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 一千卷（适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滩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析称为“校潍之楷模”。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
授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阔疑。
他自己也说：
叔夏年十二三时， 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D之源”，闭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胜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
但后世校书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样一个退休宰相的势力来“遍求别本”，也没有他那种“实事是正，多闻阀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纪以后，校勘学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纪方以智、顾炎武请人起来，方才有考订古书的新风气。三百年中，校勘之学成为考证学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
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木足。但校做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
我们试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及近年的位正新修《大藏经》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解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拚得用权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根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
此三事都足以前无古人，而下开来者，故我分开详说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据同时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学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间接的传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说，“此本纸色分新旧：旧者每半页十五行，当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页十行，当是补抄者，盖别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说：“吾友董缓金赴日本，见是书，据称从武林丁氏假抄者。”若是从丁氏假抄的，如何可说是“影抄元刻本”呢？这样一部大书，底本既是间接又间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几十页的闭文，校勘的工作必须从搜求古本入手。援庵先生在这许多年中，先后得见此书的各种本子，连沈刻共有六木。
我依他的记载，参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书底本源流表：
援庵先生的校补，全用故宫元刻本（甲一）作根据，用孔本阿下）补其所门祭祖门，又用各本互校，以补这两本的不足。因为他用一个最初的元刻本来校一部元朝的书，所以能校得一万二千条的错误，又能补得门文一百零二负之多！试用这样伟大的成绩，比较他二十年前“无他本可校”时所“确知为伪误者若干条”，其成绩的悬绝何止百倍？他在本书第四十三章里，称此法为“对校法”，他很谦逊的说：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均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这个法子的两大功用：
一＼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表面上无误可疑也。例如：
元关本钱二十定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元刻作五月
二情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这个对校法还有许多功用，如阔文，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向来学者无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种“机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学至今不曾走上科学的轨道。援庵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费了八十日的苦工，从那机械的对校里得着空前的大收获，使人知道校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他奠定新校勘学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无数最具体的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哪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且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古来许多校勘学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门，而不是校书的正轨；其下焉者，只能引学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学的不发达，这种迷误至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援庵先生的《校补》，完全不用这种方法，他只根据最古本，正其误，补其阔；其元刻误而沈刻不误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决定者，姑仍其旧。他的目的在于恢复这书的元刻本来面目，而不在于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于如何定其是非，那是无从说起的。他的一部《释例》，只是对我们说：要懂得元朝的书，必须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这就是说：要懂得一个时代的书，必须多懂得那个时代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那是个人的学问知识的问题，不是校勘学本身的问题。校勘的工作只是严密的依据古本，充分的用我们所用的知识学问来决定那些偶有疑问的异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来的本子，甚至于比原来的刻本还更好一点。如此而已！援席先生的工作，不仅使我们得见《元典章》的元刻的本来面目，还参酌备本，用他的渊博的元史知识，使我们得着一都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入这是新校勘学的第一大贡献。
第二，接庵先生的四十二条“例”，也是新校勘学的工具，而不是！回校勘学的校例。校勘学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误之由。校书所以能有通例，是因为文件的误写都由写人的无心之误，或有心之误；无心之误起于感官（尤其是视音）的错觉；有心之误起于有友改善一个本子而学识不够，就以不误为误。这都是心理的现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释，所以往往可以归纳成一些普通致误的原因，如“形似而误”“涉上文而误”“两字误为一字”“一字误分作两字”“误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已开校例之端。王念孙《读淮南内将》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于嘉庆二十年乙亥卜八一五〕），‘脖其致误之由”（“对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列举普通设例四十四条，又因误而失韵之例十八条，逐条引排南子》的设文作例子。后来命抛作《古书疑义举例》，其末三卷里也有三十多条校勘的误例，逐条引古书的误文作例子。俞捆在校勤学上的成绩本来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误例”颇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举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条“两字义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条通冽，因为写者偶收旁往同义之字，因而误衔，或者有之；而无故设衍同义之字，是很少见的。他举的例子，如硬删《周易·履》六三“按能履，不足以与行也”的“以”字；如硬删《左传》隐元年“有文在其手日为鲁夫人”的“曰”字；如硬删老于六十八章“是调配天古之极”的“天”字，都毫无底本的根据，硬断为“两字义同而衍”，都是臆改古书，不足为校勘学的误例。王念孙的六十多条“误例”，比俞懒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余条，然后从他们归纳出六十几条通例，故大体上都还站得住。但王念孙的误例，分类太细碎，是一可议；《淮南》是古书，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颇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书引文的依据，是二可议；论字则草书隶书篆文杂用，论韵则所谓“古韵部”本不是严格的依据，是三可议。校勘的依据太薄弱了，归纳出来的“误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所谓“误例”，不过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误的路子，可以帮助解释某字何以讹成某字，而绝对不够证明某字必须改作某字。前人校书，往往引一个同类的例子，称为“例证”，是大错误。俞傲自序《古书疑义举例》，说：“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俄，或亦读书之一助乎？”这正是旧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证，不够用作 “据依”。而浅入校书随意改字，全无版本的根据，开口即是“形似而误”“声近而误”“涉上文而误”，好像这些通常误例就可证实他们的臆改似的！中国校勘学所以不上轨道，多由于校勘学者不明“例”的性质，误认一个个体的事例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们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据，而仅仅会滥用“误例”的假依据。
援庵先生的《释例》所以超越前人，约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据最古刻本的，误是真误，故他的“误例’堤已证实了的误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书，而不是用“误例”校书；他的“误例”是用来“疏释”已校改的谬误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说他的校法只有四个，此外别无用何种“误例”来校书的懒法子。第四，他明说这些“误例”不过是用来指示“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他所举的古书窜乱通弊不过那最普通的七条件二至十八），而全书的绝大部分，自第十九例以下，全是元代语言特例，最可以提醒我们，使我们深刻的了解一代有一代的语言习惯，不可凭藉私见浅识来妄解或妄改古书。他这部书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书中论“他校法”一条所举“纳失失”及“竹忽” 两例是最可以供我们玩味的。
我们庆贺援庵先生校补《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为我们承认他这件工作是“土法”校书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二十三·十·
胡适《说儒》
论《牟子理惑论》
——寄周叔迦先生
叔迦先生：
前承先生赏饭，因事不能到，想能蒙先生原谅。
今日细读大作《牟子丛残》，佩服之至。梁任公先生的“辨伪”，未免太粗心，殊为贤者之累。如云此书“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这真是冤枉之至了以理惑论》文字甚明畅谨严，时时作有韵之文，也都没有俗气。此书在汉魏之间可算是好文字。任公大概先存伪书之见，不肯细读耳。先生考得交州牧为朱符， 因证明原序中“牧弟豫章太守为答融所杀’飞p是朱隽之子朱皓，这是一大发现。任公不曾细考，遂以为文义不相属。至于原序是谁所作，先生断为苍梧太守抗作，似不然。原序是牟子自述，似不用疑。鄙意以为原书旧题大概是俺梧牟子博传》，而后人误加“太守”二字。先生驳任公的几点，我皆赞同。只有第二点或有可讨论之处。王度说汉魏皆禁汉人不得出家，此语不应无所据。鄙意以为《理惑论》中所说“沙门”，皆不曾明说是中国人。所说“被赤布，日一食”，固像印度人；而“取贱卖贵，专行诈给”，必是指印度商人。大概南方海道来的“沙门”，不限于受戒的僧侣；而“好酒浆，畜妻子，取贱卖贵”的印度商人，在中国人看来，也都叫做“沙门”；而不知这种人虽皈依佛教，却和那些“日一食，闭六情”的和尚大不相同。
或者极南方的中国人先有出家做抄门的，而王度所说只指北中国而言。
此意不知有可取否，乞指教。
胡适二十·三·二十六叔迪先生：
前读大着《牟子丛残》，曾寄一书，略表敬意。今天读《三国志》，又替先生寻得一证，不敢不奉告。
先生说交州刺史朱符是朱隽之子，或是他的侄子。此说根据有三：
一、《后汉书·陶谦传》：乍融杀豫章太守朱皓。
二、又《朱隽传》：子皓，官至豫章太守。
三、《吴志·士坚传》：交州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
先生综合此三事，用来解释牟子自序中“牧弟为像章太守，为中郎将窄融所杀” 一语，断定交州牧为未符，于是这一篇自序传遂成为有历史可证的文字。此序有了历史的证实，于是全部《理惑论》也成为可信的史料了。
此事关键在于两点：一席子时的州牧是否采符，二、朱符是否朱隽的子任。今天我读《吴志·薛综传》，见薛综上孙权疏，叙交州民俗史事最详，记后汉末年交州之乱尤详，其中云：
又故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更，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解。百姓怨叛，山贼并出，攻州突都，符走入海，流离丧亡。
此刘彦即是牟子自序中州牧“遣骑都尉刘彦将兵赴之”的刘彦，可证当时州牧为朱符。
又未符是会稽人，朱隽正是会稽上虞人；我们虽不能确证他是朱隽的子侄，但似无可疑了。又《隽传》称朱皓“亦有才行”（《吴志·刘颖传》注引“献帝春秋’，许子将谓跷田，“朱文明（皓〕善惟诚以信人。”可见皓之为人）；据薛综所记，朱符是个无才行的贪官，故《隽传》不载。
匆匆报告，乞赐教正。
胡适二十·五·七
顷草一书，意有未尽，又补一页。
《薛综传》 云： ‘沙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综是沛郡竹邑人。又《程秉传》云：“程秉，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又《士梁传》云：“缨（时为交趾太守）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临国袁徽与苟或书日‘咬趾士府君处大乱之下，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此皆可证牟子自序中 “灵帝崩后， 天下扰乱， 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威来在焉”的话。刘熙当即是作《释名》之北海刘熙，也是避乱交州的一位学者。此又可补前人所未考。
又《土经传》云：“曼兄弟并为列郡（士壹领合浦，士稍领九真，士武领海南），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鸣钟磐，备具威仪，拓荒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我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试想交趾的“胡人”是不是印度波斯的商人？这些夹毅焚香的胡人即是牟子所见的“剃头发，被赤布”“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给”的“沙叮’也。
又《刘德传》及裴注均记窄融杀未皓事。
《诸葛亮传》，“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裴往引《献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交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耀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摇。”
胡适《说儒》
陶弘景的《真治》考
这是我对《道藏》的第一次尝试，敬献给察等民先生六十五岁生日纪念论文集。
一九三三·四，十
《陶弘景的镇法》分七篇，共二十卷：
运题象第一，分四卷，记杨义和许多“真灵”会遇的故事。
甄命授第二，分四卷，记众“真灵”的训戒，“诠导行学，诚厉惩急”。
协昌期第三，分二卷，记众真所说“修行条领，服御制度”。
稽神枢第四，分四卷，记道教的地理，“区贯山水，宣叙洞宅”。
阐幽做第五，分二卷，“并鬼神宫府官司氏族，明形识不灭，善恶无遗”。
握真辅第六，分二卷，“此卷是三君（杨义，许谊，许翱）在世自所记录，及书疏往来，非《真法》之例”。
翼真检第七，分二卷，为“《真法·叙录》也，“非《真浩》之例”。
这二十卷中，“其十六卷是真人所治，四卷是在世记述”。七篇之题目是陶弘景“仰范纬候，取其义类，以三言为题”。
在《叙录》里，陶弘景说：
《真话》者，真人口授之语也，犹如佛经皆言佛说。而顾玄乎谓为“真迹”，当言真人之手书迹也，亦可言真人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书为言，真人不得为隶字。若以事迹为目，则此迹不在真人尔，且书此之时未得称“真”。既于义无旨，故不宜为号。
此段不但说明书名的意义， 并且使我们知道此书旧有顾玄乎的本子， 原题为《真迹》。《真治》之书名乃是陶弘景改作此书后新题的。顾玄平即是顾欢（《南史》七五，顾欢一字玄平，死时约当四八五年）（适按：永明元年，世祖征顾欢为太学博士，不就。四八五为永明三年，或稍早。他死在永明前期，则无可疑。他墓上木造理，地方官图表上，世祖尚存），是一个有大名的道士，隐居于刘天台山，
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术数多效验。（《南齐书》五四）
顾欢曾着《夷夏论》，很偏袒道教，他说：
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理之可贵者，道也；事之可贱者，俗也。舍华效夷，义将安取？若以道耶？道图符合矣。若以俗耶？俗则大乖矣。
他答袁集的驳论，曾说：
佛道实贵，故成业可遵。戎俗实践，故言貌可弃。
这都是有意的排斥佛教里的外国成分；这种思想最可代表当日的道教运动的思想背景。道教运动的意义只是要造出一个国货的道教来抵制那外来的佛教，要充分采纳佛教的“道”，而充分排斥佛教里的“戎俗”。《顾欢传》中说他讲《老子阿以提精胜，又教人恭敬《孝经》，可以治邪病（《南史》七五）。据陶弘景的记载，顾欢曾抄写道教经典，又到处访求道经。他答袁菜论中极力夸道教的伟大：
神仙是大化之总称，非穷妙之至名。至名无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交成真，真变成神，或谓之圣，各有九品。品极列入空寂，无为无名。指南文》七五，《南齐书》五四。）
他编纂的《真迹》，即是记一些他真降授杨义的事迹。
陶弘景的侄儿陶期也说：
《真语》一秩七卷，并是晋兴宁中众真降授杨许手书遗迹。顾居士已模，多有漏谬，更诠次叙注之尔。（《华阳隐居本起录》）
这是陶弘景生时所记，也与本书《叙录》互相印证。在《叙录》中，我们还可以考见顾欢《真迹》的大致体例。如云：
按众真辞旨皆有义趣，或诗或戒，互相酬配。而顾所撰《真迹》，枝分类别，各为部卷，致语用乖越，不复可领。今并还依本事介日月纸墨相承贯者，以为诠次。
又如云：
按此书所起，以真降为先，然后众事继述。真降之显在平九华（九华是书中下嫁杨义的紫清上官九华真妃，姓安，故书中又称安妃）。而顾撰最致末卷。
又如云：
先生（书中称“先生”者为许迈，小名映，后改名玄，字远游，王素之的朋友，《晋书》八十有传）事迹未近“真”阶，尚不宜顿在此部。而顾选载王右军父子书传（王盛之作许迈传， 事见于《晋书》八十。传文似即《云发七箴》）－O六所收之《许迈传》，其文甚佳，不似平常道士追记之作），并于事为非。又以安记（即安妃下降事）第一，省除许传，别充外书神仙之例。惟先生成后与弟书一篇（此书载于《云复七箴》一OA许ff传》之末）留在下卷。（现在《真浩握真辅》卷二，今本颇多割裂，当用《七签》本校之。）
我们看这几条，可见陶弘景改动顾欢的《真迹》的情形。
《叙录》又说：
又接起居《宝神权拥堂》梦祝述叙诸法，十有余条，乃多是抄经，而无正首尾，犹如日芒月象玄白服雾之属。而顾独不撰用，致命遗逸。今并诠录，各从其例。
此处所指《宝神经》中起居咪，及《明堂玄真上经》祝法，现均收在《真话》第三篇中。 依上条所记， 这一篇中的材料大概全是顾本所无，是陶弘景加入的。《叙录》又说：
邓真语》凡有紫书大学者，皆隐居（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别抄取三君手书经中杂事各相配类，共为证明。诸经即非聊尔可见，便于例致隔。令同出在此，则易得寻究。
这又是他增添的部分，分量当不少。现在原书的“紫书大字”都一律变成了墨书，也就无从辨别了。又第六篇中的材料，一部分是顾本所有，一部分是陶氏所添，这也是《叙录》中承认的。
这样看来，陶本《真法》虽是源出于顾本《真迹》，已有了很大的改动，又有很多部分是陶弘票增添的。
《真法》所记众真灵降授的话，据陶弘景说都是杨素所记；其中有口授许长史（许谊，又名穆）及许摄（许翱，小名玉斧）的话，都是杨差转达的。据《真治》本卷所附《真胄世谱》。
许温死于晋孝武宁康元年（三七三）。
许础死时年三十，约当太和五年（三七o）。
标差死年不可考，所记众真降授之年为哀帝兴宁三年（三六五）。
这都是四世纪的人物。顾欢死于五世纪晚期，已在他们之后一百多年了。陶弘景与顾欢先后同时（适按，顾欢死在齐世祖（武帝）永明中，约在四八五，即永明三年），而年辈更晚；他生于宋孝建三年（四五六）。死于梁武帝大同二年（五三六）。他的侄儿陶翊做他的《本起录》，是一部同时人的传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四八四——四八六）三年之中，就与世馆主东阳别、游狱（死于四八九）咨禀道家符日经法。虽相承皆是真本，而经历模写，意所未惬者，于是更博访远近以正之。
这是道教中的“求经”事业。
成辰年（四’八）始往茅山，便得杨许手书真迹，欣然感激。至庚平年（四九 O） 又启假东行浙越，处处寻求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居士娄慧明（贾嵩《陶隐居内传》及《真治·叙录》皆作楼惠明），又到余姚太平山竭居士杜京产，又到始宁晁山（《真借》作昭山）谒法师（《内传》不知此是女子，误作“沙门”）钟义山，又到始丰天台山谒诸僧标（《真治》作朱，此似误作诸），及诸处宿旧道士，并得真人遗迹十余卷。
《本起录》所记经本来源，皆与《真浩·叙录》相印证。
当时“求经”的运动起于什么动机呢？原来东晋晚期，有两大组道教新经典出现于江左，其～组为葛洪的后人葛巢甫所传出的《灵宝经》，《真话·叙录》中所谓“葛巢甫造构《灵宝人风教大行”是也。另一组为杨泰与许家父子祖孙所传出的《上清大洞真经》以及附属的符录图经等。杨亲自称是南岳魏夫人下降亲授与他的，他用隶字写出，传与二许，更由许翔的儿子许黄民（极录》中称“许丞”）传授下去。 后来又有一个王灵期， 传得许黄民的抄本道经，放手改削增饰，传写于世， “流布京师及江东数郡，略无人不有”。宋齐之间，经典大出，人人说是杨许所传真本。顾次与陶弘景也都是写经造经之人，他们要尊崇他们自己所传的经典，所以都要造作一部传经故事的书。顾氏的《真迹》就是这样的一部书，陶氏的《真浩》也是这样的一部书。
顾欢是家齐两朝的一位大名士，陶弘景要改造他的书，不能不抬出更有力的根据来。所以陶弘景不能不东奔西走，到处搜求所谓杨许三人的手书真迹。他自负有鉴别法书的特别眼力，一见就能辨别手稿的真伪。他说：
隐居昔见张道恩善别法书照其神识。今睹三君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自思非智艺所及，特天假此监，令有以显悟尔。（《华阳陶隐居集》有与梁武帝往复诸启，皆是考辨晋人手书真迹的讨论，可以参看。）
在那个很早的时期，在那个考证校勘之学未成立的时期，陶弘景编纂《真法》的方法真是很可以吓倒人的精密的考订方法！看此书开卷第一行的校勘：
琼林蔚萧森（原注）“此一字被墨浓赔不复可识。正中抽一脚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权。”
这是何等谨严的校勘记！以下常有这样的校记：
右三条，杨君草书于纸上。
右二条，有长史（许褴）写。
右一条，杨书，又有长史写。
右一条，杨书，后被割不尽。
右八条，杨书，又有椽（许拥）写。
这样详细记载材料的性质，使人不能不感觉编书者的科学的精神！
他在《叙录》里详细标出他的方法，如云：
又按三君手书，个既不摹，则混写无由分别，故各注条下。若有未见真手，不知是何君书者，注云“某书”。又有四五异手书，来群为同时便写，写后人更写。既无姓名，不证真伪。今并撰录，注其条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别之。
如云：
又按三方手书作字有异今世者。……鬼廉字皆作摩，净洁皆作盛洁，盛贮皆作清贮。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备记。恐后人以世手传写，必随世改动，放标示其例，令相承谨按尔。
又按三方书字有不得体者，于理乃应治易，要宜全其本迹，不可从实阁改，则浇流散乱，不复因真。今并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这都是最谨严的校勘方法。
用这样精密谨严的方法来编纂一部记天神仙女降授的语言，这是最矛盾的现象。这书里的材料，自从开卷记仙女愕绿华事以下，自然全是鬼话。用最谨严的方法来说鬼话，虽不能改变鬼话的性质，倒也可以使一般读者觉得方法这样谨严的人应该不至于说谎作伪！所以我们看了陶弘景的校订方法那么自觉的谨严，真不能不格外疑心他或者是一个“读书万余卷”的大傻子，或者是一个“好著述，尚奇异”的大骗子。他自己着有《周氏冥近记》，记一个十九岁的道士周子良感降他在的事，性质与《真治》最相像。我们可以联想那个中古时代的迷信空气里，那样出类拔草的学者也不能完全逃出这种迷信的势力。陶弘景的母亲郝氏就是一个最虔诚的佛教弟子，他自幼就生养在那佛教道教混合的空气里，所以他大概真心相信周氏冥通的故事，也真心相信仙真降授杨许的故事。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博学的愚人。这是最忠厚的看法。但他又恐怕别人不相信他的记载，所以有心做出那一大套的校勘考订的架子来，抬高那些鬼话的可信的程度。在这一点上，即使他是被宣传教义的虔诚心所驱使，他总不能逃避有心诈欺的罪名。
这就是说，陶弘景相信那旧本记载的众他真降的故事，那也许是时代的影响，不完全是他的过失；可是他有心要把一大堆鬼话编成一部道教传经始末的要典，所以特别夸炫他的材料如何真实，方法如何谨严，这就是存心欺诈了。
《真借》为传经而作，其著作动机即有诈欺性质，已如上述。今举一组最无可疑的证据，使人更明白此书的编撰者确是有意作伪。
《真洁》全书多是半通半不通的鬼话，很少可读的部分。但其中第二篇（《甄命授》）的第二卷里忽然有十几条很有趣味的文字，也都是最尊贵的“高真”说的议论。我读这十几条时，觉得文字怪顺口，好像是我曾经念熟的，可是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后来我重读到“恶人害贤，犹仰天而唾”一条，忽然大悟这是全抄《四十二章经》的。我检出《四十二章经》来对勘，才知道这十几条全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四十二章之中，有二十章整个儿的被偷到《真浩》里来了！
我现在把这二十条都按在这里，把《四十二章经》的原文也抄在这里，《真治》里的校注也全抄在这里，请大家看看：
《真浩》《四十二章经》
（用高丽藏利
（）方诸青童君告日……（42）佛言：吾视诸侯之位视诸侯之位如过客，视金玉之怖过客，视金玉之宝如砾石，宝如砖石，视纨绩如弊帛者川视布素之好如弊帛。始可谓能问道耳。
（2） 方诸青童君日：4）佛言：诸沙J行道，为道，……喻中负重行泥中，当如牛负重行深泥中，疲极不疲极不敢左右顾，趣欲离泥以敢左右顾，趣欲离泥以自苏苏息。道士视情欲，甚于彼泥息。沙门现情欲甚于被泥，直中，直。念道，可免众苦，亦得卜念道，可免众若。道矣。（原注：谨案上相都无降受事，唯有此二告及歌诗一首，恐未必是杨君亲所瞻奉受记也。）
（3）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刘佛言：人离三恶道，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既得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为人，去女为男，难也。既得男难。既得为男，六情完具为男，六情四体完具，难也。难。六根已具，生中国难。即六情既具，得生中国，难也。处中国，值奉佛道难。既奉佛既处中国，值有道父母国君，道，值有道之君难。既值有道难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学之君，生菩萨家难。既生菩萨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难也。家，以心信三尊值佛世难。善。既发，信道德长生者，难也。既信道德长生，值太平主辰之运为难也。可不景哉？
（对太上问道人口：人命在（刃）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日间？或对日，在数日之间。几间？对日，在数日间。佛太上日，子未能为道。或对日，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人命在饭食之间。太上日，子］门人命在几间？对日，在饭去矣，未谓为道。或对日在呼食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吸之间。太上日，善哉，可谓为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道者吴！吾昔闻此言。今以告曰，呼吸之间。佛言，善哉！子。子善学道，庶可免此呼吸。卜可谓为道者矣。
弟子虽去吾教（原注：教（38）佛言：弟子去吾数千应作校字，皆犹差悬也）千万里，意念吾戒，必得道。在吾里，。存吾戒，必得道矣。研左侧，意在邪、终不得道。王经宝书，必得仙也。处吾左侧者，意在邪行，终不得道也。
人之为道，读道经行道事］（39）佛言：人为道犹若食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产腑蜜，中务皆甜，吾经亦尔。其皆美，而有余味。能行如此义皆快，行者得道矣。者，得道矣。（原注：上宰亦无降杨事。）
（5）太虚真人南岳赤君告（4）佛言：人有众过而不日：人有众恶而不自悔，顿止自悔，顿止其心，罪来归身，扰其心，罪来赴身，如川归海，田水归海，自成深广矣。有过知成深广耳。有恶知非，悔过从非，改恶得善，罪日消灭，后会善，罪灭善迹，亦得道也。得道也。
（6）又告回：恶人害贤，犹（7）恶人富贤者，犹仰天仰天而唾，唾不垮夭，还培己而唾，唾不得夭，还污己身；送别（原注：刑字应作形）；逆风风份人，尘不污彼，还纷己身。扬尘，尘不培技，还准其身。贤者不可毁，私必灭己也。道不可鼓，祸必灭己。
（）太虚真人曰：饭凡人（附言：饭凡人百，不如百．不如饭一善饭善人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饥千，不如饭一学道者。寒栖山持五我者一人。饭持五戒者林者，益当以为意。（原注：赤万人，不如饭一须陀亘。君亦无复别授事。）
（8）紫元夫人告回：天下（0）佛言：天下有五难：有直难：贫穷惠施，难也；豪富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制学遗，难也；制命不死，难也；命不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得见洞经，难也；生值壬辰后份世克圣世，难也。5
（9）我昔问太上，何缘得（f）有沙门问佛，以何缘识宿命？太上答曰：道德无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形．知之无益。要当守志行无形，知之无益。要当守志遗，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行，譬如唐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六情，守空净，亦见见形。断欲穿空，即见道真，道之真，亦知宿命矣。知宿命知
（0）紫微夫人告回：为道（4）佛言：夫为道者，譬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如特炬火入冥室中，其冥即灭，而明秋存。学遗存正，愚灭，而明税在。学道见谛，尽痴即灭，而正常存也。痴都灭，得无不见
时色之于己也， 譬被小儿5（20）佛言：对色之于人，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譬如小）贪刀刀之蜜，甜不足口，亦即有我青之患。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
（）玄清夫人告曰：夫人
佛言：人系于妻子宝系于妻子空宅之急，甚于牢狱宅之患，甚于牢狱近格。根档轻摇。牢狱征格会有原放，而牢狱有原赦，妻子情歌虽有虎妻子情歌虽有虎。之祸（原O之患， 己优十投焉，其罪注：有此一异手写本无此十九无赦。字，恐是脱漏），已犹甘。投焉，其罪无赦。
情累于人也，犹执炬火逆。牌）爱欲之于人，犹执炬风行也。愚者不释炬，大必烧火逆风而行，愚者不释炮，必手。贪欲息怒愚痴之毒（原有烧手之患。贪淫息怒愚痴注：又闹此十五字，于辞有不之毒，处在人身，不早以这除应尔。贪喷凝所谓三毒），处卜祸者，必有危殃，犹愚贪机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祸者，炬自烧其手也。必有危范，愚痴者火烧手之谓也。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25）佛言：夫为适者犹本行，亦不左触岸，亦不右触岸，在水，寻觅而行，不在触岸，亦不为人所取，不为鬼神所遮，卜右触岸，不为人所取，不为又不腐败，吾保其入海矣。人鬼神所遮，不为烟流所住，亦为迫，不为秽欲所惑，不为众卜腐败，吾保其入海矣。人为邪所依，精进不疑，吾保其得道，不为倩歌所惑，不为众都遭矣。所证，精进无疑，吾保其得道矣。
（2）南极夫人口人从爱（3）佛言：人从爱欲生生忧，优生则有畏，无爱则无忧，从忧生畏。无爱则无忧，忧，无忧则无畏。不忧即无畏。
昔有一人，夜诵经甚悲，（刀）有沙门夜诵经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怀归之表。太意有悔疑欲生思归。佛呼沙上真人忽作凡人径往问之：子门问之：汝处于家将何修为？尝弹琴耶？答曰，在家时常弹对田，恒弹琴。佛言，弦缓何之。真人日：弦缓何如？答卜？曰，不鸣矣。弦急何如？曰，不鸣不悲。又问：弦急何卜，声绝矣。急缓得中何如？如？答曰，声绝而伤悲。又］对日，诸音普矣（“矣”字丽本问：缓急得中如何？答曰，众作“悲”。此从宋元本）。佛音妙合，八音奏矣。真人口：言：学道犹然。执心调适．道学道亦然。执。调适，亦如弹可得矣。琴，道可得矣。
爱欲之大者莫大于色，其（22）爱欲莫甚于色。色罪无外，其事无赦。赖其有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一；若复有二，普天之民莫能矣。假其二，普天之民无能为为道者也。］道者！
（3）有人怨我者，我不纳（6）有人闻佛道守大仁恶，恶自归己。将祸而归身慈，以恶来，以善往．故来写中，犹景（原注：应作影字）响佛。佛默然不答，怒之痴冥狂之随形声矣。愚依然。骂止，问日：“子以礼
右众灵教戒所言。从人，其人不纳，宝（此从宋元
本。丽本作实）礼如之乎？”
按此三男真，二女真，并日，“持归。”“分子骂我．我亦同县之尊贵者，降集甚希。恐博纳，子自持归，祸子身矣。此是诸降者叙说其事，犹如犹响应声，影之追形．终无免——秋分日瑶台四君吟耳，非必亲离。快为恶也。”受杨君也。附注：经文各条上的数目
字是我依高丽藏本的次第加
上去的。这次第与通行本稍不同。
以上十三条（其实是二十条）全抄《四十二章经》，这是毫无可疑的。陶弘景的校注及跋语都是很分明的，要我们相信这十三条都不是他补做的，都是他根据旧有的写本转写的。在这十三条之后几行，又有一条校注：
从前卷《有待》歌诗十篇接戒来至此，凡八纸，并更手界纸书。后裁半行书字，即是杨书“净睹天地”行。此前当并有杨续书，后人更写别续之耳。所以前脱三十四字。畅所书，今未知何事。
这一条校语很可怪。此中有不很可解的字句，但大意是很明白的：陶弘景要告诉我们，从《有待》歌诗至此，凡八纸（古人写书用统计算，一纸往往可写二三千字），没有杨表的手稿，是“更手”书写的。然而我们翻看此十三条以前，各条皆注明“杨书”，或“长史书”，或“椽书”，都很分明，只有这十三条未注明有杨许写本。这十三条既是“更手”写的，既无杨许写本可校，那么，上文第十一条脱文两处，一处十九字，一处十五字，共三十四字，又是用什么本子校补的呢？陶弘景在那两处脱文之下注的很奇怪，一处他说：
有此一异手写本无此十五字，恐是脱漏。
然则不只一个“更手’写本，还有一个“异手写本”可供校勘了。另一处他说：
又阔此十五字，于辞有不应尔。
上文说“恐是脱漏”，此处说“于辞有不应尔”，这又像是说，无别本可校，只是陶弘景揣摹文义，补足这三十四字的了。究竟这校补的三十四字是依据别本呢？还是因为陶氏觉得“于辞有不应尔”而补足的呢？
其实他既无“异手写本”可据，也不是揣摩文义“于辞有不应尔”。他依据的是当时的一部《四十二章经》，他校补的三十四个字都与现存最古本《四十二章经》完全符合。最可注意的是他校补的脱文内的“贪喷痴三毒”也正是佛家的术语。他自抄，自闭，自校，自补，又自己做出那种故没迷阵的注语来欺一世与后世的读者。这两段脱文的校补是最无可疑的铁证，证明了陶弘景不仅仅自己补足了这三十四个字的脱文， 他简直是这二十条的作伪者。 他采取了《四十二章经》的二十章，把 “佛言”都改作了道教高真的话，文字也有了极微细的改动，又故意加上了两个误字的校勘和两处脱文的校补，——摆出他的十足的谨严方法的架子——使人知道他是有所本的。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久已流行的怫书，尽管颠倒次第，尽管改佛为仙真，尽管改窜文字，终不免有被人搜出娘家的危险。所以陶弘景不敢把这生吞活剥的二十条归到杨许的真迹，也不敢说是顾欢旧本所有，只说了许多迷离恍他的鬼话，好像连他自己也不很相信似的！这样的费大劲绕大弯子，岂非作伪心劳日抽吗？
《四十二章经》有后汉译本，见于梁僧信所见的“旧录”。桓帝延银九年（一六六）襄指上书弓＊桑下不三宿”及“革囊盛血”二事，似是引用旧本《四十二章经》。后汉末年牟子博作《理惑论》，也提及此经。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著录吴支谦译的一部《四十二章经》，注云：“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此支谦译本（或改本）似即是现存的本子。《高僧传》的《竺法兰传》说他与摄摩腾同来，他所译的五部经，
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汤锡予先生（用彤）疑心当对江左所传本即是支策本。然考资长房所记，似当时实有“小异”的两种本子。陶弘景生于佛教的家庭，他又是博学的人，不见得不曾读过此经。大概他受了此经的文字的引诱，决心要把经中要义改成道教高真的训减，所以他一口气输了二十章。他的博学条名，他的谨严的校订方法，都使人不疑心他作伪，所以这二十条居然经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查出来！
其实整部《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赃，输这二十短章又何足信怪！我所以详细叙述这二十章的窃案，只是要人看看那位当年“脱朝眼挂神虎门”“辞世绝俗”的第一流博学高土的行径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一九三三·三·二十九夜写完
参考书目：
陶弘景：《真话》，《道藏》本，《道藏辑要》本。
又：惆氏冥通记》，《道藏》本。
陶M：《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云复七签》一①七。
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道藏》本，叶德辉例古堂汇刻书》本。
《云发七签》卷三至卷四（叙灵宝上清两系道经始末）；又卷五（李渤的《真系》）；又卷一O六（《许近传风扬我传》）。
《四十二章经》，缩刷《大藏经》（藏字五）本。（金陵刻经处及其他流行本改窜太多，不可用。）
铺齐书》卷五四；又《南史》卷七五。（《顾欢传》）
后记
昨夜傅孟真先生告诉我， 陈寅烙先生说朱子语录中也曾指出《真话》 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我听了很高兴，就检出《朱子语类》的《老氏民释氏》两卷查看，在解氏卜卷中（卷百二六碰得这一条：……
道书中有《真话》，末后有《道授》篇，却是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 …
此条是辅户所录，他似未覆检《真治》原书，故有小误两点：抄袭《四十二章经》的一篇名《甄命授》，不称《道授》篇；其篇第在七篇之第二，不在“末后”。朱子说此篇是“窃《四十二章经》 之意为之” ，也是不曾细考，其实是囫囵盗窃《四十二章经》的文字，不仅是窃其意旨而已。
我在本文里曾说陶弘是偷了这二十条，居然经过了一千四百年没有被人侦探出来。现在得此一条，始知我的一位同乡先哲在七百多年前已侦探出这一件窃案了。我很感谢陈寅烙先生的指示。
记此条后，我又想《四库提要》也许有考证《真治》的话，因检《提要》子部道家类《真洁》条（卷一四六）下，果然也弓《本子语录》云：
《真话·甄命》篇却是窃佛家彻十二章经》为之。至如地狱括生妄诞之说皆是窃佛教中至鄙至陋者为之。
此条即是上文我引的《辅片录》的一条，而显然有妄改妄删之处：《道授》篇改为《甄命》篇，此是覆检《真洁》篇名而改语录原文的；又删去“窃《四十二章经》之意为之”一句中“之意”二字。此条下文“至如地狱托生妄诞之说”一段，似是朱子泛论道书，不是论《真治》，故下文说：
某尝请其徒曰：自家有个大宝珠被他窃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墙根壁角窃得个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
《提要》误把这段泛论也认作考订《真借》的了。
《提要》又引黄伯思《东视余论》云：
《真语·众灵教戒》条后方圆诸条，皆与佛…十二章经》同，后人所附。
今拉《津逮秘书》本《东观余论》卷下，有《跋（真治·众灵教戒）条后》一则，其文云：
此下方围诸条，皆与佛…十二章经旧，恐后人所附益，非扬许书。
“‘方围诸条”，《提要》妄改为“方圆诸条”。“方围”大概是黄伯恩校读后用笔作“方围”钩出的诸条。黄伯思死于政和八年（——一八），又远在朱子之前了。
据李纲的《黄公墓志铭》 ， 黄伯恩“广读佛书，恍若有悟，遂笃好之；尝作《西方净土发愿记》，以述见闻及家世归依之意，甚详。将没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而逝”。但他“亦好道家之言，自号云林子，别字霄宾。其再至京师，梦人告之日，‘子非久人间，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觉而书之册。不逾月，遂谢世”。他既好道，又信佛；既想替道教的上帝典司文翰，又要修“念佛三昧”，想往生西方净土。这个人最像陶弘景，所以他最佩服陶弘景，《东现余论》中论及棋谱》的有六条之多，或跋崇宁所书镇法册后》云：
《真话》所载杨许三公往反书赋，语存而迹遍，深可嗟慨，故聊书之，珠愧刘朝不伦也。然予书格本出魏晋，知者观之亦可以求古人之笔意。丙戌岁（—一O六）三月二十日书。
又《跋所书＜莫浩微纸后》云：
数日夜旦考校，殊无间功，今日已竞，灯前现陶华阳《真话》。戏书此数条。吾于书字，比分人差知古意，非于汉魏晋诸人书中挣者不爱。大现成子（—一0八）八月十九日夜。
又《跋陶隐居书后》云：
陶隐居书故自入流，其在华阳，得杨许三真君真迹最多而学之，故萧远活雅若其为人。……政和乙未岁（——一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