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中漫步：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莱辛自传》 作者：(英国)多丽丝 莱辛
丹柏路（1）
在高高的轮船甲板上,我抱起我的小儿子:“看,那里就是伦敦。”港区:泥泞的小港湾、水道,灰蒙蒙的渐渐朽掉的木墙、房梁、起重机,纤夫,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这孩子一定会认为:船,起重机,水,这些共同组成了一个港湾城市,这就是伦敦。然而对于我,真正的伦敦还没有到达,就像我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一样。如果没有战争,我早在几年之前就该开始我在伦敦的生活了。
我是乐观的并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虽然我只有极少的、不到150英镑的财产。我第一篇小说的手稿《野草在歌唱》已经卖给了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出版商。他们告诉我出版这本书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它太具有颠覆性了,故事性也不强。我带着两箱书——我离不开它们,还有一些衣服和可以忽略不计的珠宝。妈妈出于怜悯,给了我一些钱,我没有要,因为她自己的钱也少得可怜。除此之外,这次旅途最根本地讲是离她而去,离开家,离开可怕的狭隘的乡村——南罗德西亚。在那个地方,在每次认真的交流中,充溢着种族禁律和黑人贫穷的生活。我是自由的。毕竟我还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至少,我能感受到自己被自己创造着,被自己满足着。我是在描述一个少年吗?不,我已经快三十岁了。曾经有两段婚姻,但是我怎么都感觉不到我曾经真正地结过婚。
我也非常的疲惫,因为我这个两岁半的孩子在一个月的旅程中每天五点就醒,欢呼雀跃地迎来新的一天,然后会在每天晚上十点极不情愿地睡下。这一早一晚之间,他没有一刻的安静,除非我给他讲故事,唱儿歌,每天都得四五个小时。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我也一直都有那样的一些想法——也许说是感受更为恰当——这种感受让每一个从南非来的人感到厌烦,他们没有见过白人从船上卸货以及做沉重的体力劳动,因为这些都是留给黑人做的。许多白人看到白人像黑人那样工作,会感到不自在和恐怖。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他们这些工人是工人阶级,并且从那时起我就坚信历史的逻辑必然使这个阶级生存下去。他们——底下的这些艰苦的、强壮的劳动者——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便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写下这些并没有奚落的意思。那是不诚实的。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样思考,用这样的语言方式。
我为第二卷自传准备了相当多的资料,不想让它成为一本无趣的、冗长晦涩的论文集。在一本名叫《英国人的追寻》的小册子里,我深入细致地描写了自己在伦敦生活的头几个月。这本书恰好接近于我有所追求的那个时期,随即,问题来了——当然是文学问题。在那本书中,我尽量做到足够的真实。两个人物因诽谤的原因被改变了,而现在也只能这样。但是毫无疑问,那本书不会像我现在所写的这本书那样的真实。写作口吻会是不同的,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本小册子更像一本小说。它有着自己的人物和节奏。它将生活形容得无比美丽。至少在一件事上它是绝对真实的:当我刚到伦敦时,我仿佛立刻回到孩提时代,孩子般地去看、去感受,人,建筑,公交车,街道……在孩子最直观的感觉中,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那么的亮,又那么的黑,充斥着各种味道,熙熙攘攘。如今,我不再那样感受伦敦了。那是一座具有狄更斯式夸张描述的城市,我不是说我透过狄更斯的面纱来看伦敦,而是在分享狄更斯时代奇异的视角——在超现实的边缘。
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伦敦早已消融了,甚至人们很难相信那个时代曾经存在过。没有油漆过的建筑物都褪了色,开裂,乏味,灰暗;是被战争毁坏的,一些地方全部毁灭,在他们的下面是充满了脏水的洞,曾经是一个地窖,还有常常突然侵袭的大雾——那是在空气净化运动前。这让只知道今日之伦敦的人们无法想象,尤其当他们自豪于伦敦干净的建筑,人群聚集的咖啡厅和餐馆,美食与咖啡,午夜之后年轻人寻找娱乐的繁华的街道。那时,没有咖啡馆,没有好的饭店。衣服是战时“简朴”风格,灰暗丑陋。人们十点都进屋了,街道空空如也。大食堂,战争期间国家给予补助,往往是一个街区唯一的能吃东西的地方。他们提供好吃的荤菜,难吃的素菜,儿童布丁。里昂饭店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就餐的最高等级——我记得那里有鱼和薯条,还有土司加鸡蛋。也有为富人准备的不错的饭店,他们试图避开麻烦,因为那里的状况与战争期间实行的严格配给制格格不入。在英伦三岛上买到一杯像样的咖啡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酒馆就算唯一的市民社会了,但是它们十一点就关了,而且你想进酒吧必须得气质优雅。或者,我得说“那时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变化太大,不会再给圈外人一个热爱俱乐部的感觉,每个集团都有自己的成员或“规矩”,圈外人必须忍受。配给仍然继续。战争也在拖延,不仅在战区,也在人民的意识与行为中。任何的交谈都倾向于谈及战争,就像是野兽舔舐自己的伤处。到处充满着恐慌,充溢着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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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柏路（2）
在1950年的新年夜晚,我接到一个出版界的美国人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享狂欢。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六点钟在莱斯特广场见到了他。我们本来期待有欢快的人群,但是街上空无一人。我们在酒吧待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和那里格格不入。于是我们去找一家饭店。这里的饭店太奢侈,我们无法负担。没有我们今天自然会想到的那些——中国的、印度的、意大利的饭馆,以及这样的、那样的其他国家的饭馆。大饭店都已订满。我们上上下下、前前后后走遍了整个商业区和皮卡迪里大街。一切都是暗淡空虚的。后来他说,管他的,让我们快乐地生活。一个出租车司机带我们到了一个高档的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伦敦上等人的继承人们酩酊大醉后相互扔面包。
但是,在这个十年的结尾,客气的意大利人开的咖啡厅,好吃的冰激凌,以及物美价廉的印度餐厅随处可见。衣服是鲜艳的,便宜且极富个性。伦敦被粉刷一新,洋溢着喜悦。大部分被炸弹损坏的痕迹消失了。最重要的是,没有被战争折磨过的新一代诞生了。他们不再谈论战争,不再思考战争。
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贝斯沃特,那里相当的破旧,并且很难和早期的辉煌相联系。妓女们晚上站在街边。我被介绍与一个南美洲女人和她的孩子住在一处。我曾在写《追寻英国》时有过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们住的房子很大,装修得很好。两间租给了妓女。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些穿戴玲珑的女孩是那些与男人们厮混的女人——我立刻让南美洲女人解决了此事,因为我认为这对于两个孩子来说是不好的,她哭了出来,并且说我冷漠无情。
我花费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到了一个可以照顾孩子的地方。一阵热空气袭来,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抱怨英国的天气。我的脚几乎折在炎热的人行道上,我的士气几乎同样受挫,但就在那时,一个意大利家庭接纳了我和我的孩子,这样我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就在丹柏大街,皮特被社区托儿所接受。环境从一开始就教会他友善,而且他喜欢去那里。当他从托儿所回来,便立即消失跑到地下室,那里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孩。这所房子,严酷丑陋得让我灰心丧气,反倒成了他的快乐所在。
我们开始住的——从字面意义上说——是顶楼,小得让我无法放下一台打字机。我给代理商柯蒂斯 布朗——是我从作家和艺术家年鉴上随机找的——寄去了几个小故事,而且朱丽叶回信给我,后来我才知道只是形式而已。信中问:我是否有小说或者我是否打算写一篇?我说倒是有一篇小说,但已经卖给了出版商乔纳斯伯格了。她要求看看合同,然而当她看到时却十分震惊和气愤——他们要收取我挣到的一半,作为他们为这本危险的书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她给他们发了一份电报,说如果他们不立刻与我解除合同,她将以诈骗罪将他们告上法庭。在随后的一周里她把书卖给了迈克尔 约瑟夫。
帕米拉 汉斯福特 约翰森是迈克尔 约瑟夫的读者。她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但也说这里那里需要修改。因为我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作这本书并修改,所以倾向于不做任何修改,尤其是在我的肩部受伤的时候。怎么形容呢?这不亚于在心理上遭遇重大的事件。我在雷赛斯特广场,看到莱丝伊凡和一个年轻男人在一起。在他作为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于罗德西亚时,我曾经和他陷入最浪漫的爱情。我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要加入英国工联,但我是一个革命派,虽然并非成为任何党派成员。我从电影院走出来,然后径直地走向光滑的柏油路。在那里,涂刷油漆的工人窃窃私语道:“走着瞧吧。”
高特弗莱德已经到达伦敦,他早就计划在此居住,与来自索尔兹伯里的多萝茜 舒瓦茨一起住在一套靠近贝尔赛思公园的大公寓里。当我在疗养我的肩膀时,他照顾了皮特六周。
《回忆录》中对那段时光记忆的描述充满了轻松的语调,因为即使有困难,我也可以独自解决。这段时光描述了一幅不同的图景:我站在皇后号船舱的甲板上。左手绑着绷带,系在我的黄色羊毛夹克上面。我站在那里,胸部的衣服破了。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在伦敦,你可以赤裸裸地走在牛津街上而不会引起一丝多余的注视。我使尽浑身解数去遮盖这个裂口。一个女人从人群中出现,把我拉向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大大的安全别针将我衣服上的裂口系上。她站在那,看着我说:“摔的么?伤筋动骨最起码要休养四十二天,也就是六个礼拜,这是最少的。”我说不出什么。她又说:“高兴起来,事情总不是那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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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柏路（3）
“这就是最坏的事。”我戏谑道。她笑了,那么放松的,大声的,就是你期待的那种笑,至今还能从生活在伯利兹的人们那里听到。
“是这样吗?如果那就是你所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那么……”她拍了拍我以示鼓励,然后将我一直轻轻地搀到火车那里,并扶我上去。“只管走你的,喝上一杯好茶,高兴起来!”当门嘎嘎地关上,我听到了她说的这些。我将《野草在歌唱》寄给迈克尔 约瑟夫,用与它寄来时相同的小包裹。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来信,祝贺我所做的有价值的修改。我从来不会给他们什么启发。
不久之后,阿尔弗雷德 诺普出版社在纽约说他们可以收录这本书,前提是我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这是布兰奇 诺普——阿尔弗雷德的太太——的意思,诺普夫妇那时是出版界的明星。我气疯了。他怎么知道南非的大众口味是什么。无论如何,这是极其愚蠢的。《野草在歌唱》的中心是:不能明说的,对白人的行为进行委婉的描述,是一种“什么事都没说,但什么事都明白了”的描述。而且在描述白种女人玛丽 特纳和黑人小伙摩西斯之间的关系时,一切都不能那么直接。这部分来自我的写作灵感。事实是,我还没有决定玛丽是否与摩西斯做爱。有时,我想一件事,有时是另外一件。然而,白种男人和黑人女子做爱是件很平常的事,有色人种的社区持续的膨胀说明了这一点。我只听说过一次,一个白人女子和一个黑人男仆有染,那个男人的最终下场是被绞死。除此之外禁忌是如此森严。如果玛丽已经与摩西斯有过云雨,这可怜的女人曾小心翼翼地维持的白人女士的自我认同将化为灰烬。确实是这样,但是她已经歇斯底里,她已经疯狂——是的,她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疯狂。我一提到它,关于描述另一种不同的精神失常的词汇就涌到我的眼前。不,总体上说我认为她不是那样的。当我写这本书时,我肯定她不会那样。启发故事的一个生活片段是这样的:我在走廊上无意中听到一些令人感到侮辱和不舒服的谈话,是关于一个住在附近的农庄主老婆的事,“她允许她的厨师在她后面为她系上裙子扣以及抚摸她的头发”。这是——我认为确切的——被我父亲认为从根本上是对男人的侮辱:就像是贵族允许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佣人面前做出的任何亲密的或是猥亵的行为,因为他们根本不算是人类。
我认为诺普的要求是虚伪的:一个公开的做爱肯定会是个新颖的冲击——在那时这一点是确实的。我说我不会对这本书进行改动。我一直有朱丽叶的支持,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完全可以不去更改一个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亲爱的,值得思考的是我们所说的话。毕竟,他们有时是对的。”她认为这次是他们错了,“不要着急。如果他们不用,我再帮你找家出版社。”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要的。1
我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迈克尔 约瑟夫预付的150英镑立即被租金和托儿所的费用所吞噬。我做了几周的秘书工作,在那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要做,因为那是一个新兴的工程类的公司,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做,一群涉世未深的同事。我把孩子的托儿所从公立托儿所换到了更加昂贵的私人托儿所。我得怎么负担起这笔费用呢?然而我一向是这样认为的:当决定做什么事情时,就去完成它,然后再去考虑如何去负担它的费用。不久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我本以为我会是一个作家,想象出版商们都急切地期待我写出新书。但是我没有精力去从事写作。我五点钟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照顾我的孩子,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五点钟就醒,我也得和他一起起床。我给他读书,讲故事,给他做早饭,乘公交车带他去托儿所,然后去上班。在我工作的地方,不会多做哪些事情,也许会偷偷地写一写短篇小说。午饭时间,我去逛超市。晚上五点,我去托儿所接孩子,乘公交车回家,然后便在这家伙惯常的叫嚷喊闹中度过。在楼下,我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这孩子到十点左右才去睡觉,那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去写作了。
我辞掉了这份工作。就在这时,出版社打电话来了——打了两次——说他们已经开始重印。我高兴地说“哦,好的”。我原以为这是每个作家都会面对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是太无知了。他们认为我对自己的成功太想当然了。
迈克尔 约瑟夫邀请我去卡普莱斯吃午饭,当时这是一个小型的适合商务会面的饭馆。我已经从顶楼搬到楼下,搬进一个曾经是——我相信它会重新是——漂亮的大屋子,然而这时它脏透了,再加上燃烧得并不是很旺的壁炉。在一次又一次的爆炸袭击中,整个屋子摇摇欲坠。有一间小屋可以让皮特在那里睡觉。卡普莱斯的粉色桌布,银制餐具,玻璃杯子,穿戴华丽的人们,一切都使人头晕目眩。迈克尔长相英俊,为人十分老练,当他谈及莱利和薇时,说:“很遗憾他们今天不吃午饭。”迈克尔不知道什么原因不适合上战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在战争期间开了公司,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公司很快获得了成功,主要因为他是柯蒂斯 布朗的代理,而且他的好朋友朱丽叶留意他发行的新书。他享受着他的成功,经常去赌马,出没于伦敦的精品饭店。他接着向其他桌位上的客人打招呼:“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作家新星——她从非洲来……”
这种午餐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使作家们都能得到吹捧,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他对作家进行的广告宣传。他经常给我举例子,比如一本名叫《白雪天鹅》的小书,作者是加里克,在战争期间发表,曾经在公开发行前的一个月内重印了很多次。所有出版商都会说:“广告对于一本书的成败毫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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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柏路（4）
在一些军事学院里,会有这样一种训练:应试者想象他是将军在指挥一场战役。在一个地方,他的军队只能保住自己,在另一个地方,他的军队被击溃了,在第三个地方可能正在击退敌军。在有限的资源下,你会去支持哪里?正确的答案是:支持成功的部分,剩下的由他们自己的命运来决定。看上去没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对失败士兵的同情使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这就是出版商们所想的。成功的或者知名的作家有自己的广告效应,但是那些还在为提高影响力而挣扎的不知名的作家该怎么办呢?——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罢了。当人们看到给一本尚未出版的书所做的广告时,他们看到的是援军正被输送到战争前线成功的部分去,看到的是原本就具有成功潜质的小说正在变成畅销书。
在卡普莱斯饭店气氛的激发下,我告诉迈克尔,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件让我最为欣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伊克莱斯巧克力。于是,在我回到自己那个草窝之前,一辆长长的黑色小轿车停在外面,司机将一个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盒子给我,里面是一打伊克莱斯巧克力。除此之外,在楼下还有一顿丰盛的家庭晚餐。
我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与我想要得到的相符。配机制,自给自足,甚至是半饥饿状态。这个意大利女房东是世界上最棒的厨师。我认为她几乎不需要菜谱。她给一个在西伯纳树林里的商店领取六份配额。但是,她所能得到的配给是三倍或四倍的黄油、鸡蛋、腊肠、食用油和奶酪。她怎么做到的呢?当我问她的时候,她总是对我表示轻蔑地说:“是时候该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事情了。”总是有两个警察从她那里进进出出,获得一些她贪污来的黄油和鸡蛋,换来他们对她所作所为的视而不见。我是否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呢?是的,于是我将我的两份配给归给她去管理。在那个氛围里,表现出略高一点道德水准都会看上去很荒谬,而且也不会被这些骗子们理解。此外,报纸已就结束这种配给制度吵得沸沸扬扬。他们说,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这种制度。我从没有吃得这么好过。租金里不包括食物,但是像最好的厨师一样,我们的女房东禁不住要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尝尝她的手艺,尤其是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我每个星期在楼下吃两三次,皮特每晚都要在那吃。当她的钱花光了,她就会收钱去买东西。她的经济来源就是“搜刮”我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人,采取复杂的方式,借入借出,香烟,衣服或鞋子,只要她喜欢。
当我和中产阶级的朋友谈及这些警察和黄油鸡蛋奶酪时,他们是冷淡的,并且表示气愤。他们说:“我们的警察不可能是这样的腐败。”他们将我在那个外国港口的逗留——工人阶级——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一种为艺术做出的牺牲,一种亲历的体验。他们对来自滑稽的工人阶级的轶事毫无兴趣,带着一副卡通人物佣人潘奇那势利的神态。
从那以后的十年,当权威人士承认我们的警察不都是样样都对的时候,我被每个人以一种带有敌意的不耐烦而对待。我在南非的时候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就说南非就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地狱之门。——因为这个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阿兰 帕顿的《哭泣,可爱的国家》,那是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就在《野草在歌唱》出版前不久——而当我坚持在某些黑人看来,南罗德西亚比南非还要坏时,这种敌意更甚。因为通常只有赤色分子和不满者会那样说。
在丹柏路的家里,南非是无趣的。除了这个小街区上所发生的事之外,一切都是无趣的。他们认真谈论的话题就是去一公里之外的西海岸的短途旅行。
如此富足,如此身体健康的家庭当时确实不是普遍的。英国当时只是一个疲惫的民族。战争后果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所有的精力,好像战争的荣誉和持久性都被侵蚀得无影无踪,国家范围内的低生命力,被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所平衡着。那时对我的冲击最大的是处处体现的鲜明对比。一方面,低迷的精神状态,一个病人坚持着,但是另一方面对未来乐观地向往与我们现在所想的差别如此显著,甚至看起来像是某种普遍的愚蠢的象征。新的时代就要来临,正是这样。社会主义是关键,从世界各个地方回来的军队被许诺了一切,大西洋公约(当时看来十分讽刺)只是对当时那些乌托邦愿望的总结。现在又轮到了工党掌权,以确保这些得以实现。卫生保障是他们最为自豪的成果。在战前的30年代,一场疾病或是一次意外都会将一个家庭扔向苦难的深渊。贫穷是可怕的,让人无法忘记。但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因可怕的疾病、救济、年老所带来的需要。并且,这些只是开始,事情都稳步地发展着,越变越好。每个人的心情也是越变越好。你会看见“医生们”开始行动,使社会主义良药见效,他们甚至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可能是工党人,他们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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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1）
无论如何,新世界已经来临。
英国一直是最好的,它源自于公民最深层次的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教育,食品,医疗,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报上到处都是关于重建圣保罗周边地区的公告,那里被战争搞得一片狼藉。如果重建不被纳入计划,将会导致一片令人咒骂的混乱。而重建真的没有纳入计划,并且真的导致了一片令人咒骂的混乱。
我们的监狱是令人厌恶的,不体面的耻辱。过去40年了,来自他们的新闻都是一样的。这有一些关于监狱的:我们不能让他们变得正义,因为在英国人心灵的最深处有一条古老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是大多数英国人深信不疑的。当我写这些的时候,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进了监狱,就因为没有缴电视执照费。他们的孩子被保护着。当大多数市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他们都惊讶了。不,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情!但是狄更斯一定不会惊讶。
在福利国家,慈善施舍是被禁止的。穷人们从别人那里接受礼物不再会感到羞辱。现在我们要拆除所有的福利设施,基金,协会,委员会。不再有分发的印刷品。
在牛津街的地铁,我看见一个小个子工作人员威吓和侮辱一个新来的西印度人,只是因为他够不到出票机。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我在南罗德西亚生活时看到的白人对黑人的训斥一样。他唯一获得的只是承认自己低等。
来自外国的人们,尤其是美国人,说英国人有多么的绅士,有礼貌——有教养。
现在,接下来我要写的是什么呢?出版社需要的是一本小说。而我正在写的则都是短篇故事。它们都发生在班克特区,是将那些白人社区如何看待自己,保护自己,看待那些他们周围的黑人。我将它命名为《老酋长的国度》。朱丽叶说如果那是我想要做的,当然可以。但是没有出版商在知道它是短篇小说时还能依旧感到高兴,因为短篇小说不会很好卖。事实上,我向他们证明了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本小说很有市场,而且销量一直很好。但我是应该考虑写一本长篇小说了,并且我的确开始长时间地努力思考后来成为《玛莎 奎斯特》的那本小说。
《野草在歌唱》出版了,因为人们已经将我看成一名作家,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成为一个作家的……现在已经是了。我曾忘记了这一点,以为写作的想法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当《皮肤之下》一书发表后,一个曾经在女修道院就认识我的女人——达芙妮 安德森,她写过一本很不错的童年纪事《脚趾头的玩耍》——告诉我,她记得曾经与我坐在宿舍的床上,讨论我们的理想,我说过我要成为一个作家。那时我一定是十来岁。但是这个形象——作家——一直是个安慰和支持无数迷茫的年轻人的神秘形象,并不能以合适的方式指出他们的未来。我辞掉了在索尔兹伯里法律公司的工作,理由是我要去写一本小说,因为在某一点上,我必须停止谈论,而是着手去做。除此之外,我又发现,那些理想的条件——独处、时间、自由——永远不可能出现。我要写什么?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想法。现在我感兴趣的是我那时坐下,起来,转圈,这些成了花费我时间的主要内容,所有这些都是出于本能。一个念头从众多想法中冒出,渐渐变强,我记起了在阳台上进行的谈话,排列着上千个可能的故事;我记起了我那些年积累的小小的剪报。于是我写了《野草在歌唱》。第一部小说往往是自传的变体,但这本书不是。迪克 特纳,这个衰败的农民,就是我生活中所见的形象。白色人种的农民中,能够成功的只占少数,大多数都失败了。一些人挣扎了几年,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有的憎恨这个国家,有的却像迪克 特纳那样热爱着这个国家。有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就像我的父亲。如果他是在务农,他一定蔑视会对土地造成伤害的肥料、农药、作物,会爱着小动物。玛丽 特纳的形象源于我多年前认识的一个女子,一个在健身俱乐部认识的女孩。当我们出去,到灌木丛里去野餐或只是在灌木丛里坐坐,这非常吸引人。很多城市的白人们都这么做。好像城镇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而丛林才是他们的归属——当时这个女人——她直到四十岁一直都单身——是每个男人心中的好妹妹,时常坐在一块小石头上收起双脚,双手抱着膝盖注意着是否有蚂蚁或其它小虫爬到她的裤子上。如果她是这样害怕丛林,为什么那时她也要去那里野营呢?因为她是如此的善良,她按照别人想要做的去做。她的本性是属于这座小城的,属于街道,属于美丽的修整过的花园的……我看着她,在想:她会怎样呢?如果命运把她安排在一个农场的某个地方,不是一个大的富裕的农场,而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农场,就像我过去看到过的那样。在我的大脑中,那些贫穷的农民的名字在我的眼前浮现,还有低矮的贫民窟,褶皱的铁质屋顶,它们在一冷一热之间延伸着,收缩着,破裂着,充满灰尘和蝉鸣……那时我有了主意,我有了她,玛丽 特纳,一个讨厌灌木丛和当地人的女孩。而且她还讨厌所有大自然的过程,憎恶性,喜欢整齐与干净,她的裙子在她每次穿上之前都会熨烫得很平整,她的孩子般的头发被扎成了两条辫子。
现在,在伦敦,我应该写什么呢?
曾有一刻,我想到我早期的生活是如此的特殊,应该为之写一部小说。我没有体会到它的特殊直到我从非洲离开,来到英国。《玛莎 奎斯特》,我的第三本书,或多或少是我的自传,虽然她只是从玛莎十四岁开始写起,那时她的童年刚刚过去。第一部小说,尤其是女人的,经常试图通过自己的定义,不管她们是哪个文学流派。当我将自己早年的生活与那些我新认识的人看得更清楚,一句简单的话都可以质疑我多年以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我糊涂了。当我确实“知道我是谁的时候”(用美国人的说法),我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确定为一个社会动物。附带说一下——这种情况无法避免,因为我们涉足了探索的所有领域。寻找“我是谁”这件事(它当时确是美国的特色)一直引起我的思考。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肯定不能脱离自我意识。一种意识:现在我在这儿,就在这里,忘我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在这里,我到底是干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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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思潮：我们曾经是怎样思考的（2）
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本我,如何看待社会环境中的本我。哦,是的,说我是统治末期出生的孩子,这种说法实在是太简单了,然而那种说法当时还没有被使用,那么就说是大英帝国统治末期吧。是的,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大的那一代人,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塑造。但是这有一个缺失或者说是污点——和我的双亲有关,尤其是我的母亲。我一直反对她,无情地,当时我认为我必须这样做。但是到底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我不能作出回答,完全不能,直到我步入七十岁,甚至还没有完全理解。
我开始写作《玛莎 奎斯特》——当我依然在丹柏路的时候,而且进行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不得不打断我自己,我必须得搬出那所公寓,那条街,那里后来已经成为一个时尚之地。有时我开车或步行穿过那里,看到那些精心打扮、赏心悦目的居民,我很想知道如果你们看到这些房子过去的模样,看到它们被战争摧残后的模样,你们会说些什么。
麻烦的是,这个小男孩——皮特在那里很开心,而且我知道,找到与之相当的、能使他感到高兴的地方并非易事。对于他也是如此。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一个晚间聚会,在一个南罗德西亚农民哥哥的家里,他身上集中了白人所有的特点。他是个左翼分子,支持共产党。这在那时很普遍,他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友,她曾经非常漂亮,这可以从挂着的相片得到证实。他一直称呼她为“宝贝”,她衣服上的小褶皱和所拥有的曲线,十分抢眼,但是这里还有另一个焦点:一个活跃的,黑眼睛黑头发,健壮的年轻女人,我一开始以为她是法国人。她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连衣裙,白色的衬衫,戴着厚厚的黑色贝雷帽。我们交谈起来,当她听到我的生活现状时,立即报以了同情。她年纪轻轻就带着一个孩子住在纽约一间狭小的房里,既当卧房又当起居室。她的一位女友出手相助,将自己家的一间屋子提供给她。“你不能这样生活。”琼 罗德克对我说,她说她现在正试图摆脱一个不满意的房客,对于如何帮助那些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她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她的房子顶楼有一间小屋,如果她喜欢皮特,我可以住在那里。于是,在第二个星期天,我带着皮特去拜访了她,两人很快打成一片,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是皮特解决了我的住房问题。
就这样,我搬到了肯辛顿的教堂街一个吸引人的小屋,我在这栋房子的顶层住了4年。但是1950年的夏天,在我离开丹柏路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文化的死亡,因为电视的时代到来了。以前,当人们下班回到家,茶水已经放在桌上,火烧得很旺,收音机从角落里传来信息或者温柔的音乐。人们洗一洗脸,然后坐下来,和自己的女人、孩子以及其他人在屋子里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被吸引到楼下。食物刚刚出炉,一道菜接着一道菜;茶也泡好了,啤酒也端上来了。人们脱掉运动衫和夹克,挽上袖子,显出一副强健的样子。他们谈天,唱歌,谈论着各自在一天里发生的新鲜事。他们也说脏话——一种特殊的“礼节”;他们争吵,叫嚷,接吻。在六个多小时精力充沛的欢宴之后,他们开始进行整理,然后在十二点或者一点的时候睡觉。我猜这种程度的情感在英国的家庭中是少见的。我现在正在见证着一个极端。那个时候,从一天到另一天——更确切的说是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这样的好时光就要结束了,因为电视的时代到来了,像只蟾蜍那样坐在厨房的角落里。不久之后,厨房的大桌子推到了墙边,椅子都摆成了半圆型,在椅子扶手处有放晚餐的旋盘。丰富的语言文化环境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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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1）
在波特白罗路旁的那所房子毁于战火,周围的建筑都被轰炸过。教堂街上的那所房子也毁于战火,四周都是战后的废墟。为了处理那些断瓦残垣,人们常常放火焚烧那些被轰炸过的区域。除此之外,这两处房子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在我离开那处房屋之前,政治意味着食物,定量供给,还有政府的愚蠢。在这里,教堂街,我突然又被拖进了国际政治,诸如共产主义者,同志们,激进的观点,还有某种关于重建不列颠的看不见的宏伟蓝图。琼 罗德克为一个波兰的机构工作,如果不是一个共产党,至少也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她认识共产党里的每一个人,而且也认识文艺界中的大多数人。关于她的故事很特别,甚或可以写成一两本书。她的父母都是十分显赫的人物,虽然来自贫穷而动荡的东海岸,但在当时却仍旧可以大致保有文艺和精神生活。父亲琼 罗德克是一个作家,同时是许多知名作家、知识分子的朋友。意外的是他并未如朋友们所愿,而是成了一个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美人,曾是包括像艾萨克 .罗森伯格这样杰出的画家在内的许多画家的模特。他们把琼扔在了专为那些而在生活中不能有小孩的人设立的育儿机构。在上流社会的外表之下那却是一个残忍的地方。她的父母只是间或去看望,却从不知道小女儿在忍受怎样的煎熬。经历了这些抑或还有更多的折磨之后,她开始在乌克兰的一家演出公司工作,并和公司的德国男演员有了一个孩子。她很有天赋,因而很快学会了德语和俄语。资产阶级式的婚姻总是为历史所不屑,因此他们并没有结婚。她帮他在战争爆发前从捷克斯洛伐克逃到了英国。我在《暴力的孩子》中借用了他的外貌给了高特弗莱德 莱辛代表的角色,因为我觉得他正好像皮特的父亲。他们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则在德国的衰退期却如此富有。但我所使用的替代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高特弗莱德说我的确是把他写进了书里,可是两个人物间全部的共同点只是他们都是德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高特弗莱德觉得这意味着政治立场成为了辨别他的特征。在琼的孩子欧内斯特成长过程中,著名演员海因兹一直陪伴左右,并给予了很多物质和时间精力方面的帮助。他也是个十分杰出的人,他的故事也能写成一本书。困难时期确实造就了很多杰出人物,只是我不知道这种想法有何实际运用的可能。
战后琼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伦敦,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无处栖身。她看着教堂街上的这所房子,露着天,没有屋顶,然后她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房子。于是她提了几桶水开始刷洗屋子,夜复一夜,直到完成这些工作。“战争创伤组织”派了工人去修缮房屋,他们发现了跪在地上洗刷着地板的琼。
“你在干什么?”
“打扫我的房子。”
“可是这里不是你的房子。”
“它是我的。”
“那么你最好能拿出证明文件。”
琼身无分文。她去找了她的父亲——要他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父亲有些仓皇不安——那些从小缺乏父母关爱,自己把自己拉扯大的人总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回自信。她的坚持加上一笔银行贷款使她得到了现在居住的房子。
沧桑过后,琼具备了一种我所见过的人中最为敏感的感知别人苦痛的本能。她知道怎样帮助别人。她的善良与慷慨不是发乎感性而是实际又富于想象力的。我接触过很多的人——战争、牢狱、各种灾难的幸存者,我的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幸存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灾难中有所领悟而得到升华。
皮特很喜欢原来那所房子,他在这里也住得很愉快。琼的儿子欧内斯特这时已长成了少年,他和他的母亲一样善良,像个兄长一般。独自承担过抚养幼儿重担的人们将会理解我所说的那时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如果说住在之前那所房子的经历对我而言,奇怪如坠入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那么在肯辛顿, 教堂街上的生活正像是之前生活的延续:在这里,人们白天黑夜沉迷于喝茶、美食、争论,还有激烈的辩论之中。上下楼梯,经过小厨房敞着的门,我看到那里通常挤满了许多同志,吃着茶点,说着话,叫喊着,又或者低声细语交换信息……
那些时候我就如同看见了镜中的自己,或者是一幅真实的漫画。杰拉德 曼利 霍普金斯的一句诗十分准确地抓住了这点:
“这,通过绝望,成就了卑鄙之人,如此枯燥乏味;通过愤怒,成就了野蛮之人,二者的结合滋生了这个时代。”
我会从梦中惊醒,嘴里喃喃地重复着:“二者的结合滋生了这个时代”——就是我,霍普金斯的诗就是在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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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2）
我生活在一群人中间,是一群中的一个。同志们常常上楼去,走到屋子的顶楼,因为那里住着一个活泼的年轻女人和她快乐的小儿子——他们也是外国人,从非洲来的,似乎那些天,这成为他们新闻的中心。我发现人们对我所说的南非和南罗德西亚的事情很感兴趣。之前在共产主义者的圈外,每当我说起南罗德西亚不是黑鬼们的快乐天堂时,听者就会很不耐烦,不屑一顾。他们像是在说“你脑袋有问题”。对那些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我是如何自作多情,但同志们却想知道。圈子有一点吸引人之处就是一旦你说“我曾经去过秘鲁……”,人们就会马上想要了解。因为世界就是他们的责任。我日渐发现这种想法很荒唐,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回想在索尔兹伯里的日子,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所想所做的重大意义足以震惊世界,但从伦敦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组织是令人难堪的荒谬。但是,我想“荒谬”的人总是少数,就像那些在南罗德西亚的所有白人中,那些看清了白人政体真相的人——只有他们了解命中注定的那种统治维持不久。有问题的也许不是我们的观点,而是我们的目的和用途。而在这里,我再次成为了少数中的一员,非常弱小却坚持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一个群体。那时正是冷战的顶点。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举例说,一旦你怀疑美国使用了细菌战,你就犯了叛国罪。我满腹怀疑备受煎熬。我厌恶那种宗教性的语言,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此。一个共产主义者也许会说:“某某同志开始怀疑了”,用那种嘲讽的语气,那种腔调越来越成为许多谈话的基调。但,这也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认可了理想化的苏联的,当然不只是这些同志。
尽管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成员,我已被同志们接纳为一员:我使用着他们的语言。当我抗议说自己曾是我们在南罗德西亚组织的“共产党”的成员,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都会不屑一顾,他们并不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听。这就是我的命运——一生中总是和那些以为我和他们想的一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一种狂热的信仰,或者说一系列前提假设,对持有观点的人都是如此地有说服力,以至于他们的确无法相信会有那么“愚蠢”的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不能和琼以及任何来这所房子的人讨论任何问题,不只如此,一旦我发现党的方针中有些难以接受的,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殖民地的居民们——这个广阔帝国的子孙们怀揣着对文学的憧憬来到英格兰,“我们将找到雪莱、济慈、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简 奥斯汀的英格兰,我们将呼吸到充足的文学空气,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是文字的伟大支撑着我们,很快我们就将踏上向往的土地。”我所见的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曾为文学所滋养和熏陶,这在别的人中很少见。总之,我在南罗德西亚的生活在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特别要提到再一次,我不得不捍卫我自己写作的权利,花时间在写作上的权利,不去分发《工人日报》的权利。但比起那些英国同志们,一个女人想对抗高特弗莱德还得具备更多,他总是说:“为什么你要浪费时间?写作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们,有一种压力让他们得做些除了写作、绘画、作曲之外的事情,因为他们的职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放纵。这种压力至今仍然很强大,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仍将存续下去。因为这种压力根源于妒嫉。妒嫉的人只认为自己正确却从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作为一名作家新人,作家的身份的确有所帮助。《野草在歌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卖得也不错,还被介绍到了别的国家。短篇小说《老酋长的国度》也不错。不用说,因为各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欠缺,我也受到了同志们的攻击。比如他们说《野草在歌唱》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毒害。当时我并没有读过多少弗洛伊德的作品。那个短篇确实没有采纳“组织起来的黑人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一方面,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不只是来自自己的压力,我还得承受别的。比如有一次,《每日画报》——当时一份很受欢迎的报纸(和今天的《太阳报》没什么区别,只是后来消失了)编辑找到我,提供了优厚的报酬要我写一些文章,关于支持绞刑,支持重责犯罪的儿童,支持严惩罪犯, 支持妇女当家庭主妇,支持打击社会主义,支持拘留共产主义者。我说我并不同意这些,那个令人作呕的矮个编辑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他可以训练我——记者通常可以就任何一个主题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坚持拒绝大把的钞票,他被激怒了,开出的金额愈发增加。我逃到了街上给朱丽叶打电话,其实我非常需要钱。她说不论怎样都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写一个字,永远不要勉强自己写作;一旦我开始为钱而写作,我就会开始相信这些是好的。
可我们谁也不想那样,不是吗?她不认为应该预支版税,但是如果我绝望的时候,她会这样做。而且她会告诉《每日画报》的编辑放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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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3）
同样也有其他的邀请信寄来,仿佛要诱出我的罪恶。我没有被诱惑,但是出于好奇我也在某个编辑的办公室逗留了几次:我不相信人们可以如此的低俗,如此的厚脸皮。但是他们真的不会相信有的作家不会写有悖于他们信仰,有悖于他们良知的东西吗?不会为了钱而降低对自己作品的要求吗?
虽然《野草在歌唱》在南非和南罗德西亚被诅咒,但是它的出版导致了最为怪异的结果,我被邀请作为“女孩们”的一员在一个晚上随行拜访仍然崭新的国家主义政府。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以至于让我无法拒绝。我为这里竟然有和南非同样的习俗而困惑:“英国板球队要来了——找几个女孩儿过来陪他们。”这里有十个左右的非洲人,部长或低级别的官员,在伦敦之旅中狂欢。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更知道他们这种类型的人。肥胖的,过度饮食的,快活的。他们在餐馆吃饭时会开玩笑,用各种方式鄙视黑人。在当时这个统治圈子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为“狡猾”——充满诡诈的把戏——感到自豪。晚饭之后我们回到饭店的卧室,在那里我险些被一次又一次地戏弄。其中一个女孩告诉男人们,我是一个敌人,而且让他们应该小心说话。我为什么是敌人呢?我想知道。这一切好像含蓄地向我表明反对他们显然正确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她在写一本书”这个女人说,或者说是女孩,一个来自南非暂住在伦敦的女孩。一个可笑的回答:“我们将会禁止它的。”一个男人说:“啊,伙计,我们不考虑自由主义者读什么书,他们算是什么问题吗?黑人们不会去读你的书。他们不会阅读,这点正是我们想要的。”“自由”一词在南非经常和“共产主义”相互替代。
我与高特弗莱德在索尔兹伯里一同生活过的所有地方,都经常有人来人往,谈话不只是关于政治,改变世界之类,还有关于战争。在教堂街,情形是相同的。除了这里的战争不只是传闻和宣传,还有从战争前线回来的人们,当我被告知发生了什么时,我无法形容我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简单地说,我处在与高特弗莱德相同的境遇,他在会议上不再支持我。这是他的一段很糟糕的时期。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在伦敦找到工作。他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且有竞争力的:他在索尔兹伯里不是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成功的法律公司吗?他有亲戚在伦敦,他向他们寻求一份工作。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他们认为在英国,作为一个外国人就应该要去忍受。也许是他们不喜欢他。他在寻找值得去从事的工作。没有人提供面试的机会。可笑的是,十年之后,一个德国人再加上共产主义信仰会是很时髦的。与此同时,他在为苏联的文化关系协会工作。这个组织在肯辛顿广场拥有一所房子,在那里有关于苏联艺术乐观状况的讲座。每次会议,最后两派椅子上坐满了曾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人。他们试图告诉我们共产主义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资助他们:他们都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是反动分子。这一个精心挑选的称号,很受使用者喜爱;是结束一切严肃思考的最稳妥的方式。高特弗莱德挣的钱很少,多萝茜 施瓦兹为他提供了住处,多萝茜 施瓦兹在贝尔赛思公园的地铁站附近有一处很大的房子。冷战的高度——或者说深度——使他变得更加刻薄,、愤怒。他冷冰冰地蔑视着一切稍微有悖于他的政党原则的观点。我发现与他相处是不太可能的。我无法和他交谈,但我是如何忍受和他这么久地生活在一起的呢?那时我别无选择。而对于孩子我们没有分歧。皮特每个周末都跟着高特弗莱德和多萝茜。我得把他送到那,坐一会儿,喝点东西,听一些冰冷的可怕谴责,然后拥有自由的两天。我经常去剧院。那个时候你从早晨开始排队,就是为了晚上能在正厅后排或走廊看一场戏,花相当于今天三四英镑的价格。我就是这样看了所有在伦敦上演的戏剧,有时甚至是站着看的。我持久地迷恋着剧院。
我也去过巴黎。现在无法形容当时的法兰西之梦是多么的强烈。英国人——那些没有参加军队的人——在整个战争和随后的几年都困在他们的岛上。人们可以想象他们在与世隔绝时遭受了多少磨难,他们多么梦想着出去。法国因为戴高乐,自由法兰西,抵抗运动以及迄今为止最有魅力的游击队而变成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地方。法国,现在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咖啡,我们的衣服,都很不错,所以很难想像人们如何会对法兰西如此向往,就像对于文明本身的向往。而在女人中,还会有另外一种情绪。法国男人喜欢女人并且表达出来,但在英国大多数女人能期待的只是在大街上被一群工人吹口哨,这并不总是一件友好的事情。琼迷上了法兰西。她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时光,她的法语也说得很好。她父亲当时的女友是法国人。琼觉得她无比美丽,而自己则一无是处。事实并不如此,但是没有必要与她争辩。(这当然不是我生命中仅有的一次遇到一个女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的女人。)她不华丽吗?她也能对不如她吸引人的女人们表示不屑。她做了一套非常可爱的黑色套装,紧身上衣,外套男士小马甲,领子和袖口是白衬衣褶皱的部分。事实上她去巴黎是为了让她的这身衣服接受评价。在那里,男人会赞美你的装扮。她回来只是为了进行休整。很多我认识的女人都说为了找回自尊,就得一次次地去巴黎。这可不只是讽刺一下而已。有一份报纸登了一个关于当时法国男人的卡通形象,穿着半战时的盔甲,老式夹克,贝雷帽,高卢式的悬帐,旁边是一个法国女人,穿着像是一个模特——一个矮壮的邋遢的男人,一个高挑优雅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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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4）
刚到巴黎时,我的装扮根本就到达不了引起法国人称道的水平,但是男人们的确会给你一个快速、专业的整体评价——头发、容貌、你的穿着——然后把你归类。这一切是不带任何感情的,只是客观的总结,没有邀请的意思。
会有这样的情境:我自己去看戏,中间休息时,我坐在休息大厅里,看见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女孩走进来,穿着她的白色丝缎长裙,也许这是她第一次穿晚礼服。她如此的高贵,裙子衬托着这种优雅。她十分平静地站在入口处。周围的人看着她,谈论着,品评着。不是一句话可以形容,他们好像都要为她欢呼了。她最先准备害羞地离开,但是渐渐地她有了自信,微笑着站在那,水汪汪的眼睛,被无形的赞赏的浪潮高高地捧起,这浪潮里当然还有支持和爱意。让人痴迷的法兰西如此爱护着他的女人们,给女性以自信——从她们还是女孩儿时就开始。
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住在左岸一个便宜的旅馆里,便宜得难以置信。高特弗莱德说过我应该拜访一下他姐夫的母亲。我见到了一个穿着老式衣服的上了年纪的女士,她住在高高的顶层,一个古老阴森的小屋子里。从她那里我进入了一个中老年女人的世界,没有男人,都那么贫穷,褴褛,在女仆的房子或是任何可以容身的角落艰难度日。她们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自己的小避难所里度过了战争年代。很明显,她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她们都很机智,很聪明,是彼此最好的伴侣。就像那时在伦敦的难民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靠什么生存下来。我品尝了一杯很棒的咖啡,精致的咖啡杯子,依然要烧木炭的炉子。他们会在街道上捡来一切能燃烧的东西,为的就是让几层楼都变得更暖一些。吉泽太太从战争刚刚开始就再也没有她儿子的消息,她说她的儿子瞧不起她,因为她不是共产主义者。她们这些女人,她们的儿子、丈夫、情人或者离开人间,或者忘记她们。她们是如此的勇敢,在窘迫或病痛的时候互相给予支持。有一次,就像在伦敦,我听了幸存者的故事,还有他们身上拥有的坚韧的性格力量。我们在伦敦谈论的政治,所有的想法和原则,别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里都消解为:“我的侄子……莱文斯布鲁克……我的儿子被德国人枪杀,因为给一个抵抗运动分子提供庇护。”“我从德国逃出来……从波兰……从俄国……从西班牙……”
在巴黎,我买了一顶帽子。这需要解释一下。我不得不:那是时代的要求。一顶法式的帽子代表了你的优雅。吉泽太太站在我旁边,说:“不,不是那顶。是的,那顶。”她代表了巴黎本身。这个外表邋遢的女人带着她手提包里数得很清楚的法郎。我从不戴那顶帽子。但是我拥有一顶法国帽子。琼说:“你拿它做什么呢?”
另一次旅行,在另一所简陋的旅馆,我突然想到,这是奥斯卡 瓦尔德去世的地方吧!我走下楼到询问处,女业主说:“是的,事实正是如此,他在这里离开,就是在你现在住的那间屋子。” 人们有时会进来询问她相关的事,但是她所能做的解释十分有限,毕竟她当时还不在这里。当我想要付账单的时候,没有人在桌旁。我敲敲门,里面应道:“请进。”这是一间黑暗的,乱糟糟的屋子,镜子在角落里闪着光,围巾挂在椅子上,上面伏着一只猫。一个女人,坐在扶手椅里,露着她粉红色的紧身衣,胖胖的脚泡在一盆水里。女佣,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帮她梳理干枯的头发,她把头发披在后面,视为珍宝,梳成一种她认为年轻的样式。这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场景,抑或是左拉的?肯定不是20世纪的小说所描绘的场景。是德迦笔下的《看门人》?也许是。我在门前逗留了一会儿,然后进去。“把钱放在桌子上。”她说,“账单在那,亲爱的,希望以后再见。”但是我没有回去:我们不应该破坏完美的印象。我也没有再见吉泽,对此我感到难过。
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我邂逅了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人之一。离开巴黎的飞机延迟了几个小时。在奥利,我们坐在一起,烦闷,疲惫,心情糟糕之极。终于我们上了飞机。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南非的男士,他通过我的口音辨认出我是南罗德西亚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我原以为他喝多了,但之后又觉得不是酒的原因。我几乎没听他在说什么:我们午夜之后就能降落了;我还有好多年才能缴得起税;皮特还是五点就醒了。渐渐地,这个男人的话进入我的耳朵。他告诉我他去了巴勒斯坦援助伊尔根(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进行地下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组织)与英国占领军作斗争,他协助炸毁了大卫王酒店。他说,如今,作为犹太人的责任已经完成,他要带着善良之心回到南非。”女人是擅长倾听忏悔的,尤其是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对,就是凭借着那时的青春——相当的吸引人。女人不会相信男人喝醉时所说的话,或者虽然清醒,但却由于什么原因而言不由衷时。
突然我想起来,这个人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我应该考虑报警。我们降落了。机场看上去都快要被废弃了。我在想象如果我告诉空中小姐会是怎样,我想要和警察直接对话。“怎么了?”一种尖酸刻薄的口气,因为她渴望休息,就像我一样。警察——一个或两个男人——过了一会儿会过来,与此同时我看到人们都下去寻找公共汽车了。“我从巴黎启程坐飞机到这里,坐在我身边的人说他炸了大卫王酒店等等。”警察犹豫着,看了一眼他的搭档。他们又端详了一会儿我。我的样子,疲惫,乖戾,不会给谁留下什么印象。
“这么说那个人告诉你他炸了那个酒店?”
“是的。”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就是说他告诉一个陌生人他犯有谋杀和叛国罪?神会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
“哦,算了吧。”
但是,当然那不可能就这么结束,我不得不留在附近,接受充满怀疑的官员的提问。如果他们不坚持认为我是随便说说的话。
“那边,那边,亲爱的,快回家吧,把这些都忘了。”
事实是,我知道他告诉我的这些是真的——或者会更有趣味——他极富想象力地构思这一切,炸掉酒店,谋杀警察,对他来说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必须要与人分享,即使是一个在飞机上的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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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5）
我也去了都柏林,被那里的作家邀请,我肯定,会有一个欢快的夜晚。但是那不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享受过阳光了——干热的,我认为我在伦敦体验了所有阴凉与灰暗。然而,突然之间,我来到了这个古老的城市,粗旷的建筑风格,高贵的,一个为自己而自豪的城市。但是,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孩子,光着脚,腿冻得通红,面带饥色。那时再也找不到比都柏林再穷的地方了。贫穷是如此的尖锐,同样也影响到那里的作家。其中的一个作家塞给我一本小册子,默文 瓦尔写的《等待燃烧的落叶》,讲述一个酒醉的周末,酒醉于绝望之中,让人难以忘记。当我十年之后回到那个喧闹的城市,饥饿已经消失。
我在某处做过关于《等待燃烧的落叶》这本书的书评,可能是《约翰 奥伦敦周刊》。现在它是很有趣的杂志。它是一种如今已经衰亡的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次级文化。那个时候,遍布英国的、城里的、乡下的到处都是青年人团体,为着共同爱好的文学人士聚在一起。他们一起读书,一起讨论,在小酒馆里或者谁的家里聚会。一些人立志写作,但那是在每个读了一本小说的人都着手写作的时代之前。《约翰 奥伦敦周刊》层次不是很高,还达不到像现在《伦敦书评》的水准。但当时它有文学标准,并对这些标准很在意,有印刷出来的小诗,有文学竞争——遗憾的是现在这些一无所有。另外一本刊载短篇小说的杂志《商船》足够的严谨,从不刊载超出自己范围的文章。比如,它没有登过加缪的故事,或者弗吉尼亚 伍尔芙的文章,但我记住了很多令人陶醉的故事。这本杂志的读者群超出了伦敦的范围。它真正的支持力量是地方的文学气氛。另一本已经消失了的杂志是《小人国》,生动的故事梗概,单行本,还配有图片。它经由帕特里克主持编辑过一段时间,这个人现在之所以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在电视游戏中没有能力的结结巴巴的表现。我的一篇小说发表在《小人国》上。凭借着它的强劲势头我们可以在艾斯卡洛特吃上几顿不错的午餐,漫长的醉醺醺的午餐,这对作家和编辑都是一剂兴奋剂。艾斯卡洛特经过几番变化,甚至还有一度糟糕的新式烹调,但它在当时还很神秘,中午的时候只有我们在那里吃东西,而到了晚上又人满为患。
一个来拜访的美国人问:“你读过科幻小说吗?”我提到了奥拉夫 史德普顿、威尔斯、儒勒 凡尔纳。他说我已经入门了。后来,他给了我一堆科幻小说。我当时的感受和我后来的感受一样。我对他们的视野感到兴奋,他们的阅历,他们的视角,他们的想法,以及进行社会批判
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那个麦卡锡主义的时代,美国的文化气氛是如此令人压抑,对一切新的思想充满敌意——然而我也对人物塑造以及细节的缺乏感到失望。我的导师说,如果你的主人公是仙女座25000区域,65092人造星球上的工程师迪克 特南迪斯,你就当然不能有精巧的人物形象,这取决于复杂的文化因素。那好吧,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一部拥有丰富人物——就像亨利 詹姆斯的作品那样的——的科幻小说还没有出现。它可以是一部伟大的喜剧,作为开山之作。但是如果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伟大的、如此惊人的创造,如此的令人费解,那么我们还抱怨什么呢?在科幻小说里,有我们这个时代最棒的故事。如果你刚从传统文学的世界中走出来,那么翻开一本科幻小说,或是和科幻小说家在一起,就像是打开了一扇古老风格的闭塞小屋的窗户。
我的新导师告诉我,他会带我去一个小酒吧,那里是科幻小说作家经常去的地方。他说到做到。我记得那是离港湾街不远的白马蹬小巷。那里有一间小屋,里面都是一些带着眼镜的,瘦瘦的男人,他们回过头,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一个男性的世界。不,这个词显示一种性别优势。就用小伙子们的世界来形容吧。不,这个词又太朴素平常了。这是一个部落,一个小团体,一个家庭,只是没有女人。我感觉我不应该属于这,就算在那个美国人的陪伴下,他对这里很熟,也很受欢迎。他们只是防御性的:因为他们是那么彻底地被逐出文学界。他们的防御带着幽默与调侃。我愚蠢地说着尼采的超人论、启示录,这使他们很尴尬。我希望阿瑟 克拉克在那,但是他当时可能离开去美国了。
我曾以为那只是一个无聊的团体,因而感到失望,但是我错了。在那个普通的房间里,在那个平常的酒吧中,进行着这个国家最先进的思考。(皇家天文局当时说把人送上月球是一个荒谬的想法。)这些男人谈论的、思考的正是卫星传送火箭,飞船以及太空旅行,电视的社会用途。他们与全世界同他们有相似看法的人团结在一起:“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你不能永远活在摇篮中。”康斯坦丁 切尔科维奇说。阿瑟 克拉克说:“我们生活在历史长河中特殊的一个时代——人类作为单一星球的公民的最后时日。”我的麻烦在于我不懂数学和物理,我没有办法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交流。由于我的无知,我知道自己已经被科学的发展排斥在外了——而在这个时代,科学是前沿阵地之所在。人们现在不会像19世纪那样,从最新的文学小说中寻找关于人类的新闻了。
当列举战争以来最优秀的英国作家的时候,没有将阿瑟 克拉克、布莱恩 奥尔蒂斯算在内,没有任何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传统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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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6）
就这样,我和皮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可以算做一个成就,并且我为自己而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是皮特,他很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肯辛顿的幼儿园,还有和琼、欧内斯特一起生活时的家庭气氛。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那么喜欢交朋友的孩子。我们的生活还是从五点就开始。同样的,我还是在他睡醒后花两个小时给他读书,讲故事,因为琼的卧室就在下面,地板很薄,她又很晚才起床。或者他听收音机,我们已经忘了收音机在电视出现之前所扮演的角色。皮特很爱听收音机。他什么都听。他听了两部根据艾文 康普顿 伯内特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每部一个小时,站在收音机旁边,就像被完全钉在那里一样。他在听什么?理解了多少?我一概不知。我始终相信一直到七岁左右,孩子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和大人们一样多的东西,甚至更多。然后他们就突然变笨了,像大人一样。在皮特三四岁的时候,他好像懂得所有的事情,八九岁的时候就只知道看漫画。这种现象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其他小孩身上发现:一个三岁的孩子会坐在通往电影放映厅的入口处看完整部《2001:太空漫游》,但是四年之后,他就只能接受鲁伯熊了。
我当时正在写作《玛莎 奎斯特》,这属于传统小说的类型,虽然当时实验小说很受欢迎。我在头脑中构思了上百种《玛莎 奎斯特》的故事,构思人物形象,消磨时间。但是最终,这篇小说还是直来直去地讲述了我如何处理我痛苦的青春期,我的母亲,和所有的那些痛苦,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奋斗。
现在,我收到了一份母亲的来信,说她要来伦敦,她要来与我住一起,帮助我照顾皮特,并且——还有一个无可避免的,离奇的,让人心碎的事实——她已经自学了打字,要当我的秘书。
我崩溃了。我跑到床上将被子盖在头上。当我把皮特送到托儿所,我又爬上床,呆在那,直到晚上接他回家。
现在,又一次,存在时间的问题,时间的恶作剧,直到我开始写这些。我被逼着按照日历和严格的时间去完成我的工作,当时模模糊糊地感觉我是在丹柏路住了……差不多三年左右。但是,那是因为我好想回到了童年,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和直接的。我已经部分地回到儿童时代了。无论我如何试图摆脱和拒绝,不,那不会只有一年,那是在我去琼家的前一年,可事实是在接到妈妈的来信时,我在琼那里只住了六个月。然而,那几个月如今看起来如同几年。在你的生命中不同的时期,时间的概念是不同的。在你三十岁时,一年比儿时的一年要短得多——对于孩子来讲一年是那么地漫长——但是却比四十岁时要长得多;然而到了七十岁一年如同一瞬间。
当然她一定会来找我的。我怎么能天真地假设她不会来呢?她会尽早来的。她曾被流放到南罗德西亚,怀着伦敦之梦,而现在……她和她的女儿合不来,或者,实事求是地说,经常吵架。哦,不要介意,这个女孩是脑子有问题了,应该学着听妈妈的话。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吗?她总是有一些不光彩的朋友吗?那些都没有关系,她的妈妈会介绍给她相当善良的人。她写了《野草在歌唱》,那本书使她的妈妈感到气愤和羞辱,究其原因,是因为那些书被白人所憎恨?还是那些关于当地的极端不公平的故事?好吧,她——这个女孩的妈妈——将对所有人这样解释:在这个国家以外,没有什么人能真正地理解白人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作者不是在这个国家长大的吗?她的观点是“错误”的,很快她就会知道这点……她打算与她的女儿住在一起,她的女儿结束了第一次婚姻,离弃了两个孩子,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嫁给一个德国难民,一个支持黑人并且蔑视宗教的人。
那么,她对此怎么看呢?现在我相信她没有想这么多。她不能接受。她渴望再次住到伦敦,但那是她1919年离开的伦敦。她没有朋友留在这里,除了黛西 莱恩,她们通了几次信,但是黛西 莱恩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女人了,和她的姐姐——一个前日本传教士——住在里士满。那里有她哥哥一家,而且她要回家参加他女儿的订婚典礼。她的嫂子说过:“我希望简不要期待自己会在婚礼上占据显著位置”(珍:这个普通的名字是家里人对穆德1的昵称,这也有助于让她不要想象自己会有多大吸引力)她写信告诉妈妈她必须坐在后排。
1924年到1950年,这二十五年我妈妈被放逐到非洲。现在我已经到了明白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不算什么的年纪,我知道对于她而言,时间被压缩了,于是那些在非洲不幸的经历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但对于刚刚三十出头的我,那么长的时间就是我的整个生命,我的妈妈生活在,并且属于非洲。她对伦敦黄雾的渴望以及快乐的网球聚会的向往只是奇思妙想。
她怎么能这样跟着我?但是毫无疑问她绝对要这样做。她怎么能那样想象……但是她确实是那样想的,而且她确实是那样做了。不久她就要费劲地爬上那些窄得不能再窄的楼梯,勉强地微笑,走进我的房间,挪动家具,看我的衣服,然后发表她一贯的不合时宜的看法,看墙上的小冷藏箱——没有冰箱——然后唠叨说孩子们没有足够的食物。
就在这个时候,莫迪 乔柯进入了我的生活,让我倍感幸运,直到今天都会让我受宠若惊。
莫迪是第一批伦敦共产主义者中的一个,当时伦敦到处都是挣扎求生的战争难民。她是维也纳人,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一群从苏联或者其他地方的战争中回来,等待时机执掌东德政府的人的朋友。她去了东德,因为有她最亲密的朋友在那里,后来她被逐了,因为她是犹太人。
莫迪被一个年轻的含着眼泪的警察护送到东德边境。虽然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做。
高特弗莱德当时已经去过东柏林,发现他的妹妹和妹夫(永远以学生自居的妹夫)在军事同盟里工作,于是决定回德国。他曾经写信向党组织申请回家,但是回信遥遥无期。莫迪 乔柯说他不知道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任何你认识的人身上这一点都很管用——喋喋不休。他需要先回去,再打通关系,才能获得一个继续留下来的机会,只是一个机会。任何从西方来的人都被视为罪犯或敌人,很可能会永远消失。高特弗莱德厌恶莫迪,对她极尽辱骂之能事。但是他确实采取了她的建议,回去了,打通关系,于是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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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7）
然后是关于皮特。莫迪发现皮特在那间小公寓里和我一起待得太久了。她有朋友,埃切纳一家,同样是奥地利难民,他们住在东格林斯戴德附近。他们有几个孩子,生活得很窘迫。他们住在一个老房子里,房子建在两英亩的岩石地上,在假期会接孩子们来玩,有时会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会在那里拥有快乐的时光。于是皮特开始在那里度周末,甚至之后会在那儿待几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得给他找个维多利亚式的家庭教师,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成为一群乡村小孩的一员。这种安排对他再好不过了,或者说对我也一样。
然后,莫迪也看到了因为妈妈的突然到来给我造成的困境。她让我住到她的一个朋友萨斯曼太太(《金色笔记》中的糖果妈妈)那里去,因为如果得不到帮助,我就活不下去了。她是对的。现在,每个人都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他们自己就是心理医生,但在当时没有人这么做,英国没有,只在美国有,甚至在美国也还处于启蒙阶段。但我是如此绝望,所以我去了。每周两到三次,持续了三年。我认为这解救了我。整个过程充满了反常与讽刺。首先,萨斯曼太太是罗马天主教徒,并且信奉荣格的精神分析法。而我尽管也喜欢荣格的学说,就像所有艺术家那样,我却没有理由去热爱罗马天主教徒。她是犹太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可爱的老男人,一个犹太学者,长得很像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她皈依了罗马天主教。这让我很迷惑,这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她说我想讨论这个只是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够了,她说,罗马天主教对于世界有更深刻更高水平的理解,和女修道院的粗陋毫不相干。(难道犹太教就不会到达这样的高度吗?“亲爱的,我认为,我们在谈论你的父亲。我们继续好吗?”)萨斯曼太太擅长于开导那些遭遇思想障碍而无法继续写作、绘画、作曲的艺术家。这就是她视为一生的责任所在。但是我并没有遭遇思想“障碍”。她想要谈论我的作品,但我不想。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每次提起这个,我都会转移话题,这让她始终有种挫败感。萨斯曼太太是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聪明的老人,她给了我需要的东西——支持。主要是支持我反对我的母亲。当压力真的到来的时候,一切都变得难以容忍,因为我的母亲是如此可悲和孤独,充满了情感上的勒索——完全是无意识的,因为是她的处境侵蚀了我。萨斯曼太太简单地说:“如果你现在不够坚定,你就完蛋了,皮特也完了。”
我妈妈是……我已经忘记她的原型是什么样的。我知道她是一种类型的人。萨斯曼太太经常在结束的时候进行某种互换:“她,他,是这样,这样的原型……或者说现在就是某种类型。比如我,在不同的时期分别是厄勒克特拉,安提戈涅,美狄亚。麻烦在于,尽管我本能地喜欢原型的概念——这些来自于文学和神话中的永恒形象就像是自然在山石上雕刻的形象——但我却讨厌标签。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在意我的批评,因为她喜欢我带给她的梦。心理学疗法就是医生和护士都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病人:“就吃一口。”“给我看看你的舌头。”当我们做梦的时候,就是在做治疗了。经常是这样的,我敢发誓在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做梦是为了取悦她。但是在一开始的阶段,她要求我做梦,最好是连续的梦,而且她对我关于古代蜥蜴和我父亲的梦十分感兴趣,父亲被浅浅地埋在树林里,会从他的坟墓中出现,或者吸引一群狼,它们从山上下来,把他挖出来。“这是典型的荣格之梦。”她会轻轻地说,充满兴奋,“有时候得花几年时间才能让人做这种层次的梦。”然而尽管荣格之梦已经成为我夜晚的一处风景,我却从没做过弗洛伊德之梦。她说她会将弗洛伊德学说用在合适的时机,而我推断就是病人处在个人化的较低层次。显然,她认为我正处在这样的层次。2
“荣格之梦”——棒极了,那层层的古代常见的经历。但是那对我有什么用呢?母亲要来的消息还是让我不得不把被子盖在头上。我曾经在这里。我现在还是在这儿,萨斯曼太太,做一些你能为我做的事,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以治疗。
我需要治疗还因为其他的原因。
其中之一是我的恋人。莫迪 乔柯建议我应该和她参加一次晚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命中注定——我当时是这么感觉的——要和他一起生活,一起经营,一起忍受,一起体味幸福的男人。
是的,他有个名字,但是,就像以往,存在着孩子们和孙子们的问题。自从《皮肤之下》出版以来,我就遇到不知多少个过去的已经走远了的恋人的儿孙。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也明白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与他们的是多么的不同。父母这一辈已经不能同日而语,更何况祖父母这一辈,他们可能对父母的整个生活都一无所知。为什么不呢?孩子不会拥有父母的生活 ,尽管他们——我也一样——满怀嫉妒地凝视着父母的生活,就像那里有他们自己生活的钥匙。
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来找我吃午饭,聊聊他的父亲。我对他说:“当詹姆斯在兰德的矿山工作时……”
“哦,我肯定他从没有做过。”一个自信的声音说道。
我对另一个人说:“你不知道你父亲是一个情圣?”他带有些许讽刺的微笑,好像在说:“什么,那个老头?”于是你当然无话可说了,这与他无关。
我要叫那个男人杰克,他是一个捷克人,在战争中曾经做过我们军队的医生。他还是——还会是其他什么吗?——一个共产党员。
他爱上了我,嫉妒地、饥渴地,甚至是愤怒地——那种程度强烈的
气愤意味着一个男人陷入冲突之中。我不是一下子就爱上了他。一开始我爱上的是他对我如此热烈的爱,是在高特弗莱德之后很好的改变。我对此的看法——或者说感受——是现在我已经为自己的真爱做好了准备:我的失误已经过去,我定居在伦敦,并将在这住下去。我的经历已经让我做好了家务的准备。我现在应该告诉自己——非常郑重地——我没有真正地嫁给过弗兰克 韦斯顿,即使有着四年常规的婚姻生活。高特弗莱德和我不是很配,但是我们也在一起生活得足够平稳。法律和社会将我视为一个结过两次婚和离过两次婚的女人,但我觉得这两次婚都不能算数。我太年轻,太不成熟。事实是我和弗兰克快乐、恩爱,几乎是随意的关系是很平常不过的,尤其是在那个战争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太容易结婚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渴望更好的。和高特弗莱德的婚姻是政治的产物。如果不是集中营的威胁,我是不会嫁给他的。那时,人们结婚是为了获得名字、护照,或者住所。在伦敦有一些组织就是干这个的,拯救在欧洲受威胁的人。但是,如今,在这个幸运的时期,人们忘记那些婚姻是很正常的。不,我的真正的感情生活在前方。我要用上所有的智慧保持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生来就是很友善——甚至是热情——对于合适的人,而他正是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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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8）
杰克出生在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家庭,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要走好几英里的路上学——就像如今在非洲的很多非洲人一样。他缺衣少食。这是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再普通不过的故事了——英国的部分地区也是同样的:人们不想记住在二十到三十年代在英国所经历的可怕的贫穷。杰克早在十几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和他同学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党组织视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归宿,自己的未来,自我的最深刻最伟大的实现。他和我一点都不像——当初我还在选择。当我遇到他时,他年轻时在捷克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捷克共产党领袖,被宣布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示众,他们十一个人随后被执行绞刑,是斯大林在幕后操纵的。这对杰克来说,好像世界的基石都要坍塌了。他的这些儿时的朋友是绝对不可能成为叛徒的,他绝不相信。可是另一方面,党也不可能犯错误。他每天都做噩梦,在梦中哭泣。就像高特弗莱德 莱辛。就这样我又一次和一个常常在噩梦中惊醒的男人同床共枕。
那只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灾难。在这之前,他所有的家人——他的妈妈、爸爸、兄弟姐妹,除了一个逃到美国的妹妹——都死在毒气室了。
他的故事十分地悲惨。在当时确实是悲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并不比其他的更悲惨。在1950年的伦敦,我遇到的每个人都是从缅甸、欧洲、意大利、南斯拉夫的战场上回来的,都曾生活在集中营里,都曾参加过西班牙的战争,或者是拥有恐怖生存经历的难民。而在我个人的生活背景中,一战留下的战壕和污秽嵌入了我儿时的日日夜夜。杰克的遭遇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延续。既然如此,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深刻地了解对方。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意见相同。现在我评价某种情境时采取的方法,在当时会觉得冷酷。当我看到一对夫妻,我会问自己,他们是情感上……身体上……还是心智上相配?杰克和我在这三个方面都很配。但是或许在情感上更配一些。我们在理解生活的残酷时都有着共同的态度,用不太苛刻的说法就是“讽刺”的态度。我们的处境而非本性不相协调。我已经准备和这个男人永远定居下来。他则刚从战场上回来,寻找他多年以前娶的已然成为陌生人的妻子。
精神病学家达成这样一项共识,那就是当一个快死的年轻女子——经常割腕或者是被父母威胁——一定会去买衣服,要保证自己穿着整齐。这让旁人感到迷惑,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浪费。然而年轻女孩真正想要保持的是生活的秩序。
一个多年以来徘徊在死亡线上的男人——如果杰克留在捷克,他很有可能和他的好朋友一样被当作叛徒而吊死,如果他之前没有死在毒气室的话——会被一种强烈的需要所迫使去找个女人睡觉,让女人们帮他重新整理生活,让生活继续。
无论怎样,我——或者说当时的我——都不会因杰克让我失望而责备他,因为他并没有许诺给我什么。相反,尽管并没有真正说“我和另外的女人睡觉,我并不打算娶你”。他还是说了,经常以一种玩笑的口气。但是,我根本不听。我感受到的是:当我们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都能相处得很好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会离我而去。我根本不能思考,感情本身太有力量。我认为这在女人身上很普遍。“真的,这个男人一直在胡言乱语,他不知道他说什么才是对的。除此之外,他自己都说自己的婚姻根本就不是婚姻,很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大多数夜晚都是在这儿度过的。”现在真是容易明白,可当初绝对想不到这个层面。
如果我需要支持以反对我的母亲,不久我又需要支持了,因为杰克。他是莫德斯莱医院的一名精神病医师。他曾想成为一名神经科医师,但当他在英国开始行医的时候,恰逢神经病学大行其道,而一个来自于“我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家”的医生根本无法和英国本土医生相竞争,所以,他转向了当时不流行的精神病学,但很快,这一专业变得相当走俏,风头甚至盖过神经学。他从来就是一个严谨的医生。他不崇拜弗洛伊德,当然并不仅因为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前共产主义者,而是他生来就是蔑视弗洛伊德的。他认为弗洛伊德很不讲科学,而那时候攻击弗洛伊德,就如同攻击斯大林或上帝。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怎样带我去牛津听汉斯 艾森克的演讲。这场演讲的听众几乎全是来自茅德斯里的医生,他们都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演讲的主题是心理分析的非科学性。那时,这个充满活力的艾森克,用带有浓重德国口音的语言进行演讲,告诉一屋子我印象中最愤怒的人们,他们的偶像错了。(他并没有失去激怒别人的能力:1994年,当我给一些年轻的心理分析师讲这个故事想使他们高兴高兴时,谁知这些人冷冷地说:“他从来都是一个荒谬的无根据的人。” )杰克尊敬他,他知道心理分析没有科学根据,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包括萨斯曼夫人,她认为,如果说弗洛伊德是非科学的,那么荣格又怎么解释?我说,我从没有向萨斯曼夫人请教过意识形态的东西。无论如何,萨斯曼夫人实用地把弗洛伊德、荣格、克莱恩以及其他可能正确的东西混合在了一起。但他并不觉得这样有说服力,他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荣格,但这和科学没有关系:为什么不直接去听听关于希腊神话学的讲座呢?这会有同样的效果。他对我做的“荣格之梦”不感兴趣,更不关心我开始做“弗洛伊德式”的梦,我却有些不安,我正在做一些有关命令的梦。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一个临床医学家对于迷惑的、恐惧的追求理性的人有着怎样的影响,一个人需要去讨好半父半母似的导师,这个拥有所有知识的人,很有权势地坐在椅子上,说:“现在,我亲爱的,今天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不敢告诉杰克,就像那天,在一阵沉默之后,她评论说:“我确信你知道,即使在没讲任何话的时候,我们也在交流。”这种话,在那个时候,是很荒谬的。在她看来,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会摒弃任何像“神秘的胡说”之类的思想。她不是在谈论肢体语言(这个短语,以及人们用来表达自己的姿势、动作的技巧都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她谈论的是精神之间的交流。一旦她讲这个,我就会想,嗯,是的……接受这些异端的想法好像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很难想象把这些想法告诉杰克的后果,因为对于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件事情会让他痛苦不堪,在他看来,“神秘”的想法都是不可接受的。
杰克特别反对我去萨斯曼夫人那儿,他说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让我妈妈离开我,自己去生活。我妈妈很健康,不是吗?她不是还很强壮、还有足够她过活的金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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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9）
我母亲的状况使我很苦恼:她和我父亲的一位叫乔治 劳斯的远方表兄一起住在郊区的一个非常肮脏的小地方。劳斯又老又残,母亲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母亲一直向我施压说要和我住在一起,因为她无处可去,因为她发现她死去的弟弟一家还是让人不舒服,她也没什么钱。她常说,是一些常理让我们住在一块,分担花销,另外,我需要有人帮我照顾皮特,母亲就说,她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帮我照看皮特,所以,周末通常都是由她带皮特,偶尔母亲也带他出去旅行。有一次,他们从怀特岛回来,我发现皮特竟然被施洗礼了,母亲跟我说,给他施洗礼是她的职责。我对此甚至没有任何争辩,因为争辩没有意义。当然,母亲这样做,有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我和杰克出去个三四天,没人照看皮特时。这种时候,母亲就搬到教堂街的公寓里,那儿的楼梯简直比她还高。琼并不介意我母亲。她只是简单地说:“但她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主妇。”仅此而已。正如我不介意她母亲,琼说她妈妈不好相处,而我却能平心静气地听她妈妈的自怜自叹,讲一些过去的事情,无非是一个漂亮的犹太小女孩,怎样从贫穷的伦敦东部,来到充满艺术家和作家的地方,如何生存的故事。
杰克说我应当直接和母亲把事情说清楚,一劳永逸。
含混地说,琼也被卷入了精神疗法,她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说一个具有可怕艺术品味的,并且房子散发着一股烧焦的圆白菜味道的人,是不可能懂得人类的灵魂的,所以琼在听完会议回家的路上,各种各样的不成功的努力都结束了。对此,就像对待所有的使人痛苦的事情那样,一笑了之就好。
琼觉得她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集中她的才能,她多才多艺,绘画很好,像凯斯 科维兹的风格,就像人们告诉她的:这是在科维兹被艺术界接受之前。而且,她舞跳得也很好,还精于表演,写作也不错。也许她的才能太多了,但无论由于何种原因,她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任何一项技艺的框架中。而我则在她的屋子里,出版了三本书,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琼对杰克不满,对于我养育皮特的方法也持批评态度,说我太松散自由,对待皮特就像对待一个成年人,给他的阅读时间太少,讲的故事也不多,他需要的是……好吧,是什么?我想,她之所以批评我,是因为我对她的儿子不满。没有一个女人在没有孩子父亲的情况下,还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小孩。那时,我正是一个专制而粗暴的人,可能她看到了我身上有着她厌恶的所有习性。在这方面,小事情是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如,周日我邀请了一些人来吃午饭,我准备的食物里有苏格兰蛋,苏格兰蛋是南非自助餐里的主要食物。而琼就站在一边,看着那些蛋,惊奇地说:“什么时候街上开了一家这么棒的熟食店?”我当时就感觉,她在批判我所有的东西。然而,他对别人的批评却是她好心和善良的正面表现,并且除去她的自我批评,什么也没有,因为她会一直毁坏她所有的名誉。
为了抗拒这持续反对的压力,我变得更具防卫性,也更冷漠。是的,这是我和母亲相处状态的翻版,当然在和萨斯曼夫人的谈话中,我都把这些说了出来,她当时在听我们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她支持我们俩的说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天下午,琼冲上楼梯,指责我把她推下了悬崖。
“什么?”
“我梦到你把我推下了悬崖。”
当我把这些告诉萨斯曼夫人时,她说:“你确实把她推下了悬崖。”琼没能了解这样一个事实:我崇敬她,所以才觉得她充满魅力、不可抗拒。她独特、自信,经历丰富,而我没有。多年以后,当我告诉琼,以前我就是这样看待她时,她显得似信非信。
杰克把她看作一个竞争对手,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例如,如果琼批评他,那么他会毫不客气地回敬她:“为什么你不找个自己的房子?为什么你需要一个母亲的身份?”他并不明白,是我想避开妈妈或是想对皮特更好,所以才待在琼那里的。
杰克认为我对皮特的保护太过分了,他发现很难和他的儿子相处,所以他坦率地说,他不想当皮特的父亲。
这几乎是当时最糟糕的事情了。我知道皮特是多么渴望有个父亲,我看到这个小男孩,对每个人都是敞开了心扉,都是那么友好。皮特跑到杰克跟前,伸出双臂——但他拒绝了,于是皮特的双臂重新放回自己身边。当杰克问他一些成人问题时,他一边严肃而小心翼翼地回答,一边用他大大的、紧张的、焦虑的眼睛扫视着杰克的脸,他在其他人那里,从没遇到过这样的经历。
我和琼之间的难题并非不可避免,两个女人都习惯了独立,却住在同个屋檐下,我们相处融洽,常坐在她厨房的桌子边聊天,什么人类啊,男人啊,世界啊,同志啊等等,逐渐就聊向批判性的话题。事实上,在厨房桌子边和琼的闲聊,已经成为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我们都善于烹饪,在做饭的过程中,两个人还会开展一些小小的竞赛,这种谈话方式后来被我用在《金色笔记》里。
一个情景:琼说她想让我看一些东西:“我不告诉你,你只管过来。”于是,在一条小街上走了两分钟,我们来到一个小房子里,我们发现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塞满了珍贵的家具和图画,还有人。屋里有四个人,琼站在门口,我在她身后,琼向一位躺在躺椅上的,穿着质料轻薄的晨衣的疲倦女人挥手。一个男人朝她弯下腰,一手拿着香槟酒,他是这个女人的前夫;还有一个男人——她现在的爱人,抚弄着她的脚。一个年轻而羞涩激动的男人,崇拜地等在一边。屋里已容不下我们,所以我们走了,那个女人喊着:“亲爱的,无论何时,下次再来。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太郁闷了。”她被一种莫名的,使她懒散的疲惫弄得很痛苦。看起来她一直是被她的两个前夫和现在的情人所供养。我们回家的路上,琼笑着说:“现在,你告诉我,我们做错什么了?她甚至都不是很漂亮!”我们带着对压力重重的生活的担忧,回家了。
我们会和萨斯曼夫人讨论我们自己和对方的行为,一个星期得有两三次,尽管这种痛苦和困难的探寻看起来还不如邀请别人吃法式牛角面包或者闲聊些可怕的新闻来得重要。我最喜欢听琼说一些因为她父亲和她在党内工作而认识的艺术家和作家。她的人生经验之谈总是令我印象深刻。比如,给她父亲画像的大卫 邦伯格,当时就被艺术界忽视了。对此,她说:“噢,不用担心,人们总是这样,但是大卫 邦伯格死后,人们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在我愤慨不已的时候,她总能保持平静。结果,大卫 邦伯格一生穷困潦倒,默默无闻,然后他死了,并真如她所说声名大振。她会从一个聚会回来,说奥古斯塔斯 约翰也在那儿,随后她告诉那些年轻女孩儿们:“最好小心点儿,别让他说服你们当他的模特。”因为那时他就已经成了人们的笑柄。她也曾去路易斯 麦克尼斯和乔治 巴克常去的酒吧,而且她曾在BBC劝说雷吉 史密斯看这样或那样的手稿,雷吉 斯密斯对年轻作家总是很大方。她还是梭霍广场展览会(梭霍 square fair)的组织者之一,他们肯定从中获趣极多,因为我总是在楼道里听到她的高声欢笑和大嗓门:“你肯定不相信发生了什么,明天我再给你说!”
我跟杰克去了两趟巴黎。小故事《酒》可以作为其中一次的总结。我们坐在圣日尔曼大街上的咖啡厅里看着成群结队的学生呼啸而过,推翻汽车。他们有何不平?推翻汽车只是一种特殊的法国式自我表达方式:战前杰克就已经见过了,而我在不久后的旅行中又见了一次。
同次旅程,另一件事,在另一间咖啡馆。我们坐在公路旁喝咖啡,迎面走来或者飘来一位牵着爱犬且着装华丽的女人。她是个妓女,雍容华贵、漂亮至极,甚至于现在在巴黎也很难看见这么美的妓女了。杰克看着她,充满惋惜和倾慕之情。他小声对我说,“上帝啊,看看,只有法国人……”等她走到我们旁边,她停了足够长的时间并鄙夷地瞪了一眼杰克说:“Vous etes tres mal eleve, monsieur.”——你真粗野先生,或者你是个农夫。然后她又飘走了。
“但是如果你不想被人注意,为何要那样表现自己?”杰克说。(这的确是一个关系不大的问题。)“而且如果有人能出钱找那样的女人,他还敢碰她么?我可能会弄乱了她的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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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10）
第二次旅行,我们坐在一个黑暗的酒窖式房间里。全体法国人,一群虔诚的观众,看一个身着高领黑色长袍、脸色苍白的女人,除了画着黑眼影外完全没有打扮,唱着“我无怨无悔”和其他一些体现那个时代精华的歌曲。(这种风格不久便流行起来。)听起来像是一种大胆无谓的哀悼,对战争,也对职业。然后在巴黎街上,你会不断遇到一堆花圈,或者在人行道上碰见在弹孔下的一束束鲜花,还有布告:某某青年在这里被德国人射死。你也驻足,满怀同情的痛苦,没有感染一丝戏剧性的喜悦之情。
我们还去了剧院,去看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上演《大胆妈妈》。从没有一家德国剧团敢在巴黎上演戏剧。杰克说他认为会有暴动:德国人来得太早了;当然那太冒险;但是我们应该离开。这将是一个历史契机。毕竟,它是布莱希特。第一夜,剧院被包围了,人们站立着,外面还有很多警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他们仅有不够充裕的演练时间。这个有关战争的故事,如此的切合时间和地点,在沉默中拉开了序幕。无人搅动。道具有点问题,但是仍然无人移动。毫无间隙,因为每件事都拖延得这么晚。很快,沉默终于无法忍受:这意味着他们讨厌它?观众会为了某种报复而暴动涌向舞台吗?戏剧随着“带我跟你走,带我跟你走”的话语结束,被剥夺了一切的声名狼藉的老女人再一次试图随军,法国人中发出了呻吟似的声音。沉默,沉默,持续的沉默,无人移动——然后观众站立起来,吼叫,呼喊,鼓掌,哭泣,拥抱,演员站在舞台上,哭泣。这持续了有足足二十分钟之久。大概中途,示威自发停止,变成了欧洲的苏醒,丢脸的战败德国向着欧洲哭喊:带我跟你走,带我跟你走。
我从未有过那样的剧院经历,它教我决然明白一个戏剧能有这么伟大的时刻,就像它是只为了表演才被创作。此后我还看了《大胆妈妈》的另外的版本。
稍后加拿大作家泰德 艾伦告诉我,布莱希特在加利福尼亚避难的时候,曾为艾伦夫妇照看小孩。他让泰德读了刚完成的《大胆妈妈》,泰德读了,并且对布莱希特说它很有希望但是需要很多东西。海伦娜 瓦伊格尔却不这样认为,她说:“这是个经典之作。”泰德过去常以这个故事告诫自己,反复推敲,就像是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他对布莱希特的批判变得更粗鲁,简直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制片人的拙劣模仿者:“去他的老婊子,这很刺激,你要一个私生子,我这有——一个尼姑怎样?不,是个新手,十分年轻。我们来看……拉娜 特纳……费雯 丽……”
还有一次,我和杰克去西班牙旅行了一个月。
我妈妈和皮特待了一段时间,琼陪了他一周,剩下的时间埃切纳一家陪他。我们没什么钱,杰克不是高级医师,他有一大家子要养。我们两个人能每人弄到25英镑么?这次旅行,算上花在汽车上的费用,一共50英镑。我们吃面包、火腿、青椒、土豆和葡萄。每当回忆起那次旅行时,我就能够闻到有着阳光热气的青椒的味道。当你经过法国边境时,就好像回到了19世纪。这时旅程还未开始。当我们驶入像萨拉曼卡、艾维拉、博古斯这样的小镇时,人们都涌出来看外国人。衣衫褴褛的男孩们争相为我们看车,因为他们可以一天或一夜得到60便士。当我们在便宜的饭店吃饭的时候,饥饿的孩子们把他们的脸压在玻璃上看我们。对于杰克来说,我们就像驶入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可怕回忆。在他的想象中,他经历了战争的每一个阶段。由英国和法国选出的西班牙政府,其背叛行为让他感到很痛苦:对于他和像他这样的人们来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他因为那些饥饿的孩子们而感到痛苦,因为那使他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看到街上到处是穿着黑袍的胖胖的牧师和穿着制服带着枪的警察,他非常生气。西班牙的贫穷让你感到心碎,就像爱尔兰。
为了看星星,晚上我们露天裹在毯子里睡觉。一天早上,虽然太阳刚刚升起,但是已经很热了,我们裹在毯子里坐着,看到两个又高又黑的男人,每人披着一个红色的毛毯似的披肩,骑着两匹又高又黑的马从我们面前经过,穿过田野,他们身后是蔚蓝的天空。他们冲我们挥手示意,但是没有笑。
我们在橄榄树下吃了面包和橄榄,喝了红酒。或在某个小教堂等待度过极其炎热的午后,在那里,我很确定我的头和胳膊都是被遮住的。
我们去看了斗牛,杰克为牺牲的六头牛而哭泣,他不停地小声对牛说,杀死他,杀死他。
在马德里,女乞丐坐在路上,脚放在水槽里。我们给了她们我们的蛋糕,又为她们买了一些。
我们在阿尔汉博拉宫殿中感到这是属于我们的地方——阿尔汉博拉宫殿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人们或者痛恨它,或者崇拜它。
我们经常会有激烈的争吵。按照我的信念和经验,精力充沛的、频繁的做爱会产生风暴般的敌对。托尔斯泰曾经这样说过。劳伦斯也说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把车停在空旷的乡间、停在干涸的沟渠、停在树林、停在葡萄园、停在小树林时,我们都会做爱,并且争吵。他嫉妒心很强,因为我爱他,这很荒谬。在木尔西亚的一个小镇,那里很热,我们把车停在那里一天,坐在阴凉但却并不凉爽的咖啡厅里。他认为我对一个英俊的西班牙人暗送秋波。我们吵得很厉害,以至于晚上在旅馆里过夜,这也因为医生杰克对我们的饮食和缺觉表示了担忧。
我们从直布罗陀向北开到科斯塔斯,那里没有旅馆,只有到了尼尔加才有一些渔民,他们在海滩上给我们做鱼吃。我们睡在沙滩上,看着星星,听着海浪声。那时直布罗陀和巴塞罗那之间除了一些镇子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旷的、长长的美丽海岸。在大约一年后那里建了旅馆,成了休养胜地。快到巴伦西亚时,有一个牌子写着“不要在这里洗澡,危险”,但是我还是跳进诱人的大浪中,然后一个浪将我抛起,又将我撞向海底的沙滩,我爬出来,耳朵里都是沙子。杰克带我到当地医院,在那里两个医生用拉丁语交流,证明那并非是已经废弃了的语言。
阿维拉海拔很高,风很大,那里有大片美丽的、棕色的瓶瓶罐罐立在干枯的芦苇杆上。我花了几便士买了一个罐子,那是我所拥有的最美丽的罐子。
最让我震撼和吃惊的,是西班牙野性而空旷的美丽,和我们所能住的起的、乏味的廉价旅馆之间的对比,是我们随处可见的贫困,和堆满金银珠宝的教堂之间的鲜明对比,好像半岛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教堂这里。
我们去了三次德国,第一次是因为我想到高特弗莱德。皮特在前一年的夏天已经去过他爸爸那里一次。我已经告诉了高特弗莱德他不能这样做,除非他能保证他的安全。像以往一样,他对我的政治敏感性不屑一顾:当然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邀请皮特。我说我不能保证,另外,莫迪 乔柯说他错了,而我证明是对的。战争期间在国外的德国人都被怀疑了,并且有很多人在斯大林的军营中消失。我很生气,部分是因为那个不光彩的原因,也就是,我因为政治原因被高特弗莱德侮辱,同时又被保护了很多年,但事实上我是正确的,他是错的。我生气更是因为皮特,他曾有一个很好的父亲,但却很明显地将他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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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11）
现在我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这实际上是生与死的问题。我责怪他是因为他对于不给我任何消息的解释, 我不能承受和西方世界有联系这件事;我可能会因此被杀。这本是很简单的事,有很多来往。相反,人们在去东德出差后回来对我说,我看到了你英俊的丈夫。他是个重要人物。他要我转达他对你的敬意。“他不是我丈夫。”我会这么说,“需要他的爱的人是皮特。”。
另一次是去汉堡。杰克想要寻找一个在战争中失去消息的朋友。但是没有找到。汉堡已经被轰炸得面目全非,到处都是废墟。那时是二月,又阴又冷,刮着来自北海的寒风。杰克说有个商会的宴会,是传统活动,我们应该参加。在建筑之间的夹缝中,在废墟上,点燃了篝火,喝醉的人们拿着酒瓶,唱着或者说是吼着来自战争和传统工人的歌,围着篝火跳着,摇摆着。这情景很像五朔节之夜。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那情景。三十年后我又回到了汉堡,告诉我的出版商我所记得的情景。他说,不可能。这里从未有过那样的事,你说的一定是发生在柏林,或者慕尼黑。
我确实在柏林见过废墟,绵延数英里。我站在勃兰登堡门遗址前。三十年后,我回到那里,已经看不到任何废墟的痕迹了。你会认为战争从未发生过。我见到柏林战争刚刚结束时还是孩子的人们,除了持续的饥饿,他们只记得在被炸毁的房子上玩耍。他们认为一个城市就应该是那样的——有时候街道是完整的,另一些时候变成了废墟。后来他们去了未毁坏的城市。他们中的一个小时候差点饿死,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母亲为美国人工作。他看了一个奥逊 威尔斯演的电影,说“总有一天我要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要像奥逊 威尔斯一样胖”。现在他的梦想确实实现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不得不节食。
我和杰克一起去德国南部。我在《上帝在天堂的眼睛》里记录了这些。那时德国的情绪很低落,很愤怒。这种经历使我很沮丧,写这个故事也让我很沮丧。一些德国人责备我写的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德国而是欧洲。我想的是我们所有人,整个欧洲如何强大起来,又把自己击垮,再次强大,再次毁灭……
在一个火车月台上,一个妇女走过来向我抱怨德国的分裂。她的祖国被一分为二,问我知道这种不平等吗?这公平么?德国做了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被惩罚?其他人过来加入她,一起攻击我,声音中充满了明知自己是错的伪善。这是我对德国最不愉快的回忆。
杰克去德国,部分是出于政治信仰。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拒绝信仰民族特征、民族罪行,但这是一个几乎杀害他全家的国家。
我内心充满矛盾。我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养大的,这部分得益于我父亲对普通德国兵的热情地认同。那些德国兵是他们政府的牺牲品,正如同英国兵一样。我嫁给了一个来自希特勒德国的难民。我受到的教育说希特勒和纳粹是凡尔赛公约的直接后果,如果德国当初被明智地、宽容地处理,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我相信——直到现在依然相信——如果我们英国和法国早点顽强抵抗希特勒,支持反纳粹的德国人,而不是一直怠慢他们,那么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那时在德国很痛苦,我感觉自己被分裂了,为德国人感到遗憾;但另一方面,听到德语或在德国看到的标志使我想起我在战争中所感到的恐惧,尽管我相信这种反应是愚蠢和不理智的。有一天,或者说是一天晚上,当我站在柏林火车站台上,意识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因战争而致残的,没有腿的人,没有胳膊的人,瞎了的人,他们都醉了,以一种战争或不景气时期独特的醉的方式,痛苦的醉态。我对自己说,够了,不要再折磨自己了。这就好像自愿地把鼻子触向自己的呕吐物中。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或对德国人有什么好处?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回到德国。然后德国重新统一,痛苦与毁灭的景象已经消失。上帝保佑,永远。
我决定加入共产党。这是在我的怀疑成为一种持续的个人的困扰时发生的。人们抱怨红色政权“试图将他们自己合法化”,这些人几乎都是年轻人,因为年长者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很自然地会变成共产主义者。解释、作证不是证明。在整个欧洲,以及美国的小范围内,最敏感、最有同情心、最关心社会的那部分人成为了共产党员。
首要而且是更主要的事实是,那个时期宣传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理所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并且正在灭亡。”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战争都是资本主义引起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未来。我过去曾听到热心的改变了信仰的人说:“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很明显它确实是。”
我曾经很有兴趣想写一个题为“政治”的章节,这样的话,觉得这个主题无聊的人就会跳过这个章节,但那时政治渗透到每件事情中:冷战像是毒气。很难从现在的角度去弄清楚我现在认为是精神错乱的那种思考方式。一个女人屈服于精神错乱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但是我讨论的是一个时代,我们曾经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社会病态,或者说是大众自我催眠。我说我相信所有的大众运动——信仰上的、政治上的——是一种大众催眠,不是在试图将它合法化。一代人或者更久之后,人们肯定会说,但是你怎么能相信……无论它是什么。
信仰——就是这个词。这是思想的虔诚的定式,与热情、虔诚的忠诚信徒一样。阿瑟凯斯特勒与其他作家写了一本叫做《失败的上帝》的书。现在,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件很普通的事,但是使用这个短语并不意味着理解它。
然后是英国阶级系统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很震惊,正如它震惊了所有殖民地居民一样。毫无疑问,英国是两个民族。尽管现在有了一些好转,但不多。当我第一次到这里时,我的罗德西亚口音使得我可以和当地人——也就是工人阶级——交流,因为我被看作他们可以不必避讳的人。但是当我一开始用中产阶级纯正英语说话时,交流就变成不可能的了。这不是一种选择,我不能抵制学习我所在地区人的口音。窗帘垂下——砰!我谈论的是被当作同辈,而不是好朋友,或者说是上层阶级父亲般的慈爱。我发现那些靠茶、面包、黄油和果酱过活的人,那些几年来一直失业的人和那些生活在肮脏的贫民窟的人,都把选票投向保守党。
有一件事情:我的一个来自罗德西亚的在英国皇家空军的朋友带我去吃饭,并对我说,“你可以学着忽视这些事,女人擅长于此。”这是好意,他带我出去吃饭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当我说我没有打算忽略这些事的时候,他很不理解。人们未必感谢他的好意。只过了六七年,随着(所谓的)愤怒的青年人那一代的出现,也就没有必要将这种立场合法化了,但在当时,还是有必要的。这件事让我们两个人都很不舒服,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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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12）
还有一件事:我和另一个也在英国皇家空军服过役的朋友,一起去贝沃特的酒吧喝酒。那是个公共酒吧。我们站在吧台边,点了饮料。人们站在四周看着我们,他们无声地交流着。一个人站起来,缓慢地,深思熟虑地走向我们,说:“你们一定不是想待在这里,那才是你们的地盘。”说着用手指向私人酒吧。我们顺从地离开了那里,加入到我们的中产阶级同伴中。这种事一直到现在都时常发生。外国人,海外归来的本地人,都在抱怨阶级体制,但是两个阶级的英国人都说,你们不理解我们,然后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位较低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在生活中的地位“内化”了。
当我处于对英国激烈批判的情绪中时,我的思维方式和那些在三十年代因为无情、肮脏的贫穷而成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区别;也和那些因为英法两国拒绝向合法政府提供援助愤而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人一样,尽管英法的态度是因为佛朗哥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这一点我到后来才认识到)。我那时认识的许多人心中都有一种持续的羞耻感。(现在这种对政府行为的羞耻感还存在么?我认为不存在了——无知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羞耻感使一些人成了叛国者和间谍。西班牙内战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人们已经忘记西班牙难民遭受了多么恶劣的对待,他们数年来只能待在边境的营地里,就像罪犯一样受到惩罚。到了六十年代,梭霍区有了一些酒吧,极其贫困的西班牙人在那里见面,谈论世界是如何将他们遗忘,但他们是最先站起来与法西斯纳粹者作斗争的人。有愤世嫉俗的人说那都是他们的罪行。
所以我加入了党组织。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见过很多人到处说“我是共产党员”,但从未梦想加入共产党。我鄙视他们。不久在伦敦,新一代的年轻人以说“我是共产党员”来震惊资产阶级,惹怒父母,给自己和他人一种令人愉悦的震颤。
我被安排与文化代表萨姆 阿隆尼维奇见面。他是个很瘦、很严厉的年轻人,有着军人的风范和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冷酷以及讽刺的幽默感。他曾是一个住在东伦敦的贫困男孩。共产主义青年团虽然教育了他,但并未养育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东伦敦犹太人地区的孩子们跟我讲,他们在吃不饱饭的同时在饭桌边听到父亲、叔叔、兄长,甚至母亲谈论政治、哲学、宗教。为什么党选了一个没有读过任何现代文学、对艺术也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做文化代表呢?这次面试是在女修道院花园金大街共产党总部进行的。他听完我说话,就像一个高级职员面试一个新手一样,然后说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要离开党组织之时,他有极大的兴趣见一个要入党的知识分子,他期待在我离开党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对党的公然抨击。然后他带我去了他儿时住过的东伦敦。萨姆不记得做过这些了,但这是我对那时的伦敦最生动的记忆。他向我展示了一种因内涵和内聚性而灭绝的文化,他因此感到遗憾。萨姆有着多重生活,其中一个身份是贝列尔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时我们会遇见,遇见时他在疾跑,而我在漫步。我们一起回忆往事,我记得这些,而他记得另一些,比如皮特过去常常在周末陪她女儿萨波利娜玩。他现在在帮他年少时所在的孟加拉人社区做事。住在东伦敦的孟加拉人也信教,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并不像犹太人的信仰带给犹太人的那样,他们没有养育出那些可以忘记自身的贫困,使整个世界的学识、商业和艺术充满活力的,善辩、智慧、聪明的人。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听不到父母、叔叔、兄长谈论宗教、政治、文学;他们不听诗,也不听那些辩论中引用的著名小说片段。当他们上学时,他们还不及那些在他们之前就住在那些街道的穷苦的犹太人聪明。
一些人很难退出共产党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党内有如此多的精彩、非凡的人。他们很好、很大方、很聪明。
我想讲述其中的两件事。我一度非常缺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并且考虑着我不能继续靠我以前的积蓄过活,应该找一份工作。就在这时,我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他们是共产党员,信中说他们听说我经济困难,很喜欢我的书,并随信附了100英镑。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是很大一笔钱。他们没有让我归还,但当我有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却让我将钱给予其他需要钱的人。我永远都感激这些我从未谋面的人。
不久之后,当我感觉自己被阶级系统的分层制度束缚时,我让党为我安排了一次去矿业社区的访问。我发现这个位于唐凯斯特附近的村庄,阿马索普,很可怕,而且令人感到沮丧。然而这个村庄是最近刚刚建好的,并且村中的人们认为与住在旧村庄的人相比自己很幸运。村中有一家是一个矿工,他的妻子,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的房子装满了书;我在村中其他人家中都没有发现书。他们喜欢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并演奏。他们谈论西比尔 桑代克如何在战争中期带着一个剧团为矿工们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社区中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情。他们夫妻俩曾到过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在大规模旅游之前;他们是这个村庄中仅有的走出家门去旅游的人。他在村庄中是个领袖人物,或者说是非官方代表。人们总是来拜访他,向他询问建议。他说的每一件关于矿业社区、关于英国、关于他生活的事——也就是二三十年代有关严酷的贫困的寻常故事——都充满了知识和正确的判断。
在访问的那两周时间里,我经常躺在他们家的起居室的沙发——位于他卧室的正下方——上,能够清楚地听到他在我头顶上咳嗽的声音。他因为在矿下干活而得了肺病,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不想让他的孩子接近矿井,因为井下是像狗一样的生活。
和他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年轻的矿工刚刚从井下上来,他们穿着廉价的套装,围着红色围脖,在坑口淋浴。他们晚上要到唐凯斯特去。他们和我的房东打招呼,向我点头致意。年长的矿工为他们的事情充满愤怒: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看上去不健康,那些围脖不足以保暖。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对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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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13）
我在一个短篇故事里使用了这段经历:《英格兰对英格兰》
我的党员证事实上被推迟了。我被邀请到苏联参加作家呼吁世界和平活动:那种组织在当时发展得很兴盛。这个活动是由瑙米 米切森和艾利克斯 康佛特发起的,但几乎没有人愿意来。气氛很紧张,我不断地接到警告我的信和电话,说我会消失在集中营。我说,苏联作家联盟几乎不可能让有名的客人消失。——这对他们当然是很坏的宣传。
我们有六个人:瑙米 米切森,她的表弟道格拉斯 杨,因为他懂俄语。阿诺德 凯托,一个来自利兹大学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著作批判者。科帕德,短篇小说作家。理查德 曼森,战争题材畅销小说《风不会懂》的作者,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兵爱上一个混血护士的故事。再就是我自己,一个新作家。俄罗斯人本希望通过吸引自战争后初次到访的西方作家来提高文学声誉,但是我们知道这次活动远未达到这个水平。——这时是1952年。
活动之前有个预备会议,大家争辩得很激烈。艾利克斯 康佛特说阿诺德 凯托企图用谎言蒙蔽大家。瑙米对此进行了辩驳。在阿诺德是个可爱的年轻人时,她就认识他了。科帕德对政治的观点就像婴儿一样天真,他曾经参加过沃斯拉夫和平大会并因此爱上了共产主义,好像被灌了迷药一样。这次会议发展成以一个关于如何战胜阿诺德的计划,是由艾利克斯 康佛特策划的。我认为理查德也在场。
同时党组织认为这次旅程有两个共产党员并不合适,一个就足够了。他们告诉我在形式上先不要加入,等我回来再加入。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这件事把我放到一个虚伪的角色中。欺骗不是我的天性。开诚布公,直截了当——虽然被批评为不老练——才更像我的风格。
我们关于苏联的看法各不相同,这让右翼——瑙米和道格拉斯很惊讶,而科帕德很失望,因为他只想公开地拥抱共产主义和永远代表英国国民。更重要的是,他是相当的非政治的,或者说还没有政治化,生来就抵触政治,他早就抛弃了他刚开始时的想法。于是,阿诺德和我发现我们自己掌握着中心位置,这确实适合我的脾气,当然还有我对自己的重要性的察觉。我想如果我们现在公开吵架,那么在俄国人面前,我们至少会呈现出英国人对待共产主义态度的最直接的画面,但是在我们相处的每一个小时里,我们都越发地感受到自己越来越像个英国人,也越来越爱国。联合阵线在我们遇到俄国人的时候就立即组成。这听上去是一个简单的陈述,至少现在看来是这样:好吧,当然。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与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单纯并无关联,乌托邦共产主义所设计的是全人类的互相热爱。最不舒服的是去听我们的东道主波利普上校那样说话。这让我记起我在南罗德西亚组织里经历的那段时期,试图理顺党的原则中出现的扭曲和转折。他们是一些辩证法的著作,特别地来自于高特弗莱德,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如果俄国人知道当地的共产主义是怎样的,全世界,迂回地进入他们空想的解释体系,关于为什么俄国同志在做这个或那个不合适的事,他们应该笑过了头。我当时想说的是多么正确啊——高特弗莱德也是——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会承认我们的空想主义破灭。但是在这里遇到这种粗鲁的、片面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我所期望见到的,但是为什么不呢?这个俄国,或者说是斯大林从不为此保密。我和阿诺德讨论的这些精神上的不舒服,对于别人来讲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对俄国人是如此的残酷,以至于他们当然可以向民族主义退却。因为战争,俄国人应该被原谅她的一切。他们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牺牲了太多同志,其数量胜过全部战争中英国和美国牺牲的人数总和。这就是杰克一直跟我说的“这不是你们这群人能够简单地理解的。[苏联和俄国这两个词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即使现在听上去很不合适。]”
我不得不说有关那次旅行的记忆并不是一致的——比如和瑙米,25年之后我发现,我们记下了不同的东西:不是说我们对相同的东西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而是差别如此之大,就好像我们分别经历了不同的旅行。这种经验,对我来说十分震惊,并开始了我试图理解人类记忆如此特别的流失现象。在这之前,我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对相同的经历会留下相同的记忆,尤其是当他们出访俄国时是那样的活泼。我和阿诺德则很一致,我们的回忆或多或少有相似之处。
我很少这样被激怒,惊讶,失望,警觉……鲜活的记忆,在那个旅途中,我对它的记忆依然属于最生动的那一类。这里存在一个关于记忆的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记住“这”而不是“那”?尤其是当“这”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者相反却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记住了我们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在出席那个场合时相当地警觉、谨慎——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心不在焉,而是在想我们早点吃了什么或者明天要做些什么,或回忆起我们说过要怎样怎样。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比其他时候更加活跃和清醒,这是另一个问题,关系到很深层次的问题。然而,在那次出访过程中,我确实是每时每刻都关注周围的事物,那就是我为什么能够记忆犹新的原因。我那时经常决定写一些关于它的东西,但还是放弃了。
现在留在这里的只有远去的鼓声……
我们的官方接待者是苏联作家联合会,由一个叫阿里克谢 索科夫的人带领,他的名字很快就被看成是用苏维埃意识形态镇压优秀作家的象征。他是一个长相平平的人,以一种当时苏联官员常用的方式说话:真诚,公开,随意,对待苏联朋友的朋友。在他背后就是克格勃,检查和指导每一个用词和行为。我们知道这些吗?是的,但是我们对于克格勃的观点是天真的,至少可以这么说。也被我们的狂大所渲染。我们在自己旅馆的房间里开玩笑,克格勃会监听我们的电话,在我们的门口放哨检查我们随身物品,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我们来自西方而且不追求那种东西。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看成是克格勃的工具。是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虽然我们成为他们的工具会令他们很高兴,毕竟,那么多人是这样的。以他们的观点,我们是战争以来第一批来自西方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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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辛顿　教堂街（14）
他们的拜访者在他们看来就像不太聪明的孩子。我总是在想,这次访问在克格勃,格鲁乌或者其他什么情报部门的记录里是这样的:西方的共产党员和跟随者就像天真的孩子。
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冲突是在一个长桌子周围,一个正式的屋子里发生的,当时我们大约有20几个人。索科夫以一个华丽的官方发言开始,为他们后来的发言定下了基本调子。
在苏维埃作家,或者说是官方的政党界限,与英国先遣队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就是出自第一次讲话中的证据,我们之间的距离通过这次旅行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
瑙米为我们这边开场。她是个中年妇女,表面上看并不像个友善的国防自卫队员,她说,她在20年代在莫斯科待过,当时她经历了人生中最美妙的风流事。为什么苏联对自由恋爱如此敌视?她记起她在莫斯科河光着身子洗澡,以及那些美好的时光。曾经,苏联是爱情事业进步的灯塔。但是“你们都变得如此的反动”。不用说,阿诺德和我的心中都燃烧着羞辱和尴尬的火焰。会议的严肃性!我们应该履行作为国家代表的责任!现在我在想这是否是对付花言巧语和不实之词的一个好方法,在一种不可能的情况下。
于是,道格拉斯 杨需要为被剥削的殖民地辩护,为苏格兰——英国的封地——说话。他在旅行期间时时穿着苏格兰方格呢短裙,为了特别地强调。(他很高,又很瘦,一件苏格兰方格呢短裙使得他在普通男人中很是显眼。)在每个可能的场合,他起立为被侵略、被压迫的苏格兰说话。我毫不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共产主义者被迫为他欢呼,只要在他说道被压迫国家问题的时候。于是喧闹的、伪善的争论浪潮破坏了我们的会议。
双方所说的细节性的东西都已经远去了,但我的情绪依旧。我能直接感受到一种持续的情感,那是我的父母灌输给我的,尤其是我的父亲:事实上你不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给苏联人带来的灾难,被孤立的感受,自己阵营以外的人不会理解。阿诺德出于个人的原因也同意这一点。在情绪上,那时,我们都认同俄国人。特别的论点在重申着——根本不是什么讨论,而是陈述或重申我们不同的立场。
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斯大林的名字只有在冠以伟大的修饰词时才能使用——伟大的,荣耀的,等等。这是因为阅读与斯大林有关的,哪怕是最轻微的,几乎是窃窃私语的批评都会将你送进集中营。不,我们不能理解这些。当我们在他们的大会报告中读到:斯大林同志讲了五个小时,掌声持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引以自豪——不会有这样的对领袖的崇拜。事实上,正是领袖这个词是一个困境。几十年过去了,带着我所读到的气愤,在撒切尔执政期间,疯狂的十五分钟的掌声。就是这样,时间又一次惩罚了我们的狂妄。
两次协调会议试图在两个代表团成员之间展开:右翼——瑙米和道格拉斯;左翼——科帕德。阿诺德和我在我的房间协商到深夜——草率地,因为我们为集中的行动而消磨得筋疲力尽。瑙米想要发表一项声明,代表我们所有人,谴责集中营和提倡民主。如果她这么做,科帕德也要求他的说话的权力——代表我们所有人——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国人在对共产主义本质的理解上被他们的政府欺骗了。阿诺德保证接受瑙米,而且说如果她做了她想做的,我们都辞职回家。与此同时他会告诉道格拉斯 杨——当时道格拉斯可能就在瑙米的房间里——他必须停止穿着苏格兰格子裙在那里冒傻气。我必须向科帕德说明,如果他做了他想做的,我们也都将辞职,而且瑙米会发表她的声明。我这样说了,而且他十分的痛苦。对话是在我的房间进行的,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套房,它看起来像一个维多利亚营业室放大版,豪华厚重的桌布,沉沉的天鹅绒窗帘,华丽的镜子,厚实的地毯。他坐在大桌子的一边,我在另一边。阿尔弗雷德 科帕德曾经是一个可怜的男孩,曾经一贯憎恨“统治阶级”,或者在那的抽签决定。他将英国人都视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奔命的人。共产主义的既定共识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共识。他已经成为了空想的共产主义者,就像我十年前那样。我很同情他,我更爱他。他有一个纯洁的灵魂,没有办法去理解邪恶——如果我可以用那个词。我不曾认识像他那样可爱的人。自从沃斯拉夫和平会议以来,对他来讲,这个会议将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好的和坏的,他在某种程度上入了迷。但是必须说到1948年8月25-29日在沃克劳举行的世界知识会议。这是第一次大型的和平会议,而且他们是以苏联曾支持和控制着的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进行的,直到苏联解体。他们依然如此,因为总是会在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人中间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将时代杂志的两篇剪报收纳在此,从它们那里你能推导出其他的大会、会议和集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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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宣传
尖刻的联合会
沃克劳,8月27日——今天,苏联作家亚历山大 法迪耶夫那充满敌意的开幕日演说仍继续扰乱着世界知识分子联合会;他在这篇演说中,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政治性的攻击。
法迪耶夫先生的演说为整个会议进程设定了基调,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使会议成为一场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经常进行的毫无意义的政治观点的尖刻争辩。比方说,在今天近二十四个演说当中,只有唯一一个演说不是围绕着法迪耶夫先生定下的政治基调,而是围绕着知识分子进行的。这个演说由法国作家朱利安阿 本达所作,他敦促教育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停止赞美战争贩子——“无论他们是胜利还是失败”。文学作品应该集中赞美的是文明、正义和那些反对破坏的人。
除此之外,整天的会议都被两大阵营各自的拥护者所占据了。另外,今天的会议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名美国代表面对法迪耶夫先生强硬的回应,说了一些在现今的波兰一般不会在公众场合说的关于俄国人的话。他就是布赖恩 霍夫德先生,他是纽约社会研究所新所的所长。法迪耶夫先生说道,如果是由一个政府的一位有分量的成员所作的话,那么将会是一种用作“对一场有预谋的军事进攻进行正义性宣传”的手段。霍夫德先生说美国人民认为,既然从历史上来说对帝国主义有诱惑力的是财富和权力,那么苏联“并不比我们自己清白多少”,而且当事情到了苏联自己在世界上要求获得地位时,美国人认为苏联是决不会落后于人的。
今天英国的演讲人是哈尔定教授,他说他赞同战争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美国以及美国的帝国主义这个观点;同时,他批评俄国人没有把“苏联内部人们生活的实际状况的全部资讯”展现给其他人,他认为这么做对英国的知识分子施加影响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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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1）
苏维埃作家的爆发
由法国和波兰的组织委员会组织,致力于寻找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的世界知识分子联合会,今天却在一种不太和平的情况下开幕了。在外交部长莫德泽勒夫斯基先生对与会代表表示了欢迎之后,那位苏联作家——亚历山大 法迪耶夫以对“美帝国主义”通常的抨击开始了联合会的工作;此外,他还将这种抨击扩展到同时抨击美国文化的“反动侵略性”的要素上。
另外,法迪耶夫先生还攻击了那些“孕育了侵略性宣传言论”的写作流派,并且点名提到艾略特、尤金 奥尼尔、约翰 多斯 帕索斯、让 保罗 萨特和安德烈 马尔罗,他说:“如果鬣狗懂得打字,而胡狼会使用自来水笔的话,那么它们也可以写出那些东西来。”就如同由这些人写出来的一样。这位苏维埃作家的爆发遭到了英国作家奥拉夫 斯蒂伯顿有节制但又有力的回应,他提醒法迪耶夫先生关于联合会的目的,并且说到如果他们要达成任何的一致意见的话,他们必须全体一起做出特殊的努力来“深入了解一个观点的另外一面”。
斯蒂伯顿先生说没有任何一面可以声称自己代表了全部的事实,而且是两面同时,而不是单独一面,这负有使用“扭曲真相的手段”的罪责。他特别地在关于艾略特先生的问题上回应了法迪耶夫先生,他说道,他们可能并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他在英国诗坛上绝对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
今天晚上,斯蒂伯顿先生组织了一场英国代表团和俄国代表团之间的单独会晤,以期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对方。
英国的代表团有坎特伯雷院长、约翰 博依德 厄尔爵士、哈尔定教授、伯乐尔教授、韦丁顿教授、海曼 利维教授、理查德 休斯、奥拉夫 斯蒂伯顿、路易斯 哥尔丁、路特兰 布拉夫汉姆、贝纳德 斯蒂芬斯、费力克斯 托普勒斯基、朱利安 赫胥黎博士、泰勒、丹尼斯 萨拉特、爱德华 克兰克修尔——一份星光璀璨的名单。(《泰晤士报》的名单)
而我们的“作家呼吁世界和平”:在那些冗长的、使人筋疲力尽的宴会和演说后,在那些去这去那的参观——集体农场、儿童假日营、博物馆——后,阿尔弗雷德 科帕德和我在我的房间里坐下并交谈了起来,同时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听众正卷曲着耳朵带着怀疑的态度在听着。“不,”我说道,“不,你不可以去电台并且说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宣称英国是一个比任何共产主义国家都要糟糕的专制国家。你真的想我们全部人都公开地争吵起来,并且使我们的报纸为此大作文章吗?”“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公开地争吵!”他说道,“如果那是我们的感觉的话。”不时地,他尝试着来吻我或者抚摸我。我严肃的使命感禁止肉欲的调情行为。而且,他已经老了。
我的职责还有去理查德 曼森的房间拜访他,并告诉他他根本不可以在每个可能的场合都宣称自己从来没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作品。我们的主人们可是读过所有的英国文学作品——他们之中的作家们的确读过——而他正使我们全部人都蒙羞。“屠格涅夫是谁?”如果这个名字出现的话,他可能会拉长声音地这样问道。我想他正在把它穿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等同于道格拉斯 杨的苏格兰褶叠短裙的等同物。但是他真的没有阅读过很多的东西。他声称自己是因为意外的原因才成为一名作家的。一名非常年轻而又孤独的士兵,他因负伤而躺在了——我想是——缅甸的一间医院里,爱上了他那位漂亮的棕发护士,既因为无聊也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而把故事写了下来,而这本书则成为了一本畅销书。他声称他发现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沉闷的。这是真的吗?但是他冷漠的、讨厌文化的人格隐藏了他所有的敏感性。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因他在莫斯科所看到的景象而感到苦恼:它沉寂的街道、它空荡荡的商店、破旧的衣服、它的氛围——这不过仅仅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我们曾经恳求我们的接待员,一位叫奥莎娜的女孩,漂亮的格鲁吉亚女孩,让我们随意到街上去走一走,但是她明显地感到害怕。当她不在看守我们的时候,我们曾设法进行了一些问心有愧的小旅行,但是被她焦躁的责骂给召了回来:“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不被允许……”
在那些几乎空无一人的商店坐落的街道上有两个例外。一个是面包店,令人感到出奇的好,抵消了那些丑陋的场景,店里布满了不同的面包,粗面包、白面包、裸麦面包、带有大量牛油的脆皮面包,它们闻起来是那么的香,以至我们想就昆在店里享用这些面包;另外一个惊喜是紧身内衣店。这里罕有成衣店,鞋是易坏的或是土里土气的,没有任何东西是轻佻的或是好看的,或是活泼的,或是新潮的,或是色彩斑斓的。但是这里有紧身内衣店,而且在每一间店里,有一套或两套巨大的鲜粉色或是鲜紫色紧身内衣,带有像大梁一样的紧身褡和闪亮的粉色缎带。虽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胸罩。
一幕幕场景,少有亮丽色彩的场景,当我在行程结束回家后我把它们写了下来,并且把它作为正在变老的文章和旧记事本的开头。“上帝啊,所有都已经发生了,它的确发生了……”
我们正身处特拉特雅科夫,这是一间艺术画廊,被大量描绘了正在吃草的奶牛、快乐的农夫、惬意的风景的画作环绕着。瑙米,一位现代艺术的收藏家,站在了一幅描述一群奶牛的画作前。“这是一头非常棒的奶牛。”她用她的牛津腔拉长声音说道,想必是因为身处俄国而强调吧!我们的导游,那些博物馆的官员,正凝视着奶牛。“一头不错的奶牛。”她拉长声音说道,“但是她肯定需要挤奶吧?”那位官员的眼神与她天真的目光相接,但是即使让他赔上性命也不值得——字面意思上来说——让他一笑。“苏维埃的奶牛是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的。”他严肃地说道。瑙米说道:“在我的奶牛群中有一头奶牛跟那头棕色的很像。”在后面跟着往前走的我们在微笑,而且甚至冒险去大笑一下,但是那位男士的脸色制止了我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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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2）
看起来那些只被允许去画“健康的”画作的苏维埃艺术家通过这样一种计策,至少从小部分的程度来说,使他们的情况更安稳:当一幅画作完成后,他们故意多画上一条狗或者一个明显不合适的人物。当这幅画作被送到那些将对这幅作品说好或者不好的官员面前时,他们肯定会以批评来保护自己,以防来自更高层官员的批评。就在这时,那位画家将会走进来,“同志们,我刚看到了——是那条狗。把那条狗画进去是我的错。”“非常好,那么,同志,去掉那条狗吧!”而这幅画便就此通过了。在所有类型的环境下,这种计策对于我来说是相当令人惊讶地有用:当然要有合适的修改了。
在一次去一个集体农场的旅途上,当官方的车子转入田间道路的时候,瑙米说我们是否可以停下来。四五辆我们的车子停了下来,我们全都下了车,大约有二十人,站在道路上,向田野望去。那是八月,非常热,谷物都已经收割了。“那一块的侵蚀非常严重啊!”瑙米指着说道。而且那里,的确是侵蚀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去年的收成非常好。”“哟,如果你们容忍那种侵蚀存在的话,你们的好收成是不会持久的。”她说道。她未能被满足的进行批评的需要,就以这种更糟糕地方式表现出来了。
在宴会中,科帕德愉快地与集体农场的教师和护士调情。他喜欢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而这两位女士既可爱又热情,并愿意与他调情。
我尝试着想象这是电影中的一幕,但这真是糟糕透顶。一张长长的、坐满人的桌子,鲜花,酒,一场盛宴。那里有从农场里特别挑选出来的人来作苏维埃农民的代表。就在那里,我们这些快乐的代表们,为进行如此的旅行而兴高采烈;就在那里,党的官员们,全都是友善和蔼的。阿尔佛雷德 科帕德在调情。我们在作演讲。道格拉斯 杨提醒我们苏格兰农民们的所有惨痛遭遇。瑙米谈了英国农场的常规状况,将之与我们坐车穿过那些苏联田地时看到的状况严格地对比起来。
在盥洗室里,吉普林的《如果》被镶了框挂着。我们被告知这是每个人都最喜欢的一首诗,而且他们全都铭记在心。
下一次我在一个厕所门后看到《如果》这首诗时,是在肯尼亚一个大而且富有的农场里,那里到处都有女王的照片。
我们被带到一栋装满了由斯大林的感恩的国民们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房子里。这是令人感到可悲的,因为它们大部分都令人厌恶,由一些货真价实的农民或民间的传统派生或演化出来,比如由他的脸占据了整个中心的地毯,或是雕刻过的盒子或金属制品——全都有他的脸在上面。我把其他人留在了里面,自己一个人去外面坐。就是在那里我决定尝试去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将根据共产主义的方程式而写,因为我对自己的沾沾自喜和优越地位感到不安。故事里将会有非常好和非常坏的角色,就像狄更斯的小说那样。我写了,它的名字叫“饥饿”。它是关于一个由非洲农村来的年轻人,冒着损失财产和生命的威胁而去了大城市,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情节,不仅仅是非洲。这个背景来自我认识的非洲人,当我问起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准确地描述这件事或那件事在一条村子里是如何完成的,索尔兹伯里里的黑人聚居区和无证照酒馆的情况如何。这个故事被大量地翻译和重印了,但是我为此感到惭愧。我宁愿看到相当一部分我早期的作品消失。这个故事的错误在于它的感情用事,这通常是一个不洁起源的标志:在这个个案里就是要用道德去写作一个故事。
瑙米、奥莎娜和我正站在红场上的圣 巴塞尔大教堂里,而瑙米正在跟奥莎娜说俄国人缺乏品位。瑙米在那次旅程中被俄国人的审美所折磨。每一样东西都是丑陋的和次等的。如果阿诺德和我小声地谈论关于那场战争的某些情况时,她会说,毫无意义,他们在生产新的材料和家具,而它们都令人厌恶。她指给奥莎娜看墙上和天花板上的花样并说道,为什么,当你有这些图案的时候,你会把这些令人厌恶的花样用在你衣服上吗?奥莎娜迷惑了。她并不知道那些新的棉布和丝绸上的花样是令人厌恶的。当瑙米向她展示她自己正穿着的自由裙的时候,奥莎娜并没有明白为什么这就比她那天早上向我们展示的那大捆棉布要好。她认为,大教堂墙壁上的花样是旧的,是以前流行的。她后来问我,如果米奇森夫人是一位富有的女士的话,为什么她穿棉布而不是丝绸。因为,肯定的是,如果你可以承担得起的话,你总是会穿丝绸的。奥莎娜最好的衣着就是丝绸了。“而且非常好看呢!”理查德 曼森殷勤地说道。阿诺德和我正讨论瑙米是如何轻视我们的主人们的,而且明显地她自己并未察觉到,而我们如何可以制止她。事实上我们责备了她:“瑙米,你必须停止再像这样伤害他们的感情了。我们不能允许那么做。”
“但是我就是不能明白,”瑙米说道,洪亮的嗓子正发出低沉而又有回响的声音,“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为他们的家具拿一些好看的模版来取代那种垃圾?”
“但是,瑙米。”聪明的阿诺德说道,“这正是当一个农夫的传统被打破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他们模仿一些现代的东西。他们有老式的品位,但是他们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品位。”
“嗯。”瑙米拉长声音说道,“但是我仍然有我自己的说法。这个代表团是来消除分歧的:我非常乐意去告诉他们关于他们那糟糕的品位。”
“那么当我们回国后,我们将会告诉传媒你把你的时间花在了鄙视俄国人的审美感觉上了。”
“但是,阿诺德,我亲爱的男孩,你肯定不是认真的。”
“你正在伤害他们的感情,瑙米。”阿诺德说道,他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在列宁格勒,他们问瑙米和我是否介意一起住一个房间。我们认为这很奇怪。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他们可能想窃听我们的谈话。那时是八月,晚上的天不是全亮的,但也差不多了;只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天是真正黑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便一头倒在一张双人床上,而瑙米在一边推我,因为她想我告诉她我的感情生活,那样她就可以告诉我她二十多岁时候的恋人。我觉得这就如同回到学校一样,在寝室里进行调皮的谈话。她说这些年来年轻女性已经变成顽固守旧的人了。我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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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3）
列宁格勒是一座悲伤之城,灰白色的而又格调高,满是苍白的景色,它的墙体满布弹孔或是裂痕,这是因为十年前那场一百五十万人丧生的围城战的磨损。我们由一个宫殿走到另一个宫殿,它们全都以那种我知道某些人会敬慕的样式来建造的,全都有镀金的卷曲和丘比特塑像,玫瑰色的肉体,粉色和兰色的缎带、勋章,一个非常喜庆的撅起的又凹进去的建筑物。这是因为俄国皇室尊崇法国并且引进了这种宫殿的风格,而且当我们去少年宫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是以前的一座宫殿,而沙坑和千秋看起来则是相当差的品位。
我们与列宁格勒分支的苏维埃作家们有一次正式的接触,而我们就在另外一间像这样的无意义的房间里,进行了一场如同任何我可以记起的严肃的活动。瑙米说她将坚持认为列宁格勒的作家提供了作家米克夏尔 佐斯琴科来让我们调查。在西方有传言他已经死了——被谋杀的。阿诺德和我都被吓坏了。首先,为什么一个作家要像法庭上的证据那样被提供呢?然后,我们的确知道了作家们是就现在我们所说的保持一种低姿态的——尝试着不去引起注意——并且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是被西方作为一个案例。但是瑙米坚持那样做。
我记不起我们主人们的名字了。开场演说全是正统的和猛烈的。当我们说“感谢上帝,我们就要回家了”的时候,我们早就对那些感到厌倦了;另外一场演说和——
“或者另外一块烤面包。”
“或者另外一场宴会。”
过一会儿你就实在听不进去这些演说了。那些言辞就好像使你的大脑麻痹了一样:那些字词——那些声响——如同麻药。这类演说在会议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但是被一位年轻诗人所打断,他如同一位贵格会的信徒,不时地有一种他不能遵守的冲动,必须站起来并向斯大林背诵一首颂诗。明显地,没有一个人会反对,因为这样做会冒着被指控犯有欺君罪,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所有的官员们都亲切地对那位充满灵感的未成年人报以亲切的微笑,甚至会鼓起掌来。在这种背景下,米克夏尔 佐斯琴科被带了进来,并坐在房间的中央,俄国人坐一边,而我们则坐另外一边。他身材瘦小,黄色皮肤,而且看起来像是生病了,但他勇敢且有尊严。就如同那位在集体农场公然违命的老者一样,周围的空气似乎在他周围形成了保护层。这些官员们,无论他们是如何的奴化、献媚、拍马屁,他们全都受到威胁,看到过许多作家、朋友或者在流放,或者在集中营消失。佐斯琴科被官方所批评——而这意味着他们自己也在批评他——到现在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写作了一些短小的、有趣的、非常受欢迎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关于生活在共产主义下民众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和反常情况的;还写作了一部简单地唤作《人民》的极好的小说——这部小说曾一度获得官方的赞许,但是没有持久。
当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被主席督促的情况下,他同意说他当然还活着,身体健康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还有发现了他的方式的错误之处。他已经对自己之前的反面的和批评性的作品进行了忏悔,但是他现在正写作一部关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三卷本小说,希望以此来弥补之前的罪过。
米克夏尔 佐斯琴科很快就去世了,因为疾病,而不是在集中营;所以他比许多苏联作家都要幸运得多。阿诺德和我讨论着他的死亡,希望我们所想的,本来对他的生活是一场荒谬的和愚蠢的干涉,却在最后关头保护了他。但是我并不认为决定这些事情的斯大林关心那些“有用的傻瓜”(列宁对像我们这样的西方人的描述)的意见。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们是一个集体。瑙米和道格拉斯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在一起。
科帕德想与我在一起,以安心。他为莫斯科的严酷所烦恼,同时为访问的人群——代表团——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感到高兴。
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阿诺德在一起。我们谈论,并且不断地谈论。在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的荒谬啊——我们把自己搞得太严肃了。不要忘记,在共产主义者肩膀上的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共产主义者和“进步力量”。我想到,既然所有的青少年都信仰这个:所有事物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因为成年人是如此的一场灾难。那么这种共产主义者们的根本信仰,只是推迟了的或是错位的集体青春期行为?
紧张、压力、不同意见、缺乏睡眠、繁重的会面任务,使我们的状态都跌到最低点,或者说至少到了我们的生理极限。理查德 曼森变得更加孤独、沉默并夸大自己讨厌文化的姿态:“对不起,我从没有走近过剧院或是音乐厅。”科帕德总能在任何聚会中找到令人怜爱的可爱女孩或是不受约束的灵魂,来诉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独自一人走遍英格兰的——这通常是萨缪尔 马谢克,他年轻的时候走遍了俄罗斯。科帕德告诉所有人他讨厌政客,憎恨他国家的统治阶级,热爱共产主义。当可能的时候,道格拉斯 杨会说起苏格兰的草根民众,而他的巨大身材和苏格兰褶叠短裙在这时会引起热烈的掌声。瑙米的上流社会——拉长话音随着日子流逝——变得更不能忍受了。“但是那些可怜的事物,他们必须学习更好的东西。”阿诺德变得更情绪化,而且常常流泪。每一个机会都可以流泪。他们带我们去舞会,去看人们是如何享乐的。这是莫斯科主要的娱乐大厅,这是一个丑陋的破败的地方。一支乐队演奏30年代的舞曲,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男性,一个也没有,只有女人和女孩们在一起跳。“为什么没有男性?”我们愚蠢地问道。奥莎娜说:“男人在战争中都死光了。”因为她没有男人,也不期望结婚:就如同我妈妈那代人,她们的男人都死了。
阿诺德哭了,而我则变得专横,随着每一个小时的流逝更加如此。
阿诺德和我坐在我时髦的组合沙发上,我们说的每一个字都受到了监控,这不够好,我们不可以再忍受官方的任何更多的言辞了;俄国人民的问题是他们和外部世界没有足够的联系,他们不知道如何以一种人性的方式说话。我们所必须做的——我们在长时间的讨论后决定了——是要形成一个问题来迫使阿里克谢 索科夫实事求是地回答,而不要那些胡言乱语。这就是我们想到的问题:“从来,在每一个社会里,即使是最僵化的社会,新的观念出现时通常被认为是应受谴责的或者甚至是煽动性的,但是最后都被接受了;然后当新的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异端的观念时,它们才会被抛弃。苏联是如何考虑这个不可避免的,同时又是避免文化走向腐烂或变得无用的过程的?”如果这些不是准确的词语的话——我相信这些是准确的词语——这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阿诺德和我抓住了一个索科夫没有被亲信围着的机会。我们说我们想问一个对于我们而言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他仔细地听着,点着头(带着苏联风格所要求的严肃),并说道:“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他将在明天我们去亚斯娜娅 波里阿娜的时候给我们答复。这是托尔斯泰的故居,一个朝圣的地方。我们的确期望有一个真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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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4）
我们驾驶着一些汽车进入农村地区,路上一些当地人在售卖野生草莓。所有的官员们都购买了,特别是波里斯 波勒维,他虽然不是官员但是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他是一位受赞扬的伟大卫国战争小说家。康斯坦丁 西蒙诺夫也在那里。他刚出版了一卷爱情诗,被官方所接受,虽然爱情诗被认为是冒险的,而且斯大林自己就说过他认为这些长篇累赘应该被限制在卧室里。这段评论经常被引用,作为那位伟人对艺术父权偏好的标志。波里斯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男孩子气、有热情,而他去哪里都骑着摩托车,他在每个场合都反复讲的事实:这里是这位重要而有名望的作家,但是他对骑着摩托车出行不太习惯。在托尔斯泰呆过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他的故居,如果你认为这个人是一位贵族并且是俄国上流社会的一员的话,这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并不如此,而且里面有太多人,儿童、仆人、访客。并且,它的家具很简陋,而伯爵夫人在其上生孩子的沙发则摆在一间普通的公众房间里,很有可能被设计得极其不舒服。
树林和田地都很好。吃午饭的桌子很长,被陈列在树下,大概可以坐三十人。索科夫的女儿在那里,一位愉快的、可爱的女孩,她父亲的宠物:他的眼睛不能离开她身上,并且向我们炫耀她。她说她将要踏上去极地地区的旅程,而共产主义的罗曼蒂克想象马上抓住了阿诺德的注意,他问到她是否正要去北极探险,因为对于一位苏联少女来说不可能要求她做更小的事情了。她可爱地笑了并且说不,她要和学校的朋友们一起去游览一些风景如画的地方。只有当我记起如同这样的场景时,我才能把我自己推回到那种共产主义气氛下对英雄的期望氛围中。
阿诺德和我正等待着索科夫的回复,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我们必须离开了,于是我们邀请他到我们这儿来。但是他没有动,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官员们,他提高声调,以让所有人都转过身来看我们,他提起他紧握着的右拳,大声说道:“在马克思原则的基础上,伟大领袖约瑟夫 斯大林同志指引下的苏联将总是会做出正确的决定。”他并没有看我们的眼睛。这明显地,是别人让他这么说的,就在克格勃听到了我们热烈的小声讨论后,他找到了一个既对索科夫也对他们自己无害的方法。他也说了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地位的话,但是恐怕这些事实太明显了,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都忽略了——好几年的时间。
阿诺德和我讨论了这个回应,并且认为我们所期望的太多了。我们是一个官方代表团的一部分,而他是我们这次访问的苏共的主要代表。
在可能的时候,我们也讨论了斯大林和他们对他的态度。这是一个下面的描写中经常出现的时代,这种描写出现在短篇故事、小说、回忆录中:我的拖拉机/摩托车/收割机/汽车坏了。我站在马路边上,正想着怎么办,突然我看到我面前站着一位穿着简单又和蔼的人,有一双诚实的眼睛。“发生什么了吗,同志?”我指着那台机器。他提示那台化油器/马达/刹车/轮胎。“我想你会发现问题出在这里。”他微笑,严肃而又和蔼,点了下头然后走开了。我意识到这是斯大林同志,牺牲自己的生活来为俄罗斯人民服务的人。
我那时候对斯大林同志的态度并不尊敬。但是阿诺德不能容忍听到任何对他不敬的词语:他是其中一个相信斯大林的事实真相被斯大林的同僚所隐瞒的人。阿诺德因为党所犯下的许多‘错误’而痛苦不已。他是一个需要尊崇权威的人,就如同我需要去反对一样。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吐露道——这不令人震惊——并说道在这次旅程之前他去了找哈里 波利特,那位共产党的领导,告诉他他担心以一个同性恋者的身份去访问苏联。哈里 波利特咨询了他的同僚,他们的决定是这是可以的,党会站在他那边,但是任何间谍、可爱男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向他亲近时,他都应该马上向他们报告。阿诺德对此感到很激动。那时侯在英国同性恋是违法的:人们会而且的确去坐了牢。许多年后才有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容忍态度。而那个“党本身”应会站在他那边,我相信,这是为什么当其他人大量退出的时候,阿诺德仍然保持一名党员身份的原因。我也尊敬哈里 波利特和他的同事:对于这些传统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来说,要接受阿诺德真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被带去的最后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儿童夏令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做秀的地方。奥莎娜和其他人坚持说苏联的每一个小孩在暑假中都会有六个星期去一个如同这一样好的夏令营。这是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地方,有很多吸引人的女孩,穿着连衣裙,扎着发辫,以及很有礼貌的男孩。使我震撼的是图书馆,存满了俄国、英国和法国的经典作品。在小床上的每一个地方,以及在公共活动室都放有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和翻译的英文书。“我们的孩子只读最好的作品。”而这是全国的普遍状况吗?是的,他们向我们担保。当然,我们讨论了这种状况。这是真的,那就是:每一个我们见到的人都知道如同我们一样多的英国文学作品,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地铁里阅读他们的经典作品。“矛盾”的是:这些人们生活在一个每一刻都被一种无意义的粗鲁的言辞所控制的国家里。然而他们在人文传统中被养育长大。托尔斯泰的一卷作品就将会与他们所受到的所有官方的教育形成矛盾。
我认为文学——一本小说、一个故事、甚至是一行诗——都有力量去摧毁帝国。“他们都在这个时代泛滥。”
我们被邀请去萨玛坎德,但是瑙米说她必须回去参加一个在阿基尔举行的委员会议。这有故意的轻佻,故意的表示轻蔑,针对道格拉斯 杨的苏格兰褶叠短裙或是理查德 曼森的“我想总体来说我喜欢劳德斯。”
关于那次邀请有少许的荒诞,但是可以与之匹配的是,可能是难以置信的,那个大型的有天那么高的装饰了红场的横幅:喝更多的香槟!因为如同以往,政府尝试着除掉酗酒的恶习,而香槟被认为是由伏特加向健康前进了一步。或者是在那些无休止的宴会中,官员中被窃听到关于在黑海上度假的超凡魅力的谈话——“我的妻子仰慕他们做鲟鱼的方式。”
也不全是集体农场和人民宫以及演讲;还有《红罂粟》,一部政治劝诫的芭蕾舞,但并非是沉闷的,因为它的伪善包括了一幕一个资本家后代的夜总会,使观众享受到他们被命令需要去鄙视的:当他们在看那扭曲的裸体后,那些脸是贪婪的、嫉妒的、诅咒的。但是看伊万 苏萨辛话剧的观众是不一样的:这是另外一个俄罗斯,克制着自己。多么好的歌唱、多么好的音乐。但是对我们来说,这部作品已经有了过往的魅力,因为其现实主义已经到了可以让你数清树上叶子的程度。在这部戏剧中,那位英雄,一位农民,一位群众中来的人,公开反抗俄国母亲的侵略者,并且以死来保卫沙皇。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观众静静地抽泣,而在那使人兴奋的两个星期中,就是这一幕直接涉及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核心,并说明了这对这些民众意味着什么。
有一晚我们在法兰克 约翰逊的公馆里,他是一位在莫斯科的英国新闻工作者。所有的外国人都访问这座公馆。他从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同情,而且看起来他一直是克格勃。他是一位友善的公众人物。他的妻子是一位俄国美人。就是在那里我从俄国人口里,包括她的嘴里,听到了如“我讨厌黑人”的评论,就如同在南非的任何白人女士会说:“我不会喝一个黑人用过的杯子。我会把它进行消毒。”俄国人也谈论他们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波罗的海国家等等——如同南非的白人一样:“没有我们,他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支持了他们。”“他们非常落后。”“我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进入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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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5）
当我们晚上被送回机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奥沙娜、阿诺德和我坐在车子的后排,而道格拉斯 杨则坐在副驾驶座上。在一条半黑的路上,一个男人踉跄着走到我们的车灯前。车子虽然急速地转向了,但仍然撞到了他。我们全都跳出车外。一位农夫躺在地上,在流血,四肢伸展。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奥莎娜,转变成了一只复仇的天使一般,说道:我们应该把他撇在路上来惩罚他。我们坚持要把他带进车里,让他躺在阿诺德的怀里,农夫昏昏沉沉、语无伦次、流着血。阿诺德哭了,带着一种强烈感情的保护性来抱着他。他在那抱着的就是整个苏联,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没有男人的女人、被战争破坏的可悲的街道。我知道这就是他所感受到的,因为我也感受到了。在去机场的路上,奥莎娜不断地进行高度恶意的责骂:“你怎么敢这样做,这些是杰出的外宾,你怎么敢冒犯我们伟大的国家,你将会为此受到惩罚,你应该为此感到羞耻。”道格拉斯 杨以一种讽刺的口吻在翻译着。这是那次旅程中所有场景中最为异乎寻常的一幕,一个总结和一幅讽刺画——那位喝醉了的正流血的男子、苏联保姆——泼妇、阿诺德的抽泣、道格拉斯的苏格兰口音,有意地夸大了,满是痛苦、满是愤怒,一场控告,而我打断了奥莎娜:“但是你会在我们到了机场后送他去医院吧,你承诺你会的,是吗?”
在机场,波里斯 波勒维在那,他是骑着他的摩托车来向我们说再见的,我们全都微笑着。他是一位友好的伙伴,而且他承诺看着那位醉酒的人被带去医院。“一个可能的故事。”我们同意。“没有挨枪很走运呢!”道格拉斯说,而阿诺德并没有反对。
我们很高兴我们要离开了,我们同时都感觉到了。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在布拉格停留了两天,为了去卡罗维 瓦里电影节并去参观一个画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我记得的非常少,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累垮了,但是有一个事件:我们六个人在画廊里慢慢地走着,而我自己落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看一幅我喜爱的图画。一位服务员上来对我耳语道:“我爱你。我必须与你结婚。带我去英格兰。”他绝望地恳求着;他握着我的手臂说道:“求求你,求求你,告诉他们你爱我,把我带走。”然后翻译走了进来,来把我从人群中这个危险的迷途者手中带走,而那位瘦小的服务员——他已经老了,或者我想是这样的,瘦瘦的、悲伤的、一双黑色的眼睛带着苦恼——很快指着一幅画像跟我进行解释。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我;同时走出去的还有他逃脱他生活的机会,因某种我永远都不会知道的原因而不能忍受。当我后来跟杰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说道——带着那种混合了痛苦、疼痛、愤怒——这是他的性格:“可怜的混蛋,可怜的小混蛋!”然后,“那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但是不要期望你可以很快就撇掉他。”在一次党组织的行动中,杰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娶了一位女孩子,把她从纳粹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在那之后她很难与他离婚。最后,她同意见他,而他责备她道:“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而你却带给我这么多麻烦。”她带着痛苦对他说:“但是在婚礼后,你甚至连带我去吃午饭都没有试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想一想,”杰克说道。“如果我有那样的远见:我会给她一枝玫瑰或者是一些鲜花来把我自己从这些麻烦中拯救出来,那该多好啊!”这是对一部苏维埃早期的非常著名的戏剧的引用。在婚礼上感情的流露是被禁止的,而一对年轻的恋人,如同那时所有的苏维埃夫妇一样,走过最低纲领主义的注册办公室的庆典,不管他们对苏维埃信条是否忠诚。他们感到悲伤、沮丧、被剥夺。某人给了他们鲜花:一个反叛的手势。每个人都感觉好一点了。
一到达伦敦,我们六个人又变成了一个团队。这是因为新闻发布会的缘故。要重塑冷战当中那种混乱和憎恨的气氛是真的不可能了。我们面对着一帮非常讨厌我们的记者,以至他们绝少摆出友好的姿态。他们要求我们说出“真相”。不可避免的反应是我们在我们可以坚守的地方坚守着立场;瑙米和道格拉斯也是。如果他们讨厌我们,我们也讨厌他们。这绝不是我生命中唯一一次反思记者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一回到伦敦我就收到了党员证,约翰 萨默斯菲尔德还找到我,让我加入共产主义作家阵营。去苏联受到的情绪煽动远远超过政治上的,我的想法和情绪出现了混乱。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对苏联的支持只是孩童时代感觉的一种持续——战争,对痛苦的深刻感触和认同,对正义和邪恶的知识。我只知道这里深埋着什么东西,就好像恶梦一样缠绕着我,挥之不去。
我所想的——尽量客观地说——是其他东西。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了我一个曾经是党员的朋友,当我和奥莎娜告别的时候,看到她是那么的寒酸,那么的卖力工作,可是几乎衣不覆体。我想把一个从埃及购买的手镯给她。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她脸色煞白。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吗?当然不是,她结结巴巴的拒绝了我的馈赠。这到底是为什么?我问我那个刚刚退党的朋友,他十分认真的对我说,她们那些人还处于我们刚刚脱离的时代,“不要这么幼稚了,如果有人看到她戴首饰,她会每天受到对她们作政治指示的克格勃的指控,会指控她从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贿赂。这可能会把她送进集中营改造。”
但是为什么我们遇到的大多数作家都不停的讨论英国皇室?她们不停的讨论着:她们对我们的女王是多么的有兴趣,而不是她们的国家有多么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她们如何的仰慕我们。
作家阵营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几乎要分崩离析了。啊,为了那怀旧的情绪我使用了曾经流行的术语。但是这些矛盾有什么用呢?尽管我们总是挂在嘴边,而实际上我们却想努力的控制这不可阻挡的趋势。
他们是伟大的人民。首先是约翰 萨默斯菲尔德。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有过名为《在西班牙做志愿者》的著作问世,描述了他在西班牙参与的各种行动。这个著作是献给他那个牺牲在西班牙的好朋友约翰 康福德的。他还出版过短篇小说《幸存者》。他是一个又高又瘦,嗜烟如命的人,他紧绷的嘴唇告诉我他生活在一个超现实时代,但是他的双眼告诉我他是认真的,这多么滑稽。他知道英国酒馆里的各种事情,也曾经就此有过著作。就是他带我到梭霍酒馆的,并且告诉我说他们伟大的时代过去了,战争是他们的全盛时期。他和画家莫里 莫斯结婚了。就像那个时候的所有人一样,他们没有钱,他们在伦敦西北的曼斯菲尔德路花200英镑购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屋子里堆满了她的作品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以及那些几先令就可以买到的一些小古董,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东西已经不再流行了。这座小小的装满了珍宝的房子和其他上百座房子一样,在60年代为了城市规划的需要而遭受到了劫难,然后建起了伦敦最丑陋的公寓。一个寒冷的冬季,当时萨默斯菲尔德夫妇已经破产了,他们的猫抓到了一只鸽子,然后他们全家把它烤了吃,还分了一半给猫。
会议在我家举行,因为我有孩子,出门很困难,同时也是因为我告诉约翰 萨默斯菲尔德我对开会很反感,已经受够了。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到你家里来,那你就没法逃避了。约翰对我说当你加入了共产党,那就要遵守规矩,包括不能坐公车也不能夜里出门。为什么?让他们知道没法把那些所谓的罪名加在你的头上。“但是,你不能说你不去开会。”他们?这个政党,金大街。
所有的作家都对金大街有相同的态度,在精神上和大卫 洛的卡通中的那个愚蠢的工会头目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在“党”身上没有感到的忠诚转向了苏联,苏联当然不会像金大街那么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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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讨论会（6）
蒙太古 斯莱特是一个矮小,活泼,有生气,聪明的人,并且是一个多面手,他为本杰明 布里登的作品《皮特 格林姆斯》填写了歌词。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写了一本关于肯尼亚战争的书,披露了政府的诡计以及英国政府与乔莫 肯亚塔的肮脏交易,他因此而被报纸指责:“你期待共产主义者可以给你什么呢?”尽管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很快一切就变得无关痛痒了,因为肯亚塔赢得了肯尼亚战争,并且马上成为了元老级人物,受到了所有人的顶礼膜拜,也包括肯尼亚地区的白人。
杰克 比琴是一个有妻室的诗人,他们有一个孩子。我和皮特去布里斯托拜会了他们。他们身无分文,住在一个破旧的公寓里的阳台上。那是一个巨大的,漂亮的并且有点冰冷的房间。当整个屋子被少之又少——甚至有时候根本没有——的电温暖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太多有关那时天气寒冷的话题,我们五个人——杰克,他的妻子,孩子,皮特和我——拥抱在一起取暖,就像是一个大屋子里的难民挤在衬衫或者毛毯下取暖一样,气流就像刺骨的寒风一样冰冷。目前杰克还在世,他在西班牙写诗歌和历史故事。
杰克 林德赛是澳大利亚人,或许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个党群中最纯真的一个了。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对很多学科都有所触及,并且写两类小说。一类是关于党的路线的说教的东西:工厂,工人,无产阶级;另一类是幻想的,就好像伊瑞斯 默多克,但是都没有什么好的;它们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人写的。他也写传记。
一些研究人员问我关于兰道尔 斯温格的事情,我曾经以为他不是作家阵营的成员,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成员之一。我已经不记得他了,也许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我写这个传记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兰道尔 斯温格曾经说过作家阵营只是一个接收迷失的天才的地方。他给我的印象只是他和他的妻子用5法郎在埃塞克斯买了一个没有自来水、电、电话、取暖设备,也没有厕所的屋棚。在夏天,那里是个天堂,可是到了冬天呢?他们在那里居住了数年,为了脱离贫穷而挣扎着。
我们从苏联回来不久,就遇到了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瑙米在恩班克的米切森公寓里把从苏联回来的人重新组织了起来。我站在恩班克,无法移动,我迷失了自己。我再次被迷雾所吞噬。突然一个人撞到了我,是一个苏联政府官员,我想应该是索科夫,因为处在迷雾中,我进入了一种着迷的状态。也因为外国人仰慕狄更斯的雾,可是也许遇到了之后却会说,“该死的伦敦的雾……”“但是迷雾并没有停留太久,我们有空气洁净法令。”这不能不说让人很失望。你无法把潜意识里的符号像浓雾一样轻易的抹去。
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去一般的会议的。很久以后,当我不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被邀请去向一个共产党团体进行演讲,一个真实的基层团体。它就在南伦敦的一条破旧的街道上的一座房子里。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家、一个家庭。但是——而这正是令人伤心的——在那里,还有乡村里的汉普登,不出名的米尔顿,通常是自学的,并且在思考地球上的每一个问题上都带着原创的并且有疑问的大脑,除了共产主义。
访问在巴黎召开的共产党会议是一件很不一样的事情。我告诉金大街我将去巴黎,看看法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被告知和特里斯坦 扎拉联系,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可爱的男子。金大街之前必须从特里斯坦 扎拉的上级——法共的高层领导人——那里得到许可。左岸当地的党支部负责接待我,但他们要求我在他们讨论政策的时候必须离场。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讨论的都是政治。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扎拉,而不是一名主张无政府的超现实主义者扎拉。我跟他开玩笑:法共的左岸支部希望怎么样?我应该帮他们吹嘘一下吗?他并不觉得这好笑。我告诉他,在英国如果谁考虑加入共产党的话,可能会去参加一个他们的会议,看他自己是否喜欢。但特里斯坦的沉默向我确认:英国的同志不要奢望更多。我坚持:“我的要求有什么错吗?”他反问道:“你们如何保障自己不被敌对分子渗透?”我说,如果他们想这么做而且把心思放在这上面的话,我们是无法阻止间谍和敌对分子进入的。他告诉我我错了,警戒是必需的,在一种高效的气氛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交流并不会带来不好的感受——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这么做的吗?但这一次,特里斯坦对我真的很失望。我也弄清了法国共产党鄙视英国共产党的原因。
特里斯坦带我来到左岸的圣吉曼大道旁边的一幢建筑,这里刚开始对旅游者开放。门卫检查了我们,进去之后又被检查了一次,尽管我事先已经取得了临时通行证。我们进入一个很单调的大房间,只在尽头处为官员们摆放了一张小桌。大约有一百名共产党员在里面,他们看起来像军队招募的新兵,因为一个个都穿着起码一件军队的装备,大概是军队转让的吧!当然,从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得出来,他们不论男女都视自己为军人。没有人笑,大概他们仍然沉浸在那些诸如游击队、占领和自由法兰西的幻想当中。看来他们希望战争明天就会爆发,但他们正在谈论的却是一次资金筹措的活动。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被要求离场。特里斯坦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有这么一个艰难时刻来进行合作不感到惊讶了。他们真的需要这样一种军事化的气氛吗?不管怎样,德国的占领已经结束了。他原谅了我,很绅士地对我说,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当我向作家团报告这次访问的时候,他们说每个人都必须预料到法国的这类事情。他们不得不戏剧性地表现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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