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精神上看，俄国人的身上布满了矛盾的特征。无论是哪一个群体，君主主义者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们当中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性格，有的坚持拥护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同时也崇尚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有的暴戾成性，有时又透露出善良；有的无比善良，却也不时显示出残忍的一面。即便是一向标榜人道的苏维埃，在对待已顺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时，也做出了对其全家就地处决的决定。
当然，俄国人也大都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同时又具有无个性的集体主义，还有的对宗教表现出虔诚，却又双手沾满血腥……这种种二元对立的现象往往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但它又带有一些独特的矛盾个性。
当时，西方文明正在迅速地扩张，本来就与西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同时又被东方传统束缚的俄国做出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就对俄国开始了渗透，并且不断扩张，当时俄国也迅速做出了反应。
1812年，拿破仑气势汹汹地要在俄国寻找扩张的突破口，当时，俄国毫不客气地将他打发回了法国。1877年至1878年，俄国在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击溃了土耳其。尽管俄国在尽力维护大国威严，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俄国已经十分脆弱，内部矛盾和危机重重，但其却总是要竭力进行世界性的扩张活动，大有一股打肿脸充胖子的气势。
内部危机四伏，外部战争频频，俄国在这一时期疲惫不堪，已经根本没有能力去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了。而这一时期，西方已经拥有了先进的体制，具有了在此基础上的组织化的优势。
不仅如此，当俄国人战胜了土耳其后，英法两国一直对其冷眼相向。除去英法的压力不说，在它附近的德国与奥匈帝国也不怀好意。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深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浸染的国家。当时，德国已经逐渐崛起，并且在工业上名列前茅。洋洋得意的德国很希望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压倒俄国，为此，德国还专门订立了从地中海到巴格达的大铁路的修建计划，不言而喻，那是对俄国赤裸裸、肆无忌惮的挑衅。
当然，俄国当时所面临的压力与各种问题并不只来自西方世界。在东方，它还得罪了新兴的野心勃勃的日本，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俄战争中，俄军的虚弱暴露无遗。之后，日本对俄国的威胁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俄国也针对来自东西两边的这些威胁采取了一些措施。它首先与法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试图平衡西方德国对它的威胁。那个时期，白金汉宫的爱德华王子正在上演出色的外交戏法，当上国王后，爱德华七世更加忙碌于与爱丽舍宫和俄国的联系，为协约国的成立而奔走不停。在这样的环境下，俄国很快就半推半就进入了协约国的阵营，并以东西文明结合部大国的身份参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第三部分 第74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2)
正是这场战争，使俄国逐步走向了内外矛盾的风口浪尖，再次深刻地暴露出其帝国主义薄弱的一面。
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俄国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一直存在着两面性。它既在某些方面对西方文明展开了双臂，又在一些方面给予拒绝和对抗。这一时期，在这两种力量中，反对西方化的力量在总体上占了优势，大多数人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民粹派与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都集中表现了反对西方化或者是非西方化的迹象。特别是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这两种力量对西方文明的排斥更加明显。
早在1906年至1911年的时候，斯托雷平就进行了一场土地改革。这场改革旨在摧毁封建村社制度，扶植富农经济。改革后，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被破坏，农民的分化开始加剧，农村资本主义得到了相对宽缓的发展空间。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消除农奴制残余，农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农村阶级矛盾不断激化。之后，反对贫富差距、主张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宣扬复兴村社运动，并将这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由此可见，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在反西方化这一点上是有不谋而合之处的，十月革命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与反西方化情结共同造就的结果。
社会主义思潮与反西方化或者非西方化情结的联盟，逐渐促成了俄罗斯的非西方化和反西方化情结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便是追随、吸取欧美文明，同时又不愿与西方世界同流合污。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它的反西方化情结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整体民族意识很难得到长足的发展。20世纪初，许多居民都信仰东正教，信奉农民习俗，推崇地方性的忠诚，热衷于对沙皇的崇拜，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俄罗斯帝国的民族主义。即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些人也吹响了爱国主义的号角，但都没有彻底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而那些所谓的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实质上也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加之俄罗斯人自诩的普世精神，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真正的民族主义的发展。
最终，这个大帝国还是同西方文明唱起了反调，之后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竞争和对抗。
党在克里姆林宫的集权
1922年12月，此时的克里姆林宫已经从"冷宫"中解脱出来，成为前苏联党政机关的所在地。
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钟声，第十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会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来自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南高加索联邦等4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了字，但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3国加入联邦并不是它们自愿的，前苏联模式一开始就有着一股帝国的影子。
实际上，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脱离艰险。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始至1918年的国内战争前，布尔什维克党一直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它的一些决策也遭遇到了重重阻碍。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新成立的苏俄政府为了退出一战，在向协约国一方提出和平建议被拒绝后，开始转向与同盟国谈判，试图在与德国的谈判中寻找出路。
1917年12月3日，谈判正式开始，谈判中，德国要求苏俄政府割让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并向其赔偿30亿卢布。对于这个苛刻的条件，列宁主张接受，以便为新政权赢得相对宽缓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但是，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却坚决反对接受这个苛刻的和约，主张继续作战。经过重重波折，直到1918年2月18日，列宁的提案才被通过。但是，这并不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暂时赢得了发展的时机，德国的出尔反尔让党内的分歧与矛盾再度迭起。德国不仅没有停止进攻，反而于2月23日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党内又再次围绕列宁的主张争论不休，直到列宁提出辞职，他的主张才最终得以通过。
第三部分 第75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3)
直到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才正式签订，苏俄终于摆脱了战争，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是，苏俄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必须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拱手送给德国，还要附上60亿马克的赔款。不过，当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这一和约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纸空文，被苏俄政府撕得粉碎。
紧接着，1918年的国内战争又迎面扑来，再加上饥荒突至，农村阶级矛盾演变为冲突，整个国内人心惶惶，形势严峻。1919年秋，受到英法支持的白军将攻克的目标锁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新生政权岌岌可危。在千钧一发之际，俄国毅然地选择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道路。
"战时共产主义"是苏俄在内战期间实行的一种经济政策，又称为军事共产主义，它能把仅有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专门用于战胜敌人。"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宣布中小工业实行国有化，对工业实行高度集中管理，实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国家分配，实行"不劳者不得食"的原则。"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直推行到1921年，在这一段时期内，苏俄政府严禁农民与商人进行商品生产与交换，并且对那些宣布国有化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强调军事行政手段，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对社会生产进行管理与分配。
实际上，列宁很早就设想过，以对全民产品生产和分配实行记选与监督来向社会主义迈进，希望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计算和监督为桥梁，来进行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实物交换。换句话说，列宁就是想通过一种非市场的方法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将这种想法阐述在他的著作里，似乎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视为消灭商品与贸易。
然而，随着内战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也显得不合时宜，就连列宁也不得不承认，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是错误的。实际上，列宁之所以认为"战时共产主义"不合时宜，并开始推出新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
从1917年的2月到10月，俄国一直是被双重权力控制的。一方面，代表地主、资产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临时政府威风凛凛；另一方面，正在发展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也在奋进。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全俄的最高权力机关。
此时，俄国的政治力量又开始出现新的局面，一是占绝对优势的布尔什维克，一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派等力量。1917年12月，社会革命党中又出现了分裂，左派单独成立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它表示同布尔什维克合作，并加入了苏维埃政府，获得了7个政府席位。至此，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委会中，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合作，共同反对势力相对小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种多党并存的局面经历了一段时期才逐渐向一党体制转变。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时候，列宁就宣布，今后不需要经过任何革命，只要经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政权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移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同年，列宁还承诺，要实行一个以承认党派和有组织的政党选举为基础的比例选举制。1918年初，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全俄立宪会议开始召开。
这次会议中，共有七百多名经过全国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其中，三百多名是社会革命党人，一百多人是布尔什维克，数十名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各占了十多名。这次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遭到了一个下马威，布尔什维克的宣言被无情地否决，为此，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迫退出会议。次日，会议告终。
直到1918年上半年，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左派政党和团体仍然可以参加苏维埃竞选，并公开发表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特别是在1918年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右派社会革命党和一些孟什维克开始参加到白军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反苏维埃政府活动中，右派社会革命党还起了较大作用。为此，1918年6月，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决定将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开除出各级苏维埃。
第三部分 第76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4)
大约一个月后，曾表示愿意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出现了异样变化。
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政策和粮食征收制，他们还不满布尔什维克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立场。结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被否决。对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耿耿于怀，并密谋刺杀德国驻俄大使，试图引发新一轮的德俄战争，让《布列斯特和约》形同虚设。为此，左派社会革命党还专门制造了一起武装叛乱，以便配合刺杀计划。但是，这次武装叛乱最终遭到了失败，大多数参加叛乱者以及对叛乱给予同情的人都被开除出苏维埃。
至此，列宁推崇的多党制苏维埃立宪名存实亡。同年10月，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公开承认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次年2月，左派和中间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放弃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府的任何尝试。这两党的出人意料的表现打消了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将其开除出苏维埃的念头，到1921年的时候，这两党仍然拥有出版自己报纸和举行公开活动的权利，它们甚至可以批评政府的政策和行动。
布尔什维克在克里姆林宫逐渐走向集权。
1921年春，在彼得大帝修建的喀朗施塔得海军基地，水兵们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发动了起义。一时之间，几乎所有的反对派政党都趁机参加了这次起义。随着起义队伍的壮大，布尔什维克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无奈之下，列宁只得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推行相对宽松的新经济政策。
不过，列宁并没有赦免参与暴动的政治反对派，他曾建议消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影响，并加强对它们的监督。1921年下半年和1922年的开头几个月，大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1922年5月，列宁又建议将枪决和驱逐出境的范围，扩大到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切活动的处罚中。这样一来，以一党专制取代原先设想的多党体制的变化就更加明显。布尔什维克党，在非常时期的政治路线中表现的不妥协性也被凸显出来，这种不妥协性也映射出，当面临变化莫测的形势的时候，其弹性和应变能力并不够。
实际上，多党制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专有的一种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从成立之初就采取宪政选举的方式来实行多党合作与竞争，这一点，在列宁的最初设想里得到了证明。
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选择从多党合作竞争到一党集权的路线，实质也是形势所逼。
当时，在国内战争爆发那一段时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内部和外部的斗争盘根错节，反对党派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合法斗争"变为"武装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不过，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布尔什维克推行相对宽缓的新经济政策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对反对党派的严厉镇压却是有点过火。在国家转入和平建设，十分需要宽缓政治氛围与之相配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采取这样的措施显然为之后苏俄政权的建设埋下了隐患。
况且，当时整个俄国存在了一百五十多个政党团体，这些团体中，应该不会没有一个政党愿意与布尔什维克党合作，当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曾表示愿意与其合作，但是，后来的结果依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集权。不仅如此，即便是与布尔什维克党竞争激烈并多发冲突的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党派，在进行活动的时候也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口号。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足以导致多党合作与竞争的崩溃。但是，最终多党合作与竞争的体制还是转变为了一党集权。这样一来，推动布尔什维克党最终走向集权的因素就添加了不少的主观成分。
十月革命前后，按照列宁的说法，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在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情况下，可以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择自己的代表，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他还表示，布尔什维克党同意与多数派掌握政权的原则，也同意与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不过，前提是这个少数派必须真诚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
第三部分 第77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5)
列宁的这些想法与构思，在当时是相当开明的，就当时的俄国民主发展水准和社会可接受程度来说，也是较为适合和先进的。但是，这种构想最终并没有成为现实，反而成为了前苏联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
前苏联"特色"的革命追求
十月革命的胜利，少不了一个引导它的理论前提，判断资本主义世界前景和追求世界革命曾经就是这个前提。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就顺理成章地把巩固新生工农政权和建设俄国社会主义与判断世界革命前景联系起来。
早在十月革命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列宁就已经设想过，受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帝国主义会存在某个薄弱环节，而无产阶级很有可能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实现突破。按照他的想法，世界革命将从国外开始，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在他看来，世界革命的目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然后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当然，不管这个憧憬能不能实现，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那一段时期，列宁一直是反复表示热切期望世界革命的。
1919年，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他还预言几个月后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同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共产国际，至此，共产国际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并采取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来规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过，列宁的构想很快就在1920年发生了转变。
1920年，苏波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急转。表面上，战争是两国围绕领土争端引起的，但实质上，此次战争是西方国家故意教唆波兰挑起的，试图通过战争来扼杀苏俄新生的工农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当然知道西方国家的密谋，它也希望能借这场战争灭灭西方国家的威风，促进欧洲革命的发展。为此，俄国无产阶级还试图与被称为"革命中心环节"的德国取得联系，越过波兰将两国工人联系起来。但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计划破灭了。战略上的失误，加之法国对波兰的援助，最终导致了它在波兰面前的败溃。战场上的失利，使俄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它签署了一个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加屈辱的和约。
和约签订后，列宁对波苏战争中的失利作了无数次的分析。按照他的看法，俄国在战争中的失利除了战略上的失误外，政治上的失误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因素。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便是布尔什维克党天真地对波兰爆发革命抱有幻想。
实际上，在波苏战争还没有打响的时候，苏维埃俄国内政外交的指导思想就已经存在着一些失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之前，俄国就已经出现了接受西方文明、试图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迹象，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波苏战争开始后，第一阶段还没有结束，列宁就宣称，苏维埃俄国与西方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存的时期。1919年10月，列宁还接见了美国记者，并当面提出了与美国政府发展经济往来、建立和平关系的建议。当然，即便是苏俄坚决要与西方国家对立，争取和实现欧洲革命，没有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计划也是不现实的。说到底，苏俄的内政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列宁向来就对欧洲革命心怀渴望。但是，当在波兰战争中失利后，特别是在1921年后，他就很少提及对欧洲革命的憧憬了。不过，这一时期，他倒是乐于谈起十月革命为东方带来的意义，并在外交政策上努力向和平共处靠近，努力建立与西方国家平等的经济关系。
但是，列宁的这一"和平共处"的构想并没有长期持续，甚至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就终止了。1921年的时候，列宁还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要求要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但是大约两年后，这种思想就被动荡的局势所掩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又重新点燃了世界革命的烈火。
1923年初，法国联合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由，派遣10万大军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造成"鲁尔危机"。之后，德国社会经济开始动荡。鉴于这种形势，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趁势开始筹划"德国十月革命"。不过，这一段时期内，德国并没有形成革命形势，仅有汉堡出现了短暂的起义。
第三部分 第78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6)
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崭露头角。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又开始憧憬新的革命风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号角吹响时，共产国际正式重返世界革命的轨道。长期以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局势来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成为了共产国际，特别是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主导。当共产国际重新回到世界革命的轨道后，前苏联开始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实际上，它就是要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概而论，利用这次战争发动世界革命。
前苏联的这种构想，在1941年被撕得粉碎。
这一年的6月22日，前苏联爆发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一般情况下，前苏联也将此次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让斯大林打消了所谓的世界革命的念头，他必须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争的当天，他就告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叫他不要再提社会革命的问题。为此，季米特洛夫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指示，告知其在现阶段不能呼吁在某些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也不能呼吁进行世界革命。
1943年5月，斯大林又公开宣称，无论是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他还承认，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曾以为自己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但是事实上他们错了。之后，共产国际被迫宣告解散。
不过，共产国际又被新的国际共运机构，即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局取代，苏共憧憬世界革命并为之发号施令的想法并没有改变。共产国际还没有被解散的时候，一直是被苏共控制的，它几乎成为了苏共控制各国共产党的工具。苏共曾以它的名义在各国共产党面前趾高气扬地行事，各国共产党也只好对它唯唯诺诺。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形势判断失误，曾不遗余力地求助于世界革命，结果革命形势不但没有持续高涨，反而在某些时候跌入低谷。实际上，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偶然，布尔什维克党对新生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实际生存能力和扩展能力的高估，以及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自我控制与稳定能力所做出的不清晰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种局面的形成。当然，除了这些因素外，理论上的片面和独断也不容忽视。
马克思主义曾预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成熟与资本主义崩溃会得到实现。它通过对商品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来解释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系统彻底崩溃的预言会得到实现，理论分析和现实政治经济运作之间还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就拿列宁来说，他曾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可能存在某一个薄弱环节，并且俄国有可能从这个薄弱的一环取得突破，以此来实现革命的转变。但是，他始终没有从理论上证明俄国革命会导致整个欧洲革命的必然性。
与此同时，俄国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接受与排斥的两面性，以及受东方传统文化束缚的局限性，都深刻地影响了现实政治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文明赋予俄国的帝国观念，以及长久以来的非西方化情结都成为了工农民众迈出国门、推广革命的强大动力。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前苏联模式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快速发展。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的所有国际交往都难以切断与国际阶级斗争的瓜葛，在这种状况下，国内的政治经济模式势必会走向自我封闭，并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忧心忡忡。这样一来，选择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以及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成为了必然。
实际上，整个20世纪20年代，俄共的党内斗争就带有一定的思想路线斗争性质。特别是后来前苏联的新领导人斯大林统治时期，几乎是在党内斗争中度过的。1923年至1924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掀起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年至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开始进行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1926年至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发起了攻击；1928年至1929年，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又把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李可夫以及托姆斯基。
第三部分 第79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7)
这种混乱的党内斗争一直持续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到了30年代，斯大林已经成功地开始了他主导之下的"前苏联模式"，将党内斗争演变为以他为首的领导集团排除异己，运用暴力，开展大规模党内清洗运动的工具。这个时候，那种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和和以军事工业为核心的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就开始崭露头角。斯大林的这种党内斗争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那种思想路线的范围，开始将"左"的路线推上了最突出的位置，使左倾化成为二三十年代党内斗争的源泉。
在这些党内斗争中，1928年至1929年，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斗争作为一场闭幕大战引起了不少轰动。本来，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并不占优势，相反，布哈林则以党内最大的理论家自居，在理论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不仅如此，布哈林还在道义上赢得了不少尊重，在与斯大林竞争的过程中，布哈林始终恪守了党的规则，除了进行思想斗争外，并不搞其他派别活动。但是，布哈林并没有赢得这场斗争，作为列宁得意门生的斯大林，在党内党外都有不少的支持力量。同时，斯大林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当布哈林坚持党的原则不开展派别活动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利用掌握的组织力量在推行反"右"斗争了。到最后，布哈林只得自认倒霉，任由斯大林排除异己，在联共（布）党史里处处宣扬所谓的正确路线。之后，前苏联模式逐步形成。
随着在与布哈林的较量中取得了胜利，斯大林那种个人主义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20世纪30年代，由他发动的面向整个国内社会的"大清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4年底，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和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遭到暗杀，斯大林便乘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这一次大清洗运动，一直持续了整个30年代，从党政军最高层阶级到最底层的平民大众，都处在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等一系列紧张气氛中，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勤俭清廉的官员以及那些踏踏实实劳动的人民都在这次运动中死于非命。在这次运动中，含冤丢掉性命的官员数不胜数，更可怕的是，其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更是非常人所能想象，这些死去的以及那些侥幸生还的人们，究竟受到了何等的摧残与蹂躏，是不得而知的，也是难以想象的。
这场残害无辜的运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斯大林为了满足建立以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的高度集权体制的欲望，不惜选择杀人这个方式。他坚信，党必须要依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才能得到巩固，为此，他不惜让那些无辜的人们血洒克里姆林宫。之后，1936年，斯大林操控宪法正式确立了前苏联模式，从此，前苏联模式开始不遗余力地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作辩护。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忙于镇压运动的时候，也在激烈讨论1936年宪法并最终通过，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的春天，在苏共高喊着加强民主。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斯大林吹捧为"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的新宪法，在第八届全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一致通过。
按照新宪法所说，社会主义已经建成，阶级对抗也已经消灭。但事实却并不如此，当新宪法讨论颁行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前反对派被宣判立即执行枪决，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这部新宪法。新宪法颁布数十天后，布哈林、李可夫也被打入大牢，被宣判死刑。新宪法正踏着斯大林开辟的这条血路继续宣扬其"彻底的民主"。
1937年3月，苏共中央委员会要求全党"加强民主"，对党的领导人进行"公开、自由的提名和讨论"，并提出要秘密投票以及采取其他"民主保证措施"。表面上，这是对党内民主的加强，但是，实际却是斯大林欺骗基层党员以及对外宣传的伎俩，他打着法制与民主的旗帜，在国内推行大规模的残酷镇压，写就了苏俄历史上，特别是在政治史上最为阴险也是最讽刺的一笔。
第三部分 第80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8)
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命运以及其产生的历史作用都曾作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在大清洗运动中，他是残暴的，但是在前苏联最为艰难的时期，他却是一个英雄。他的功绩与罪行，似乎永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前苏联又急需发展的时候，斯大林当上了前苏联共产党和前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上台后，斯大林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倾尽全力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使前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尤其是钢铁生产和能源生产迅猛，这使得前苏联在经受了二战的洗劫后，依然是世界第二号工业化大国。此外，斯大林还成功抵制了富农的反对，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化。1936年，斯大林又颁布《苏联宪法》，告知人民前苏联已经全面进入到社会主义。
1939年，二战的硝烟弥漫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为了自保，斯大林随即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在这个条约为前苏联赢得相对宽缓的两年里，斯大林却巧借着预防德国侵略的借口，对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罗马尼亚、芬兰以及波兰的部分领土进行武力合并。1941年，希特勒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撕得粉碎，把战争的矛头对准了前苏联，此时，前苏联的卫国战争开始打响。
危机关头，斯大林指挥全体军民进行抵抗，奋力夺得了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等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特别是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第二次世界开始发生转折。二战到了后期，斯大林先后在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中频繁现身，与罗斯福、丘吉尔等进行了会谈。在反法西斯联盟的斗争中，前苏联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军攻克了德国首都柏林，之后，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危难之间被前苏联人们称为英雄，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同时也是前苏联人们憎恨的对象。
斯大林不仅开展了所谓的"大清洗"运动，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还使得20世纪30年代后个人崇拜盛行。由于斯大林本人的干预，他的名字被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同时，为斯大林讴歌的刊物也铺天盖地。当然，这些刊物中，有不少斯大林的真实事迹，但也有太多的夸大，简直是在高呼对斯大林的崇拜。实际上，斯大林并没有拿着枪对准人们，要求他们疯狂地崇拜自己，斯大林的机关工作人员仅仅占前苏联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那些占大多数人口的人们，一般是受到斯大林追随者的宣传或者恐吓的影响，成为了狂热崇拜斯大林的主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系列问题也是导致个人崇拜的一个因素。
早在列宁时期，列宁就曾经特意对工人阶级的属性做过强调。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属性必须与资本主义大生产联系在一起，并一再强调工人阶级性的丧失。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里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当资本主义大工业被破坏，工业停滞，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即便在形式上还属于无产阶级，但也已经与经济基础没有什么关联了。这样一来，那些在大工厂里只顾自己做做投机生意，将生产出来的产品拉出去到市场上倒卖，并不参加大工厂里的大生产的人，就算不上工人阶级。这个时候，工人阶级的来源就只得主要依靠农民。
有一种说法认为，工人要至少10年的磨炼才能产生无产阶级的心理，而农民只需要3年的时间，就能获得产业工人的心理状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工人阶级的农民化问题以及农民因素对工人阶级在经济活动潜能方面的制约，都很有可能萌生个人崇拜现象。
3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里的骨干已经所剩无几，工厂里的工人数量也大幅度下降，为了提高工业生产，恢复工业水平，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也是在这个时候，大批农民被召为补充的新工人开始进入工厂，他们在工厂里得到了谋生的职业，学会了技能，同时与农村保留着天然的联系。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经受过大生产的专业训练，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一种强制性的纪律来约束他们，并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与此同时，服从这个概念也在他们的骨子里深深扎下了根。
第三部分 第81节：第七章 苏俄的革命与西方文明(9)
工人阶级农民化这一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干部阶层的形成。
30年代中期，老一代领导人以及当时一些颇具修养和经验的干部几乎都被替换下来，随之补充进来的，便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被提拔的一些新人。新上任的这些干部，运用了许多在内战时期盛行的强迫性命令性质的管理方法，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也开始疏远。他们并没有较为专业的科学管理经验，反而还始终认为自己是经过强化教育的管理阶层，而不是来自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没有多大的关联。久而久之，这些干部开始崇尚强制与独断，为个人崇拜增添了不少色彩。
当时，干部管理阶层分为政治核心阶层和中层干部系统两部分。政治核心阶层紧密地围绕在斯大林身边，以斯大林喜而喜，为斯大林忧而忧，特别是被斯大林信任的拉夫连季·巴辅洛维奇·贝利亚，更是习惯于装腔作势，狐假虎威。不过，斯大林在晚年的时候也对贝利亚的集团表示猜忌和担忧，他死后，曾经挂满勋章，甚至被前苏联誉为"原子弹之父"的贝利亚被判处死刑，其勋章也被褫夺。
相比这些政治核心阶层，中层干部的才华与管理经验都要逊色一筹。他们大部分是从二三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提拔出来的，只具备革命经验，并不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对外部世界也并不是十分了解。这些人在党内斗争的时候就与当时并没有出人头地的斯大林打成一片，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支持斯大林的力量，当斯大林成功地成为一把手的时候，这些人也跟着跻身为中层干部，不遗余力地为斯大林效劳。
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30年代的前苏联模式也可以看成是斯大林模式。
实际上，在20年代至30年代，前苏联并不只存在斯大林模式一种路线，布哈林模式与"托洛茨基的构想"也是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当时前苏联的发展道路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对外政策也是一个选择。在那个年代，斯大林模式的加紧实现工业化和对农村的集体化也是当务之急。但是，斯大林模式却在这些正确的路线上犯下了巨大的错误。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讲，在进行农村改造的时候，斯大林不该照搬工业化的方案，但事实上，他照搬了。另外，政治上，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以及一系列个人崇拜的措施，错误地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狠狠给了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一个耳光。
当然，斯大林模式为前苏联带来的影响决不仅仅是这些，以至于后来的前苏联领导人都不得不作出相对折中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特殊的传统产物，也有的人认为，它是一种带有更大普遍性的国际现象。不过，更多的人将它与俄国的封建专制传统联系在一起，认为它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封建专制传统的产物。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众说纷纭的，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它的背后都是那段刻骨铭心、是是非非的历史。
第四部分 第82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1)
第八章莫斯科的胜利者
凯南形容美国是鲨鱼，前苏联是老虎，二者虽然都很凶猛，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暂时不会兵戎相见。但是克里姆林宫依旧充满血雨腥风，居心叵测的"接班人"、暗藏杀机的"御用医生"、挟斯大林以令克里姆林宫的"贴心人"……被人们奉为"神"的斯大林，身心疲惫，终于猝死在这个令人们魂牵梦绕的权力之巅。
战争之后的饥荒
二战结束了，纳粹被彻底击溃，在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到处可见前苏联军人的身影，华沙、布拉格、布加勒斯特，也随着前苏联人的到来获得了解放。
二战的结束成了前苏联急剧扩张的大好时机，前苏联不单收复了被纳粹德国抢走的一大片领土，还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太平洋。日本外务省曾对前苏联在二战后的领土扩张进行过调查，发现前苏联至少扩张了6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意大利、希腊这几个国家国土面积的总和。而由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前苏联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高。前苏联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世界上当仁不让的首领国家，前苏联挥一下指挥棒，东欧便有一批国家要随之转动。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成了很多国家的执政党。
前苏联的诞生已经让西方世界忧心忡忡了，前苏联的强大更让西方世界寝食难安。1946年，二战中的另一要人丘吉尔感慨，整个世界已经划分成两大阵营——一是美国，一是苏联。
战争是一种非常状态，它逼得一个国家各项事业都不得不飞速运转，但对一个国家而言，高速发展未必是件好事，高速有可能导致不平衡，导致狂热，引发灾难。很多国家在战争中都会出台一系列适应战争需要的临时政策，但在战争过后，又会根据和平的状况进行改革。
前苏联则不然，在前苏联人看来，前苏联在战后的强大无疑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前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可撼动。1946年2月9日，正被前苏联人顶礼膜拜的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说，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任何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二战中，是党鼓励了全苏联人奋起抗击法西斯，是党将人民组织起来，是党让人民为了同一个目标集中所有人力物力粉碎了侵略者。
于是，二战结束了，前苏联的版图大了，政治地位提高了，其内部制度却没有丝毫变化。当西欧各国正为复苏经济而改革时，克里姆林宫竟然没有萌生半点要改革的意图。前苏联坚持认为，只要在战后继续奉行战前的国内政策就可以了。
战前以及战争当中，前苏联都把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因为重工业的发展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但在和平时期，前苏联也依旧把经济的中心放在发展重工业上。还是在1946年2月，斯大林对前苏联人说，党准备再度掀起国民经济浪潮，让前苏联的工业在战前的基础上翻上一番，以便前苏联能够防范任何危险。斯大林计划用3个五年计划来实现翻一番的设想，让铁熔量达到5000万吨，让钢产量和石油产量达到6000万吨。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既然前苏联已经决定把重工业当作重点，其他事业就不可避免地做了重工业的陪衬。德国在战败后给前苏联提供了大量设备作为赔偿，这些设备被争先恐后地拿到重工业部门，与此同时，重工业的科研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相应地，民用工业却受到了冷落，运用到重工业的新技术被当成高度机密，多不允许民用工业使用。
前苏联延续了战前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工业所占的比重连年增加，大规模开发工业势必需要将大量人员拉入工业体系，农村就成了劳动力资源的补给站。
像任何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一样，前苏联也在战争中牺牲了很多，战争会拉动重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前苏联作为二战中一个重要战场，在战争中，大量农田被破坏，原本作为农村劳动力的青壮年多为保卫祖国献出了生命，集体农庄的生产能力大幅减少。在战争结束之初，前苏联的农村纷纷谣传，战争结束后集体农庄就会被取消。国家要发展重工业，农村一方面要源源不断地向重工业输送劳动力，一方面又要挑起保障国家食品供应的重担，这两边很难照顾周全。
大饥荒就在重工业发展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发生了。
1946年，前苏联发生了干旱，大片大片的粮食作物干渴而死。根据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一年有260万公顷的秋播作物还没挨到春天就已经死了，很多耕地颗粒无收。
1946年，在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的安排下，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和一些州的领导进行了谈判，这些州包括伊尔库茨克州、新西伯利亚州、克麦罗沃州、鄂木斯克州、托木斯克州、秋明州、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它们都曾是产粮大户。莫斯科以为这些州的粮食还比较充足，希望这些州能向莫斯科伸出援手，在必要的时候提前交付粮食。不过，在收成普遍欠佳的情况下，这些州的领导也都想为本地人民留条后路，婉拒了莫斯科的要求。莫斯科又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州委书记进行了谈判，结果同样扫兴而归。
重工业还在热火朝天地发展着，最先体会到大饥荒来临的是那些没有食物购买证以及享受不到国家分配保障的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农民，他们的境遇非常可怜，他们一手将辛辛苦苦生产出的农产品奉献给国家，一手勒紧裤腰带，忍受饥饿，很多农民在上交完粮食后还要支付数目不菲的实物税，根本留不下多余的钱购买粮食。
第四部分 第83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2)
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基洛夫州的一个农民给前苏联部长会议去了一封信，站在农民的角度，分析大饥荒的成因。这位农民告诉官员们，他生活的地方周边的5个集体农庄中，有70%的农民吃不上粮食，有些人只能靠吃三叶草、酸草料和麻籽糠秕过活，就连儿童也不例外。
在农村，很多土地因为长年施不上肥而变得贫瘠荒凉，田上到处是野草，能播种的土地少得可怜，并且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去开垦这些荒地。伐木时节一到，农庄中的主要劳动力就都放下田里的工作出去伐木了。但是，干同样的活，集体农庄庄员的待遇却远远比不上工人，工人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吃上饭，集体农庄的庄员则只能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因此，夏天一过，村里的青壮年就纷纷出外务工，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耕地少，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月里，也不能保证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饥荒就像流行性感冒那样蔓延开来，诺夫哥罗德州、乌里扬诺夫州、高尔基州、乌克兰……都感受到饥荒的恐怖。集体农庄的境遇每况愈下，粮食偷盗事件时有发生，在劳动力极度短缺的情况下，集体农庄根本抽不出人手看管粮食。到了后来，境况不错的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也只能发放100到150克粮食，这些粮食还不够一个成年人一顿饭所需。
不要奢求饿肚子的农民能提供充足的粮食。克里姆林宫终于意识到农业危机的可怕，遗憾的是，政府部门的思路依旧停留在战前阶段。1946年7月27日前苏联中央委员通过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善保存、不许浪费盗窃粮食、防止粮食霉变的决定》，3个月后，前苏联政府又发布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善保存的决定》。这两份文件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耕地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状况，而是把大饥荒产生的原因，归咎到官员身上，认为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在看管粮食上的失职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
正视大饥荒发生的根本原因——生产不足，难免会让人怀疑国家将精力集中在重工业上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正确无误。因此，只好巧妙地将农业生产不足问题，转化成官员管理不善的问题，让地方官员去背决策者的黑锅。
尽管一些官员自身也是大饥荒的受害者，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也只好承担起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罪责。大批集体农庄主席被判入狱，在整个1946年，全前苏联有9511名集体农庄主席都被判了刑，占到了所有集体农庄主席的一半。
但是即便将所有的集体农庄主席都抓起来，也无法解决粮食问题，而且这被抓的9511名集体农庄主席，也是农村劳动力。1947年年初，大饥荒愈发严重，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联共中央会议。会上，在谈到农业状况时，与会代表还颇得意地描绘了下全国农业大好形势，认为集体农庄制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说前苏联农业是配备了先进的、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农业。这次大会得出了一个让所有忍饥挨饿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结论——农业得到加强，集体农庄庄员福利有所提高，粮食、肉类、食油等其他农产品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储备。
此次会议也制定了一些旨在加强农业的措施，比如确立党对农业的领导，力图彻底消灭违背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情况等。会议指出，在农村还存在诸如不能按规范分配日劳动所得、私自占用集体农庄的土地、私自瓜分集体农庄的财产等不良情况，并认为这很大程度是集体农庄的劳动定额普遍偏低造成的，是严重的劳动力浪费。至于如何保证农民的利益，如何将更多的农民吸引回土地上，此次会议只字未提。相反，会议结束后，一些人从会议决议的字里行间中已经揣摩出政府有要限制农民从事副业的意思。而在当时，副业恰恰是农民生存的支柱。
1947年，前苏联还通过了《关于对盗窃国家和公共财产的行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法规，根据这份法规，但凡偷拿、侵占、盗用集体农庄财产的人，都应被押到劳动改造营关上个五年八年，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决定是否没收这些人的财产。
第四部分 第84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3)
农民的处境愈发不利，一味遵循集体农庄制度的老原则，无法支撑起偌大的前苏联。提高集体农庄劳动定额也好，强化劳动规范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想来想去，前苏联政府选择了镇压来解决农业的生产危机。
1948年6月2日，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尼·谢·赫鲁晓夫的《关于将故意逃避劳动和过着反社会不劳而获生活方式的人迁往偏远地区的命令》，在最高苏维埃获得通过。赫鲁晓夫指出乌克兰在被德国占领时，农业饱受摧残，集体农庄制度也被战争削弱，政府应该严厉惩罚那些不愿意在集体农庄劳动的农民。
就这样，那些迫于生计，不得不在集体农庄之外求生的农民就成了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和不劳而获分子"。
在黑暗的沙俄时代，曾有这样的法律，称村舍有权将不在集体农庄干活的农民赶出村子，剥夺这些人享有当地安全和福利的权利。赫鲁晓夫认为，尽管最开始，这种法律出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沙皇的私有财产，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大饥荒时，也应出台类似的法律保护国家利益，让集体农庄有权将那些不在集体农庄干活的农民赶出共和国。
克里姆林宫方面对赫鲁晓夫的这番提议很是赞赏，决心将它运用于整个前苏联，并很快根据赫鲁晓夫递交的这份报告制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虽然斯大林在草案的最后一页用醒目的笔墨做了"不下发"的批示，但这份草案的内容不知怎么流落民间。
集体农庄一听说上面有将不劳而获者强制迁出的意思，便争先恐后地响应号召，将那些完不成最低劳动日指标的、家境比较好的集体农庄庄员一一强制迁出，还生怕迁出的人不多，不及时，不果断。
强制迁出农庄庄员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形成一股风潮。从1948年到1953年间，有三万多名集体农庄庄员和一万多庄员家属被强制迁出，仅1948年一年，就有两万多人被流放到偏远地区，他们之后的命运很少有人过问。
1948年9月，前苏联下达了一份文件，认为在强制迁出政策之后，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性大大加强了，以往那些不那么积极参加劳动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出勤天数也有所增加。这一文件，从一个侧面对"强制迁出风潮"推波助澜。
前苏联1946年的大饥荒无疑是一场人祸，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发展的重工业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而前苏联人还在为揭不开锅的日子苦恼时，其和美国的对决又悄然拉开了帷幕。二战结束了，克里姆林宫面对的世界反倒更复杂了。
点燃"冷战"的烛光
自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对前苏联的态度就不冷不热，反法西斯是促成西方国家和前苏联紧密合作的纽带，当反法西斯战争一结束，事实上还未等战争完全落下帷幕，这条纽带就断裂开来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胜负局势已然明朗，美国和英国因共同研制原子弹走到一起，前苏联则被毫不留情地冷落一旁。而前苏联在伊朗、巴尔干半岛和罗马尼亚的地位迅速窜升，西方国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克里姆林宫自己也明白，在利益面前没有永恒的朋友，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和盟国发生冲突。前苏联外交部认为，战后世界政治将由美、英、苏三方起主导作用，这3个强国的关系将直接决定很多国际大事，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必会力图将自己的势力播撒到全世界，向美洲、亚洲、澳大利亚、非洲进行扩张，但是，美国的扩张不是传统的领土吞并意义上的扩张，而是将以经济的形式实现扩张。
实际上，二战大大削弱了英国的实力，战后世界，呈现出美苏两级争霸的局势。美国在战争中研制的核武器派上用场，成为向前苏联进行政治施压的工具。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说，如果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就有了对付斯大林的办法。1945年8月，美国投向日本的两颗原子弹让全世界都跟着颤抖起来，除去受害国日本，前苏联也着实吃了一惊。
第四部分 第85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4)
冷战并非在二战一结束就开始，盟国之间也有矛盾，有利益冲突，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盟国还需要联手合作解决一些善后事务。美、英、苏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对世界格局的协议，并都对这一协议感到满意。只是，现实中的利益纷争远非一纸协议能所能解决。
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杜鲁门的邀请下到美国做了那番著名的"铁幕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提醒人们不应该对前苏联的强大置之不理，并号召美英联手，一起应对前苏联这块"铁幕"降下来后的事实。丘吉尔的讲话在全世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冷战"公开化的标志。虽然，丘吉尔已经是过去式的领导人了，他的说话代表不了英国官方。但克里姆林宫还是感到非常愤怒。斯大林在1946年3月14日的《真理报》上撰文抨击了丘吉尔，言辞十分激烈。不过，斯大林只是批评了下丘吉尔和与丘吉尔持一样观点的人，并没有借此抨击那些国家的对外政策。
美国驻莫斯科代表乔治·凯南是美国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他对前苏联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宫的对苏政策。凯南曾经指出，前苏联的政界人物狂热地认为，前苏联不可能和美国达成什么长久不变的协定，为了前苏联的安全，前苏联需要破坏美国的内部和谐，需要将美国的生活方式摧毁，需要尽可能降低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凯南认为，前苏联是一个很难接受理性逻辑，同时对暴力逻辑非常敏感的国家。不过，在1946年10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凯南又认为，刚刚经历过战争，前苏联失去了太多劳动力，克里姆林宫也还没有恢复元气，前苏联的地位是加强了，但前苏联尚无能力发动什么侵略。
凯南觉得，对美国而言，最聪明的办法不是和前苏联发生冲突，而是在适当的时候，严肃而严厉地告诉外界，美国会在利益受到损害后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美国用不着和前苏联作对，只要和前苏联保持互相理解便可。凯南形容美国是鲨鱼，前苏联是老虎，二者虽然都很凶恶，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发生不了战争。共产党久经考验，于危难中成长，比美国人预想的更厉害，在1946年，对美国来说，和前苏联妥协比与前苏联为敌更有利。
在凯南的影响下，美国开始试着和前苏联缓和关系，在研制核武器时，美国也注意聆听前苏联的要求。1946年夏天，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还友善地邀请前苏联参加，希望以发展核武器为媒介，增进和前苏联的感情。遗憾的是，美国的希望落空了。
1946年，整个世界只有美国有核武器，前苏联人还清楚地记得美国人当初是怎样偷偷摸摸地背着前苏联人进行核武器研发，也对日本在受到核弹轰炸后的惨状历历在目。前苏联没有和美国一起发展核武器的念头，前苏联并不信任美国，它本能地向联合国提议，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应该销毁所有核武器。联合国拒绝了前苏联的要求，让前苏联不满，美国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也感到愤怒，美国在研制核武器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若联合国真的通过了前苏联的提案，美国的损失不堪设想。
1947年，当大饥荒在前苏联肆虐横行时，冷战的序幕悄然拉开，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视美国如虎狼的前苏联，只得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重工业上，美国也注意到前苏联的这一特点。1947年2月，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会议上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侵略的、扩张的"。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被扣上侵略的恶名，尤其是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后不久，人人都对侵略一词深恶痛绝。克里姆林宫被白宫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前苏联的外交部很快向美国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外交信件，指责艾奇逊的说法严重破坏了美苏关系，是对前苏联的粗暴诬蔑，和美苏关系准则背道而驰。
然而，美国国务院就像没有听到前苏联的抱怨，变本加厉地一再重申艾奇逊那段让前苏联人神经紧张的话"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侵略的、扩张的"，还建议联合国出面来解决前苏联外交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最后，美国国务院又很认真地说，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侵略的、扩张的"是批评，不是诬蔑。
第四部分 第86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5)
前苏联克制着不和美国闹僵，但一个月后艾奇逊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发表的讲话，却像一把刀生生插在了前苏联的自尊上。艾奇逊说，但凡由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政府，都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尽管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艾奇逊这番讲话的权威性，但毫无疑问，艾奇逊已经亲手点燃了"冷战"之火。
前苏联人是骄傲的，美国既然已经将前苏联当成威胁，克里姆林宫也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马歇尔推出了"马歇尔计划"，旨在帮助那些惨遭纳粹蹂躏的欧洲国家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前苏联也是欧洲的一员，前苏联外交部长应邀到巴黎参加有关"马歇尔计划"的会晤。一些围着前苏联转的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在得知"马歇尔计划"后，也兴高采烈地赶往欧洲，它们太需要金钱来抚平战争的伤痛了。
按照"马歇尔计划"，美国承诺拿出一大笔款项援助欧洲，援助的方式将分成贷款、出口、赠予等几种。但世界政治中不存在免费一说，克里姆林宫对"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的表示怀疑，前苏联社会科学院院士叶·萨·瓦尔加认为，"马歇尔计划"更像一个政治渗透计划，美国通过金钱援助，拉拢政治伙伴，如果前苏联同意了这一计划，前苏联的经济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美国要素"。果然，1947年6月27日，英国和法国作为美国的使者与前苏联举行会晤，告诉前苏联，要想加入"马歇尔计划"，就需要将本国的经济情况报告给美国。
在"马歇尔计划"推出前，前苏联已经实现了预算顺差，不管前苏联在二战中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美国还是觉得一个已经实现预算顺差的国家，根本不缺钱用，用不着享受"马歇尔计划"的惠泽。而事实上，1947年夏天，无数的前苏联人正在为吃不上饭发愁。
克里姆林宫体察到美国邀请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加入"马歇尔计划"并非真心实意，美国知道克里姆林宫无法答应"马歇尔计划"的条件，这一来可以离间东欧和前苏联的感情——前苏联未必拿得出钱来扶植东欧；二来也可以让前苏联被欧洲世界孤立起来，告诉世人，不是美国不愿意帮前苏联，而是前苏联自己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帮助。
在1947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前苏联提醒欧洲国家，"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会让欧洲国家对美国越发俯首帖耳，让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更多的为美国控制，美国迟早有一天会利用"马歇尔计划"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前苏联希望欧洲国家注意到"马歇尔计划"可怕的一面——将欧洲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
美国意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打击前苏联，进展得不错，前苏联也进行了回击，还是在1947年9月，为了加强对东欧的控制，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克里姆林宫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紧接着，东欧又掀起了一股"揭发****和国和反民主阴谋"的浪潮，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多开始热火朝天地找起了敌人，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都是如此。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曾经向前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抱怨，由于"阴谋家"们没有武器库，打击"阴谋家"的力度也还有限。之后，拉科西又得意洋洋地向莫洛托夫炫耀，自己已经摸清了一千五百多法西斯分子的老底，这些法西斯分子很多都是饶有名望的知识分子。
莫洛托夫听罢，大吃一惊，按照拉科西的说法推断，难不成匈牙利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从事****和国的阴谋行动？莫洛托夫不由感到担心，若匈牙利政府继续与知识分子为敌，拉科西等人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1948年春天，联共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改变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班子成员，那曾经意图加入"马歇尔计划"的国家如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都受到了批评。对前苏联而言，美国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有财力，有野心，这让前苏联必须加强对自己那些"仆从"小国在"意识形态纪律"上的管理。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波兰召开的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提醒人们，二战使世界分化成以前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反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正酝酿着发动新一轮战争，民主阵营有责任粉碎帝国主义阵营的计划，彻底清除掉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第四部分 第87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6)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美、苏、英、法等国分而治之，成了前苏联和西方国家角逐最激烈的地方之一，美苏两国都向德国派驻了大量军队，彼此怒目而视，这让德国人惶惶不可终日。
1948年3月1日，前苏联对柏林东西占领区之间的通信、运输、贸易实施限制。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也在这一时期组成了军事政治联盟，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在由西方世界控制的德国西部占领区发行新式货币。德国就这样，一面为美国等西方阵营拉拢，一面为前苏联牵引。前苏联加强了对西柏林的封锁，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世界间的水、陆联系，但这并未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太大困扰，美国、法国、英国从空中向柏林投放各种商品。
任谁都看得出来，美国和前苏联的矛盾正在不断升级。很多人都猜测，在不久的将来，这两个国家会不会真的撕破脸扭打起来，会不会催生出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和前苏联都不愿意看到战争发生，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也为化解矛盾频繁往来。1948年8月2日，美、英、法3国的代表奔赴莫斯科和斯大林进行会谈，斯大林同意取消对西柏林的封锁，但要求美、英、法必须保证将在前苏联占领区流通的那种德国马克作为柏林的唯一货币。经过反反复复的商谈，双方达成协议，西柏林可以使用前苏联占领区的那种德国马克，但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时时刻刻受到美、英、法等国的监督。
只是，协议达成了，却并没有落实下来，前苏联忌惮着西方国家，迟迟不肯放松对西柏林的封锁。1949年9月，美、英、法所占的德国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苏联占领的那部分德国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者的首都定在波恩，后者的首都立在柏林。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倡导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诞生了，该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军事政治同盟，从成立之初就包括了美、英、法、意、荷等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西方国家。前苏联也毫不示弱，联合东欧国家成立了东欧国家军事联盟。
美国和前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欧国家军事联盟，各守一块阵营，紧张对峙。
两个巨人般的国家针锋相对起来，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不单欧洲，亚洲也嗅到了美苏之间的火药味。美苏两国在朝鲜统一问题上的努力彻底失败了，朝鲜也步了德国的后尘，在二战后被美苏一分为二。1948年美国在朝鲜南面扶植起韩国政府，前苏联则在朝鲜北面支持起亲苏的金日成政府，美国向韩国政府投入了大量援助资金，前苏联则予金日成政府慷慨的军事援助。1949年，金日成的代表向前苏联列举了一些数字，说南朝鲜有至少1.5万美军和6万本地军人，尽管金日成的代表告诉前苏联，北朝鲜的军事力量比南朝鲜的还要强大，斯大林还是颇认真地帮助北朝鲜组建起空军。
1950年1月19日，金日成恳请克里姆林宫考虑一下朝鲜解放的问题，克里姆林宫方面似乎有意回避了金日成的要求。然而，就在第二天，克里姆林宫迎接了中国使节团，在中国的严正要求下，前苏联不得不同意在1952年以前，无偿地将中长铁路的管理大权及该铁路的全部财产移交给中国，并由中国政府接手大连，此前苏联一直以临时代管的身份把持大连，管理中长铁路。
前苏联对中国的控制力度变小了，这使它觉得必须加大对朝鲜的影响力。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命人告诉金日成，说前苏联已经决定帮助金日成解决朝鲜解放问题。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亲切会晤，两个月之后，金日成就率着北朝鲜士兵对南朝鲜发动猛攻。
在美国看来，这不是北朝鲜和南朝鲜的武装纠纷，而是前苏联在侵吞美国的势力范围。当时的联合国正为美国左右，北朝鲜的进攻霎时演化成国际问题，联合国对北朝鲜进行了严厉谴责，以"北朝鲜进犯朝鲜共和国"为由，要求北朝鲜军队立即退回到"三八线"，并号召联合国成员不向北朝鲜提供任何援助。
第四部分 第88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7)
美国则不失时机地以响应联合国号召为由，支持起南朝鲜，战争越打越激烈，不久中国也和前苏联一起站到了北朝鲜一边。美国的飞机肆无忌惮地在朝鲜上空盘旋，前苏联则非常聪明地禁止自己的飞机穿越"三八线"，结果在空战中，美国人损失惨重，前苏联却保存了实力。
所有人都关注着朝鲜这块是非之地，生怕战火从亚洲一路烧至欧洲，二战结束不过几年，大部分人都不想重温那惨烈的岁月。美苏矛盾接连升级，当时，很多人听着朝鲜的战事，都有一种"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的感觉。
朝鲜战争让北约迅速推出了一个由司令部发号施令的联合防御部队，前苏联也拉着一些东欧小国集合成军事同盟。不过，直到1955年，前苏联才组织起一个意在与北约分庭抗争的组织——华沙条约组织。在前苏联看来，北约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大联盟，前苏联不可能看着北约耀武扬威而什么事也不做。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了，那企图统领世界的法西斯，也被打得落花流水，风光不复。尽管经历了战争的人会更清楚和平的可贵，但是，世界却无法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平静下来。冷战，是一场看不见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对很多人来说，整日嗅着炮火的味道，比直接浸染在炮火中，感觉更加糟糕。战争的引线随时都可能点燃，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危险了。
"列宁格勒"的罗网
因为冷战，白宫和克里姆林宫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们虎视眈眈，不肯相让，屡屡发生让全世界紧张的摩擦。冷战使世界变得危险起来，也让美国和前苏联本身变得危险，就前苏联而言，它不单将炮口对准了美国，还将枪口指向了自己内部，它有理由认为美国的间谍已经打入前苏联内部。
反间谍，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当反间谍和政治权力斗争交糅在一起时，事情就不仅是错综复杂，而且是血腥残酷了。
上演一场权力之争，只需要两个要素：人、权力。在有着大清洗历史的前苏联，做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未必是一件幸事。1950年9月，朝鲜战事正酣，前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议庭决定判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苏联议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死刑，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库兹涅佐夫死刑，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死刑，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波普科夫死刑，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死刑。
由于被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正在列宁格勒工作，就是曾经在列宁格勒工作过，此案又被称为"列宁格勒案"。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在前苏联时代的名字，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又改回了老名字——圣彼得堡。
为什么会找上列宁格勒？实际上，被牵扯进"列宁格勒案"的，绝对不仅仅是沃兹涅先斯基等5人。在1950年有二百多人都因"列宁格勒案"被抓获审，至少两千名干部受牵连而被迫辞职。
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都曾经是前苏联的政治明星，深受克里姆林宫青睐，他们年富力强，在有老人政治之称的前苏联政坛中，格外引人注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前苏联政权的未来多半会掌握在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手里。
但正所谓树大招风，早早被定在政治明星的位置上，就意味着要早早承受各种明枪暗箭的进攻。沃兹涅先斯基在1941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就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及副总理，当时他只有37岁。1950年，沃兹涅先斯基在政治舞台上悲剧性的谢幕时，也不过只有46岁。
沃兹涅先斯基16岁入党，料理经济事务非常在行。二战时，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上的才能就已经引起政界的注意了，他时常提出一些操作性强而又富有远见的建议。斯大林本人十分爱惜沃兹涅先斯基的才华，在探讨问题时，年轻气盛的沃兹涅先斯基有时会顶撞斯大林，让周围的人惊出一身冷汗。可就是这样，在战后，沃兹涅先斯基平步青云，不仅当选政治局委员，还成为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斯大林的授意下主持部长会议。斯大林身边的红人，比如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任交通、重工业、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都免不了要听沃兹涅先斯基的命令。
第四部分 第89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8)
而和沃兹涅先斯基一样被判处死刑的库兹涅佐夫也有炫目的政治成就，他比沃兹涅先斯基还要年轻。在列宁格勒被德国法西斯围困得最可怕的关头，斯大林曾亲笔写了一封信，将保卫列宁格勒的重任直接交给年轻的库兹涅佐夫。1946年3月，库兹涅佐夫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监督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
20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年事已高，也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他在里扎湖畔休假时表示，沃兹涅先斯基最合适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库兹涅佐夫倒是很适合去做总书记。当时，斯大林还很认真地询问了周围人的意见。
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斯基在得知斯大林的这番话后自然十分高兴，他们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更大的权力，而是深重的灾难。1949年2月15日，库兹涅佐夫被解除了所有职务。6天之后，党的二把手马林科夫来到列宁格勒，通知当地干部，库兹涅佐夫存在十分严重的反党问题。不到一个月，沃兹涅先斯基也被赶出了政治局，和库兹涅佐夫一起，奉命到前往中央"学习"。结果，在1949年8月，几乎所有参加中央"学习"的人都被当成反革命，悉数逮捕。
多年之后，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认为，库兹涅佐夫在得知自己是斯大林看好的接班人时，应该表现得更聪明一些，稍稍谦让一下，拒绝如此大的权力。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都太年轻了，他们的官运亨通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些老资历的政治人物嫉妒。库兹涅佐夫没有拒绝权力，树立的一干敌人中有不少是斯大林的亲信，有大把的机会在斯大林耳边吹风。
反革命在冷战中的前苏联，是极其严重的罪行。被当作反革命的人，不单不要奢望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甚至连性命也有可能不保。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清楚，只要蹭上了反革命的边儿，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在前苏联历史上，又不乏因反革命罪含冤受屈身死的人。
负责调查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反革命案的，是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这对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来说绝对不是好消息，"列宁格勒案"的所有被告，都遭受过肉体上的折磨。
沃兹涅先斯基等人的垮台并不属于飞来横祸，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和前苏联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国家内务部部长贝利亚交恶。贝利亚是个厉害人物，斯大林曾称贝利亚为自己的"盖世太保头子"，前苏联政府之中到处有贝利亚的眼线。收集情报、安插罪名可算是贝利亚最擅长的事，只要贝利亚有心，揪住沃兹涅先斯基的小辫子简直轻而易举，阿巴库莫夫也是贝利亚的眼线。
如果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如愿以偿地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贝利亚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沃兹涅先斯基在担任国家计委主席时，就时常和贝利亚发生矛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沃兹涅先斯基主张削减贝利亚所控制部门的经费，以便将财富公平地分配到国家各经济部门。而库兹涅佐夫在任时，曾下决心为死于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中一些人平反，这让在"大清洗"中曾大开杀戒的贝利亚恐慌不已。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办事能力不容置疑，但显然，他们的权力斗争经验还不丰富，在老谋深算的贝利亚面前，显得有些稚嫩。
贝利亚在搞掉沃兹涅先斯基的过程中，得到了马林科夫的帮助，马林科夫也是斯大林的亲信之一。1946年，发展势头正猛的库兹涅佐夫接替了马林科夫成为新一届中央干部管理局局长，一上任就对中央干部管理局的种种弊端做了严厉的批评，让刚刚升任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林科夫很是难堪。听到库兹涅佐夫被斯大林指定为前苏联未来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心里不是滋味。
然而，贝利亚也好，马林科夫也罢，都不敢忽视斯大林的存在，他们深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也都很清楚，在前苏联，真正掌握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生死大权的，也只有斯大林。
第四部分 第90节：第八章 莫斯科的胜利者(9)
长期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对斯大林的性格了如指掌，斯大林多疑，晚年尤其疑得厉害，要想除掉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必须先破坏斯大林对这二人的信赖。贝利亚擅长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马林科夫能够接触到所有呈现给斯大林的材料，二人紧密配合巧妙地让斯大林相信，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都是不值得信赖的人。
俄罗斯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指出，在1948年国家计委副主席曾给沃兹涅先斯基写过一张纸条，要沃兹涅先斯基留意下报表，因为报表上的一些数字和之前递交给政府的报告有较大出入。沃兹涅先斯基看了下这张纸条，没有放在心上，匆匆做出了"此事到此为止"的批复。后来，纸条落入了贝利亚手里，贝利亚又把它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不由对沃兹涅先斯基的诚实度产生了疑心，还发了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