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张居正，说你不可以离开，国家需要你，现在的改革刚刚开始，不能中断，所以你不能走。张居正为了应付这个舆论，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离开家已经那么长时间了，父亲死了，我应该回去奔丧，而且要守孝。这个事情虽然他们秘密策划，
但是旁观的官员们，他们会察觉出其中的蛛丝马迹，很有意见，所以批评张居正的奏疏，不断的提到这个问题，夺情叫做“夺情”的问题，但是“夺情”这个词汇
就是剥夺孝情、亲情的就叫做“夺情”，既然叫做“夺情”，那它肯定是皇帝是主动的，皇帝剥夺了张居正要回乡守孝的这个孝情和亲情，是皇帝主动，所以你要反对“夺情”，不仅仅是在反对张居正，实际上在反对皇帝，所以反对“夺情”的那些人都没有成功，
因为皇帝清楚这是我要“夺情”的，其实皇帝他不知道，背后是冯保和张居正商量好，要冯保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皇帝，你无论如何要“夺情”，而不能让张居正走，实际上张居正本意是这个本意，他不愿意去，他不愿意离开岗位，他张居正本人也不愿意使这个改革中断，因为反对的阻力很大，
本来就有人想把他搞下来。比方说前面那三个人要反对，他们拿出来的旗号要把他搞下来的很厉害的一招，就是说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有所谓“三不足”的说法，天变不足畏“天变”，天上有灾变，比方说有日食或者发生一种自然的现象、灾变，在当时人看来这是天上在警告人间，
你们办错事情了，但是，王安石变法认为“天变不足畏”，就是用不着害怕。祖宗不足法就是祖宗的制度用不着效法，因为改革本身要破掉祖宗的制度，所以叫“祖宗不足法”。第三条叫做人言不足恤有人反对、有人非议，用不着害怕，不足挂齿，所以叫做“三不足”。
攻击张居正的人说这个“三不足”使王安石耽误了宋朝，现在张居正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要耽误明朝，很厉害了，这个也没有成功，他要挑拨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关系。但是，皇帝认为，你这不是在批评张居正，你是在批评我嘛，所以皇帝也不接受。关于“夺情”也是这个问题，
你说张居正贪恋权位，不肯走，甚至连孝道都不肯遵守，皇帝说：这你们不了解内情嘛，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嘛。
反对“夺情”的四个官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都遭到了廷杖，就是在午门外公开打屁股，很厉害，人没有死，但是受到重伤，因为打了以后，屁股上的肉全部烂掉，不能动，有些人终身留下残疾，
就是没有办法直起身来打躬作揖，永远是佝偻着身体的。这些人他会永远记着张居正的一笔账，后来他会报复。关键的问题八个字：“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明实录》“威权震主”什么意思呢？就是张居正毕竟是内阁的首辅，但是他的威权凌驾于皇帝之上，
叫做“震主”，因此“祸萌骖乘”，就是祸水随之而来，这个“骖乘”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代替皇帝在驾车，祸水在这个地方出来了。这个话是《明实录》里面写的，《明实录》在张居正死了以后，
讲到张居正丰功伟绩的一面，就是他的改革使明朝局面有很大的改观。但是，也有问题，除了刚才讲的这个人
他要钳制言官、依赖佞幸，所谓的“佞幸”就是指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这个人，但是他们指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所以《明实录》说：“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明·《明实录》
就是他死了不久，对他的惩罚就来了，这个话题怎么样来理解呢？我们从头来说起。万历元年，小皇帝虚岁十岁，还是个孩子，皇后和皇贵妃就把这个小皇帝交给张居正，就是你一方面要代替皇帝来执政，另外一方面
要来培养、教育这个小皇帝，内阁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职责。所以张居正这个道貌岸然的长须及胸的瘦高个子，在小皇帝心目中非常之威严，很害怕。他的妈妈也动不动就教训他，这个小孩子嘛，有的时候要顽皮嘛，
他毕竟不习惯于坐皇帝这个宝座，经常要教训他：如果张先生知道怎么办？张先生知道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常常用这个东西来威胁他。有一次，这个小皇帝在太监的陪同下，晚上喝了酒，喝醉了，在宫里面闹事，
因为冯保是从小把小皇帝带大的，在他没有做皇帝时就在他身边，一直带到他做皇帝还在他身边。这个冯保就等于是皇后和皇贵妃放在皇帝身边的一个耳目，一个亲信，一个举动都要汇报过去。所以这个小皇帝心里面也有一点怨恨，要出气出在他身上，
到冯保住的地方大叫大闹，冯保当然也很紧张，但他第二天去报告了宫里面的皇后和皇贵妃。他的生母发怒了，把小皇帝叫来了，狠狠地教训他，皇帝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你的弟弟也可以做，你不合格的话我们换掉，这下子他很紧张了。
这个事情对小皇帝也有影响，他由此对言听计从的张居正产生反感，对那个从小陪伴他长大的冯保有反感，这个事情慢慢地积累下来。对于张居正而言，张居正起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威权震主”的问题，他知道：
我是名正言顺的“摄政”，他和其他的内阁首辅完全不一样，比方说严嵩权力很大，但他不是摄政，皇帝凌驾在他上面，他一切都听嘉靖皇帝的，张居正不是如此，他可以任意地摆布这个小皇帝，所以他说：“我非相，乃摄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我不是一般的丞相，
虽然那个时候没丞相的名义，就是我和一般的内阁首辅不一样，“乃摄也”就是我是一个摄政者，代皇帝来摄政，所以他的权势显赫，不可一世，这也是他改革能够顺利推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他既然是代帝摄政，所以很多大臣把他看做是“威君严父”，说他是“宫府一体”，宫府一体什么叫“宫府一体”？内宫和外廷的政府在他身上合而为一了。所以当张居正要回家安葬他的父亲，因为他先前被“夺情”了，没有回去服丧，
他的父亲的棺材要下葬了，他认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他要去，皇帝当然开始也不同意，后来不得不同意，因为于情于理讲不过去，所以同意他快去快回，回去安葬他的父亲，安葬完毕就回来。值得注意的是，一路上他摆出来的排场
就是“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就是我是一个摄政大臣的排场，我是代皇帝摄政的非同小可的人物，不但有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一支卫队来保镖；他所乘坐的那个轿子是一个地方官员特意为他赶制的，是三十二个人抬的轿子，前面十六个人抬，
后面十六个人抬，什么样子呢？就是它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客厅，后半部分是个卧室，边上还有条走廊，有人在侍候他，这显然是超出他身份的一种特殊的待遇，有一点忘乎所以了。因为皇帝出来也没有坐
这么规模浩大的轿子，而且沿途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他，接风洗尘、山珍海味，张居正吃了以后说：没有下筷的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值得吃的东西。有一个地方官员很聪明，别出心裁，找来无锡厨师做无锡菜，
张居正吃了以后感到很满意，说：今天有下筷处了，就是勉强可以吃吃，所以大家如法炮制，一下子把全国的无锡厨师全部请去了，因为他一路上南下回到他的家乡，荆州的江陵，沿途要停顿好多时间。
到了江陵安葬期间，皇帝交待：你安葬完毕，把你的老母亲带回到北京来，这样你就没有牵挂了。张居正考虑到这个老母亲在酷暑天长途旅行有问题，他想拖延时间到秋天凉快的时候再走。
而皇帝连续下了三道诏书，赶快叫他回来，说你母亲我可以派太监单独地护送她到北京，你先回来，连下三道诏书，当地的地方官员以为（这是）地方的荣耀，为他立一个亭，叫三诏亭就是接到皇帝三道诏书的地方立一个亭子。张居正这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当然是他的无上的光荣，
但也可能这里面潜伏着危机，他和当地的地方官讲过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就不要再造什么三诏亭了，也许有一天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三诏亭将来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行人过往的歇脚的地方了。他讲了一句非常引人注目的话，叫做“骑虎之势自难中下”
就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他联想到了汉朝的和他同样身份的一个官员叫做霍光，霍光也曾经代小皇帝摄政，死了以后，小皇帝报复霍光，报复到他的家族身上，所以“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这八个字的成语就是在《汉书·霍光传》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就是霍光和他的家族所遭到的祸患是因为霍光本人“威权震主”引出来的。
张居正这个时候已经想到可能自己会有霍光的下场，所以他说“骑虎之势自难中下”，现在是骑虎难下。因此，回到北京以后，他就考虑想要退了，就是全身而退，不要出了问题再退，向皇帝提出想退休，他的理由就是这些年
因为搞改革阻力很大，他全身心的投入，现在是身心俱疲，疲惫不堪，未老先衰了，所以再继续干下去，可能要前功尽弃，不如及早地退休。而皇帝第一次接到他的要想退休的奏疏，当然马上就拒绝掉了，说：不行。
意思还是跟原来一样，你是我们大明王朝不可或缺的一个得力的大臣，我也不愿意让你退休。张居正再次提出这个请求，那么皇帝有点犹豫了，因为从皇帝本身来讲，他已经开始成年了，皇帝的大婚也进行了，
他完全可以独立地来处理朝政了，用不到张居正的扶植了，所以他内心他倒是希望张居正退休，那么盖在他头上的那个光环可以退去了，但是他不能做决定，因为从小就是在母后的阴影下长大的，所有的一切重大决定都必须得到母后的同意，
这个母后等于是没有形式的垂帘听政，所以他说要去请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态度非常之坚决，否决了，说：你去告诉张先生，你现在虽然已经大婚举行了，也已经成年了，但是你还没有
独立执掌朝政的能力，要张先生继续辅佐到你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来讨论张居正是不是可以退休的问题。三十岁是个什么概念呢？万历元年他是虚岁十岁，万历十年张居正死的时候，他是虚岁二十岁，那就是说还有十年，
也就是说等于说是张居正如果没有死的话，这个小皇帝要想亲政没有指望了，但是母亲这样讲了，毫无商量余地，他又不能不照办，他就把这个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居正，说他的母后不同意，你要等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这对双方都是一个打击。万历皇帝其实也不小了，
万历皇帝他由此作为一个转变的契机，本来对张居正言听计从，推崇备至，慢慢地产生一个厌恶、逆反的心理。而对于张居正而言，他更加感觉到骑虎之势难下，
所以他讲过好多这样的话，他向皇帝坦诚这个心理的时候，说：大权不可以久窃；高位不可以久居。就是长期的掌握大权，长期的高高在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他内心的肺腑之言，他说，我这么多年来始终是在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这种状态下面度过，这让一般的人看来，不可理解，因为张居正是一个铁腕人物，他是无所畏惧的。那么许多反对他的人都被他击退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他也感觉到空前强大的压力，所以他说他每天都是在战战兢兢当中度过的，
所以他很坦诚地向皇帝提出：让我退休。后来他退一步说：我不是退休，我请一个长假可以不可以？一旦你需要我，我马上赶来为国家效劳。但是不可能，于是他只能继续做下去。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重，这个病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张居正是个威望很高的人，所以历史记载里面常常为他隐瞒真相，究竟是什么病，只能说他是得的痔疮，那么痔疮的原因就是说他有内火，他吃泻药把内火降下去影响到了痔疮出来。但是由于服用春药过多，
他这个热量还向头部发散，所以张居正在北京这个寒冷的冬天，他不能戴貂皮帽，一般的官员都戴貂皮帽，他不能戴，要散热，所以他的病根根本的一点，不在痔疮，而在服用春药过多，慢性的中毒，所以即使没有痔疮他也会死去。张居正死了以后，政治局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万历皇帝因为他感受到张居正的“威权震主”，
所以他首先要把张居正的盟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赶下去，把冯保赶到了南京，叫他去明孝陵度过他的后半生。接下来很多的官员知道皇帝的态度变了，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陆续不断的出来，
最后，导致明神宗，就是万历皇帝抓住这个把柄，在政治上彻底否定了张居正，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长子不堪凌辱，自缢身亡。所以张居正的悲剧根源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值得人们深思。谢谢大家，完了。
关于[“海禁”与“倭寇”（上）] :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讲第五讲，“海禁”与“倭寇”。“海禁”与“倭寇”这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我想把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话题讲出一点新意来，就是讲
“海禁”和“倭寇”之间的关系。明朝建国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从朱元璋开始，他的继承者也遵照“祖训”，
推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虽然有的时候宽一点，有的时候松一点，但是总的趋势他是实行“海禁”政策。海禁政策什么叫“海禁”政策呢？它就是禁止民间私自出海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
官方的或者作为国家行为的不在此列。比方说，永乐、宣德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浩浩荡荡地远洋船队出去，这和“海禁”政策没有关系，反过来说，并不能因为永乐、宣德年间
有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就认为在永乐、宣德年间就不存在“海禁”政策，不是的。因为它“海禁”政策就是要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和周边国家贸易，而郑和下西洋它是一个国家行为，它实际上是要把明朝的国威宣扬到周边地区，
所以叫做“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因此，不能认为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永乐、宣德年间不存在“海禁”政策，那个时代同样存在“海禁”政策。“海禁”政策它的一个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朝贡体制，所谓朝贡体制，在明朝的皇帝心目当中，周边的国家都是它的藩属，而它以“宗主国”的身份居高临下，来看待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求周边的国家
定期的或者是不定期的派遣使节带着贡品前来向明朝的皇帝朝贡，因此就形成一个朝贡的体制。这完全是从政治意义上的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俗地说，
明朝的皇帝他是以中央之国“中央之国”的心态来看待周边国家的，这个“中央之国”的心态中国由来以久，并不是明朝才有，所以这个朝贡体制也由来以久。我们先秦时代，在黄河流域一带的称之为“华夏”，华夏这个“华夏”什么意思呢？
根据唐朝的经学家孔颖达的注释，他说：华夏即中国也。就是华夏就是中国，那什么意思呢？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属于华夏，而它的周边叫做
“蛮、夷、戎、狄”，周边的那些民族把它看做“蛮、夷、戎、狄”，所以“华夏即中国也”这个“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因为它周边是“蛮、夷、戎、狄”，这个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到明清时代也是如此，所以朝贡体制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
所谓朝贡，怎么样一个展开呢？就是周边国家派遣使节来朝觐明朝的皇帝，贡献他们的贡品，明朝皇帝为了显示他是“中央之国”的皇帝，就回赐给他们大量的礼品，就是赏赐给他们。
而所谓的贡品只是象征性的，就是他们那里的土特产，而回赐的物品数量大大地超过他们的贡品，就是他要显示“中央之国”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所以我们如果从现在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完全是不对等的，
简单的说，就是明朝方面完全是送出去的多，收进来的少。他不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维持一种藩属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这就叫做朝贡体制这个朝贡体制当然是政治行为，但是它也附带着经济行为，就是顺带有贸易，
但是政治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顺带有贸易什么意思呢？它的使节带领了一个代表团，一个船队，里面有使节、有官员，也有贡品，但是，同时也带来他们那个地方的商人，带来他们那个地方需要到中国来出售的商品，来到中国，
然后在民间和中国的商人进行贸易，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运回去，所以朝贡体制里面夹带着贸易，这种贸易也被叫做朝贡贸易这是官方认可的一个渠道，因此说有朝贡体制
以及朝贡贸易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海禁”政策，因为，这个是国家行为，政府之间的行为，所以，它这个口子是很有限的，很小，而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它是禁止的，所以这叫做“海禁”政策，因此“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它们并不矛盾，并不等于说有朝贡贸易
就不存在“海禁”政策，不是的。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欧洲进入了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或者叫做新航路发现和新大陆发现的这个时代，什么意思呢？
就是葡萄牙人沿着非洲的西海岸绕到非洲的最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来到东南亚，来到中国，这条航线他们以前是不知道，所以叫做新航路的发现，西班牙人又发现了和欧洲
隔着大西洋的另一块大陆——新大陆，也就是美洲，所以新航路的发现和新大陆的发现在欧洲史上称之为地理大发现，也可以叫做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它带来了一个全球化的贸易，因为原来的美洲是不知道它存在，现在知道了，
而且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很快把美洲的很多地方作为它的殖民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也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他们也把中国纳入到他们的全球化贸易当中，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需要
中国生产的精美的生丝、丝绸、棉布、瓷器以及茶叶等等，需求量非常之大，因此，这个时期开始，中国被纳入到刚刚兴起的全球化贸易这个体制当中。在明朝的当局看来，
他们仍然把这种贸易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因此和整个时代的潮流显得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继续推行或者说维持“海禁”政策，和当时的新潮流是格格不入的，必然会发生矛盾，因此我们把今天要讲的话题“海禁”与“倭寇”，
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就会对以往传统形成的某些结论表示怀疑，或者表示商榷。这里面就要牵扯到“倭寇”的问题了，倭寇问题关于“倭寇”，
历来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之多，但是从八十年代以后，一些学者从历史本身出发，对“倭寇”问题做出新的解读。他们的表述大概是可以概括成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所谓的“倭寇”问题或者具体的加以限定，就是明代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也就是人们都知道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所要打击的那个“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它和“海禁”政策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他们把它称之为这是一场“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这就开启了人们一种新的思路，所以，我们可以对“倭寇”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倭寇“倭寇”这两个字从字面上来看，很容易望文生义，
权威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它解释“倭寇”，就是说这是明代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也就是它给“倭寇”下的定义是这样一个定义，就是明代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从字面上来看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历史是很复杂的，仅仅从字面上来望文生义容易使人不得要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所谓“倭寇”，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最早出现“倭寇”这个词汇的，
在公元的404年，高句丽的“广开土王碑文”就出现“倭寇”这个词汇，很早就有，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讲的明代的嘉靖时期，始终存在着这个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倭寇”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笼统地说“倭寇”就是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具体到和明朝相关的那一段时间，
有所谓前期倭寇和后期倭寇，前期倭寇是指的14世纪到15世纪在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倭寇，后期倭寇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个嘉靖时期的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那个倭寇，
这两个时期的倭寇它有所不同。日本有一位专家叫做田中健夫他一生研究倭寇问题，写了很多的专著和论文，根据他的分析，前期的倭寇，就是明代前期的倭寇，
就是14、15世纪的那个倭寇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为活动基地的倭寇，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混合体；而后期倭寇就是嘉靖时期的倭寇，也叫做“嘉靖大倭寇”，这个嘉靖时期的倭寇或者说“嘉靖大倭寇”，日本人的数量很少，主要的是中国人。
他还进一步分析说，把倭寇看作一个连续的历史事项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说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倭寇，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此，有所谓“吕宋岛的倭寇”，就是菲律宾群岛的倭寇，有所谓“葡萄牙人的倭寇”，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些问题呢？
这是一个。另一位日本明史专家山根幸夫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明帝国与日本》，他着重地分析后期倭寇，就是嘉靖时期的倭寇，他认为这个时期的倭寇和以前的时期的倭寇有所不同，两点：一点，后期倭寇的主体
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为什么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呢？他说：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这样一些中国商人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日本）山根幸夫《明帝国与日本》第二，他说倭寇的最高领导者并非日本人，
而是徽商出身的王直等人，因为他们要求废除海禁政策，使他们和日本商人之间的民间的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没有成功，因此他们的身份就带上了“海商”，就是海上的商人，
海商兼海盗的这样一个烙印。
那么是不是说日本学者的研究，他们有偏袒自己日本的问题呢？从历史的事实来检验，并非如此，因为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也有这方面的研究，而他们的结论和日本学者的结论
基本上是接近的。比方说，大陆学者提出嘉靖时期的倭寇是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的产物，也有的学者指出，嘉靖时期的倭寇，里面有真倭寇和假倭寇之分，就是有真倭和假倭的区分，真倭当然是指的真正的日本人，假倭就是被称之为倭寇，实际上他们是中国人，
意思是假倭。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呢？他分析说：这些真倭恰恰是受假倭雇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群体里面真倭不占主导地位，他是被假倭雇用来以假乱真，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地低于明朝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他们需要很多先进的、高质量的中国商品，因此中日之间的贸易，日本方面的需求量非常之大，从事这方面贸易的就是一些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它的主体就是徽商，徽州商人，他们财大气粗，
有庞大的船队，也拥有武装，他们为了掩人耳目起见，雇用一些日本人在他们的船上，这就是真倭，所以，真倭处在从属的、辅助的地位。台湾学者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所谓的“倭患”，倭寇的形成和走私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而走私贸易和海禁政策有关系，
因为海禁禁止民间的私人贸易，所以它不得不用走私的方式出现，这是来解释所谓的倭寇问题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路。我们具体要谈到日本的问题，日本在朝贡体制下面，
它也是和明朝进行朝贡，附带有贸易，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面，不断地派遣使节，率领船队，同时在船队上有大批的日本的商人，他们必须拿着明朝的礼部颁发给他们的勘合“校勘”的“勘”，
“合同”的“合”，“勘合”，通俗地说就是通行证，他们才可以在宁波港口登陆。在宁波港口登陆，然后又在接待日本使节和日本商人的宾馆地方下榻，使节和官员们就等待明朝礼部的通知，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北京，
这个期间随船来的商人就在宁波港的接待日本使节官员和商人的宾馆附近，就地和当地的商人进行民间的贸易，就是附带带来的朝贡贸易。一旦得到明朝礼部的通知，可以进入北京了，
他们就再沿着运河北上。到了北京以后，就在礼部指定的接待宾馆，就是会同馆下榻，在接受皇帝的接见，呈上贡品，领回赏赐的这个过程当中，随船而来的日本商人再次在会同馆附近
和当地的中国商人进行民间的贸易，然后回去，再从宁波返回日本，这就是中日之间当时的朝贡贸易体制下面的一种状况。这是一个经常化的过程，如果没有意外，它是定期不定期地在继续进行着，但是这个口子是非常有限的，
嘉靖二年，日本的使节内部发生冲突，就是按照常规，只有一个使节代表日本方面率领船队来到宁波，而出于利益的争夺，另一个地区的商人集团
和他们的当地的政府部门也派出了使节和船队，附带还有商人，同时来到了宁波，都说他是正宗的代表日本方面，争贡于是有一个“争贡”事件，争什么呢？争夺朝贡的权力，为什么要争夺朝贡的权力呢？因为朝贡附带有贸易，
这个贸易对日本方面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回去以后，带回中国的商品，到日本可以以比较高的价格出售。这个利益集团互不相让，于是在宁波发生了“争贡”事件，这两派大打出手，
这个大打出手影响很坏，于是乎，明朝政府的高层有些官员，比较偏于保守倾向的官员，他们认为海禁还禁得不够，因为还有一个口子，比方对于日本来讲还有一个宁波港的口子，他们认为要禁到底，索性把宁波港的口子也给它封闭掉，
找到一个借口就是说，你看，他们互相打起来了，这影响多坏，“争贡”事件。所以此后宁波港就被封闭了，就是日本的朝贡断绝掉了，当然附带的贸易也就断绝掉了。
但是，日本方面需要大量的中国商品，禁是禁不掉的，因此，就必然有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就是民间的走私贸易来取代，它要冲破这个海禁政策来分享两国之间的贸易的利益。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日本方面需要中国的商品量非常大，
比方说生丝、丝绵、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水银、针、铁锅、瓷器、钱币、药材乃至书本，大量的需要，本来它可以通过朝贡这个体系附带带来的朝贡贸易它可以解决他们的需求问题，
现在把这个渠道也堵住了，那么，日本方面需要这样多的中国的商品只能由民间的走私贸易这个渠道来取代。为首的当然就是刚才讲到的徽商出身的王直，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往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和日本之间，因此，这个王直
就被称之为倭寇了，甚至于称他为“倭寇王”，因为他有一支庞大的船队，而走私肯定是武装走私，因为明朝的政府军要禁止他，他必须要用武装来反抗，因此，他就又带上了“海盗”的色彩，但他的主体是海商，
兼有海盗的色彩，这就是后期倭寇或者说是嘉靖时期的倭寇的一个由来。那么，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倭寇的问题呢？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第一点：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日本人，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真倭”，就是真正的日本人。第二点，是海上贸易走私商人集团的首领王直等人，他们有意制造混乱，以假乱真来保护自己，就是他们的船队去了日本，从日本回来，
在船头上面站着一些日本人，打扮成日本模样的真正的日本人，远远的中国的军队看到，这就是倭寇来了，他为了保护自己，以假乱真。第三个原因更重要，明朝沿海的一些将领们，就是专门来对付倭寇的将领们，他们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因为当时规定，
你如果杀掉一个倭寇，可以有五十两银子的赏钱，那么他要冒报战功，不分青红皂白，抓住或者杀掉都说这是倭寇，所以当时的人在历史文献里面就记录了这样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官兵他为了要斩杀倭寇可以拿到重赏，就是这句话，就是“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明明知道他杀掉的是中国人，他说他是倭夷，就是倭寇，“以讹传讹”，都说这是倭寇，
其实，他们杀的是中国人。用这条历史资料我们也可以印证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的明史专家山根幸夫所说的嘉靖时期的倭寇，或者叫做后期的倭寇，它的主体是中国沿海的中小商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其中以中国人为主体。
关于[“海禁”与“倭寇”（下）] :
王直，因为他生意做得很大，发家致富了，他在浙江沿海，就是舟山群岛，有他的贸易基地，明朝政府认为这是倭寇的活动场所，就发兵把他的贸易基地全部捣毁了，那么他就到了日本，在日本的沿海的一些岛屿或者港口
建立他的基地。现在我们在日本仍然可以找到当年王直活动的那些岛屿和港口留存下来的遗迹。等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稍微放松一点，他们就来了，当然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获取的利润相当地可观，比方说中国的生丝，从东南沿海运到日本，它的利润可以达到十倍，有这样巨大的利润的刺激，他可以冒险进行走私贸易，
明朝的官军要对付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可以通过葡萄牙人买到一些欧洲的热兵器，就是火炮，放在船上，明朝的边防的军队还没有这样的装备，
所以他可以继续保持他的沿海的走私贸易。明朝政府方面始终是要把它作为打击的对象，就是把这个沿海走私贸易集团作为打击的对象，把他们作为倭寇来打击，因此王直曾经向政府当局提出
“开港通市”的要求，就是你开辟一个港口，允许贸易合法化，希望能够放弃海禁政策。他曾经向政府提出可以仿照广东方面比较宽松的这样一个势力，
就是广东方面明朝政府略微宽松一些，是不是可以把广东方面的这个做法也搬到了浙江沿海来，你可以做到“通关纳税”，就是你可以设立海关，收取关税，设立海关，收取关税，那么这个贸易就合法化了，也就是说政府要承认
民间的贸易是可以合法的进行的。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来，王直的要求并不过分，刚才我讲到，我们放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以后的全球化贸易的大背景下来看，
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潮流的，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是可以“通关纳税”，“开港通市”，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的“倭患”，就是倭寇造成的后患，因此可以迎刃而解，他曾经向有关方面表示，
他可以担保，说这个问题就此可以化解掉了。当时的平倭总督胡宗宪是东南沿海平定倭寇的最高长官，他表面上答应了王直的这个要求，就是说“开港通市”可以，同意。这是表面上这样讲，
那么既然王直以为平倭总督已经答应了，于是他就接受了胡宗宪的招安，也就是说他投降了，不再跟官军对抗了，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追求中日之间的贸易的合法化，没有料到他表示投降，也就是接受他的招安以后，
胡宗宪就出尔反尔。在嘉靖的三十八年，把王直抓到杭州的官巷口的闹市，杀头示众。他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所谓的倭寇问题或者说“倭患”，其实恰恰相反，因为这不是王直一个人的问题，
它是东南沿海几个走私贸易商人和东南沿海的一些豪绅，他们都在这个贸易当中得到好处，他们互相勾结起来进行走私贸易。所以你把王直杀掉，又有其他的人起来成为这个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因此日本沿海的
五岛列岛、平户等地仍然是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所谓的倭寇问题或者说倭患问题，越来越严重。
一般人们头脑里面讲到倭寇、讲到倭患，他的直观反应就是那些倭寇上岸来，在那些工商业的城镇里面烧杀抢掠，这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很多地方志和其他的历史文献都有记载，凡是工商业繁荣的、经济富庶的那些城镇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遭到倭寇的骚扰，那么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呢？我看可以这样解释，就是你把合法的朝贡贸易的渠道堵住了，那么随而代之的走私贸易也被取缔了，
而且派出重兵来围剿他们，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有中小商人，还有追随他们的一般的民众，沿海的民众，以这个谋生的，他们的生路没有了，作为一种报复的手段，他们就在岸上烧杀抢掠了。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文献里面留下来的记录就说这就是倭寇的烧杀抢掠，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解释“倭寇”的时候，就是说这是明代时候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日本海盗，其实它的真相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刚才我讲到三个原因，里面确实有一部分是真的倭寇，但是这个真的倭寇是受假的倭寇的雇用，受他们操纵，
真倭反而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另外，王直等海上走私贸易集团首领他们要以假乱真，故意制造假象，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弄的结果真假辨不清楚了，再加上官军方面为了领取重赏，冒报战功，不分青红皂白，抓住的、杀掉的都说成是倭寇，
所以这个问题就非常地复杂化，不容易辨明真相，以至于后来的历史学家要把倭寇的真相要揭示出来要花很大的功夫，再加上有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起作用，所以这个问题要接近它的真相就更困难。
比方说，不要说的很远，几年之前，曾经有两位大学教师到徽州去，王直的祖墓附近，搞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行动，因为王直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人因为王直的民间走私贸易给他们带去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所以在日本的影响还不错，
所以会有一些日本人专程来到徽州来帮王直来修整他的祖墓，坟，修坟，因为他们出钱出力了，所以在王直的祖墓边上立了一块碑，就是叫做芳名碑，把哪些人出钱出力的名字写在上面。那两位大学教师出于民族的义愤，
把这个芳名碑砸掉一个角，引起轩然大波，赞成的人很多，认为这个好，觉得很好，他们的背后的前台是什么呢？在他们的眼光当中，认为王直是汉奸，是这样子的思路来的，
这种夹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判断，在我看来，离开历史的真相比较地远。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强调：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法）兰克研究历史必须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就是你不应该夹带任何的主观的情绪在里面，因为夹带任何主观的情绪在里面，
他会有偏见，就不容易揭示真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因此，为什么这个倭寇的问题多年来始终纠缠不清，和这个有密切的关系。王直的死不但没有使倭患消停，反而愈演愈烈，因此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有戚继光和俞大猷率领军队来剿灭倭寇的这样一些场面。
其实真正要使倭寇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者是消除倭患，从历史的本身来看的话，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取消海禁政策，取消海禁政策是什么？就是意味着民间的走私贸易不再叫走私贸易，就是一个合法的贸易，这个渠道一打通，它就不必要走私，走私是武装走私，
它肯定就有所谓的战争，和明朝政府军的交战，如果把这个渠道打通，合法化，刚才我们提到的王直说是你可以设关收税嘛，正常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事实证明是根本关键在这里，那么当时人有没有意识到呢？当时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比方说对倭寇问题很有研究的
一个人叫做唐枢，写信给平倭总督胡宗宪，就讲到这一点，他分析了当时中外贸易的大趋势以及倭寇问题的根源，他指出了三点，第一点他说：第一， 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第二， 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第三， 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嘉靖三十一年“海上之为寇”，次年“各业益之而为寇”，再次年“良户复益之而为寇”。你用海禁政策
只能禁止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禁止沿海的老百姓不准出海私自和外国人贸易，你不能禁止外国的商人来和中国进行贸易。当时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都来了，西班牙人来了占了菲律宾群岛，他们和附近广东沿海的商人有贸易，葡萄牙商人占据了澳门，
以澳门作为一个据点，和日本贸易，也和中国沿海贸易，然后把中国的商品从澳门运送出去，越过马六甲海峡，运向印度，或者甚至于运到欧洲去，这个远程贸易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利润的诱惑，他们必然要找到中国的贸易对象，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
源源不断的中国商品，所以这个是禁不掉的，这是我帮他分析，他讲的就是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老百姓。第二，他说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的不合时宜，什么道理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
于是转而为盗”，就是正常的贸易渠道被阻止了，商人的生计没有了，他不能进行贸易，撤掉他的生计的来源，于是海上的商人也就转化为海盗了，“商转化为盗”，他就分析这个倭寇的来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说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中国的百姓，
他举了几个例子，比方，嘉靖三十一年所谓的倭寇，他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百姓；嘉靖三十二年所谓的倭寇，也是沿海的百姓；再一年的所谓倭寇也是中国的百姓。这是当时人的看法，所以我为什么说日本学者山根幸夫说的
嘉靖时期的所谓的倭寇，它的主体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中小商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他是讲的这一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就是民间人士写的野史，他们也讲到了这一点，而在官方的正史里面没有这样的一种记载。
在民间的野史里面有一个万历时期的学者叫做谢杰，他写了一本书《虔台倭纂》，就是专门谈倭寇问题的书，他有一个分析，谈到了问题的实质。他说，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 ——明·谢杰《虔台倭纂》历来所称之为的倭寇，其实主要的是广东的潮州人、
福建的漳州人、浙江的宁波、绍兴人为主体构成的，他还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倭寇问题和海禁政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说“市通则寇转为商”，“市通”就是贸易能够通畅，不遭禁止的话，那么，
所谓的倭寇他就转化成为商人，如果“市禁”，就是贸易渠道遭到禁止，“市禁则商转为寇”，就是海商就转为倭寇，因此，在他看来，商和寇它们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就是海禁政策的问题，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倭患”的起因海禁之过严
是“海禁之过严”，“海禁之过严”五个字是他的原话，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或者说是倭患根源在于海禁政策。另一个旁证也说明这一点，嘉靖以后的隆庆元年，
也就是1567年，1567年，隆庆元年，取消海禁。政府当局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贸易这个大势是一个历史潮流，所以宣布取消海禁政策，也就是说承认民间贸易合法化，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倭患”烟消云散，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把它放在当时的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上来看，“海禁”与“倭寇”的关系就可以看得比较透彻了。此后，又出现一个和先前的王直同样类型的人物郑芝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他也被当局看作为海盗，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海上的商人，他也从事和日本的民间贸易，但是他不再被称之为倭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好，到此为止，谢谢。
关于[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上）] :
各位朋友，大家好！下面讲第六讲，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东林书院在晚明历史上轰动一时，
它在万历三十二年建成，到天启五年被禁毁，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但它影响非常之巨大，因此，也就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一个热门课题，对于它的研究非常之多，
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检讨。一个，东林书院究竟是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另一个，
东林书院是不是一个“党”？或者说是政党？以往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东林书院是一个议论政治的政治团体，或者说是谋求改革的政治团体。因而，把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所谓“东林党”，
把它政治化，而类比于近代的政党，这里面应该说是有相当的问题存在，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研究历史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地接近历史的真相，揭示它的本来面目。首先，我来谈谈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在万历三十二年，下野的官僚顾宪成
和他的朋友高攀龙等人，建成东林书院之前，在无锡曾经有过东林书院，或者叫做杨时书院，就是宋朝有一个学者，在那里建了个书院在讲学。
那么，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原来都是在政府里面的官员，因为政见的不合而下野回到无锡。他们想把他们的抱负
放到书院的讲学上来整顿道德，所以有志于恢复曾经存在过的杨时的书院，在得到了常州知府和无锡知县的支持下成功了。由于顾宪成、高攀龙的声望，东林书院建成以后，
就成为知识界引人注目的焦点。四面八方的学生和学者都来到东林书院从事学术活动，引起官方的注意，也引起民间的注意，
所以，支持他们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盛举，反对他们的人认为这是假借书院这块地方把它变成议论政治的讲坛。因此，关于东林书院从它建成以来一直到当代，
人们的见解是众说纷纭的。而要了解东林书院我们必须从它的直接有关的历史文献着手，那就是先后编撰的
有关东林书院的志书，就是《东林书院志》几种不同版本的《东林书院志》，能够看到原原本本的东林书院的面貌。另外，还有创办东林书院，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
这些学者的文集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东林书院的本来面貌。
下面我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他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书院，就是把东林书院恢复起来，他们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想继承正统的学脉。因为在这之前，王阳明学派曾经风靡一时，
王阳明的心学它和朱熹的理学有很多地方是针锋相对的。在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为代表的东林书院的那些同仁们看来，他们认为
应该回归到朱熹的理学那里去，这样可以继承正统的学脉。他们要扭转因为王阳明的徒子徒孙的影响而造成学风的混乱，所以要整顿学术的道德。
东林书院认真说起来，它就是一个书院，书院就是民办的学校，我们从各种历史文献里面可以看到，东林书院引起人们关注的就是所谓的东林讲会，就是讲学的讨论会，它有小会也有大会。无论是小会和大会
都非常地受到人们的欢迎，所以参加者非常之多，天南海北的人都来。那么东林讲会他们讲什么、讨论什么呢？东林书院它内部的院规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东林讲会每一次讲会的举行，
它推一个人做主讲，这个主讲人能讲什么题目呢？《四书》它规定，讲《四书》的一章，《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讲《四书》里面的一章。主讲人讲完以后，与会的听众可以提问，然后，大家展开讨论，
这是东林书院的院规规定的，就是他们是在研讨《四书》。顾宪成的弟弟顾允成很明确地表示：如果在讲会上有人要发表新奇的、古怪的言论，他是很反感的。就是大家严格地遵守这个规定，
在讲《四书》、研究《四书》、讨论《四书》。为什么是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呢？因为顾宪成、高攀龙，包括顾允成、钱一本等人，他们曾经在官场上面遭到种种的挫折，
对当时的政治已经失望，所以他们回到地方上来创办书院，他们就带着一个明澈纯净的心态投身到学术当中来研究学问。他们的心态是非常地超脱的，比方说顾宪成，就是东林书院的
第一代领导人顾宪成，他在跟朋友的书信里面，就表露过他的这种心，他为什么创办东林书院，他在创办东林书院过程当中他的心态是如何的。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东林书院
完全把外界的事情全部抛到脑后去了，他说了一句话就是“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明·顾宪成什么意思呢？不管东林书院以外社会上的是非。他还讲了一句话，
他描写他当时在东林书院的心态，他说：我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明·顾宪成就几乎好像是一个桃花源人，就是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是个世外桃源的人，与世隔绝的人，他就要求，他说，我，就是不再过问人间的事情，就是社会上的是是非非，
他以桃花源人自居，是这种心态。那么东林书院的第二代领导人，顾宪成去世以后，第二代领导人就是高攀龙，他也是这个心态，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明·高攀龙就是现在这个时势、局势
发展到这个地步，世局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开口的余地了，也就是不用开口了，叫做就是你想关心也没有用，因此他说
就是跟顾宪成的心态是一样的，桃花源人，超脱于这个社会之外，潜心于学问当中。到高攀龙离开东林书院，那么东林书院的第三代领导人吴觐华，他为书院制定的院规
继承了顾宪成和高攀龙的教训，他立了规矩，就是在东林书院里面不得“评有司短长”，什么叫“评有司短长”呢？就是不得议论有关政府部门的是非，
还有句话，不得“议乡井曲直”，就是不得评论地方上，乡井，乡井就是地方上的，曲直，也就是是非。那就是说，第三代的领导人也强调这一点，你凡是进到东林书院，关心的就是学术，关心的就是学问，而不关心政治，不要去议论政治，
无论是中央的政治或者地方的政治都不谈论。而且还提到，有关这样方面的文件不可以带进到东林书院里面来，也不可以传播，更不可以议论。
有一条规定，比方说，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
一味勤修讲学。除了“谈经论道以外”，“谈经论道”，就是谈论“四书五经”以外，凡是朝廷之上、郡邑之间的是非得失，朝廷就是中央的，郡邑就是地方的，是非得失，听到的不传播，有人问你，你不回答，就是大家集中精力来潜心于学问。因此，外界的所谓的“飞书、揭帖、说单、诉辨”这些东西，不可以带进东林书院的大门。所以，东林书院很显然他们是为学问而学问，远离政治，以这个来标榜的，
不仅是停留于口头，而且付诸实践了。所以后人把它说成是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是误解了，或者说是被浅表层次的记载所迷惑了，没有深入到它内部去考察它导致的结果，
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团体了。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果呢？因为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就是不注重于实证的功夫，而比较多的考虑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以会有一种曲解。
美国有位学者叫做贺凯，这是汉学家起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是Charles O.Hucker，他写的论文叫做《明末的东林运动》，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他这样说，他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美）贺凯《明末的东林运动》
下面这句话是关键的，他说：我认为这位贺凯给东林书院的定位是非常接近于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的。大家一定会感觉到很惊讶，
什么这个美国学者反而能够看透，而中国学者身在其中反而看不透呢？这是一个认识论上常常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你在此山中，所以看不清庐山的本来面目，因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个见解我们拿过来分析东林书院，非常有启发意义。所谓重整道德，它有两种含义，像顾宪成、高攀龙这些人他们在做官的时候，他们所谓重整道德，当然要整顿君臣之间的道德，就是为官的道德，
但他们下野了，他们就不会再去考虑或者关注重整道德的重心，就是原先那个重整君臣之间的道德，官僚的道德。下野以后办书院，他们关注的是重整学术的道德，
改变学风，回归到朱熹那里去。他们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办东林书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概念出发，人云亦云地认为
东林书院是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那么东林书院是不是一个“党”呢？因为有“东林党”这个称呼，那我们怎么看？既然叫做“东林党”，前面东林是东林书院的“东林”，
那个“党”究竟是个什么含义？东林党当今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到这个“党”字，他的直观反应肯定就是政党，但是历史上的“党”字，它有另外的含义。
中国的汉字非常地奇特，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背景下，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唐代有“牛李党争”，有所谓“牛党”和“李党”，这是当时历史文献上面存在的，
就叫“牛党”和“李党”。因此把“牛党”和“李党”之间的斗争，历史学家把它叫做“牛李党争”，那么这个“党”是什么意思呢？是政党吗？不是。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政党的“党”。关于这一点，《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当然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
他们特别做了说明，《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的时候就指出：就说“牛党”和“李党”，它说这个派别不论在当时或者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就是“牛党”、“李党”，都被称为“党”，不仅是当时，后来后世，在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
它在这个“党”的后面特别用英文标注出来，党（Factions）这个“党”是什么呢？Factions，f、a、c、t、i、o、n、s，Factions，然后说，但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的“党”，它在政党的“党”后面（Parties）又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出英文Parties,p、a、r、t、i、e、s，
那么，同样一个“党”在我们中文表述的时候，很难区分它是什么含义，因为《剑桥中国隋唐史》它是用英文写的，它用英文表述出来，“牛党”、“李党”的“党”，它认为，“牛党”、“李党”的“党”，不是Parties，而是Factions，意思这个“党”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Parties，一个是Factions，
那么，这个Factions就是“朋党”、“派系”这个意思。它下面说：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就是它的理解、它的解读恰恰能够揭示在唐代的“牛李党争”那个“党”字的本来含义。那么，毫无疑问，东林党的“党”也是这个意思。我们说到东林党的“党”字，它也不是政党的意思，它也不是Parties，而是Factions，
就是说它不是政党而是朋党。关于这点，著名的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他有一段精辟的分析，因为他参与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关于隆庆万历这一章的撰写。他在讲到东林党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
这个标题是叫做“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他明确地写道，说：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黄仁宇《剑桥中国明代史》这是他的看法，
接下去一句很重要，他说：这个称呼是东林书院的敌人强加给他们的，把它叫做“东林党”，把他们的成员叫做“东林党人”，是他们的敌人加给他们的。
而这个“党”，他认为是“派系”、“帮伙”、“宗派”的含义，而不是政党的含义。这是对于历史有了精深理解以后的一种解读。
我认为黄仁宇的这个解读方式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的真相。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东林党其实并不是什么党，
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党”，所以把它看成政治团体乃至于把它看作是一个政党，这是和历史开玩笑，距离真相远了。那么是不是有人持有这个观念的？有。有的学者
在解读东林党的历史的时候，就把东林党类比为现代的政党，好像他们是一个在野党，来抨击在朝的执政党，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团体。也有的学者认为，即使它不是我们现代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但是，是不是可以把它看作
政党的前身或者是政党的雏形，也有人这样的观点，说把它看作政党的前身或者政党的雏形，也无不可，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首先要形成它的一个背景，你这个土壤要搞清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可不可能出现政党的雏形、政党的前身。
我们知道，在英国17世纪以后，最早出现了政党，辉格党、托利党。此后才有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政党，在此之前的中国会有产生政党的土壤和条件吗？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毫无道理，但是，至少要说明这个问题，才能令人信服。2
关于[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下）] :
刚才我引用到的黄仁宇说：东林党这个党人或者说把他们称之为“党”的话，他说这个最初是他们的敌人加给他们的，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当时官僚队伍里面派系斗争非常之复杂。
那么后来一部分东林书院的人再度出山去做官了，他们表现出来一种比较清正廉洁的倾向，对腐朽势力的一种斗争，引来了对立面的不满。
所以他们会来指责“你是东林党”，这是有这种背景存在。这个过程非常地复杂，在顾宪成活着的时候，这种倾向已经显示出来了，更不用说顾宪成死去以后，高攀龙等人再度出山，
这个斗争就更加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先说顾宪成还活着的时候，因为顾宪成私人的朋友李三才就是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李三才，
在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任内很有所作为，也有政治抱负，所以得到舆论的好评。所以当时内阁要增补新成员的时候，
就有人建议把像李三才这样的人从地方上选拔到中央，进入到内阁，这必然引起到反对派的不满，因为牵扯到权力的分配问题。他们必然要用丑化李三才的方法阻止他进入到内阁去，
于是乎有些人就弹劾李三才，说李三才这个人：“贪”，“贪污”的“贪”；“险”，“阴险”的“险”；“假”，就是“虚假”的“假”；“横”，“专横”的“横”。“贪、险、假、横”，给他勾画一个丑角的面目，丑化他，仿佛这个人是个贪官。
还说李三才背后有一批党羽，他在结党营私，所以有人会支持他，要推举他进入内阁。面对这种情况，已经是在东林书院以桃花源人自居的顾宪成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感觉到这个是欺人太甚，
他想为李三才辩护，所以写了信给内阁的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来为他辩护，结果适得其反。
其实我们比较平心静气地来看，在我看来，这是顾宪成的失策。他既然以桃花源人自居，不再过问社会上的是是非非，他完全可以超脱，用不着为李三才辩护。他虽然写的是私人信件，给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
写的是私人信件，但是这个私人信件它往往也可以被对立面拿来作为攻击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来说，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遥控朝政，
他和李三才结成一党，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东林党”的称呼的来源可以追溯到这场斗争。
顾宪成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者说他也有一种学者的正义感，不吐不快，所以他写了这个信，结果惹来了很大的麻烦，反对派群起而攻之。到了这个形势下面，
李三才被反对派抓住一些把柄丑化，迫使他辞官而去。而顾宪成这个时候才认识到，他先前写信为李三才辩护实在是一个失策。他也和朋友的信里讲到，
当初不应该出来讲这个话，使得这个把东林书院也牵连到这场政治斗争里面去了，说他是遥控朝政。当时有人看到了，这个事情愈演愈烈，有人就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南宋时期打击朱熹，
把朱熹为首的那个学派称为“伪学逆党”的再演。因为朱熹在南宋他的理学影响非常之大，朱熹这个人为官也是清正廉洁，有人要攻击他，
因为朱熹他的政见倾向于抵抗派，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什么意思呢？先把内部整顿好，然后北伐，把敌人赶出去，收复失地。这当然为掌握朝政的投降派所不满，
他们要攻击他，就从攻击他的理学是“伪学”，就是假的道学着手，感觉到这点还不够，说他还结党，所以叫做伪学逆党逆就是反，反叛的意思，逆流，伪学逆党，罗织了一个“伪学逆党”，59个人，朱熹是这个逆党的首领。
所以朱熹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非常郁闷地、凄凉地死去的。他死了以后，南宋的统治集团才意识到朱熹的理学对于统治还是非常有价值、有用的，所以，再为他平反昭雪，把他的理学提高到官学的地位，以至于影响到元、明、清三代，
但是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有人就说，现在对于东林书院的打压，用东林党这个手法来打压它，和南宋时候打压朱熹用“伪学逆党”的手段来打压是一样的，可能是再现，表示忧心忡忡。
到了天启年间，情况愈加复杂化，因为在从万历到天启之间一段过渡时期里面，朝廷里面有一些官员，是从东林书院出去的，有一些是同情东林书院的或者受东林书院影响的正直的官员，
他们的行为形成了对立面的反感。天启初年曾经出现过众正盈朝短暂的“众正盈朝”的局面，就是正直的官员纷纷地起用，在朝廷占有相当大的势力，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和东林书院有一些联系。
比方说，高攀龙出去，高攀龙本来就做过东林书院的第二代的领导人，毫无疑问他是和东林书院关系最密切的，其他还有一些人，他们要想扭转这个政治局面，打击那些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因此遭到对立面的抵制。那么，这些对立面的人物
在感觉到势单力薄的时候，他们纷纷地投奔到大太监魏忠贤的门下，形成所谓的阉党就是太监党，“阉”就是“阉宦”的“阉”，阉党。当然“阉党”这个党它也不是政治党派，它也是一个朋党、一个派系、一个帮伙，
所以天启年间就有所谓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就是这样来的。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完全代表邪恶势力，因为魏忠贤他把持朝政，
正直的势力不断地弹劾魏忠贤，弹劾他所操纵的那个“阉党”。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反扑过来就要整所谓的“东林党”，因此，这个时期的东林党
就和万历时期那个东林党的概念又有一些变化，范围越来越扩大。一言以蔽之，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看来，凡是反对他们的，他都可以加上东林党的帽子，不管他和东林书院有没有关系，
所以成了一个整人的手段、一顶帽子。比方说，魏忠贤指使他的亲信编一个《东林党人榜》有309个人，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在阉党看来这是反对魏忠贤的，
都把他放在这个名单里面，是一个黑名单，向社会公布，他的政治用意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所谓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实体，要政府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来清除异已势力，如此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东林点将录》
点了108个所谓的东林党人，按照《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泊108将，他一一对号，也是一个黑名单，就是打击异己势力的一种手段，搞一个黑名单，这个黑名单上第一号人物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李三才。
他用《水浒传》上的托塔天王晁盖的名号，叫做“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这是《东林点将录》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号人物是叶向高，叫做“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就是相当于《水浒传》里面的及时雨宋江的地位。
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所谓“东林党”，如果是按照阉党的眼光来看，它是一个党，那么，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真的是东林党吗？真的代表东林党吗？李三才首先看李三才，我们刚才讲过了，他跟顾宪成的私人关系很好，但是这个李三才他始终是在做漕运总督、凤阳巡抚，
后来提升为户部尚书，他没有直接参与东林书院的活动，而且当后来有人攻击他，说李三才和顾宪成结党，他们通过这个手段来打击东林书院的时候，李三才还挺身为他们辩护。他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李三才是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称之为淮抚，就是淮河的“淮”，巡抚的“抚。他说我淮抚是淮抚，就是我李三才是李三才，东林书院是东林书院，我们里头毫不相干的，而且他还为东林书院辩护，说东林书院集合了一帮仁人志士、正人君子，个个都是佼佼者，
不能因为我而牵连到他们的意思。所以李三才本人他也不承认他居然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这是后来加给他的。叶向高那么，叶向高如何呢？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叶向高，叶向高做到内阁首辅。
但是，叶向高按照当时从万历到天启年间政坛高层派系斗争这个标准来看，因为当时很多派系，他真正应该归入
沈一贯为首的“浙党”，就是“浙江”的“浙”，“浙党”。因为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他其实是沈一贯的“浙党”。而“浙党”在万历后期是东林一派的对立面，
因此，把叶向高放到东林党成为它的第二号人物，也是很荒唐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这个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它不是要来考究你究竟是不是东林一派的人物，或者是不是和他们的主张一致的，他就认为
叶向高是他们要清除的人物。为什么道理呢？杨涟这个人确实跟东林书院关系比较密切，如果说杨涟是东林一派的人物，那没有问题，杨涟他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列举二十四条罪状弹劾魏忠贤，要置魏忠贤于死地，就是要把魏忠贤拉下来。那么，这个事情叶向高知道了，叶向高希望杨涟不要写这个奏疏去弹劾魏忠贤，他说这样子会把形势搞得剑拔弩张而不可收拾，他希望由他出面来调和两派。所以看得出，叶向高的立场，他是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做调和、做调解，他不是站在东林的立场上来说话的，
他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说话的。而且他曾经向皇帝提出，既然有那么多的人来弹劾魏忠贤，而魏忠贤，确实有很多弹劾的奏疏里指责他的种种的劣迹昭彰的东西，所以他向皇帝建议，
为了平息这个舆论的指责，最好让魏忠贤自己辞职，自己辞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这样子舆论的指责就会平息下去。用这个方式来削减矛盾，使得政府高层可以正常的运转，否则的话事情就很难办。
魏忠贤由此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你要想叫我辞职，就是把我弄下台，我要迫使你辞职，所以在很强大的压力下，叶向高不得不屈服，不断地提出向皇帝提交辞呈，要求辞职，最后还是辞官而去。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
《东林点将录》把李三才和叶向高作为东林党的第一号、第二号人物确实是，完全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根据。因此就是说，他们构建一个东林党的名单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于打击反对派的需要或者出于排斥异已的需要而炮制的黑名单。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黄仁宇为什么说
“党人”最初是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的，道理就是这样，从万历时期开始一直到天启时期，愈演愈烈。
1957年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东林党籍考》，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阉党炮制的《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把这两个黑名单里面凡是提到的人都放进去作为“东林党人”他来考，叫做《东林党籍考》。他仍然是把李三才和叶向高放在里面，第一号人物是李三才，第二号人物是叶向高。
那样子的话，就使得本来是虚假的，或者是虚拟的，或者是人为构建的所谓东林党，把它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这样的历史研究它会误导读者，这就等于在肯定《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的可信度，
使得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愈来愈与历史真相拉远了、拉大了距离。所以不少外国的历史学家或者说是汉学家，他们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就出于这样的考虑，就是东林党有很多误解，
加上了很多它不具备、本来就没有的那种色彩，所以，他们希望不用“东林党”这个词汇，改用“东林运动”，目的也就是在这里。比方说，黄仁宇写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的第九章，写到“隆庆和万历时期”的时候，他写的标题，就是写
“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的时候，就避开了“东林党”，而采用东林运动比方说，他说：“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等等。韩国的明清史专家吴金成，他相关的论著里面也提到，不用“东林党”这个词汇，而用“东林运动”。他这么说的，他说：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所谓东林运动是通过讲学所产生的乡村评论和舆论集中为主的活动。——（韩）吴金成
避免使用“东林党”这个词汇，以免产生歧义、产生误解。我觉得我们用“东林运动”这个词汇来取代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的“东林党”这个词汇，可能更准确，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相。完了，谢谢各位。2
关于[魏忠贤与“阉党”专政（上）] :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讲第九讲，魏忠贤与“阉党”专政，是讲明朝天启年间的一段历史。魏忠贤与“阉党”专政魏忠贤是一个权势显赫的大太监，
在天启年间爬到了权力的顶峰，构筑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阉党”集团，把持朝政，人们称之为“阉党”专政。我们先来看一看魏忠贤这个人，
他的父母和家庭，历史上的记载略有分歧，比方说一个曾经和他同时代的宫里面的太监刘若愚，后来写的一本书，叫做《酌中志》根据他的说法，说魏忠贤是农民家庭出身，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叫刘氏，
就是普通农民家庭出身。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后来的表现和其他的记载来看，似乎不太可信，那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刘若愚因为他也是“阉党”分子，他有美化魏忠贤的嫌疑。
另一个材料是佚名的，就是不知名的人士，无名氏写的《梼杌闲评》介乎于野史和演义之间的一本书，它说魏忠贤出身于一个艺人的家庭，他的生父叫做魏云卿，是一个戏曲演员，母亲叫侯一娘，是一个杂耍艺人，
虽然他这本书带有演义的色彩，但是，肯定来自于民间，我觉得反而比较可信。因为另一个人写的一本野史，那不是演义，就是朱长祚写的《玉镜新谭》他描写这个魏忠贤有四个字，市井无赖
叫做“市井无赖”，很明显，“市井”就是商业街，“无赖”就是小混混，就是说他是商业街的小混混，如果是农村的农民，农村是没有什么商业街的，肯定是在城市里面，所以叫做“市井无赖”。那么对照起来看的话，《梼杌闲评》说他是一个艺人家庭出身，就比较可信了，而且这个人多才多艺，如果说他是农民家庭出身，很难协调一致，如果说他是艺人家庭出身，就比较可信。
比方说，朱长祚的《玉镜新谭》里面说他，这个人长相仪表堂堂，叫做“形质丰伟，言辞佞利”，就是身材很高大，伶牙俐齿，另外一点就说他这个人多才多艺，
说他会唱歌、会唱曲、会演奏乐器、会下棋、会踢球，多才多艺，而且样样都胜人一筹，这种状况和他的艺人家庭出身挂起钩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是市井无赖，所以这个人虽然目不识丁，
但是非常的狡诈，而且有胆气，只是不干好事，酒色财气样样都沾了，说他迷恋于青楼翠袖之间，喜欢到青楼妓院去，而且沉迷于赌博。
根据上面各种资料来分析，说他的家庭艺人出身应该说比较可信。这个人本名叫做“辰生”，因为他生于隆庆二年，隆庆二年是戊辰年，所以叫做“辰生”，大名叫做魏进忠“进退”的“进”，“忠孝”的“忠”，魏进忠。
后来母亲改嫁，那么他跟后父的姓，叫做“李进忠”，“木”“子”“李”，李进忠。一直到他发迹以后，进了宫里面当了太监一步步向上爬以后，才恢复他的原姓“魏”。那么到天启二年，当时的皇帝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忠贤“忠孝”的“忠”，“贤能”的“贤”，
其实这个人既不忠孝，也不贤能，虽然他叫魏忠贤，但是他到了显赫的时候，没有人敢直呼其名，没有人敢叫他“魏忠贤”这三个字，连皇帝都不叫，皇帝在批阅奏章的时候，或者下达圣旨的时候，提到他，都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就是“朕与厂臣”，
就是把魏忠贤叫做“厂臣”，为什么叫做“厂臣”呢？因为他是东厂总督太监，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他是东厂的总督，最高负责人。那么他之所以做到东厂总督，是因为他做到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是司礼监的第二把手兼东厂总督太监，
所以皇帝叫他“厂臣”，而且他的圣旨里面常常是相提并论，“朕与厂臣”如何如何，这是魏忠贤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的表现，那么其他的大臣们当然都不敢直呼其名。他的进宫做太监也很离奇，因为他进出于青楼妓馆，
而且沉迷于赌博，所以倾家荡产以后，老婆也跟他离婚了，又把女儿也卖掉了，走投无路，自己阉割想进宫去做太监，但是，明朝要招太监它有严格的程序，就是宫里的太监有一个机构专门来挑选，并且有专门的人员
做阉割的手续，不是人人私自阉割就可以达到目的的，魏忠贤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宫，又阉割得不当，差点丢了命，还是和尚救了他，不久有一位太监收留他，在他家里面打杂，明朝的有些大太监有权势以后，都成了大富翁，
所以他们在宫外买了私宅，休假的时候就在私宅里面居住，魏忠贤就进了这个大太监的私宅里面打杂，因为魏忠贤这个人“形质丰伟”，仪表堂堂，而且伶牙俐齿，在黑道上混了多年，人际关系的手段比较高明，所以得到了那个太监的赏识，
把他介绍到宫里面去当太监的最底层的“小太监”，这个“小太监”并不是年龄小，就是职务非常的低下的打杂的，就是打扫打扫庭院的这种太监，那么进了以后，他就想方设法地往上爬，
首先他得到了一个魏朝跟他同姓的太监魏朝的帮助，和他结拜兄弟，因为他年龄大，所以称为“大魏”，魏朝年龄小就称为“小魏”，得到魏朝的帮助，但是后来两个人也发生矛盾，这是后话。
另外又得到了司礼监掌权的太监王安王安的帮助，王安也看中魏忠贤这个人非常有能力，所以要提拔他，当魏忠贤和魏朝发生矛盾，这个矛盾是怎么回事情呢？魏朝是乾清宫的管事太监，就是皇帝的宫殿的管事太监，
有相当的权力，所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小时候，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从外面请来一个奶妈，叫做客氏，“客人”的“客”，客氏，这个客氏十八岁生了个儿子，正好生了儿子不久，宫里面来招奶妈，就把她找去了，那么按照宫里的规定，做了皇帝的奶妈，以后又做了皇帝的保姆，就不好擅自出宫，
因此她就跟宫里面的女人一样，有一点幽怨，所以就找了太监魏朝，结成对食的关系，“对食”，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吃饭叫对食，就是宫里面的宫女要排遣寂寞，和太监结成一个非典型夫妻，叫做对食，
先是这个客氏找了魏朝，等到魏忠贤进来以后，客氏看见这个魏忠贤仪表堂堂、能说会道、多才多艺，就转移目标，把魏朝抛掉，和魏忠贤结成对食关系，因此，大魏和小魏发生矛盾，王安来调解是偏袒魏忠贤，
所以魏忠贤又得到王安的提拔。那么对于魏忠贤爬到权力顶峰，帮助最大的毫无疑问是客氏，就是天启皇帝的奶妈，这个客氏是非常妖艳，也非常有手腕的女人，她当然进来的时候是作为朱由校的奶妈，那么等到他不吃奶的时候，她也不出宫，
就成了朱由校的保姆，等到朱由校当了皇帝，那么这个奶妈和保姆应该可以离开宫了，但是皇帝不愿意，他对她有种依赖，大臣们再三的提出，要把客氏请出宫去，因为她的任务完成了，
特别是当这个皇帝结了婚以后，大婚以后，他有了皇后和妃子，他身边有女人照顾了，何必还要这个本来是奶妈，后来是保姆的客氏留在身边呢？所以只得把她请出宫去，但是，客氏离宫一天，这个皇帝整天茶不思、饭不食，失魂落魄，没有办法过下去，然后他就下了道圣旨，
要把客氏再招进宫来，而且训斥了一些大臣，以后再不许讲叫客氏出宫的事情，所以客氏以后，一直到这个皇帝死都没有出宫，那么皇帝对她有依赖，这个客氏又有手腕，所以客氏虽然是奶妈和保姆，但是，被皇帝看做是他八个母亲之一，叫做熹宗八母
因为这个朱由校，天启皇帝就是明熹宗，明熹宗的八母之一，相当于享受到太后的地位，所以她有相当的权势，因为她跟魏忠贤结成对食关系，所以尽量的在皇帝面前推荐魏忠贤，把魏忠贤这个文盲立即提升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就是代替皇帝拿朱笔来批阅公文的这样一个太监，有相当的权力，照理是完全不可以的，因为代替皇帝批阅公文你必须要有文化，而魏忠贤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个批阅公文是这样子，就是按照当时的程序来讲，内阁的首辅就是首相，
把大臣们送来的奏折看了以后，提出一个处理意见，用一个小条子贴在上面，这叫做“票拟”，就是内阁首辅起草的初步意见，就是这件事情该怎么办，供皇帝参考，皇帝看了如果同意，那么拿红笔照样子批在这个奏折上，叫做“朱批”，就是红笔批的。
但是皇帝不可能批阅那么多，于是，把一部分就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他来批，就是把那个内阁的“票拟”用朱笔写在奏折上，代表皇帝的意思，就是皇帝的圣旨，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干这个事情，那当然是要有文化，没有文化怎么干呢？就说明这个魏忠贤的爬上去是得到了客氏的帮助，
客氏利用天启皇帝的昏庸，就破格地把魏忠贤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兼东厂总督太监。他爬上了权力顶峰以后，就网罗亲信，搞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阉党”。阉党的成立根据《明史·魏忠贤传》里面的描写，阉党
这个“阉党”它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大体上有几种人员，一种当然是太监，就是他身边的亲信太监，比方说，被他和客氏扶到司礼监第一把手的，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握司礼监的大印的那个太监，这是宫廷里面太监的第一把手，而魏忠贤
自居于司礼监的第二把手，为什么他不做第一把手呢？他搞了一个傀儡，就是太监里面的听他话的人做第一把手，也可以掩人耳目，这个人叫做王体乾，虽然他是掌印太监，是第一把手，但是样样事情都是听魏忠贤的，所以实际上是魏忠贤的亲信，还有李永贞、还有涂文辅等三十多个太监，是他的“阉党”的
最核心的班子。第二层，就是内阁、六部等中央政府部门的高官，投靠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只老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彪”，就是“老虎”这个“虎”字多三撇，五彪，意思是小老虎；
“十狗”，十条狗；还有十个孩儿，因为魏忠贤得势以后，很多官僚要拍马屁，拜倒他的门下，自居于他的干儿、义子，把魏忠贤看做他们的父亲，所以就有“十孩儿”，还有“四十孙”，就是有些官僚自己知道，做魏忠贤的干儿、义子的身份都不够，只好做他的干孙子，所以有四十个孙子，19；00这样子，“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是中央一级的官僚机构里面的高级官僚投靠到魏忠贤门下的，其他第三类还有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僚，投靠魏忠贤门下，所以，魏忠贤的“阉党”，从中央政府最高层的内阁、六部，一直到地方的总督、巡抚，
都有他的亲信，形成一个死党，就称之为“阉党”。这个“五虎”里面我们要介绍几个，比方说“五虎”之首叫做崔呈秀这个人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就是说，拿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国防部长兼监察部长，
那就是说，军权和监察大权掌握在他手里，所以这个人是大臣里面，“阉党”分子里面掌握实权的一个人，是“五虎”里面的第一号人物，是魏忠贤的心腹，很多魏忠贤的坏事都和他有密切关系。
后来，到了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上台以后，“阉党”分子感觉到大事不妙，就把崔呈秀推出来，叫做“丢车保帅”，就是想玩弄一个花招，把魏忠贤干的坏事全部算到崔呈秀头上去，同时让魏忠贤可以过关，也可见崔呈秀，在“阉党”里面
也认为这个人是坏事做绝的人，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可以议价出卖官员，就是“按职论价”，公开挂牌出卖官职，叫做悬秤卖官悬一根秤，你这个官有多少分量，你要付多少银子，
官的分量越重付的银子越多，叫做“悬秤卖官”，这就是崔呈秀。那么“五彪”里面实际上是他的一些打手，比方说掌握特务机构，锦衣卫的田尔耕和许显纯，因为魏忠贤的“阉党”专政，
造成政治的腐败，引起正直官员的弹劾，那么魏忠贤就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把这些反对他的人抓起来，关到锦衣卫的监狱里面，严刑拷打，凡是被抓到锦衣卫监狱里的，没有一个可以活着出去，那么干这个事情的
就是田尔耕、许显纯。那么“十狗”，“十狗”里面我们讲一个曹钦程投靠到魏忠贤门下，自居魏忠贤的干儿、义子，整天跑在魏忠贤的家里面拍马溜须的，连他的同党都瞧不起他，
所以这个人品行过于的卑劣，魏忠贤都无法容忍，说他是害群之马，因为经常出问题，所以把他罢官了，怕连累到他们其他的人，但是这个人无耻透顶，为了表示不忘记对魏忠贤的一片忠心，
罢官之前在魏忠贤前面磕头，连声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这个“父子之恩难忘”，这个后半句可以理解，因为他自居为魏忠贤的干儿子，那么他和魏忠贤之间有父子之恩，但是什么叫“君臣之义已绝”呢？就是说，在这个朝廷，臣为代表的“阉党”分子心目当中，
他们已经把魏忠贤看做他们的国君了，说明魏忠贤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皇帝明明在，他们也把魏忠贤看成一个皇帝，所以，他们和魏忠贤的关系，他们把它定位为“君臣之义”，因为罢了官，就是“君臣之义已绝”，断了，但是，“父子之恩”还在，由此也可以看到
“阉党”专政有不可告人的野心的一面。当然，“阉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比方说有一个王绍徽在万历年间专门和东林派人士作对的，
他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向魏忠贤出了一个点子，来打击反对派，就是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那些正直官僚，凡是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都把他叫做“东林党”，编了一个黑名单，叫做《东林点将录》什么意思呢？按照《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编了东林党的一百零八个名单，
要魏忠贤按照这个名单来一个一个的予以清除和打击，魏忠贤看到这个东西大喜过望，称赞这个王绍徽，说王绍徽这个人“妩媚如闺人”，就是什么意思呢？看上去妩媚的像一个妇女，但是，你的笔下有风霜刀剑，非常厉害，他说：这是我家的一个珍宝，
这就是“阉党”分子的王绍徽。另外，魏忠贤和“阉党”声势大了以后，不仅是六部大臣以及地方的总督巡抚投靠他门下，连内阁的首辅，就是首相一级的人物也都投靠了，这里面的代表人物顾秉谦 魏广微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因为他们的投靠，
所以魏忠贤的“阉党”它实际上就控制了内阁，就是中央政府的最高部门。杨涟与阉党的斗争由于这样的关系，引起正直官员的不满，那么这里面最突出的就是一个言官，
就是负责言论监察的官员杨涟，“木”“易”“杨”，“涟”是三点水一个“连接”的“连”，杨涟，这个“涟”就是一个“车”字、一个“走”字，左边三点水。他做到了都察院的左副都御史，就是都察院的第三把手，
监察部门的高官，这个人一向为官清廉、耿直，而且得到天启皇帝的重用，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天启皇帝上台的时候，发生过一些宫内的权力纷争，他和一些正直的大臣挺身而出，保证了天启皇帝即位的顺利进行，所以担任高官，
因为他有这样一些背景，所以他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对魏忠贤和“阉党”的专政非常的有意见，于是写了一篇弹劾魏忠贤的奏疏。要知道，在魏忠贤势力鼎盛的时候，弹劾魏忠贤非常危险，
此前已经有人弹劾而遭到打击，杨涟当然知道这个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但是，他抱着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这个姿态来弹劾他，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高尚的气节，
这种气节被汉朝人概括成这样一句话，叫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什么意思呢？耿直、刚正不阿的官僚往往被迫害致死，死在路边上，而“曲如钩”，能够阿谀逢迎、
拍马溜须的官僚，可以飞黄腾达，封为公侯。从汉朝以来一直到明朝，莫不如此。因此，就形成了两种官僚的处世哲学，要么刚直不阿，死得很惨；要么趋炎附势，飞黄腾达。
杨涟选择的是刚直不阿，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以他写了一个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这样一个奏疏，几乎每一条罪状都可以置魏忠贤于死地，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比方说，他说：魏忠贤
专权乱政，无日无天，宫廷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京城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明·杨涟“无日无天”什么意思呢？没有天和日，就是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就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而且说：那毫无疑问，说魏忠贤这个人有政治野心，凌驾于皇帝之上。再比方说，
关于[魏忠贤与“阉党”专政（下）] :
他指出由于魏忠贤和客氏勾结，不想天启皇帝有后代，特别是不想他有儿子，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这个天启皇帝，天启皇帝是一个非常昏庸的人，因为他的父亲本来就不得志，父亲做了皇帝，一个月就死了，他没有一个准备，他以为轮不到他做皇帝，
所以他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没有这个才能的准备，也没有知识的准备，是一个叫做“至愚至昧之童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任何政治头脑的一个愚昧的人，但是，你说他完全是个白痴倒不一定，他是心灵手巧，他喜欢在宫里面做木匠、做泥水匠，
每天就是拿来锯子、刨子在那里做桌子、凳子，或者盖一个小房子，或者搞一些小发明，很有聪明才智，但是他对做皇帝没有兴趣，因此魏忠贤就利用这个皇帝的昏庸，在他在宫里面做木匠、泥水匠的时候，拿了公文向他请示，他马上不耐烦的说：我知道了，你们去办吧。
这样就心甘情愿的大权旁落，魏忠贤就利用皇帝这样一种昏庸的状况，掌控了朝廷，所以叫做“阉党”专政。因此他指出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又指出一点，魏忠贤和客氏他要掌控这个傀儡皇帝很容易，他不想他有儿子，出来一个聪明能干、有胆识、有魄力的人来取代他，
他们控制不了，所以希望他绝后，没有后代，所以他的皇后是流产的，他们专门派了他们亲信的宫女给她捶背、捏腰，导致她流产，他的妃子怀孕了，生了皇子，结果夭折，造成皇帝的绝后。杨涟指出：
你作为皇帝都无法保证皇后和妃子来给你生下小皇子。这个罪状非常的厉害，如果处决的话，不仅他本人要被处死，也还要株连到他的家族，所以他列举了
这样的二十四条罪状，而且提出：要把客氏驱逐出宫，要把魏忠贤就地正法，就地正法就是当场处死，这就是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较量了。但是这个天启皇帝真是很昏庸，这个杨涟明明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来帮他清除身边的奸臣，
他没有察觉，结果回答就是发放圣旨反而来为魏忠贤辩护，比方说，宫里面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你皇上，京城里面只知道有魏忠贤，
不知道有你皇上，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问题，这个天启皇帝说：完全没有这个事情，他说：我的大权没有旁落，什么事情都是由我做主的。说：朝廷一切政治事务都由朕亲自裁决，从来没有大权旁落，比方说，
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阴谋导致他绝后，他怎么批示的呢？他怎么回答？他轻描淡写的说，他说：这个皇宫皇后、妃子的事情，外廷的大臣怎么知道的？显然是在凭空捏造、嫁祸于人，要赶走我左右的亲信，使我处于孤立状态，如此等等。
当然，杨涟的弹劾失败了，不仅失败了，而且招来了很大的祸害，因为当时这个杨涟的弹劾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政治风潮，他的奏疏不仅在北京传播，也传播到南京以及全国各地，大家都在传抄，因为他讲出了人们想讲的话，而不敢讲的那些话，压力很大，魏忠贤也很惊慌。
有不少的正直大臣表示对杨涟的支持，纷纷地写奏疏来弹劾魏忠贤，形成一个高潮。那么朝廷里面的内阁首辅叶向高这个人他是一个中间的调和派，他既不站在杨涟这一边，也不站在魏忠贤这一边，他作为一个内阁的首辅，他想调和，但是很难，
因为这个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是很难调和，于是他感觉到形势这样对峙下去，使得中央政府要处于瘫痪，没有办法运作，他这个内阁首辅责无旁贷，所以他向皇帝提出建议，希望皇帝示意魏忠贤主动辞职，体面的下台，
但是魏忠贤怎么可能辞职、体面下台呢？因为他大权在握，他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在那里，于是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他最后采取的手段就是给叶向高施加压力，迫使叶向高不得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就是叶向高自己提出：我走了。辞职了。那么那些支持杨涟
来弹劾魏忠贤的那些人都被抓起来，包括杨涟在内，所以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就是把反对魏忠贤最厉害的十三个大臣全部关到监狱里面去，迫害致死。这样子一搞，魏忠贤就造成一个这样的声势，就是说，你们想要把我魏忠贤扳倒，是不可能的。
所以魏忠贤和“阉党”的声势就更加的嚣张。到了天启的后期，形成了一个魏忠贤的个人崇拜运动，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那些无耻的官僚为了拍魏忠贤的马屁，为魏忠贤建“生祠”，就是祠堂。
大家知道，中国历来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就是为死去的祖先建立祠堂，在重大的节日里面要进行祭祀活动，怀念死去的祖先，为活着的人建祠堂闻所未闻，魏忠贤还活着没有死，无耻的官僚就为他建祠堂，所以叫做“生祠”，就是活着人的祠堂，建了多少呢？
全国建了四十个魏忠贤的生祠，这个生祠是怎么模样呢？就像一个庙宇一样，就像祠堂一样，祠堂里面只有祖先的神主牌位，没有偶像的，不会，顶多有画像，不会有像庙里面的菩萨那样子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但是魏忠贤的生祠里面个个都有泥塑木雕的魏忠贤的偶像，
就是把他作为偶像来加以崇拜，这个偶像就是木头雕起来的，外面有油漆，像真人模样，这个装扮就像皇帝模样，那么这个肚子里面，它是木雕的，里面是空的，怎么办呢？总不能说是魏忠贤这个人腹中空空，又不能泥放一些草，说是里面全是一包草，也不能，
这个叫魏忠贤要发怒，所以，拍马溜须的人就在这个偶像的肚子里面放进很多金银珠宝在里面，说明他的肚子里面都是珍宝，而且每当这个生祠落成，典礼的时候要迎接魏忠贤的这个偶像，当时叫做喜容“欢天喜地”的“喜”，“容貌”的“容”，叫做“喜容”，
就是魏忠贤的的宝像、偶像，把它迎进来，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所有的官僚五拜三叩头，就如同见到皇帝一模一样，然后要发表讲话，就是吹捧魏忠贤的讲话，全国各地如痴如狂。
最令人齿冷的是，他们并不是不知道魏忠贤这个政治小丑的底细，市井无赖，吃喝嫖赌以后，自己阉割以后，开后门进入宫里面，一点点爬上来，他们都知道，但这种个人崇拜也不是出于真心的，完全是一种政治的交易，
两方面都有自己的政治企图，是一种政治投机。这样子魏忠贤就达到了他能够达到的权力顶峰了，他的名号也越来越离奇，本来叫他，比方一般称之为“魏公公”，后来不敢叫魏公公，叫做“上公”，后来索性叫“千岁”，
再后来就叫九千岁这个九千岁已经很荒唐了，因为这个“千岁”和“九千岁”就是皇亲国戚，就是皇帝家族的亲戚封为亲王的，才可以这样叫，千岁或者九千岁。这个魏忠贤和皇帝家族没有丝毫关系，但是，拍马的大臣就叫他千岁，乃至于叫他九千岁，
有的人以为九千岁还不够，索性叫他“九千九百岁爷爷”，拜倒他脚下的时候，就口里面大声呼喊“九千九百岁爷爷”，因为他们自居于魏忠贤的孙子，把魏忠贤看成“九千九百岁”，那就离开“万岁”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幸亏这个天启皇帝短命，只做了七年皇帝就翘辫子了，如果他的寿命长一点，那么这个魏忠贤的个人崇拜会发展到什么地步，魏忠贤的“阉党”专政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很难预料。魏忠贤及“阉党”专政的衰落天启七年，
魏忠贤的权力达到顶峰，但是，随着天启皇帝的去世，发生了一个转折，天启皇帝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魏忠贤和客氏
让他在宫里面玩乐，有一天他们乘了两个船，魏忠贤和客氏坐了一个船，皇帝和太监坐一个船，到湖面上去饮酒作乐，突然之间狂风来了，天启皇帝坐的那个船翻掉了，魏忠贤指挥太监赶快抢救，随船的两个太监淹死掉了，
这个皇帝被救上来了，天启皇帝被救上来了，受了这样一番惊吓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就不好，所以到天启七年病故。那么在病故之前，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日子不会很长，所以他做了唯一的一件好事，
就是在他还清醒的时候决定了他的接班人，就是谁来继承他的皇位，就是由他的弟弟，他的第五个弟弟，封为信王的，“信”就是“诚信”的“信”，信王，叫做朱由检，由他来即位。为什么由他即位呢？
因为他没有儿子，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由于客氏和魏忠贤的联手，使得这个天启皇帝绝后，没有儿子，那么没有儿子只能采取“兄终弟及”的方法来选拔接班人，就是由弟弟来继承哥哥的皇位，本来他的弟兄有好多个，但是先后都夭折了，
剩下来只有他们两个，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本人以及信王朱由检，所以按照“兄终弟及”的方法也只有信王朱由检可以继承皇位，所以在天启皇帝临死之前，他就秘密的召见了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检，
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死以后由你来继承皇位，希望你做一个好皇帝，因为他本人没有做过好皇帝，他临死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信王朱由检和他的哥哥完全不一样，虽然同在一个父亲的家庭里面成长起来，也受到压抑，但这个人在外面有所磨练，
而且有政治眼光，也有谋略，他封为信王以后，就从紫禁城搬出去到宫外，就是他有王府，他有自己的王府——信王府，他知道魏忠贤对他很忌惮，生怕他来继承皇帝的位子，所以，这个朱由检始终表现出韬光养晦的这样一种姿态，
就是说，在政治权力上没有任何的抱负，表现得很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样子，与世无争的样子，常常衣冠不整的，也很少到宫里面去，就是说，用这样一种方式避免引起魏忠贤的猜忌，但是，他的哥哥临死之前偏偏要召见他，要让他来继承皇位，
这使他很为难，他想推辞，那么天启皇帝的皇后张皇后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她就出面来劝她的小叔子，不要推辞，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所以朱由检只好勉为其难。那么为什么这个朱由检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踌躇呢？
实际上，各种野史的记载看来，魏忠贤确实有政治野心，当然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暴露出来，也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这样子，就是魏忠贤他不希望由朱由检来继承皇位，那么他想搞什么花样呢？
就是旧戏舞台上的“狸猫换太子”的方法，假称宫里面的某一个妃子或者是皇后怀孕了，然后他是把外面的婴儿抱进来，来冒名顶替，将来他可以控制他，还有据说是客氏把外面怀孕的妇女弄进宫里面
来冒充宫里面的宫女，生下来的孩子来继承皇位，如此等等。甚至于有一种说法就是魏忠贤要他的侄子，因为魏忠贤是一个太监，没有自己的儿子，那么他的弟弟有儿子，就是他的侄子，这个人是魏忠贤的一个重要的帮手，
用他侄子的小孩弄到宫里面来，由魏忠贤来辅佐他做皇帝，然后取而代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沿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非常有权势的外戚来辅佐小皇帝，然后取而代之，成为自己做皇帝这样一个局面，
魏忠贤有此野心，所以，刚才我们讲人们称他为“九千九百岁爷爷”，实际上反映了魏忠贤内心的一种政治野心在里面，这当然都是一些传闻，后来也没有实现，所以，信王朱由检会感觉到非常的踌躇，要想推辞，
他这个背景在这里，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个使命，没有办法推辞，所以这个朱由检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是以一种战战兢兢的姿态从信王府进入到紫禁城来即位的，所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
这样一种状态来继承皇位的，什么意思呢？到天启皇帝死了，魏忠贤本来想封锁这个消息，但是这个皇后态度很果断，要他马上发布皇帝去世的消息，同时要发布皇帝的遗诏，就是招信王朱由检入继皇统，
由他来继承皇位，这个明确无误的发布出去，那么魏忠贤也只能照办。所以他进来宫里面，皇后就交待他：你不要吃宫里面的食物。所以朱由检进到皇宫，他是在袖子里面带了他家里面做好的干粮进来的，他不敢吃宫里的食物，什么道理呢？怕魏忠贤下毒害死他，
他预防到各种可能性，所以他进宫的头一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睡觉，秉烛夜坐、通宵达旦，他就提防有什么变故，宫里面的太监携带武器在那里巡逻，他作为一个即将要即位的新皇帝，当然要搞好跟他们的关系，
这是他第一步成功的措施，跟那些巡逻的太监们攀谈，丝毫没有皇帝那种威严的架势，并且看到某一个太监身背的宝剑，他说：拿来让我欣赏欣赏，而且说留在他的桌子上，实际上他是要想做防身之用，以后太监你们搞到很深夜了，23；45叫身边的人搞一点东西大家吃吃，就是处好这个关系，就是他第一天的晚上是这样度过的，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魏忠贤的“阉党”专政到了一种多么严重的地步。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东林党人榜》，搞了东林党的黑名单，还有《东林点将录》，而且魏忠贤还搞了《三朝要典》，就是什么意思呢？他要搞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使得这个局面在他掌控之下不可能你再翻过来，比方说，他的《东林点将录》按照《水浒传》的
一百零八将来点，第一个“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这是第一号人物，等于《水浒传》里面的托塔天王晁盖；第二号人物“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等于《水浒传》里面的及时雨宋江；第三号人物“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那就是玉麒麟卢俊义；第四号人物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等于是智多星吴用的地位；第五号人物“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高攀龙等于是入云龙公孙胜的地位，如此等等排下来，这些人有的是被迫害致死，有的是像高攀龙是投湖自尽了，
有的是被抓起来迫害致死。那么这一步做了，然后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反对派都叫做“东林党”，于是把在无锡的东林书院摧毁、捣毁，同时把所有的书院全部封闭掉，什么道理呢？他们认为书院是一个舆论的中心，
所以要把这个舆论机构搞掉，然后，搞了《三朝要典》把影响魏忠贤和“阉党”分子的名位的这个历史事件，把它颠倒过来，就编一个万历、泰昌、天启这三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它颠倒过去，为他们造舆论，所以，崇祯皇帝上台以后，
他必须要把这个翻过来，就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一点崇祯做得非常的成功，就是这个信王朱由检上台以后，他改元叫做“崇祯”，他做了崇祯皇帝以后，他起先运用的手段很妙，他继续韬光养晦，造成魏忠贤和客氏的错觉，以为他和他的哥哥一模一样，是一个昏庸的皇帝，
让他们丧失警惕性，然后等到时机成熟，突然出手，把客氏、魏忠贤和“阉党”分子这个集团粉碎，然后来清查“阉党逆案”，彻底清除“阉党”在天启年间造成的恶劣影响，然后开始了崇祯时期的新政局面。
应该说崇祯皇帝是非常有胆识、魄力的一个皇帝，在处理魏忠贤的问题上，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但是他搞得非常的干净利落，使得魏忠贤和“阉党”专政
留下来的政治后遗症基本上得以消除。好了，讲到此为止。
关于[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上）] :
各位朋友，下面我们讲第八讲，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这也是晚明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也和上一讲一样，可以说明晚明历史大变局的一个重大方面。
首先要讲的是耶稣会和耶稣会士，耶稣会和耶稣会士它的背景是欧洲文艺复兴同时出现的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当中，
天主教的改革诞生了耶稣会，耶稣会的创始人，就是巴斯克地区的一个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他在一些虔诚的信徒的支持下，建立了天主教的一个组织——耶稣会所以它——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组织，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修行团，
他们的信徒都有为宗教而献身的虔诚精神，要想把天主教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大陆，非洲、亚洲和美洲去，那么到亚洲来就是要传播到印度、中国和日本，
这是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全球化”贸易这样一个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耶稣会士也来到了东南亚，来到了中国，因为葡萄牙人已经占有了澳门，把澳门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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