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积极参与政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必须偿付我的竞选债务。最后，我终于把这笔债还清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我们在竞选时筹措资金的方法大致差不多，既依靠许多小笔的捐款，也借助于一些人的慷慨解囊。我得到的第一笔250美元的捐助来自杰克，叶芝这位欧扎克的好律师，在我的竞选过程中，他和他的合伙人罗尼·特纳曾经努力地为我工作过。选举结束不到两周，杰克就把支票给了我。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下面的钱到哪里去弄，因此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令人难过的是，几个月之后，杰克·叶芝患心脏病去世。葬礼之后，罗尼·特纳问我是否愿意接过杰克手头的几个关于煤肺病的案子。尼克松政府已经公布了新的原则，使人们很难得到政府的补助金，而当事人已经得到补助金的案子需要重审。很多案子中的补助金都被取消了。我开始开车往欧扎克山区跑，每周一到两次，去查阅卷宗，或是去见老矿工们。我心里明白，只有官司打赢了，我才有可能得到律师费。
罗尼知道我很关注这个问题，对补助金计划的运作也很熟悉。的确，在煤肺病补助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评估的标准很松，一些不需要补助的人拿到了补助，但是，正如人们司空见惯的那样，政府计划在修正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倾向。
其实我在接手杰克·叶芝的那些案子之前，就已经同意帮一个人打官司，争取他的煤肺病补助金。杰克·伯恩斯来自史密斯堡南部的一个小镇，他的儿子是温泉城沃希塔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而我的母亲也在那家医院工作。杰克·伯恩斯的身高为5英尺4英寸，可他的体重却不超过100磅。杰克是个老式的男人，说话不多，富于尊严。他的煤肺病非常严重。他完全有权得到补助金，他和他的妻子非常需要这笔钱来支付各种费用。我们共同努力了几个月，他的耐心和坚定赢得了我的尊敬。当我们打赢官司的时候，我差不多像他一样高兴。
我觉得罗尼·特纳交给我的那摞案宗里有一百多个和杰克·伯恩斯类似的案子。为了处理这些案子，我常常从费耶特维尔出发，沿着那条蜿蜒的“猪道”向着欧扎克进发，而且总是乐此不疲。这些案子第一次是由行政法法官杰里·托马森审理的，他是个非常公正的共和党人。接着，这些案子又上诉到史密斯堡的联邦法官保罗·x．威廉姆斯那里。威廉姆斯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民主党人，跟随他多年的书记员埃尔斯珍·特林布尔·罗伊的心地也非常善良，对我也给予过很多帮助，当卡特总统任命她为阿肯色州第一位联邦女法官的时候，我真是兴高采烈。
就在我继续从事教学、政治和法律工作的同时，希拉里开始在费耶特维苎苎顿下来。我看得出她的确喜欢待在这里，说不定还愿意留在这里呢。她教授“刑法”和“审判辩护”，负责法律援助事务所的工作，同时监督管理为囚犯工作的学生。起初，一些粗率无礼的老律师、老法官以及一些学生不了解她，但最后他们都对她心悦诚服。因为在刑事案件中，当事人根据宪法的规定，享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我们的法官就安排当地的律师为穷困的被告人担任律师，因为穷困的被告人差不多从不付钱，律师协会就让希拉里的法律援助事务所来处理他们的案子。第一年，法律援助事务所就为300多个人提供丁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事务所因此成为法学院的一个知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希拉里赢得了整个法律社区的尊敬，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并创下记录。几年之后，卡特总统正是因为她创下的这些记录将她任命为全国法律服务社团董事会的成员。
春季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庆祝“法律日”的活动，在“法律日”那天，吉米·卡特为我们做了主题发言。很显然，他当时正在竞选总统。我和希拉里简短地和他说了几句话，他邀请我们事后到小石城继续我们的谈话，因为他在那里还有另外一个约会。我们的谈话证实了我的感觉，那就是他当选的前景看好。当时水门事件刚刚结束，国家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政绩突出但与华盛顿的政治没有任何瓜葛的南方州长，一个能够把民主党人在1968年和1972年失去的民心赢回来的人，无异于一缕新鲜空气。六个月之前，我曾经去见戴尔·邦珀斯，劝他参加竞选。我说：“1976年，像您这样的人将会当选。当选者很可能就是您。”
他似乎有些兴趣，但说这是不可能的。他刚刚当选为参议员，如果他马上接着竞选总统，阿肯色的选民是不会支持他的。他也许是对的，但他如果参选的话，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候选人，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
除了正常的工作和社交生活之外，我和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及周围的地方还有一些奇遇。一天晚上，我们沿着71号公路往南行驶，把车一直开到阿尔马，我们要到那里去听多莉·帕顿唱歌。我本来就是多莉·帕顿的忠实歌迷，而那天晚上她的状态又可以说特别好。但那个晚上之所以给我留下最为持久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遇见了把多·莉·帕顿请到阿尔马的两个人：托尼·阿拉英和苏珊·阿拉莫。那时，阿拉莫夫妇还在纳什维尔向很多最著名的乡村音乐明星出售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服。他们干的还不止这些呢。托尼看上去酷似中了毒瘾的罗伊·奥比森，加利福尼亚多场摇滚音乐会都是由他促成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遇见苏珊的。苏珊在阿尔马附近长大，但后来迁到了西部，成了一个在电视上传教的人。他们两个人开始合作。托尼在推出摇滚歌星的同时也不断将她推销出去。苏珊留着浅淡的金发，在电视上传教的时候常常穿着拖地的白裙子。她对她的工作非常擅长，而托尼也非常善于推销她。他们建立了一个小帝国，其中包括一个大规模的农业企业，安排的人员都是一些执著的年轻追随者。这些追随者对他们两个人的痴迷程度无异于文鲜明神父的年轻助手们对神父大人的崇拜。苏珊患上癌症之后，要回阿肯色的老家去。他们就在苏珊的家乡戴尔买了一幢大房子，在阿尔马开了一个音乐厅（就是多莉，帕顿演唱的那个地方），在音乐厅的马路对面开了一个乡村歌手演出服装店，这个店与他们在纳什维尔的乡村歌手服装店如出一辙，只是规模小了一些。另外，他们还有一辆大卡车，每个星期都从加利福尼亚的农场运来食物，供他们两人以及他们在阿肯色的劳动大军食用。苏珊在家里制作上电视的传教节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最后不得不向病魔屈服。她死的时候，托尼声称，上帝已经告诉他，说是某一天要让她复活。于是他把苏珊的遗体放在家中的一个玻璃匣于里，等待那个幸运的日子的来临。他许诺说苏珊会起死回生，希望靠这个方法来维持企业的运转，可是推销者没有了可以推销的产品，注定会失败。形势急转直下。我当州长的时候，他因为税务问题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在他房子的周围还上演了一出短暂的、非暴力的对峙示威活动。几年以后，他和一个更加年轻的女人扯上了关系。说来也真奇怪，上帝又跟他讲话了，告诉他苏珊不会回来了，于是他就把她的遗体从玻璃匣子里弄出来埋了。
夏天，我参加了暑期班两期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多挣点钱，另一方面可以待在费耶特维尔，和希拉里以及一些朋友厮守在一起。有一天，希拉里要回东部一趟，我开车送她去机场。当我们把汽车开上加利福尼亚大道时，我们路过一座漂亮的、凹凸不平的小型砖房。房子坐落在一个高坡上，前院还矗立着一道石头围墙。院子里有一块“出售”的招牌。希拉里说这个地方可真美。我到机场把希拉里放下之后，就去仔细地察看了那座房子。房子是单层结构，大约有1100平方英尺。里面有一间卧室、一间浴室、一个和早餐室连在一起的厨房、一个小餐厅和一间绝妙的起居室。起居室的房顶是用横梁支撑起来的，房高相当于其他房间高度的一倍半。里面有一个好看的壁阶式壁炉和一个大飘窗。里面也有一个内包的阳台，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可以兼做客房。房子里没有空调，但大吊扇非常好用。房子的价格是20500美元，我用3000美元的定金把房子买了下来，因为定金数额较高，所以每个月的分期付款被降到了174美元。
我把我那一点点家具都搬到了新房子里，又买了其他一些东西，这样房子里就不会显得很空。希拉里出行回来的时候，我说，“还记得你喜欢的那座小房子吗？我把它买下来了。你现在就得嫁给我，因为我不能一个人住在那里。”我带她去看房子，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但是我的轻率举动还真奏效。她以前从来没有告诉我她准备在阿肯色住下来，但这次她终于同意了。
1975年10月11日，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的起居室里举行了婚礼。房子在出色的装饰匠玛莉恩·巴西特的监督下被重新粉刷了一遍。她知道我们手头并不宽裕，因·此帮我们为早餐室选择了亮黄色的墙纸，由我们自己把墙纸贴上去。这一经历再一次证明了我在体力劳动方面的欠缺。结婚时，希拉里穿着一条老式维多利亚风格的花边长裙，我非常喜欢她的这条裙子。维克·尼克松牧师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在场的人有希拉里的父母和弟弟、我的母亲、罗杰（他做男傧相）和几个好朋友：希拉里最亲密的朋友贝琪·约翰逊·埃布林（她是从帕克里奇赶来的）和她的丈夫汤姆，希拉里在韦尔斯利的同学乔安娜·布兰森，我的堂妹玛丽·克林顿，我竞选时的财务主管P．H．马丁及其妻子默纳；我们在法学院最好的朋友迪克·阿特金森和伊丽莎白·奥森堡，还有我儿时的朋友、在竞选中曾经孜孜不倦工作的帕蒂·豪。休·罗德姆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中西部卫理公会的女儿嫁给一个阿肯色州欧扎克山区的南方人，一个浸礼会教徒。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到此时为止，为了说服他和罗德姆一家人，我已经努力了四年。我希望我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心。反正我已经为他们所吸引。
婚礼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三百个朋友聚集在安和莫里斯·亨利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新婚招待会。晚上，我们又到比利·施奈德在“市中心汽车旅馆”的房间去跳舞，差不多跳了一夜。凌晨4点，我和希拉里已经上床，突然接到我小舅子托尼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华盛顿县的看守所里。晚会结束以后，他开车送一位客人回家的时候，被州警察拦住了，勒令他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并非因为他开车超速或是抢道超车，而是因为坐在他车上的女士喝醉了，把两只脚耷拉在汽车后车窗外面。托尼的车停下来后，副警官看出托尼喝了酒，于是就把他关了进去。等我到看守所保释他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发抖呢。看守警员告诉我，我们的治安官赫布·马歇尔，一个我很有好感的共和党人，要求在夜里把看守所的温度调得很低，目的是防止喝醉的人呕吐。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托尼问我能不能把一个在城里与彼得·芳达合作拍电影的人也保释出来。我同意了。那个人颤抖得比托尼还要厉害，他上车准备开走的时候，由于全身发抖，竟然结结实实地把车直接撞到了希拉里的那辆黄色小菲亚特车上。尽管是我把他保释出来的，那家伙却一直没有把修车的钱赔给我。可从另一方面讲，他至少没有把他吃的晚餐留在看守所的地板上。就这样，我送走了我的新婚之夜。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不会结婚。此刻结了婚，感觉不错，只是我不知道婚姻会将我们引向何处。
在美国，关于我们两个人的婚姻，人们所写过的文字或做过的评说也许是最多的。人们或分析，或批评，或自以为是地大发议论，态度之随意真让我感到吃惊。我结婚已经将近30年，再加上观察朋友们分手、妥协乃至离婚的经历，我已经知道，婚姻既是神奇的，也是痛苦的，婚姻所带来的满足与失望一直是个谜，即使是婚姻中人也难以理解，而对于那些处于婚姻之外的人来说，更是无法参透的。在1975年10月11日那天，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只知道，我爱希拉里，我爱我的生活和工作，也爱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美好未来。我为她感到自豪，与她结为夫妻令我激动，我们的关系未必总是完美无缺，但肯定不会令人感到厌倦。
我们度过了无眠的新婚之夜后，又恢复了工作。我们正处于学期当中，而我还有关于煤肺病案子的听证会要去出席。两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去度蜜月了。只是这个蜜月有些特别，希拉里的全家人，另外还有她一个弟弟的女朋友都随同前往。我们在一个漂亮的顶层套房里一同住了一个星期，有时到海边漫步，有时到餐馆里美餐。我知道这样的蜜月有些与众不同，但我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希拉里的妈妈多萝西，与她的父亲和兄弟在一起也很开心，和他们一起打牌，分享故事。跟我一样，他们都是讲故事的好手，所有的人都能编出好故事来。
我在阿卡普尔科读了一本书，那是欧内斯特·贝克尔的《拒绝死亡》，厦蜜月的时候读这样的书的确很沉重，但我此时的年龄比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只大一岁。我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正是最适合探究生活意义的时期。
根据贝克尔的观点，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总会在某个时候意识到死亡，接着注意到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死去的事实，然后我们认识到，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去。大多数人都千方百计地躲避死亡。与此同时，我们用一种我们根本无法理解或是一知半解的方式去拥抱本体，拥抱一种自满的假象。我们追逐各种活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希望这些活动会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存在的樊篱，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能永生。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拼命地抗拒，抗拒我们注定要走向死亡这一必然的命运。有些人．追求权力和财富，有些人追求浪漫的爱情、性或其他的享受；有些人雄心勃勃，要出人头地；有些人与人为善，追求崇高。不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将面对死亡的命运。当然，惟一的安慰就是相信这样的说法：既然我们被创造出来了，那么肯定就有个造物主，在造物主那里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最终将会以某种方式回归到造物主那里。
贝克尔的分析将我们引向何处？他的结论是：“谁知道在前面的路上向前发展的生命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似乎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塑造出一个什么——塑造一件东西或是塑造我们自己——然后再将其丢进混乱之中，换句话说，将其当做一份贡品，献给芸芸众生。”欧内斯特·贝克尔在《拒绝死亡》出版前不久去世了，但他似乎达到了伊曼纽尔·康德提出的检验生活的标准：“如何在宇宙中恰如其分地扮演人类应该扮演的角色，如何从中学会人要成为人必须怎么去做。”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贝克尔的书使我相信，为了这样的目的付出努力是值得的。
12月，我还要做出另一个政治上的决定。我的许多支持者希望我再次参加国会竞选。债务已经偿清了，所以他们要我再较量一次。我觉得这一次要想击败哈默施密特议员更加困难，即使吉米·卡特在党内获得提名也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进入华盛顿的愿望，我想留在阿肯色。我对州政府越来越感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州检察长吉姆·盖伊·塔克，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代表阿肯色州写一份诉讼摘要，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那是一个涉及如何确定信用卡利率的反托拉斯案件。吉姆·盖伊正在参加国会竞选，因为威尔伯·米尔斯退休之后，国会中的席位出现了空缺。吉姆·盖伊如果竞选成功，州检察长的位子就会空出来，这个职位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就在我反复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花旗银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两个人跟他去海地。他说他因为经常乘飞机旅行，累计里程积分足以支付我们的机票费用。他说他要把这次旅行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们。从墨西哥回来还不到一周，我们就又动身子。
到1975年年底，“医生爸爸”杜瓦利埃已经退位，他的儿子接管了他的政权。他的儿子是个身体肥胖的年轻人，人人都称他为“医生儿子”。有一天我们碰到了他，他从太子港的官邸出来，开车穿过巨大的广场，到海地独立纪念雕像前献花圈。纪念雕像塑造的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形象，身体强健，嘴里吹着海螺。“医生儿子”的安全保卫人员，也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库特大叔”，到处可见，他们戴着墨镜，手里端着机关枪，一副虎视眈眈的样子。
杜瓦利埃父子在海地独揽大权，横征暴敛，治国无方，终于把海地变成了我们这个半球上最贫穷的国家。太子港的一些地方看上去仍然美丽依旧，但给人一种昨日黄花的感觉。国家大教堂中那磨损的地毯和破旧的长椅让我记忆犹新。尽管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贫困，但海地人却是非常有魅力的。他们看上去生机勃勃，聪明机敏。他们创造了优美的民间艺术和迷人的音乐。
海地人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那么热爱生活，这真让我感到惊奇不已。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伏都教和伏都教文化，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有过一些非常有限的接触。在海地，伏都教与天主教共同存在。
传统的海地宗教的名称来自西非贝宁的方语，因为伏都教起源于贝宁。它的意思是“上帝”或“神灵”，并非像很多电影所表现的那样，有阴暗的邪术或巫术的意思。伏都教的主要仪式是笃信者被神灵附体之后所跳的一种舞。我还有机会观看了伏都教的舞蹈仪式，度过了我们海地之游中最有趣的一天。戴维的花旗银行在太子港的关系单位主动提出，要带他、希拉里还有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见一个不同寻常的伏都教牧师。马克斯·博瓦尔在海地境外生活、工作了15年，他在巴黎的索邦大学学习，后来又到纽约工作。他有个金发碧眼的漂亮法国妻子，还有两个非常聪明、年纪尚小的女儿。他本来一直是个执业的化学工程师，后来，他当伏都教牧师的爷爷临死之前，选择马克斯做继承人。他于是成了伏都教的牧师，但这对他的法国妻子和两个西化的孩子来说肯定是个挑战。
我们是在傍晚赶到的，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舞蹈仪式开始了。马克斯向出钱的游客展示这种舞蹈，是为了能够支付他的一些宗教活动的费用。他解释说，在伏都教中，上帝通过代表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神灵向人类现身。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希拉里、戴维和我听完了一堂简短的伏都教神学课之后，有人陪同我们来到丁一个空旷的地方，和其他客人们坐在千起。这些人都是来观看仪式的。在仪式中，神灵被呼唤出来，进入舞蹈者的身体里。跳舞的人都是伏都教的信徒。舞蹈者随着嘭嘭的鼓点，有节奏地跳了起来。几分钟之后，神灵来了，附在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身体上。那个男人开始用一个燃烧的火把摩擦自己的身体，然后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但他居然没有被烧伤。那个女人，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不住地尖叫，接着，她抓起一只活鸡，咬掉了鸡头。这之后，神灵离开了，刚才被神灵附体的人都倒在了地上。
在我目睹了这个不同寻常的仪式几年之后，一位名叫韦德·戴维斯的哈佛大学科学家也去看望了马克斯·博瓦尔。他在海地寻找对还魂尸的解释。戴维斯在他的著作《蛇与彩虹》中说，在马克斯及其女儿的帮助下，他已经揭开了还魂尸——人死后复生——的秘密。秘密社团的人给一些人服用了一定剂量的毒药，因为他们犯了某些过错，所以以此对他们进行惩罚。这种毒药，也就是河豚毒素，是从河豚鱼身上提取出来的。如果剂量适当，这种毒素能够麻醉人的身体，减弱人的呼吸。呼吸会变得非常微弱，即使是医生也会以为人已经死了。等毒性慢慢消退之后，人就会醒来。日本也报道过类似的事情。在日本，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烧制河豚鱼，河豚鱼就会成为一种美味，但如果方法不当，就会致命。
我之所以在这里描述我对伏都教文化的短暂接触，是因为我一直沉迷于不同文化对生活和大自然的不同理解，沉迷于一种实际上普遍存在的观念：世界上活跃着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而我们在地球上消失之后，这种精神力量还将永久存在。对于上帝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形，海地人的理解不同于大多数基督徒、犹太人或是穆斯林的理解，但是他们有文字记载的经历显然证明了那个古老的格言：上帝做事的方式总是神秘莫测的。
我从海地回来的时候，已经拿定主意，准备竞选州检察长。我又向法学院请了假，然后就开始行动了。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我有两个对手：州务卿乔治·杰尼根，以及吉姆·盖伊·塔克办公室下属的消费者保护部的负责人克拉伦斯·卡什。两个人都能言善辩，而且年龄也不比我大多少。这两个人当中杰尼根似乎更难对付，他在普赖尔州长的行政管理人员当中有一大帮朋友，在好几个县的法院大楼里，以及在全州的保守人士中也不乏好友。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申请竞选，这意味着，初选通过之后，普选中没有竞争对手，这在我的选举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我知道我的竞选活动要从小石城开始，它不仅是州政府所在地，而且还位于本州的中心，拥有的选票数最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可能筹集到赞助资金。我在距离州议会大厦几个街区的一座房子里建立了竞选活动总部。来自琼斯伯勒的年轻银行家沃利·德罗科同意出任我的竞选主席。史蒂夫·史密斯在我参加国会竞选的时候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次他又签约出任竞选经理。竞选办公室由琳达·麦吉负责，在预算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把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我们的全部竞选经费不足10万美元。琳达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负责支付各种费用，对志愿者进行管理。保罗·贝里主动为我提供了住处。他负责麦克莱伦参议员驻阿肯色州办事处的时候我就见过他，而且对他很有好感。他此时是联合银行的副总经理。他对我帮助很多，别的不谈，他坚持让我睡在他套房中惟一一张床上，我常常凌晨两三点钟才回来。夜复一夜，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他家时，总是看到他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厨房的灯亮着，他已经给我留好了我最喜欢的点心、花生奶酪和胡萝卜。
我的老朋友麦克·麦克拉蒂和文斯·福斯特帮助我打入了小石城的企业家以及专业人士的社区。我仍然得到了工会领导的有力支持，但是后来，他们对我的支持有所减弱，因为我拒绝在他们的一个请愿书上签字。他们在请愿书中要求废止阿肯色的就业权保障法，并要求把这一问题放到11月的选举中讨论。就业权保障法使一些没有缴纳工会会费的人也能够在有工会的工厂里工作。在当时，就业权保障法符合我头脑中自由派的思想。我后来听说，我的立场给麦克莱伦参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让保罗·贝里给他的主要支持者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他支持我。几年之后，对于非工会会员的工作权利问题，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只有在有工会的工厂里，人们才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医疗保健和退休安排，工会是利用工人们缴纳的会费才使这些利益得到保证的。不缴会费的人也想得到这些利益是不对的。
我在第三选区的基础似乎是非常牢固的。所有在1974年为我工作过的人都很愿意再尝试一次。此外我还得到了希拉里的两个弟弟的帮助。他们都搬到了费耶特维尔，并进入那里的大学学习。他们还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有一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到他们那里去吃晚饭，整个晚上，休给我们讲述了他与和平队在哥伦比亚的种种奇遇，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讲的那些故事听上去好像是直接从《百年孤独》中照搬过来的，可是他发誓全都是真事。他还为我们配制了果汁朗姆冰酒，喝起来像是果汁，但酒劲很猛。喝了两三杯之后，我觉得很困，就走到外面，爬到了杰夫·德怀尔留给我的雪佛兰轻型货车后面。车的后面铺着人造草皮，我于是像一只绵羊一样趴在正面睡着了。后来是希拉里开车把我带回家的。第二天，我又开始了工作。我喜欢那辆旧货车，一直开着它，直到完全报废为止。
在州里，我在霍普及周围地区赢得了强有力的支持，我就是在霍普出生的，在第三选区之外的五六个县里我都有亲戚。在阿肯色的中部、南部和东部的黑人当中，我一开始就很有起色，这要感谢我从前的一些学生，他们当时正在这些地区从事法律工作。我还得到了民主党激进主义者的支持，我敢于挑战哈默施密特，这赢得了他们的喝彩，他们也曾经为我在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工作叫好。尽管如此，在我们的竞选组织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漏洞。竞选活动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努力填补这些漏洞。
我在州里进行巡回宣传的时候，不得不与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进行竞争——“道德多数派”。这股新的政治势力是杰里·福尔韦尔牧师创立的。他是弗吉尼亚州一个保守的浸礼会牧师，曾经引起过大型的电视跟踪报道，而他也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忠实于基督教基要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的组织。说不定在州里的哪个地方，我与之握手的人就会问我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我说是，对方就会问我是不是刚刚重新燃起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说是，对方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是福尔韦尔的组织提供的。有一次，我到康韦去搞竞选宣传，康韦在小石城以东大约30英里。我当时在县书记员的办公室里，因为缺席选票要投在那里。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妇女开始向我提问。很显然，对其中一个问题我给出了错误的答案，还没等我离开县政府大楼，我已经失去了四张选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不想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撒谎，但是我又不想不断地失去选票。我给邦珀斯参议员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建议，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心胸宽阔的卫理公会信徒。“我总是遇到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但我从来不给他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机会。如果他们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就说：‘我当然希望如此，而且我一直努力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出判断的问题。’一般来说，这么讲立刻就能堵住他们的嘴巴。”邦珀斯说完之后，我哈哈大笑起来，我告诉他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是个参议员，而我只是个州检察长的候选人。在后来的竞选宣传中，我借用了他的回答方法。
竞选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情发生在阿肯色州东北部的密西西比县。那个县有两个城市：布莱斯维尔和奥西奥拉，此外还有许多镇子，住在镇子里的主要是一些耕种大片土地的种植园主。一般来说，由于农场里的工人和小商人的收入都来自种植园主，所以这些人有可能都随着种植园主的选择来投票，往往把票投给最具保守倾向的候选人，就这次竞选而言，他们很可能会支持州务卿乔治·杰尼根。这个县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地方组织，负责人是县里的法官沙格·班克斯，而他也是杰尼根的支持者。看来要想在这里赢得选票的希望非常渺茫，但这个县这么大，我不能轻易放弃它，于是把一个星期六的一整天时间花在了布莱斯维尔和奥西奥拉。我一个人单独前往，度过了令人泪丧的一天——这还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多亏了我从前法学院学生的帮忙，我在这两个地方都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是谁，而且也没兴趣听我介绍自己。尽管如此，只要对方肯伸出手来，我还是赶紧握住。我一直忙到夜里11点，才结束了我在；奥西奥拉的走访。我最后决定放弃，不再继续走访，因为我还要开上三个小时的车才能回到小石城，而且我不希望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
就在我经过一连串的小社区向南行驶的时候，我想起一整天都没吃饭，肚子也咕咕叫了起来。我来到一个叫乔伊纳的地方，看到一个啤酒店里还亮着灯。我满心希望那里也卖吃的东西，于是把车开到路边，走了进去。里面除了一个吧台服务生，就是四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我点了一个汉堡，然后到外面的投币电话亭给希拉里打电话。等我再次走进来的时候，我决定向那几个玩多米诺骨牌的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前面三个人跟我在白天里见到的很多人一样，不知道我是谁，也不想知道。第四个人抬起头看着我，脸上带着笑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开头说的那句话：“小伙子，你要栽在我们这里哕。你知道的，对不对？”我回答说，经过一整天的宣传，我的确得出了这样的印象，但是当我听到他的话，也就是我的感觉得到证实时，我还是感到很难过。“我们肯定让你栽在这里。”他接着说道，“你是从大学里来的长头发嬉皮士教授。就我们所知，你是个共产党。不过，我告诉你，无论谁，只要周六深更半夜还在乔伊纳的啤酒店里搞竞选宣传，就都应获得一个选箱的票。你就躲起来瞧着吧。在我们这里你能赢，但在这个县里，你也就在我们这个该死的地方能赢。”
这个人的名字叫R．L．考克斯，他说话还真算数。在选举的那天晚上，在大农场主控制的其他所有投票分区中我都被击败了，但是我在乔伊纳得到了76张选票，而我的两个对手加起来一共才得了49张。这是我在密西西比县惟一获得多数选票的地方-‘除了布莱斯维尔的两个黑人投票分区，黑人殡仪馆管理员莱夫斯塔·麦克唐纳以及当地报纸的编辑汉克·海恩斯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使投票的局面发生了逆转。
幸运的是，除这里之外，我的情况都很好，我获得了超过55％的选票，在75个县中，我在69个县获得了多数选票，这都多亏了阿肯色州南部的大量选票，我在那里有很多亲戚和好朋友；在第三国会选区中，我以74％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1974年曾经为我辛勤工作的所有人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回报。
选举后的那个夏天对我和希拉里来说是一段幸福时光。前两个月我们在费耶特维尔和我们的朋友一起度过，纯粹是为了开心。接着，在7月中旬，我们到欧洲旅行，途中在纽约短暂停留，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出席了那里的民主党会议，然后飞到巴黎与在那里工作的戴维·爱德华兹相见。几天之后，我们又动身前往西班牙。我们刚刚穿过比利牛斯山，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让我马上给卡特竞选委员会打电话。我在卡斯特罗乌尔蒂阿勒村打了个电话，他们请我出任阿肯色州卡特竞选委员会的主席，我立刻接受了。我非常支持吉米·卡特，虽然根据安排，那年秋天我在费耶特维尔有教学任务，但我想我能应付。卡特在阿肯色州很得人心，这是因为他支持进步，有过经营农场的经历，执著于他的南方浸礼会信仰，他有人缘，他的私交包括四个大名鼎鼎的阿肯色人，他们在海军学院的时候都是他班上的学生。在阿肯色州，值得关注的不是能否得到本州的投票支持，而是得到多少选票支持的问题。经过那么多次选举失败之后，能够在一年里赢得两次选举胜利，这种前景太诱人了，我可不想放过。
我们的西班牙之旅的最后一站是格尔尼卡，这个地方由于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那幅画反映了西班牙内战中格尔尼卡遭到轰炸的情形。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人们正在庆祝一个巴斯克节日。我们喜欢他们的音乐和舞蹈，但是当地的一种美食却让我们难以下咽，那就是牛奶冷鱼。我们在附近的山洞里领略了他们的史前绘画，在白雪覆盖的比利牛斯山山脚下暖烘烘的沙滩上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沙滩上有一个小餐馆，里面出售味美价廉的饭食和一个镍币一杯的啤酒。我们返回法国的时候，已经是8月上旬了，那时正是欧洲人度假的时候。在两国的边界处排着长长的一队汽车，一直延伸到我们视线以外的地方。这印证了欧洲人的一个良好观念：生活比工作更重要。但是对我而言，这一格言变得越来越难以成为生活的信条。
回到家以后，我去了小石城，在那里与阿肯色州民主党的前任执行主席克雷格·坎贝尔一起建立了竞选指挥部。克雷格·坎贝尔在小石城的史蒂芬斯公司工作，在当时，史蒂芬斯公司是美国华尔街以外最大的投资银行，为史蒂芬斯兄弟拥有。长久以来，韦特·史蒂芬斯在州里的政治活动中一直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杰克·史蒂芬斯比哥哥小十岁，陪同吉米·卡特到海军学院去了。克雷格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喜欢逗趣，无论是在与人交往中，还是在政治事务上，都给人一种非常敏感的假象，这使他做事具有很高的效率。
我在州里跑了很多地方，目的是要保证在每个县里都设立一个运行机构。在一个星期天的夜里，我到小石城外的一个黑人教堂去。教堂的牧师是卡托·布鲁克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教堂里已经回荡着一个著名福音唱诗班演唱的圣歌。在演唱第二首或是第三首的时候，门突然开了，一个年轻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看上去有点像戴安娜·罗斯，脚上穿着齐膝的黑色长靴，身上穿着一条紧身的编织长裙。她大步穿过教堂的过道，向唱诗班挥一挥手，然后在管风琴的前面坐了下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管风琴舌乐。那么富有力量，即使那架管风琴随着它自己的力量飘向空中、禹升教堂，我也不会感到吃惊。卡托开始布道的时候，四五个人围在他的周围，坐在折叠椅上。在布道的过程中，他时而吟咏，时而高唱，抑扬顿挫，富有节奏，不时伴随着人们用乐勺敲打膝盖发出的声响。布道结束后，布鲁克斯牧师介绍了我，让我代表卡特讲话。我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但是与卡托相比，我的演讲黯然失色。当我坐下来的时候，他告诉我教堂里的人都支持卡特，他建议我离开教堂，因为还要再过上一个小时左右才会结束。我走出教堂没几步，就听见身后一个声音说道：“嘿，白小伙儿，你们的竞选需要帮忙吗？”说话的是那个风琴师，保拉·考顿。后来，她成了我们最优秀的志愿者之一。就在我去做竞选宣传之后不久，卡托·布鲁克斯搬到了芝加哥。他是那么优秀，不可能埋没在农场里。
我在阿肯色工作的时候，希拉里也加入了卡特的竞选活动。她承担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她成了印第安纳州的现场协调员。在传统上，印第安纳州在总统选举中总是把选票投给共和党人，但是卡特的幕僚认为，卡特出身农场，这或许能给他带来一些成功的机会。希拉里的工作非常投入，也有过一些有趣的经历。我们每天打电话的时候，她总是迫不及待地把她的奇遇讲给我听。我曾经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去过一次，她也是津津乐道地讲述她在那里的经历。
秋季的时候，竞选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卡特在纽约州领先福特总统30个点。但是在全国，两个人的支持率则比较接近。福特总统为了能够追上卡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主要是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卡特作为一个南方的州长，其主要的承诺是让我们的政府像美国人民一样诚实可靠，这样的人具备当美国总统所需要的阅历吗？最后，卡特在全民投票中以大约2％的优势战胜了福特，在选举团投票中也以297票对240票获胜。选举的结果非常接近，因而我们一方在印第安纳州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但是我们在阿肯色以65％的得票率获得了多数选票，这与卡特在他的老家佐治亚州所获得的67％的得票率相比，只低了两个百分点；与取得第三大选票优势的西弗吉尼亚州相比，则高出七个百分点。
竞选结束后，我和希拉里回家待了几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最后的两项教学任务：“海事法”和“宪法”。在这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承担了五个学期的八门课程，参加了一期暑期培训班，在小石城为从事执法工作的官员们开设了两门课程，另外还参加了两次竞选，担任了卡特竞选活动的负责人。我珍爱这三年零三个月的每一分钟。当然这三年零三个月也给我留下了些许的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费耶特维尔尽情地享受生活，没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费耶特维尔的朋友们待在一起。此外还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加利福尼亚大道930号的那座小房子里，那个给我和希拉里带来无尽快乐的小房子。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20
1976年的最后两三个月，我乘车往返于费耶特维尔和小石城之间，为即将投入新的工作做准备。保罗·贝里在联合银行大楼工作，他在那里的第18层为我弄到了一些办公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约见未来的帮手。
许多带有理想主义倾向、颇有能力的人都来应聘。我说服了史蒂夫·史密斯，让他担任我的办公室主任，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一方面能够拿出一些政策方面的好提案，另一方面又能够处理随时出现的问题。一共只有20名职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职员希望留下来跟着我干。我又雇用了一些新的律师，其中有一些年轻的妇女和黑人——在数量上足以使我们的职员构成达到25％的妇女和20％的黑人的比率。被雇用的妇女和黑人的数量之多在那个时候是前所未有的。
在12月的某个时候，我和希拉里在小石城“山顶”地段的L大街5419号找了一个新房子。那是一个很好的老居民区，离市区很近。房子的面积是980平方英尺，比我们在费耶特维尔的房子还要小，价格却要贵得多，要3．4万美元。我们能够买得起，因为在上一次的选举中，选民们自1910年以来第一次同意给州里和地方的官员增加工资。州检察长的工资提高到每年2．6万美元。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事务所里都是经验丰富、令人尊敬的老律师和聪明能干的年轻律师，其中包括我的朋友文斯·福斯特和韦布·哈贝尔。后者曾经是野猪队的一个大明星，后来成了希拉里的朋友，跟我也成了至交。从那时起，希拉里每年挣的钱都要远远超过我，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我当上总统、希拉里放弃律师业务为止。
州检察长办公室除了签发有关州法律问题的各种意见之外，它还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州提起公诉或进行辩护；在刑事案件中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联邦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代表州行使职能；向州政府的各个部门和委员会提供法律建议；通过诉讼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游说立法委员会，在公用事业的税率案件中接受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审查。工作量很大，工作内容各种各样，非常有意思。
旧的一年很快过去，我们的工作迅速起步。议会准备1月开会，而公共服务委员会也针对一项大幅度提高阿肯色州电力公司税率的要求，准备举行一个听证会——这个要求是根据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在密西西比的大海湾参与建设的大规模核电厂的费用提出来的。中南公用事业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恩特吉公司，是阿肯色州电力公司的母公司，它承担了大海湾核电厂的建设任务。由于中南公用事业公司不直接为顾客提供服务，建设大海湾核电厂的费用就不得不由它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新奥尔良的附属公司分摊。在随后的几年中，大海湾的案子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关于这个案子，我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因为母公司承担了核电厂的建设，事先无需得到我们州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同意，而我们的纳税者却需要交纳35％的税金；第二，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更为廉价的方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比如避免能源浪费和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电厂。
在对听证会进行准备的过程中，我的一个职员沃利·尼克松偶然看到了爱默里·洛文斯的著作，书中论述了节约能源和太阳能开发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以及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就与他取得了联系。在那时，企业界和政界的领袖们一般都认为，经济要增长，就必须不断增加发电量。不管支持节约能源这一观点的证据有多么充分，它一直被看做只有头脑发昏的知识分子才抱有的愚蠢的奇思妙想。不幸的是，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在20多年里，作为州检察长、州长和总统，我一直在努力推动一种全新的能源政策，我依据的就是爱默里·洛文斯和其他人的一些观点。尽管在上述三个工作岗位上我的推动都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进展，但遇到的阻力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保守势力在1995年控制国会以后更是如此。我和艾尔·戈尔一直希望他们能够把减税额的25％投入到生产或购买清洁能源以及节能技术的开发上。几年过去了，却没能成功，尽管我们有堆积如山的证据可以用来支持我们的立场。每一次都是共和党出来阻挠。我过去常常说的一句玩笑话是，我在第二任期里取得的最重要成绩，就是最终找到了一项纽特·金里奇和汤姆·迪莱不愿意支持的减税。
与州议会共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这不仅仅因为涉及的问题都很有趣而且结果难以预测，还因为众议院和参议院里到处都有妙趣横生的各种人物，而且或早或晚，州里似乎有一半的人都会跑过来，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措施而大搞院外游说工作。有一天，议会会议刚刚开始不久，我去出席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我准备在会上发言，对某一项措施提出反对意见。屋子里挤满了人，他们代表的是支持方的利益，其中包括文斯·福斯特，此外，还有希拉里。文斯·福斯特本来是想带她来这里经历一下，不知道我会代表反对者的立场出现。我们只是彼此笑了一下，然后就各尽其职。幸运的是，罗斯律师事务所曾经收到了美国律师协会的意见，说罗斯律师事务所可以雇用州检察长的妻子，但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利益冲突，希拉里总是严格按照要求行事。我当上州长的时候，她是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放弃了这个事务所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的州债券业务及法律工作，从而也就放弃了她那部分红利。
我走马上任的时候，各种法律意见的积压问题非常严重，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工作要做。为了赶上工作的进度，我们常常工作到半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之间逐渐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在一起的时候都感到非常开心。星期五议会不开会，我就允许职员在穿着上可以随意一些，还鼓动他们到附近那个常去的餐馆吃一顿悠闲的午餐，那里有一流的汉堡、弹球机和打硬币游戏。陈旧的木屋里面没有涂油漆，屋顶上有一艘巨大的独木舟，而木屋有个不祥的名字——白水酒馆。
道德多数派以及与其志趣相投的一些组织在力量上不断壮大，他们提出了一些立法提案，许多温和的进步议员都不愿意通过这些立法议案，可是他们又担心，如果投票反对，他们就会被记录在案。因此让州检察长出面宣布议案违宪，显然就成了他们的策略。在克林顿的政治法则中有这么一条：如果某个人第一次把烫手的山芋扔给你，那么他下一次还会这么干。这件事就是一个例子。
最为滑稽的议案是阿肯色东北部波卡洪特斯的阿洛·泰尔众议员提出来的。阿洛是一个体面人，他想比道德多数派还要领先一步。他提出的议案是，在阿肯色任何地方播放x级影片都属违法行为，即使播放给成年人看也属违法。我需要对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该议案是否违宪，是否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我仿佛看到报纸上印出了这样的标题：“州检察长站出来为肮脏的电影说话！”我给地区法官鲍勃·达德利打了个电话，他来自阿洛的家乡，我想弄清楚为什么阿洛会提出这样一项议案。“你们那里是不是有很多X级影片？”我问。达德利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他说：“不是。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电影院。他只是嫉妒其他地方的人可以看那种电影而已。”
有关电影的提案刚刚被枪毙，阿洛就又给我出了道难题：对阿肯色州的每一对非婚同居者征收每年1500美元的税。我的脑子里又响起了警钟，仿佛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标题：“克林顿为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辩护！”就这一问题，我面见丁泰尔众议员本人。“阿洛，”我问，“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居多长时间需要交纳此项税款？一年，一个月，还是一个星期？还是说一宿就算数？”“哎呀，我没想到这些。”他回答道。“再说如何执行呢？”我接着说，“难道要你我两个人拿上垒球棒家家户户敲门去？去看看谁和谁住在一起？”阿洛耸了耸肩膀，说道：“我也没想到这一点。也许我最好还是撤回这个议案。”我回到办公室，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庆幸自己躲过了又一颗子弹。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手下的一些职员似乎有些失望。有两三个人已经决定让议案通过，让我们的办公室来负责执行。他们甚至想像出新制服的样子：T恤衫上印着醒目的缩写字母SNIF，即“禁止性行为调查队”。
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对我们来说更难对付了。两年以前，吉姆·盖伊·塔克带头推动议会通过了新的刑法。这部新的刑法对一百多年以来复杂的、相互交叉的犯罪进行了简化和清晰化处理。它还剔除了所谓的事态犯罪一说，因为事态犯罪一直是最高法院所谴责的一项条款。构成犯罪的要件是故意或鲁莽地做出了明令禁止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只是不为社会认可，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他定罪。比如，酗酒不是犯罪。同性恋也不是犯罪，但是在新的刑法法典被采用之前，同性恋一直被视为犯罪。
比尔·斯坦西尔众议员由于投票支持修订的刑法而遭到了家乡史密斯堡保守派牧师的激烈批评。他们说他投票支持同性恋。斯坦西尔是个好人，他曾经是阿肯色州高中橄榄球队的最佳教练之一。他是个肌肉发达、方头大脸的家伙，鼻梁骨也是断的。处理这些微妙复杂的问题可不是他的强项。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投票支持同性恋。他决定在右翼宗教势力对他进行惩罚之前纠正自己的过错。于是他提交了一项议案，提出同性恋行为应该被视为犯罪行为。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变态的性行为也应该被定为犯罪行为，引得一位颇为风趣的同事说道，在他的选区里，显然没有多少农民。斯坦西尔的法案极为详细地描述了两种被禁止的行为可能出现的各种变体。一个性变态的人读过这个议案之后，一个星期之内绝对不想再去购买任何色情的东西。根本不可能通过直接投票取消这一议案。再说，最高法院直到2003年才宣布，同性恋者只要两厢情愿，他们的关系就应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在当时，距离这一步还非常遥远。让我在这一问题上表态，指出这一议案违宪吗？这可不行。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拖，直到把它拖死为止。在众议院，有三个年轻的自由主义者是我的同盟。他们是肯特·鲁本斯、乔迪·马奥尼和理查德·梅斯。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有趣的修正条款。有一天，好多人都跑到众议院会议室楼上的一个狭长房间里去看热闹，我也去了。那里面人挤得满满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站了起来，首先对斯坦西尔的议案赞不绝口，然后说，现在应该有人站出来，为阿肯色州的道德而战。他说，惟一的问题是，斯坦西尔的议案力度不够，他想提出一个“小小的修正条款”来强化它。接着，他带着严肃的表情，提出了修正条款，即在议会开会期间，任何议员如果在小石城通奸，都应该被定为D级重罪。
房间立刻就被一阵阵的笑声淹没了。但是，在议会里，同样的发言之后却是一阵死一般的沉寂。对很多来自小镇的议员来说，来小石城开会，是他们的全部乐趣，这无异于在巴黎待上两个月。他们听了之后并不觉得好笑，好几个议员还对这三个聪明的家伙说，如果不撤回这个修正条款，他们就连一个议案也不让通过。结果这个修正案真的被撤回了。斯坦西尔的议案顺利通过，并且被送到了参议院。
我们在参议院否决这个议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它被分配给由尼克·威尔森负责的委员会。威尔森是一名来自波卡洪特斯的年轻议员，他是整个议会里最聪明、最进步的一个。我想或许可以说服他把这个议案卡住，一直到议会休会为止。
在议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斯坦西尔的议案还在尼克的委员会里。我开始计算距离休会还有几个小时。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等待他的消息。等我动身要去温泉城演讲的时候，已经比原计划推迟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出发之前，我给他打了最后一个电话，因为我实在等得不耐烦了。他说他们半个小时之后就休会，斯坦西尔的议案死定了，我这才动身离开。15分钟以后，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参议员站了出来，他很赞成斯坦西尔的议案。他主动提出，如果尼克·威尔森能够让这项议案通过，他就愿意把他选区里的一幢新楼给他做职业技术学校。正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过去常说的那样，所有的政治都是狭隘的。尼克把议案拿出来让大家讨论，结果很容易就通过了。我沮丧极了。几年之后，当时的一位州参议员，也就是现在代表我们小石城的众议员维克·斯奈德，也曾经试图废止这个法案。但他也失败了。就我所知，这一法律根本没有被付诸实施，但是直到2003年，最高法院才做出裁定，宣布该项法律无效。
我在当州检察长的时候，还曾经面对过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一天，我接到阿肯色州儿童医院打来的电话。他们医院刚刚录用了一个很有天赋的年轻外科医生。有人请他给一对连体双胞胎做手术。这对双胞胎的胸部是连在一起的，两个人共用一个呼吸系统和供血系统。这些系统再也不能长期维持他们两个人的需要。如果不做手术将他们分开，他们两个都会死去。问题是，手术肯定会让其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医院想咨询我的意见，他们说如果那对双胞胎在手术中死去，医生不应该被以谋杀的罪名提起刑事诉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不能向那位医生做出这样的保证，因为州检察长的意见只能对卷人民事诉讼的人提供保护，对遭到刑事起诉的人则无能为力。但是，州检察长的意见能够对过于偏激的公诉人起到一些威慑的作用，所以我给他写了一封官方回信，表明了我的观点：为了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个孩子的死亡，这不能算犯罪。医生做了那个手术。双胞胎中的一个死了，但另一个活了下来。
与我上面引述的例子相比，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更加平常。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努力地工作，签发了很多写得非常好的意见书，在为州里的各个机构提供服务以及处理刑事案件方面都干得很出色，我们还改善了疗养院的服务质量，控制了公共事业的税率。我们通过积极的努力，将收费电话的费用压低到10美分，而当时差不多所有的州都将收费电话的费用提高到25美分。
工作之余，我还尽量到州里的各个地方去走走，以扩大我的社会交往，加强下一次选举的组织机制。1977年1月，我去了阿肯色州东南部最大的城市派恩布拉夫，在那里的扶轮社宴会上，第一次作为当选官员发表演讲。1976年，我已经在那里赢得了45％的选票，但我需要在将来的选举中做得更好。宴会上有500个人，提供了改善选举的最好时机。那是一个漫长的晚会，其中安排了很多演讲，还不断介绍嘉宾，一般来说组织这种活动的人非常害怕在介绍中漏掉哪个人，担心这个人回家以后会非常生气。·像这样做，就不会有很多人在晚会后感到不开心。快到晚上10点的时候，主持人站起来介绍我。他比我还紧张。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是：“大家知道，我们可以到此结束了，我们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我知道他想说，最好的还在后头，可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道。感谢上帝，人们听了以后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演讲引起了热烈的鼓掌，主要是因为我发言非常简短。
我还参加了黑人社区的几个活动。一天，我接到了罗伯特·詹金斯牧师的邀请，去出席他就任晨星浸礼会教堂牧师的仪式。那是小石城北部一个小型的白色木结构教堂。里面的长椅足够150人舒舒服服地坐下。那足一个非常闷热的星期天下午，里面大约有300人，其中包括来自其他教堂的教土和唱诗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白人，他是我们县里的法官罗杰·米尔斯。每一个唱诗班都唱了歌，每一个讲道者都表示了祝贺。当罗伯特站起来布道时，教徒们已经待了很久了。但他是个年轻英俊的人，一个有感染力的演说者，他抓住了全体教徒的注意力。他不紧不慢地开始讲，说他想成为一个平易近人的牧师，但不希望成为一个被人们误解的牧师。“我想专门对教堂里的女士们说句话，”他说，“如果你们需要的是一位牧师，那么你们每天、每夜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但如果你们需要的是一个男人，你们就去找主。主会帮你找个男人。”在传统的白人教堂里，说话像这样坦率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的会众却颇为欣赏，回答他的是响亮整齐的“阿门”。
当罗伯特开始布道的时候，教堂里的温度似乎上升了。突然，坐在我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站了起来，浑身颤抖地大声叫喊，主的精神控制了她。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站立起来，他叫喊的声音更大，处于二种更加失控的状态。见他无法安静下来，几个教士把他护送到教堂后面唱诗班放衣服的地方，然后关上了门。他继续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砰砰地敲打着墙壁。我转过头，正好看见他把门从合页上拽下来，扔到地上，尖叫着跑到庭院里。这让我想起我在马克斯·博瓦尔那里看到的情形，只是这里的人相信他们是被耶稣感动丁。
之后不久，我发现白人基督徒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的检察长办公室负责财务管理的一位官员戴安娜·伊万斯有一次邀请我去参加在雷德菲尔德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五旬节野营布道会。雷德菲尔德在小石城南部大约30英里。戴安娜是一个五旬节派牧师的女儿，和其他忠实于自己信仰的虔诚女人一样，她总是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化妆，也不剪乡；发，长长的头发被高高地挽成一个发髻。那时候，诚笃的五旬节派教徒从来不去看电影，也不去看运动会。很多人甚至不愿意收听汽车广播里的世俗音乐。我对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仪式很感兴趣，与戴安娜的结识更增添了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因为戴安娜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绝对胜任她的工作，而且非常有幽默感。我跟她开玩笑的时候提到他们五旬节派教徒受到的种种限制，可她却说，他们全部的乐趣都在教堂里。我很快就发现她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到了雷德菲尔德之后，戴安娜把我介绍给詹姆斯·伦普金牧师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教士。然后，我们就走进一个能够容纳大约300人的圣所。我和布道者一起坐在主席台上。他们先为我做了介绍，然后又进行了一些预备的程序，接着礼拜仪式终于在音乐的伴随下开始了。那音乐与我在黑人教堂里听到的一样具有感染力，一样富于节奏。几曲赞美诗过后，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从长椅上站起来，走到管风琴前坐了下来，开始演唱一首我从来也没有听过的福音歌《在耶和华面前》。这是一首摄人心魄的歌曲。不知不觉地，我受到了感动，哭了起来。那个女人名叫米基·曼根，她是伦普金教友的女儿，安东尼·曼根牧师的妻子。安东尼·曼根牧师和妻子、父母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里亚负责一个很大的教堂。牧师进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布道，在这期间，牧师还“用舌头”说话，即圣灵借助他的舌头，发出一些音节。这之后，牧师要求信徒们到前面来，在齐膝高的圣坛前祈祷。很多信徒都来了，他们举起双手，颂扬上帝，用舌头说话。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
在1977年到1992年期间，我几乎每年夏天都去参加那里的野营布道会，只有一次没有去成。我常常带朋友一同去。几年之后，当他们听说我参加过教堂的唱诗班时，就邀请我加入一个被称为“秃头诺伯”的四重唱乐队，这个乐队的成员都是牧师。我非常喜欢，很快就融人了这个乐队，只是我没有像他们一样剃成秃头。
每一年，我都会亲眼目睹五旬节派教徒以某种令人吃惊的形式表现他们对信仰的笃信。有一年，主角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牧师，他告诉我们，上帝赋予了他一种记忆《圣经》的能力。他在布道的过程中引用了230多首圣诗。我手里拿着《圣经》检验他的记忆力。在他引用了28首圣诗之后，我停了下来。他一个词也没有背错。有一次，我还看到了一个严重残疾的人，他每年都坐他的自动轮椅前来，响应圣坛的呼吁。他坐在教堂后部的位置。教堂是从后向前倾斜的。他全速转动轮椅，在教堂的过道里飞速行驶起来。当他来到距离圣坛大约10英尺的时候，他会突然刹住，他的身体紧跟着出了轮椅，正好跪在圣坛的前面。接着，他就弓着身子，像其他人一样开始颂扬上市。
除了观看五旬节派教徒的各种仪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喜欢他们，敬仰他们，因为他们躬行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坚决反对堕胎，但与有些人不同，他们会确保每个没人要的婴儿都有一个家，都得到爱护，不管这个孩子的种族如何，也不管他是否残疾。在堕胎和同性恋者的权利等问题上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他们仍然听从基督要关爱邻居的劝诫。1980年，我在竞选州长连任时失败，最先给我打来电话的就有“秃头诺伯”乐队的一个成员。他说三个牧师都要来看我。他们来到了州长官邸，和我一同祈祷，他们告诉我，他们还像我成功的时候一样爱我。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所知道的五旬节派教徒不仅忠实于他们的信仰，而且都是优秀的公民。他们认为不投票是一种罪过。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布道者都喜欢政治和政治家，他们本人也可以成为出色的政治实践家。80年代中期在整个美国，基要主义的教堂都对州法律表示抗议，因为这些法律要求他们的托儿所要达到州里规定的标准，而且经营托儿所要申请执照。在一些地方，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在中西部的一个州里，至少一名牧师宁肯蹲监狱，也不愿意遵照州里关于托儿所的规定。在阿肯色州，这一问题也有爆发的可能，因为我们与一个宗教性托儿所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另外当时州里关于托儿所的新规则马上就要出台。我把我的几个五旬节派牧师朋友召集过来，问他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们说，要达到州里的健康和安全要求对他们而言，没有问题。他们感觉有问题的是，他们必须到州里申请执照，而且要把执照挂在墙上。他们认为儿童看护是他们全体牧师的主要工作，他们觉得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宗教自由的精神，他们不应该受到州里的干涉。我把一份州里刚刚出台的标准交给他们，让他们去读一读，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告诉我。第二天，他们回来见我时都说新标准是公正的。我于是建议双方妥协一下，如果教堂同意在实质上遵照州里规定的标准，同时愿意定期接受州里检查，宗教性托儿所就不必得到州里的批准。他们接受了这个协议，一场危矶就这样过去了。就我所知，标准得到了贯彻，教堂经营的托儿所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在80年代的一个复活节，我和希拉里带切尔西去亚历山大里亚，到曼根牧师负责的教堂里去观看弥撒仪式。那里的灯光和音响效果都是一流的，布景非常逼真，包括那些活生生的动物，所有的表演者都是教堂里的成员。所有的歌曲都是原创作品，表演非常精彩。我当总统期间，有一次在复活节的时候碰巧到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波尔克堡，于是又去参加那里的弥撒仪式，而且说服随行记者团与我同行。跟我们一同去的还有两个路易斯安那的黑人众议员：克利奥·菲尔兹和比尔·杰弗逊。在仪式进行过程中，灯被关掉了。一个女人开始用一种很有力量的、非常低沉的声音演唱一首著名的赞美诗。牧师俯下身来，对杰弗逊议员说：“比尔，你说这位教徒是白人还是黑人？”比尔说：“她是个黑人姐妹。没错。”几分钟之后，灯又亮了起来，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矮小的白人女子，身上穿着黑色长裙，头发挽在头上。杰弗逊只是摇了摇头，可是坐在我们前面几排的一个黑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脱口说道：“我的上帝，是一个白人图书管理员！”表演结束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平常很是愤世嫉俗的记者都热泪盈眶，音乐的力量穿透了他们心中的怀疑壁垒。
米基·曼根和另外一个五旬节派的朋友贾尼斯·舍斯特兰德在我第一次就职的教堂礼拜仪式上演唱，全场都为之震动。在走出教堂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鲍威尔探过身来问我：“白人妇女居然能唱出这样的歌来，你是从哪里把他们找来的？”我笑着告诉他，认识像他们这样的人是我能够当选总统的原因之一。
在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就在共和党人想把我赶下台，很多专家也都说我气数已尽的时候，安东尼·曼根给我打来电话，问他和米基能不能过来待上20分钟。我说：“20分钟？你们大老远飞过来就待20分钟？”他回答说，“你很忙。20分钟就够了。”我于是同意他们过来。几天以后，安东尼和米基到了，他们两个人单独和我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说：“你干了一件坏事，但你不是一个坏人。我们是一块儿把孩子带大的。我知道你的心。你自己不要灰心丧气。如果你这棵大树真的倒了，树上的猢狲也都会散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会与你共进退。”接着，我们一起祈祷起来，米基给了我一盘磁带，上面录着一首很美的歌，那是她为了鼓励我专门为我写的，歌名是《救赎》。20分钟之后，他们告辞乘飞机回家了。
认识五旬节派的教徒们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无论你在宗教上持有什么样的观点，无论你是否缺少宗教上的信仰，当你看到一些人实践着他们的信仰时，当你看到他们对所有人——不仅仅是他们自己——都满怀关爱时，你会为眼前的美行所陶醉。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去观看五旬节的礼拜仪式，千万不要错过。
接近1977年年底时，关于政治的话题又开始了。麦克莱伦在当了差不多35年的参议员之后宣布退休，一场争夺这个参议员席位的大规模角逐因此展开了。普赖尔州长早在六年前就曾经差点打败麦克莱伦，他这次准备参加竞选。吉姆·盖伊·塔克和阿肯色州南部第四选区的众议员雷·桑顿也想参加竞选。雷，桑顿在尼克松弹劾案中，作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建立了声望。他还是韦特·史蒂芬斯和杰克·史蒂芬斯的外甥，因此他的竞选经费可以得到保障。
我必须考虑是否也参加参议院的竞选。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我排在了第二位，比州长大约落后了10个点，但略微领先于两位众议员。我当选官员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是与两位众议员不同的是，我代表的是整个州，一盲待在家里，我得到这样一份工作是我的运气，因为如果干得好，自然能得到公众的赞成。我的工作涉及消费者保护，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妥善的照顾，降低公共事业税率，以及维护法律和秩序。没有什么人会对这些工作有抵触情绪。
但是我决定去竞选州长。我喜欢州政府，希望能够留在家里。在我开始竞选之前，作为州检察长，我处理了一个重要的案子。我是在遥远的外地处理这个案子的。那是在圣诞节之后，我和希拉里到佛罗里达州去看一场阿肯色对俄克拉何马的“橘子杯”橄榄球赛。这是卢·霍尔茨教练来到阿肯色的第一年，他已经率领野猪队打了一个赛季，10胜1负，在全国获得了第6位的排名；他们只输了一场，因为他们遇到了排名第一的得克萨斯球队。俄克拉何马队获得了全国第2名，他们也输给了得克萨斯队，只是比分与对手更加接近。
我们刚到那里，阿肯色就爆发了有关橄榄球队的一场轩然大波。霍尔茨教练暂停了三名队员的比赛权，这将使这三名队员不能参加杯赛。原因是他们三个人在宿舍里与一名年轻女子发生了关系。他们不是三名普通的队员。他们当中，一个是场上的跑锋，是西南联赛中最主要的冲球手；一个是场上的全跑锋；另一个是场上的边锋，奔跑速度极快，一个很有希望成为职业球员的选手。场上的大部分攻势都是这三个人发起的。尽管这三个人没有遭到刑事起诉，但霍尔茨教练还是让他们停赛，因为他们违反了“行为必须端正”的规则，’他说他带出来的球员不仅要球技高超，而且必须品行端正。
三名球员提起诉讼，希望能够让教练恢复他们参加比赛的权利。他们声称教练让他们停赛的做法过于随意，或许是出于种族歧视的原因，因为这三名球员都是黑人，而涉及到的那个女子是个白人。他们还联合了整个球队的力量来支持他们。球队中其他九名队员说，他们也不参加“橘子杯”赛，除非恢复这三名球员的比赛资格。
我的任务是为霍尔茨的决定进行辩护。我和当时已经成为运动员主管的弗兰克·布罗伊利斯谈过之后，决定留在佛罗里达，以便就近同他和霍尔茨进行协商。我让我手下的艾伦·布兰特利负责处理小石城联邦法院的事务。又伦曾经和希拉里一同在韦尔斯利学院学习，是一位出色的律师。我想让一个女人在案子中代表我方出庭辩论不会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橄榄球队的球员们越来越支持霍尔茨，也越来越倾向于参加比赛。
有好几天我都忙得团团转，每天八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都在打电话，一会儿打给小石城的艾伦，一会儿打给迈阿密的布罗伊利斯和霍尔茨；压力和批评一起朝霍尔茨涌来，最要命的是人们把他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惟一不利于他的证据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当教练的时候，曾经支持极度保守的杰西·赫尔姆斯竞选连任。我和霍尔茨谈了几个小时之后，看出他并不是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政治目的。赫尔姆斯一直对他很和气，他因此也就以支持他竞选连任作为回报。
12月30日，距比赛还有三天时间，三名运动员撤回了诉讼，让他们的九名队友放弃了不参加比赛的承诺。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霍尔茨非常伤心，他告诉我他准备给布罗伊利斯打电话，他决定辞职。我立刻给布罗伊利斯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要接房间里的电话。我认定卢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一定会决定去打赢比赛。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球队疯狂地投入了准备工作。他们以18分之差处于劣势，再加上三名球星都被排除在外，没有人再把赌注押在他们这场比赛上。但是，队员们相互鞭策，一个个斗志昂扬。
在1月2日那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坐在橘子杯球场里看俄克拉何马队做热身准备。前一天，排名第一的得克萨斯球队已经在“棉花杯”赛中输给了圣母大学队。俄克拉何马队只要能够击败陷于瘫痪状态的阿肯色队，就可以成为全国冠军。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觉得击败阿肯色队简直是易如反掌。
接着，野猪队上场了。他们排成一队小跑着进入球场，在没有开始准备活动之前，用手拍打着球门柱。希拉里看着他们，抓住我的胳膊说：“快看看他们，比尔。他们会赢的。”由于严密的防守，再加上候补后卫罗兰·塞尔斯的飞速突进——他曾经在2髓码的赛跑中创下记录，野猪队以31比6的成绩大败俄克拉何马队。这也许是阿肯色橄榄球有史中以来最重大当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一次胜利。卢·霍尔茨是个非常容易激动的人，瘦骨嶙峋、个子不高。他在边线走来走去的样子让希拉里想起伍迪·艾伦。我很庆幸这一段插曲使我有机会了解他。他非常聪明，果敢坚毅，也许是美国最出色的场上教练。他在阿肯色、明尼苏达、圣母大学和南卡罗来纳都有过伟大的赛季，但是他永远不会有机会再次度过那样的一个夜晚。
“橘子杯”赛的案子解决之后，我回到家里去准备我的下一个行动。麦克莱伦参议员公开宣布退休之后，我去拜访了他，一方面对他以前的工作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征求他的建议。他极力鼓动我竞选他的席位。他不希望戴维·普赖尔获胜，与塔克和桑顿之间也没有特别的关系。他说我最坏的结果无非是失败，他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也失败了，如果我失败了，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再尝试，就像他那样。我告诉他我在考虑竞选州长，他说这是个糟糕的主意，你在州长办公室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惹人生气。在参议院，你可以为州、为国家做大事。他说，州长办公室是通向政治墓地的一条近道。纵观历史，麦克莱伦的分析是千真万确的。不错，戴尔·邦珀斯依靠“新南方”的繁荣和进步主义倾向，从州长办公室过渡到了参议院，但他是个例外。在普赖尔当选期间，时世非常艰难，无论我是否参加竞选，他都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当州长很难超过四年，因为阿肯色在1876年采取了两年任期制。只有两个州长在任超过四年，他们是杰夫·戴维斯和奥瓦尔·福伯斯。杰夫·戴维斯当州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而奥瓦尔·福伯斯为了保住位子，不得不在中心中学的问题上做了错事。
麦克莱伦已经82岁，但仍然非常敏锐，我很尊重他的建议。我对他的鼓励感到吃惊。我比他更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但未来可能占据他的位子的候选人都是如此。我们相处得不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普赖尔州长和他竞争的时候，我远在法学院，因而没有帮助普赖尔对付他。但是如果我当时在家的话，我肯定会那么做的。我之所以尊敬麦克莱伦，还因为他在打击有绢织犯罪团伙的斗争中做出过重要的努力。那些犯罪集团，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经济状况如何，对所有的美国人来说都构成了威胁。我们这次见面之后不久，麦克莱伦参议员去世了，去世时他的任期还没有满。
尽管他建议我竞选参议员，而且向我保证我将得到全州上下的支持，我还是决定竞选州长。想到当上州长后可以大干一场，我激动不已，而且我觉得我能够取胜。尽管我31岁的年龄在竞选州长时比竞选参议员更容易成为一个对我不利的因素，但由于担任州长需要承担繁重的管理任务和决策责任，竞选州长不像竞选参议员那么激烈。
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另外还有四个候选人：乔·伍德沃德，一位来自阿肯色州南部马格诺利亚的律师，戴尔·邦珀斯竞选时的活跃分子；弗兰克·拉迪，一位来自阿肯色东北部的律师，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道德多数派投票者看好的候选人，在我的对手中，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公开批评希拉里的人，他公开地批评她从事律师业务，含蓄地指责她嫁给我之后仍然保留父姓；兰德尔·马西斯，来自温泉城南边的克拉克县，一位能言善辩的县法官；蒙罗·施瓦茨洛泽，来自阿肯色南部，待人真诚友好，一位以前从事火鸡养殖的农场主。伍德沃德看来很可能成为最有实力的候选人。他非常聪明、能言善辩，因为曾经在邦珀斯手下干过，所以在全州范围内有很多关系。但是，从一开始，我就遥遥领先。我需要的就是保住这个领先的优势。因为所有人的真正兴趣都在竞选参议员上，我只需要认真竞选、避免出错，同时继续做好检察长的工作。
这次竞选相对而言并没有多少戏剧性，但还是不乏有趣的插曲。，“树的故事”再次浮出水面：州里一位支持乔·伍德沃德的警察发誓，1969年是他把我从那棵臭名远扬的树上弄下来的。在拉塞尔维尔北边的多佛，有人对我的男子气概提出质疑，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我和一帮身体非常高大的原木运稿工一起参加了一场拔河比赛。无论在哪一组，我都是最矮小的，他们让我站在最前面。我们把绳子拉过来，对方又把绳子拉过去，中间是一个大坑，坑里满是污水和泥巴。我们一方输了，我身上沾满了泥巴，因为拉的时候太用力，两只手都被擦破了，血流了出来。还算幸运，一位鼓动我参加比赛的朋友给了我一条咔叽布裤子，我才得以重新踏上竞选宣传之旅。在亨茨维尔附近的圣保罗，这是一个约150人的镇子，我在那里和“开拓节”游行队伍中的所有人一一握手。就在这时，一个人牵着一只宠物向我走来。那是一头已经长大成熟的狗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不知道别人看到狗熊拴在链子上是否就感到很安全，反正我不行。
信不信由你，西红柿曾经在1978年的竞选中发挥了作用。阿肯色的布雷德利县种植了大量的西红柿，而大部分西红柿是由农业季节工人采摘的。他们从得克萨斯州南部出发，经过阿肯色，然后再沿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一直到达密歇根州，哪里的天气暖和了，庄稼成熟了，他们就跟到哪里。作为州检察长，我到过位于该县南部的赫米蒂奇，去那里参加一个社区会议，讨论小农场主在执行联邦政府有关工人住房条件的新标准时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我从卡特政府申请了一些经济援助，让他们根据要求修建各种设施，以便能够继续做生意。那些人都非常感激，我宣布竞选州长之后，他们就安排了一个“比尔·克林顿感谢日”。其中一个内容是在主干道上组织了一次游行，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中学的乐队。我为此激动不已，当一位《阿肯色报》的记者要随我同行进行报道时，我欣然同意了。路上，女记者问了我一大堆关于竞选的问题，询问了我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我说了某些诸如对死刑表示质疑的话，而这居然成了她那天在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整个赫米蒂奇镇都出动了，但是这场活动，以及引发这场活动的原因，全州的人都无从知道。我为此抱怨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天，我的职员们最后认定，要想让我闭上嘴巴，惟一的办法就是捉弄我一下。他们在T恤衫上印上了这样的文字：“你们真应该看看那夭赫米蒂奇出动了多少人！”但至少我得到了那里的所有选票，同时懂得在对付记者的时候要更加谨慎。
几个星期之后，我回到布雷德利县，在沃伦一年一度的“粉红西红柿节”上，再次为获得西红柿选票展开工作。我参加了一个吃西红柿比赛。有七八个竞争者，但其中的三个人都比我高大得多。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满满一纸袋西红柿，每一袋西红柿都被仔细地称过。铃响了，我们都在规定的时间里拼命地吃。我想规定的时间是五分钟；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一个成人像猪一样狂吃，五分钟也着实不短了。每个西红柿只要有一点没有吃干净，都要被放回到纸袋里，这样每个人所吃掉的西红柿的准确重量就能够确定。我像个傻瓜一样，努力想赢。我总是这样。我吃掉了三个，要么是四个西红柿，结果弄得我好几天都很不舒服。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徒劳的，我赢得了沃伦的大多数选票。但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吃西红柿的比赛。
美国国会通过了有关平等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并将其交给各州讨论通过。但是，必须达到的3／4的通过率却没有达到，也就是说这个修正案没有通过，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即便如此，在阿肯色州的社会保守分子当中，这仍然是个对决策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原因有好几个：堪尼斯特·霍奇参议员，也就是根据普赖尔的任命接替麦克莱伦参议员未满任期的那个人，在参议院会议上发表了演讲，雄辩有力地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我们的朋友黛安娜·金凯德在阿肯色州议会与全国第一号修正案反对者菲利斯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结果击败了菲利斯，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众所周知，我和希拉里都支持这个修正案，而修正案的反对者预言，如果修正案得到通过，人类所谓的文明将会走向终结：女人参战、男女共用浴室、家庭破裂等等，神气活现、骄傲自大的妇女再也不会对丈夫言听计从。
就是因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我和弗兰克·拉迪的支持者之间还发生了小小的冲突，当时是在阿肯色东北部琼斯伯勒的一次大约500人的集会上。
我正在发表竞选演讲，简要向人们介绍我的教育和经济发展计划，突然一个身穿印着拉迪头像T恤衫的老太太对着我尖声叫喊起来：“要谈就谈《平等权利修正案》！要谈就谈《平等权利修正案》！”最后我说：“好吧，我就来谈谈《平等权利修正案》。我支持它，你反对它。但是这个修正案并不会造成你想像中的危害，也不会带来我想像中的益处。现在我们回到学校和就业这个话题上来吧。”可老太太仍然不依不饶，她尖叫道：“你鼓励同性恋！”我看着她，笑了，我说：“夫人，在我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天底下什么样的罪名我都背过了，可你是第一个说我鼓励同性恋的。”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哄笑。甚至拉迪钓几个支持者也哈哈大笑起来。然后，我结束丁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