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绥路旅行小记
从七月三日到七月七日，我们几个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儿子建午，任叔水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儿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绥铁路的全线，来回共计一千六百公里。我们去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停留，一直到西头的包头站。在包头停了半天，回来的路上在绥远停了一天，大同停了大半天，张家口停了几个钟头。这是很匆匆的旅行，谈不到什么深刻的观察，只有一些初次的印象，写出来留作后日重游的资料。（去年七月，燕京大学顾赖刚，郑振蜂，吴文藻，谢冰心诸先生组织了一个平绥路沿线旅行团，他们先后共费了六星期，游览的地方比我们多。冰心女士有几万字的怦绥沿线旅行邮；郑振锋先生等有牺北胜迹》，都是平绥路上游人不可少的读物）
我们这一次同行的人都是康乃尔大学的旧同学，也可以说是一个康乃尔同学的旅行团。金旬卿先生（涛）是乎绥路总工程师，他是我们康乃尔同学中的前辈。现任的平绥路局长沈立孙先生（昌）也是康乃尔的后期同学。平绥路上向来有不少的康乃尔同学担任机务工务的事；这两年来平绥路的大整顿更是金沈两位努力的成绩。我们这一次旅行的一个目的是要参观这几个同学在短时期中造成的奇绩。
平绥路自从1923年以来，屡次遭兵祸，车辆桥梁损失最大。1928－1929年时，机车只剩七十二辆，货车只剩五百八十三辆（抵1924年的三分之一），客车只剩三十二辆（抵1926年的六分之一），货运和客运都不能维持了。加上政治的紊乱，管理的无法，债务的累积，这条铁路就成了全国最破坏最腐败的铁路。丁在君先生每回带北大学生去口外作地质旅行回来，总对我们诉说平绥路的腐败情形；他在他的《苏俄游记》里，每次写火车上的痛苦，也总提出乎绥路来作比较。我在北平住了这么多年，到去年才去游长城，这虽然是因为我懒于旅行，其实一半也因为我耳朵里听惯了这条路腐败的可怕。
我们这一次旅行平绥路全线，真使我们感觉一种奇绩的变换。车辆（机车，货车，客车）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此路全盛时期的辆数，然而修理和购买的车辆已可以勉强应付全路的需要了。特别快车的整理，云岗与长城的特别游览车的便利，是大家知道的。有一些重要而人多忽略的大改革，是值得记载的：卜激木的改换。全路枕木一百五十多万根， 年久了， 多有朽环；这两年中，共换了枕木六十万根。（二）造桥。全路约有桥五百孔，两年中改造的已有一百多孔；凡新造的桥，都用钢梁，增加原有的载重量。（三）改线。平绥路有些地方，坡度太陡，弯绕太紧，行车很困难，故有改路线的必要。最困难的是那有名的“关沟段”（自南日起至康庄止）。这两年中，改线的路已成功的约有十一英里。
平绥路的最大整顿是债务的清理。这条路在二十多年前，借内外债总额为七千六百余万元，当金价高涨时，约值一万万元。而全路的财产不过值六千万元。所以人都说平绥是一条最没有希望的路。沈立孙局长就职后，他决心要整顿本路的债务。他的办法是把债务分作两种，本金在十万元以上的债款为巨额债户，十万元以下的为零星债户。零星债款的偿还有两个办法：一为按本金折半，一次付清，不计利息；一为按本金全数分六十期摊还，也不计利息。巨额债款的偿还办法是照一本一利分八百期摊还。巨额债户之中，有几笔很大的外债，如美国的泰康洋行，如日本的三井洋行与东亚兴业株式会社，都是大债主。大多数债户对于平绥路，都是久已绝望的，现在平绥路有整理债务的方案出来，大家都喜出望外，所以都愿意迁就路局的办法。所以第一年整理的结果，就清理了六十二宗借款，原欠本利为六千一百八十五万余元，占全路总债务的十分之八，清理之后，减折作三千六百三十万余元。所以一年整理的结果居然减少了二千五百五十万元的负债，这真可说是一种奇绩了。
我常爱对留学回来的朋友讲一个故事。十九世纪中，英国有一个宗教运动，叫做“牛津运动”（OxfordMovement），其中有一个领袖就是后来投入天主教，成为主教的牛曼（CndinalNewtnan）。牛曼和他的同志们做了不少宗教诗歌，写在一本小册子上； 在册子的前面， 牛曼题了一句荷马的诗，
他自己译成英文： “Youshallseethedifference， nowthatwebackagain。 ”我曾译成中文，就是： “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我常说，个个留学生都应该把这句话刻在心上，做个口号。可惜许多留学回来的朋友都没有这种气魄敢接受这句口号。这一回我们看了我们的一位少年同学（沈局长今年只有三十一岁）在最短时期中把一条腐败的铁路变换成一条最有成绩的铁路，可见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使山河变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难做到的。
当然，平绥路的改革成绩不全是一二人的功劳。最大的助力是中央政治的权力达到了全路的区域。这条路经过四省（河北，察，山西，绥），若如从前的割据局势，各军队可以扣车，可以干涉路政，可以扣留路款，可以随便作战，那么，虽有百十个沈昌，也不会有成绩。现在政治统一的势力能够达到全路，所以全路的改革能逐渐实行。现在乎绥路每月只担负北平军分会的经费六十万元，此外各省从不闻有干涉铁路收入的事；察哈尔同绥远两个省政府领袖也颇能明白铁路上的整顿有效就是直接间接的增加各省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他们也都赞助铁路当局的改革工作。这都可见政治统一是内政一切革新的基本条件。有了这个基本条件，加上个人的魄力与新式知识训练，肯做事的人断乎不怕没有好成绩的。
我们这回旅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游大同的云岗石窟。我个人抱了游云岗的心愿，至少有十年了，今年才得如愿，所以特别高兴。我们到了云岗，才知道这些大石窟不是几个钟头看得完的，至少须一个星期的详细攀登赏玩，还要带着很好的工具，才可以得着一些正确的印象。我们在云岗勾留了不过两个钟头，当然不能作详细的报告。
云岗在大同的西面，在武州河的西岸，古名武州寨，又称武州山。从大同到此，约三十里，有新修的汽车路，虽须两次涉武州河，但道路很好，大雨中也不觉得困难。云岗诸石窟，旧有十大寺，久已毁坏。顺治八年总督将养量重修其一小部分，称为石佛古寺。这一部分现存两座三层楼，气象很狭小简陋，决不是原来因山造寺的大规模。两楼下各有大怫，高五丈余，从三层楼上才望见怫头。这一部分，清朝末年又重修过，大佛都被装金，岩上石刻各佛也都被装修徐彩，把原来雕刻的原形都遮掩了。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景耀传》说：
昙难……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岩，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文，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象，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稀批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调现存，未卒际委。
以我们所见诸石窟，无有“可受三千许人”的龛，也无有能“恒供千人”的寺。大概当日石窟十寺的壮丽弘大，已非我们今日所能想像了。大凡一个宗教的极盛时代，信士信女都充满着疯狂的心理，烧臂焚身都不顾惜，何况钱捐的布施？所以六朝至唐朝的佛寺的穷极侈丽，是我们在这怫教最衰微的时代不能想像的。北魏建都大同，《魏书·释老志》说，当太和初年北），“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 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 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杨街之在《洛阳树蓝记序》中说到“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 杨街之在东魏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阳，他只看见
城廓崩毁，它室倾覆，寺现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子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地牧竖神溺于九速，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阔。
我们在一千五百年后来游云岗，只看见这一座很简陋的破寺，寺外一道残破的短墙，包围着七八处大石窟；短墙之西，还有九个大窟，许多小窟，面前都有贫民的土屋茅蓬，猪粪狗粪满路都是，石窟内也往往满是鸽翎与鸽粪，又往往可以看见乞丐住宿过的痕迹。大像身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圆孔，当初都是镶嵌珠宝的，现在都挖空了；大像的眼珠都是用一种黑石磋光了嵌进去了，现在只有绝少数还存在了。诸窟中的小像，凡是砍得下的头颅，大概都被砍下偷卖掉了。佛力久已无灵，老百姓没有饭吃，要借诸佛的头颅和眼珠子卖几块钱来活命，还不是很正当的吗？
日本人佐藤孝任曾在云岗位了一个月，写了一部《云岗大石窟》（华北正报社出版），记载此地许多石窟的情形很详细，附图很多，有不能照像的，往往用笔速写勾摹，所以是一部很有用的云岗游览参考书。佐藤把云岗分作三大区：
东方四大窟
中央十大窟（在围墙内）
西方九大窟
西端话小窟
东方诸窟散在武川河岸，我们都没有去游。西端诸窟，我们也不曾去。我们看的是中央十窟和西方九窟。我们平日在地理书或游览书上最常见的露天大佛（高五丈多），即在西方的第九窟。我们看这露天石佛和他的背座，可以想象此大像当日也曾有龛有寺，寺是毁了，龛是被风雨侵蚀过甚（此窟最当北风，故受侵蚀最大），也坍塌了。
依我的笨见看来，此间的大佛都不过是大的可惊异而已，很少艺术的意味。最有艺术价值是壁上的浮雕，小龛的神像，技术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创作的成分往往多于模仿的成分。
中央诸窟，因为大部分曾经后人装金涂彩，多不容易看出原来的雕刻艺术。西方诸窟多没有重装重徐，又往往受风雨的侵蚀，把原来的斧凿痕都销去了，所以往往格外圆润老拙的可爱。此山的岩石是砂岩，最容易受风蚀；我们往往看见整块的几丈高岩上成千的小佛像都被磨蚀到仅仅存一些没痕了。有许多浮雕连线痕也没有了，我们只能从他们旁边雕刻的布置，推想当年的痕迹而已。
因此我们得两种推论：
第一，云岗诸石窟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美术的一个重要中心，从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立场，都是应该保存的。一千五百年中，天然的风蚀，人工的毁坏，都已糟蹋了不少了。国家应该注意到这一个古雕刻的大结集，应该设法保护它，不但要防人工的继续偷毁，还要设法使它可以避免风雨沙田的侵蚀。
第二，我们可以作一个历史的推论。初唐的道喜在倡耀传》里说到武州山的石窟寺，有“碑揭见存”的一句话。何以今日云岗诸窟竟差不多没有碑记可寻呢？何以古来记录山西金石的书（如胡骋之的《山右石刻丛编》）都不曾收有云岗的碑志呢？我们可以推想，当日的造像碑竭，刻在沙岩之上，凡露在风日侵蚀之下的，都被自然磨灭了。碑喝刻字都不很深，浮雕的佛像尚且被风蚀了，何况浅刻的碑字呢？
马叔平先生说，云岗现存三处古碑揭。我只见一处。郑振锋先生记载着“大茹茹”刻石，可辨认的约有二十字，此碑我未见。其余一碑，似乎郑先生也未见。我见的一碑在佐藤的书中所谓“中央第七窟”的石壁很高处，此壁在里层，不易被风蚀，故全碑约三百五十字，大致都还可读。此碑首行有“邑师法宗”四字，似乎是撰文的人。
文中说： 太和七年（483）岁在癸亥八月三十日邑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遵值圣主，道教天下，绍隆三宝…，乃使长夜改昏，久寝斯悟。弟子等…意欲仰或洪泽 …是以共和功合，为国兴福，敬送石房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造像碑文中说造形像九十五区，证以化门造像碑记》，‘呕”字后来多作“躯’宇，此指九十五座小像，“及诸菩萨”乃是大像。此碑可见当日帝后王公出大财力造此大石窟，还有不少私家的努力；如此一窟乃是五十四个私人的功力，可以想见当回信力之强，发愿之弘大了。
云岗旧属朔平府左云县。关于石窟的记载，《山西通志》（雍正间觉罗石磷修）与猢平府志》都说：
石窟十寺，……后魏建，始神瑞（414－415），终正光（520－524），历百年而工站竣。其寺一同升，二灵光，护国，王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学文帝亟游幸焉。内有无对石佛二十龛。（末尾《嘉庆一统志》，作《内有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元载是唐时宰相。《一统志》似有所据，《通志》和《府志》似是妄改的）
神端是在太武帝毁佛法之前，而正光远在迁都洛阳之后。旧志所记，当有所本。大概在昙暖以前，早已有人依山岩凿石龛刻佛像了。毁法之事（446－451）使一般佛教徒感觉到政治权力可以护法，也可以根本铲除佛法。昙耀大概从武州寨原有的石龛得着一个大暗示，他就发大愿心，要在那坚固的沙岩．之上，凿出大石窟，雕出绝大的佛像，要使这些大石窟和大石像永远为政治势力所不能摧毁。《魏书·释老志》记此事的年月不很清楚，大概他干这件绝大工程当在他做“沙门统”的任内。《释老志》记他代师贤为“沙门统”，在和平初年（约今对），后文又记尚书令高肇引“故沙门统昙耀首于承明元年（476） 奏”，可知昙耀的“沙门统”做了十七八年。这是国家统辖佛教徒的最高官。他又能实行一种大规模的筹款政策（见《释老志》），所以他能充分用国家和全国佛教徒的财力来“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造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我们可以说，云岗的石窟虽起源在五世纪初期，但伟大的规模实创始于五世纪中叶以后昙耀作沙门统的时代。后来虽然迁都了，代都的石刻工程还继续到六世纪的初期，而洛都的皇室与佛教徒又在新京的伊阔山“准代京灵岩寺石窟”开凿更伟大的龙门石窟了。（龙门石窟开始于景明初，当西历五百年，至隋唐尚未歇）故昙耀不但是云岗石窟的设计者，也可以说是伊闭石窟的间接设计者了。
昙耀凿石作大佛像，要使佛教和岩石有同样的坚久，永久不受政治势力的毁坏。这个志愿是很可钦敬的。只可惜人们的愚昧和狂热都不能和岩石一样的坚久！时势变了，愚昧渐渐被理智风蚀了，狂热也渐渐变冷静了。岩石凿的六文大佛依然挺立在风沙里，而佛教早已不用“三武一宗”的摧残而自己毁灭了，销散了。云岗伊睛只够增加我们吊古的感唱，使我们感叹古人之愚昧与狂热真不可及而已。
胡适《说儒》
附录一：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
此我所着《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二十年夏， 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侵辽东，·C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八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造巡未果。今春适之先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烧火之宜息矣。而造之先生勉以同时刊行，傅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南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激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的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家，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造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了迁推邑者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停》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我国九十有九国，城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这样子“憨”下去，再加以局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造民“憨’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憨”，可以“碱磨”，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信屈骛牙的惆浩》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政策，而近发见之白俄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校父以殷八目征东夷”。然则月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三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股民藉此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统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核，待旅，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树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沙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闹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党。脱季授上，陶叔授民。今以“康语”，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阔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古’，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日来礼俗，放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国之情形如下。
鲁井《春秋》及《左传》有所谓“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毫社”屡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相会盟之大事，而“毫社”独占一位置，则“毫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 “毫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为六百三十一年。宋亡于祥兴二年卜二七九］，去中华民国二十年卜九三一］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是社”在股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是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以部子益来献于毫社”，杜云， “以其亡国与殷同。 ”此真谬说。都予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 “用部子于次礁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馆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造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仅仅《论语》。相弓民孟子风荷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颇是一件可惜的事。 孙星衍重修之好L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语》与《擅引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哦”“尔”“汝”之分别颇显，此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见。以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擅引与优语低为一系上看《檀引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日，“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判哲人其萎判”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顽，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天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摄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俭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户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以擅引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擅引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论语》）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利，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意，吾从周。”
殷练而树，周卒哭而批。孔子善殷。（《外相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衷之说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段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手？” 以阳货章》。又同章，佛胜召，子欲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平？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臧君，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额与此类）。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直日“书曰：“称殷三六，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 即三年之丧之制。 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胜文公行三年之丧，而腾国卿大夫说： “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伪证。然若如“改制托古’诸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股人。而“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久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治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辩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克尤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债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度， 乞食于野人。 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 “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天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音文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京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批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做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井卫井来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承书。来为商之宗邑，韦自场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于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井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薄姑、商奄，吾东上也。”’又昭二十，曼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利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 王静安日：“日‘贞方帝卯一牛之南D’，曰“‘贞姹资于东’，曰‘己已卜王贵于东’，日‘更于西’，曰‘贞资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万帝之把矣。”（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好六十页。）然则苟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日黄飞虎，黄飞虎之把，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把同样普遍。太公之相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土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毫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席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放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亚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造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人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德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两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的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漠” 一类君臣度歌的文学。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胡适《说儒》
附录二：毛西河论三年之丧为殷制
我的朋友丁声树先生替我校读《说儒》的初印本，用力最勤。今年夏间，他读祝西河合集》，发现毛西河有三年丧为殷制之说，他很高兴，写信告诉我。我因他的指示，遍翻《毛西河合集外《四书改措》，把他讨论这个问题的几条文字全抄出来，傲一个附录。
二十四·十·十四夜
一、孟子定三年之丧（见毛奇约四书索解》卷一）
岁癸本（康熙四十二年，一七①二）春，陈缄庵编修以母丧请予作题主陪事。坐客各问丧礼。予曰：“仆亦有一问。股文公以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岂三年丧制定自孟子耶？”
少顷，孝廉马素庵日：“以战国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据父兄百官皆不欲，日‘吾宗国鲁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胜叔绣亦不行也。此明指月初，非战国也。然且踏踏日‘至于手之身而反之’，曰‘丧祭从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乱祖制者。岂狂言乎户时一堂十二席五十余人，各嘿然如晴者。
次日，坐客有路二来，复调鲁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用公、伯食也。不知此又出高头讲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鲁自春秋至战国，无不行三年丧者，信公三十三年慕，文公二年纳币，相距再期，然犹以丧娶讥之。成公三年丧毕然后朝晋，胡氏犹以不如周刺其非礼。昭公居三年丧不衰，叔向口，“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例近代先君何尝不行？
且本文明日，“丧祭从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二、臻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见毛奇龄《四书科言》卷三）
胜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固是可怪。岂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丧乎？若然，则齐宣欲短丧，何款？然且日“吾宗国鲁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则是鲁周公、伯禽、增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丧者。注者固籁隐，特不知天下学人何以皆耐之而并不一疑？此大怪事也。
予尝调学贵通经，以为即此经可通彼经也。往读《论语》，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夫子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张此问，夫子此答，其在周制，当必无此事可知。何则？子张以高宗为创见，而夫子又云‘它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
及读惆书·康王之浩》成王斌方九日，康王媛即位，冕服出命令，请诸侯，与三年不言绝不相同。
然犹日此天子事耳。后读《春秋传》，晋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国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引三年不言为训，而股文奉行，即又日，“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皆是商以前之制，并非周制，周公所制礼，并无有此。放侃侃然回，周公不行，叔绣不行，修先祖，违授受，历历有词。而世读其书而通不察也。盖其云“定三年之丧”，谓定三年之丧制也。
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股行助法，亦商制也。
三、定为三年之丧（见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九）
《孟子·股文公》篇《股定公慕》章，朱子注云：
谓二国不行三年之丧者，乃其后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以志之言而释其意，以为所以如此者，盖为止世以来有所传授，虽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谓先王之世，旧俗所传，礼文小异，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谓后世失礼之甚者也。
此则同章之甚者。以三年之丧而谓定自孟子，则裁闻此语，便该吃惊。况父兄百官亦已多人，一齐回，鲁先君莫行，股先君莫行，则以用公造礼之人，与其母弟叔绣裁封国行礼之始，而皆莫之行，则无此礼矣。乃茫然不解，忽委其罪于后君，曰“后世之失”。夫后世，则春秋战国尽之矣。战国开宣欲短丧，犹且不敢。若春秋则鲁值以再期纳币，即讥丧聘。昭公居丧不哀，叔向便责其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谁谓三年不行起于后世？况明日“先君”，且明日“从先祖”。先祖者，始祖也。
乃又依回其词，谓“上世以来，虽或不同。旧俗相传，礼文小异”。夫此无容有不同有小异者。试问其所云木同与小异者是几年与几个月，且是何等礼文，当分明指定。
尝于康熙癸末岁在杭州陈编修家作题主陪事，座客论丧礼，以此询之，一堂十二席，嘿若暗者。最后录其说人《四书索解冲，遍索解人，而终无一应。
不知此在本文自晓，读书者总为此注本作铜蔽耳。本文明云“君幕，听于家宰，即位而哭”，而世子之行之者，即曰“五月居庐，未有命成”，此非周制也。子张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而不知所谓，则必近世无此事；而夫子告之以“古之人”，其非今制可知矣。及读《周书·康王之浩》，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道即位，昆服出命令，告诸侯，然且居器室而并不居庐与谅阴，与三年不言之制绝不相同。然犹日此天子事耳。后读《春秋传》，晋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宫，述会澳梁，与刘国通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言与膝文所行皆是商以前之制，并非周制，在周公所制礼并无有此。敌侃侃然回，周公不行，叔绣木行，悼光典，违接受，历历有词。而世惑传注而总不察也。盖其云“定三年之丧”，谓定三年之丧制也。
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日，使腾行做法，亦商制也。
四、章甫（附）（见毛奇龄《四书改错》卷六）
朱子注《论语·端章甫》云：“章甫，礼冠。”
章甫，《注疏》谓诸侯朝服，固大错。《集注》调是礼冠，亦错。考章甫，商冠也。以质素而反亩田章。孔子冠章甫雨衣缝掖，《苟子·哀公问》儒者服章甫纲履，皆以尊陋为言。故《庄子铜色子冠枝木之冠，即章甫也。夫章甫何以为校木？古者丧冠厌而不础，惟吉冠必服，如皮并邓象类。今章甫味以木柱，则莫陋已极，可谓之礼冠乎？然则赤之举此，正以夫子晒由故而谦言之也。
或日，冠必与服配。端章甫者，以冠配眼之称，犹衷衣配冕日“袁冕”，玄端配委貌冠日“端委”也。冠既配端，岂非礼冠？曰，不然，端无配前代冠者。毋追，夏冠；委貌，周冠。冠必配昭代。故凡言配冠，必是委貌。泰伯端委而治吴，曼平仲端委立虎门，晋俟端委以人武宫，皆是也。世无称端毋追者，而端配章甫，则遍考诸书，推此一称。得毋公西谦言或假前代冠以为不必然之事乎？如此，则直曰商冠已矣，何礼为？
胡适《说儒》
附录二：毛西河论三年之丧为殷制
我的朋友丁声树先生替我校读《说儒》的初印本，用力最勤。今年夏间，他读祝西河合集》，发现毛西河有三年丧为殷制之说，他很高兴，写信告诉我。我因他的指示，遍翻《毛西河合集外《四书改措》，把他讨论这个问题的几条文字全抄出来，傲一个附录。
二十四·十·十四夜
一、孟子定三年之丧（见毛奇约四书索解》卷一）
岁癸本（康熙四十二年，一七①二）春，陈缄庵编修以母丧请予作题主陪事。坐客各问丧礼。予曰：“仆亦有一问。股文公以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岂三年丧制定自孟子耶？”
少顷，孝廉马素庵日：“以战国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据父兄百官皆不欲，日‘吾宗国鲁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胜叔绣亦不行也。此明指月初，非战国也。然且踏踏日‘至于手之身而反之’，曰‘丧祭从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乱祖制者。岂狂言乎户时一堂十二席五十余人，各嘿然如晴者。
次日，坐客有路二来，复调鲁先君不行，是近代先君，不是用公、伯食也。不知此又出高头讲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鲁自春秋至战国，无不行三年丧者，信公三十三年慕，文公二年纳币，相距再期，然犹以丧娶讥之。成公三年丧毕然后朝晋，胡氏犹以不如周刺其非礼。昭公居三年丧不衰，叔向口，“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例近代先君何尝不行？
且本文明日，“丧祭从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二、臻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见毛奇龄《四书科言》卷三）
胜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固是可怪。岂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丧乎？若然，则齐宣欲短丧，何款？然且日“吾宗国鲁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则是鲁周公、伯禽、增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丧者。注者固籁隐，特不知天下学人何以皆耐之而并不一疑？此大怪事也。
予尝调学贵通经，以为即此经可通彼经也。往读《论语》，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夫子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张此问，夫子此答，其在周制，当必无此事可知。何则？子张以高宗为创见，而夫子又云‘它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
及读惆书·康王之浩》成王斌方九日，康王媛即位，冕服出命令，请诸侯，与三年不言绝不相同。
然犹日此天子事耳。后读《春秋传》，晋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官而通列国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引三年不言为训，而股文奉行，即又日，“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皆是商以前之制，并非周制，周公所制礼，并无有此。放侃侃然回，周公不行，叔绣不行，修先祖，违授受，历历有词。而世读其书而通不察也。盖其云“定三年之丧”，谓定三年之丧制也。
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股行助法，亦商制也。
三、定为三年之丧（见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九）
《孟子·股文公》篇《股定公慕》章，朱子注云：
谓二国不行三年之丧者，乃其后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以志之言而释其意，以为所以如此者，盖为止世以来有所传授，虽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谓先王之世，旧俗所传，礼文小异，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谓后世失礼之甚者也。
此则同章之甚者。以三年之丧而谓定自孟子，则裁闻此语，便该吃惊。况父兄百官亦已多人，一齐回，鲁先君莫行，股先君莫行，则以用公造礼之人，与其母弟叔绣裁封国行礼之始，而皆莫之行，则无此礼矣。乃茫然不解，忽委其罪于后君，曰“后世之失”。夫后世，则春秋战国尽之矣。战国开宣欲短丧，犹且不敢。若春秋则鲁值以再期纳币，即讥丧聘。昭公居丧不哀，叔向便责其有三年之丧而无一日之戚。谁谓三年不行起于后世？况明日“先君”，且明日“从先祖”。先祖者，始祖也。
乃又依回其词，谓“上世以来，虽或不同。旧俗相传，礼文小异”。夫此无容有不同有小异者。试问其所云木同与小异者是几年与几个月，且是何等礼文，当分明指定。
尝于康熙癸末岁在杭州陈编修家作题主陪事，座客论丧礼，以此询之，一堂十二席，嘿若暗者。最后录其说人《四书索解冲，遍索解人，而终无一应。
不知此在本文自晓，读书者总为此注本作铜蔽耳。本文明云“君幕，听于家宰，即位而哭”，而世子之行之者，即曰“五月居庐，未有命成”，此非周制也。子张问“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而不知所谓，则必近世无此事；而夫子告之以“古之人”，其非今制可知矣。及读《周书·康王之浩》，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道即位，昆服出命令，告诸侯，然且居器室而并不居庐与谅阴，与三年不言之制绝不相同。然犹日此天子事耳。后读《春秋传》，晋平初即位，即改服命宫，述会澳梁，与刘国通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言与膝文所行皆是商以前之制，并非周制，在周公所制礼并无有此。敌侃侃然回，周公不行，叔绣木行，悼光典，违接受，历历有词。而世惑传注而总不察也。盖其云“定三年之丧”，谓定三年之丧制也。
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日，使腾行做法，亦商制也。
四、章甫（附）（见毛奇龄《四书改错》卷六）
朱子注《论语·端章甫》云：“章甫，礼冠。”
章甫，《注疏》谓诸侯朝服，固大错。《集注》调是礼冠，亦错。考章甫，商冠也。以质素而反亩田章。孔子冠章甫雨衣缝掖，《苟子·哀公问》儒者服章甫纲履，皆以尊陋为言。故《庄子铜色子冠枝木之冠，即章甫也。夫章甫何以为校木？古者丧冠厌而不础，惟吉冠必服，如皮并邓象类。今章甫味以木柱，则莫陋已极，可谓之礼冠乎？然则赤之举此，正以夫子晒由故而谦言之也。
或日，冠必与服配。端章甫者，以冠配眼之称，犹衷衣配冕日“袁冕”，玄端配委貌冠日“端委”也。冠既配端，岂非礼冠？曰，不然，端无配前代冠者。毋追，夏冠；委貌，周冠。冠必配昭代。故凡言配冠，必是委貌。泰伯端委而治吴，曼平仲端委立虎门，晋俟端委以人武宫，皆是也。世无称端毋追者，而端配章甫，则遍考诸书，推此一称。得毋公西谦言或假前代冠以为不必然之事乎？如此，则直曰商冠已矣，何礼为？
胡适《说儒》
附录四：原儒（章太炎）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上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司马相如吉列仟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瞩（似书·司马相如传》语。核桃儒作传，误。）赵太子俚亦语庄子田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说剑》篇）此虽道家方士言儒也盐铁论日齐宣王褒儒尊学益何淳于类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清王矜功不休话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骄如薛而孙卿适楚（《论儒》）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回民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鸯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荆何以匕首饰秦王中铜柱八尺女蜗销石共工触柱鞋跟治狱屈轶指佞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鸟月中有兔赡赂是请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分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明其皆公族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口税（《说文》）舞旱唤者以为衣冠（“释鸟”，翠，鹤是鹉即翠。 “地官”“舞师”教皇舞，帅而舞旱馍之事。“春官”“乐师”有皇舞。教书皇皆作望。郑司农云，望舞者，以羽覆冒头上，衣饰翡翠之羽，寻旱厚求雨而股翡翠者，以翠为知雨之鸟故。）鹤冠者亦日术氏冠（《汉·五行志》注引《礼图》）又回国冠在周言儒者冠目冠者知天时履句履者知地形缓佩决者事至而断（《田子方》篇文。《五行志》注引《逸周书》文同《庄子》，国字作鹏。《续汉书·舆服志》云，鹤冠前囵。）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故曾皙之狂而志舞零原完之犯而服华冠（华冠亦名建华冠。《晋书·舆服志》以为即鹉冠。华皇亦一声之转。）皆以忿世为巫辟易放志于鬼道（阳狂为巫多，古所恒有。曾原二生之志，岂以灵保自命哉！董仲舒不喻斯旨，而崇饰土龙，乞效奸馍，烙徽荐脯，以事求雨，其愚亦甚。）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请有术者悉赅之矣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回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地官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养由基射白猿应矢而下尹需学御三年受秋驾吕氏曰皆六艺之人也（《吕氏春秋·傅志》篇）明二子皆儒者儒者则足以为侦干矣私名为儒《七略》日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包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袁保氏失其守史籍之书商高之算合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闻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盖名契乱执辔调御之术亦浸不正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及儒行称十五儒七略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未及六艺也其科于周官为师德绝而师假摄其名然自孟子孙卿多目拟以天子三公智效一官德征一国则劣矣而末流亦弥以哗世取宠及邮生陆贾平原君之徒销欧不廉德行亦败乃不如刀笔吏是三科者皆不见五经家往者商段伏胜谷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诸老杜略》格之名不登于儒籍（割孙卿书·叙录》云，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此列韩非、浮丘并得名儒之号，乃达名矣。《盐铁论·毁学》篇云，包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或亦非专治经考。隔着游文西五经家专致五经家骨翟守节过德者其辩智弗如（传经之士，古文家吴起、李克、虞卿、孙卿而外，知名于七国者寡。儒家则孟子、刹、卿、鲁连、宁越皆有显闻。盖五经家不务游说，其才亦未远也。至汉则五经家复以其术取宠，本末兼陨。然古文家独异是。古文家务求是，儒家务致用，亦各有适。兼之者李克、孙卿数子而且。五经家商无所当，顾欧两据其长春秋断狱之言，遂为属于天下）此其所以为异自太史公始以儒林题齐鲁诸生徒以润色孔氏遗业又尚习礼乐弦歌之音乡饮大射事不违艺故比而次之及汉有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器奉之流多推五胜又占大官民角与鹅冠同流草窃三科之间往往相乱晚有古文家出实事求是征于文不征于献请在日说虽游夏犹黜之斯盖史官支流与儒家益绝矣冒之达名道墨名法阴阳小说诗赋经方本草蓄龟形法此皆术士何避不言儒局之类名减鞠大道近射历益近数调律近乐犹虎门之儒所事也（若以类名之儒言，赵爽、刘徽、祖眼之明算，杜克坑咸、万宝常之知乐，悉古之真儒矣。）今独以传经为儒以私名则异以达名类名则偏要之题号由古今异儒犹道矣儒之名于古通为术立于今专为师氏之守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于今专为老耿之徒道家之名不以题诸方技者嫌与老氏根也传经者复称儒即与私名之儒骰乱（《论衡·书解》篇日，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世儒易为，文儒之业，卓绝不循，彼虚说，此实篇。案所谓文儒者，九流六艺太史之属，所谓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为别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称，又非可加诸刘铁、许慎也。风子田今世命儒亡常以儒相诡病谓自师氏之守以外皆宜去儒名便非独经师也以三科悉称儒名实不足以相拉则儒常相伐故有理情性陈王道而不丽保氏身不跨马射不容札即与驳者则以告应诉之以多艺匡之是以类名宰私名也有审方圆正书名而不经品庶不念丞民疾疾既与驳者则以他技诡之以致远匡之是以私名宰类名也有综九流西万物而不一孔父不蹩壹为仁义即与驳者则以左道诡之以尊师匡之是以私名宰达名也今令术士艺人阎吵之学皆弃捐儒名避师氏贤者路名喻则争自息不然儒家称师艺人称儒其余各名其家泛言回学者旁及诗赋而泛言日文学（文学名见《韩子》，盖亦七国时泛称也。）亦可以无相厚矣礼乐世变易射御于今展粗无参连白夫交行和鸟之技独书数仍世益精博凡为学者未有能舍是者也三科虽殊要之以书数为本。
胡适《说儒》
附录五：驳胡适之《说儒》（钱穆）
余旧撰《国学概论》，已着墨家得名乃由刑徒劳役取义，而于儒字尚无确信。及着《先秦诸子系年》，乃知许叔重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指术艺，术士即斓习六艺之士，而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因知儒墨皆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乃自来论先秦学派者所未道。越数载，胡适之先生有《说德》篇（刊于《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亦以生活职业释儒字，而持论与余说大异。因撰此文，藉以清胡先生及读者之教正。
一、驳最初儒皆殷人皆殷遗民之说
孔子段人，不能即征儒者之皆殷遗民。孔子弟子分布，鲁为多，卫次之，齐又次之，而籍宋者特少。胡文引傅孟真说，鲁为殷遗民之国。然孔门鲁籍弟子，固有确知其非殷遗民者。姑举颜氏说之。《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日颜激姬，其侄籁声姬。”注目：“颜籁皆姬母姓”（当回母氏），则颜氏为姬姓鲁族审矣。《姓谱》：“颜姓本自鲁伯禽支子有食采颜色者，因以为族。”此当有本。仲尼弟子传，颜氏居其八，颜路、额回。颜幸、额高、颜祖、颜之仆、颜韩、颜何，皆鲁人。颜之推云：“仲记母族。”孔庙韩敕修礼器碑：“颜氏圣舅，家居鲁，亲里在尼山，汉为昌平亭。”此孔门弟子颜氏为鲁人，决非殷民之确证也。（春秋又有邹颜，与鲁颜别。松羊传》所称邦委颜是也。然郑亦非殷后。）其他孔子弟子稍著者，其籍贯皆已考详于《系年》。岂得因鲁地有殷遗民，遂轻谓鲁儒皆殷遗哉？
二、驳儒是柔懦之人为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观说
《说文》：“儒，柔也。术上之称。”此当断为两句。柔者儒字通训，术上则儒之别解。胡文不辨许书句读，遂疑儒术尚柔，桥矣。即谓儒道尚柔，亦未必与亡国遗民相涉。胡文举正考父佐戴武宣而鼎铭云云，考宋戴公元当周宣王二十九年，上距殷灭已三百二十五年。 正考父鼎铭， 特其私人之处世格言云然耳，岂得谓是 “殷民族一个伟大领袖之教训”？又岂得据以谓“柔逊乃般人亡国状态之遗风”？考之古说，殷尚鬼，周尚文。尚鬼者，尊信宗教，富于理论想像而长艺术。尚文者，擅政治与军事之组织而重现实。此为殷周两部族特性相异之传说。征之载籍，确可依信。春秋以下之宋人，大率偏骛理论，不顾事实，有一往无前之概，盖犹不失古先遗风。宋襄公谓“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此谓之狂骛于想像而不顾事实可也，谓是亡国遗风之柔逊则不可。华元之杀楚使者申舟，曰： “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亡一也。” 乃杀之。此谓之偏守理论而轻视事实可也，谓是亡国遗风之柔逊，又不可。楚既围来，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提，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楚卒为退师三十里而与之乎。此岂所谓亡国遗风之柔逊者耶？其他如宋向成之解兵，宋王假之仁义，又如宋人之惬苗助长，与白日而攫金于市，皆其骛想像忽事实之证也。孔于为殷遗，而居鲁邦，为东周文献渊教，其所崇重向往者，日文王周公，盖孔子乃组合中国往古传统殷周两族一偏理想一重实际之两端，而创为儒道之中庸。据《论语》与《周易》，儒家论人事皆尚刚，不尚柔。质之东周殷族风尚，即无柔懦之征，求之儒家经典明训，亦无主柔之说。胡文所举，全无实际，臆测之辞，不攻自破矣。
三、驳儒为殷遗民穿戴殷代古衣冠习行殷代古礼说
儒家所言礼，皆周礼也。孔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孔子自言夏殷之礼因文献不足而不能征。又回：“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堤孔于又言周礼承夏殷之后，集文化大成，而为孔子所愿从矣。故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是孔门言礼直承周代，绝无疑义。孔子何以能言周礼，则以西周“礼书”犹存于鲁故也。卫祝低有言：“伯禽封鲁，其分器备物典册”，此西周“礼书”在鲁之所由也。故晋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春秋》，而日：“周礼尽在鲁矣。”齐仲孙淑之省鲁，亦日：“鲁秉周礼，未可动。”哀公三年，桓值二宫灾，命周人出御书，宰人出“礼书”（以上皆见《左传》）。此皆周之典籍鲁有其副之证。故孔子曰：“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运》）又其对哀公日：“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以哀公问》）而庄子亦言之，曰：“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督之士，指绅先生多能明之。”（《天下》篇），此鲁存周礼，为儒道所本之明据确证也。例、戴记·明堂位》：“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此儒业独盛于鲁之所由也。又《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候盟于蒙，孟武伯相。齐候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日：“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齐候都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日：“鲁人之阜，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孟武伯问孝于孔子，其父游子，实先为孔子弟子。此称儒书，即周室相传古“礼书”也。若为殷礼，鲁之公卿，岂敢据亡国之礼，不稽首而拜，以逆大国之怒乎？再亲征之于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拜下， 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白虎通·拂冕》篇： “麻冕者何，周宗庙之冠也。”拜乎上者，刘宝桶《论语正义》据凌廷堪《礼经释例》，谓当时如燕礼，土相见礼，公食大夫礼，聘礼，凡应于堂下拜者，皆不循臣礼之正而拜乎堂上，故孔子非之。据此，则孔子所躬行之礼，其为股礼乎，抑周礼乎，又不烦言而解矣。
再论儒服。《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日：“丘少居鲁，衣逢技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注：“逢犹太也。大技之衣，大袂禅衣也。”《庄子· 盗路》篇：“指衣浅带”，《释文》：推本又作缝。《列子·黄帝》篇：“女，逢衣徒也。”《释文》向秀注日：“儒服宽长而大。”《旬子啡十二子》篇：“其冠进，其衣逢。”又《儒效》篇：“缝衣浅带，解果其冠。”杨注并回：“逢，大也。” 《淮南·齐俗》：“裙衣博袍。”高注：“裙，褒也。’褒亦大也。又《记论》： “褒衣傅带。’批在礼家谓之移袂之衣。《周礼·司服》郑注：“土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属幅，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盖上之袂以布一幅为之，大夫以上之换加半幅布。儒者缝衣即土服，视当时大夫之服而稍敛其制，乌有所谓穿殷代之古衣？儒术既盛行于鲁，及于战国，而春秋封建衣冠之制渐坏，《儒行》作者遂以缝衣为鲁之乡服焉。然要之古无以缝衣为殷制者。《论语》公西华之言回：“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郑注：“衣玄端，冠章甫。”玄端即正幅之袂，即缝衣也。章甫则为礼冠。此证当时礼冠有用章甫者。若当时未有此制，孔子与子华，乃舍周之委貌而服殷冠，是畔民也。又乌见所谓亡国遗民忍辱负重之柔逊？盖当时本以章甫为贵族之冠，故孔子既冠章甫，而鲁人涌之日；“蓑衣章甫，爱得我所。’然则孔子之冠章甫，以其为止放，非以其为殷遗民放，又昭灼甚明矣。《郊特牲》《土冠记》并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据怕虎通》，此三冠制稍有大小之差。然章甫固为殷冠与否，尚无的证。柱子》：“宋人资章甫适诸越”，或自战国以来，章甫盛行于宋邑，故儒行作者遂有居家而冠章甫之曲说，而《礼经》作者乃又以章甫力殷冠。纵使其说而信，则周用六代礼乐，孔门之冠章甫，要以其为礼冠，为士服，不得如德行作者调是乡服，更不当如胡文所举，谓之是殷代古衣冠也。若必谓缝衣章甫，乃殷遗亡国之古服，则《苟子》又云：“章甫约履，绅而揭饬’＊法行》篇），岂绚履授绅亦殷遗旧制乎？且墨子之书犹有明证。公益子戴章甫，指缩，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行不在服。且手法局而本法夏，子之古非古’＊公益》篇）。是墨子明以儒服章甫掺饬为法周，又乌见其为股代亡国遗民之衣冠？
胡文调德礼为殷礼者，特举三年之丧以为说。胡文既谓儒衣冠乃殷民族之乡服，又以三年之丧为股民族之丧礼。优语厂张问：“忡》云，高宗谅明，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盛，百官总已以听于家宰三年。” 高宗谅阴，见手帕书·说命》之俟文，又见于“无逸”，又见于《楚语》与《吕览》，此非儒家一家之言也。然仅据此文，谓段高宗曾行三年之丧则可，谓三年之丧即为股利，则又不可。考之《孟子》，舜相尧二十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舜荐禹于天，十有七载，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以万章》篇）称三年之丧者，以此为最古。窃疑当尧舜之际，中国尚为部族酋长选举共主之时代，此如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皆有之，而中国定制较为精惬，厥有三端。一者：选举共主，必先预惟其为候选人，以资其政事上之历练，如尧之使舜相，舜之使禹相，禹之使益相，是也。二者：当前一共主崩，其候选人则试政三年，以验众意之向背，如尧崩，舜摄政三年，禹崩，益摄政三年，是也。三则于三年之后，必退居队待众意之决择，如舜之避于南河之南，禹之避于阳城，益之避于箕山之阴，是也。及王位世袭之制既兴，前王崩慕，后王嗣位，而旧礼尚存，蜕变难骤，乃有君死听于家幸三年之制。即如太甲居桐，三年而复归于毫，此亦君慕听于家宰三年之古礼也。而礼说之歧，遂谓由伊尹之放。至于武丁谅阴，后世传为美谈，则君慕听于家宰三年者，此制在殷世已不常行。而后之儒家乃以三年之丧说之，此虽有所本，而亦有所饰。今谓其原本股利，斯失之矣。且三年之丧，本贵族礼，庶民非所能遵。故宰我之间亦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讲。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孔子之对亦日：“君子之居丧’它云。礼不下庶人，所谓天下之通丧者，在当时固不赅庶人言。至孟子乃谓“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此在战国，乃有此语。春秋以前，封建井田之制未坏，贵族平民之阶级尚存，平民岂得亦守三年之丧礼？至胡文引傅孟真说，谓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周东封与殷边民），试问此语何据？胡文遂谓此礼行于绝大多数之民众，则稍治古史，知封建社会中绝大多数民众之生活情况者，皆知其不可能，更不烦于洋群矣。
四、驳儒以相丧为本业及孔门师弟子皆为殷儒商祝之说
儒家崇仁，而本原之于孝。儒家尚孝，而推极之于丧祭。故儒家言礼特重丧祭。然胡文遂谓儒以相丧为本业，则又大谬不然。儒为术士之称，其所习日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艺即术也。烧是艺者，小则为委吏，为乘田。大则宰一邑，道千乘，相宗庙会同。乌见有以相丧为本业之说？胡文所据在《墨子》之“非儒”，其说回： “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日，此衣食之端也。’然此特战国后人语耳。春秋之际，礼不下庶人，若君卿大夫之丧葬，固有为之宰为之相者，不烦于外求。尚不致俗儒闻丧而集其门， 仰以为衣食之端也。 春秋之时，尚未有士丧礼。林戴礼·杂记》： “恤由之丧，哀公使语悲之孔子学全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是土丧礼乃孔门创制。其光特有国君卿大丈夫之丧礼，未必有土丧礼也。若墨子所谓富人有丧，皆大说喜，又回：“诗人之野以为尊”，人之有富而野者，此正战国以下，封建井田既废，社会兼并，乃始有之。相丧为食，下至项梁、陈平之时犹然。然岂得以墨子书中语证孔子以前已如此？
至清士丧礼根本是殷礼，故丧礼之视人，当然以殷礼为主。又谓德不但是股上，其实又都是商祝。则更为荒诞不经。《擅引：“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霎设技，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族，夏也。”又“子张之丧，公明仅为志焉。诸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胡文据以为说，谓按全丧礼既夕礼，饰枢设技，皆用商视为之，可证公西赤与公明仪为志，乃执行土丧礼商祝之职务。夫帼引明日，孔子、子张之丧云云，斯见孔子、子张外之丧者并不然。不得据此推论儒家丧礼，谓必尽如孔子、子张之丧也。此其一。《家语》，孔子之丧，公西华掌殡葬焉，是为志，此犹《史记》吴中有丧，项梁为之主办之义。孔子之丧，其弟子为之盛礼，备三代之饰，而公西华主其事。至于饰棺设披，则由商祝为之，岂可即以证公西华之为商祝乎？即近时社会丧礼，亦有主办者，亦有吊祭者，非其家之至戚，即其家之大宾。至于棺攸衣裳，则匠人为之。祈祷拜忏，则僧道为之。相丧者虽日执拂躬挽，未闻亲以相丧者而执饰棺设技之事也。子张之丧，公明仪为之主办，乃追效殷礼以饰子张之终。非可谓子张与公明仪皆殷土，又以公明仪为商祝也。此其二。且《士丧用既夕江篇，有明言商祝（几十次）夏祝（凡五次）者。有泛称祝（凡二十二次）者。旧注：“泛称祝者皆周祝。’湖文独谓泛称视者皆指商祝，此已强说。旧注日：“商祝，祝习商礼者。夏祝，祝习夏礼者。夏祝商祝，总是周人。”是祝皆周人，惟其习夏礼习商礼，乃谓之夏祝、商祝，旧注辨析甚明。今胡文乃以商祝为商人，然则今世延僧人以佛事葬亲，岂此辈皆出印度五天竺乎？此其三。濒孙师其先陈人，其后为鲁人，自古载籍，未有目之为殷人者。胡文独日子张是殷土，放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夫既谓儒家皆殷儒，则其丧皆当用殷礼。相引之记者，又何以特笔书之日子张之丧云云耶？且子张亲受业于孔子，胡文又谓孔子教义已超过保守的殷儒遗风，早已明白宣示从周的态度，则何以其弟子又木用其师教而明背之乎？夫儒家之礼，岂止丧礼？孔子之日从周，岂专指送死一事？胡文牵缀无理，此其四。若谓《仪礼减祝皆商祝人仪礼》根本皆段礼，然则岂《仪礼》成书在孔子之前乎，抑出孔子之后乎？且儒家既以《仪礼》为经典，又何说孔子之从周？周礼又在何处？此其五。我闻古之称鲁国儒生矣，未闻有段儒之称也。我闻儒者之相丧矣，未闻儒者之为祝也。胡文乃谓孔子和那辈大弟子，都是殷德商祝，又称之田职业的相礼人，真不知其说之何从也。
五、驳老子是一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儒之说
胡文谓老子居周，成周本殷商旧地，遗民所居。充孔子居鲁，不害孔子之为商遗，则老子虽居周，无害老子之为苦县陈人也。岂得以成周本殷商旧地，遂谓凡居成周者皆商人。此亦犹如因鲁分商民，遂谓凡鲁人皆殷族耳。至调老子为史官知礼，又岂得调春秋对凡知礼者皆殷人乎？以老子为殷商老儒，显属无据。且老子既为同室之史官，又何必再业相丧助葬以自活？胡文不啻谓凡言礼皆丧礼，凡丧礼皆为殷礼，而相丧助葬者皆为衣食谋生，其说之无稽，稍具常识，皆可辨之。粗列五事，聊发其绪。其他游辞曲说，本之而引伸者，可不烦再及也。
——原载香港大学《东方文化》卷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