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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1）
现在,仅仅是为了描述这件事所带来的愉快,简直可以用“一个天堂里的婚姻”来形容。一个俄国女人,年轻的共产主义理想者,在莫斯科遇到了英国共产主义报纸——《工人日报》的编辑比尔 罗斯特,他因政府公务出差到那里。比尔 罗斯特非常著名且广受欢迎,在共产主义世界外也受到广泛的尊敬,因为在共产主义的戒律下他是一个坦率而独立的编辑。由于他的地位,她很快获许离开苏联嫁给他。她是幸运的,有很多新娘因为得不到这种批准而随着岁月变得憔悴。很快比尔 罗斯特去世了,塔玛拉成了一个寡妇。她已经通过训练从性格、信仰上成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她同时也是个典型的俄国人,一个为英国工人奋斗的特例。党派遣她促进英国的农业。(这种想法简直是这个党的一个笑话。)在去西部乡村的一次旅途中,塔玛拉遇到了沃根 菲利普斯。沃根是切尔滕纳姆附近的一个农场主男爵的大儿子。他的父亲对于他是个共产主义者非常生气,没费力气就把他给赶出了家门,他可以剥夺他因袭的爵位。沃根想娶塔玛拉,这是可以理解的,她也希望嫁给他。但是对这段罪恶的婚姻的怀疑挥之不去,让她在婚礼前陷入了极端痛苦的思想斗争,她花了好多天时间和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她问道:“我是比尔 罗斯特的妻子,我怎么可以嫁给一个英国贵族?”
“很容易,”我说(那时候党内有则笑话说共产党恐怕无法把每个人都选进众议院,但是在吸引贵族这方面他们没有问题。在贵族院以前有3个共产主义者,很快沃根也会加入。),另一个共产主义贵族成员,则爱上了共产主义中国。他把乒乓球引入那个庞大的国家,直至今日这项运动都很兴盛。
塔玛拉想嫁给沃根,这也可以理解。他几乎是我所认识的最有魅力的男人,他具有一位贵族所拥有的所有优点又没有那些恶习。他真的是一位可爱的人,我所遇到的人也都这么认为。但是她有俄国共产主义的血统和……“当然你应该嫁给他,”受浪漫的驱使,无法忍受真爱正被纯粹的政治扭曲。
一场婚礼在伦敦北部的某间屋子里举行。一个不算大的房间,里面没有太多人。沃根显得和蔼可亲但又镇定沉着,塔玛拉正沉浸在喜悦、被爱和怀疑的兴奋之中。哈里 波利特,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出席了这次婚礼,即使他不是真的对塔玛拉放手,但他的出席也代表了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对这桩婚姻的许可。他还带了一个副手随行,这两个矮胖的男人身穿漂亮的西装,在这种最不合时宜的情况下用性格的力量保持尊严。还有谁在呢?我只能记得有两个高大白皙看上去很和善的年轻人,靠着壁炉向众人散发他们的魅力。还有萨丽,罗沙蒙德 莱曼的女儿,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真是个可爱的家伙。还有诗人帕特里克 卡瓦纳,他们当时正要结婚或是准备结婚,但她在那之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萨丽和帕特里克应该像沃根和塔玛拉一样长长久久地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和皮特去沃根和塔玛拉的农场拜访过他们两三次。尽管他父亲没给他分一分钱,但幸运的是他从别处获得了一些钱。他们的生活是人们梦想中的那种英式生活,在一个具有绅士风度的农场主的农场上处处洋溢着友好祥和。皮特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也是。
塔玛拉和沃根常常开车去切尔滕纳姆,然后在街上卖《工人日报》,这通常会吓到那里的居民,因为从内战开始这座城市就没有接触过煽动性的思想。我同样记得在索尔兹伯里(南罗德西亚)时那些堂吉诃德式的尝试,在郊区卖宣扬共产主义的《卫报》,那里住着的都是那些憎恨异教徒的白人。他们的革命性的义务完成后,沃根和塔玛拉会去他们最喜欢的酒吧。在那里,他们农场上的工人会买《工人日报》,因为他们喜欢沃根。
在意大利北部沃根曾继承过一处地产,并打算把它分给在那里工作的农民。很快他们就来求他把土地收回或者至少管理那儿,因为他们受到附近的地主的欺骗。塔玛拉和沃根没觉得这事很滑稽,也不觉得在切尔滕纳姆卖《工人日报》好笑。即使他们这样觉得,他们也不会承认。
另一场是阿诺德和达丝提 威斯卡的婚礼。阿诺德所有的家族成员都来了,从富有的商人到住得离伦敦东区不远的人。达丝提的家人是农场工人或从诺福克来的小农场主。阿诺德把他们写进了戏剧《根》里面。还有来自英国皇家歌剧院的演员、导演和剧作家,一堆我们的人。金发、高大、面色红润的农民,敏捷、黑发和眼睛黑亮的犹太人,还有我们来自剧院的人,这种不可思议的组合的人群坐在一间大屋子的三个隔开的区域,互相对视直到我们因跳霍拉舞而连在一起,就这么转圈转圈,继续继续,直到心灵合一。
不是我接触的所有人都致力于社会进步。一个加拿大来的游客在这儿住了几个星期,她送了我一把黄色的丝绸伞,一把象牙柄的小巧可爱的伞,那完全来自不同的生活。伞靠墙放在我的厨房里。我想,如果我要用它,就得买新衣服,住不同的公寓,而且要在伦敦别的什么地方。这把伞勾起了我在《新写作》里的一个有趣的短故事。战后的伦敦,来自各地的高尚的难民在寒冷的简陋公寓中过着不安稳的生活,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某个诗人——我想应该是匈牙利人——对朋友说,“如果你要扔掉你的大衣,给我吧,因为我快冻死了。”那大衣除了比较破之外还算漂亮,他早晚都穿着。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你要穿那件大衣,那我们就不和你一起出去;我们是要被严肃对待的人,是有名誉的。”那位诗人穿着那件大衣去了出版商的聚会,出版商的女儿注意到了他。他对自己的女朋友说,“为什么不给你自己买件新礼服呢?”她说,“你曾经爱我只因为我本身。现在你不过也成了另一个腐化的资产阶级。”为了新衣服和新朋友,他不得不找份新工作,尽管他鄙视这样,然后他又和出版商的女儿一起搬进了新公寓。他的朋友们称他为失落的灵魂,其实他只不过是走在时代前列而已。
现在,关于时间的问题又再次出现:我住在伦敦已经将近八年了。八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会说,那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呼吸;但我当时仍然是个年轻人,似乎我已在伦敦呆了一个时代了,与新的人,新的事,新的想法混在一起。南罗德西亚的朋友要我赶快回去,包括马斯普夫人、策尔特夫妇和一般的同志,但是当然不包括我的兄弟,我们有过礼貌的通信——写那些“能揭露真相”的文章。我需要回去,因为我似乎离在罗德西亚度过的那些岁月很遥远了。我每夜都会做很长的悲伤的梦,梦里满是战争前线,流亡和失去的家园。但是,我不能就那么轻易地回去,有两个原因促使我这样做。我没有钱,另外,我不能把皮特一个人留下和艾希纳一家一起待6个星期之久。我先开始解决钱的问题。《画报》是一本非常棒的杂志,它是第一本用图片来报道的杂志。它总是与那些胆小的企业主斗争,这本杂志由勇敢的汤姆 霍普金森负责编辑。最后,懦弱打败了勇敢,同时也因为《画报》值得我信赖。我去看汤姆 霍普金森时问他《画报》是否愿意给我出回南罗德西亚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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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2）
自从我来到这儿,我就听了一堆关于南非的废话,尽管关于南非的真相逐渐被人了解——当然其中一部分是因为像我一样的人的努力,人们才有机会知道这些的。当时有个叫做中央非洲联合会的组织,这将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两地都曾受殖民控制,仅关注当地统治者的利益——还有南罗德西亚统一起来,而南罗德西亚被认为是南非极端可恶的法律的典型代表。每个在大不列颠的人,以及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卫报》在内的所有报纸都喜欢这个联合会:对于傲慢的准则,英国人无法抗拒。只有《论坛报》和《工人日报》两家报纸,两个左翼的报纸指出油和水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动荡”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上动荡已经在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爆发,一如我和其他人所预言的。我告诉汤姆 霍普金森,我旅行时可以拜访这三个地区的朋友和联系人,这样我只需他的杂志提供机票费,而且这样我也能比真的记者获得更好的消息。他很谨慎,说他觉得可以,但是他需要时间考虑,有结果了会再通知我。不久,他写信说他很抱歉,不行。很明显,他跟秘密机构核实过了,那些人跟他铁定是一伙,因为这在所有的男性统治领域都一样。他们一定告诉他我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知道这一点;可能还说,我是危险分子(这是冷战阶段)。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在南非以及南罗德西亚被列为禁止入境分子。同时梅文和珍妮 琼斯非常慷慨地提出把皮特接过去跟他们的孩子住上6个星期,这时我所需要的不过是机票费而已。
现在经过细心而严肃的思考,我想通了。我去苏联大使馆要求见文化参赞——另外一个——说为什么他们不从一些苏联的报纸帮我搞到机票费,让我担任通讯员。当然我知道这是个大错误,至少我当时还在谴责莫斯科的黑金。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我随便的出现,请他们表现得像西方的报纸,还认为好像这样才是正常的。是的,我也觉得这很好笑,还很享受。但是我也非常生气,我所体会到的是我自己给自己争取到了一次被雇用的机会,他们应该接受,所以这是他们的错误。而且我知道我重视钱的价值。我和这些俄国人处在一种模糊的关系当中,是的,我是一个党员——他们绝不可能知道对于党我有着怎样的反叛想法甚至我想脱离它。但是我没有,像詹姆斯 阿尔德里奇一样,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是一种俄国的表达方式,至今仍在使用:某某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们称之为“nashe”。Nashe,所以还不错。《野草在歌唱》这本小说遭到了他们的评论家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而且还被指出了一百条非共产主义的错误(我也记不起来是哪一百条了)。我的短故事是家长制统治式的,而且缺少对工人阶级的关爱,我没有事前与党确认下就去找他们,也证明了我严重缺少一种对于革命性的理解。
我继续准备,期待着幸运的降临。大约在我离开前的一个星期左右——当时我很恐慌,不仅是因为所有的同志都跟我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现在也不可能——我拿到了纳罗蒂银行的支票,我想是(我不记得了)1000镑,或许是500英镑。那可是笔大数目啊。我不但可以用它支付我的机票费,还会有些剩余。我通过电话询问苏联使馆,被告知那些钱是用于支付版税的。(苏联仍在盗版我的书并从未付过版税——你只有到那边才能花那个钱。那些在黑海岸边度假,像首长或政治委员一般生活的作家们并不在少数,而我从来没这样干过。我觉得出版商们应该给作家他们所应得的,而不是像这样搞心理敲诈:“您知道我们面临的严重困难;如果您能到我们这儿来,在莫斯科领取您该得的钱并在这花费,那对我们来说将是莫大的帮助。”)并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说明这钱是用于支付版税的,当我问到我应为哪家报纸写作时,他们说我需要将文章寄到大使馆去,大使馆会给我找家报社。
我当时要多天真有多天真:我从没想过我的文章能如此“有创意”地翻译,使得南非的情况显得比实际上要糟糕得多。这个小故事表明,为什么那些跟苏联官僚打交道的人都精神崩溃或者不得不离职。首先,尽管大使馆知道我的行程取决于他们,但我直到出发前最后一刻才拿到钱——那些申请苏联签证的人总是出发前一天晚上或者出发那一天早上才拿到签证,这使每个人都感到极度焦虑。另外,没人正式告知我写的哪些书被支付了版税,那些在苏联出书的作家从来不知道他们的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会有人旅行回来后跟我说,“我在莫斯科见到有地方卖你的书呢。”——嘿,那还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在苏联出版过哪些书?哪些文章?后来,当我交了文章后(就跟在这里的《论坛》和一些欧洲左翼报纸上发表的一样),没人告诉我文章发表在哪家苏联报纸上。
此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苏共二十大召开了。现在的年轻一代很少有人会记得“1956年二十大”的什么,但当时不仅仅左派的人,所有对政治感兴趣的人都会记得,正是在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清算”了斯大林的罪行,这一行为的影响就是似乎世界共产党内部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世界上所有人(仍有一些是左派)都知道,关于苏联的一切坏话都是个谎言,那是一个资本主义舆论界创造的产物。共产主义将由伟大的的斯大林的伟大的继承人带领,将会是世界的未来。同志们愤怒地拒绝相信这个事实,他们说赫鲁晓夫是个叛国者,他已经被中央情报局收买,或者说他已经被夸大;或者,如果说赫鲁晓夫是正确的,那么其他人或是某个党派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因为斯大林对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在90年代写这些东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那时,导致这一系列事情的思潮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希望是永远,但是我们不敢确信。我是在写大规模的社会精神病理学的现象,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有很多事并不是像听起来那样清晰的,边界是模糊的。正如亚瑟 凯斯特勒曾经说过的那样,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有着自己的个人信仰,我是属于少数的那些由于某些反面的原因而对苏共二十大感到失望的人之一。我们这些人当时就知道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其实比赫鲁晓夫声称的要严重1000倍,但是为什么他不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呢?我们这些私底下讨论这些事情的人相信,尽管“资本主义”媒体和来自苏联以及来自东欧国家的难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在苏联,肯定还存在着一些隐藏的纯真的声音在呼喊“是的,每一件关于我们的事都是真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让苏联重新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我在这里用“相信”这个词,那也指的是部分相信。因为通过现在关于苏联的每本新书,以及和那些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谈话,我知道这种信念已经在慢慢地消失了。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念信仰的人与生活在爱中而不能让他们爱的梦想离开的人的情况很相似。现在我知道了任何一件我曾经执着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不能说这是一个对心灵的打击,因为我心里的鸡蛋从来都没有装在一个篮子里。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付出了所有,心灵和思想,有时作出了很痛苦的牺牲,他们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在我身边崩溃了,或者在向反面的转变中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说了这么多关于苏联的共产主义信仰信念,并不是说要放弃解决的方法。含蓄地说,革命是能够解救我们所必须经历的,但是我得说,革命作为一个原则信条已经存在至少20年了,以后可能还要继续。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没有必要把证明或它说出来。革命是正确的。将社会主义暂时化是错误的,是令人鄙视的懦弱的象征,就像信仰上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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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3）
这曾经是——可能现在也是——我们灵魂或思想的部分构成。拿南非为例。当我开始在政治上了解南非时,我只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我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本来就是有屠杀有血腥的,有刀有杀戮的。而且,每个关注它的人都这么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不需要任何解释。1992年,当曼德拉和克拉克一致认为这个不可避免的杀戮革命不会再被提到日程上时,几十年的政治信仰就这么消失了。
1956年,我处在一个与之前非常相似的情景。除了很少的一部分人之外,我不能对其他人表达我的想法。我绝对不能跟那些心灵受到沉重打击的人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说的是怯懦之辞:他应该说出所有的真相。
在开始我的旅行之前,党问我,艺术家保罗 贺加斯能否与我同行。我不是特别想那样,但是为什么不呢?
关于这次旅行,我写了一本很短的书,书名是《回家》,如果有人感兴趣,它已经出版了。
我在策尔特家4住了几天,发现在英国的时候,腹腔神经丛附近的地方总是有一个小的核,起着预防寒冷和潮湿的作用,从来都不休息。索尔兹伯里特别干热,刚开始我的骨头有反应,后来全身都有反应,我实在不想开始工作。但是是我自己安排跟约翰内斯堡的布拉姆 费谢尔5一起,他给我安排要见的人并且告诉保罗,他应该去那些普通游客不知道的景点。当时正是南非严格执行禁止任何批评他们的人入境的时期,我们笑称我会发现自己被扔回飞机上,然后被带到简 索姆兹机场。这确实发生了。我告诉保罗,如果我被特殊部门拦住了,他就假装不认识我;但是当我被警察领走的时候,他不断挥舞手臂并叫喊:“你们去哪儿?”我假装不认识他,他们长久的安全经历使得英国人不能理解没有法律怎样生存。在党内有个笑话,说如果一个共产党的摄影师或者记者在党的保护下到一个高压政府统治的国家里旅行,比如希腊,那么他的行程就会伴随一系列被捕的人:和他来往的人,那些准备帮助他的勇敢的人。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被访者往往要求匿名,因为他们害怕被捕。他们的脸中央总会有几何状的光斑挡住,这样一来可以确保他们不会在节目播出时被逮捕甚至被谋杀。但是记者和电视节目制作人有权去做他们想做的。
我并不是真的因为离开南非而感到伤心,因为我在那没有情感寄托。我被两个官员带到我来时乘坐的飞机上,人们看着我,猜想我犯了什么罪。
回到索尔兹伯里,我推迟了所有的记者活动,因为这并不是我最热爱的职业。我在阳台上坐坐,聊聊天。然后接到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采访加菲尔德 托德,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我正在跟踪不同的消息来源。但是我来到了总理办公室,在那里见到了加菲尔德。他是个高大英俊的男人,像林肯那样走来走去,因为你能看出墙壁和天花板让他苦恼,因为他更愿意待在户外。我在那呆了3个小时,像往常一样,我又处在了一个彻底错误的位置。加菲尔德 托德,一个高贵的灵魂,深爱着中非联邦,这一高贵的理念忽视了一切现实因素。他说:“我让你进来了,我张开双手拥抱你,我的孩子。”他是个传教士,这是为了让我为联邦写点好话。外国记者总是发坏的报道,他说。他叫他的宣传人员给我最大的便利,说他知道当我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时,我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自然会写出好的报道。我说我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我对它再熟悉不过,对于它,我无法写出“令人愉悦的文章”来。有什么比一个人没有听过也不理解的东西更加不一般呢?因为对于我来说,把我成长地方的画面从脑海里抹去,是我情感上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但事实上,在8年前我离开南罗德西亚时,我就已经被马尔文勋爵(胡金斯博士,家庭医生)定为一名被禁止入境者:“我将不会再让你打扰我的居民。”但是,并没有人告诉我,我已经被定为一个禁止入境者。数周之后,当我和一名律师来到海滨的罗德西亚别墅时,他们对于此事感到很尴尬,他们搪塞着,徘徊着,他们在撒谎,但是最后,他们承认我已经被定为一名禁止入境者,他们说:“可恶,是你逼我们的”。
同时,我从特殊部门获知,自己的名字已经在旅客名单上,加菲尔德对我入境的事进行了干涉。我对他说:“你把我放在了一个不可能的位置上。”他说他对于我思想的正直与公正充满了信心。我说:“但是很明显,这与思想的公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着公正的思想,但我们仍然会有分歧。”接着我们就联邦的基础进行辩论。我说以下这个事实展现了它令人激愤的本质:它产生了非洲国民议会——北罗德西亚的和尼亚萨兰的。(它也产生了至今仍看不到的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我已经暗中见了两个长期处于逃亡之中以躲避三个国家的警察的人,他们把一些小册子和信息从北部两个国家带出境,然后运到南罗德西亚。)加菲尔德 托德说他憎恨并且鄙视国民议会的领导者。他说他们是哗众取宠的煽动家。他们当然是,我说。不久,他就成为了所有黑人领导者的好朋友。
我在南罗德西亚的剩余时间里,都是被他的宣传部门的人很有礼貌地护送着在周围走动,但是,同时也被那个抱持更现实主义观点的特殊部门跟踪着。他们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像赞比西附近的一处树丛当中,当时保罗正在画一个可乐摊;在卡罗伊旅馆里我们的邻桌,尝试偷听我们的谈话:他被迫去模仿犯煽动罪者最典型的气愤表情;在装有汽车影院系统的邻车里——但是他睡着了。
在这段旅程中,最痛苦的部分就是去看望我的老同志,那些共产党人。保持一种不被与你一起生活的人们所分享的,关于你生活其中的社会观点,冷酷地、理智地保存着这些想法,公正、达观……哦,这是不可能的。在旧南罗德西亚,在共产党人之前,曾有过一两个这样的人,其中一个是亚瑟 西亚里 柯里普斯,一名诗人,他是受宗教的支撑才得以如此的。但总的来说,这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住的。8年过去了,冷战依然进行着,并且由于北部国民议会的诞生,使得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变本加厉。我发现自己的老朋友已经开始变得偏执,开始酗酒或者干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对立者,以某种他们最近觉得可悲的方式守护着这种白种文明。或者他们的精神已经崩溃了。所有这些人都曾受到过那个存在于俄国的美丽、真实的乌托邦的鼓舞,但是他们在《观察家》上读到了赫鲁晓夫的全部讲话,他们非常气愤,痛苦,不愿意相信。在一些采矿城镇里或者布拉瓦约的一座房屋里或者索尔兹伯里,我见到了几个小群体或者单独的人,他们处于绝望之中,心灵深深受到了伤害。有一件事是我不能说的:“不仅赫鲁晓夫的讲话全部是真的,并且事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一百倍。”“是的,那是真的。”我说。“是的,恐怕那是真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是真的”。
我在审视——并且我知道——如果我保持了第一次婚姻,即作为那个社会中一名公务员的妻子的话,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将会是个醉鬼,遭受精神的打击直至崩溃,至少也会变成一个内心充满苦痛的和神经极为过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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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4）
我去看望了我的兄弟,在他马兰德拉斯的家里呆了两天。我们两个都很不自在。他款待了我这个头脑有问题的、写了这么多不公正的书人。而我则是与这样一个人处在一起:你甚至不能把他描述成一个“反动分子”,因为他对于任何事物的态度都很极端,就像一幅讽刺漫画。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陪在自己母亲身边。她和她的老朋友克尔邦妮住在一起,我们见了面,以自己惯常的礼貌对待彼此,而在这个表象下隐藏着的是两个人的悲伤。
我去见了那个著名的联盟领导人马尔文勋爵,告诉他我想去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因为加菲尔德曾警告我必须得到允许。他说:“你想去多久?”当我说一个星期左右时,他说:“我想你在那段时间里做不了什么坏事。”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禁止我入境了。
这一切都有种魔力在里面,一种非专业的:因为我是白人。如果我是黑人,南非特殊部门不会因为驱逐我而感到哪怕一秒钟的为难。如果我是黑人,持着我的观点,我会整日奔逃、躲藏,就像国民会议的人们一样,或者装扮成一个家仆。
在这次旅程中,最好的部分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丛林中开车行驶数小时。我是路上唯一的一个人,时不时地停下车,坐在空地的边缘,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有一次,我向北行驶在通往建设中的凯利巴大坝的路上,我看到前方的路边停放着一辆显然是出了故障的车。车里是两个美国学者,我曾在去索尔兹伯里的前夜见过他们。“我能帮上忙吗?”我问道。他们脸色苍白,在发抖,他们很恐惧。怎么回事呢?都是因为这空间。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不敢看它。我站在他们旁边,他们蜷缩在汽车前排的座位里,而我看着那无处不在的宏大的、空旷的、碧蓝色的远景,问他们害怕什么。但是对他们而言,那种陆地景色却充满了危险。他们请求跟在我的车后面,以使自己不再是那条路上仅有的一辆车。他们跟着我直到通往凯利巴大坝的岔路口,在那里他们对我报以哀婉的微笑,挥手告别后,慢慢地开向了前方。
在这次旅程中,我曾开车穿过一片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森林——颀长、高贵的树和洁净、黄色的草,到处都是动物和小鸟,甚至还有大象,它们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在一座小山冈上。三十多年过去了,它们消失了,那片森林也消失了,仅残留下受到严重破坏的树木和腐蚀的痕迹。
去北罗德西亚很让人兴奋,不全是因为现时的“动荡”。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人会去那里,除非是不得已——像采矿工程师、公务员、寻找工作的矿工。北罗德西亚是铜矿带地区,卢萨卡(赞比亚首都)并不重要。当时和现在一样,大多数黑人都在城镇里,而不是在丛林中的村庄里,不像南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在那里,大部分人都还居住在村庄里。那是一个酗酒、野蛮的地方,像拓荒前的美国西部城市。飞往卢萨卡是从一个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到一个落后的国家的过程。整个北罗德西亚都动荡不安,人们发动暴乱、朝坐在车里的白人扔石头、火烧小建筑物——处于无权地位的人们所能用的悲哀武器。在过去的日子里——30和40年代——新闻中的公共人物是矿工们的工会领袖罗伊 维伦斯基:白人矿工。他很聒噪,给人印象深刻,他粗暴地反对黑人。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认为他像“一块未加工的钻石”。最近他降低了自己的种族主义论调,想要与时俱进,但是黑人仍不信任他、憎恨他。他曾被任命为北罗德西亚的总理,联邦的支柱之一。这是多么愚蠢至极的一件事,甚至今天的人们也会为此大为惊讶。它好像是当局者在故意对黑人说:“你们绝对正确;成立联邦意味着你们将受制于憎恨黑人的人们,不止是南罗德西亚人,还有你们最著名的当地人物,维伦斯基。”
我来来去去,还到过了其他一些地方,但所有那些我都写在了《回家》里。有三件事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一件是我对非洲国民议会总部的参观访问,它是坐落在郊区的一座小砖房。在前厅里,肯尼思 卡翁达坐在那里读《新政治家》。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身上每一处都散发着知识分子的气息。在后院内,一小群人聚集在那里迎接问候议会当时的领导人哈里 恩孔布拉,他刚结束去同加河的旅程,在同加河居住的人们被强行迁离他们的土地,以腾出空间建造雄伟的凯利巴大坝。同加当时有个政治问题,曾被国民议会利用来控告那些白人。但是一但掌握了权力,就没有人再为那些受苦的同加人请命了。那些日子里我特别容易感伤,为当地公众的强烈抗议所触动。哈里 恩孔布拉归来了,他曾在丛林里度过了数个不眠之日以躲避警察。我看到站在院子里拥挤的人群,他站在一个箱子上对着他们高谈阔论。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而他的副手肯尼思 卡翁达则穿着带袖衬衫继续坐在那里阅读。
在恩多拉这个处在铜矿带的城镇里,他们为我举行了一场宴会。我是宴会的“主要菜肴”。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一方面我是一个作家、一位名人,他们对于这些丝毫不感兴趣,但另一方面我是一个著名的黑人同情者,一个共产党,一个敌对的人。整个晚上我都是令人厌恶的种族论调的攻击目标。那些人觉得自身处在威胁之中,因为他们的黑人民众们不再顺从于他们,还朝他们的车扔石头,并破口大骂。那个晚上,他们以恶意和复仇的心理自我保护。如果他们可以以最大程度的残忍慢慢地杀死我的话,他们一定会那么做的。同时,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听娥莎 季蒂的唱片,伤感地跟随着一起歌唱。他们热爱着娥莎 季蒂,她就像红糖,又像是黑色的小兔子;他们真是爱不够她。唉,我的同胞们,我的白人同胞们,我是多么不喜欢你们,你们是怎样的一群讨厌的人啊!那指的是,在任何种族神经被触动的时候,因为在其他时候你们都是可爱的人,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那个晚上他们是谁?来自矿区的经理们和高级技师们,来自大型开采公司的代表们,英裔美国人和罗德西亚选举信托会的成员们。男人多于女人,因为在铜矿带里女人总是供应不足的。在我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里,我像是一个泡泡,里面充满了气愤的能量。铜矿带有着原始的暴力能量,即使是仇恨之类的东西也能让你充满力量。
现在来讲讲第三件事。在从恩多拉飞往卢萨卡的飞机上,我坐在一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旁边。他是一个警察,真难以置信。他到恩多拉执行一些任务,现在要回到和他一起住的母亲和妹妹身边。他给我讲他的小鸽子们和兔子们。他说我应该和他一起去他家,见见他的母亲和妹妹。他说我们应该结婚,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现在想来,那次航程前后总共不到一个小时。我很震惊。我被搅乱了。现在有魅力的年轻女人习惯了很突兀的结婚提议。而爱情——那是不同的一件事;相识一刻即受邀相爱也没什么好吃惊的。但是婚姻?在我年轻时——但是在战争期间——我曾与其他女性坐在一起讨论,我们很惊讶于——不安地——男人们提议结婚的那种随意的方式。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是相当明白事理的人,我是这样觉得的。他没有喝醉。他不在任何事情上好高骛远——或许除了梦想外。他从未离开过北罗德西亚。这儿,在地球上空,坐在他身边的是这个女人;她说自己是个记者。她住在伦敦。这位可爱的年轻人——他比我足足小上十岁——在做着某种梦吧。一个从他妹妹买来的女孩子的杂志上走出来的人物,现在却在同一架飞机上坐在他的身边,当她到达机场后离开,挥手告别时,他满是失落感,就像是我们从一个自己渴望的梦中醒来,却发现我们的怀里仍是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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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5）
但是它是如此奇特的一个小事件,或者说是偶然事件,如此怪诞,以致我始终无法忘记。我思考过这件事,然后松手放它走,但终又回到这件事上来,并把它与类似的事情放置在一起。对于任何哪怕魅力微乎其微的年轻女人来说,要把它们看成不相关的事情都是很困难的,但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些女人就像空白的屏幕,人们——不止是男人们——在那里投射自己的意象。这些女人不一定美丽或者漂亮,她们也许很平庸。她们一生当中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求爱和求婚,但如果她们认为这是她们的个人魅力所致,那她们就错了。我常想,我们是善于倾听的人,也许这就是原因了。我悄悄地在与我年龄相当的女性中间进行了一次私密调查。有些人会看着我,嘲笑蓄势待发:你在谈些什么?但是其他人立刻就明白了我在谈什么。
在回到伦敦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个如此频繁的电话: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北罗德西亚国民议会的领导人流亡在伦敦,如果他们留在北罗德西亚的话,他们会被投入监狱的。他们几乎没有钱,生活过得很艰难,你是否可以邀请他们到你家做客,让他们至少有时能够吃上一顿体面的饭。那就是为什么大概每周都有那么两三次一群各式各样的黑人流亡者出现在我的公寓里,我的大房间里的原因,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在这些各式各样的黑人流亡者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哈里 恩孔布拉,他是运动的领导人。这位在当时非常著名的政治家很久以前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像当时很多其他流亡者中的非洲人一样,他很喜欢喝酒,不醉不归。后来他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方针:他对于居住在很快就要独立的赞比亚的黑人们的不妥协心绪而言,太过于温和,于是他不再受人欢迎;肯尼思 卡翁达取代了他的地位。哈里继续酗酒,并让自己沉迷于其中。可悲啊,他曾经是一个多么令人愉悦的人啊。那些晚上到我的公寓来的人不全是来自北罗德西亚,其中有一个是奥顿 希瓦,他来自尼亚萨兰。他在伦敦做教师,他的学生都是白人儿童。每天早晨,他让他们排好队,自己坐在一把椅子里,允许他们排成纵队从他身边走过。每个孩子都要触摸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上课的时候总会不停地被打断:先生,我能触摸一下你的头发吗?奥顿是个和善而又风趣的人,但那并不能挽救他可怕的命运。另一个常客是巴布 穆罕默德,他来自桑给巴尔。他常常很早就来和我一起做饭,他最拿手的是一大锅一大锅的咖喱菜,桑给巴尔风味的咖喱菜。其他人也不定期地过来,但我把他们的名字都忘记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很快就将变得位高权重。因为他们并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所以精神低落、孤独地寄居在伦敦。后来我曾回想那些日子,思虑着之后他们那样不同的命运,心中很是不安。奥顿 希瓦与暴虐的统治者哈斯汀斯 班达作斗争,他因此在监狱里度过了很多年,镣铐加身,饱受折磨,后来他被谋杀了。肯尼思 卡翁达成为赞比亚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迈因扎 乔纳,他是那一群人中一位年轻有为的诗人,满怀理想主义,后来成为内政部长,管辖着一些让人厌恶的监狱。他有八个孩子,这是为了给他们国民树立一个榜样,因为“孩子太多是件很糟糕的事”这种思想仅仅是白人们的又一个小把戏。巴布曾在邮局工作,那里是很多流亡者的避难所。他回到桑给巴尔后不久就被英国当局当成煽动者而遭囚禁。他说他在监狱里有过阅读《金色笔记》的独特经历。后来他成为朱列斯 奈利利政府中的一位部长。朱列斯 奈利利是坦桑尼亚那些社会主义村庄——乌扎马——的责任人之一,那些做法严重破坏了那个国家的农业。桑给巴尔曾有一个暴虐的统治者卡鲁姆,除了他最亲近的心腹外,所有人都厌恨他、反对他。有人试图刺杀他,但是失败了,巴布——与其他人一起——被控诉参与此事。他告诉我说他不可能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他正和一些女孩子乘船游玩呢。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桑给巴尔暗杀者的毒手,那位巴布从未好言相加的奈利利总统把巴布投入了监狱,并拒绝把他引渡出来判处死刑:在桑给巴尔成百上千的人正遭受着折磨、悬绞和囚禁。巴布是我所认识的最爱社交的人之一,却被隔离监禁长达七年之久,在那里他用厕纸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按那里的规定他只能使用厕纸。他活了下来,并且始终保持着生命之火,因为负责看管他的狱卒很钦佩他,为他提供了帮助。他说与非洲监狱的条件相比,待在英国监管下的监狱就像是待在一个度假营。巴布在报纸上经常被描述为“非洲最危险的人物”。他们怎么这么喜欢这种白痴的称号呢,他对谁构成危险了呢?6
在我家度过的那些晚上,大量阴郁的玩笑在人们之间传递着。他们在梦想着如果由他们来治理国家,事情会是什么样的。一天晚上,我听见包括肯尼思 卡翁达在内的北罗德西亚人说,使他们的国家运转并获得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铜矿带是受国际资本控制的。除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外,铜是赞比亚唯一的财富。他们永远不可能被允许关闭那些铜矿。最好的方法是直接炸掉那些铜矿,然后他们就可以获得独立了。这个想法是他们计划中严肃的一部分,也是梦想的一部分吧,他们曾在不止一个晚上讨论过这个问题。
肯尼思 卡翁达、迈因扎 乔纳、哈里 恩孔布拉回到了赞比亚,他们回到赞比亚后也曾遭受过一段时间的囚禁,但后来前两个人分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总理和内务部长,而哈里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巴布去了桑给巴尔,然后进了英国监狱。奥顿 希瓦去了尼亚萨兰,就是今天的马拉维,然后遭受了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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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6）
我从北罗德西亚人那里没有听过其他什么消息了。我曾被告知迈因扎 乔纳经常告诉人们要与我保持距离,因为我是一个危险的共产主义者。
我并不介意这些,至少,夜晚又成为我自己的夜晚了。我当时是否觉得——或者我现在是否觉得——怨恨呢,我把他们当成朋友对待,给他们钱花,为他们提供食物(尽管当时我并不是伦敦唯一帮助他们的人),之后却变成了一个要回避的人?不。在政治领域里,美德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任何期待他们主持正义甚至对他们充满感激的人都像在战争中出生入死为国卖命而期待政府会善待他们的士兵一样愚蠢,也像站在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年轻艺术家和诗人的旁边的女人一样愚蠢。受伤致残的士兵们在地壕战结束之后,大多数都靠在伦敦的大街上卖火柴和为皮靴系带以求活路。
事实上,在那些晚上很少出现共产主义,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有一件事,就是信条或者说党纲仍然是:黑人民族主义是一种畸形,一种极端的保守,如此等等。一支黑人无产阶级队伍仍是非洲到达光荣黎明的唯一关键所在。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充斥在他们谈话里的是殖民当局的压迫以及他们如何被联邦背叛了。维多利亚
女王曾向他们的长官承诺他们黑人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然而殖民当局却同意建立联邦,而建立联邦会使他们处于完全任南罗德西亚摆布的地位。对背叛的愤恨是他们谈话的主题。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仍然觉得触动人心。白厅7里有人认为如果一个皇族成员出面邀请那些煽动家一起喝茶的话,这将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毕竟,看看肯雅塔,再看看恩孔布拉,这些危险的煽动家后来都成为了自己国家的领导者。在皇宫里他们很可能说:“哦,上帝!不!有人邀请了一小群黑人去喝茶。你呢?”
“不怕。但我无法忍受这些黑鬼。”
“那么,你怎么样呢?”
“不是我。”
“我知道,我们将告诉爱丽丝,要她来做这件事。”
因此爱丽丝公主邀请了赞比亚未来的领导者在一个宫殿里喝茶。我不知道,这些孤寂的、受忽视的男人们对于这种关注是如此感激,而且他们把这种关注看成是维多利亚女王向他们的祖先所许的承诺的一种巧妙的暗示,以至于五年后,当赞比亚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时,肯尼思 卡翁达总统特意地向爱丽丝公主发出邀请,询问她是否可以成为他的官方客人并和他一起举办盛大的官方舞会以进行庆祝。因此在舞会上,这位上了年纪的虚弱的贵妇人,穿得珠光宝气,戴着她的饰有钻石的冕状头饰,与卡翁达总统温柔地跳着华尔兹,一圈又一圈……关于政治,没有什么适合做的,最后只剩下笑。
那时我已经对共产党内一些我认为满是幻想、多疑的人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深信他们的电话被监听,他们的信件都被拆开过。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深信我的信件也被拆开过。在巴布回到桑给巴尔后,他给我寄来一封信,提到他的一位堂弟会在某一天来见我,并将从晚上的聚会中获益非浅——不过当时那些晚间聚会已经结束了。巴布说他的堂弟对于政治并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很合时宜的男孩,而他需要一些指导。当那位堂弟出现时,事先并未打过电话或者传过口信,他很害怕,说他来这里只是因为巴布告诉他必须来这里。他已经被白厅里的一位官员传唤过,被警告说他必须与某位莱辛女士保持距离,她参与了阿拉伯人的一桩危险的阴谋;他必须小心谨慎地回避这个女人,
否则他呆在伦敦的时间将会很短暂。很显然他们一定拆开过巴布的信,否则他们怎么会知道他将在这一天来拜访我呢。这位堂弟想知道那些阿拉伯人是谁?我也想知道。阿拉伯人(哪些?)当时在世界舞台上尚不起眼,我们几乎不会想起他们,我在伦敦从未见过任何阿拉伯人。我唯一一次见过阿拉伯人还是在我回到南罗德西亚的索尔兹伯里时。当时我们那一群人想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主意:让我们所有的犹太人朋友见见那些刚从拘留营里释放出来的阿拉伯人,那些阿拉伯人因为亲德国而在战争年代一直被关押在那里。他们充满怨恨和愤怒,而犹太人也充满怨恨和愤怒。事实上我们曾想象文明的讨论能够化解误会,冰释前嫌。但他们双方最初一会儿是如此充满敌意地对峙的,以至我们这些不相关的人只能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处理。而我们则去大饭店饮茶喝酒,时不时地派人去探询情况进展如何。结果非常糟糕,他们以暴力冲突结束了那次会面。那是我跟阿拉伯人的唯一一次接触。我很困惑,那个堂弟也是如此,他说他无法遵循巴布的指示来参加的我的聚会,因为他想在伦敦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不想被驱逐出英国。这些神秘的阴谋家似的阿拉伯人后来又再次出现。于我而言,我耸耸肩,想:好吧,你们能期待什么呢?我过去与著名的英国秘密情报人员的任何接触——而且他们总是很瘦小纤弱——都有这种荒诞无稽、稀奇古怪的味道。
在我那座公寓里最常论及的信条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政府状态——经典的无政府状态。在巴布回国被送进监狱之前,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莫里 赛尔的朋友。莫里 赛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发生在澳大利亚的劳工运动而受到了这个最具吸引力的哲学的影响——它与令人厌烦的权力之责任没什么关系。我记得自己曾对巴布说过,当你获得权力时,你会如何处置使你获得权力之位的那个组织呢?“简单,”他轻率地说,“我们就把它解散,让自然力量发挥作用。”只有把下面这件事也记述出来才是公正的:后来,当我提醒巴布他那段无政府主义的时期时,他很震惊,说他很高兴自己忘记了那年轻时的不负责任。同时,负责任与否,它都很有趣。一天下午巴布冲到我的公寓里,告诉我说他想到了一个改变整个欧洲未来的计划。他有个堂弟——另外一个——在一条船上工作,那条船定期往返于伦敦与埃及之间。开罗当时正使用一台强大的发报机,进行渗透“整个非洲”的宣传。我忘记名字是什么了。巴布有个朋友在那家电台工作,巴布说我们应该向那家电台提供某些合适的真实严肃的材料,而不是开罗当局的空泛论调。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简单!我们把材料交给那个在船上工作的堂弟,由他交给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联络人,那个联络人会把它传递至开罗。我说,可是等那些珍贵的材料到达开罗时,它已经过时好几个星期了。除此之外,我们能肯定开罗当局负责运营电台节目的那些人不会注意到吗?唉,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打击年轻人的激情,因为不对这些颇具吸引力的蠢事做出反应我无法做到,即使我在朝它们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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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维克路（17）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一些殖民地自由运动的会议,芬纳 布劳克威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这些会议经常在下议院下层地区的一间很大的屋子里开,参加会议的有二十来人,也许这其中就会有未来的总理或者主席。他们或者刚刚从英国的监狱里放出来,或者将要消失在监狱里。我确实在他们类似的实践中找到了民主。这些加速或者说标志着不列颠帝国的崩溃瓦解的会议,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长长的日程安排,一张列出处于不同程度的动荡不安阶段的不列颠殖民地或者保护国的清单:塞浦路斯、北罗德西亚、尼亚萨兰、英属圭亚那……等等。巴巴拉 卡斯图尔为了这些会议从上议院下来:她是一位有效率,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那些国家的名字被大声地读出来,然后有人会作关于在那儿都发生了什么的报告。北罗德西亚?动荡不安,罢工,丢石头,暴动。在铜矿的罢工中,恩孔布拉和肯尼思都被逮捕了。尼亚萨兰动荡不安,罢工,丢石头,暴动……等等。但是提到南罗德西亚时,只是一带而过,没有任何和动乱有关的事情。我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说,南罗德西亚是一个享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不列颠没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说,南罗德西亚从1924年起就是一个自治殖民地了,但是有两个保留条款,一个是防卫权,另一个是内政权。在1924年起以后的任何时间里,不列颠都有权利去干涉那里黑人的事务,保护黑人,禁止他们通过的法律,这些法律通常是原文照搬南非的。但是不列颠从来就没有那么做过,一次也没有。那个时候南罗德西亚的黑人厌恶联邦制的想法,如果当时不列颠采取干涉措施,并且不列颠也有权去干涉他们,是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
我看着这些“不想知道”的人的礼貌的铁板一样没有表情的脸,没有人对我作出回应。不列颠从来没有向南罗德西亚的白人们说“不”。很显然,在那个开会的大房间里,这这些人已经认为,一切已经太迟了。
那是一个很痛苦并且令我很受伤的经历。我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当讨论有关殖民地的问题时,下议院总是空空的。没有人对这些议题感兴趣,除了那些在这个房间里的人,他们因为是殖民地的自由的捍卫者而为人们所熟知。他们肯定知道不列颠对于南罗德西亚的黑人负有责任。但是现在,即使我提醒他们,他们也不在乎,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我还记得有很多次,我和查尔斯 明格勒以及他的朋友们在一起,听他们说,“当我们在英国的兄弟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被对待的,那么他们将会帮助我们。”在这里的“兄弟们”……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兄弟们”包括贸易联盟和参加工人运动的兄弟们。有很多关于贸易联盟的会议和工人党会议的情绪高涨的谈话,还有一些与殖民地的自由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关于不列颠的一些旧的观念,或者,我应该说是英格兰,庄重,公平,以及——忘记那个过时的词吧——荣耀。荣耀不是——或者说,曾经不是——一个对于非洲人来说过时的概念。当北罗德西亚的黑人们暴乱、扔石头;当尼亚萨兰的黑人们选择暴力,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被出卖了:维多利亚女王对他们的首领们做出过承诺,但是这些承诺被打破了。类似的,查尔斯 明格勒和他的伙伴们不能相信不列颠将不再遵守它在保护条款里所作的承诺:任何对南罗德西亚的黑人不利的立法将不会被通过。如果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一定会仍然相信这个过时的关于荣耀的信念,因为当我意识到那些在不列颠的某组织的人,他们对于殖民地很在意,却对南罗德西亚和不列颠的责任不感兴趣的时候,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已经死去了。不列颠王国是多么的粗心,多么的懒惰,多么的无动于衷,他们对于广大的国家和数百万人民是多么漠视,甚至不愿告诉自己他们的情况。是的,我当然知道这些;是的,我曾经努力地去和这些漠视作斗争,尽管力量弱小。但是现在,我在下议院的最下层,冷酷无情地、尖锐地、最终认识到,不列颠是多么的不认真和没有责任感。所以我转变了。把查尔斯 明格勒永远不变的“当我们的在英格兰的兄弟们知道……”和那些在那间房子里无动于衷的人相比较,是多么的罪大恶极。我是如此愤怒地回到家里——不,我已经超脱了愤怒。我会为查尔斯 明格勒和他放错地方的希望哭泣,为他对背叛的“兄弟们”的信任而哭泣——但是,我已经超脱了泪水。那可能就是我不再相信在政治里存在任何正直的东西的时候,所以我不再参加那些会议了。当那些被理想主义或者信仰支撑和鼓励的人们看到了结果的时刻,他们选择了暴力或者“直接的行动”。对我来说,“直接的行动”是酸腐的乏味的,正如对于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是,很短时间之后,当南罗德西亚的黑人让动乱变成了战争的时候,那是因为那个时刻——那个转折点已经到来了。
我宁愿选择不相信我还会珍藏着这些对我的国家伤感的期望。
在结束风云突变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的那一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一年——之前,我卷入了动乱,我处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示威人群之中,但是我仅仅是一个旁观者。我对于人群的不喜欢——通常是对于那些将要濒于沦为暴民的人群,随着我所参与的示威与日俱增。我也与那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苏联对于匈牙利的入侵。8我注意到,有很多我们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涌向了布达佩斯去体验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感觉……我为我那酸楚的观点而觉得羞愧,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对于革命的兴奋的非常不同的评价的开端。退党申请书就像洪水一样出现,很快,那些被苏联称为“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分裂出来,并创办了一个更吸引人的杂志《新推理家》。爱德华 托马森——历史学家托马森——和约翰 塞迪利是这个有点落伍的行动的精神支柱:因为现在回顾起来,很容易就看出来,那不是我们当时所想的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