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心理透视：心颤
性层面：千年心颤抖
《性文化心理透视》前言
自从人类揖别猿类，是否还留了一条“猿的尾巴”——性交配？性文化到底是不是人类文明史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因为无论是宏论滔滔的思想家还是下笔如神的文人墨客，无论是谦谦君子还是猥琐庸辈，只要提及人尚有“动物的本能”时，都毫无例外地是指——性。
医学对人体各个器官以至于神经系统、精神因素等等所做的生理解剖分析，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人会因大夫或医学家把人还原为动物（或者生物）而羞愤。因为谁都知道，在任何与人相关的领域里，人毕竟是人！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以至于生老病死，都“人类化”了，文化化了。悠久而厚重的文明史把吃喝都修饰和浓妆淡抹为“人的行为”——而绝非动物的行为。可是，当人们那或矫健或蹒跚的步伐、或灵巧或笨拙的双手、或苗条或肥胖的身躯、或炯炯或呆滞的眼神、或生动或缺憾的容貌……尤其是大脑或心灵纷纷从人类孩提时代即开始千变万化的时候，人类的生殖部位却似乎始终是“猴子的屁股”。
性行为则更像是一个“黑洞”，一切丰富多彩也好、博大精深也罢，都要在“黑洞”面前戛然而止。也许“文明”会转借着“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之类的似贬似咒的“命题”，甚或有幸凭借从“爱情”那里窃来微光渗透到“黑洞”之中，然而毕竟黯然失色许多。
于是，性，是人伦道德遇上则驻步不前的雷池，也成为许多人的人生折戟沉沙的陷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是两种倾向严重阻挠着人们的性爱生活：一是禁锢与压抑，以种种变形变相的观念渗透蔓延；一是“性开化”“性解放”似乎像失去方向和堤岸的潮浪，喧嚣泛滥。
然而，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渗透力、影响力，相对于经济和利益，相对于消费方式或生活方式，其变化发展总是比较滞后。或者说，是其中的核心部分难以与时俱进。人们告别了单一、僵化的思想认同和行为模式的价值依据，心理倾向和精神结构多元复杂，这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应当说是进步。但代价沉重！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等等不可能给人们提供明确的心态模式的参照系，而传统文化中属于“糟粕”的梦魇也继续缠绕，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
人们普遍感觉到的忧郁、焦虑、烦躁、压抑等等感觉层面的心态，以及伴随的困惑、迷失、烦乱、空虚等认知层面的心态，尽管有种种社会因素，但大都折射着性爱层面的心理颤动。无疑，性心理，或者说性文化心理，既是社会背景与社会心理交织的敏感部位，也是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三个意识层面上，自我意识最难形成自觉、实现调控的部位。
从欲望到意识，从观念到行为，从恋爱到婚姻，从婚内到婚外，从荧屏到网络……性爱问题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内心潜流。更多的社会“流行色”，以种种方式演绎着色情冲出闸门的肆无忌惮，而“性自由”和“性解放”那美丽的旗帜总是像艳舞表演门前的幡子一样飘扬起来，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人们走向小康时必经的“风景走廊”。
欲望可以被称为需求，但需求从来都是多层次的、多元混杂的。单纯的生理需求在支配人的行为方面，其考察意义已被大大地淡化，这似乎也是弗洛伊德学说屡受质疑或被后人不断丰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考察人们的心理动力——需求，则无论如何无法排除文化的制约。以往，文化与心理之间的关系被严重忽视，那是严厉批判唯心主义的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一种思维惯性。而如今，当心理学地位提高、心理分析引人注目的时候，文化透视又在心理学界显得贫弱。其实，从心理动力到心理过程，再到心理特征和心智模式，文化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而文化，又是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来支配人们的行为的。以华生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都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本人在大学执教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如果离开文化，尤其是离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视角，是很难将心理学课程讲到位的，也是很难在课堂回答问题和心理咨询当中体现针对性的。因而，近年来的研究和写作在这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应当说，本书各章节所涉及的问题不是“一级热点”，因为深感直接针对“一级热点”的展开度有限；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基本上属于“二级热点”。其中一些内容，我曾经在中国博客等网站上登出，从点击、跟帖、转载的情况看，“二级热点”的定位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同时，我本人曾经兼职从事过较长时间的图书编辑与策划，感觉到网络或报刊媒体的“二级热点”，往往在图书出版物的意义上就是“一级热点”。
本书不是在集中的一段时间内写成的，在语言风格上略有差异。从“文体”的角度看，也比较难以归类，有的章节像杂文或随笔，有的像报告文学，但仅仅是“像”而已，因为理性的论述还都占有一定的分量。自己在授课、交流、咨询、调查工作中感到心理问题要讲得不那么刻板枯燥，需要在语言风格上追求生动和风趣。本书中出现的一些事例，有些是在自己掌握的“素材”上进行了一定“文学加工”后的描述，但这绝不是文学虚构。即使在心理学的课堂上、心理咨询的场合，讲到一些事例，也会因种种原因进行某种“加工”，但又不失其生活来源的真实和典型意义。以上的原因不仅让我对书中的许多章节难以“归类”，对这本著述也很难归类，不知属于文学、论著还是“评论文集”“生活指导书”，或许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就让读者“定位”吧。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1)
人们有理由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时下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而这种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法律框架有点雏形的意思，道德标准的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一片混乱。许多“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颇有市场，不仅潜移默化，而且堂而皇之。在《虽然“耍流氓”升级换代为“性骚扰”》一文中，笔者做了一些列举和批判。
比如，流传千年、至今没有绝响的“万恶淫为首”一说，就是一则典型的“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真理”，即使说不出口，也在实际心态层面遵循不误。当然，尤其是当做一种标准衡量别人的行为时，才运用得更加充分，也更加理论联系实际。表面上看，它是一条深入人心、有着“诛心”之功效的戒条，是淫乱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实际上，它不符合逻辑，缺乏科学分析的依据。“淫”为什么比杀人越货、贪污腐败、蒙骗欺诈、走私贩毒等等更严重，而居于万恶的“首”位呢？当然，本文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想指出、也应当指出：“万恶淫为首”曾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特色。一种扭曲了价值体系的“潜标准”，在扩大性权和人格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助纣为虐。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传统保留着也好，总算有一些作用，比如对于腐败贪官的好色，也是一种制约。错了！制约贪官靠制度，如果靠“万恶淫为首”，不仅一点作用没有，而且还给他挪出空儿、留出余地、创造条件。因为，贪官可以利用权力将自己的行为“罩住”，也能将自己所嫖的“鸡”，所泡的妞，所养的“二奶”罩住，使她们觉得受到了权势的“保护”而增强了“安全感”。当弱者在性权方面“憋住”的时候，权性交易、钱性交易、权钱与性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
历史上“万恶淫为首”增强了性权不平等，扩大了性权差异，制造“性域”上的“贫富”矛盾，危害社会和谐。
历史上的千年一骂——“万恶淫为首”，本来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帮着男人骂女人；第二是帮着权贵骂贫弱；第三是帮着皇帝骂百姓。总之，是一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助纣为虐的工具。有史为证：
第一，帮着男人骂女人：
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一说，在性文化中起到“警世通言”的作用。每当男人们做错了事，或每当国家、社会、家庭……出现灾难、凶相、变故、不幸，这时往往会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出现。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有时也像男人一样“好色”、像男人一样“一半是女人”，历史好像一到关键时刻经常会在女人的影子里实现某种转折。而那个留下影子的女人，就成了“罪魁祸首”。说来十分奇怪，花团锦簇的太平盛世，美女可以倾国倾城，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一旦出了问题，却少不了女人误国，红颜祸水，狐媚惑主。
夏桀亡国是因为“荧惑女宠”；商被西周推翻，有个被纣王宠爱的妲己，“唯妇言是听”；西周的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才“烽火戏诸侯”，以至亡国；吴王夫差被西施色相迷惑，使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机可乘；汉初吕后险些断送汉室江山；隋炀帝更是沦于女色陷阱荒淫无度而失国；杨贵妃的妖冶使风流天子玄宗几乎命丧安史之乱；多情的李后主因女人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徽宗耽于声色犬马而沦为金人阶下囚；明朝断送取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咸丰“天地一家春”导致慈禧祸国殃民四十年……历史上的“小女子”至少影响了许多大事，打乱江山、断送社稷、改天换地，女人都插了一手；或反过来可曰没有某个女人、某些女人，“历史将重新改写”。
如果以为这些历史记载中有谴责或规劝皇上的意思，那就错了。真有那点儿意思也是后人“误读”出来的。仔细看历史的奥妙，都是在灭国或祸乱之后向女人追加认定罪孽的。如果没有变故，或者皇上文治武功都说得过去，又或者在历史排行榜上被评为最佳皇上或优秀皇上的，比如秦皇汉武啦、唐宗宋祖啦等等，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说三道四。所以指责女人和规劝皇上无关，女人是女人，皇上是皇上，罪孽是女人的，辉煌是皇上的。
第二，帮着权贵骂贫弱：
《太上感应篇》中骂道：“盖万恶淫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试讲种种祸害，指醒迷途——一害天伦：男女各有配偶，这是天定的伦，乱了他，不要讲到他们情义乖离，他的伦，我去乱了，便与禽兽无二，披毛带尾，是无别的，戴帽穿衣，也是无别的么。”
中国是“礼仪之邦”，合理的标准是合礼，丈夫有多个妻妾是合“礼”的。如《礼记·曲礼》规定：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有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晋令》《唐之律》《明律》等也有类似规定。可是，多少权贵妻妾成群，多少穷人性饥渴与饥寒交迫。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光棍、鳏夫，实在憋不住有一点“偷情”行为，甚至冲着动物发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阿Ｑ跟小尼姑也好、吴妈也好，都没怎么着，可招致连打带骂的胖揍。
为“万恶淫为首”解密(2)
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悖天理，张人欲”，也就是一边严厉主张用“灭人欲”扫黄，一边自己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朱老夫子任提举浙东刑狱时，看上了绝色风尘女子严蕊，但那女子偏偏与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相好，朱老夫子上奏皇帝告唐仲友奸邪，又滥用职权关押严蕊，罪名是有伤风化。严蕊得知朱熹调走，给接任的官员送上一首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奴走了，奴不奉陪！要不是这首诗透露出来，朱老夫子比谁都冠冕堂皇地正人君子。
可见，朱老夫子不仅自己“富贵思淫欲”，而且还利用职权打击迫害三陪女，可谓虚伪到家。他给那位古代三陪女罗织“有伤风化”之名，挥舞的也是“万恶淫为首”的大棒。
第三，帮着皇帝骂百姓：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际上，礼也不上皇帝。在皇帝那里，任何法律礼教都会有惊人的突破。汉武帝遍选天下美女，后宫中嫔妃姬妾多达三千以上。晋武帝后宫中也有数千宫女，平东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姬妾积累到万人。该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表现出在美女方面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在收藏界也算有独到的成就，堪称“美女收藏家”。而且他在宠幸谁的问题上也有独创。由于美女太多，宠幸不过来，就坐上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就宠幸那里的美女。但该皇帝这方面的“政绩”被后来者丰富发展，很快就黯然失色，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仅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宫女就超过四万。羊拉车的方式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发明了“宠幸彩”，就是设下彩局，美女们撸胳膊挽袖奋力摸彩，一旦中彩，即可荣享万人中之幸事。所谓“万幸”“万幸”，万岁之宠幸者也、万人中之获幸者也。因此，唐玄宗不仅对中国语言学有一定贡献，对中国古代社会博彩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统治者如此，但好像算不上“淫”，否则，《太上感应篇》归结的害人害己的“十二害”，岂不是犯上作乱？十二害只害百姓，不害达官和皇上。如果说，衡量是否为“淫”的标准是看是否合乎“礼”，其实皇上早就超乎“礼”，而且其“淫”的程度是万民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是淫之顶端、淫之魁首，但还没见到哪个历史上的史学家、道学家实事求是，说一句“万恶皇为首”。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1)
在《战国策·韩策》中记载着，秦国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的一段话：“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量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不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贵千金，独不可使妄少有利焉？”
宣太后在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严肃、郑重的场合，公开用描述性交姿势的例子来阐述自己对军国大事的观点，这在后人看来，难免大惊失色。但这件事，恰恰说明了战国时期男欢女爱并不是什么不足为外人道的丢人的事，更谈不上淫秽、下流。
《易经》的《序卦》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错（措）。
这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祖先的整体性思维，虽然很不精确，却和西方进化论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的不谋而合之处。
《易经》的《系辞》中更有一段文字：
天地洇缊，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里，甚至把男女的地位提高到“万物”之上了，也就是说，男女的“构精”，导致了万物的“化生”。
无论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人们都能了解到，人类社会的早期，我们人类的老祖先对男女和“性”的观念还是很开明的。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有种种禁忌和压抑，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是重要的推动力。然而人种进化，必然会体现在繁衍的进化变异上。因此，从猿变人，性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劳动，在使人类祖先逐步脱离大自然的束缚时，在使人类祖先逐步区别于其他动物类群时，必需要在人类自身繁衍——两性行为这一极为重要的部位发生作用。也只有在这一部位的变异，才能使直立行走、择地而栖、使用工具……进化变异的成果得以固化和延伸。
的确有人类学家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人类祖先在劳动中，在挣脱大自然束缚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那就是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拘囿于四季变换所制约的发情期。
性行为的“人性化”，表现了人类祖先最早对自然的反叛性，表现了作为人的性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支配。这种最初的“随心所欲”，和征服自然的其他努力一样，为其后人的观念形态的心理结构作出了铺垫。
男性与女性的交媾，是生命活力、自身繁衍之源。这种早期意识，使人类祖先充分发挥自己业已开掘出来的主观能力去追求性行为，使性行为像其他人类行为一样，从动物性中脱离出来而充满“人性”。
这种初期意识，当然地孕育出性观念上的原始的主动意识、开放意识，并在后来演绎为生殖崇拜。
古印度民间有祭祀加兰女郎的习俗，祭祀对一位裸体女郎的生殖器顶礼膜拜，祭司则亲吻她的阴部，祭品也必须接触其生殖器后才能分享受用，人们认为这样才能祛病避邪。
在非洲、美洲的某些原始部落，舞蹈就是表现性交行为的。人们用狂热而有节奏的舞步扭动身躯来模仿性交姿势，既不感到羞涩，也谈不上什么淫荡，反而是人们喜庆和祈祷的最到位的方式。
在古希腊，人们崇尚并美化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在古希腊人崇拜的神中，爱神阿佛狄忒是一位被美化的神，她是美和性的化身，在诸神中有崇高的地位。人们认为性活动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活内容，就与吃饭、游戏、运动一样，而且是轻松愉快、给人带来肉体、精神享受的活动方式。著名的古希腊改革家梭伦在被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官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一项是创办了城邦妓院，政府可以经营妓院或对妓院征税。他认为让人有地方发泄性欲，可以减少社会上的混乱。况且，只要不触犯私有制，性欲和堕落、情妇、野蛮、下流完全是两回事。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在作品中曾经这样感慨：“我欲火中烧，如痴如狂”。而伟大的荷马史诗中，两性关系的内容俯拾皆是。甚至特洛伊木马的产生、特洛伊王国的覆灭，也是为了美丽的女子——海伦。
古罗马人把性活动看成是一种关系到肉体快乐的事情。他们认为妇女是贞节和崇高的象征。
古罗马的保护神就是维斯太女神，他们认为性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性欲。同时，古罗马人相当重视避孕，有许多医生专门研究这一技术，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古罗马人的性活动已走出了生育繁衍的目的，而重视性活动的愉悦效果。
禁欲最严的中国也有欢喜佛，就是表现性交姿势的佛像。而欢喜佛的意义，就在于以性交而教化恶性、调和善恶，并且还包括鼓励生育的意思。
由此看来，人类并非生来就具备谈性色变的特性，而这里，是性观念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活动是神圣、美好、愉快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
就是在男女之防最严格的中国，性禁锢也不是历来就有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左传》中还记载了公元前600年，就是宣公九年的一件事：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2)
陈灵公与孔子宁、仪行父共有一个叫夏姬的情妇，大家不但互不避讳，而且在议政大厅上把夏姬的内衣拿出来互相炫耀、大开玩笑。
在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宫里妃子如云，淫声不断，官僚封臣、大富大贵者妻妾成群，则是以女性低下、卑贱的观念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范为特色的。史书从来不记述社会下层生活，帝王将相是主角，而同时帝王将相的宫廷生活，在性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最初的“淫荡”，似乎是一种自然而原始的“升级”，尚无占统治地位的、系统而严密的伦理规范为其注入“罪恶”、“无耻”的色彩。
男欢女爱在人类刚刚和猿揖别的时代是大胆的和了无牵挂的，甚至在人类文明刚刚起步时，性也并不是洪水猛兽。这正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伊甸园中的夏娃“懂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为自己添置一件衣服。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产生必须以性的禁忌为代价。”于是，“性善”与“性恶”之间的“性沟”，开始凿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沟”。同时，又表现为性观念和性本能两者之间的又一重意义上的“性沟”。要么尽力地压抑，要么极端地放纵；压抑的结果更刺激欲望，放纵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从而招来更强的压抑。规范的内容不仅有了重大的、实际的变化，而且，规范的广度与强度也扩展了。由“习惯”而上升为社会的、国家的，由法律而固化、由道德而强化。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1)
要说一夫一妻制是正规军，那么各种野路子、杂牌军、游击队、预备役如雨后春笋；要说领取执照合法经营的单偶婚姻是正规作战，那么各种地道战、麻雀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偷袭战、遭遇战……演绎着百态千姿。古代一部诡奇兵法在“情场”搏杀中大显身手。
于是，一夫一妻制本身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阵地防御战，那些恩恩爱爱、忠贞不渝的“配偶”们，不知有多少已经中弹挂花，只不过“轻伤不下火线”。
放眼望去，“先富”们许多临阵逃脱，许多还成为显赫的叛军将领；后辈晚生高举“新新”和“小资”的幡子，似乎无意坚守战斗岗位；闹得中间力量亦有所分化，心猿意马，情乱神迷。问题是，虽然总体上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但看看价值裂变，纲纪纷崩，主流意识形态已然难辨泾渭，信仰体系有点像“找不着北”的军事地图，越来越多的人至少在意识上、观念上对一夫一妻制划出大大的问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1.挑战直逼每个人的生活选择
千万别以为这问题很学究气，以为只适合于社会学、伦理学等等专家学者进行忠于职守的专业探讨。花心老公一句话就可直抵此问题的“现实意义”：“告诉你，一夫一妻制是违反人性的！”于是，糟糠之妻只剩下欲哭无泪的份儿。
然而，挑战可并非光是赤裸裸的现实，而是有“理论依据”的，其一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其二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往远了说这两者有内在联系，往近了说两者又是互为援军的两股力量。其三就是不少人“难得明白”地运用的“人性”论：一夫一妻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性。当然，这“其三”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大量婚内性生活难以避免地走向枯燥乏味，而婚外的性刺激长期“保鲜”，有点像家用电器在城里消费疲软，在郊区或偏远地区紧俏走红，形成巨大反差。
什么事儿在社会实践中跟时尚沾边，再加上“理论依据”的助阵，就有点意思了。所形成的挑战力量，不在于让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理性地接受，恰恰在于迷迷糊糊地影响了人，造成挥之不去的心理暗示，还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心态和行为。
“一个丈夫一个老婆，这玩意儿合理吗？合时代潮流吗？”
如果一夫一妻制已经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只是靠道德法律在维系，只是习惯势力的延续，对偶婚姻如果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古老建筑，总有一天会像苏东社会主义一样坍塌，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与时俱进？是否应当冒险超前？
疑问、困惑，常常并不是中性的，并不是考量本身。很可能潜移默化地转为某种冲动、某种期许，某种情变、某种自我原谅或慰藉，某种自我纵容或推动……
2.一夫一妻制历史并不长
原始社会早期曾存在群婚制家庭，即氏族部落中男女通婚；后来又出现普那路亚婚家庭，就是不同部落之间同辈男女互相通婚。母权制社会，存在着母系大家庭，氏族外婚制、一妻多夫制等家庭形式；父权制社会存在着从夫居家庭、一夫多妻等家庭形式。在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曾经出现过对偶制家庭，虽然一男一女为夫妻，但很不稳定，也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盛行联合家庭，又称为“大家庭”，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子女组成的家庭，与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子孙组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称作“三世同堂”、“四世同堂”。
人类进化的历史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今天考察社会演进，用单一的决定论是偏颇的，用任何一元决定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都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将时光倒退到原始，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显然更为突出和根本，因为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类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尚且十分重要。直到今天，一夫一妻制存在延续的依据已然多元化，但生产方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仍然是无法轻视的。
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的时代，女性不仅可以有许多“丈夫”，而且处于核心和掌权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这种历史其实很长。“生育优势——生产优势——权力优势——神化优势。也许这也可以称作‘四大绳索’。正是在这‘四大绳索’的束缚之下，男性处在等而下之的地位。”（见拙著《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四大绳索”中前两项是基础，“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十分重要，男人算什么？你来自女性！不仅如此，女性的采集活动比男性的狩猎活动更稳妥、可靠，也更容易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格局。于是，女性掌管原始祭祀，又捷足先登地披挂上神的灵光——女娲战胜洪水猛兽、炼五色石而补苍天，被认为是神话与象征版本的母权制记录。
父权制推翻母权制并取而代之，有点像今天的“拆迁工程”。——母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被直接挪用过来：依然是生育优势和生产优势。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两性交配才能繁衍后代时，女性神秘的光圈被冲垮了，甚至被看成男性借以播种自己的后代之种的一块土地——就像在田野里播种而生长出植物一样，而土地则是最早被人类征服的自然条件之一。女性生育优势的丧失，立刻使其沦丧为男性发泄情欲的对象，男性成为主宰，成为掌握“工具”和“载体”的主人。向大自然更为广阔的进军，对危害和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灾害的抗争，保卫生存和满足欲望一切活动的开拓，以至于人类之间一切社会性的血亲复仇、氏族征伐、宗教争端……男性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力军。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2)
面对历史如此的昭示，我们应当明白一点：一夫一妻制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产物。
有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历史上愚昧和野蛮的产物，现代文明是对其否定的力量。甚至有人举例说：中国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因而强大，清末一夫多妻被“革命”，而一夫一妻制的实行造成国家一蹶不振与落后挨打。——这种说法，实在为一夫一妻制造成冤案。罗素说：“人类的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渐渐衰落的历史，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中，恰恰在开始历史记录之先，父权即已达到它的顶峰。”于是，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现代文明诞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的。
3.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
判明人的一种活动是不是属于生产的范畴，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它是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看它是否在创造着生活资料或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种粮、打猎是直接创造生活资料，而制锄、制弓箭、采矿等是在创造为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具，即物质条件。这两者当然都是生产。那么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否也是符合这两条标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就单个的人的生育过程来讲，受孕、怀胎、脱胎以至于最初的哺育，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因而人的性交活动、种姓遗传、人口繁殖等，总之人类自身的生产，从本质的严格意义上讲，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再就是生产必须靠人来进行，无论是作为肉体的、活着的人，还是作为有能力和技术的、劳动的人，都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为生产提供了物质的而且是首先必要的条件。由此我们看到，人类自身的繁衍当然应该属于生产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劳动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离开人，不可能进行劳动，不可能制造或使用工具，更无从谈起物质生产。可见，把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产割裂开来，把它从生产力中抽调，是荒唐的。人类自身生产这一活动，不把它看做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能导致到人是上帝所造等说教中去。
群婚、杂婚、普那路亚婚（不同部落的一群兄弟和一群姐妹之间的通婚）、一妻多夫、一夫多妻等都是远古时期的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为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0页）私有制产生之后，需要明确财产继承，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瓦解，是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家庭形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决定的。
正因为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绝不能由单个的人独立完成，也不能由同性的人完成，必须由男女的结合才能完成。一男一女，不多不少。打破原始共有制的“罪魁祸首”是剩余财产，更是劳动的人。正是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造成了财产的剩余，同时也使智力达到了对于“劳动力”的认定。一方面，自己生的劳动力为自己创造财富服务；另一方面，剩余财富“肥水不流外人田”。单偶家庭成为双重的生产单位。
4.一夫一妻制与私有制
正因为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关照之中，所以设想一夫一妻制在某一天坍塌，只能是一相情愿。
公民个人，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主体，单偶制家庭，是当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这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上，人类社会的私有制方兴未艾，这是一夫一妻制最雄厚的基础之一。最自私的人也难逃一死，而越是自私越是关注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即使发达国家征收高额遗产税，但遗产、家族、血脉、事业、著作权等等必须有定向延续的生命期待。无论生前死后，只要子嗣、继承、血缘关系不可能烟消云散，一夫一妻制就是必然的。或者可以说，一夫一妻制不仅仅是由男女结成夫妻的关系所决定的，也是由纵向的代际关系所决定的。
一夫一妻制与所有制之间已经联姻而成稳固的“一夫一妻制”，只要所有制依然方兴未艾，就无法“休”掉一夫一妻制。更重要的是，私有观念已内化地发散为子嗣观念、亲子观念、家庭观念、继承观念，就连夫妻之间的“忌妒”心态，也有私有观念浓重的影子。
生育观念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摇一夫一妻制的因素，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因为第一，经济发展的畸形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还不可能使更多的人轻视生育；第二，竞争的加剧既使竞争主体多元化，也使“家庭作为竞争主体”强化；第三，繁衍的需要作为社会基本需要的地位是无法从根本上动摇的。
5.公有制不跟一夫一妻制过不去
那么，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公有制的中国，不仅没有打破一夫一妻制，反而更干净利索地实行一夫一妻制呢？因为，单偶制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最基本的消费单位。或者说，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经济链条中，单偶制家庭都是基本单位。因而，即使是“一大二公”，也要以此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尽管人民公社、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政党团体等等高度统一，“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但是谁也无法取代生儿育女这件事，也就是说社会需要繁衍。越是强调“公”，越是需要“平均主义”，你可以一切生产资料归公，还可以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但是你不能把男男女女全部集中起来重新分配来个“性爱大锅饭”——因为一男一女配对儿，本来就是最平均的。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3)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古今中外设计乌托邦的人都或多或少挑战一夫一妻制，但是，如果连中国人民公社时期都没有向一夫一妻制开刀的话，想人为打破一夫一妻制的努力，就别再费心思了。
私有制跟一夫一妻制不结仇，公有制也没跟一夫一妻制结下什么梁子。剩下的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非洲大陆了，可那里也在发生演变，非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基本上属于“边缘化”。
6.单偶结合是家庭的核心框架
一夫一妻制不仅是一种性爱的、情感的婚姻模式，也是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家庭模式，即夫妻配偶是家庭的核心框架。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家庭形式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夫一妻制基本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家庭变小，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同时，也出现了子女各自成家以后，只剩下老年夫妇生活在一起的“空巢”家庭、夫妻不主张生育子女的“丁克”家庭、夫妻之间分居的“单居”家庭、母亲与子女或父亲与子女组成的“残缺”家庭等等。但是，核心框架不变，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模式的主流地位不变。
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表现在：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职能在弱化，但家庭作为市场经济中竞争单位、消费单位的职能在强化。②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传统社会几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少，一对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普遍形成。③家庭的教育职能提高，家庭教育成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④抚养功能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抚养和对老人的赡养。虽然这方面的职能在逐步走向社会化，但由于经济关系、情感关系在家庭中被浓缩，家庭在对待老人、子女方面的权利义务仍然不可能被完全取代。⑤在生育问题上更加理性、科学，家庭对生育数量和人口质量承担更多的责任。⑥家庭更加注重生活的提高，注重每个家庭成员独立的个人意识，同时平等、民主、和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向家庭渗透，形成新型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中国古诗中的名句，表明战争岁月里漂泊流浪者对家的思念。“我想有个家”、“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常回家看看”……许多脍炙人口的当代歌曲，唱出了人们想家、爱家、恋家的情怀。人出生在家庭，自幼生活在家庭，上学时依靠着家庭，外出时思念着家庭，成人后还要建立新的家庭……家庭，是每个人生长的摇篮、心灵的港湾、生命的依托。而家庭，依然是以单一配偶为核心框架支撑的、姻缘与血缘的基本组合。
7.为“一夫多妻”张目绝不明智
中国历史上的一夫多妻是有条件的，第一是极权专制，第二是等级格序，第三是太监、战争、徭役、戍边、农奴。可以说，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制与事实上的奴隶制相辅相成。性权不平等，对性权的大量剥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锻造强大的性压抑和性禁锢的锁链，是嫔妃如云、妻妾成群、二房三房等等的社会条件。何况，一夫多妻的“夫”，对于“妻”实行所有权和垄断权、实现主子欲和宰制欲，以女性物化、非人化为条件，即以女性的权利和人格极为低下为条件。同时，大批女性的“奴婢”，必然在社会宏观上伴随着大批男性的“奴隶”。在西方，在击溃皇权、神权、领主或庄园经济的过程中，击溃性禁锢，“性欲解放”和“性权解放”在一定阶段并行不悖，“性权解放”甚至更为实质。
有的朋友，尤其是在网上，向往或“倡导”一夫多妻制，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8.生物学类比行不通
有人认为，一夫多妻，有生物学的“依据”。比如哺乳动物多是“一夫多妻”，比如狮子的“一夫多妻”造就了该物种的强大。也有人认为，一夫多妻符合“市场竞争原理”，强者多妻，是竞争的结果；而一夫一妻，则是“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产物。这种说法的荒谬，在于两种说法内在地相通，都是将生物学现象简单类比而套向人类社会。
适者生存绝不是强者生存、优者生存，以强、优的姿态而体现“进化”就离灭亡差不太远了，已经有科学家以此种眼光解释恐龙灭绝。适者的“适”，包含自然选择的意思。达尔文指出：“自然选择的作用只在于保存那些已发生的对生物体有益的变异，它不能引起变异，也不是一种神力。‘选择’一词并不含有有意识的意义，正如人们说万有引力控制着行星运行时，‘控制’一词不含有有意识的支配一样。”一夫一妻制在人类社会性发展中，绝非任何有意识的选择和控制的结果，任何大思想家、政治家都无法宣称自己对一夫一妻制的产生、确立有设计专利。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事实上的一夫多妻，必然导致性权和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垄断，与之相伴随的宗法式的“土豆系列”拉近了繁衍过程中的血缘关系，绝不利于“优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达官贵人、大款富豪、明星巨腕……宁有种乎？相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许多优秀人才的成功与青少年时代的吃苦关系密切。靠所谓“优秀人物”——实际上是“娶”得起多个“老婆”的（养得起多个“二奶”“三奶”……）“育种”，不仅难以优化人口，反而极易“一代不如一代”。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4)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简单类比达尔文进化论，鼓吹人种、种族优劣的不是没有，但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不是什么进步，而是灾难。
一夫一妻制有雄厚的社会基础，有不止一个取向的价值维护力量，有“多元化”的思想流派支撑。有著名学者说将来一夫一妻制必然崩溃，必然被更先进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所取代。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出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来怎么啦？一夫一妻制再不完美，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少，做出一夫一妻制从主流模式上下岗的预测，是毫无依据的。即使在遥远的未来，其他的什么“制度”会出来，一夫一妻制也应在多元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人喜欢发散、流转，有人喜欢终生相伴、相依为命；有人喜欢同性恋，有人喜欢异性恋；有人喜欢非确定性，有人喜欢确定性；有人喜欢性欲导向，有人喜欢情感导向……为什么一定要“崩溃”？为什么一定要“取代”？……这些针对一夫一妻制的提法，既不符合自由主义，也不符合保守主义，是想充当伟大设计师的人的空幻思维的反映。
还是将未来，交给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本身比较妥当。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1)
世间之大，无奇不有。据报道：假处女膜一时成为紧俏商品。对这件事儿，我的看法可能比较独特。曾经有记者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回答：我是支持的。支持的原因在于：“处女膜至上”是一种很愚蠢的观念，依靠科学，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克服这种观念。“假处女膜”出现，时间一长，让男人们觉得没法识别真假处女，真假难辨。通过这种途径，可以逐渐淡化“处女膜”意识。——实际上是克服所谓“贞操”等等套在女性头上的锁链。
也许，这种想法是有点太独特了。由于这种事很难进行调查，我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参照社会实践的一种想法。对于人造处女膜的出现，究竟怎么看？刚一开始，就有读者就此问题的提问，促使我思考。权衡的结果，我认为假处女膜的出现总体上利大于弊。
你说“善意的欺骗”也好，“以毒攻毒”也好，这种“以假乱真”，可以类比的事例不是没有。比如说，有的地方为了制止滥砍盗伐，说冲撞山神要招灾，往往很灵，比普法宣传和环保宣传管用，立竿见影；而所用的手段是迷信。科学理念的灌输可以在较长时间里进行，先制止再说。而且，人造处女膜还算不上迷信，里面肯定有科技含量，因为你必须造出“真的假处女膜”，处女膜是假的，产品是真的，做不到这一点这玩意儿很快就没市场了。还有要做到一点，就得是安全卫生，用假处女膜带来感染也不行。应了古语“假作真来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有人提出质疑：现在社会缺乏诚信，人造处女膜的出现和使用，是不是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也许会有点关系，但基本上是两码事。这种假处女膜的“假”，其实是一种“拟真”。女人需要的假东西还少吗？假发、假眼睫毛、假乳、假臀……人造美女公开亮相还评选，她身上的美丽有许多既不是爹妈给的，也不是健美锻炼的结果。极端一点，泰国的人妖有三种，第一种是变性，第二种是手术变肢与整容，第三种基本靠整容与化妆，才出现了艳光四射的假女（第一种还可以说是男变女，第二第三种就是男扮女，也就是假女）。人妖的妖，不光是妖怪的妖，也是妖娆的妖，妖冶的妖，总之是怪诞的欺骗与性感的审美相结合。再扩大一些，比如假花、假山、人造性具、橡皮人等等，这些与假酒、假烟等假冒伪劣产品不是一回事。人造处女膜总的来说属于前者。当然，这种东西有特殊性，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利用、迎合了“处女膜至上”的庸俗观念，另一方面，它又在普及一阶段之后淡化以至消除这种观念。你想，一个干了好几年的妓女也可以突然有一天回到“纯真”、“纯洁”的“处女”，处女膜还有什么可以“至上”的？也没法“至上”了。
当然，这种事会使许多男人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所以凡是用人造处女膜的女性，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她们来说是“绝对隐私”。可是，在“诚信”的道义评判面前，注重处女膜的贞操观历史更长，更顽固，更落后，社会危害也更大。当然，这只是在提到如何看待人造处女膜的利和弊的问题时，从特定的角度看，认为其利大于弊，但不等于说我提倡靠普及人造处女膜的办法作为克服“处女膜至上”愚蠢观念的主要手段，更不是惟一手段。但是，权宜之计也并不是都要排除的。况且，人造处女膜的出现，是以“处女膜至上”观念为土壤、为前提的，没有这样的观念，假处女膜不会有任何市场。因为它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没有实用价值，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特定的针对性、特定的对象——“处女膜至上”。
“处女膜至上”的意思是说，什么一见钟情，什么山盟海誓，什么女性美，什么性感美，即使你情深似海，即使你貌若天仙，即使你很健康，只要不是“处女”，甚至你是处女但只要不“见红”，这女的就立马“贬值”，而“受骗”的男方或恼羞成怒，或情感一落千丈，或郁闷寡欢，或常年耿耿于怀。也包括男方的家人，让那女的抬不起头。“新婚之夜成了毫无意义的‘探宝’行为。一旦‘处女宝’没有找到，男方会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会有一种低人一等，屈辱愤恨的感觉，好像自己生命当中失落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件什么珍宝。当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大大降低了珍爱的程度，还会再从中发掘和领略更重要的东西吗?而女性一方，则开始怀疑丈夫的不忠，开始担惊受怕，甚至为自己的无辜白白地承受着负罪感。”这种情况其实说的是现在，而历史上更严重。所以我在《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一书中认为：“‘处女宝’代替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切……当‘处女膜文化’在中国人心理上彻底消灭的时候，才标志着妇女解放，也才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确立。”
可悲的是，现在已经是２１世纪，改革开放快３０年了，而“处女膜至上”的观念还颇有市场。我了解到这样一个绝非虚构的故事：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处级干部，由于结婚以后没有“见红”，认定妻子不是“处女”，明里暗里以种种手段和他妻子较劲，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懊丧。两人一闹矛盾，他就拿妻子“不贞洁”说事，使妻子长年被套在一个无形的锁链中遭受精神折磨，结果导致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处女膜至上”的观念扭曲了许多人的心态，已经是一种“文化”，弥漫在中国人心头。然而，这既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也没有任何宗教的神圣。按说科学发达了，人们已经知道在女性生殖器官中，处女膜只是未婚女性阴道口上的一层不完全封闭的黏膜，除了性交，剧烈运动或意外的身体碰撞都可能导致破裂。可是，庸俗的观念顽固地看重处女膜，这不仅是褊狭和自私，而且是愚蠢和反智。问题在于，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冥顽不化，可见中国一些亘久绵延的传统思维，靠口口相传，靠潜移默化，已经成了“文化基因”。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2)
文化基因，当然和遗传基因不同。“处女膜至上”的心态，是不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就连今天的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是不是应当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性潜意识中找原因？非也！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恰恰是性欲，是我禁忌的性本能，禁忌是后天的。“处女膜至上”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禁忌，而绝不是性欲本能，只能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中世纪”尤其漫长，社会对贞操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种性文化，已远远脱离了人的本性，愈演愈烈地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没有刀枪剑戟，没有炮火硝烟，然而女性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却不亚于战争的牺牲品。为了换取一块“清白”的门帘，逃避一种“耻辱”的印记，她们不但逆来顺受，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摧残鲜艳的躯体，奉献青春的岁月，以至于用无边无际的压抑，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护这种捆绑自己的锁链。
所谓贞节、贞操，在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秦国宰相吕不韦的侍妾，后来，吕不韦把她献给秦始皇的父亲秦王。甚至有野史认为，当时其母已有孕在身，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管野史的传说准确与否，这件事起码说明，当时对女性所谓贞操的要求并非像后来那样苛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后来，吕不韦把自己绝非处女的小老婆献给皇帝，绝对是犯了欺君之罪，至少要被砍头，甚至可能祸及全家、被灭九族。
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皇权、父权、夫权步步走向绝对化，纲常礼教日臻强大严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节操，也在不断升级，直到宋朝、明朝，发展到了极致，内容包罗万象，形式繁冗庞杂。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解读今天中国许多危机潜伏、悖论纠缠的枢纽。所谓君臣父子，所谓夫为妻纲，所谓“夫死从子”，这些纲常礼教虽然在孔孟“原教旨”中就有，但大致从汉代以后意识形态化，演绎成专门维护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父权也好、夫权也好、男权也好，从微观和现象上看是有的，甚至还挺严重，但是从宏观上看，从实质上看，其实都是依附于、服务于、受制于皇权、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比如，一个男性的农民和一个女性的妃子相比，谁更有地位？男性的文臣武将见了武则天不也得跪拜？大清时哪个“男子汉大丈夫”敢冒犯老佛爷的淫威？再说父权，儿子当了高官，当爹的再也威风不起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牺牲的都是孝。
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来分辨对“物”是否“初使”或“初占”。如果说太监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戕害阉割而完成驯化、隶属的非人化，女性“见红”检验就是通过将生殖器官抽出、实行观念垄断而完成非人化，两者是同样残酷的。因此，将属于女性的“处女膜”归还给女性，才谈得上女性向人性的回归。
一种观念被专制强权意识形态化，进而也被文化心态化，更重要的是成为支配和主宰人们心态与行为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其潜移默化的程度，可以从女性的“认同”来看，这也是十分可悲之处，那就是女性本身也成为这种观念的“认同”者，甚至是“自觉”的实施者和捍卫者。 “见红”的“红”被称为“元红”、“新红”、“喜红”，备受赞颂和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清末民初有一首俗曲“五更调”，唱的是“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洞房”，唱出的恰恰是女性的心声：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3)
三更里明月来相照，
就好似狂风吹折嫩柳腰，
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
忍痛含羞由他来颠倒。
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
不怕羞拿到灯前照。
新郎见喜红，心中名欢悦，
说奴是黄花闺女，
喜笑在眉梢。
不但新郎要验红，有时外面的男方家长和宾客们都要“眼见为实”地传看这块血迹斑斑的“白绫标”，那是新娘贞节的有力证据，众人交口赞叹，新郎因没有摊到“假冒伪劣”而扬眉吐气，新娘因自己是“合格产品”而自豪窃喜，的确称得上是“深入人心”。
文学作品中，即使是描写浪漫爱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高度“认同”。比如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张生在初夜事后因见落红而唱到“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而身价倍增，通过“资格考试”的莺莺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皆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点红，决定女子的身价、地位、命运、前途，如果不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则“春色满园全关住”了。
这一点，与中世纪欧洲庄园主的“初夜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封建领主（一般为贵族）领地内的所有农奴新婚时，都要把新娘交付领主首先“使用”。农奴的妻子看来必须是要失去“贞操”了。但与中国的“见红”的共同之处在于：女人仍然是男人的工具，否则怎么会发生“使用权”的转移呢？只不过在工具的使用权上按等级分配，领主依对农奴的占有权而享有使用其妻子的优先权。多么“贵重”的处女膜，多么低贱的女人。女性对扼杀自己的观念锁链予以“主动配合”，这的确是很悲惨、很令人痛心的一幕。问题在于，这样的偏见至今并没有绝迹。女性要想提高地位，就靠信奉贞节贞操，要想获得人的尊敬，就靠更严格地遵循这些扼杀、降低、残害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
女性贞节的第二个标志是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说，男女不得有任何肢体、肌肤的接触，甚至连衣服也碰不得。更有甚者，让男人看一眼也算一次“失节”。《烈女传》中，有一位贞节烈女，她的胳膊让男人拉了一下，她气愤不过，因为这胳膊已被男人弄脏了，不贞了，为了维护贞节，她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
就连女性最看重的容貌，在贞节面前也一钱不值。唐代名相房玄龄年轻时，有一次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却哭着到他床前，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表白自己绝不再嫁。与当今女性的美容、整容相反，历史上多次出现自愿“丑容”、“毁容”的女性，当然是为了贞节。——“生命诚可贵，花容价更高；为了贞节故，二者皆可抛”。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这些话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说明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
女性贞节最重要的，还要算从一而终这一条。女性的贞节，是从小就要树立的。从小就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学习将来为人妇的道理和技能。嫁人时，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无权决定，嫁过去之后，要上侍公婆，服从丈夫，夫死守节，从一而终，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一天张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妾道：“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答：“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张天锡病危，二妾双双自刎。可是，张天锡的病却好了。
南朝梁时，有一个叫杜嶷的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妾。一天该女收到其父来信，正读时杜回来，妾羞以家事告杜，将信吞下。杜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尚剩一口气。杜看完信，知道妾被冤枉，但妾已气断命绝。
隋朝有个崔姓妇女，十三岁时嫁给郑家，丈夫死时，崔氏年方二十，其父不忍看她年轻守寡，劝她再嫁，崔氏为表白绝不再嫁的决心，截了头发，割了耳朵，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男人的倾慕和自己的欲念随着花容毁灭一起烟消云散。
到了宋朝，大倡贞烈之风到了荒诞地步。有人问宋朝理学家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在这种宣传下，往往做出惨烈的牺牲以保贞节。
如果说为贞节而赴汤蹈火、自毁芳容，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百世流芳”，那种守寡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清朝一位“高节妇”，１７岁时开始守寡，守到９６岁而死，７９年中两万八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滋味，任何超常的想象力都难以体会。有一寡妇，丈夫死的时候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儿子长大成人中了状元，结婚的那天晚上，母亲把儿子叫过来，递给他一个包袱。儿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又光又亮的铜钱，上面的字已经磨损。母亲给他讲了铜钱的故事：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经历了多少难以入睡的夜晚啊！每天夜里我会想入非非，只有劳累才能使我入睡。于是我每天半夜都要从床上起来，把这些铜钱扔在地上，在一片漆黑中趴在地上摸索，直到找到每一个铜钱为止，这时我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现在你娶了新娘，希望你别忘了这些。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4)
至今，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批判贞操、贞节、贞烈的道德、法式，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支配人的行为的意识中，而且在许多理论上、宣传上、主张上，还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贞节、贞操的观念为依据。有人提出中国应当立“贞操法”、“贞节法”，有人提出对青少年加强贞操、贞节的教育，许多老师、家长、专家甚至提出“靠贞节教育来加强女青年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更多的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实际上依照和运用的也是这些。所谓对“贞节”进行新的解释，所谓保留其中合理成分，所谓“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造和发展等等，其实是不了解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非文明、反价值、反人性、反智慧的集权专制遗风。
一种“道德”，只要求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失效，比如要求女人而不要求男人，在人与人之间堂而皇之地搞“双重标准”，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违反了人性，牺牲自己的幸福，忍受极大的痛苦而对人对己并无实质益处，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剥夺人的“性权”，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殖器官自主支配的权利，迫使一个人依附、顺服别人，甚至让渡自己合法权利才能避免谴责惩罚，它就是不道德的。一个女人为爱情而付出自己的身体，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当一种“道德”宣判她的贬值、不洁净、低下的时候，这种“道德”就是不道德的。
因此，用所谓贞节、贞操为标准来衡量女人是否自重、自爱、自尊，恰恰是诱导女人自轻、自贱、自弃。正像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还有许多困惑，无法充分运用民主权利，无法全面维护合法权益，无法充分表达自由意志等等一样，女性还有许多的妥协、忍让和无奈。但是，价值取向是要搞清楚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腐朽没落当先进文化，拿着锁链桎梏当精神文明，拿着倒行逆施当与时俱进，那就不仅是女性，也是包括男性在内的民族的悲哀。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1)
无论怎样追求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审美价值都“不平等”。男子的选美大赛和女子的选美大赛无论如何不可等量齐观，一个潇洒标志的帅哥和一个艳光四射的靓女，在性审美的视角面前不等价。因为，男性之美在于力，女性之力在于美。就像雌性的孔雀无论怎样羽毛丰满，在雄性孔雀开屏时也会黯然失色。对于这样的差别最好撇开理性论证，而一言以蔽之——“上帝的安排”。
于是，男权社会维护巨大的男女权利的格序之差，必然以女性的遮掩为重要条件之一，暴露是大逆不道，东西方皆然。怎样婀娜多姿的女体，在衣带包裹下也失落大半性感诱惑，而怎样道貌岸然的君子，在暴露的女人面前也难以无动于衷。“坐怀不乱”指的是行为，不是心理，就连先哲鼻祖，也只管“非礼”的“勿听、勿视、勿动”等等，而不管“勿思、勿念、勿想”，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根本做不到。
别以为西方最早出现裸体画、裸体雕塑等等，就觉得西方始终比东方开化，绝不尽然。在西方，连思想意识，也就是内心的“色心”“色欲”也曾经被禁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欧洲思想解放、技术革命等等之前，是黑暗笼罩的中世纪，性禁锢是黑暗中的黑色精神囚笼。圣·奥古斯丁教皇认为：性生活是罪恶的起源，性欲是传播罪行的渠道。禁欲是当时社会的观念中的主旋律，不仅宣扬未婚者的贞操，而且强调已婚者的节制。基督教开始并没有成形的性伦理法典，对性的理解受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教的影响。诺斯替教大体上由东方神秘主义、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混合而成，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儿乱，用它来指导人的行动，只能造成晕头转向。而基督教、斯多葛主义再一掺和，简直叫人不分裂成好几块就寸步难行。比如其中认为结婚是恶，生育是传递恶势力的工具。所以，人类只有绝种了才能实现善。
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算是“开明”的，因为教义中肯定了性是创造的一部分，因而是善，但对性活动严格限制。一方面反对所有性交，要求禁欲；一方面支持所有可能的性交经验，只要它不是生育的。一方面肯定生育是性交的基础；一方面极力主张童贞。总而言之，要是真的把中世纪的行为规范看明白，并且真的当回事儿（当时也必须当回事儿），就只能找不着北。总得给善男信女们指条活路吧？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内在的态度和思想比外在的行动更重要；在内心、思想上肯定性交的神圣意义，但是要认识到它也是恶的源泉，所以必须禁欲。
当时，社会在教会的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信仰方式。当时的文学、艺术都体现了对人的自然需要的压抑和否定。那些修行者穿着质地粗糙、极不舒服的衣服，身上绑着沉重的铁块，故意忍着饥渴，睡硬木板。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女人毫无兴趣，把脸割破，弄出伤痕，有的人把头发剃光。我猜想他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表示自己拒绝女人的坚决——你看，我都这样了，难道我还是个采花大盗吗？我这是为了让女人不喜欢我，我宁愿如此！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性欲这东西实在难以泯灭，我自残、自戕、自裁，用以驱除邪念。——果然，他们的“修行”颇有成就，历史上诞生了一个有名的“自我鞭笞教派”，平常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就全身心地从事自己的专业：不停地用鞭子抽打自己。当然抽打得越凶，专业水平越高。我看资料看到这里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些人虚伪，对上帝并不怎么虔诚。大概当时东西文化交流太少，他们不了解中国太监。但也应该知道，把那点东西“戕”了不就完了吗？又下不了手。通过抽鞭子这种办法驱除性欲，究竟是不是虔诚，有没有用处，难考。
这一派，无论如何还算有点“自觉意识”，用驱除邪念来祛除好色的根源。而社会上更多的是把好色看成“着魔”，女人才是“魔鬼的化身”。男人们，也包括女人们都相信妖冶的女人是用淫恶来诱惑、迷醉男人的妖魔。被妖魔化的女人，当然首先是国色天香、天生丽质的美女。经常有女人被砍首或烧死，原因是长得美丽。只要有男人迷恋她们，她们就是“撒旦”。即使是品行端正的女人，也有被判“封刑”的，就是用铁面具把脸封起来，那是终生无法摘取的铁罩，让美丽的“妖气”在铁罩中随着生命的苟延而枯萎。许多国家还有一种酷刑，对并不美丽、但曾经通奸的女人在身上烙上一个图案，表明她们有“前科”，用中国的话叫“破鞋”。
欧洲是思想家迭出的地方，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思想上的代表人物。比如，大概是看到了当时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为了提供理论指导，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应运而生，并与时俱进地推出自己的理论著作《论婚姻的善》。思想家到底是不一样，人家就知道将所有否定性欲望的训诫进行理论整合，提出性欲望“本身有恶的趋势”的哲学概括。恶是什么？是正当秩序的缺乏。他虽然赞赏结婚夫妻之间的爱，但有性交是恶的，所以如果婚姻达到善，那就必须根据理性来重新安排性欲望，将它的意义组合进对上帝和邻人的正当的整体的爱中。——明白了吧？性交的时候你不能仅仅爱性交对象，你爱的是上帝和邻居（这使我们想到中国的成语“同床异梦”）。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2)
结婚有三重目的：为了孩子好，为了夫妻忠实（与通奸相对），为了不离异（与离婚相对）。为了保证婚姻不能实现这三重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他指出仅当性交为了生育的目的时才是正当的，没有生育目的的爱，是有罪的，虽然不一定该死。
善于从根本上谴责性欲，也就是从理论上对性欲进行釜底抽薪式否定的奥古斯丁，将性欲与原罪联系起来。他在《婚姻和性欲》中确定性欲在原罪神学中的地位，认为原罪的作用在性欲反对更高的善的理性选择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其理论学说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内容，莫过于指出原罪的作用通过生育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可以称之为“原罪遗传理论”。而在生育中性欲总是干扰理性和意志。也许，奥古斯丁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关系到理论是否能够联系实际，被落实在行动中，所以，在从7~11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奥古斯丁的学说一直被采取种种措施加以推广，比如《苦行赎罪规则书》，详细地列出罪恶的清单及赎罪苦行的实施细则，包括禁止通奸、婚前性交、口交和肛交、避孕甚至某些性交姿势，总之千方百计地保证性交不能离开生育的目的。到了12世纪，老奥的理论有点兜不住了，崇高的爱情冒了出来，性欲与快乐原则也蠢蠢欲动，性与婚姻只和生育有关的“教旨”受到质疑，在一定框架格局之内的争论逐渐展开。
13世纪是以阿奎那为思想标志的时代，他为套在性欲之上的枷锁进行了一定的松动。针对盛行于基督教中的严格主义，他指出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并不主张性欲是内在的恶，这在当时就算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了。道德上的恶是在人性的堕落中，而不是在人性本身。也就是说，恶与不恶在于人的道德选择，而和人自发的身体倾向和欲望无关。所有自发的情感本身是善的，只要它们按理性就序；只有当它们超出或者反对理性规范时，才成为恶。为了给性欲本身不属于恶提供理论依据，他提出了两条理由：其一，在堕落的人中性快乐总是阻碍心的最佳工作，因此必须使之与理性协调，有压倒一切的价值作为它的目的，只有生育这个目的才能更好地为它辩护。其二，理性不仅为性快乐提供一个好的目的，而且通过性器官的生物学功能可发现这一目的。
可是，他的理论也很难落实到行动，因为，为了保证性活动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符合生育规范的，那就必须保证性活动一定是为了生孩子。这可不好判断。谁能清楚地判断哪次性交是为了生孩子，哪次是为了别的不良企图？阿奎那可谓绞尽脑汁，提出的区别方法竟然是：生育借以可能的精确的和不受阻碍的身体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不管生育事实上是否可能，也不管是不是“怀上了”，只要性交过程得以完成，没有有意避免生育，就可以表明是符合理性的、是符合规范的。所以阿奎那的确比奥古斯丁解放开明得多，他所反对的是反生育的婚姻性交，所以一切非婚姻的、避孕的等等性行为在禁止和反对之列。这一点，一直到今天恐怕还在发挥指导作用。但是他提出的衡量标准实在不足为取，如果不能“完整地”性交，一切性的接触都该反对，这跟中国的“男女授受不亲”倒是不谋而合。可是，和计划生育就完全闹拧。
我敢断定，中世纪的欧洲是一段制造虚伪和人格分裂的历史，就像中国的某些历史阶段一样。我的依据在于，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只能在表面上伪装善男信女，这是教权统治和种种禁忌给逼的。不信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假如有一对男女相好，两相情愿进行一番云雨之事项，即便是夫妻吧，也要事先声明，我们这是神圣的，与欲望无关；最难的是在高潮来临之际，一定要在内心、思想上与本能欲望划清界限，心中神圣地期望将来的后代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继承我们的罪恶，此刻的自己和对方都排除了任何泄欲的“杂念”；然后，穿上裤子，大概还未等到衣服穿齐整，就立即手划十字，向上帝忏悔，为自己和可能怀上的后代进行祈祷。——大概能做到这些的绝无仅有，可是又必须宣称这些全部做到了，或者至少绝不能暴露自己这些没有做到——虚伪和分裂就这样每日每夜地大量产生。
文艺复兴冲击禁欲主义，绝对是思想解放中精彩的一笔。但中世纪体魄的瓦解，绝不等于其骨骼尤其是神经同时烟消云散。不仅文艺复兴，而且欧洲启蒙运动的强大思潮，都对于中世纪禁欲主义客气地预留了许多尾巴。直到19世纪，荒谬仍在延伸。而且，笔者坚信，了解这些荒谬，对于审视今天绝非毫无裨益。
比如为了追求语言的“净化”，文艺作品中要把女人的腿称为“手”，大概腿与生殖部位同属于下部，或者女人腿部的妖气太重。就连家里钢琴的腿也要用布包起来，因为那看上去像是女人的腿在裸露。乳房被称为“胸印”，其实这有点欲盖弥彰，惟恐人们不知道女人胸部的突出“印记”，容易起到反作用。为了阻止对乳房的联想，餐桌上的鸡胸也要称为“鸡脖子”。更典型的是有个叫韦比斯的美国人于1833年出版了一本《圣经》的“修订版”，更加立场鲜明地对原来有点太“中性”的名词赋予强烈的色彩，以表明“划清界限”。比如把“私通”、“妓女”等用“淫荡”、“淫女”来代替；把“睾丸”称作“怪物”；“同性恋”称作“可恶的不轨”、“下流物”。虽然《圣经》被搞得面目全非，但上帝知道了大概不会给这位修订者治罪，因为他的动机是追求圣经的“净化”。但是，上帝一定会让他去检测一下智商。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3)
又比如为了追求医学的“文雅”，许多与女人性器官联系密切的名词术语被模糊混乱的词汇所取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妇科。医生和患者之间经常进行猜谜或文字游戏。而那些高雅端庄的女性心甘情愿地充当了这种反智游戏的牺牲品。1907年，美国的一位女性因奇怪的流血现象就医，她反反复复表达最准确的病症是“腹痛”、“极度衰弱”，克服了重重困难的医生最终发现，她的阴道深处有一根木刺，14年前就掉进去了，期间她结过两次婚，多次就医，但阴道问题始终被掩盖，以至从未发现她还患有阴道癌。这位差点因自己的荒诞而命丧黄泉的女士竟然得到今天看来像嘲讽般的回报：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就此发表如下评论：“美国妇女宁可忍受痛苦冒生命之危险，也不肯轻易暴露她们患病部位……这种行为正是我们社会接触道德规范的标志。”也许，这位为国争光的女士的遗憾在于，美国总统不是中国皇帝，所以她无法得到一座贞节牌坊。
今天，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喜欢暴露，这是一种进步，而且是巨大的社会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是用身体、用美色、用性感挑战男性霸权。你不是说我“头发长见识短”吗？我还有“头发长体型俏”、“头发长肤色润”、“头发长性感美”……
是遮掩文明还是暴露文明？如果硬要在两者当中做出选择，那就应是后者。服装除了保暖功能和审美功能，还有“暴露功能”，即露得巧妙，露得诱惑，露得突出优势，露得凸现性感。也许有一天，服装设计师的灵感会受到新的启示：设计出一种服装，与当今最“开化”的服装也恰恰相反，只遮掩非性感部位，专门暴露性感部位。当然要因人而异，比如某女具有傲人的胸前双峰，那就不仅遮掩而且收紧周围部位，以使双峰俏突；又比如某女臀部滚圆翘起，那就刻意显露全部或一部分。这样不是太性感了吗？是啊，目的就是突出性感，以性感之美而带动、渲染整体的人体美。这样不是太超前了吗？是啊，太超前了，至少目前如此。所以这只是一种“创意”而已，至于如此创意何时才具有“可操作性”，实在要看社会条件。
其实，“是遮掩文明还是暴露文明？”——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很需要谨慎的，因为极易流于简单化。社会发展史表明的是，无论是遮掩还是暴露，都可能是野蛮和愚昧的，也都可能是文明与进步的。不仅有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用什么眼光审视的问题。关于前面提到的太超前的“创意”，也是如此。比如，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从在网上发布性爱日记，到公开自己的裸照，再到公开自己做爱时的气息和声音。即，从用文字言说，到用裸照演说，再到用声音言说。虽然比起跳裸体舞，她们没有更直接地面对观众，但她们在充分利用传播手段方面，显然占有巨大的优势。在掀起一阵阵风波的同时，各种评论也相继推出，有人认为她们的做法是推出“性解放”“自我意识觉醒”的崭新符号；有人认为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武器挑战男性霸权；有人认为她们挑战传统，张扬个性，是对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前锋冲击。
当然，也有强烈的反对与抨击的声音，比如有人认为她们的行为无非是暴露狂式的心理扭曲；有人认为她们在公开场合暴露性生活隐私是一种性挑逗，有侵权嫌疑；有人认为她们是借助炒作和轰动效应而追求金钱或出名，“与其说是一种异类的生存状态，还不如说是一种高明的经营方式”；有人认为所谓挑战男性霸权，无非是一种迎合，在当今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条件下，“挑战”的短期效应会被历史悠久、深刻厚重的男性霸权文化所淹没，持此种观点的批评者质问：当脱得一丝不挂，男性霸权依然没有动摇的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办法？按照这种看法，女性以身体挑战男性霸权的做法，看不到“可持续发展”的宽阔前景。
各种评论本身就有意义，无论如何，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等等，是在搅动社会性文化心理的风云变幻。她们以及她们同性的追捧者、欣赏者和可能的、潜在的追随、模仿、发展者，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权力意义上的“造势”，或者说是在通过性话语进行“争权夺势”的斗争。她们在打破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或者用我们通常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是打破权势分配的格局，打破一种不平等、僵化的权力秩序。同时，也在逐渐造就一种性话语在社会权力分配格局中更加起作用的心理意识机制。还可以说，她们进行着一种也许是不自觉的“密谋”，采用一种策略和战术而在权势的纷争之中攻城略地。考虑到网络的新兴特征，她们的举动具有“电子圈地”的色彩。
是的，她们在追求权力——一种“势”。正像社会上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从事的“事业”一样。只不过，她们公开地、直接地进行着以往比较潜在地、间接地为人们所进行的“性话语”斗争，并且有效地使用了这种斗争的新式武器，如此而已。
也许，许多人会觉得这种说法实在牵强附会，然而，这样的视角并非本人的独创，只不过在借鉴中有一点新发现。
“会说话的性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诸多标志之一。”这是福柯在《性意识史》中的判断。福柯所说的“我们这个社会”，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只不过相对发展阶段不同。人类社会划分为东方西方有各种理由，但在时空交错背后，有一些事物的发展有着共同的演进规律。在福柯所说的“会说话的性”方面，东西方有着惊人相似的“共同经历”。比如关于性是如何“会说话的”，福柯描述道：“自白不仅仅限于诉说已完成的事情——性行为——和怎样完成性行为；而且要就性行为本身，围绕着性行为，复原那些超出性行为本身的思想，那些萦绕着性行为的念头，那些形象、欲望、声音及肉体享乐的质量。也许，这是社会第一次俯身恳求并聆听个人讲述自己肉体享乐的质量。”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4)
福柯所说的“欲和欲念的逻辑学就是我们了解自己的万能钥匙”，弗洛伊德至少在这样的意义上扮演了开拓者和先驱的角色。而不了解这样的意义，成为福柯大声说西方低估了弗洛伊德思想学说价值的原因。
然而，福柯从视角和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迪，绝不仅此。重要的启发，第一在于做出联姻机制和性意识机制的区分，第二在于解释性的“自白”的言说,个体通过“自白”而“讲述自己肉体享乐的质量”与追求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反抗性压抑，是社会成员个体或群体追求权势的斗争，既抗击对生命管理的强权，也抗击对性权的剥夺和垄断。用“自白”的方式进行的详细而生动的言说，并在言说内容上提高到享乐性生活质量的高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性意识机制与联姻机制的分庭抗礼。
从木子美们到芙蓉姐姐们，具有投入地、倾情地、细致地享受“性生活质量”的特点，而更重要的是，她们与古代的杨贵妃、李师师们形成的明显区别，与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形成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自己的“自白”，在于自白的专一性和彻底性；也在于享受，既包括写作细节、隐私日记等等中隐含的享受；也在于“享受着”进行公开传播式的言说，在于呈现裸体、播放声音时“享受着”的过程。她们是性生活质量的反刍式享受者，而借助网络的公开性和传播性，绝不是出于分享，而是借助众目睽睽的刺激作用而实施的一种类似自虐的倒嚼品味。这是她们的一种权术，但男性霸权绝不仅仅是她们惟一的反抗对象。她们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男性霸权，对男性霸权那特定的眼光有一定的依赖与合谋。因为，他们都在性意识内部，如福柯所说“不多不少只是伟大的性意识机制内部的一次战术性转移的反攻”。
但是，正像我们不需要刻意地支持、渲染任何人为色彩过于浓厚的运动一样，我们对于为新的格局做出一定贡献的“自白”言说不必给予更多关注，尤其是当她们形成气候的时候，聪明而狡诈地形成“权势”的时候，更完全没有必要为之摇旗呐喊，鼓动欢呼。因为，即使是女性的权术与计谋，即使她们依然以“弱势群体”的姿态去打造自己的优势，即使她们优势话语中无法排除弱势的某种无奈，但是，毕竟在性意识机制的内部，已经无性别地造成了新的性意识的专制。这是很可能的。性意识的专制已经略具雏形，它与人性自由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而一旦发生，历史上一切性压抑的代价，会在新的代价中增值。历史代价和未来代价之间，全都会忽略人性的真实需要而断然联姻。
“各方势力均衡的网络”（福柯语）不是乌托邦，因为基本均衡是无法人为设计和制造的。我们的选择也许是消极的，但任何灾难都非常可能是积极的、刻意的、打着先锋和开创的旗号而进行的人类行为的产物。我们需要的是平常心，是不为任何权术所利用、不为任何权势所倚重的心态的平和。在性意识机制运行的时代尤其如此，而我们相信，性意识机制在社会系统中绝不是孤立的。
连载结束，欢迎阅读.
不知黄段子撞了哪一位的腰(1)
段子，其实是个很生动亲切的字眼。正经称得上段子的，原本是相声等曲艺作品，而且还要通过表演、甚至通过流行而比较成形、得到一定认可。唱一段京剧、一首歌曲不叫段子，演一段话、一出小品、一场舞蹈，也不叫段子。段子不光是短小，也不光是精彩，还要自成体系，受人欢迎。你别看这几句相声，里面既埋了伏笔，又甩了包袱，让人的思路突然拐个弯，大笑之后还能咂摸出很多滋味。一个段子，一定是完成了一种撩拨，抖出了一种奇兀，就像马三立的“痒痒挠”一样挠了人，挠完了笑得一塌糊涂下次还想挠。好的段子，令人回味再三，百听不厌。所以段子是幽默和艺术融合而成的一个篇章、一个曲目。里面往往少不了戏谑、诙谐、滑稽、讽刺，其风格往往是新奇、机智、精妙、风趣。
可是，黄段子的诞生和繁衍，让段子被假冒者撞得一个趔趄闪到边缘地带。
只要你不是光通过媒体了解社会，而是稍微注意一下身边和周围，你就无法否认，构成当今时代特色的事物中，无论如何少不了一种十分扎眼的事物——黄段子。
随着一场哄堂大笑的爆发，你再观察，其中有人得意忘形地摇头晃脑，有人心领神会地击案叫绝，有人低头掩面窃窃耸肩，有人心惊肉跳得面红耳赤。里必多的潜流再次找到火山口，喷薄呼啸之后再转着圈乱窜。这种场面，一般就是黄段子闹的。
眼下社会讲流行，比如流行款式、流行色、流行歌曲、流行语调与词汇……但所有这些流行，都在黄段子的流行面前黯然失色。有以下四大特点决定了黄段子之流行非其它流行可望其项背。其一为动力强劲。不仅仅是营养丰富为里必多注入了活力，而且有金钱的推波助澜。许多旅行社的导游，成为黄段子的“专业”传播者，与对旅游景点历史文化的介绍相比，宣讲黄段子更加绘声绘色，妙语连珠。据报道，一位女导游曾经对黄段子十分反感，而且以“公司规定不许讲黄段子”为由劝阻过游客，却招致游客不满，随后公司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今众多导游深谙“黄”道，身怀绝技，不仅宣讲时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大度，谈吐非凡，而且善于启发动员，高水平掌握了招徕游客、取悦于游客及赢得竞争的手段。其二是参与广泛。官员们的示范推动纵容鼓励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学大寨”时“干部带了头，一步一层楼”效应回光返照。各行业既有老辣葱姜，亦有生猛海鲜，年龄上纵贯50年不成问题。甚至出现过14岁少女在公共汽车上口吐黄言令众人瞠目的经典情景。男性为主力，但女性在被动或主动的开化中也有不俗表现，不乏妙龄美女技高一筹，胆大三分而震慑众男，令人叹为听止。黄段子创造与传播阵容的扩大化、低龄化、女性化趋势已成为涌动之潮，蔚为壮观。其三是渠道多元。黄段子的传播不受条件制约，场合、手段、方式不断发展变化，各种聚餐，旅游沿途，交通工具，时时开侃，处处设坛。有名人演讲荤话连篇喋喋不休，更有婚礼主持辅之以荤游戏荤动作，在婚礼上提前闹洞房。网络版面、电子邮件、手机短信……令人目不暇接。其四是不断创新。经典段子中智慧闪光，不够经典的段子一旦创出，传播中可以屡经高手润色拔高，有点像头脑风暴，更像创作接力，不愁不出彩。有此四大特点，或曰四大优势，使黄段子现象实在不可轻看，忽忽然如风掠，漫漫然如水淹。
黄段子给人们带来的乐趣十分有限，作为一种流行时尚也肯定有阶段性，总有一天多数人说烦了、听厌了，所以用不着、也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予以弹压或清理。但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为其进行理性化的作秀包装，就有点说不过去。
就鄙人所听到看到的，有人用充满理论色彩的语言为黄段子现象辩护，大意包括：黄段子是改革开放带来生机的表现，是人们言论更加自由的标志，带给人们的是情感丰富和情绪乐观。黄段子释放了人们的压抑感，缓解了人们的紧张感，开辟了智慧与幽默的新的精神娱乐空间。网络上也有这样的说法：“听段子的乐趣在于品味其中的智慧……性不性已经不重要了，它的机智已经可以媲美其他的人类大智慧的东西。只有非常乐观且有人道精神的人才可以创作那样的段子。”
和自然资源一样，个人的智慧资源和以代际为单位的群体的智慧资源都不可能无限，在黄段子中挥霍的智力，不可能引向有价值的创造，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当大批官员沉湎于通过口舌唇齿实施意淫的醉状时，当他们会场上冠冕堂皇与交流黄段子的口若悬河构成鲜明对照时，黄段子究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找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地界，还是再次受到愚弄，应该是很清楚的。县里的举人、假洋鬼子、赵太爷等等都在淫笑盈盈的时候，阿Ｑ和小尼姑以及吴妈之间的“幽默”只能是他们既摆弄又嘲弄的佐料。
黄段子，从制造到传播，聪明机智地施展创意，津津乐道地宣讲演说，将中国人的智慧在意淫的“艺术”领域进行戏谑，在自我人格和异性人格的双向亵渎中，将性解放进行曲歪曲成折磨尊严和矬化人格的变奏。
中国常用成语中包括“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等等，有“言行一致”，却没有“言心一致”。“发自肺腑”“发自内心”，被使用了多年，但很难说进入了成语的阵容。可能是因为，对于“言为心声”，人们一般都很难彻底相信，因而有所保留。“言为心声”不是没有，比如说黄段子就是。但是关于口和心的关系，不光是相符不相符的问题，还有另一种意思，那就是：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利害。第一是心里想的说出来有没有用；第二是心里想的说出来会不会带来损害。由于有了这两条，“言为心声”和“实话实说”就被大大打了折扣。说出来给自己带来不利的，一般就不说；可是人有那么一张嘴，总得说点什么，所以干脆挑没用的说，挑没有什么风险的说。
不知黄段子撞了哪一位的腰(2)
说黄段子跟吃美味佳肴往往密切结合，聚餐是黄段子风行的最佳场合。或许因为“秀色可餐”，或许因为追求“色香味俱全”，是“食色，性也”的最佳现代注脚。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口头过瘾，解馋。但两者区别也很明显，酒足饭饱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实效，而黄段子最大的问题是口头释放，有点像隔靴搔痒，不解决实际问题。甚至黄段子会使体内里必多和性欲望愈发强烈，结果适得其反。所以通过黄段子的热烈交流，释放变成了添堵；过瘾变成了挑逗；挠痒变成了撩拨。因而有必要严肃指出，黄段子流行是打着性解放旗号进行的新的性压抑，是社会上浮躁焦虑之风拱出的一个新的肿块，是变态心理借助人际交流扩大和科技手段更新而孕育出的新的怪胎。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汉语，是国家地位提高的标志之一。但这件事有两面性，黄段子流行最能体现其负面效果。本来中国人在黄段子中大玩文字游戏，即使汉语不错的老外也被造个懵懂，可如今不一样了，不少老外汉语水平迅速提高，已深解其中机理。原来，你们中国式的幽默就是放肆，放肆得将什么千年古国、礼仪之邦那些值钱的古董往地上乱。语言中看似拐弯、隐晦、曲折，其实严重拆解了东方审美的含蓄。露骨得就是用牙齿撕开衣服，直白得就是当众播放三级片儿。里必多通过空气震荡而抽头，以黄段子为载体进行碰撞，用语言的张狂装扮思想解放，用虚拟的亲密接触体现想象力丰富。当然老外也有不懂的地儿：又没动真格的，干吗乐成这样？
当老外们学着创造黄段子的联想模式，将黄段子的黄和黄种人的黄往一块联想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该怎样评价中国人的精神骨骼和思想肌腱。
据悉，网易女性频道做了一项关于黄段子的调查，对于“过节就要聚会，聚会就要说荤笑话”这个问题，78.7%的女性持赞同或宽容态度。而表示“我抗议”的，只有5.8%。有评论认为：即使不能做到欣然接受，也要做到处之泰然。“洁癖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当你进入成年阶段时，不妨学一些宽容精神吧。这是人家的权利，也是社会开放的标志，换句话说是社会允许。”既然是社会允许，本人对黄段子现象的评头品足想必也应当是社会允许。
如今黄段子广泛而迅速地流行，似乎体现了一种社会的宽容度，但为此现象做正面辩护，让人觉得反胃。误解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误解当成理解而满足。想用意淫释放性欲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联想取代自由。没见过大海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为大海就这样，在水泡子里扎了个猛子就以为畅游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中。
君子不再典雅，美女不再圣洁，本来就缺乏一种超越人自身的神圣性，如今对自身人格和他人人格的尊严更进行着双向的撕裂。
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富，有着资源和生态方面的代价，也有着心态的、深层心理方面的更为惨痛的代价。当以扭曲的方式去抹平心灵的戕害或压抑，似乎戕害和压抑本身也没有了。黄段子在造成释放和轻松的同时，也在制造麻木，制造一种轻柔、飘忽得几乎难以觉察的堕落。与黄段子密切配合，形成优化互动关系的，当然还有麻将、酗酒、夜总会、浴池中的“推油”、桑拿后的异性按摩，还有风情万种、奢侈豪华的潇洒，还有诳语清谈打情骂俏的各种休闲娱乐……感官主义的自由可以在这样的缝隙里大喘气，精神自由的价值却在这样的缝隙当中依然窒息。信念在扭曲，生命在透支中享受而没有在创造中燃烧。
口无遮拦、心无顾忌、畅行无阻、广泛传播，的确是一种“自由”的宽松景象，然而，匍匐地蠕动身体和自由体操不可等量齐观。黄段子现象自由得狭隘，自由得低劣，自由得憋闷，说穿了，是一种在不知不觉中的神经麻木。人在吃了摇头丸的时候，会沉湎在一种虚幻的状态里而以为获得了别人无法享受的自由。黄段子是趣味腐败的酵菌，让人们在享受一种“变态自由”的氛围中，在一种人格扭曲中误以为张扬了个性，将联想和志趣的腾飞寄托在只能扑扇几下的鸡翅膀中，误以为是雄鹰翱翔，然后满足于一种冲出鸡圈的潇洒。在墙头到打谷场的前进中，以鸡脖子的最大长度代替了从地面到天空的距离。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1)
用武力征服大片土地和臣民的凯撒大帝，在疯狂地爱上克莱奥配特拉的时候，差一点就将自己的庞大帝国从记忆里抹掉，凯撒大帝之死与他爱上这个女人密切相关。在恺撒扶助之下成为埃及艳后的克莱奥配特拉，也是罗马英雄安东尼心中的偶像，安东尼为了她可以从激烈的战场上乘一条小船独自返回，他明知道这样将导致战败，但他选择了为她而自杀。
巴尔扎克曾不断地追求年轻姑娘，但后来却利用自己的名声和才华，让一个俄国富婆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当富婆终于嫁给他的时候，天才作家已经重病缠身，死在她的身边。
普希金为女人而决斗，就像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为了女人而倒下，用血泊为自己诗一般的生命划上句号。
《荷马史诗》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为了海伦而爆发的那场战争。
歌德说：“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
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为了女人而疯狂，而改变和断送事业，而死，他们的疯狂成为他们以非理性而暴露人性的某种闪光。林语堂说：“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理性’，而不是缺‘合理性’。”
但我们毫无理由因此而认为，如今中国“成功者”的包二奶行为，具有闪烁人性光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包二奶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的行为，体现着经营者的“理性”，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看似荒诞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女人在成为二奶的时候没什么明亮的未来，也不永恒。
一位笔者了解较多的私企老板，身价千万时，背后站着结发妻子，也就是他结婚35年却早已人老珠黄的老婆。老板大约10年前开始包二奶，全包的和半包的先后不下5位。其事业因女儿对父亲行为的坚决反对而受到巨大损害——以老板和二奶为首的一方与以老婆、女儿等为首的另一方实行彻底决裂。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对簿公堂。老板宣称：“我不能没有爱情！”
该老板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比，有点为了女人而疯狂的意思。但他的轶事很难被载入史册，不是因为他不是名人，而是因为为了女人的心态完全不同。当老婆和女儿要以重婚罪而起诉他时，他千方百计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因为公司名称注册权纠纷无法解决时，他又和老婆复婚。二奶在他事业圈子之外，其实始终是威胁他的名誉和事业的一个阴影，因而被安排在郊区，不许轻易露面，基本上成为地下工作者。麻烦并不仅此而已，二奶与三奶之间的矛盾很令人头疼，三奶在公司里以锋芒毕露的优越感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老板对其娇宠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
另一位笔者了解的年轻官员，则是用灰色收入包养了一位高挑、靓丽的歌厅女孩，只是因为女方怀孕已经半年了才匆匆买了公寓，来不及装修就住进去，孩子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开始谈判。这位年轻官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生怕女孩闹到单位，所以将房产记到女方名下，算是青春补偿费和孩子抚养费。此后，男方消失，女孩搬到农村住平房，公寓出租，自己成为收取房租的房主。而那孩子及孩子的未来，完全被排除在协议书内容之外。
除了上述两则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低劣的男女游戏，是一些收入高档、精神低档的人由于缺乏创意又缺乏勇气，而在现代社会对历史上蓄妾制的拙劣模仿。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缺乏戏剧的幽默，也没有悲剧的深沉，既缺少红色的浪漫，也匮乏绿色的深情，只是一种灰色的经营式闹剧。
多数被包养者，那些在豪华公寓或别墅中、或者在宾馆某个房间里栖居的二奶、三奶，那些颇有风姿和年龄优势的女人，只能是消费品，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凭以炫耀的装饰品。炫耀是局限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的，尤其是官员们的二奶，何时公开露面，何时隐蔽地下，须听凭安排。即她们何时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何时安分守己于物质享受，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是当好一个二奶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包养二奶的款爷或官爷，对于自己一步步拼打或一步步上爬所获成就的精心，远远超过对于女人的精心。他们不会具备恺撒的勇敢和诗人的潇洒，他们可以疯狂地和女人搞，但却理性地将女人安排在一个用金钱铺开、再用金钱封锁的“自由范围”内，那是环绕在“越轨”边缘的一个狭小的缝隙。可以不客气地说，包养二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2)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是监护。甚至与情妇不同，如果不是足够的金钱，情感在“契约”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与重婚罪几乎相等，却由金钱抹淡或摆平了其中要件。本人绝不反对积极意义上的性解放，但包二奶现象在“包”下青春、美色、性权的同时，女权、性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情感浪漫等等本无法“承包”、无法交换的要素也成为无形依附，成为无法取酬、只能泯灭的代价。因此，虽然此现象借助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社会空间而滋长，但不应当赢得肯定性评价。此现象从人性底蕴、生命取向、精神人格上，都不能取得价值依据和道义支撑。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分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可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2003年男女比例已经是117∶100，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1)
以前叫“耍流氓”，没听说过“性骚扰”。后来，“性骚扰”一词出现。而且成为媒体上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成果，也是和法治社会接轨的一种体现。所以，从“耍流氓”，到“性骚扰”，体现了社会进步。别小看名词概念方面的变化，这关系到一种行为造成纠纷要不要涉及法律，关系到一个侧面的社会关系要不要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要不要以法律为准绳去进行必要的判断，依照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或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比如，你要是说克林顿和保拉·琼斯之间的那点事儿是“耍流氓”，法院就没法受理。
当然，这里指的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不是指人的行为本身有什么变化，因为，从“耍流氓”的行为到“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什么发展或接轨的问题，性骚扰并不比耍流氓更具有现代性或更加文明。
但是，“性骚扰”一词的出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有“流氓罪”，“耍流氓”的说法比较宽泛，连强奸罪也是一种耍流氓，只不过耍得狠、耍得到位，甚至可能耍出人命。而性骚扰，只涉及比较轻微的耍流氓，一般属于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的范围，当然，舆论谴责也是一种有效惩罚。第二，什么是性骚扰一定要有界定，不像“耍流氓”那么模糊。有人已经流氓得很充分了，也没法定他是性骚扰，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已经骚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有证据，证明骚扰的确发生了，并且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随着法制的健全，究竟是给性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绿灯，还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制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无论如何，就词汇本身来说，“性骚扰”比“耍流氓”更先进，更现代。这个词儿引进得好。有人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说性骚扰是引进的，以前哪有那么多性骚扰，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性骚扰。这种看法实在低估了中国人的里必多及其变态发泄渠道的多元性，早在性压抑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就有种种耍流氓，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媒体也没关注报道而已。所以持上述看法的人，只是自己脑子引进了液体。
“这简直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实在不可理喻，实在无法辩解。这既不是法庭，又不是答辩，既找不到王法，又找不到裁判！”
我的朋友陶教授，在讲上述话的时候痛苦之状难以形容。脸上本来比较均衡的五官布局已被气愤和无奈完全打破。一边紧凑得丘峦密布，一边拉长成了旷野平原，眼泪和鼻涕瀑布般地奔涌出来，进而绵长地流淌。“你说，这样的委屈如何申诉？这样的冤案如何平反？……”
估计，就是真的到了法庭，陶教授也需要有一个优秀律师，否则光是法庭陈述就耽误不起功夫。因为他至少向我“陈述”了三遍之后，透过大量因气得哆哆嗦嗦而震颤的感叹词，才使我大致摸清了事情的原委。
陶教授在朋友的公司兼职，暑假期间为了项目合作的需要住在公司安排的“宾馆”，那其实是一家星级开外的、中档偏下的招待所。女服务员态度恶劣，出言不逊，陶教授与之理论，并向负责人反映。女服务员受到批评或处罚，总之尝到了“王八钻灶坑”的滋味。不久，公司老总接到“举报”，说陶教授“性骚扰”，于晚上时分向女服务员要“小姐”。那家公司租用的是招待所一半的楼房，如果“性骚扰”事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将因此等极不光彩的事件而被拒绝继续租用办公地点。对于公司来说，因此而搬家将会在有形和无形资产上均造成严重损失。
公司老总并不相信陶教授“性骚扰”的劣迹，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亮出杀手锏：“还用怀疑吗？难道一个女孩子，会将这样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言外之意，女服务员即使无中生有，也会蒙受巨大的耻辱，哪有女孩子会这样做？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光是您自己的事，为了公司的利益，您就服个软，道个歉，把这件事摆平。就算给公司做贡献。”总经理这样哀求陶教授。
仅仅是陶教授的服软，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公司了解到女服务员上级的上级，与女服务员是亲属关系。于是，公司与上级的上级接触，开展公关。上级的上级说：“这种事是真是假，谁能说得准？双方妥协，总得让你们那位陶教授配合一下吧？”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传播谣言、扭曲事实真相提供余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有性骚扰之类事件发生，受害一方还要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面前受到进一步伤害。这也是造成许多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意声张、不敢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骚扰者是苍蝇，被骚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怎么不骚扰别人专骚扰你？于是，弱者恒弱，在各种维权手段面前都望而却步。
“难道女人会将这种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女人只要沾“腥”，就会没脸见人，就会抬不起头，所以女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冤枉男人。女人说受骚扰，那一定是真的；男人说受骚扰，那可不一定。至于更“严重”的性丑闻，只要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具有可信性。这样的“舆论导向”，足以让可怜的男人在“万恶淫为首”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也足以鼓励勇敢的女人高举此剑，胆边生威，“舍得一身骚，敢教名人掏腰包”。
“孤男寡女能不出事儿？”——不是依照实事证据，而是依照“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了，那就是有事儿了。此等似是而非的“逻辑”，无形中刺激着人们的联想思维和模糊猜测，让本来不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明不白变成害人的毒剂。商场和官场上，一些出于阴暗心理的伎俩、偷拍偷录制造假证据的手段，也借着这样的“条件推定”而得以施展和收效。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无端地蒙上浓重的阴影。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是女人在发泄怨愤时一句情绪化的说法，男人对此应当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当真”，潜移默化地在女人心头盘踞，并同样潜移默化地发挥“舆论判官”的威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是个男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此等说法从“普遍”变为“具体”的时候，便“当真”地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力。其实，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一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并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当好东西；男人不是好东西并不等于女人全都是好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些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假命题、假格言、假标准，就在一种模糊状态、边缘地带中，发挥着实在的功能和作用。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1)
浏览戏剧艺术的史册，一些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到戏剧中的。而随着从内蕴到节奏都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迁，当今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女人，似乎是当年剧中人转换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既“不该”发生、又“正常”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她们变换多舛的身世、阴差阳错的命运、喜怒哀乐的心态、耐人寻味的“情节”，都是由她们自己来“编导”和“扮演”的。虽然，有多种社会性的因素，是她们“重登舞台”的台阶，但她们自己的心理轨迹，毕竟是造成她们“戏剧性”色彩的内因。我们不妨将她们称为当代都市的“戏剧性女人”。
1.当代“陈白露”——不再绝望自杀
“晓晨，回来吧！亲爱的晓晨，你知道你是我的惟一。有你在，我是在颐养天年中走向极乐世界；离开你，我是在痛不欲生中走向地狱之门……”陈晓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情真意切”的来信。但是，这一次，她不再像前些次那样随手撕掉扔进纸篓，而是反复看了两遍，折叠好保留起来。
信当然是出自高修文老先生的手笔。59岁的高老先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春心荡漾，“宝刀未老”。他不像曹禺笔下《日出》中的那位金融大亨潘月亭，而是一位地位不低而又“知书达理”的官员。他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但远远多于他的工资收入和所有正常待遇。当陈晓晨还是一名三陪小姐时，高修文头一次“泡妞”就盯上了她。而这位高先生既不搂搂抱抱，又不亲亲热热，只是在递出大把小费时一下攥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把晓晨吓得尖叫了一声。
“小姐，我要你跟我走，我会用余生的全部真情对你好！我要让你过比现在好十倍的生活！”
的确该进入“颐养天年”阶段的高修文，果然颇有眼力。当陈晓晨出现在远郊别墅花园、成为当代“陈白露”的时候，她最经常的形象是牵着一只德国品种的宠物犬缓缓而行，为小区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雪白的颈项、雪白的双臂、高耸的胸脯和翘起的臀部，透出令男人眼睛“流水”的十足的性感。
然而，“陈白露”也有自己的“方达生”——话剧《日出》当中那位怀着爱的激情的年轻人。这位“方达生”名叫骆洪生，他千方百计找到陈晓晨，以暴风雨式的“攻求”和闪电式的“掳掠”，带走了晓晨。高老先生从晓晨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通讯地址，便接二连三地寄发“情书”，求晓晨重返自己身边。
晓晨开始犹豫了，但她绝不是被高修文的“真情”所打动，而是因为，她发现她的“方达生”其实是个混混儿。当初他们有过死去活来的爱，骆洪生却为了一笔大买卖突然“失踪”，失去依托的晓晨既缺文化，又没有什么本事，只剩下让男人馋涎欲滴的身段和青春。高修文把她从三陪女郎的队伍里“救出红尘”的时候，她还真是心存感激的。骆洪生的重新出现，其实是生意上亏了本儿，欠了一屁股债，急需利用晓晨为自己搞公关。——“方达生”并没有什么真情，“陈白露”那点儿渴望的微火再次熄灭了。
然而，陈晓晨丝毫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她再次回到高修文身边的时候，仍然是那幢别墅的女主人。老先生激动地试探：“晓晨，你不会再离开我了，是吗？”晓晨坦率地回答：“不！我对你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可是，我不再追求感情，那是空想。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的钱和条件，这房、这车、这可爱的小宠物……但是，你知道你不可能陪伴我一生。你死了，我去依靠谁？所以我只能依靠钱。你要给我投资，让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容院。还有，我明白告诉你，我会有一两个男朋友，我需要他们！”
“谈判”进行得直白而且实际，当高修文将她的“条件”都接受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获得的只是她赤裸裸的肉体，她身上过早地消退了梦幻的光环，也脱掉了羞涩、自尊、矜持、含蓄的“外衣”。高修文不会像《日出》中的潘月亭那样事业崩溃，他会“颐养天年”；而陈晓晨也不会像陈白露那样自毁芳魂，她是一个经营者，一个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资本的经营者。但她所经营的，只能是一笔以女人一生的幸福为代价的、无论如何也是“蚀本”的生意。
2.当代“茶花女”——不再香消玉殒
在英国文学家小仲马的笔下，茶花女被迫离开心爱的人，而且受到自己所爱的阿芒残酷的报复，疾病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使她过早地离开人世。阿芒从茶花女的遗书中得知，原来是自己的父亲逼走了美丽可爱的茶花女，使他悔恨交加。
当代都市，也有命运相似、甚至情节更为曲折的“茶花女”，只不过“结局”却大相迥异。由打工妹进入富豪之家的顾姗婵，就是其中之一。
当李新荣出差外地，住在一家宾馆时，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堂小姐所吸引。
“小姐，我……可以认识你吗？”李新荣鼓起勇气，递上名片。
“哦，我叫顾姗婵！”——李新荣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出差的半个多月里，李新荣出入宾馆，总要站上几分钟，默默欣赏顾小姐优雅中透着温存的姿容。每当她向宾客莞尔一笑，都让他怦然心动。顾姗婵其实原名叫“山柴妞”，进城以后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客户”给她起了这个雅致的名字，而她本来就婀娜秀美的身段，加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气质、举止，使她很快配得上这个名字。比天使还高雅、比鲜花还美丽、比明星还性感——这就是李新荣对她的评价，这评价足以使他下定非她不娶的决心。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2)
回到北京，身为公司部门经理的李新荣竟然茶饭不思，实在忍不住，专程利用双休日，乘飞机去看姗婵。坠入爱河的人是冲动的，姗婵毅然辞掉工作，跟随李新荣来到北京。李新荣专门买了一套精致的小居室，成为他们“无照经营”、鸳倒鸯晕的巢穴。如胶似漆的厮守，似乎使他们忘记了办个结婚手续。
像茶花女一样，姗婵突然不辞而别，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李新荣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找遍北京，差点要发“寻人启事”。
在一家发廊，西装革履的李新荣走进来，点名要顾姗婵服务。默默无语的姗婵一边为他理发按摩，一边强忍泪水，双手微微颤抖。突然，李新荣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让我死，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以后李新荣再来，姗婵始终像塑像一样木，像冰块一样冷，像哑巴一样沉默。由疯狂到绝望的李新荣，没有像《茶花女》中的阿芒一样与姗婵过不去，但他的报复更加残酷。他变换着身边的女友频繁光顾，不久又结了婚，让新娘成为发廊的常客。他其实知道，姗婵表面的平静下面，心里在淌血。
好在李新荣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她真诚地成了姗婵的朋友，告诉她李新荣一年多来的种种痛苦，使“茶花女”吐露了心声：李新荣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他的父亲，总经理是他的哥哥，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竟容不下弱女姗婵。老板和总经理私下里调查了姗婵，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她是山西人，在进城后五年的打工生活里，蹬过卖菜的三轮儿，站过个体商贩的柜台，端过餐厅的盘子，为学礼仪服务而花掉了所有汗水换来的积蓄。她干到宾馆前厅的礼仪小姐，绝不仅仅是凭美貌。而李氏家族不能接受、也不能欣赏这棵由穷乡僻壤的仙株移植到城市而开放的花朵。她在倾诉的最后已经擦掉了眼泪：“李新荣他妈找我时，更不客气，侮辱和威胁什么都有。还说就算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干得了吗？你户口进不了北京将来孩子怎么办？有几个打工妹真正能嫁给城里人？何况我们新荣这样好的条件……的确，虽然新荣对我好，我也不舍得离开他，可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我不配吧！”
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当事人自己也“稀里又糊涂”。王立红就是这样的糊涂人，她只知道暗暗地盼着丈夫的“落魄”或“失败”。丈夫生意红火，她会觉得自己腰板儿挺不直；丈夫亏损又欠债时，她会觉得自己说话有底气；丈夫生病时，她觉得自己“涨价”了；丈夫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时，她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结婚11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丈夫那辆“切诺基”后面的一份备用轮胎，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还显得特累赘。
婆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丈夫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弟”“高学历”，可王立红不知不觉就成了没有地位的“娜拉”。小保姆干活干净利索，还会插花、美化房间；那位女秘书不仅花枝招展，而且会开车、会电脑、口齿伶俐，有她跟着特让丈夫“提气”；性生活嘛，丈夫虽欲望强烈，可也机会多多，她无意中听到丈夫跟朋友穷侃：“南方妞嫩，北方妞壮，一换一刺激。”——丈夫出差时南来北往。
然而，王立红很有自知之明：除了丈夫，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可人儿”。至少有两个男人真喜欢她。一个是自己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是丈夫的朋友。那个“朋友”私下里当着她骂她丈夫“不识货”。她知道丈夫以前“识”、现在“不识”的恰恰是自己浑身的“女人味儿”。无论哪个男人请她撮一顿儿，她都会善解人意、温柔备至。男人脱大衣，她会接着；男人喝酒，她会把盏添杯；男人刚摸出一枝烟，她会点亮打火机；男人衣领上刚沾点儿土，她会轻轻拍打掉；男人握她的手，她会娇滴滴地笑；男人一激动抱住她，她会嗲嗲地靠过去；男人忍不住吻她，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再眨眨眼睫毛：“就一下哦……”
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品尝“娜拉出走”时那种痛苦和无奈，早就做好了铺垫，心理上顺利完成了“软着陆”。因为新夫是前夫的“朋友”，婚礼上丈夫派女秘书送来一束鲜花表示祝贺。至于女秘书会不会接替自己，她连想也不想。只不过，她每到周末就把留在前夫身边的儿子接出来狠狠地疼爱一番。“儿子呀！”她喃喃地说，“要是妈又遇到一个‘二传手’，妈这只球，将来‘主攻手’可全靠你啦！”儿子似懂非懂地瞪大眼睛，使劲点头，一边用手擦掉妈脸上的大颗泪珠，一边坚定地说：“妈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把我爸的钱全要过来给你！”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3)
4.当代“繁漪”——不再死去活来
在曹禺的《雷雨》中，最后直接造成三人惨死的，就是那个欲爱不能、妒火中烧的女人繁漪，而她自己也从此变成了疯子。繁漪的悲剧，关键在于她丝毫也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周朴园也根本不爱她。她只是身为董事长的周朴园置放家中的一件摆设，一个徒有“夫人”虚名的“赝品”，而曾与她相爱、并有着“乱伦”关系的恰恰是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
说赵娟霞是当代的“繁漪”，颇有几分道理。她与丈夫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连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她需要丈夫的地位和金钱，更脱离不了开车郊游、逛商场、养宠物、打麻将的那份儿悠闲。丈夫也需要她，她虽然年逾四十，却华容未退，再加上拼命的健美减肥、营养美容，给丈夫的面子和虚荣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双方各自心有另属，只不过“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而已。她的“地下同谋”是丈夫的上司，她的那位年近50的丈夫，碰上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上司。上司没有提拔过他，却及时给他送了一顶“绿帽子”。
“我烦他，像个大肚蝈蝈，浑身的肥肉松得都成了囊囊揣！”她一边抚摸“地下同谋”强健的胸大肌，一边喃喃地拿丈夫“垫底儿”。其实她知道“地下同谋”需要自己什么，她那堪与20多岁姑娘媲美的白皙、弹性十足的肌肤给了她足够的自信。两人之间不需要什么春光明媚、细雨绵绵，需要的是电闪雷鸣、汹涌澎湃。
她当然很清楚丈夫有外遇，也很清楚丈夫将三分之一的收入拿去讨外遇的欢心。她还明白“地下同谋”与自己的妻子恩爱有加，分给她的那份“感情”不过是一杯“残羹”。她曾开诚布公地对“地下同谋”说：“你别紧张，也别心虚，我呀，才不会死去活来呢！咱们谁跟谁都心里明白，相安无事。我跟丈夫是衣食住行，跟你是刺激释放。我也在寻找，再找一个小白脸来点儿情意绵绵。有仨就够了，少了不行，多了麻烦。要想把我需要的男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累死我也找不着，这辈子没指望，下辈子也不能太犯傻。”
5.对“戏剧性女人”心态的一点综述
这些上面的故事情节，除略作“微调”、并为其中的“角色”隐姓埋名以外，基本上并非虚构，也并非道听途说，是直接或间接发生于笔者身边的人和事。它们绝不普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于是，我们作一些理性的综述与评析，或许并非无的放矢。
第一，“戏剧性”，无非是说情节的错落发展与经典戏剧有某种类似或重合，而社会本身就是舞台，生活本身就是演戏，人们本来就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社会嬗变的深度、广度、速度，使一些都市女性捷足先登地“分享”或“遭遇”了时代为人们带来的生活弹性和转轨空间，但她们并未完成必要的心理准备和价值选择。因此，她们行为上的“开放”与精神上的“成熟”并不同步。“领略”中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承受”。主体意识、主观追求的色彩十分淡化，而对自我的失落和对未来的盲目，便构成了她们命运中悲剧的颤符。
第二，男性仍然以社会性更强的姿态处身于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他们的物质追求和事业追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或统一。女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男性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之”字型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其中，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骑士精神”“贵族意识”“文明程度”“绅士风度”等等，尚未真正培养起来，更遑论在人格、价值层面上对女权主义的深入理解。因而，男女之间真正平等的格局其实远未到来，只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而尚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第三，一些女人充分发挥了“直觉”“直观”的“优势”，不仅将形式上的变化当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且当做了进一步“解放”的导向。她们把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种种“待遇”作为自己的追求。于是，这些女人从种种现象中，“自觉地”或无奈地、主动地或被动地认为爱情的失落、婚姻的动荡、带有审美和浪漫色彩的情感价值的贬低等等，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她们认可并拥抱“现实”了。这是一种“自慰”式的心理偏差——她们获得了一些“选择”男人、“诱惑”男人、甚至“把握”男人，“拥有”多个男人的主动权，而且伴随着从男人那里“争得”的物质和享受。但她们在“得到”中失去的是至深的幸福，在“自由”中沦落为新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附庸。
第四，人类基本价值追求的历史贯穿性极强，因而是永恒的。但是，贯穿力的实现和发挥又是曲折的。一些女性在“跟着感觉走”当中，在缺乏或放弃理性的自我价值追求当中，以为“时尚”或“潮流”已经将审美的、幸福的、真诚的、悠久的爱情让渡给海市蜃楼。这些女性完全放弃了对于“活着究竟求得什么”这一几乎是永恒哲学命题的探索和回答，表现出变化无常、随波逐流，用主体意识与个性意识的隐退，用人格完善和素质修养的淡化，为“女人天生水性杨花”这种带有偏见的古训增添着新的注脚。
第五，近年，一些女人心态中出现了两个极端：其一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把幸福与否归结为是否遇到“好男人”。不少女人不管口头上是否承认，内心的确为自己的归宿而虔诚祈祷。这种似乎颇有道理的向命运之神的朝觐，实际上是在为男人烧香——将真正的主动权交给了男人。其二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像前面提到的“茶花女”，以及一些没有“戏剧性”或根本就拒绝“入戏”的女人。这种观念的确已深入一些女人的潜意识，她们躲避男人，痛恨男人，或极端谨慎，或久拖不嫁，甚或抱定独身。这其中不乏萌发独立意识、决心靠自己而不靠男人的“先驱者”。但是实际上，这些女人走上了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阴阳世界中，既不可能出现“女儿国”，也不可能退回到母权制那“远古的秀峰”（关于女性解放中的“乌托邦”误区问题，容笔者另文专述）。这两个极端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以独立的、主体的女性意识去勇敢、平等、理性、自信地面对男性世界。男人可以依靠，也需要管理；男人需要照顾，也需要教育；男人需要“后盾”，也需要改造。女人——要不就“依赖”；要不就“躲避”的女人——在两个极端的闺阁中，不是终未摆脱“弱者”的潜意识吗？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4)
结论也许是“耳熟”的，但其实是许多女人真正生疏的：第一，女性解放关键是自我解放；第二，自我解放的关键是心理、意识层面的解放；第三，女性解放的道路仍然是艰辛、曲折、漫长的。在那遥远的彼岸，实际上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审美的境界。而在那里，在那旖旎风光的界碑上，一定刻着两行字。
一行是：好女人是男人伟大的学校！
一行是：自由之女神引导我们飞升！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1)
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用背井离乡和不辞辛苦，为都市现代生活增添了一道风景线。虽然一般都来自比较贫穷、缺少土地的农村，但他们为都市带来的，却往往是“现代色彩”。——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挥洒汗水，让高层建筑拔地而起、群峰争雄；宾馆、发廊、餐厅的服务员，比城市青年更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小保姆或小时工，为家庭带来清洁、也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遍布街巷的摊位，将新鲜果菜、平价时货、生活用品及时展销；而他们自己也往往身着新潮时装、口哼流行歌曲、头顶时尚发型……人们司空见惯地适应了外来打工群体融入都市，甚至不知不觉地认可了新型生活方式竟然与带着土地和山乡气息的打工族悄悄地缔结良缘。这大概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阶段中，由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导演的一幕和谐自然的变奏。
然而，变奏曲中带有某种苦涩的音符——那些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打工妹，在某种程度上以青春年华为代价，在走向新生活的过程中，竟然抖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的悲剧的颤音。
1.“花季”如烟，“雨季”难逢
打工妹平均年龄在20~22岁，小的只有14岁，大的在26~27岁左右。这是人生年轮中如花的季节，她们最大的资本是女性生涯中美妙的青春。除此之外，她们只剩下带有冒险色彩的好奇、带有盲目色彩的憧憬，而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目的就是——挣钱。挣钱为什么？报答父母？承担对兄弟姊妹的义务？谋求后半生的幸福？这些都有，却是朦胧的。脱离土地，改变命运，叛逆传统设下的轨迹，寻求独立人格的天地——这些愿望也很朦胧，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动力和精神支撑。
可是，社会并未准备好给她们什么酬报，尤其是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等待她们的只能是“前途未卜”。社会变革以强有力的“否定”性力量将她们召唤出来，却尚未以成熟而确切的“肯定”性力量赋予她们稳妥的途径。在这种意义上，她们面临的是闯荡，是探求，是付出中的迷茫，是渴望中的缥缈……
来自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四川、江浙……以至全国各地的打工妹，成群结队，她们口音不同、性格不同、行当不同，但几乎有着共同的基础：极少高中毕业，大都是小学、初中文化。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她们与都市女孩有一种天然的“级差”。她们一般不奢望到正式单位求职，“安心”于服务、零售、为各种大小真假老板打工。尤其是，户籍制度的限制作用，虽然已大大淡化，但“子女上学”问题仍是都市人婚姻选择中的一种“硬件”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户籍制度的“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于是，打工妹普遍没有高攀都市“白马王子”的“非分之想”，也许这是她们一种无奈的“自知之明”。
来自山东的美珠，刚到北京就学开车，那年她才17岁。凭着聪明好学，驾校考试得了“全优”。刚拿到车本就开车送货，车坏到半道，急得直哭。可是4年下来，不仅车技精湛，而且人也出挑得亭亭玉立。身高1.67米，修长的双腿，闪亮的明眸，除了皮肤略黑、双手略粗以外，其它方面不亚于都市靓女。
美珠得到机会被聘入一家文化公司，给总经理开车。容貌和气质，吸引了一家客户公司年轻的工程师。在几次接送工程师之后，美珠收到了令人心跳的情书。工程师的求爱直截了当：“嫁给我，先送你去学电脑！”对方的风度、地位和开出的“支票”是双重的诱惑。矜持的美珠送出了动人的笑容。工程师将她搂在怀里时，喃喃的话语伴着无休止的亲吻，美珠着实晕了几次；“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的滋味，21岁的美珠领略了。可是，“书归正传”时，工程师被美珠的“身份”惊得张了半天嘴——你，你不是城市户口？尽管美珠的美貌比“城市户口”更能打动工程师，尽管美珠的普通话早已让人听不出有“口音”，工程师还是被“将来子女怎么办？”给逼回去了。绝交像求爱时一样利索快捷：“美珠，原谅我，让我们彼此从眼前和记忆中彻底消失！”
公司办公室主任是退休返聘的老干部，看着消瘦的美珠有点心疼，好心介绍了一位大学讲师。讲师很腼腆，但一眼看中了美珠的风采。老主任早已答应了美珠“一定要告诉对方我没有城市户口”，整个晚上的约会，让美珠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眼神。不料，善良的老主任并没有如约，他按照“有了感情再说”的老脑筋办事。美珠急了，“老主任，求求您，一定要告诉人家呀！”
果然，讲师得知真相以后，“腼腆”地退却了。讲师不像工程师那样坦率，绝交信委婉绕弯一大圈：“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美珠，请你开车不要太快，不要太猛，滚滚车轮会碾碎我的心……”
去你的“破碎的心”！美珠开始觉醒：不能再找城里的。但是，她还是擦干眼泪，交费参加自学考试辅导，迈上艰难的“变成城里人”的崎岖之路。
晓雨刚刚在发廊打工时，拿剪刀的手战战兢兢直哆嗦。9年了，她已能熟练地修出各种云朵般的发髻，而流逝的是18岁到27岁的青春年华。月月给父母和弟妹寄钱，使她“自己开个发廊”的想法始终难以如愿。
“干妈！”强强5岁了，是比晓雨小一岁的女老板的儿子。“干儿子”的呼唤，让晓雨白天强颜欢笑，夜里偷偷抽泣。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2)
“晓雨姐，干吗不去找那个没良心的算账？”——女老板常常劝她。“那个没良心的”靠替人装电脑刚刚发点财就踹了晓雨，打掉的胎儿本来应该跟强强同岁。晓雨两年前还去找过他，可不仅没有“算账”，见了他就想哭。他解开晓雨裙子的时候，晓雨只剩下浑身的颤抖，被他搂在床上重温旧梦。
“做我的小情人儿，总比做苦行僧要强！”——大款客户由开玩笑到认真，晓雨心里明白，“地下工作”不好干，“无照经营”日子不好过。
“你就上电视，登广告，咋啦？总比当‘大龄’、蹲‘遗忘的角落’好吧？”——每月做两次美容的女客户不止一次出主意，还说：“收信地址和电话号码都用我的。”晓雨知道，自己初中刚上一年，就是有胆量“推销”自己，“产品”也不合格。
“干吗非得结婚？想开点儿，我就是独身，多自在！”——可晓雨知道，说这话的“独身女”并不真“独”，她从国外回来在外企当白领，换了别人可买不起她的“独身公寓”。
“回家吧，晓雨！找个婆家过日子……”——母亲的唠叨，晓雨最不爱听。软弱的晓雨早就抱定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倔强。
……
晓雨只有白天的笑颜和夜晚的泪枕。妹妹晓雪用收到的钱打长途：“姐，我也去，学你挣钱！”晓雨急了，哽咽着，冲着话筒嚷：“别！千万别！……”
晓雨的今天，是不是众多打工妹的明天？“花季”是美丽的，但是如果难逢“雨季”的滋润，鲜花是会枯萎的。打工妹们冲破了母亲那辈人婚姻的定式——那属于她们之前的几千年。然而冲破之后，燕栖何处？花落谁家？她们的经历、学历、能力、财力……虽使她们可能从物质上养活自己，却不能解救她们感情上的漂泊。她们获得了走出“旧定式”的机遇，却没有获取走进“新归宿”的资本。
2.真情，被骗局掳去
如果说家乡的巢壁，没有裹住她们的向往；都市的景观，则进一步打开了她们的眼界。命运在恩赐她们“潇洒”时，是慷慨、垂青的，但又有多少打工妹，能承受“潇洒”背后的代价？
“鲜鱼喽！”比鲜鱼更鲜更靓的，是卖鱼妹雅芳。人们叫她“卖鱼西施”——“让这么靓的妞卖鱼，真叫糟改了！”可是自从雅芳守摊叫卖，“糟改”她的鱼老板的生意日渐红火。
“所有的货一律两元一件！”买货的是一位标准俊男。自从雅芳买过他一件小水桶，他就开始喜欢吃鱼。隔着满市场的摊位，两人的眼神开始打架，你来我往，频频穿梭。雅芳只要一笑，俊男的嗓门立马升高，没准儿“两元”变“一元”。
俊男叫陈旺生，是南方人，虽个头不高，可雅芳看他，怎么看怎么像刘德华。两个人进展很迅速，陈旺生请她吃饭，还请她看过摊，完全是“自己人”的那份信任。信任到“最佳状态”时，陈旺生说：“雅芳，借我5000元，有批货真看好，赚了加倍还你。”“哎呀，我们谁跟谁呀，什么还不还的！”雅芳找鱼老板软磨硬泡，以炒老板“鱿鱼”相威胁。鱼老板舍不得“卖鱼西施”，连欠的工资带借给的，咬牙吐血拿出5000元。雅芳数都没数就交给陈旺生。
就此，陈旺生“进货”去再也不见踪影。半年多，雅芳突然一眼认出了陈旺生的摊位，可守摊的是个带孩子的女人。“这……是陈旺生的货吗？”雅芳的声音很低，那女人的声音却很高：“你是谁？”
“我……他是我的男朋友。”
“哟！啧啧啧……好不要脸！他是我老公！怪不得他赔钱，原来都是你这个小妖精哄他骗他！旺生好老实！不要勾人家男人不放好不好……”雅芳瞥了一眼女人身边的男孩，活脱脱跟“刘德华”一个模子。
当雅芳独身一人出来闯荡，家乡的小伙子有多少想追又不敢，眼睁睁看着凤凰高飞。谁能想到美丽、大方的“小西施”，会落到这种欲哭无泪的地步。只有她自己知道，她跟人家轧过草地、滚过树林，那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宝贵的初恋之情，连同两年多打工的辛苦钱，全都随着一场骗局付之东流了。
如果走进打工妹的心灵，许许多多年轻的芳心，都裹着一洼无法倾吐的苦水，藏着一本无法讨还的“呆账”。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地缘的意义上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在打工妹芳姿披尽凡风红尘、倩影闪现豪馆华宅的同时，“角落”仍以动态和游移而伴随。封闭则可能是柴扉不开的孤寂，敞露则可能是引狼入室的险情。在社会和个人的准备都不充分时，打工妹的步伐应大胆还是谨慎？
3.沦落的边缘没有警戒线
在女性犯罪呈上升趋势的同时，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比例也在增加。而打工妹灵魂失落、陷入囹圄的不在少数。其中，除金钱诱惑、私欲膨胀的原因之外，另有心理层面的原因：情感世界的空虚、困惑，导致精神的扭曲与变形。
巧兰做家务时，眼睛总是红红的，女主人至少问了她十多次，她只是摇头。女主人急了：“巧兰，我待你怎么样？你干吗老是哭丧着脸，好像受虐待似的，别人以为我欺负你。要老是这样，你就走人！”
“大姐！”巧兰泪如泉涌，“你对我比亲姐还好。我一辈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可是，你让我走吧。我……该走了，你再找一个比我好的小保姆吧。”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3)
巧兰撒谎说自己有病，女主人给了她两套很新的衣服。临走，巧兰抱着大姐哭了个够。“大姐，我对不起你！”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她既不想破坏大姐的家庭，也不敢得罪男主人。在大姐出国的两个多月里，她就睡在大姐睡觉的地方。男主人折腾她的时候，大姐从国外打来长途，吓得她浑身直哆嗦。男主人说她鲜得像个大苹果，说她的乳房大腿嫩得能掐出汁儿来……她从害怕到沉醉，到紧紧搂着那男人不撒手。男人给她的钱她左塞右掖不知藏哪儿。
巧兰选择了逃避。可她也知道，新的小保姆来了，大概也会“享受”她同样的“待遇”。
按照词典上关于“沦落”一词的解释，既有“流落”的意思，也有“没落”的意思。女性的“沦落”，在实际生活的约定俗成当中，大概还包括了失身、卖身、陷入色情的意思。当今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妾”“妓女”“情妇”等等，都变种变相了，但某些实质没有变，花样翻新地重现。
“万水千山总是情，不给小费行不行？”——男客耍赖。
“世上哪有真情在，多挣一块是一块！”——小姐坚决。
“又没上床又没睡，你要二百有点贵。”——男客讨价还价。
“跳舞唱歌还带摸，你给二百不算多。”——小姐寸土必争。
男客手脚老实的时候，小姐讲色情故事和挑逗语言；男客动手动脚的时候，小姐咯咯铃笑，在最佳时机用最娇最甜的声调说：“可要给小费！”这时候的“生意”一般都能谈成。当然，还有更“趁热打铁”的“良机”；还有更温情脉脉的“谈判”；还有更大的“生意”。
“扫黄”的打击力度是严厉、广泛的，而色情服务学会了“游击战”“麻雀战”等等战术；学会了试探加隐蔽的“迂回”、收敛再复苏的“弹性”。桑拿浴室和发廊常常设有可明可暗的“场合”；按摩女郎会在“适当部位”与“特殊部位”之间巧妙转换；收费标准按照不同“部位”、不同“程度”和“强度”而有着约定俗成的“随行就市”；一些宾馆高雅的女宾，晚上按照白天观察掌握的“信息”拨打电话；有的歌厅或餐厅里一旦“一见钟情”，小姐留下呼机号，夜晚可以“上门服务”……色情行业经历着“产品更新换代”“搞好售后服务”等变化。
“扫黄”之后，总有一队“超短裙”“小黑包”“金项链”被警察带走。她们面孔上的羞惭早已被麻木不仁所取代，只是面对镜头的时候还知道遮掩一点。
报载，一位外来妹出身的艾滋病患者惊呼：我在干那种事的时候，每次都戴了避孕套，为什么还染上？医学专家警告：避孕套连“本职工作”都不能保证滴水不漏地完成，又怎能绝对避免性病、艾滋病的传播？
铁窗凭栏，一位将众女郎频繁介绍给嫖客的年轻“老鸨”，被判处极刑之后痛心疾首地哭喊：我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
旧中国沦落红尘的女子，多为生活所迫，当今以色相为生的女性却有极大的主动性。她们将肉体、色相和“温柔”当做生意场上的投资，而换取的已不光是金钱。当一位沦落者在心理层面产生了依赖性、甚至产生“精神需求”的时候，行为上的惯性和精神上的堕落、没落就不可避免，规范已很难内化为心灵的警戒线。情感的空虚与物欲的膨胀，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位沦落至深的打工妹曾做过这样的忏悔：“我进城以后，越来越觉得以前的生活太苦太穷，也太傻。追着我想跟我好的老乡（男性同乡青年）我越来越看不上。有钱有势的男人，又不想跟我结婚，我想跟他们玩，也想过有了钱再找一个正式老公。可我知道我的心变野了，变毛了，没钱没势的男孩根本就拴不住我。我知道那些（有钱或有势的男人）没有真心，我也不管什么真心不真心的了，反正世上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真心，我也不管结婚不结婚，过一天算一天吧……”
4.精神世界的两极分化
不可否认，在“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中，有打工妹出身的“富姐”“款婆”，但为数极少。因为她们普遍受到自身文化素质的制约。同是打工族，女性比男性的“胃口”调得快、调得高。打工妹中的确有许多人追求精神上档次的提高、追求感情上的健康与充实；的确有许多人通过各种培训和就读，或通过市场经济这个学校提高着素质。她们是现代女权解放具有实质意义进步的体现者，也是社会变革在精神意义上的获益者。
然而，也确有为数不少的打工妹经历着情感变异中的彷徨，承受着生活舞台扩展与精神贫瘠之间、眼界拓宽与素质准备匮乏之间的反差和矛盾。在物质上贫富差距扩大的同时，她们在精神层面上的分化也愈演愈烈。除了前面所述的情感失落、精神堕落现象之外，另一种现象也在悄然升温：不少打工妹开始寻求宗教的寄托。并非目不识丁的打工妹们捧起了简易读本的圣经或其他教义；教堂里有她们求助于上帝的目光；圣歌里有她们显得生嫩的嗓音；佛前香火有她们虔诚跪拜的身影……
从行为方式的角度看，众多的打工妹虽然还没有找到社会上以群体为单位的定位，但她们在客观上构成了一种求变革、求平等、求改善生存与生活的历史性动能。也许，在妇女解放的史册上，应当适当地留下她们特殊的一页。但是，正像任何变革都有代价一样，她们当中那些付诸悲剧的青春、陷入阴影的年华，像历史的泪滴，濡湿着女权主义旗帜上的经纬。
她们冲着沦落大胆往前走(4)
一些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功德无量地为打工妹办起了培训的课堂，使她们能够从某种角度入手去提高文化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充实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使她们在如何做人、健全人格、选择生活、维护权益、追求幸福、遵纪守法等基本意识上受到必要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