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实验进行高阶反应的消除”
“与明确的情感表达相关的皮肤电流反射”
“手指两侧运动中时间关系的过补偿”
这些文章的作者和进行类似研究的人并非真正对鸡的啄食行为或者人类唾液中的PH值有兴趣，而是对学习有兴趣——获取对于不同刺激产生的行为反应。在行为主义时代，学习是美国心理学的中心议题，其假定是，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刺激－反应学习原理来解释。还有同样重要的的一个假定是，这些原理对所有有知觉的动物都是一样真实可信的，就像化合价原理适用于化合物中所有的元素一样。人们从鸡、猫、狗和特别是老鼠身上得知的东西亦可适用于人类。
老鼠是人们最喜欢使用的一种实验动物，因为它们相对较便宜，体积小、容易移动，成熟也快。无以计数的千万只老鼠被用作了这个研究事业，它们通过穿迷宫、操纵杠杆或者按动按钮来获取食物，跳过不同颜色的门，按下一根棍子以断开使它们的爪子跳动不停的电流，还有其它许多的任务。这些实验没有什么微琐可言，它们都旨在发现重要的万用行为定律。这里有几个例子：
——把一只老鼠放在一个简单迷宫的人口处，其中有6个选择点（每个选择都是一个T型，有一个分支是个死胡同另一分支可继续下去），结束处有个目标盒子。老鼠开始一边嗅着探索，然后小步跑动；它走入了一个死胡同，折回身来，往另一边跑；对错各三次以后，它到达了目标盒——被提出来稍事休息后再放回原处。到第七次时，它在目标处发现饲料。老鼠嗅着饲料，然后一口吞下。另一只老鼠进行了同样的训练，可是没有任何饲料奖励，跑到最后也没有奖励。
两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每天进行同样的训练。到周末的时候，第一只老鼠完全掌握了路线，在迷宫里面直行，一点错误也不出；第二只老鼠跟以前一样老是犯错误。可是，最终，第二只老鼠也在跑道最终端得到了食物，接着，令人奇怪的是，再试的时候它一点错误也不出了。它在一天之内学会了第一只老鼠在一个星期内才学到的东西。这个实验表明了两条原理的作用：奖励产生学习，这可以从第一只老鼠的情况中看出；如果缺乏奖励，可能会有潜在的学习，这可以通过第二只老鼠的行为得知。（在某种意义上，学习发生在没有奖励但一旦一个奖励与“正确的”行为发生联系时即被激发起来。）
这与人类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呢？任何老师都会告诉你。一个学习绘画或者任何其它技巧的孩子可能直到老师说一些鼓励性的话或者赞扬的时候才有一些进步；接着，孩子突然间显示出了改善。类似地，一名飞行新手着陆的时候可能要跌跌撞撞地来上十几次，最后才半偶然地“走了一次运”，得到教练的表扬，从这以后每次降落时都好像“颇有心得”。
——几只老鼠被放进一只简单的T型迷宫的起始箱中，一次放一只。在右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白色的门，门后有一点奶酪；在左手分支的末端是一道黑色的门，门后有一道金属栅板，会给老鼠的爪子一种很轻但不舒服的电击。可等它们学会以后，实验人员改变了情形。现在，白色的门和食物放在左边的分支里，黑色的门和电栅板放在右边的分支里。老鼠向右转，被电击，马上学会了向左转。
这些魔鬼般的实验者再一次把一切都倒过来，可现在，老鼠立即就知道了。它们已经知道把把奖励和处罚与门的颜色联系起来，而不是方向。实验又一次证明了巴甫洛夫的区别定律，即在有两种提示的情况下，它们会取于奖励的提示。
这对人类适用吗？当然。一位园艺新手会只收获到一小堆西红柿，而他的邻居种的却是另外一个品种，阳光也充足一些，因而获得了大丰收。新手第二年试种邻居的种，还是运气不佳。他认识到，日照时间一定是关键的因素，因而锯掉了一些树，好让更多的阳光射进来，这次他成功了。
——另有一种T型迷宫，老鼠学会在里面向右转。这次，选了左边的分支没有惩罚，只是没有奖励。有些老鼠幸运一些，它们每次选中右边的时候都有奖励。另外一些不那么幸运，他们每四次才有可能发现一次食物。运气不好的老鼠比运气好的老鼠知道选择右边的速度慢得多。实验显示，学习当中的部分强化比持续的强化效果好得多。
可是，实验者又把一切倒过来。两个组的超级大老鼠在两个分支里都得不到奖励。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奇怪，以前幸运的一些老鼠很快忘记了以前的条件形成，并改变它们的选择，而以前每四次才奖励一次的那些老鼠在长时间来持续不断地选择右边。实验显示了部分强化效应：一种动物所期望的越多，情形变化对它的打击越大；如果期望不高，它们学习得来的行为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更为稳定。
人类的类比：一位工作相当出色的员工每年都会增加相当大的薪水；有一年，公司收益很差，他只得到很少的薪水，失去动力后，吃午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下午5点准时下班，还不时地请病假。不那么出色的一位员工只是偶尔因为生活水平的上涨而略为增加一些薪水，效益差的时候只能得一份可乐。他对工作的责任心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期望不高，他认为奖励的减少并不是整个系统发生了变化。
两位伟大的新行为主义者：赫尔和斯金纳
如上述实验所示，行为主义者扩大了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远远超出了沃森的一套概念。他曾用简单化的术语把行为描述成“紧随一些即定刺激而产生的、有横纹和没有横纹的肌肉及腺体变化”，这个观点后来被称作“肌肉抽动心理学”。有一阵子，他的信徒们坚持这个观点；如其中的一位沃尔特·汉特在1928年所写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是相对简单的肌肉和腺体活动复杂程度不一的组合。”
然而，要就行为的复杂形式说一些有意义的话，就必须以其未受损坏的形式来观察，如一些有特性和意义的行为。一只筑巢的鸟不仅仅是对若干刺激采取若干反射的有机体，它还是一只筑巢的鸟——有一种带有目的的复杂行为。如一位行为主义者埃德温·霍尔特在1931年所言，行为是“有机体正在做的事情”——觅食、示爱，等等——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仅仅是一系列用来构成其特性的反射，不仅仅是一个“算术和，不仅仅只与加减关系有关”。
可是，霍尔特不愿把目的归于动物本身；这会意味着思维的影响，即它会向前预测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反过来，他将复杂行为的目的性归结于刺激——反应单元组合的过程：动物每一个步骤中的寻找与回避，构成了集合起来的刺激——反应单元，其方式是，这种行为组合看起来好像是有意而为的。这种说法模糊而无法令人信服，可是，它已经走到了任何正统的行为主义者能够走到的尽头。
耶鲁大学的克拉克L·赫尔（1884－1952）作为一名新行为主义者作出了更为重要的努力，他推动了行为主义，使它成了按照牛顿物理学模式进行定量分析的严密科学。赫尔起先准备当一名矿业工程师，可是，因为患了小儿麻痹症而致使下肢残废。他转向心理学，因为这门科学不大可能涉及太重的体力活动，可是，工程学培训业已完成，他竟为行为主义推出了一种微积分。如他在自传中所言：
1930年左右，（我）得出相当肯定的结论，即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基本的法则都是可以通过少数几个普通的方程式加以定量描述的；个人所有复杂的行为最终将按照从（1）这些原初法则与（2）行为所从发生的情境中得出的二级法则归纳出来；作为一个整体的集团行为，即严格意义上同量的社会行为，可能按类似方法作为定量法则从同一原初方程中导出。
赫尔的中心思想是个很熟悉的概念：行为由一系列或者一串相连接的习惯构成，每种都是刺激－反应的连接，它们是作为强化的结果而产生的。他这是桑代克效应定律的翻版。赫尔的工作中比较新的东西是，他假设了一系列的因素，他认为，每种因素都加强、限制或者禁止这类习惯的形成，还有他列出的一些方程，据此，人们可以计算这些因素中每项因素精确的效果。
它们包括动物驱动力的水平（一只饥饿的老鼠觅食的驱动力比已经吃得厌腻的老鼠大得多）；强化的力量（以诸如“5克标准食物”这类的术语表达出来）；刺激后面紧跟着强化的次数；每次强化之后的获得的“需求减少”程度；因为疲劳和一次尝试与下一次尝试之间的时间长度而产生的“驱动力减少”的程度（驱动力是由需求为燃料的）等等。如艾德温·波林后来手下留情，以极巧妙的用词所言，这是一套极为“冗笨的”学说。
这里有一个例子。通过下列方程式，人们可以计算一个强化后的行动的任何即定数量的重复，能够增大通过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的程度：
NsHR＝M-Me-iN
该方程式的意思是，学习所得习惯的力量取决于强化尝试的次数（N），某具体动作中输入输出的神经冲动之间的关系（sHr），该特定习惯最大生理学力量（M）减去，好了，就这样一直下去。
赫尔最大的初衷是要按自然科学来建立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使其获得知识上的地位。他的学习微积分在30年代看起来还支离破碎，而在他的《行为的原理》（1943年）一书中却已经有了系统的形式，当时，这种方法倍受尊崇，影响极大。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数千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以他的一个或多个假设为基础的。他成了心理学研究文献中和学习心理学领导人物中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家。
可到了60年代，赫尔学说的笨重以及行为主义地位的衰落，使他的名字和工作都快速褪色了。到1970年，他很少被人引用，今天，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是以他的理论为基础的。赫尔于1952年去世时，一定想到自己已经在科学上获得了永生。现在，他只是个在历史研究中稍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年轻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圈子外很少有知道他名字的。
B·F·斯金纳（1904－1990）是另一位主要的新行为主义者，他的命运极为不同。他成为并保持为全世界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直到他86岁时去世为止。他的思想在今天的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中被广泛应用。
这么说，在人类寻找自我理解的探索中，他一定就是贡献最大的人之一，对吗？
远非如此。
人类的自我理解，至少是这么多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寻找的那种自我理解，根本就不在斯金纳的目标或者贡献之列。斯金纳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坚守着他的行为主义观点，他认为，比如意识、思想、记忆和推理这些“主观存在”根本就不存在，而只是“一些语言的构成物和人类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不幸落入的一些语法陷阱”，“是一些本身都无法解释的注解性的东西”。斯金纳的目标不是去了解人类的精神，而是决定行为是如何由外部原因引发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他在一个短篇的自传中——他还有一部三卷本的自传——写道：“（行为主义）可能需要澄清，但它不再需要争辩了。”
斯金纳对心理学的理论也没有增加什么东西；他认为有学习的理论是不需要的，还宣称自己就没有一种理论。他的确相信的一种理论，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下来，即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和我们本身都是由奖励和惩罚的历史决定的；他通过研究形成的这一理论的细节，由前述部分强化效应这类的原理构成，他的理论关心的是引起行为需求和引起行为消灭的情境。
那么，是什么使他如此出名的呢？
跟沃森一样，斯金纳天生就是一个引起非议的人，一个煽动家和杰出的广告人。他第一次在电视上露面时，搬出了原由蒙田提出的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你非得做一个选择的话，你是烧死自己的孩子呢？还是焚掉书籍？”——然后他说，我本人倒情愿烧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通过工作而对未来作出的贡献，将大于通过自己的基因作出的贡献。可以预料的是，他激起了愤怒- 因而得到邀请，参加进一步的露面。
在别的一些时间里，他似乎喜欢拿一些思想深沉的人在谈论和理解人类行为时用的词来嘲笑取乐：
行为……仍然归结于人的本性，还有一种广义的“个人差别心理学”，人们在里面用性格特征、能力和潜力这些词来比较和描述人类。几乎每一个关心人类状况……都以这种前科学方式谈论人类行为。
斯金纳一向嘲笑理解人的内心的努力：
我们不需要努力地去发现什么样的人格、心理状态、感觉、性格特征、计划、目的、意图或者自动的人真正是的其它一些特权，才能够赶上对行为的真正科学的分析……思想就是行动。错误在于把行为分配到意识里面去了。
他说，我们需要或者能够知道的，是行为的外部起因和这个行为可观察到的结果。这会得出“作为一种行为系统的有机体的完整图景”。
与此观点相一致的是，他是个严格的决定论者：“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这是由我们的历史决定的。我们热衷于相信自己是可以选择的，是可以行为的……（可是）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是自由或者应该负责任的。”“自动的”人是个错觉；一个好人是因为条件形成使他如此的，好的社会也将是以“行为工程”为基础的，即通过积极的强化措施对行为施以科学控制。
斯金纳是个灵巧表演人，他很会让自己受欢迎。他说话明白流畅，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为此感到脸红，而且长得迷人。为了展示他自己的条件形成技巧，他教会一只鸽子在玩具钢琴上弹一支曲子，教一对鸽于玩一种网球，两只鸽子用它们的嘴把一只球滚来滚去。几百万人在电视记录片上看过他的表演，他们都认为斯金纳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是位动物专家。他以一本乌托邦小说《沃尔登第二》（1948）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种理想中的、科学控制的社会的展望，他在小说里面展现了一个小型社会的图景，从诞生开始，孩子们都通过奖励（积极的强化）进行严格的条件形成训练，以使他们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所有的行为都受到控制，但这都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和幸福。虽说对话平淡无聊，情节做作，但这本小说还是成了一本极受推崇的书，大学生们长年读这本书，销量已逾20O多万册。
可是，斯金纳在公众当中的声名比他与同行相处的声名大。如一位崇拜者心理学家诺曼·古特曼几年以前在《美国心理学家》上所写的一样：
（斯金纳）是一个神话中的著名人物……科学家英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技艺高超的技术专家……敢于打破偶像的人，不畏权威的人，他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从而脱离了古代的局限。
斯金纳1904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一个铁路小镇上，他父亲是当地的律师。还在儿童时期，他就有制作复杂小玩意儿的癖好。后来，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他还会发明并建造动物实验用的许多极为有效的装置。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曾立志当一名作家，大学毕业之后，他花了一年时间练习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在格林威治村度过的。尽管他仔细观察了周围千奇百怪的人类行为，可过了一阵子后他发现自己对看到的一切没有什么好说的，极度灰心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个打算。
可是，他不久又找到了一个办法，对他来说是更为实际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在他的阅读中，他偶尔读到沃森和巴甫洛夫等人从事的工作，读了这两个人写的书，然后决定把自己的未来献给了解人类行为的科学方法探索中，特别是对条件形成的研究。“我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失败耿耿于怀，”他1977年对一位采访者说，“而且我确信，作家们从没有真正理解到什么东西。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转向了心理学。”
他来到了哈佛。那地方是内省式心理学的天下，可是，他不再对被他称作“内幕消息”的东西感兴趣了，因而急速转向，自已干起用老鼠进行实验的行为主义研究。在他的自传里，斯金纳带着快乐的心情回忆说，他庆幸自己曾是个类似坏小子的人：“他们也许以为，心理学里面的某种东西正盯着我哩，可是，事实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斯金纳不听教授的训导，成了越来越彻底的行为主义者，在进行他的博士论文答辩时，人们请他列举对行为主义的一些反对意见，可他一条也想不出来。
斯金纳利用自己灵巧的机械能力做了一只迷箱，它比桑代克的样子改进了许多；从那以后，这种迷宫就广泛使用起来，并被人称为斯金纳箱。其基本的形式是——它有很多样——它是一只笼子，足以让一只白鼠很舒服地呆在里面，一面箱壁上有一根横杆，恰好装在一只小食盘和喷水口上面。老鼠在笼子里面爬来爬去，当它碰巧把前爪歇在横杆上压下它时，一粒饲料会自动地落在食盘里。笼子外面连接着的一些设备会画出一条线，一分钟一分钟地显示出压下横杆的总数，从而自动地记录老鼠的行为。这比桑代克的迷宫箱方法更为有效，更容易收集数据，因为实验人不需要盯着老鼠，也不需要在它压下横杆时递送饲料，而只需要看看记录就行了。
这只箱子还能得出更为客观的行为获取或者消失数据，这超过了当时任何人所能收集的数据。老鼠会决定，而且只由它决定，这次按下横杆和下次按下横杆的时间间隔是多大。斯金纳可以把他有关学习原理的发现建立在“反应频率”的基础上，即动物的行为按照强化程度而发生改变的频率，它不会受到实验人的行动的干扰。
另外，斯金纳还可以调节这只箱子，使其按各种方式来模仿现实世界里强化或者没有强化行为的许多情况。比如，他可以研究当动物定期受奖励时如何学会反应；已经学会的反应是如何在奖励突然中断时消失的；当奖励按照时间间隔（比如每按动四下来一次）间歇性地投放时，它是怎样影响学习和反应消除的；当奖励不定期投放时会有什么影响；按压横杆得出混合结果时（比如一次奖励跟着一次电击）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在每种情况下，数据得出的曲线会显示在这各种情况之下行为的获取和消除频率。
斯金纳从这些曲线里形成了若干的原理，这些原理增进了人们对老鼠行为的理解，还有对人的行为的理解。有一个例子是，他发现部分强化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效果。食物偶尔或者不定期投放，老鼠经计划训练后，会坚持不断地按压横杆，哪怕投放饲料的装置已经完全关掉了。它们学习的行为比一些在定期间歇投放的强化中训练出来的老鼠更不太容易消除。有人把这个比作在赌场玩老虎机的赌徒行为：老鼠和赌徒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一次的强化什么时候到来，但是，因为习惯于偶尔得一些奖励，他们都会坚持不断地试下去，以期望在下一次尝试中得奖。
可是，斯金纳最为重要的贡献却是他的“操作性条件形成”，光是为这一点，他就值得在心理学的名誉大厅里享受一把永久的座椅。
在“经典的”（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形成中，动物对食物的非条件反应（分泌唾液）被变成对以前属于中性的刺激（节拍器或者铃铛的声音）的条件反射；行为改变的关键因素是新的刺激。
在“工具型”（桑代克式的）的条件形成中，行为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反应，而不是刺激。中性的反应——在随机性的获取食物过程中碰巧踩在踏板上——被奖励食物，并成为学习得来的行为，它能够达到以前没有过的目的。
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形成是工具型条件形成的重要发展。动物为无论什么目的而进行的任何随机活动，都可以被看作以某种方式对环境的“操作，”因此，按斯金纳的说法，也可以是一个“操作动作”，奖励这个活动会产生操作条件形成。通过对一系列小型随机活动一个一个的奖励，实验者可以给动物的行为“定型”，直到它采取不是其本来的或者自然技能的一部分的行动。
下面这个例子，是斯金纳如何使一只鸽子的行为定型的，在一只斯金纳箱子里，与箱壁齐平的地方放着一块彩色的小塑料圆盘，他要让鸽子啄那个盘子：
我们首先在鸽子从箱子里面的任何地点朝这个点（即盘子）的方向稍稍转动身体的时候给它喂食。这会增加这种行为的频率。然后，我们不再强化奖励，直到有朝这个方向稍稍的转动为止。这又一次在没有产生新的单元的情况下改变了行为的普通分配。接着，我们继续在它越来越靠近这个点的时候进行强化，然后只在它的头朝这个点轻轻移动时强化，最后，只在它的头实际上碰到这个点时才给奖励。
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建立复杂的操作动作，否则，它是这种有机体的全部技能里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通过强化一系列连续的靠近动作，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出对某个非常高的机率的罕见的反应……从箱子任何一个地点向这个点的转动，向它走近，抬起头来，和向这个点啄动的全套动作，看起来就好像是行为大生的功能单元，可是，它是由一个连续的区别性强化过程在无区别性的行为中建立起来的。
（其它一些实验人利用斯金纳的技巧建立起了奇特得多的行为。有人教会一只兔子捡起一枚硬币含在口里，然后扔进一只小猪聚钱盒里。还有人教会一头名叫普里西拉的猪打开电视，捡起脏衣服并扔进一只大蓝子里去，还用吸尘器吸地。）
斯金纳把对其鸽子的操作训练比作孩子学会说话、唱歌、玩游戏和在一定的时候学会一切的成年行为。在他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利用操作性条件形成，把一些简单行为的细小连接点连接起来的一长串行为的集合。人们不妨把它叫做对人类（直立人？）行为的勃起肌组现——即一个没有意识的机器人，由从无数没有意义的小单位中得出来的操作性条件形成组合而成。
斯金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少受到心理学机构的冷落，可终于慢慢赢得了一些专心于此的人——其结果最终足以导致4本斯金纳行为主义者研究日记和学说的出版，并在美国心理学协会专门设了一个斯金纳型研究部（第25部：行为实验分析部），目前有1000多成员，或者约为总成员的百分之一点五。斯金纳箱和操作条件形成技巧自此以后一直为实验心理学家们所使用。最近几年，斯金纳的名字和工作在每年的社会科学出版物上被引用好几百次（虽然只有弗洛伊德的七分之一）。
可是，斯金纳的主要影响仍然是在主流心理学之外。
斯金纳1953年有一次去他女儿的学校参观，这时，他突然想到，与他教鸽子弹钢琴类似的一些操作性技巧，可能是比传统的方法更为有效的教学法。复杂的课题可以按逻辑顺序细分为简单的步骤；学生会被问到一些问题，并立即告知答案是否正确。这里可能会有两个原理起作用：学生答对了的知识是一种很有力量的行为强化（奖励），而立即强化会比延迟强化效果好些。结果就是有名的“控制教学法”。
可是，因为一名教师不可能同时给一教室的学生提供强化，因此必须编写新的教科书，里面一对一对地列一些问题和答案，每个问题都向对课题的总体把握迈出一小步，而且，可以让学生通过合上课本上的答案而立即奖励自己。斯金纳还开发出了一种教学机器，用于通过可比的手段进行操作性自我教学。这种机械模型当时红火了一阵子，然后没有人使用了，可是，今天，以计算机为基础，带有立即强化的自我教学法又在快速发展了。
有一些年，控制学习运动对教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设计用来通过操作性条件形成进行教学的课程和备课材料广泛使用，美国相当多的中学和大学，以及十几个国家的许多学校都使用这种方法。可最终，教育者们认识到，控制教学的细分法只提供了人类所需知识的一部分，他们还需要完整和有层次的思想结构。而且，以后的研究显示，在人类当中，延迟的强化经常比立即强化有更好的结果，思考别人的反应可能会导致比立即反应和得到答案更多些的学习。最后，观察别人的行为，尽管对猫不一定是有效的，可对人却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学习形式，而且它不牵涉到立即强化。不管怎样，斯金纳关于立即强化的教条证明是有用的，而且为大多数教师所熟悉，并被溶入许多教程和中学教科书中去了。
斯金纳对一些精神和情感疾病的治疗还起过不小的作用。他曾想到，通过对病人从病态行为向正常行为些微转化的奖励，说不定可以使病人的行为重新定型。他和两位研究生从40年代开始进行了首次实验尝试，后来叫做行为修正法。他们在波士顿附近的州立医院搭了一些按压横杆台，如果病人按照有顺序的方式操作机器，他们就会得到一些糖果或者香烟奖励。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治疗师就给他们一些象征物，以奖励精神病人的合适行为，比如自愿进食，自我修整，并协助进行房间整理工作等。这些象征物可以换糖果、香烟，也可以换一些特权，如选择进餐的隔间，与医生交谈，或者看电视。
在深度偏执的精神病人当中奖励期望得到的行为经常能够奏效。一位压抑的妇女不愿吃饭，还有饿死的危险，可是，她喜欢探访者，还喜欢电视机、收音机、书籍和杂志以及鲜花摆在她房间里。治疗师把她移到一间没有这些东西的病房里，并把一份便餐放在她面前；她只要吃下任何一点点东西，其中的一些享受品便临时给她恢复过来。治疗师慢慢保留奖励，直到她吃得越来越多。她进餐的情况好转了，增加了一些体重，并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出院了。18个月后随访，发现她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行为修正法运动传播到了好些精神病院和感化院。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现在认为，它对一些病情严重的精神病人有作用，是他们自己的疗法当中有用的补充，不过，就时间和员工精力来说，这是一种很昂贵的办法。行为修正法还被许多心理治疗者们用来治疗一些不那么严重的精神病人，如吸烟、肥胖、害羞、抽搐和语言障碍。它是行为治疗法领域中的的个专门技巧，大部分是以巴甫洛夫型条件形成理论，而不是斯金纳的行为修正法为基础的。
斯金纳最有名的作品，《沃尔登第二》并没有重塑美国社会，甚至一部分也没有，不过，它无疑对成百上千万读者的思想和社会概念产生过影响。只有一次，有人的确是想按照《沃尔登第二》实际地创建一个乌托邦：这就是弗吉尼亚路易斯萨市的“双橡公社”，由8个人在1967年建立的一个社区。经过许多年风雨之后，它的人口已经增长到81个。虽然仍然是按《沃尔登第二》的模式进行管理，可公社的社员们早些年以前就已经放弃了定义理想行为的努力，他们不再通过斯金纳强化法来给彼此的行为定型。
斯金纳有时候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影响进行自我贬低。“总起来看，”他曾说，“我对别人的影响远不如我对老鼠和鸽子——或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影响重要。”这话可能不是当真的。斯金纳真正的意思是下面这段话：“我从没有在任何时候对（我的工作的）重要性产生过怀疑。”而且，他还带着很有特色的乖张口气说：“当它开始吸引注意力的时候，我对其影响是忧虑多于高兴啊。我的档案里有很多笔记说到这个事实，即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我感到很是害怕或者深为不快。我常常放弃会占用我的工作时间，或者过度强化其具体方面的一些荣誉。”
失势与衰落
行为主义研究在积累势力的途中，除了这门学说最执着的追求者外，人人都很清楚，老鼠和其它实验动物经常以这门学说无法解释的方式行动。
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经常不符合所谓的万用条件形成原理。“鸽子，老鼠，猴子，哪个是哪个呢？可这并不重要”，斯金纳曾写道，可这的确很重要。研究者们可以很容易地教会一只鸽子去啄一块圆片或者开启食物门的钥匙，可是，他们发现几乎不可能让这种鸟类扇动翅膀来取食。他们可以轻松地教一只老鼠压下挡杆取食，可是，却要花天大的劲才能让一只猫也这样做。给一只老鼠喝发酸的海水，然后喝一种恶心的药水，他会避开发酸的水，却愿意喝海水；对鹌鹑进行类似试验，它会避开海水，却愿意喝发酸的水。这些比较得来的成果迫使行为主义者承认，每个物种都有其自己内部的电路原理，使它很容易地通过本能来学习一些东西，另外一些却有困难，而还有一些一点也不会。学习的原理远远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行为主义心理学更为严重的一个错误是，实验动物经常以一些不能够按照很清晰明白的反应曲线率来行动。例如，许多研究者都曾发现，在一次反应消除尝试的开始，一种动物会以更大的精力来对刺激作出反应，不似它们在长时期的强化训练中那样。一只一直通过按动横杆取一颗饲料的老鼠，如果发现没有饲料，它会一次又一次更用力地按动横杆，而按照严格的行为主义学说，奖励的缺失会使反应强度减弱，而不是增强。
但是当然，人类亦是如此。当一台自动售货机不再发货时，客户会更用力地推拉几下，甚或敲打或者踢几脚，要么是发泄，要么是以为哪个地方卡住了，需要再踢一脚。行为主义学说对此内部的过程没有什么解释，特别是对问题的思考不予解释，可是，若干行为主义者注意到，他们的老鼠有时候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在做些基础的目标型思考。
一位著名的研究人员爱德华·查斯·托尔曼（1886－1959）了解这种情况，他是赫尔同时代的著名人士，也是30和40年代著名的新行为主义者。他观察到，一只老鼠跑过几次迷宫之后，它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做决定，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往前走一点，也许再往回跑一点，都是在作出决定并继续进行之前发生的。他在1938年就任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时的致辞中说，很清楚，老鼠是在脑袋里面进行“替代性的试误法”。“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他说，“老鼠似乎是在进行‘三思而后行’之类的把戏。”
这是托尔曼在老鼠的许多行为当中找出的一部分例子，他认为，这些行为只能解释成老鼠的头部有某种过程在进行中。几年以前，他和一位同事曾制作过一只简单的迷宫箱，里面有三条通向目标盒的路径。最短的那条是从启始处直通目标盒的；第二条稍长一些，向左弯了一下然后在中途接入最短的直路，距目标盒尚有一半的路程；第三条最长，向右转了很长的弯，然后才在靠近目标盒的地方接入最短的那条直路。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老鼠按行为主义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三条路都跑过，然后学会了选最短的那条直路，因为这是最容易建立起来的习惯。
然后，托尔曼在直路的中途设了一道障碍，这样的话，老鼠只能通过最长的那条路才能取到食物。按照行为主义理论，当老鼠顺着直路跑下去然后发现障碍时，它应该绕回头来试下一个最容易建立起习惯的路径——即中等长度的那条——可它立即就选了最长的那条。对托尔曼来说，这意味着，老鼠已经建立起了这整个迷宫的某种思维全图，并“意识到”障碍物挡住所有的路径，只除开最长的哪条。
托尔曼进行过许多类似的实验，其中大部分的实验都要复杂得多，可所有的实验都支持他的观点，即，“老鼠的大脑里已经建立起了这个环境的某种类似场图的东西。”他说，标准的行为主义理论只提供了迷宫学习的部分解释：“我们同意……穿迷宫的老鼠经受着刺激，作为这些刺激的结果，它最终导向实际发生的反应。可是，我们感觉到，其中的大脑活动更为复杂，更有模式，而且，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比刺激－反应论心理学家的自主能力更大。”
这些研究导致托尔曼推敲出一种他叫做“目标性的行为主义”的学说。它的基本意思是，老鼠并非作为一种自动机而产生行为，它们并非完全按照自己所体验的刺激的次数和种类而形成习惯，而是，就好像，它们还受到自己的期盼、它们认为某种东西在某种情况下会导致某种结果的知识、它们的目标和其它一些内部的过程或者状态的影响。如一位正统的行为主义者所嘲笑的那样，托尔曼的老鼠已经“陷入了沉思”。
托尔曼把这种内部的因素称作“干扰变量”（它们会干扰刺激－反应过程），并坚持认为，它们与行为主义是相兼容的，并行不悖的。“对于行为主义者来说，”他写道，“‘精神过程’应该被承认而且按照它们所导向的行为的术语来定义。（它们）是看不见的，可都是推断出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行为和这些推断出来的决定因素都是客观的，是有定义的存在类型。”这是在尽力维护行为主义的理论，可是，托尔曼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还是在行为主义的大堤上掏了一个细缝，导入了一小滴思维。到时候，它会变成一场洪水。
如果奖励和重复只能部分地解释老鼠的行为，则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和工作机理的解释就会更有限。拿记忆作比。行为主义者以纯粹数学的术语来描述它：尝试和强化的次数越多，奖励越多，刺激和反应的时间就越接近，刺激产生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刺激是诸如“5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反应就是“6”。如果刺激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答案就是一串7位的数字（包括区号在内有10位）。第一位数字是对总是的反应，可也是能够产生第二位数字这个反应的刺激，等等，其方式是一串联想联系。
可是，就算在行为主义时代的高涨时期，心理学家们也都知道，人类的记忆比这个复杂得多。一方面，我们“整块”记忆某些信息：比如，我们把区号作为一个单元来记忆，而不是作为一系列互有连接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不同种类的记忆：我们可以暂记住某些电话号码，我们查出号码，暂时记住，直到拨号，然后立即把它忘记掉，可同时，我们还会记忆“长效记忆”的东西（我们把认为需要的东西当作知识长期堆积在仓库里）。某些东西需要无数次的重复和奖励才能固定在记忆里面（很多人好像记不住自己的社会安全代码，曾经看过几十次也记不住）；其它一些东西（在某家饭馆进餐付的一次特别贵的账，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只需要经历一次就能在记忆里保持很长的时间。人类记忆的这些特点和许多其它的特点，并不能用行为主义狭隘和古板的公式来解释。
在整个行为主义时代，一些心理学家持续不断地以更为宽泛，更为深刻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记忆，不仅如此，他们还探索行为主义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心理学现象，如感觉、动机、性格特征、推理、解决问题、创造力、儿童发展、遗传倾向和经验之间的内部作用还有人际关系。慢慢地，关于这些话题而收集起来的数据，和这些数据提出来的一些行为主义不能够回答的问题，为托马斯·库恩在他对科学革命的著名分析中表达的新理论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他叫做“范式转移”的东西——向一种新学说相对突然的转移，它囊括积累起来的大量数据，并使这些按照目前的学说很难解释的数据产生意义，如果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话。
同时，其它领域里进行的一些研究也开始对思维的工作机制带来新的曙光了。从人类学里，得出了有文字以前的人类如何思想的研究；从心理语言学中，得出了人类如何获取并使用语言的知识；从计算机科学中，人们知道了一种全新的设想思维的办法——像信息处理一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进，就像一道计算机程序。
到60年代，所有这些影响开始汇集成一种有关思维和行为的观点，称作“认知科学”——没有超自然存在并建立在实验方法上的一种认识论，通过它，人们可以对精神过程进行合理的推断。
随着认知科学的到来，行为主义很快失去了它在心理学中颐指气使的地位，它不再是像它宣称的那样一种足以解释所有行为的方法。公爵大学的格列高利·金布尔总结了心理学家们对行为主义幻想的灭失：
虽然古典的学说以简单的学习理论形成并经过了检验，但是，在一切的背后，总是有一种假定，即这些理论可以应用到所有的行为之中去……（而且，）学习的大部分基本法则已经被寻找出来，而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些解决系统分类的小问题只不过是把一些主要的理论家们区分开来而已……（然而，）到本世纪中期，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古典的学习学说在范围上受到局限，我们的科学知识已经上升到的高度还在伽利略以前，而不是在牛顿以后，如赫尔和其它一些人曾思考过的一样。
奇怪的是，只有当行为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日渐式微的时候，其子属支流行为疗法才被广泛使用，并合乎情理地成为对范围有限的一些心理疾病，特别是恐惧症非常成功的疗法。
行为疗法正确的地方——它有用，但是用途有限——与其附属的行为主义理论是类似的。它不是一种谬误的学说，而是说，它只能解释最基本的一些行为形式，而这些行为只是老鼠心理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心理学的极小的一个部分。对它的成就的一个极端评论见于1968年一位心理学家尼西米亚·约但的说法：
现代美国科学心理学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白费精力的不孕专家。数年辛勤劳动和数百名教授及数千名学生不懈的努力得出的成果几乎是一个零……自那个“划时代的”时刻（沃森1913年的宣言）以来，53年的时光已然过去，可不可以指出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有一点积极意义的任何贡献来？一点都找不出来。
尽管失望的很多人并非都如此激烈地批评行为主义，可是，在60年代，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心都从行为主义向认知理论转移了。到70年代，行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挤了出来，被新的、更为多样化的心理学所替代，这些新的流派研究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的内容，是本书余下部分要讲到的话题。
第十章 格式塔心理学家
视错觉导致新心理学的崛起
在1910年仲夏从德国中部飞驰而过的一列火车上，一位名叫麦克斯·韦德海默的年轻的心理学家远眺窗外的风景。电线杆、房舍和山顶尽管是静止不动的，可看起来却好像在与火车一起飞奔，为什么呢？这个错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当然应该如此，可是，他当时感觉到必须有个解释。
这个疑团使他想到了另一种错觉运动——即万花筒，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差不多，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玩具。在这两种情况下，一系列以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间隔拍摄下来的照片，或者一些展示了最细微变化的画片快速地通过眼前，给人留下连续运动的印象。
这种已经熟知了好几十年的现象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满意的解释。托马斯·爱迪生和其他一些在19世纪发明了电影的人很满足于获取这个效果而不理解其成因。可是，这天在火车上，韦德海默突然直觉到了答案的所在。他刚刚在魏茨堡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那里有一些心理学家不服冯特原则，他们通过内省的办法来探索有意识的思维。现在，他突然想到，运动错觉的成因可能不是发生在许多心理学家所认为的视网膜上，而是在意识里，某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在连续的图片之间提供了转接，因而形成了运动的感知。他很快就放下了对移动风景的兴趣，再也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当时，韦德海默一直在维也纳大学从事无法阅读这个问题的研究，正去莱因兰度假。可是，这个想法使他非常激动，以致于在法兰克福就下了车，跑去拜访弗里德里奇·舒曼教授，当时他是感知问题方面的专家，韦德海默去魏茨堡之前曾跟他一起在伯林大学学习过，他现在搬到了法兰克福大学。
进城后，韦德海默去玩具店买了一只万花筒，在自己的旅馆里玩了一整天。（STROBOSCOPE现在是一种科学仪器，用于观测移动部件的减速或者静止状态，如在机械中作为频闪示速器使用，可在19世纪和和20世纪初期，它是指一种流行的玩具，可以制造活动的印象。）这只万花筒里有马和小孩子的图片，如果速度控制得好，就可以看见马在得儿得儿地走，还可以看见小孩子在走路。韦德海默用一些纸片代替了那些画，他在纸片上的两个位置上画一些线条，线条彼此平行。他发现，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他先看到一根线条，再然后在另外一些地方看到另一些线条；再用一种速度转的时候，两根线条就平行在一起了。又换一种速度转，则有一根线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上去了。这样，他就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实验并将要形成一种心理学理论。
第二天，韦德海默给大学的舒曼打了电话，把自己观察到的现象和自己对这个现象的猜测和解释告诉了他，并征询他的意见。舒曼对此无话可说，但愿意让韦德海默使用他的实验室和设备，包括他自己设计的一种新型速读训练器。研究者可以调节装有幻灯片的轮子的速度，将一个视觉刺激暴露出来一小段时间让观看的人看，还可以使用在不同位置装有幻灯片和三棱镜的轮子来让观看者看到不同变换的图片。速读训练器可以很精确地加以控制，而万花筒则只能粗浅地演示。
由于韦德海默需要一些志愿者来做实验受试者，舒曼把他介绍给他的两个助手之一，沃夫甘·克勒，克勒很快又引来了另一位助手科特·科夫卡。他们两位比韦德海默年纪稍轻些（他30岁，克勒28，科夫卡24岁），可是，三个人都对神经心理学中的新心理学派和冯特的门徒们所忽视的高级精神现象极有兴趣。他们立即着手工作了，以后都成了终生的朋友和同事。
韦德海默是单身，有一份单独的收入——他父亲一直是布拉格一所成功的商业学校的负责人——韦德海默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他现在所欲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度假计划，留在法兰克福。他让克勒，科夫卡和科夫卡的妻子作为他的受试人，留在这里做了近半年的系列实验。
根据他在旅馆里做的初期实验，韦德海默的基本实验是要轮流投影一条3厘米长的水平线条和另一根在它下面的约2厘米长的线条。在较短的投影时间里，他的受试者（他们直到很晚之后才知道他在干什么）都先看到一条线，然后是另一条线；速度提高以后，两条线都同时看到了，以中间速放的时候，一条线平滑地从上一根线条向下面的线条移动，然后又返回。
为了变些花样，韦德海默使用了一根竖直的线条和一根水平的线条。速度刚好的话，他的受试者会看到一条线以90度的角度前后转动。在另一个变换中，他使用了一些灯，这些灯，如果速度恰好到临界点，好像就只有一只灯在动一样。他还使用了多根线条，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形状来试验，在每种情况下，这些东西都能制造出运动的错觉。哪怕他把正在进行的事情告诉了他的3位受试人之后，他们也无法使自己不看见这些运动。在其它许多种变换中，韦德海默都试图排除这种现象是由眼睛运动或者视网膜残留而引起的可能。
他提出结论说，这种错觉是“一种精神状态上的事”，他把这个叫做o现象。他说，o这个字母，“表明存在于a或b的感知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来自于大脑的“心理短路”。他说，现象来自大脑的“一种心理短路”，短路的地方就在受神经冲动刺激的两个区域之间，而神经冲动又是来自由a和b刺激的视网膜区。
这个生理学假设在他以后的研究中并不突出，突出的是韦德海默的理论，即运动错觉的发生不是在感觉的水平上，不是在视网膜区，而是在感知中，即在意识之中。从外面进来的、互不关联的一些感觉都被看作是一种组织起来的整体，其自身带有自己的意义。韦德海默把这种总体的感觉叫做格式塔（Gestalt），这是个德语词，意思是外形，形状，或者配置，可是，他用这个词表示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而感知到的一组感觉。
这样看来，他花几个月的时间所进行的工作就好像是解释一个小小的错觉。可实际上，他和同事已经埋下了心理学格式塔学派的种子，这个运动将要丰富和扩大德国和美国的心理学。
思维的再发现
韦德海默的理论是，思维会给进入大脑的一些感觉以结构和意义，这与在德国已统治了近半个世纪，在美国已经有一代人的反心智心理学明显不合拍。（格式塔心理学经常容易与格式塔疗法相混淆。前者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后者是心理疗法的一种技巧，它使用从心理学中借用来的一些概念，但其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更；它另外还借用深层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的一些观点。）
他的理论与1910年的时代精神也不合拍，当时一切都是以通过自然科技来改变人生和思想为中心的。电灯正在快速地改变城市甚或遥远乡镇的夜生活，汽车也正在改变各个国家的习惯，飞机也可以进行长时间飞行了（路易·莱里奥约已经飞越英吉利海峡），玛丽·居里刚刚分离出了镭和针，卢瑟福正在编制其原子结构理论，齐伯林客运服务也刚刚开始，黎德福里斯特最近刚刚注册了他的晶体管。新心理学与这些发展相辅相承，心智心理学好像比以前更形而上，更不科学，更像是昨日黄花了。
可是，在许多年里，一些心理学家们一直认为魏德迈心理学毫无生机而且太受局限，因为它不能够解决诸如情感、思维、学习和创造这些人类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方面的复杂形式。詹姆士、高尔顿、比奈、弗洛伊德和维尔茨堡学派的成员们尽管各自关心的方面不一样，可他们都对只能用较高级的心智方法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有兴趣，而且一直以来也在进行对这些现象的调查研究。
另外，其它一些研究者也不断地提出证据，证明感知与视网膜或者其它感官接受到的感觉不一致，而是思维对这些感觉中的数据的解释。
远在1890年的时候，奥地利的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安·埃伦费尔斯就曾指出，当一个乐曲变调时，所有的音符都会改变，可是，我们听到的却是同一个乐曲。他解释说，我们在整体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里辨认同一的东西——即是他所说的这个乐曲里面的“格式塔性”，或者“形态质量”，这是由思维而不是耳朵捕捉到的关键的特征。
对心理学感兴趣的一位医生厄厄斯特·马赫1897年说过，当我们从不同角度看一个圆圈时，它看起来总是圆的，而在一个镜头上它却是椭圆形的；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张桌子时，视网膜上的图象会改变，可是，我们在内心里体会到的、看见过一张桌子的经验却不会改变。思维在解释感觉时会按自己知道的目标的样子去描述。
1906年，维托里欧·本鲁西进行过著名的穆勒里尔错觉实验，实验中，两条线（如下图所示的平行线条）看起来在长度上有所不同，可实际上它们在长度上是一样的。
他发现，哪怕他告诉他的受试者去集中精力于平行的线条，他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忽视整个图形，他们可以减少错觉，但不能消除错觉。
当韦德海默在法兰克福进行他的第一次实验时，古丁根的心理学家戴维·卡获却在探索“亮度常态”和“色彩常态”。他发现，我们在阴影中观察某个物体时，我们会感觉到它具有与我们在明亮处看它 时同样的亮度和色彩，尽管在客观上，它的确要暗些，其色彩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它，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已知的情形之中进行的。
韦德海默、科夫卡和克勒在接受培训时都知道这些东西，他们在柏林都受到过卡尔·斯顿夫的影响，这人从哲学中借来了现象学说，并植入了心理学。（在现象学心理学中，主要的研究材料都是日常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基本的感觉和感情。）韦德海默和科夫卡也曾在魏茨堡研究过，当时的研究重心在思维过程。另外，三个人都进行过包括较高级精神功能的研究：韦德海默研究有阅读毛病的、思维迟钝的孩子和病人的思维能力，科夫卡的博士论文研究节奏形态，克勒研究声响心理学。
可是，他们是一个彼此绝然不同的三人小组，要攻击和打败冯特心理学，他们的智力水平还形成不了气候。
在布拉格长大的韦德海默是个犹太人。他的生相有孩子气，可是秃了顶，他蓄着一脸毛耸耸的、元帅一般的、俾斯麦式的大胡子，可是，骨子里有诗人气，有音乐天赋，热情，幽默而且欢乐。他是位极富煽动力和有口才的人，他的思想汩汩直冒，泡影一般瞬时既过。可是，要他控制自己的思想并把它们写作纸上是如此困难和令他痛苦，以致于他觉得写作真是一件万分可怕的事情。
柏林人科夫卡算半个犹太人。他个子很小，身体瘦弱，瘦长的脸上一幅严肃的样子，内向，敏感，而且极为容易动摇。可无法解释的是，他的这些特点尽管使他成为一个没有启发能力的讲师，可对于他的一些女学生却极富吸引力。他在演讲台上没有一刻的轻松，可在写字台上他却是位感到游刃有余的刀笔手，并在桌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格式塔心理学学术报告。
克勒是位出生在艾沙托尼亚的非犹太人，他在德国的沃尔芬布特尔长大，一脸好斗表情，硬梆梆的短头发在中间分成两半。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刻苦的一位实验者，后来成了一所研究院强有力的管理人。他高傲、古板而且为人正派——他得结交10年的社会朋友才会用“你”来代替“您”——而在写作中，他却令人意外地感到放松和令人着迷。
最终，三个人之间的不同产生了一种极为有益的效果，可以各司其长。如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史的研究者所说的，韦德海默是“智力之父，思想家和革新者”，科夫卡是“这个小组的销售者”，而克勒就是“内部人士，是干实事的人”。
可是，三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在心理学的建树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韦德海默在许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就是位讲师而已，后来才成为柏林大学的特聘教授，因为他的道路上堵着反闪主义运动，他也只有很有限的作品出版。直到1929年他49岁时，他才最终成为全日制教授（在法兰克福），可4年之后，他又得匆匆出逃，因为纳粹已经掌握了德国的政权。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的新校教授社会研究，可从没有在心理学研究中坐过正式的交椅。
在德国，科夫卡最高只升到了在吉尔森大学当一名特聘教授。他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并在1927年获得了斯密斯大学的全日制教授头衔——这地方可不是什么心理学研究的中心——他后来一辈子都呆在这里。
只有克勒一人在德国谋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他在许多年的教学和在卡拉里岛6年多的实验工作之后，1921年他34岁的时候被指命为伯林大学心理学研究院的头目——这是德国心理学的最高位置——并把它变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中心。可是，他在位只有14年，1935年，他为了让研究院免除纳粹的影响做了勇敢而无用的努力，这之后，他辞职了，来到美国，在斯沃斯摩大学度过了他的余生。
可是，远在克勒升上伯林大学高位之前，这三位年轻人只在10年的时间内就击退了冯特心理学的防御而确立了他们自己新的心智主义学的合法地位——这种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它以演示和实验证据为基础，而不是靠理性主义的争辩和形而上的推想。
尽管他们在当时只发表了相当少的一些文章（一部分是因为一战的干扰），可是，这些已足以证明，格式塔理论提供了一个比早期的感知和更高级精神功能等认知心理学更好的解释。他们的证据极为有力，他们的理由如此充分，到1921年之前，格式塔心理学已经开始取代冯特心理学了，这一点可以由克勒的任命中略见一般。
直到30年代中期，格式塔心理学是德国心理学中的主要力量，也是其它国家不断成长的心理学流派。它对美国心理学只有非常有限的一些影响，只到三个人都在1927年至1935年间来到美国之后。然后，尽管他们三个人当中没有哪一个在美国心理学机构中担当要职，可他们的思想充斥于心理学思想之中，并开始将它扩大，超过了行为主义的局限。
格式塔心理学定律
从一开始起，韦特海默就认为格式塔理论不只是一种对感知的解释，他相信，它会证明自己是学习、动机和思维的关键。
他的这种思想不只是建立在由格式塔理论的先驱者们提供的零星半点的证据上的，而是建立在他自己早期的一些研究之上。在法兰克福对运动错觉的研究之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维也纳精神研究院的儿童诊所的主任医生的要求，去寻找教授聋哑儿童的办法。他进行实验的一个方法，是由他自己建立一个简单的桥，桥上有三块木板，建桥的时候，有一位聋哑儿童看着，然后把它拆下来。这个孩子会接着自己试一试，通常，犯过一两次错误之后，他会学习并成功地建起好几座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桥来。在韦特海默看来，这个孩子的思维不是以演示当中使用的东西的数目和大小，而是以对某个稳定的配置的感知为基础的——这就是格式塔——按照这种方式，两个竖立物都是一样的长度并按水平块的末端来定位。韦特海默还阅读人类学对一些原始部族数字思维的报告，并在1912年写了一份论述这个问题的论文。他得知，一些讲南海语言的人在计算水果、钱、动物和男人的时候有困难。每种方法都代表适合于这个项目的格式塔。他还发现，一些缺少我们编组和定序方法的民族使用自然的编组法作为数字思维法。一位原始人在要建一个棚舍时可能不会计算所需的支柱数，可是，他不需要计数就会知道这个棚舍的骨架会呈什么样子并据此知道需要的支柱数。（韦特海默只写下了少数几个他所采用的实验，可是，大部分例子都在科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简单地提到过。）
使用这些数据，再加上他在法兰克福所做的实验，韦特海默在1913年的一系列讲座中构画出了一种新的心理学的轮廓。中心理义是，我们的精神表现主要由格式塔而不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感觉和印象构成，这是魏德迈心理学的门徒们和相关主义者们所信的观点。知识的获取经常是通过“定位”或者定结构的过程得来的，因此看事情都是一个有序的整体。
尽管韦特海默认为格式塔理论是整个心理学的基础，可他的大部分研究，而且早年所有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半数的研究都是对付感知问题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这三位著名的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感知原理，或者“格式塔心理学定律”。韦特海默总结了自己和别人的一些观点，关在1923年他为数有限的几篇论文中命名并讨论了若干主要的定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发现了其它一些定律。（最终，有114条格式塔被取了名 字。）下列是一些较为重要的：
就近律：
当我们看一系列类似物体时，我们倾向于以彼此距离很近的一些组或者集来感知它们。韦特海默的简单演示如下：
他发现，给人们一排黑点来看时，他们会自发地以彼此距离很近的黑点对于来看（ab／cd／……），可实际上，也可以看成一对分隔很远的黑点和分隔很近的黑点（a／bc／de／……），可是，没有人会以这种方式去看，大多数人不能够让自己这样做。还有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这里，我们看见由三个距离很近的黑点构成的一些线条，在竖直方向稍为向右倾斜。人们一般不会以另 一种结构来看它，或者就算以别的结构去看它，也是很费力的一件事——即由三个彼此分隔近大些的黑点构成的线条，在坚直方向向左倾。
相似律：
当相似和不相似的物体放在一起时，我们会把相似的物体看作一组：
相似因素实际上可以克服就近的因素。在下面的左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四组距离很近的物体；在右边的图框里，我们倾向于看见两组分布在各处但相似的物体。
方向的连续律：
在许多模式中，我们倾向于看见一些有内在的连续性或者方向的线条，因此，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令人迷惑的背景中找出一个有意义的形状来，如在“找暗图”游戏中一样。这样的线条或者形状就是一个“好格式塔”——其内部有连贯性或需求。例如，在下面这个例子中
我们可以强迫自己看到两个弯曲的、有尖顶的图形，即AB和CD，可是，我们倾向于看到的东西是更为自然的格式塔形态，即两条相交的曲线AC和BD。连续因素可以是相当惊人的一种力量。考虑一下下面这些例子：
在合并起来的图中，几乎不可能再看出原来的图，因为这条连续的波纹线控制了整个图形。
求简律（Pragnanz）：
相关的英文词是“怀孕（pregnancy）”，可是，这个英文词却不能传达韦特海默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看见最简单的形状的倾向”。正如自然法则使一个肥皂泡采取最简单的可能形状一样，思维也倾向于在复杂的模式中看见最简单的格式塔。如下面这个图:
这个图可以解释成一个椭圆和一个被切去了右边的直角图形，在接触一个左边被切除了一个弧形的长方形。可是，这不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即一整个椭圆和一整个长方形互相重叠而已。
闭合律：
这是求简律的一个特别的和重要的例子。我们看一个熟悉或者连贯性的模式时，如果有某个部分没有了，我们会把它加上去，并以最简单和最好的格式塔来感知它。比如下面：
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一颗星，而不是五个构成此图的V形。
20世纪2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注意到，一个待者很容易记住尚没有付款的客户账单的细节，可一旦付过款以后，他马上就忘掉了。这使他想到，这是记忆和动机领域的一个闭合例子。只要交易没有完成，它就没有闭合，因而会引起张力，保持记忆，可一旦闭合完成，张力即消除，记忆也消失了。
卢因的一名学生，名叫布鲁玛·塞加尼克的俄国心理学家用一个很著名的实验测试了他的推想。她给一些志愿者分配了一些简单的任务——做泥人，解决算术问题——让他们完成一些任务可又打断他们完成另外一些任务，其前提是不让他们把任务全部完成。几个小时以后，当她要他们回忆那些任务时，他们记得未完成的任务比记住已完成的任务要清晰一倍，这就确立了卢因的推测。这项研究使她小有名气，到今天为止，写到动机这一问题时，心理学家们一般都会提到“塞加尼克效应”。
图形－背景感知：
当我们注意某物体时，一般不会注意或者很少注意到它的背景。我们看的是一张脸，而不是脸后面的房间或者风景。1915年，古丁根大学的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探讨了“图形－背景”现象——即大脑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有意义的图案上而忽略其它数据的能力。他使用了很多测试图案，其中的一个，即所谓的鲁宾瓶，几乎是人人皆知的：
如果你看瓶子，你就看不到背景了。可是，如果你看背景——两个人脸的剪影——你就看不见瓶子。另外，你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看自己选择的那一种；意愿明显是存在的，不管新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是怎么看的。
尺寸衡定律：
一个已知尺寸的物体，拿到远处去的话，会给视网膜留下较小的一个图像，可是，我们感知到的却是真实大小。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联想主义者会说，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远处的物体看起来小些，较暗些，我们把这些线索与距离联想起来了。格式塔学者发现这个解释太过简单，与新的证据也是相冲突的。对很小的雏鸡加以训练，使它们只啄大颗饲料。等这个习惯完全形成后，把较大颗的饲料放在远处，这样，它们就比近处较小颗的饲料看起来小些。可是，小鸡毫不犹豫地直奔远处的大颗饲料。对一个11个月大的女婴进行训练（通过奖励办法），使她在两个并列的盒子中选择较大些的盒子。大些的盒子拿到足够远的地方，使其在视网膜上的图像大小只有较小盒子的面积的十五分之一，可婴儿还是选择远处的那只大盒子。
我们感觉到，远处的物体与它们在近处是一样大的，因为大脑用相互关系的办法组织了这些数据——比如与邻近已知的物体对照，或者与可以提供远景的一些特性相比较。图12中的两个图，是从最近的感知力教科书中采摘下来，它们可以说明问题：
在左边的图中，远处的人与他身边物体以及与走道的相互关系使我们把他看成与近处这个人一样大。可是，在视网膜上，远处的那个人的图像却要小得多，如右图所示。
拿不到的香蕉及其它问题
萨尔顿是生活在猩猩研究中心的一只雄性猩猩，它整个早上什么也没吃，已经很饿了。饲养员让它来到一个房间，房顶上挂着一串香蕉，它拿不到。萨尔顿朝香蕉跳了几跳，可始终够不着。接着它就在屋子里打转，发出不满的吼声。离香蕉悬挂的地下不远的地方，它发现了一根短棍和一口大木箱。它拿起棍子，试图打下香蕉来，可还是太高了。有一阵子，它来回跳个不停，极为愤怒，接着，它突然奔向箱子，把它拖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轻轻一跳就拿到了奖品。
几天之后：情形是一样的，只有一点，这次，香蕉挂得高得多的地方。现在，已经没有棍子了，可是有两只箱子，一只比另一只稍大些。萨尔顿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认为知道怎么办。它把大些的箱子搬到香蕉底下，爬上去，蹲下来，好像要跳起来。可是，它看了看上面却没有跳，香蕉还是离它很远。它跳下来，抓住小箱子，拖住它满屋子乱转，一边愤怒地吼着，一边踢墙。很明显，它抓住第二只箱子不是想着要去堆在第一口箱子上，而只是拿它来消气。
可是，突然间，它不再乱叫唤了，它把较小的那只箱子拖到另一只箱子边稍为有点吃力地摞起来，然后爬了上去。他解决了这个问题。沃尔夫甘·克勒一边观察一边记着详细的笔记，他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克勒在1914年至1920年间做了一系列的猩猩智力研究，几乎与巴浦洛夫做的狗实验和沃森与小艾尔伯特的实验一样著名。克勒的实验不仅本身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还引发了很多解决人类问题的类似研究，这些格式塔心理学家得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发现。
涉及到解决问题的思维的本质，在过去24个世纪里一直吸引了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兴趣，可是，在德国，这个课题早已经有些过时了。就跟所有的高级精神过程一样，它处在由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学派所规定的科学心理学的疆界之外。在美国，尽管威廉·詹姆斯和约翰·杜威已经有过解决问题方面的论述，可是，桑代克用猫进行的谜箱实验却已经引导许多心理学家去认为它是试误法活动的结果，哪怕在人类中亦是如此，而不是有意识的计划和解决问题。韦特海默在成长阶段曾读过斯宾诺莎的作品，也很佩服他，他的观点却不同：他相信会思想的大脑的力量。他还受到伽利略和其它伟大的发现者们的说法的影响，他说，他们的突破经常是对一个问题的新看法所致，这个新看法就产生了突然的理解力。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感知力如何就能产生一个办法，韦特海默喜欢举一个关于著名数学家卡尔·高斯的例子。这个秩事是说，当高斯6岁时，他的老师问班上的同学说谁能最先算出1＋2＋3＋4＋5＋6＋7＋8＋9＋10的总和。小高斯几秒钟就举了手。“你怎样这么快就算出来的？”老师问。高斯说：“如果我按1加2加3这样算下去会费很多时间，可是，一加10等于11，2加9等于11，3加8等于11，等等——总共有5个11。答案是55。”他看出了一个结构，使他很快得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
韦特海默一生对推理和解决问题有兴趣，晚年还写了一本《生产性思维》（1945年），是站在格式塔心理学的立场上看待这个话题的总体讨论。可是，其他的格式塔学者，由克勒领头，却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克勒在与韦特海默进行了运动错觉实验之后，又在法兰克福呆了3年。然后，26岁那年，他被指命为普鲁士科学院在特里莱夫的猩猩研究站的站长，特里莱夫是西北非海岸远处的西班牙属地孔拉里岛的一部分。克勒1913年整装出海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世界大战和德国战后的混乱条件会把他困在岛上达6年之久。
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他曾被韦特海默的思想所深深打动，后来他回忆说：“我的感觉是，他的工作可能会使当时算不得吸引人的心理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变成对人类基本议题最为活泼的研究科目。”他在特里莱夫岛的那些日子，这些思想就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对灵长类的研究尽管不能正式地用格式塔心理学术语加以描述，但却极有力地证实了格式塔理论，极为适合解决问题的研究。他不断地进行调查研究，反复变换，旷日持久，一共重复了数年的时间。一些英国情报人员相信，他是德国间谍，因为没有一名科学家会花如此漫长的时间来研究一些猩猩如何拿取不易够着的香蕉。
（龙纳德·雷是阿尔班雷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他最近花了近15年的时间想要确证，克勒到底是不是一名间谍。他从年迈的特里莱夫岛居民中收集闲言碎语和谣言，可在德国和这个岛上，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此事的铁证。雷认为，克勒极有可能是个间谍，可其它学者却对此心存疑惑。）
克勒设立了很多不同的问题让猩猩来解决。最简单的一些问题是绕道问题，猩猩得通过转弯抹角的一些路径来获取香蕉，这对猩猩不成问题。更复杂一些的问题是使用“工具”，即，猩猩得使用工具才能获取挂在高处的香蕉——如棍子，猩猩可以用它打下香蕉来，再如梯子，它们可以将它靠在墙上（它们永远也没能想出怎样把梯子稳固地架好，而总是横着靠在墙边）和箱子上。
有些猩猩需要较长的时间才看出，箱子可以用来取香蕉，而它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使用箱子。有些猩猩常常做些没有效果的事情，如把箱子码在离香蕉很远的地方，或者码放的水平很差，等它爬上去的时候，箱子往往翻倒在地。另外一些猩猩很明显就聪明一些，做得也好些，它们学会以更安全的方式码放箱子，哪怕取到香蕉所需的箱子数目超过两个。格兰德这头雌猩猩实际上在需要的时候已经可以使用4只箱子了，虽然码放的时候有一些困难。
一次又一次，一只猩猩好像突然在某个时候看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克勒解释说，这是猩猩对情形的观点重新构造引起的。他把这突然的领悟叫做“理解力”，定义它为“某种相对于整个问题的布局而出现的一个完整解决办法”，很明显，这是与桑代克的猫试误学习法不同的一个方法。
克勒认为，猫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能会展示出一些理解力，可是，迷箱却是一个它们无法用智力来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包含一些它们看不出来的机械元素在里面。然而，他的确肯定理解力思维并不能在简单动物中发生。他搭了一道与房子的墙成直角的篱笆，再加一道拐弯的篱笆与外侧的一端成直角，形成一个L形。当他把一只鸡放进L形里，再把饲料放在L的外面，鸡会沿着篱笆L里面来回跑动，不知道暂时离开饲料绕过障碍去取食物。可是，一只狗却很快能够识别这个情形，知道绕过障碍取食物。把一个一岁的女孩子放在L里面，再在篱笆的对面放一个她最喜欢的玩具小人，她一开始会透过篱笆取玩具，可接着会笑哈哈摇晃晃地绕过障碍去取它。
在猩猩的情况下，一些最为显著的理解力的例子会由另外一个问题诱发出来。克勒常常把一只猩猩放在一只笼子里，再把一串香蕉放在笼子外面它抓不到的地方。笼子里会放一些棍子。一只猩猩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可以用棍子去取食物，可是，突然间，它会想到这一点。一只叫谢果的雌猩猩先用手试着抓香蕉，半个小时后，她没有信心了，于是就躺了下来。可当别的几只猩猩出现在笼子外面的时候，她一下子跳了起来，抓住一根棍子，猛地把香蕉拨到跟前来了。很明显，看见其它猩猩靠近食物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从而引发了理解力。
在另一个棍子问题中，想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方式更为突然。如克勒自己的记述：
光凭它手中的一根短棍子，萨尔顿拿不到食物，因为食物在外面。栅栏外面有一根稍长些的棍子。（它）用手还抓不到这根长根子，可是，它可以用手中的短棍拨过来这根长棍子。萨尔顿想用稍短些的棍子去拨食物。这没有成功，它撕咬从它的笼子上投射过来的一根铁丝，可这也是徒劳的。然后，它打量着四周（在这些测试当中总是有些很长的停止间隔，这时，动物们会盯住整个可见的地区看）。突然间，它又一次拿起棍子，直接走到有长根子的那道铁丝网跟前，用这根“辅助”短根拨动那根长根，抓住了它，再走到对准目标的网跟前，用长棍子牢牢地取到了食物。
在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中，用可以拿到手的两根棍子都取不到香蕉。可是，其中一根却比另一根细些，可以插到另一根里面去增加长度。哪怕聪明的萨尔顿也没有很快地看出这个办法。它花了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想拿到食物，可没有用。克勒给了它一个暗示，他用一根手指插到一根棍子里面去，可萨尔顿还是没有明白过来。接着：
萨尔顿以不同的姿势蹲在箱子上，箱子离铁栅稍有些距离。接着，它爬了起来，捡起那两根棍子，拿在手上随便玩着。玩着玩着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两只手上都拿着一根棍子，根子的位置使它们成了一条直线。它把较细的那根棍子插入较粗的那根里面，跳了起来，并直奔铁栅，到目前为止它对铁栅只是稍稍回过一次头，并用这加长了一倍的棍子拨到了香蕉。
克勒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有关学习的心理学具有极大的意义，那就是，理解力的学习不一定依靠奖励办法，不一定像桑代克在对猫进行的刺激－反应实验中那样。当然，猩猩都在寻找奖励，可是，它们学习的结果却并不是奖励品带来的，它们在吃到食物之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一项重要的发现是，当动物得到某个理解力时，它们不仅知道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它们还会概括并把稍加改变的方法应用到其它不同的情形之中。按照心理学的术语来说，理解力的学习是能够进行“积极传递”的，按照一般人的说法，猩猩已经学会应付考试了。
克勒在1917年的一份专论中报告了他的发现，接着又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猩猩心智》。专论和书籍都给心理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光是在动物解决问题方面独有见解。克勒的观察为格式塔研究人类解决问题的办法铺好了道路，他使用的技巧跟以前是一样的。
192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一位心理学家利用克勒式的情形对一些从1岁半－4岁不等的孩子进行了实验。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不是香蕉，而是一些玩具，她把这些玩具放在孩子们拿不到的地方，要么在小围栏的铁栅外面，要么放在某个架板上。在小围栏的实验中，有一些棍子可以让孩子们拿到，还有用于爬到架板上的椅子和箱子。有时候，孩子们立刻就看到了解决办法，有时候只是在四处转了半天之后才看出来。这个过程与猩猩大脑里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不过，毫不令人奇怪的是，哪怕这都是些未成熟的孩子，他们比成熟的猩猩更为容易得到解决办法。
对年龄更小一些的8个孩子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年龄从8－13个月不等。这些实验是稍晚些时候由卡尔·登卡尔这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进行的，他曾在伯林与韦特海默和克勒一起进行过研究。他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情形。孩子们围着桌子坐着，桌上摆满伸手拿不到的一些可爱的玩具。手上有根棍子。只有两个孩子立即想到了解决办法，其他的5个孩子拿着棍子玩，直到他们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把棍子弄到玩具跟前时，他们才突然想到可以使用棍子来达到目的。最小的那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登卡尔最为重要的一些研究是他1926年到1935年之间对一些成人受试者进行的解决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方法之一是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他的受试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把思考的过程志出来。登卡尔把说过的话记录下来，然后分析他的“原型”或者文字记录，以期发现受试者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寻找解决办法的。他的两个问题之一是：
假设一个人得了无法动手术的胃癌，然而可以用足够剂
量的射线来杀灭有机细胞，一个人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步骤来
利用这些射线消除自己的癌肿瘤可同时又避免杀灭围绕肿瘤
的正常组织呢？
一位典型的受试者的建议资料（这里已经加以大幅删节和简略）如下所示：
从食道里输送射线。
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
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例如——这可能有用吗？——等找到肿瘤时再把射线开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