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我抱着这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几句话可以概括。刘亦婷曾有一度非常迷惘，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后来在一次参观活动的路上，看到了垃圾山下有很多拣垃圾的人，深受触动，然后通过阅读一本叫《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的书，推导出这些“垃圾虫”产生的根源是中国很穷。所以她不迷惘了，觉得“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作文，并非要谈这篇作文“唱高调”的问题，而是想就这篇文章谈谈作者不良的思考习惯。这篇作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当然。我们来分析一下刘亦婷看到“垃圾虫”之后是如何思考的。
在父亲给她拿来一本厚书后，刘亦婷便一头扎进书中，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
然后，在啃了一周的书本后她得出“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的结论。这个结论看似头头是道，可实际呢？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有可能与事实完全背道而驰，我们还是先看看下面这篇题为《从“破烂王”到千万富翁》的文章。
1980年夏，17岁的王旭揣着父亲给的5元钱，踏上了去长沙的路。……
捡废品是个脏活、累活，受人歧视。姑姑担心王旭受不了这份苦，劝他不要去。可对于急于改变处境的王旭来说，捡废品却是一条挣钱的捷径。……
捡了一年的垃圾后，王旭想这么多废品到底有什么用？这些东西都运哪儿了？一打听：塑料运往河北文安，铁皮罐头运往天津蓟县，玻璃运往邯郸，纸运往保定，有色金属运往霸县，胶皮鞋底运往定州……聪明的王旭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开始自己收购废品。
有和拾垃圾的人一年多的共同生活，做起收购来，王旭多了一些有利条件。虽然回收的规模小，因为少了中间环节，直销厂家，月收入由原来的几百元上升到几千元。
一年以后，王旭摸索出经验，将收购的规模扩大，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如金属组、塑料组、玻璃组等。他建立了废品回收站，成了真正的垃圾头。
1996年，王旭抽出时间外出进行环保行业的考查，在外考察期间，他有幸接触了许多华侨企业家，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在起步之初都曾捡过垃圾后来才选择从事环保产业。
他最敬佩的是垃圾回收行业的顶级人物吴招治。1996年她在台湾成立了第二资源回收物运销合作社，所收废品包罗万象，除一般常见品，甚至还包括被家庭淘汰的大小家电及汽车、摩托车。合作社有专职人员200多人，收集站100多个，十几万人投入回收行业。
1998年她的公司营业收入逾1亿美元，她本人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她的合作社被称为“地下环保署”。这一次考查对王旭有很大的启发，回到长沙后，王旭就开始了行动。
今年37岁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整整20年，他已经成了长沙市家喻户晓的“垃圾大王”。
（引自2000年第11期《恋爱婚姻家庭》文/林娅）
想必刘亦婷看完这篇文章后也会感到惊诧莫明，拣垃圾竟然是挣钱的捷径？“垃圾虫”里还有千万富翁？还有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地球英雄”的亿万富豪？
看到这里，也许一些读者会问，为什么刘亦婷经过一周的苦读后会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进而写出这样幼稚可笑的文章呢？
我认为，这完全是“想当然”的结果。她在有了疑问之后根本就不做任何调查研究。即使就在这些“垃圾虫”身边经过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可以放下身段，走到这些“垃圾虫”跟前，采访一下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去拣垃圾，是没有其他营生可做还是想找挣钱的捷径。
刘亦婷没有这样做。她的自称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父亲也忘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只是递给她一本书，让她去按图索骥。
而且，就算不想去做实地调查，刘亦婷总可以找一些报道垃圾虫的文章读一读吧。然而，她又没有这样做。试想，在这样典型的想当然思维下，刘亦婷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吗？我相信，如果经过实地采访，刘亦婷写出来的文章一定会更生动、更深刻、更有真情实感。
哈佛四年：刘亦婷并没有脱胎换骨第49节 “想当然”本色不改
进了哈佛之后的刘亦婷会怎样呢？会不会就此改掉想当然的思维习惯，而变得富有科学精神呢？当我读过《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一书，我完全失望了。我注意到，在这本书第一部分不长的篇幅内，刘亦婷“想当然”的痼疾仍然没有改正多少。
还有不少同学也是来自“哈佛世家”，他们都为家有“哈佛人”而自豪。我也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我没有特殊背景，全靠中国的父母、学校培养教育和我自身的努力，同样被哈佛录取了，而且被选进了“马萨诸塞楼”——此楼虽古老，里面的生活设施却现代着呢。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20页）
这段说法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思考方式。在谈到如何进入哈佛的时候，只归纳了一些自己主观上的“努力”，而忽略了一些客观因素，其实，跟这些“哈佛世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刘亦婷进入哈佛也主要靠了“拉瑞的推荐”、哈佛招生政策、当时国人信息闭塞等客观因素的帮助。正面这段话更加典型的反映了刘亦婷“想当然”的思维习惯。
有些读者希望我将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做一番对比。可惜我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美国的大学差异很大），很难做此比较。但有4点不同我感觉较为明显，说出来供读者参考。
引自《刘亦婷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 第55页）
“想当然”如果成为习惯会怎样？那就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会做出来。比如，虽然刘亦婷知道自己“没有上过中国的大学，也没上过美国的其他大学”，但仍然不妨碍她讨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题——“中美大学的区别“。
当然，既然是“想当然”思维下的产物，难免会漏洞百出。比如，刘亦婷认为中美大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美国本科生不盲目追求高学历。然后又说，美国人没有这种在中国十分普遍的观念：“好学生就该硕士博士一直读下去”。
我在中国读了四年大学，跟无数中国大学生打过交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学生中有这种“十分普遍的观念”。那些读硕士、博士的学生，除了少部分是抱着追求学术的目的之外，大多数人仅是为了躲避就业压力，减少今后的就业难度而已。想当然的思考问题，难免贻笑大方。
哈佛四年：刘亦婷并没有脱胎换骨第50节 结语
以上仅从3个角度谈了刘亦婷在哈佛几年的学习其实并没有脱胎换骨。在她身上，依然有着应试教育思维给她打下的深深的烙印。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如此顽固，也许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深思。
美国人的思维是，是输是赢，不看起点看终点。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是看起点不看终点。所以，刘亦婷仅仅因为一些主客观因素上了哈佛，便被很多家长当作成功者看待，实际上，刘亦婷距离成功还有很远很远的一段距离。除非大家认定，成功仅是能够糊口而已。
同时，看完这部分内容，我希望读者除了对刘亦婷有正确认识之外，对所谓的名校也要有一个正确认识。正如饶毅先生所言，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
刘亦婷4年的哈佛之旅并没有让她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创造性以及科学精神在读大学之前缺乏，在哈佛毕业之后就目前而言也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改观。而分数挂帅、学习是头等大事的应试思维，却依然在她的头脑中存在。
哈佛固然是名牌大学，但也是一所普通的大学，牛人和平庸的人同时存在。这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有人混在牛人的圈子里冒充牛人，而且到处讲经布道，以成功者自居。好在刘亦婷用自己的“自述”告诉我们，名校的口袋里并没有什么让人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牛人在普通学校还是牛人，平庸者进了牛校也变不成牛人。正如我们把青年足球人才送到巴西留学并没有给中国足球带来本质上的飞跃一样，内地大批留学海外的学子至今也没有给国人带来一个诺贝尔奖。以应试为主导的基础教育摧毁人才的能力可见一斑。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1节 智商的误区（1）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对智商（智力）有一种迷信，就是认为智商（智力）对一个人的成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一个人的智商远远没有其慧商重要。一个智商高的人可以被称为“脑子快”的人，但并不能被称为“有思想”的人，相反，他很可能愚蠢无比；但一个慧商高的人便可以被称为“有思想”的智者，他的脑子也许转得不够快，但是，他很少会犯愚蠢的错误。
智商就是IQ(IntelligenceQuotient的简称)。通俗地可以理解为智力，具体是指数字、空间、逻辑、词汇、记忆等能力。某种意义上智商就像电脑的硬件如CPU，一个智商高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很复杂的事情。就像奔腾级、迅驰级的CPU能够运转windowXP这样的大型软件，而386、486只能运转DOS之类的小型软件一样。
我们在校学习期间，除了学习知识外，会花大量时间在智商训练方面。学数学来锻炼数字计算、空间想像、逻辑推理能力，用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锻炼词汇、记忆能力。高考，可以说就是对人们在这些方面能力的大检阅。
由于考试是限时进行的，对人们短时间记忆、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所以高智商的人在考试时特别占便宜。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一个人有个好记性是让大家非常羡慕的事情。因为大部分考试考查的内容有一大部分都是需要牢牢记住的东西。所以对于考生来说，记忆力好是高分的基础。如果有了好的记性，好的运算能力，好的语言能力，如果你再用功一些的话，考上好大学不在话下。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智商的用处到此为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高智商的用途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极少数领域需要高智商。比如棋类运动就相对来说比较需要高智商。但是，他们对智商的需要也不是不着边际的。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的测试，国内最好的棋手之一常昊的智商是138，有世界围棋第一人之称的李昌镐智商是139，他们的智商属于优秀水平，但没有达到天才级水平（一般认为，智商大于140属于天才）。看来，即使最需要动脑筋的棋类运动对于智商的要求也就是够用即可，并非高到离谱。
还有一个领域好像特别需要高智商，就是科学研究。但是，我相信这个领域对智商的要求不会高得离谱，起码不会超过棋类运动员所需要的智商。那么，从事科学研究有没有一个智商要求的底线呢？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定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些科研工作者的说法。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在小学、中学读书时智力水平并不出众，他说过：“搞数学无需太聪明，中等天分就可以，主要是毅力和钻劲。”达尔文也曾说过：“我之所以能在科学上成功，最重要的就是我对科学的热爱，对长期探索的坚韧，对观察的搜索，加上对事业的勤奋。”近代“控制论”奠基人，大数学家维纳在自传中说，和他幼年同时被称为神童的三四个人，由于不勤奋上进，以及其他条件等多种关系，长大后都无所作为；相反，有些人幼年时表现平凡，但由于后来的勤奋和环境的熏陶，最终成为科技史上的伟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样的研究，就是列出各行各业所需智商的底线。我想，真有这样的底线的话，棋类运动员应该要求最高，可能没有优秀以上的水平不行。而搞科学研究的人呢？我想中等水平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两大领域之外情况如何呢？我想绝大多数行业对智商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达到及格水平即可。
先说说政治这个行业，在美国当总统就不太需要高智商，比如小布什就经常被嘲笑智商低。美国宾州罗文斯坦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他的智商是91。老布什只比他略高，为98。
智商91和98是什么概念呢？根据英国和芬兰科学家做了一项统计，在世界范围内，智商最高的人群是中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国民，他们的平均智商高达105。其次聪明的人群分布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00。也就是说，小布什和老布什的智商要比至少一半中国人和至少一半美国人都要低。就是这样一个低智商的人，照样能当上总统，能获得很高的支持率。可见在美国，起码在政治领域，对高智商似乎并不迷信，人们更多看重的是政治家的个人魅力。
说完政治界我们再看看经济界。我们看到中国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很多都是小学文化的，美国富豪也有小学文化的，比如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很多大学生都听说过新东方学校的创办人俞敏洪，老俞的智商也不是很出众，当年他考了三次大学才考上。
也许我们看看世界巨富巴菲特的谈话，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公布的全球200名亿万富翁中，沃伦•巴菲特列第三。当记者问：“你是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成为比上帝还富有的人的？”巴菲特答道：
我怎样走到这一步说起来也很简单。我的成功并非源于高智商，我相信你们听到这一点一定很高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理性。我总是把智慧和才能看作是发动机的马力，但是输出功率，也就是发动机的工作效率则取决于理性。那么，为什么一些聪明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却不能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结果呢？这涉及习惯、性格和气质等方面因素，涉及行为是否合乎理性，是不是自己在妨碍自己。就如我说过的，这里每一个人都完全有能力做我所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做比我多得多的事情。
（引自2003年8月《环球时报》）
至于文化、音乐、体育、演艺等领域，对智商的要求应该不会超过政治、经济等领域。
由此可见，智商其实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重要。世界上的职业成千上万，对智商要求高的行业却屈指可数。对多数行业来说，你的智商只要正常就可以。那么，智商正常是什么概念呢？据一项调查表明，人的智商（IQ）分布呈橄榄形：
智商在140分以上（天才）的，只有人口的1%；
智商在120—139（优秀）的，占人口的10%；
智商在110—119（中上）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90—109（中智）的，占人口的46%；
智商在80—89（中下）的，占人口的16%；
智商在70—79（临界智力）的，占人口的8%；
智商在70以下（智力低下）的，占人口的3%。
这项调查告诉我们，天才和傻子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的智商都在正常水平，也就是说，在够用的水平。所谓够用可以借电脑“CPU”形象说明。如果你拿电脑只是上上网，写写文章，我建议你只要弄一个速度一般的CPU就可以了，没必要用最高档的奔4、迅驰等等。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2节 智商的误区（2）
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刘亦婷早期教育的神话。
我第一次给婷儿测智商的时间是1984年2月中旬，婷儿差一个月满3岁，测出的智龄为5岁4个月，智商为183。凡是语言能力方面的测试题，3-7岁全部通过；常识方面（如“玻璃和木头有什么不同？”）2-7岁的题绝大部分通过；7岁的7道测验题只有一道“倒数三位数”的题做不出来，还有一些4-6岁组需要小肌肉的题（如画图形、系绳结等）不能通过。
这个结果已经够让人振奋了———据心理学家调查统计，在3岁时，一个心理年龄“早两年”的儿童是绝顶聪明的，5万人中才有1个！
（引自《哈佛女孩刘亦婷》增订本第67页）
这段文字成了刘亦婷家长对刘亦婷进行早期教育获得成功的证据之一。他们的早期教育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们先来溯本求源，看看刘亦婷在3岁时进行的智商测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看看刘亦婷真的如其家长所说，“绝顶聪明，五万人挑一”吗？王小波说过，“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或许刘亦婷的家长应该好好揣摩一下王小波这句话。
《牛顿———科学世界》上刊载了一篇题为《智商的误区》的文章，对智商测试的起源做了介绍：
在1904年，比纳被法国教育部要求研究一种办法鉴定那些学习能力有问题、需要特别辅导的小学生。或者说，要找出一种鉴定学生智力高低的办法。这时候，比纳已放弃了从大脑形态鉴定智力的努力，而改用测试办法。他发明了一套与功课的内容没有关系，只测试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试卷。到1911年比纳去世时，他共发表了三种智力测试的版本。1905年发表的第一版只是把测试问题按从易到难排列。在1908年发表的第二版中，比纳把这些问题按“心理年龄”排列。他设想，对每一个问题，智力正常的小孩要能够回答的话，最少要有多少岁，这个年龄被当做“心理年龄”。受测试者从为最小的心理年龄设计的问题开始测试，难度逐渐增加，与受测试者所能回答的最后问题相关的心理年龄就是这个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受测试者的心理年龄减去其实际年龄，即是其智力水平。如果心理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说明未达到同龄人的学习能力水平，那就需要特别辅导。在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斯登（WilliamStern）认为，将心理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更能准确地反映智力水平，“智商”（IQ）由此诞生。
但是比纳本人很清楚，他发明的这套测试，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的好坏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线性表面那样地测量。”换言之，智力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样化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以一个数字来表示。而且，比纳也很清楚，这套测试所设定的所谓“心理年龄”，只是许多测试者的平均结果，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的实在。在去世的那一年，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8岁小孩有7岁或9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总之，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那些被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也不一定是天生如此、不可改变，通过特殊的训练有可能提高其能力。
刘亦婷3岁时做的这个智商测验正是比纳发明的智商测验。而刘亦婷家长宣称的刘亦婷“绝顶聪明，五万人里挑一”正是这个发明人所担心的。他警告说，“如果根据测试结果说一个8岁小孩有7岁或9岁的智力，那只是一种简单化的、主观的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导致其智力测试是真正在测量智力的幻觉。”这是因为，比纳测试只是一种实用性的测试，目的是为了发现学习能力有问题的儿童，并不是真正在测量智力，也不用于对正常儿童划分智力等级。
所以说，刘亦婷3岁时进行智商测试拿到的高分，只能说明她在3岁时的学习能力比同龄儿童要强一些。而她之所以比同龄儿童要强一些，是因为她过早地进行了数字、语言学习的结果，而并不能证明她的智力就比其他人高出多少，比别人聪明多少，因为智力实在是一个太过复杂的东西，几乎是不可测量的。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智力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对于智商测试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最大的质疑是，难道创造性和想像力不算智力吗？《智商的误区》这篇文章还写到：
什么是智力？智力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都没有人能对智力下一个能被学术界公认的、恰当的定义，更没有人能够提出一个关于智力的理论解释极其多样的与智力有关的种种现象。有些人有很强的分析、推理能力，却缺乏想像力；有些人数学能力很差，但是语言能力很强；有些人言语迟钝，但是思维反应敏捷；有些人学习能力不强，但是却善于处理社会关系……如何能够客观地判定这些具有不同的能力的人的智力高低？又如何能够对具有丰富的内容的智力做线性的数量排列？许多学者把智力定义为学习能力，但是学什么呢？数学、语言、图像识别、音乐、绘画、处理人际关系还是野外生存能力？智商测试以及当代其他学习能力测试所测量的，只是数学、推理和语汇能力，这最多只能说是智力的一小部分。但是智商学派却认为智商测定的是正常人必有的普遍智力。
根据一项研究，我们一般所指的IQ实际上只是学习知识时所显示出来的学习能力，可谓之“学业智商”。然而随着个体学业结束进入研究领域，取而代之的评价标准是“创造力”。另外，智力测试通常由三部分内容组成：语言、数字和图像。然而，智力的全部内涵要远远超出这几项，它包括记忆力、敏感性、逻辑推理能力、分析归纳能力、观察力等，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认为，人有音乐、语言、空间、数学、运动、个人心理调节、人际关系等7种智能，目前的智力测验是不可能全部测试出来的。
正因为智商测试无法准确测量一个人的智力和聪明程度。所以那些所谓的“早慧”者、“神童”往往到了成年，到了研究领域便泯然众人矣。
比如，韩国当年的神童金雄镐曾一度闻名世界，他2岁就已会读写2500个汉字，10岁时IQ高达210。当时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我以后会当总统。”但是据跟踪报道：作为成年人的他已经是一个很平凡的青年。
其实刘亦婷的经历也说明了这点。刘亦婷3岁时据说“绝顶聪明，五万人里挑一”，可她上学后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小学四年级下学期转学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婷儿从转学前的第一名变成了这个班里的第17名，验证了“天外有天”的话，她坦然接受这个事实，期末又冲到了前三名。考成都外国语学校的时候，婷儿小学毕业成绩是年级前几名，初中入校成绩却是120人中的第89名，我们和婷儿都为拥有这么大的上升空间而感到高兴。初中阶段婷儿的成绩常在1—10名之间波动，高中阶段常在1—5名之间波动，她总是乐观地说：“波浪式前进才符合规律。”拥有这种心态，学习竞赛就是你追我赶的快乐游戏。
看着刘亦婷在学校里的成绩，班级里的17名，120人里的89名，1-10名之间波动，再想想她“铁人”一样的学习状态，说实话，真的难以让人相信，这是一个“智商达到183，聪明绝顶，五万人里挑一”的超级天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刘亦婷所谓的成功的早期教育，对她日后的学业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假定，是其家长严格执行的“铁人计划”，才真正促成了她学业成绩的提升。
其实，即便是那些比刘亦婷学习能力高出许多的高考状元，也仅在考入大学的时候风光一时，却在毕业之后泯然众人矣。因为这些人除了在学习、考试、棋类比赛等少数领域能够显示出比较优势外，在其他领域跟别人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既然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机会均等，高考状元泯然众人矣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3节 慧商何来（1）
既然大家进入社会后无法靠智商获得比较优势，那么，人们是靠什么最终拉开差距的呢？有人也许会说，是靠运气，靠人际关系，靠个人魅力，而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靠头脑。而必须提醒读者的是，这里提到的头脑绝对不是指智商，而是指慧商。
上文提到，慧商标志着一个人的智慧程度。一个人的智慧由思考力和真知识组成。思考力又可以细分为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等。
人的智慧从哪里来呢？不是看谁天生脑子快，而是靠后天的思考、学习和实践。思考与知识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新思想、新发明、新产品。当然，如果没有知识做基础，创造力也无从谈起。
独立思考能力解析
独立思考能力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大脑考虑问题的能力，是智慧的源泉。不得不承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独立思考能力是有很大差距的。比如中华民族，虽然智商不低，但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差。我们用大脑创造出来的财富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民族的。这个问题谁也不要抬杠，也不要拿祖宗的四大发明来遮羞。你看看周围，用的、玩的、看的，有几样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呢？
独立思考能力有三要素：第一是慧根，第二是自由支配大脑的能力，第三是思考方法。
慧根
慧根是佛教里的概念，这里借用一下。在这里，慧根是指酷爱思考的天性。这里说的“思考”，当然是指那种认真和深刻的思考，比如人生啦，宇宙啦，自然啦，社会啦，政治啦，经济啦等等，杨振宁说过，应该“经常思考最根本的问题”，才有望在科学上有所建树。杨振宁所说的最根本问题，就需要非常认真而深刻的思考。
而且这种对于认真而深刻思考的喜爱还得加上一个程度，就是酷爱，酷爱思考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呢？他们是一群以思考为人生最大目的的人。如果不能自由思考，他们简直会痛不欲生。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的最终目的不是生存，而在于思考和觉悟的程度。王小波可谓这句话的身体力行者，他在《思维的乐趣》一文里写到：
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
对于一个爱思考的人来说，一件“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就是，没有提供“思想乐趣”的书来读。
正因为有慧根的人酷爱思考，也就是爱动脑筋，所以他绝对不会认为思考是一件苦差事，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相反，如果有谁限制了他的思考活动，那就是剥夺了他人生最大的快乐，你说他能不痛苦吗？
为什么这种人天生就酷爱思考呢？这应该跟基因有关，跟性格、大脑构造有关。这种人，除了睡觉之外，他们的大脑就像永动机一样，会一刻不停的运转。
经济学家凯恩斯有一句名言，“杰文斯看到壶开了，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叫了起来；马歇尔也看见壶开了，却悄悄地坐下来造了一部蒸汽机。”这句话里提到的马歇尔便是一个有慧根的人，旁人认为司空见惯的事物，他却认为这里面有值得思考的内容。
再如牛顿15岁的时候从中学退学，只好回家种田，成了一名地道的农夫。但是，这个农夫跟通常的农夫是不一样的。人们经常看到他在田野里呆呆地站着，若有所思，或埋头在小本上急速地写什么。发呆是有慧根的一个标志。发呆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的大脑始终在不停地转动，不停地思考。如果哪位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特别喜欢发呆，不喜欢琐事，那么祝贺你，你的孩子极有可能是一个有慧根的人。
又如爱迪生从小体弱，看起来并不聪明。可是他是一个有慧根的人，脑子在不停的运转。比如他看到母鸡会孵出小鸡，就问：为什么母鸡能孵出小鸡而人不能呢？看到老师在黑板上写下“2+2=4”，他就问：“2加2为什么等于4？”
在现实生活中，有慧根的人数量是极为稀少的，根据我对周围人的观察，数量应该在千分之一以下。也就是说，有慧根的人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大多数人虽然从大脑机能上讲有能力去思考复杂、抽象、深刻的问题，但是他们的遗传基因里并没有爱思考这样的密码，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会爱上思考，反而会认为思考是件苦差事。
有慧根的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很受歧视的。在农业社会里，他们往往会被视作懒惰、无用、不务正业。而在宗教社会里，他们往往被看作异端、怪物，甚至被烧死。有慧根的人真正扬眉吐气是在知识社会里。这种社会主要靠大脑而不是双手来创造财富，所以他们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嚷嚷着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我们国家也开始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没有慧根的人不会把思考当成乐趣，对他们来说，思考不仅不是乐趣，而且是一种极其惹人厌恶的体力活。所幸，他们可以找到工具来代替他们思考，比如书本，老师等等，他们只需把现成的知识记住即可。
这类人虽然并不“酷爱思考”，但也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只是他们进行的思考往往随便和粗浅而已。比如想到哪个商店能买到便宜货啦，怎么拿高分啦，怎么跟上司处好关系啦等等。除非有外力强迫或者利益诱惑，他们不会进行深刻、复杂的思考。所以这类学生对那些超出考试范围的知识、事物，根本提不起兴趣去思考。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便见到很多这样的人，你要跟他谈考试范围里的事情，他简直聪明绝顶，可遇到考试范围之外的知识，他无知得就像婴儿。
“慧根”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培养呢？能不能通过教育、引导，让一个天生没有慧根的人爱上思考呢？我觉得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就如让一个爱思考的人爱上逛服装店那样艰难。
有一种促进思考的方法是，给一个不爱思考的人巨大的物质诱惑。其实现在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有的老师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就是巨大的诱惑，可以让很多人被迫开动脑筋去思考。但是，高考一结束，这些人的懒惰又开始了。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会成为好下属、螺丝钉，他们也能在呆板的考试中出类拔萃，但是，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们会有创造力，会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和发明家。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弄明白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上的天才（除体育、音乐、表演等），其实跟智商的关系不大，主要是要有这种“慧根”。有“慧根”是成为天才的基础。我们知道，很多按照智商选拔学生的大学少年班都以失败告终，很多智商很高的神童最终都泯然众人矣，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弄明白：天才是要有慧根的。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4节 慧商何来（2）
自由支配大脑的能力
一个人有了“慧根”，并非意味着他就具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某种意义上说，“慧根”为独立思考提供了动力，而且是效能极大的核动力。不过，正如一个武功高强的人被捆住了手脚也难有作为一样，人的大脑要进行独立思考必须得有可供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可以说是独立思考的外部环境。
很多人的可悲之处，便是即使有“慧根”，有思考生命、宇宙与社会的强烈愿望，却由于功课繁忙，工作繁忙，或者环境所迫，根本无暇去独立思考。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思考的乐趣往往会被牺牲掉。
比如为了生存，王小波只好去下乡插队，去忍受无书可读，无法享受思考乐趣的痛苦。而众多有慧根的学生为了读大学，被迫坐在课堂上听老师乏味的讲课。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根本就不能供自己自由支配，他也就根本无从独立思考。
我写过一篇《大脑争夺战》的文章，说的就是这种悲惨的景况。
从我学会发呆想事起，我的大脑就被人接管了。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写作文，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稍稍可以让自己的大脑自由活动一下。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无聊的算术题并对一些垃圾文章做无穷无尽的结构分析。六年级的时候，我实在抑制不住发狂的想像，便在上课的时候，偷偷写一些武侠、流浪题材的小说。
进了中学，小学时写的什么武侠小说，流浪汉小说统统收藏起来，开始研究议论文的模板以及高分秘诀。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脑袋已经被冥冥中的某个阅卷老师接管。然后，物理化学这样的洪水猛兽来了，我清楚记得化学老师对我的央求，“你及格一次吧”。可是，对我这样一个铁了心要当作家的人来说，那堆化学符号百分之百属于浪费时间。我也记得物理老师对我的威胁，“你再不做作业，肯定考不上大学”。好在后来分了文理班，老师与我落了个皆大欢喜。
大学跟中学并无本质区别，一群乏味的老师讲一些乏味的课程，而且对点名乐此不疲。课堂之外，又是没完没了的英语，考级等等。留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实在有限。我清楚记得有一门世界上最尖端的学问叫“汉语音韵学”，这门课世界上只有不超过20人在研究，倒霉的是，我们系就有这样一位德高望众的前辈，连系主任都让他三分。所以他的课年年是必修。我在他的课上补足了所有午觉，而他，则不动声色的在我的分数上渲泄一把。
终于工作了。我的第一个工作是一家地方电视台，在这里，我的大脑又被台里、市里的领导们接管，每天写一些诸如“市委X书记指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文字。采访完毕，像猪一样的被赶上餐桌，喝得有些酩酊之后，又像猪一样被拉进卡拉OK厅，跟着一群乱七八糟的人一起哼哼……
后来回到北京，为各种背景的电视机构服务，此时，脑袋又被老板以及各个有审片资格的领导接管。每天写的东西，经常让我有呕吐的冲动。
说起来很可悲，我竟然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能够尽情地发呆、尽兴地胡思乱想、自己支配自己大脑的自由奋斗了好多年。而更可悲的是，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大脑注定还会经常为别人所支配；我想如果此时，老马（注：马克思）乘时光机而来，他肯定会对我说，兄弟，你正是我150年前描述的，被病态社会异化的可怜虫。
想想我们的父辈，情况比我们更糟。他们的大脑被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所接管，他们不知要比我们这代人痛苦多少倍。在《思维的乐趣》这篇杂文中，王小波记述了其父的这种命运。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的境遇比父辈们已经改善许多，但是，一种意识形态退出历史舞台，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又占据了我们的大脑。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就是功利———包括考试、赚钱、成功等等。有一位哲学家朋友说我们这帮年轻人要经历三次异化。第一次是高考，第二次是事业、成功，第三次是恋爱。异化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大脑被人接管，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而一个个的家长们，对我们的遭遇是完全不会同情的，他们巴不得我们成为不会独立思考的机器，成为“书呆子”。对此，俞敏洪校长有一番精彩论述：
从古到今，中国的教育体系传递出了一种强大的信息，只要读书就能有出息，只要读书就能当官，只要考上大学就是有本领，只要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成功，至于说信仰、道德、懂不懂事都无所谓，只要孩子们听话，好好读书就行，最后读书读得越傻越好。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孩子们一方面没有学会懂事，另一方面又被各种考试制度所挤压，最后即使成了人才，也变成了没用的人才或畸形的人才。
可以说，俞敏洪校长所言正是我所经历的16年教育的写照，那么，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时间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既然我们一个个最终都成了傻子，我们广博的知识从哪里来？我们自己的思维体系从哪里来？我们的智慧从哪里来？我们的创造性思考从哪里来？我们的才艺从哪里来？我们的真本事从哪里来？我们的个人魅力从哪里来？
有一位国家领导人这样说过：“综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人的思维创造活动的最好年龄，一般是20几岁到30几岁。”
看看这种说法，我们是不是会不寒而栗？自己盘算一下，我们在30岁前都干什么了？
一位网友对我们的成长模式进行了如下总结：
怀孕、出生，自然现象，也许有城里人所谓的胎教；
幼儿园前，听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乖娃娃；
上幼儿园，听阿姨、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娃娃；
上小学，听老师、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学生；
上初中，听校长、老师、妈妈、爸爸、姥姥、姥爷、奶奶、爷爷……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有一些关于世界的看法，与教育者想法不一致）；
上高中，听政府、校长、老师、妈妈、爸爸……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有一些关于世界的观点，与教育者产生冲突，迫于压力藏而不露）；
上大学，听政府、校长、班主任、老师……的话、做好学生（自己已形成世界观，你说你的我想我的，形成双面人）；
工作，听政府、各级领导……的话、做好下属（以双面人面对社会）；
此时，人已到了25岁左右，基本定型。
孩子们就这样被按部就班，按照标准培养出来了，可为什么就没有诸如“创造力”、“想像力”、“艺术素养”之类的素质呢？而更令人感到矛盾和困惑的是：我们的孩子成人之前要求一切听话；而成人之后，却要求创造力……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大脑都不能掌握，纵使是天才又有什么用？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5节 慧商何来（3）
创造力解析
创造力是好东西。著《时间简史》一书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如果你从事科学事业，你必须有创造力，否则你只是重复无聊的方程式，你永远也发现不了新东西”。
那么，创造力究竟为何物呢？
简单说来，创造力是一种思维能力，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这种能力除了需要想像力外，还需要知识的辅助，所以创造力其实不是一种单一能力，而是集合多种能力的表现。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智力或称智商并非创造力的惟一决定因素。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号称地球上智商最高的生物，可绝大多数新思想、新发明、新知识都不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智商高的中国人创造力不行呢？难道创造力不是从大脑中产生的吗？
我觉得关键原因是“创造”不仅要“创”，还要“造”，中国人的想像力并不差，看看《西游记》吧，跟它比起来，《哈里•波特》就是小儿科。而那些极富想像力、花样百出的各式迷信，中国人可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可惜的是，“创造”并非仅指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想法、创意，而是更强调“造”这个能力。事实上，我们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把想法“造”出来的能力。
为什么会缺乏这种“造”的能力呢？可能跟我们的思维工具———语言有关，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强调直觉缺乏逻辑有关，跟我们的文化———缺乏科学精神与哲学传统有关，跟我们的社会———封建专制有关。甚至有人提出跟地理、气候、食物有关等等。
学者黎鸣从历史根源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为何缺少创造力。他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儒家、道家、法家以及后来的佛家都是愚民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就是一个愚民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要人聪明的历史，是为集权专制障目的历史，所谓君要民愚民不得不愚，所以中国人今天的愚蠢就是官造成的，就是集权专制造成的；从社会现实来看，你的耳朵所听到的，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并不能使你聪明，你明明眼睛看到的是鹿，他要指鹿为马，你明明耳朵听到的是悲惨的声音，他偏要歌功颂德。”
好在这样完全压抑创造的社会已经渐行渐远。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自由，供人们独立思考、发挥创造力的空间越来越大。我们看到，一旦在社会、文化等方面获得足够的空间，中国人创造力是惊人的。看看李安、吴宇森、徐克这样的大导演，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大科学家吧。
所以，决定创造力的不仅仅是右脑发达不发达的问题，也不是小时候给大脑多少刺激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环境问题，是教育问题。知道这个道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对创造力这东西有个正确认识———中国人创造能力的低下并非由于大脑功能不足，而是由于种种后天的因素。
想像力丰富仅仅是创造力的基本条件之一。要想把想像力转化为创造力，使想像中的东西变成新思想、新产品、新事物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还需要一些条件去实现它。这个条件包括知识、思维方法以及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真知识解析
我这里所说的真知识不单指那种与假相对的真知识，而是指真正有用的知识。什么是真正有用的知识呢？首先，喜欢学的知识是有用的知识。求知是人的本能，纵使没有任何考试存在，我们也会自觉地去猎取这些知识。其次，对个人发展有用的知识是真知识。而知识有用的一个前提，就是这种知识一定不能是“假”的，如果是假的知识，那肯定是没用的知识。第三，经过大脑思考而不是经过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爱因斯坦说过，“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到的知识才是自己的知识，才能为我所用。
不容否认，我们在中学和大学里的确学了很多真知识，也就是有用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效率的问题。我们现在读书并不是到哪里上班赚钱，而是一种投资，不仅要花钱，还要花时间，我们投资的目的就是想学到对个人发展有用的知识。既然是投资，我们就要考虑到投资回报的问题。回顾一下我们求学的过程，说实话，我认为我们绝对做了一件亏本的买卖。我们付出的过多，而所得太少了。
以数学为例。数学有3个用处：一是知识，二是智力体操，三是思想。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数学是基础，多花心思并无不当。可对于文科生呢？我觉得学数学最大的用处除了学会基本的运算知识外，就是领悟数学思想，养成科学思考的习惯。比如，我们可以在解题过程中领悟归纳、演绎、归谬、反证等思考问题的方法。
可我们为了这些有用的知识花了多长时间学数学呢？12年！在这12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反复记忆那些公式、定理等等，反复进行智力体操。可是，我为什么靠数学来锻炼智力呢？我去下棋好不好？那玩意儿不比做数学题需要动脑筋？
目前中小学的数学教育就是智商迷信的产物。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智商和慧商的区别。文科生学数学关键是提高慧商，关键是用数学引导大家养成科学思考问题的习惯。现在的数学教育则本末倒置。把智力体操和知识灌输当成了学数学的目的。所以，我们大把大把宝贵的时间被浪费掉了。看看刘亦婷吧，一个文科生为了提高竞争力竟然要参加什么“奥数”班，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有什么时间去娱乐、去体育、去挖掘特长呢？
学生大量的时间都浪费掉了。无用的知识和低效的智力训练挤占了我们娱乐、体育、交友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令人惊诧的是，我们依然没有变聪明，没有变得有智慧，仍然没有创造力。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什么都要讲投入产出吧，为什么我们投入这么多所得会如此之少呢？因为在学校里真正能使我们聪明起来的慧商教育几乎是空白。不教你逻辑，不教你如何正确思考问题，不教你真正跟社会实际贴近的有用知识，不让你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知识，不给你创造机会去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不给你时间和空间去独立思考，不给你质疑的机会，不给你发挥创造力的时间和空间。
小结：
让人羡慕又让人欣喜的是，眼下，慧商教育被漠视的局面正在逐渐得到改观。教育部门提出的研究性学习的教育策略，提出的新课程标准，可以说是素质教育在智商和慧商教育方面的深化和细化。素质教育的目标更明确了，可操作性更强了，这都可以归功于研究性学习这种学习方式的引入。我相信，随着研究性学习在我国中小学校的普及，将会极大地提高我国中小学生的慧商水平。
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很多家长对研究性学习是有疑虑的，因为他们担心，搞研究对于提高一个人的考试成绩没啥帮助，而且，有些家长认为一些教师自己的研究能力都有限，能指望他教出像样的研究素质吗？这些顾虑固然有道理，但问题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如果没有研究能力，如果没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便是读了大学又能怎样？如今，读大学，即便是读名牌大学，甚至留学海外，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人生的成功。“北大废物”和“海待”的出现不就是这种现实的写照吗？
其实，对于今天的家长和学生来说，已经别无选择。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6节 情商的误区
魅商，标志着一个人个人魅力的水平，讨人喜欢的程度。个人魅力包括人格魅力，性格魅力，外形魅力，气质魅力，思想魅力等等。一个情商高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未必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而魅商高的人则一定是个受人尊重、讨人喜欢的人。魅商和情商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概念，下面概述一下两者的区别。
情商这个概念与智商、慧商、魅商这些概念一样，是个边界非常模糊难以界定的概念。
读者没有必要在概念里绕来绕去，只需关注通过这个概念传达的思想即可。
情商就是EQ(Emotional Quotient的简称)，是自1995年起在国际上流行的一个心理学名词，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戈尔曼撰写的《EQ》一书。
戈尔曼指出，预测一个人的未来成就，智商IQ至多只能解释其成功因素的20%，其余的80%则归因于其他因素。其中，关键因素是“情商EQ”。情商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
自我激励，百折不挠；
控制冲动，延迟享受；
调适情绪，不易烦恼；
善解人意，充满希望。
戈尔曼曾做过一个“延迟享受”的实验，他找来一批4岁的孩子，给他们每人一块糖，并告诉他们若能等主持人回来再吃这块糖，则还能吃到第二块糖。戈尔曼悄悄观察，发现有的孩子只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迫不急待地把糖塞进了嘴里；而有的孩子则很有耐心，而且很有办法，想出作游戏啦、讲故事之类种种方式拖延时间，分散注意力，最终坚持到主持人回来，得到了第二块糖。戈尔曼又对这批孩子14岁时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表现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晚吃糖的孩子数学和语文总成绩比早吃糖的平均高出120分，而且意志坚强，经得起困难和挫折，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个实验说明，能够抗拒欲望，延迟享受是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其实参加高考的过程本身就是锻炼一个人情商的过程。你看，学习的过程压力很大，困难重重，如果没有“自我激励、百折不挠”的精神很难坚持下来；同时，学习的过程又是艰苦的，要克服许多情感的、享受方面的冲动，家长们巴不得孩子们都变成苦行僧；然后，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烦恼也需要压抑，否则会影响学习的，这可不得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典型事例，一个情商出色的人靠“头悬梁、锥刺股”的努力，在智力条件稍差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勤能补拙”，考出理想成绩。
可见，情商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把握自己情绪和意志的能力。这无疑是当代人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许多家长的误区是，将情商的作用过分夸大，把那句夸张的广告语“人的成功是20%的智商加80%的情商”奉为圭臬，所以，一提到培养孩子，张口闭口就是智商，就是情商。他们忘记了情商这个概念无法涵盖的一项人人需要的重要素质，那就是魅力。
很多家长和老师，执着于打造孩子的情商，而往往忽视培养孩子的个人魅力。这实际上还是应试思维在作怪。应试思维的最大弊病就是急功近利，很多家长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对于孩子是否讨人喜欢，是否具有人格魅力、性格魅力、外形魅力、气质魅力甚至思想魅力根本是不闻不问的。这些忽视个人魅力培养的孩子往往思想委琐，动作笨拙，表情木讷，毫无个人魅力可言。这些人或许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状元、榜眼、探花，可家长对他们的培养真的能算成功吗？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7节 魅商何来（1）
衡量一个人魅力大小的重要指标就是魅商。它主要强调一个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著名的诗人约翰•唐曾说：“没有别人，你即是一座孤岛。”也许，每一个人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都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天地都是相互联系、彼此依靠的。有人说，互联网时代使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绝，使人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互联网空前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圈子。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过，网络论坛，QQ等即时聊天工具，电子邮件，使得古人“天涯若比邻”的梦想成为现实。可以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便捷、密切，我们更加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得尊敬和满足。而个人魅力正是获得这种尊重和满足的关键所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很容易看出身边谁有“魅力”，谁没有“魅力”。因为有魅力的人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他感染着你，吸引着你，使你羡慕，要你模仿。
拿破仑•希尔指出：“有魅力的人，人人都爱和他交朋友；和有魅力的人相处总是愉快的。他好像雨天的太阳，能驱除昏暗。人人都乐于为他做事，他也能要一个人做别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一个人能否成功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密切的关系，那些能够成功地创造财富的人往往拥有能招财进宝的个性。良好的个人魅力是一种神奇的天赋，就连最冷酷无情的人都能受到他的感染。”
许多成功人士在谈及自己的发展道路时，都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乐于助人、亲切随和的性格，他们因此而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为自己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林肯的合伙人亨恩顿先生在谈及林肯时曾说：“当林肯先生的住所里挤满了人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床位也让给别人，而他则到店铺的柜台上去睡。无论谁向他求助，他都会慷慨地予以帮助。”林肯的这种乐善好施的性格终于为他赢得了人们的爱戴。
魅力何来？魅力来自一个人的外表和容貌，来自一个人的气质和风度，来自一个人的性格和内涵，来自一个人的人格和思想，也来自一个人的学识和智慧。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一个魅商高的人在这几个方面都会有突出的表现。
如果说，在所有魅力中，能够选出一种最持久最能打动人的魅力的话，我认为这种魅力是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具有的声望和感染力，其来源是一个人高尚的品格和道德，一位德国的哲学家说过：“人格的魅力价值来自于他个人所具备的优秀品质。”贝多芬也说过，“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一个最富人格魅力、有着高尚品格和道德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人。他有一颗善良、博大、宽厚的爱心，在爱自己的同时，也由衷地去爱家人，爱朋友，爱同事，爱邻居，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只有学会无私真爱的人才会散发出永恒持久的魅力。罗曼•罗兰说过，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爱因斯坦便是一个品格高尚、极富人格魅力的伟人。他在下面这段话中集中表述了他的博爱思想：
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有了同胞的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
用博爱之心去爱这个世界所有的人，这可能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了。这也是人格魅力的一项重要源泉。这种魅力与天赋的能力无关，是人人都能够获得的。但是，今天的学生中具有博爱精神的微乎其微，他们中的许多人境界委琐，醉心功利，自私狭隘，蝇营狗苟。这样的学生不仅毫无人格魅力而言，而且面目可憎，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一位大学生这样批判他的母校：“一个学校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建设不是光说说就行的。本来工科的学生入学考试的时候语文分数高的就不多。思想道德课就没几个人学。到了大学，一味的学习小圈子里的技术，又把技术和功利直接挂钩，这样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也只能是一个个镀金的工匠。思想的干涸和人格的枯萎是致命的残缺。我觉得学校这方面做的不够。”
清华大学教授徐葆耕在《关于校训的解释》一文中写到：我们鄙视那种畏缩不前、懦弱颓唐、耽于名利、甘居末流的猥琐品格，它们是同“清华人”的称号不相容的。……那种目光如豆、高傲自大、心胸狭窄、蝇营狗苟等卑下品格都是同“厚德载物”的要求相去甚远的。
科学家王选也认为，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是性格孤僻、自私和不合群等等，这些负面人格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正。
除了博爱之心外，在今天的社会中，人格魅力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诚信。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给大学生做演讲时特别强调了这点。他说：“人要创造机遇，要得到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机遇，重要一点就是做人要诚实守信。现在有好多年青人，为了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就做假，考试作弊，说假话，就是不诚信，最终结果还是害了自己。中国社会正在走向现代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中间的最重要素质就是诚信。一个不诚信的人，或一个诚信记录不好的人，社会是不接受的。”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8节 魅商何来（2）
微软公司中国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在写给中国学生的信中也提到，中国学生和青年人最需要重视诚信问题。兹引如下：
我在苹果公司工作时，曾有一位刚被我提拔的经理，由于受到下属的批评，非常沮丧地要我再找一个人来接替他。我问他：“你认为你的长处是什么？”他说：“我自信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告诉他：“当初我提拔你做经理，就是因为你是一个公正无私的人。管理经验和沟通能力是可以在日后工作中学习的，但一颗正直的心是无价的。”我支持他继续干下去，并在管理和沟通技巧方面给予他很多指点和帮助。最终，他不负众望，成为一个出色的管理人才。与之相反，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出色。但是，在谈话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可以把在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都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不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把在这里的成果也当作所谓“业余之作”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人的。
在美国，中国学生的勤奋和优秀是出了名的。曾经一度是美国各名校最受欢迎的留学生群体，而最近，却有一些变化。原因很简单，某些中国学生拿着读博士的奖学金到了美国，可一旦找到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马上申请离开学校，将自己曾经承诺要完成的学位和研究抛在一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已经使得美国一部分教授对中国学生的诚信产生了怀疑。应该指出，有这种行为的中国学生是少数，然而就是这样的“少数”，已经让中国学生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另外，目前美国有些教授不愿理会部分中国学生的推荐信，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推荐信根本就出自学生自己之手，已无参考性可言。这也是诚信受到损害以后的必然结果。我在微软研究院也曾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一位来这里实习的学生，有一次出乎意料地报告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结果。但是，他做的研究结果别人却无法重复。后来，他的老板发现，这个学生对实验数据进行了挑选，只留下了那些合乎最佳结果的数据，而舍弃了那些“不太好”的数据。我认为，这个学生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学术突破，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研究人员。
最后想提的是一些喜欢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用学校或公司的电话打私人长途、多报销出租车票。也许有人认为，学生以成绩、事业为重，其他细节只是一些小事，随心所欲地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就是那些身边的所谓“小事”，往往成为一个人塑造人格和积累诚信的关键。一些贪小便宜、耍小聪明的行为只会把自己定性为一个贪图小利、没有出息的人的形象，最终因小失大。中国有“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很值得记取。
以上我从不同角度谈了魅商的问题。魅商虽然重要，但与智商、情商、慧商不同，它不能反映到试卷上。于是，很多家长认为培养这种素质是一项奢侈的行为。刘亦婷的家长便是这样的思维，在刘亦婷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刘亦婷喜欢与同学们聊天。刘亦婷的家长便认为，这是一种奢侈的行为，按照他们的理论，对于高考来说，交友能力并非刘亦婷的“短板”，是无需提高的。但他们忘记了，与朋友的聊天、交流，恰恰是培养一个人个人魅力的重要途径。朋友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忠实地反映出自己在为人处事、谈吐气质方面的表现。
如今，由于魅力无法通过试卷考查，很多家长都把这项人生的必修课从孩子的课程表中删除了。他们关注的是智商、情商，因为这两项素质的提高能够立竿见影地得到高分。刘亦婷的家长便经常自豪地说，我们收获了一个在智商和情商方面都很出色的孩子。诚然，单就考试而言，这两项素质似乎足够了。但对于人生的成功与幸福而言，这两项素质远远不够。
魅商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现代人获取成功的一项最重要的素质。青少年时期是培养魅力素质的绝佳时期，很多受益终生的良好习惯便来自青少年时期的培养。有一句名言说：“习惯是一条巨缆———我们每天拆掉其中一根线，最终我们也无法弄断它。”奥古斯丁也说过，习惯不加以抑制，不久它就会变成你生活上的必需品了。这两句话是说习惯的顽固性，可以说，青少年时期养成的好习惯会受益终生，反之，坏习惯则贻害无穷。培根说过，“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我一直相信，试卷考不到的，社会一定会考到。急功近利的学习者总有一天会受到社会的惩罚。愿富有个人魅力的学生越来越多的在我们国家出现。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第59节 结语
智商和情商能够决定考试的成功，但并不能决定人生的成功。人生的成功需要智、情、慧、魅四商皆佳。真正的素质教育是兼顾四商的教育。如果只专注于智商和魅商这两项，你的孩子便会有很大的素质缺陷，在今天的社会状况下，这种有素质缺陷的人才也许只有在螺丝钉的岗位上消磨自己，而难以成为领时代风骚的一流人才。
这些年，我们的家长夸耀自己的孩子时往往会说，看，我的孩子智商和情商都很高，实际上，这个评价不能说明这个孩子的培养是成功的，也不能说明这个孩子会成长为一流人才，只有当家长自豪的说，我的孩子魅力、情商、智慧、智力俱佳时，这个孩子的培养才是成功的。
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通常要花掉16年的时光。如果这16年的时光仅仅消磨在一个名校的光环或者大学的文凭上，这样的投资可谓极大的失败。
16年，只要教育得法，不管在什么样的学校就读，我们都应该能够收获一个四商俱佳的高素质人才。
靠慧商和魅商教育超越刘亦婷后记
试卷考不到的，社会一定会考到
应试教育弊端多多，为什么家长们还是趋之若鹜，老师们还是趋之若鹜呢？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博弈的心理在作怪。我的孩子去搞素质教育去了，去搞研究性学习去了，去发挥自己的兴趣特长去了，但是别的孩子不这样啊。他们还是应试教育那一套，他们还在紧密围绕高考做各种准备。那么，我的孩子是不是在考大学方面就吃亏了呢？现在有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充分说明了家长和老师们的这种博弈心理。
其实，只要有考试的地方就有中国学生在博弈。就拿GRE考试来说吧，这个考试是考取留美奖学金必须要参加的考试。很多美国学生对这个考试是不重视的，比如过去2400分的满分，他们一般也就考到1800分左右。可是中国考生呢？头悬梁，锥刺骨，一般能考到2000分以上，有的人还能考到2200分以上。
为什么中国考生不能像外国考生那样满足于1800分呢？因为你考1800分，别人比你努力，会考到2000分以上，人家就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了。所以，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大家都在这方面玩命，结果中国学生的平均成绩要高出美国学生很多。这种博弈的结果受到损害的是全体学生，在这场博弈中，没有胜利者，因为大家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
高考也是如此，大家都不敢松劲，怕一松劲就在起跑线、中途跑甚至最后冲刺阶段输给对手。这是一种很可悲的现象。只要教育资源仍处在稀缺状态，这样的博弈似乎就会永远进行下去。但是，这种博弈继续进行下去对我们的国家损害是巨大的，因为前面提到，在这场博弈中，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对于单个的学生而言，则毁掉了宝贵的青春，甚至童年。对于那些冲出重围的高考成功者而言，成功也仅是暂时和相对的。等他们进入社会之后，又会为学生时代的急功近利的博弈经历付出代价，因为试卷考不到的，社会一定会考到。我相信，急功近利的学习者总有一天会受到社会的惩罚。魅商、慧商等素质固然无法在高考的考卷中考查出来，但是，到了社会这个人生的考场上，一个人拥有慧商和魅商的程度却很容易考查出来。因为社会上的大部分创造性工作岗位都需要这两种素质。很多大学生在工作岗位上毫无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可言，根本发挥不出一个大学生应有的作用。而他们又无独自创业的抱负和能力，所以他们只能甘于做螺丝钉的工作，我们看到，很多硕士生做起了资料员的工作，有人说这是人才浪费，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些硕士生除了资料员工作之外可能别无所长。
而对于那些高考中失败的学生而言呢？高考其实并不意味着毁掉他们的生活。关键是很多家长从信心上把孩子毁灭了。他们忘记了，高考失败仅仅意味着孩子在智商和情商方面的综合较量上打了败仗，但决定一个人成败与否的是慧商和魅商。他们不给孩子机会，也不知道如何去培养孩子的慧商和魅商，只有任孩子自生自灭地在社会底层挣扎。
有的老师和家长认为，只有彻底改革高考制度，才能改变这种无尽无休的博弈。但是，我在前文已经提到，高考制度大的改革目前绝对不可能，目前只能完善，因为它现在是尚能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不坏的制度。如果把美国的高考制度引入中国，则是完全不合时宜，会引发更大的社会问题。所以，目前不管我们发现了高考制度存在着多少弊端，也只能认可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空发牢骚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彻底改革高考制度不可能，那么，有没有可能从我们自身入手进行改革呢？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主动退出这种博弈，专心培养孩子的素质和才能呢？
恐怕很多家长对这样的想法会犹豫不决，毕竟，考试是摸得着、看得到的利益，是能很快看到成果的，而培养素质、搞研究却没有现成的教科书来参考，成果也不好判断。就像刘亦婷的家长所言，他们不喜欢“碰运气”，也不喜欢“买彩票”。他们宁可求稳要一个平常一点的孩子，也不想剑走偏锋，让孩子冒险去做把握不大的事情。那样，可能会让自己的孩子将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落得个“打艺术杂”的下场。即便很多教育知识非常丰富的家长，也抱有这样的想法，高考是个门槛，先把这个门槛过了之后再想办法补救。
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这种保守的教育理念有其合理性。我们的社会就目前的状况看，也没有完全颠覆他们这种教育理念。虽然有不少北大毕业生成为“废物”，也有哈佛毕业生成为“海待”，但是，这些人总不至于成为被人追逐的摆地摊的“小贩”吧，他们固然在各个岗位上是螺丝钉一样的人物，难以成为杰出人才，难以获得诺贝尔奖，也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可他们毕竟都能获得相对体面一些的工作，混口饭吃，或者有朝一日成为中产阶层也是完全可能的。
可是，对于国家而言，这样的景况是可悲的。如果国家的精英人才都去争着做螺丝钉了，都去做公司的白领了，那谁来搞发明，谁来搞创造，谁来创业，谁来向诺贝尔冲击，谁来让中国足球崛起？可是，目前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与家庭的需要是脱节的，尽管国家大张旗鼓地鼓励素质教育，鼓励研究性学习，但家长们却依然故我，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应试教育的思路。而家长们是学校的财神，学校也不敢怠慢，“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踏踏实实搞应试教育”，这种怪异现象的产生，本质上就是国家与家庭之间需要的错位。
如何才能让家长们从博弈中退出来，专心从事素质教育以及慧商和魅商的教育呢？我想从全局来看，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国人中庸保守怕冒险的性格，恐怕是这种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
但是，对于有抱负、有见识的家长来说，其实已经别无选择。我想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对孩子的要求绝非螺丝钉那样简单，他们想要自己的孩子真正获得幸福、快乐，真正成长为社会需要的一流人才。那么，在这样的愿望下，与其跟众多其他家庭挤在一座独木桥上博弈，弄到一个大家都是失败者的结局，还不如奋起开拓新路———按照素质教育培养的原则，按照慧商和魅商教育的要求，按照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让自己的孩子真正做自己的主人，做学习的主人。林肯说过，“卓越的天才不屑走旁人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未开拓的地区。”也许这样的孩子考不上北大、清华，但是他们的后劲足，潜力大，在他们中间，必然会产生真正的一流人才，孕育出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当年，我从北大校门走出来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慨，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不会选择北大。并非由于有比北大更好的选择，而是因为考上北大付出的代价太大。如果从投资的角度看，这笔投资是得不偿失的。
我在小学二年级参加了学校足球队。可惜到了初中，为了学习放弃了。我在小学时还参加过市体校的乒乓球队，到了初中也放弃了。升高中的时候，音乐老师找到我，说可以推荐我到二中学声乐，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我要去考一中，因为那是市里最好的中学。还有从小学六年级萌芽的写武侠小说的爱好，画漫画的爱好，初中时写诗的爱好，中学里萌芽的写剧本的爱好，统统为了高考、为了北大这个目标牺牲掉了。
回过头来想想，我这种牺牲究竟值不值得呢？或许不能读北大，我会进入一所普通的大学读书，或者大学落榜参加自学考试，或者进入民办大学，试想，今天这个求才若渴的社会会因为我是普通大学的学生埋没我的才能吗？试想，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中又有多少人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呢？
近几年，我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社会上需要的是有才能的人，而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会选择退出这场考重点，读北大的博弈。我坚信，刘亦婷家长那种“当尖子生、读重点、上名牌、当状元”的思路，完完全全是反素质教育的，是落后的、过时的教育理念，那种怕“冒险”，不敢“赌”的心态，也只能让自己的孩子走向平庸。刘亦婷一个人的幸运不能掩盖千千万万人走向失败的现实。
我希望：至此，“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神话可以休矣。
萧愚
2004年9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