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促使他开始了一项活动，要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使他们分流至特别班级；他还开始给一些教师讲课，宣传比奈-西蒙标准的用法，并向全美国的同行们散发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在6年时间内，比奈-西蒙标准就在许多公校里开始使用了，它起了很大的作用，教师们根据这个标准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在许多机构里得到使用，以测验“心理缺陷”，在教养院和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上使用，以改善对被管治者和犯人相应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者对社会不是个威胁，他说，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可是，“高级缺陷者”或者痴愚者（这个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能适应社会的人或者罪犯，而且同样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过这个问题，他说，许多罪犯，大部分是嗜酒者和妓女，还有“所有那些不能使自己适应其环境，不能信守社会传统或者按感官需要行动的人”，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这些说法一方面是根据比奈-西蒙标准来的，还有他自己对美国内战时期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人与一个弱智的吧女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来又娶了一位教友派的妇女，并与她生了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跟这两位妇女的好几百名后裔，直到本世纪初为止。哥达德报告说，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妇女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开其它方面不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经过，或者可能进行过测试的，所说的大部分例子里面的智力问题都是仅凭长相或者二手报告及谣传。另外，哥达德说，两边的孩子们生长的环境都大致相同，可现存的信息（比如两边孩子们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当时（1912年）及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有力的证据，证明智力能力的基因传递——哥达德实际上用了“好血”和“坏血”——及其社会后果。
哥达德得出的比西氏数据及其有关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引导他采取了一个比高尔顿严重得多的立场：“非常清楚，弱智者不应该允许其结婚，或者成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以实行，很明显，社会的智力部分应该强化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的一次会议很快延伸到了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障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它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27个州都颁布了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心理和社会“有毛病”的人都在接下来的30年内实施了绝育手术——光在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近10000人。可是，到60年代，一方面，对不适生存者强行实施绝育手术看上去与纳粹暴行无异，另一方面，对心理和社会能力缺乏的环境解释占了主导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呼吁立法机关批准新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积极地呼吁采用比西氏标准，并带来了实施的结果。从世纪之交开始，移民一直就在向美国倾入。许多人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落后的人，这就在美国引起耽心，怕这个国家会因为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的人”而出现问题。此前，国会早已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进入美国，在每天到达的数千申请者中，移民官员拒签约十分之一，可是，还是认为有可能通过别的渠道悄悄溜进来一些。1913年，美国移民局长官请哥达德研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来。哥达德和其他几位助手挑出一些从外表上看去有点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过翻译让他们做比西氏标准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因此，工作一周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在此使用简洁的“心理学方法”，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1913年，拒签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上升一半。
哥达德1914年继续在艾利岛工作了几个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本人都有些怀疑了。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再把数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范围内。这些发现，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影响国会于1924年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控制移民法，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到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他虽然接受了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但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感觉到，他可以纠正这个标准，并使之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和其他许多同意智力遗传主义论调的人一样，特曼相信，有一种对这种方法的社会需要。他还看到了科学对此的需要：尽管他是位遗传论者，但他说，只有当非常完善的智力测试法进入广泛使用之后，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才会弄清楚，因此，他对比西氏标准做了重大修改，亦既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智力遗传说；他是印第安那一个农家14个孩子中的第12个，其成员或者在其两边的祖辈当中，都没有几个属于某个高级职位或者上过大学的人。可是，当他10岁的时候，一个巡回书贩子一边卖给特曼家一本论颅相学的书，一边摸着这个男孩子的头，并宣称他是旷世奇才。这件事可能促使特曼执着地相信先天论，他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很大的经济困难，他还是想法从一个乡村学校读到了正常的学校，再到大学，最终通过一份奖学金读到了克拉克大学，1905年在这里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这个时候，他是一位确信不疑的遗传论者，也是高尔顿法的赞扬者。
在斯坦福大学，他在教育系呆了几年，然后成了系主任。在漫长和不简单的生涯中，特曼把这个系变成了具有领先地位的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对有天赋的儿童进行了一项受人尊敬的长期研究，并对婚后幸福的心理学因素进行了古典式的研究。可是，他在心理学上出名的主要原因，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和对美国生活产生的最大影响，却是斯坦福-比奈标准。
特曼与比西氏标准的经历，哪怕是在其1911年版时，使他相信，在较上层的心理水平上测试项目太少了，高级和低级阶段的许多测试顺序都放错了位置，而给予和解释试题的正确步骤也没有严格定义。在8位同事和许多公共学校教师的帮助下，他用旧法进行了试验，然后又设计了40道新题（从这套题目中选取了27题，再从别的来源选取了9题，共同形成最后的系列），让1700名正常儿童、200名心理迟钝儿童和聪明儿童及400名成人参与了测试。最后的标准即斯坦福-比奈标准由90道题构成；适用于3－5岁的儿童的那些题需要约半小时完成，为较大年纪的测试组设计的题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成人水平需要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任何年龄组的孩子做每套题的成绩是另一组的成绩对比而分成好坏；对于一个年龄组的孩子太容易的题会移到更小的年龄组，太难的就移到后面去。为了让整个标准平衡起来，再加上较高和较低段的试题。测试结果与教师与同一些孩子的智力评判相比较，比较方法采用皮尔逊相关关系法；整体的相关系数为0．48，或者稍高一点，这样就使该标准有效。如果教师在评估这些孩子的智力时，没有考虑到有些孩子比同班孩子年龄小些或者大些，相关系数可能会再高一些。
这次修改最有价值的是，整个标准比比西氏或者哥达德-比奈-西蒙法更为“标准些”。也就是说，分数以结果为标准，这些结果是用正常儿童、心理迟钝儿童和优秀儿童以及成人的较大标准抽样中得来的。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孩子或者成人如果得到100分，则他就是个一般的考生；得了130或者更高分的孩子比总的人口水平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更聪明些，而得了7O分或者低于这个分数的人，就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稍笨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以下级别：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者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水平
110－120：较高智力水平
90－110：正常或者平均智力
80－90：较木讷，很少能判定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时候分类为木讷型，经常作为低能儿对待
低于70：肯定是低能儿
特曼是位文质彬彬和软心肠的绅士，他对这套新标准的使用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
在我们接受了智力测试给我们的教训之后，就不该再去责备心理有缺陷的工人们工作不得力了，也不应该去惩罚智力欠佳的孩子们学习不专心了，更不该去囚禁或者吊死心理有缺陷的罪犯了，因为他们缺那份智力来掌握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
如果说斯坦福－比奈标准没有能够将这些恳请变成现实的话，很幸运的是，它也没有能够将特曼将它用作优生学办法的想法变成现实：
可以放心地预测，在最近的将来，智力测试将会把成千上万的……高级低能儿置于社会的看管和保护之下。最终，它就会得出一个美妙的结果，使低能者不会继续繁殖下去，也杜绝了庞大数量的犯罪、赤贫和工业低效率。
出版于1916的斯坦福－比奈标准立即成为，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是，测量智力的标准试题。后来，它还在一系列学校、预习学校、大学及各种机构里成为低能者的测试办法。可是，其影响远非仅止于此，它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影响；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法（及其后来的1937版）成了后来兴起的几乎所有智商测定法的标准。比奈、西蒙和特曼认为是构成智力的主要元素的一些特点，成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智力测验的模式；这些元素包括记忆力、语言理解力、词汇量大小、眼手协调能力、对熟悉事物的知识、判断不合理事物的能力、思想联想的速度及丰富性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特点。
后来按照斯坦福－比奈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测试，在智力测试的领域里掀起了一场革命。
几乎所有的比奈标准版——后来到了十几种之多——都得由一位心理学家或者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一次对一个人进行测试。可是，集体测试，即受试者自己阅读试卷，然后在多重选择题上选择答案，或者在表格上做一些合适的标记，操作起来将会更快些，简单些，也便宜得多。
在心理测量上作出的这项突破，是因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哪些服务。这个委员会报告说，这门专业能够为战争作出的最为有用的贡献，不过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办法，以快速地检查大批的军事人员，清除掉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不足的人，按军事人员的能力分成类别，把最合适做特种培训和责任重大工作的人挑选出来。
一组心理学家——其中有特曼、哥达德和哈佛教授罗伯特·耶基斯——汇集在葡萄园，开始设计这套试题。8月份，耶基斯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并受命执行该计划。他汇集了约40名心理学家，在两个月时间内拿出了“陆军阿尔法方案”，即书面智力测试题和“陆军贝塔方案”，为应召士兵中百分之四十识字不多的士兵设计的图画测试题（做贝塔题的试题要求由助手大声念出来）。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广泛使用的阿尔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里面是科学常识、民间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总汇，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为没有雨水快要干死了，你应该
——给它们浇水，
——征求花匠的意见，
——在旁边施化肥。
8．宁可战斗而不逃跑，因为
——懦夫常常被打死，
——战死更光荣，
——如果逃跑，可能背后挨子弹。
11．回声的起因是
——声波的反射，
——空气中有电子，
——空气中有湿气。
耶基斯的小组开始在4个军营中进行测试，可是，在几个星期内，总军医决定在全军实施该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即1918年11月，有170万人接受了这些测试，耶基斯手下约300名心理学家给每个人都打了分，并为他推荐了合适的军事任务。尽管耶基斯的心理学家队伍遇到了职业军官们的抵抗和不配合，但这些测试结果使约8000人因为不适合岗位而被撤换下来，并有约10000低智力水平的人被分配到劳动营或者进行类似的服务工作。更重要的是，阿尔法方案是一个重要的选拔标准，整个战争期间成为军官的20万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受到这种测试的影响。
然而，“陆军测试方案”在军内的影响远没有它在军外的影响大。它使美国更加意识到了心理学的实际用途，特别是从心理测量当中得出来的用途。（詹姆斯·麦基思·卡特尔说，战争把心理学推上了“作战图”；斯坦雷·黑尔说，战争给了心理学一种无法估量的方向，使它朝着实际而不是“纯科学”的方向前进。）
特别是阿尔法方案，它导致了智力测试爆炸性的扩张，使其很快成了一项数百万美元的行业。战争结束数年后，一系列只用铅笔和纸就可以做的阿尔法类型的智力测试推向了全国的学校管理人。最成功的一种是1923年出现的，由特曼、耶基斯和三位合作人员在国立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下进行。他们鼓吹这套方案是“军用测试法针对学校需要而进行应用的直接成果”。到本世纪20年代末尾，约7O0万美国学生接受了这些考试。另一项巨大的成功是由耶基斯的同事卡尔·C·布里格姆根据军队模式开发出来的“学业资质测试”。大中小学、军事机构、各种机关协会及不同的工业领域都十分流行采用测试。
智力测试的广泛使用，因为得到统计证据而增加了更强的动力，统计证明，这些测试不仅测量了一系列单独的心理资质，而且是对先天心理能力总体核心或者“总体智力”的测试。查尔斯·斯皮尔曼是一位英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向人们显示，许多心理能力都是互为关联的。（比如，一个词汇量广泛的人，通常也可能在算术和其它子项测试中得分很高。）他用这一点指明，天生的总体智力，他称之为g，是所有具体能力的基础。哪怕知识测试有，部分依靠学习，但相关关系暗示着一种天生学习能力的存在。
这就为在学校进行的智力测试提供了另外的依据，因为在3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在学校教育过程的早期对学生进行分类工作，让一部分学生学习很多宽泛的课程，以准备好进入高等教育，或者，让一部分学生学习范围较小的“职业性”或者“技术性”的课程，以使他们准备好从事蓝领阶层的工种。在美国，这就叫“分轨”，在英国叫“分班”。
测试的发展不仅限于智力的测验。在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其它的标准也开发出来，以测量音乐、机械、图形、言语和其它方面的能力，还有一系列职业方面的天资。尽管智力测试本身早在20年代就受到攻击了，可是，比奈的心理能力测试法却在心理学研究中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而美国陆军阿尔法方案更是将比奈繁重和昂贵的测试变成了很容易，也很廉价的方法，使其成为心理学方面的流水生产线。
智商争议
智力测验并没有长期保持住其无可置疑的地位。从1921年起，当时，耶基斯根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编辑了一篇庞杂的报告，智力测试就受到一些人的攻击了，因为，他们说，它测量的不是天生的智力水平，而是后天所学的知识和文化价值，因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白人中产阶级有利，而对低层阶级和移民产生了偏见。
这种抨击自有其道理在里面，至少在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中是有这些问题的。这个标准测试中的许多或者大部分项目，测量的是遗传能力和后天所学知识或者技能的组合，可是，一个没有什么机会去获取知识或者技能的人会作出不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不论他或她天生的心理能力是强或是弱。
比如，在12岁水平上，斯坦福-比奈法问到“慈善”和“公正”这两个词的定义问题。如果一位来自西南农村地区棚屋的墨西哥裔美国孩子答题不充分，这说明有天生的智力缺陷，还是说明这个孩子没有能够在白人中产阶级的美国学习到这些概念的意义呢？再者，在8岁水平的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中，有这么一道题：“如果你把属于别人的某件东西弄坏了，你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这位8岁的孩子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孩子们需要拼命挣扎才能在这里活下去，那么，他或者她的答案测量的是其天生的智力水平呢，还是贫民窟的传统或者这种子文化中的习俗？
比奈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按照他的标准测试下来的结果，心理发育到什么程度才是因为遗传或者经验所致？可是，特曼在“智力的测量”（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的说明手册）中所说的要旨是，尽管有如上引述的反证情况，智力很大程度上还是遗传所致，而很差的分数表明有心理缺陷，而这种心理缺陷，他说，是一种基因和种族的特征：
（低智力）在西南部的西班牙——印第安和墨西哥家族以及黑人中相当普遍。他们的木讷看上去好像是与种族有关的，或者至少是从他们来自的家族中遗传而来的……笔者预测……将会发现，种族间存在着巨大的智力差别，这些差别决非任何形式的心理培养所能消弥。
一位受人尊敬的专栏作家和十分博学的专家沃尔特·李普曼，他于1922年在《新共和党》杂志上发动了一场批判运动，批评特曼、耶基斯和其他宣称智力测试能够测量天生心理能力的人。李普曼评判了这个课题，从过去一直到目前，说这样的测试给一些孩子，特别是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贴上了次人一等的永久标签，从而服务于抱有偏见和有权有势的人。
他和其他持有共同观点的人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来反对陆军阿尔法测试法，甚至超过反对斯坦福－比奈法。他们也批评耶基斯认为这些以阿尔法方案为模型的测试法可以“测量天生智力”的观点。阿尔法问题中的许多答案明显要求后天所学知识而不是智力。斯迪芬·杰伊·古尔德在他的辩证研究《人的误测》一书中把这一点表述得很明白。他在书中引述了下列例子：
华盛顿与作为第一个人的亚当的关系，就像与……的关系。
克里斯哥是：一种专利药，抗感染药，牙膏，食品。
非洲黑人的腿的数量是：2，4，6，8。
克里斯蒂·马修森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垒球手，喜剧演员。
古尔德教授说，贝塔方案中的一些问题的确可以合理地测量普通的心理能力，因为识字不多的受试者可以完成一些没有画完的图形（比如，在一张脸上补上嘴，或者给一只兔子加上耳朵），可其它许多问题只有当受试者有专业的信息（给一只灯泡加上灯丝，给网球场加上球网，给投手的手上放一只球）时才能正确完成。当一些来自与我们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移民回答这些问题时，他们的答案看上去肯定是愚不可及的。
而且，的确，陆军测试方案的结果，正如耶基斯在1921年他自己的报告中所表述的一样，描述的是一个其人口正由于较差的基因血统的增加而降格的社会。按照阿尔法和贝塔方案，美国白人男子的平均心理年龄只有13岁，仅仅高出低能儿水平一点点，尽管特曼以前曾把这个年龄拔高到16岁。古尔德说，这些令人万分惊讶的数据增强了美国的仇外心理、种族仇恨和精英治国思想：
新数字达到了使优生主义者嘲笑的地步，而他们早就预测了最后的结果，并为我们不断下降的智力水平发出过哀叹。智力下降是对低能儿和贫穷者的生育不加控制的后果，是黑人的血液通过种族通婚广泛传播的后果，也是把大量南欧及东欧移民渣滓放进国内来酿成的后果。
耶基斯还支持哥达德在艾利岛上的数据，他报告说，阿尔法及贝塔方案显示，南欧及东欧的斯拉夫人种比北欧和西欧人种智力差些，这些“发现”促成了1924年的移民法。
然而，随着智商争议的升温，智力测试在30年代也开始在心理学家中降温了，到40年代，这种降温速度更加提速了。同时，总体智力的观点也退下来了，利用先进统计方法而形成的新研究法，在心理特征的所有“因素”或者特征簇中都找到了特别的相关性，因而使g的意义或者有用性蒙上了阴影。
尽管如此，一些测量一系列心理能力，并能得出叫做智力的综合分数的测试法，继续被教育工作者、商业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着。到60年代，这样一些测试又一次受到攻击，这次是受到人权运动者的攻击。有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到了否认有任何智力存在的地步。比如，纽约大学的马丁·多依奇教授1971年强调说：“智力是一个很方便的用词，可以解释某些行为，可我怀疑，事实上，这东西本身是不是真的存在。”其他的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倾向于像波林早些时候所做的那样，说人们不能讲出智力是什么东西，可是，那就是智力测试可以测验出来的东西。
尽管长期以来都有对智力测验的反对意见，可智力测试总还是在被人们广泛使用着，而且用得有其道理。
一方面，这些测验的确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会有何等的表现，哪些孩子应该给予特别的关心，或者应该施以何等样的强化教育。
另外一方面，最近有一些对完全双胞胎和兄弟双胞胎的复杂统计研究，特别是那些出生不久即分开在不同家庭哺养的双胞胎，研究结果比古尔德所能确立的证据有力得多，即心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因此，智力测试除开能测试后天所学外，的确还能测出天生的能力。
（“可遗传性”是指在某一指定特征中，人们之间差异的范围有多大一部分来自基因。如果智力的可遗传性发现为零，则智商测定可变性中的任何一个从近乎零到200左右的变量都不是基因导致的；如果可遗传性为百分之百，则所有的变量都是基因来源所致。今天，持“遗传信仰”的心理学家们将智商的可遗传性定在百分之八十左右，而持后天教养说的心理学家们则认为从百分之五十到零不等。在最近的一次相当有说服力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大卫·W·富尔克、约翰·C·德富里和罗伯特·普罗明测试了245位不同年龄的继子、其生物学父母及其继父母的认知能力，结果吃惊地发现：与不在场的生身父母的相关性随时间增加，而与继父母的相关性却随时间减少。从这个数据当中，研究者计算出，心理能力的可遗传性在7岁时为约百分之三十六，而在儿童期稍后几年会变得高一些。）
智商争议潮起潮落，反复起伏；政治蒙蔽科学，科学又为政治所用。这场争斗还在继续着，目前还看不到有终止的迹象。不过，从早期智力测试中直接传下来的正统版本，现在已经得到很大修改，比早期更贴近“文化公平”。它们还在学校、机构、军方、工业和其它地方得到广泛使用。
不管人们管它叫做什么，也不管人们对智力测试的观点如何，事实是，心理测量是有用的，对社会（尽管不是哥达德和特曼脑海中的社会意义）是有益的，而且始终还是心理学F对现代美国生活和其它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第九章 行为主义者
老问题，新答案
到19世纪90年代，人类在经过了约24个世纪对意识如何工作的思辩之后，好象到达了理解它的边缘。万德特和詹姆斯的信徒们以极其困难的方式对他们有意识的感觉和思想进行了内省式的检查。弗洛伊德在偷偷地察看自己和他的病人阴沉的无意识深处，而比奈也准备好测量儿童智力的成长。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在对无法说出它们内心体验的动物玩一些把戏，而且还把这种把戏称作心理学研究呢？
给小鸡吃两种毛虫，其中一种假设苦一些，这怎么就能够提高对人类意识的理解力呢？（我们说假设，因为研究者们本人从来没有尝过这些毛虫。）或者，把一些玉米芯泡在奎林里，另一些浸在糖水里，再涂上不同的颜色，扔在小鸡的面前。小鸡啄两种玉米芯，很快知道避开苦的那一种，而大鸡们迅速学会了只吃加了糖的那一种。可这些跟人类学习有何关系呢？
把一只饥饿的猫放在一只板条“难题箱”里，让它只有踩上可以打开门的踏板才能逃出去，这样如何就能解决心理学的一些大问题呢？研究者把这只猫放在板条箱里，再闩上门，在箱子外面挂一片鱼。这只猫看到鱼片，闻到味道后大受刺激，把鼻子挤进缝隙里，把爪子也伸进去，又折回来，在笼子里四处乱抓了2分半钟，直到它碰巧踩到踏板，使门向下滑开。猫猛地窜出来吃掉鱼——然后又被放回去重新试。第二次它干得好些（4O秒逃出来），第三次差些（90秒），而只试了20次以后，它每次就可以立即打开门了。这无疑是增长了见识——有关猫的知识。可是，这跟人类有何关系呢？
把一只狗关在笼子里，先用节拍器放15秒钟的节拍，然后把一些肉末放在笼子里面的碗里，再重复这个过程，直到节拍器响起来的时候，唾液会从狗嘴里滴下来，哪怕碗里面没有放肉末。这如何就能启发人类理解自身的意识呢？许多心理学家第一次听说这个实验的时候，都说它只是一种类型的联想，它可以解释一些动物简单的行为方式，可是，进行实验的研究者却不这样看，他相信自己发现的这个原理将能够解释哪怕最为高级和复杂的人类行为形式。
这些实验和许多类似的实验是一种大胆尝试的一部分，它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目的是要回答——实际上是要消除人们正在进行讨论的一些看法——心理学上最为复杂，也最无法追踪的问题：与思维的本质有关的那些问题。其中有：
——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当我们醒着的时候能够看，感觉和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它会短暂消失（或者，如果我们做梦的话，它好像会离开身体，跑到别的地方去），而在我们死去的瞬间它又会永远地消失。它与灵魂是不是一样的？或者是不是灵魂的一部分？或者，它是不是别的某种同样不属于物质的东西？
——在两种情况下，一种不是物质的存在——甚至不是一阵气体，不是哪怕一个影子的存在——会对它所依存的物质的肉体产生影响呢？它怎么会感觉到身体的感觉的呢？
— —身体死去后，它还能留存下来吗？——果真如此，它存在于什么地方？而且，因为死后缺少与感觉器官和神经的任何连接，它怎么能够感知到它自己所寄住的地方呢？
这只是哲学家、神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长期寻找着其答案的、有关意识、精神状态和思维过程的问题。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解决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还引发了更多的困惑。
可是，对这些问题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不过，这些答案是大部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厌恶的。意识是一个错觉；我们身体的内部根本就没有一个有形的自我；我们的精神经验，包括意识，对自我存在的感觉和思维，都只是一些生理事件，它们发生在神经系统内，是神经系统对一些刺激的反应。
在若干世纪里，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以模糊和不能令人信服的用词提到过这一点，可是，随着物理和生理科学的发展，这个假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有道理了。到19世纪后半期，亥姆霍兹和其它一些生理学家已经就把一些简单的感觉与感觉神经里的电子化学现象相联系了，而万德特的门徒也开始从感觉和感知的基本构成中建构一种完整的心理学了。到上世纪末，反“心灵主义”（认为意识是一个单独的存在物的看法）已在另一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获得力量——动物心理学，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是由达尔文的理论引起的，达尔文演示了人类和其它物种之间的联系。最开始，一些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假设动物具有虽然简单一些，但与我们一样的思考过程；到19世纪80年代，一位英国生物学家乔治·罗曼通过“类比的内省法”探讨了动物心理学；他问自己在任何一个既定情形中，如果自己是一个动物会做什么。可是，1894年，动物学家西·劳埃德·摩根——就是这位把两种毛虫给小鸡吃，用两种颜色的玉米芯喂鸡的研究者——用奥克汉姆·雷扎的一句话把这个方法驳得体无完肤：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可以用在心理尺度上处于较低位置的某种精神功能的发挥来解释一个行动，我们就不可能把它解释成较高位置的心理功能发挥的结果。
摩根说，哪怕宠狗玩的一些复杂把戏，也可以用反射和简单联想习知的词来解释；没有必要假定动物中存在某种更高级一些的精神功能的存在。
出生在德国的生物学家雅克·罗艾走得更远。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教书的时候，他通过非常广泛的证据证明，许多动物行为是由“tropisms（向性）”构成的，他用这个词来表示蠕虫、昆虫和哪怕更高级一些的动物因刺激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所有反应。按照他的观点，许多，或者大部分动物行为都是由这样的向性构成的，这些动物只不过是由刺激驱动的自动机。
对人数越来越多的一批心理学家来说，所有这些话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如果人类与动物有涉，如果动物行为可以不用心灵主义概念就能得到解释，那么，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也许所有的部分——也能如此。对意识的本质和动作方式这些无法追踪的问题的回答有可能变得异常简单：意识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可以被忽略的，因为它不仅仅是无法观察到的，而且对行为的解释也不必要。行为——明显可见的、不可缺少的动作——这才是心理学真正的主题，而不是记忆、推理、意志和所有其它无法看到的、由心灵主义心理学家想象出来的一些过程。能够成为完全客观和严密科学的心理学的真正对象的，不是就不可观察的功能而进行的猜想和假设，而是一系列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得出来的规律，比如猫渴望从笼子中逃脱出来。这是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早期的许多心理学家们在思考的问题，而这时候，“行为主义”这个词远远还没有造出来，其学说的信条也没有成形。
行为主义法则的两位发现者： 桑代克和巴甫洛夫
上述动物实验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主义原理：自然学习原理（鸡在某种特定的颜色与有甜味的玉米芯回报之间产生联想，猫在踩上踏板与逃脱和食物之间产生联想）和调节形成原理（狗在听到节拍器的声音时产生唾液，这是与人工形成的唾液反射相联系的刺激）。这些原理是由两位有不同背景、不同培训和不同性格的人发现的，一位是聪明而专心致志的心理学家，另一位是生理学家，他瞧不起心理学，并怀疑它是否可以被叫做一门科学。
第一位是爱德华·李·桑代克（1874－1949），他是位心理学家，可是，他的兴趣范围如此普通和多样，一些史学家把他列入机能心理学而不是行为主义学者，而他本人则认为他哪种都不是。除开一年之外，他一辈子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行漫长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他写了50本书，450篇讨论教育心理学、学习理论、测试和测量、工业心理学、语言获取和社会心理学的文章。作为额外的工作，他还编辑了一些非常稀罕的材料，如学生常见的2000阅读用英语词汇教师手册，按学生希望生活其中的欲望等级编定的美国城市列名，还有一本极受欢迎的字典。可是，我们对桑代克的兴趣集中在他作为一名研究生时所做的工作上，当时，他颇有行为主义者的势头，只不过后来他才产生异议罢了。
桑代克出生于麻塞诸塞，是位循道宗牧师的儿子，作为一个孩子，他其貌不扬，孤独，很害羞，只有在学习中才能找到乐处。他特别有天赋，高中的成绩一直处在前一二名，1895年从卫斯理大学毕业时，获得了50年来最高的平均成绩。他觉得基础的心理学课程很无聊，而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教程却很有趣。他去哈佛继续研究生工作，计划学习英语、哲学和心理学，可是，听了詹姆斯的两次课以后，他就完全迷住最后一门课程了。
尽管对詹姆斯非常崇敬，他却选了一个非常没有詹姆斯特色的课题“鸡的直觉及智力行为”。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说，当初的动机只是“主要为了满足获取学分和毕业文凭的需要……当时明显没有对动物的特别的兴趣”。也许吧，可是，确凿无疑的是，一位害羞的人（他当时就是这样一种人）会觉得与动物交往比跟人打交道容易些。詹姆斯同意了这个选题，桑代克就买了一群鸡，因为实验室太小，他就把鸡关在自己屋子里，直到愤怒的房东命令他把鸡弄走为止。当他把麻烦告诉詹姆斯时，詹姆斯就让他把鸡关在他自己家的地下室里，这远远超出了一位教授的责任。
桑代克在那里用厚厚的书本堆成了一道迷宫，有三条死路，第四条路可以通往邻近的一个开口处，那里有一些食物、水和其它的鸡。当他把一只鸡放入迷宫时，它会在死路里转来转去，大声地吱吱叫，直到碰巧找到出口。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放回去实验时，慢慢就学会较快地找到出口。很明显，这里没有什么智力行为包含在内，只有一些简单得多的东西。按桑代克的说法：
鸡在面对孤独和封死的墙时，其反应方式与在类似自然环境中可以使其逃脱的行为差不多。其中的一些行为会引导它得以成功，因之而来的快乐会使它记住这些动作。而没有导致快感的一些行为就都被忘记了。
这些话里潜埋着行为主义理论的种子。
次年，桑代克追求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未果，思来想去只得远离剑桥为妥。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完成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是詹姆斯·麦克金·卡特尔，当时这位教授正在进行通过人体测验来测量智力的研究。桑代克尽管后来也进行过精神测验，但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只得继续进行自己的动物学习研究。他用水果箱和蔬菜箱做了15个样式各个不同的迷宫，就在大学的一幢旧楼的阁顶上进行猫（及几条狗）的研究，以了解他们学习如何逃脱的能力。
他的猫在有些箱子中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行动来逃脱：踩上一个踏板，按一个按钮，或者拉一卷绳子。在另外一些箱子中，要想逃脱就得进行多重的动作，比如拉绳子，然后移动一根根子。在其中一项实验中，只要猫舔一下自己或者抓一下自己，桑代克就把门松开。在狂热雄心的驱使下——他决心花5年的时间攀上本行业的顶峰——他极为勤奋地工作，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得出了大量成果，致使业内权威都立即承认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1898年1月，纽约科学院邀请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讲解他的成果，6月，《科学》杂志发表了他就自己的工作写的一篇论文；他的毕业论文成了这年较晚时期《心理学评论》上的专题论文。美国心理学协会邀请他在12月份的年度会议上作了报告。尽管桑代克的实验发现很简单，可是，其含义却极为重要。首先，猫没有通过推理或者洞察力来学会逃跑；反过来，它们是经过试误法来慢慢消除无用的动作，然后在合适的动作和所欲求的目标之间建立联系。看见一只有经验的猫如何逃跑，或者让桑代克抓住它们的爪子去松开箱子做的门，它们从中什么也学不到。如果逃脱只需要一个反应，所有的猫都能够学会逃脱，可是，有半数以上的猫在需要两种反应的时候都没有学会如何逃脱。
根据所有这些情况，桑代克形成了一个“联系法”的理论，它以两大学习定律表达出来。
第一条定律是效应律。迷箱是一个刺激，它会激发一系列反应；大部分的效应都是“无快感刺激”（无法逃出，或者取到食物），可有一个是“快感刺激”，它会得出逃脱和食物两个好处。无快感刺激和快感刺激会有选择地“刻划”（或者，按桑代克后来的说法“强化”）某些刺激——反应联系，并减弱或者消除其它的联系。任何动作的效应因而就决定了它是否成为对一个既定刺激的反应。
第二条定律叫做锻炼律。如果其它方面是平等的，则“一个反应会根据其与当时的情景相联系的次数，以及这种联系的强度和历经的时间长度的比例，与一个刺激产生更为强烈的联系”。
桑代克的专题论文立即对心理学思想产生了影响。它把以研究为基础的新意义赋予旧的联想主义哲学概念；它给西·劳埃德·摩根认为有较低的尺度来解释脑部作用时就没有必要假设较高作用的著名论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他所创立的动物实验方法成了大多数学习研究的模式。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们（包括桑代克本人）多少修正了效应律，并极大地完善了锻炼律，可是，这两条定律成了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因为，人类的行为虽然比猫的行为远为复杂，可是，行为主义者认为两者可以用同一些原理来解释；桑代克说，差别仅在于，“人脑‘细胞结构的数量、精度和复杂性’构成了它所产生的联想的‘数量、精度和复杂性’”。他甚至还认为，人类文化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是，因为它是通过试误法学习来进行的，成功率极低，跟动物所用方法一样。
伊凡·巴甫洛夫（1849－1936）却是另一种极为不同的科学家，他是位实验生理学家，其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进行的是消化研究。正是因为这个工作上的原因，他才注意到垂涎的狗这个奇怪的现象。他把职业生涯的下半部分用于他叫做“条件反射”的研究。他从始至终都认为条件制约是一种生理现象而非心理学过程，尽管制约的规则成为行为主义不可缺少的规则，就像学习和效应律一样，可是，他对心理学的看法如此之低，竟然威胁要开枪击毙胆敢在他实验室里使用心理学术语的人。他在弥留之际尚在声称，自己不是心理学家，而是一位研究大脑反射的生理学家。
巴甫洛夫出生在俄国中部的一个家庄上，他父亲是当地的东正教牧师，他母亲亦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巴甫洛夫也计划承袭家庭传统。当时，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刚颁布法令，允许家庭贫穷但有天赋的孩子免费上学。巴甫洛夫两个条件都符合，因此就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可是，在中学阶段，巴甫洛夫读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塞基洛夫的《大脑反射》，因而就经过了某种类似转教的过程。他放弃了当牧师的计划，辍学到了圣彼德堡大学（同样也是因为沙皇的慷慨大度），专攻自然科学，塞基洛夫当时是这里的生理学教授。
巴甫洛夫187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了，进而研究医学，可是，他的目标是要进行研究工作，而不是实习，而且，他还得靠当助手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1881年之后还得养活妻子。当时，俄国给年轻科学家的机会比西方国家少得多，而且尽管巴甫洛夫有出众的才能和在生理学研究当中令人瞩目的成就，可是，多少年的时间里，他只能竭力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然而，他太执着于自己的工作了，根本无暇顾及日常生存的急迫需求。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象征。订婚的时候，他没有钱为情人买奢侈品，只有一次为她买了一件实用的东西：一双鞋，而且还是她出远门急等着穿的。可是，等她到达目的地打开行李一看，里面只有一只鞋。她写信问怎么回事，他回信说：“别找鞋了。我把它当作一件可以想起你来的记念物放在我桌上。”他们结婚以后，几乎就是生活在贫困之中，他经常忘了领薪水，直到妻子提醒方才知道。有年冬天，他没有钱为公寓买一些燃料，致使他用来研究脱变现象的一群蝴蝶冷死了。他的妻子因为贫穷而发牢骚，而巴甫洛夫却恼怒万分地说：“唉呀呀，别烦我了。我所有的蝴蝶都死了，出了这样令人伤心的事，你却还在这里抱怨一些愚不可及，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在实验室里，巴甫洛夫却是个实际的人，一位完美主义者，而且办事有条有理。他希望自己的助手按他的标准来实践，稍有越矩便受惩罚或者开除掉，不管原因何在。在革命期间（他在许多年里一直对此不抱同情态度，不过，最终还是成为这个制度的支持者），其中的一名雇员迟到了。巴甫洛夫严加责问时，这人说，一路上，街上出现了巷战，他差点连命都丢了。可巴甫洛夫愤怒地回答说，这构不成一个理由，因为对科学的贡献应该超过一切其它的动机。按照一些人的说法，巴甫洛夫还是将此人解雇了。
那是巴甫洛夫成功之后很久的事了。1891年，巴甫洛夫42岁的时候，他终于被圣彼德堡军事科学院任命为教授，又过了几年之后，又被圣彼德堡大学任命为教授。有这样一些扎实的基础之后，他开始组建实验医学研究所，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了40年的研究。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工作是进行消化研究，通过外科手术切开实验狗的胃部，并在里面植入一个带瘘管的小囊。这可以让他观察胃反射（狗开始吃食时胃液的分泌），而又不让食物污染胃液。他的发现使其获得190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907年，他成为俄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专职会员，到达了俄国科学声望的顶峰。
1897至1900之间，在他的胃反射研究的中途，巴甫洛夫注意到了一种奇怪而令人烦心的现象：狗在不是喂食的时候也会分泌出一些胃液和唾液，比如，在比正式喂食时间稍为前一点，它如果看见或者听见喂养者的时候。起初，巴甫洛夫认为这是件烦人的事，因为这会影响到有关消化分泌物的数量的数据。可是，他想到，一定有个什么原因可以来解释，狗为什么会在嘴里甚至附近没有食物时也会产生这样一些液体。一个明显的解释是，狗“意识”到进餐时间快到了，而这个念头会产生分泌物，可是，坚决反对心理学的巴甫洛夫对这些主观的猜想绝不会轻信。
尽管他不太情愿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是，巴甫洛夫最终还是决定去了解一下，因为，在他的观点来看，这完全是个生理学的现象——因为受到看见或者听见经常喂食的人这种刺激而在大脑里面产生的一种反射，该反射引起了“精神性分泌”。1902年，他开始研究这种并非与腺体反应有固有联系的刺激是在什么时候和以怎样的方式引起这种反应。这种现象，他一直研究了一辈子。
巴甫洛夫虽然是位外科专家，却并没有为这项研究花费精力去做一只胃囊。由于狗看到喂食的人时既产生胃液，也产生唾液，在唾液腺体上做一只简单的囊，并把它挂在高处，导入一个收集和记录装置就可以了。狗接受培训后站在桌子上不动，而且因此得到奖赏、抚弄和喂食。由于急于逗人高兴，它往往不需要人告诉它而自己跳到桌上，而且极有耐心地站在上面不动，带着不太紧的套圈，再与一些设备相连。需要用套圈来防止损坏设备。这套设备由一只橡皮管把腺囊与收集容器和记录筒连着。狗面对着一扇带窗户的墙，面对它们的地方，在实验室的里面，有一只喂食桶，可以通过机械装置把食物倒进这只桶里。
食物一到狗嘴里面后，其唾液即开始溢出。由于这是一种不需要培训的反射，巴甫洛夫把食物叫做“非条件刺激”，把这种唾液反应叫做“非条件反射”。可是，要研究的事情是中性的刺激与同样的反射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模式是，实验者在不被狗看到的地方发出一个响声，这样的话，就不会对狗形成信号作用。这样的响声可以通过摇铃，按蜂鸣器制造出来，而且会引起食物向喂食桶倒食，倾倒的时间间隔为5－30秒之后。起先，铃档的声音或者蜂鸣器的声音只会引起一般的反射——狗竖起耳朵来——但不会出现唾液反射。可是，经过几轮试验之后，仅是这个声音就会使狗的唾液开始溢出。按巴甫洛夫的说法，声音已经变成引起唾液反应的“条件刺激”，而唾液反应则已经成为声音的“条件反射”。
巴甫洛夫及其助手们变换了这个实验的各种形式。他们经常不用声音，而是使灯光闪动，或者在狗可以通过窗户看到的地方转动一个物体，或者操纵某个可以碰触到狗的仪器，或者拉动狗圈某个部位，变换中性刺激与喂食之间的时间间隔等等。在所有的情况下，中性刺激都可以变成条件刺激，可是，其容易程度不太一样。中性的某种气体（不是食物气味）可能需要20多次配对才能成为条件刺激，而一种在狗的视线所及的地方转动一个物体却可能只需要5次配对，一种高声的蜂鸣器只需要一次就可以了。
心理学家可能会把这种条件形成过程称作联想学习，可是，巴甫洛夫是用生理学术语来解释的。他向导师塞基洛夫和第一个提出反射学说的笛卡儿表示了谢意，并提出，非条件的反应，比如将食物放进嘴里时出现的唾液反应，是一种大脑反应：是存在于脊柱或者下脑中枢里的感觉和运动神经之间的一种直接连接。对比而言，条件反射，比如听到一阵铃声或者其它在以前都是中性刺激的声音时出现唾液现象，是由条件形成过程中在大脑皮层里建立起来的新反射通道的结果。
巴甫洛夫以极为详细的细节阐述了他的大脑定位反射理论，以支持他就条件形成所获得的发现。可除了在苏联以外，这个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忽略了，而在美国，它被心理学家卡尔·拉什利全盘否定了；拉什利切除了老鼠不同部位和不同量的大脑皮质，再让它们学习迷宫走法，发现老鼠学习能力的缺失与任何某个具体的皮层区的损坏没有关系，而是与切除掉的总量有关系。
然而，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却丝毫也不影响到人们对他的实验数据和条件形成法则热情的欢迎程度，都认为这是对心理学知识的极大贡献。他的值得注意的发现有如下一些：
时序：
给予刺激的顺序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中性刺激早于非条件反射的时候，它才会成为条件反射，才能够激发反射。在一次实验中，一位助手先喂食，隔5－10秒之后再按响高声的蜂鸣器；试过374次之后，蜂鸣器仍然不能单独地引发唾液分泌。当他在喂食之前按响蜂鸣器时，训练一次就形成了条件反射。
反射消失：
与非条件反射对非条件刺激不一样，条件刺激与反射之间的联系不是永恒的。如果条件刺激重复出现而没有跟上强化手段（食物），则唾液分泌反应会减弱，直至最终消失。
概括：
如果给一只狗发出跟条件刺激类似但多少有些不同的刺激——比如某种比与食物配对的音调稍高或稍低的音调——狗也会分泌唾液，但其分泌的强度比条件刺激要差些。音调间的差别，或者任何条件刺激与相关刺激间的差别越大，反应的强度就越小。因而，狗实际上是从其经验中作出了概括，并期望着类似的经验会得出类似的结果。
区别：
狗在形成条件，听到一个既定的音调，并听到另一个低几个音符的音调时产生唾液后，如果第一个音调总有食物跟上，而第二个音调总没有食物跟上，则狗慢慢会在听到第二种音调时停止分泌唾液。狗已经学会在两种刺激之间进行“differentiate（区别）”了——英美心理学家用的是“discriminate”这个词，意思一样。
实验型神经机能症：
为了确定狗的区别能力的局限，巴甫洛夫无意间促成了狗的某种类似精神病的东西。在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实验中，一条狗学会了区别屏幕上用灯光打出来的圆形，后面紧跟着食物，还有一个细长的椭圆，后面总没有食物。当狗看到圆的时候产生分泌，而在看到椭圆时不产生分泌的关系确立下来以后，助手们开始改变椭圆的外形，使其越来越像圆形。狗不断地学习在圆和越来越圆的椭圆形之间进行区别，直到椭圆的轴率为7：8。助手接着再试更圆些的椭圆，直到其轴率变成8：9，到这时，巴甫洛夫后来写道：
到目前为止一直很安静的这条狗开始在其站位上尖叫起来，四处扭动，用牙齿咬掉了对皮肤进行机械刺激的仪器，并把连通动物食和观察室的管子咬破了，这种行为是它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后来，）一牵到实验室里，狗就狂吠不止，这与它平常的习惯也正好相反。简单而言，它表现出了急性神经机能症所有的症状。
只有经过长时间休息和小心治疗后，狗才会恢复到足以忍受较容易区别一些的实验的程度。
巴甫洛夫相信，他已经找出动物和人类学习的基本单元。他说，所有学习得来的行为，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外面获得的，“只不过是一长串的条件反射”，其获得、保持和消失是由他和他的助手们已经发现的一些定律来控制的。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俄国本世纪初期到50年代的心理学，可是，在西方，许多年里一直还不为人知，哪怕巴甫洛夫在1904年的诺贝尔获奖致词上已经提到了条件形成。
罗伯特·耶基斯（他后来主持AAB的开发工作）和他的一位同事从德国杂志得知了巴甫洛夫的工作，与他建立了通信关系，并在《心理学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描述其方法和主要发现的文章。他们强调了他的研究方法的有用之处，但没有能够预测到条件反射概念对美国心理学会造成的影响。
可是，1916年，约翰B·沃森——我们稍后会谈到他——开始详细阐述巴甫洛夫条件形成理论如何扩大了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理论，几年以后，他把条件反射说成是行为主义学说和方法论的“拱门下的拱心石”。1926年，巴甫洛夫的著作《条件反射讲义》以英文出版了，从那以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很快吸引了他的思想并借用了他的研究方法。从20年代开始，就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所发表的论文以几何级数出现在心理学和医学杂志上，到1943年，其总数已达近1000篇。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享利·加勒特教授总结了巴甫洛夫思想对在30多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是行为主义的实验心理学产生的影响：
在实验心理学中，也许没有哪一个课题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会超过对条件反射的研究。动物、儿童和成人所获取的条件反射、不同反射的条件形成的相对容易程度、其反射消失和重现、学校教育与条件反射形成的容易程度之间的关系……（已全部）置于实验考验之下……许多心理学家希望——而且严格的客观主义者相信——条件反射会证明是所有习惯形成的单元或者因素。
行为主义先生：约翰B·沃森
没有哪个人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B·沃森更卖力地在美国心理学家中兜售行为主义了。他是位天才的叫卖者，热情洋溢而且极有手腕地向同事们贩卖他自己和他的思想，他一边发动行为主义者运动，一边很快便升至其职业的顶峰；之后，因为桃色事件而被逐出学术圈，他又在一家大型广告公司充当心理学顾问，获取了第二份收入颇丰的职业。
沃森像小说里写的那种旅行推销员一样，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信心，用极富煽动性和自信的口吻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且是个终生不渝的采花郎。可在背地里，他却是个没有安全感，害怕黑暗而且情感冷冻的人。他与人相处时可极富社交能力而且十分诱人，可是，如果谈话论及深层感情，他就会离开房间忙些杂事。他对动物深有感情，而对人几乎就无法表达爱心。（他从没有吻过或者抱过自己的孩子，到睡觉的时候，他与孩子们握手说晚安。）他的第二任妻子夭折后，他从没有在两个孩子面前提到过这位他似乎很在乎的妻子，其中一个孩子后来很痛苦地回忆说：“就好像她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毫不奇怪，他拥护一种排斥内省和自我启示，而只处理外部行动的心理学，并且在选择实验对象的时候，宁愿要老鼠而不选择人。
沃森的成功故事跟荷拉西奥·阿尔杰的任何一部发迹史同样令人感到惊奇。他1878年出生在南卡罗莱那州的格林维尔市附近，是位名声极差、性情暴躁的小农场主和一位正直虔诚的浸信会女教友的儿子。沃森处在这两种各不相同的成人模式中倍受折磨，因而是个全无计谋，也很懒惰的孩子。他13岁那年，父亲弃家出走，与另一个女人私奔他乡，他母亲只好卖掉农场搬到格林维尔市了。沃森在那里因为乡下人生活习惯和父亲的出走而受到同学嘲笑，因而成绩很差。“我很偷懒，”他后来回忆说，“不怎么听话，而且，就我记忆所及，从来没有哪一门课及过格。”跟他消失无踪的父亲一样，他有暴力倾向：经常与别人打架，直到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人都血乎乎的为止，还特别喜欢搞他称作“捧黑鬼”的把戏（打黑人），有两次被逮捕，一次为种族吵闹，另一次为在城区范围内鸣枪。
尽管他一副农民的样子，还有农民的陋习，可他多少起心要出头露面，还鼓起勇气，壮着胆子要求与格林维尔一座小规模浸信会机构，费尔马学院的院长面谈。他的要求被接受了，由于印象良好他被准许入学。他打算学习浸信会牧师专业——按他母亲的要求——可是，他一向具有反骨，因而放弃了宗教。他与同学总没有平和的时候，可是，他慢慢长大了，成为一个特别漂亮的年轻人，棱角分明，下巴坚挺，一头飘扬的黑发，以后就开始了终生不辍的情场生涯。可是，他对理想一类的事情还是很严肃的，学习认真，成绩也不错。他还特别喜欢哲学系的教程，因为里面包括一些心理学课程。
毕业之后，沃森在一所只有一个教室的学校里教了一年书，可是，他最喜欢的哲学教授乔治·莫尔调到芝加哥大学后敦促他去那里读研究生。沃森又一次傲慢无礼地一步登上顶峰。他给这所大学的校长威廉·瑞恩尼·哈泼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信，告诉他说自己虽然很穷，可是学习劲头很足，恳求他要么免除学费，要么等沃森以后再交清。他还劝说费尔马学院的院长为他写一封特别的推荐信。哈泼校长接受了他——学费问题如何解决的至今不详——而沃森蹭蹭蹭立即就去了。他带着属于他自己的50元钱去了芝加哥，完全靠自己养活自己（他母亲已经去世，他父亲再也没有听说过），可是，他却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
一开始他选了哲学作为专业，可马上认识到他真正关心的是心理学，于是便转了系。他学习非常刻苦，并靠干好几份零活来养活自己：他在寄宿区当侍应生，在心理学系当管楼人，在一个实验室里照管老鼠。有一阵子，因为焦虑和无法睡眠，他患上了精神症，只得花一个月时间去乡间疗养。换了别人，在这次经历之后，也许会开始寻找自我并产生对内省心理学的兴趣，而沃森却在1901年和1902年之间的冬季进行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即幼鼠的大脑发展水平与如何跟学习迷宫和打开门取食物有关系。从一部分来说，他只是在追赶当时最新的心理学潮流（桑代克已于4年前宣布了他的迷宫箱发现成果），可是，从另一部分来说，他是在选择自己觉得志趣相投的心理学：
在芝加哥，我试着思考以后才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我从不想使用人类当试验对象。我不喜欢当试验对象。我不喜欢给受试者们下的一些乏味和虚假的指令。我总是不舒服，而且表现不自然。可跟动物相处就不然。我感觉到，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会站在坚实的大地上靠近生物学。一个想法越来越多地自我表现出来：别的学生通过观察者发现的一些东西，我难道就不能靠观察动物的行为找到吗？
沃森在芝加哥做的工作非常优秀，他毕业的时候，系里给了他一份实验心理学助教的职称。仅两年之后，他就被提升为讲师，再过两年，选为副教授，一年之后，他30岁，被授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教职，且得到一份当时（1908年）非常可观的收入：3500美元。
他快速的提升有一部分归因于小心养成的与人周旋的能力，可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却是因为他在动物学习方面杰出的实验工作。他教老鼠穿出了仿照亨利八世于伦敦郊外的皇家行宫汉普顿宫制作的微型复制品迷宫。开始，老鼠们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找到出口，可是，经过30次的尝试之后，它们可以在10秒钟内直奔出口。它们是通过什么办法知道路线的？为了找出原因，沃森先拿去了它们的第一个感觉提示，接着再拿去一个，以了解是哪一个对迷宫学习至为关键。他把一些经过培训的老鼠的眼睛蒙上，它们的动作水平立刻降下来，可又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他冲洗迷宫道，以去掉味道的提示，可经过培训的老鼠同样跟以前一样干得好。他用外科手术破坏了一些未经培训的老鼠的嗅觉，可是，它们跟未受损坏的老鼠一样稳定地学会了走迷宫。沃森下结论说，肌肉运动觉提示——即肌肉的感觉——是学习过程的关键因素。
通过这样一些研究，通过他对桑代克和其它客观主义者的工作的了解，沃森否定了所有有关隐形精神过程的猜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完全以可观察到的行为为基础的心理学。他于1908年和1912年（在1912年他与詹姆斯R·安吉尔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行为主义者”这个词）的心理学大会上首先提出了这些观点，1913年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它经常被人称作“行为主义者宣言”，正式揭开了心理学史上行为主义时代的序幕。
这份“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的宣言一开始就宣布与所有处理精神过程的各心理学学派脱离关系：
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当中一种完全客观的、实验性的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要预示并控制行为。内省并不成为其方法论中必需的部分，其数据的科学价值并不依赖于人们是否乐意以意识的术语来解释。
他在三句话里宣布了三个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它的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式的；第三，它的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精神现象的基础理解。
沃森严厉指出，心理学一直没有能够成为一种不可辩驳的自然科学，是因为它关心的只是一些看不见的、主观的和无法准确定义的意识过程。他抛弃了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心理学理论，也抛弃了像康德、休谟、万德特、詹姆斯和弗洛伊德这样一些伟人，在他的观点看来，这些人全都是误入歧途了。
心理学必须抛弃所有意识方面的时候似乎已经到来了，它不再需要以为它是在把精神状态当作观察的对象而自欺欺人了。在有关意识的元素、意识内容的本质等的一些思辨当中，我们已经受到太多的羁绊了，作为一个实验学者，我感觉到某些前提和因之而来的一些问题是错误的。如某些机智的人过后所言：“心理学首先在达尔文那里失去了灵魂，现在又在沃森这里失去了思想。”
他对内省作为一种研究办法的攻击，是建立在这种办法无法得出客观数据的基础上的。它经常导致人们就一些主观和无法确定的话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辩，如感觉的数目、其强度，或者某人报告他所体验到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意思等等，以致于这个方法本身就必须被判定为有缺陷的，它阻挡了进步。
沃森还大刀阔斧地摒弃了所有的灵肉二元讨论，不管它们是形而上的还是现代的。这些概念，这些“经久时间考验的、哲学思辩的遗迹”，不管是作为引向值得研究的心理学问题的向导，还是作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毫无用处；他说，他本人倒宁愿使他自己的一些学生永远都不知道这些假说。
为了替代他视为垃圾的一些心理学方法，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然没有“意识”、“精神状态”和“思维”这些术语的方法。它惟一的主题是行为。心理学以所有的有机体都会适应其环境，某些刺激会引导它们作出必要的反应为基础，它会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奖励性的反应被学习，没有奖励的反应不被学习的各种方法。由于意识会被忽略，这个研究的很大部分就可以在动物上进行；的确，“人和动物的行为必须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考虑，它们都同样是行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沃森的宣言实际上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具有创造性，它提出的一些思想过去15年来一直在露芽。可是，它以大胆、有力而且清晰的方式提了出来；简单来说，它是一人销售计划。沃森的思想并没有一夜之间就扫平了整个战场，可是，在后来的五六年中，行为主义成了会议上的重要话题，并对心理学家的思想产生了结构上的影响。到20年代，它已经开始统治心理学了，成为美国心理学中的主导范式和欧洲40多年的重要范式。
大众传媒对沃森的生活所作的叙述说，这份宣言像弹射机一样将沃森一把推上1915年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的宝座，可是，社会心理学家弗兰茨·森默尔逊对这个事实更为仔细地回顾一番后说，更值得人相信的是，他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作为《心理学评论》的编辑经常抛头露面，他与提名委员会的三位成员相互认识而且相处不错，他还是新一代真正的实验心理学家的代表。
不管原因何在，他毕竟高飞起来，可是，他知道，他还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法，行为主义者可以借此进行研究工作，他在至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就任演说辞里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现在终于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了：条件反射法。虽然他只知道巴甫洛夫所进行的工作的大致轮廓，木过，他把它提出来是作为一个模式，说明行为主义者进行的实验不仅可以用动物，而且可以用人类。他提请人们注意，他的学生卡尔·莱施里（他曾反对过巴甫洛夫的生理学理论）已经做成了一只可移动囊，它可以植入人的面颊底下。他用这只可移动囊已经成功地测量到人类志愿者非条件形成和条件形成下的唾液反射。
沃森本人也开始研究人类的条件反射，不过，毫不奇怪，他用的是婴儿而不是成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律普斯精神病门诊医院的负责人、精神病学家阿道夫·迈耶曾邀请他去那里建立一个实验室，1916年，沃森开始观察婴儿，从出生到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一战干扰了这些工作，可是，1918年晚期他又恢复了这项工作。
沃森首先希望发现婴儿具有哪些非条件反射，即，什么样的刺激可以在没有任何学习过程的情况下引起反射。根据门诊的一些简单实验，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只有少数本能反射，其中有吸吮、伸手和抓取。（有一张著名的图片显示沃森抓住一根棍棒，一个新生儿用一只手臂像只小猴子一样吊在上面。）他还发现，婴儿对某些刺激有三种天生的情感反应：听到很响的声音，或者被突然扔下时感到害怕（婴儿呼吸急促，缩拢嘴唇，然后放声哭喊）；头、手运动被强行挡住时感到愤怒（身体僵直，手臂扑打，闭住呼吸，面部发红）；还有在被抚弄、摇动、轻拍和类似动作时感到爱（他会咯咯发笑，呢喃自语或者微笑）。
可是，按他的观点，这些东西构成了天生的人类反应总量——后来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他更大的目标是要揭示，几乎所有其它的人类行为和情感反应是如何由条件反射构成的。他以解释巴甫洛夫有关情感反应的假设作开头：
当一个激发情感的物体与另一个不会激发情感反应的物体同时刺激受试者时，后者到时（经常是经过一次这样的联合刺激即可）可能也会引起与前者同样的情感反应。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沃森及其学生之一罗萨莉·雷纳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天进行了后来成为心理学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实验，该项实验旨在对他们在报告中称为阿尔伯特·B的11个月的婴儿身上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当阿尔伯特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把一只白色老鼠放在他身边，可他一点也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时，他就害怕了，带着恐惧的反应。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他们俩又开始这些实验。一只老鼠从正面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他用左手去抓它；就在他碰到老鼠的时候，他的脑后又响起了钢轨敲响的声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仆倒，把脸理在床垫里面。第二次试的时候，阿尔伯特用右手去抓，当他快要抓住的时候，钢轨又在身后响起。这次，阿尔伯特跳起来，向前仆倒，开始啜泣。
沃森和雷纳把进一步的试验推迟了一个星期，“以避免过度刺激孩子”，他们写道：这是个奇怪的说法，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做到这样，而且事实上在他们继续的时候也已经过度刺激他了。又进行了五六次配对试验，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钢轨在他脑后震响，阿尔伯特对老鼠就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
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他几乎立即向左侧猛地一转身，倒在左侧，用四肢撑起身体快速地爬动，在他到达试验台的边缘前，用了相当大的劲才拖住他。
更进一步的试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它毛乎乎的东西也产生了概括性的恐惧：兔子、狗、海豹皮大衣、棉绒，还有沃森装圣诞老人戴的面罩。停止一个多月以后，又对阿尔伯特进行试验，如沃森和雷纳明显满怀喜悦地在报告中说明的一样，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其它一系列展现在他眼前的毛乎乎的刺激感到害怕，这时候，并没有任何铁轨敲击的声音。
令人万分惊讶的是——按照今天的研究标准来看——沃森和雷纳并没有采取消除阿尔伯特的条件反射的措施，这个孩子在最后的一些试验完成之后离开了门诊医院。他们在报告中的确提到，“假如有机会，我们可能会尝试好几种（消除条件反射的）办法”，他们曾做过消除办法的提纲。接着，他们嘲笑说，20年后，某些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师可能会从阿尔伯特身上得出一个虚假的记忆，说他约在3岁的时候曾想玩弄母亲的阴毛，结果被狠狠训斥了一顿（因此落下病根——译者）。
沃森没有为他对阿尔伯特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却为合作期间所做的事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慢慢疯狂地爱上了年轻美丽的罗萨莉·雷纳，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有人看见他俩在城里，经常离家外出，并不小心地（也许是无意识的设计）把罗萨莉给他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留在了一只口袋里，被他妻子玛丽发现。他以前曾有过不忠行为，而玛丽也曾对一些插曲早有耳闻，但她都忍下了。可是，这次的婚外恋对她的威胁太大了，她感到非采取行动不可了。
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捉赃，希望以此迫使他放弃罗萨莉而不去冒因桃色事件而被取消教授头衔的风险。沃森夫妇有天晚上在罗萨莉父母家进餐，席中，玛丽谎称头疼，想去罗萨莉的床上稍事休息。她一个人来到房间关上门后，对房间进行了搜索，找到井偷走了沃森给她的一些情书，里面尽是沃森异乎寻常地极富表现力的情话，而且里面有明确的做爱描述。
可是，当她面对沃森并威胁要把此事张扬出去的时候，沃森却不愿与罗萨莉分手。玛丽决定起诉离婚，而且，要么是她，要么是她兄弟，就把这些信寄给了大学的校长弗兰克·古德劳；她曾把这些信借给她兄弟看过，而后者却复印了这些信。在当时，在当地，教授作出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1920年9月，古德劳召沃森去办公室，要求他辞职；沃森激烈地为自己辩解，可是，他没有选择，只好服从。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打起行包，直奔纽约而去。他在心理学上令人炫目的职业生涯突然而且永久地结束了，而他掀起的一场心理学运动却正在风起云涌。
沃森后来娶了罗萨莉，与她生了两个儿子。他在纽约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最后给他带来很大一笔薪水，即作为杰·沃尔特·汤普逊广告代理公司的常驻心理学家。他在这里把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和他的推销术结合了起来，为公司设计了最为成功的一些广告策划活动，包括除臭剂、冷霜、骆驼香烟和其它一些产品。他的成功业绩包括：为旁氏冷霜和雪花膏设计的促销活动，其中使用了来自西班牙女王和罗马尼亚女王的推荐材料；为强生公司说服母亲们，说婴儿每次换过尿布后换上新的爽身粉很重要；帮助麦氏咖啡使“咖啡休息”成为美国办公室、工厂和家庭的习惯。
他被驱出学术世界以后的头一年还在进行有关行为主义理论和儿童教育方面的著述和写作。（他提倡严格的行为主义方法，禁用任何的情绪和感情。）可是，他再也没有进行心理学研究，在这个领域里也不再起领导作用了，他在一些著述中表达出来的更为广泛的行为主义思想被他以前的一些同事们采纳了，因而也被汇入行为主义者思想。
还有大众思想。沃森心理学把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归结为刺激——反应条件形成，它对高尔顿主义者的遗传学观点是一种简单而有力的反驳，受到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的广泛欢迎——这很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沃森是个政治上保守的人。在他的大众作品中，他听起来像是救世主一样：行为主义会科学地处理性格的发展，从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925年，在《行为主义》一书中，他说出了可能是他最为著名的和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
给我十来个健康的婴儿，形体良好，并在我自己独特的世界里让他们成大，我担保随便从中挑选一个，就可以把他训练成我可能选择的任何类型的专家——医生、律师、艺术家、商场巨贾和甚至乞丐和大盗，而不管他的天才、倾向、能力、职业和他祖辈的种族是什么。
从1930年起，沃森与心理学断了联系，只是在广告中应用一些心理学。他和罗萨莉在康乃狄格买房置地，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可是，刚过了几年安定生活，悲剧就发生了：罗萨莉感染痢疾，久治不愈，30多岁正当年就死了。58岁的沃森心痛欲裂。他继续在广告公司上班（他最近刚转到威廉·埃斯迪代理公司了），可是他惟一真正的兴趣是在他的农场上闲逛。他的一生总是有女人相伴，可再也没有走到近似婚姻这一步。一方面他年岁已高，对自己已无所谓了，穿得也不那么讲究，一方面还胖了起来，还变得孤独难处了。
1957年，沃森快80岁的时候，美国心理学协会给他一份通知，说要给他一份金奖，奖励他对心理学所作出的贡献。他深感震惊，非常高兴，便与儿子们一起去纽约领奖，可到最后一刻，他害怕自己在近40年的流亡之后，会在仪式上哭起来，便只好让儿子代他出席仪式了。颁奖词为：
至约翰B·沃森，他的工作是构成现代心理学形式和实质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他发动了心理学思想上的一场革命，他的作品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工作延续不断的航程的起点。
这是个相当高的评价。可事实上，沃森在许多问题上是过分简单化和说得过了头的，其他一些行为主义者后来得进一步完善和修饰它们。今天，几乎没有哪个人持有他那种极端的环境论思想，也没有谁建议对孩子保留感情，并通过极端严厉的行为主义规则来培养他们。他视作理论系统基石的巴甫洛夫条件形成论证明不是惟一重要的理论系统，后来的行为主义者给它增加了另外一种模式，叫“操作性”条件反射。最为重要的是，就在沃森接受金奖的同时，事情业已变得很明显了，即S－R单元链（一系列互相联系着的条件刺激-反应连接）不管有多么长，总不足以解释多重和复杂的行为种类。
尽管如此，沃森还是一个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主导了美国心理学的激进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位，也是最为重要的代言人。雷蒙德·番切尔在他的《心理学的开拓者》一书中写道，尽管行为主义的许多进展没有沃森可能也会发生，但是，“他很明显地加速了此事的发生，并给客观心理学运动带来了一种否则不会有的活力与威力”。
沃森于1958年逝世，即他接受金奖的次年。他至死相信，他发动的这场革命，这个在美国心理学界执掌牛耳达如此漫长时间的学派，一定也会成为未来的心理学。他错了。我们会谈到这一点的。
行为主义的胜利
行为主义在经历启动初期的缓慢发展之后，很快在20年代获得了许多心理学家的青睐，特别是在美国。它很快成为主导性的观点，而且在不久之后成了几乎惟一可接受的看法，至少在学术圈子内是如此。
它大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宣称是最早的真正科学的心理学。直到19世纪，心理学一直大都坚持哲学思辩，而不是科学。在19世纪，新心理学的继承者们曾致力于将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可是，只走到用生理学术语解释一些简单的反射和感知就停步不前了，而且就连这一点也是依赖不可证实的内省办法才做到的。
对照而言，行为主义者说他们可以完全依靠可见的、可测量的现象——来建构一门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彼此互有因果关系的刺激－反应现象是动物和人类行为全部集结在一起的基本单元。这样一门心理学会以一些类似于化学或者物理学中具体而不变的反应为基础，按照沃森的话说，它会使心理学家们“在知道刺激的前提下预测应有的反应——或者，在看到反应发生的情况下，指明引起此反应的刺激”。
众多的心理学家觉得行为主义非常吸引人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只需要集中精力于一些可见的行为，因而就可以不理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过去的24个多世纪里有关思维的、不可追踪的一些问题。行为主义者说，我们不仅仅不可能知道思维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为了解释行为的目的也不需要去了解它。他们经常把思维比作一只黑箱子，里面装着未知的电路。如果我们知道按动箱子上面的某个按钮的时候，箱子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号或者动作，则里面倒底有什么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思维里面有什么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去讨论，因为所有有关精神过程的谈论，都等同于相信存在某种控制着大脑机械的无形的东西——“机器里面的幽灵”，英国行为主义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爵士这样嘲笑说。（一位反行为主义者的嘲弄也同样引人注目：“光是提一下‘心灵主义’这个词就会冒犯行为主义者的感情，这就像当着文雅人的面提‘手淫’这个词一样惹人嫌恶。”）
再说，行为主义的成功还有深刻的社会及文化原因在里面。它很对20世纪一些人物的口味，尤其是在美国，因为它是实用的；它不追寻最根本的解释，而只是寻找一些可以投入使用的常识。
至少有一位行为主义史学家曾把它的兴起与美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联系起来看，他就是戴卫·贝肯。他认为，这些社会发展引发了一种了解身边这些无法了解和令人烦忧的陌生人的紧迫需要，而这正是行为主义向人们保证可以加以解决的方面。
贝肯还提到了行为主义走红的另外两种社会原因。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唤起人们对德国心理学的敌意，行为主义正好就成了符合时尚而且找得到的一种替代；其二，行为主义适合美国特有的反知识分子习气。它声明对心灵主义心理学里面的一些精微之处不了解也毫无关系，其基础是，精神现象不是错觉就是不可知的，它不值得人们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从20年代到60年代，行为主义（或者它更为复杂的翻版新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中的统治力量和模式，它传播到了心理学世界的其它地方。有些心理学家仍然紧附于较早一些的思想，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主义者，精神测验的开发者，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和格式塔心理学家则注重精神过程，可是，在大多数大学里，这些人都只得调整自己的工作和语言，以适应行为主义范式。行为主义史学家格列高利·金布尔稍带夸张地说：“在5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中，出版有关思维、意识、意志或者甚至精力的作品要冒被挤出本行业的风险。”因为使用这些术语表明某人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过时的、主观的和神秘的概念。
结果，20年代和60年代所进行的大部分研究所面对的，都是一些极为精细、无可否认地客观但没有太大启发意义的课题。从《心理学日报》和《美国心理学杂志》1935年的内容中抽出的一些代表性的题目如下所示：
“饥饿对鸡啄食反应的影响”
“老鼠在一个迷宫阵中第一次与第二次探索的比较”
“利用经过迷宫训练的老鼠研究吗啡及相关物质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动物迷宫中的辨识错误”
“皮肤电生理反应阻力计用电路问世”
就算是在以人类为实验课题的时候，一些论文题目和方法也受到行为主义教条的局限。1935年《美国心理学杂志》中的一些典型论题如下所示：
“作为伴随行为生理变化指标的人类混合唾液中PH值的可信度”
“不同随意控制程度的肌肉条件形成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