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选日，我得到了60％的选票，在75个县当中的71个县都以多数获胜。在参议员的竞选中，选票差不多是非常均匀地投给了普赖尔、塔克和桑顿。州长得到了34％的选票，吉姆·盖伊·塔克的选票略多于雷·桑顿，因此他们之间需要进行第二轮初选。按照常规的看法，普赖尔已经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作为现任州长，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应该在40％以上。因为我对他颇有好感，而且我们在州政府共事也很愉快，我就劝他去征询我的民意测验负责人迪克·莫里斯的意见。迪克·莫里斯是一个年轻的政治顾问，在纽约市的政界一直非常活跃。他非常聪明，性格生硬粗暴，在政治和政策方面总是有数不清的点子。他认为应该进行咄咄逼人的、有创意的竞选宣传活动，他在什么事情上都自以为是，因此好多人，特别是在民风淳朴的南方，都觉得他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总是从他那里得到激励。他给我帮助很多，部分原因是我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感到反感，部分原因是我在本能上非常清楚他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他身上我真正喜欢的一点是，他总是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在秋季竞选中，我的对手是一个养牛场主，州共和党主席林·洛。竞选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只有一次例外。当时在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方指责我曾经逃避兵役。我于是把这一问题转给了霍尔姆斯上校。我赢得了63％的选票，在75个县中的69个县都获得了胜利。
在我32岁那一年，我成了阿肯色州的当选州长。我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组织起班子，准备一份立法计划，完成我的州检察长的工作。州检察长的工作是我一直喜欢的，感谢我的那些出色的同事们，由于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无私奉献，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清理了积压的法律意见征询书，我们所签发的法律意见书在数量上创下了记录；我们根据消费者的投诉取得了超过40万美元的损害补偿，比这个部门成立以来五年中取得的全部损害补偿还要多；我们还告诉州里负责规范各行业的政府部门，他们不能够禁止由他们管辖的各个行业集团做价格广告，禁止价格广告在当时的整个美国是很常见的做法；我们还为改善疗养院的服务、停止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参与了公共事业税率的听证会；草拟并通过了对暴力犯罪受害者进行补偿的法案；在政府部门掌握私人信息方面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对于我本人尤其重要。我说服议会两院以超过3／4的赞成票通过了一项有关选举权法的修正案，让重刑犯在刑满释放后享有参加选举的权利。我说，犯罪者一旦已经为他的行为付出了全部的代价，那么他就应该被恢复全部的公民权。我是为了杰夫·德怀尔才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工作刻苦、认真纳税的公民，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谅解，在每一个选举日，他都要经历上千次的死亡。令人伤心的是，25年过去了，联邦政府和大多数州政府仍然没有效仿我们的做法。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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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初选之后，我们就开始为我的第一任期进行筹划，11月过后，我们真正开始行动，原来的竞选总部也变成了一个过渡性的办公室。鲁迪·莫尔和史蒂夫·史密斯两个人都曾经在议会工作。他们这次又给我以很大的帮助，帮助我准备财政预算，为了把一些我要优先考虑的政策付诸实施而起草各种提案，分析在管理上的主要困难，同时开始招募职员和内阁成员。
12月，民主党在孟菲斯举行中期会议。我横穿密西西比河赶到那里，去主持一个医疗保健的专题讨论会。会上的两个主旨发言人是卡特总统的健康、教育和福利部长乔·卡利法诺和众议院全民享受医疗保健的主要倡导者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卡利法诺为总统的医疗保健计划做了辩护，他清楚地指出，总统的医疗保健计划是一个渐进的措施。但是，肯尼迪满怀深情地呼吁，让普通的美国人都能够享受到与他的儿子同样的健康保障。他的儿子泰迪患上癌症之后，他以他的富有为他的儿子提供了很好的医疗保障。肯尼迪的演讲立刻打动了听众。我很喜欢这次经历，也喜欢有机会在全国性的活动中抛头露面。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议只是突出了我们党内的分歧，这几年不是总统选举年，在此期间，团结、振兴民主党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后来，中期会议都被取消了。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和希拉里到英国去休假，这次休假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与我在牛津的朋友萨拉·梅特兰以及她的丈夫唐纳德·李共度圣诞节。唐纳德·李是一个美国人，他已经成了一位英国国教会神父。这次是唐纳德第一次负责组织教堂圣诞礼拜。他肯定有点紧张，但是他在礼拜开始的时候先给孩子们布道，认定这肯定可以带来成功。他在一幅可爱的耶稣诞生图前的台阶上坐下来，然后让孩子们过来和他坐在一起。等孩子们都坐好了，他说：“孩子们，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孩子们都点点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知道。”唐纳德的脸上放出了光彩，他问：‘什么日子？”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星期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把布道继续下去的。也许他感受到的是安慰，在他的教堂里，孩子们说出了不折不扣的实情。
再过一个月，我就该搬进州长官邸，为宣誓就职做准备了。这个官邸是一座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大房子，位于小石城美丽而古老的夸波区，距离州议会大厦不远，占地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英尺。主楼两边各有一幢小一点的房子，左边的是客房，右边的是州警的住处——他们负责看守这个地方，每天24小时接听电话。官邸的一层有三个又宽敞又漂亮的房间，一个厨厉，还有一个很小的早餐室。地下室的空间非常大，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休闲娱乐室，里面配有弹球机。起居区在二楼。尽管总面积很大，可起居区只有五个小房间和两个简单的浴室。但是与我们在L街上的那幢小房子比起来，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原来的家具根本装不满这五个房间。
职位的转变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我需要学会适应这里的保安机制。我本来一直为自己的自立感到骄傲，同时我还非常珍视独处的时间。我从20岁起就自己养活自己，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于打扫房子、跑前跑后、下厨做饭。我和希拉里走到一起之后，我们共同承担家务。现在，要让别人来做饭、清扫房间和跑腿了。我从16岁起就喜欢一个人开车，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和思考问题。我再也不能那么做了。我们每天喜欢慢跑，一般来说是在上班前或下班后的那段时间。现在，我在跑步的时候，身后总会跟着一个州警，坐在一辆没有标志的汽车里。开始的时候，这真的让我感到不安，使我在单行线上不知不觉地跑错方向。不过我最终还是习惯了这一切，而且开始对官邸中服务人员和州警的工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们使我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因为是州警替我开车，我在乘车的时候可以做一些材料工作。最后，我们之间达成了一致，我在星期天的时候自己开车去教堂。这根本算不上是妥协，因为我去的教堂与希拉里要去的卫理公会教堂距离官邸都不足一英里，但是我总是盼着星期天的来临，因为只有那时我才可以有开车的自由。其中一名州警遇到当班的时候会跟我同行，这比让一个州警跟在后面好多了。任职几年之后，在明显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我经常一个人在早晨跑步，但是跑步的路线是在可以确定的市区范围里，而且周围总是有很多人。我经常跑到麦当劳或是当地的面包店就结束跑步，这两个地方距离我的官邸大约都是半英里远，我在那里喝上一杯水，然后再走回家。
州警偶尔还真的有保安工作要做。在我的第一届州长任期内，一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人前来拜访，扬言要杀死我。因为他在几年之前曾经砍下他母亲的头，所以州警们都不敢掉以轻心。他被抓住了，又被关了起来，这也，许正是他来访时潜意识里想实现的一种愿望。一天，一个人高马大的人拿着一把修铁路的铁锹走进了州长办公室，说是要单独会会我。他没有得到允许。1982年，就在我争取竞选连任的时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来，他说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上帝告诉他，我的竞争对手是上帝的使者，而我是魔鬼的使唤工具。他说他要完成上帝的意愿，将我铲除。后来才知道他是从田纳西的一个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他有一把口径比较怪的左轮手枪，他出入一家家的枪械商店，想买一些子弹，但由于拿不出任何身份证明，没有成功。尽管如此，在竞选接近尾声的时候，有好几天我都不得不穿上一件很不舒服的防弹夹克。有一次，房子的前门碰巧没有锁，一个精神失常但是比较温和的女人走上了楼梯，朝我们的起居区走来。就在她大声喊我的时候，州警抓住了她。还有一次，一个个头矮小、精瘦结实、脚蹬军靴、身穿短裤的男人被抓住了，因为他企图将我们的前门撞倒。他因为吃了某种毒品混合物而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变得力大无比，最后上来两个比我还要高大的州警才把他制伏。但是，他甩掉了其中的一个州警，把头伸进了州警住所的窗户。州警们只好给他穿上约束衣，固定在担架上抬走了。后来，这个人清醒过来，向州警们表示道歉，感谢他们控制住了他，使他没有伤到任何人。
为我服务的这些州警后来在我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曾经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的两名州警有不满情绪，而且经济情况也都不太好，于是为了得到一笔数量不大的金钱和出名，就传出关于我的风言风语，指望能得到一笔更大的报酬。但大多数负责安全保卫事务的人都很好，工作干得也很出色，其中好几个人还和我成了好朋友。在1979年1月的时候，对于自己能否，习惯24小时的安全保卫，我还没有把握，但是我的工作让我感到兴奋不已，没有时间在这件事上考虑太多。
除了传统的就职舞会，我们还举办了一场被称为“钻石与粗布”的阿肯色招待晚会。所有的表演者都是阿肯色人，其中包括后来转向福音音乐并在教会中任职的著名灵歌歌手艾尔·格林，以及我们高中时的“三王”乐队里的钢琴手兰迪·古德勒姆。兰迪虽然只有31岁，但是他已经因为作曲赢得了格莱美奖。我用我的萨克斯和他共同演奏了《夏日时光》，这是我们自1964年以来第一次合作。
就职仪式简直是一场盛典。成百上千的人从全州各个地方赶来。我和希拉里这些年来结交的朋友都来了，其中包括我的老室友汤米·凯普兰；我那场以败北告终的乔治敦竞选的组织者戴夫·马特；贝琪·赖特；我参加“少年国家”时认识的几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支持民权的朋友——弗雷德·卡默和阿尔斯顿·约翰逊；来自耶鲁的三个朋友——卡罗琳·埃利斯，格雷格·克雷格和史蒂夫·科恩。卡罗琳·耶尔德尔·斯特利也从印第安纳州回到家乡参加了演唱。
我非常认真地准备了我的就职演说。我希望既能够把握住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又能够更多地告诉我的阿肯色乡亲们自己将要给州长办公室带来的价值和理念。在演说的前一天晚上，史蒂夫·科恩告诉我，长久以来他感觉一直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自尊与希望”，这让我颇受启发，于是把它加到了我的演说辞里。在那次演说中我说的一些话直到现在我还坚信不移，我说了一些我在所有的公职工作包括总统生涯中一直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笃信机会均等这一事业的正当性，我会尽我所能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对当权者滥用权力深恶痛绝，我会尽我所能防患于未然。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对政府事务中践踏秩序和纪律以及缺乏秩序和纪律感到懊悔，我会尽我所能防微杜渐。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深爱着阿肯色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的空气、河流，我会尽我所能地保护它们。
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一直希望减轻老人、弱者和穷人的生活重负，因为老弱贫困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我会尽我所能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就我的记忆所及，每当看到那么多勤劳自立的人民由于经济机会的不足而不能劳有所得的时候，我就感到难过，我会尽我所能为他们创造机会……
第二天，我走马上任，开始了我生活中最振奋却又最劳神、得到回报最多却又饱经挫折的两年。我做起事情来总是急匆匆的，这段时间我常常去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事。公正地总结一下，在我担任州长的第一个任期内，可以说我在政策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却陷入了灾难。
在议会会议上，我在资金投入上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公路建设；另外还在医疗、能源和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1978年，在全国各州中，阿肯色的人均教育开销居最后一名。克思·亚历山大博士是一位全国公认的教育政策专家，就职于佛罗里达大学，他对我们的学校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体制令人担忧。“从教育的角度出发，阿肯色州的一个普通儿童到全国任何一个州的公立学校上学都要比上阿肯色州的学校好得多。”我们有369个学区，但是有很多学区都太小了，不能开设学生们需要的数学课和科学常识课。州里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或是评估体系。在大多数地方，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
议会几乎通过了我在教育方面的所有提议，这些提议是在各方的敦促下通过的：代表大多数教师的阿肯色州教育协会，管理者和校董协会，·包括有影响力的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贝尔在内的支持教育的议员。会上同意在未来的两年中将教育基金增加40％，其中包括将教师的工资每年增加1200美元；增加67％的特殊教育资金；增加对课本的购买、运输和其他方面的投入；第一次对学区中的天才学生培养计划以及幼儿园校车项目给予经济上的援助——这是迈向普及幼儿园教育的一个重要步骤。
将资金与提高标准和改善质量的努力结合起来，这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我们通过了州里衡量学生表现、显示需要改进之处的第二个考试监管计划，一项所有教师必须参加全国教师资格考试才能取得教学资格的要求，一个禁止“随意、突然或没有明确理由地”解雇教师的提案。我们还创建了“阿肯色州州长学校”，专门培养有天赋的学生。这些学生于1980年第一次聚集在亨德里克斯学院，我和希拉里都在第一堂课上讲了话。这是我最引以为豪的成就，现在这个学校仍然运作得很好。
在其他两个方面我可就没有这么成功了。亚历山大在报告中提议将学区的数量减少到200个，这样可以减少行政开支。但是我提出的关于设立研究这一问题的委员会的提案没有通过，因为很多的小镇认为，如果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学区，“城里人”就会关闭他们的学校，毁掉他们的社区。
我遭遇的另一次抵制跟学校经济援助的分配方案有关。有好几个学区都提起诉讼，认为我们的分配体制不公平，再加上地方财产税的税收差异，造成全州范围内花在每个学生头上的费用极不平等，因而是违宪的。这个分配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财产价值的差异或学生人口的变化等因素，结果小学区的学生平均每个人得到的金额相对较高，平均每个学生的管理费用也很高。但是这个体制很难改变，因为给某些学区的钱多一些，就意味着另外一些学区得到的钱少一些。双方在议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当吃亏的一方从打印出来的计算结果看出改变分配方案对自己的学区不利时，就会极力反对改变分配方案。我们最终调整了分配方案，但改动不大。直到1983年州最高法院；布学校分配方案无效之后，我们才得以进行一些真正的调整。
我所提出的公路建设计划是为了解决州里公路、乡间马路和城市街道路况下降和需要重新修建的问题。十多年来，阿肯色一直没有一个可行的道路修建计划，路上的凹坑以及行车速度的缓慢给人们在时间和金钱上都带来了损失。道路修建计划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道路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分歧。我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一揽子税收计划，主要是提高大吨位卡车的税额，因为大吨位卡车对道路的损害最大，而对小汽车的牌照费也有增加。在当时，小汽车的牌照和大卡车的牌照一样，都是根据车辆的重量来收费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就对道路的损坏而言，小汽车在重量上的差别不像大卡车那么重要，而且重量较大的小汽车往往都比较旧，多为经济收入较低的人所有。因此我提出，小汽车牌照的缴费标准要参照汽车的价值：最昂贵的新车每辆缴纳50美元，而最破旧、价值最低的车每辆缴纳20美元。根据我的提议，较重的破旧小汽车就用着交太多钱。
有一些久经世事的议员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提高牌照费，相反，我们应该通过增加燃油税来为道路修建计划筹集资金。劳工组织提出反对，因为这样的话，普通司机一年就要多付很多钱，不过他们无法察觉，因为税金都隐藏在燃油价格当中了。在这一点上我和劳工组织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当初如果采用了增加燃油税的做法，在政治上引起的损害就要小得多。
除了道路承包商外，所有的组织团体都不支持我的提议。代表货运业、家禽养殖业以及木材业利益的人说，如果增加他们的大卡车收费，他们将无法承受，最后只能减少大卡车的数量。新车经销商们说，我想向他们的顾客收取过多的费用，而根据汽车的价值收费将会在管理上引起一场噩梦。我认为他们的论点尤其站不住脚，可是议会还真买他们的账。修建道路的院外活动集团在参议院的代表是诺克斯·纳尔逊，他是一位狡猾的议员，本人就是一个道路承包商，他希望拿到修建道路的资金，但是并不真正关心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最后，议会通过了利用收取汽车牌照费大幅增加税收的办法，不过仍在原来按吨位收取的框架内，将自重较重的小汽车的牌照费从原来的19美元增加到36美元，相当于原来的两倍。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我可以在提案上签字，将其变为法律，通过不公平的方式来为修建道路的好计划搞到资金；我也可以否决它，最终完全放弃修建道路的计划。最后，我在提案上签了字。这是我在1994年之前在政治上犯下的最愚蠢错误——1994年，在根本投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我同意为白水事件申请一名特别检察官。
在阿肯色州，每年人们的汽车牌照费是在他们过生日那天交纳的，这天他们需要到县里的税收办公室更换汽车牌照。1月1日之后，牌照开始涨价，在这一年当中的每一天，总会有一群人到税收办公室去领取我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涨了一倍的汽车牌照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乡下人，开车跑上20多英里来到县政府所在地，去买他们的新牌照。他们一般没有支票，口袋里只装着前一次买牌照时交付的钱数，没办法，只好大老远地把车开回去，从家里再多拿些钱来。他们赶到那里之后，像往常那样，还要排一会儿队，在这期间，在这个简陋的税收办公室里，他们不知不觉地把目光投到墙亡的州长照片上，州长俯视着他们，脸上带着微笑。
1978年末，我刚当选州长的时候，希拉里·琼斯曾经给我做了一个预言。他说山区人民支持我走过了三次竞选，但是从现在起，我将不得不在城市里争取我的选票。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将会致力于学校教育和经济发展，这是由全州发展的需要决定的，但是我为提高学校质量而采取的任何举措都会威胁到乡村的学校；我永远无法为贫困的乡村地区增加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况且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裁定，不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雇员不能再因为政治上的更迭被别人取代——这意味着我甚至不能解雇前任政府在乡村地区的职员，从而安插我们自己的人。“我还会尽我所能帮助你。”希拉里说，“但是不可能再像在这里的时候那么帮你了。”他在很多事情上的预测都非常准确，这次也一样，希拉里一语中的。在我成功竞选州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多地得到城市和郊区无党派人土和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在第三选区以及州里的大多数乡下白人选民中间，我再也没有得到以往那么强烈的支持。在所有我无能为力的事情中，这一次最突出，我用汽车牌照涨价这件事愚蠢地伤害了自己，五年来我在阿肯色乡村地区和城市蓝领阶层中付出的艰苦努力都因此毁于一旦，而我只是动了动笔头。
好政策、坏政治的模式还不仅仅局限于立法领域。我组建的州长办公室里没有办公室主任，我把不同部门的责任交给了鲁迪·莫尔、史蒂夫·史密斯和约翰·丹纳。约翰·丹纳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政策分析家，他的妻子南希·彼得拉费萨是希拉里的老朋友。南希也在政府里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肯尼迪总统用类似的方式组建了他的白宫办公厅，但是他手下的人留着更短的头发，穿着更加单调的西装和白衬衫，系着黑色的细领带。鲁迪、史蒂夫和约翰都留着胡子，在着装上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议会中批评我的那些保守派曾经对他们大加嘲讽。办公室内部爆发了几起冲突。我决定让鲁迪当办公室主任，让史蒂夫负责监督一系列的政策提案，与此同时，解除约翰·丹纳和他的妻子南希的职责。我不敢面对他们夫妻两个，就让史蒂夫去告诉他们——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原谅的。史蒂夫对他们说了，而他们也就走了。尽管后来我试图跟他们谈起此事，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没有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我居然没有亲自跟他们谈，我想他们为此永远不会原谅我。但我也不怪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工作努力，想法很多。由于没有经验，我令他们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这的确是我的过错。
我邀请了一些州外人士来管理卫生部、公共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社会服务处和心理健康处、教育部以及新成立的能源部，这也让我陷入了一种困境。他们这些人都很有能力，而且一片好心，但是他们缺乏人际交往，缺少与选区居民打交道的经验，这使他们很难实现他们孜孜以求的改革目标。这些问题由于我自己在经验上的缺乏和年纪太轻而雪上加霜。我看起来比我的实际年龄32岁还要年轻。我刚当上检察长的时候，《阿肯色报》那位才华出众的卡通画家乔治·费希尔画了一个坐在童车里的我。我当上州长以后，他又把我提升了一格，让我坐到三轮自行车里。直到我当上总统，他才让我走下三轮自行车，把我放到了一个轻型货车里面。他是我的支持者。他的画本来应该为我敲响警钟，但是并没有起到警醒我的作用。
通过在全国范围的寻才访贤，最后罗伯特·扬博士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他曾经在西弗吉尼亚州开过一个颇为成功的乡间保健诊所，我希望他能够处理阿肯色乡村地区在医疗保健渠道和医疗保健质量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奥森·贝里是乡村保健办公室的主任，他和扬博士两个人提出了一个革新计划，即再设立一些诊所，在这些诊所中，医生每两周必须至少当班一次，平时有护士和由科医生助手全天上班，为病人进行专业的诊断和治疗。虽然愿意在乡村地区从业的医生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但是有研究显示，大多数病人更喜欢护士或是内科医生助手，因为他们和病人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在密西西比县实行的“护士与助产士计划”已经将当地的初生婴儿死亡率降低到原来的一半。
阿肯色州的医生们都强烈反对这一计划。吉姆·韦伯医生作为普通医生的代表指出：“我们不相信一点点的护理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尽管医生们都极力反对，卡特政府同意对我们的这项计划提供一些资助。我们开设了四家乡村诊所，同时着手建立另外三家，此外我们还为密西西比县的“护士与助产士计划”扩充了护士。我们的工作赢得了全国的称赞。
我们尽量加强与医生的合作。我同意拨出一些款来，在阿肯色州儿童医院建立一个重病特别护理保育室，为早产儿和其他有生命危险的新生儿提供护理，另外还在大学医疗中心建立了放射治疗所，为癌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我任命希拉里为乡村保健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为进一步改善乡村的医疗保健提供咨询服务，同时帮助把寻求帮助的大量乡村社区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排列出来。我们还为乡村地区招聘了一些医生，设立了贷款基金，为任何愿意在6000人或6000人以下的乡镇建立诊所的医生提供高达5万美元的贷款，同时允许小镇里的普通医生每年可以申请6000美元的收入补贴。医生们对所有这些提议都非常支持，这些提议的确是不同寻常的，因为1980年出现了经济衰退，卫生部已经被迫大幅度地削减了财政预算。但是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没有原谅扬博士，或许也没有原谅我，因为我们没有更加经常地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乡村保健诊所问题上的步伐也迈得过快。1980年的8月，阿肯色州医疗协会要求他辞职。我1981年离任的时候，我的一些提议都被取消了，这说明，即使没有好的政治策略也可以制定出好的政策，但是，要想给人民提供良好的政府管理，好的政治策略和好的政策这二者缺一不可。
能源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大提高了石油的价格，致使其他所有东西的价格也跟着上涨。在这一领域，我们制定了好政策，在政治策略上也更加高明，只是我还是跟几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成了敌人。我促使议会将阿肯色州能源办公室升级，使其变成了内阁级的能源部；为了节省纳税人的钱，建立了一个由地方纳税人、公用事业、企业和政府组成的联合机构，鼓励公用事业、企业和家庭节约能源，同时帮助开发新的清洁能源。我认为我们应该增强自给自足的能力，成为全国范围内能源节约和能源开发方面的领头羊。我们通过了立法，允许对节约能源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住户、商业和企业减税，对于使用混合燃料的人，如果其酒精的含量在10％以上，那么就免除其需要向州里缴纳的汽油税。我们严格审查工商企业的能源消耗，如果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购买和安装节能设施，我们就为其提供相应的50％的补助金。联邦政府为类似的计划提供基金，我们州在全国率先获得此项基金。我就职的时候，根据联邦政府的统计数字，我们的节约能源计划在全国是最差的。一年之后，我们在节约能源方面总体排到了全国第九名，工业能源的节约则被排到了第三名。
我们的公用事业管理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引起了更多的争议。我希望能源部能够参与公共服务委员会有关税率的听证会，同时能够搜集有关核能设施的信息，并对核能设施进行审查。州议会资深成员马克斯·豪厄尔在教育和税收问题上比较开明，但是对于公用事业则比较保守，我的第一个提议在议会上就是由于他的鼓动被打了折扣，而第二个提议根本就没能通过。我说服了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为顾客提供无息的节能贷款，把费用算到纳税人的账上，每一个理解这一做法的人都鼓掌欢迎，因为他们知道，这比通过修建新的核电厂来提高发电量要经济得多。不幸的是，有些议员认为节约能源是对自由企业这一体制的颠覆，他们大吵大闹，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迫于无奈，只好将这一提议束之高阁。但是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为改善低收人人口住房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他们做到冬暖夏凉，同时还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他们在生活设施方面的开支。
就连我们在节约能源方面所做的工作居然也引起了分歧。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们资助的一个项目纯粹是对资金的浪费。根据计划，这个项目要培训低收入的人学会砍木头，然后把木头分发给其他穷人做燃料。这个“木材能源资源特别替代计划”的首字母合成词是“锯木者（SAWER）”，这倒真是恰如其分，只是这个计划留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记录。他们花了6．2万美元，培养了六名砍木工人，而这六名工人砍了三考得的木材。我把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解雇了，让另外一个人来对这个项目进行修正，但是这个项目所造成的浪费一直堵在公众的心里。对于大多数阿肯色人来说，6．2万美元可是一大笔钱。
在监管方面，我们在两个问题上遇到了挫折。第一，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阻止所谓的公用事业公司的“叠煎饼”策略。如果他们提出要提高10％的税率，而结果只得到了5％，他们可以向法院上诉，在上诉期间可以征收10％。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再一次申请提高税率，重复这样的程序，如此反复申请，像叠煎饼一样，最终征收到了没有得到批准的税。即使公用事业公司在上诉中败诉，这是常有的事情，叠煎饼策略的效果仍然对他们有利，他们可以迫使纳税人——其中包括很多穷人——为他们提供大量的低利率贷款。这是不对的，但是在议会中，这些公用事业公司又一次战胜了我，使一项反对叠煎饼策略的议案遭到否决。
第二，我继续与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及其母公司中南公用事业公司进行斗争，因为他们想让纳税人支付密西西比大海湾核电厂35％的费用。与此同时，阿肯色州电力公司提议在阿肯色州建立六个煤电厂，我们州的用电需求下降很大，阿肯色州电力公司计划将其现有的一个发电厂的电卖给外州的用户。根据法律的规定，公用事业公司有权获得一些收益，这被委婉地称为“回报费”，因为它们的确投入了各种各样的费用。但是根据大海湾计划，阿肯色州的纳税人即使根本不用电，也必须支付超过1／3的建设费用，另外还要加上给公用事业公司的“回报费”。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在这个核电厂中没有所有权；它属于一个独立的没有纳税人的附属公司，它的建设和资金筹措只需经过联邦政府的许可，这就使这个项目远远得不到足够的监控。这些事实刚刚在《阿肯色报》上报道出来，就引起了强烈的抗议。公共服务委员会的主席敦促阿肯色州电力公司从大海湾项目中撤出来；我们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明信片运动，把大量明信片发给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敦促它更改有关大海湾核电厂的裁定，免除阿肯色的税费。但是最后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大海湾的协议最终得到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的支持。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庭对于涉及联邦监管机构的案子拥有审判权。这个法律意见是罗伯特·博克法官写的。他是我上大学时的“宪法”课教授。与在耶鲁大学时一样，当各州的权利制约了个人自由的时候，他总是支持各州的利益。另千方面，当涉及到大企业的时候，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有最后的发言权，保护大企业，反对州里为了照顾到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胡搅蛮缠。1987年，我亲自研究并撰写了提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证词，其中我援引了博克在大海湾一案中的裁定，作为反对提名他到美国最高法院的原因之一。
为了我的能源计划，我顶着巨大的阻力，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我还是将阿肯色州电力公司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劲敌，而这个公司在大多数县里都有办事处。除此之外，我还树了很多敌。我们的一些木材公司在砍伐中采取了全部伐光的过分做法，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快，于是命令史蒂夫·史密斯率领一个特别调查组去调查此事。史蒂夫在当时还处于非常狂热的激进阶段，他把伐木工人吓唬了一顿，让他们大为气恼。其实我本来无非是想让这些乱砍滥伐的人减少大面积砍伐的范围，在马路边和河边保留足够的树木，以减少对土壤的侵蚀。批我批得最狠的人声称，我想让所有的伐木工和木材加工厂工人都失业。我们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史蒂夫感到非常气愤，没过多久就回山里的老家去了。
甚至我的经济发展工作也惹恼了一些人。工作很难干。我决意扩大州政府的工作范围，除了发挥传统的招商引资职能之外，还致力于扩大现有企业的规模，为小企业、少数族裔企业以及农场主在国内外销售他们的产品提供帮助。我们显著增加了我们州驻布鲁塞尔的欧洲办事处的活动，我把我们阿肯色州的第一支贸易代表团带到了远东，我们去了台湾、日本和香港，我们制定了我们自己的计划，对可怕的垃圾产品进行处理，该计划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许可，在全美国的所有州中我们是第一个。我们在传统的招商引资方面也非常成功，投资金额在1979年比前一年增长了75％，1980年也比前一年增和长了64％。我至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怎么还会把所有的人都惹恼了呢？因为我改变了这个部门的名称，将它由原来的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改为阿肯色州经济发展部，目的是为了反映这个部门更宽的职能范围。后来发现，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对很多曾在其中供职的有影响商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名称。我让小石城的一个成功商人吉姆·戴克来掌管个这个刚刚成立的阿肯色州经济发展部，这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如果我没有改动这个部门的名称，我仍然可以干同样的事情，却可以避免产生对我不利的影响。在1979年和1980年，我似乎总是受到各种负面的政治余波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我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我任命唐·罗伯茨博士做教育部长，他原来是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教育局长。几年以前，他还在小石城做过行政管理工作。对那里的人都非常熟悉，他待人友好、举止低调，和大多数人相处得很好。他实施了我在议会通过的改革计划，另外实行了他自己提出的一个教师培训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有效教学计划”。问题出在怎么才能把唐弄进来，我首先要让原来的部长阿奇·福特辞职。阿奇这个人不错，在这里工作了很长时间，几十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献身于阿肯色的学校教育。但是，他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这一次，我们没有让别人去通知他退休，重复那个愚蠢的错误。但是我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些，比如给他举行一个盛大的送别仪式，努力地给别人制造一种印象，好像离职是他自己的主意。而我却笨手笨脚地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们取消了处方药的销售税，这一措施对老年人尤其有利，另外我们还将老年人的宅地税减免额提高了2／3。全部算起来，我们通过了超过25千直接有利于老年人的议案，其中包括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养老院标准，加强了家庭医疗保健。
1979年是国际儿童年。希拉里作为阿肯色州儿童与家庭促进会的主席——这个组织就是在她的协助下创办的——率先推动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改革，通过了《儿童统一监护法》，消除了迁入本州和迁出本州的家庭在儿童监护权上的问题，将青少年拘留中心的日均人数降低了25％，为精神上受到严重困扰的孩子提供更好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住院治疗；为另外35％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安排了家庭收养。我最后要讲的是，我还第一次参与了福利改革。卡特政府组织几个州参与了一项“工作福利”试验，阿肯色州是其中之一。在试验中规定，领取食品券的人只要有劳动的能力，就必须去登记申请工作，否则就不能再继续领取食品券。这种福利措施的目的是使福利申请者取得工作能力，是一种通过让穷人工作来帮助他们获得福利的做法。我们在这次试验中的经历激发了我对这一做法的持久兴趣。我后来还把这种做法一路带到白宫，并且在1996年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
1980年来临的时候，我的州长职位和我的生活都让我感觉良好。我的确惹恼了一些实力强大的利益集团，人们对于汽车牌照费的抱怨也有增无减，但是我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计划，这是让我引以为豪的事情。
9月，我们的朋友黛安娜·金凯德与吉姆·布莱尔在莫里斯和安·亨利的家里——也就是四年前我和希拉里举行婚礼招待会的地方——举行了婚礼。我主持了他们的结婚仪式，阿肯色州的宪法是允许州长主持婚礼的。希拉里身兼两职，既是伴娘又是伴郎。政治上正确的布莱尔夫妇称她是“最好的人”，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
希拉里是最好的人。不仅如此，她还怀了孕，实实在在地怀了孕。我们非常希望有个孩子，曾经试了相当一段时间都没有成功。1979年夏天，我们决定与旧金山的一位生育专家预约一下，等我们从百慕大休完短假回来之后，就准备去他那里就诊。但是我们在百慕大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非常美妙，我们后来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旧金山了。我们刚到家不久，希拉里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又坚持工作了几个月。我们参加了心理助产课，因为她如果自然分娩的话，我需要在场协助。我很喜欢我上的那些课程，与其他一些待产的夫妻在一起相处得也很开心。他们都是中产阶层的在职人员，他们和我们一样激动不已。离预产期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希拉里遇到了一些问题。医生告诉她，她绝对不能旅行。我们完全信任他，知道希拉里只有遵守他的旅行禁令：了。不幸的是，这将意味着她不能跟我去华盛顿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州长协会的会议，其中包括一场卡特总统和夫人亲自出席的白宫晚宴。我去出席会议了，带着卡罗琳·休伯去参加了白宫的晚宴，因为当时卡罗琳·休伯已经离开了罗斯律师事务所，来为我们管理州长官邸。我每隔几个小时就给家里打个电话，并尽量在2月27日晚上赶回家里。
我走进州长官邸15分钟之后，希拉里的羊水破了，比预产期提前了三个星期。我变得非常紧张，手里拿着个清单走来走去，上面列着心理助产课上提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准备去阿肯色浸礼会医院的时候带上。在这里工作的州警也都非常紧张。我让他们弄一袋冰块给希拉里含着，我则收拾其他的东西。他们真的准备了一袋冰块，有9磅重，即使她分娩一个星期也够用了。州警们带着装好冰块的行李箱，迅速把我们送到了医院。我们到了不久，就听说希拉里需要做剖腹产，因为孩子是“臀位”，也就是说，孩子在子宫里的姿势是上下颠倒的。他们告诉我，根据医院的政策，产妇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丈夫不允许待在产房里。我就恳求医院的管理人员让我进去，我说我母亲做手术的时候我就在场，即使他们把希拉里用手术刀从头开到脚，我也不会感到眩晕，再说希拉里非常紧张，她从来都没有住过院，她需要我守在那里。他们终于心软了。夜里11：24，我握着希拉里的手，两眼越过挡住希拉里视线的遮蔽屏，亲眼看到医生切开她的腹部，看到流出来的鲜血，看到医生把婴儿从她的体内取了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一个我的亲生父亲无缘领略的时刻。
我们的小女孩很健康，体重6磅1．75盎司，适时发出了响亮的哭声。希拉里在恢复室休息的时候，我把切尔西抱到外面，让母亲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来看看这个全世界最令人惊叹的孩子。我跟她说话，我对着她唱歌，希望这个夜晚永远不会结束。我终于当上了父亲。尽管我热衷于政治和政府管理，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但是那一刻让我意识到，当父亲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事情。感谢希拉里和切尔西，后来我发现当父亲给我带来的回报是最大的。
我们从医院回到家里时，等待切尔西的是州长官邸的所有职员，另外还包括卡罗琳·休伯和莉莎·阿什利，从那以后，莉莎·阿什利就一直为我们做饭。她觉得我之所以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州长，就是因为太瘦了，她说如果我能变得“更壮一些”，我就像那么回事了，她决意要让我变得更壮一些。她是个很棒的厨师，不幸的是她成功了。
罗斯律师事务所给了希拉里四个月的产假，让她把切尔西照料好。因为我自己说了算，我可以控制什么时候去办公室，所以我就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把很多工作都拿到家里来做。我和希拉里经常说起我们的运气，因为我们在那段关键时期能够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建立我们和孩子之间的纽带。希拉里告诉我，在其他最发达的国家中，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享受带薪的产假。我们认为其他的父母也应该能够像我们一样拥有这种珍贵的机会。1993年2月，当我作为总统签署第一个法案（家庭和医疗休假法）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和切尔西共同度过的她生命中最初的几个月，法案的签署使大多数美国工作者能够在孩子出生或是家人生病的时候享受三个月的假期。到我离任的时候为止，一共有3500万美国人受益于这个法律。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找到我，给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这个法案而向我表示感谢。
我们把切尔西安顿下来之后，我又投身到工作中去，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政治和灾难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这两者往往又是难以区分的。
在州长竞选或是总统竞选中，有很多事情候选人往往是避而不谈的，而选民也不会认真考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危机的处理。行政首长如何应对天灾人祸？我在当州长的第一任期中，过多地承担了处理这些问题的责任。我刚刚就职，全州就被冬季的冰风暴吞没了。我调动了国民警卫队，为断电的居民送去发电机，清理乡村公路，从水沟里往外打捞车辆。1979年春天，我们遭遇了一连串的龙卷风袭击，我不得不请求卡特总统正式将阿肯色州宣布为灾区，这样我们就有资格得到联邦的援助资金。我们设立了好几个灾难救助中心，帮助那些失去了家园、企业和庄稼的人们。1980年春天，我们又重复了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再次遭遇了多场龙卷风的袭击。
1980年夏天，我们又碰到了可怕的热浪，100多个人被热死了，造成了50年来最大的旱灾。老年人的生命受到的威胁最大。我们延长了老年人中心的开放时间，用州里和联邦政府的钱为老人们买来电风扇，租来空调，并代缴电费。我们还得到了卡特政府的大力支持，联邦政府为家禽养殖业主和农场主提供了低息贷款，因为家禽养殖业主损失了几百万只鸡，而农场主的庄稼也都枯死了。在热浪之下，道路塌陷了，火灾频频发生，大约有800起，创下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我只好下令严禁在户外点火。11月的选举即将来临，而这时正是阿肯色乡村民众心情不佳的时候。
除了天灾之外，我们还遭遇了几场人祸，有些是偶然事故，但也有些是蓄意所为。这些危机造成的损害与其说是身体和经济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心理方面的，损害的程度是严重的。1979年春天，三K党及其全国总管戴维·杜克决定在小石城举行一个会议。之前不久，在亚拉巴马州迪凯特的一次类似集会中，三K党成员与抗议的民众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避免这样的冲突在小石城重演。我的公共安全主任托米·罗宾逊亲自研究了迪凯特当时的情况，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避免了重蹈迪凯特的覆辙。我们在会场外安置了很多州警和地方警察，指示他们只要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将闹事者逮捕。最后；有六个人被逮捕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受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警察的威慑作用。我对我们处理三K党一事感觉很好，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觉得我们将来有能力处理好任何事情。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来临了。
1980年春天，菲德尔·卡斯特罗驱逐了12万名政治犯和其他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其中很多人都有犯罪记录，还有很多人是精神病。他把这些人都驱逐到美国来。这些人乘船来到佛罗里达州，在那里寻求避难，为卡特政府制造了巨大的问题。我立刻想到白宫可能会考虑把一些古巴人送到史密斯堡附近的查菲堡，因为查菲堡是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基地，在70年代中期曾经被当做越南难民的再安置中心。当时那次再安置大体上是成功的，很多越南家庭现在仍然生活在阿肯色的西部地区，而且生活得很好。
吉恩·艾登伯格是白宫专门替总统处理古巴难民的官员。我在和他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告诉他当初越南难民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好，部分原因在于当时事先在菲律宾和泰国进行了筛选，首先将那些不应该接受的人淘汰掉。我建议他在佛罗里达的海岸上安置一艘航空母舰或是一艘巨大的舰艇，进行同样的筛选。我知道大多数难民都不是罪犯，精神也都正常，但报纸上却正是这样描述他们的，筛选的过程可以为那些得到入境许可的人建立起公众对他们的信任。吉恩说筛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地方安置那些遭到拒绝的人。“当然有。”我说，“我们在关塔那摩还有个基地，不是吗？篱笆将两个国家分隔开，但篱笆上肯定有门。把他们带到关塔那摩，把门打开，让他们回到古巴去。”卡斯特罗的做法让美国看上去很愚蠢，总统也显得软弱无能。通货膨胀和伊朗人质危机已经让吉米·卡特无暇他顾了，他不想再遇上这样的麻烦。在我看来，我的建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增强总统的威严，化险为夷，为使公众最终能够接受获准入境的难民铺平道路。当白宫拒绝采纳我的建议时，我应该意识到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旅程。
5月7日，白宫通知我，查菲堡将被用于安置部分古巴难民。我力劝白宫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护措施，同时我在报纸上宣布，这些古巴人是不堪忍受“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才逃出来的，我保证会“尽我所能，担负起总统赋予阿肯色州的所有责任，为这些难民的重新安置提供方便”。到5月20日，已经有将近2万古巴人来到查菲堡。一些年轻而不安分的古巴人由于不愿意一直被圈在一个固定的范围里，再加上前途未卜，刚到这里没多久，就开始引起骚乱，而且这种骚乱还变成了查菲堡的家常便饭。我前面说过，史密斯堡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社区，大多数人对古巴人的到来本来就不太愿意，当关于骚乱的报道曝光之后，史密斯堡和附近镇里的人既害怕又生气，那些住在巴灵镇的人更是如此，因为他们那里与查菲堡紧挨在一起。治安官比尔·考斯罗恩在这场危机中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处理问题的时候一直也都很明智。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要说他们（当地居民）感到害怕，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他们已经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而这使事态变得更加一触即发。”
5月26日星期一晚上，有几百名难民冲破拦截他们的路障，通过一道无人把守的门跑出了查菲堡。第二天黎明时分，那天是初选日，我把国民警卫队的65个人召集到查菲堡，接着我和希拉里乘飞机到费耶特维尔去投票，然后我们来到查菲堡。我一整天都待在查菲堡，一会儿对着现场的人喊话，一会跟白宫的人打电话。指挥官“牛头犬”詹姆斯·德拉蒙德准将是个非同凡响的人，有着辉煌的作战记录。我向他抱怨说，他的部队让古巴人离开了基地，可是他却告诉我，他也没办法阻止他们。他的直接上级已经告诉他，联邦案例法中的地方保安队法禁止军方对公民执法。很显然，军队认为法律对古巴人也适用，尽管这些古巴人的法律身份难以确定。他们不是公民，也不是合法移民，但他们也不是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德拉蒙德接到通知，既然他们没有犯法，他不能只是因为当地居民讨厌或是害怕他们，就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迫他们待在查菲堡。将军说，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基地的秩序。我给总统打了电话，把这里的情况向他解释，我要求他赋予某个人以特殊的权力，把古巴人留在查菲堡。我担心这个地区的人会开始向古巴人射击，因为在查菲堡方圆50英里以内，每个枪店里都有人在抢购手枪和来复枪。
第二天，我再次与总统通话，总统说他准备派遣更多的部队去维护治安，把古巴人限制在基地里。吉恩·艾登伯格告诉我，司法部正准备给五角大楼发一封信，告诉他们军方在法律上有权这样做。直到那天晚上，我才终于稍微放松了一些，有时间去考虑初选的问题。在初选中我惟一的对手是蒙罗·施瓦茨洛泽，那个以前从事火鸡养殖的农场主。他获得了31％的选票，这相当于他在1978年初选中所得选票的30倍。乡村的选民们向我传递了一个关于汽车牌照费的信号。我希望他们已经废除了那种做法，可事实上还在施行。
6月1日晚上，查菲堡闹翻了天。1000名古巴人从查菲堡里跑了出去，路上正好与联邦军队擦肩而过，他们奔上了22号公路，然后从那里开始朝巴灵走去。军队这一次又没有阻止他们。于是，我就出来阻止他们。在古巴人和几百名愤怒的阿肯色武装群众之间的惟一障碍是这些人：恪尽职守、头脑冷静的德朗·考西上尉指挥下的州警；国民警卫队的卫兵；治安官比尔·考斯罗恩的副手们。我已经给考西和国民警卫队下达了严格的指示，不允许他们放古巴人通过。我知道如果放行，就会血流成河。与这样的结果比起来，小石城中心中学所遭遇的危机就仿佛是星期天下午的一场野餐会。古巴人继续朝我们的民众走来，并开始投掷石块。最后，考西告诉州警朝古巴人头顶上空开枪。直到这时，古巴人才转过身，朝着查菲堡的方向走去。浓烟散尽之后，我们发现62个人受了伤，五个人是被短枪击中的，另外查菲堡的三座建筑被毁。但是没有一个人被杀死或是受重伤。
我立刻飞到查菲堡去见德拉蒙德。我们两个都喊叫了起来，谁也不甘示弱。我感到怒不可遏，因为白宫向我保证过，五角大楼已经接到了司法部的许可，军方有权阻止古巴人离开查菲堡，可是他的部队面对离开的古巴人居然无动于衷。将军也不退让，他告诉我他接到了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位两星上将的命令，不管白宫对我说过什么，他的命令没有改变。德拉蒙德是个直脾气，他说的话显然是真的。我给吉恩·艾登伯格打了个电话，把德拉蒙德的话学给他听，我要求他做出解释。他反而长篇大论地教训起我来。艾登伯格说，有人告诉他，我在初选中的表现令人失望，因而表现过激，无非是想哗众取宠。我一直把吉恩看成我的朋友，可是很显然，他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了解情况，也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理解我。
我大为恼火，我告诉他，他显然对我的判断没有信心，既然如此，他可以做下一步决定：“你要么到这里来，现在，今天晚上就把问题解决；要么我就将查菲堡关闭，我要在每一个大门口都安置国民警卫队的卫兵，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任何人出入。”
他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他说，“但那是联邦的设施。”
“也许吧。”我针锋相对地说，“但它在本州的公路上，我可以控制它。你看着办吧。”
当天夜里，艾登伯格乘一架空军的飞机飞到史密斯堡，我去接他，我们去查菲堡之前，我先带他在巴灵镇转了转。当时刚过午夜，但是我们经过的每一条马路上，每一所房子前，都可以看到高度警惕、全副武装的居民。有的坐在草坪上，有的坐在门廊里，还有一个人待在房顶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女士，看上去有70多岁，带着坚忍的神情坐在草坪上的椅子上，两腿上放着一枝猎枪。艾登伯格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转完之后，他看着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会是这样。”
随后，我们和德拉蒙德将军以及其他联邦、州和地方的官员见面，讨论了大约一个小时。接着，我们对聚集起来的记者发表讲话。艾登伯格许诺说，安全问题会得到解决。那一天是6月2日，就在那天的晚些时候，白宫说五角大楼已经接到明确的指示，一定要维护基地的秩序，同时控制住那里的古巴人。卡特总统也承认，阿肯色人民承受了不必要的忧虑，他许诺，绝不会再把更多的古巴人送到查菲堡。
筛选过程的拖延似乎是这场混乱的根源，负责筛选的人尽量加快了筛选的速度。不久以后，我到查菲堡去视察，局势平稳多了，每个人的情绪也郡变得好多了。
事情慢慢地平息下来，但是我仍然为5月28日和6月1日之间发生的同情和险些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5月28日，艾登伯格告诉我，军队已经接到命令，限制古巴人离开查菲堡，而就在6月1日，他们却让1000人从那里逃了出来。要么是白宫没有跟我说实话，要么是司法部延误了向五角大楼呈递它的法律意见书，要么就是五角大楼的某个人违抗了总司令的命令。果真如此，就构成了严重的违宪行为。我无法肯定全部的真相最终能否水落石出。我后来到了华盛顿之后才懂得，出了岔子之后，人们往往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
8月，我和希拉里到丹佛去出席全国州长协会的夏季会议。会上所有的话题都围绕总统政治展开。卡特总统的再次提名遇到了来自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巨大挑战，不过还是侥幸过关了。但是肯尼迪并没有放弃。我们与著名的刑事犯罪律师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一同吃了一顿早餐，希拉里几年以前就认识他，他曾经邀请希拉里法学院毕业后到他那里工作。威廉姆斯极力支持肯尼迪，认为肯尼迪更有可能在秋季的选举中挫败罗纳德·里根，因为经济的萧条以及长达10个月的伊朗人质危机已经使总统声誉扫地。
有关政治和功过问题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作为总统，卡特做了很多好事，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总统不应该对此负责。在人质危机的处理上，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途径。再说，尽管有古巴难民问题，但白宫对阿肯色州一直不薄，对于我们在教育、能源、健康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改革都给予了财政上的帮助和支持。我本人也得到了很多光荣地进入白宫的机会，有时是为了公务，有时是为了娱乐。就娱乐而言，最有意思的一次造访白宫，是我带母亲去听威利·纳尔逊的演唱，当时总统在白宫的南草坪上为全国汽车比赛协会举行了一次野餐会。活动结束后，我和母亲陪同纳尔逊和总统的儿子奇普到海伊一亚当斯宾馆去。我们从白宫出发，穿过拉菲特广场。到了宾馆之后，威利坐在钢琴前为我们引吭高歌，一直唱到凌晨2点。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在全国州长协会会议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于我和白宫的关系还是非常乐观的。民主党的州长和共和党的州长分别举行了自己的会议，在冬季会议中，我已经被选为民主党州长协会的副主席，这要感谢北卡罗来纳州的吉姆·亨特州长在提名时的举荐。他后来成为我在州长中最亲近的朋友，在我入主白宫那几年，他还是我争取教育改革斗争中的同盟。鲍勃·施特劳斯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让我动员民主党州长协会支持卡特总统，反对肯尼迪参议员。我对在场的各位州长进行了一番简短的游说，然后我对施特劳斯说，在24个人当中，有20人会投票支持卡特，另外4人反对。我们展开了一场有礼貌的讨论，施特劳斯替总统说话，而纽约的休·凯里州长则站在肯尼迪的立场上发言。经过20票对4票的表决之后，我和施特劳斯对报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们在卡特总统最需要的时候为他争取支持，表现了我们对他的信任，同时对他的政治生涯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约15分钟以后，有人告诉我，白宫正在打电话找我。显然，总统是想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联合了各位州长支持他。但是，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总统实际想告诉我的是，在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天气就要转冷，而剩下的那些古巴人都还住在那里。因为那里的城堡不能抵挡冬天的寒冷，他说有必要把那里的难民转移。接着，他转入了正题。既然查菲堡的安全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把这些难民转移到那里去。我回答道：“总统先生，你保证过，不再把更多的难民送到阿肯色。把他们送到西部气候温暖的某个城堡去，送到你在11月的选举中反正不能获胜的一个地方。”总统说他也这样考虑过，但是不能这么做，因为要把西部的军事设施装备起来需要花1000万美元。我说：“总统先生，对阿肯色人民来说，你的诺言也值1000万。”他不同意，于是我们就结束了谈话。
现在，我也当过总统了，我能够体会当时吉米·卡特所面临的压力。他既需要对付严重的通货膨胀，也要面对停滞的经济。美国在伊朗的人质已经被阿亚图拉·霍梅尼囚禁了将近一年之久。但古巴人不再聚众闹事，所以对他来说，古巴人的问题只是个小问题。1976年，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两个州在选举中都投票支持他，这两个州的选举人票数也超过阿肯色。在选举中他在这两个州获得了差不多2／3的选民选票。在民意测验中，我仍然以20个百分点领先于我的对手弗兰克·怀特，我怎么会受到影响呢？
在当时，我可不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知道，总统如果违背自己的诺言，就会遭受严重的损失。不管关闭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的城堡是出于天气原因还是政治原因，单单是为了节省1000万美元，就违背自己的诺言，把剩下的古巴人送到阿肯色，这么做简直是发疯。我给鲁迪·莫尔以及我的竞选活动主席迪克·赫格特打电话，看看他们认为我应该怎么做。迪克说，我应该直接飞到华盛顿面见总统。如果我不能让他回心转意，我就可以向白宫外面的报界发表谈话，撤回我对他竞选连任的支持。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不想成为现代版本的奥瓦尔·福伯斯，或是争取民权时期抵制联邦权威的南方州长。第二，我不希望我的所作所为帮助里根挫败卡特。里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竞选宣传活动，势头很旺，人质问题、萧条的经济、右翼势力的鼎力支持都助长了里根的势头。从堕胎法案到巴拿马运河的归还，这一切都让右翼势力感到怒不可遏。
吉恩·艾登伯格告诉我先不要走漏风声，等他到阿肯色来把事情粉饰一下之后，再把重新安置古巴人的消息公布出去。但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吉恩到阿肯色来了一趟，但是于事无补。他让人们相信绝不会有安全问题，但是他无法否认，总统明明白白地向阿肯色做出过承诺，可他背弃了他的承诺。他背弃的是除了他的家乡佐治亚州外最支持他的一个州。我更多地参与了安全防卫的具体安排，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但是在阿肯色人的眼中，我仍然是总统的人，一个没能让总统履行诺言的人。
我从丹佛回到家里的时候，政治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我普选的对手弗兰克·怀特夺走的地盘越来越大。怀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人，声如洪钟，雷厉风行，根本看不出他有如下背景：海军学院毕业生，储贷机构经理，晋赖尔执政期间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主任。我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团都是他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其中包括公用事业公司、家禽养殖公司、货物运输公司、木材公司，以及医疗协会。他是一个重新萌发信仰的基督徒，背后有州道德多数派分会和其他保守派活跃分子的支持。他知道乡下的选民和蓝领工人对汽车牌照费的事不满，他还利用了由于经济萧条和干旱引发的普遍不满情绪。经济萧条导致州里的税收低于预先的规划，为了做到收支平衡，我只好降低开销，这包括削减教育方面的投资，将教师第二年的工资涨幅从1200美元降低到900美元。很多教师对州里的预算问题并不关心，政府已经许诺两年内每年工资增加1200美元，现在他们希望得到第二笔钱。他们因为钱没到手，对我的支持也就减退。
早在4月，我和希拉里曾经在一次活动中看到过弗兰克·怀特。我对她说，无论民意测验怎么说，怀特至少可以得到45％的选票。我惹恼了那么多人。当我宣布所有的古巴难民都要被安置在查菲堡的时候，怀特找到了选举的法宝：古巴问题和汽车牌照费问题。在剩下的竞选中，他不说别的，就揪住这两个话题不放。我在8月进行了艰苦的竞选宣传，但是起色不大。在工厂的大门口，换班的工人们说，他们不会投票支持我，因为我增加了汽车牌照费，一方面使他们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我也背叛了他们。在史密斯堡竞选的时候，我在一座通往俄克拉何马的桥边争取一个人的支持，他说：“你增加了我的汽车牌照费。即使就你一个浑蛋参加选举，我也不投你。”类似的答复我听了千百遍，但这个人的表达是最生动的。他怒气冲冲，脸色通红。我也被激怒了，我指着桥那边的俄克拉何马说：“往那边看，如果你住在俄克拉何马，你要交的汽车牌照费要相当于现在的两倍还多！”突然，他脸上的血色消退了，露出了微笑，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告诉你，小伙子，你就是得不到选票。我就是因为这边便宜才住在这边的。”
8月末，我随同阿肯色代表团去出席民主党全国大会。肯尼迪参议员还在竞选，但是他显然很快就要输了。我有几个好朋友都是替肯尼迪工作的，他们要我在投票之前去劝一劝肯尼迪，让他从竞选中退出来，大度地发表一个演说，表示支持卡特竞选。我很喜欢肯尼迪，觉得他最好还是拿出他的善意，这样的话，如果卡特输了，他也就不会受到太多的责备。两个候选人之间都互相带有情绪，但是我的朋友觉得我也许能够说服他。我来到参议员在酒店的套房里，做出了我最大的努力。肯尼迪最后终于同意退出竞选，支持总统。但是，当他们最后一同出现在讲坛上的时候，他却表现得不怎么样，没有违心地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已经是民主党州长协会的主席了，我应邀作一个五分钟的发言。全国大会总是又吵又乱的。代表们只听主旨发言以及总统、副总统接受提名时的发言。如果你的发言不属于上述三分之一的话，就必须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要非常简短迅速，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会场上的说话声。我想解释一下我们当时所面对的令人痛苦的、极为不同的经济状况，我想说我们民主党必须有所改变才能迎接这个挑战。自二战以来，民主党一直把美国的繁荣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把这种利益推广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为追求社会的正义而战。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应付通货膨胀、失业、巨额财政赤字，以及我们竞争力的丧失。由于我们没有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把更多的人推向了共和党一边，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或是迫使他们加入到不投票者的行列里。不投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这是一个精彩的发言，时间不满规定的五分钟，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卡特总统离开大会的时候，他手头的问题一项也没有得到解决。他被提名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团结的政党对其提名人应有的积极热情的支持。我回到阿肯色州，打定主意要挽救我的竞选于危难之中。形势越来越糟糕了。
9月19日，我经过了一天漫长的竞选宣传之后回到我在温泉城的家里。这时，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打电话来告诉我，阿肯色州大马士革附近的一个“大力神二型”导弹发射井里发生了爆炸。大马士革在小石城西北部大约40英里。事情的经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名空军的技工在修理导弹的时候，三磅重的扳手从手里掉了下来。扳手落到70英尺以下发射井的底部，反弹上来，在装满火箭燃料的燃料箱上戳了个洞。高毒性燃料与空气混合在一起，引发了一场大火，继而就是一场爆炸，把发射井740吨重的水泥顶炸掉了，技工当场被炸死，井口附近的另外20名空军值勤人员遭受重伤。爆炸还毁掉了导弹，将核弹头弹射到发射井所在的母牛场里。他向我保证，弹头不会爆炸，也不会有放射性的东西泄漏出来，军方会将其完全转移。至少我们最近以来的霉运还没有把我们的州全部化为灰烬。我开始感到非常倒霉，但还是尽量妥善处理问题。我指示刚上任的公共安全主任山姆·塔托姆和联邦官员们一起制定一个紧急疏散计划，防止剩下的那17枚导弹中的哪一枚会出问题。
除了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情之外，现在阿肯色州还成了世界上惟一一个奶牛场里有核弹头的地方。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副总统蒙代尔到温泉城来出席我们州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我请求他保证军方在一个新的应急方案中能够和我们协同合作，以便随时应对导弹可能出现的问题。他拿起电话，叫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来听电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该死的，哈罗德，我知道我曾经让你做些事情来分散阿肯色人对古巴难民一事的注意力，但这也有点太过头了。”与他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的内敛完全相反，蒙代尔非常有幽默感。他知道我们两个人都彻底完了，但他还在开玩笑。
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被阿肯色政治上的一个新现象所主宰：完全负面的电视广告。有一个关于汽车牌照费的电视广告，批评非常辛辣。但是怀特制作出来的最有效的竞选广告反映的是暴动的古巴人，一个响亮的画外音在告诉观众，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的州长非常关心他们的人民，因而摆脱了古巴人，而我更关心的是吉米·卡特，不是阿肯色人民，“所以，现在所有的古巴人都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和希拉里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太离谱了，没有人会相信它。这个广告开始播放之前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0％的人认为我在查菲堡的表现非常好，3％的人认为我态度过澉，而20％的人——中坚的右翼势力——认为我过于软弱，我只有把每一个从城堡里跑出来的难民都杀死，才可能让他们满意。
我们对广告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广告还真起作用。在史密斯堡，当地的官员，包括治安官比尔·考斯罗恩和起诉检察官罗恩·菲尔兹，都态度坚决地为我辩护，说我干得很好，我曾经冒着很大的风险去保护城堡周围地区的安全。我们现在都知道，新闻发布会并不能抵挡一个有影响力的负面广告。我开始陷进古巴和汽车牌照费这两个问题的流沙里。
选举前几天，希拉里给迪克·英里斯打了个电话。我已经让彼得·哈特替换了他的位置，因为为我工作的那些人都不喜欢迪克生硬粗暴的性格。希拉里请求迪克搞一个民意调查，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困境。值得称道的是，迪克真的搞了个民意调查，然后用一贯的直言不讳的口气告诉我，我可能会输。他提了几个关于广告的建议，我们也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是正像他所预言的那样：杯水车薪，为时已晚。
在选举日，也就是11月4日那天，吉米·卡特和我都得到了阿肯色州48％的选票，而他在1976年的得票率为65％，我在1978年的得票率为63％。我们两个人失败的情形有很大不同。总统在75个县中的50个县里都获得了多数选票，守住了民主党的阵地，古巴问题对他产生了影响，但并没有消除他的优势。但是，在更加保守的共和党人聚居的阿肯色州西部，他全线崩溃。投票时，阿肯色西部参加投票的人非常多，这主要是由于总统在古巴难民问题上食言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另外，里根和基督教基要主义结为联盟，他们都反对堕胎，反对巴拿马运河条约。但阿肯色没有完全转入共和党人的阵营。卡特48％的得票率超过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得票率。如果他信守诺言的话，他本来可以以多数选票取得在阿肯色州的胜利。
与总统相比，我只在24个县获得了多数选票，其中包括那些黑人集中的地方以及几个更加支持公路计划的地方。在民主党控制的阿肯色东北部的11个县，在第三选区的乡村地区，在阿肯色南部的几个县，我都是全军覆没。汽车牌照费将我置于死地。而关于古巴难民的广告把那些虽然对我持保留意见但仍然支持我的人赶走了。汽车牌照费、利益集团的反对以及萧条的经济状况，这些因素使我的公众支持率受到很大影响，相对而言，我在古巴难民问题上的表现又使我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我在1980年所遇到的情况与乔治·H．W．布什在1992年遇到的情况相似。海湾战争使他的公众支持率很高，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还是有很多不满情绪。当人们因为战争问题决定不把选票投给他时，我就在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弗兰克·怀特不就是利用关于古巴人的广告这样对付我的吗？’1980年，在阿肯色西部共和党人控制的地区，我比卡特总统的情况要好，因为那里的人对我处理古巴难民的做法有着更加直接的了解。在史密斯堡和锅巴斯琴县，因为查菲堡的缘故，在民主党人的候选人名单上，我的得票数是领先的。卡特获得了28％的选票。邦珀斯参议员在那里从事过20多年的法律工作，但是由于他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投票“放弃”巴拿马运河，他得到了30％的选票。我得到的选票是33％。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糟糕。
在竞选日的晚上，我的状态很差，我觉得自己无法去面对新闻界。希拉里去了竞选总部，向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邀请他们第二天到州长官邸来。我们断断续续地睡了一宿，第二天，我和希拉里、切尔西在官邸后院的草坪上和几百名死心塌地的支持者见面。我尽最大的努力发表了一个像样的讲话，对他们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告诉他们要为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还主动表示要与弗兰克·怀特保持合作。考虑一下当时的处境，我的发言是相当慷慨激昂的。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既自怜，又自怨。我再也不能做我喜欢的工作了，这让我充满了遗憾。我表达了我的遗憾，但是把自我哀怜和满腔的怒气都留给了自己。
在那个时候看来，我在政治上似乎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25年以来，我是阿肯色第一个没有连任成功的州长，我或许还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下台州长。约翰·麦克莱伦曾经说过，州长办公室就是政治墓地，他的警告似乎得到了应验。可是，既然我自己挖掘丁这个坟墓，惟一明智的做法看来就是开始往外爬。
星期四，我和希拉里又找了一个新家。那是一座漂亮的木头房子，律干1911年，坐落在小石城山顶区的米德兰大街，距离我们搬到州长官邸之前住的那所房子不远。我给贝琪·赖特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卸任之前帮我把文件整理好。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她同意了。她搬进了州长官邸，每天都和我的朋友、州众议员格洛丽亚·凯布一起忙碌个不停。格洛丽亚·凯布对我的所有计划都一直非常支持，但是她在竞选连任的时候也遭遇了失败。
我卸任前的两个月对我的职员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他们需要去找工作。对从政的人来说，惟一的出路是到一些以前跟州政府做过生意的大公司里去任职。可是，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大公司都得罪了。鲁迪·莫尔的表现非常出色，他对所有人都给予帮助，同时，确保在将办公室移交给弗兰克·怀特之前，把所有的公共事务整理清楚。他和我的日程安排者兰迪·怀特都提醒我，在我自怨自怜的同时，我还应该对我的职员以及他们未来的利益表现出更多的关心。他们中大多数人如果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的话，根本没有足够的存款来维持生活。其中好几个人的孩子年龄还小。很多人都只为州政府工作过，其中很多人在我当州检察长的时候就跟着我干。虽然我的确非常喜欢这些曾经为我工作过的人，对他们非常感激，但是在我落败之后的很多日子里，恐怕我并没有清楚地向他们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希拉里对我非常好，她运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既充满了怜爱，又给予同情，使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现实和未来上。切尔西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这让我认识到，世界末日还没有来到。我接到了令人感动的鼓励电话，特德·肯尼迪对我说，我还会回来的。沃尔特·蒙代尔自己也令人失望地败下阵来，但是在给我打电话时却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幽默感。我甚至还到白宫去同卡特总统道别，对白宫给予阿肯色的种种好处表示感谢。我还因为他的食言耿耿于怀，因为我在阿肯色的失败以及他在阿肯色所遭受的损失都是由于他食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历史对他会比较友善，原因在于他的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特别是他在阿拉斯加建立的巨大的北极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区，以及他在对外政策方圆的成就——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达成的戴维营协议，巴拿马运河条约和人权问题的改善。
与州长办公室的其他职员一样，我也得去找工作。我接到了外州发来的好几份有趣的邀请或询问。我的朋友约翰·Y．布朗，那个曾经靠肯德基炸鸡发财的肯塔基州长，问我愿不愿意到路易斯维尔大学去当校长。他用招牌式的短句为那所大学做起了宣传：、“好学校、好房子、优秀的篮球队。”加利福尼亚的州长杰里·布朗告诉我，他的办公室主任——位将来的州长了——很快就要离开，他让我接替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他说他无法相信我会因为汽车牌照费落选，他说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到处都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人，我很快就会融人其中。他还保证，让我能够在一些我感兴趣的领域影响政策的制定。还有人来找我，让我接管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会，那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的动植物保护组织，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一直为我所敬仰。诺曼·里尔是很多历史上最成功的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大家庭》就是他的作品。他让我去担任“美国方式支持者”团体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自由组织，有些保守者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所规定的自由进行了攻击，而这个组织就是为了反击这些攻击而设立的。另外还有几个人让我去跟查尔斯·马纳特——来自艾奥瓦州的一位成功的洛杉矶律师——竞争，争取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位。阿肯色惟一对我发出邀请的是赖特、林赛和詹宁斯联合律师事务所，那是一个很好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邀请我做顾问，年薪6万美元，这差不多相当于我做州长时薪酬的两倍。
我认真地考虑了一下民主党委员会的那份工作，因为我喜欢政治，我觉得我懂得该做些什么。最终，我还是得出结论，这不适合我。再说，查尔斯，马纳特非常希望当选。也许在我感兴趣之前就已经争取到了选票。我和马纳特的一个合伙人米基·坎特讨论了一下这件事，他以前跟着希拉里在法律服务社团董事会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也相信他的判断。他说如果我还希望有机会竞选一个职位的话，就不应该尝试党内的工作。他还建议我不要去当杰里·布朗的办公室主任。州外的几项工作对我尤其具有吸引力，特别是世界野生动植物保护基金会的工作，可是我知道接受这些工作都有失情理。我还不准备放弃阿肯色，还不想自暴自弃，于是我接受了赖特、林赛和詹宁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差不多在我刚刚落选的时候，以及随后的几个月当中，我遇见认识的人就会问他们，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了古巴问题、汽车牌照费，以及同时得罪了所有利益集团的说法之外，有些说法真让我感到吃惊。吉米·雷德·琼斯在州里当了很长时间的审计长之后，曾经被任命为阿肯色国民警卫队总指挥，他对我说，我任用了太多蓄着胡须、标新立异的年轻人和州外人士担任要职，因而疏远了投票人。他还觉得希拉里决定保留父姓也有负面影响，作为律师这无所谓，但当第一夫人就不行了。沃利·德罗科是我1976年和197；年的竞选主席，他说我一门心思地想当好州长，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考虑。他告诉我，自从我当上州长以后，就再也没有问候过他的几个孩子。我的朋友乔治·丹尼尔，就是在山区的马歇尔开五金店的那位，用更加刺耳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比尔，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可恶的家伙！”鲁迪·莫尔告诉我，我总是抱怨这、抱怨那，但是从来没有真正集中精力，静下心来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麦克’麦克拉蒂是我交往最久的朋友，他就像了解他的手背一样了解我。他说他觉得切尔西出生以后，我一整年都把心思放在了切尔西身上。他说我一直因为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而伤心，就只想着当好切尔西的父亲，根本就没有把心思放在竞选上。
离职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明白，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有上百个人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他们只是想通过不选我向我传达一个信息而已，如果他们知道我会落选，肯定就把选票投给我了。如果我当初能够有见识的话，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情啊。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认为我骄傲自大，过分执著于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他们希望我做的事情却熟视无睹。他们投了抗议票，不错，但是在我的身上不起任何作用。选举后的民意测验显示，有12％的投票者说，他们在1978年的时候曾经支持我，但是由于汽车牌照费的原因在1980年选择了相反的立场。我从前的支持者当中，有6％的人说，他们因为古巴难民问题而放弃了对我的支持。我尽管还有其他的问题和过错，但是如果我没有卷入这两个问题的话，我本来是可以获胜的。不过，如果我没有落败，我也许永远也不会成为总统。那是一段接近死亡般的经历，但也是一段非常有价值的经历，迫使我对进步政治中潜在的政治问题更加敏感：政治体制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变化，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对付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人们一旦认为你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你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