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交流的中心，同时耶稣会士来了以后，也把澳门转化成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这些耶稣会士他们来到中国，
首先要进入澳门，在澳门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然后进入到中国的内地，在传教的同时，
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的新成果，使得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在文化上也融入世界，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
它不仅给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带来了前所未见的欧洲的科学文化，而且把中国从文化上融入世界，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动作。
因为澳门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所以耶稣会士把它选择进了中国的基地，是顺理成章的。耶稣会士里面被誉为“中国传教事业之父”的范礼安，先在日本传教，后来到中国传教，1606年病逝于澳门。
他写了著作来赞扬中国的奇迹，向欧洲介绍中华文明，吸引更多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后来开创中国传教的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用中文编写了传教的书籍，
而且把“四书”里面的《大学》这本书翻译成拉丁文，向欧洲传播，由于他的努力，得到了两广总督的批准，允许他可以在广东的肇庆建立教堂，从事传教事业。他们的后继者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就是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比他的前辈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位利玛窦神甫，他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一位科学家，他精通天文学、数学、哲学，有精深的造诣，
所以他用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传教事业。他认识到任何宗教要在别的国家传播，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他必须对宗教的本身进行改造，换句话说就是要本土化，那么在中国传教就必须要中国化，到日本传教必须日本化，佛教也是如此，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佛教就不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中国的佛教，传到日本，就不再是印度的佛教或者中国的佛教，
而是日本的佛教，它才有生命力，天主教也是如此，利玛窦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必须要使得天主教本土化，才能够使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能够接受，然后才可以扩散到一般的民众中去，如果得不到士大夫和官僚的支持，要想在民众里面传播天主教
几乎是奢谈，所以利玛窦的努力非常有意思，他也在摸索，他本来以为中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所以他把自己打扮成和尚的模样，剃光头，穿和尚的袈裟，但是他没有想到并不受欢迎，
因为相比较佛教而言，中国的儒学或者说儒教的影响更深远、更细致，所以他后来慢慢地摸索到，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儒生的模样，就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穿着打扮一样，而且他在澳门地区学会了中文，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深的研究，
所以他和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有共同的语言。他要把天主教的教义和儒家学说融会贯通，这就是他提倡的合儒 补儒 趋儒就是要结合儒家学说来传教，要补充儒家学说来传教，
要趋近于儒家学说来传教。他用中文写的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一本书叫做《天主实义》就是从这个观念出发，尽量把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加以比附，求同存异，
特别是把它们相同的地方凸现出来，比方说中国的儒家学说很强调祖先崇拜，对死去的祖先要用偶像的方式来怀念他、纪念他，祖先崇拜，而天主教的教义是
排斥祖先崇拜的、排斥偶像崇拜的，那么如果他死守天主教的教义，那必然会和中国士大夫和官僚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相冲突，他就很难让人家接受，所以他在这一点上做了让步，就是可以默认祖先崇拜，就是你愿意加入到天主教来，皈依天主教，成为天主教教徒，
同时你在家里照样可以供祖宗的牌位而搞祖先崇拜，这就是他的合儒 补儒 趋儒“合儒”、“补儒”、“趋儒”的一种高明的手法，所以得到了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的好感，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由于他在澳门和广东十几年时间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进行钻研，有些篇章可以背诵自如，所以被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们称之为西儒利氏因为他是利玛窦嘛，利，利先生，西方的儒家利先生，可见，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因此他用中文写的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天主实义》这本书，在徐光启这个官僚和科学家的眼光里面是推崇备至的，徐光启曾经说，他说他读了《天主实义》以后，竟然没有发现天主教的教义
和儒家学说有任何抵触的地方，没有什么矛盾，完全可以并存，也就是说，信奉儒家学说的人皈依天主教是没有问题的。利玛窦的传教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比方说瞿太素、冯应京、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等，先后皈依天主教，而一批官僚，比方说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等都支持他的传教，甚至于还得到了太监的支持，所以他能够顺利的北上，进入到北京，得到朝廷的批准，
在北京建立天主教堂，而且此后一直居住在北京，从事传教和传播科学文化的活动，一直到他的逝世，他死后的坟墓也在北京。这位耶稣会士的杰出者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传教事业，也献给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事业，
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他在传教的同时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在欧洲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闻所未闻、耳目一新，
这就是“西学”的魅力，吸引了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知识分子，所以在短短几年里面兴起了一个“西学东渐”的高潮。所以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之为科学家传教士这个“西学东渐”
在近代社会又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在晚明它是开了一个头，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早期西学东渐，西学东渐在这个时期的传教士和近代社会的传教士他们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为他们是单枪匹马来，没有政府和军队的支撑，
纯粹是凭他们的用传播科学文化的手段吸引大家的关注，然后来传教。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面讲到一段话，他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就是西晋到唐代，这个佛教的传播、佛学的传播是一次高潮，历算学就是天文历算，是第二次，这个“第二次”就是我们所要讲的西学东渐。佛学传播到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之深
大家已经人所共知了，西学东渐，就是这个“第二次”影响之深，我们以前有所忽略或者有所歪曲，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问题，它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了世界，使知识分子不再坐井观天，开始“放眼看世界”，
培养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佼佼者，这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比方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的徐光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万历二十五年，他乡试第一名，中了举人，
三年以后在南京和利玛窦会晤，使他了解到了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什么叫“补儒易佛”呢？天主教可以补充儒家学说的不足，可以排斥佛教的影响，取代佛教的影响，他非常赞赏，
但是没有立即加入天主教，三年以后他再度到南京去的时候，利玛窦已经从南京去到了北京，他就向当时在南京的耶稣会士罗如望学习天主教教义，然后接受洗礼，在教堂里面举行仪式，加入天主教，他的教名保禄，就是教皇的名字。
第二年他考取了进士，然后到了北京，在北京，从万历三十二年到万历三十九年这个七年里面，徐光启和利玛窦有密切的交往，除了探讨天主教教义以外，主要是向他学习西学，也就是西方的科学文化，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前面的六章翻译出来，书名叫做《几何原本》这是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用文言文的形式
来写的一本几何学的著作，它涉及到直线、圆、比例、相似形等等几何学的基本知识。介绍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理论，但是这本书所发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几何学本身，因为从这个书里面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欧洲科学理论的思维模式，逻辑推论的方法。徐光启在《几何原本》的序言里面给它高度评价，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明·徐光启《徐光启集·几何原本杂议》说读了这本书可以就是使每个人的精神面貌、思维方式有个变化，
说一百年以后必然人人都会学习它，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几何学成为各级学校必须学习的一门学科。《几何原本》也因此一版再版，而且利玛窦和徐光启在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时候，
创造了一些几何学的名词术语，一直流传到现在，各位学过几何学的就会明白，比方说：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这些名词术语就是在《几何原本》里面首次出现，而被我们现在所沿用的，
仅仅就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佩服利玛窦和徐光启的贡献了。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二十八年，他带来了或者绘制了好多幅世界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其中最有影响的、流传最广的
是万历三十年由李之藻这个天主教徒兼科学家为他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个《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人看到的第一幅世界地图，使得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因为什么道理呢？
中国人原来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而且认为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中国、“中央之国”是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种观念，因为当时在黄河流域
是华夏地区，华夏就是所谓的中国，而周边有蛮夷戎狄，在黄河流域这个华夏大地上的人看周边的蛮夷戎狄，他们自居为“中央之国”，所以，“中国”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但是，不是我们现在习惯用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的意思，
而当时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的意思，所以中国人的头脑里面，中国是在世界的中央的，但是看到这个地图完全不是如此。利玛窦绘制的，由李之藻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按照欧洲的地理学知识，把地球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
然后把它展开成为平面，那么中国是在东半球的最东面，就是所谓的远东，因此在世界地图上，中国是偏于地图的最东面，在边上，这使得当时看到这幅《坤舆万国全图》的士大夫和官僚们感到惊讶，他们很难接受，
为什么我们“中央之国”的中国怎么在地图的边上呢？利玛窦他是讲究变通的，他要使中国人能够接受，所以他改变了，他在自己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里面
写到他的感想，他说：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他讲了这一点了，就是当时的真实的情况的反映，于是乎，他就把子午线从地图的中央向西移动了170度，
就把中国从地图的东面的边上移到了地图的最中间，使得中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正中间，使得中国的士大夫和官僚能够接受，这其实是当年利玛窦的发明，
一个权宜之计，想不到沿用了几百年，直到今天我们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仍然如此，仍然沿用利玛窦的模式，中国是在世界地图的中间，和其他世界各国的出版的世界地图截然不同，世界各国的世界地图都是按照东半球、西半球，
中国是远东，就是这边是日本，边上就是中国，在地图的最东边，而唯独中国的世界地图是中国在中间的所以有些“海归”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后，看惯了世界各国的世界地图，认为我们必须和国际接轨，把我们的世界地图改变，和它们一样把中国放到远东去，
但是没有人能够接受，他们的建议泡汤了，什么道理呢？说明至今为止，人们头脑里面的中国是“中央之国”的观念依然存在，和当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利玛窦创造的这个模式依然沿用着，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关于[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下）] :
西学东渐里面的一个很重要内容就是天文历算，徐光启接受了利玛窦等这些耶稣会士的知识，他认识到欧洲的天文学、历算学比中国固有的天文学、历算学要来得先进，
所以，他主张重新修订历法，崇祯二年，朝廷任命徐光启这个礼部侍郎来主持修订历法的工作，和他配合的是李之藻，徐光启和李之藻
都先后皈依天主教，而且对西学有精深的了解，所以他们确定的修订历法的标准就是以欧洲的或者说西方的历法为基础，因此他们聘请了耶稣会士参加这项工作，由龙华民、邓玉函、罗亚谷、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参加。由于耶稣会士的参加，
就很顺利的把当时欧洲的天文学的知识编到这本书里面了，最终书名叫做《崇祯历书》实际上是一个很多知识的汇编，
编译了46种天文学著作，详细的介绍了欧洲的第谷这个天文学家的著作，《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吸收了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这本著作，汇编了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本著作，也吸收了天文学家开普勒
《论火星运动》这本著作，等等，所以《崇祯历书》完全是吸收了西学而形成的，可惜的是明朝在崇祯十七年灭亡了，所以这本书来不及出版，清朝初年，由另一位耶稣会士汤若望加以修改，
然后把书名改为《西洋新历法》《西洋新历法》出版，它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天文历法，而是使中国人告别了传统的天文历法观念，开始迈向了近代天文学的门槛。
西学东渐的另一个方面，耶稣会士他们要回国到罗马教廷向教皇汇报工作，其中有一位耶稣会士叫金尼阁，趁回罗马教廷汇报工作的机会，
向教皇保罗五世要求他捐赠图书，并且在地方上收集欧洲出版的有关宗教的、科学的、文化方面的书籍，共计7000多本，运到中国，
来传播欧洲的科学文化，其中一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向中国人全面的介绍欧洲的科学文化和宗教。这些书后来被收藏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北堂图书馆里面，以后再转入到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它，
这些书即使在欧洲来看，也已经成为珍本、善本了，所以被圈内人士称之为“摇篮本”，这些书的流传，谱写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当然，这个交流还不仅于此，
因为有西学东渐，当然也有东学西渐，就是说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这些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向西方介绍，所以他们把中国的四书五经，把中国的历史和地理，
有关的知识介绍到欧洲去，所以17世纪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单行本就有66种，非单行本有41种，使得欧洲和世界第一次比较真切的了解中国，因为传教士他们把所见所闻传过去，
而且有不少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传教，然后写了回忆录在欧洲出版。比方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等等，也在欧洲起到很好的影响，使欧洲了解中国的真相。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东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
就是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之下，中国人，特别是它的先进分子第一次“放眼看世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徐光启 李之藻 杨廷筠
他们都先后皈依天主教，而且本身也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所以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三个柱石，他们就是“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里面的佼佼者。我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以往有这样一个流传的说法，认为林则徐是“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个中国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比他要早两百年“放眼看世界”，他们从《坤舆万国全图》
看到了世界的真面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真正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世界观，“放眼看世界”，而且通过耶稣会士带来的很多科学文化的著作，看到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文化，看到了世界的面貌，他们虽然没有出国，
但是通过翻译或者编译欧洲的那些著作看到了世界。裴化行神甫写的《利玛窦神甫传》有这样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就评价这些人，就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一批先进中国人，这些人获得了高度评价，
他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 ——（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甫传》
他首先推崇的是利玛窦的第一位中国朋友瞿太素，他怎么样评价瞿太素？他说，瞿太素是真正开始有用而又谦虚的中介人、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的，是瞿太素。——（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甫传》《利玛窦中国札记》里面首先写到的是瞿太素，利玛窦也得给他高度评价，
就是把西方文化引入到中国的一个中介就是他。而他认为更值得称道的是徐光启，他说，徐光启在和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接触当中看到修身事天“修身事天”的四个字，就是西学
对于修养自身、了解自然，这个西学意义重大，他说是“国家致盛治，保太平”的根本策略，就是国家要导致太平盛世，西学是很有用的一个手段，或者是一种对策，
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所以这些人学儒家经典出身成为进士的，他们从传统的知识分子变为杰出的科学家，在以前不可能，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裴化行神甫给徐光启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充满了感情，他说：“我们不禁联想到与他同时代的那个人”，就是与徐光启同时代的那个人——英国的人文主义最纯净光辉的代表圣托马斯·莫尔，就是把徐光启和英国的人文主义者圣托马斯·莫尔
相提并论，说徐光启英勇无畏地继续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远东儒教文明之间文化伦理接近起来的工作，其深度、强度和影响，现今的史家才开始给予正确的评价。就是刚开始，因为以往我们低估了他，不用说是裴化行神甫的那个时期，
就是在近一、二十年以前都是如此，因为徐光启是松江府上海县人，他死后的坟墓就在上海徐家汇的南丹公园，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死后按照天主教徒的规格修建了他的坟墓，但是后来出于种种的原因，把他的坟墓完全改造了，
以前我去过南丹公园看徐光启的墓，那墓碑上写的就是“科学家徐光启之墓”，把天主教徒的这个身份完全淡化，抹杀掉了，乃至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看到的有关徐光启的传记或者论文都很少提到这一点，
不提他是天主教徒，不提他皈依天主教的这一段事情，所以他的坟墓就没有天主教的任何色彩在里面，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思维，我们可以简而言之的说，如果徐光启没有跟耶稣会士的密切交往，没有皈依天主教，他就不可能
如此深入细致的了解西学，他本人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家，也就是说，徐光启就不成其为“徐光启”。一直到前几年，人们思想意识有所变化以后，在南丹公园为徐光启的墓重修，恢复它原来的面貌，完全按照天主教徒墓的模式来修建，所以我们现在再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天主教徒兼科学家徐光启的坟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曲折，使人们的认识是慢慢地在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对于利玛窦的评价也是如此，因为我们过去有一种思维模式，
因为把近代社会的传教士为非作歹的那些现象和晚明到清初的传教士混为一谈，其实他时代不同，完全不一样，因为近代社会，列强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驻有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他们凭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强势来传教，那个传教士他是有后台、有背景的，而利玛窦时代他们没有，就是明末清初那一段时代没有，他们是只身前来传教的，他们利用的手段，唯一的手段就是用科学文化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使他皈依天主教，
而没有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手段，没有，所以我们对利玛窦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他为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传播科学文化而献身。另一位也是如此，另一位耶稣会士汤若望，我们刚才讲到，把徐光启的《崇祯历书》
在清初加以修订，用《西洋新历法》的名义公布了，他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打击，甚至于还关进监狱去，幸亏后来有孝庄皇太后和顺治皇帝出面，才从监狱里面出来。这个汤若望他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方面的贡献
可以和利玛窦相媲美，他也是死在了中国，坟墓也在北京，和利玛窦一样，为传播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学文化而献身。他除了《西洋新历法》以外，他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引进西洋的火炮技术，
就是所谓的红夷大炮在明末的时候，辽东方面的满洲，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势力越来越鼎盛，而明朝方面和满洲的交战屡屡战败，所以，像徐光启这样的高级官僚，
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要改变这个被动局面，必须引进西方的火炮，就是所谓的“红夷大炮”，“夷”就是“蛮夷”的“夷”，当时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称呼叫“夷”，因为他长的红毛，叫“红毛夷”，叫“红夷大炮”，那么有两种手段：一种，从澳门这个地方购买，而且请葡萄牙人
来训练中国人使用它，另外，就聘请对此有精深研究的汤若望在北京皇宫附近设置一个铸造红夷大炮的工厂，由他指导，制造大量的红夷大炮，就是西方的火炮，
把它用于和辽东的清朝军队交战当中，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努尔哈赤先后打下了沈阳和辽阳，向南逼近到宁远，明朝的很多守将主张放弃逃跑，当时的守将袁崇焕，
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面，他坚守宁远城堡，并且在宁远城堡打败了努尔哈赤，所用的就是红夷大炮，有11门红夷大炮放在宁远城的城头上，努尔哈赤是不知道的，他以优势的兵力包围了宁远城，
结果遭到红夷大炮的突然打击，死伤成千上万，努尔哈赤不得不撤兵，他非常的感慨，说他25岁起兵以来从来没有打过败伏，就败在袁崇焕的手下，而袁崇焕制胜的道理就是运用了徐光启和汤若望所极力推荐的红夷大炮，
所以西学东渐它立即发生功效，在战场上体现出来了，汤若望功不可没，因为他帮助明朝铸造了大炮，而且写了一本铸造红夷大炮的书，汤若望关于铸造红夷大炮的著作，
他的理论知识和铸造方法，到了清初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使用，在清朝，先后造了一千多门红夷大炮，在战争中使用，因而汤若望这个耶稣会士就受到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的赞许，
汤若望也因此而位置很显赫，他可以说是第一个担任钦天监监正的西方传教士，“钦天监监正”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气象台和天文台的负责人，钦天监，监正就是它的负责人，把钦天监这个机构，
就是主管天文和气象的机构的第一把手交给了耶稣会士汤若望，显示了清朝的统治者有远见卓识，没有狭隘的排外情绪，他开创了一个先例。他开创的第二个先例是
西方传教士第一个受到中国皇帝接见的就是他，就是汤若望。利玛窦进入北京曾经想万历皇帝接见他，但是万历皇帝没有接见他，只是接受了他的礼物，就是利玛窦带过去的礼物，包括《坤舆万国全图》、包括自鸣钟、包括天主教的一些宗教的绘画，等等，还包括十字架之类的东西，万历皇帝很欣赏这些东西，但是没有接见他，所以利玛窦没有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汤若望是受到中国皇帝接见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顺治皇帝接见他的。为什么道理呢？因为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非常的尊敬、非常的欣赏，刚才我们提到他被诬陷，因为搞《西洋新历法》被保守分子攻击诬陷关进监狱，
是孝庄皇太后出面保释出来的。孝庄皇太后把他看作父亲一辈，那么他的儿子顺治皇帝就把他看作祖父一辈，给他一个特权，可以随意进入皇宫，所以他成为顺治皇帝接见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也是中国皇帝接见的第一位传教士，可见得，
耶稣会士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它是各个层面的。就是“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除了徐光启、李之藻、
杨廷筠以外，还有李贽（李卓吾），李卓吾这个人非常的狂放不羁，他抨击理学家不遗余力，把理学家称之为“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伪君子、两面派，就是你嘴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面想升官发财，
说这些理学家反而不如市井小夫，反而不如“引车卖浆者流”，为什么道理？他们说的和做的是一致的，理学家说的和做的不一致，但是，这个李贽（李卓吾）对利玛窦有高度评价，和他有书籍往还，有诗歌的交流，
他说，就是李贽称赞利玛窦，说：利玛窦这个人凡我国书籍无不读，是一极标致人也，我所见人未有其比。 ——明·李贽就是中国的书籍他都读过了，是一个非常标致的人，我所见到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和他比肩的。
明末的复社名士方以智从事科学的研究，《物理小识》写了《物理小识》这本书，这个《物理小识》在文化史上、科学史上、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地位，这本书大量的引用了耶稣会士所写的西学著作《职方外纪》。就是说，除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个“明末天主教三柱石”以外，
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僚们受西学的影响，在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我们说，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启蒙时代已经悄悄来临，而不是后来才出现的，这个时期已经出现启蒙思潮了，启蒙时代已经悄悄来临。好，谢谢各位。
关于[“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上）] :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讲第七讲，“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它表现了晚明史在中国历史乃至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或许可以这样说，
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大变局，我们可以称它为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大家可能会感到有些疑惑，我们以往听到的是晚清的历史大变局，很少有人提出晚明的历史大变局，
但是历史的事实能够充分地证明晚明出现了历史大变局，而且和晚清的历史大变局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就充分地体现了晚明历史大变局的特色，“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
因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的概念，大家总是以为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或者说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事情，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这是缺乏历史纵深感的一种近似的看法，
其实中外历史学家的共识，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它的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就是地理大发现，
或者叫做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地理大发现它的内涵是这样子，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达·伽马沿着非洲的西海岸，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
就是发现了新航路，因此欧洲的航海大国看到了整个的世界，就是地球的全部，以往的认识，我们至少对美洲是不了解的，那么欧洲人呢？
他没有知道怎么样可以来到亚洲，就是从海路上怎么样寻找一条航道来到亚洲，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因此西半球和东半球就连成一体，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
不再局限于半个地球，而是完整的一个地球，由此带来的贸易、远程贸易不再局限于欧亚大陆，延伸到了美洲，而且可以从欧洲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到东南亚，到中国，
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因此西方的历史学家把地理大发现或者说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作为进入近代的一个起点。在这个背景下就出现了全球化的贸易，
或者说经济的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全球化”贸易美国的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叫做《全球化：来龙去脉》他们对“全球化”
有一个历史纵深感的考察，他们是这样讲的，说：全球性因素是指世界处于洲际层次上的相互依存的网络状态。这种联系是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员、军队，以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及其产生影响而实现的，我们认为，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全球化，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全球化：来龙去脉》都是指全球性因素增加的过程。
他们又说：注意，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全球性因素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就是说全球性因素古已有之，而全球化是全球性因素
逐步增加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发展过程，所以全球化就不是突然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有些学者比较明确的指出：全球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因为从此以后，世界市场从欧洲拓展到美洲、亚洲和非洲，
世界各个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世界市场初具雏形，因此我们说，这是“全球化”初露端倪的时代。这当然不是他的一家之言，我们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来看一下一些史学大师们的评论，
或许就更有说服力，比方说法国的年鉴派的学者布罗代尔，他的鸿篇巨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本三卷本里面，他就在第三卷里面讲到了“世界经济”与“经济世界”，
实际上已经含有经济全球化的意思在里面了，他认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漫长的过程的转折点就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他说：由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一鼓作气地挪动了自己的疆界，从而创造了奇迹。——（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个奇迹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另一位当代的
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他的名著《现代世界体系》，他要讲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他认为可以追溯到16世纪，那么也就是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创的一个新时代，他说：这是一个崭新的
“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体系”，也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了，它的含义毫无疑问也是讲的经济全球化。讲得最为明确，给人毫无异议的印象是美国学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他的著作标题叫做《白银资本》，副标题叫做《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注意他的副标题里面已经提到“经济全球化”，它叫《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所以已经提到“经济全球化”。那么他所讨论的时间段是哪一个时间段呢？他明确的标注出1500——1800
是1500年到1800年，也就是说，在弗兰克看来，从1500年到1800年已经出现了经济的全球化，这毫无疑问的表述出来了，换句话说，就是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面已经有了经济全球化了，在他的论述当中，
他认为1500年到1800年这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的东方，那当然是中国和印度，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他的结论是：在1500年到1800年之间，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
在中国和印度。如果到此为止，也许不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他进一步论述的观点就是前面讲到的经济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在中国和印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他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窠臼，用明白的语言表述，从1500年到1800年之间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中国和印度。他的论证是这样子的，欧洲的航海大国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乃至后期的英国，
在和中国进行贸易当中，始终处在一个历史的地位，也就是说，它在贸易当中呈现结构性的逆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欧洲的那些航海大国需要大量的中国精美的商品，而中国方面并不需要
它所提供的商品，只需要少量的，因此形成一个贸易的逆差，它必须用白银货币来填补这个逆差。反过来说，晚明时代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航海大国进行贸易当中，始终处在顺差的地位，
就是出口的商品数量非常之庞大，而进口的商品数量非常之小，因此有大量的白银货币通过这个贸易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由于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卷入到全球化贸易的漩涡当中这个历史现象就值得仔细的加以分析。
葡萄牙人越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来到印度洋，然后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他们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然后又占领了东西方交通的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
然后来到中国沿海，并且把澳门作为他的一个殖民地，成为他在东方的一个贸易的枢纽港，商品的集散地，从此澳门就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的商埠，
成为晚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也是晚明中国和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发生关系的中介，所以澳门的意义不仅仅对于葡萄牙，对于中国都是重大的，无可比拟的。
澳门从1580年进入到它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正是晚明，成为葡萄牙和印度、中国、日本贸易航线上的一个枢纽港口，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澳门为中心的航线有好多条，这个航线
都以澳门为中心连接起来，比方说，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大量的购买中国的商品，从澳门输出，一条航线由澳门到马六甲，它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一个港口，马六甲，
然后到果阿，就是属于现在印度的一个贸易港口，然后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欧洲的里斯本，就是：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这一条航线，长距离的远洋贸易航线，它的起始点是澳门。
另一条航线从澳门出发，到达日本的长崎，还有一条航线从澳门出发，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再由菲律宾的马尼拉横渡太平洋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再有一条航线是澳门出发，到东南亚的各个国家，
所以这样子，澳门的地位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不仅对于葡萄牙，对于中国都是如此，是中国通向世界的一个航运中心，也是通过澳门把中国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当中，从此开始了中国面向全球各国的这样一个贸易体系，这是前所未有的。
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是通过长安经过河西走廊，越过帕米尔高原，到中亚细亚，到西亚，这条路上的丝绸之路，虽然涉及到很多国家，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还是局部性的，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它的含义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比方说是福建的泉州港出发，或者是广东的广州港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然后到阿拉伯国家去，不是绕过非洲南端到欧洲去的，这是宋元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它也是一个局部性的贸易，而这个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了，刚才我讲的，从澳门出发可以经过马六甲到印度的果阿，然后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到欧洲去，这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
到马尼拉，然后越过太平洋到美洲的墨西哥去，这更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贸易，而中国在这里承担了一个主角的作用，所以我说这是晚明的历史大变局，就是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
关于横渡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我需要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西班牙人发现了美洲，把美洲的一些国家作为他的殖民地以后，他们绕过美洲的南端，从大西洋进入到太平洋，然后来到了菲律宾群岛，
把菲律宾群岛作为他们的殖民地，他们需要和葡萄牙竞争，因为葡萄牙已经在中国有了一个贸易的枢纽港——澳门，那么他们一定要找一个比较靠近中国的一个港口，那就是后来发展成一个很重要的贸易基地的马尼拉，
而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这个航线，它所承担的商业贸易的使命，它的货源就是来自中国，从中国的东南沿海经过中国的商人的大帆船运到了马尼拉港，然后才有西班牙的商人
从马尼拉港用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运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去，这就叫做太平洋丝绸之路而这个运送的船就被称之为“马尼拉大帆船”，这是一个专门的历史术语，用英文来表述就叫“Manila Galleon”，就是“马尼拉大帆船”。
因为运送出去的中国商品第一位的是生丝，以及丝织品，另外还有比方说棉布、瓷器，其他一些中国的商品，但是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所以这条航线就叫做太平洋丝绸之路到了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以后，
扩散到墨西哥附近的秘鲁、巴拿马、智利，用马尼拉大帆船运过去的中国商品在当地成了抢手货。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墨西哥经营丝织厂，它这些工厂的原料丝就来自于中国，
因为中国产丝是有悠久的历史，这个丝的质量非常之精美，而且价格比较低廉，所以源源不断的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到了墨西哥，它产生了一个什么后果呢？直接导致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本地蚕丝为原料的丝织业衰落了，就是美洲本地的蚕丝质量
非常低劣，在中国质优价廉的原料丝的冲击下，它本身的以美洲产的蚕丝的丝织业就衰落，而大量运用中国过去的蚕丝的丝织厂发展，比方说1637年，墨西哥有一家
以中国的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厂拥有一万四千名工人，规模非常之大，因为它要持续生产，所以它需要源源不断的中国的生丝过去，也可以看到，当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这个太平洋丝绸之路运过去的中国生丝数量是无比庞大的。作为马尼拉大帆船构建起来的
太平洋丝绸之路真正的东端其实并不是在马尼拉，而是在中国福建沿海的一个港口，叫做月港“月亮”的“月”，“港口”的“港”，这是一个自由贸易港，由于沿海贸易的兴盛，它发展得非常的繁荣，被誉为小苏杭
就是小的苏州、杭州，因为当时苏州、杭州毫无疑问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月港是一个小小的镇，但是因为它的对外贸易的发达，所以被誉为“小苏杭”。当然它的商品并不是它月港本地产的，就是通过国内的商人把需要出口的商品源源不断的运送到月港，
然后通过月港的外贸商人用大帆船把它运到马尼拉去，因此福建的商人就有大批的移民到马尼拉，经营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贸易。所以西方的有的历史学家说，以马尼拉大帆船构建起来的太平洋丝绸之路，
这个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说“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物的大帆船。有一位学者叫做苏尔兹，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马尼拉大帆船》，他有这样一个评论，他这样说，他说：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是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在无拘无束的谈论菲律宾的时候，就好像在谈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美）苏尔兹《马尼拉大帆船》
什么叫新西班牙呢？就是指的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就是墨西哥及周边地区，他就说“就新西班牙的人民来说，所以它虽然名义上叫做“马尼拉大帆船”，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菲律宾的大帆船，恰恰是中国的大帆船，因为它装载的货物全是中国货，所以他说：
它不过是一个中转而已，就是在那些美洲人看来，他们头脑里面的菲律宾
就等于中国的一个省，因为他们并不感觉到这个商品是从菲律宾（运来的），不是菲律宾提供的，全是中国商品，就是以生丝和丝织品为主的中国商品，只不过是通过马尼拉这个中转站运过去而已，所以马尼拉大帆船其实就是中国大帆船，有些就是中国商人在那里操纵。
关于[“全球化”贸易与白银资本（下）] :
除了从福建沿海的月港经过马尼拉到美洲去的这样一个途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澳门也是中国商品的一个集散地，也把大量的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以及其他的商品，包括棉布、瓷器等等，通过澳门运送到马尼拉，然后由马尼拉大帆船
横渡太平洋到美洲去。它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月港，一个就是澳门，但是它运送的商品全部是中国的商品，非常之畅销，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另外，后起的荷兰，他们比葡萄牙和西班牙晚来到中国沿海，
但是他们也想和中国进行贸易，也需要大量的中国商品，那么他们就和葡萄牙和西班牙展开竞争，他们在1602年建立了很有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但是它不可能找到中国周边一个中转港，于是就在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巴达维亚建立了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这个巴达维亚就是现在的雅加达，它把贸易重点盯在中国和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曾经有一度，荷兰掌控了东南亚地区
乃至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大权，为了和中国和日本贸易，它把台湾作为他们的一个商品的固定的贸易中转基地，欧洲的新兴的海洋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在和中国贸易当中豪无例外的都处在贸易的逆差当中，
中国始终处在贸易的顺差当中，而都是以生丝和丝织品以及棉布等等中国商品为主的，所以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丝——银“丝——银”对流。就是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为主的商品流出去，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把白银货币流进来，流到中国来，叫做“丝——银”对流。白银资本葡萄牙以澳门为基地的贸易，它从澳门购进大量的中国商品，经过马六甲到果阿，再到欧洲的里斯本，
是些什么东西呢？有资料表明，数量最大的是生丝，其次是丝织品，还有黄金、还有水银、还有麝香、还有朱砂、还有茯苓、还有瓷器等等，这些商品对于欧洲国家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
非从中国买不可的，没有别的货源地可以取代它。那么它从里斯本回来到果阿，再到马六甲，再到澳门，它带回来的商品是什么呢？第一位的就是白银货币，然后还有一些香料，
比方说胡椒、檀香等等，那么这个香料它的数量是有限的，主要是白银货币，就是说它必须要弥补贸易的逆差，运回来的船是白银货币，这个白银哪里来的呢？就是他们发现了美洲以后，在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开发了很多银矿，
把这个银矿冶炼以后铸成银币，在当时世界上可以通行的贵重货币，他们把它运回到欧洲，然后再由欧洲运回来到澳门来购买中国的商品，当然，也直接有美洲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
运来整船的银币，然后到马尼拉再来收购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以及其他商品，所以有两个渠道的白银货币而流入中国来，一个从欧洲过来到澳门，一个从美洲过来经过马尼拉然后到中国，所以当时的欧洲商人有这样的说法，
葡萄牙商人从欧洲的里斯本运回来的白银几乎全是通过澳门进入了中国，那么西班牙商人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运到马尼拉的白银货币也是大量的进入了中国，所以布罗代尔写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这本巨著里面说这样一段话，说：美洲白银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美洲的白银从1572年开始一次新的引流，就是它有一个另外的渠道出去了，什么呢？就是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把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连接起来，
运来的白银都被用来收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印度的高级棉布、宝石、珍珠等。所以它在美洲发现的银矿铸成的银币，一部分来到中国，一部分到了印度，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美国学者弗兰克写的《白银资本》他要这样讲：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东方，在中国和印度。
就是它大量的白银货币不是到中国来就是到印度去，它需要的是中国的生丝、丝织品和瓷器，需要印度的是高级棉布、宝石和珍珠。这个贸易的逆差不是一个表面的贸易上面造成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贸易双方生产水平、经济实力的体现。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欧洲的这些航海大国难以和中国和印度抗衡，他们不可能用低级商品、香料等等的东西来和中国和印度的精美的手工艺品来抗衡，所以必须要付出白银货币，
这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以想象的问题，但是历史确实如此，所以弗兰克写的《白银资本》这本书里有一段话写得非常之深刻，他就是在讲明当时的状况，他这样说，他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和外国的贸易基本上处在一种朝贡体制里面，或者叫做朝贡贸易，它是一种政治性架构里面附带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所以他说是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他还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因为这个质量无法匹敌，它不能有别的商业渠道来取代它，他进一步发挥，说：注意，有时间的界限，
1800年以前，那么它这个变化是在什么时候引起的呢？就是到18世纪的中后期，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发生工业革命以后，它们就突飞猛进了，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
他讲的是1800年以前，就是1500年到1800年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来讲的，所以他的时间概念是非常严格的，就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上没有霸权可言。
巨额的白银货币或者按照弗兰克的说法叫做“白银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这一点我们过去有所低估，而外国学者对此是非常关注，有一位日本学者叫百濑弘，有一位美国学者叫做艾维四，就是William S.Atwell，
他们分别做了深入的研究，写了论文和专著来分析从1500年到1800年这段时间里面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白银货币的流入的数量有多大。中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全汉升
研究经济史的权威全汉升先生，他写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论文，比方说《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比方说《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比方说《明季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等，
他从大量的档案和西文资料，结合中国的文献进行探索，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的：1571年到1821年这两个半世纪里面，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货币是4亿银元，也就是4亿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流入了中国。
从马尼拉流到中国来，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就是美洲的银矿铸造的银币有二分之一乃至更多，就通过这个贸易，就是“丝——银”对流的贸易流到中国来了，这个结论完全可靠，
所以布罗代尔引用了他的这个结论，布罗代尔在他的书里面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至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就是引用的全汉升的研究成果，可见他认可了他的观点，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弗兰克写的《白银资本》这本书，他利用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总结，比方说在晚明时期，也就是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里面，
他的分析数据是这样子，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里面，美洲生产的白银是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加起来是38000吨，而流入中国的白银是7000吨到10000吨之间，所以在那一个世纪里面，通过“丝——银”贸易这样一个渠道，
全世界白银货币的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流到中国来了，他的统计口径是全世界的白银，我们前面讲到全汉升，他指的美洲来的白银，有一半乃至更多流到中国来，而弗兰克的，他是从全球来看，因为从美洲以外，还有日本，两个加起来，
38000吨里面有7000吨到10000吨，那就是说，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流到中国，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数据，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在对外贸易当中创造的一个辉煌的业绩。所以我们称它为晚明历史的大变局，一点都不过分。
因此它也揭破了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以讹传讹的看法，就是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已经走下坡路了，从我上面所讲的历史事实来看，这个结论完全是靠不住的。在晚明的一个世纪里面可以把全世界的白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吸引到中国来呢？凭什么呢？
或者按照全汉升的观点，把美洲的白银的二分之一乃至更多的吸引到中国来呢？凭什么呢？所以两者之间肯定有一个是错的，那么在我看来，所谓明中后期开始，中国走上下坡路这个结论是不堪一击的，站不住脚的，
这种状况，它反映了中国内部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背景的支撑，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人称之为早期工业化比方说李伯重写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他研究的是
1550年到185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前近代，在前近代，他认为在江南有早期的工业化出现了，这个早期工业化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欧洲也有，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叫做早期工业化，
或者叫做乡村工业化，或者叫做原工业化，它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的工业化，乡村里面出现的工业化，当然我们过去把它定义为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但是手工业也是工业，所以叫做早期工业化，或者叫做乡村工业化、原工业化，在欧洲也有，就是工业革命之前就有，
那么中国有没有呢？根据李伯重的研究，中国也有，就是在1500年以前，追溯到1850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在长江三角洲为主的江南地区出现了早期工业化，主要的是丝织业、棉织业等等，所以中国出产的生丝和丝织品、棉布，它们在世界上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就是有这个基础在那里支撑着。
美国的学者叫做彭慕兰，写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叫做：《大分流》他要论述的就是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他也是提出一个新观点，他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以前，中国的经济，至少是中国江南的经济
发展水平是领先于欧洲的，或者说和它不相上下，他特别是把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欧洲最发达的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他认为差不多，那是指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全汉升曾经感慨系之地讲到一段话，就是在欧洲进入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棉纺织业和丝织业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正是由于这段辉煌的历史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全球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到中国，或者说美洲的二分之一乃至更多的白银流到中国。
这是一个生产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关于[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上）] :
各位朋友，下面讲第十讲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
而且很快的打进了北京的外城和内城，事实上，李自成做了周密的布置，和守外城和内城的太监和官僚们达成了协议，当时叫做“开门迎贼”，就是那些守城的太监和官僚知道大势已去，
他们纷纷的改换门庭，准备投靠李自成，实行新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李自成的兵临北京城下，进入北京的外城和内城是非常轻而易举的。到了3月19日的凌晨，也就是3月18日的深夜，
3月19日的凌晨，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逼近了皇宫，当时根据一些史书的描写，京城的上空弥漫着烟雾，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空飘下来，
在烟雾弥漫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抹上了凄凉的色彩，大明王朝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了，崇祯皇帝朱由检已经走投无路了，不可能突围，
只能从皇宫的北门出去，到后面的景山，也就是现在的煤山，一棵大树上上吊，陪同他的司礼监太监王承恩，在帮助崇祯皇帝上吊以后，自己也上吊了，
崇祯皇帝以身殉国。在这之前，他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下了遗诏，什么意思呢？因为丢掉了江山，没有脸去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所以不敢寿终正寝，选择了自杀这条路，而且在他内衣的背心上
写下了血书“诸臣误朕”，就是这些大臣们耽误了他，朕无颜面见先帝于地下，没有脸去见先帝，所以他披散着头发，披头散发，用散下来的头发遮住自己的脸，
就是没有脸面去见列宗列祖。他死的时候虚岁三十五岁，他的死也就意味着明朝的灭亡，这就是王朝的末路。他演绎了一幕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关于这个话题，我们等一下会慢慢的加以阐述，各位愿闻其详，听我细细道来。第一个问题要讲的是如何应付外患，应对外患之急
崇祯皇帝上台以后，他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因此在如何对付攘外与安内，他处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当中，那么他首先要应对的当然是所谓外患，
也就是在东北大地上兴起的满洲的武装，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皇太极在东北大地上节节胜利，明朝军队步步败退，而且很明显的感受到
要和明朝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所以他上台以后必须应对的就是怎么样来应付这个外患，于是根据大臣们的提议，他想到了一个曾经战胜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
统帅袁崇焕，袁崇焕在天启年间镇守宁远城堡，当时努尔哈赤带领大军包围宁远城堡，因为努尔哈赤先前所向披靡，打下了辽东的很多明朝军队镇守的城堡，
所以明朝望风披靡，有人建议袁崇焕放弃宁远城堡，袁崇焕坚决表示要和宁远城共存亡，所以，在宁远城下和努尔哈赤进行了数次的较量，
他处在劣势，就是以寡敌众，但是很巧妙的战胜了努尔哈赤，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明末的时候，耶稣会士，就是西方的传教士，把欧洲的先进的武器，所谓红夷大炮这个“红夷”，“红颜色”的“红”，“夷”就是讲的外国人，叫“夷人”，
因为当时把外国人，欧洲来的人都叫做“红毛夷”，所以把这个大炮也叫做“红夷大炮”，有很大的威力，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是中国人把它用于制造火炮的时间比较晚，而欧洲人把中国的火药拿去，发明他们的火炮，
在技术上、性能上明显的领先于中国，所以当时的大臣，比方说徐光启，他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解到科学技术在欧洲方面已经领先于中国，“放眼看世界”，向欧洲人学习，
所以他也主张引进欧洲的红夷大炮，只有两种手段，一种就是从澳门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这个途径来买红夷大炮，装备到前线去；另一种就是要耶稣会士，就是传教士汤若望这个德国人，
他精通于此道，让他来主持建造一个铸造红夷大炮的工厂，由他指导建造红夷大炮，就是两种途径，一个是买，一个是造，因此，袁崇焕镇守的宁远城堡上面装备了11门红夷大炮，这一点努尔哈赤是不知道的，
因为先前他没有碰到过，所以包围宁远城堡的时候，他以为稳操胜券，袁崇焕指挥下，11门红夷大炮发挥了威力，据说杀伤清朝的，就是满洲的军队成千上万，给努尔哈赤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不得不撤退，退回到沈阳去，不久他就在沈阳病死。他从宁远城堡打了败仗以后，很感慨地说，说他25岁起兵以来，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竟然败在了袁崇焕手下，耿耿于怀，所以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以后，
要报一箭之仇，再度席卷而来，攻打锦州和宁远，仍然是败在红夷大炮手下，也就是败在袁崇焕手下，所以袁崇焕这个人曾经打败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所以崇祯皇帝会起用袁崇焕，道理就在这里。
袁崇焕这个人为官清正廉洁，身先士卒，他把他的老母也带在军中，表示要与军队共存亡，所以他的取胜不是偶然的。那么崇祯皇帝即位以后，要想解决这个辽东的外患问题，就想到了袁崇焕，因为他曾经打败过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心理上占有优势，把他从广西老家调到北京，为什么从广西老家调回来呢？因为袁崇焕在宁远两次胜利以后，遭到“阉党”分子的诬陷，被迫罢官，回到老家去。那么崇祯皇帝上台以后，
清查了“阉党逆案”，拨乱反正，为遭到“阉党”迫害的官员们平反昭雪，当然袁崇焕也在其中，所以重新起用袁崇焕，起用他的目的就是要依靠他来解决辽东的外患。所以，召见了以后，崇祯皇帝就在宫里面召开一个御前会议，把有关的大臣都召来，
听袁崇焕的平辽方略，崇祯皇帝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仔细地倾听袁崇焕来阐述他的平辽方略，袁崇焕把这个事情看得过于的简单，他居然大言“五年复辽”，就是你给我五年时间，我把辽东的失去的土地
全部收回来，这是口出大言了。实际上，辽东的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对明朝方面越来越不利，可以这样说，明朝方面如果能够守住
还没有被满洲攻占的那些城堡，已经算是非常大的成功了。要想收复失地，简直是痴心妄想，但是袁崇焕恰恰提出“五年复辽”，就是把辽东的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当作自己的平辽方略，这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这个御前会议进行到一半，皇帝休息，到便殿休息，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非常了解辽东局势的官员，来和袁崇焕私下交谈，要想听听袁崇焕“五年复辽”
有什么锦囊妙计，他以为袁崇焕会侃侃而谈，结果袁崇焕说了四个字：“聊慰上意！”，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讲这个话无非是安慰安慰皇帝，那位官员马上就指出：君前无戏言，你在皇帝面前怎么可以开玩笑，讲出来的话都要算数的，
到时候，五年到了，你不能够恢复辽东，那你要拿你的人头来抵上。这个时候，袁崇焕意识到他讲大话过头了，等到会议重新进行的时候，袁崇焕就想为自己找台阶下，于是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比方说：要保证我军队的编制，
要保证我有足够的军饷，崇祯皇帝马上指出，兵部尚书、户部尚书要照办，他还提出，在人事上面朝廷不能干预，他有独立的权力，崇祯皇帝马上指示吏部尚书照办，然后说武器装备也要满足我，皇帝马上指示
工部也必须符合他的条件，他袁崇焕没有什么好提了，就说：我们在外面边疆地区打仗，总有胜利和失败的，希望舆论不要随意的干预，随意的指责，崇祯皇帝也指示了言官系统，
比方说都察院和六科，不要随意的指手画脚，就是每一方面都满足了袁崇焕提出的条件，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你尽量提出五年可以复辽的，我处处条件都满足你，要你达到五年收复辽东，那样子的话，袁崇焕就没有退路可讲了，没有回旋余地了，什么都满足了嘛，他只得走马上任，
作为平辽的辽东的钦差大臣，去处理辽东事务，叫做“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后来的历史学家评论袁崇焕重新走马上任第一步就有问题。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写的《石匮书后集》，给袁崇焕写了个小传，如此刻画袁崇焕这个人的性格，说袁崇焕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灭，而自灭之矣。——明·张岱《石匮书后集》
因为广西人嘛，短小精悍，形如小猴，样子像小的猴子，而性格暴躁，说因为他受到他身边的幕僚人员的影响，而自己没有察觉，他说竟然敢讲五年可以灭寇，
就是消灭满洲，结果呢？没有灭掉辽东的满洲，反而让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情况如何呢？我们把它展开来谈。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他受到皇帝的全权作为钦差大臣，
所以，从长城沿线，从北京北面的长城沿线一直到山海关，再到山海关以北的辽东，所有的统兵将领、地方的巡抚都归他统辖，权力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有一个人他无法控制，就是毛文龙，
毛文龙是一个总兵，后来又晋升为将军，他带一支军队驻扎在什么地方呢？驻扎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交界的鸭绿江江口一个岛上，叫做皮岛，又叫做东江，因为他远在海外，
而且他又善于利用当地的优势，除了拿了朝廷的军饷以外，他还搞一些土特产的贸易，所以积累了一些财富，军队的编制不断的扩大，势力从鸭绿江口扩展到辽东半岛，辽东半岛的旅顺到锦州这些战略要地都在他控制之下，
再后来连山东半岛的一些地方也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他的势力非常之大。那么这个毛文龙的存在它有一个战略意义，就是他可以抄满洲的后路，就是说后金或者是后来的清朝，它们如果要发兵南下，突破长城要塞，那么毛文龙就在它的后路，他可以包抄它的后路，
截断它的给养，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因此从天启皇帝到后来的崇祯皇帝都对他寄予厚望的，因为他曾经也打过一些胜仗，但是，朝廷里面的大臣们出于一种固有的思想，认为这个毛文龙飞扬跋扈、不听节制，就是他有时候
好像我们讲起来就是军阀，军阀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要虚报自己的军队编制，可以向朝廷多领一些军饷，如此而已，毛文龙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但是他的战略地位无人可以取代，因为明朝当时已经处在守势，就在锦州、宁远、山海关这一带守着，还有北京北面的长城沿线守着，
清朝方面军队随时随地可以南下，就是被动的防守，只有毛文龙的那个地方他可以主动的出击，所以他的地位很重要，两位皇帝都很器重他。但是袁崇焕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他必须要实行他督师辽东的这个全权的钦差大臣的职责，所有的地方统兵将领和巡抚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唯独毛文龙他控制不住，所以他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要解决毛文龙，这个解决毛文龙就是他没有到达宁远前线的时候，他已经策划好了，就是说如果毛文龙可以规规矩矩的接受他的节制，那么这个就罢了，如果他有继续保持
这个飞扬跋扈的态势，就把他干掉、杀掉，结果，他就是按照后面那个布置来办的。他和毛文龙约好，在旅顺口外的一个小岛上会面，毛文龙从鸭绿江口到旅顺口，
袁崇焕从宁远到旅顺口，海外的小岛上见面，实际上他已经布置好了，见面以后，当然不是马上就动手，大家双方有一个礼尚往来的寒暄，后来袁崇焕提出要检阅他带来的部队，要赏赐他的将士，
然后在袁崇焕的帐篷里面见面，那当然他的警卫人员就不能都进去，而且不可能带武器进去，在见面的时候，袁崇焕突然袭击，宣布毛文龙几大罪状，毛文龙毫无心理准备，
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海外飞扬跋扈多年，不听朝廷的节制，我带着皇帝赏赐的尚方宝剑来处决你，如果我不能在五年时间里面收复辽东，我也可以用自己的尚方宝剑处决我自己来答谢皇帝，然后就把毛文龙推出去斩首。这个就叫做“同室操戈”，
为“亲者痛而仇者快”。因为皇太极始终把毛文龙看做眼中钉、肉中刺，他想威胁、利诱，要毛文龙归顺于清朝，没有成功，袁崇焕帮他除掉了这个眼中钉、肉中刺，所以叫做为“亲者痛而仇者快”。
毛文龙在这个之前，他已经不断的向皇帝表达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在海外苦苦的孤军奋战，但是朝廷的大臣们不能谅解，他曾经讲过，朝廷的大臣们是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他早就意识到了，就是“同室操戈”，大敌当前，“同室操戈”，
把矛头指向他，而不是指向清朝，这就是“同室操戈”。袁崇焕得到皇帝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的意思就是可以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就是凡是在你管辖的领域里面，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袁崇焕就是利用
他这个特权先斩后奏，处决了毛文龙。
崇祯皇帝也很看重毛文龙的，他认为要解决辽东问题，毛文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如果袁崇焕能够和毛文龙携手合作，那么五年复辽当然办不到，但是可以稳固的守住锦州到宁远，到山海关，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袁崇焕把毛文龙杀掉导致的后果非常之严重。关于这个事情，历史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1940年的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做李光涛，写了很长的几万字的论文，叫做《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东江就是毛文龙所驻扎的
鸭绿江口的一个岛，他认为毛文龙是在那里兴兵作乱，“酿乱东江本末”，他完全是否定毛文龙的，说毛文龙一无是处、死有余辜。那么后来以研究袁崇焕而闻名的现在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历史
又出名的阎崇年，他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写过专著，他的观点和李光涛一样，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一无错处，
相隔几十年遥相呼应，在我看来，说袁崇焕一无错处、毛文龙一无是处，都是过于的绝对，我刚才说了，毛文龙在东江、在鸭绿江口、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他的牵制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不可能是一无是处，
说毛文龙的军队只会冒领军饷不会打仗，但是后来处决了毛文龙以后，他的部下叛变，就是说逼上绝路，铤而走险，后来，到山东半岛来发动兵变，明朝军队对它毫无办法，所向披靡，也就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证明了毛文龙的军队是会打仗的，
不是只会冒领军饷不会打仗，后来他们归顺了清朝，成为南下一支很有杀伤力的武装力量，不是很可惜吗？因此，袁崇焕难道就是一无错处了吗？更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样，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袁崇焕杀掉了毛文龙，毛文龙的部将、部下涣散，我刚才讲了，有的投奔到清朝方面去了，那么使得清朝军队南下，消除了后顾之忧，所以导致崇祯二年清朝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因为他可以毫无顾忌了。这个崇祯二年清朝军队兵临北京城下恰恰成为后来
袁崇焕致死的一个由头，清朝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北京危急，这是袁崇焕作为督师辽东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他的责任，所以他派遣一些军队来解北京之围，到了北京的外围被打败，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带领主力部队来解围，
但是，他的动作慢了点，另外，在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上有失误，他在后面追赶，追赶就是迫使清朝的军队接近北京城下，这是最犯忌的，他应该抢先一步，拦在清朝军队前面做成一条防线，在北京外围做成一条防线，和清朝军队在北京的外围的地方交战，不让他接近于北京，
这是比较正确的选择，但是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呢，一面追赶就使这清朝军队完全到了北京城下，这造成北京地区的达官贵人非常有意见，因为北京的一些皇亲国戚，包括有权有势的太监，都在北京的城郊建有别墅，这个地方成了战场，
他们首当其冲，于是乎，他们就扬言，这是袁崇焕故意这样做的，是怂恿清朝军队兵临北京城下，这个舆论对袁崇焕非常之不利，
清朝军队抓住了一个明朝的太监，把他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房间是一个木结构的房子，声音很容易传递出去，于是在隔壁的房间里面布置几个人，在那里窃窃私语、交谈，交谈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的皇上，就是皇太极，和袁崇焕有秘密的协议，所以那么快的就打到北京城下了，
那么这个太监在隔壁房间听到了，实际上他们事先布置好，然后表面上装作看防他疏忽，让他逃掉，实际上是故意要让他逃掉。这个太监跑回去以后，向皇帝报告了这个事情，于是，崇祯皇帝对袁崇焕有了疑心了，意思就是说，
崇祯二年清朝军队兵临城下，这个事情袁崇焕难辞其咎，他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或者说和皇太极有秘密的协议在里面，后来就是崇祯皇帝等到战事略微平静以后，突然逮捕袁崇焕，他当然不敢把这个太监
告诉他的这个信息摊在桌面上，但是他内心有这个想法，这个督师辽东的大帅被逮捕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带来的辽东的主力部队，祖大寿率领的一支辽东的军队，
祖大寿对袁崇焕是非常崇敬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一怒之下就把军队带回到山海关去了，那么北京虽然暂时稍微平息，但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于是乎，很多大臣们就建议皇帝，你千万要把袁崇焕放出来，至少要袁崇焕写信去把祖大寿这支主力部队召回来，在北京外围，才能保证安全。
那么很多大臣去监狱里面动员袁崇焕写这封信，袁崇焕起先不愿意，后来再三的跟他晓之以大义，他才写了一封信，派人快马加鞭去追祖大寿，在山海关附近追上了。祖大寿的母亲也随军而行的，他的母亲深明大义，告诫他的儿子：你要救你们的大帅，
只有你回到北京，否则的话，你的大帅就性命不保，因此他就退回来，回到北京。那么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也不是说一定要把袁崇焕处死，就是给他一个警告，他知道要解决辽东问题非袁崇焕不可，所以，要想把他重新起用，但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袁崇焕的事情扩大化，
新账、老账一起算，结果事情就不可收拾，最后，皇帝还是听从了那一部分人的意见，把袁崇焕千刀万剐，就是凌迟处死，袁崇焕死得非常之惨，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割下来还不算，
因为京城的老百姓以为这次崇祯二年的这个事情，完全是责任在袁崇焕身上，所以对他恨之入骨，要“食其肉”而“寝其皮”，所以刽子手把他身上的肉割下来，很多老百姓冲上去把它抢过来，一面喝着烧酒，一面把他的肉就生吞下去，他的肉全部给抢光、吃下，
内脏割出来也一抢而光，最后剩下一架骨架，把他的首级也割下来了，首级割下来干什么呢？传视九边，就是长城沿线九个边防重镇，那些守将，告诫他们，你们如果像袁崇焕一样，那么也是这样的下场。这就是袁崇焕的悲剧这个悲剧的造成当然有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崇祯皇帝轻信谗言，中了皇太极的奸计，错杀袁崇焕，但是袁崇焕有没有责任？有啊。他妄杀毛文龙，这是一个事情，如果皇帝要追究这个事的话，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造成
清朝军队兵临城下？这是你的责任，你讲好五年复辽的，结果造成如此大的事变，你作为一个督师辽东的最高统帅责无旁贷，你有责任啊，所以这个悲剧两方面都有责任。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清朝方面而言，
对于皇太极而言，是他们最乐于看到的，袁崇焕错杀毛文龙，崇祯皇帝错杀袁崇焕，为他们轻而易举的除掉了两个最难对付的对手，从此辽东方面再要寻找一个像袁崇焕那样曾经打败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帅才，几乎不可能，
因此，要想解决辽东外患就等于纸上谈兵，
关于[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下）] :
那么第二个问题，如何应对内乱呢？这也是崇祯皇帝上台以后必须面临的大问题，应对内乱之急天启末年、崇祯初年，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爆发了农民起义，后来发展成为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两大武装力量，
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怎么办呢？就是说，以攘外为主呢？还是以安内为主呢？崇祯皇帝始终在这个上面摇摆不定，你不可能两线同时作战，兵力不够，两线同时作战，那么两线都败，他必须要以一个为主，所以曾经有一度
把攘外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刚才我们讲了，不成功，那么现在又把安内作为首要任务，所以崇祯皇帝任命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主要负责西北的军事，
叫做“督剿西北”，就是监督军队围剿西北的农民军。另一个统帅叫做卢象升，要卢象升负责督剿东南的农民军，两个配合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崇祯皇帝起用了很有军事才干的杨嗣昌做兵部尚书。
杨嗣昌做兵部尚书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方略，叫做十面张网就是在西北的洪承畴和在东南的卢象升配合起来，配起来就是一个十个省的罗网，如果李自成和张献忠逃向西北，那么以洪承畴为主，卢象升配合把他围起来，
如果李自成和张献忠逃向东南，那么以卢象升为主，洪承畴从西北方向配合过来，就是始终要把他困在罗网里面，叫做“十面张网”。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向皇帝提出的方略，就是他的战略方针，非常的惊人，他提出的口号，就是攘外必先安内
我们当代人对于攘外必先安内有一个非常敏感的意识在里面，其实，它不是一个现代的话题，是一个传统的话题，我们远的不说，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提出他的治国纲领的时候，也提到攘外必先安内，杨嗣昌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说明这个在当时的人心目当中，它是一个简单的方略，就是说，正因为攘外很重要，所以我必须先安内，然后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去攘外，所以他说攘外必先安内。杨嗣昌的逻辑是这样，他说：外患固然不可缓图，内忧更不容忽视。
所以他说：我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时候，并非看轻攘外，正因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内”。所以我们如果抛弃纤弱之见，从明朝的当时、当地的状况来看，杨嗣昌的这个决策是唯一可供的选择，就是这个选择，他只有这样一种选择的余地，
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崇祯皇帝同意他的这个主张，那么这个主张后来取得了成效。首先是张献忠在湖广的谷城接受了总督熊文灿的招抚，就投降了，虽然这个投降是假投降，
因为他的军队编制、建制继续保留，还在招兵买马、训练军队、打造武器，所以当时的地方官认为他不是真投降，但是熊文灿为了邀功，他向朝廷报告说是张献忠投降了。另外，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就是陕西总督洪承畴
和陕西巡抚孙传庭配合起来，追击李自成，李自成从陕西进入到四川，又从四川进入到陕西，然后，想从陕西到河南去，必须经过潼关，因为潼关在黄河的转弯处，一面是黄河，一面是崇山峻岭，就是南面有一条通道可以通到河南去的，
孙传庭就在这个地方布置了埋伏，当李自成的军队受到洪承畴追击的时候，到潼关南原，在这个地方突然遇到孙传庭的埋伏，全军覆没，他带领十八个人逃向陕西南部，商洛山区，那就是说，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攘外必先安内的方略在这点上取得成功了，
但是没有彻底成功。崇祯皇帝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安内的问题解决，所以他想把重心要放到攘外去了。
崇祯十一年，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率领军队突破长城要塞南下，他就把卢象升调去保卫北京，结果在和清朝军队交战的当中，得不到友军的支援，他孤军奋战，在巨鹿县阵亡，形势危急之下，崇祯皇帝再把洪承畴
调到长城沿线，那就是说，崇祯皇帝这个时候认为攘外是第一重要的任务，他认为安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不然，张献忠看到包围他的军队全部到北方去了，中原空虚了，他就在湖广谷城重新举起义旗，
再度起义，一发而不可收。那么李自成趁机从商洛山区，他因为有过一年的休养生息，把打散掉的部队召集起来，同时又在那里招兵买马，而且还得到张献忠的支持，在张献忠重举义旗的时候，他就从商洛山区进入到河南，河南一马平川，从此没有办法再控制住他，
这个局面就完全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朝军队想要在安内上面取得成绩几乎不可能，这样子，就使得崇祯皇帝意识到安内的局面很重要，于是派杨嗣昌本人亲自出马，到湖广督师，
就像先前把袁崇焕派到辽东去一样，也是一个钦差大臣去督师，这个时候的杨嗣昌已经不是兵部尚书，已经是内阁大学士，就是丞相级的人员，想借助他的谋略，根本上解决安内的问题，早日凯旋而还，但是形势已经今非昔比了，他主要去对付张献忠，
张献忠是善于打运动战的好手，杨嗣昌到了那个地方只打过一个胜仗，就是依靠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左良玉打过一个胜仗，把张献忠打得措手不及、丢盔弃甲，但是此后再没打过胜仗，因为杨嗣昌不善于调动各路将领的积极性，
所以，他始终在追着张献忠在四川境内兜圈子，但是始终追不上，因为张献忠的部队是轻装，杨嗣昌的部队是重装，而且张献忠的部队主要是骑兵，杨嗣昌的部队骑兵很少，步兵多，所以，张献忠还造了顺口溜来讥讽他，讽刺他：“好个杨阁部”，杨阁部就是讲的杨嗣昌，因为阁部大臣嘛，他是内阁，
本来是兵部尚书，后来成了内阁大学士，所以称他“杨阁部”，说：“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永远离开我有三尺的路程，始终靠不到，而且张献忠还不仅仅是就是这样跑来跑去，他要置杨嗣昌于死地，他精心设计了一个陷阱，就是当杨嗣昌在四川境内追着张献忠在跑的时候，
张献忠突然之间沿着长江东下，攻打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总部所在地——襄阳，他事先做了布置，已经有内应到了襄阳，他派先头部队冒充杨嗣昌派来调兵的，打开城门进入进去，然后后续部队陆续跟进，
襄阳城不战而下，张献忠很快赶到，逮捕了明朝分封在这里的襄王，这个襄王被俘以后连连地向张献忠磕头求饶，张献忠说了一句话：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他意思就是说，
我要拿你的头置杨嗣昌于死地，明朝的藩王很多，从朱元璋开始封了很多他的其他的儿子做藩王，一代代往下传，就是亲王，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一无是处，搜刮民脂民膏，
成为地方上面一大祸害，民怨很深，所以张献忠把这个襄王抓住以后，就处死了他，那么进入到河南境内的李自成打下洛阳，把福王抓住了，也处死了他，这个福王
是万历皇帝非常看重的一个儿子，封在洛阳，是个大胖子，三百多斤，搜刮民脂民膏，成为河南人民心目当中的大坏蛋，河南发生饥荒，地方官要他拿出一点钱财、粮食来救济，他一毛不拔，所以，那些农民军的基本成员
就是一些饥民、灾民，他们发泄心中的愤恨，把这个福王杀死以后，把他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放在一个大锅子里面煮，再放上梅花鹿的肉一起煮，叫做“福禄（鹿）宴”，福王的肉和鹿肉煮了一大锅，开一个宴会，在周公庙的广场上，来欢庆他们的胜利，
发泄内心的不满。那么这两个事情，襄王被杀、福王被杀，对于崇祯皇帝，非常大的震动，接连几天不上朝，表示哀悼，那么对于杨嗣昌而言，他毫无疑问是失职了，因为杨嗣昌带兵南下的时候，崇祯皇帝专门给他搞过一个盛大的仪式，
希望他早日凯旋，他是代表皇帝来亲征的，而且他也当场许下了诺言的，到了这个地步，他罪责难逃，他没有办法交待，本来已经生病了，遭到这样的惊吓，
精神完全崩溃，病情加剧。他的监军问他：你为什么不向皇上报告你病重的消息？杨嗣昌只讲了两个字：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他没有完成皇上交给的任务，
所以就在不到襄阳的沙市病死。安内的任务原本完不成，
崇祯始终面临着安内和攘外的两难选择，再加上官僚队伍里面忙于窝里斗，他任用的内阁首辅温体仁和周延儒虽然有才干，但是都不走正道，温体仁忙于窝里斗，专门整那些
被他看做对立面的大臣，比方说钱谦益、钱龙锡、文震孟等等，而另一个继承他的位子的内阁首辅周延儒又“太使乖”，“太使乖”是崇祯皇帝对他的评价，什么意思呢？在安内和攘外的两难选择当中，没有办法，
那么逼得崇祯皇帝做出一个决策，要和清朝和平谈判，这个谈判是秘密进行的，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清朝方面秘密谈判，但是这个秘密突然之间泄露了，引起轩然大波，那么照理说，作为内阁首辅的周延儒应该挺身出来承担责任，说这个事情和皇帝无关，是我们做出的主张，他承担责任，
那么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周延儒不敢承担责任，所以崇祯皇帝说“太使乖”。那么要兵部尚书陈新甲单独承担责任，兵部尚书陈新甲也不肯，他和盘托出朝廷里面怎么讨论的，意思说这是皇帝授权力给他的，那么就把皇帝推到了舆论的最前线去了，这当然，皇帝是不可能来承认他有这样的决策，
人们都以为是兵部尚书陈新甲瞒着皇帝私自和清朝方面谈判，这是有损大明王朝尊严的事情，所以到了这个情况下面，那些大臣完全是误国的大臣，比方到了最后，李自成的军队渡过黄河，到了陕西，要逼近北京的时候，
无非三种选择，一个就是皇帝放弃北京，南迁到南京去，划江而治，或许还有时间可以拖一拖，但是，那些内阁和六部的大臣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害怕承担历史责任，被人们唾骂，就说你们为什么放弃北京？所以这个做不到，那么要调动保卫北京的力量
只有山海关的吴三桂，那么那些内阁和六部的大臣又不敢承担责任，怕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把吴三桂调过来就意味着放弃山海关，放弃大片领土，他们怕在历史上写上一笔，他们不敢承担责任，要皇帝自己做主，做责任，议来议去，议而不决，皇帝最后决定调吴三桂过来，放弃宁远以北的大片领土，但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吴三桂的军队到达丰润，李自成已经进入北京了，所以就是误国的大臣。因此崇祯皇帝会说“诸臣误国”，崇祯皇帝经常感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他确实不认为自己是亡国之君，
他认为是“诸臣误国”，而历史上也是这样看他，比方说清朝编的《明史》，认为明之亡是亡于神宗，就是亡于万历。明清时的大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里面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话，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孟森《明清史讲义》明熹宗，就是天启，这个人，亡国之君，
但是天启时候为什么没亡呢？就是他享受了祖宗的恩泽，虽然这个皇帝很昏庸，但是没有亡在他手里面，那么这个崇祯皇帝呢，如果他在万历年间做皇帝，在万历以前做皇帝，那么绝对不是亡国之君，他在天启以后做皇帝，那么必然是亡国之君，必然是亡在他手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时势造成的问题，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起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面讲过的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俄）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我们一般人认为皇帝是无所不能的，皇帝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奴隶，什么意思呢？托尔斯泰说，
所以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也就是说，他不能摆脱这个历史提供给他的空间，他要挽狂澜于既倒不可能，所以他成了亡国之君，因此我认为他是并非亡国之君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因为从各方面来看，
这个人是一个明朝少数几个英明的君主，勤政，不好色，他想力挽狂澜，而且他很多方面刻意地在仿效唐太宗，他的后宫也毫无亡国的气象，
丝毫没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那种氛围。他严于律己，而且严格的要求太子，也希望太子能够延长明朝的国祚，就是他不认为它到他为止了，所以他在训练他的太子，结果后宫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清静朴素的气氛，
没有醉生梦死的迹象，他的周皇后出身贫寒，生活也很俭朴，而且在宫里面带领宫女纺纱织布，亲自操持家务，在明朝的后宫的皇后当中非常罕见，他宠幸的妃子田贵妃是一个才华过人的女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这个崇祯皇帝也喜欢音乐，
会作曲，两个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可谓珠联璧合，丝毫没有亡国的迹象在里面，但是偏偏由他演绎了亡国的悲剧，在煤山上吊，以身殉国。所以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王朝的末路走到尽头，李自成进入了北京，进入了紫禁城，紫禁城由大明改为大顺，就是李自成建立的政权，改朝换代成为既成事实，只有一小部分崇尚气节的官僚采取了杀身成仁的归宿，
大部分的官僚贪生怕死，卑躬屈膝的投靠新主，他们以为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比方说，内阁首辅陈演，内阁首辅魏藻德是所有大臣的领军人物，在李自成入主紫禁城以后，第二天就前往拜谒，表示改换门庭之意，
这个魏藻德在关于南迁和征调吴三桂的问题上始终不表态，崇祯皇帝再三征求他意见，他一声不吭，不愿意承担责任，等到李自成进来以后，他马上去拜见李自成，怎么说呢？说，他在李自成面前称臣，
说：臣在内阁三年，皇帝不听我的话，以至于有今日的下场。这种话连李自成都不能接受，李自成虽然是要推翻明朝的，要取而代之，但他觉得崇祯皇帝也不是一个亡国之君，坏就坏在这批大臣身上，他就训斥这个魏藻德，他说：你受皇帝重用，应当为社稷而死，为什么偷生？
魏藻德连忙磕头，称呼李自成为陛下，说：如果陛下赦免我，一定赤胆忠心相报。李自成怎么会相信？你崇祯皇帝你为什么不赤胆忠心相报呢？朝秦暮楚，李自成根本看不起这些人，不屑一顾，命令士兵把他囚禁起来，关在监狱里，魏藻德还不死心，透过窗子大喊：
如果用我，什么官都可以。无耻之尤，大多数的官员基本上和魏藻德是一模一样的，陈演也是如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推翻明朝的李自成却比他们要理智得多，他冷静的遵循传统的礼仪，
人情世故，为崇祯皇帝和他的周皇后殡葬，因为崇祯在自己上吊之前叫他的周皇后自杀，并且把他的三个儿子——太子和定王、永王化装潜逃出去，他自手拿起宝剑把他的公主——长平公主杀死，但是没有杀成，重伤，后来被救活，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他才去上吊的。那么李自成就把崇祯皇帝和周皇后殡葬，让人们来凭吊，自己还去向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材祭奠，但是明朝的大臣几乎没有一个人去，视而不见，所以李自成
在声讨明朝的檄文里面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什么意思？就是崇祯皇帝不是一个昏君，只是你处在孤立，你的大臣们误国，所以你的弊端很多，无怪乎崇祯要感叹“朕非亡国之君”，但是“事事乃亡国之象”，什么道理？
他的结论是“诸臣误国”，因此，崇祯皇帝演绎了一幕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谢谢，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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