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的打算说得极为清楚，只是在此信尚未发出时，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新上任的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陈寅恪与叶企孙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可谓患难与共，直到迁往长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时，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一家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首五月薪抵销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专职与兼职有根本区别。在复叶企孙的信中，傅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六百元又临时加薪四十元。否则，不能为之。”
傅斯年进一步解释说：“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可能是对陈寅恪的处境关照心切，叶企孙对此种变局却视而不见，热情不减，坚持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庄的傅斯年不再理会，那就自己以总干事的名义做主直接颁发聘书寄往桂林。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雾都遥念陈寅恪（3）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冷水泼头，当场把信摔在地下，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傅斯年此前已说得非常明确，陈寅恪如任史语所专职，就必须来李庄，但陈氏尚未表态，自己亦未强行令其来川，两边当事者皆静观其变，以待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远在重庆的中研院“闲曹”--院长手下的总干事，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如此之多、之杂、之紧急，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踏着鼻子上脸，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如此不把自己这位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学界大鳄”放在眼里，①这不是故意找事吗？尽管自己大病在身，但还没有行将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样“快不行了”（按：傅在重庆住院治病时，与之不睦的孔祥熙放风，说傅“快不行了”，傅大为恼怒），说不定哪一天会百病俱痊，返老还童，再度窜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号令中研院各诸侯以威天下。如今，叶企孙竟公然蔑视自己这只卧虎的存在，岂不是欺人太甚？想到此处，傅斯年满怀悲愤之情，提起如椽大笔，于8月6日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通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词激烈的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言语没有尽情说出，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傅斯年将一连串的“炮弹”淋漓尽致地倾泄而出，愤懑之情渐渐缓解，突然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陈寅恪就聘的念头，否则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拟了“总处所发聘书，乃假定兄到李庄者”的电文，请那廉君连同信件一同发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经过理智思考，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然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作了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陈寅恪接信后，于8月30日复信道：“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为傅斯年解困。陈氏出身家业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他此次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同仁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矣！
重返清华（1）
重返清华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作了道歉式解释，其理由大致是：梅贻琦在得知陈寅恪抵达桂林后，欲出川资招回这位史学大师继续服务于联大，以保存清华实力。叶企孙得知这一消息，既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自然要为中研院的兴亡出谋划策，为抢在清华之前抓住陈寅恪，才与朱家骅紧急协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后，顾不得繁杂的典章制度，于匆忙中直接从重庆向陈寅恪发出了聘书。想不到此举引起了傅斯年一番暴怒。
叶的动机已经明了，傅斯年的“暴怒”之火却未完全消解，他对叶的所作所为表示“盛意可感”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复信中不厌其烦地大谈清华、北大与中研院发聘书的不同，谓“此次清华发聘，系继续旧办法；本院发聘，是更改旧办法”。言外之意是中研院的办法要比清华先进和高明得多，你作为中研院的总干事何以不明二者之高下？又谓“若当时兄嘱毅侯兄去信时，末了写上一笔'盼大驾早来李庄，为荷'，弟亦不至着急矣”。言语中似乎仍是不依不饶。最后，傅斯年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对待孙子的架势，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并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
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
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自己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一个小小的所长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②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与叶企孙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当天的梅氏日记有“午饭后与企孙久谈”，“特种研究所将来并入各系。企孙明秋可返校”之语(按：“明秋”是指阴历)。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职的公开理由是，“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叶在中研院的助手、后为清华物理系教授的何成钧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学术与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③
重返清华（2）
叶企孙于1943年秋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回到西南联大，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由留法博士、生物物理学家李书华继任。1945年，李辞职，朱家骅聘请物理学家萨本栋出任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
1945年8月，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校长，叶企孙继任其职。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因频繁往来于重庆、南京、北平之间办理学校复员事宜，叶企孙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并主持联大校务。在此期间，西南联大分到了两个公费留学生名额，叶企孙力荐年少聪敏的物理学天才李政道。许多年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颇为感激地说道：“叶师破格地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作博士生……所以没有叶师和吴大猷教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1946年秋，清华大学复员回到北平，重新在美丽的清华园复课。叶企孙担任校务委员兼理学院院长，再度成为梅贻琦之下清华园响当当的二号实力派人物。1948年底，在解放军围城之际，梅贻琦仓皇南飞，清华大学很快被解放军接管，校务暂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署理。梅贻琦在南飞之前，曾与叶有过相商，据叶企孙在“交待材料”中披露：“清华复员以后，吾曾一度向梅贻琦说：倘有短期出国研究物理学或1949年10月，陈毅参观清华大学与教授们在大图书馆铜门前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后排左起：潘光旦、张子高、周培源
科学史的机会，吾可以考虑。后来，美国某基金会（我记不清那一个了）来信，说已给我一个研究科学史的学侣补助金（fellowshipstipend），研究地点在麻省理工大学或哈佛大学。吾收到这封信时，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北京郊区。吾愿意留在清华，等候解放。我没有答复基金会来信，也没有去领款。”当叶企孙决定放弃这个机会时，梅贻琦仍想拉叶离开北平，并有了与叶一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一批基金重新建立清华大学基地的打算。但叶在硝烟炮火中经过一番摇摆、观望，最后“自信作孽无多，共产党也需要教书匠”，便决定既不出国也不南飞，坚持留下来迎接对他来说并不了解的新政权。后来由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土崩瓦解，梅贻琦南飞后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随之破灭。
1950年3月，根据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指令，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改组，冯友兰被踢出圈外，由叶企孙出任主任委员（校长），主持全校工作，成为清华大学当之无愧的一号人物。据与叶共事几十年的一位清华老教授说：就叶的性格和思想言，属于敦厚学者型人物，性温口讷，“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独立思想，原不适于寄身“仕”位。虽曾几次代理校务，但那只是他很少有人与之匹敌的声名与学术地位使然，而且多属维持和留守性质，真正长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愿望。至于政治，更是他一向唯恐避之不及的。当年在重庆任中研院总干事时，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不止一次拉他入国民党，都为其所拒，因而叶的一生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不仅如此，他独善其身，终身不娶，视学生为儿女，度过了悲欣交集的一生。（按：据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虞昊说，叶之所以不娶，是由于暗恋着一直孀居的寡嫂之故。）
尽管叶性温口讷，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血性，面对强权与一群随着政治风潮上下左右地扑腾的见风转舵者，他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与嘲讽。1949年1月19日，中共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代表钱俊瑞、张宗麟，在零星的枪炮声中率部赴清华园正式接管这所大学。对于这一历史性场面，叶企孙浮想联翩，曾对他的一位知近友生说：“国民党在1927年，也有一些如张道藩那样的人，和今天的钱俊瑞这些人一样，朝气蓬勃，也像年青有为的样子，但后来变坏了……”叶所说的“变坏”，是一种隐喻，暗含了对未来政治制度及其附庸者的担忧。也就在这一年，清华一些学生被迫作自我检查，以消除家庭对自己的影响。叶企孙对此颇为不满，说道：“共产党的自我检查，很有点像基督教、天主教的忏悔，如果让清华的教授也这样做，可能有好些人会自杀。”叶的言论，不幸在几年后竟成谶语。
当江山易主、政权更替后，政治就更不是叶企孙这位“不谙新事理、新逻辑”的人所能玩得了的了，他被人稀里糊涂地扶上墙，不知道看风视水、左右逢源之术，悲剧性的命运也由此开始。随着1951年秋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作为清华大学一把手的叶企孙，表现令当局“大为失望”。到了这个时候，他不但不按当局的意图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大骂胡适、傅斯年等“反动文人”，却还在不知趣地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等与时兴的“阶级斗争”、“集体主义”等政治口号相对立的思想。同时他还更加不知轻重地提倡“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并谓对学术如此，对政治问题也是如此等等。对当时爆发的朝鲜战争，叶认为这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战争，并且断言“战争永不会消除，帝国主义消灭后，共产党内部又要打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例”。又说：“共产党的报纸太刻薄，如'美国娼妓'等这些用词是不应该写的。”与此同时，他针对正在积极向中共靠拢的冯友兰发表的《美国法西斯化》一文提出批评，谓“写得太过分了”云云。
重返清华（3）
叶企孙的言论和表现终于激怒了当局，上级“组织部门”开始发动清华师生对其展开“狂风暴雨式的批评”。叶一看势头不对，略有省悟，被迫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此时，已在思想运动和“精神洗澡”中获得“新生”的清华“进步”师生们，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指责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办清华，是继承梅贻琦的传统和遗毒”，没有几个回合，叶企孙像一只过街老鼠，在一片喊打声中被赶下台来。
此刻，由于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教育部决定对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调整，同时由教育部聘请的苏联专家陆续到校当起了“太上校长”。1952年6月27日，“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当局决定刘仙洲任主任委员，钱伟长、陈士骅任副主任委员。原出身机械科的清华工学院教授刘仙洲荣登大位后，立即勒令叶企孙“应向教育部自请处分”。已经倒台的叶企孙在三番五次检讨之后，最后由“组织”出面作了结论性的调子：“他现在已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以教育……”这个结论，实际上是一个暗含杀机的隐语，即以后再慢慢收拾他。自此，叶企孙踏上了一条危机四伏、命悬一线的夜行之旅。
1952年10月，院校调整基本完成。根据教育部指令，天津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隶属教育部直属院校。由美帝国主义归还庚款起家的清华大学，自然属于重点调整与“清算”的对象。为减少美帝国主义在清华留下的印痕与毒素，其属下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三个学院全部从清华革掉，并入北大，清华得到的只是北大一个小小的工学院。在这场调整中，清华被从整体上肢解和“清算”，元气大伤，只作为一个工科大学孤独地存活下来。而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大，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兼并了清华的三个学院，还兼并了中法大学与中国大学的一部分，同时还接收了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的校产与全部教职员工和学生。北京大学陆续撤出京城中心以沙滩红楼为主要根据地的三院，尽数迁到城郊海淀镇原燕京大学校园内开课，清华、北大始成为间隔一块开阔地的近邻。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知名的华裔学者，因慕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等前辈的大名，曾专门前往坐落在海淀镇的北京大学凭吊“五四摇篮”，一时传为笑谈。④另外，据说燕京大学被停办肢解后，校园本来准备给1950年10月3日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但是人大的当权者坚持不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如此这般，北大才有机会进驻美丽的燕大校园。北大本来准备的新址在玉渊潭附近，即今中科院周边位置。人大舍弃燕园后，在南部圈地一块，建了围墙，中间搞了一条贯穿东西的如同菜市场一样的筒子街，算是彻底地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线，进入了造就新一代“又红又专”大学生的新时代。
按照当时教育部调整方针，清华把三个学院交出的同时，必须把馆藏的全部文、法图书一同交于北大。清华同仁见自己并无大错，只因与美国的关系较其他国立学校走得更近，在这场调整中受伤最大，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个繁盛的清华顿时坍塌衰落，成为半截破庙，而庙里的和尚也几无藏身念经做法之地，遂把满腔怨气与激愤之言撒到教育部特别是清华主事者刘仙洲头上。一时间，清华同仁开始对刘仙洲施以颜色，刘氏顿成过街老鼠，狼狈不堪，工作大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12月4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38岁的原清华毕业生蒋南翔为清华大学校长，刘仙洲被踹到一边，为副校长。年轻气盛的蒋南翔一上任，就以凌厉的作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威势，立即下令截留了正准备向北大搬运的馆藏文、法图书。正是这批宝贵书籍没有流走，为30多年后清华顺利恢复文科埋下一条暗道。稍后，蒋南翔以深远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再显神通，于清华园基础上，奋力向南、向东两个方向极度拓展，并以惊人的处世能力把东部的铁路推出新规划的校园之外。由此，清华园占地面积比原来扩大三倍以上，成为全国无一家能与之匹敌的面积最大的园林式学校。如此壮举，为40年后清华的全面复兴埋下了伏笔。
离奇的C.C.特务案（1）
离奇的C.C.特务案
随着清华三个学院并入北大，叶企孙被调入北大物理系作为一名普通教授开始登台讲授《光学》等基础课程。这个时候，已没有多少人还感觉到这位头发渐白的老人乃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直到许多年后，人们才忽然忆起，墓木已拱的叶企孙原来是中国“两弹一星之祖”，才晓得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在23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中，有9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学生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位的事业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⑤侥幸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叶企孙，随着“文革”爆发，终于难逃一劫。红色中国的开国上将、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吕正操遭到关押，中央军委成立专案组审查吕的问题。由于吕被关押牵涉到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人物”熊大缜，又由于熊大缜的关系，使叶企孙受到株连。于是，叶企孙的厄运到了。
熊大缜赠给叶企孙的照片熊大缜于1913年生于上海新闸路一个书香之家，1931年由北师大附中考入清华大学，次年入物理系听叶企孙所讲课程。熊的英俊、聪明与善解人意，很快受到叶的注意。因熊与叶同操沪语，相互间又增添了几分亲密。从1933年到1936年的四年间，每年暑假，叶都带熊到外地“游历山水”，开阔眼界。1935年夏，熊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叶指导的《红外光照相术》。在叶的推荐下，熊于同年秋留校任助教，并作为叶的助手住进尚是独身的叶企孙家中，师生情谊甚笃。
1937年冬天，叶企孙在天津清华同学会住所休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叶企孙于8月中旬随清华大学师生秘密赴天津准备转道南下。就在等船的时候，叶得了副伤寒症，不得不住进天津医院治疗。在治疗期间，他得到梅贻琦从南京拍来的密电，令他在天津留守，组织部分人员负责接待经天津转道南方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叶服从了这一决定，并于10月初出院后移住在天津“清华同学会”办公处，一边疗养，一边主持接待事宜。熊大缜作为叶的助手随侍左右，并出面署理食宿接待、买船票、送站等繁琐事务。旧历年过后，清华教职工大部分已经南下，叶的留守已无必要，遂准备赴长沙。正在这时，又听到已迁长沙的清华、北大、南开等组成的临时大学欲再迁昆明，叶决定稍缓行动，以便不经长沙而直达昆明。就在这个滞留的空隙，一个决定叶、熊二人命运的意外且有几分诡异的事件发生了。
1938年3月的一天，熊大缜突然对叶企孙说：“我要到冀中区去，帮助那里的人们进行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叶听罢有些吃惊，便问：“是谁介绍你去的？”熊答道：“是一位姓黄的，事情紧急，我这几天就要动身。”叶在后来的交待材料中说：“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极力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几天后，他动身了。吾只送他到同学会门口，没有看到带路的人。”到了这年的端午节，熊大缜与一位北平工学院毕业生结伴来到天津找到叶企孙。师生见面，叶才得知熊到冀中后，在吕正操麾下的后勤部门工作。
吕正操原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的副官，“七七事变”时任原东北军改编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一三○师六九一团团长，防区在石家庄、保定一线。1937年10月14日，吕正操率部在小樵镇宣布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改称“人民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同时接受共产党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指示，向敌后撤退，独立抗日打游击。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吕又出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要职，率部在冀中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创建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平原抗日根据地。
离奇的C.C.特务案（2）
当时的冀中军区极需武器弹药特别是无线电收发设备，中共冀中军区党委秘密派遣地下党员张珍（原辅仁大学助教）赴平津组织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到根据地，从事输运、制造烈性炸药和收发报机的装配工作。张珍领命后来到北平，打听到辅仁大学的同学孙鲁以及住在北平某教会学校的长老会长老黄浩（按：据资料透露，黄与中共地下党有来往，其子与张珍同学），孙与黄又找到了在天津留守的熊大缜（按：孙后来由辅仁转到清华念书，曾与熊一个宿舍）。在孙与黄的鼓动下，熊头脑一热，决定放弃南下计划，毅然决然地奔赴冀中参加抗日。熊大缜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后，很快被任命为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雷管等研制工作，以炸毁从北平到沧州、石家庄一线的铁路，切断日敌的交通大动脉。他同时研究、安装短波通讯工具，以保证军事通讯的畅通。要完成这一工作，就需要购买材料和寻找相关的技术人才，于是熊于端午节来到天津寻求恩师叶企孙帮助。
分别数月的师生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交谈。当熊大缜谈了自己的情况与受领的任务后，叶很为熊的处境担心，曾言：“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的、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应此重任，恐无好果。”叶企孙此言，不失为上海人的精明与几度主持清华校务“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后来的事实不幸被言中，除了熊本人不久丢掉了性命，被他招去的师生与朋友也惨遭厄运。不过，当时国共在表面上已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抗战第一，其他政治见解、个人利益均放在一边”的抗日爱国风潮，叶企孙在为弟子担惊受怕的同时，也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国家需要这样的忠勇之士勇敢地站出来为国效力，并认为“在全国抗战时期，须得容忍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凡是确在做抗战工作的人，大家都应鼓励他们、支持他们”。这样，叶企孙不但未阻止熊大缜的人生选择和工作计划，反而在留津的空隙秘密帮助熊接通关系，购买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同时按熊的要求，叶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阎裕昌、胡大佛等清华师生、职工和平津高校的毕业生去冀中军区参加了“技术研究社”，开展各种军火、通讯设备的研制工作。
熊大缜得到了叶企孙推荐的人才与购买的材料后回到部队，在制造炸药的同时，又用土办法、土设备成功地研制出了合格的枪炮弹药。1938年9月，熊大缜等几位技术人员与官兵一起，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了由“技术研究社”研制的TNT药性地雷，将驶来的日军机车车头炸得粉碎。自此，这种含TNT烈性炸药的地雷在冀中平原广泛应用，日军闻之丧胆，吃尽了苦头。吕正操部控制的冀中平原，既无山区亦无森林，是打游击战的禁忌，甚至在兵法上被视为“死地”与“绝地”。而吕部在无军工物资弹药来源的情况下，竟能与强大的日军机械化部队抗争一时，其中奥妙除了巧妙的组织指挥和士兵英勇善战外，很大一部分取决于熊大缜等爱国知识分子的加入以及科学技术发挥的作用。正是科技人才的加盟，抗战八年，不但冀中军区没有被日军消灭，反而创造了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奇迹。因为这一奇迹，许多抗日文艺作品的原型来源于这支部队，而且受到国外报刊的称赞。当时有一位叫雷蒙德·保罗·陆登（RaymondPaulLudden）的美国外交官，率领美国军事观察团深入到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际考察后，在他的报告中说：“冀中的形形色色的地雷和美国的火箭差不多，美国的技术在中国的冀察冀都有了。”为此，观察员陆登曾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应直接与共产党联系，协同作战。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当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和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如名噪一时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等号称“三战”大片的电影，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一群乱哄哄的农民不知天高地厚地刻苦研制、发明当时居世界尖端科学地位的烈性炸药和巧妙神奇的地雷。从电影镜头和画面看，这些研制均一一成功并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但若就历史事实论，纯是一派胡言乱语与痴人说梦。或许正是由于后来的胜利者多出身于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庭，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离奇的C.C.特务案（3）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锄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按：据中共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氏等青年知识分子被捕却无力施以援手。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被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从未有过的重创。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特种事业的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急电，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信，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人物亲近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帮助营救。这年7月，日军开始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空隙，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最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恶念顿生，杀机毕露。在一番密谋后，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熊大缜引入一块高粱地，举起石块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头目，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密报，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秘密处死，函文称：“其中张方（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乖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转报蒋介石，蒋迅速作出指示，“转电朱（德）彭（德怀）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压力，以及延安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成为冤死之鬼。
日夕凉风至（1）
日夕凉风至
60年代初，叶企孙在颐和园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一直为熊大缜的冤案奔走呼号，寻找为其平反昭雪的机会。殊未料冤案未昭，自己却又横遭祸端。“文革”开始不久，叶同其他教授一样，作为“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外加“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抄家、揪斗、关押，站“斗鬼台”，送“黑帮劳改队”改造。后来，随着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张学思(张学良胞弟)、吕正操等相继被逮捕、关押，熊大缜再度死尸复活，幽灵突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吕正操专案组”将叶企孙作为国民党C.C.特务逮捕，送入大牢关押起来，进行无休止的审讯，令其交待与熊的关系和自己从事的特务活动。在押期间，专案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除叶本人外，曾对众多人员、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如翁文灏、冯友兰、赵访熊、戴世光、何成钧、周仁、周同庆、吴泽霖，以及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原清华庶务科长毕正宣等等进行调查、审问。一时间，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凡与叶企孙熟悉的朋友、同事皆处在惊慌恐怖之中。在威逼恐吓下，有的被审问者始终坚持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文化良知，以事实相告，而另有部分人出于各自的目的，信口开河，甚至有些神经质地胡言乱语，使本来并不复杂的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难辨真伪，最后导致许多人卷入案中蒙受不白之冤。如清华大学一位中层行政干部在专案组单独调查、审问时，“揭发交待”说：“中统（特务组织）在清华，梅贻琦、吴泽霖、沈履、叶企孙、戴世光等人是领导核心。梅贻琦总其全权，在北平由国民党市党部情报组直接领导。”又说：“清华的几个院长如冯友兰、陈岱孙、汤佩松等人都是中统分子……在清华反动组织'中统'骨干分子的分工，据我所了解的是，沈履负责职工方面的工作，戴世光负责学生方面；吴泽霖负责教师方面的。沈履在一次谈话中还说到过叶在校内监视进步教师的一些活动”等等。
面对这位清华中层干部的口供，专案组一次又一次地找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审问。当调查到被“揭发”的戴世光时，戴回答说：“我没有听说过清华有什么中统组织，我想，'中统'大概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而不是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统计学会'。我参加过中国统计学会，是会员，但清华没有统计分会。叶企孙没有，也不会参加中国统计学会。”
如此往复调查、审讯，叶企孙在狱中反复解说、回忆、争辩、检讨、坦白、认罪，在极度恐慌、无休止的坦白交待与花样百出的折磨中，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即将毙于狱中。专案组认为“叶证据不足，不能定特务”，但又不知如何处置，遂将情况上报，在周恩来的批示下，于1969年底，叶企孙被放出监狱，但仍由北大红卫兵组织继续对其实行“隔离审查”。也就是说，中央军委专案组历时一年半未能搞清的案情，将由“神通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完成。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的棍棒皮带之下，经受更严酷的凌辱与折磨。经过一阵审查讯问和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神经紊乱，“幻听症”再度复发。早在叶入狱之前，叶就在红卫兵组织无休止的揪斗批判中，神经错乱。从叶的侄子、毕业于清华的物理学家叶铭汉被迫写下的“揭发材料”中，可以看到叶企孙当时的“真实面目”。
“材料”交待说：今年（1967）11月，反革命分子叶企孙被揪出，北大贴出打倒叶企孙的大字报，我去看了一下，才知道所谓的“抗日游击”，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新北大公社的大字报说，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早就掌握了叶的材料，并曾上报中央文革，因案情严重，牵涉到很多人，所以没有公布。叶曾对我说过，“他的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性质，要等到下次人大后才能定案”。叶又说，照案情应该坐牢，也许可以宽大处理，在监外执行，可以住在家中。今年2月初，有一次叶忽然说，井冈山开办学习班，要他和崔雄昆去，他未去。因此井冈山电台天天点名批判他。以后叶每次来我家都说一件事，并说他到王府井去，也可以听到井冈山的广播。还说“有一种小声的特殊广播，是专门为他的。有时井冈山和新北大两个电台为他的问题而辨论”。⑥对这一说法，叶铭汉开始感到不合情理，后来才意识到是叔叔的神经出了问题。3月中旬，叶铭汉专门找到物理学家、北大副校长、“文革”中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亦称井冈山“寨主”)的周培源，说明来意和叶企孙的反常举动，问“井冈山兵团”有没有这种广播。周与叶企孙是几十年的老友，说没有听到这类广播，又问了对方一些叶被井冈山总部揪出批斗的情况。叶铭汉得知此情后，对周培源说：“看来叶是神经失常了，能否请你做些思想工作，跟他说井冈山电台根本没有这种广播，是他自己的神经错乱了，是幻觉。”周回答说：“你跟他说说就行了”。周也就没有和叶企孙谋面。
日夕凉风至（2）
当叶铭汉把周培源的话向叔叔转告后，叶企孙并不相信。到了3月中旬，叶又对侄子说：“他一举一动井冈山都有反映（应），他喝一口茶，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他走出门，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等等。叶说，井冈山一定有一套类似雷达的侦察系统，可以看见他的一切行动。”侄子望着叔叔严肃、认真、惊恐和神秘兮兮的样子，甚觉悲哀，说道：“你是学物理的，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根本没有这种事，是幻觉。”叶企孙根本不相信侄子的话，说你到我家来听就知道了，说不定现在就有这种“雷达”。为了打破叶的幻觉，解除心中的恐惧，侄子不久到了叔叔单人居住的“家”中，叶企孙瞪大眼睛，神态严肃地说：“你注意听，我现在喝一口茶，等一会马上就会有广播。”等了一会儿，叶铭汉告诉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是幻觉。叶企孙说：“有，是你的耳朵聋，因此听不见。”叶还吹嘘因为他的耳朵灵敏度高，所以听到了。过了几天，叶企孙的一个老工友突然找到叶铭汉：“说他觉得叶的神经有毛病了。并说叶这几天常说，电台广播要他去中南海开会。有一天，叶忽然穿好衣服要出去，说广播说在车库上车。出去过了一会叶又回来，说广播不让他去，叶不愿去。”3月30日一清早，叶企孙又慌慌张张地跑到叶铭汉家说：“昨晚非常紧张，井冈山几次敲锣打鼓来找他，要结合（果）他，幸好解放军保护了他。”又说：“听说科学院有人受伤了，听广播说，吴有训受伤了，不知有无此事？”侄子答道：“根本是你的神经有毛病，吴有训好好的。”叶企孙不相信，和侄子一起到物理学家赵忠尧家说明来意并打听真伪。赵说吴有训现在好好的，恐怕是你听错了。叶企孙争辩道，没有听错，如果错了，那就是电台的广播讲错了。叶企孙的神经错乱症随着“文革”的深入渐渐“深入”得不能自拔，叶经常对他的侄子说：“电台里对他的每一行动都有反应，一天到晚，随便走到哪里，都有反应。”同时他经常听到“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两个电台时常辩论他和崔雄昆的问题，谁是更大的特务”。
在这样的高压和悲惨处境中，叶企孙又以“C.C.特务”而锒铛入狱。等他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得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幻想症加重，精神分裂，成了一个整日胡言乱语的疯子。
自1969年底出狱始，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1975年，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尽管叶已神经错乱，但生理的需求与求生的本能，仍使他在懵懵懂懂中寻找活命的食物与精神的慰藉，当监管者放松警惕之时，叶便悄悄溜出家门，来到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由于一些科学研究部门进驻，这时中关村一带已成为知识分子的聚居地，不少与叶熟悉的人在海淀镇见到了这一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两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边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若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观者无不为之潸然。
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到了油干灯尽的晚年，叶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向来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日夕凉风至（3）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范氏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入狱，想来叶渴望别人理解自己为人处世的情感，要比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撒手归天，默默告别了这个曾给予他欢乐与苦痛的纷乱世界。⑦
注释
①“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说，见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合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③2004年5月作者采访叶企孙助手何成钧之记录。
④从这则笑话也可看出，为何原燕京大学的遗产继承者与原北京大学闹校产纠纷。据原燕大教务长梅贻宝说，“一九七九年中共政府与美国建交后，曾交付赔偿金一笔。燕京大学的校产是其中的一项”。
⑤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其中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彭桓武、屠守锷、邓稼先、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都是叶企孙亲自指导过的学生。而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等，则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
⑥井冈山兵团与新北大公社，是“文革”中于北京大学产生的两个水火不容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两个组织曾一度控制了北大的权力，并对北大知识分子进行残酷折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文中提到的崔雄昆，乃“文革”前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共北大党委常委。“文革”开始后被红卫兵打倒，1968年10月16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集中地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时年49岁。叶铭汉，1925年生于上海，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学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实验高能物理学粒子探测技术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⑦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正（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文中称：“当时定熊大正为特务的依据有四条：一、熊大正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派到冀中军区的特务，并向冀中输送特务搞破坏活动；二、他在北京新街口基督教会及东珠市口九号两个联络点，与黄浩和日本特务德先生接头，并派裕少青帮助德先生进行特务活动；三、他是叶企孙发展的C.C.特务；四、他在冀中军区成立'技术研究班'进行特务活动。现已查明上述四条依据都不存在。”“熊大正同志是1938年4月经我党之关系人叶企孙、孙鲁同志介绍，通过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张珍和我党在北平之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同志，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定熊大正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正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
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一文，表示正式为叶企孙恢复名誉。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组织“叶企孙奖”基金会，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以示纪念。1995年，叶企孙半身铜像在清华科学馆落成并举行了揭幕仪式。自此，叶企孙的名誉算是得到了恢复。｜
胡适的流亡生活（1）
梦里不知身是客
胡适的流亡生活
傅斯年自南京机场飞台的第三天，即1949年1月21日，胡适打消了将家属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当天，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李宗仁代总统。胡氏闻讯，黯然的心境又平添了几分凄凉。
第二天早晨，胡适回到南京并收到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和“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陈雪屏来电，谓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丢人现眼。第二天一早，胡复电：“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正是胡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国共和谈之不可为，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之请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梦里不知身是客｜3月23日，胡适抵达台湾，安顿夫人江冬秀，并拜访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的暗淡与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随便看看”。想不到这一看就是近十年的时光。轮船行驶在茫茫太平洋上，孤独的胡适内心像深黑中透着蓝色的海浪一样不住翻腾。焦思忧虑间，他挥笔写下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内中说：“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能坐视这种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又说，我们的宗旨是“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而“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码头，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适仍记忆犹新，说：“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此前，也就是在1942至1945年，胡适从驻美大使职位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想不到四年之后又旧巢重归，但此时的心境与当初已经完全不同了，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6月12日，阎锡山等人在广州新组成内阁，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胡适深感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而此时的美国见风转舵，欲有抛弃国民党政府之意。7月26日，满含悲愤与羞愧的胡适，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中国国民政府的抗议。
胡适的流亡生活（2）
1950年5月14日，普林斯顿大学聘请胡适为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胡适打算把夫人接至美国。6月9日，江冬秀抵达纽约。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九年寂寞的寓公生活。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邀，抵台访问。此时胡适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合约已到期解除，没有了固定收入，只有靠江冬秀利用打牌的手艺挣一些钱勉强支撑（据说江冬秀打牌几乎每打必赢）。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道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一段话：“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又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肤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并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中研院史语所读书和借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其间基本上靠自己的稿费和江冬秀打牌赢来的钱生活度日。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曾两次给赵元任的信中提到：他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胡氏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此时的胡适早已没有了当年作为中华民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的风光，只能以一个末流国家和一个战败党臣子的身份，在图书馆与菜市场等几个地方四处“看看”了。因江冬秀不懂英语，胡适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与其相识的人，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凄惶如一条丧家之犬，其内心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
令胡适心中略感慰藉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爆发与美国的介入，台湾的安全问题得到了保证，社会秩序和人心逐渐稳定下来，“中央研究院”也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中研院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办公大楼以及研究人员及家属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工作人员也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整个台湾学术界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了。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感到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据石璋如说，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适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他写信请李济设法为其在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方，（按：傅斯年去世后，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胡适首次回台北居住时曾有一个宏愿：想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他的《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因此前胡适总在学政两界来回奔波，难以顾及著述，其作品往往只有上部而没有下部，曾被他在北大的老对头黄侃夫子称其为“太监”。胡适为了雪耻，也为了了却蛰伏在心中日久的学术心愿，决定借此空隙，埋头撰写“二史”，但直至临终，这一计划并未完成，成为胡适本人与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憾事。
1958年，胡适在“国民大会”中间与蒋介石休息闲谈
李济接到胡适这封轻描淡写的书信，却感到事关重大，并非自己能瞒着台湾当局就可擅自作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朱家骅由大陆来台后，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陈诚不和，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皆被革掉，只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迁到台湾的原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为摆脱这一困局，朱家骅费尽心力，上下周旋，招兵买马，扩院建所，如从史语所中分出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迁台的数学所加以扩编，并着手组建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等，企图恢复战时的规模和盛况。正在这个时期，接到了胡氏要买地盖房的消息，他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作主，便直接向蒋介石作了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研院旁边拨一块地为胡适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这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知后更是惶恐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却要接受厚禄，实感愧疚，乃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如此盛情厚意，仍要自己出钱购置。就在双方为几间小房子你来我往商讨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祸事发生了。
胡适的流亡生活（3）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上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研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
关于朱家骅突遭横祸一事，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似乎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之职。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李、白等军阀集团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信息，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要他们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了大骂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逼宫至此，世道无常，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一干人马流窜到广州重新组建内阁，并由追随其骥尾的阎锡山、朱家骅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以此掣肘蒋的权力。蒋把这一做法看作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复“总统”职。“登基”仪式完毕，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深感大事不妙，便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这一请求很快得到准许。
阎辞职后，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自此，陈氏成为在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未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当局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新形势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撤退大陆前的“叛逆”者进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整肃掉之后，一路排名查号便把视线转向了朱家骅。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终于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宣布辞去中研院院长之职，只剩了一个“总统府资政”的空冠。
朱家骅辞职后，国民党当局指令由李济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几，中研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提出了三个人选，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结果蒋最后圈点了胡适。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研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
从石氏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了，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给胡适盖房一事，即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就当时的朱家骅而言，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研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胡适适逢其时地接掌了院长一职。而大陆的“反胡批胡”运动，又促使台湾方面大力“捧胡”。如此这般，胡适于纷乱的政治潮流中顺利坐上了台湾学术界第一把交椅，这个结果是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1）
身死演讲台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10日上午9时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这是自1940年他作为候选人在重庆落选18年之后的正式当选。只是当年极力抬捧他的傅斯年已去世，无法与之同庆了。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以示敬重。只是在开幕之后，蒋对胡适1958年，胡适在台北机场怀抱专程前来迎接他的小孙子胡柏棠，身旁是李济
平时鼓吹的那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学说不感兴趣，认为是小孩子玩闹的把戏，无法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社会稳定不利。在致词中，蒋介石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之意，搞得入会者惶恐不安，胡氏更是大为恼怒。当此之时，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极不舒心，而九年后又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以此就对蒋氏俯首听命，自轻自贱，而是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的言词当场予以驳斥，以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台下的众学者同样以自重自尊的态度随声附和，为台上的胡适打气壮胆。据亲历者石璋如说：“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当然，也有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说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此说或可讨论，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里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同时反对为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强行“修宪”。对此，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本人的国际影响而迟迟未动手。
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同时，于繁杂的公务中，仍没有忘记书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务间隙，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就诊，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的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时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救治。一个月后自台大医院迁居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病情好转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脏病再度发作，复入台大医院抢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暂住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此时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皆从美国来到台湾，聚集一堂以示助势。胡虽身体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奋地出席了会议。下午5时，胡适又出席了中研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一百余众。胡适满面含笑登台致词，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12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在大陆，只有20多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19位活着在台湾。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又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2）
胡适讲到这里，由李济与吴大猷分别讲话，李济对台湾的学术前景表示“不敢乐观”，而吴大猷则表示不必悲观，吴氏说：“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悲观。”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接着针对吴大猷所讲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话”，胡适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①
胡适心脏病发作倒地后现场1962年3月2日，胡适丧礼据胡适的助手、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些激动。”又讲了几句言论自由之类的话，“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此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②
当年傅斯年倒于台湾“议会”大厅，胡适又死于同一孤岛的演讲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这是前世结下的因缘与一种心灵的呼应。傅斯年在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现在，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传出，台岛震动，学界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了处在悲恸中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语。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面对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甚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就在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适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为唯一专业特长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身体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
胡适入葬“中研院”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他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1）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
董作宾在安阳殷墟发掘工地上（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之事，就是为这份杂志。只是当傅氏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妻子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按：儿子仁轨仍在美国学习），生活境况尚且如此，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赴台之后，一家的生活遭际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这个时候，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开始号令留在大陆的各色人等，不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观。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在坚信这个模式的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信或不信，成为检验社会内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之推波助澜，并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无限风光在险峰”。
于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据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导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导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宝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抱怨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作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研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3）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辈，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紧接着，“殷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沫若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的威势。
就在学术界为郭氏理论欢呼雀跃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硬骨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下伸头露头，于挣扎抗争中发出几句异声。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以“愤青”的姿态动起了肝火。赵俪生晚年出版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曾提到与郭沫若交往的一段历史，为陶孟和与吴有训打抱不平，前文已经述及。
赵俪生文章又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给我一张便条：“编译局编译赵俪生三次请辞，碍难再留，应予照准。郭沫若”。这样，我这一辈子跟“创造社”的两员主将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失败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赵文所说的吴有训原是清华理学院院长，继陶孟和之后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于立群乃郭沫若人生道路上最后一位夫人。创造社两员主将，指的是郭沫若与成仿吾。赵在《篱槿堂自叙》中，还有过一段对成仿吾的描述，篇幅较短，不妨转录大意如下：
他是一个倔老头，当年“创造社”翻译法德诗歌散文时的才华，已经荡然无存了，只剩下当年骂“文学研究会”、骂茅盾为“群鬼”的那股横劲了。在正定华北大学有一天，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到，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成仿吾副校长用宏亮的湖南话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由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这高亢的湖南话，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我当时内心活动很多，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我发言了。我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我说，“这一切，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是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可把马蜂窝给戳下了，会场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三天后，我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
赵俪生与“征服者”成仿吾叫板儿，是在进中科院之前。而到了中科院之后，赵氏旧习不改，又不知天高地厚地与当朝一品大员叫板儿滋事，其结果像他的家乡大多数绿林英雄一样，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走人。这次事件在赵的内心深处，颇有些悲剧英雄的味道，因而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点虽败犹荣的自豪感。而当年郭沫若的讨伐檄文通过日本辗转传到台湾后，董作宾、李济等人闻知，在震惊之余自是嗤之以鼻。对此，石璋如在其回忆录中说：“他（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断殷代是奴隶社会，也就认为殷墓的殉葬者都是奴隶。可是后来田野考古的资料多了，此说法就值得商榷，但是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作殷墟C区的墓葬群，那里的殉葬者就不是奴隶，而是军队，是有不同的。他被中共捧得很高，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曾说迁到台湾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是'拿着金饭碗讨饭吃'等等。”石璋如显然对郭氏的理论表示不满，但他是个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不便对此事说得过深过重，而其他人的评价就没有这般客气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4）
以郭沫若的战斗檄文发表为标志，董作宾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彻底断绝，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联系。1953年，董作宾编著的《殷墟文字乙编》下辑在台湾出版，该书著录甲骨文2833片，并收录了殷墟第十三次发掘著名的YH127坑的大批完整材料，学术价值极其重要。该著传到大陆后，郭沫若如获至宝，立即指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予以翻印出版，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后记，但对编著者董作宾避而不谈。偶尔谈到董作宾而被外界所知的一次，是郭沫若在致原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院士、时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长、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信函中，郭沫若的口气与几年前已有了巨大变化。1953年9月23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
郭沫若来书……云董某妄人，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氏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29年，李济（左）和董作宾（右）在安阳压道车上杨树达的记述有个不太为外界所知的插曲，即1927年郭沫若因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向蒋开骂而遭国民政府通缉，亡命日本。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郭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等等。未几，郭写信向史语所的李济和董作宾索要资料。尽管李、董二人深知郭是当朝通缉的“钦犯”，考虑到此人在如此环境中还在坚持搞学术研究，实属不易，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施以援手。在得到傅斯年同意后，李、董二人把尚未发表的著名的大龟四版资料借给郭氏参考。董作宾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不能对外发表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并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在文章的后记中以弥补的意味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殷墟发掘之新纪元。”接下来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后因李济阻止而不了了之。但傅斯年仍认为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大“失策”，因而“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这便是当年郭董交往的缘起，二人的交情由此建立。
二十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杨树达接看郭沫若信时，这位与毛泽东私谊甚笃且不断书信往来的杨老先生大概尚未意识到，既然董作宾已流亡台海孤岛“殉葬”，“大龟四版”已用之完毕，“鸿蒙”已被凿破，眼下已是江山易主，“拍案叫绝”的时代已成过去，历史的进程自然要换作“拍案叫骂”的时代了。深受辩证唯物论精神启蒙，并“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的郭鼎堂君，焉能不成为“妙人”哉？
国共两党分别控制台湾与大陆之后，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渐趋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开始写一些回忆与总结性文章，而大陆知识界在连绵的政治风暴中，也在鸿篇巨制地书写思想汇报与政治检查。二者的不同正如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所言：“台湾学者是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大陆学界则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时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曾痛心疾首地检讨并宣布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时候很模糊”，应该全部烧掉。最后，郭氏“很惭愧”地说：“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
郭氏这一番发言，通过媒体辗转传到台湾后，再度引起震动，许多学人为之摇头叹息。此时“妄人”董作宾已死，无力再作评论了，而尚活在人间的李济为此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郭是个“才子”，“天分很高”，但是“没有自信”，之所以没有自信，是由于在做学问上缺乏“自约”的精神。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1）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
却说在台湾的董作宾继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开始主持史语所在南港建造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工程事务。一晃几年过去，面对家中人口众多，薪水微薄，生活极为艰难的境遇，开始思虑起改变之策。正在这时，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有聘请之意，薪水高于董在台湾几个机构服务收入的总和。连续的劳累和穷愁，董作宾身体状况极为虚弱，很希望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休息一段时日。时南港的工程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董觉得无愧上司与同仁之托，便答应港大之聘，于1955年8月辞去史语所所长职，向台大请假，赴香港就任。董走后，由李济接任所长，屈万里任所务秘书。
董作宾尽管得到了较高的薪水和休息的空闲，但毕竟港岛的学术氛围无法与台湾比拟，且作为立志以研究甲骨文为终生职业的学者，离开了由大陆运往台湾的殷墟出土甲骨，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学术生命受到严重制约，内心的孤独与焦躁可想而知。1956年，董作宾在香港发表了《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一文，以忧伤的笔触写道：“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消极停滞，茫无端绪了……”
1958年，胡适由美抵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力邀董作宾返台继续从事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是心力交瘁的董作宾听从胡氏的召唤，于1958年秋辞掉港大职位重返台北。
返回史语所的董作宾已无职务可言，亦无组可归，只好专任台大教授，处境很是尴尬。胡适深感过意不去，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琢磨权衡，终于想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两全办法，即在史语所成立一个甲骨学研究室，由董作宾担当主任主持工作。当时史语所内的考古馆已落成，正好让此研究室进驻并有充足空间来作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微妙的方案，据石璋如说：“就编制而言，成立'室'而非'组'，是因为在组织规程中，室可大可小，大者可与所平等，小者可附属于所。不过这时我们也没有想太多。”甲骨学研究室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于1958年11月鸣锣开张，其成员有原在李庄时期的屈万里、张秉权、刘渊临等，共同协助董作宾工作。
胡适弄出的这个方案，由于内中含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关系，自然引起外界的议论与猜忌。如李敖就曾公开放言：“董作宾丢掉史语所所长以后，无组可归，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甲骨学研究室'，这是为了脱离李济的压力、挽回自己面子的一个伏笔--他也预备有朝一日脱组而出，另成立'甲骨学研究所'。可是所未成而身先殁。”董作宾是否作如此想，已无从查证，而不幸于1962年去世却是实情。这一年走在他前面的“中央研究院”老熟人还有两位，一是老上司朱家骅，另一位是同事董同龢。
远去的甲骨学大师（2）
对于三人的死，石璋如在晚年曾以哀伤的心情说：“五十二年真是不幸的一年，有好几位同仁过世。1月3日晚，王志维电告朱前院长于当日下午去世。朱先生是研究院奠基南港的重要人物，任期也长，对研究院有所贡献，老同仁对他都有感情，听说了讯息都非常难过。”时年70岁的朱家骅去世后，于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按石璋如的说法，“由于上山耗时较久，十点钟始举行安葬式，稍微公祭一下十点半即结束，比起胡先生简单得多”。很显然，与胡适比起来，朱氏的葬礼“简单得多”的根本原因恐怕不是一个上山费力耗时可以解释的，其背后深层的原因自是复杂。但不论如何推想，这个在民国时期政坛、学界曾呼风唤雨，威震朝野三十余年的重量级两栖“大鳄”，就这样从芸芸众生的视线中消失了。
朱家骅入葬34天后，即6月18日，史语所研究员董同龢随之而去。“董同龢先生是我们同辈之中最聪明能干，也最用功的人，常有自己的主张，连傅先生也说服不了他。在抗战大后方，他还是副研究员的时候就获得过杨铨奖学金，可见才气之高。”这是石璋如的回忆文字，所说获杨铨奖金之事，发生于抗战时期在四川的李庄，那时的董同龢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心高气傲，大有紧随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气势。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学术事业的盛年不幸患了肝癌，未能挣脱死神的召唤，让后人为之扼腕长叹。
据石璋如回忆：“到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按：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能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最后把老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塞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董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直至去世。
从董玉京编写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8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其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尔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1962年，董作宾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大、“中研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去世时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胡适、董同龢等中研院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致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参加，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学人山”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安息在这里。
李济的旧梦新愁（1）
李济的旧梦新愁
胡适遽归道山不久，国民党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辞不过，只好从命。
李氏自1948年底拒绝了他的学生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毫发未损地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在基隆安全登陆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机分子、散兵游勇等等，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谋求新的生活。
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赴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人员来台后，因没其他地方可住，暂时被安置到台大教室。“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又说：“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仁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
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的情绪，但李济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传承者的良知，很快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这一时期，李济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等事宜。此时的李济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再度展现了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洞见。他在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后记中说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济所说“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的扶持下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对此，他告诉他的同行们，越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作为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学术见地、历史境界与文化史观，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与之相匹，诚如李济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的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作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对于李济思想的光芒和学术上的造诣，多年后，台大毕业生李敖曾作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对此，李敖举例说：“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在谬论充斥的李敖言论中，这些评论算是少有的实在话。
李济的旧梦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济在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精髓。纵观李济的一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之“大”的体现，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上，他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早在西阴村发掘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③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之命运，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就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济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之职，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宾、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一创举，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却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练，大多数都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尤其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张光直，在专业上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他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合影的业师、号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面对如此光芒四射的成就，李济生前曾不止一次颇为自豪地对他的好友费慰梅等人说：“我平生认为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后来李济的这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位出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都为中国和世界考古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
1954年9月22日，李济致信刚从台大毕业，正在台湾凤山接受军训的张光直，诚挚真切地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这封切中时弊的书信，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令张光直念念不忘，从而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愈加奋力前进，终成一代世界级考古人类学巨擘。
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由于董作宾离职赴港，李济出任史语所所长并继续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1）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
董作宾去世，标志着台湾史语所考古组一根坚实的宏伟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在学术上相匹敌的人物，只有李济与石璋如等几位早期殷墟发掘者，整个史语所进入了风雨迷蒙的苍凉岁月，李、石等人在人生的暮年，仍勉力苦苦支撑，其间虽有许多国外大学邀请李济前往任职，但均遭拒绝。为此，一直对业师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张光直所言，应当说与他这位业师的所思所想较为契合。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的生命后期，他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并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出版。李氏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形式处理他最为看重的一部压卷之作，或许如鲁迅在他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所说：“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更切近一点的说法，则是为了这研究中国历史遗存的新的学术成果，能在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并发扬光大吧。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随一批国之重宝登上“中鼎号”军舰，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当时的计划，儿子向同济校方请假一年，赴台后暂进入台大读书，如果解放军不过长江，还可继续回到上海继续完成学业。当一家人到达台湾后，正赶上台大放假，年纪尚轻的李光谟在台北人生地不熟，无所事事，甚感寂寞。当时李济一家与劳榦、凌纯声等史语所人员及家眷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像逃难一样，更令李光谟感到不爽。在这种境况中，李光谟开始给同济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战况并保持联系，几位同学力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后要返回上海，否则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云云。其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陈毅大军尚未迫近长江沿岸，国共正在和谈，社会舆论有“国共两党将划江而治”的言传。在这短暂的和平氛围中，李光谟决定回到上海同济与同学们聚会，看看情形如何再决定行止。1949年2月，在台湾共住了55天的李光谟买票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形势的发展已出乎预料，受几位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学鼓动，李光谟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决定不回台湾，留在同济完成学业。李济夫妇得知此情，焦急万分，时解放军已经陈师苏北，饮马长江，即将发动渡江战役。李济夫妇遥望大陆，发出一封又一封快信和电报，十万火急地催儿子速回台湾，但儿子仍无动于衷。延至4月23日，陈毅大军渡过长江，攻打南京。在国民政府“首都”失守的最后一刻，李济托国民党要人为儿子抢到了一张千金难求的飞机票，令其速飞台北。此时思想已受到“革命洗礼”的李光谟，以决绝的态度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誓不赴台。李济夫妇得此信函，捶胸顿足，流涕不止，伤心欲绝，但已无济于事。自此，李光谟与父母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于同济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遥遥祝福。在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他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曾谈到“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尽管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不断削弱，但对抗战时期的事物却留有鲜明的印记，并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病亡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只是，所有的思念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遗憾和忧伤供自己慢慢品尝。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是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2）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这是台大教授为李济撰写的一幅挽联，也是对其一生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的生动写照。李济的精神思想伴着他的著作而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并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继续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济的考古学著作都是必读的，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很可能有人会批评他没能显示出理论上的全能本领，指责他在晚年没能够甚或不愿意更多重视瓦尔特·泰勒的'结合法'。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石璋如在野外考察时情形(陈存恭提供)就在李济去世25年后，台湾岛内传出了有关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据《联合报》2004年3月19日报道：
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和中国考古学泰斗、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时52分因心脏衰竭，在台湾国泰医院病逝，享寿104岁。
石璋如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他的逝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划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石璋如一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韧性”，他在70岁以前发表的著作都是单篇的研究，但在70岁以后却开始发表著作，愈老愈努力，愈有成就。据说，石璋如在生命晚期仍对大陆充满眷恋，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在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在后辈学人的眼中，石璋如是一位“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躺在病榻上的石璋如，在梦中经常梦见安阳、小屯的同时，于清醒时分也经常忆起他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从他留下的回忆文章和自述传记可以看到，尽管后半生托命孤岛，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美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居住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以及留下了他的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给他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就在去世的前三天，石璋如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把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拿到医院病床前，用颤抖的手亲笔签名，叮嘱该著的访问者之一陈存恭，务必把这部有大量篇幅记载抗战时期史语所与自己在长沙、昆明、李庄居住与活动内容的回忆录，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人民政府，以示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感激、怀念、拜谢之情--这是石璋如在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笔迹，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后一次交往的一曲绝响。
注释
①胡适说的所谓“围剿”一事，是指1961年11月6日，胡适的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探讨了科学在中国生根，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这篇讲演稿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发表后，曾受到台湾学者徐复观、叶青等人的“围剿”。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竟在“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了质询。李济在讲话中旧事重提，并表示胡的讲演“其中一些小地方，与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又说：“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李济此言，引得胡适不快，他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已令人气愤，想不到连自己人也不赞成，遂有些恼火，后面的发言就是冲这件旧事而来。
②关于胡适的死因，台大医院魏火曜医师的诊断是：“先生久患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心肌阻塞导致心室震颤。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功能，心跳越来越弱，终告不治。”
③关于李济的这些主张，据考证最初始于安阳殷墟发掘。李济到职伊始，就跟董作宾商定，向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严格规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人员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条约定在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保护文物、加强考古人员的自律，以及防止倒卖文物等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遏制作用。对这条规定，李济除本人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外，还通过他的弟子和年轻的同仁延续下来，成为海峡两岸考古界、文物博物馆界乃至民俗学界一条不成文的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