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元璋与胡蓝党案（上）] :
各位，大家好！我叫樊树志，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我要讲的题目，总的题目叫做“明史十讲”。第一讲是“朱元璋与胡蓝党案”。朱元璋与胡蓝党案这个话题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为什么道理呢？
那就是开国皇帝杀功臣。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课题，它的探讨非常之有意义。朱元璋，大家知道，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于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他的老家凤阳在淮河边上，经常会闹灾。
所以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以后，他到了庙里去做了小和尚。庙里面也遭到灾荒，他只好出去游方、乞讨。所以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一个皇帝。可以和他相媲美的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但是刘邦他是一个亭长，
这个亭长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的等级来看，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行政村的村长。所以尽管刘邦也号称为庶民皇帝，但是朱元璋的出身比他要更卑贱一些。一个出身如此卑贱的人，他做了皇帝以后，权势欲非常的强烈，大肆地杀戮开国元勋。
（就）这个事情本身仔细地来剖析。下面我来从头说这个问题，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他逐渐地感觉到
他皇权和相权的矛盾慢慢在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左丞相，也就是第一把手，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他们的权力逐渐地膨胀。李善长是在朱元璋起义接近胜利的时候投奔他的，是他的一个谋士，
为明朝的建国出谋划策。所以开国以后，成为开国功臣第一号人物左丞相。另一位右丞相是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朱元璋的同乡小伙伴徐达，但是徐达这个大将军他当时还带兵在北方打仗，
就是要把蒙古人彻底地赶出去，所以他不在朝廷里面，那么朝廷的大权就落到李善长的手里面。朱元璋逐渐地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势力逐渐膨胀以后，相权会威胁到皇权，所以他想撤换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那么，找谁商量？他不能找李善长去商量，他当然找另外一个谋士，他不是淮西集团的，他是浙东集团的，就是青田人，就是现在浙江温州丽水这一带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青田，出青田石刻，很有名。青田人刘基，民间人称刘伯温，是一个诸葛亮式的人物，
对于明朝的建立也有卓越的贡献。比方说，新建立的朝代为什么要叫做“明”？就采纳了刘基的建议，“以明克暗”这样的意思。他就找刘基去商量要撤换李善长的事情。朱元璋知道刘基和李善长有矛盾，
因为李善长要排挤刘基，所以可能刘基会和他有同感，他没有料到刘基这个人完全出于公心，为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在考虑。所以他听到朱元璋向他提出要撤换李善长的时候，他马上阻止，他说李善长这个人有威望，他能够“调和诸将”，就是各个将领，
他能够摆平他们的关系，所以他希望他不要换。朱元璋感觉到很奇怪，他说，李善长经常要打击你，你还会为他说话，那么我当然要想请你来做左丞相，取代李善长。刘基心里很明白，因为当时朝廷的主要势力是在淮西集团手里。换一个李善长，
仍然是淮西集团基本班底没有变，他这个浙东集团的人出来，在朝廷里面肯定受到淮西集团的人的牵制，他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于是乎，朱元璋就向他提出撤换李善长以后，他心目当中的顶替的人选。他首先提出一个杨宪“木”“易”“杨”，“宪法”的“宪”，
杨宪跟刘基的私交非常好，按照常理，如果刘基出于私心的话，他肯定会说杨宪很好，但是刘基这个人他还是为大明王朝的全局在考虑，他很坦率地说，杨宪这个人是有相才而无相气，什么意思呢？他有做丞相的才干，
但是没有做丞相的气度。因为大家知道，丞相肚里好撑船的，他要有宽容的心态，他说杨宪这个人在这点上不适合。那么朱元璋再换一个人，说，汪广洋如何？汪广洋三点水的“汪”字，“广大”的“广”，“太平洋”的“洋”，汪广洋如何？刘基很快地就回答，说，这个人更不如杨宪，
因为这个人“偏浅”，就是偏激、肤浅，那当然不能做丞相。于是乎，朱元璋提出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古”“月”“胡”，“惟”就是竖心旁的一个“佳”，“庸”就是“庸庸碌碌”的“庸”。胡惟庸在朱元璋心目当中，这个人是有才的。
其实这个胡惟庸是个宵小之徒，就是小人，对朱元璋拍马溜须，博得朱元璋的好感。其实这个人非常工于心计，非常想往上爬，要想做左丞相。朱元璋就提出胡惟庸这个人选怎么样？刘基很直率地回答他，说，
这个人好比一匹劣马，你要他驾车的话会翻车。这个评价是非常之不好的。跟杨宪、汪广洋相比，杨宪只是说无相气，汪广洋仅仅说是偏浅，而胡惟庸是一匹不能驾车的劣马，你把国家交给他要坏事。于是乎，
朱元璋兜了一圈下来以后，还是要敦请刘基来做左丞相。刘基这个时候他讲心里话，他说，我这个人疾恶如仇，就是看不惯，冲口而出要讲话，这对于丞相这个位置来讲不合适，另外一点不合适，他说，我这个人不耐繁剧，什么意思呢？
因为行政事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忙忙碌碌，他不能适应繁琐、忙碌的行政事务，所以他说我不适合，很坦率地说我不适合。那么他告诉朱元璋，就说，皇上您想要更换李善长，天下人才是有的，但是目前这几个人都不合适，你要仔细地探寻，肯定会找到合适的人。
这个话讲完不久，朱元璋没有听从刘基的意见，他毅然地把胡惟庸提升为左丞相，取代了李善长。
胡惟庸是个宵小之徒，他一旦大权在握，就独相，就是说独断专行，《明史·胡惟庸传》里面说他独相数岁就是很多年里面，他一个人说了算，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大臣们的奏疏收到他那里，他看看对于自己不利的，他把它扣押下来，
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给朱元璋这个皇帝去看。有些事情他就不请示皇帝了，他就独自做出决定了，包括官员的升迁和下降，去和留，他都独断专行。这样的做法使朱元璋不能容忍，他本来没有看清
胡惟庸是这样一个人，等到他一旦大权在握以后，居然如此。所以朱元璋感受到胡惟庸和李善长一样，也会成为他的皇权的一个潜在的威胁，也就是说，胡惟庸所代表的相权也逐渐地膨胀了，也会影响到朱元璋的皇权。
因此他自己否定自己，要想寻找机会把胡惟庸搞掉。胡惟庸这个人劣迹斑斑，当然你要找去掉他的理由还是很容易的。所以，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突然以“擅权植党”罪
处死胡惟庸，把他杀掉了。什么叫做“擅权”呢？就是专权乱政的意思。“植党”就是植党营私。擅权乱政，植党营私，对于胡惟庸来说，他确有其事，所以胡惟庸的被杀是咎由自取的。但是问题在这里，
朱元璋感觉到，不仅仅是一个胡惟庸，就是胡惟庸他有一个党，所以他罗织了一个“胡党”，就是胡惟庸党来牵连那些开国元勋。他的目的不仅仅要处死一个胡惟庸，而要由胡惟庸这个有问题的人，牵连出去构筑一个“胡党”，
把开国元勋里面的文臣一网打尽。所以很奇怪的，洪武十三年处死胡惟庸，他的罪状是擅权植党过了若干年以后，他的罪状升级了，因为他要把打击的面扩大嘛，把他的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擅权植党什么意思呢？就是勾通倭寇，勾通虏，就是蒙古，
刚刚被明朝赶下台的那些蒙古人，说胡惟庸和他们有勾结。再过了若干年以后，也就是胡惟庸被杀十年以后，他的罪状进一步升级为谋 反↑通倭通虏↑擅权植党就是他要叛乱、要谋反。这个罪状加上去的目的很清楚，
他要进一步牵连更多的人，这里面首先受到牵连的就是被他撤换掉的开国元勋李善长。朱元璋利用李善长身边的人捏造了一个罪状，因为他把胡惟庸的罪状提升到了“谋反”，那么就是说，李善长知道胡惟庸要谋反，他没有举报，而和他合伙谋反，
这样一个罪状加到李善长身上，就把77岁的李善长处死，牵连到他一家七十几口人全部被杀。李善长被杀显然是一个阴谋，就是说他完全没有所谓的和胡惟庸勾结起来谋反的任何的证据，
本身胡惟庸谋反的证据也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朱元璋要处死一个胡惟庸，可以说他并没有错，因为这个人他“擅权植党”的罪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通倭通虏”这个罪状是不成立的，谋反的罪状也是不成立的。因此，说是李善长勾结胡惟庸要谋反，这个罪状也是不成立。所以，当时有些官员就为李善长鸣冤，
因为他是开国第一功臣，何况当时已经77岁了。有人就写了一个奏疏给皇帝朱元璋，为李善长鸣冤，这个逻辑很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善长如果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也只是在胡惟庸手下做一个左丞相。
就是他已经做过左丞相了，他不过就是如此。因为谋反成功的话，当然胡惟庸要做皇帝，那么李善长只能做左丞相，就是皇帝下面的首相。他并没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和企图在里面，何况这个人已经77岁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再来上下奔走，
因此说他和胡惟庸勾结谋反是不能成立的。朱元璋看了这个奏疏也没有话说，他心里明白，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已经杀了，他也不置可否。那么这样的做法搞到的结果，牵连到开国元勋里面那些文臣，一共杀掉
他们这些文臣本人和他们的家属加起来35000人。也就是说，开国元勋里面的那些文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就是以“胡党”的罪名来处死的。这个事情因为朱元璋搞的是阴谋，他虽然发布了《昭示奸党录》，他们的罪状公布一个文件，
但是，很多都是诬陷不是事实。所以当时的历史文献里面，很多真相都被朱元璋的御用文人们抹去了，留下若干蛛丝马迹，要仔细地考证，我们才能搞清楚究竟怎么回事情。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
他在30年代写过一篇很详细的考证的论文，叫做《胡惟庸党案考》专门来考这个事情。他考证的结果，他认为：这是朱元璋有主张的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的开始。他有详细的考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经过，大体上就是他考证的一个结论。
开国元勋里面的文臣被他解决了，他还感受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国元勋里面还有很多武将，打天下的武将，他必须也要找一个有把柄的人物下手，于是就搞了蓝玉案“蓝颜色”的“蓝”，“美玉”的“玉”，“蓝玉案”。蓝玉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常胜将军，
他是常遇春大将的小舅子。这个人在西南地区打仗，开疆拓土，平定明朝的疆域，有很大的贡献，所以后来回到朝廷里面，就做了大将军。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呢？就跟胡惟庸一样，也是有问题的人、有把柄的人，
朱元璋他是抓有把柄的人下手，作为一个突破口来牵连其他没有问题的人。蓝玉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他手下以及他的亲属横行乡里，这当然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开国元勋，不能说他们一无问题，他们确实有问题，就是普遍都存在居功自傲、飞扬跋扈的问题，
而以蓝玉最为突出。那么朱元璋感觉到可以从蓝玉作为突破口，制造一个蓝玉党案胡惟庸有“胡惟庸党案”，就是搞一个“胡党”，蓝玉有“蓝玉党案”，搞一个“蓝党”，来牵连那些武将们。牵连的借口也一样，这个手段也是一样，其实是很拙劣的，就是买通蓝玉身边的人，
来提供假的口供，说蓝玉要趁朱元璋离开宫殿跑到郊外去“藉田”的一个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藉田什么叫做“藉田”呢？就是西周传下来的，皇帝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在春耕开始的时候，到郊外一块农田上，去耕田，做一个仪式。
在这种情况下面，说，蓝玉就趁朱元璋要离开宫殿到了郊外去搞“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和一些将领联系好了。于是乎，朱元璋就以发动兵变、谋反的罪状逮捕蓝玉和所谓他的“蓝党”那些高级将领们，通缉审判，审判的记录
在《逆臣录》里面反映出来了，《逆臣录》《逆臣录》是朱元璋为了说明“蓝玉党案”它是确实存在的，所以编造出来的一个审判的笔录。有的学者对这个《逆臣录》仔细地来分析它的内容，发现里面很多的内容都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因为作证的都是一些，比方说，蓝玉家里面的佣人，打渔的、种菜的这样一些人。假如说蓝玉真的要想发动兵变，他绝对不会跟那些下人们通气。他肯定是在高层的高级将领里面秘密策划，就是策划于密室，才可以搞成一个阴谋。
怎么会下面的下人，家里面打杂的那些人，都会知道这个秘密呢？所以找出一个破绽，说明这个《逆臣录》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制造出来的审判的笔录，实质上也是如此，后来的史者证明蓝玉并没有要想搞军事政变，要谋反的这个企图。朱元璋就是抓住
蓝玉这个有把柄的人，他找到一个突破口，然后把开国元勋里面那些武将们消灭掉。这一搞又搞掉了15000人，就是那些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家属。这样两个案子，一个“胡惟庸党案”，一个“蓝玉党案”，加在一起一共45000人，可以说开国元勋和他们的家属几乎被一网打尽。1
关于[朱元璋与胡蓝党案（下）] :
“胡蓝党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悲剧人物。比方我们刚才讲到的青田人刘基，刘基不是在朱元璋面前讲了胡惟庸的坏话吗？说他是一匹劣马，要他驾车要翻车的，这个话被胡惟庸知道了。照理说他和皇帝两个人的谈话是非常秘密的，但是在中国的官场里面，
几乎没有秘密可言，隔墙有耳，他总是可以从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刺探到消息。所以这个事情被胡惟庸知道了，所以，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刘基这个人非常有政治智慧，他知道共同打天下可以，但是共同坐天下有很多的危险，所以，明朝建立以后不久，
他就向朱元璋提出辞职了，这叫做急流勇退急流勇退是中国历史上有智慧的人物的一种选择，就是可以一起打天下，但是打下来以后，他马上、赶快退下去，保全自身。刘基也是这个考虑，他仿效汉朝的谋士张良，
张良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他也功成名就以后，急流勇退，逃避政治的漩涡，可以使他的后半生能够太平一些。但是，急流勇退没有成为他躲避政治灾祸的一个手段，他回到了家乡青田以后，不再过问政治，但是胡惟庸要找他碴子，要报复他。胡惟庸在朱元璋面前怎么说呢？
说刘基在他的家乡为自己建造一个寿坟，他选择一个地方是有“王气”的土地，什么叫有“王气”的土地呢？就是说他将来也可以作为帝王。胡惟庸的意思很显然是在挑拨朱元璋和刘基的关系，本来朱元璋对刘基是言听计从的，很尊重他，所以他会和他讨论
取代李善长的人选这样机密的问题，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他用这个去挑拨，朱元璋马上就态度变了，胡惟庸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压刘基，刘基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不得不从自己的家乡青田赶到首都南京。他的意思就是说，很明白，
我在你皇帝身边表明我的心态，我没有任何企图，你看着，我在你边上，你可以看着。但是毕竟郁闷，被胡惟庸诬蔑了以后他毕竟郁闷，也讲不清楚，所以后来就肚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当时人不叫肿瘤，叫做一个疙瘩，长了一个大的疙瘩，病很重了，朱元璋感觉到有点过意不去，
说，你回家养病去吧，他就回家养病去了。养病去了，胡惟庸派人送去药，表面上好像是好意，但是刘基服了这个药以后，本来胀乎乎的肚子瘪下去了，但是不久就死掉了。可见是中了胡惟庸的毒，就是胡惟庸给他服的这个药是慢性中毒而死的。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胡惟庸把刘基害死掉了，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说，刘基之所以被胡惟庸害死，完全是朱元璋的阴谋，说朱元璋利用胡惟庸对刘基的仇恨，借他的手来除掉刘基。这就更令人感到不解了，因为刘基他已经退休了，
他已经不构成朱元璋的皇权的威胁了，但是朱元璋看来，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将来会发展成为威胁。所以他也不能容忍他，他自己不动手，他就利用胡惟庸来搞，实际上是胡惟庸成了朱元璋要除掉刘基的一个手段而已，
开国元勋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朱升“丿”“未”“朱”，“上升”的“升”。这个朱升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谋士，朱元璋在打天下的时候，朱升向他提出九个字，很有名的，叫做“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的意思是你打下来一个地方你作为根据地，然后囤积大量的粮食，军饷，
慢慢地称王，不要急于称王，因为急于称王要成为众矢之的。因为群雄割据，大家都想取元朝而代之，朱元璋要从里面脱颖而出，必须要有适当的时机，这是朱升给他的建议，朱元璋采纳了，果然是有效的。这个朱升他也明白可以共同打天下，不可以共同坐天下，
所以他也是急流勇退了。在他急流勇退的时候，向朱元璋提出一个要求，请求皇帝发给他们父子两个人，就是他，朱升和他的儿子朱同，朱同也在朝里做官，一个免死卷我们在电视里面可以看到免死金牌，上面写着皇帝给他的特权，就是无论何种情况下面犯什么罪，
都可以免除死刑，叫做免死卷。朱元璋果然发给他了，但是，并不能够兑现，真正免死，朱升是在“胡蓝党案”发生之前，他已经老病而死了，就是他自己病死了。但他的儿子是不是能够免死呢？没有，朱同在“胡蓝党案”的惩处的过程当中，受到牵连了，
朱元璋照样不放过他，并不因为曾经给你一个免死卷，我就免你一死，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用发布命令来杀掉你，你自己自杀，让他自己自杀，这是又一个悲剧。第三个悲剧就是徐达，
开国元勋大将军徐达，是朱元璋从小的放牛伙伴，帮他打天下立下丰功伟绩。这个人很正派，他也看不惯胡惟庸，多次向朱元璋指出胡惟庸这个人不能信用。这个事情也被胡惟庸知道了，所以胡惟庸也想加害于徐达，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在洪武十八年，就是胡惟庸已经被处死，但是李善长还没被处死，“蓝玉案”还没发生的时候，徐达背上生了一个大的疮，叫做背疽，非常凶险的一种疮，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面很难治，
就只能是保守的疗法，延长寿命，但是按照当时的医学的常识，就是说生这种背疽的人要忌口，不能吃蒸的鹅。朱元璋知道了，专门派人送一个蒸鹅给他吃，徐达当然心知肚明，他就意识到了
皇上拿不到我什么把柄来处死我，但是，他不希望我活着，要趁这个机会让我自己吃一个蒸鹅，让背疽发起来，自己死掉。徐达当然明白，当着来人的面把这个蒸鹅吃下去了，没有几天就死掉了。唯一侥幸不死的就是开国元勋里面
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叫做汤和三点水的“汤”，“和平”的“和”。这个汤和他比朱元璋早一点参加农民起义的，是他写信给朱元璋，因为朱元璋当时在庙里面做和尚，是汤和写信给他动员他去投奔农民起义军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汤和头脑非常清醒，
明朝一建立，他就向朱元璋交出兵权，然后，朱元璋很高兴，给他在凤阳老家盖了房子，让他去养老。这个人没有被处死，因为他一开始就从权力斗争里面站出来。从整个过程来看，我们大概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朱元璋是一个权势欲很强的皇帝，他要大权独揽，他不愿意大权旁落，谁能够造成他大权旁落，他就要除掉谁。如果仅此而已，我们还可以理解，问题是他的思考在什么地方呢？他感觉到如果他活着的时候，那些开国元勋很难犯上作乱，他可以压得住，他有震慑力，如果他死了以后，
传到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孙子，他感觉到他的儿子、孙子很难对付那些开国元勋，所以他必须来搞“胡惟庸党案”，“蓝玉党案”，把45000个开国元勋和他们的家属全部除掉，这是他内心所想的。吴晗在写《胡惟庸党案考》的时候
也讲到了这一点，我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心态。那么，是不是事情到此就为止了呢？不，朱元璋认为仅仅从人事角度来解决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并不能够达成他的目的，他必须从制度上下手，什么意思呢？
就是明朝建立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制度，中央政府是一个叫做中书省，中书省的首长叫做丞相，第一把手是左丞相，第二把手是右丞相。他感觉到问题不仅仅出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这个制度有问题，这个机构有问题。所以他在洪武十三年处死了胡惟庸以后，
他马上下了一道圣旨，宣布取消中书省，取消丞相。就是不再设丞相，也没有丞相的办事机构。洪武十三年，取消中书省，取消丞相中国历史上有一千多年有宰相制度，
以前叫宰相，明朝就叫它丞相，意思是一样的。到洪武十三年，戛然而止，取消了。朱元璋在圣旨里面还振振有词地说，他为什么要取消中书省和丞相的理由，他说先秦时代没有丞相，秦始皇开始实施丞相了，但是秦朝很快，
二世而亡，很短命，可见丞相不是个好东西。他也不得不承认，汉朝和唐朝有宰相，他说，果然汉、唐有好的宰相，但是宰相里面有很多是小人，因此，我决定把中书省和丞相彻底取消。所以明朝的200多年历史里面，只有13年是有丞相的，以后没有了。
那么，朱元璋就成了历史上最最繁忙、最最辛苦的皇帝了，这是他自己找的，他不要丞相来协助他，所以他成了皇帝兼丞相，来处理日常事务，非常的繁忙。等到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上台以后，就比他聪明，这是不可能的嘛，必须要有一个帮助皇帝来处理日常国家大事的
这样一个机构和这样一些人选，但是朱元璋已经讲过了，他的继承人不得再重新提出设置中书省和丞相。如果有大臣敢于提出建议设置中书省和丞相的，严惩不贷。所以，后来的继承的皇帝也不敢提出要恢复它，其他的后来的大臣也不敢提出来要恢复它。那么，明成祖朱棣
就搞了一个变通，搞了一个内阁请一些大学士来帮助皇帝处理公文，协助皇帝来协调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运转。到后来这个内阁制度逐步地完善，内阁的第一把手叫做内阁的首辅，第二把手叫做次辅，以下叫做群辅，什么意思呢？
就是皇帝的辅佐大臣。第一把手叫首辅，那就相当于首相，但是他有相权而无相位，就是他们可以有丞相的权力，但是没有丞相的地位。他认为这样一搞，解决了相权和皇权的矛盾，也解决了将权和相权的矛盾，他感觉到安稳了。
这是制度上的一个措施。另外一个错施，
因为他（朱元璋）这个人是出身非常的卑贱，他缺乏足够的自信，总是有些疑神疑鬼，所以除了废除丞相和它的办事机构中书省这个措施以外，他又来一个措施，就是搞了特务组织，检校 锦衣卫当时叫做检校和锦衣卫两个。检校是干什么的呢？
他明文规定，就是专门用来察听在京里面的大小衙门的官吏，他们的不公不法的事情，还有风闻之事，就是道听途说的也可以打听，就是专门对付那些在南京的大小衙门里面那些官员们的一言一行，及时向他报告，
这就是检校。锦衣卫它是一个军事组织，就是负责宫廷的警卫，同时也还带有特殊的使命，就是受到皇帝的旨意去逮捕人犯，并且进行审讯、进行关押，所以里面有监狱、有法庭，锦衣卫。
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他的一个想法，叫做用以重典驭臣下就是用严刑峻法来驾驭他的大臣，使他们不敢胡言乱语、不敢违法乱纪，都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在他的岗位上为他效劳，
这个事情当然能够说达到他的目的，但是，也会适得其反。比方说，他自己就很坦率地说，为什么他要搞这些东西？他说就好像人家家里面养了一条恶狗，很凶的狗，人家进来害怕，他说我这个检校、锦衣卫就起这个作用。
所以官员们上朝，每天早上去上朝，五更天去上朝，都和家里面的妻子、儿女要诀别，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去上朝，今天去上朝，晚上能不能够回来很难说，因为皇上一旦龙颜大怒，当场要廷杖，就是打屁股，很可能打死掉，非常恐怖、非常胆战心惊的
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有些官员想辞职不干，辞职不干朱元璋就抓住把柄，你什么？你对我有意见吗？不愿意为我效劳吗？他要严惩。有一个官员实在干不下去，借口说我生病了，身体不行，实在不能干下去了，朱元璋当然同意你辞职，
但他马上派人去跟踪、侦查，要了解这个人是真病还是假病，如果是假病的话，抓回来肯定严惩不贷，他的命就没有了。这个人得到消息以后，他知道有人要来查看，他就装疯卖傻，他是用南瓜做成一个人的粪便，放在地上，看见有人来了，
他就趴在门口的篱笆边上，吃那个粪便，其实是南瓜。那么，那个人远远一看，看到这个情景以后，回去向朱元璋报告，说这个人已经疯了，他在吃粪便，可见是真的有病，才逃过一劫。还有个官员被朱元璋找去编《孟子节文》，因为《孟子》这个书，朱元璋很重视，希望各级官员都要好好地读，
但是它的全文太长，所以删节一下，搞一个删节版的《孟子》，同样也要五更天去上朝。这个文人他习惯于睡懒觉，每天都要起这么早，他就发牢骚，有一天回来，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个打油诗说：“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
睡到人间饭熟时。”——钱宰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都要这样起早，还担心迟到，什么时候能够摆脱，让他睡个懒觉，睡到人间饭熟，中午饭烧好了以后再起来。第二天一上朝，朱元璋就知道了，他说，昨天你作的好诗，那个人马上呆了，
怎么我昨天晚上作的诗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你说“午门朝见尚嫌迟”，我没有嫌你迟啊，我帮你这个诗改一个字，把这个“嫌”字改作“忧”字，怎么样？就是你担忧、你担心迟到，不是我嫌你迟到。不仅这个人浑身冒冷汉，边上的官员都感受到了，
因为他明显是杀鸡给猴看，讲给这个人听，实际上旁边人都听见了，你们不要胡作非为，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
朱元璋还搞了很有名的一种刑法，叫做廷杖，就是在宫廷里面给官员打屁股叫做廷杖，用粗棍子杖责。被他后来的继承人都继承下来，所以整个的明朝200多年，皇帝经常要廷杖那些官员。就是一旦你作对，不合皇帝的心意，把裤子扒下来打屁股。
这个不是板子而是棍子，所以这个廷杖，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造成官员一种恐惧的心理，以谨小慎微的心态在这个朝廷里面工作。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等到朱元璋晚年的时候，
他也意识到了，因为他要用重典来驾驭臣下，过分地依赖于威慑力量，他告诫他的后来的继承人，这不是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意思说我是开国之君，我可以运用这个特殊的手段，你们是守成之君，不要用这个办法，他自己意识到有些做过头。
所以他还是要告诫他的后面的继承人，不许法外用刑，不要做过头，其实他有很多方面，他到晚年他才意识到。比方说，他为了惩治贪污，你说他不对吗？他有他的根据，因为贪污这个骨节要根治是非常困难的，
他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处死刑，而且还要剥皮，把人不光处死，还要把他的皮剥下来，在皮囊里面灌上草把它吊起来，挂在衙门口的旗杆上，来警告其他的官员：你不要贪赃枉法，贪赃枉法60两银子以上，就要处于这样的下场。但是能够制止吗？
这只能在短期内发生作用，不可能持续地发生作用。所以后来的朱元璋的继承者，就是他的儿子、孙子，再传下去的那些皇帝，他们还是意识到真正管用的办法还是宽严相济，德制和法制两手的交替运用。好，到此为止。1
关于[阳明心学与异端思想（上）] :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讲第二讲，第二讲的题目是阳明心学与异端思想就讲明代中叶的一个社会思潮，或者说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此话怎讲呢？
因为南宋的朱熹，他的理学思想虽然在他生前的时候被诬蔑为伪学，还搞了一个伪学的逆党，59个人，完全把朱熹的学说否定了，把他这个人的品格、道德也否定了。
后来南宋的皇帝感觉到朱熹的学说对于维持王朝的统治有益，所以为他平反昭雪，把朱熹的理学奉为正统思想、统治思想。
所以以后的元朝、明朝都把朱熹的理学作为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统治思想。最明显的一点，科举考试就是考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一个范本，也就是说，如果考到四书，
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朱熹的注释本，就是朱熹集注的《四书集注》作为范本，因此他的思想影响非常之深，也非常之广。因为朱熹在活着的时候，他搞了童蒙读本，就是儿童的启蒙读物,
把儒家的学说用通俗浅显的话写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常讲的从娃娃抓起。小孩子他从小给他灌输这一套，更不用说后来人要科举考试，它都是朱熹的那一套理学思想。因此，明代的前期，
朱熹的学说在思想界具有统治的地位。阳明心学这个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的，
我们当然肯定朱熹的学说在历史上有它崇高的地位，因为它不仅在中国有影响，后来还影响到朝鲜、影响到日本，后来还传到欧洲。西方的学者把他比拟为基督教世界的托马斯·阿奎那，也就是说，在儒教世界里朱熹的地位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里面的
托马斯·阿奎那的地位。托马斯·阿奎那可能各位比较陌生，这是中世纪很有名的思想家，他们的意思就是朱熹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一种统治思想，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它会发生一个问题，沉闷而无新义，因为时代在前进，
学术和思想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所以当时，就是明代的前期，就有一些思想家提出对朱熹的理学表示怀疑，对他进行挑战，希望摆脱他的控制。那么先有陈献章，陈献章表示要怀疑，他认为
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明·陈献章就是你有小的怀疑就有小的进步，有大的怀疑就有大的进步。就是要摆脱朱熹的理学对人们的控制，另辟蹊径。王守仁也就是王阳明，他更进一步，
为什么王阳明的学说被叫做心学 理学和朱熹的“理学”有分庭抗礼之势。朱熹他把“理”作为一个非常绝对的东西，他来解释自然界、解释万事万物，他把它分成为两个概念，一个“理”和一个“气”，“道理”的“理”，“空气”的“气”。
他认为“理”是先于“气”而存在的。即使“气”消灭了，“理”还存在着，这样绝对的一种东西。王阳明他要摆脱朱熹的理学，他很巧妙地把朱熹认为绝对至上的那个“理”，移植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
他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明·王阳明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儒家哪一个圣贤的论述，而是自己的“心”，所以叫做“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所以他的学说就被叫做“心学”，因为他强调“心”。
王阳明他的这种思想，应该说在当时有一种思想解放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美国的学者狄百瑞他专门研究王阳明学说。
他认为从陈献章到王阳明那个时代掀起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潮或者说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摆脱朱熹的“理学”的控制，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它的价值也就在这个地方显现出来了。他的思路是这样子的，
他把朱熹认为很绝对至上的“理”移植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因此他说：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事万物不存在于我的心的外面，而存在于我的心的里面。关于万事万物的那个“理”也不存在于我的心外，而存在于我的心里，
叫做“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是他的一个论证的前提。那么再进一步论证下去，既然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因此，我们要认识万事万物，认识万事万物的“理”，叫做“不加外求”，用不着向外界去探求，“不加外求”。怎么样呢？“向内用心”，就是到自己心里面去找答案，
叫做“向内用心”。这个手段是什么呢？方法是什么呢？静坐、“顿悟”。就像禅宗的信徒一样，佛教的禅宗就提倡静坐、“顿悟”，他吸收了禅宗的这一套，他也主张静坐、“顿悟”。
“顿悟”什么意思？就是豁然开朗，你只要在静坐以后，你会豁然开朗，“顿悟”，悟到什么？悟到事物的“理”。而朱熹强调的那个“理”，它是要通过钻研儒家的经典，就是用读书的方式或者是用接触自然界万事万物或者接触社会的万事万物
慢慢地会认识到这个“理”。王阳明认为不必要如此的麻烦，就是静坐以后会“顿悟”，所以他的学说就被叫做“心学”。我们过去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叫做“主观唯心主义”，而把朱熹叫做“客观唯心主义”，其实这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
朱熹并非“客观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朱熹的学说被称之为“唯心论”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它倒有一点像“新实在主义”。同样，王阳明的学说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过于的简单化。 ——冯友兰
当然他有他的一套思路，一套推论的逻辑，或者说他自己的一种认识论。比方说，关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这个问题，他有学生就问他，说你讲“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请问，因为他们一起出去郊游，到郊外去游玩，
那个学生就指着外面的花和树，他说这些花和树，在深山里面自己开又自己凋零，跟我们的“心”有什么相干呢？怎么会是不在我的心外呢？这明明是和我们无关嘛。他说，这跟我的心有什么相干呢？王阳明的回答非常巧妙，
他说你没有看见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和你的心是同归于寂的，就是“寂寞”的“寂”。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的颜色、形状才明白了，因此，可以断定这个花不在你的心外。我们现在看起来这有点像诡辩，但是他的认识就是如此。
你看到了才明白它的颜色和形状，可见，不在你的心外，在你心里面。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当然同样也没有“心外之理”。
他既然从认识论把它放到社会里面来，放到对于儒家学说的看法上，它的意义就更大了，它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明·王阳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把判断是非的标准仅仅是依据孔子的是非标准，或者说不要把孔子的是非标准作为衡量所有是非的一个判断的标准，那么是什么标准呢？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明·王阳明就是每个人自己的“心”来判断是非，
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心”。他这个逻辑是很严密的，因为“理”是存在在你的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你去发现它就是了。所以他有这样两段话，非常精辟的话，第一段，就讲“心得”，我们现在讲读书心得，这个“心得”两个字他有这样一个解释，他说：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 ——明·王阳明就是心得，
什么意思呢？你自己有所心得了，这个话尽管它不是孔子讲的，我也不认为它是错的。反过来，就是我对这个没有心得，这个话虽然是孔子讲的，我并不认为它是对的。
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白了，不要把孔子的是非标准作为衡量所有是非的一个标准来看待它，不等于说孔子讲的话都是对的，孔子没有讲过的就是错的，不是。还有一段话，就是讲“道”和“学”，道就是理，他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明·王阳明
什么意思呢？“道”和“学”不是朱熹一个人可以垄断的，也不是孔子一个人可以垄断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学术者，乃天下之公器也。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所以说，非孔子可得而私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这就意味着他在向朱熹、向孔子挑战。
这样子，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或者说一股新鲜的空气，不再是沉闷、僵化。因为是一种新的学说、新的见解，而且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禁锢在头脑里面的很多条条框框，当然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王阳明这个学说流行得非常快，
很快就取代了朱熹的学说。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分析这个道理的时候，为什么王阳明的“心学”一下子风靡全国，有取代朱熹学说的趋势？他指出它的特点，八个字：简易直接 明白四达就是愚夫愚妇，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理解，所以它流传得既深又广。这应该说是引起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浪潮。我认为我们过去对于王阳明的思想否定过多，至少在这一点上值得好好地探讨。美国学者狄百瑞
指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潮”、“博爱主义思潮”，一种思想解放的运动，就跟王阳明直接有关。因为你想想看，从孔子一直到朱熹，这个儒家的经学，始终以一种僵化的、凝固的状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
没有人敢对它进行批判，更不用说要摆脱它。王阳明这个说法，他的这个学说实际上是要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创举。我们从这点上，高度地赞扬阳明心学，我认为是没有错的。李贽的异端思想
后来他的学说被他的徒子徒孙加以发展，影响到了极致。比方说，泰州学派的王艮，他强调不必见闻，也不必思虑，而且更公开讲“不称师”、“不师古”，就是不把古代的圣贤当做老师，
“不称师”，就是说他心目当中没有什么圣贤是可以作为他的老师的，就相信自己，有一点肆无忌惮的样子。我们看待他当然也要一分为二，里面有值得赞扬的部分，当然也有值得批判的部分，都有。
至少他要发扬自己的主观的是非判断，按照自己的思想来行事，而不是按照圣贤的教训来行事，这点还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就是要把自我抑制这种状态消除掉，
或者说从自我抑制当中解放出来。更值得注意的就是被称之为“异端之尤”的李贽，李卓吾，做得更加地彻底，所以被称之为异端之尤就是一种异端里面的异端。所谓异端
它是跟正统思想相对而言的，就是它和正统思想对着干，称之为异端，它向正统思想发起挑战。李卓吾做过地方官，在云南姚安做知府，后来辞职不干了，到了麻城的龙湖芝佛院，一个和尚庙里做居士，潜心学说研究，
写出了他很有影响的著作《焚书》《续焚书》《藏书》就是“焚烧”的“焚”，《焚书》，《续焚书》、还有《藏书》等等，引起思想界的震动。为什么会引起思想界的震动呢？他就是把王阳明的那种思想影响极致，更加锋芒毕露，而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李贽的风格。
比方说，他抨击那些理学家，看不起那些理学家，讥讽他们，认为理学家都是伪君子、两面派。此话怎讲呢？他说理学家往往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明·李贽《焚书》满口的讲仁义道德，但是心里怎么想呢？他说，
什么意思呢？嘴巴上讲道德，心里面想着升官发财。所以他说你是伪君子、是两面派。“反而不如市井小夫”，什么是“市井小夫”呢？就是“引车卖浆者流”，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就是市井小夫，他们是实话实说，做什么说什么，心里怎么想怎么说，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必像理学家那样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嘴巴上讲的是道德，心里面想的是升官发财，他们不是。所以李贽他评点《水浒传》，他有他的独到之处。他最瞧不起的就是及时雨宋江，他认为这个人就是假道学，装出来的，
而他最赞扬的就是黑旋风李逵，在他看来就是市井小夫，实话实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称赞的是这种人。所以李贽评点文学作品他提出童心说就是儿童的心，赤子之心，真诚、直率，所以他还提出率性，
就这个道理。
他把王阳明的那个“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是不要把孔子的是非标准作为是非标准，他加以发挥，他的论证更厉害，他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明·李贽《藏书》千百年来没有是非，
什么道理？一言以蔽之，“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所以就没有是非可言了。就是千百年来为什么没有是非可言呢？就是都把孔子的是非标准当做了是非标准，所以没有是非可言，这个话非常厉害，王阳明也不看是谁，如实说。因为人们习惯于
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比方说，他说：前人不必从孔子那里得到什么，也很充足；如果必须从孔子那里得到什么才充足的话，那么请问孔子出生之前的人，难道就不能称为人了吗？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没办法从孔子那里得到什么，他们不是也很充足吗？这个逻辑推论非常之严密的。孔子出生以后你才可以讲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孔子那里得到什么才感到充足，那么请问孔子出生之前呢？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样？他不是也很充足吗？
由此可见，不是这么回事情，而且他说，孔子本人也没有叫大家都要学他，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话了，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明·李贽《藏书》他的见解明白地摆在这里。
这就使得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投入了一个强烈的炸弹，引起了轰动，为之震惊，也令人感叹。1
关于[阳明心学与异端思想（下）] :
他写的《藏书》来评点历史，常常有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见解，比方说在传统史家那里，把秦始皇叫做“暴君”，搞的是“暴政”，对他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但是李贽认为
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秦始皇建立了一个中华帝国，李贽不会这样讲，他的意思就是他开创了一个皇帝制度和帝国体制，他是始皇帝，中国第一个皇帝。所以他称之为“千古一帝”，
因为他有很值得炫耀的开创性的历史功绩。相比较这点而言，那个所谓的“暴君”就居于次要的地位了。再比方说，在秦始皇之前的秦国的改革家商鞅，他搞变法，因为商鞅的变法才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的变法，比方说废除井田制度，
很突出的，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如此等等的改革，在历史上留下很深远的影响。但是那些儒家出身的人，对他颇多非议，比方说，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就抨击商鞅，认为商鞅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的私有，
导致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者连立一个锥子的地都没有，这就是商鞅造成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李贽认为，商鞅是大英雄，因为他的改革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
是中华文明辉煌成就的一个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本身它就建立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如果是在“井田制”之下，不可能有这个小农经济，也不可能有小农经济的蓬勃发展，当然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辉煌的文明，所以他说商鞅是大英雄。
再比方说，讲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他认为这是应该值得称赞的事情，而在理学家们看来，遭到非议。但是他不这样看，他认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私奔
是“善择佳偶”善于挑选理想的配偶，这也反映一种人们追求自由的趋势。就是李贽处在他那个时代，他去看历史上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恋爱，他认为这是人们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
是“善择佳偶”，如此等等。这当然是一种异端思想，被统治者看来这是异端思想，而且异端得非常之令他们不满。所以当权者要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麻城龙湖芝佛院赶走，使他没有立足之地，
他就投奔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就是现在的通县，朋友家里面去，但是仍然不能放过他，有一个官员向万历皇帝写了一个奏书来诬陷李贽，诬陷他的罪状，八个字：敢倡乱道 惑世诬民就是他竟然胆敢提倡乱道，就是犯上作乱的那种思想，因而叫做“惑世诬民”，就是迷惑了整个世界，使人民的思想趋于混乱，
“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皇帝接受了这个奏书，
批示，叫有关部门把李贽逮捕起来进行审判。最后下令把他的所有的著作已经出版的以及还没有出版的正在制版全部烧毁，
这就是所谓禁书了。历史上的统治者往往愚蠢地认为，只要采取这个措施，一种思想就可以被禁锢起来，不会流传，他的著作也就从此消失，实际从来没有这种事情。恰恰证明了统治者的不自信，也反映了他们的愚蠢。
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开始，他焚书坑儒，就是要对儒家的思想进行禁锢，把儒家的书烧掉，把儒生拿来坑死掉，其实他是一种震慑。如果焚书都焚掉了，
我们现在还看得到吗？我们现在不都看到了吗？李贽的著作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连同他的书版一起烧毁掉了，我们现在还看得到吗？他的《焚书》、《续焚书》、《藏书》等等都看到了。可见这是没有用的一种手段，不奏效，恰恰相反，他死后他的书更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加流传。但是当权者他要用一种这样的严厉的手段
来警告整个社会，不得相信他们的那种学说。所以，万历三十年（1602年），七十六岁的李贽被判处死刑，李贽当然知道，他死之前提出一个请求，给他剃个头。那个时候剃头的剃头刀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少看到了，很锋利的剃头刀，就是修面、刮胡须的，
有的还可以用来刮头发。他把剃头师傅的这个刀拿过来，装模作样看看，然后就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他以这个刚烈的死，表示对统治者最后的抗议，这个人非常之刚烈。
李贽生活的那个时代，西方的传教士已经到中国来了，就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到中国来传教，传播天主教。他们经过澳门来学习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然后北上。
最后在各地建了教堂，还到了北京建教堂。著名的代表人就是利玛窦，玛泰奥·利奇，利玛窦。他和李贽的私交非常好，互相之间都有诗文的来往。利玛窦也很赞扬李贽，李贽也很赞扬利玛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点，就是像李贽这样
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异端思想家，他们在接受到耶稣会士的时候，眼睛一亮，因为像利玛窦这些耶稣会士，西方的传教士，他们不仅仅带来了《圣经》，带来了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和文化，
对于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李贽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的思想倾向。他并不是说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他对某些他认为可以的，他大胆地接受，给予肯定。但是毕竟这是异端思想，遭到统治者的打压。在这种情况下面，
对思想家就发生一个影响了，就是思想家要做出一个选择，做出一个判断，在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之间选择哪一个，这是当时思想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
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就是在无锡建造了一个东林书院，以东林书院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学派，可以称之为东林学派。顾宪成和高攀龙
他们就在回顾思想界的一个现状以及它的发展趋势，他们对于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都有所反思。比方说，顾宪成对于王阳明主张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这个观点，他是这样评价的，他说：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 ——明·顾宪成《泾皋藏稿》他所以肯定他，
就是王阳明这是很得力的一点，这一点是很得力的。但是他又说就是他不够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他得力的地方也在这里，未尽也在这里。就是说他成功的地方也在这里，不成功的地方也在这里。这话怎么说呢？他说，你说不必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话，
当然打开人们的思路，不必拜倒在圣贤的脚下，但是他说结果导致个什么后果呢？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 ——明·顾宪成《泾皋藏稿》什么意思呢？凭借自己聪明，轻易地否定或者批判以前的那些圣贤，
结果是什么意思啊？你可以任意地解释儒家的经典，而不必去深深地去探讨儒家经典的文本来高谈阔论，那么就肆无忌惮了。这是顾宪成的看法。高攀龙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也肯定王阳明的做法，说王阳明有“扫荡廓清之功”，就是把先前人们认识当中的一些误区，他要一起扫荡，开拓廓清了，他肯定他这一点。但是他也指出，他说王阳明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必说他的徒子徒孙，
说这样下去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什么呢？“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的危险，什么意思？为了追求新奇而走向空虚，就是高谈阔论。说，人人都可以说我认识了孔子的真面目，但是结果并不能认识孔子的真面目，而把孔子的真面目丢失掉了，
离开孔子的真相越来越远，不是越来越近。因为他是静坐“顿悟”的，“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的。所以当时人所说的到了王学的末流，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把它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叫做束书不观 游谈无根就是书都放在高高的书架上，从来不翻了。
“游谈无根”，就是高谈阔论，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这肯定有问题。所以顾宪成和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他们主张回归到朱子学。至少朱子学它还是强调
原原本本地要研讨儒家的经典，从儒家经典的文本的精心的研究当中，来提供自己的思想的营养，来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这还是比较踏实的做法。
所以由于东林学派的提倡，不仅回归了朱子学，使得明末清初依然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而且还掀起一种实学的思潮，实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实”，“学”，“学问”的“学”，实学思潮。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肯定王阳明的思想的流传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欢迎，因为它有一个思想解放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把它影响到极端，就会出现刚才讲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个学风就有问题了。所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他们主张回归朱子学。回归朱子学的什么意义呢？就是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不要使这个学脉中断，这被大家所认同。所以明末清初，仍然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因此我们来分辨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长短利弊，我们不必说绝对的话，肯定甲就要否定乙，或者说肯定乙就要否定甲。我看我们可以辩证一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就是我们要研究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所得到的一个启示。
正如顾宪成所说，明代嘉靖年间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什么意思呢？尊崇王阳明甚于尊崇孔子，他说这个结果是流于狂，狂妄。而人们感到厌倦了、厌恶了，
“于是乎转而思朱子”，于是乎人们回过头去想起了朱熹。所以朱熹的学说在明末清初再度流行。他的社会影响很深，到了社会的底层。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证，就是在这个时期义门
“仁义道德”的“义”，“门户”的“门”，这个“义门”不是说这个时候才有，以前也有，宋代有过一个高潮，明代是第二个高潮。“义门”的盛行，就和朱熹的学说的再度盛行有关系。所谓“义门”
就是皇帝表彰那些孝义之门，所谓孝义之门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儒家思想熏陶，累世同居的大家族，称之为义门。因为他们尊崇的就是儒家的思想，
特别是朱熹的理学的思想。所以从宋到明，这个“义门”成为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一种影响，它不仅仅停留在知识界，而影响到社会基层。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婺州的浦江县的“义门郑氏”，
立耳“郑”，郑氏家族。婺州就是现在的金华，就是后来明代的金华府，以前叫婺州。“义门郑氏”他完全是按照朱熹的家礼来治理他的家族，并且编了一个家训，叫做《郑氏规范》这个《郑氏规范》的家训
就完全是按照朱熹的学说来治理他的家族的一个家规。按照这个来治理它，反映了朱熹学说对于民间基层的影响。那么怎么样反映出来呢？几个方面，一个方面，他们从南宋
到元代到明代始终不分家，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就在浦江县，所以皇帝表彰他们是“义门”，就是孝义之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按照朱熹的学说来治理他的家族，这个学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治理家族和治理国家是一个概念，
就是把“家”放大就是“国”，把“国”缩小就是“家”，所以齐家和治国是一致的，“家国同构”的。所以说，当时人的看法说“义门郑氏”里面“凛如公府”，就是“义门郑氏”里面治理他的家族就好像政府在治理社会，
就完全是按照朱熹的理学的那个思想在那里做。那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元未农民起义，朱元璋的部队打到了金华附近这个浦江地方，农民起义军当然是造反的了，要推翻元朝的了。元朝政府就表彰“义门郑氏”的，
但是农民起义军他也高度地赞扬“义门郑氏”，明确宣布不得侵犯“义门郑氏”，而且把他们逃难出去的人再请回来，派兵在外面站岗保护，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皇帝也表彰“义门”，农民造反者也认为这是社会的楷模，应该保护，
说明他们必有值得人们敬仰的地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都敬仰他们。为什么呢？比方说，“义门郑氏”他之所以累世同居而不分家，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他肯定是一个大地主，但他并不是为富不仁的地主，碰到灾荒年间，他可以减免地租，甚至可以救济那些佃户，
在路边上摆上茶水摊，也可以向乡邻们救济散发药物，他的田产很广、面积很大，他并不把水利灌溉垄断起来，对其他人所造成影响，他认为这个水利灌溉应该是大家共享的。
有人死亡没有办法安葬，他们可以给做善事，如此等等的事情，所以农民会对他有好感。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要这样讲，就说明王阳明学派，它要抨击朱熹的理学，它是从一个方面，就是说这是一个导致人们思想僵化的一个角度来抨击他，
但是朱熹的思想它确实在深层民间发生影响。因为什么道理呢？他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每个人首先要修养自已、自身，然后治理家庭，然后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这点朱熹是做得成功，否则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义门”的出现，我刚才讲的“义门郑氏”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肯定王阳明的思想的流传受到了社会大众的欢迎，因为它有一个思想解放的意义在里面，但是把它影响到极端，就会出现刚才讲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这个学风就有问题了。所以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他们主张回归朱子学。回归朱子学的什么意义呢？就是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不要使这个学脉中断，这被大家所认同。
所以明末清初，仍然是朱子学的一统天下。因此我们来分辨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长短利弊，我们不必说绝对的话，肯定甲就要否定乙，或者说肯定乙就要否定甲。
我看我们可以辩证一点，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这就是我们要研究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所得到的一个启示。1
关于[嘉靖与严嵩（上）] :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讲第三讲，“嘉靖与严嵩”。就是讲嘉靖皇帝和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把持朝政的内阁首辅严嵩。嘉靖与严嵩
严嵩这个人物在戏曲舞台上经常出现，是一个奸臣的形象，但是一般的民众对于他的了解并不是通过《明史·奸臣传》有一个《严嵩传》来知道的，而是通过民间的戏曲。关于严嵩的戏曲在严嵩倒台以后编了很多，
比方说《宝剑记》、《鸣凤记》、《喻世明言》、《一捧雪》，甚至于《盘夫索夫》之类。严嵩和他的儿子严世蕃，都是作为奸臣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是奸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要讲的，把他们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提出来，
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点，就是这样一对奸臣父子为什么在很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接连不断地抨击、弹劾之下，没有把他扳倒，什么道理呢？他后面有皇帝在撑腰，嘉靖皇帝在撑腰。后来为什么又倒了呢？
因为嘉靖皇帝不再宠信他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引申出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在君主专制时代或者说在专制政体下面，所谓的舆论监督其实是一句空话。因为明代当然有很多言官，言官“言论”的“言”，“官僚”的“官”，言官，
就是监察官员。明代的言官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御史的系统，就是都察院的系统，都察院里面有御史，它是分地区来设置的。而另一个系统是六科系统，就是用来监察六部的，有吏部就有吏科，有礼部就有礼科，
有兵部就有兵科，有户部就有户科，有工部就有工科，有刑部就有刑科，叫做六科，六科的官员是给事中，他是监察六部，这样两个系统加起来，我们统称之为言官，就是言论监察的官员。
本来两个系统的言官就是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衡的，但是，毕竟是专制政体，所以言官对于像嘉靖和严嵩这样一个君臣关系，就很难实施他们的职能，这个话题说来话长，
我们慢慢地道来。
严嵩是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人，进士及第以后，一路官运亨通，先是做翰林院、国子监这样一些清闲的官员，慢慢地爬到礼部尚书，然后进入内阁，进一步成为内阁的首辅。
我们前面就提到过，明朝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以后，取消了中书省和丞相，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设置了内阁，以后内阁制度不断的完善，内阁首辅其实相当于首相的位置，
但是有相权而无相位，就是有丞相的权力，但是没有丞相的名位，严嵩的权力其实并不比明初的那些左右丞相来的小，还要更大一些。他从嘉靖的二十一年到嘉靖的四十一年，专权乱政达二十年之久，
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他能够专横跋扈、擅权乱政二十年之久？因为嘉靖皇帝需要这样一个人帮他来打理朝政，摆平中央政府的内部，使政权机构能够正常地运转，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要讲到嘉靖皇帝这个人了，明朝的政治走势就是一个大写的M麦当劳的商标，从洪武期间到了永乐、宣德年间，达到第一个高峰，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时代，然后就开始急剧地走下坡路，到了嘉靖走到谷底了，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谷底，以后，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下面以后要讲的问题，就是万历时期又出现一个新的高峰，然后再走下坡路到崇祯，明朝灭亡了。这个嘉靖皇帝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草包，或者是一个庸碌之辈，这个人在明朝皇帝里面
他还是非常有权谋，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政权。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沉迷于道教，长期在玄修，就是修炼道教，炼丹，而且不住在紫禁城里面，
住在西面的西苑，就是京城西面有一个皇家的园林，也有一个宫殿——永寿宫，因为那个地方清静，他在那里和一帮道士在一起修炼道教，炼丹，表面上看来好像是祈求长生不老，
历代的皇帝都有这个问题，比如宋代的宋徽宗，也是沉迷于道教，这个人非常擅长于书法和绘画，他的书法号称“瘦金体”，画的花鸟画艺术价值也不低。但是这个人做皇帝是非常不称职的，金兵南下他吓破了胆，
赶快把皇帝位子让给他的儿子做，就是宋钦宗。嘉靖皇帝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也是沉迷于道教的，比宋徽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身边一帮道士，而且给道士都封了官，这个道士不是一般道士，都有官衔的，都有品级的道士，
和他们一起玄修。所谓炼丹表面上说起来是炼长生不老的药，因为道教是讲究这一套，其实西方的有些学者研究这段历史，他们仔细地从文献里面分析，说，嘉靖皇帝炼的丹有很大的成分上看是炼的春药，这个春药大家一听
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讲究房中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这个春药里面有一个配方的成分讲出来是非常不雅的，很可以看出它是春药的成分，就是从少年的宫女初次的月经
拿来作为配方的一个成分，所以嘉靖皇帝身边那些宫女对他怨声载道，所以后来发生了一场宫廷里面的小小的变乱，一些宫女趁着他睡着的时候要用带子把他勒死，但是这些宫女毕竟是小，又没有经验，没有把他真正勒死掉，结果嘉靖皇帝后来报复，
把这些宫女都处死了，这就是嘉靖皇帝。因为他沉迷于道教，不光是炼丹，还要写“青词”，“青颜色”的“青”“词”，“词汇”的“词”，青词，是给玉皇大帝的奏疏，他虽然是人间的皇帝，但是天上的玉皇大帝比他大，
所以大臣们要把奏疏送给嘉靖皇帝看，嘉靖皇帝要写奏疏给天上的玉皇大帝，叫做写“青词”。他当然不会自己写，当然要他身边的大臣写，那么严嵩是写“青词”的高手，因为这个人颇有文学才华，他和当时文坛上面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有交往，
他的诗词文章写得也相当地漂亮，所以严嵩的才华用来写青词是绰绰有余的，为什么叫做“青词”呢？它是一种青藤纸，就是青颜色的纸，用红笔往上写字，所谓送给玉皇大帝当然不可能送到天上，就烧掉了，表示送给上面去了。
严嵩为了拍皇帝的马屁，把他的才华用来写“青词贺表”，博得皇帝的欢心，因此，严嵩也被人讥讽为青词宰相因为作了青词他才步步高升，成为内阁首辅而得到皇帝的宠信。
另外一方面，严嵩这个人确实有行政才干，所以嘉靖皇帝认为用严嵩这个人做内阁首辅来控制中央政府的运转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所以两个人的配合是非常地默契的，正如有一个学者所说的，两个人怎么样配合的呢？
“皇帝刚烈，严嵩柔媚”，一正一反，“皇帝骄横，严嵩恭谨”，也是一正一反，“皇帝英察，严嵩朴诚”，也是这样的互补关系，“皇帝独断，严嵩孤立”，所以皇帝和内阁首辅之间“如鱼得水”。皇帝把他看做心腹，可以高枕无忧，
而严嵩就把皇帝看做他的护身符，因此权势显赫。皇帝因为有了严嵩在那里处理中央政府的具体事项，他就可以超然脱身，在西苑的永寿宫埋头于道教的修炼，他就通过严嵩还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政局。因为这个关系，严嵩得到皇帝的宠信，
他就擅权乱政，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到了严嵩权势显赫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精力有所不济了，于是，他把他的独养儿子严世蕃作为他的代理人，叫他的儿子严世蕃代行内阁首辅的权力，
所以人称严世蕃为“小丞相”，有什么事情去请示严嵩的时候，严嵩就说，去问小儿东楼，“东楼”就是严世蕃的号，去问小儿东楼，他直接把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这个人远远不及严嵩，
刚才我们讲严嵩还是有一些文学才华，也有一些行政的才干，而严世蕃只会阴谋诡计，只会贪赃枉法，而人长得又其貌不扬，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像一个大冬瓜，有人说他没有头颈，因为胖嘛，头就直接接在肩膀上，
而且瞎了一个眼，就这样一个人，代行严嵩的内阁首辅权力，结成一个帮派。他可以把各种官职卖出去，而且明码标价，什么官多少两银子，
什么官多少两银子，从几千到上万，所以真正是贪赃枉法，这当然是得到严嵩的默认的，父子两个人一起干的，而且严世蕃是打着严嵩的幌子来干的。因为很多官员为了升迁，他必须拍严嵩的马屁，拍严嵩马屁必须通过他的儿子严世蕃，
所以严世蕃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清客，有的时候聊天谈起来，说当时天下最富的六个人，其中三个是回族商人和山西商人，就是经商致富的，还有三个就是太监出身的，太监有很多，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嘛，
他凭借这个特权也可以贪赃枉法，接受贿赂，或者把宫里面的一些珍贵的文物据为己有等等，也成为首富。但是严世蕃很自豪叙述，这六个巨富和他们严家相比差得远了，这也是事实。后来严嵩倒台以后，
皇帝下令抄了严嵩的家，他的家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他的抄家清单可以写成一本书，和乾隆时候的那个大贪官和珅相媲美。和珅抄家，他的家产的总值有人说相当于乾隆时代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几年的总和，
那么可想而知，严嵩的家产的数量了，因为没有一个比较，但是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这就是父子两个人贪赃枉法的结果。
擅权乱政、贪赃枉法当然要引起言官们的不满，要弹劾他。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传统，尽管你这个奸臣得到皇帝宠信，权势显赫，但是有不畏艰险的官员，他们甘冒生命的危险去弹劾他，也就是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嘉靖二十九年，因为严嵩的失误，导致蒙古骑兵突破长城的要塞，兵临北京城下，引起震动，这叫做庚戌之变引起公愤，舆论哗然。这个事情后来过去以后，大家都要追究严嵩的责任。
有一个锦衣卫的小小的文书官员叫做沈炼挺身而出，就这个事变要追究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责任，他说：这次事变，就是蒙古军队突破长城的要塞，兵临北京城下，说人人都知道这是严嵩、严世蕃父子
失职所造成的，因此在这个紧要关头必须清除严嵩、严世蕃父子和他们的同党，才可以化险为夷。皇帝接到这个弹劾奏疏，交给内阁大学士李本来处理，意思就是说，要李本来代替皇帝起草一个圣旨，
就是对这个弹劾奏疏的意见，当时叫做“票拟”。这个李本是和严嵩、严世蕃父子沆瀣一气的，他不敢擅作主张，他就去请教严世蕃，我这个“票拟”应该怎么写？你看怪吗？向被弹劾者征求这个问题的处理意见，
就向这个犯人去征求处理意见，不是很荒唐吗？其实不荒唐，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同党，李本去找严世蕃，严世蕃找严嵩的义子、干儿子赵文华，大家一起商量，炮制了一个“票拟”，
就是代皇帝起草他的一个圣旨，李本照抄，那么传达的当然是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意旨，是非完全被颠倒了，说他是在肆意妄言，在攻击正直的大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不但没有遭到惩处，
这个弹劾的人沈炼遭到了严惩，把他流放到了塞外。流放到塞外，严嵩、严世蕃父子还不肯罢休，六年以后，找一个借口说沈炼有谋反的嫌疑，把他处死，他的大儿子充军边疆，二儿子和三儿子被活活打死。严嵩、严世蕃父子
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向那些言官们和其他的官僚们显示，要想扳倒我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人就没有好下场。
但是人们是不是就此停止对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弹劾呢？没有。因为中国的士大夫历来讲究气质，有一些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这里面就是嘉靖三十二年一个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再度挺身而出，
弹劾严嵩十大罪状，叫做：坏祖宗之成法、窃人主之大权、掩君上之治功、纵奸子之僭窃、冒朝廷之军功、引悖逆之奸臣、误国家之军机、专黜陟之大柄、失天下之人心、坏天下之风俗。——明·杨继盛十大罪状。大意就是说，他假借皇帝的名义
把功劳归于自己，同时在得到皇帝宠信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面擅权乱政，官僚的升迁、任免都由他们说了算。因为严嵩是拍马高手，他在上面带头，所以整个的官僚队伍里面
形成了一个拍马的风气，严嵩是贪赃枉法的高手，所以整个官场都像他一样贪赃枉法。所以杨继盛的弹劾比沈炼要更厉害、更深刻，也点中要害，以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置严嵩、严世蕃父子于死地，他当然知道，沈炼的样板放在前面，
所以他是冒死进谏的，他知道必死无疑，但是他要把这个话讲出来，至少用他的死来造成一种舆论，使后继者可以继续努力，把严嵩、严世蕃父子拉下来。但是这个杨继盛有一些书生气，他的弹劾奏疏写得不够策略，他不但弹劾到严嵩、严世蕃父子，而且也批评到了皇帝，
这就引起皇帝的反感了，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皇帝甘愿受严嵩的欺骗，受到他的欺骗，还不知觉，而且还要以皇帝的两个儿子，就是两位亲王出来揭发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罪状，
这当然使得皇帝非常地不满，也是杨继盛触犯政治敏感性的一个弱点。那么，这样子的话，皇帝就在他的弹劾奏疏上批示了，说：你这个杨继盛是因为降职了，心怀不满，所以来胡言乱语的，而且你的奏疏里面要两个亲王来作证，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严嵩正好抓住这个把柄在皇帝面前挑拨，就说这个杨继盛不怀好意，他要挑拨你和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你，皇帝是宠信我的，你的两个儿子好像对我有意见，他说希望两个儿子出来讲话，这不是在挑拨离间吗？
这样子，皇帝就说，必须严惩杨继盛，把他逮捕起来，狠狠地给他重刑，要他老实交待，用他的原来的话说叫做：“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什么意思？好好地给我铐打，叫他交待，然后向我报告。
关进了锦衣卫的监狱以后，当然受到重刑了，但是，杨继盛不会屈打成招，要他交待幕后有什么主使人，他说没有，他就自作主张的，所以他没有屈打成招。因为本来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他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下场的，很坦然地面对严刑的铐打，
始终没有屈打成招，临死之前，他写了一首诗，表明他的心态，他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明·杨继盛就是我是赤胆忠心一片，为了你皇帝，为了整个大明王朝，虽然我的目的没有达到，
希望后继者来弥补。杨继盛向皇帝谏言，反而被皇帝处死，但是他死前没有任何怨言，表明他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效忠的皇帝恰恰把他看做草芥，这就是杨继盛的悲剧。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要想寄希望于这样的皇帝，未免有些迂腐，但杨继盛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关于[嘉靖与严嵩（下）] :
杨继盛死了以后，是不是弹劾严嵩的风潮就过去了呢？没有。还有人接二连三地弹劾他，但是都弹不倒，都拉不倒他。什么道理？很简单，皇帝支持，始终得到皇帝的宠信，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皇帝就反感。
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一直这样下去了呢？也不尽然。要看皇帝什么时候对他失去宠信了。到嘉靖四十一年，转机出现了，这个转机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嘉靖皇帝不是在西苑的永寿宫在玄修道教、炼丹？炼丹当然有火，那个时候的建筑都是木结构的，
所以失火，把永寿宫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嘉靖皇帝就跟大臣们商量怎么办，有人提出希望皇帝回到紫禁城去，不要住在这里了，这个也不修了，有的人说那么我们就就地把西苑的永寿宫再修建起来，恢复原样。
嘉靖皇帝就去请教严嵩，因为他宠信严嵩，经常听听严嵩的意见，严嵩的意见既不赞成皇帝回到紫禁城去，也不赞成修复西苑永寿宫，他建议皇帝搬一个地方，搬到南宫，就是京城南面的南苑，这下子引起了嘉靖皇帝极大的反感，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有过一次，
明英宗在太监的怂恿下，亲自带兵出征去打蒙古军队，在土木堡打了个败仗，被蒙古军队俘虏了，皇帝被俘虏了，北京城里没有皇帝了，于是景帝出来做皇帝，但是后来蒙古人把英宗放回来了，那个景帝当然不愿意再退下来了，就把英宗软禁在南宫。
嘉靖皇帝听到严嵩这个主张，他马上灵敏地反应出了，你这个严嵩有什么野心啊？你想把我软禁在那里面，这是不祥之地，所以从此嘉靖皇帝对严嵩的宠信就慢慢地失去了，把权力慢慢地交给内阁的次辅，就是第二把手徐阶
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就是现在的松江，上海市原来的松江县，现在的松江区，这个地方的人，他有江南人的那种圆滑、智谋。他在严嵩得势的时候尽量避免和严嵩发生冲突，搞好关系，但是他看到严嵩将要失势的时候，他要落井下石，
于是乎，他要为了得到皇帝的欢心，他快马加鞭组织一班人马，很快的速度修复了西苑的永寿宫，这下子，嘉靖皇帝非常地满意，所以嘉靖皇帝就把对严嵩的宠信移到了徐阶身上。但是，严嵩还没有下去，徐阶为了取代严嵩，他必须要把严嵩整下去，
就是官场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他利用嘉靖皇帝相信道教的弱点，徐阶收买了嘉靖皇帝身边的那几个宠信的道士，授意他，如果皇上要请你们扶乩，你们如何如何讲。什么意思呢？扶乩就是一个沙盘，
一个道士装作神仙附体的样子，在沙盘上有一个东西来写字，皇帝问什么问题，答案就在沙盘上面写出来，表示是天上的神仙附在他身上写出来的，不是这个道士写出来的。徐阶就买通这些道士：你按照我给你讲的来写。有一天，果然，嘉靖皇帝也不是一个混蛋，他也知道朝政越来越糟糕，
他就问这个道士，其实是问天上的神仙，什么道理？那个道士就按照徐阶讲的写出来，什么道理呢？贤能的人不用，不肖之徒你用了，所以不行。那么这个皇帝就问：谁是贤能的人，谁是不肖的人？他就写出：贤能的人如徐阶，不肖的人如严嵩。
那就意思很明显，你要把严嵩去掉，把徐阶拉上来，皇帝再问了：既然上天知道，为什么上天不发雷霆之怒，把他打死掉呢？这个道士又写：上天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京城，而且严嵩的家就在皇宫边上，如果这样搞的话影响到你皇宫了，所以不能，你如果把他流放出去，它就自然而然会惩处他。
这个消息被一个御史，邹应龙就是言官叫做邹应龙知道了，怎么知道的呢？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某一天，上朝完了下朝，邹应龙从宫里出来，下雨了，宫里面，大家去过就知道，坐北朝南的都是大殿，东西两边有厢房，就是太监住的地方，他躲雨，
躲到太监住的房间里面去，和太监聊天，聊天当中得知的这个消息，刚才讲的这个事，就是皇上对严嵩不满了，就是说“帝有意去嵩”，就是皇帝已经有这个心思要想把严嵩去掉了。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回到家里连夜写了弹劾严嵩的奏疏，
第二天上朝送上去，正中下怀，因为皇帝正好要想把严嵩去掉，那么总要有个借口了，说：你看，御史邹应龙上的奏疏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这个奏疏怎么写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明·邹应龙《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凭借他父亲的势力，
就是卖官鬻爵，就是接受贿赂，所以他说：我请求皇上把严世蕃处死，并且把他的尸体挂在高高的竿上，以儆效尤，让严嵩退休，而且他在奏疏最后说：我如果讲的话有一句假话的话，
可以严惩。这是一个版本的说法，就是御史邹应龙在避雨的时候从太监那里听到这个机密消息的，就是政治情报，就是皇帝不再宠信严嵩了。还有一个说法是徐阶，刚才讲了徐阶跟道士买通关系以后，出现刚才讲的那个情节，就是说贤能的人是徐阶，你没用，
不肖之徒严嵩，你用了，应该把不肖之徒去掉，这个事情是徐阶要道士做的，徐阶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御史邹应龙，叫御史邹应龙连夜写弹劾严嵩的奏疏，结果成功了。不管哪两种版本，这个情节都是一样的，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事情是御史邹应龙干的，
所以民间的戏曲把邹应龙描绘成扳倒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英雄，其实这是个很大的误解。从我们刚才讲的情况就知道，这个邹应龙其实是个机会主义者，他和沈炼、杨继盛等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特别是比方说杨继盛，
他有沈炼的前车之鉴放在那里，弹劾严嵩没有好下场，他还要干，他甘愿冒生命的危险来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他明明知道是不会成功的，有一种正义感。而邹应龙就不是如此了，他得到这样一个机密的消息，就是皇帝要去掉他，所以他的弹劾丝毫没有
政治的危险，就像投机。如果说是刚才讲的第二种版本，是内阁次辅徐阶授意他干的，他更加没有危险性，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那里顶着，而且徐阶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一条，更证明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皇帝毕竟有二十年
宠信严嵩的长时间，对他有感情，他虽然做出决定，把严世蕃流放到海南岛去，让严嵩退休，但是他心里总感觉到有些放不下，恋恋不舍，所以后来向徐阶讲了一句话，很要紧，说：严嵩、严世蕃父子的事情到此为止，
今后如果还有哪一个官员再要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的话，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下子邹应龙就害怕了，他本来以为是稳操胜券的事情，想不到皇帝，如果他后面还有人要弹劾他，因为严嵩不过是退休，他的儿子是充军了，严嵩是退休，如果有人再追究严嵩不应该退休，他应该处死的，
那么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就会翻脸，把那个继续弹劾的人和邹应龙一并处死，邹应龙当然感觉到有生命危险了，所以皇帝当时提拔他做更高级的官员，他不敢上任，还是徐阶出面帮他摆平关系，所以他才敢。为什么徐阶要这样做呢？因为徐阶，刚才讲的
根据无论哪一种版本的说法，徐阶在这里参与了一个阴谋，就是叫道士把他的意思用神仙的话语告诉给皇帝，所以导致严嵩会下台，如果邹应龙把这个和盘托出，徐阶就要受到牵连了，所以他必须要保住邹应龙，让他平安度过这个危险期，这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恰恰说明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为什么义正词严的弹劾没有把严嵩、严世蕃父子拉下来，而玩弄了权术和阴谋的所谓的弹劾恰恰成功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皇帝，皇帝本人的好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这个事情到这里没有完，严嵩是回到老家，退休到老家了，他的儿子严世蕃是充军去海南岛，但是这个严氏父子身世很显赫，他根本就不在乎，在充军的半路就回到江西老家去，根本没去海南岛，他根本没有把这个都放在眼里面，
气焰依然很嚣张，因为严嵩没有伤筋动骨，他的网络也没有彻底的摧毁，严世蕃回到江西老家和他的那伙党羽密谋策划怎么样翻盘。这下子就惊动了另一个御史叫做林润这个林润他曾经先前也弹劾过严嵩、严世蕃父子和他们的党羽，
他就担忧严嵩虽然老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没有了，但是严世蕃还年轻，他很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严世蕃东山再起，将会报复，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整死严世蕃。严世蕃是咎由自取，他罪大恶极了，
但是他们就弹劾，说的什么理由呢？说：严世蕃没有去充军，半路回到家乡，他在那里训练一支军队，那么就是图谋反叛，而且在勾结倭寇要谋反。这个东西报上去，皇帝知道了，
于是下令把严世蕃从他的老家押送到北京严刑审问，要定他的罪，是不是有“通倭”的罪，有“谋反”的罪，严世蕃早就和他的智囊们策划好了翻盘的计划，一个方案。他到了北京以后，凭借他原来的关系网络，买通司法部门的官员，
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就是说你们最好定我的罪，要处死我严世蕃来为沈炼和杨继盛这些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而被遭到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要这样写，要杀掉我为他们来平反昭雪，这个是一个圈套，为什么是个圈套呢？
因为处死沈炼和杨继盛这些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的那些官员，处死的决定都是皇帝亲自做出的，要为这些人平反昭雪等于是叫皇帝承认错误。所以，当司法部门的官员把关于严世蕃的审判结论的文件送到了内阁首辅徐阶的面前看了以后，徐阶发现问题不对，
他讲了三个字，你们这是适得其反，叫做彰上过什么叫“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为什么叫彰显皇上的过错呢？因为处死沈炼和杨继盛，这是皇帝做出的决定，你们要为沈炼、杨继盛平反，等于是在批评皇帝做错了，皇帝如果一翻脸的话，
不但不处死严世蕃，而且把弹劾严世蕃的林润和邹应龙一并处死，他先前就讲过这个话，那么严世蕃的翻盘计划就成功了，或许还会重用。所以徐阶就帮他们修改了，你们必须修改严世蕃的罪状，要定他的罪是皇帝根本就不知道的，
就是在他充军以后犯下的罪行，就是讲他谋反，因为先前不是谋反，先前就是讲他擅权枉法，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这些，单凭这些也够处死他了，但是不能这样讲，这些事皇帝都知道，就是皇帝明明以前知道，为什么还重用他？那么等于皇帝有过错，
这叫做“彰上过”，彰显皇帝的过错，他说：你不能这样做，必须要写他的新发生的事情，而且是皇上不知道的，说他谋反。那么严世蕃有没有谋反呢？没有。那么这个东西上去到皇帝那里，皇帝一看，他要谋反，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我是知道的，他们确实有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我以前不知道，
所以用谋反罪把严世蕃处死了，同时查抄严嵩的家，就是说严嵩不再是一个退休的官员，他在政治上完全被否定掉了，不久就死了。
为什么要用一个没有的罪状来处死严世蕃呢？这叫做用非法的手段处死一个本该处死的人，这也是一个阴谋诡计得逞的一种表现，严世蕃本人处死是应该的，咎由自取的。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
在《明实录》里或在《明史》里面都说到这个话，完全可以用贪赃枉法 擅权乱政这个罪状去处死他，为什么要用谋反罪呢？《明实录》里面就表示异议：严世蕃凭借他的父亲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是“谋反”，
司法部门也说他是“谋反”，叫做“悉非正法”，什么叫“悉非正法”呢？就是完全不符合法律的规则来进行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也就是说以非法的手段处死一个本该处死的人，这让我们领教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面
一切以皇帝的好恶为转移，这又是一个例子。
严嵩、严世蕃父子倒了，嘉靖皇帝还没有死，他还有几年，是不是政治局面就改变了呢？徐阶确实想要做一些努力弥补，但是无补于大局，因为一切还是嘉靖皇帝牢牢地控制着，所以引起了海瑞的上疏，最有名的海瑞上疏，也就是所谓的“海瑞骂皇帝”，
海瑞写了一本《治安疏》模仿汉朝的贾谊这样的做法，狠狠地批评皇帝，所以人们有的人说他是“海瑞骂皇帝”，他说：你这个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纲纪都崩溃了。要皇帝幡然悔悟。要皇帝幡然悔悟就是全盘承认错误，重新回头，讲了最厉害的一句话就是，
因为嘉靖皇帝，“嘉靖”是他的年号，说“嘉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明·海瑞《治安疏》“嘉靖”的“嘉”是“嘉兴”的“嘉”，“靖”是“立”字旁一个“青”字，“嘉靖”，是他的年号，他变成谐音，“家家皆净”，就是每家人家都干干净净，什么叫干干净净？穷得精当光，“而无财用”，就是没有钱，
这个“家净”就变成“家庭”的“家”，“干净”的“净”，那个“嘉靖”就是等于这个“家净”，嘉靖皇帝看到这个都气得吹胡子瞪眼的，看到一半就把它扔到地上，后来又想，这小子后面还骂我什么？再拿起来看看，等他全部看完以后，慢慢地火气退下去以后，
他跟内阁首辅徐阶私下里谈话，他也不得不承认，说海瑞这个人写的奏疏里面所讲的那些事情都是对的，他就是恨这个朝政为什么不能扭过来，出现新局面。他说：这个人可以相当于殷纣王时期的那个忠臣比干。但是这是私下里跟内阁首辅徐阶讲的，
他公开表态，他仍然不承认错误，当时在看到这个奏疏以后，他马上下令叫周围的太监不要让他跑了，把他抓起来，结果太监告诉皇帝，说：这个人不会跑，他把棺材抬来了，他来上疏之前，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了，和家里面的人诀别了，我就是永别了，我不再回来了，我准备去死了，我就拼死进谏，
要皇帝幡然悔悟，所以他把后事都托付好了，叫他的同乡好友，如果我死了你怎么把我埋葬就行。所以抬了棺材来上疏，嘉靖皇帝当然气愤消不掉，他准备要杀掉这个海瑞，以儆效尤，不希望有人再模仿他的样子来骂皇帝。徐阶从旁劝了，
徐阶的劝当然从皇帝的角度考虑问题，他说：像海瑞这种人，他是为了追求名利，特别是名，你如果处死他，正成就了他的名，他在青史上永远是流芳百世了，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因为批评皇帝而被皇帝杀掉了，流芳百世，你何必这样做呢？
你还不如显示皇恩浩荡不处死他。后来嘉靖皇帝接受了，就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但是，不久嘉靖皇帝因为炼丹，突然暴死。海瑞在监狱里面得到这个消息，如丧考妣，就像死掉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号啕大哭，呼天抢地，把吃下去的晚饭全部吐出来，狼藉一片。什么道理呢？
海瑞之所以骂皇帝，他是出于真正的忠君思想，就是恨这个皇帝不争气，要他幡然悔悟，就是好好的干，把国家治理好一点。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描写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从此可以看到海瑞是一个真正的忠臣，
出于内心的赤胆忠心，这样一种忠诚。海瑞这样的官员在明朝很罕见，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他之所以会上疏很严厉地、尖锐地来批评这个皇帝，他有一个理念，他认为当朝的官员都有一种乡愿哲学
“乡村”的“乡”，“愿望”的“愿”，什么叫“乡愿哲学”，就是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还有一种官员就是愿意成为甘草剂甘草是一种中草药，性情很温和，甜蜜蜜的，但是治不好任何的病，也不会吃死人，当时的官员个个都想做甘草剂，所以他既反对乡愿，又反对甘草剂，
他要下一帖猛药让皇帝幡然悔悟，因此他言词非常地尖锐，这是他的真正的忠君的一种表现，而且海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官，两袖清风。后来他死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检点他的遗产，简直没有什么财产，所以他要买一个坟地，安葬的钱都没有，
是他的朋友出钱给他安葬的，因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面专门给他写了一个标题，叫做古怪的模范官僚模范是模范，但很古怪。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内阁首辅徐阶和他的亲信张居正一起起草了皇帝的遗诏，
用皇帝的口气来检讨他先前的那种失误，徐阶的本意就想拨乱反正，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后来的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好，谢谢大家。
关于[张居正与万历（上）] :
各位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讲第四讲，张居正与万历。张居正与万历上次我们讲到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内阁首辅徐阶他联合张居正
拨乱反正，开始把很混乱的朝政加以整顿，企图有所振作。但是新上来的皇帝就是隆庆皇帝，明穆宗隆庆皇帝，这个皇帝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在位时间很短，
但是这个时期内阁里面的权力斗争搞得很尖锐，就是内阁的第一把手徐阶和第二把手高拱互相之间有矛盾，高拱高拱是和张居正同一种类型的，实务型的，铁腕人物，
他想取代徐阶，自己做内阁首辅，所以，策动他的亲信去弹劾徐阶。但是因为徐阶在嘉靖、隆庆时期拨乱反正有很大贡献，所以引起反感，反而导致高拱下台，但是不久徐阶也被攻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
不想有所作为的内阁首辅李春芳。那个时候张居正曾经向皇帝提出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但是，皇帝认为还可以，内阁首辅李春芳不想有所作为，所以搁浅下来了，所以张居正感觉到有李春芳在台上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和太监联合起来怂恿皇帝，
重新起用下台的高拱做内阁的首辅，高拱本来跟张居正有同事关系，所以他想由高拱出来扭转局面。但是高拱出来做内阁首辅以后，张居正就是内阁的第二把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又尖锐了，
怎么尖锐的呢？因为有一个太监的大头目，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代皇帝掌印的那个太监，是宫里面太监最高的官职，掌控内宫。高拱认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太大，
他要压缩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把这些权力移到内阁来，扩大内阁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扩大高拱自己的权力。他当然要得到内阁次辅张居正的支持，也要得到内阁的第三把手高仪的支持，高仪是个老好人，当然不置可否。
张居正是有主见的人，他当着高拱的面说：要去掉太监冯保，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叫做冯保，那好像去掉一个死老鼠那样，方便得很，所以高拱以为张居正是站在他这边的。但是张居正，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改革家，但是，他生活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里面，
他同时也是一个政客，他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就是他究竟是站在高拱这一边去打倒冯保呢？还是站在冯保这一边去打倒高拱呢？就是在冯保和高拱的较量当中他必须有所选择，他作为一个政客的考虑，
他当然权力至上。他的考虑是这样的，如果他支持高拱打倒了冯保，那么他仍然是第二把手，因为高拱的地位更加强大了，而且很可能高拱会转过头来，把铁腕人物张居正搞掉，因为张居正在他看来是徐阶的亲信；而反过来，
如果张居正去联合冯保，支持冯保把高拱搞下来，那么毫无疑问，他从第二把手成为第一把手，他就成为内阁首辅。那么张居正他当然选择后者，支持冯保打倒高拱，当然我们从好的方面来衡量，就是他曾经尝试过，因为没有权力，所以提出的改革方案
内阁首辅不支持，所以他必须自己真正地掌握内阁的大权，才有可能推行他的一系列的改革，所以他必须和冯保联手。
因为高拱要搞掉冯保，他策动了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官员来弹劾冯保，列举了他很多罪状，比方说前面那个隆庆皇帝怎么会突然死掉的？他揭露一条，就是因为冯保虽然是太监，他很精通房中术，为讨好皇帝，因为隆庆皇帝也是个好色之徒，
帮他搞到春药，帮他搞到房中术的那些器具来满足皇帝的喜好，所以说隆庆皇帝之所以突然之间暴病而死，罪魁祸首就是冯保，仅凭这条，不但可以处死冯保，还可以牵连一大批人。冯保虽然在宫里面
做了很多年的太监，他目睹了宫廷内外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知道，但是轮到他自己身上，他也不免有点胆战心惊，他就向张居正请教怎么办？张居正因为他已经明确的自己的选择，他必须支持冯保，于是他给他出一个点子，
就是说你要到宫里面去向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就是隆庆皇帝死了以后，万历皇帝上台了，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是一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子。高拱当然出于一种无意的，在内阁里面当着张居正和高仪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十岁小孩子怎么能够处理朝政呢？
他是在发牢骚。张居正就说：你冯保可以到后宫去告诉这个小皇帝的母亲，一个是皇后，一个是皇贵妃，皇后是他的嫡母，但不是他的生母，皇贵妃是他的生母，有这么回事情。
于是乎，郑重其事地由皇后、皇贵妃和皇帝联名下达了一个圣旨，召见御前会议，高级官员全部参加。当时高拱以为是不是皇上要准备去掉冯保了，有这个事情，
结果由太监宣读的圣旨完全不是他的想象当中的那样，张居正心里明白，高拱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讲，今天这事情可能是和冯保有关，如果不成功，我准备引咎辞职，其实他心里面很笃定，他认为肯定是把冯保赶下台的事情，张居正不置可否。
结果太监一宣读，第一句话他就吃惊了：“张老先生听旨——”，他很奇怪，为什么不叫高老先生听旨呢？我是第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越往下听越有问题，就讲的什么呢？就是高拱这个人擅权枉法，不把我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
通不许皇帝做主，不知他要何为？于是决定来了：高拱即日起退休，马上离开北京。高拱听到这个圣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软瘫在地上了，冷汗直冒，还是张居正把他搀起来，
由其他人把他扶出去，因为明确地叫他马上离开北京。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明朝中后期内阁权力纷争当中的一个环节，也不足为奇，里面有什么阴谋诡计，是官场常见的现象，
但是后来的事情就有点离奇了。
高拱下台回到他的河南新郑老家去了，对于张居正和冯保而言，他们的对手就不存在了，张居正就升了内阁首辅，冯保还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两个人联手组成一个权力联盟，所以两个人的地位都牢不可破了。但是冯保还有一点担心，因为高拱曾经下台又东山再起，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他害怕皇帝如果一变心又把高拱重新起用的话，他会报复到冯保身上，所以冯保就策划了一个阴谋。外面弄一个人来冒充太监，在小皇帝上朝，坐在轿子里要去上朝的半路上，
突然冒出来，要行刺的样子，其实真在宫里面大内高手、警卫人员很多，要行刺皇帝基本上是不可能，他是做出来造成一个暗箭，结果被拿下，搜查身子上面，有一把短剑、一把刀，毫无疑问是来行刺皇帝的。于是把这个事情做大，张居正支持冯保这样做，
要追究幕后的指使人，这里面的情节非常之复杂，但是结论是肯定的，就是造出来舆论。说是这个人化名叫做王大臣，本名叫做章龙，审判的时候他不肯讲真话，后来冯保叫他的亲信和他一起到他的监狱的房间里面去给他套口供，
就是你必须说是高拱指使你来行刺皇帝的，这样子不但不会处死你，还可以给你做个小官，或者给你一大笔财产，那个人当然信以为真了，于是假的口供就这样形成了。这个消息一旦透露出去以后，很多正直的官员就纷纷地谴责张居正，说这个事情你做得不地道，
说高拱这个人虽然很粗暴，出言不逊会有，但是绝不会来派人行刺皇帝，这种事情他不会干，你们显然是在诬陷他，所以说你张居正的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个事情上了。张居正当然也犹豫不定了，后来遭到各种反对的阻力，
有的人当面去跟他辩论，有些官员好心地给他开导，他逐渐地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肯定是没有好下场。于是乎，他派了锦衣卫的都督，锦衣卫的都督就是最高长官，和冯保一起去审判，冯保他是司礼监掌印太监
兼东厂的总督太监，而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单独由冯保来审，肯定这个事情就是以假乱真了，扭不过来了，这两个人事先做了准备，他既然说是高拱指使他来行刺的，而且说高拱家里面的那些当差的人和他有交往，
他就事先把这些人找来，让王大臣，就是说章龙这个人来辨认，你认识吧？他说，一个都不认识，而且讲出来了真相，就是说这个事情完全是冯保指使人告诉我应该怎么讲、怎么讲的。所以公开审判的那一天，冯保还不知道，他就问他，
先打他几十板子，王大臣就不满了，你明明说给我做官，给我财产的，为什么要打我板子？冯保就问他：是谁指使你来的，行刺皇帝？王大臣就冲口而出：是你指使我来的，你还不知道吗？把真相讲出来了，结果冯保很尴尬，
接着马上问：你昨天还说是高拱指使你来的，今天为什么不说了？那个王大臣说：这是你教我这样讲的，我哪里认识这个高拱呢？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嘛。这下子，事情全部穿帮了。所以两个同时参加审判的人赶快把这个审判停了，就说：你这个王大臣简直胡言乱语，怎么可以胡乱地攀诬审判官呢？
就把这个事情草草收场了。冯保也知道事情穿帮了，连夜给这个人送来一杯有生漆的酒，喝了以后喉咙哑掉了，那么他就不会再讲话了，以后就草草收场把他处死掉算了，就说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就不再追究幕后指使人了。
这个事情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了当时内阁的权力斗争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张居正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得不光彩，他完全是为了想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一个牢固的权力联盟，互相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居正和冯保的权力联盟确实是很厉害，
所以张居正后来在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这十年里面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都有冯保的大力支持。如果说我们从好的方面讲，他就是谋求他的改革有一个强烈的权力基础可以顺利进行，接下来张居正就大刀阔斧地推行他的改革了，这也是张居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
在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一方面。张居正的改革
和其他历史上的那些改革家有所不同，历史上很多改革家往往按照儒家的思想来指导他们的改革，而张居正完全是按照法家的思想来指导他的改革，就是他推行一种法家的理论，严刑峻法来保障他的改革措施得以推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的改革大概可以有简单的四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张居正改革之一：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就是官僚的政绩要考成。以前做不到，出于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官僚政治它必定带来官僚主义，比方说中央政府发一个公文下来，各级政府收到以后，也不照办，就把它放到档案里去了，做得怎么样？做了还是没有做？
都不报告，就变成“公文旅行”了。他必须扭转这个局面，就是“考成法”规定：什么样的公文下达，你必须有一个时间限制，必须在这个时间限定里面做出你的回应，办了还是没办，没办什么原因，要报告上来，一层一层地抓下来，所以结果就造成朝下令 夕奉行
这样一个局面，就是早上下令，马上晚上就要办到。张居正就是要谋求这样一个政治的氛围，以这个作为他的改革的前提，以后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作为官僚考成的一个环节，后面的改革措施你推行得好不好作为考核的标准，做得好我给你升官，做得不好就罢免你，
他首先确立这一条。然后第二条，张居正改革之二：以清丈田亩、整理税收为中心的财政经济改革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在此之前，从嘉靖到隆庆国家的财政连年赤字，就是入不敷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必须扭转这个局面，
摆脱财政赤字。这个财政经济改革作为一般的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来改革他肯定借助一个最简单的手法，就是增加税收来弥补这个亏空，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许说是一个最差的办法，下策。张居正不这样做，他的方案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不加赋而上用足”就是我不用增加税收，国家的财政收入照样可以充足起来，
照样可以改变入不敷出的局面，那么怎么样做的？两条。“惩贪污以足民”要惩治贪污，堵塞一漏洞，所谓贪污就是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化公为私，入到自己腰包里去，当然国家的收入就少了，当然会出现财政赤字，如果把这个漏洞堵掉了，总体收入不是增加了吗？
但是没有加税，就是本来应该收的，本来不应该流失的那部分，要保证它不流失。还有一句话就是“理逋负以足国”“逋负”就是欠税，因为官僚豪绅凭借他的特权，买通地方政府的官员，千方百计地隐瞒他的耕地面积来逃税，因为农业时代，农业税，就是土地税，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他们有特权嘛，所以他要把欠税的部分这个漏洞也给它堵掉，就是说本来应该收的，但是被他们逃掉了，现在要把它收起来，总体上的税收没有增加，就是把本来应该收的都收上来，这就要有强烈的政治体制的保证，所以他前面先搞一个考成法。我现在搞这个财政经济改革，你地方政府你做得怎么样，
我作为考核的标准，做得不好我罢免你，做得好我给你升官，所以很快就见效，因此万历时期为什么会成为明朝最富庶的一段时间呢？和这个改革有关，国富民强，国富这一点做到了，整体的财政经济改革局面改变了以后，这个时期成为最富庶的一个时期，
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张居正改革之三：以加强边防为中心的军事改革他很会用人，比方辽东方面因为有满洲兴起了，成为明朝的潜在敌人，他派一个李成梁做辽东的总兵，摆平那个地方。蓟辽，就是从北京的北面到山海关这一带，是北京的正北方，长城沿线，
派抗倭名将戚继光在那里镇守。在北京的西北面，宣府、大同这一线，也是长城沿线，派王崇古在那里镇守，把边防问题解决了，所以达到强兵的目的，前面是富国的目的达到了，后面强兵的目的也达到了。第四方面叫做张居正改革之四：以禁止书院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这个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感。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什么要禁止书院呢？因为书院是民办学校，官办的学校府有府学，县有县学，首都有太学，就是国子监，它是国家培养人才，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才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出来。
书院是民办的，它往往会成为发表议论的地方。他为了减少对张居正改革或者推行新政的议论，他采取一个极端的措施——矫枉过正，把书院统统禁止、取缔，
把书院的建筑物改成政府的衙门，搞掉了六十四处书院，结果引起很多文人学士的反感。所以有些是有成效，有些当然也有成效，但是里面带有负面的因素。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
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家，
关于[张居正与万历（下）] :
因此张居正改革过程当中，反对的势力非常之强大，先后有余懋学、傅应祯、刘台，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写奏疏给皇帝，弹劾张居正，他们的意图当然是要否定改革。但是这个小皇帝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地支持张居正，因为他的母亲
再三教导这个小皇帝，你要听张居正，就是张先生，她还不叫他的名字，叫张先生的教导。张居正他有双重身份，他既是内阁首辅又是皇帝的老师，帝师，就是首辅兼帝师的双重身份。皇贵妃就是后来的慈圣皇太后，交待张居正，
你除了担任内阁首辅，帮助皇帝执政以外，要帮助我来教训这个小皇帝，培养他，所以这个小皇帝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的。在这种情况下面，谁敢来反对张居正，那就意味着来反对皇帝，所以无论是余懋学也好，傅应祯也好，刘台也好，
弹劾张居正都没有得逞。但是也造成就是使得张居正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不能容忍批评的言论，钳制言官、钳制言路，这样一个反应。
后来又发生新的矛盾了，不是改革的问题，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突然病故，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按照明朝的制度规定，官僚如果死去了他的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必须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
那就是说要离开他的岗位二十七个月，两年零三个月。张居正当然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根本就不欣赏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是信奉法家的理论的。但是强大的习惯势力他不得不屈服，所以他必须策划一个两全之计，
在收到父亲死去的讣告以后，他没有马上通报内阁的同事，而去和冯保商量，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因为他们两个人结成牢固的权力联盟了，他谋求冯保的支撑，商量的结果，希望冯保出面在皇帝面前吹风，一定要挽留张居正，不让他回去守孝，叫他不能离开北京，
不能离开他的岗位，告诉这个小皇帝，就是张居正他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我一定要回去守孝，你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要驳回他的这个请求，坚持要他留在岗位上，那就是两个人策划好一个双簧，由皇帝出面和张居正两个人唱双簧，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