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段子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爱吹牛皮、说大话者，只能暴露出这个人的轻狂和虚伪。但凡牛皮嘴在吹大牛或说大话之前，绝对不会告诉别人——他自己将要准备“黄河边上吹羊皮，吹牛皮”；但他们未必能知道，每当他们话毕、并自以为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的时候，跟随其后的有多少或明或暗的唏嘘？牛皮嘴更不会体验到，由于他们爱吹牛，爱说大话，因而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是多么的渺小。
透过现象看本质。别看爱吹牛的人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其实那都是为了掩盖他们既虚伪又自卑的心理。一个既虚伪又自卑的人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大多是经过心理上自我扭曲的，更何况说话呢！牛皮嘴讨人嫌，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牛皮嘴下害了多少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分量在人们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了。
牛皮嘴“满街倒”的最大原因是“吹牛不上税”。如果让吹牛者自己为吹牛皮“上税”，谁还敢恬不知耻地吹牛？殊不知“吹牛不上税”的结果是别人为吹牛者“上税”！
爱吹牛的人大多是把表现欲建立在未能知己知彼前提下“夸夸其谈”。举个最近的例子。2004年奥运会亚洲区足球预选赛，有人在赛前不能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就很善于不着边际地“吹牛”。在和马来西亚队交手之前，有人就在吹：这次一定要在马来西亚队身上捞足净胜球，赢他们五六个，然后以五连胜的成绩小组出线。
马来西亚队主教练赛前一脸谦恭，只说“我很尊敬中国队”。而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中，他却用“你们低估了马来西亚队，之前你们有人说要赢我们五六个球”将了中国国奥队一军。
如果说牛皮嘴在日常生活中被人视为举重若轻倒也罢了，问题是，一些管理部门的领导也普遍存在着华而不实的牛皮嘴。最严重的莫过于领导会议：一些领导利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各种会议，不办实事、只虚报成绩的现象也已司空见惯。诚然，一个领导干部，出于工作性质和工作岗位的原因比别人要多开一些会，这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把自己弄得像“华威先生”一样天天忙于赶会，像美国“两安”一般只会虚报成绩，情况可就不妙了，因为如果领导也长了牛皮嘴，轻的不说，严重了，则要担当误国误民之罪责。
言而无实事则废。没有哪个人靠牛皮嘴能治天下。恰恰牛皮嘴难以根治，才会不断地害社会，因而当把牛皮嘴列为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三大坏嘴也！
飞去来器以讹传讹——寡头嘴
所谓寡头，无源也。空穴来风，飞去来器，不负责任地说空话，无凭无据地传播谣言——这些都属于寡头嘴之列。
寡头嘴是滋生谣言的祸首。《吕氏春秋》有云：“夫传言不可以不察。”意思是很多谣言来自不负责任的传言。传言的“信息传导”方式，很多时候是根本经不起人们推敲的。传言变成谣言，是因为传言的制造者知道人们查核其是否“言实”，除天知地知惟有他们自己方知；如果有一天寡头嘴的谣言被人洞穿，那么他必将名誉扫地，同时也必须为此自食其果。
俗话说，无长久之计者非为人。谣言是短命的。姑且它能给造谣者的“一根舌头两片唇”换得一时之利，但为了长时间地置于众人视听之中，造谣者还有更多的恶事要去做；从长远看，谣言一旦在社会上成风成气，人人都对飞短流长乐此不疲，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四处充满欺骗与谎言，真正的人性化的东西得不到保护与弘扬，社会诚信也将会陷入恐慌之中！
一般而言，对于谣言中涉及的相关人，其反应大抵有两种：一是暴跳如雷竭力否认；一是为免费打了广告偷着乐。但谣言从来不看人的脸色行事。即便你对谣言恨之入骨，它仍然以街谈巷议的方式存在。鲁迅曾说：“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无疑，一个正常的人一旦被谣言击中，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文革”时期不正常的社会机制正是谣言四起的培养基因。在那个时期，用手杀人不得不被治罪，但用谣言杀人却往往可以逃脱罪责，由此造成了大批虽坐不端行不正、善于造谣者不受惩罚反倒成了“君子动嘴不动手”的宠儿——无论是为了扬名，还是为了打击政治见解上的对手，都可以通过造谣——这个卑劣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因此有不少正人君子经“造谣公司”百般折磨后含愤而终或含冤离世。时至如今，仅从浮面上看谣言虽为千夫所指，但因寡头嘴屡屡有以假乱真的历史根基，致使多数人在面对谣言时，仍会持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为的也仅仅是不让自己因谣言而吃亏。
有时候，只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开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也会造成谣言的后果。举个例子，2002年10月8日，东航7419航班飞机停经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过站登机时，机上乘客赵某与空姐道了一句“戏言”：“我的行李包里有炸弹！”乘务员大惊，当即报告给机场。机场发出“暂停上客”的指令。机场公安人员火速登上飞机将称有炸弹的赵某押下飞机。随后，机场立即组织人员对飞机进行全面清舱，要求旅客全部下机重新安检，对每件货物和行李进行仔细安全检查。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旅客才得以重新登机。此玩笑致使该航班延误1个多小时，6个航班受不同程度的延误。机场警方当即取消了赵某的乘机资格，并对其拘留15天，同时要求其赔偿航空公司部分损失。赵某本想从太原到昆明旅游，不曾想却因为没有管好自己的寡头嘴，乱放谣言以为玩笑，结果却为这张寡头嘴付出了代价。
如果说放谣言或传播谣言使得寡头嘴成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寡头嘴的另一种贻害方式——讲空话——就更让人们嗤之以鼻了。比如会议开多了，免不了培养出一些只说不干的懒汉，培养出一些纸上谈兵的“赵括”，甚至培养出一些无用的“会痴”。会议劳民伤财不说，光提领导在会上惯于用寡头嘴娓娓道来的放空炮，讲空话，然而布置的任务就是不予监督执行，会议更多的是发纪念品、组织旅游，这和国人诟病的“光说不练”还有什么两样？
寡头嘴既可以危言耸听，也可以当做放屁话，问题是，多数被掠为寡头嘴之语都有一定的隐蔽性欺骗。所以它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贻害都是无穷的，故应将其列为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四大坏嘴也！
浮生于世俗处浮生——轻佻嘴
心不静，人不善，力不强，欲不洁，事不力，人不稳，只是光长一张爱表现的能言善侃之嘴，于是轻佻嘴便产生了。
轻佻嘴说到底就是运用哗众取宠的语言来赢取他人对自己的注意甚至好感。轻佻嘴并不追求语言表达的完美性与完整性，考虑的仅仅是怎样通过“说话”的形式，让“听话”者对他久久难以忘怀。为了提高语言的渲染力，他们看似所有时尚新语词的创造者，然而恰恰因为他们所谓的创造，使得很多原本规范的语言和非规范语言在人们心中出现了混淆。有很多被人认为的轻佻者朗朗上口的“酷语”就是在这种混淆中产生的。
轻佻嘴不但语言轻佻，为人处事的作风也很轻佻。作风轻佻就是不稳重，就容易失态，就会给社会带来污浊的空气。比如在互联网BBS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轻佻的语言粗俗化的缩略。像TMD（他妈的）、WBD（王八蛋）、GD（滚蛋）、NQS（你去死）、SB（傻×）、NB（牛×）等，虽未沦于垃圾嘴那般臭气冲天，但其格调之低下也由此可见一斑！有人在2002年曾通过雅虎一个网站的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搜索，发现包含“狗屁”字眼的中文网页居然达到1359个，你叫这个社会如何文明得起来？
网络语言的轻佻化愈演愈烈不说，平常的社交用语中也将如上之类的所谓“缩略”拿来使用，人就更轻佻了；而当某些轻佻的语言被传成社会上非约定俗成的认知，那么它将很可能导致群体性的文明堕落。有一位资深的语言学家说，语言的变异概括为历时空的、语言群体的和语言接触所引起的变异。除历时空之外，语言群体发生的变异有阶级的、阶层的、行业的、性别的乃至个人的，这样就产生了行话、黑话、暗语。比如在目前的商品市场上，稍加留意，你就能见到“速冻新价格”“终极销售价”“可爱价”“绿色食品价”“跳楼价”之类的新鲜词。这些哗众取宠的轻佻语言或多或少地含有新行话、新黑话、新暗语的灰色时尚。这种所谓的时尚一旦泛滥成灾，社会也就充满了轻佻。
有一段史实请别忘了：当19世纪初西方文化入侵中国时，同样也带走了我们引以自荣的文化精髓。而今当我们对浮生于世、俗处浮生的轻佻嘴作为一种灰色时尚批判时，我们同样会隐隐地感受某种来自西方国家轻佻伪文化的冲力。这种以物质文明为幌子的冲力所及之处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道道颓废与空虚的印痕。比如随着英特网进入中国，一些被潜意识化了的名词如“286”“死机”“病毒”“黑客”等，均成了如今轻佻的人用于羞辱他人的口头禅，你要是听不懂，听不惯，轻佻嘴还会再送你一轻佻：“你有‘脑白痴’呀！”
把所有的丑恶现象都归咎于社会的责任，这本身就是一推了之的轻佻。社会是无数个活动着的个体的集合体，如果每一个个体都多一点儿自律，少一点儿轻佻，还怕社会刹不住泥沙俱下之风吗？然而叫国人个个自律何等之难！别说社会上处处遍布轻佻，君不见，就连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宿舍，也无不是被庸俗的轻佻所包围，一些以时尚为名的低俗词汇在宿舍中使用频率极高，污言秽语甚至被夹带到高谈阔论中。宿舍的“卧谈风”更是大学生的必修课，谈天说地，评古品今，几乎无所不谈，当然更少不了诸如“饮食男女”的热门话题。久而久之，便脱不了庸俗、轻佻的底子。这种现象着实让业内外人士不禁汗颜！
轻佻嘴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能促使语言变异，但它汇集了各个时代语言中灰色的沉渣，从而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沟通语言在时尚的光环下失去了应有的时代品位。由此看，轻佻嘴当称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五大坏嘴也！
藏污纳垢荣当国粹——垃圾嘴
所谓垃圾嘴，讲臭话，脏话之类，均属此列。
骂脏话，说臭话，向来为正常社交场合所忌。由于它与正常的语言表述不一样，这类话往往涉及到人的羞涩器官，并有语言攻击的提示，因而只能把这类话比做语言文化的垃圾。
是垃圾就应该清除。由此延伸，对垃圾嘴更要管制。否则，对社会，对下一代，乃至对整个社会群体都有百害而无一利。纵观国人之嘴，垃圾话可谓遍地都是。如果仅仅是偶说一两句垃圾话还不至于伤及大雅的话，那么有些人嘴里的脏话、臭话甚至已成社交语言中必不可缺的关联词，就该说是俗不可耐的垃圾嘴了。在我们生活中，总会遇到这类人，他们张嘴“他妈的”，闭嘴“他娘的”，其间还有更多“内容丰富”的“垃圾话大汇凑”。不管令不令人作呕，反正自己能在一种垃圾味中寻得快感就得。你说这种人是不是俗？
再来看看“现代版”垃圾嘴——似乎未必都像马桶那么臭不可闻，但语里语外总裹着对异性肉体的联想。其晦涩之度不言而喻。比如近几年在一些人嘴里朗朗上口的荤话、荤段子，就不能说是臭话，却大凡与性有关，这种话已被国人称之为“痞话”。举凡饭局上、娱乐场所、闲侃中的“段子”，大多是也。时下有人戏称：说真话领导不高兴；说假话百姓不高兴；说痞话大家都高兴。于是上到高级官员，下至凡夫俗子，无不加入荤话行列之中。
至于那些带“荤味”的词语，更已成当今社会的一种潮流。准确地说是中国当今社会的潮流。在这种潮流里，先不提人们在平常对话中有多少语言不堪入耳，人的语言创造能力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什么“淫棍”呀，什么“大奶”呀，什么“公共汽车”呀，什么“坐台小姐”呀，什么“万人骑”呀，等等，听者只要不傻，没有人不明白这类荤话言下之意都是什么味道。从这些“荤味游戏”中，垃圾嘴纵然可以寻求刺激、轻松、幽默、娱乐等，这一点无可厚非，甚至也比从国骂中分离出来的“京骂”“沪骂”“川骂”“粤骂”等纯“垃圾”版本多了些俏皮与含蓄，但究其意，仍属低级下流，不堪入耳矣！垃圾话无论怎么变着法儿说，终究都还是垃圾话。就像土豆
称为马铃薯也脱不出土豆身一样，说垃圾话者再俏皮、再含蓄，都改不了言之污语之秽。而污言秽语给他人乃至给社会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污染，它让一些人对身外之事浮想联翩，意志薄弱者还会出现无端的幻觉，甚至犯罪。
也许既然是一个世界，就注定要为丑恶藏污纳垢——近来有人就喜欢生着法儿宣扬那些垃圾话，他们把各地方言的垃圾嘴大加搜集，编成一本什么“词典”，书中还用了中英文注释，向全社会兜售。看那架势，不但要洋洋洒洒地“杀”向全国各地，还要进军全世界。此举竟然没有遭到管理部门的封杀，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成天在宣扬西方国家这也好那也好，其意无非是说我们样样不如人。我想若是让这种民族悲观情绪者变一种说法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毫无愧言地宣称：我们的痞言痞语是全世界最丰富的？
我有一个老同学去了一趟德国讲学，他说他回国下飞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他妈的回来了！”而另一个在国内朋友中公认的痞子出国后给国内所有朋友打电话时，却一句垃圾话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国人该好好反思一番了。其实，知事明理者也不是一股脑儿地以垃圾嘴为荣的。至少，绝大多数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学着说垃圾话。就比如电影《两杆大烟枪》中那位两杆大烟枪枪主，他自己可以满口的垃圾话，但是在儿子面前，他不许别人说粗话脏话，包括不许儿子说粗话脏话——这就是他们的游戏规则。
是精华当弘扬，是糟粕当抛弃。垃圾嘴初始就当属文明社会挥不去弃不掉的语言糟粕，我们没有理由让它滋生甚至存在、蔓延。然而，正是我们无忌的“嘴痒”，传承了它的劣根，以至迄今为止，垃圾嘴仍属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六大坏嘴也！
婆婆妈妈庸人自扰——唠叨嘴
不说话的人让人怕，话说太多的人更让人怕。话太多的人，并不是见什么说什么，但就一件事情要被他说起来了，那是要唠叨个没完，就像一个人逼着另一个人必须听那卡了带的录音机，你说招不招人烦？
唠叨嘴爱唠叨的理由多的是。诸如怕你健忘不长记性，怕你事多轻重不分，怕你不再把他放在你的心目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唠叨嘴虽不像尖刻的刀子嘴般——一语即可激怒人——但一旦让它喋喋不休起来，就会像一把慢性杀人的软刀子，同样可以把人活活唠叨死。
有唠叨嘴习惯的人大多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只要他想说，对方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听不进去就叨你，直叨得你心烦意乱、坐卧不安、心猿意马、俯首称臣为止。殊不知正是因为唠叨嘴，反倒容易引起听者的逆反心理，以致更多的人对唠叨者所唠叨的话漫不经心、麻木不仁，左耳进，右耳出。
唠叨嘴如果仅仅唠叨成癖倒也罢了，问题是大多数爱唠叨的人还生性好嫉妒。唠叨再加上嫉妒心，可就非同小可了。西方一位哲学家曾说，在地狱中，魔鬼为了破坏爱情而发明的多种恶毒的办法中，唠叨就是最厉害的了。它永远不会失败，就像眼镜蛇咬人一样，为了维护自认为是“真理性”的东西，就必须把一个人活活地咬死。哲人之言绝对不是言过其实！且不说中国历史上仅《三国演义》中就有孔明唠叨死公谨周郎的情节，即使西方国家，也不乏有被人唠叨死的事情发生。
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就是在太太的唠叨中过了一生。这个世界上最不朽的小说家之一，照他在文坛卓越的成就，他本来应该生活得很幸福，但是他却因为太太的一张既爱嫉妒又爱唠叨的嘴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托尔斯泰的太太永远有唠叨不完的话：唠叨托尔斯泰不要名利，唠叨托尔斯泰对著作的版权不要一分钱。她就这样一直唠叨着、责骂着和哭闹着，尽管他们生活得很富有。托尔斯泰的一生是悲剧性的。托尔斯泰在82岁时，再也不能忍受家里那种悲惨不快乐的情形而在一个大雪的夜里，逃离了他的夫人，消失在寒冷的黑暗里，11天以后，因患肺炎死在一个火车站里。他临死的要求是，拒绝他的太太来他的身边。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政治天才林肯身上。在婚后所有的日子里，林肯夫人就像一条眼镜蛇咬人般唠叨着他，骚扰着他，使他的生活一直得不到安宁。
在林肯太太眼里，林肯的成功绝大部分应该归功于她的那张毒如刀绞的唠叨嘴。她嫉妒别的女人嫁给英俊小生，便无休止地挑剔自己丈夫的大耳朵和有点儿弯的鼻子。她成天抱怨，没完没了地唠叨着。当时的参议员亚尔伯特·贝维瑞智说，林肯太太唠叨时“在对街都能听到，她盛怒时不停的责骂声，远传到邻居家。她发泄怒气的方式，常常还不仅是语言而已。她的声音真是太多了，简直说也说不完。”一代政治天才，在他太太的唠叨中束手无策，无奈也只好逆来顺受。
然而这样的唠叨、咒骂、发脾气，是否能与林肯化干戈为玉帛呢？在某些方面，的确使林肯有所改变，比如确实改变了他对她的态度，确实让林肯深悔他的婚姻，以及使他尽量地回避她。除此以外还能改变些什么？
唠叨嘴心胸窄小，目光短浅，成天就只会婆婆妈妈，庸人自扰。在他们心中永远没有满意的事，在他们眼里永远没有中意的人。他们自己成不了事，也不让别人成大事。无论是欲求自己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还是已经在事业上多么有成就的人，如果在他的身边安排一个唠叨嘴与他共同生活或工作，真乃一生最大之不幸。因此，唠叨嘴实为世上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七大坏嘴也！
矫揉造作故做激情——阴阳嘴
前段时间，很多电视台热播一部叫什么“蝴蝶”的电视连续剧。剧情具体细节我已经比较模糊，大概是讲民国时期一个戏班子护宝的传奇故事，但其中有一个人物我却记忆犹新——他就是戏班里的旦角——小英子。小英子本是长得很俊俏的小伙子，长期的旦角生涯，使他变成了连平常说话也用拇指顶着中指的“半男女”。
无疑，小英子的角色是很让人翻胃的。原因就是他的言行完全拂逆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生理原态。
生理原态是性别身份的代名词。而性别身份却可以从其他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予以证明。比如声腔，在他人耳里，“一听就是个男人”和“一听就是个女人”，本来就是泾渭分明的。如果一个人的声腔让“听”者出现性别认知上的混乱，那叫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阴阳嘴！
上面提到的小英子，就是所有阴阳嘴的缩影。有太多的事实证明，操着阴阳嘴说话的大多数是出在男性身上。比如愣是奶油小生似的向人娇滴滴地作嗔，或像小鸟依人欲博人怜惜；比如有话不好好说，非得装模作样地作嗔作嗲……如果男人操着奶油嘴登场作“秀”，那就更让人跌破眼镜了。一般人都比较喜欢有真正实力的电视“名嘴”。但也有些娱乐栏目的所谓“名嘴”，其实并不是靠实力出名，而是靠镜头上阴阳怪气、嗲声嗲气的打情骂俏而扬名。娱乐节目的目的是为了取乐观众，如果让观众在这种“乐”中感受阴阳嘴的低俗，我看这种娱乐不办也罢！
然而更有说服力的真义应该是：阴阳嘴做秀属于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却不属于阴阳嘴做秀！
无怪乎现实生活当中那些君子、绅士的脸谱正在渐渐地褪去其庄重。这让我联想起为什么近几年一些引进版电视剧纷纷招来一些港腔港调的阴阳嘴来配音——因为阴阳嘴从表象上能让太多的精神荒芜者从中得到些许的抚慰。比如2003年引进的韩国“马拉松”电视剧《看了又看》，剧中的配音就“嗲”得让观众喘不过气来。尽管如此，仍有更多的人在电视机前咧着嘴大呼开心。真不知这是当今语言风潮的倒退还是进步？
电视剧配音如此，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同样如此。社会生活绚丽多彩，但并不是每一条彩链都值得我们去追逐。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自由和言论自由，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支持一种被假象包裹着的虚伪灵魂存在的理由。前面谈及的配音演员所做的“秀”实际上就是虚伪，一种吸引无聊者眼球的虚伪。虽然他们的虚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但他们是媒介的公众人物，他们“秀”出了多少和他们一样不阴不阳的嘴，这还有必要拿数据吗？现实生活中，我们稍微放大些瞳孔，便不会鲜见有话不好好说，在他人面前非得装腔作势不可的阴阳嘴。这种人患“阴阳嘴”症，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缺乏好好说话的内蕴底气。阴阳嘴既可以遮盖内心的空虚，又可以为自己与他人沟通壮壮胆，何乐而不为？殊不知这么一表现，冷不丁却把自己浅薄的一面自暴无余了。就拿我在十年前结识的一个姓袁的助手来比喻，此君人不坏，就是说起话来女人气十足，每逢和客户打交道，那一嗓子的阴阳嘴可谓绝了顶：陈糠烂谷的迎言送语直把对方“宠”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对方要是女性，他更是笑容可掬，直嗲得对方心惊肉跳，恨不能立马夺门而逃。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礼貌。可是客户却多次向我反映，他们根本就受不了这等超常礼遇。无奈，我只好请他另谋高就。
更有一种内心无实，愣要装出一副颇有深度状的阴阳嘴——那就要人呕吐不止了。《沙家浜》“智斗”中刁德一拿出一根烟问阿庆嫂“请抽烟”那一幕就是例证。只一句不阴不阳的话，配上那张“瓜条”的嘴脸，一副流氓、奸诈相尽显无遗。在这副嘴脸里，人们不但可以看到困兽犹斗时的凄冽，更可以感受到当一个男人把“阴阳”二字放在嘴里嚼时，是多么像煮鹤烹琴！
矫揉造作、故做激情——这是阴阳嘴者在人前惯用的伎俩。在这种伎俩里，人们所能体验到的正常话少得可怜，反倒是非正常的作、假、空、“秀”大行其道。基于此，阴阳嘴当属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八大坏嘴也！
吾之不理理将存焉——霸道嘴
俗话说：“人无理说横话，牛无力拉横耙。”人不论职位高低、知识深浅，只要有意沟通，“理”是第一位的。没有“理”就形不成有效的沟通。
沟通的最直接路径是语言。如果有一方语言出现“无理”，沟通就难以为继，或者中断，或者不欢而散，或者一方被另一方语言强权。
你在沟通中有语言强权欲吗？如果你没有，并不见得别人没有！所谓“拜金者钱说话，拜权者权说话”，指的就是社会上总有那些一官半职者的语言强权欲。语言强权欲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最为民众所不平的三个字——霸道嘴。
霸道嘴的霸道程度往往是和施以霸道者的权力成正比的，所以一个生有一张霸道嘴的官员官职越大，就越让百姓害怕。在一个公平原则受到强权者践踏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就永远只能像被单向滑轮吊在半空中的货物，随上随下都由不得自己。而控制滑轮拉线者，正是惟我独尊的强权者。他们信奉“我就是真理”的霸道逻辑，根本容纳不了别人的意见（或建言）。他们把自己高高挂起，为所欲为地责骂下属，骂对了下属倒霉，骂错了下属也倒霉，因为他们从来就不会放下架子向下属表示歉意。他们没有这种素养，也没有这种风度。
个性强、性格刚毅——这也许正是霸道嘴所能给自己找得到的最好理由。但这能成为真正的理由吗？要说个性强、性格刚毅，想必没有人敢和当年的西楚霸王项羽相争。项王一心想称霸天下，照理说，他该有资格霸道天下了吧？谁又能想像得到，就这么一个连破釜沉舟都不眨一下眼的宁死不屈者，在对自己的部下说话时也有血气性情？项羽一生打过不少胜仗但也吃过不少败仗。其中，最典型的败仗莫如败走江东，他凄然泪下。乌江亭长对项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一个千年以前的王者尚且甘做性情中人，何况我们当今面对的是充满着理性的社会？然而事实并不像前人所希望的那样理想，我们实在也无法回避当今法制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有势者说话”的遗风这种现实。所谓“势”，决非仅仅只有权与钱才是其噱头。很多时候，就连职业也会成为滋生霸道嘴的罪魁祸首。比如一个普通的税管人员，就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大企业家骂骂咧咧、出口不逊。
更糟糕的是在为人师表的教师队伍中，也常有出现拿学生出气的霸道嘴。仅2003年度，江苏、重庆、兰州等地就发生过多起学生因受不了老师的语言侮辱而自寻短见的案件。兰州一个正值花季的15岁女中学生，在服毒自杀、掩埋后的第三天，家长才从家中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被泪水浸透的“遗书”。“遗书”在表达自己辜负了父母希望的同时，透露出自己不堪忍受教师的霸道嘴的惊人信息：“……下午老师排座位，其他的同学说和谁坐老师就允许，而我去给老师说时，他竟然说我有什么资格要求换座位，像我这个样子坐哪都一样。使得同学们都讨论起我，我听到每个同学说出的话，不由得掉眼泪，可怕的是老师说：‘你跟不上就回家，别在这丢人现眼。’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就忍不住哭，哭了二（两）节课。我在学校的生活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永远得不到自由。”
连职业都会滋生人的霸道嘴，至于那些习惯了喜怒无常、朝令夕改的有钱、有权人之嘴霸道到何种程度，那就不难想像了。
霸道嘴不但在中国有，即使是绅士发祥地英国这样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据英国《每日电讯》2002年1月7日报道，英国威廉王子与父亲查尔斯王储、哈利王子等人一起去查尔斯的高树林庄园打猎。打猎归来的威廉变得“野性十足”，骑马冲到一位年逾半百的摄影师波斯尔思韦特面前，口出便是一句霸道话：“你他妈的给我滚蛋！”王子的形象因此大打折扣。波斯尔思韦特莫名其妙地受到霸道嘴之“礼遇”，怏怏地离开了王室。
当然，我并不是有意要在这里把“霸道”二字说得一无是处。有些时候，霸道与果断还有很相近的意思。比如作为一个管理者，对某一种决策主意已定，以“霸道”的作风力排众议，这样的霸道不但不可恶，而且还显得可爱。至少，比起关键时刻唯唯诺诺、举棋不定的人强得多。只不过，这种霸道要有适度，而且要有能把事情办成、让人钦服的足够把握，如果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动辄便使出“霸道嘴”的做派，那么这种霸道显然就“不灵”了。
霸道嘴之恶，恶在既违民心又违民意。故而这种嘴当属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九大坏嘴也！
屡测屡误屡误屡测——乌鸦嘴
所谓乌鸦嘴，主要是指为证明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先见之明而对某种事物发展的预期进行猜测，并将猜测的结果在事前通过语言的形式向众人宣布，以博众人之信的一种唯心主义的说话方式。
不可否认，好预测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发展结果，这是人的天性。但如果依仗自己的某种权威和他人对自己权威的膜拜，把自己对某种事物的未来所做的预测四处传扬，并因此影响了他人对事情的认识，那么预测者就必须对他人负以道义上的责任。
一般人大多有根据对未来的展望，来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制定时间表的意图。从主观上说，这种意图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从客观上说，意图再进步、再理想也存在着风险。理性的人在自己的意图的战略构想中，都必须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风险而适时“改道行车”。那么在对未来预测的乌鸦嘴算什么呢？应该说，什么也算不上。18世纪末，法国人诺查丹玛斯的一张乌鸦嘴颇是风光了一下，他根据人类共同的一种弱点，炮制了1999年人类要面临大劫难的“大预言”，他的名声一“炮”走响，并曾一度造成全世界人的恐慌，事实结果证明他的预测纯属子虚乌有。诺查丹玛斯因此也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乌鸦嘴。
有了诺查丹玛斯的教训，现在人对乌鸦嘴无不痛恨之。乌鸦嘴大多是因为愚弄了人们对他们权威的钦慕，以致人们一提起他们就惟恐躲避不及。比方号称先知先觉的巫师，总会向人标榜自己料事如神，结果所料之事连个鬼都不是。无疑，在天底下最难扮演的角色中,惯于信口开河的巫师恐怕是数一数二了——既要为人做出大胆的预言,又要不至于穿帮、误人子弟——岂不是难上加难？
巫师尚且因为难当而屡被人们骂做乌鸦嘴，何况既无天助又无神携的凡夫俗子？可是我们仍有不少股市预测家、楼市预测家、车行预测家屡屡在一些可视媒体上登堂入室，他们的预测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然而靠预测吃饭的人就是靠预测吃饭，你预测准了，人们说你是巫师，若预测不准，人家就要骂你是乌鸦嘴了。
也许你在某种领域卓有成就，也许你对某件事的发展规律了然于胸，也许丰富的生活阅历足以积淀出你非凡的分析问题能力，也许你能通过非正常渠道早已得知某件事的发展结果……这些都可能成为支持你张扬自己预知和预测能力的资本。如果你管不住自己的嘴，有心测云，谁也拦不住你欲表现自己的冲动，但谁都有权利在对你的“屡测屡误”嗤之以鼻之余，再冠予你“乌鸦嘴”之“尊称”。一旦你得了这种尊称，你的话还有人听吗？
现在乌鸦嘴最盛行的莫过于体育界。准确地说是足球界。自从足球彩票发行以来，世界各地乌鸦嘴风声鹤起。在形形色色的乌鸦嘴中，不少球迷曾经还很迷信足坛的“足金”人物——贝利。比如2002年韩日世界杯开打之际，在全世界都不看好巴西队的前提下，素有“乌鸦嘴”之“美誉”的球王贝利却又做出了大胆的预测：巴西队将肯定会赢得本届世界杯冠军。
据说，贝利的预言传到巴西队后，罗纳尔多等众多巴西将士都很着急，纷纷要求他闭嘴，因为他们深知贝利“乌鸦嘴”的厉害。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贝利的球技人们早就没了感觉，但是他老人家却始终在足球圈里有很大知名度，主要因素之一是他在每次世界足球大赛之前的预测离谱得像个巫师，被他预测成为热门的球队，往往连小组赛都出不了线。难怪韩日世界杯之前“乌鸦嘴”预言让巴西人如此恐惧！幸好，这次“乌鸦嘴”还真蒙对了一回——巴西队如愿以偿。
2004年初，这个传奇式的“乌鸦嘴”又辗转亚洲杯，尽管此次在中国举行的亚洲杯的影响力和观赏价值都远不及欧洲杯和美洲杯，但贝利仍然津津有味地看了几场东道主以及日本和韩国队的比赛。在他看来，亚洲足球的崛起势头非常迅猛，亚洲杯的受关注程度正在升温。最后，他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采访时预测：中国队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其后，诸多媒体开始报道：著名的“乌鸦嘴”又预言亚洲杯国足夺冠。中国球迷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最后的结果足以证明，“乌鸦嘴”还是那张“乌鸦嘴”。如果不把他当“乌鸦嘴”，那就权当他是跟中国人玩免税的客套。
当然，乌鸦嘴的话并不是完全不值得听的，但这些都只能作为参考，不能足以为凭。可以想像，如果大家都去信乌鸦嘴的预测，都按他们预测的结果下注，并都能如愿以偿，那么彩票公司就该关门闭户了。而事实上乌鸦嘴大多数的时候是信口开河，根本没有什么机巧可言。如果你真把这种人的话当真，那么纵然你有再多的资本，恐怕也难以经得住他们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损耗。
巫师也好，乌鸦嘴也罢，一旦成为一种人的嗜好，当属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十大坏嘴也！
许之无慎践终犹难——轻诺嘴
助人为乐，一向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助人为乐也要看自己“助”的能力，若是力不能及，甚至自己还需他人相助，那么就好比一个泥菩萨救不了在河对岸受难的施主一样，所诺之言难以遂愿。因此，对他人所提出的要求，你是否有能力予以满足，这就需要先动脑子好好掂量之后再慎重地做出承诺。如果一个承诺未经思考就急急忙忙地脱口而出，而承诺之后又不能遂人之愿，则叫轻诺。若是轻诺已成一个人的习惯，那么该叫这个人为轻诺嘴了。
《道德经》有曰：“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意思是：一个在自己毫无把握的前提下对他人之求轻易许诺的人，必定是很少坚守信用的人。在事先把所有问题都看得很容易，在实际运作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当你遇到困难时才发现并不是当初想像的那么容易，于是你无力践诺，这是造成“寡信”的原因。一旦失信于人，就很难再得到众人的帮助，得不到众人的帮助，困难就越积越多。所以，“多难”者必是自己“寡信”的结果。因此，圣人做事与轻诺的人不同，他总是举轻若重，慎终如始，这样一来，他就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困难了。
从《道德经》中，我们足可见到古人对承诺要义的真正理解。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四处可以接触到既无本事又工于口头承诺者。比如哥儿俩双方话一投机，心血一来潮，相互间自然多了诸如“有事找我”之类的承诺，殊不知真有事来了，连哥们儿的鬼影都找不着；比如有些企业的领导在员工面前大谈前景如何的好，为鼓励员工积极努力，便草率做出文字或口头承诺，结果是言而失信，说话不算数、不能践诺，伤害员工利益；比如商家为搞促销多方位地增加了服务承诺，然而实际上对消费者就是像寒暄式的客套，能真正说到做到的又能有几多？
前些日子一家媒体对某酒店的一起失信事件进行了曝光，其因就是该酒店主管对客人轻诺后没有兑现所引起的。
杨某拟定在该酒店举办婚宴。负责接待的该酒店主管罗某告诉他，酒店届时将提供现场录像摄影并制成光碟赠送。杨某当即预付给酒店订金。婚宴当晚，酒店安排摄像人员现场录像，并称三天后通知杨某来领取光碟。
一周过去了，杨某没有接到酒店的通知，便到酒店询问，酒店的那位罗某却说“光碟已经找不到了”，同时再次向杨某做出口头承诺：等以后杨先生夫妇拍婚纱摄影照时，酒店将派录像人员随行录像，制成光碟赠送以做赔偿。几个月后，该酒店以没有接到通知为由再次失信。杨某急了，这不是明摆着叫消费者吃空心汤圆吗？杨某与酒店方面再三协商未果，最后只好把酒店告到了“消协”……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地吃过轻诺嘴的亏，究竟有多少人能成为这种轻诺嘴的最后受益者呢？在中国，商家为搞促销，只凭一张轻诺的嘴，随意向消费者承诺，最终造成失信的事件比比皆是，前例中杨某所遇到的，仅仅是这种现象中的沧海之一粟而已。国人在越来越崇尚物欲享受的同时，自律与道德意识却愈呈沦丧之势，加上有关管理部门监督与执行力度时松时紧，东一榔头西一耙子，无形中就给一些靠空口无凭的轻诺嘴钻各种空子的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不能不说是当今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只承诺不兑现更失人格的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把他人从嘴里承诺出来的话当做放空炮。问题是，如果你光长一张可人的承诺嘴，在办实事时却力不从心，那岂不就是对他人的不尊重？一个不尊重他人的人也是得不到他人的尊重的。
受尊重和尊重他人可以提升人格魅力。如果没有尊重，人格魅力又从何谈起呢？
盖因轻诺嘴大多轻己又轻人，能力与“嘴力”相差十万八千里，故而理应将其列入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第十一大坏嘴也！
语之巨人做之小人——喇叭嘴
嗓门巨大，语言巨粗，素质巨低，能力巨差——这大抵就是喇叭嘴的全部定义。
有喇叭嘴之癖者大多是生性傲慢、目中无人的狂虐之辈。他们不分人前人后更不管事情轻重地大声说话，甚至喊话。他们一瞪眼或一跺脚，周围的空气都会顿时紧张，因为在他的喇叭开喊前，谁也不知道谁会不幸地成为他那张喜怒无常的“鸟嘴”的羞辱目标。过去人说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大抵也是这种情况，但不完全尽然。“兵”是服从与执行上级命令的角色，一般情况下，“兵”没有变通与协调余地，只有端着枪朝敌人嚷着“举起手来”“带走”之类的机械式吆喝。喇叭嘴不需要带枪，因为一张大嘴就是最好使的枪；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敌人，身边一切被他看不惯的人随时随刻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来训斥。
大多数喇叭嘴都是嗓门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比如适逢向领导表决心或邀功请赏之类，这种人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有一种就是台前的巨人台后的小人。这种人大多属一官半职者，有点权力，有点牛气，但还不能呼风唤雨，喜欢在下属面前装大爷，把会议开得轰轰烈烈，大说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大呼数字革命口号，大唱反腐倡廉调子，然而一到台后，则完全变一张脸，原形毕露，该贿赂的还贿赂，该腐败的还腐败。再有一种就是“嗓门就是真理”者。这种人嘴边压根儿留不住话，逢话嚷着说才感快意，有铁人王进喜“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之气魄。不错，“大声吼”是可以表现说话者的英勇精神、坚强意志和刚毅决心。就比如比尔·盖茨的助手巴尔默，成天都像在呼口号一般——一边喊着话一边不停地忙碌。如果也把巴尔默比做喇叭嘴的话，那么以他能把自己“喇叭”成微软高层中举足轻重的二号人物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说明他所具有的超凡之处。
而我所针砭的喇叭嘴却远不是巴尔默这样充满智慧的人，而是那些没什么真本事，充其量只会通过高分贝嗓音强化自己对他人的威慑、指责、气怒与宣泄情绪的人。我实在无法从他们身上找到能“吼”出真理的奥秘。就像电影《两杆大烟枪》中的那些小混混、赌徒、地痞，这号人都不是玩深沉的主儿，什么话都只会嚷着说，所以不是死到临头，就都口若悬河，唾沫飞溅，喋喋不休，夸夸其谈，东拉西扯，无边无岸，但若是真叫他们谈些事理，则无一不是言之无物、呆若木鸡。
我对喇叭嘴有一种本能的反感，那倒不是因为我听不惯那种用“高音喇叭”说话的人，而是我从知事以来就经历了太多自上而下地光呼口号、不干实事的虚假现象。我知道在泯灭人类本性的“要斗私批修”的口号下，让多少人学会了怎样假公济私；我知道在一场场“亩产千斤”的誓师大会后面，有多少农民交完公粮却要以陈糠烂谷充饥而发愁；我还知道“大炼钢铁”的“大跃进”熔炉里，化掉的是多少人为完成非理性指标被迫砸掉花钱买来的好锅好盆；我更知道“全民皆兵”的“深挖洞、广积粮”的大动员，给多少现代化基础建设埋下了坍塌的隐患……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太多的阵痛，而太多的阵痛都是由某种非理性的精神支起的“大喇叭”所酿成。时至今日，这种“大喇叭”遗风在某些领域不但未褪尽，而且客观上还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比如“扫黄打非”打到现在，正版图书音像出版物反蜕化成市场的惊弓之鸟；比如各级政府天天都在倡导“社会诚信”，而老百姓的自行车天天都在成批地丢失。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喊口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不对的是许久以来一直沿续着只重喊口号而不重实效的执行力。执行力软弱业已成为中国现代许多管理部门的鸡肋，在这鸡肋上端，又有层出不穷的“喇叭式口号”与“口号式喇叭”欲盖弥彰着虚假的政绩光环，无怪乎有多少人早已习惯了连“实事求是”四个字都敢只当一种口号——只吹喇叭不付诸行动了。
喇叭嘴大多以他人的不快为自己的快感，操守德行俱下，故堪称最难管的十二大坏嘴之最后一大坏嘴也！
篇末结评
以上所论及的十二种最难管的坏嘴，实为当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嘴病”的缩影。其实，十二大坏嘴的“提名”“排位”并未把社会上的所有坏嘴“一文搜尽”。现实生活中，同样犯众人之怒的坏嘴依然很多。比如说的话比唱的还要好听的铃声嘴，比如在人前毫无神秘可言的漏勺嘴，比如信奉公孙龙“白马非马论”的诡辩嘴，比如靠骂街吃饭的砖头嘴，比如玩世不恭的侃爷嘴，比如请君入瓮的钓鱼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病嘴”不管坏的程度如何，谁也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或多或少地对人际关系的正常沟通所起的均是负面作用。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赘述，读者诸君若有兴趣以各种形式将这个话题往纵深讨论下去的话，那将是我之所望！
官腔官调为哪般
有一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了很久：当官的和当兵的难是一家人。这句话可以分两种解释：一种是“官”与“兵”在权利的享用上不在一个档次；一种是“官”与“兵”说话的调子不是一路人。然而这还不足以使老百姓“怕官”。老百姓所怕的官大抵也有两种：一种是吃老百姓拿老百姓还要害老百姓的贪官——这种屡杀不绝屡抓不止的坏官迄今为止还有多少人继续潜伏在干部队伍中。
居于坏官和清官之间，还有一种既算不上坏、也好不到哪里去的官，而且这种官在当今各级领导层中普遍存在，那就是只有一纸文凭，却没有实际管理能力的“官嘴”。“官嘴”让不让老百姓害怕？这个问题一时还很难说得清，但有一个答案却是明摆着：光说不练的“嘴官”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永远也找不到自己位置的。
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为官之道。比如做官样文章，这是再轻松不过的为官之道，也是当今“官界”最流行的“明哲保官”之道。官样文章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名声之臭，我自不必多说，然而还有一样东西比官样文章更臭，那就是在老百姓面前不失时宜地耍着官腔官调说话。所谓官腔官调，说到底就是拉着与众不同的调子讲官话，讲空话、大话、套话、废话。这种坐而论道之风小则使许多工作无法真正地落到实处，大则误国误民又误己，乃至错失某种关键的历史机遇。这种教训不用我多赘笔，只要让历史的车轮倒转30年、40年，就足已让所有的现代人胆寒。“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耍着官腔官调说话看似轻松，满嘴的香气缭绕，但究其内在实为臭不可闻！
为官者如果只考虑自己而不考虑老百姓，就自然地会使自己的话游离在官本位意识之中，官腔官调也正是怂恿这种意识膨胀的一种语言载体。其实这类官员未必不知官腔官调会使自己远离老百姓，甚至会坑害老百姓。官腔依然、官调依旧，是因为他们始终抱定一个想法：反正误事不误己——只要不犯大错误，绝对符合“此地被免彼地走马上任”的中国一些官场“游戏规则”。因此有些官员在老百姓面前装腔作势地做几把“语秀”，就算是把话讲到了，“尽责”了；至于能不能落实、谁去落实、怎么落实，那是下面的事情。更有些高官深谙如何以“官资本”养尊处优、省心省力的哲学，逢得迫不得已下基层时，在动身之前必是先通过电话向基层领导官腔官调一番，基层领导自然心领神会，立马在最短的时间里为遮羞避丑巧做安排，让领导看到一片大好的局面。高官乘奥迪A6款款而来，扯着官腔官调的语式做几句照本宣科的“指示”，然后匆匆上路，再去下一个同样玩心眼、耍滑头“规格”的基层。中国最典型的官员不负责任的假政绩现象，大多是由此而出炉的。
还有的官员似乎很重视通过说话来提高自己的形象意识。说话怎么说呢？把“开会惯性”发扬光大，则是最好的说话机会。因此有“开会癖”的官员管理的团队，定是会议不断，他们很善于找事开会，也善于在会上无话找话说，一来对下耍耍官腔、显显威风，二来为自己出出风头、露露水平。殊不知又爱说话，又怕丢乌纱帽，因而所说的话大都是变着法儿？冷饭，既无新意又无主题。然而更劳民伤财的是，这种有“开会癖”的官员动辄想开的会议本来就够多，若是逢得上头开了什么会，更高的领导讲了什么话，则会更理直气壮地紧密跟随，接着又是层层开会、层层官腔官调，看似很重视，实际上都在用会议贯彻会议，用官腔官调落实官腔官调。以说代干“抓落实”，自然是只务虚不务实。但凡官僚作风出于空谈，止于实干。想想看，现如今我们能看到有多少官员能具有焦裕禄实干的意志品质呢？
事实证明，官腔官调越多，空话、大话、套话和废话的含分也越大；喊口号的精力花得越多，意志品质越麻木不仁。为官者先必自正清廉，在管好官腔官调的嘴的同时，凡事走在老百姓前面，这样的官才能服众。如果能力不足，愣以为官腔官调可以侥幸地保己太平，即使国家新出台的“问责制”或“渎职罪”不找上门来，总有一天老百姓也会把你给轰下去的。
伶牙俐齿莫若三缄其口
佛教《大方便佛报恩经》云：“一切众生，祸从口出，夫口舌者，毁身之斧，灭身之祸……人生世间，祸从口出，当护于口，甚于猛火。猛火炽燃，能烧一世，恶口炽燃，烧无数世。猛火炽燃，烧世间财，恶口炽燃，烧圣七财。”——佛者如是说，亦同有德之人说话口无遮拦之劝箴。人不论辈分，也不论大小，都是要相处与沟通的。如果在说话之前，未经考虑便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则误国误民，小则误人误事。一旦事实既成，再欲图补救，只怕也是悔之晚矣！
常言道：“直言贾祸。”又道：“三寸舌害六尺身。”其意就是劝导人们说话要“慎言”，不要“出口”太快，否则的话，什么时候被自己“不慎”的言语所害，没准儿自己还在云里雾里呢！
也许你以为言者无惧则世上无人可惧；也许你以为心直口快可显血气方刚；也许你以为掖不住话无伤大雅……也许到已没有也许时，你就该开始为你说出的“不慎”之语还债了！
我想除了哑巴，没有人会抱怨自己空生一张会说话的嘴。至于那种自以为能言善辩、天下事能张口即来者，那就更有理由为自己生有一张“利嘴”沾沾自喜了。诚然，真正有“语倒三峡水”的语言能力、又有德行之人固然令人钦佩，但那些胸无点墨，又爱表现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者，他们的“语兴”一上，就像内分泌失调似的，根本不管轻重好歹，也不管有理无理，先把话“嘣”出来再说。尽管他们偶尔“拿来之语”也能给人带来感动，但这种感动充其量也就是一阵子的，它往往会随着他的继续张扬而消失殆尽。
为民者伶牙俐齿屡见不鲜，自然与“嘴痒”好事不无关系。有很多人似乎只抱定一个看法：反正现在是言论自由，没人因为你说了什么叛逆的话而把你打成反革命，既然图不得活得快活图个嘴的快活那也是一种快活。于是有些人稍稍受点上级的委屈，便大肆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甚至以极其污秽的语言谩骂领导人；于是有些人没资深装资深，凡知得某个腐败分子东窗事发，便大言不惭地发表政论，说什么“不腐败，谁当官”？于是有些人酒未高便耍酒疯，逢得饭馆稍有不周便小题大做，拉开架势就要关人家的张……属这些类型的口无遮拦不要太多，一次两次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的生活观是消极的，你的精神是颓废的，你的意志是薄弱的。如果你不管好自己伶牙俐齿之嘴，誓与“快嘴”结下不解之缘，那你将注定永远只能和“不满”二字为伴！
伶牙俐齿还有一个要命的弊端，那就是容易因“快嘴”造成语失而得罪人。这种情况如果仅仅发生在私人之间，那还可能用时间去弥补，如果是代表一个国家发表言论时出现语失，那惹的麻烦可就大了。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还是扔给国外，以期旁侧我们的国人。
最近欧美国家头头脑脑们出头露面公开即兴演说比较多，难免会出现一些“语失”的笑话，但由“语失”到“语灾”，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语失”只会让人一笑了之罢了，而“语灾”大抵因为关系到敏感性的东西，听者自然就不会轻饶。像小布什那样“语失”、“语灾”皆俱者，因频率之高可居历届美国总统之首，以至听的人都听麻木了，也就没有找他愆尤的必要。但其他首脑或官员要是出现“语灾”，就没有小布什那么幸运了。比如一向以伶牙俐齿为荣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2003年1月24日的公开演讲中，把法德两国说成“旧欧洲”，结果不仅惹恼了欧洲众多国家的官员，更激怒了法德的各大媒体。当日，法、德媒体不论属于哪个政党、占据什么立场，都纷纷在头版刊登文章，一致以激烈的措词遣责、嘲笑拉氏的言论。
如果说政治家出现“语灾”尚可以非语言专家为由而求得人们适当的理解，那么，作为靠法律知识和伶牙俐齿吃饭的律师也出现“语灾”，那就让人匪夷所思了。2003年11月，G国警方破获一个未成年少女卖淫集团，操控集团者多为海地移民，结果辩护律师在公开场合说了一句很不恰当的话：“他是黑人，他是海地人，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就像牙买加人吸大麻一样。在那样的环境里，娼妓是很平常的事。”该律师的话刚刚说出，便有人大做文章。海地政府对于这话感到万分不满，并向当地法院提出要G国为10万海地居民每人赔偿25欧元的请求。赔偿额共计250万欧元。索赔数字虽然不大，G国丢失面子事却很大。况且，这么大的事，竟出于一个身为职业律师之嘴。你说这人的一张嘴要是不好好管管，还有什么祸不能闯的？
如此看来，还是中国古人的那句话说得好：“三缄其口”，以免“祸从嘴出”。如果实在是逢得不说话多有不便，被逼无奈而必须开口时，那么就按鲁迅先生教的这样说：“哎呀，这孩子！你瞧！多么……哎哟！哈哈？嘿嘿！嘿！嘿！嘿！嘿！”我想这种说话方式绝对是一种经典，不妨向普天下没事爱“嘴痒”者推广。甭管听者对你说的话满意不满意，至少你说了话了，完成使命了，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自诩：我绝对没有出现“语灾”，绝对没有给自己惹祸！不是吗？
谎言猛于虎也必死于虎
谎言之恶劣，我觉得用不着再细举什么例证了。侯申华在他的《诚信恐慌》一书中已经一语道出了广大公民的忿愤：“我们哪天不被人愚弄？”而国内有一家权威报纸的一份调查也表明：现代人平均每天会接触到38个谎言。由此可见，谎言现已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和人们的日常语言对话紧密相随，人们只要忽略了“诚实”二字，那么，每一句话都含有撒谎之嫌。
我们从小就受到“狼来了”故事的教育，因此人人都知道撒谎就是不诚实，不诚实就会惹祸。人人都懂引火烧身这个道理，但懂得道理未必就会尊重道理。就像颁布法令者未必就是法令的忠实执行者一样，许多表面上给人留下道貌岸然印象的人，实质上就是很不诚实的人。西方一位哲人说：“谁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谎，这句话本身就是在撒谎。”我认为西哲之语正是一句难得的大实话，因为已经有太多的事实可以印证：“狼来了”的价值观训导在现代人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不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恰恰是腐朽的“人性本灰”催生了人们下意识地说谎，而且无需为说谎而担心受到道德良心上的谴责。
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没少见到这样的现象：有人做事儿从不让别人知道真相，一旦被问及，张口就是一句谎言。更有甚者，连到楼下取封信也不说去取信，而是说“下楼办点事儿”。撒谎在他们那里成了下意识的行为，就像陈佩斯在小品《警察与小偷》里演的屡教不改的小偷一样——习惯了。殊不知一个人一旦撒谎成自然、成习惯，而且还成天就只会正人君子般地指责他人在说谎，人家又会怎么看你这张嘴呢？
要止住谎言，就必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管好自己的嘴。别让自己的嘴与下意识的谎言结上“盟友”。如果不管好自己的嘴，一个不经意的谎言，就很可能在混乱中起事，在黑暗中做恶，甚至在他人的痛苦中再插上一把刀！历数一切恶性谎言所造成的各种恶劣后果，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谎言之灾猛于虎！
谎言之灾猛于虎。如果是政府官员说谎，这种“虎”就更可怕了。且不论我们政府中有多少地方或基层官员一边在口沫横飞地喊着“廉政”的口号，一边干着千夫所指的腐败勾当。即使一向以说谎为耻的美利坚，其政客的谎言也是满天飞。可是他们并不吸取“谎灾”的教训，仍然时不时地用弥天大谎耍弄着美国的民众！你说官员说谎与虎相比，哪种更可怕来着？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现任总统乔治·布什并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善于撒谎的美国总统。直到现在，美国也没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子，布什总统的“伊拉克门”越开越大。民主党一口咬定白宫编造了证据，国会启动了调查程序，而美国老百姓则迷惑了：难道这位总统也骗人？无疑，这个“也”字，是耐人寻味的。
历数美国历任总统，撒谎者真是大有人在。远的不说，说近的。在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时期，当时其国防部副部长西尔维斯特就大言不惭地说，为了捍卫政府的利益，“如有必要，可以说谎”。
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当政时期，华盛顿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有人问：“你怎么判断约翰逊什么时候在说谎？”答案是：“他嘴唇动的时候。”在他当政时期，“信誉差距”成为椭圆形办公室无法跨越的政治死谷。约翰逊捏造的最大谎言是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他声称美国军舰在北部湾遭到北越鱼雷快艇的袭击，促使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其在东南亚动武。结果，在其后的9年时间里，有近6万名美国人命丧越南，其中近5万人死于战场，另外还有30多万人受伤。很久以后，从一盘录像带中，人们看到约翰逊对他的国防部长说：“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发射鱼雷。”
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更是被人“誉”为“说谎专家”。他在宣誓时都说假话，因此拉开了全世界众所周知的“拉链门”。克林顿当年在国会听证会上声称自己从未与那个什么“温”的女人有过性关系，但他还是遭到了弹劾，原因不是他的风流韵事，而是他为了“利己”而说了谎。从而增强了美国民众关于政客都说谎的坏印象。
“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说一个崇尚诚信的国度的元首都不管好自己的嘴，以至谎言频出，那么2002年华尔街诚信大厦也因为谎言而在一夜之间坍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不要再把人们所盛传的“谎言说一千遍便成了真理”误做经典，因为这句所谓的名言同样也是一句谎言！也不要把古人说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争而自来”视为吉言，因为这句话只会怂恿更多的谎言弥漫社会，玷污人们的心智。谎言越多的地方灾祸越多。那些说过谎的美国总统，就是因为说谎而引火烧身，而华尔街的金融巨擘“两安”同样也是因为说谎而自取其辱。
现在很多人对谎言存在着各种认识上的误区，其中最能混淆人们认识的莫过于“谎中之谎”了。所谓“谎中之谎”，就是利用人们容忍善意的谎言的动机，而在恶意的谎言被揭穿时，编造了善意的动机，以此躲过人们的惩罚。其实善意谎言的定义同样也是不实事求是，说假话、虚话，夸大、掩盖、歪曲事实真相。因其动机出于善意，我想大家也都会同意我不将其列入“管嘴”的议题当中，但因为善意本身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屡屡被一些“职业骗子”所利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恶意说谎者大多出于一人的私情，一己的私利，一时的私愤。在他们那里本无诚信可言，真有了诚信，反成为他们含在口里、用于恶意欺骗的“过关”筹码。殊不知谎言就是谎言，谎言在公众面前能混得过第一关也混不过第二关，混得过第二关也混不过一生一世。尽管那些爱撒谎者“赌”赢了现在，那又如何？因为丑恶的嘴脸是不可能被白净的面纱裹至永远的。这也就是说，说谎者说谎能力再高超，也总会有露馅的时候。一旦谎言露馅了，就要对此付出代价。
有人说谎言是美丽的。而我说：真正美丽的花绽放之际，也就是谎言猝死之时！谎言猛于虎，也必死于虎！
以骂当歌，人生祸何
谁都知道，《三国演义》当中的张翼德不但武功盖世，而且其嘴也甚是了得。先说曹操百万大军围困蜀军，翼德大嘴一张，来一阵开骂，令曹操的百万大军无不毛骨悚然、屁滚尿流地溃退十余里——这就够显出翼德嘴之神奇了。然而更神奇的还是魏蜀两军叫阵那一幕：夏侯杰欲拍马上前与张翼德单挑，只听得翼德又是一阵开骂，可怜的夏侯杰刀戟未见，便魂飞胆散，坠于马下，一命呜呼。
迄今为止，张翼德除武功堪称一绝外，那一嘴“骂功”在人们印象中同样是那么的神奇。毕竟，千古以来张翼德就那么一个，能睁着眼睛睡大觉又能一嘴巴把人活活“骂”死的，也未曾听说有第二例。即使当年孔明坐着轮椅摇着鹅毛扇，三言两语就把周郎气死，那也是基于他“拙于行而巧于言”。若是“拙于嘴而善于行”者，恐怕还轮不到“嘴斗”，早已是拳头相见了。
说来也是，在拳头就是真理的野蛮社会里，人的文化素质和语言能力差，逢得说话双方“语言不够武力凑”则再正常不过。动武是要伤及身体，甚至是要出人命的，因此到了现在文明社会，“君子动口不动手”才会深入人心。孰料这还只是人的一种美好愿望，古人留下的“舌为利害本，嘴是祸福门”之训导迄今为止还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被反复印证着！
看来在“善骂”者面前，张翼德已经算不上什么神奇了。现在人的语言远比三国时代丰富得多，只要心情不爽，与人动起怒来，又管不住那张“善骂”之嘴，不也能搞出人命来？
2001年11月，南京浦口区两位老太发生口角后，其中一位王老太就是被另一个庞老太活活骂死的。这两位老太是邻居，其中庞老太生性多疑，并且好骂人。
据说，庞老太骂史悠久，周围的邻居已经都被她一个个地骂遍了，大家看到她都是躲着走。而那位被活活骂死的王老太就住在庞老太的隔壁，年事已高，性格内向，和庞老太相邻了数十年，一直未有是非。以往庞老太叫骂时，她就在家中将电视声音开大，就当没听见。
可前些日子，王老太因老伴去世，心中很是悲伤，附近的几个老太便常到她家中劝慰。谁知这又惹恼了庞老太，她对着王老太和众人指桑骂槐。这下王老太的心中受不了，她想着平时自己被骂就算了，可现在还有其他人在，也不分个场合。王老太越想越气，再加上丧夫之痛，便与其争吵起来。庞老太一见王老太竟敢和自己对着骂，顿时恼羞成怒，越骂越凶，越骂越泼，直骂得王老太无还嘴之力，当夜气绝身亡。
无独有偶。2003年3月底，广东省高州某镇也发生了一起把人活活骂死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某日上午涂某与其4个儿子在山上扫墓时，其儿子将生在墓地旁边的属黄某所有的几根竹子砍掉。黄某知道后也砍掉了涂某的几根竹子。傍晚，黄某因砍竹一事用极其污秽的语言对涂某进行辱骂，涂在被骂过程中突然晕倒在地，经抢救无效，于当晚21时30分死亡。经法医鉴定确认涂某属病理性脑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其情绪激动、血压升高是脑血管破裂的诱因；而黄某用侮辱性言语谩骂涂某，与涂某情绪激动的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法院认定，黄某的行为侵害了涂某的人格尊严，遂判令黄某负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维护了涂某的合法权益。
当然，骂人致死应当属于个案，未曾把人骂死的人大可将其当做一件奇闻怪事传一传就是。不过，我在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个庞老太和那个黄某在骂人时，难道早就料到过自己会把人骂死？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律一定不会轻饶他们。而据后来的消息，这两位被传讯时都纷纷表示悔恨自己没管好自己的嘴，只图自己骂人时的“一嘴之快”，不曾料想这嘴也能杀人。一般凡事爱开骂的人大抵也是这种心态，惟有知得有“骂人致死”之例，才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一句“祸从嘴出”的感叹。
可见，舌为利害本，嘴是祸福门——这句话一点不假。先别说人能把人骂死，就平常的人际交往，有多少是是非非，不也是因为嘴而引起的吗？比如在农村常听得农妇骂街，那架势无不是气势磅礴，尤其是骂自己的同类——女人时，顺嘴而出的词汇总离不开“狐狸精”之类，至于狐狸精美不美她并不关心，她关心的是狐狸精有其丑恶的一面。有这一面，就足够她骂天下所有看不惯的女人。要逢得对方也不依不饶，双方对骂，那场面可就更壮观了。而前面所提到的庞、王两老太均身为老市井，其“骂功”竟能赛农妇，着实也够让人唏嘘。如此看来，“祸从骂出”——这确实是很让人忧虑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生有一张嘴，是非也就多了；是非一多，麻烦便跟着来！谚语中讲的“病从嘴入，祸从嘴出”，应验的也正是此理。
说话的权利人人都有。人人都滥用说话的权利，这才叫可怕！
著名作家鲁少曾与萧军既是世交又是近邻。萧老病重时期，鲁少曾之女鲁景超去看望他。萧老看着她，即以自己人生之感慨，讲了一段很让人感动的话：“‘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得一个朋友不易，伤一个朋友，只要一句话就了结了。”萧老又说：“怒时易拒人，该应也不应，还要训斥人家。自有后患。无论成败喜怒，都要冷静；退一步想想，给自己降点温，就会少犯错误；退一步天高地阔……还要注意不能揽功推过，我是有功归唐僧，有过归孙猴。”我想，如果当今世人个个都具有像萧老这样的处事、待友的品德，平常少动怒多饶人，上网少扔点板砖，下网少扔些“嘴砖”，人际之间就有享用不尽的安宁与和谐。
口出狂言者祸必至
2002赛季的NBA刚开打不久，对新加盟火箭队的中国姚明嗤之以鼻的原NBA球星巴克利在TNT电视台的“NBA内部秀”节目上滔滔不绝，并口出狂言地说，如果姚明能够在本年度的任何一场常规赛上得到19分，他就会去“亲吻”同事——当年火箭队夺冠的功臣肯尼·史密斯的屁股。这句话经过若干次“误传”后，到姚明的耳朵时就成了“如果姚明得到19分，巴克利就会亲吻姚明的屁股”。姚明听了后就笑着说：“那好，我就拿18分算了。”
结果火箭队在客场挑战湖人队时，姚明攻下了20分，在为自己赢得尊重的同时，也把巴克利逼入“绝境”。而肯尼·史密斯在得知姚明得了20分后欣喜若狂，表示一定要让巴克利履行诺言。巴克利要非常难堪地去应付他的“赌债”，尽管巴克利“履约”时的对象只是替身——驴屁股，尽管那镜头不一定适合小孩和几位敏感人物，但这一幕对巴克利来说实属“恐怖”。不日，镜头聚焦、强光灯灯光闪耀，在周围发出的一阵狂笑声中，巴克利一脸难堪地蹲下身去，无奈地、痛苦地朝“肯尼·史密斯”的屁股啃去……
上述场面并非无稽虚构，而是全世界从NBA球星到球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吻屁股佳话”。然而人们在这则评、传“吻屁股”故事之余，感想更多的并不是“吻屁股”本身，而是妄尊自大、口出狂言之祸！
“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然而有许多自以为有点资历的人总是在这个道理上犯错。只要有众人的地方，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鹤立鸡群感，优越得没治；他们总是不失时宜地张着“大嘴”卖弄自己的所谓本事；他们不因为自己缺乏内敛或丢人现眼而感到羞耻，反以为能博得一些和他同样缺乏内敛的人的浅薄喝彩而沾沾自喜。更要命的是，他们说话不分轻重，经常忽略了说话应该给自己留些余地的道理，只要嘴巴一张，便是狂言乱飞，甚至不惜以贬低他人的手段，来托高自己伶牙利齿的“嘴功”。而恰恰正是这种所谓的“嘴功”，在关键时刻最易掉链子，暴露出力不从心的低能，以至误事误人也误己。
比误事误人也误己更糟糕的是因为口出狂言而误国误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种人大多属于个人英雄主义者，蛮以为以自己有点过人之处就能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结果在毫无把握的前提下盲动，最终断送了大好江山。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军阀袁世凯就是一个典型。在清政府和民主革命两大阵营中，他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摇摆派，却以“把中国带向富裕”的“宣誓”骗取了代总统的美誉，在政史上风光了一把，结果呢？由于他的腐败无能，引发了军阀割据，历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一次被他带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应该很清楚《三国演义》中蜀军失街亭事件，那正是好大喜功的马谡口出狂言所致。
马谡系谋士马良之弟。自幼熟读兵书，但摄入得多，消化得少；由于能够得到刘备的信任和诸葛亮的赏识，又养成了自高自大、动辄口出狂言的脾气。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师北伐，想到了咽喉之地街亭必须派重兵留守，便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毕，马谡毫不犹豫地抢言：“某愿往。”可见其心性浮躁，好大喜功。当孔明指出街亭要地易攻难守时，马谡却不屑地说：“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其狂妄自大，骄傲轻敌的思想已昭然若揭。当诸葛亮委婉地指出对手非同小可，难以胜之时，马谡更是口出狂言，不仅把对手贬得一钱不值，还以全家性命为担保立军令状，狂妄得已经失去了理智。结果呢？他还是因为自己指挥无方，又犯下调度错误致使蜀军溃败而被问斩。
无疑，马谡是有一点墨水就急急忙忙往外倒、惟恐路人不知的庸才。庸才只有不知其庸，反以为智的时候才会变成狂人。现实生活中，像马谡这样的狂人又有几多？这个数字没人去统计，也没有人能统计得出来。但我倒是常见有“庸不可耐”者在我面前口出狂言。比如A君：“有事你言语，在×地，没有哥们儿办不到的事！”比如B君：“丫牛什么牛？我只要一个电话，想卸掉他哪支胳膊就卸掉他哪支胳膊！”又比如C君：“别跟我提什么风险，我××的字典里永远没有失败二字！”不得不承认，这几位仁兄都不同程度地享受过浮华，可是如今，那些原属于他们的浮华已散尽，个个无不落得个英雄气短、满目迷茫地寻找着“从头再来”的启门之道。悲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物欲文明的催生所致，如今社会上各类职业当中都有敢动辄口出狂言的人。比如有不知荣耻而狂的；有狗仗人势而狂的；有商业炒作而狂的；有不甘冷寂而狂的；还有被酒“烧”狂的等等，不一而足！以下，我例数较有代表性的4种。
不知荣耻而狂者这种人大抵是当今自诩“另类”一族：有点叛逆又有点刁钻，一张嘴得理不饶人，不得理也不饶人。比如前些日子，某“美女作家”在某大城市签售她的一部“肢体小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没有什么喜欢的作家，因为我感到他们写的内容没有特别打动人的东西。我不想和前辈作家一样，我需要另辟蹊径的写作方法。”当被问到是否看过鲁迅的作品时，该“作家”竟然说鲁迅小说“不怎么样”，即使是他的杂文，也“搀杂了很多政治因素”，所以“不想回答”——如此轻慢的狂言，你说她知耻还是不知耻？
狗仗人势而狂者世界上最凶狠的是有权势的人，而比有权势的人更凶狠的是他们豢养的狗。不管是公狗还是母狗，大抵都会仗着人势而欺人。最近“宝马”二字在国人老百姓中的口碑可不是很好，原因不是车子本身，而是此车被个别人当成了“势”的筹码。已经路人皆知的北方某城市一位贵妇的一辆价值129万、车号N个8的宝马车停于路边被卖葱农妇的拖拉机刮了一下，贵妇大怒：“信不信我撞死你！”“撞死你不就是十万块钱吗？”雌威发过，一头钻进车内，那“神奇”的宝马果真“马”似地向前撞去。农妇当场毙命，看客们倒下一片，现场狼藉、一片呻吟！那位贵妇有如此之胆，能出如此狂言，靠的是什么势？是钱势？是权势？还是什么势都不是？不得而知！
商业炒作而狂者有这种嗜好的人大抵利欲熏心所致。诸君请见文坛：哲学家连着数年不玩哲学而去写玩读者心跳的《自传》，教育家请长假去当文化“枪手”者屡见不鲜，究其因，有出版商给钱，有媒体造势，何乐而不为？这还不蹊跷，蹊跷的是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不知蹲在什么“村”里“做”了个什么“菜”，瞬际名声大噪，名利接踵而至：传媒的过度翻炒、艺商的浮躁喧嚣、肤浅文化受众的追捧……及至这个作者“很配合”地在各种电视节目上频频露脸，让国人备感整个娄阿鼠二世！娄阿鼠是不敢随便口出狂言的，但娄阿鼠二世敢！这或许是鼠辈的“进化”？前些日子，他说要搞剧作，搞就搞呗，非得当着众人的面扬言自己的某剧作要拿个国际奖什么的。结果“国际奖”的娘胎还没找到，媒体愣是又把他煽了一阵。依我看，这个作者当酝酿下一部作品曰“阿村，上晕菜”了。
被酒“烧”狂者这种人大多属于日子过得并不太开心的一族。他们满肚子都是怨气。尽管平常靠理智控制着，只是适度地发些怨言，但更多的怨气并没有得到尽情的宣泄，而这些怨气愈积愈多，愈加愈深，就会有酿成事端的危险。酒——就是酿成事端的祸源之一。他们喝酒是为了消愁，这一消愁酒就高，酒一高话就来，话一来，就管不住那张狂言频出的嘴了。前些日子，在从广州到宜昌的2285次火车开至株洲站时，从其中一节车厢内突然传来一个青年的吼叫：“你再不老实，我就一枪崩了你！”车厢的旅客闻言无不惊慌失措。有人赶快向乘警报了案。乘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该男子满口酒气，狂呼乱叫。长沙铁路公安处紧急出动20多名民警协助乘警，将其制服，却发现该男子身上什么武器也没有，只因与同伴喝酒喝高了发生争执，遂口出狂言，谎称自己带有两枝枪，强迫同伴在他面前下跪。结果呢？“酒高”者还是为自己的酒后狂言付出了代价——被公安部门依法带走了。
口出狂言一祸、二误，个人也未能从中获得真正的“利好”——实乃无一可取！为什么迄今为止还有那么多人狂言依旧呢？这个问题真该值得深思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之祸
视时、视人、视事、视场合——这是说话的四大前提。其中，“视人”是一件很难在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事，因为“视人”不仅要看其外在，还要关注其内心之所想。世间万象，人心万种，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把话说完，而忽略了“听者”余后之所想的话，冷不丁哪句话得罪了谁，弄不好自己还蒙在鼓里呢。
有道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而“意”实质上就是指对说者本意的曲解，甚至造成不良反应。无疑，“听者之意”是个不好伺候的玩意儿。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听到了可能会有不同反应。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一笑了之；而有的人就可能会敏感些，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这就要求人们应该尽量避免说一些有伤人之嫌的话，因为可能你是无心说出的话，却给他人造成了莫名的痛苦。除了利益之争而辩，谁又愿意看到自己说出的话无意中伤害了他人呢？
有一则故事，说的是有个人请客，看看时间都快到点了，还有一大半的人没来，心里很焦急，便自言自语地说：“怎么搞的，该来的客人还不来？”一些敏感的客人听到了，心想：“该来的没来，那我们是不该来的——？”于是悄悄地走了。
主人一看这种情况，更着急了，便说：“怎么这些不该走的客人，反倒走了呢？”剩下的客人一听，又想：“走了的是不该走的，那我们这些没走的倒是该走的了！”于是又都走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跟主人较接近的朋友，看了这种尴尬的场面，就劝他说：“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否则说错了，就不容易收回来了。”主人大叫冤枉，急忙解释说：“我并不是叫他们走哇！”朋友听了大为光火，说：“不是叫他们走，那就是叫我走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一则故事虽然纯属杜撰，如果不认为说话者有愆尤，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这些走掉的客人统统都是蠢蛋。但若是回到说话者角度来看问题，更深层的谬误便出来了：这个请客的主人显然是忽略了自己的出口之言与言下之意之间的因果关系。你没想到的当属你的无心，但在场的客人对你的言下之意难免会从另一个极端加以引申，以至出现如上那幕连环性的“走客”误会。我看要是追究其罪的话，该罪当归主人自己的无心口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另一个含义是基于听者处于隐形状态而论的。俗话说“墙有缝，壁有耳”“路上说话，草窝里有人”“没有不透风的墙”“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这些大抵都是对说话者“防隐”意识的一种告诫。尤其是本身就是带有隐性的话，如果说话时被他人偷听了，那可就危险了！
且不说出门在外有多少天灾人祸，光是平常说话时稍稍一不留神，身边一个陌生人也许就会把你的存折掏空。
说者无心，往往表现在身边的人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有一位王女士坐车到异地办事，当她掏出手机打电话时，才发现手机里预存的话费已经用完了，王女士就借车上售票员的手机给她的一位亲戚打电话，让他去买一张100元的话费卡充到手机里来。一会儿，对方就来电告之将卡买好了，叫她记一下卡号和密码。王女士掏出自己的手机一边摁键，一边大声和对方核对着号码。
听者有意，这大多属于防不胜防的小心眼之人。还接着前面的事往下说。等王女士将所有号码摁完后，以为钱已充进自己的手机里了，可一核对，还是没有钱。她以为搞错了号码，又和对方进行了核对，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后来，王女士的亲戚拿着卡到售卡点，经查卡里已经没有钱了，售卡点告之已经被充值了。到底是什么原因？王女士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据售票员反映，当王女士和亲戚核对号码的时候，有个小伙子也拿出手机摁键，王女士说一个他摁一个，当王女士说完不久，小伙子便起身下车，一溜烟走了。无疑，那个小伙子就是通过偷听卡号密码的方式窃取了王女士的话费。
那位小伙子作为听者有意的受益者，因其无德理应受责，但我们更应该感到可怖的是：因为说者无心，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仍然在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这位王女士的错误呢？
这起事件给每个人敲响了一个警钟：管好自己的嘴，不仅仅是在熟悉的社交场合，同时也要留意自己身边的草草木木是否也长了邪恶的耳朵！
人的五官各有各的敏感专长。因思考而说，因听而思考，这两个敏感区的一来一去，耳朵无疑占据了绝对的上风。但凡听则解——无论是曲解还是深解——“听者之意”一直成为众多“说者”心头之患，原因就是太多人不“慎言”，不同程度地吃过“听者之意”的亏了。
对于曲解者，说话的人总是感到很委屈，可能他本是好意，但听者却敏感过度，扭曲了说者的意思，并为此闷闷不乐，甚至会神经质地乱加引申，产生悲观和逆反情绪；对于深解者，那都属于地道的邪恶之徒，说者就更不舒服了，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个王女士，她怎么会想得到，就连这么普通的对话，也会为一个陌生的“有意”者“听”了引出祸端来呢？其实归结起来，还就是要怪自己的嘴太轻，管不住。
当然，从“听者有意”角度的要求人人都管好自己的嘴，这是天下最难的事。就连具有卓越口才能力的圣罗兰和具有超人的组织能力的苏菲亚·罗兰，不也都有过因为自己的“无心”而得罪下属的经历吗？这就说明，在为人处事当中，说话的方式是要有所考究的。尤其是声量控制、遣词用句等方面要格外的谨慎小心，否则就很容易遭到他人之“意”的曲解或深解。
何必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一个人说话说多了究竟是好是坏？有人拿这个问题请教墨子。墨子回答说：“青蛙、蛤蟆整天日夜不停地叫，叫得口干舌燥也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公鸡每天按时啼叫，一啼叫人们就知道是天亮了。可见话说多了并没有好处，只要说的是时候就行了。”墨子是通过青蛙、蛤蟆与公鸡的比较，提醒世人：话说多了不仅没有好处，甚至还有许多坏处。
平常与人相处，对话是难免的，但你若是一说起话来就习惯性地以自己为中心，滔滔不绝，就会留给他人一种“话虽多修养少”的感觉。况且话说得多了，出言不够慎重，难免又在无意间得罪了别人，弄不好就要惹出一些事端来了。俗话说“言多必有失”，这句话虽然有点绝对，但话说多了容易出现口误而导致“祸从嘴出”，这可是有太多的例证可查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多言”无益，比“多言”更无益的是刻意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
有些人为了在别人面前卖弄自己的所谓知识底蕴，便找一切有人的地方与人“死说烂道”，极尽所能地“卖话”，自以为口若悬河，头头是道，简直精彩得不得了，无奈他先天不足，话说得再多，远兜远转地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以致听者纷纷昏昏欲睡。然而这种冷落似乎并不会让他那张滔滔不绝之嘴因此而收敛，若逢得谁很客套地捧他两言，他那“说话”的“热情”就更拦不住啦！殊不知非理性的热情会让人情绪同样处于非理性的亢奋，有多少为求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彩，反倒造成口误连连？如果只是一般性的交谈而出现口误还能让人一笑了之的话，那么一些高级领导人也张嘴闭嘴就犯这类低级的毛病就叫人实在是笑不起来了。即使口误本身有些可笑，但因为出自高级领导人之口，所以留给人们更多的则是困惑——此乃语不想惊人都难啊！
最近，有关美国总统布什的新闻被许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别的不提，仅是他为追求讲话达到尽善尽美，结果屡屡造成既不善也不美反成嘴拙的口误例子就足够腌他老人家一菜缸子。
《环球时报》提及美国总统大选的日益临近，布什开始了全国性巡回演讲，这本该是他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谁知道偏偏在这个时候，他又犯了说错话的老毛病，而且这次犯的错误比以往历次都要严重。《环球时报》援引的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8月5日在签署国防拨款法案后就反恐问题发表了演讲，结果他竟然一脸严肃地说他的政府“将从不停止考虑危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新途径”。
布什在强调政府的反恐决心时，情绪就激动起来。他说：“我们的敌人变换手法，随机应变，我们也一样。”他接着说，“他们从不停止考虑危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新途径，我们也一样。”
更奇怪的是，布什出现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口误，在场的所有美国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立即做出反应。也许是因为这些高官们涵养高，早就习惯了怎样去适应布什语欲惊人即犯错这个老毛病。不过，布什这一次倒是意识到自己又没管好嘴——露怯了，于是连忙不动声色地改口道：“我们会永不停息地思考最好的对策，尽力去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必须永远想在敌人的前面！”
布什爱说话，他的话比美国历届任何一个总统都多，与此相应的口误率也相应为最多。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布什向来嘴头不太利落，说错话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比如2000年出访加拿大时，他居然兴高采烈地“感谢普坦总理”，而加拿大当时在任总理的名字分明是吉恩·克雷蒂安；比如2001年与北约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时，他把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说成了“罗宾逊”；比如在2002年1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把巴基斯坦说成了“巴基佬”……还用再举吗？上网输入相关的关键词，定叫你惊得目瞪口呆，胃口倒尽！
再说说我们国人吧！必须承认，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因为欲求“出众”而多言，因为多言而失言者的确是大有人在。这号人就像一则则的笑料般，一茬跟着一茬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为什么呢？社会给予相对大的言论自由空间这是其一，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在这种空间恰恰会使那些人格素质低下、表现欲极强的人跳将出来，这号人根本没有语言自律意识，充其量也就是小脑发达大脑愚钝，以至话虽多意却浅。然而这还不算“祸事”者，真正会“祸事”的，当属这类人当中的所谓“精英”——既不会说话又自以为是的“语出惊人”者——他们经常把自我感觉良好的句式用于关键时刻，为的是在关键时刻能让自己光芒四射，孰料每每一射，反倒使自己因为露怯而黯然失色。
有一位求职者，本来已经获得了主考官的通过，主考官告诉他：“请你在一周内等候我们的复试通知。”哪想这位求职者很傲慢地“通知”主考官：“请在三天内给我答复，因为好几家单位都打算录用我。”一句话，所有的良好印象顿时烟消云散。主考官敛起笑容，冷冰冰地回答：“那就请便吧！”无疑，这位求职者所暴露的正是我在前面批评的那类“语出惊人”者的低能本质，他蛮以为用“精彩”之语可以调来主考官向他下跪的味口，不料却给自己设了一个莫大的暗道机关！
国人一向以“慎言”为持重，无论是“多语”还是“惊人语”，自古以来就不受圣人所推崇。恰恰有那些平常不太开口，可是一说起话来，条理分明，耐人揣摩品味，会心悟解，让人打心底佩服其见地——这样的人才真正无愧于“会说话者”的美名。圣人以：“守口，少说、莫传”为“仁者”。由于“人在对面，心隔千里”，所以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要练出这样的功夫，就要“饱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因为“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圣人之教化，自然出自人类长期的社会生活积累的总结，尽管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对那些善“多言”“惊人语”者而言，其教益是毋庸置疑的。有矫枉嘛，就难免有过正——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他老人家在5年以前就职演说时说的。
篇末结评
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会招惹是非的，但凡招惹是非者十有八九与嘴有关。中国成语中对嘴最经典的解读莫过于“唇枪舌剑”，可以想见，最能要人命或保己命的“枪”与“剑”都被嘴占走了风光，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嘴更“利害”？难怪当魏人张仪在楚国被怀疑偷了和氏璧被打个半死、郁郁不得志时，其妻垂泪告之“舌头还在”，竟能让他兴奋不已：“舌头在便是本钱，不愁发不了迹。”舌头是什么本钱呢？当然是说话的本钱。由此看，一根舌头两片唇，枪剑也——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可以降福消灾也可以与祸同归。人的愿望都是好的，既然一张嘴既能生好事也能生坏事，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嘴给自己多带来些福而少些灾害祸呢？然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管好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嘴并不是叫自己的嘴不要说话，而是要学会怎样说话。有城府而不言者很可怕，但比此更可怕的则是出口成祸者！
时机是分寸的调和剂
说话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夫者存亡，嘴舌有责。”这“嘴舌”作为一个人存亡的不可忽视部分，当然与权与责不可割断。但人有说话的权利和责任并不说明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古人说：“舌为利害本，嘴为祸福门。”其意就是提醒人们：一个人的荣辱，在很多时候就取决于他的说话水平。好话可以利己利人，坏话则害己害人。那么，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呢？去问问“分寸”二字就行了。
我们从小就接受过有关“说话要注意分寸”的劝勉，但“分寸”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就连教导过我们的父母亲、学校老师也未必能概括性地解释清楚。至于那些被人认为城府极深、老于世故一向以“嘴严”而著称者，他们会说，“分寸”就是说话“滴水不漏”，把话说圆！
滴水不漏叫“分寸”吗？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至少不敢完全苟同。
当然，“滴水不漏”可以做到自己不吃亏。但如果一个人活着只想着自己不吃亏而叫别人吃亏的话，那么他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何用呢？因为只想着自己而不想着别人本身就是不讲分寸。我以为，就分寸的本义而言，它就是一种不偏不倚、可进可退的中庸哲学。说话时把握好分寸，正是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说话关系到为人处事，把握好说话的分寸，能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得和谐圆融，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各种不良的后果。
先说时机。和为人处事一样，时机的“分寸”也是无所不在的。为人处事讲究的是要视时机、视事件、视人物（对象）和视场合而定。说话时机的分寸同样如此。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男子在一个女子面前吸烟讨得女子的反感，这个女子想劝阻他，那么她可以说：“喂，别在我面前吸烟好不好！”那男子一定会很不情愿地将烟灭掉。但这绝对不是最有分寸的说话方式。如果她先是故意咳了两声，然后再说：“你看你，我都被你熏咳了。”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这个答案就不用再说了吧。后一种回答，无疑是一种理性的机宜：既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女子的说话素养，又达到了让男子自觉掐烟的目的。
可见，在与人相处中，如果说话的时机把握不好，他的话就很难打动他人，也更难做到愉快地与人交往。既然是交往，那么在语言上就应该与人为善，同时也应该学会维护彼此的尊严和权利。要做到二者兼顾，就必须把握好每一句话说出口的时机。时机是分寸的调和剂。摸清这种调和剂的真义了，你对说话时机把握的能力也就得心应“口”了。
有一位叫迈克的男孩长得又高又壮，他的父母亲担心他在学校会欺负人，对他要求非常严格，教他怎样与人为善，学会忍耐。结果同学们都以为他光长个不长力，经常欺负他。迈克对父亲说：“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们，但我知道这样做妈妈会生气。”父亲没有理会他。
两年后，迈克又对父亲说了自己受委屈的话。这时，父亲感觉时机成熟了，就平静地对他说：“你不必揍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为了维护自尊，你不能再忍受他们的欺负了。”
迈克记住了父亲的话，当那几个经常欺负他的孩子照例设法戏弄他时，迈克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忍受，而是先用语言警告他们，结果越警告他们越放肆，迈克才“被迫出手”，把其中两个紧紧摁在篮球场上，但没有打他俩，只等他俩告饶为止。后来，迈克和那两个孩子都各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握手言和。他就是如今路人皆知的“飞人”迈克·乔丹。试想，如果乔丹的父母亲一开始就允许他对欺负他的同学“自卫还击”的话，尚未练得一定素养的他岂不对那些人早就大打出手？我想，乔丹的父亲之所以会选择那样的时机教导乔丹“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知道怎样把握好分寸了。
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多人自不量力，却喜好幻想。幻想的东西本是虚无缥缈的，怎可当做真事乱谈？你乱谈，许下“以幻想代现实”之诺，到时候实现不了，那你就注定要给人留下笑柄。比如有些地方或基层官员对实际情况根本心中无数，仅仅为了搞政绩，就凭着自己的想当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时机的理性把握，愣是把大话许在先，把大牛吹在前，结果自己所许下的一切到既定时间全成泡影。这就叫不会讲时机的分寸。
2004年亚洲杯开赛之前，中国队又有队员不合时宜地说了大话：“不得冠军，还做什么人？”我倒认为，得不了冠军未必不是人，即使得不了冠军，能知道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说话的机宜，那也还像人，倒是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把大话说得没了余地，那才叫不像人了。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类的事：在得意忘形时，说自己从来没犯过什么错误，跟着就会犯错误；说自己多长时间没感冒了，第二天就打喷嚏。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为什么这种巧合总是用于惩罚说话不讲时机，尤其把大话说在时间前面的人呢？有人说这正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是不喜欢不分时宜地讲大话、吹大牛的人的。而我却认为，巧合那是回避不了的，即使事先没说那大话，没吹那大牛还是犯了错，还是打了喷嚏又怎么解释？关键是此前你知道什么话该在什么时机说了没有？我谨以此劝告那些不会把握讲话时机的人，真的该好好管管自己的嘴了。
事件是分寸的施展台
说完了时机的把握，我想该谈谈对事件分寸把握的技巧了。其实对事件分寸的把握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因事而论、视事而言——把握了事件性质的内核，也就把握了说话的分寸。什么事当说，什么事不当说？什么事应该追根究底，什么事可以一语而过？乃至什么事说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一切，都是分寸把握的具体原则。即使你是侃爷，即使你是碎嘴子，这些对分寸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侃的、你碎的事件是否对自己乃至他人甚至对集体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影响是积极的，说明你的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如果影响是消极的，你就要好生想想是不是又没管好自己的嘴了。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古人有许多感言，简而不凡总让人读之久久概莫能忘。“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道出了在关键时刻“一言”的举足轻重。我以为它的机理不仅在于精彩的逻辑性，更在于它对语言丰富内涵的教义。诚然，“邦”可以理解为国家，或叫国家大事。既然是国家大事，自然由国君政客议商。要议商就要讲话，这对政客而言，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不负责任的话来开国家玩笑的事。
政客如此，国君更应该如此。否则，你那掌握国家国民生杀大权之嘴稍有“不慎”，就很可能招致其乱。当年周厉王暴虐施政，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大臣邵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厉王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找来卫国的巫师，要他们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被卫巫报告者，周厉王就把他们杀掉。于是，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嘴管住，即使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没有了，十分满意，兴冲冲地告诉邵公虎：“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胡说了！”
邵公虎听了弭谤的经过，惊呼：“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周厉王听了正要对他动怒，他却不慌不忙地进一步解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说，堵住民众的嘴巴，其结果比堵塞急流直下的川水还要严重。河川被堵就会决口泛滥，即便有再多的战士抢险救灾，也肯定会伤害很多人啊；对于国民的议论难道不是如此吗？正因为如此，治水的人便要排除淤塞，使其畅通；统治人民的人便要引导民众，允许他们广泛地发表言论。
这就是典型的因事而论，视事而言。邵公虎通过类比的手法，以极其简练的三言两语，把“危国”事情的严重性解释得既得体又清楚（当然，这里也蕴含时机把握的分寸），使得这个以暴政著称的周厉王从中知得了“防民之口”所“利”与所“害”，不但不杀邵公虎，而且立即改正了自己的谬误。可见在关键时刻，视事而言分寸的把握有何等的重要！
也许有人会觉得前面所谈的事例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邦”也太大。殊不知即使你所处的是一个小小的团队，或是一个“三人制”家庭，同样也会有许许多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让你去面对，同样有你必须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你就很难正确地把握说话的分寸，你所处的团队或你建立的家庭很可能就因为你“不慎”之言而跟着倒霉！
嘴碎侃爷无金口社会上有两种人最讨人嫌：一种是漏勺似地嘴碎的女人；一种是没事找事胡吹神侃的男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是这帮人“说事”的天下。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能饶起舌来。在侃爷们嘴里，天下就没有他们不知的事，世上就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他们碎些什么或侃些什么，用16个字可以概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支离破碎乌七八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以侃代乐，侃晕了拉倒。社会上有很多被歪曲了的事实，往往就是出自这号人之口。至于他们真正的能力究竟如何？天晓得！
碎嘴侃爷如果真的只会“侃晕拉倒”的话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还乐于对过眼之事指手画脚乱加指责。盖因“碎功”或“侃功”了得，所以一说起话来，总是让人听了备感窝火。听者一旦窝了火，双方就会出现磨擦，就会平生事端。比如前些日子，在江苏南京就发生了一起因侃爷碎嘴没事找事，结果双双挨揍的事件。
侃爷张某与其妻刘某本是从苏北到南京的搬运工。某天下午，夫妇俩将货物运到市第二果品市场。在等工钱的过程中，张某见货主不停地清点货物，难挨之嘴便痒了起来，他说了一句：“箱子都数不清，大脑少根筋哦！”话音刚落，货主就恼了，他回过头来朝着张某双眼就是一拳。站在一旁的刘某又再叨了一句：“你们不会讲话只会动手打人呀，这话要是你们的头儿说的，看你们怎样？”这下把在场的所有搬运工都惹火了，一起冲上来对张某和刘某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夫妇俩鼻青脸肿。行凶后，这伙人迅速消失……
动手打人当然要受到谴责。但事出有因。因在何处？碎嘴侃嘴中伤他人。其实，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自己“嘴痒”爱碎嘴胡侃，而屡吃拳头或类似于拳头之类的亏的呢。我看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抱怨就抱怨自己愣有那张不知分寸、没事找抽的碎嘴侃嘴了。
要让说大话者闪闪舌头本来，爱说大话的人并不见得就是一无是处。按人们平常“该说话时就说话，该闭嘴时就闭嘴”的说法，有时候说点儿大话，还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冯铨，他能“一心事二君”，老而全身退之，其功夫就全在一张嘴上，其中的大话自然是少不了。可见，说大话要看针对的是什么事，要先想好大话当说不当说。
在“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当今时代，说大话差不多都快成为一种时尚了。只是人们在听大话之时或多或少地都学会了留根筋就是了，毕竟说归说，信归信，你要是不愿意信，说大话者也不会逼着你信的。问题是，许多事经人以三寸不烂之舌吹成了泡沫，竟还是不鲜见轻信者。
先看商界，例如国内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有许多人不顾消费者把买房当作人生大事来抓的利益，毫不讲究视事的分寸，屡屡冲破道德底线，大量雇佣巧言令色、油腔滑调的说客，对所开发的房产进行“兑水”“注水”式的宣传，说大话，吹肥皂泡，搭花架子。然而这还不算最没分寸，更没分寸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社会提供虚假信息，开空头支票，或借助同样有失道德底线的媒体，大搞无中生有的商业“炒作”，“以烂为菜”的污染炒作，甚至以报道为由的“新闻炒作”，狼狈为奸，坑害消费者。现在很多消费者算是被这些无分寸、无度的房地产骗售行为折腾怕了，因此大家对这一行业也就提高了警惕性和维权意识。人们的警惕性和维权意识越高，那些爱吹泡泡、讲大话、混淆视听的人的空间就越小。不是吗？
除商人外，人们最痛恨的恐怕莫过于官员说话不实事求是。比如有的官员官不大，口气不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答应。表面上，这些人好像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结果什么事也没办成，实际上是一种不知分寸的失职。比如有的官员政绩平平，却也敢以吹出来的泡沫“政绩”向上级“交差”，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宋代柳宗元有一句名言：“言而无实，罪也。”柳公把那些无事实根据的话，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话视为犯罪，真可谓谨记箴言。凡夫俗子也好，商人官员也罢，长于“说”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用“分寸”二字管好自己的嘴，惟其如此，你才会过得塌实、从容，而且也无需为哪天因为说话失了分寸而闪断舌头忧虑重重了。
对象是分寸的变色龙
韩非在《说难》和《难言》中指出，极富才智的人向圣贤的君王进言，也未必立刻就能明白接受，何况智慧的人向愚蠢的君王进言呢？由于双方认知的能力和条件存在一定差距，受言者自然不会接受。
无庸讳言，在中国古代，臣子的话只要君王不愿意听，轻则可被认为是诽谤、诋毁，重则要面临死刑之灾。因此，韩非认为，说话之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能否使我有想法向君王进言；也不在于我的辩说能否申明我的想法；更不在于我能否敢于竹筒倒豆子似地把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言对象的心理。
“如果对方重视名节，我却用利益来进言，必然遭到对方卑贱的待遇而疏远之；反之，对方重视利益，我却用名节来进言，对方肯定认为我不务实际而疏远之；一个表面上看重名誉，心里却恋着利益的人，我用名誉进言，他必表面接近我而暗里疏远我；我用利益进言，他必表面疏远我而暗里亲近我。这真是进言者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啊！”
鉴于如上的论点，看人说话便自然地成为了古往今来众所赞同的说话准则。在这种准则下，同样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掐头去尾添油加醋；一是变换着词儿说。第一种毫无疑问是有意识地改变说话的目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失之分寸的；而第二种情况则比较复杂，需依据具体的语言具体定性。汉语言文化丰富至极，什么话都可以有两说。比如同样是表述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一件事情，亲者说他“独立性很强”，仇者说他“个人英雄主义”；比如同样一个人做出某项决断，拥护者说是“力排众议”，反对者说是“独断专行”。更有趣的是，有的以批评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轻而易举地变成歌功颂德；有的以表扬者的名义出现，却能被视为恶意的奉承。看来，说话之难，难就难在对象可以犹如变色龙般揣摩说话者，你若一言面对所有人，那就算你“不会说话”了。真正的“会说话”者依照人物对象的不同，同样的事在他嘴里通过语言的稍稍一把玩，在机巧的偷梁换柱间，语言这东西真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色龙了。而且你还真难从这种“变色”中找到什么分寸的失度之处！
果真如此吗？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看只能从说话者在关键的搭用词使用方面所能反映的褒义或贬义中去探究。比如某领导请惯于阿谀奉承者提意见，大抵会得到“您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不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每天早到晚回”之类，这叫什么批评？又比如有媒体来单位搜集某模范领导的典型材料，逢得不满者，其颂扬词大抵会得到“他有很多事总是抢着自己干，当他在医院疗养期间，还亲自到单位来领工资”之类，这叫什么表扬？
可以这么认为，带着褒义的批评和带着贬义的表扬并不是困难的事，只要你不想实事求是或不敢实事求是，只想看人脸色说话，那么你就能当好一个“分寸”的把玩者。无论你想借批评把一个人捧上天，还是想借表扬把一个人陷入狱，从表象上看你好像都能做到既不失分寸又能游刃有余。但偷梁换柱终究偷梁换柱，偷梁换柱在逻辑上也许可以诡辩，但就分寸本身而言，它实质上已经玷污了事件内在的纯净。也就是说，依对象不同而采用偷梁换柱的说话方式本身就是最没分寸的说话方式。
前面讲的是说话用词偷梁换柱与分寸之间的“变色”关系。接下来我要指出的是一些习惯在人前总以“我讲的都是实话”自我标榜的人，殊不知，此话的言外之意恰恰说明此人是好讲批评话和专揭别人之短，甚至是靠在他人面前卖嘴皮子吃饭的人。他们宽以待己，严以律人，分寸失尽！这种人的所谓“实话”，实质上就是对自己所讲的每一句假话的“真皮”包装。有了这种包装，他们便可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轴心，要么哗众取宠，要么求全责备他人，要么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从中渔利。
再有一种就是一些有点儿身份的人说话时不重自己身份，在评论他人时喜欢拿腔拿调地胡言乱语，制造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即使说别人，其真正目的仍然是要让对方了解甚至注意自己。然而俗话说得好：“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人际交往中，无论对什么人，如果把握不好这个“分寸”，那么，即使你的腕再大，同样也会因为你说话有失分寸而得不到他人的尊重。
前著名网球选手麦肯罗就因为一张不讲分寸的“大嘴”前些日子在澳大利亚惹是生非，结果险些挨揍。据当地报纸报道，麦肯罗评论了一对澳大利亚本土选手托德·拉克姆和世界头号男单选手休伊特之间的比赛。休伊特只用了74分钟就轻松地将排名第235位的托德淘汰。麦肯罗就对托德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比赛根本不配在中央球场进行，还说自己很“怜悯”托德等等。
麦肯罗的话一出口立刻得罪了托德的兄长——澳大利亚国家队教练布兰特·拉克姆。他对麦肯罗挖苦人的气焰如此嚣张非常愤怒，立刻找到这个美国人要和他在体育场外“把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我问这个大嘴是不是想打架。我在停车场等他，可是他说他不想去。”布兰特气愤地说：“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话是对的，只能说有人花钱雇他评论，他就可以毫无分寸地信口开河。”麦肯罗的教训告诉人们：不论是大腕还是一般百姓，在尊严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说话要讲究分寸。这里所说的分寸，就是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分寸。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做到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实际，而不是耍着变色龙之嘴来讽刺、挖苦他人，或者抬高自己的地位，或者在看他人生闷气时自己在一边偷着乐。否则，你的话说得越多，你吃的亏也会越多。
场合是分寸的试金石
很多人小时候都听到过大人类似这样的训诫：出门在外，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
大人为什么要强调“出门在外”这四个字呢？因为“出门在外”的小孩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场合，那些场合可以说的话不像在家里那样，可以不计后果。其实即使对大人而言，场合分寸也是说话中非常难把握的事。在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一旦进入主题，便很容易沿着惯性思维一路而去，从而忘却了“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的古训。这正是很多谈话出现中途吵架或不欢而散的最主要原因。
有一位叫颂华的作者写过一篇题为“说话要注意场合”的短文，我觉得这篇文章举的实例对那些平常说话不注意场合分寸的人来说，真的应该好好借鉴借鉴。我摘得部分内容如下：
一位早年毕业于某高等院校中文系、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教师退休了，为此，学校为他和另一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退休老同志一并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与会同志和领导对他们的工作和为人进行了热情洋溢而又非常得体的肯定和赞扬，相比之下，对那位曾多次荣获过“先进”的老同志的美誉则尤多。当轮到两位受欢送的退休老同志致答辞的时候，他们对大家的赞誉做了深情的感谢。一时间，会场里充满了一种令人动情的温馨气氛。作为答谢，话本该说到这里为止；然而，那位老教师却并未就此打住，却由人们对另一位“先进”的赞扬中引起了感触，并做了颇为欠当的联想和发挥：“说到先进，很遗憾，我从来也没有得过一次……”话犹未尽，坐在他对面的、平日与他相处得不很融洽的一位青年教师突然抢了话头：“不，那是我们不好，不是你不配当先进，是怪我们没有提你的名。”话语中带着一种不肯饶人而又让人难堪的“刺”。冷不防，老教师的眼角眉梢被“刺”出了一股感伤的表情，一时间会场中出现了一种怏怏不悦的尴尬气氛。一位领导见势不对，马上接过话碴儿，想把气氛缓和一下。照理说，这时，他应避开“先进”这个敏感的话题，转而谈论其他。然而，他却反反复复劝慰那位退休老教师，叫他对“先进”的问题不要在意，说没有评过先进，并不等于不够先进，先进不仅在名义，更要看事实，如此等等，一席话，等于是把本应避而不谈的话题做了重复和引申，使本已尴尬的局面显得更为尴尬。
就事论事的话，我想如上这段引文给人带来的教训无非有二：一是把可以宣泄的情绪用于不合适宜的场合，结果改变了宣泄的性质；二是把好心的劝言用于不恰当的谈话氛围中，结果好心反而坏了事。中国有句谚语，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将其引至说话的效果，我们则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说话不注意场合就容易失去分寸，更会使话的本意出现扭曲，造成双方不快。
场合是衡量一个人说话分寸的试金石。就像一个正常的人发现自己在众人面前裤子拉链开了，就会潜意识地背过身去把拉链拉上一样。说话场合的分寸把握，也应该时时地融进正常人思维的潜意识中。所不同的是，说话的场合把握涵盖着太多的玄机，甚至还有数不胜数的暗道机关，不像背过身拉裤子拉链那样单一。但是如果不注意场合分寸的把握，只图自己一时之快，或者骂骂咧咧，或者絮絮叨叨的话，其结果就会像当着众人的面拉裤子拉链一样简单：出丑！
场合似乎与“敏感”二字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情结，以至在公开场合，人们都会潜意识地告诫自己要把握说话的有尺有度。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要么予以回避，要么轻描淡写，王顾左右而言他。上例中的那个老教师触及到了敏感话题，会把握场合分寸的人本应该将其淡化，无奈那个年轻教师的解释却把话题深化了，其用心之良苦固然可嘉，但就因为“敏感”复“敏感”，越是深化就越会调高人的情绪，越是解释就越让人心乱，所以出现后来那种始料未及的尴尬局面是可想而知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场合衡量一个人说话分寸的另一种试金石就是问话方式。比如本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问话，因为选择错误或根本不注意场合地随口便问，结果就很可能会给自己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上海有一家公司规模颇大，求职者络绎不绝。某日，王女士前去应聘，她很快就被这家公司的招聘官相中。招聘官让其马上办理相关手续。不料王女士在满心喜悦之余问了一句实在不应该问的话：“我能否过完节再来上班？”结果，招聘官表示她不再被录用。王女士一头雾水，要求给个说法，招聘官则躲进房里，不再出来。
随后不久，王女士的手机响了，传来部门经理的声音，说她不该多说话，并明确告诉她：“我们公司永远不会录用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不恰当的话的员工。”
这家公司的做法固然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留给王女士的思考则是：在不恰当的场合，说一句不恰当的话，也会因此丢掉饭碗！
无论是说话还是问话，都要注意把握好场合的分寸。不看场合，不注意分寸，一味地随心所欲，口无遮拦，这是很拙劣的。从那对新老教师的一段对话，到王女士的问话，仅此两例，我想就足以说明场合是说话分寸的试金石——这是普通的常识。这个常识所能提醒世人的是：场合与说话分寸的对应关系全在于理解。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这不是真理，但一定是道理。由此看来，那些迄今为止仍不把场合分寸当回事的人真该好自为之了！
演讲成败重在分寸
登台演讲，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完成的事；即使能完成的，也未必每个人都算得上是成功地完成。那么什么样才称得上成功的演讲呢？一句话：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讲，或者是给听众带来心动力量的演讲，才称得上成功的演讲。
无疑，作为演讲者，思想、道德和口才三方面素质都是必备的，然而仅有这三方面的素质还不够，还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握好演讲的分寸。如何把握分寸呢？还是一句话：根据听众的心理期待。演讲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用语言的影响力说服听众；二是用语言的召唤力鼓舞听众。如果这两方面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你就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你演讲的分寸出了问题。
由此看来，一个不会把握分寸的演讲者无论在什么时候发表什么演讲，都很难赢得热情的掌声，因为他的演讲根本就不受听众的欢迎。那么，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把握了分寸呢？要想把这个问题回答完整，恐怕得由一位专门的人士花一本专著才能完成。而我只是想在这里讲一般人最常犯的三个毛病：一是黄婆缠脚带，又臭又长；二是口讷读讲稿，动作露怯；三是不懂装懂，漏洞百出。
黄婆缠脚带，又臭又长这是演讲者之大忌。俗语说，“油多也坏菜”。炒菜用油过多，就会让人腻味。演讲也是如此。能短则短的话，非得花大把时间且谈且论，其结果只会使人倒胃口。比如在公共场合发表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总想用语言的触角抓住每一位听众，其动机自然令人钦佩，但必须明白，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乐意听长篇大论的。很多人把他们单位的领导做报告比喻“黄婆缠脚带，又臭又长”，从中就不难看出大多数人对长篇大论演讲者的反感。一般听众更愿意听的是演讲者能用最简短的语句把所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若是像一些大国企领导人做“八股式”年终总结报告那样，先由秘书花N天时间写出提纲，上台发言时则开篇讲大形势大环境，接着理论联系实际，讲若干个大标题，每一个大标题下又有若干个小标题，每一个小标题后面还有若干个基本点，每一个基本点讲完仍意犹未尽，你说谁在底下听了不昏昏欲睡？
成功的演讲者大抵都能抓住听众的心理，把自己的思想浓缩成最简单的语言，句句掷地有声，分寸俱佳，在听众平静的心湖里激起层层波浪，这就很值得称道。
简短的演讲，不允许拐弯抹角、旁生枝节，必须抓住精髓，巧做对比，以求一语中的。请看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政治家、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各界公祭鲁迅先生大会上发表的十分简短却极有分寸的演讲：
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
透过仅此一句话的演讲，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既有对当时各种战线上“不战而屈”的投降派的谴责，又有对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勇敢战斗、绝不屈服的品格的赞颂。“不战而屈”和“战而不屈”，同样4个字的不同组合，成为衡量一个人有没有硬骨头精神的试金石。这极其精练的一句话演讲，巧妙地采用了鲜明的对比，使卑微者更渺小，使高尚者更伟大。尽管只是一句话，却激发了人们奋起抗争的勇气，鼓舞人们以鲁迅先生为榜样。
口讷读讲稿，动作露怯就像埃菲尔铁塔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打造一个演讲家的才能也绝非一日之功。演讲家不但要思维灵敏，而且要有礼有度地切入话题，使听众会心悟解；除此之外，演讲者的动作也是不能忽视的。演讲演讲，“演”字是关键。“演”要靠动作来完成。有了合理的动作，才能使演与讲相得益彰，使演讲的内容增强影响力。可想而知，如果一段精彩的话通过一个口讷的人去讲，那就无异于宣读；如果动作与演讲之意不搭配，丢失了分寸，那就更像小丑登台，让人胃口倒尽了。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第一次上台演讲时，口讷得没治，满脸通红，嗓音变调，脸色铁青，双脚打抖，连手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以至“言行不一”，分寸大失，弄得满堂哄笑。
再举个例子。德摩斯梯尼是希腊著名的演讲家。他初次登台演讲的时候，希望得到掌声、笑声。结果笑声没有，倒有了掌声——倒掌——最后他被人轰下台去，原因就是不仅讲得实在是不行，而且动作时时露怯。他有耸肩的习惯，差不多每讲两句话就耸一下肩。一个演讲者，耸肩这个姿势多难看！再说，他演讲时的气度也不够，说一会儿就要长出一口气。试想，一个演讲者动辄就当众长出一口气，形象岂不大损？所以听众把他轰下去是不奇怪的。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林肯和德摩斯梯尼最初登台时的露怯情景，这两位后来都成了伟大的演讲家。靠的是什么呢？8个字：克服毛病，努力演练。
不懂装懂，漏洞百出最容易失分寸的演讲者恐怕当属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了。这种人大抵属于爱在公众面前作秀者。他们不登台则已，一旦登台便“情绪激昂”，毫无分寸地信口雌黄。自身知识浅薄，又好教导人，这么一张扬自己，自然要漏洞百出，怎不露怯？
不懂装懂又管不好自己嘴的人是令人厌烦的。特别是那些混得一官半职者，在长辈乃至真正知识渊博的人面前，以权压人，以话压人，而且不顾他人的感受，这样的人登台演讲的次数越多，给人带来的厌恶感也就越多。
应该说，已经有太多类似的教训足以劝导我们：在自知学识储量匮乏的前提下不要四处登台班门弄斧，以免把握不住分寸，遗漏要点，使演讲漏洞百出，予人笑柄。如果你在某一个团队里身居要职，那就更应该对自己不懂的知识或学问不耻下问。这样做不但不会丢失你的颜面，而且还会赢得更多的听众支持率。
我再举一个小例子来结束本篇。有一位演讲家，讲着讲着，突然间一个故事的年代忘了，于是他先把故事讲完，到最后把问题抛给了听众：“大家能否告诉我，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代？”结果听众齐刷刷地按着他的设置把年代喊了出来。这个机智的演讲者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林肯。
假如接听电话不讲分寸
接电话，这是几乎每个人每天都要经历的事。电话也是一种“话”，它的最大特性是在不确定的时间、不确定的地点、不确定的目的前提下接到不确定对象的电话；或者突然要给事先尚未确定的对象打电话等等。有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自然也会使得电话语言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这也正是最容易造成接听电话有失分寸的主因。“电”对着不同的人，与面对的人毕竟不一样。于是接听电话的艺术与讲话的分寸就得另有讲究了。恰恰是我说的这一点，常常被一些人所忽略，因而由电话惹出来的意外的事端总会在我们身边频频发生。我将在以下举出电话中几种最容易丢失的分寸，以供读者诸君借鉴。
“放电”型这种情况过去大多发生在年轻的女性当中。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个叫“煲电话粥”的词，所针砭的就是一些抓起电话就忘了什么时候才应该挂断、甚至最好永远不要挂断的年轻女性。这种有失分寸的电话确实让诸多人所不齿。而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这个观点最有力、也是最直接的证据是，电话费越来越便宜竟然使电信部门的电话费收入不减反增。再从“煲电话粥”看，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男性青年也卷入其中，甚至比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许是现代科技让一些人的工作实在是太轻松了，也许是现在人的感情太丰富了，以致很多年轻人就闲得无聊，有事没事便玩手机“短信”加电话“长话”，不管上班还是下班，只要对方是异性，自然可以天南地北地“交流感情”。一些企业老板还“推波助澜”，对客户实行“触电投资”，亦即搞些美女帅哥推销员，和客户玩“电话放电”乐此不疲，这种“玩法”有的还真奏效。可是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让他们用电话“放电”“接电”，难免就会“触电”，这么一“触电”，说话的尺度就容易丢失，有不少企业的信息资源，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电”掉的。
“错接”型拨错电话几乎人人都经历过。因为拨错号，于是肯定就会有人接错电话。拨错号者原因有很多，比如电话串线，比如拨错了号码等等。总之，凡拨错号者，都是无意的，但若是因为拨错号而招来错接电话者的一顿没有分寸的语言侮辱，那就太让人懊丧了。
对拨错号者开开玩笑，逗逗趣，这不算什么。但凡事都得有分寸。有一些人平时就管不好自己的嘴，一旦接到不知何处来的拨错号者，那张“无怒自怒”的嘴就更管不住了。嘴一旦管不住，任何一句无分寸的话都敢向陌生的来话者抛去。诸如用侮辱性语言刺激对方、羞辱对方，甚至伤害对方。对于这种人，对方若有绅士风度也就罢了，但如若也一样无聊，那就免不了要生事！
我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我们正吃饭喝酒之际，他的手机响了。他喂喂喂了几声后，便吼了一句：“打错啦！”不知对方又多问了一句什么，让我这位朋友大感不爽，对着电话突然大声叫道：“你问我这是哪儿啊？我这儿是火葬场！”吧叽，电话挂了。结果呢？几天后，我的这位朋友的电话号码被自己注销掉了。原因是几乎每天夜里都要接到几个有关火葬场“咨询”的骚扰电话。骚扰者是谁还用问吗？
“择人”型接听电话，择人而态。这是那些有点一官半职或有点“学问”或是什么“星”之类的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已经有点“成就”的所谓专家、学者，就最习惯“择人而态”。我解读“择人而态”者心态大抵是：“我”是有地位的人，凡是下里巴人来的电话无非是为了攀“我”点什么或搞点“我”的什么新闻，“我”怎么能和这种没品位、没档次的人接触呢？殊不知“择人而态”者丢失的已经不仅仅是说话的分寸，而是做人的分寸了。
“择人而态”者一般不亲自接电话，他们大多雇有佣人或准佣人。电话一响，他们会本能地把架子先端起来，叫接听电话的人说“就说我不在”，然后再问对方是谁，若逢得对方是自己有用的人，立马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您……××长呀，我还当又是无聊的人来骚扰了呢。”乍听那语气低声下气，细语柔声，卑躬屈膝，有求必应，不怕旁人说自己是一副奴才腔。
如果逢得不得不亲自接听的电话，他们大抵会“打官腔”，或是爱答不理地问上几句“谁呀”“有事说话”之类；若是逢得对方请他做些什么，他首先要看看对方是谁，只要他压根儿没把你放在眼里的，“没空”则是对你最“恭敬”的推辞，哪怕你找他们有天大的事，他们也不会帮你。
“拒接”型拒接电话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本来你因为生某某的气而不想接对方的电话，而某某却“不厌其烦”地一直骚扰，直搅得你心烦意乱。气愤之余，假如忘了分寸，你操起电话……
可想而知，你操起电话一刹那，各种可能都会发生：你有可能抓起电话一言不发；你有可能抓起电话使出浑身解数向对方咆哮而去；你有可能干脆把电话线掐断了……
你采用什么办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抓起电话便咆哮的话，就有可能会闹出事来，因为这时候你很可能咆哮错了对象。要是恰好这时候打来电话的不是你所拒接电话的那位某某，而是你的上司、你的另一位朋友、你的亲人……如此失之分寸，那岂不滑稽？
关于分寸的一般禁忌
生活有禁忌，做人有禁忌，说话更应该有禁忌。如果说话没有禁忌，大家都一脑子捅到嘴，张口即来，毫不考虑后果，那么社会就没有秩序可言了。说话的禁忌说到底就是分寸的禁忌。同俗话说的“凡事都要有个度”一样，说话时也都要根据时间、人物、事件、地点的不同，相应地调整其长短轻重严松快慢，这样才叫说话有分寸。有了分寸，才能把话说圆。而有说话者总要有听话者，也就是说，一个人“张嘴说话”时最少要面对一个以上“听话”的人，说话的目的是要向对方传送某种讯息，如果没有分寸，你传送的讯息就会出现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讲，把握好说话的分寸也就是把握好说话的禁忌。关于说话的禁忌有很多，我在这里只是提几个重点。
习惯用语的禁忌如果用时间去维护一种不良习惯，那么当这种习惯已成自然时，它的代价则是死亡无数个智慧细胞。一个人如果有自成一格的习惯性用语，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也有此之嫌。
习惯用语能自成一格，大抵是因为这种用语来自和自己最亲近的人之间所专用的俏皮话。比如夫妻之间的俏皮话，说成家常便饭了，就会成为夫妻之间专用的习惯用语。但这种习惯用语若是在不经意间置于夫妻以外的场合也随口即来，那就有失体统了。
《厦门日报》前些时候发表了一篇署名钧华的文章，大体内容是某君在家里跟妻子就经常用玩笑话相互交流。两人都喜欢狗，平时表达爱意也是狗长狗短的。吃饭前妻子常对他说的话是“洗洗你的狗爪爪”；而读到报刊上的好文章时丈夫也常会对妻子说：“竖起你的狗耳朵好好听着。”长此以往，“狗言狗语”习惯成了自然。
一天，此君将熬夜赶写好的一份材料请领导过目，领导看后说：“写得不错，里面没有错别字吧？”此君在家说惯了的话竟顺嘴就出来：“肯定没错，不信你就睁大狗眼睛好好瞧瞧！”话刚出口他就知道自己的话乱了分寸了，于是连忙道歉：“对不起，领导！我跟我老婆说惯了……”
不料这话一出口，分寸就更乱了。领导是位女士，而且很年轻。
传言的禁忌谁都知道传言之危害。但谁都逢过传言的困扰。人与人接触中常有很多机会可以散布对他人的传言，当你听到有关某某的传言之时，应该慎重思考一下：无论消息是经过“添油加醋”的，还是所传内容可能都是真的，只要是对他人不利的，一旦越传越广，都会对他人造成精神上和名誉上的伤害。如果你也介入其中，人云亦云，你就成了无畏的传言者。况且在背后传人的是非，早晚有一天会传到当事人耳中，且经过多次转传，原版早已走样，再回到当事人耳朵里时自然会是分寸全无的“小鸡变凤凰”，结果不言而喻。不管什么时代，社会上总会有那么一号人：以言传他人的是是非非为最大快感，他们总喜欢夸大其词地逢人就传所谓的“消息”。人世间不知多少悲剧正是由此而生。
尽管你不是传言的源头，但你平常不管好自己的嘴，就容易成为别有用心散发传言者的工具。原因是你心中缺乏衡量传言可信度的标尺。没有标尺，何来分寸？
传言越传越多，就会变成谣言。谣言还继续传，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争议话题的禁忌很显然，越是敏感的话题就越是富有争议性的话题。比如宗教、政治、党派等话题，都有其一定数量的拥护者，但这些话题是很不适合在一般场合下与人谈及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双方皆有理，就容易引起更大的磨擦，甚至把话说过头，授人以柄。
凡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自然存在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可辩性，而争辩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战胜对方。而争辩只会把观点引向极端，这样一来，说话就更没有分寸可言了。
再说了，即使你有舌战群儒的天赋，在争辩中赢了对方又怎样？你一定心里很清楚，你压倒对方，使对方在表面屈服了，但心里肯定会不平，甚至会对你怀恨在心，无形中你就给自己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一个敌手；其次是你可能会养成专爱挑剔别人错误的恶习，你将因此变得自高自大，从而失去很多朋友。
隐私话题的禁忌隐私说到底就是个人秘密。个人秘密只能属于个人所有，但也可能会向他自己认为最亲信的人透露。如果你是第一个知道某个朋友隐私的人，那就说明你的朋友非常信任你，而你也从某种程度上共享了这种隐私。这种隐私是不能外泄的；如果你是第N个知道某人的隐私者，说明已经有人出卖了别人的隐私。这种出卖，大抵就是出于没有分寸的嘴。
隐私与短处或多或少地都有着一定的联系。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如果不管好自己的嘴，随随便便说出别人的隐私，不仅有碍别人的声望，且足以证明你为人的卑鄙。
如果你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某个人的隐私，但这并不一定可靠；也许另外还有许多隐私并非你所能详知，在这样情况下，你如果贸然拿你所听到的片面之言向外传扬，就会颠倒是非，方寸大乱。
气愤之余的禁忌人都有生气的时候，而由生气走向发怒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如果因为发怒而失去自控，什么样的话都会说出口，局面就可能会难以收拾。
气愤而失态，无异于主动放弃理智。失去理智的人会做些什么事呢？谁也难以料定。先不提手痒脚痒以至挑起“武力战事”，光是火急火燎地嘴发起痒来，一场无畏的“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生气时首先要想到如何给自己降降温，学会忍气制怒。以责人之心责己，以谅己之心谅人。这样，你说话就不会那么冲动，那么没分寸了。
个人不幸话题的禁忌没有人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也经常被各怀心事的众神们搅得心慌意乱，何况人间的凡夫俗子？人生之路注定要有坎坷，所不同的无非是坎坷的多少而已。坎坷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坎坷及时就能化解，有的坎坷因不能及时化解而成为一种痛，长期地刻在人的记忆印痕中。这种痛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幸”二字。
比如身体曾患过重病的人，现在已经康复，他根本就不希望有太多的人知道他曾经历过的这种不幸，因为这不但不会引起他人的同情，反而会让身边的人疏远他。
比如有些人离婚了或是家人去世了，他不愿被人提起这些往事，你愣是提及了，岂不让人勾起痛苦往事而凄然泪下？
若是对方主动提起，则需表现出同情并听他诉说，但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毫无分寸地追问不休。与刚刚遭受不幸的人谈话，你最好是让他尽自抒发。
如果不幸的主角是你自己，也不便与人谈及，因为这将使人为难，因为你的不幸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关痛痒；你不知分寸地说了，人家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示同情和慰问。
闲聊的禁忌闲聊，说到底就是打发时间。爱闲聊的人大抵有两种：一种是无目的的“没事说着乐”的“谈资式”闲聊；一种是有目的地以闲聊为陷阱，套人之口误的假闲聊。但必须注意的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闲聊，都不能失去应有的分寸，否则，一次你认为无意识的聊天，会给居心叵测的他人掠到“很有意思”的东西。
闲聊可以，但不能把太多的时间耗在无意识的闲聊上，因为无意识的闲聊大多是谈论他人支离破碎、毫无意义的事。闲人市侩爱谈资，那是因为他是闲人市侩，如果你不想当闲人市侩，你就应该知道飞短流长的谈资就是在空耗自己和别人的时间。
鲁迅说：“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如果一个人成天不干正经事，专门对一些无聊的话题感兴趣，那只会把自己也变得无聊起来。比如谁谁谁家二公子包“二奶”啦，比如谁谁谁靠两条香烟就把扣他驾照的交警搞定啦等等，而且一说就没个完，越说越离谱，越离谱越无聊。可想而知，这样的谈资，还有什么分寸可言？
更无聊的是一些长舌妇女。她们的闲聊与谈资无异，其话题几乎无所不及，而多数属于无中生有的绯闻，而且往往是越谈越神。本来没有的事，居然什么鼻子什么眼都能被“聊”得跟真的似的。所幸的是，她们谈归她们谈，只有傻瓜才会把这样毫无分寸的话放在心上。如果不是傻瓜，那是否也把你的话当真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口无遮拦的禁忌凡是口无遮拦者经常因为说话而与人发生冲突。这种人往好听了说，叫“性格开朗”；难听一点儿，则是“缺心眼儿”。
谨言慎语这是有智慧的人所必备的说话修养。开朗、坦诚固然可爱，但不分时间、场合、地点和人物对象，有什么说什么，这样的开朗与坦诚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一嘴漏勺——没治！
一座城市没有防洪堤则不可长治久安，一个人心中没有城府就不可能成就事业。口无遮拦者就是一座没有防洪堤的城市，一个没有城府的人。没有城府，要么伤人，要么害己，要么双方均不悦，闹出矛盾。如果你所言之事仅限于双方，轻则可能使对方下不来台，重则造成双方隔阂；倘若涉及他人，你很有可能在无意间成为传闲话或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制造者。这些都是那些一味地以心直口快为荣者常犯的毛病。这种毛病若愈积愈深，成为一种“自然”习惯，那就会引出大病！
自夸也有禁忌做生意的人为了促销自己的产品而对其中某一方面优点无限度地自吹自擂尚可理解，但把这种自夸行为用到与人相处中的说话形式上，那就叫不知分寸了。
爱自夸的人大多自视清高，蔑视周围的一切，根本不把别人的话当话，只会自己吹大牛、侃大山，极尽所能地表露自己，好像只有他才能救世界、救人类。这种人根本就不会交朋友，更不会有朋友。殊不知“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没有本事，只会毫无分寸地自吹自擂，丢不丢脸？
与其自夸，不如自谦。无数的事例告诉我们，成绩不是靠自己吹出来的，而是大家评议出来的。自己捧自己，即使能赢来一些违心的喝彩，而在这喝彩的背后，有多少手指头在戳你的脊梁骨，你能感受得到吗？
抬杠也有禁忌不知为什么，有些人总是以与他人说话抬杠为乐。如果你说这是黑的，他就偏说是白的；但是如果下一次你也说这是白的，他就又反过来说它是黑的了。这种处处故意表示与别人看法不同的人，和处处随声附和的人一样，都是属于说话没分寸，而且还是不诚实的人。
没有人愿意和那些习惯性地与他人唱反调的人交朋友，也没有人会对说话爱抬杠的人从心里感到钦佩。即使你的口才很出众，但你以抬杠的姿态到处逞能，只能惹人憎恶，招人厌烦。
不要总以为自己的说话能力有多了不起，也不要认为你抹杀了对方的一切而使对方对你五体投地。相反，因为你平常说话已经养成了爱抬杠的习惯，怂恿了你生成一种莫名的“反骨”性格，这种性格不但难以得到众人的认可，而且还会大大降低你真实观点的可信度。
篇末结评
在以能言善道为荣的当今时代，激情洋溢的人们争先恐后地用各种语言表现自己并不算什么错事。怕就怕一味地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而忽略了种种分寸的把握。有意思的是：人们每天都在说话，每天都在留意说话要少出错，却总是鬼使神差地落进自己或他人的语言陷阱之中，吃尽苦头方知其中多是无“分寸”之过。其实即使在琐碎的生活中，“分寸”也无时无刻地不与我们相随。比如炒菜盐多了谓之咸，盐少了谓之淡；比如裁衣尺寸大了谓之肥，尺寸小了谓之瘦；比如工作做得少了谓之懒，做得太多了谓之勤；比如给孩子的爱少了谓之无情，多了谓之溺爱，等等，这些都和分寸有关。而说话也正是人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没有分寸，何来和谐与融洽？能言善道并不意味着就是鼓动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嘴是自己的，理是天下的。要使自己的嘴能让天下所容纳，千万别不把说话的分寸当回事！是为结评。
老板：别把员工当狗训
如今很多企业老板很烦恼。员工少了，企业人力不足；员工多了，大家都成了只会抢粥喝的僧侣。老板们每天都要花很大的心力疲于奔命，既要协调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又要对他们进行循循善诱的“爱企业教育”，尽管如此，成效还是甚微。没办法，现在人大多吃腻了敬酒又喝不惯罚酒，你罚吧，他就敢把手中的挑子一撂，“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且在临走时讹了工钱还要给你留下一屁股后遗症，最后倒霉的还是老板自己。面对此类事件，一些吃过亏的老板学“聪明”了：要提高现代员工的工作强度，一靠制度，二靠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