋溢着活泼的家庭氛围的家室——琼家——而现在他却不得不保持安静,以避免打扰住在自己家里的那些陌生人。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尽管皮特央求我买台电视机,我却拒绝了。我认为他每天花上数小时读的“喜剧”已经足够糟糕了,因此他常常在放学后去朋友家里看电视。我们因为这个而卷入了一场意志的战争,而在其他每件事上似乎也是如此。我知道他需要的是一位父亲。当高特弗莱德抛弃他(就是那样)时,他是如此不开心。我郑重地把高特弗莱德描述成为为了穷苦大众和被剥削群众而战斗的英勇人物。我编造故事,关于他——皮特——和高特弗莱德如何应对各种困难而危险的情况,从在贫民区解决住房问题到与房东作斗争(这是房东雷克曼的时代,他的名字至今仍是房客的邪恶剥削者的代名词)或者发送纳粹士兵的整体部署情况。后来,在皮特十几岁时,他去拜访高特弗莱德,发现他的父亲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我进行诽谤,那是他数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一场失败的婚姻里,通常是女方(虽然并不总是)对那“缺席”的一方构建起一个“积极的”、赞美性的形象,但却发现他或她在孩子面前正被描述成一个坏人。这一点并也不稀奇。
怎样能让这糟糕的情况好一点呢?其间同时拯救了我们两人的是艾奇纳夫妇,他们居住在东格林斯泰德岩石间的农屋里,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一个真正的普通家庭,母亲、父亲和孩子们,这些平衡了没有丈夫的我——这在过去远不像今天那样常见——这位非传统的母亲,这位写作的母亲。皮特他正处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热爱值得尊敬的事物和平常的事物。艾奇纳夫妇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各种各样的旅途中访问其他孩子,在全英国,也去海外,法国、西班牙,皮特也去了。
在艾奇纳夫妇家里,皮特作出了有益的努力。弗莱德 艾奇纳有点像个天才。他发明了被他叫做塑料泡沫的东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布满了小泡泡的物质块儿,像是海绵;另一种则是大小不同的许多水滴状物。他有一个小工厂,他认为这种材料可以用来包装,种花人也可以用。当由成人和孩子组成的这个旅行队在英国内外旅行时,弗莱德 艾奇纳也在尝试着做一些生意,或者是找银行、有前瞻性的金融家来支持他,但在我认识他时,他总是遭到失败。或许他最后成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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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2）
最大的儿子迈克尔 艾奇纳是皮特的朋友,他来过伦敦,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我也带皮特去度假,一次是夏天,带皮特去西班牙度假一个月,他很喜欢它,我却不喜欢,很不喜欢。
在公寓的楼下曾一度有个小孩子,一个与皮特年龄相仿的男孩。父母们希望孩子们成为好朋友,就像父母们经常做的那样,但是他们俩却不喜欢对方。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让皮特开始集邮;我们买邮票,取邮票,他交换邮票。楼下的那个小男孩拿走集邮本,偷走了一半邮票。皮特很痛苦,以儿童那种疯狂怨恨的方式,即他们觉得自己受困于现实环境。我问那位母亲,想要拿回皮特的那些邮票,但她仅仅说了一句“可怜的小男孩儿啊”——意指她自己的孩子。皮特因为这件事的不公平而受到伤害,而我则仅仅感受到一种太过熟悉的冰冷的灰心丧气——皮特如此经常地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而我对于纠正它们却无能为力。
我将这个主题放在这里讨论。那些独自一人把儿子抚养成人的女人们知道这是多么困难,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描述一个单个的戏剧性事件——像是一位旅行者带着皮特的父亲带给皮特的礼物出现在门前,比如一只塑料鲸鱼,但是没有父亲的任何话语,没有信,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描述那对于孩子而言是多么痛苦,以及他的困惑和母亲的气愤,但却无法描述日日夜夜的艰难行进,那种尝试去做不可能的事情的艰难,——要同时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
当杰克最终离开我时,我们正在巴黎。他要去海外一个地方的某家医院。我明白他这样安排是为了跟我分手。我们都知道这是结束,但却说着这样的话:“嗯,仅仅六个月而已。”他要离开去机场了,但他却和我一起去了车站的售票处,在那里我将买回伦敦的票。我们拥抱,他转身离开。我站在那里,无法动弹,眼泪像决堤的洪水冲了出来。售票窗口里面的年轻人发出同情的声音。没有排队的人。他看到我手里拿着一包嬉塔欧香烟,便敏捷地走出他的小办公室,放一根烟在我嘴里,点燃了,发出“啧啧”的声音,他拍拍我,说了好几次“Pauvrepetite1”,然后又敏捷地走回去招呼一位顾客。当我最终能够开口要一张票时,他说爱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要振作点,我很快就会找到另一个爱人的。
真的很糟糕。这件“事情”持续了四年之久,事实上就是一桩婚姻。它比我的两次合法婚姻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像婚姻。在那两次婚姻里,我并未投入很多,仅仅是自己身心的一小部分,但跟这个男人,我却投入了全部的身心,无所保留。这是多么荒谬:他从未说过要娶我,也从未许过任何承诺。然而,我却对他忠贞不渝。这是我生命中最认真的爱情。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他所知甚少,以至他后来曾回来找我,总共三次,最后一次是在70年代。他说,既然我们曾经相处的那么好,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还有床上的互相注视,那是我们理解彼此的地方……但我们的相互理解肯定也通过其它很多种方式吧?在《皮肤之下》里,我曾记述自己离开了两个孩子,并因未去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而遭受指责。这样一件事对于我而言似乎是很明显的,即:我注定会不幸福,而任何有理智的读者无需真正思考就能理解。现在我也这样觉得。被这个男人抛弃对于我而言很糟糕,说这个应该就足够了吧!。它是最糟糕的。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开心。诸多男人爱上我,然而却没有用,我无法顾及他们。然后我在被误导的感情的指引下,做了一件蠢事。我觉得自己的两次婚姻,没有一次是由我自己做主选择的:第一次婚姻是因为战争的临近,战争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婚姻破坏者;第二次则是一场政治婚姻。而我与杰克之间畅意的爱也走向了坏的结尾。为什么我不能像象数个世纪以来人们所做的那样呢?——选择一个男人,彼此相合,趣味相似,思想相通(那时候,还得包括政治因素)。在我的追求者当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对皮特也很好,皮特也喜欢他。我们开始约会。这对他而言是一次糟糕的经历。他非常认真地爱着我,而我却不得不结束这场感情,。我感到被他窒息。没有理智的原因,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明白为什么。我们开心地见面、散步、聊天、进餐,我觉得他很让人愉快——然后,就急躁地想要逃脱、离开;在床上情况也一样,尽管在表面上没有任何问题。我无法呼吸。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那之后也没有再遇见过。对于自己让他陷入那样的痛
苦,我很震惊,因为他被这件事深深地伤害到了。
现在来讲讲我的母亲:残酷的故事仍在继续。她在伦敦待了四年,伦敦是她在背井离乡的年份里一直梦想的一个极乐世界。在伦敦的四年,她是在一所沉闷的房屋里度过的,照料着另外一位老人,那位老人甚至都不是她的亲戚,而是父亲的亲戚。在我离开时,她曾不止一次来到琼家陪伴皮特。她总是说:“我所想要的就是能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用”。当我离开琼恩家,获取自己的地方时,她建议说——不是很有信心地——她应该搬过来和我一起住。“你需要我帮助照料皮特。”我确实需要,极其需要,但不是她。母亲她去找苏斯曼太太,让她来找我探个究竟。苏斯曼太太用各种教条的话语对母亲说,年轻人需要过自己的生活。之后我的母亲曾抱怨苏斯曼太太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原本可以说苏斯曼太太是犹太人,不是英国人,远离欧洲文化的本质,让我受到非英国的异域影响,像荣格和佛洛伊德。但她说的却是她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知道不论我说什么,我母亲都不会回应的,甚至不会听。
在那时,皮特日渐发现艾奇纳家是孩子的乐园,比我母亲的旅行更有吸引力。我试图提议,一个精力旺盛的九岁小男孩,必定会觉得一个有着各种年龄的孩子的地方比大人的陪伴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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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3）
“艾奇纳夫妇是谁?”
“他们有四个自己的孩子,他们在假期时带孩子度假。”
“我知道。但他们是谁?”
“他们是奥地利人,他们是来这儿避难的。”我从来没有从那对父母身上发现任何哪怕轻微的反犹迹象,因此当她说“但他们是外国人”,她不是意指犹太人。“他们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对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
为什么又是罗马天主教徒?是不是艾米莉 穆德 麦克迈耶的童年受到过罗马天主教徒的惊吓,因为她的继母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部长大臣的女儿?但是如果罗马天主教徒如此恶劣的话,她为什么把她的宝贝女儿送到多米尼加的女修道院呢?所有这些都不可理解,让人气恼……难以忍受——像往常一样。
在去南部海岸的一次旅行中,她给皮特施了洗礼,并在之后告诉了我。如此目中无人,但她认为她是对的。我所生气的不是洗礼——就我而言,它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异教徒的宗教仪式——而是一如既往地,我的想法不被重视。“现在你将必须带他去教堂了。”她命令道。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他去教堂,因为大家发现他嗓音很好,他在唱诗班演唱。“你可以请求琼做他的教母。”
“但是如果她做了他的教母,她怎样能成为皮特的比现在更好的朋友呢?”
我搬进自己的公寓不久,她就过来参观了。她站在那里,头上戴着上等的帽子,脸上罩着小面纱,手上戴着优质的手套,肩上披着狐皮披肩,脚上穿着优雅的双鞋,看着我那丑陋的家具。
“那些东西不是你买的吧?”
“没有。这些是公寓配套带的家具。你知道,他们去了澳大利亚。”“你最好使用我的家具。我会把它们从储存库里取出来的。”
当她的继母去世时,我的母亲把那维多利亚式房屋里的家具存放了起来,付钱保存在那里,年复一年,即使是在没有钱买食品杂货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们最后“离开农场”回到英国时,最初或许没有住的地方,但至少会有一屋家具。这并不是因为她喜欢那些家具。相反,她很厌恨她长大的那所沉闷阴暗的房子,以及那房子里面的每一样东西。
现在她无法明白,对我而言,用她的家具来填满我的公寓,这个可以说真正属于我的第一个地方,就像是把自己放进了她的权力范围里,放进了往昔之牢狱,放进了内萨斯衬衫里。
“我不想要,母亲。卖掉它吧!。”
“你不可以,不可以要这样的垃圾……”她看了看填满了我每个房间的那些东西,然后看着我,我们看着彼此,陷入惯常的绝望和无助的苦痛。她原本可以大声抱怨,就像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她做的那样,“你为什么如此恨我?”或者我也可以对她说:“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不是吗?”
但是,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爱也好,恨也好,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母亲,走开吧,不要管我。”不,我没有说出来。那正是她所做的。首先,她把一些纸张轻快地放在了一张丑陋的桌子上,说:“这些是那些家具的收据。随你喜欢处置它们吧!。”
然后她就回了南罗德西亚,她儿子那里。
那些家具当然是维多利亚风格的。仅仅“维多利亚”这一个词语就能引起一声高傲或者轻蔑地笑。事实上它很快就能值上一大笔钱。我不想让它烦我,于是我写信给我的堂兄弟,我姑妈缪瑞尔的儿子,问他想不想要那些家具,当时他经济很困难。他过来我这里,发现他没有用得着的旧家具。他现在,他都不记得他曾来过。他当时经济很困难。
所以我告诉保存家具的人把东西卖掉,把钱寄给我的母亲。卖的钱几乎不值得邮寄,因为数额微乎其微。
这里要说一件神秘的事情。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母亲一直写信给她的伟大的朋友黛西 莱雷恩。当我母亲在伦敦的时候——那是那些年里她一直梦想的——她需要一个住的地方,事实上黛西阿姨也需要一个住的地方。那么她们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呢?当时我想到这件事时,困惑与恼怒伴随着我对母亲的想法:我无法理解这件事,因此也不怎么想它。但是,现在我把两个精神形象放在一起:姨妈伯母黛西,比我母亲年轻,一个瘦小的驼背的老年妇女,穿着沉闷的黑色衣服,是一位老妪。但我的母亲,虽然七十岁了,看起来却像五十岁,健康而又精力旺盛。二十五年来我母亲究竟是在给谁写信呢?
为了理解父母,你必须长大,真正的长大,而不仅仅只是在年龄数字的变化上。当我的人生渐渐地步入中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从来都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真的不了解,如果没有那场战争的话他会真正是个什么样子的,他会变成什么样。年轻时,他乐观而又精力充沛,为他所在的郡踢足球、打板球、打台球,最喜欢的事是步行去方圆几英里内的每场舞会上跳舞。步行十英里去一个舞会,跳上一整夜,再步行回来,这在他看来真的算不了什么。那场战争毁掉了那个年轻人,留下一个阴沉、暴躁的人,很快就变成一个半瘫痪的人,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充满恶意的人。如果我曾遇见那个年轻的阿尔弗雷德 泰勒,我会认出他来吗?同样地,我母亲也如此。是的,我知道那场战争也毁了她,这主要是因为它毁了她生命中伟大最值得珍爱的爱情,以至于最后她嫁给了那场战争的其中的一位受害者,并把自己一生中后半生剩余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他。但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其他一些其他情况。这是一个曾公然反抗自己的父亲而成为护士的女孩,她的父亲甚至因此在曾数年内拒绝跟她说话,她也坚持过来了。这是一个以自己的活力、能力、独立性和幽默感给每一位她遇到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如果我遇到了这个年轻的艾米莉 穆德 麦克迈耶,我无法想象自己会与她交谈甚欢,但我一定会钦佩她。
我觉得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当她到达那个仍长满了位于原始丛林中的农场,发现在农场上没有一片空旷的地方,也没有房屋或农房时;当她知道这将是她的未来,一个寂寞的未来,因为她跟她的邻居们无任何共同之处格格不入时;当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动力,那种向着某种形式的传统的中产阶级生活前进的动力被阻塞了时;当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个残废人,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总之,当她知道她所想望的一切都落空时,她垮掉了,病倒了。但是像“垮掉”和“消沉”这些词在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使用:人们正普遍遭受着神经衰弱或者意志低落。她躺在床上,心脏因焦虑而沉重地跳动着,望着外面的原始非洲丛林,那个地方她从未有过家的感觉的地方,她说她心脏不好,并且或许相信它真是如此。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对她的孩子们说着“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生病的妈妈”,祈求他们的爱和同情。这很不像她,其中的原因值得我思索。后来她从床上起来了,因为她不得不起来。但是,是谁从床上起来了呢?不是年轻的艾米莉 穆德(她那时已经变成了穆德,艾米莉已经消逝了——她放弃了她母亲的名字),而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不停地对她的孩子们说她为了他们牺牲了自己一生,而他们却不知道感激,是那么无情。……冗长而枯燥的责备是这个女殉教者惯常的举动。我确信那个昔日仍然年轻的她,那个未被战争伤害的她会讨厌和蔑视这样一个造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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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4）
在伦敦失望地呆了四年之后,她回到了南罗德西亚,告诉她的儿子和儿媳——又一次——她将把自己一生贡献给了他们。而她的儿媳告诉她的儿子——又一次——要么就是选她,要么选就是我。然后她开始遍访朋友。她在自己写的多封信里说:“我想让自己成为有用的人,我不想成为负担。”
在对苏联进行访问所取得的成果中,最让人愉悦的要算我和萨缪尔 马谢克成了的一个朋友,他是苏联最出色的作家之一,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他是一位个诗人,曾翻译过伯恩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时也创作一些儿童读物。那个时代因为严肃文学的干扰,作家们不能写作他们想写的东西,翻译文学作品也是有选择性的:这也是俄国的翻译标准如此之高的原因。我在苏联时并未特别注意到他。在1954年或1955年我突然接到了苏联大使馆的一个电话,那一定是在1954年或1955年。电话里问我是否愿意去肯辛顿的宾馆拜访萨缪尔 马谢克。当时的情况正在变得轻松起来,因为斯大林已经死了。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很警惕。从那之后,他来伦敦时——他来了几次,我接到电话——我都去见了他。我是在孩子睡觉以后去的,大约九、十点钟到他那里,大概在夜里一两点钟离开。这中间,我是一个倾听者,那是我的角色。在他年轻时,他曾和自己的第一任妻子来过伦敦。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没有钱,但他们爱着彼此,也爱着伦敦。他告诉我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喜欢谈论那个昔日的伦敦,谈不列颠博物馆,谈去乡下的旅行,谈不同的公园,谈各个书店。他说我让他想起了他的妻子。但是后来,他的妻子死了,他又娶了另外一个妻子,而另外那个妻子也在二战中死了,死于饥饿和寒冷。他喜欢谈论那场战争对于俄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坐在一张扶手椅里,他坐在另一张里,他谈论着往昔之的生活日。疏导兴奋处,有时他会从停放在扶手椅上的一只手腕上不由自主地轻微地翘起手指来,那表示他还有很多要说的,但是他惧怕窃听者:克格勃特工们在每一个他们所想监控的人所住的旅馆住处,甚至是旅馆的所有房间里都装上了窃听器。
在二战中为了生存而日复一日的挣扎,伟大的卫国战争……我坐在那里,想着在不列颠的任何人都难以想象这样的困难,这样的寒冷。后来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在列宁格勒的赫米蒂吉工作,但是他却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某个地方。那时候很难获得旅行许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即便是对于一个优秀作家而言也一筹莫展。不过他的确有时候会坐火车去列宁格勒——他提醒我说,是安娜 卡莱尼娜的火车——她会一天不去上班。她在列宁格勒包围中存活了下来,但变得很瘦削、很虚弱,身体也不是很好。他们会在她的房间里一起坐上一整天,交谈或仅仅是沉默,然后他坐火车回莫斯科。他说在他们之间甚至没有似乎交谈的必要,只要在一起就足够了。那就是那次爱情是如何进行的的全部内容,但她也死了。
关于政治、关于斯大林时代,他也谈了很多。“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任何人,”他坚持说,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嗓音并愤怒地看着电话机,他认为克格勃的窃听器一定是安装在那里。“我们都妥协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你不理解,西方世界里像你一样的人都不理解。根本没有反抗他们的可能性。但是当我被审讯时,我是不会谈及其他作家的——但谈及其他作家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恐吓我们,那是他们审讯我们的原因,即使他们决定不把我们投入监狱。”
他也意欲警告我政治对于作家的危险。“你还很年轻,我也曾经年轻。我过去是一个神童,是一个农家的男孩子。高尔基注意到了我,他说我是个天才。他和我很相像,我们两个都来自贫苦家庭,我们都喜欢自己步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他步行于整个俄罗斯大地,我也是。有时候我自己一人几个月不停地到处行走,吃农民的百家饭。但后来高尔基被摧毁了——他们杀害他——我也一样,但是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我把自己的生命都花费在了各种委员会里。那是我的天才消逝的地方。我总是告诉年轻的作家们不要接近委员会,他们会终结你的。那也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
“啊,但是要知道,我很久以前就了解了。”
“那好啊。那很好。但是于你而言,它很简单。因为你可以说‘不’。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说‘不’是很困难的。”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他走在某省的一条乡间小路上时,高尔基看见了他。高尔基停下车,让他上去。“我要给你看一些东西。你今天将见到一位重要人物。”一些作家正在一座乡下房舍里聚会,斯大林曾放话说他要顺道来访。斯大林确实来了,他听着他们准备好的发言,无一例外地都对他的奉承。然后高尔基站起来,直接对着斯大林,告诉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人民的境况很恶劣。“我们坐在那座漂亮的房屋里,而周边的人们却都在受苦。作家们也在遭受着苦痛。”
“我们都摒住了呼吸”,马谢克说,“我们都吓得脸煞白。我当时在发抖——我是个很年轻的人,对我而言那些都是重要的大人物,而高尔基却像对待淘气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从来没有人反抗过斯大林。你不理解,你们这里的人都不理解。然后斯大林站起身,故作姿态地说,他很高兴这里还有一位诚实的人——高尔基同志。‘剩下你们所有人都在撒谎,仅仅说一些取悦于我的事情。’然后他就带着卫士们离开了。”
我曾听说过关于其他独裁者的类似的故事。很显然,我们需要听听关于那“一个诚实的人”的事情。
我喜欢着萨缪尔 马谢克,并且我相信他也喜欢我。但是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倾听者,一个给他关注的人。他很孤独。但他这却是一位重要的苏联作家。
他想要见皮特。下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在白天见的面,我们一起去一个公园里喝茶。后来又去给他买一些鞋,因为所有来访的俄国人都会买鞋子和好衣服。他爱皮特,皮特也喜欢他。他送给皮特一把很好的小刀和一些俄语的儿童诗歌。他为皮特写了一些短诗,但我不知道那些诗后来怎样了。后来马谢克的儿子常常过来,他是一位物理学者。我接到大使馆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带他去买鞋子和衣服?
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作家遭受了比萨缪尔 马谢克更坏的命运,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农家神童,作为高尔基的门生,一位被俄国最著名的作家认可的作家,被认为将拥有显赫的前途。对于马谢克而言,或许曾经很容易感受到自己是与革命的正确一方站在一起,因为那时仍有认为确实有一个正确阵线的可能。但是慢慢地他被吸收进了压迫结构里,而他自己却几乎不知道它正在发生着。在他发现自己身陷其中时,为时已晚。对于从未经历过政治恐怖的人,他们很容易说:“他应该选择置身事外。”但是怎样置身事外?他可能会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处死的,就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我从来不敢写我应该写的东西”,他说,“我原本可以像高尔基一样。事实上我的天赋就在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我原本应该写发生在我周围的我所看到的事情。”萨缪尔 马谢克,至今仍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当中引起最大程度的轻蔑。他们似乎听到他的名字都要啐唾沫:他是一个斯大林奖的获得者,他是苏联权力的代名词。他们甚至不愿承认他对伯恩斯、莎士比亚和其他人作品的很好的翻译。但是我所认识的这位悲哀、卑下的老人和可能是被斯大林谋杀的马克西姆 高尔基一样,不也是一位受害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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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5）
一件具有戏剧性的事情是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说他想见我,讨论一下……什么呢?也许是文学。我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邀请他共进午餐。当他到达时,发现我是孤身一人,一张桌子摆放着两个人的座位——那还是在琼的家里时。他原本以为会有其他客人,是一个真正的午餐宴会。他仔细看了到处堆放的书籍和纸张后说:“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我能看出来。”他很紧张,我装作没注意。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改变自己的方式以迎合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的话,我会受谴责的。“我不能单独在这里与你共进午餐”,他说,“这可能会被误解。”
“哦,为什么?”我假装问道。他是那种很让人愉悦的人,一点也不像个官员。我带他去了法国酒馆,在那里的楼上有个很好的饭店。我给他讲了“自由法国”和这个酒馆的故事,以及七月十四日时人们在这条街上跳舞的情景,他很喜欢。他一点也不想谈论文学,并且承认自己很厌烦文化;他希望我不要把他想得更糟糕。他所喜欢的是杂技场,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去。他很高兴我没有太过惊诧,因为他知道作为文化参赞他应该了解点书。在我们告别时,他说他感到抱歉,但他不得不告知我:我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托尔斯泰信徒。不,这不是赞美。
一件事情只会在发生之后甚至很久很久之后才能充分表露出它的全貌。我受邀到苏联大使馆进午餐,会见保罗 罗贝森。他是一位歌唱家,一个很公开的共产主义者,曾因此在美国招致诸多不快。像往常一样,我思考了起来,哦,上帝啊,我想我必须如此的。在午餐会上,大使馆的苏联官员跟客人一样多。大约十六个人坐下来共进午餐,包括帕米拉 汉斯福特 约翰逊和斯诺,后者如果不是事实上的共产党员的话,却也很受俄国人的信任2。詹姆斯 阿尔德里奇和他妻子蒂娜一起坐在那里。詹姆斯 阿尔德里奇的小说《外交官》在苏联被推崇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是詹姆斯在英国却默默无闻。《外交官》充满了所谓的“进步思想”,并不是一部好小说。可悲的是他也写了一部优美的短篇小说《猎人》,关于他成长的加拿大的荒野。但这部小说,这本真正的、好的小说却被苏联忽略了,同时也被英国忽略了,因为他是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
我坐在米哈依尔 肖洛霍夫旁边,他写了《静静的顿河》和《归海的顿河》。前一本书讲的是第一次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红军和白匪的战斗故事。小时候我还在农场那会儿就读过,写得很不错,有点史诗的感觉。我想,形容这个人用大男子主义这个词再合适不过了,说好听点叫做男子汉。不一会儿一种厌恶的情绪就在我和他之间蔓延开来。他问我读没读过他的书,我说读过。喜欢么?嗯,不过我觉得《静静的顿河》比另一本要好。既然他给了我表达自己看法的荣幸,我就告诉他我认为第一本书既有激情又有新意,爱情故事也很美,但是第二本就不怎么样了。听我一说他就怒火中烧,他说如果我在他们国家的话,他要把我绑在他的马屁股后面拖着,等我摔倒在地上哭求他原谅的时候再用鞭子抽我。他这就是这样对付像我这样的女人的。我说我毫不怀疑他
会这么做。就这样,我们相互嘲讽了一番。后来我才发现他的第一本书是从某个不幸的年轻人那里剽窃过来的,当它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举世赞誉的时候,他就尝试写了一部可以与之匹配的《归海的顿河》3。
喝咖啡的时候我和保罗 罗贝森还有他妻子聊了一会儿。我觉得他们很愚蠢,因为他们所说的都是些套话:资本主义的谎言、法西斯帝国主义、走狗、民主社会主义(苏联),热爱和平的人民,还没有一个字儿是用正常方式说的。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他们说起这些话的时候要么就是谨小慎微,要么就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甚至每几天或几个星期都会受到威胁。他在苏联使馆里,旁边到处都是苏联官员。他依赖于苏联的善意,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对待他很恶劣。当政治和公共生活变得极端化的时候,就像那个年代一样,活在那种环境下的人们就会显得愚蠢。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见过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歌手,同样我也可以说我没有。
同罗贝森的谈话让我意识到美国的左派和英国的左派有多大的区别。不过如我说过的,美国是一个极端的民族。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一点从未被承认,更别提讨论了。描绘这个国家的一些图像是:贫穷的男孩女孩能成为总统……背景贫寒的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功成名就……每个锅里都有一只鸡(现在这句话成了富足的廉价标志)……杰斐逊、林肯以及诸如此类。但这是个在发着高烧的国家。我和他谈到“共同的语言”——英语——有时候会成为交流的障碍,因为有些词的用法不一样(尽管不是很多)而妨碍了交流,其实这种障碍是来自于国民性的差别,或者说是一种国家气质的不同。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因为政治正确的关系,一切有关国民性的提法都是不会被接受的,而这也正好印证了我的看法。
比起我认识的英国人,美国的共产主义者表现得更共产主义、更狂热、更会走路线、更能妄想。就像共产党所号召的那样,他们一向是“百分之一百五十”的投入的——当然了,这可不是褒义。因为他们知道极端的共产者也很容易走向向另一个极端,反共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经历过大清洗,就像美国政府对待罗伯逊和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做的一样。
现在是克兰西 西加尔,他.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他穿着当时典型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的装扮——牛仔裤、毛衣、长长的背带,让你不禁会想到里面夹着一支可怕的枪,孤单的叛逆者,孤身对付坏蛋的治安官。
有人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美国人在城里想找个地方住,问我能不能给他一间房。我回答说我做过房东,但不想再试一次了。无名氏同志就说,有间空房却不帮同志的忙难道不觉得羞愧么?
我见过的美国人大多是出版商或者是电影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那些人严肃、举止得体、梳着边分的发型,戒备心极强,说话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僵硬的上唇”这个短语估计就是专门来形容这些人的,因为他们的嘴巴就好像被施了法术一般动弹不得。你只要看看一个人的嘴唇就可以从一百码开外认出他是个美国人。这是不是因为麦卡锡的缘故呢?是不是在他的恐吓下,就算同左翼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人也要闭上嘴巴表示服从呢?不过好在这种人不久就绝迹了,美国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松松垮垮的老样子。
克兰西是个传奇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一大堆左翼的英雄式的影片,更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的大人物。最近他刚完成了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完成的旅程,独自驾车横穿美国,像个疯子一样,和亚伯拉罕 林肯、克拉伦斯 达罗、萨科和万泽提、杰斐逊、约翰 布朗、还有罗莎 卢森堡、斯佩兰斯基、布哈林、托洛茨基,以及出现的每个人交谈。
克兰西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所有我开始感到焦虑的东西。只是开始而已——这就是困难所在。事情总是有预兆的,可是等这些事情发生了再回顾,人很容易不诚实。有些小小的阴影,可能在十年后成为一场风暴:关于你自己的,关于别人的,关于时间的;也有可能就这么消逝。
我开始对左翼浪漫主义感到不安,更不用说感伤主义了,决不限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实际上它渗透在左翼当中。感伤主义总是伴随着野蛮的极端行为,或者是会导致这种行为。装腔作势。红旗是由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巴士底狱、冬宫的腥风血雨……这些都被神化到和真实情况毫无关系的地步。就这些我可以讲几页——我在说些什么啊?——一本书,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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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6）
对于左翼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戏剧性,乃至于即使变成闹剧也比谨慎认真而普普通通地做工作要好,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在左翼中(别的地方也有)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把人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去无限放大,但这不是我所属于的这部分左翼。克兰西的美国历史就是英勇的抗争史,还有同政府的流血冲突。矿工反对冷酷的矿主——不,我不是说没有冷酷的矿主,并且人们总是会忘记他们曾经有多么残暴。约翰 布朗腐烂的尸体、克拉伦斯 达罗为自由和真相而斗争的法庭、大萧条时期的难民救济所,在克兰西的眼里,这些就是生活的中心,再没有别的什么事情了。
英国的历史上也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充斥着英雄人物和大事件。而克兰西对此的了解一点不比他对美国的传奇故事了解得少,但对于那种一群小人物奋斗几年去改变一条小法律的故事,他就显得一无所知了。
我应该把我的“疑问”——这和从苏联获得的“启示”无关——写下来,尽管它们在当时是那么令人不安和不确定。
有时候我会审视下我现在的这些想法,想知道到底其中哪些——有些还没有成型,只有个大概;有些却狂妄而令人惊讶——会是我最终应该听从并且去执行的,而又有哪些会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变得滑稽,甚至可鄙呢?
刚从巴黎过来的时候,克兰西有点不正常,处在崩溃的边缘。他的一个住在巴黎的好朋友,美国人,说他是个疯子,而其实人们已经这么说他多少年了。“克兰西,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这些啊。”最近他才觉得人们这么说他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他也毫不隐瞒对我说心里话,把我当作一个心理治疗师。而他的年纪比我要小。
用我对杰克、高特弗莱德和其他人的冷酷而有效的标准来衡量,克兰西和我在感情方面——那是最主要的——和性的方面,无疑是不怎么合适的。不过这也是因为许多美国人在感情方面的冷淡态度,但是在知性上,我们还是很相称的,呃,至少曾有一段美好时光。首先,他什么都读。他妈妈是个穷困的俄裔美国移民。和他爸爸一样,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伟大的世界革命运动的继承人,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学了。他爸妈都是劳工运动的带头人和贸易联盟的组织者,经常失业而被迫搬家。比起革命事业来,扶养孩子则是放在第二位的。简而言之,克兰西是一个幸存者,是我认识的最极端的人之一。“难怪你总是很振奋,”我这么对他说,而他说:“小姐,我才不振奋呢,别人才是。”
克兰西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从而成为了一个双重的反派。第一重是作为一个革命分子处在偏执的美国,第二重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叛徒。这也就意味着他是少数里面的少数派。他妈妈认为如果苏联是斯大林分子,那么他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上大学的时候,他被那些斯大林主义者诅咒和谩骂了好几年,直到现在他才恢复了名誉。不久以后,英国和欧洲的革命青年们就都开始称自己是托洛茨基分子。
我简单地提一下这些老派系是因为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各地的共产党是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则是叛徒和异端。不过新一代的年轻人相信,如果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能赢得苏联的领导权,那么共产主义世界就能成为它原本想实现的形式——成为乌托邦。艾萨克 德切是个研究苏维埃革命方面的历史学家,写了两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我个人十分推崇这两本书,它们讲明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两个人的立场总是变来变去,不久前还批判另一方的背叛和误导,过一会儿就站在他所批判的一方的立场上去了。这就像在看一出木偶剧,而这些稻草人都被洪流所冲垮。布尔什维克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以后,认为他们不能重蹈覆辙、自相残杀,但是他们却还是这么做了。
列宁对人类幸福的最大贡献是革命警惕性的概念,在实践中指的是共产党员要经受住严刑拷打、监禁、威胁和流放,以保持他们对敌人的革命性。后来斯大林倒是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这个政策。
当我把克兰西介绍给鲁本 希普、泰德 艾伦以及团体里的其他人的时候,我见识了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什么样的。那些人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一见面就相互讥讽,激烈地争论彼此的观点。但毕竟他们还在交流。而最近没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认为托派值得打个招呼——更准确地说,觉得他们脑子里都被插了冰锥。
回想起索尔兹伯里的托洛茨基派,私下里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活力、更有趣。在性情上,托派分子是这样一群人:无政府主义,尖酸刻薄,强烈的激进,有趣。
在50年代的共产党里,流传着一个关于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的笑话,说斯大林派和弗洛伊德主义者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顺从和保守,而托洛茨基派就像荣格主义者:都是反叛者。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现在也很难解释当时弗洛伊德主义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像个教派,像祭司守卫着神谕;他们迫害反对者和偏离他们路线的人;他们一本正经、毫无幽默感可言;他们是群偏执狂。我不能说弗洛伊德讨人喜欢甚于马克思,但是他——他们——会讨厌他们的后继者吗?有开创性的思想发动一些运动的人肯定会被他们所预见到一定会发生的事所困扰: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会影响到一代人,受他们影响的这些人会纠缠于他们的思想,把他们当作偶像,变得狂热而偏执。
我发现,在政治方面我很赞同托派分子克兰西的观点。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党员,总在想着如何才能摆脱党而又不引起麻烦。而这样做当然会引人注意,因为当时党对托派的路线还没有变。在左翼阵营里,每个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如何精确地定义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个人的“路线”不一定就符合党的路线——其实很少有人会符合。克兰西和我花几小时讨论:你对这个……那个怎么看?你觉得这个是真相么,还是个?应该有场革命了——当然——但是显然英国和欧洲的共产党没那个能力去领导它,它们太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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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7）
克兰西总是能够迅速而到位地理解女人的心思,不仅仅是女性本身,还有女性的处境和难题。大概是因为他妈妈所承受的苦难吧,贫穷,只身把他带大——他爸爸离家出走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女人很容易被他打动。在《金色笔记》里,我把这称为“命名”,他给我们命名。他把他遇到的每个女人带上床,即使不成功也会试一下,这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之一,独行侠的风格。他跟我讲他的美国之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而且从来不单独过夜。我不认为那些女人迷失了自己,即使在他不正常的时候。因为当他第二天早上离开的时候,她们会感觉自己受到了鼓舞,仅仅是因为他理解她们。
我怀着羞愧的心情回忆起当他上我床的时候自己的愚蠢——我记得那时他在公寓的第一晚——我当时想的是自杰克走后,我生活的孤独状况结束了。一个需要男人的女人并不愚蠢。男人,就是用来占有和拥抱的。
可是我并没有犯很长时间的傻。他是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杰克和克兰西都被我写进了《金色笔记》里面。事情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感情都是真实的。《与虎同舞》也是如此。后来克兰西写了部小说,把我也写进去了,但是我没有看过。通常来说,我是不会去读有关我自己的书的,除非是一些纪实性质的,因为我必须确定事实正确无误。我不读那些书是因为读过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争吵和抗议:一辈子也吵不完。
“可是我没有那么说。”“不,你说了!”
“我跟你说,我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你说了。”
“没有。”“有。”“没有。”“有。”
“从没有过那件事。”“我知道是有的。”
“我知道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
大多数这样的争执都不会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对你而言真实的事情对我未必如此。
克兰西现在住在加州,和一位新的年轻妻子跟一个孩子一起生活。之前他还有一位妻子和很多女人。我认识他的时候,家庭生活、亲密关系这些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东西对他则不止是陷阱,就像年轻男子通常认为的那样——尤其是在当时;那是一种模式——对于纯洁、善良、高尚的背叛,对于资产阶级伦理的屈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他会跟你讲,他怎么从他一个朋友的房子里走出来的,只是因为他那个朋友结婚了——终极的投降——浴室柜子里还有避孕套。对于他们这些以风流骑士为标准的人来说,这是最令人作呕的道德堕落的表现。他游遍了美国作为告别旅行,结果发现他的朋友大半都已经结婚了,房子里无一例外的都有那罪恶的浴室柜。“我既然知道了这个,就不得不走了。”肮脏的家庭——他甚至在走进一间房子的时候就能够闻得出来。
我们在一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吧。
对于克兰西的伦敦生活,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他声称在伦敦被迫去吃廉价的汉堡,事实是他有伦敦最好的业余厨师为他做饭。如果他真的去吃汉堡了的话,那也不过是出于对他小时候勇敢地同贫穷作斗争的一种怀旧罢了。对于克兰西,伦敦是个好地方。
他是个浪漫的人。左翼分子当时都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他们的阴暗面要等到更后来才看得到。
我遇见克兰西时正值左翼的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装腔作势刚开始,这让我觉得震撼。它们哺育了我好些年,成为了我的精神食粮、我对美好的憧憬。这是件奇怪的事,一个人是如何感到一些不安,刚开始只是轻微的,然后越来越强烈,最后当眼前的遮蔽掉落的时候,突然对曾经的自己感到厌恶。你会对曾经的自己感到厌恶,甚至有些过头,但你必须如此,因为它仍然是个威胁。
克兰西二十岁的时候在感情上还很不成熟,而我又经历了很多,心理年龄比较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之间就会有这种事——当他说我脚踏实地、实际、“敏感”的时候,我知道那决不是什么恭维的话。
克兰西造成了我对自己认识的严重混乱。一直以来我都被视为牛犊——不顺服,不妥协,难相处。但是现在,突然,我被指责为英国小姐。这么说不太合适,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英国小姐都不会把我当作她们的姐妹来对待。那种英式小姐不会懂得生活的艰辛,对于他来说,就是穷人的挣扎。克兰西从来不会说不好的话,而我也是那种不多说话的人,但是我会以牙还牙。我刚刚学会不要说出自己实际所想的,而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发现我辛苦捍卫的社会体面,正与这些野蛮愤怒的社会批评抗争。
“天哪,英国佬要把我逼疯了。为什么你从来不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他马上就开始了对我的现实教育,从爵士乐开始。对此我要一直感谢他,因为直到那时,对于我来说,爵士乐就是索尔兹伯里的体育俱乐部里,小孩子在舞会高潮时喝得烂醉时的歌,或者是科尔 波特的舒缓独唱。
他和我一起去买了一个唱片机和二十几张唱片,每张都有些特别之处,不是爵士史上的里程碑,就是某个艺术家最好的作品。许多年之后我才感受到,这些是多么完美的收藏。在感觉方面没有一点改变的话,没有人会沉浸在真正的爵士与布鲁斯中。克兰西知道这一点。如果不是一个教育者的话他什么也不是。在他生活的道路上,他把革新和再塑造每个不完整的灵魂当成自己的任务。他教导我爵士和布鲁斯的历史,怎么去听不同的乐器,怎么去区别真伪,怎么去欣赏合奏,把乐器当作一个家庭。他坚决认为我,像他那样,应该仅怀着最纯洁的品味。后来,他的指导期结束了,我自己降低一下标准。
我听了大概四年左右的爵士,尤其是布鲁斯。它对我有什么用呢?如果战争年代的向往,渴望,缺乏的音乐——“我含泪而舞”,“烟雾迷蒙你的双眼”——让我、我们所有人受到浪漫爱情的影响,这种爱情的核心在于你得不到它。那么我认为,爵士尤其是布鲁斯,将是一种挫折,对于失去痛苦的享受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在简化,但对我来说,听布鲁斯,比利假期,贝茜 史密斯,和伯德的萨克斯那令人心碎的哭喊,伴随着的是一段痛苦的时光,一个加强另一个。令人愉悦的青春期忧郁能深化成某种危险的东西——毒药。
克兰西交给我美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但是他一定受了俄国、东欧和犹太人的影响。克兰西总能辨清是非,这是我所知道的一种不屈服的准则。
首先,如一个朋友,甚至一个相识的人,或者一个你只是听说过的人,丢了工作,那么你的首要职责就是帮他找一个新工作。优先,放在自己任何利益之前。这是30年代失业遗留的产物。
其次,你理所当然地憎恨警察,无论何时何地,你总是会为朋友或伙伴与警察争辩。关于警察,任何谎言都是好的,因为他们对工人,对穷人撒谎。克兰西在美国南部各州的镇和镇之间穿行,有时搭便车,曾经像个难民一样从城镇跑出来,远离城市的边缘,被抛弃,或者被扔进监狱,受到各种罪名指控。任何为警察辩护的词句都证明了你是个中产阶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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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8）
第三,如果任何一个朋友、同志,或者朋友的妻子或者女友遇到不幸时,那么你就用金钱和食物来帮助他们。
第四,如果任何人在逃跑,或是不论什么原因而躲藏起来(当然除了他是政治上的敌人),你要照顾他们,隐藏他们,不问任何问题。我认为这肯定是从奴隶制里遗留下的现象——隐藏逃跑的奴隶。
克兰西对我的教育包括他对伦敦的探测。那些肮脏的部分,因为本能把他引向那里,就好像只有在那些卑微的地方才能发现真理。例如:我不知道在索霍区的某个街角,在警察的眼皮低下,纸牌赌博每天都在进行。克兰西缺钱时,总会到那去碰碰运气。他和妓女们聊很多。我被他对妓女的那种态度激怒了——他对犯罪和贫穷的夸张化与美化。美国男人都对妓女着迷,就好像他们自己那里没有似的。那个时候来看我的任何一个美国人总是马上问我在哪可以找到女孩子。我把他们引到索霍区或贝沃特,在那每晚都有成群结队的女孩。但是很快那就不合法了,于是我就把来访的人指引到报刊局。
很快克兰西与艾利克斯 雅各布斯结为朋友,这是一个高大、友好,很容易被人喜欢的年轻人,是会加入新左派的年轻人之一,当时他正在成长。艾利克斯不是唯一一个说被迫躺在床上几个月,什么事都不干,是他所遇到的最好的事情的人。他的情况是肺结核。在疗养院的时候,他一直在阅读,出院时为自己曾经的无知感到遗憾;他是一名记者并且打算写作。这两个人在伯爵府法庭,诺丁山门,索霍区闲逛,任何会发生点事情的地方——犯罪,丑闻,抗议,游行——在随处开放的酒吧,咖啡屋,公共汽车站,廉价饭店坐着,他们观察人们的行为,无止境的谈话、倾听,向当局报告不公平的现象。他们都是局外人,他们都被英国社会两大部分互不相容的不成文法律拒之门外。克兰西的美国口音和艾利克斯有意夸大的工人阶级的口音,让他们被那些普通的人所接受。他们可以去人们——像我——不能去的地方。口音将我置于体系之外,但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在这岛国里,仍然有罗德西亚口音没有关系,人们通过我怎么说话来判定我。一次在德文郡,我偶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早先的自由,我走向一家五金店,店主看着我,他站在门口,手放在臀部,他一定在想:她像他们,她的衣服……,但他不确定……他在等我开口:“你有……”不管是什么,他的姿势已经变了,放下手臂,然后说:“有,夫人,进来吧!”
经过一些短途旅行,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常常高兴地在喝咖啡吃饭时告诉我一切。他们被一群男孩和年轻人的团体接纳为荣誉成员,的确,自从他们毕业后——那时毕业的年龄是十五岁。他们认为这些孩子接受的教育很少,甚至没有接受教育,除了在街上闲逛外没事可做。这种对穷人的保护的热情:我知道我在看什么——我受邀分享什么。一天晚上他们带来一个年轻人,在克兰西和艾利克斯的鼓励下,这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谈了几个小时。他们对他谈会的理解,让他比平时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他不反对他的父母,但他不想像他们那样。他通过电影受到教育——那时电视还不是很多——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他不想安于(一个克兰西常用的词语,意味着像次等的妥协)他父母那样的生活;但是他知道他的受教育程度不会让他将别的事做的更好。他说他没有工作,因为他想要的比必须接受的更多;但是很快他就会找点事干,因为他不想依赖父母,然后他就会结婚,像他妹妹那样,并且一结婚他就会被困住。这是他一生中唯一有自由的时间,他会尽力的去享受。一旦结婚,自由就没了,就结束了。换句话说,他所想的是怎样与他的妹妹截然相反,因为他妹妹期待结婚,然后生活才开始——像他所指出的。这次拜访是在诺丁山门种族暴动前一周的时候,白种青年殴打黑人。那个对生活阐述的特别聪明的人被逮捕了,并很快在老贝利法庭受审。克兰西、艾利克斯和我都去了。他们知道那晚发生的事,因为他们就在那,躲藏着,观看着。他们也告诉了我发生了什么。我们坐在拥挤的法庭里,警察在撒谎,证人在撒谎,辩护律师在撒谎,当然被告也在撒谎,为了拯救他们自己,但是这些都没用:他们被判入狱。我坐在那注视着陪审团,很庆幸我不在其中,因为要是没有人告诉我的话,我是不会辨别出谁在撒谎和谁没在撒谎的。
甚至在新左派变成一个社会团体,一个部落的时候,克兰西和艾利克斯仍然继续着他们的探究,并且大多数时候只见对方。一天他们说他们发现一个女孩被一家希腊饭店的主人囚禁了,他们打算去救她并把她带到我的公寓来。她是一个丰满漂亮的女孩,长着一双朦胧的蓝眼睛。她十八岁了:那个希腊人的情妇。她说他的父母不喜欢她。那个希腊人已经有妻子和孩子了,他不允许她出去,整天把她关在屋里。她说她很无聊,她说她怕他。
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好像认为我必须说:“哦,没事的,姑娘,振作起来,这样不行。”无论我说什么,无论我怎么说,对她来说就是这样。她不是很聪明,不像在监狱里的那个年轻人,但是她不会与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人结婚,然后给他当奴隶。如果不是那个希腊人的奴隶,那么她现在在干嘛呢?我的确问她了,可她只是笑笑——她那懒懒的无知的笑。我很清楚的是,她同意与这两个年轻英雄一起逃走,因为她听到的是他们答应给她一个未来:会与我这位知名作家在一起度过令人激动的时光——有魅力,优雅的人——他们是如此向她描述我的。她暗示说她想成为一个模特,或电影明星。她拿着写有我名字的书问我是我写的书吗?我对她有点失望。当我说是的,她一脸茫然的看着我,问道:“你为什么这样生活呢?你怎么不住在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地方?”克兰西和艾利克斯对她许诺了什么?看起来是普遍的改善、提高。他们悄悄走进来看看事情进展的怎么样,发现我们在厨房喝着茶窃窃私语。她喜欢一点杜松子酒或者甜的利口酒;她过去常常和那个希腊人,以及他的朋友晚上出去喝酒。
她没有带衣服过来,就随意摆弄我的衣服。她把她考虑的衣服推到我衣柜的另一边,不管其他的,然后把自己打扮好。在那段时间里我总是穿黑色的衣裳。有人问我“怎么你的衣服都是黑色的?”我回答说:“很明显,我在为我的生活服丧。”克兰西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是对克兰西我却回答说:“因为黑色的衣服很适合我。”她给我换上一件红色的衬衫,又换上一件白色的,在我身上试戴各种各样的饰物,然后说我是对的,我是应该穿黑色的衣服,只是我的口红还有点……她用自己的化妆品给我化妆,然后摇头说不,我还是应该坚持一贯的风格。她全神贯注地审视我和我的衣着;但是这种热衷并没持续多久,很快她就厌烦了。她在等着什么事情出现。克兰西和艾里克斯来了,当她问道——羞涩地——他们为什么要把她带到这儿时,他们问她说,你有没有想过去上学,拿个这样或者那样的证书,比如说上大学?我对他们的提议感到很惊诧,女人一旦和某个男人在一起就会昏了头,连最明显的事也看不到。她穿着我的樱桃红的长袍坐在那儿——在和我呆在一起的这十天里她几乎一直穿着它——抽着烟,这时候他们正欣赏着她的胸部,因为她把长袍的领口一直开到腰际,她白皙的膝盖从樱桃红的长袍的下摆里露出来,她说她不想去上学,不想。然后,他们说,多丽丝会询问一下关于当理发师的情况,“他们能赚到什么钱?”她疲倦地问到,秀丽的蓝眼睛里满是不耐烦。
她个子不够去当模特,要差上几英寸。当问到她是否愿意穿着内衣走台时,她回答说她的迪米特里不会让她这么做的,她不想让他失望。这段时间他说过会同她结婚。呵,也许他会吧,如果奇迹出现的话。是啊,她的确喜欢他。她喜欢有时候被打。——“他从没把我打伤过,莱辛夫人,别那样想。”——然后往床上一倒。有一天她没从她的房间里下楼来,她平常总是会在中午的时候下来的;我上了楼,发现我的裙子被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她床上,像个乖乖女做的那样。在她的枕头边我找到了一张纸条:“万分感谢。别去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哈哈。”她就这样回到她的希腊人那里去了,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又有谁知晓呢?她现在肯定变成一个肥胖的,染了头发的老女人了,很可能还是个醉鬼。这种想法让我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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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9）
我以前常常在晚上的时候在沃维克路上走,很晚的时候。现在看起来不算晚,但当时人们就寝的时间早很多。到了十一点大街上就空无一人,就像我刚来时一样,也没有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们感觉它们一直如此:午夜过去很久了,街道还是熙攘如常,热闹的人群(大部分是年轻人)四处寻欢作乐。我只在皮特上学或是在艾奇纳家的时候才会出来。这并不是因为我不敢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们的楼下有人住,并且在最开始我还是个女房东的时候,还有人在公寓里。之后克兰西搬了进来,他的打印机就像台机关枪,不,是因为皮特为我感到恐惧,因为他的双亲已经消失一个,另一个也可能会消失。尽管他从未对我说过他的恐惧,但是我却很清楚。
在伦敦的街道上四处游荡时,就好像我在索尔兹伯里市夜游一样;当我出发的时候,各家各户还亮着灯,当我回去的时候它们已经都熄了,连同各家收音机里那些不停放着的音乐。但是现在,当我走过的时候,却只能看到各家电视反射在窗帘的光一个个消失。
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到底在寻找什么?当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因为习惯性的想要工作的冲动而精力充沛的时候,我渴望移动,我会写点东西,紧张感加剧以至于让我筋疲力尽不得不睡几分钟,然后又起身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动。这通常会持续几个钟头,但是这一切都没能消耗掉我渴望用光的体力。
我只有在白天到街上去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是住在楼上的。夜晚的伦敦对我来说是异乡,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也不会去想,这是金斯敦大道,这是伯爵宫。我有意避开主要的街道,因为我觉得它们是那么的陌生。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对某个街道或是房间的感受一样:一转弯就能看到一排不熟悉的商店,商店前面伫立着一个深红色的隐含敌意的邮筒,街对面的公共花园里长满了说不上名字的树木和灌木——然而仍有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玩,好像意识不到任何危险似的——通过那些敞开门的新房子,你能看到里面沉甸甸的家具以一种刻意的布局对你说“走开”,然后视野里突然出现了一张对你表示欢迎的椅子,或是站商店的门廊里抬起头对你微笑的女人……这里没有街道的名字,建筑的名字或门牌号,也不会有成人像孩子那样去了解一条街道,一栋房子,甚至是沙发的一个角落。这个城市里的居民不会认同一个新来的移民对它的欣赏。
路过一些街道的时候我会走得很快,好赶快离开,因为我不喜欢它们;路过另外一些的时候则会徘徊一阵。我一碰到那些像仓库一样的,阴暗、沉寂、冷冰冰地矗立在我周围的建筑——比如伯爵宫,就会加快脚步走过去,以免引发它们的攻击,因为它们看上去充满了蓄势待发的暴力倾向。当我发现我来到了艾伯特演奏厅前——一小时前它可能还塞满了像装在盒子里的玩具一样的人们,它沉稳的宏伟使我再次确信:是的,我在这里是被欢迎的;然而我在肯辛顿大道上向南走了一小段,却发现街上荒凉得像瘟疫来袭一样——时间才刚到午夜。也许有人正在通宵巴士停车站等车,我缓缓经过那里,看到一辆红色的巴士正隆隆地从伦敦西区驶来,朝着对我来说好像鞑靼那么远的城郊驶去,却没有带来那种幻想着你有朝一日会去游览的地方的愉悦;不,一个广阔而黑暗的半个城区,由那些被小花园包围起来的自给自足的房子所组成的城区,这些就是当那个孤身一人的乘客踏上公车,被公车带走时我所想象的场景。伦敦的庞大让一个新移民感到沮丧,以至于我在搬到伦敦的六年、七年、八年后仍是这样觉得,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向它妥协,试着接纳它。一个富有经验的伦敦居民会通过生存来压制伦敦的阴影——用心灵,头脑和感受——在伦敦的某一处建立一个家庭,然后说“伦敦不过是一群村庄聚在一起罢了”,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忽视伦敦其余的地区那令人恐惧的庞大,然后等待街对面女人向你打招呼,开蔬菜店的男人向你挥手,或是25号的猫向你喵喵叫着表示欢迎,或是年复一年地走在路旁种着一到春天就会闪耀着银色光芒,而到了秋天就变成深红的树的街上。
那些夜晚,在我走过的街道上看不到喧闹的场景,没有一个饭店,没有一个咖啡馆,没有一个酒吧是开着的。如果我早点出去的话,在酒吧关门前的话,那么每个地方都会成为欢乐的岛屿,从窗户里可以看到许多相识的人,酒吧就像俱乐部,只是没有会员资格的利益,同样的人去那,组成小的团体,团伙。但是一旦酒吧关门,只有灯光微弱的街道和漆黑的房子。沿着一条街道,从一个角转到另一个角,然后再转到另一个,那些拐角的名字我从来都不看,我不在乎我在哪,即使我从某个街角,或某条街去另一个时,也是在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浓厚的气息,适合我以及我对新地方的需要。虽然不知道地名,但我还是能够找到它,因为我总是走同一条街,路过同样的房子,但就是不了解它,因为我每天晚上对它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且在白天,灯光的变换或视角的变换都会产生新的风景。你经常去某个地下车站,你沿着阶梯来到某个你很熟悉的站台,就像对你家门前的路那么熟悉,但是当你回到同一个车站,你却沿着阶梯上了另一个不同的站台,和先前只有十步之遥。
我可能走了两三个小时,我不怕迷路,因为我一定会通过一个我知道的站,或是警察局。我会走进去。“你离家很远了,是吗?”警察会责难我。
“是的,我迷路了。”我常常表现出无能去获得帮助。
“你可以乘坐在那边角落的夜车。”
“不,我宁愿步行。”
“好的,”他走到门口,说:“你就沿着这条街,然后向左拐,然后……”
离我们能在伦敦整夜漫步的时光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或者,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其他大城市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会感觉害怕。我曾把自己的安全视作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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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0）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可能会被强奸,就像现在的年轻女性所想的那样,我会说:“别开玩笑了。”但是女人已经改变了。有时——白天和晚上——一些伤心的男人会穿着大衣或雨衣,然后突然掀开来展示……但是我还在走着,想着,可怜的东西。若一辆车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接客,我摇摇头继续走,走的更快。我从来没觉得受到侮辱。女人变得如此谨慎,容易惊吓,——如此无力是好事吗?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我们被告知她们是这样的,但我从不相信),当代的女性在看到突然暴露的男性器官时惊声尖叫,昏厥过去,她们觉得指示性的符号是一种贬低。如果有男人恭维她们,她们可能会去找律师。这一切都是以性别平等的名义。在那些行走的夜晚,甚至有时在最恐怖、阴森的街道上,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危险。如果我觉得害怕,那仅是因为我还不能理解我所看到的东西。我已经很久没感觉到那种在伦敦或世界上别的地方感受到的冷漠的排斥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小孩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满是高大、严肃却又强颜欢笑的大人。人们坐着的椅子和沙发仿佛都变得陌生,但是当房间里没有陌生人的时候,那些椅子和沙发就成了与你玩乐和躲藏的朋友与亲人。
当我差不多深夜2、3点回家时,公寓里的房间,尤其那个实际上非常大的起居室和同样很大的厨房,似乎变小了,变得太过明亮,变得稍显陈腐。我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满脑子都是黑暗的街道和建筑。如果突然一束昏暗路灯的光线经由某个房子上的窗户反射进来,那感觉就像是这个地方抬起头注视着我,问:你是谁?
就是那样的夜晚,伦敦街道的真正面目都已隐藏。白天的伦敦已不是我当初来时的城市,如此灰白,如此破碎,如此乏味。战争已经成为历史,建筑物都在粉刷,新的咖啡馆使街道恢复活力。当我初来时,我所遇到的人都在谈论战争前线——北非……埃及……缅甸……印度……法国……意大利……德国的战争——以及伦敦轰炸。年轻一代并不谈论那十年前就结束的战争;他们只想过得开心。他们的穿着与战争时期晦暗的实用装束不可同日而语。现在遍地都有印度餐馆开张,免得我们只能选择:去大多数人负担不起的昂贵餐馆就餐,或者在家吃饭。冷战依然用浮夸和花言巧语对我们进行轰炸,但是在左翼的内部——我认为左翼的思想已经渗透进了很多并不自称是左翼的思想当中——各种新的想法正在产生。那是想法、见解、新的观点等待批判现有思维的思潮涌动的阶段,像是逐渐累积一个水库一样,然后突然爆发,成为一种新的规则。
我现在都不太记得刚来伦敦时我是多么忧郁难过的了。每当我离开所住的狭小的保护所时,我是多么需要一个坚强的堡垒保护自己:不,我不会让自己因此而沮丧。
现在谈谈我家的、住在我的地方的第一只猫。很久以前,我曾经疯狂地喜欢过农场上的猫,但是我对它们了解不多。我的妈妈在照顾它们。某一天,有人急切地想给一只猫找个家:你的房子得有两层,在你的前门外有一个木头箱子摆在院子里,你们还有一个大的平屋顶——当然,你还必须要有一只猫。我们就这样收下了那只猫。什么是猫——仅仅是猫吗?一个没有权利,能活就活,能住就住,在我们家因为被忽视而经常生病的动物。我不知道如何照顾一只猫。农场上有家猫也有野猫,它们喝狗盆里的水,挤牛奶后得到一点牛奶,从灌木丛里逮食物,给的都是残羹冷炙。他们很容易死掉:猫是不配有兽医的。兽医住得很远,而且总是给那些有着要紧工作的动物看病,例如狗和牛,还有竞技用马。它们很容易跟着野猫一起变野了;它们会被蛇咬,或者因为眼镜蛇向它们眼睛喷毒液而失明,然后不得不“安乐死”。有数不清的猫崽,大部分在出生后就被淹死了。
带着这样的经历,我得到了一只猫,黑白相间,你最好的伴侣——圆滚滚,友善,比较蠢而且可靠,因为不论日夜它希望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
尽管它不喜欢罐头食品,但是在我的迫使下也逐渐地接受了——它应该有小牛肝可以吃的。那时候,烹饪革命还没有发生,肝、肾这些“残物”非常便宜,它们的价格甚至就直接证明那根本就不值得吃。它喜欢牛排,喜欢吃点鱼。它被喂养得太好了,因为我知道肝、牛排和鱼这样的食物对一只猫而言是再好也不过的了。我希望我能给它和它的猫崽准备一只碗,大多数猫喜欢喝大量的水,而不是牛奶。它很健康,从不生病,它简直是茁壮成长,但是它没能活多久,因为她从屋顶上摔下来,摔坏了骨盆——这样至少丰富了我从农场上所了解的知识,猫儿很快就把她们的九条命用完了。
它得到很好的照顾,有人按时喂养,生病了会有人带去看兽医,困了睡在我的床上,它就这样被我宠着。但是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猫,我是在以后才学会喜欢猫的,把它们当作每个不同的个体,正如人一样。后来有一些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的个性魅力,它们的智慧,它们的勇敢,它们面对痛苦时的坚韧,它们对于你所思所想的敏锐洞察,它们对于自己小猫仔的关爱(凭我的经验,公猫亦然)。但是这只猫,我成年后的第一只猫,仅仅是一只可爱的猫。
我要学习如何观察一只猫,以及她那情绪化的生活互动,体会她的爱、感情和嫉妒。因为与人类一样,猫是善于嫉妒的生物,它期望在你的喜好中列在第一位。从一只猫身上你会获得你给予它的东西——事实上你获得了一百倍的回馈——以爱和观察的方式。观察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由此知道猫的想法和感觉。当然有些人不会了解这些,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猫都一样,都“特立独行”,“不关心人类”,而且“仅仅因为你喂养它们,它才对你感兴趣”。
你有多少次会看到这样的伤心事呢?冷漠的主人家的一只聪明的猫尝试向这个喧嚷的街区证明:这里有一个可爱的生物随时准备成为你的朋友。但是它再次被轰出来,被粗暴地扔出来甚至被打,于是它选择了离开,显得黯然却又耐心,它可真是傻啊。
现在我明白我错过了很多和那只猫互动和表示亲切的机会,因为我认为它可爱但不是非常聪明。如果你从它的观点来看看:这是只非常可靠的猫,它生来就该日夜守着一个人,和忙着干活而无心顾她的女主人呆在公寓里。它总是不停地散步或者躺下来打个盹儿,冷不丁地又会突然跳起来,迅速移动。这个朋友常常会离开,有一次是六个星期,那对一只猫来讲是多长的时间啊,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年差不多。是的,她不时出去几年,把猫留给那些或许爱或许不爱它的人。当女主人回来时,猫又再次可以期待床尾的一个温暖之处,但是那或许不会发生,因为根本不能确定床上是否只有一个人,所以通常它都不得不换到一张椅子上,蜷成很小的一团,免得成为干扰。有个可爱的小男孩,但是他也没有时间和它在一起,他总是进进出出。它在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选择,于是他觉得它很令人讨厌,通常会让人感到害怕:猫将每一丝感觉都拼凑起。这不是一个安宁祥和的地方;所有里面的人都很忙碌,或者焦灼,来来去去,这也是为什么这只猫想要和这个女主人在一起的原因。她可能会整个消失——如果她可以长年消失,为什么不会永远消失呢?
与进入这个公寓的人一样,这只猫也不相信它头上的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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