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射线得进入身体，要么肿瘤得露出来。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通过压力？不行。
射线强度得有所变化。
对健康组织得把射线强度调到以前的弱位。
我只看到了两种可能性：要么保护身体，要么使射线无害。 ［实验者：人们怎样才能在进行途中减少射线的强度呢？（如各位前面所言）总得想法转变射线的方向，消散它……分散它，停止！让一束宽带弱光通过一个透镜，这样的话，肿瘤就居于焦点位置，并接受到强度最大的放射。］
这个建议和其它一些建议显示出，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人们使用一系列不同的启发式（探索型）技巧。他们最常见是的使用一些机械式或者常见的启发办法，如以问题中最紧急和最明显的特征为基础进行随机可能尝试。这样一些启发办法通常得出很差的解决办法，或者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通过食管输送射线或者通过动手术把肿瘤暴露出来，这些就是这类的办法。
最后，在走入了好几条死胡同之后，许多受试者都转着圈子来考虑更具有实效的“功能性”的启发办法（另有一些人一开始就这么干了），比如他们试图辨认出问题的关键性质。比如，他们自问，基本的目标是什么，只有到这时候，他们才开始寻找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上述的建议中，受试者开始考虑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他说：“人们得逐渐减少射线强度。”然后他又回到了第一种思维之中（“也许人们可以改变肿瘤的位置”），可是，在实验者提醒他想象自己更为基础的一些启发后，他突然把自己的理解转变成可行的解决办法。机械启发与小鸡沿着篱笆转来转去差不多，功能性的启发办法也与以广泛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并且看见一个不那么直接可是有效实现目的的办法差不多。
登卡尔的其它主要研究方法是把受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房间里面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桌上也摆着一些材料，他请受试者完成一些任务，而这些材料或者物体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适合这个任务的。目的是要看看受试者在什么情况下惦量用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拿到的东西用作其它一些可能的用途，而在哪些情况下进行这样的重组是不允许的。
例如，在一情况下，要求受试者把三根小蜡烛安装到门上齐眼高的地方，表面是要进行“视力实验”。桌上有一些蜡烛，一些不干胶，一些纸夹，几张纸，绳索，铅笔和其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关键的东西：三只空的小纸板箱。每位受试者在里面乱翻一阵子后，都重新构造了自己对这些东西的观点，并看出纸箱可以贴到门上面，然后用它作平台，再把蜡烛放上去。
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变换方式中，三只箱子都装有东西，一只里面装有小蜡烛，第二只里面装有一些不干胶，第三只里面装有火柴。这次，他的受试者中只有一半不到的人解决了问题。他们曾看到过这个只箱子用作了一个专门用途，这使他们很难看出除了箱子以外的其它用途。登卡尔把这种解决问题当中出现的常见但很严重的障碍叫做“功能性粘滞”，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如果认为一个物体有专门的用途，让他看出它的其它用途就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发现。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最熟悉自己那一行的人却最不太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教育创造了专业知识，可同时也创造了功能性粘滞。一位专家看他手中的工具时，是以各个工具的专业用途来看待它们的，一个生手尽管会出一些不着边际甚或荒诞不经的主意，可是，他往往也提出极有创见的观察方法。毫不奇怪，科学家们一般都是在早年提出他们最有创见和重要的见解的。
尽管许多人认为登卡尔是30年代格式塔心理学者群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如果他没有不幸英年早逝的话，他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中也可能走得更远。他是一位政治自由主义者，1935年从德国先逃到英国，然后，1938年又到美国的斯瓦特摩教书去了。1940年，他37岁，因为战争的爆发深感压抑，自杀身亡。
由克勒、登卡尔和其它一些格式塔心理学家进行的解决问题研究看起来相当简单，可是，他们的含义却是十分深远的。他们展示出，人类的问题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动物的问题解决）并不限于试误法，也不限于条件反射法，而经常包括一些较高层次的思维，它会产生新的视野，思维和解决办法。对于问题解决的研究是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把思维恢复到心理学关心的中心位置的最为重要的方法之一。
学习
许多世纪以来，对知识是如何获取的研究一直是一些心理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可是，随着生理心理学家和冯特的到来，其中的大多数都被与其它一些过时的测心术话题一起束之文化高阁了。
生理学家和冯特的门徒们就学习所说的少数几句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二手的联想主义。他们认为学习只不过是一些经验的连接或者镶嵌。行为主义者们认为学习是他们研究的主题——但只不过是刺激-反应条件中无意识的学习。人类学习当中涉及的较高级的精神活动都被忽视了，以迎合旧有的说法，即计算增多的试验次数与已有习惯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格式塔心理学的贡献之中，也许是他们最大的贡献，即是把意义和思想恢复到了学习之中。尽管格式塔运动只在德国有过瞬间的辉煌，并没有代替美国的行为主义学说，可是，他使认知传统重放光辉，并对它进行了革新。它为60年代的认知革命铺平了道路。
可是，并不是由人脑，而是由一只母鸡的思想提供出来了第一份有力的证据，证明联想主义者和刺激-反应的学习学说严重不足。克勒在特里莱夫岛上的日子里用4只鸡进行了无聊却极有启发意义的实验。他让其中两只鸡去啄散在一张浅灰色纸上的米粒，而且一发现它们去啄另外一张深灰色的纸上的米粒就赶走它们。他让另外两只鸡接受相反的训练。一般都知道鸡特别傻，可是，经过400－600次的试验后，开始的两只鸡就只啄浅色纸上的米粒了，而后边的两只鸡也就只啄深色纸上的米粒了。
接着，克勒把两种情形都换了一下。他让鸡学会吃食的那张纸的背景色保持不变，但把另外一张纸的色调换了一下，在第一种情况下，换了更浅一些的颜色，在第二种情况下换了更深一些的颜色。联想主义者和条件反射主义者会预测说，由于鸡已经学会将吃食与某种特别的灰度联系起来了，它们应该继续这样做。可是，在百分之七十的试验中，这些鸡都在新的背景而不是旧背景上啄米。那对经过训练，在两种背景中较轻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颜色更浅的背景。那对学会在较暗的背景上吃食的鸡现在大多选择新的、更深的背景。格式塔学说可以提供答案：鸡已经学会不是把食物与某种特别的颜色而是与某种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一种情况下是较浅颜色的背景，在另一种情况下是较深颜色的背景。
克勒用猩猩和一个3岁的孩子重复了这个实验。他给他们每人两只箱子，一只是暗色，一只是亮色。当一只猩猩做受试者的时候，亮色的箱子里有一些食物在里面。当孩子当受试者的时候，箱子里面放一些糖果。猩猩和孩子都知道亮色箱子里有奖品的时候，克勒拿走了暗色箱子，用一只比奖品箱更亮一些的箱子代替它。这次，他在两只箱子里都放些奖品，这样的话，除了一只箱子与另一只箱子的颜色关系外，没有其它的激励因素让他们在两者之间进行挑选——而事实上，猩猩和孩子通常都选新箱子，即亮些的箱子。
行为主义学者和冯特的门徒都已经知道，一个动物可以通过训练在两种不同颜色的东西中选择一种，可他们不愿相信，动物学会的东西是两种颜色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些“自然力说”的心理学家们而言，一种关系不可能成为基本的心理学事实。如韦特海默的学生所罗门·阿什所言：“这个前提的力量足以弥盖经验的无穷证据。”
可是，克勒的实验无一例外地证明，颜色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动物们学会的基本事实，因为它们会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应用同一个原理。阿什说，这是一个普遍定律的例子，即，动物和人类都是以相互关系来感知学习几乎任何东西的。此物体堆在彼物体上，居于两者之间，大于其它的物体，小于其它的物体，比另一个早些或晚些等等。关系是感知、学习和记忆的关键。这个事实以前被排除在心理学之外，可现在又由格式塔学者们找回来了。
韦特海默、克勒、科夫卡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在学习上进行了许多研究，可是，宣布该观点的许多功绩都归到科夫卡名下了。这位害羞、自疑、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性格古怪，嗓门特大，可当他坐在桌前编辑这些事实和学说的时候却感到心旷神恰，游刃有余。他在印刷品里像是位力拔千军的大师和尖刻严酷的刀笔吏。
科夫卡本人并没有进行值得注意的认知研究。他几乎所有的实验工作都是在深层感知、色彩和运动当中。可是，因为他的英语极好，《心理学快报》的编辑罗伯特·奥格登（他曾与科夫卡在维尔茨堡学习过）邀请他准备第一次用英语讲解格式塔心理学。这篇文章出现在1921年，从那以后，科夫卡就成这了个运动非正式的代言人。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和有关学习的一些思想为行业所知，大多是因为他的报道文章和两本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科夫卡在1921年用德语出版，1924年又用英语出版的《思维的成长》里，用格式塔心理学的眼光回顾了有关精神成长的现存知识。在他提供的许多新思想和解释中，有两点特别突出：
第一点：本能行为不是一串由某种刺激通过机械原理激发的一系列条件反射，而是一组或者一种反射的模式——由这个动物强加到自己的行动上的一种格式塔——旨在实现一个特别的目标。一只小鸡在某些它“知道”可食的东西上啄，可是，本能是趋向目标的，由饥饿所驱动，而不是看见食物时产生的机械和自动反应。小鸡饱的时候不啄食，尽管它看见食物，尽管有反射。
第二点：科夫卡反对行为主义的教理，即所有的学习都是由一连串由奖品创造的联想构成的，他反驳说，许多学习都是发生在奖品出现之前，通过思维里面的组织和重新组织进行的。他用克勒进行的猩猩解决问题研究和小孩子的、可比的解决问题研究作为证据。然而，他承认，组织过程准确的原因还不太清楚。
14年之后，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5年）一书中，科夫卡勇敢地尝试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回顾所有现存的心理学知识，他准备提出一种学说，用以解释思维中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的准确原因。这个理论最早由克勒提出来，他又加以精确化。其理论是，大脑固有的“心理物理学”力量——神经能量场——跟自然界其它地方的力场一样作用，它们总是在寻找最简单的或者最合适的配置（如我们在肥皂泡中或者在磁力线中所见的一样）。因此，思维倾向于以“好的格式塔”形态建构或者重新建构所得的信息。
可是，这些好的格式塔形态是对外部世界真实的反映吗？科夫卡对这个古老的问题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他拿出了由韦特海默提出并由克勒发展下去的这个理论，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与这个世界本身是异种同形的——人的思想是一些大脑活动的结果，它们与所代表的外部事物在结构上是有一定相似性的。如果我们看到两只分开的灯，就有两处分开的脑刺激产生。如果我们看到运动，则在大脑里面相应产生一个被唤醒的场的运动。思维的内容并非某种与外部世界绝然不同的东西，而是对外部世界形成的神经影像。
思想是一个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同的现象，可是，它是怎样代表这个世界的呢？现在，这个古老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或者，在科夫卡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个经典问题好像就这么给解决掉了。可是，在50年代，卡尔·拉什利和其他一些神经生理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实验，实验设计原理是要干扰异质同构理论中假定存在的电子场。他们在一些动物的视力脑回中植入云母片，在另一些动物的大脑表层放上银箔，然后让所谓会刺激感知到的世界的那些不同的电势发生短路。动物们在哪种情况下对视觉经验都没有不同反应。异质同构说和力场的理论被有效地击破了。
可是，如果不把力场学说看成生理现实而看作一种有见解的比喻，则它有真正的价值。它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按照某种与力场的运行相类似的方式，对经验进行编组，分类并重新组织，并且让我们的思维内容保持最简单和最有意义的构成。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图景，它比联想主义理论，比条件反射学说，或者比早期的任何认识论学说都更接近于描述我们感知、理解、存储和利用信息的方式。场学说并不是最高的真理，可是，它比早期的理论更接近真理，它也是未来更接近真理的一些学说的基础。
记忆是认识论的一个方面，格式塔心理学为此提供了一些特别有用和有见解的思想。
其一是由科夫卡详细提供出来的一个假说，即，记忆的生理学基础是中枢神经系统中形成的“痕迹”——即一些由经验促发的永久性的神经改变。这是个大胆的猜想，几十年后，神经生理学者们会慢慢发现构成痕迹的那些细胞和分子的实际变化。
另一项极具创意的猜想是关于记忆的心理学基础的。科夫卡说，事先埋下来的一些记忆痕迹会影响新经验被感知和记忆的方式，这跟联想主义的观点不一样。联想主义认为，新经验只是增加到旧的经验上而已，而科夫卡说，新经验与痕迹相互作用，痕迹与新经验也相互作用，其方式在生命的早期是思维所不具有的，而且，这种相互作用是精神发展的原因所在。他的思想将被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当时还在收集的大量观察数据所证实。
科夫卡用大量实验证据证明，记忆不光是把经验粘在一起或者聚集在一起，如联想学说所言，而是通过有意义的联系把它们编织起来。他所出示的一些证据当中，有艾宾豪斯和他的门徒做的一些实验，实验说明，学习一串没有意义的音节比学习一些通过意义连接起来的词语要困难得多。科夫卡拿出了一条简单而有说服力的例证：如果项目之间每一种联系都只是一种联想，则下面这两行是一样容易学习：
pud sol dap rus mik nom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
科夫卡的评论：“联想理论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第二行比第一行学习和记忆起来要容易得多，这个困难，如我所知，是联想主义者从来没有明确提出来过的。”跟格式塔心理学的许多其它例子一样，由这两行字演示出来的真理好像如此明显，以致于人们得问，它为什么还需要重新发现。可是，在从无知到知识的进程中，心理学还没有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它的进程多少还更像是在某个未知的土地上跌跌撞撞的探索者，他试着向远处一个目标进发，顺着这个山谷或者那个山谷，沿着这条河道或者那条河道，而且经常还得绕几个弯子，在发现已经选择的道路太难走的时候还得折回来另谋出路。冯特的弟子和行为主义者们向着远处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开头几步，可是，他们走入了一条死胡同；格式塔心理学者们把心理学又扳回到了稍为正确一些的路线上。波林在他权威性的心理学史中用一个不同的比喻说明了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正统学说沿着感官分析这条笔直和狭窄的通道已经走入了迷途。而正是敞开的大门和宽广的现象学大道通向了人生。”尽管格式塔心理学家并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惟一作出了这个发现的人，然而，是他们以如此令人信服的形式作出这个发现的，它已经被并入科学心理学的结构之中了。
失败与成功
在德国，如我们所见，格式塔心理学成了本世纪20年代处于领导地位的学派，可是，在它的三位创立者及其许多学生离开德国后，格式塔心理学在30年代中期几乎消失了。在美国，科夫卡于1922年发表了介绍性的文章以后，格式塔心理学一开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甚至激起了很大的热情。科夫卡和克勒接受邀请到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中心进行讲座和开研讨会。克勒当时是1925年克拉克大学的访问学者，哈佛后来还授予他访问教授的头衔，对此他只得婉言谢绝。
可是，行为主义学说就在当时也还在快速地成为美国心理学中最具影响的学派，当时还没有格式塔思想的一席之地。大多数行为主义学者都认为格式塔不过是一种倒退，倒退到一种已经失去了名誉的、不科学的先天论中去了。如果先天论是指对天生思维的信仰，那这么说就完全错了。如果说先天论指一种信仰，认为思维根据其本质而对经验加上某些秩序，那就对了。格式塔理论在某种方法上来说是康德先验论的现代版本。
几十年之后，格式塔心理学的这个中心信条会被好多种形式的研究强有力地确证下来。比如，对于获取语言能力的研究就证明，儿童感觉到句子中的语法结构，并开始按语法结构说话，这都是远在他们被教授语法之前的事情。更值得人注意的是，对一些没有学习过任何手势语的聋哑儿童的研究发现，当他们长到3－4岁的时候，他们会用一串手势——一些难句子——来交流，这些手势在主语、动词和宾语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正如书面语言一样。
行为主义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反感也遭到了回报：科夫卡、克勒和韦特海默都对行为主义学说（和其它心理学）不屑一顾，并把他们自己的学说当作惟一有效的理论提出来，因此触犯了美国许多心理学家。心理学家迈克尔·索科尔回顾美国对格式塔心理学的态度时说：
美国心理学家们对格式塔学者的态度尤其反感……最近，“官气”这个词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当时的许多德国大学教授的态度和行为的。整个格式塔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对传统德国大学文化的反叛，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在更深一层的地方，格式塔学者又有德国大学教师里的一些典型特征。
结果是，到本世纪30年代末，格式格心理学尽管已经在美国心理学界扎下根来，可终究处于二流位置。跟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其它许多学派一样，格式塔学者在美国这块由行为主义主导的地方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可是，他们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超过其人数和位置的影响。
韦特海默是个热情的人，可当教师又不是个有耐心的人，他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只有极少数忠实的信徒，可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研究设备。然而，按照他杰出的学生阿拉巴马·鲁琴斯的说法，在美国的10年（他死于1943年）生活中，他在行为主义场合里是个“引人注目而又令人不安的人物”。
科夫卡虽然是个枯燥无味，作为一名教师也过于教条的人，可他却受到他教书的史密斯大学女生的亲睐。然而，因为这所大学的重点在本科生教育上，他在这里的几年只指导了一位博士生。可他的确通过写作而对心理学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通过百科全书式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如果他的生命不是在1941年他55岁时因为一场心脏病而突然结束，他无疑会写出更多有影响的书来。
克勒尽管有德国人的古板之处，可他却是三人中最容易渗入传统学术圈子的人。他在斯瓦特摩创立了一个心理学研究中心和一份奖学金，吸引了好多一流的博士生，其中有大卫·克莱奇、里查德·克拉奇费尔德，雅各布·纳奇米亚斯和阿尔里克·莱萨。克勒1958年退休，可一直积极地从事研究工作，直到9年以后他80岁。退休以后，他得到美国心理学界最高的颂扬，被选为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主席，这是对他的个人成就和格式塔运动对心理学的贡献的承认。
很可疑惑的是，尽管到本世纪中期，这个运动已经失去了它的身份，而且消隐无踪，可它最为重要的一些思想却成了心理学主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下面三个领域里：
感知：
研究和理论继续朝着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指明的道路前进。机械主义心理学曾认为，在局部刺激与局部感觉之间有点对点的对应；对视网膜每个点施加的每种刺激都会形成一个对应的感觉，每种感觉都是由一个刺激产生的。可是，这种纯粹的神经学解释不能解释明显的运动、视觉错误、色彩常态、尺寸判断和其它许多现象。只有认知学说才能解释清楚这些。现代感知理论早已经超越格式塔心理学了，不过是朝着同一个方向。
解决问题：
以奖品为基础，通过试误法来解决问题的模式，对一些简单动物解决问题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可是，在对一些有较高智力的动物和人类进行解决问题的研究时，还是按照由克勒、登卡尔和韦特海默指示的方向进行。采纳信息处理理论而发展出来的、新的、更准确的模式在最近几年已经引进来了。它们与格式塔解决问题的学说并不冲突，它们可以提供详细的、一步一步的推理和探寻办法，而这就是格式塔心理学用“重新构造”这些模糊的术语来描述的办法。
记忆：
艾宾豪斯及其弟子用无意义的音节进行的工作显示了某些记忆原则，可只是局限于无意义的狭窄范围内。格式塔心理学恢复了一种视野，人们可以在这个视野里调查记忆更广泛的方面——即意义的网，我们可以把新材料植入这个网里，并且，通过它，我们可以对所求的信息进行定位和调用。最近对记忆所做的工作已经远远超过了格式塔的一些解释，可还是沿着相同的方向。
最为重要的是，格式塔学者把意识和意义带回到了心理学；他们并没有对冯特的信徒或者行为主义者的发现造成损毁，而只是极大地扩大了科学心理学的范围和规模，他们在其中重新确立了思维和它所有的过程——按科夫卡的说法，这个过程还包括它所有的意义、重要性和价值。如他所说：
我们并不是被迫着要从心理学和普遍意义上的科学中废弃诸如意义和价值这些概念，我们得利用这些概念来更全面地理解思维和这个世界。
1950年，格式塔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心理学慢慢失去它的影响了，艾德温·波林用一些迄今为止尚没有更好说法的话总结了它的命运：
学派可以没落，可它们也可能因为成功而消亡。有时候，有盛极必衰这一说。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心理学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成功，可它在20世纪10年代却消亡了，因为它不能够往前进，也因为有了某种可以替代它的更好的东西出现了。（格式塔心理学）开创了许多重要的新研究，可是把它标为格式塔心理学不再有什么益处了。格式塔心理学的顶峰状态已经过去，现在，因为它的成功，因为被吸纳进现在叫做心理学的东西而消亡了。
第三卷 开路先锋及行家里手
第十一章
简介：心理学的裂变
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我们目睹哲学家们一步一步地前进，从对于意识的玄学思辩和奇想幻论，到对于思维过程的某些领域准科学的理解。谢天谢地，由于生理学的帮助，我们最终把心理学从哲学当中抽取出来，以一门独立的科学把它确立下来了。
我们还看到，跟其它不成熟的科学一样，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领域在其最初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理论，而只不过是一些特别的理论，每种理论都解释了某种特别的现象。这些理论是一些伟大的先贤们的成就——比如冯特、詹姆斯、弗洛伊德、沃森和韦特海默——然而，伟大归伟大，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在心理学中起到牛顿在物理学中的作用。
可是，他们的追随者们却并不作如是观。科学的心理学最初的几十年是“门派纷争的年代”——30年代至少有七大门派——而各个门派的门客都宣称自己那一派的理论是一门连贯的科学，而自亥姆霍兹的时代以来一直在累积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乱哄哄的发现和枝节理论。然而，到本世纪中期，许多心理学家都慢慢意识到，现存的任何理论都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统一的心理学范式。冯特氏理论或者比方说行为学派的理论，对于像解决问题或者决策这类的事情，都没有一种有用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感知过程或者认知这类的事情提不出什么新见解；格式塔理论对于记忆和儿童发展等问题没有启迪作用。如当时还在斯坦福大学的莱维特·圣弗德1963年所言：“普通心理学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受人们如此吹捧，求之若渴的一些‘普通’规则根本就谈不上普通。反过来，它们常常都十分具体和专门。”这里面的含义在于，心理学简直就还没有高级到足以让任何人琢磨出一套统管一切的高深理论的程度。可是，它也可能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即，心理学本身不是一种如同物理学、化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它只不过是一系列的科学领域丛，尽管它们彼此相关，可毕竟互有差异，参差不齐，简直就不可能硬塞进某一个单独的理论框架里去。在最近对于目前心理学状态的一次总结中，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威廉·克森和他的合著者埃米莉·D·卡恩在《美国科学家》中撰文说：
在人们的深层意识里，有一种果决的信念（而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最多只不过是一种怀疑而已），即，心理学易于受统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的影响，但它更易于根据一个特定的内容、一种特别的方法或者一种突出的功能性方法等等而下一个定义。根据这类观点当中最极端的一些看法，心理学是没有核心问题的；与其把感知或者认知或者解决问题提高到一个可以涵盖一切心理学的模式，我们倒是要认识到，心理学的广泛一如人类的大脑，其丰富程度也分毫不差。
门派纷争时代结束以后，心理学的历史似乎证明，上述信念（或者怀疑）是正确的。若干新的理论涌现出来，可是，它们只是适合心理学的某个具体领域，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心理学。没有哪一个门派在这整个的疆土上占地为王，反过来，心理学的领域事实上分崩离析，诸侯割据，各自成了一些自治特区。美国心理学会现在承认了58种心理学领域，这个学会的45个“分部”（会员分部）当中的42个分会代表着这些领域，或者，大家不妨说这些领域是心理学的裂变产品。
相应地，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顺着一个单一的故事来进行，而是去看一看心理学的八大领域中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本书最后一章会简要地提及其它一些领域，这些领域不可能在这里—一加以详述，否则，读者和作者本人都会精疲力竭，而硬要这样做是吃力不讨好的。
第十一章 性格心理学家
“别人心中的秘密”
人格的本质和起源，对于心理学家们来说一直都有着至高无尚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这个对理解人性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和行为差异作何解释？非专业的普通人对这个问题也有极大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着极为重大意义的问题是：一个人怎样去判断另一个人的性格，怎样了解他的一言一行呢？
很明显，人们所说的一些话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来源；人类在所有活着的物种当中是最能够撒谎的，他们的确也经常撒谎。人们同样也不能依靠他人的动作手势或者表现，因为人们会装假，一些人还装得极像。甚至他们的行为也不总是会显露真情的，因为人们可以欺骗，直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才暴露真正的自我。可是，不管那个人是谁——是我们打算嫁娶的也好，是可能买下我们的房产的也好；是我们敌国（或者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首领也罢——这个人真正喜欢什么，他或者她偏好于怎样的行为，我们能够就这些东西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是最为重要的，其它的都没有这些有价值。
有鉴于这样一些原因，性格的研究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当中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它也是过去60年来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最早的一些性格评价活动，主要还是依赖于占星术这门伪科学的。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们就已经在根据行星的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了，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占星士们就依据这些数据来解释性格并预测顾客的未来。在一个科学幼稚的时代，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行星所处的位置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命运，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奇怪的是，到现在，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经表明这是迷信的无稽之谈，可这种观点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早先提到过的相面，却是另外一种号称能挖掘隐藏性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脸部特征是人的内心线索这个说法，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些根据的，我们的长相与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当然是起一种作用的。可是，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还有其它一些外貌学家都没有想到这层关系，反过来，他们编辑了一大堆资料，在某种特别的面相特征与性格特征之间拼凑了许多奇妙的联系。哪怕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前额大的人偏呆滞，前额小的人用情不专；天庭横阔者易于激动，突出者好发脾气。”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机敏的罗马人很相信外貌学：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象。”朱力斯·凯撒认为：“我并不害怕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可那些面容苍白的瘦家伙着实让人操心。”（凯撒的观点照莎士比亚的话来看是最明显不过的：“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天庭滑润的男人可安度良霄；／那位加西阿斯生相瘦弱，面露饥容；／他心机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耶酥实际的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寝里最早的“画像”也是在他死后二三百年才画出来的），可是，从公元2世纪到目前，他的画像一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的。面相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他的性格。
另一种根据可见的特征来区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消声匿迹了，许多人仍然相信，一个天庭饱满突出的人是位“足智多谋之士”和敏感的人，而天庭扁平窄小的人多半是头蠢驴，而且铁面寡情。
古代把性格与生理特征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的理论，是加伦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粘液过多的人冷静镇定；黄胆过多的人性急易燥；多黑胆的沉湎于忧郁；血旺的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到了18世纪。其后继的门人弄起了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它一些准科学的把戏来较正体内化学循环，以期增强身心健康。
与此相对的是，听起来非常现代的一种方法，却是三个世纪以前由一位德国哲学家名叫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的法学家提出的，他还是赫尔大学的奠基人。托马西亚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通过给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数字打分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一些，可在很大的程度上却给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理下了伏笔。他为自己的书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一种实在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哪怕背离其愿望地洞悉别人内心的秘密来说都极有必要》。根据现代人的品味，这书名是长了点，这毫无疑问；可是，就其精神实质来说，这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来说却是同样新潮的。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是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是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的：人性是由内抑或由外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倒底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们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人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而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却反驳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感知而得来的，从而就引发了这场争辩。在17和18世纪，这场争论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它一些理性主义者争辩说，头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和其它一些人——拿出了调查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行为主义者们——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和其它一些人——提供了实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心性主义者们”（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却用内心（心性的）力量来解释人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们”也用个人体会到的情境来解释性格和行为。
这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对少数团体的公众政策、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和其它许多个人及社会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相应地，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也一直统治着性格心理学。人们渴求出现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让我们来看看，两边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们都在得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也看看这样一个答案是否有可能出现。
性格的基本单位
在本世纪初期，对性格理论最大的贡献是由心理分析学家们做出的。弗洛伊德对成人性格作出了一种解释，认为那是自我为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它们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阿德勒对社会力量对性格产生的影响更有兴趣，比如中间出生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而成为自卑感的因由。荣格对性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在的、互为对立的、倾向于决断性和被动性、内向与外向的东西，以及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是与生俱来而非学习得来的、每个人由上辈传下来的一些概念、神话和符号）在内部形成的。
虽然心理动力学概念如此这般地推断了性格发展的方式，但他们并没有给心理学家们提供一个可以快速准确地衡量性格的办法，而在智力测定方面却已经成为可能。心理分析所揭示的性格特征只是在几十上百次的临床诊疗后才出现的，哪怕是在这样的时候，这种方法也只是得出了一些印象上的评估，而非可计量的结果。如性格测量界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所言，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一种“可定量的分类学”。
最早出现的此类分类学是第一次大战的产物。当美国在1917年介入这场冲突时，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这位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办法，以辩别情绪受挫的新兵。他在紧急之中进行了最早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即“个人数据问卷”，这个问卷只问受试者一些有关症状的并不麻烦的问题，如：“你曾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感觉到想向下跳？”把他们承认的症状数目加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些分数。
作为一种性格评估，个人数据问卷是很原始，很有限的，它只收集到了受试者提供的一些信息或者错误信息，而且只是有关神经症状方面的信息。可是，“它在表面上是有效的”——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些问题的确把正常人和有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了。而且，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是有效的，它发现，诊断出来的神经质患者得出了36个不好的答案（“是”），正常人只得出了10个。
伍德沃思作为先锋的工作设定了一个模式，战后，许多心理学家都设计了其它一些类似的问卷，让受试者对自己进行评估。可不久，这些问卷很快就超越了症状，进而包括了一些涉及总体性格特征的问题。早期测试当中最好的一种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设计出来的。这份问卷提出了125个问题，并把答案归结成四个主要特征上的分数：自制、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可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个“？”（“不知道”或者“说不出来”）号，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得三分，自制上得一分，神经质上得零分，自足上得零分。这些分数都只不过是些推测——伯恩鲁特对每个答案与四个特征的相互关系并没有经验上的证据——可是，当时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心理学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有100多万份伯恩鲁特性格调查表和大量类似的测试卷被销售出去，人们广泛使用着这些问卷。到那时，性格成了心理学的一个特别领域，由特征理论主导着，它是一种常识观念的科学翻版，即，每个人在特别的情境当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特征可以描述既定性格的因素，可是，它们对背后的心理动力学结构或者这种性格的形成方式只字未提。伯恩鲁特问卷和其它早期的性格测试都是测量其中一些因素的办法。
1928年和1929年出现的一种重要研究脱颖而出，它好像是走出了特征理论。休斯·哈特肖恩神甫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是位心理学家，他也曾供职联合神学院，他们研究了成人行动的有效性，比如童子军运动可以在儿童中培养出有道德的行为。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拿起纸笔做测试，看看他们对于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集体游戏和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做弊、偷窃或者撒谎而看起来又好像不会被人发现，不过，事实上，研究者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他们的所作所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不仅孩子们在纸笔测试中所说的话与他们实际的行为之间关系甚少，而且一个孩子在一种情形之下与另一个不同的情形之下的诚实与不诚实也没有什么连续性，这着实令人惊异。哈特肖恩和梅于是得出结论说，如果特征是存在的，它们不应该引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类似的行为。
（我们）十分确信，存在某些共通的因素，它们倾向于让人与人之间各个不同……然而，我们的论点在于，这种共通的因素不是在一个人所处的情境当中独立操作的内在整体，而是这个情境的变量。
这与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是相矛盾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认识的一些人当中，有些诚实，有些不诚实，一些人是保守的，另一些人是开放的，有些人很努力，另一些人玩玩打打。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1897－1967）出来挽救了这个局面。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还有一本专著：《人格的心理学解释》（1937）。态度谦和，面容苍白的奥尔波特是个勤奋的人，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偏见、交流和价值观，但是，性格，尤其是特征理论，却是他终生特别关注的课题。一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的原因，他成了反驳哈特肖恩－梅依情境论的理想人物。他为常识当中认为的心性论提供了科学的证据。
奥尔波特是印第安那州一个乡村医生的4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的家族几辈子以前起源于英格兰，他母亲是德国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而奥尔波特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他许多年后回忆他那样，“只有朴素的、新教式的诚实和勤奋”。在他生活的那个地区，没有医疗设施可言，许多年以来，奥尔波特家里一直就住着很多的病人和护士，而幼年的奥尔波特一直就分担着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打点门诊室，洗瓶子和照顾病人。他吸收了父亲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以后的岁月里还经常喜欢引用他父亲的座右铭：“如果每个人都尽其最大努力去工作，而只取家中所需的最低量的经济回报，那么，一定就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对付下去。”
在哈佛大学，奥尔波特除了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外，还抽出时间做了很多的社会服务志愿工作。这满足了帮助有困难的人的深层需要，而且，按他在自传中所说的那样，“给了我一种有能力的感觉（纠正了普通意义上的自卑感）”。他的两大兴趣，即心理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最终溶合在了一起，因为他确信：“要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人们必须对人的性格有充分的理解。”
对于奥尔波特来说，性格的研究总是一种常识意义上的事情，他的兴趣在有意识部分，在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的部分，而不是无意识部分难以确定的深层。他经常谈到与弗洛伊德惟一的一次见面，因为这次见面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一个22岁的毛头小伙子，他在访问维也纳的时候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说他本人就在城里，想见一见他。弗洛伊德非常大度地接待了他，可是一声不响地坐着，等他开口说话。奥尔波特试图想个话题来开头，就提起说，来弗洛伊德办公室的路上，他听到一个4岁的小孩告诉他母亲说，他想避开一些很脏的东西，他显示出了对脏物的真正的恐惧。奥尔波特描述说，那位母亲穿戴整齐，衣领浆过，气势不凡。他认为这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如他所回忆的：“弗洛伊德用他那双仁慈的、治病救人的眼神看着我说：‘那个小男孩子是你本人吗？”’奥尔波特目瞪口呆，只好转换了话题。这次经验，他后来回忆说：“告诉了我，深层心理学研究尽管有种种的好处，但它容易落入过深的研究圈子里，而心理学家们在刺入无意识的世界以前，能够把动机等的事情说清楚也是可以获取承认的。”
（他对行为主义者也不敢苛同，他认为，行为主义把人看作一个纯粹的“反应”机体而描述它——即只会对外部的刺激作出反应——而事实上，人类是“更为积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自己的目标、目的、意图、方案和道德价值观驱动的。）
在他自己的研究生阶段，奥尔波特开始自行设计纸笔性格特征测试。他和他的兄长心理学家弗诺矣德创造了一种比本罗伊特法和其它一些早期的测试法更为客观的测试法。为了测量他们叫做“优势压制”的东西，他们不问受试者感到如何的有优势或者如何的感到压抑，而是问他们在涉及那种特征尺度时如何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出行为反应。这里有个例子：
有人在排队时企图插到你前面去。你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了，再也不能再等。假设这位插队的人是同一个性别的人，你经常会：
——规劝这位插队者
——对插队者“怒目而视”或者与旁边的人用清晰可闻的声音议论这位插队者
——决定不再等待，径直走开
——什么也不干
对一批自愿受试者试过这种测试后，奥尔波特得出结论说，对任何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情境作出优越或者压抑反应的人，他们在其它类似情境里多半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大多数人，”他写道：“在高位的优越感和低位的压抑感的给定的连续尺度上，都倾向于占据一个给定的位置。”对他们来说，这好像确立了特征的真实情况，也说明一个人在类似的情境当中会作出类似的反应。如奥尔波特后来所言：
如果可以证明，一种行动通常与另一种行动相关联，那么，就有证据证明这两种行动底下有某种东西在支撑着，即某种特征……也即是，某种神经心理学上的结构，它具有将许多刺激变成在功能上互为相等的能力，还可以启动并指导相同（很有意义的前后一贯）形式的适应性和表达性的行为。
既如此，为何接受哈特肖恩和梅测试的孩子们会有前后不一的表现呢？奥尔波特以格式塔理论找到了一个答案。每个人的特征都是以一种层次结构的独特配置集中在一起的：在顶层是一个人的主要品质或者关键特征；在其下是一些中心特征，也即是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日常的聚焦点（奥尔波特说，即是那种我们都有可能在写一封推荐信时提到的品质），最后，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大批次要特征，每种这样的次要特征都是由少数特别的刺激所引起的。因此，一个人的行为在具体方式上有可能不一致，可是，它们在较大的方面都还是一致的——奥尔波特宁愿叫做“相合的”。
例如，他说，如果你观察一个人慢慢地行走，然后又看到他急急忙忙地拿着一本书回到图书馆，你可能会在判断他的时候认为他前后不一致，因为在一种情境之下他轻松自在，而在另一种情境之下他又急步如飞。可是，那只是次要级别的特征行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征是弹性。如果你请他在黑板上写较大的字，而在纸上写较小的字而且他也照样做了，你可能会认为他富有变化本事——他也的确如此，如他在走步的时候一样。他在两种活动当中的行为显示出了可塑性，因而也就前后相合，虽然不一定是前后连贯的。
奥尔波特也用这一点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常常会表现出互不兼容的特征，或者，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作出前后不连贯的表现？转瞬即逝的情绪或者“状态”经常就构成了看起来像是不连贯的东西，一种紧急的情境也许会在任何人的心中造成一种临时的焦躁状态，哪怕是平常平静如水的人。
尽管奥尔波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修正了他自己的性格理论，可是，他始终认为特征乃是性格当中最为基本和相对稳定的单位。他的特征研究在他的时代为他赢得了声名和荣誉，许多的，假如不是大多数的心理学家都认为，性格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特征研究的同意词，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一定会非常高兴。
测量性格
由于特征即不是可以看见的物体，亦不是某个具体的动作，而是个人的一些特质，研究者们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测量它们。
首先，他们得弄清楚自己要测量的倒底是什么东西。早期的性格研究者选择了一大批直觉上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内向，自制和自足。可是，不久，他们就放开了眼界，把别的许多东西也纳入进来加以考虑了，这样一来，庞大的数量使这个领域迅速变得一团混乱了。
因为，有太多的可能。勤奋工作的奥尔波特和一位同事曾数过字典中专指不同人类行为或者品质的词，总数达18000之多。并非所有的词都指特征：有些是观察者对另一个人的反应，而非那个人的特征（“令人敬佩”，“讨厌”），有些只指一时的状态，而非长期的特征（“局促不安”，“魂飞胆丧”），有些只是比喻（“活龙活现”，“多产的”）。尽管如此，仍然剩下4000－5O00个词是专指特征的。
有好几百种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过探索，这些方法从主观印象到实验室的试验，从心理分析解释到行为学数据。一些主要的方法如下所示：
个人材料和史料：信件，回忆录，自传，日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里面，都有大量有关受试者性格的信息，当然也有错误信息，因为一个准备让别人来阅读的自我描述，肯定会表现出一个经过装扮的自我而非赤裸的真实。（佩皮斯的日记里面有大量放荡淫逸的段落和无耻的想法，那是准备给他自己看的，而且全都用密码写的。）对一些著名人物有名的诠释都是以个人材料为基础写的，可是，口味和理论一代一代有所不同，同样的材料会形成有关写作者非常不同的形象。以这样一些材料为基础而作的性格分析有时候是非常好的文学作品，而鲜有符合科学的。
面谈：这也许是最常用的性格评估方法，可也是效率最低的一种。一些就业面试官员，大学入学考试的主管和心理分析学家，他们可以在与接受面试者的谈话中得出很多有关一个人的信息，可其他一些人就不一定。研究证明，哪怕是有经验的面试者们，他们对同一个人可能会得到相当不同的评价。另外，面试可以得出一些描述和解释，可并不能得出可计量的特征测量结果。这种面试最适合于辨别一个人有否明显的精神或者情感障碍，但是，在正常人当中，它作为收集一个人的个人资料、态度、回顾和其它一些细节是最为有用的，这些情况会有助于理解以其它一些方法收集到的有关这个人的更为客观的数据。
由观察者定级：研究者经常请某个人的朋友或者熟人来评定他或者她的若干具体特征。为求准确故，研究者会让被提问的人在某种特征的尺度表上定一个级别，这个尺度表从0－5，或者0－10不等——基本上就是托马西乌斯1692年的搞法。可这个方法有许多困难之处。定级的人有他们自己的定级风格（有些人避免极端，另一些人却非常喜欢走极端），受试者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定级还受到“光圈效应”的影响（一位在某种特征上定级定得高的受试者，倾向于在别的特征上也定出高级别）。
那么，总的来说，定级的办法被认为即不是非常可靠，也不是特别有效。（可靠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得出相同的结果，有效的方法测量到的正好就是要测量的东西。）可是，在某些情况下，定级办法是即有效又可靠的。著名的特征心理学研究者雷蒙德·卡特尔就依靠这种方法来进行他的工作，他只采用定级者亲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的话，在一年的时间里），并在许多情境下看到受试者后得出的数据，而且每次只就一种特征定级，以避免光圈效应。这样的前提会改善可靠性和有效性，但又使这种方法极为昂贵，无法承担费用，也极费时间，而且除了在一个人口相当固定而且彼此看得见的院所里以外，其它的地方简直就无法进行。
……
问卷：这是目前最为通用的性格评估工具。如我们所见，这种方法很快扩展到超越了简单的自我评估范围，而成了准客观的技巧，比如提供现实生活情形，并问受试者在这些情境中最有可能的行为方式。其它早期的测试继续提出一些有关受试者的态度和感觉的问题，而不是可能的行为，不过，其措词的办法使受试者难以美化自我形象，如在“个人资料问卷”里一样。大多数问卷有“是／不是”或者“正确／错误”选择作为可能的答案，可有一些也包括了像“不知道”这类的中间答案。
心理学家斯塔克·哈塞维和精神病学家J·C·麦金雷都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他们在30年代设计的、著名的“明尼苏达多级问卷”（ M M PI）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它里面有550句话，其中包括：
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
我喜欢社交聚会就是为了跟别人处在一起。
我很显然缺乏自信心。
我认为自己口碑不好。
受试者针对每个问题回答“是，”“不是，”或者“？”（不肯定）。这些问题归类分成十个级别，可以测定忧郁、压抑、歇斯底里、精神错乱、失常、男女异位、偏执、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轻躁狂和社交内向。这些名字给人一种印象，即是说M M PI主要关心的是精神疾病，它的确也能测量精神疾病，可同样也能检测出正常的性格。比如，那些对“我大部分时间是很快乐的”和这个级别里的大部分其它问题都回答“不是”的人，就被称为是精明、心存戒备和处心积虑的人。那些对“我喜欢社交聚会就是为了跟别人处在一起”和相关问题回答“是”的人，就被定为会社交、活泼和有雄心的人，而那些回答“不是”的人就被认为是谦逊、害羞和自我躲闪的人。
这些解释不是以直觉或者常识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的。在设计M M PI的时候，哈塞维和麦金雷把一大批问题拿到精神病院或者有精神毛病的人那里去试，再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访问他们的正常人，然后把能区分两类人群的问题留下来用作问卷。比如，用作压抑尺度的问题由受压抑和不受压抑的两类人作出不同的回答。
尽管M M PI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是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性格问卷，它也有自己的局限和错误。举一个例子来说，问卷很长。再举一例，许多受试者感到，其中的许多项目如果诚实地去回答的话会过于直露，太令人不安（“很糟的词，经常是可怕的一些词会来到我的脑海里，而且挥之不去，”“我受到同一性别的人的强烈吸引。”）。另外，其它一些项目很明显就是针对病理学方面而来的，让正常的人也显得十分可笑或者觉得受到了侮辱。前一阵子，搞笑专家阿特·巴克沃尔德嘲笑M M PI问卷，他认为应该再加上一些问题，如：
很宽的领带是有病的迹象。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喜欢逗青菜玩。
我的皮鞋光亮剂用得太多。
1949年，一小组性格心理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一笔款子，用来在贝克莱的加州大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即性格评估及研究所。它原来的宗旨——它的目标后来扩大了些——是要研究出更好的性格评估方法，而在过去的40年里，它已经设计出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心理学测试办法。可是，最为知名和使用得最为广泛，而且使用至今的一种，就是加利福尼亚心理问卷（CPI），它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头两年就完成了。
CPI是该所研究员及贝克莱的教授哈里森·高夫博士的工作成果，他决心使用适合正常人的材料来改善M M PI。他收集了1000个问题作为原始材料，有些是从M M PI里面抽出来的，其它一些是他自己和同事们编写的。在助手和同事的帮助下，他测试了这些项目，先在80名研究生中试，再找医学院的80名高年级学生试，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总共有13000多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和女性接受了测试。为了评估这些项目的有效性，或者说评估这些问题所引出的答案的有效性，高夫和他的同事们让一位作为样板的受试人由他的朋友们来定级，然后把定级的结果与受试者自己的答案进行对比，把一些不可信的东西剔除出去。
最后的CPI定稿包括480个项目（1987年版里有462个），比如：
人们常常对我期望过多。
我要坐下来放松一下也很难。
我喜欢聚会，喜欢社交活动。
受试者根据每句话回答“是的，”“不是的”，这些答案会在从自制和自我接受到自我控制和人定这15个性格特征中得出一些分数来（CPI最新的版本里有28个级别。它们可以检测一个人的自制力、保持身份的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社交表现力、自我接受力、独立性、入定、责任心、社会责任感、自我控制、好印象、社区精神、安宁、耐心、经由服从而取得成就、经由独立而取得成就、智力效率、心理学上的清醒意识、灵活程度、超脱程度、是否喜欢常规、具体化、管理潜力、工作倾向、焦虑程度和三种检测男女异位心理的指标）。从各个方面来说，销售也好，其它语种的翻译情况也好（28种语言，包括克罗迪亚语，印地语和塔加拉族语），还是一些心理学部门和培训项目的领袖人物对它的高度评论也好，都是名列前茅的，它在今天还在使用中的心理学测试方法中处于前10名，也许是前3名的位置，哪怕它问世已经40年了。
许多其它的心理学测试法所提供的问题答案比M M PI或者CPI更广泛，下面有三个例子：
大多数警察待人的确是十分友善的。
（在你同意或不同意的级别数字上画一个圈）
（完全不同意）－3 －2 －1 0 1 2 3（非常赞同）
堕入情网的麻烦比它的价值多。
（在最适合你的感觉的地方打一个对号）
（从未）（很少）（有时候）（经常）（总是）
我对别人的愤怒一般是：
（在最能说明你自己的地方打上打号）
（稍有点）（比一般小）（中等）（比一般大）（很强）
按这种定级方式作出的回答得出了比“YES－NO”反应更为准确的态度和感觉检测。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心理学家们设计了成百套性格问卷，研究机构和商业出版机构加以出版。有些代表很好的科学实践，还有一些却不是如此，可是，每种设计都是极好的商业财富。例如，CPI的销售数字，它的指南书，5本可重复使用的测试册子，50张答案卷和其它一些项目，尽管还是个秘密，但按高夫博士的说法，“应该是相当大的”。
投影测试：从30年代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接受了心理分析的理论，认为无意识过程是性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对不起戈登·奥尔波特先生，他们还寻找到很多检测的办法，用以测验这些过程以及由过程引发的特征。最为可行的办法是给受试者提供一些模棱两可的刺激——很模糊或者暗示性的图形或者图画——再请他或者她来描述这些图形。一般来说，作出的回答会显露出他们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无意识的幻想、恐惧、期望和动机。
这样的测试中，最为有名的一个是在许多年以前——约在1912至1922年之间，由一位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斯察设计出来的。他弄出了若干墨迹，请病人说出每个墨迹看起来像什么。通过许多年的实验以后，他把这种测试减少到了10种墨迹，有些是黑白的，有些是彩色的。进行罗斯察测试时，测试者把一张卡片显示给受试者看，再问他或她这个墨迹可能是什么东西或者让人想起什么，把答案写下来。所有的卡片都显示完毕以后，把答案评上分。打分需要仔细的培训，还要用到手册，其评分的一些标准是，受试者对整个墨迹或者一部分墨迹作出反应，墨迹的哪一部分受到了注意，答案是针对墨迹本身还是其背景。这里有几个与这种测试近似的（原罗斯察墨迹不允许复制）墨迹，还有一些对典型的反应作出的解释。
30年代，罗斯察测试法在美国的心理学家当中极受欢迎而且广泛使用。在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它一直是临床心理学博士论文用得最多的论题，有成千上万的研究论文是论述它的，可最终的裁决是说什么的都有。一些人发现所做的解释可靠也有效，另一些人却不这么想。然而，它总还是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测试法之一。
另一种有名的投影测试法是主题统觉测试（TAT），是由心理学家亨利·默里和一名助手克里斯蒂安娜·摩根创制的。生相高贵的默里在内心里却受着某个魔鬼的驱使，他在经历了很长一个痛苦的旅程之后才找到自我。他先是学历史的，经过了医学培训，成为外科专家，然后又花了5年时间学生理化学。他还在研究阶段就去苏黎世拜访了荣格，并在与他一起的三个星期的每一天和每一个漫长的周末里参加心理治疗。如他所说的，在这个“爆炸性的体验当中”，他“成了一位再生者”。他治好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治好的口吃毛病，并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转而学习这门学问，成了一位心理分析学家，最后在哈佛心理临床所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位有心理分析倾向的研究人员。他与奥尔波特进行过短期合作，可是，那之后，他对性格抱的心理动力学观点使他们，按照奥尔波特的说法，“处于一种友好的分离状态下”。默里对性格研究最有意义的贡献，在于他和约20多位心理学家花3年时间进行的临床研究项目。他们深入研究了51位按评估技术分成类别的、大学年纪的成人的性格特征，分类的技术包括深层面谈，挫折测试（如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拼字游戏），实验者说出一些挑斗性的词，如“骗子”，“同性恋”等时受试者手指的颤抖，还有投影测试。在投影测试中，TAT法是最说明问题的一种。
实施默里和摩根于1935年为研究该项目而开发的TAT法时，测试者让受试者看19张黑白图片，图片里在进行什么事情或者为什么进行什么事情一点也不知道，但要求他为每张图片编一个故事出来，每个故事花约5分钟的时间，可以任由想象力自由发挥。对这些故事进行的心理学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由项目研究小组编制的、由35条性格“需要”或者动机而组成的单子，其中有获取成就的需要，自制的需要，还有秩序的需要和成为别人的救星的需要。
默里和摩根在一项描述他们的TAT开发的报告中，印了好几张图片作为样板。在一张图片中，有一位中年妇女向着左边的侧影，在她的旁边近靠观察者的地方，有一位穿戴整齐的年轻男人稍稍背对着她，他的头稍稍有些下垂，脸上略有皱眉的表情。（只有靠这些描述了，该测式法目前的出版人不允许复制这些图片。）默里和摩根说，下面这个故事，是一位受试者根据这幅图片编的：
母亲和孩子幸福地生活着。她没有丈夫。她的儿子是她惟一的支持。可这个孩子交上了坏朋友，并作为从犯参与了集体抢劫活动。他被发现了，并判了5年监禁。该图片表现他与母亲告别的场景。母亲很伤心，为他感到羞耻。孩子也感到非常羞耻。他因为自己给母亲造成的伤害而担心，担心的程度超过了他对自己要进监狱的担心。
这孩子（故事还在继续）因为表现好而出狱了，可他母亲已经去世，他堕入了爱河可又回到了犯罪的行列，他又回到监狱里去了，他出狱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老人，他的余生在忏悔与潦倒中度过。
默里和摩根解释这个故事时说，它表明讲故事者感觉到了外部的坏影响对一个人的行为产生的控制，它还显示出了好几种深层的需要，其中有（对其母亲的）供养，获取金钱和自我贬低。默里和摩根说，这个例子说明了TAT的特别价值：
本测试所依据的事实世所公认：当一个人解释一个含义模糊的社会情境时，他很容易像他所关注的现象一样暴露出他自己的性格来。他完全倾心于解释那个客观的现象，变得非常天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别人正在仔细地看他，这样一来，他也就变得毫无戒备，没有平日那么有警惕性……受试者暴露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幻想而丝毫没有察觉。
尽管TAT法有其价值，可用起来还是相当麻烦，一些人讲出长篇大论的一系列故事来，得出了大量的信息，可另一些人又无话可说，什么信息也没有。尽管如此，它证明还是一种可靠也有效的工具，可以用来检测性格特征，而且证明还据有预测的威力。1952年参加了TAT测试的57位哈佛毕业生，在他们到了30左右的年龄时，又对他们进行了事隔15年后的研究。在1952年的测试中显示出有较高的私密动机的人，他们在婚姻、工作和其它有相互关系的领域里适应的程度也高得多。TAT已经使用好多年了，虽然没有罗斯察氏的测试法使用频率高，而且也引发了许多类似的测试。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有大量的投影测试法产生出来，许多目前还在使用中。它们包括布莱基法，这是一套有关一只小狗的图片故事（小孩子为每一张图片编一个故事）；有词汇联想法（在一些测试中，受试者在听到或者读到一个词时，把来到脑海里的第一个词提出来，在另外一些测试中，受试者用给定的词造一个句子），完成句子法（“但愿我母亲……”，“最烦我的一件事是……”等等），有图画测试法（有一种是这样的，受试者被要求画一座房子，一棵树，还有一个人。图画用心理动力学进行分析，例如，一棵死树，暗示情感空洞，树叶很多的表示活力，尖尖的树暗示攻击性。）
行为取样或者操行测试：在这类的评估中，一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家在特定情形下观察某人，并检测或给他或她的行为定级。观察者通过单向镜观察孩子们在教室里一起完成某个项目，玩耍或者面对一个设计好的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如从隔壁教室里传来的呼救声。或者，这位看不见的观察者也可以看着一组人在特定的情境下的表现，如在试图解决某个需要合作的问题时。
在另一种形式的操作测试中，心理学家与某人面对面，让他或者她进入一个很麻烦或者很压抑的情境里，再按他最终的行为来定级。第二次大战中，空军飞行员候选人培训就经过了一组测试，其中一个是，受试者要在一根管子里面捏住一根很细的金属棒（只要一碰上管子，灯就亮一次），而进行测试的人会说一些令人不快或者吓唬人的话，甚或突然在他旁边大吼一声。
也是在二战期间，战略服务处选拔秘密服务人员到一个与外面隔绝的地方经过三天的连续考试。除了接受常规的面试和完成问卷以外，这些人还要面对一系列困难的任务：在没有任何适当说明材料的情况下搭一座军营，攀登一堵高墙，趟过一条溪流，抵抗酒精的作用保持清醒头脑。心理学家们给他们的领导能力、抵抗压力和挫折的能力等等定级。这些方法听起来很不错，可是，小组的成员们在最后的报告中都承认，他们几乎没有收到海外回来的反馈，因此也丝毫不清楚他们自己的评估倒底有多么准确，多么有用处。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测试个人性格的办法，这种方法造价太高，很难实施，对于普通用途来说要求也太高。（贝克莱性格评估及研究所最初的宗旨是要进一步开发并测试战略服务处的评估方法。这个目标后来被放弃了。）
还设计了更为实际的一些操作测试法，可是，由于大部分都要求每位受试者都有一个测试人，而且许多测试还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这也不适应学校、工厂、临床和机构以及军队当中的大型性格测试应用。有几个例子列在这里：
——受试者得通过四道印制的迷宫，每道只花15秒的时间，不能让铅笔轨迹碰到迷宫的边缘。如果成功，就说明该人有决断力。
——受试者按正常方法大声地念一篇故事，然后倒过来念；所费时间的差距越大，受试者比较僵硬和不灵活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组受试者参加一个对某个有争议话题的态度测试，每个人都私下里被告知他或者她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出于测试的目的，这不一定就是事实。）再过一会儿之后，受试者再接受测试，一个人对其声明的态度改变的程度，被用来检测他或者她对于求同压力或者按某些说法是对于适应性压力的抵抗能力。
——受试者坐在椅子里等待一件计划好的事情发生，可这件事情被推迟了。可他或者她又不知道，这椅子就成了一个“小动作计”，把所有的动作都记录下来，那些动得很多的人被认为是很紧张或者很容易受挫折的人。
这只取了很少的一批式样。想拿学位的研究生或者寻找某种好销的产品的心理学家们还编制了数以百计的其它情境。他们在开发这样一些产品时也许还有一些非物质主义的动机在里面：为了让结果值得人信赖，这些测试的真正目的还不能让受试者知道，因此，编制这样一个测试题还有某种玩游戏或者设计出一种可操作的玩笑的意味。也许情况是这样的，设计了这样一些评估办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乱中求序
在性格研究历史的早期就已经很明显了，关于特征而收集到的大量数据都只是些原始材料。有关一个人的一套杂乱的特征分数，并不能合起来形成关于这个他或者她的性格的整体图象，而且，从大量受试者的样品当中得出的分数编辑起来，并不能给整体意义上的性格提出什么新见解。
奥尔波特指出了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我们在性格和动机当中所寻找的一些单位是些相当复杂的结构而不是基本分子单元。”可是，特征检测是分子式的，而且，还不能明确地看出，按照比如由M M PI所产生的26种特征分数得出的一大堆发现，怎样就能看到一个结构，可以从一组不同测试法当中收集到的成百种分数更不能做到这一点。
好几位心理学家提议，要从混乱当中求得秩序，即把一些联合特征合并成更大一些的趋向或者共存特征如“总体动作”，“幸福感”及“情感稳定性”，或者变成心理动力学上的共存特征如进攻性及口唇或者肛门趋向。其它一些人建议把性格特征归类为双模式的范围或者类型，如荣格把人群分成外向及内向两类。
可这都是些模糊不清的笼统词。研究者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特征是以非常清晰的、可辨识的串连贯起来的。而一种把这个证据收集起来的办法是存在的。高尔顿曾找到了相互关系分析法，即是一种检测互变量的统计学上的步骤（一种变量发生变化的程度，如某种特征，在另一个特征或者变量发生变化时会随之发生变化）。接着，英国心理学家和统计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又设计出了最为复杂的方法，叫做因素分析，它是要同时检测一整个变量组中各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这正好是让特征数据产生意义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方法很复杂，但其基本概念却非常简单。如果一组特征都共同变化——也即是说，在任何特征里面，如果一个较高或者较低的分数都伴有另一些特征的分数也变高或者变低——那就有理由假定，它们一定受到某种起总体作用的普通倾向或者因素的影响。
在40年代，一位德裔英国人名汉斯·艾森克的（1916－）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把因素分析应用到性格分析中去的复杂工作。汉斯是德国人，但不是犹太人，他在德国沦于纳粹统治之下以后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成为一名英国公民。艾森克采纳了荣格的两分原型，他假定，若干特征，如死板和害羞，会在一些内向的人身上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而相反的一些特征却会在外向的人身上产生相互作用。对此，他又增加了两种他自己的两分法原型，即神经质的尺度，一个极端是高度稳定的性格，另一个极端是极为不稳定的性格，在这里，他又期望一些特征会出现彼此相关联的情况。
他用按照M M PI和他自己设计的一套性格测试法得出的特征数据，把自己的假设应用到统计学测试当中去，结果发现这些假设是正确的：在他认为内向者和外向者身上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征当中，的确存在一些相互联动的关系，在有神经毛病和正常人之间他认为应该成串出现的一些特征之中，的确也存在可比较的相互联动关系。当他把这四种因素列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它们与加伦在古代发明的体液理论的四素质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向喜欢唱反腔的艾森克，对这种巧合这次却异乎寻常地小心：
一头钻入故纸堆里去寻找想要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在拿现代的话去解释古代的术语时。可是，在早期的思想家与更现代的一些（由其它人和艾森克自己所做的）工作当中，好像的确存在某些类同之处。
提出了这份警告之后，他画了下面这张图：
尽管这种巧合令人激动，可大多数的M M PI使用者都发现艾森克四重原型太过抽象了，他们希望从测试结果得出的分数里抽取更为具体和详细的诊断办法来。这些诊断法终于通过一位在英国出生的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1905－）几十年不缀的努力，以不同的因素分析法实现了。卡特尔比艾森克更为小心谨慎，也更讲究方法。他没有像艾森克一样以一个假设的结论作为开头，而是让因素分析法自己探索自己的道路。他在大量变量当中计算其相互联动，把那些明显显示出相互联动关系的东西列成表，再给它们编上因素名。这是一件繁重的活，哪怕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亦是如此。比如，要把一百种变量之间可能的相互关系计算出来，人们得计算4950种关系。
这只是卡特尔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个例子。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他发现，承认一个常现错误的强烈倾向同时伴有同意的强烈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都与情绪化、对可厌恶事物的敏感性、重大的严重问题和其它一些特征有相互联系，而且与像心率很高这类的生理症状也有联系。对卡特尔来说，这些“表层的特征”的相互关系网络暗示着下面还有一层“根源性的特征”，即他所命名的“焦虑”。
这样的研究听起来严苛认真，远离现实生活，可是，卡特尔尽管态度恭俭，温文尔雅，却不是什么浮浅虚夸之人。他是一位英国工程师的儿子，他认为——也许是受他父亲职业的影响的缘故——理工科学才是他应该学习的科学领域，并在伦敦大学攻读化学和物理。可他是个无所不读的学生，对当时（20年代）的一些知识和政界发生的热门活动也投入很大热情，这些活动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一次大的思维超脱：
我在实验室里的凳子开始觉得短小一些了，而世界的问题却广大无边。然而，跟一位在火车站里的人一样，看着火车远离而去，心里清楚那些火车并不是他的，我放弃了政党和一些宗教团体所提出的济世大法。我慢慢地认识到，为了超越人性当中的非理性成份，就得研究思维本身的工作机制……从这一刻起，也就是我得理工学位的几个月前，我意识到，心理学是我终生的兴趣所在。
卡特尔一头扎入了心理学的研究生工作，他投入大学的斯皮尔曼门下，学习因素分析的专门技术。不幸的是，在他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心理学还只是刚刚在英国的高等学府立下足来，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他只能靠当一名中学的心理学教师和临床医生来挣面包钱。这样做是不无代价的——繁重的工作和紧巴巴的收入毁了他的第一个家庭——还有其毁灭的回报：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对性格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可是，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做因素分析研究工作，如他自己所言：
在我看来非常明显，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言，结构和重要的关系的惟一证据在于相互变化之中，而且，这种由斯皮尔曼创造的相互变化和因素分析的新工具，现在可以发挥其长处，应用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前沿里去——应用到性格结构和寻找行为动力根源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里面去。
卡特尔1937年来到美国，在几所有名的大学任了几期短暂的教职，幸福地再婚，并继续进行性格特征的因素分析。1945年，他成了伊利诺伊大学性格评估实验室的负责人，他的研究工作也因此而加速了。他在这里工作了27年，然后又在夏威夷大学继续工作，他一直向前，进行越来越高级的因素分析工作，得出了级别越来越高的的性格因素。
在他研究工作的早期，他设法将171种表层特征归类为62个串。但是，他发现，这些串都有互相重叠的地方——彼此互相覆盖——因此，后来又把它缩减为35个。再之后，他和其他人——在他的自传中，他很慷慨地列出了约80位助手的名字——把这项研究又投向前进，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说，16个根本性的特征或者因素，按他的话说：“足以涵盖目前在常见的口头语和心理学文献中发现的所有个体性格差异（即表层特征）。它们在总体的性格方面没有留下任何遗漏。”
16种性格因素当中的每一种都是两极化的。比如，情感稳定性，从一端的“受感情影响”到另一端的“情感稳定”；疑虑，从“信任”到“怀疑”不等。按照手册里列出来的一些步骤，测试人员可以得出一位受测人或者某类受测人的性格轮廓，这轮廓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而且易于看出问题。这里，作为例子，我们举三种职业人员的轮廓，这些轮廓对于职业咨询是非常重要的工具。
卡特尔16性格因素问卷广泛使用了好些年，今天，它已经被不那么复杂的一些分析法所替代了，许多新方法在学术上还是它的繁衍物。
后天养成的性格
行为主义理论跟任何形式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和特征理论都不一样，它认为性格不过是一套对刺激的认知（条件）反应。心理动力学和特征理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性格看作可以决定行为的、连贯性的个人品格，而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这样一些说法是“神秘主义”，不应该在科学心理学当中分配任何位置。斯金纳以他一向不留情面的风格把性格或者自我叫做“一种阐释性的小说……一种代表在功能上统一的反应系统的说法”。他说，特征只是一组类似的反应，它会在不同的情境下导向类似的强化作用。它不引发行为，而只是一套类似的、有条件反应的标签。
可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的观点，在解释很多人类行为时亦证明有很大的不足——在解释哪怕是一些动物行为时也说不通。托尔曼虽然也是一位行为主义者，可是他看见他的老鼠在迷宫中以右－左的选择点动作，好像它是在记忆、称量信息，然后作出决定。他和其它行为主义者还在本世幻中期以前，就已经开始把内部的精神过程包括在刺激－反应范式里了。
耶鲁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做了这方面的重要工作，一位是社会学家约翰·多拉德，一位是心理学家尼尔·米勒，他们在40年代合作研究出了一种“社会认知”的理论，作为行为主义的扩展。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说，老鼠与桑代克的实验不一样，它们会彼此摹仿，很明显不是在以刺激－反应条件来学习，而是通过认知过程进行的。在人类当中，多拉德和米勒说，很多学习是一种社会活动并且，除了受底层支持动机的一些需要和驱动力以外，还发生在高级的认识过程当中。
从50年代开始，其它一些行为主义者继续进行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它的认知方面。所有不同理论都认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人类性格和行为不仅仅由一些受回报的动作而形成，而且还有个人的预测或者期盼在内，这些预测和期盼的基础是，他们观察到，一些具体的行为方式会得出一定的回报。尽管这个观点比严格意义上的行为主义者更具认知性，但是，它与特征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都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它还是把经验和情境——外部的影响——看作是性格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可在50年代，由朱利安·罗特（1916一）提出了有关性格的社会认知近似特征修正的观点。他当时三十五六岁，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教授。罗特即是一位心理治疗学家，也是一位实验主义者，尽管他在实验室里是位行为主义者，作为一位治疗者的经验却让他去尊重认知过程和情感，而这是天天与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们所经常缺乏的。跟大多数临床医生们一样，罗特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因为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形成，有些是好的经历，有些是不好的。按照行为主义术语来理论化就是，当一个特别的动作得到或者没有得到回答，人们会对什么样的环境和行为会或者不会得到回报形成“总体的预想”。一个认真学习也得了高分，得了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一种预想，即在其它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工作也会得到相应回报。而一个认真学习但没有得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好处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看法，即努力干活也是白干。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这些总体的预想产生的普遍影响。在一项典型的研究中，他或者他的合作者会告诉志愿者们——即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说，他们接受的是超感试验。（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以掩盖他们真正的目的。）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着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者一个圆圈，让志愿者来猜，猜完后，实验的人会说对或者错。进行一组10次以后，他会问受试者估计一下他在后面的一组中会猜对几个。有些学生通常会猜测说他们会做得更差，因为，如他们后来在问卷和面试中所说的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凭运气猜中的。其它一些人估计他们下次会做得好些，因为他们把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而这种技巧他们认为会随着练习而更加熟练。
约在同一时期，罗特督导一位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费里士有位40来岁的单身病人，他总抱怨自己缺乏社交。费里士敦促他去参加一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好几位女孩子跟他跳了舞，可他告诉费里士说：“这完全是碰运气－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突然明朗了。最近，在他回忆约30年前的这件事时，他提到了那个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