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我就要回到家乡从事一份有趣的工作，但是我仍然不知道该拿希拉里怎么办，或者说不知道对她来说怎样才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她在政治上具有和我一样的潜力，甚至可以说比我更有潜力，我希望她能够抓住她的机会。在当时，我比她更希望她有前途。我觉得让她跟我到阿肯色来就意味着结束她的政治生涯。我不想这么做，但是我又不想放弃她。希拉里已经决定不到大型的法律事务所工作，也不愿意为法官当书记员，玛丽安·埃德尔曼的“儿童防卫基金”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设立了一个新的办事处，她更喜欢那里为她提供的一个职位。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非常遥远了。
我们结束法学院的学习生活的时候，就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带希拉里进行了她的第一次海外旅行。我领着她去了伦敦和牛津，接着我们又向西，到了威尔士，然后又从那里回到英国的湖区，那个地方我以前也没有去过。晚春时节，那里是那么美丽，那么富于浪漫气息。一天晚上，正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恩纳戴尔湖的岸边，我请求希拉里嫁给我。我无法相信我居然会这么做。她也感到难以置信。她说她爱我，但是不能答应。我不能责怪她，但我不希望失去她。于是我要她跟我一起回家，到阿肯色去，看她是否喜欢，另外还可以参加阿肯色的律师考试，如果必要的话。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18
6月，希拉里飞到小石城来探望我。回家的路很远，我开车带她回家．目的是带她去看一看我所喜爱的这个州。我们驱车西行，沿阿肯色河逆流而上70英里，到达拉塞尔维尔，然后沿着7号公路一直向南行驶，从沃希塔山脉和国家森林中穿越而过，不时停下车来欣赏美丽的风景。我们在温泉城与母亲杰夫和罗杰一块儿小住了两三天，随后返回小石城去参加一门针对阿肯色律师考试举办的培训课程。结果证明那门课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通过了考试。
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希拉里回到马萨诸塞州，在儿童防卫基金供职，开始了她的工作，而我则跑到费耶特维尔开始了当法学教授的新生活。我找到的住处简直再理想不过了，那是一座漂亮的小房于，房子的设计者是阿肯色的建筑师费伊·琼斯，坐落在尤里卡斯普林斯附近的索恩克朗礼拜堂就是由他设计的，由于设计精巧绝妙而在国际上获得了嘉奖与称赞。从16号公路上费耶特维尔往东大约八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八十多公顷的土地，房子就建在那里。那片土地的东部一直延伸到怀特河中游的支流。几十头牛在牧场上吃草。房子是在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大体上是一个单间结构，形状狭长，中间是浴室，如同一个从天而降的积木将整个房间分隔开来。前墙和后墙的门都是由一系列的推拉玻璃门构成的，再加上卧室以及浴室都装着天窗，因而可以确保采光明亮。整个客厅的前面是一个内包的阳台，从房体上突出来，阳台下是延伸到公路的斜坡。我后来发现，这所房子真是上天的恩赐，它是个平静、安宁的所在，特别是在我开始了第一次竞选之后，这种体会就更深了。我喜欢坐在阳台上，靠近壁炉，或是在河边的田地里跟着牛群一起漫步。
房子也的确有几个缺欠。每天晚上都会有老鼠光顾。我后来认识到，我实在没有办法除掉那些老鼠，而那些老鼠只在厨房中出没，并不过来骚扰我，我于是开始放一些面包屑给它们吃。户外到处都可以见到蜘蛛、壁虱，以及其他一些讨厌的东西。它们对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可是有一次一个隐居的褐色蜘蛛咬了希拉里，她的腿肿得很高，过了很长时间才消肿。另外，这个地方也不可能安全。那年夏天，在阿肯色州的西北部，发生了一连串的盗窃案。那个罪犯曾经偷偷溜进16号公路沿线的好多乡村住宅。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发觉好像有人来过，可是什么也没有丢失。也许，是我回来时把他吓跑了。我一时兴起，坐下来给窃贼写了一封信，因为说不定他还会回来：果没有，我下面告诉您您将会看到哪些东西——一台电视机，一年半前新买的时候价值80美元；一个收音机，三年前新买的时候价值40美元；一个微型录音机，三年前新买时价值40美元；另外还有很多纪念品和小玩意，没有几件价值超过10美元的。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两三年前买的。为了这些东西而冒蹲监狱的风险可不太值得。
威廉．J．克林顿我把这封信用胶带固定在壁炉上。不幸的是，这一招没有奏效。第二天，就在我上班的时候，那个家伙又回来了，偷走了电视机、收音机，以及我故意在信中漏掉的一件东西：一把一战中留下来的雕刻精美的德国军用佩剑——丢了它我感到很心疼，因为那是父亲送给我的，另外还有一个让我格外心疼的原因：就在前一年，我所拥有的另外一件惟一有价值的东西在华盛顿的时候也被人从汽车里偷走了。-那是我的父母在1963年送给我的礼物，一个塞尔默牌的马克Ⅵ型次中音萨克斯管。最终，我只好换了一个1935年的塞尔默牌雪茄切刀型萨克斯管，可那把佩剑却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在炎热的8月，我把最后几个星期都花在了备课和跑步上。我专门挑选一天中最热的几个小时沿着大学的跑道跑步，自13岁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体重减到了185磅。9月，我首次开始上课，所开的课程为“反托拉斯”和“代理人与合伙人”。“反托拉斯”这门课是我在耶鲁大学时学过的，我非常喜欢。“代理人与合伙人”讨论契约关系的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前一门课我有16个学生，后一门课有56个学生。反托拉斯法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政府应该想方设法防止垄断组织以及其他一些非竞争性行为的产生，从而维持公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具备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因而尽量使资料清晰明白，使原理浅显易懂。相反，“代理人与合伙人”这门课则显得很简单。我担心学生们会感到厌烦，不能领会确定普通企业中契约方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担心他们偶尔会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如何确定某些契约方之间的本质关系。我于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例子，并把它们用在课堂讨论上。比如，有关水门事件的一个个听证会以及白宫面对不断爆出的新发现所做出的回应引发丁人们的种种疑问。那些夜闯白宫的是什么人？是总统的探子吗？如果不是，他们在为谁做事？听从的是什么人的指令？在我的课堂上，我尽量使很多学生都参与讨论，同时我总是待在办公室或是法学院的附近，让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
我喜欢出考题，总是希望这些考题生动有趣、富有挑战性，而且公正合理。我读到过关于我在那几年的教学活动评述。我的打分方法引起了质疑，其潜台词是我过于宽容了，不是因为我过于软弱，就是因为我极不愿意得罪学生们，因为在竞选的时候他们都可能成为我的支持者。在耶鲁大学，打分只有三个档次：优秀、及格、不及格。一般很难得到优秀，但不及格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在其他很多法学院，特别是那些入学要求更加宽松的法学院，打分往往更加严格，一般总有20％到30％的学生不能及格。对于这种做法我不能苟同。如果一个学生被打了很低的分，我总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没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为学习付出自己的努力。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智力上都不成问题，通过努力可以得到C。另一方面．我认为好的成绩应该说明问题。在我的大课上，人数介于50到90人之间．我会给两个或三个学生打A，给大约同样数目的学生打D。在一个有77名学生的班级里，我只给一个学生打A，只让一个同学没及格。一般来说，有可能不及格的同学宁肯停修这门课程，也不愿意冒得到F（不及格）的风险。在两个学生较少的班级里，我打了更多的A，因为那些学生学习更加用功，收获更多，因而理应得A。
尽管早在25年前阿肯色大学法学院就开始招收第一届黑人学生，但是直到70年代初期，南方才终于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开始进入法学院。很多黑人学生缺乏读大学的基础，尤其是那些一直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糟糕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在1973年到1976年期间，大约有20名黑人学生修过我的课，我还认识了其他的黑人学生。几乎所有的黑人学生都非常用功。他们渴望成功，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同学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学业。有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如何带着一种既怀疑又生气的复杂心情批阅一名黑人学生的考卷的。我知道他一直在拼命学习，对考试的内容是理解的，但从他的考卷上却看不出来。他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需要从一大堆错误的拼写、糟糕的语法和蹩脚的句子结构中努力挖掘出他的答案。他的知识掌握达到了A级水平，但这种水平却被F级的表达所掩盖了，因为他从小学开始在学习过程中一直都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使他在表达方面带有很大的缺陷。我给他打了个B，把考卷中的语法和拼写错误进行了订正，同时决定加强辅导，以便把黑人学生的刻苦努力和天生的才智转变成更加理想的学习效果。我觉得这些辅导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心理方面都是大有帮助的，尽管还有好几名学生需要继续努力提高写作技能，尽管他们为心理负担所困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机遇的大门，而另一只脚却由于从前种族隔离的重负而举步维艰。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进入显赫的职业成为律师和法官的时候，他们的诉讼委托人和诉讼各方也许不知道他们是翻越了怎样的一座高山才成为律师和法官的。2003年，最高法院标举赞助性行动的原则，我想起了我的黑人学生，想起了他们付出的艰苦努力，想起了他们需要克服的所有困难。他们为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所有证据用以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定。
除了可以与学生们进行交流之外，当法学教授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成为教职员工的一员，其中满是我喜欢和敬仰的人。在全体教员当中，我最要好的朋友是与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伊丽莎白·奥森堡和迪克·阿特金森。伊丽莎白是艾奥瓦州农场里长大的聪明女子，她是一个忠诚的民主党人，一个尽职的老师，和希拉里也成了好朋友。最后，她回到艾奥瓦州，到那里的检祭长办公室工作。我当选总统的时候，曾经说服她到司法部工作。可是几年之后，她又回老家去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认为回去对她的女儿贝琪更好。
令人难过的是，1998年伊丽莎白患癌症去世，女儿搬到伊丽莎白的弟弟冢。这些年来，我一直努力与贝琪保持联系，她的妈妈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当中的一个。从我上法学院的时候起，迪克，阿特金森就是我的朋友。他越来越不满足于在亚特兰大开律师事务所。我建议他考虑谋一份教职，并鼓动他到费耶特维尔来面试。他来了，我们学院为他提供了一个教职，他接受I。学生们都很喜欢迪克，而他也热爱教书。2003年，他已是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的院长。我们法学院最著名、最有人格魅力的教授是罗伯特·莱弗拉尔，他是我们州培养出来的最著名的法学学者，在侵权、法律冲突、上诉裁决等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1973年，他已经过了法定70岁的退休年龄，全职工作一年只有一美元的收入。他从26岁起就在学院里工作。在我认识鲍勃之前好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乘车往返于费耶特维尔和纽约之间，因为他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为联邦法官和州法官讲授“上诉裁决”。最高法院超过一半的法官都听了这门课。无论在哪个学院上课他都从来没有迟到过。
鲍勃·莱弗拉尔是一个个头不高、短小精悍的男子，长着一对具有穿透力的大眼睛，身体仍然壮得像头牛。他的体重不可能超过150磅，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那些又厚又重的石板我几乎抬不动，可他却能把它们移来移去。每次野猪队在返校节举行比赛之后，鲍勃和他的妻子海伦都会在家里举办一次聚会。有时候客人们会在前院举行一场触身式橄榄球赛。有一场球赛我记得尤其清楚，当时鲍勃和我，再加上另外一个年轻律师组成一组，对抗两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和一个9岁的男孩。比赛打乎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只要谁下一次得分就算得胜。我们一方开球，我问鲍勃是不是真的想赢。他说：“我当然想。”他就像迈克尔·乔丹一样具有竞争力。我于是告诉我们一方的第三个人向后场传球，让对方的防守锋来追我，然后他去右边挡住那个高个子后卫。对方那个9岁的男孩钉住了鲍勃，他们以为我会把球传给那个个子较高、年龄较轻的年轻人，即使鲍勃得到了球，9岁的男孩也能够对付他。我让鲍勃也到右边去阻挡9岁的男孩，然后迅速往左边跑，我在对方球员追上我之前就会把球扔给他。球被开出去之后，鲍勃非常激动，把那个9岁的小子撞倒在地上，然后向左跑去。当我们的队友完成了拦阻任务之后，鲍勃已远远地摆脱了对方的防守队友。我把球抛给鲍勃。球在空中划了个高高的弧线，只见他带着球冲过了底线。他真是全美国最快乐的75岁老人。鲍勃·莱弗拉尔的头脑极为敏锐，他雄心勃勃，意志坚强，像孩子一样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有点像斯特罗姆·瑟蒙德，只不过他是个民主党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他那样的人，我们就能更加频繁地取得胜利。鲍勃在93岁那年去世的时候，我仍然觉得他走得太早了。
法学院的各项政策是学院定期召开会议制定出来的。我有时会觉得这些会议时间太长，过分纠缠于一些最好由院长和其他管理人员去处理的细节问题，但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学术机构的管理方式及各项政策。一般来说，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我就听从同事们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他们知道的东西比我多，投入学术生涯的时间也比我长。我的确曾经力劝学院开展更多的公益活动，放松针对教授实行的“要么出版，要么玩完”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强调课堂教学，让教师把更多的课外时间花在学生身上。
我自己所从事的公益工作包括为学生们以及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处理一些不太紧要的法律问题。我曾经试图在费耶特维尔北边的斯普林代尔，说服更多的医生以医疗补助的形式接收病人，但是没有成功。我还根据检察长吉米·盖伊·塔克的要求，为美国最高法院一个反托拉斯案件准备诉讼摘要。此外，我第一次作为律师出庭并提交辩护状，是为我的朋友史蒂夫·史密斯在麦迪逊县的选举法分歧案中进行辩护，而他是作为州代表出庭的。
亨茨维尔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奥瓦尔·福伯斯的家乡。那里的人口有一千出头。从法官和治安官往下排，民主党人占据了县政府大楼里所有的办公室。但是在阿肯色州北部地区的小山上和深谷里有大量的共和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1861年反对脱离联邦的那些人的后代。1972年，共和党人借助尼克松的政治滑坡，大大地露了一把脸。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让选民投寄足够数量的缺席选票，或许就能够扭转地方选举的结果。
案子是在麦迪逊县的那座老法院大楼里审理的。主审的是比尔·恩菲尔德法官，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代表民主党人出庭的是两个真正的人物：比尔·墨菲，一位费耶特维尔的律师，热衷于美国军团以及民主党的活动，是阿肯色州美国军团的领导人。第二位是当地的一名律师，w．Q．霍尔，人称“Q”，是一个独臂才子，极强的幽默感与其固定在左臂上的钩子一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一些人被传讯到法庭上，说明为什么要投缺席选票。这些人生动地展示出这样一幅图景，极度的忠诚、粗浅舶政治见解以及经济上的压力决定了阿肯色山区民众的生活现状。一位男子不得不在最后一刻出庭，为投缺席选票作证，他没有根据法律的要求提前申请。他解释说，他在本州的猎物和鱼类委员会工作，他在大选日的前一天去投票是因为他接到命令，要在大选日那天把本州设在山路慢车道上的惟一捕熊机转移到斯通县去。他的投票得到了认可。另一个人在俄克拉何马的塔尔萨工作，被法庭召回来提供证词。他承认他在塔尔萨工作的时间超过了10年，可是每次选举，他都仍然在麦迪逊县投缺席选票，尽管他不是那里的合法居民。当共和党的律师质问他的时候，他带着强烈的感情说，麦迪逊是他的家；他到塔尔萨去是因为他在山区里无法谋生；他对塔尔萨的政治一无所知、毫不关心；再过上大约10年的时间，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就会回到家乡来。我不记得他的选票是否作数，可他对故土的依恋却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印象。
史蒂夫·史密斯在证词中讲到他在父亲开设的私人疗养院中收集居民缺席选票时所扮演的角色。法律似乎允许那些与疗养院有关的人为这些居民填与选票，但要求这些选票必须由这些居民的家人或得到特别的书面授权的人奇出。史蒂夫把所有的选票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丢进了最近的邮筒里。我向法官提交了一份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的辩护状，指出史蒂夫无权邮寄这些选票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没有人认为他篡改了选票，也没有居民不同意让他代寄选票。因为我们都知道，并非所有上了年纪的居民都有家人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恩菲尔德法官做出裁决，不接受我和史蒂夫的说法，但是很多投给县法官查尔斯·沃顿、治安官拉尔夫·贝克以及他们的班子成员的缺席选票都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最终使他们能够继续留任。
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我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我从中获得了对阿肯色山区居民的富有价值的见识。我和一些我所见过的效率最高的政治家结为朋友。如果一个人刚刚搬到麦迪逊县，那么不出一个星期，他们就会知道此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需要到法院大楼登记才能参加选举投票。而县里的文员会上门为民主党人登记。每次距离选举还差两个星期的时候，文员会给所有的民主党人打电话，索要他们的选票。在大选日的早晨，他们还会再打电话。如果快到傍晚还没有投票的话，就会有人上门带他们去投票。1974年，我第一次参加普选的那天，给查尔斯·沃顿打电话，向他询问我们的战况。他说一场大雨把县里一个偏远地方的桥梁冲毁了，我们的一些选民不能来投票，但他们在竭尽全力解决问题，他认为我们可以以大约500张选票胜出。最后，我在麦迪逊县果然以501张选票的优势获得了胜利。
我搬到费耶特维尔几个月之后，就有了一种舒适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我热爱教书工作，有时喜欢去观看野猪队的比赛或是开车到山中转转；生活在大学社区当中，我和周围的人志趣相投，这也是让我感到惬意的事情。我还和卡尔·惠洛克成为朋友。他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头上留着灰白的短发，举止非常内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位于费耶特维尔与斯普林代尔之间的一个购物广场的自助餐厅里。与我们同坐一桌的人都在批评尼克松总统，只有卡尔例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回答时那种单调的语气：“我同意哈里·杜鲁门的观点。他说理查德·尼克松是这样一种人，就连盖在死人眼睛上的木币都要拿走。”过去，木币是一种圆形木头片子，承办殡葬的人把它们放在死者的眼睛上，这样在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死人的眼睛就不会张开。卡尔，惠洛克如同一本书，你不能根据书的封面对其做出判断。在他那锁闭的外表下面是强硬的意志和勇敢的心。
我对两位女教授尤其抱有好感，她们的丈夫都在州议会工作。安·亨利在商学院教书；她的丈夫莫里斯是一位眼科医生，我们的州参议员。安和莫里斯成为我和希拉里非常特别的朋友。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在自己家里举办了婚礼招待会。黛安娜·金凯德是政治科学系的教授，后来嫁给了州众议员休·金凯德。黛安娜长相漂亮、头脑聪明，具有政治眼光。希拉里搬到费耶特维尔之后，黛安娜和希拉里之间的友谊超出了一般朋友的关系；她们成了心灵上的伙伴，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她们在对方的身上找到了生活中难得的理解、鼓励、支持和友爱。
尽管费耶特维尔和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所有地方一样发展迅速，但它仍然有一个老式而别致的小广场，广场的中间是一个破旧的邮局，后来这个邮局被改建成了餐馆和酒吧。沿着广场的四边，排列着零售商店、办公室和银行。每个星期六的早晨，广场就变成了农贸市场，出售各种新鲜的产品。我的堂兄罗伊·克林顿在广场的西北角经营坎贝尔一贝尔百货商店。我常到他那里买东西，对我这个新的家乡有了很多了解。县政府大楼就在距离广场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在当地从业或是在附近有办公室的本地律师是一群令人肃然起敬的人，其中有精明强干的老律师，也有聪明敏锐的年轻律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久之后都成了我强有力的支持者。
当地政治人物经常聚集的地方是位于镇子北部71号公路上的比利，施奈德牛排屋。比利是一个精明强干、声音沙哑、说话粗鲁的女人。她阅历丰富，但从来没有失去对政治所抱有的强烈的、理想化的激情。所有的政客都在她这里出没，其中包括鸡肉大王唐·泰森，他的企业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公司。此外还有唐的律师吉姆·布莱尔，一个身高6英尺5英寸的与众不同的天才，后来他也成了我最亲近的朋友。我搬到费耶特维尔几个月之后，比利关闭了牛排屋，在县政府大楼对面马路上一家酒店的地下室里开了个酒吧和迪斯科舞厅。在那里出没的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她还在大学生当中发展了一些追随者，她把他们动员起来，让他们在选举中为她所支持的候选人工作。到我们为比利下葬的那一刻为止，比利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感恩节的时候，我离开了我在山区的老窝，花上几天时间去坎布里奇看望希拉里。我和她没有试图改变我们目前的状况，但她同意圣诞节的时候过来看我。我爱她，希望和她在一起，但我能够理解她的保留态度。我这个人充满激情，有着很强的紧迫感，就我的背景来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稳定的婚姻。她知道嫁给我就如同走钢丝，而且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此。另外，阿肯色在她看来肯定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不适合定居，尽管她已经不再觉得它远在月球的另一面。正像我说过的，我也拿不准让她来这里定居对她是否公平。我仍然认为她应该有她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我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我觉得工作比拥有私人生活更加重要。我遇到过我们那代人中最有能力的人，但我认为在政治潜力方面，她比他们都要略胜一筹。她头脑聪明、心地善良，组织能力也比我强，政治技巧与我接近，只不过我的经验更加丰富一些。我非常爱她，既需要她，又想让她得到最好的发展。那是一种高度的两难心境。
我回到阿肯色的时候，政治演讲已经激烈展开。像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一样，我们因参议员萨姆·欧文水门事件听证会和战争的继续进行而群情激奋。我们看来似乎有机会在国会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一些进展，石油价格的骤升以及汽油配给制的实行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然而，地方的民主党人不看好击败我们的国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的前景。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记录非常保守，他是尼克松总统强有力的捍卫者。但他的举止非常友好、低调。在周末，他常常回到家乡，到他的选区中走访。同时他的社会工作做得非常好，帮助小城镇获得用于取水和污水处理的拨款，为选民争取一些政府补助，这些补助往往是通过他在华盛顿投票削减一些项目获得的。哈默施密特从事林木生意，获得了选区中一些小型企业主的全力支持，另外，在经济上占有很大比重的木材、禽类以及火车运输业中，他也拥有很大的股份。
那年秋天我和好几个人谈过，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竞选，其中包括休和黛安娜·金凯德夫妇、莫里斯和安·亨利夫妇、史蒂夫·史密斯，以及克拉克·惠洛克的内弟鲁迪·莫尔州众议员。每个人都认为有必要进行竞选，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这场竞争取胜的可能性看上去微乎其微。另外，德高望重的戴尔·邦珀斯州长也很可能在民主党的初选中挑战富布赖特参议员。富布赖特是费耶特维尔人，我的大多数朋友尽管非常喜欢邦珀斯，但也觉得有义务在那场注定艰苦的竞选战斗中帮助参议员。
局势变得越来越明朗，我们这一地区具有竞争力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参选，我于是开始考虑自己参选。从表面上看，真有点荒唐。我离开这里长达九年，刚刚回来六个月的时间，投入我的新工作才三个月，和这个选区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任何关系。但另一方面，费耶特维尔有很多大学生和自由民主党人，从这里起步是个不错的地方。温泉城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是选区南端最大的一个城镇。克林顿家族是从耶尔县迁过来的，那里也是温泉城的一部分。全部加起来，我在选区的21个县中的五个县里有亲戚。我年纪轻，又是单身一人，我愿意夜以继日地干。即使我不能获胜，如果我表现很好，我认为并不会对我参加将来的竞选造成多大的损害。当然，如果我搞砸了，我那期待已久的政治生涯尚未开始就会走向结束。
圣诞节过后不久，希拉里来看我，我当时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1月的一天早上，我们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约翰·多尔打来的。前一年的春天，他来耶鲁大学做“卡萨布兰卡”审判竞赛裁判的时候，我和希拉里曾经和他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告诉我，他刚刚同意出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顾问，负责调查尼克松总统是否应该受到弹劾一事，伯克·马歇尔已经向他推荐了我。他要我向法学院请假，到他那里工作，同时帮助他招募其他一些优秀的年轻律师。我告诉他我正在考虑参加国会的竞选，但我愿意考虑他提供的机会，我第二天再给他回电话。我必须迅速考虑好，我找希拉里商量，让她帮我做出判断并提出建议。从那以后的几年中，我经常请希拉里帮我拿主意。等我给约翰回电话的时候，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我感谢他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我谢绝了他。我说我已经决定冒险尝试参加国会的竞选，因为很多有才华的年轻律师都会不惜任何代价愿意为他工作，参与总统弹劾案的调查，而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到阿肯色的战斗中去。我感觉得出来，约翰认为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的确，用任何一个理性的尺度来衡量，我都显得很愚蠢。但是，正如我以前说过的，一个人的生活不仅仅是由你接受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往往还是由你放弃了什么样的机会造成的。
我建议约翰雇用希拉里以及我们在耶鲁大学的同学迈克·康韦和鲁弗斯·科米尔。他听丁大笑起来，说是伯克也已经向他推荐了这几位。最后，他们都去跟着约翰干了，而且干得非常出色。多尔最后招募了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这证明，没有我，他照样可以网罗一个了不起的班子，而这也正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还差几天希拉里就得回坎布里奇去了，我带她从我的住处出发，往东行驶大约25英里到达亨茨维尔，去那里看望前州长福伯斯。假如我打算参加国会竞选，我迟早都得礼节性地去拜访他。再说，尽管我不大赞成他在小石城的做法，但他非常聪明，脑子里装满丁阿肯色政治方面的所有学问，这是我希望获取的。福伯斯住在一座费伊·琼斯设计的漂亮房子里。他干了12年的州长。在他离任的时候，手里没有钱，他的支持者为他修建了这座房子。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伊丽莎白住在一起。伊丽莎白是一个迷人的马萨诸塞女人，仍然留着20世纪60年代的蜂窝式发型，在她结婚之前，曾在小石城短暂从事过政治评论员的职业。她极为保守，无论是在外貌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和州长的第一任妻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州长的前妻名叫阿尔塔，是山区里一个忠诚的平民主义者，一直在当地的报纸《麦迪逊县纪事》做编辑。
我和希拉里被领进了福伯斯的家，在一个完全由玻璃围成的隔间中的大圆桌前坐下。从这里可以眺望欧扎克山区以及下面的镇子。在随后的四五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提问，奥瓦尔则一一回答。他侃侃而谈，介绍了阿肯色的历史和政治，讲得非常引人人胜：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为什么要捍卫他在小石城的所作所为；他为什么认为尼克松总统的问题可能会或不会影响国会的竞选。我说得不多；福伯斯刚刚回答完前一个问题，我就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要他回答。希拉里什么也没有说。奇怪的是，在四个多小时里，伊丽莎白·福伯斯也没有说什么。她只是不断地给我们添咖啡和点心。
最后，在我们的会谈明显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伊丽莎白·福伯斯瞪着我说道：“啊，克林顿先生，您对国际上有人阴谋推翻美国一事有何感想？”我也瞪着她，回答道：“嗯，我表示反对，福伯斯太太，您不反对吗？”这之后不久，福伯斯夫妇就搬到了休斯敦，在那里奥瓦尔一直伤心欲绝，因为伊丽莎白在他们的寓所中惨遭杀害。1979年，我宣誓就任州长时，曾邀请所有的前任来参加，其中包括福伯斯。这一举动在我那些进步的支持者当中引起了争议，他们觉得我让那个老恶棍起死回生了。事情的发展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应验了那句古老的格言：好心永远没好报。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宁愿再做一次好事，让伊丽莎白也能起死回生，只是为了能与她讨论“赤色威胁”的话题。
希拉里离开之后，我去见戴维斯院长，告诉他我想参加国会竞选。我保证不耽误上课，而且要留出时间给学生们。我被安排在春季学期教授“刑事诉讼”和“海事法”，我已经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怀利向我表示祝福，也许是因为此刻已为时过晚，找不到别人来教这些课吧。
阿肯色的第三选区由21个县组成，这些县占据了阿肯色州西北部1／4的面积，是美国国会所有选区中最具有乡土气息的地区之一。它包括最西北端的华盛顿和本顿等几个大县、欧扎克山区的7个北部县、阿肯色河谷下游地区的8个县、西南部沃希塔的4个县。多亏了沃尔玛、泰森食品和其他禽类公司，以及J．B．亨特、威利斯·肖、哈维·琼斯等公司的货车运输业，华盛顿县和本顿县的一些镇子变得越来越繁荣，同时也越来越倾向共和党。到头米，福音派基督教会的发展、中西部地区退休人员的涌人以及大公司的成，功，使阿肯色西北部成为本州最具有共和党倾向、最保守的地区，惟一例外19是费耶特维尔，大学的存在均衡了各种因素。
1974年，与俄克拉何马接壤的史密斯堡是该选区中最大的城市，人口为72286，但它也是最保守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缔造者拒绝了多项城市改建基金，因为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几年之后，当水门事件中的人物约翰·马歇尔被提起诉讼的时候，他的几位律师都说在美国，能够让他受到公正审理的地方只有三个，而史密斯堡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到了那里，人们可能会像迎接英雄一样迎接他。沿着阿肯色河顺流而下就到了东史密斯堡，这里以及史密斯堡以北山区的几个县大都倾向于平民主义者，在社会问题上非常保守，被均匀地分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两部分。山区各县，尤其是麦迪逊、牛顿和瑟西，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状态。有一些新的人口迁徙到这里，但很多家族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100多年。他们说话的方式都与众不同，他们使用的一些非常生动的表达法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我最喜欢的一句是用来描述你非常不喜欢的某个人的：“如果他的脑子着了火，我决不会对着他的耳朵撒尿。”南部选区的乡下各县大多是民主党人，但仍然非常保守。最大的县是加兰，县政府设在温泉城。这个县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一般投票给共和党，那里有很多退休之后从北方来的共和党人。国会议员约翰·保罗·哈默施密特在那里很受欢迎。
黑人很少，大多聚集在史密斯堡、选区的第二大城市温泉城，以及选区东南部处于河谷地带的拉塞尔维尔镇和达达尼尔镇。有组织的劳动力在费耶特维尔、史密斯堡和温泉城很普遍，但是在其他地方就不大常见了。由于山区路况很差，再加上破旧的汽车和客货两用车占了大多数，因此这个选区中每一辆注册车辆所耗费的汽油在全美国来说都是最高的。考虑到汽油价格的上升和油料的短缺，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在国会的选区中，这里残疾老兵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哈默施密特议员是二战时的老兵，很能取悦老兵们。在上一次的选举中，在福利政策和财政上的保守力量超过了中坚的民主党人和主张发展经济的平民主义者，尼克松以74％对26％的优势战胜了麦戈文，而哈默施密特在州里则获得了77％的选票，难怪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竞选。
希拉里走了几天之后，卡尔·惠洛克带着我首次踏上了我的竞选之旅，在选区的北部各县进行巡回宣传。我们的第一站是卡罗尔县。贝尔维里镇的人口大约为1300，在那里我去了希·比格厄姆的商店，他是当地有影响的民主党人，当时和他四岁的孙子在一起。20多年之后，那个小男孩克里斯·恩斯科夫成为我在白宫的助理。我还会见了当地卫理公会牧师维克·尼克松以及他的妻子弗莱蒂。他们是自由民主党人，反对越南战争。他们同意支持我。结果他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一般性的支持。弗莱蒂成了我在该县的协调人，乡下整个投票区域内的所有领导人都为她倾倒。后来，我当选州长之后，她在州长办公室工作。那期间，她不停地向我灌输死刑是错误的这一观点。我和希拉里结婚的时候，维克主持了婚礼。
我们继续向东行驶到布恩县，接着又到了该选区东北端的巴克斯特县的首府霍姆山。卡尔要我见一见商人休·哈克勒，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在初选时他支持另一个候选人。但我们还是聊了起来。当他知道我来自温泉缄的时候，他告诉我加伯·克劳福德是他的好朋友。我回答说，加伯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休放弃了对那个家伙的支持，转而支持我。我还见到了瓦达·舍伊德，她经营一家家具店，而且还是县里的财务官。她注意到我衬衣亡的一个扣子松了，于是当场帮我缝上。那天，她也成了我的支持者。她后来再也没有为我缝过扣子，但我当选州长之后，她到州参议院来，用不同的方式——用她的选票——帮助我渡过险关。
离开霍姆山，我们向南行驶，来到瑟西县。我们在圣乔停了下来。那里有150人。我们去拜望了县民主党主席威尔·戈金斯。威尔已经80多岁了，但仍然像平头钉一样敏锐，他身体非常结实，对政治充满了激情。当他告诉我他支持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选票，后来也的确如此。在县政府所在地马歇尔，我会见了乔治·丹尼尔，他在当地经营五金店。乔治的弟弟詹姆斯是法学院的一名学生，为我提供了我的第一笔1000美元的捐款。他的哥哥查尔斯是县里的医生。乔治朴素的幽默引得我哈哈大笑，但同时我还从他那里上了令人痛心的一课。一位离开家乡好几年的越南老兵有一天走进他的店里，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他说要练习瞄准。一天之后，他杀了六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刚从鲁茨堡跑出来的，那是专门为小石城北部的老兵设立的联邦心理健康机构。他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很显然，是战争的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过了好长时间之后，乔治·丹尼尔才从这件事上缓过，劲来。布雷迪法案规定对枪支购买者要进行背景调查，而这是我所见到的支持这个法案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1993年，又过了19年之后，我才终于把布雷迪法案签署为法律，在这19年当中，人所共知的刑事犯、跟踪杀手以及精神病患者酿成了很多起杀人事件，而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当我和卡尔回到费耶特维尔时，我有一种如醉如狂的感觉。我为其他候选人工作的时候，我就喜欢一对一的“零售”政治。现在我真的热衷于走向小镇，热衷于在乡下的商店、咖啡馆和沿路的加油站停留。我从来都不善于争取金钱上的资助，但我喜欢走到人们的家里和店里，争取他们的选票。再说，你永远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会遇见一个有趣的人物，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学到一些值得学习的知识或是结交一个新朋友。
继第一个竞选宣传日之后又是几十个类似的日子。我常常是早上从费耶特维尔出发，能跑多少县镇就跑多少县镇，一直干到深夜。如果第二天需要上课，我就掉头往家赶，如果第二天没有课，我就住在一个好客的民主党人的家里，这样第二天我就能够前往下一个县。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又返回到东部，把山区的各县跑完。我差点没能完成这次行程。我忘了在周末之前给我那辆美国汽车公司1970年产的格雷姆林车加满油。由于汽油短缺、，联邦法律规定加油站在星期天关门。可我必须返回山区。绝望中，我给我们当地的天然气公司经理查尔斯，沙劳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让我从他设备场的油泵里弄一箱汽油。他告诉我把车开到那里，他来处理。让我吃惊的是，他来了，亲自给我的油箱加油。查尔斯·沙劳就这样单枪匹马保证了我的初期竞选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先是把车开到阿尔皮纳，去看望该县的民主党主席博·福尼，因为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没有遇见他。我没费周折就找到了他的小房子。在前院的客货两用车上有一个枪架，这是山里人常用的设备。博在前门接见了我。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白色的T恤衫遮住了他那肥胖的腰身。我开始推销我自己，以争取他的支持，他在看电视，听我说话时没有太多的言语。等我说完了，他说哈默施密特这个人欠揍，尽管他在他的家乡哈里森以绝对优势取胜，但他认为我们在布恩县的乡村地区可以取得好成绩。接着，他告诉我需要拜访的一些人的名字，然后说如果我理个发，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选票；他说他会支持我，然后就又看起了电视。我拿不准该如何理解博的话，直到后来我朝我的汽车走过去时，仔细地看了看他的客货两用车，我才全明白了。汽车保险杠上有个巨大的黏贴标签，上面写着：“不要责怪我，我曾经把选票投给麦戈文。”后来，我向博问起那个巨大的黏贴标签。他说他不在乎批评家们怎么评论麦戈文，民主党是代表普通大众的，而共和党不是，就这么回事。我当选总统的时候，博的身体不太好，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胆小的民主党人列维·菲利普斯把他带到白宫来与我们一起过夜。博玩得很开心，但拒绝睡在林肯卧室里。在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共和党人的种种恶行，以及共和党在整个20世纪对有钱有势阶层的效忠使他不能原谅林肯。现在博和林肯两个人都进了天堂，我喜欢幻想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并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去过阿尔皮纳之后，我又去了弗利平，那是马里恩县境内一个大约1咖人的小镇。这个镇子里没有铺设马路的地段比全州任何一个镇子都要长。我去那里见两个年轻人，他们两人在那里负责协助我的竞选活动。他们是“红人”吉姆·米利根和卡尼·卡尔顿。在“红人”的客货两用车上，他们让我坐在中间，然后就沿着最脏的一条马路向埃佛顿驶去。埃佛顿是马里恩县最偏远的一块弹丸之地，我们要到那里去拜望利昂·斯沃福德，因为他是当地惟一一家商店的店主，得到他一个人的支持就意味着能够得到几百张选票。“红人”突然把车停在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我们被笼罩在尘土当中。他拿出一包“红人”牌嚼烟，取出一块放在嘴里，然后把它递给卡尼，卡尼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接着卡尼又把它递给我，说：“我们想看看你是不是块材料。如果你是个男子汉，就嚼嚼这烟，我们就支持你。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踢出去，然后让你走回城里。”我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把该死的车门打开。”他们瞪了我大约五秒钟的时间，接着就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启程朝斯沃福德的商店开去。我们得到了那里的选票，在后来的几年中，得到的选票还要多上很多。如果他们当真用品尝“红人”嚼烟来衡量我的话，我或许到现在还在回马里恩县的路上走着呢。
几个星期之后，我还会受到类似的考验。在阿肯色河谷的克拉克斯维尔，我和22岁的县长罗恩·泰勒在一起。罗恩来自一个显赫的政治家庭，他在政治上的见识远远超出他的年龄所能达到的水平。他带我到县里的博览会上去见县治安官，他说如果我们要想在这个县里赢得选举的优势，就一定得去见他。我们在骑术表演场地找到了他，他手里还抓着一匹马的缰绳。骑术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一排马正在围着赛马场绕圈子。治安官把马缰绳递给我，让我加入表演的队伍，说是过一会儿向人群介绍我。他保证这匹马很规矩。我当时身穿一套黑色的西装，脖子上系着领带，脚上穿着一双尖头皮鞋。我五岁的时候曾经一身牛仔装束爬到马背上，但只是为了拍张照片而已，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骑过马。我前面拒绝了嚼烟，但这次我接过缰绳上了马。我想，有生以来看过那么多的牛仔电影，骑马还能有多难？开幕式开始了，我煞有介事地骑马进入表演场地。我刚沿着表演地场走了1／4的路程，罗恩刚刚把我介绍给观众，我胯下的马就停了下来，忽然用两条后腿直立起来。我居然没有掉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观众鼓起掌来，我想他们以为我是故意这样做的。但治安官比他们更了解实情，不管怎么说他同意支持我竞选。
牛顿县的欧扎克山区是美国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之一，它是布法罗河的发源地，而布法罗河是国会《未开发景观河流法》宣布保护的第一条河。我完成了在欧扎克的巡回宣传之后，首先到布法罗河边的一个小聚居区去看望希拉里·琼斯。他居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但他是个道路建设商，也许算得上县里最富有的人。他们家投身民主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内战或是更早的时候，有家谱可以证明。他一直深深地扎根在河边的那片土地上。大萧条时期，他们一家丧失了很多土地。二战以后，他回到家乡，干了好几年才又把失去的土地收回来，恢复了土地的完整。布法罗河被定为保护河流，这却成了最让他痛苦的噩梦。在河边拥有土地的大多数人终身都可以占用他们的土地；但他们在有生之年除了可以把土地卖给政府之外不允许卖给任何人。他们一旦死去，只有政府才有权收购。因为希拉里的宅地位于公路主干线上，政府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征用这块土地，把它当做办公总部所在地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有八个孩子，他们希望孩子能继承他们的土地。这片土地上有个公墓，18世纪出生的人都埋在那里。每当某个无依无靠的人死去，希拉里总是出钱将其埋在这个公墓里。我对保护这条河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让宅地的原主以景观地役权的形式保有土地，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对这条河进行开发，避免环境恶化，同时又能允许这些家庭把土地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与布法罗河边民众的接触，使我在当上总统之后比其他民主党人更能体会西部农场主的心理，更能体会为什么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与他们眼中的各种特权发生冲突时他们会怨气十足。
希拉里·琼斯最后在与政府的抗争中输掉了。这让他心力交瘁，但这并没有泯灭他对政治的热情。他搬进了一所新房子，仍然愤愤不平。他后来在白宫与我和希拉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希拉里带他走进地图室，给他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45年在佐治亚的沃姆斯普林克斯去世时使用过的地图，他差点哭了出来。他崇拜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博·福尼不同，那天晚上他睡在了林肯卧室里。博·福尼来白宫看我们的时候，我曾跟他开玩笑，说让他睡在林肯的床上，他拒绝了。希拉里·琼斯则说他至少曾经”在安德鲁·杰克逊画像下面那张床的旁边睡过”。
从我见他的那天起，到我从白宫飞回家乡，在他的葬礼上发表讲话，希拉里·琼斯一直是我在牛顿县的支持者。他代表了牛顿那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美好的精神，我从16岁初次见到那里之后，就一直深爱着它。
县政府所在地贾斯珀是一个不到400人的镇子。镇上有两家咖啡馆，一家是共和党人常常光顾的地方，另一家则是民主党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我要见的人沃尔特·布拉塞尔住在民主党人经常聚集的那家咖啡馆下面，因为咖啡馆是他妻子开的。我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到那里的，他还没有起床。我坐在那间不大的起居室里，他起了床，开始穿裤子，这期间起居室和卧室之间的门一直敞开着。他还没有完全睡醒，脚下滑了一跤，圆球般的身躯差不多真的滚了10或15英尺，出现在起居室里。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所以我不能笑。但他自己笑了起来。他说他曾经很年轻，身材瘦削、行动敏捷，是煤山中学篮球队的先发后卫。30年代他曾经率领球队战胜小石城中心中学，赢得了州里的冠军。他的体重是他在县里从事私酒酿造那几年长起来的，再也没有瘦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愿意支持我，也许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回去继续睡觉。
接下来，我把车开到乡下去看望比尔·福勒，他在博克斯利有个农场。比尔曾经作为阿肯色州的代表在约翰逊政府的农业土壤和保护区管理局工作。我们站在山坡上，可以看到壮观的山景。他说他愿意支持我，但他认为哈默施密特身上“虽然粘上了尼克松这摊臭屎，但粘得不够多，不会让他一直臭到选举日”。接着他对总统做出了评价：“我不愿意这样评论一位共和党人，但尼克松本来可以做一个很棒的总统。他聪明、果敢。他就是太不体面了，他是不能自己。”在返回费耶特维尔的途中，我的脑子里一直在回响着他的这番话。
竞选活动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除了“零售”政治外，我还努力通过竞选活动的例行程序开展工作。我前面提到过，雷蒙德伯伯和加伯·克劳福德两个人共同签署了一张面值一万美元的支票，作为我的启动资金，并且我自己也开始筹集资金。起初，主要是在费耶特维尔筹款，接着在整个选区，最后就扩展到了全州的范围。我在乔治敦、牛津和耶鲁的几个朋友，以及麦戈文和达菲竞选活动机构都寄来了小额的支票。为我捐款最多的是我的朋友安妮·巴特利。她是温斯罗普·洛克菲勒州长的继女，我当了州长之后，她到阿肯色驻华盛顿市办事处工作。另外，在选民集会上，成千上万的人把一美元、五美元或十美元的钞票在我们经过时放到我们的筹款箱里。
2月25日，我在阿文奈尔汽车旅馆正式向家人宣布我参加竞选，之所以选在那个地方是因为我母亲早晨开始工作之前总要到那里去喝咖啡。
雷蒙德伯伯送给我一座处于很好地段的小房子，作为我在温泉城的总部。我的母亲、我在帕克大街上的邻居罗斯·克雷恩以及年轻律师博比·哈格雷夫斯——我曾经与他的妹妹在华盛顿共事——三个人设立了一个一流的竞选机构。罗斯后来搬到小石城来，在我当上州长之后到州政府任职，但母亲一直致力于这个机构的建设，并将其投入到以后的竞选活动中去。主要的竞选总部设在费耶特维尔，我的银行家朋友乔治，谢尔顿同意出任竞选总部的主席，和我一起打篮球的年轻律师P．H．马丁同意担任我的财务主管。我在学院路上租了一所旧房．子，那里在大学生的帮助下基本上都是开放的，即使在周末也有人，我的堂兄罗伊15岁的女儿玛丽·克林顿单独待在那里。我们在房子的两边都画上了大幅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克林顿国会竞选”字样。到现在宣传画还在那里，只是随着新的公司的接连迁人，上面已经被覆盖了很多次。现在，代替原来宣传画的是“文身”两个字。此外，我儿时的朋友帕蒂·豪在史密斯堡开设了一个竞选总部，随着选举的临近，其他一些竞选总部也在选区里的各个地方冒了出来。
3月22日，我去小石城登记备案。到此时为止，我面临着三个竞争对手：吉恩·雷恩沃特、戴维·斯图尔特和吉姆·斯坎龙。吉恩·雷恩沃特是州参议员，留着平头，是个保守的民主党人，来自费耶特维尔南边的格林伍德。戴维·斯图尔特是个英俊的年轻律师，来自耶尔县的丹维尔。吉姆·斯坎龙身材高大、喜欢交际，是格陵兰的市长，格陵兰在费耶特维尔南边几英里。最让我担心的是斯图尔特，他长得英俊迷人，能言善辩，来自克林顿家族的家乡，而我本来一直指望那里的人会支持我的。
竞选中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在4月6日：拉塞尔维尔是个大学城，位于选区的最东端。人们在拉塞尔维尔的河谷中举行了选民集会。这是一个必须参加的活动，竞选联邦、州和地方职位的所有候选人都在那里，包括富布赖特参议员和邦珀斯州长。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比尔德是主要演讲者。他做了一个老式的颇有传教色彩的演讲，接着拉起小提琴以飨观众。随后，候选人的演讲开始了，参加国会竞选的候选人被安排在最后。等其他每一个人都讲了三到五分钟之后，时间已经过了10点。我知道轮到我们的时候听众肯定已经感到疲劳厌烦了，但我赌了一把，选择最后发言。我想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给听众留下印象。
我为演讲做了认真的准备，把内容压缩到两分钟。在演讲中，我充满激情地呼吁进一步加强国会的职能，指出国会要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反对共和党政府的权力集中，国会不应该只代表共和党盟友的经济利益。虽然我的演讲是事先写好的，但演讲时我是背诵出来的，而且在其中注入了我的感情。不管怎样，我的演讲在听众中引起了反响，尽管一个漫长的晚上下来听众们都已经非常疲惫，但他们居然还站起来欢呼。在听众们往外走的时候，支持我的志愿者们把我的演讲稿发给他们。我这个头开得还真不错。
活动结束的时候，邦珀斯州长朝我走来。他先是对我的演讲恭维了几句，然后就说他知道我曾经在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干过，他觉得他自己不应该剥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席位。接着，他又说了一句话，让我大为惊异：“大约12年之后，你也许会面对同样的抉择，需要考虑是否与我竞争。如果你觉得那么做是对的，你就要去做，记住是我告诉你要这么做的。”戴尔·邦珀斯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若是当个心理学家，并以此谋生，也会干得非常出色。
接下来的七个星期是集会、露天剧场、馅饼晚餐、募捐、一对一的“零售”政治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只是具体的细节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劳联一产联当时正在温泉城举行会议，他们很支持我，在经济上和组织上推动了我的竞选活动。阿肯色州教育协会也赞助了我，因为我支持联邦政府对教育提供援助。
我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一些自己影响力欠佳的地方，这些县不像欧扎克山区几个县那样组织得力：西北边陲地带的本顿县、阿肯色河两岸的几个县和沃希塔山脉的西南各县。在耶尔县，我的竞选活动由我的表哥麦克·康沃尔负责，他是当地殡仪馆的殡仪员。因为当地所有的人死了都由他下葬，所以没有他不认识的人。他那乐观向上的性格使他能够在艰巨的战斗中——一场对抗他的邻居，丹维尔的戴维·斯图尔特的战斗——保持不懈的斗志。积极参与到这场竞选中的人在数目上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是理想主义的年轻教授和商人、富有天赋的当地劳工领袖、县里和市里的官员、死心塌地的民主党人，其中既有来自学校的高中生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初选的那一天，我们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工作方面都胜过了对手。我得到了44％的选票，州参议员雷恩沃特以26％对25％的选票险胜戴维；斯图尔特，取得了参加第二轮初选的资格。斯坎龙市长虽然没有钱，但他非常勇于竞争，获得了其余的选票。
我想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6月11日的第二轮初选，除非投票的人数非常少，但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不希望我的支持者不把投票当回事。因此，当瑟西县的民主党主席威尔·戈金斯宣布所有的投票都在位于马歇尔镇广场上的县政府大楼进行时，我大为担心。县里的人不可能仅仅为了一次选举而开车跑上三四十英里蜿蜒的山路来投票。我给威尔打了个电话，想劝他多开几个投票站。威尔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我说比尔，请安静。如果因为投票的人数少你就不能打败雷恩沃特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对抗哈默施密特。我不可能为了两三个投票人就在乡下开设一个投票站，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我们要把钱留到11月的时候再用。现在只能是投多少算多少了。”
6月11日，我169％对31％的选票赢得了第二轮的初选。在瑟西县也以177票对10票赢得了胜利。11月的选举结束后，我给威尔打电话，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他不希望我因为什么事情感到于心不安：“我知道，你以为我在第二轮的初选中替你做了手脚，但我没有。实际上你以177票对9票胜出。我倒是给哈默施密特加了一票，因为我不忍心看他连10票都得不到。”
初选的结果对我来说是令人振奋的。我一次又一次投身于陌生的环境，对人们有了很多的了解——政府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向，他们的政治观点是如何取决于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我还一直按照教学计划坚持教学。尽管很艰难，但我喜欢这样，我觉得我干得不错，只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在春季组织学生考试，我需要给他们打分，而当时竞选活动已经全面展开。我或是把学生们的海事法考卷带到车上，一边行驶一边判卷，或是在二天的竞选工作结束后，再挑灯夜战，给考卷打分。但是在旅行途中，我丢了五份考卷。我感到非常惭愧。我主动让学生们来选择到底是重新考试，还是不要具体的分数，得到这门课的全部学分。他们都选择要学分，但其中有一个学生为此感到很不高兴，因为她是一个好学生，本来很可能得A的，此外她还是个忠实的共和党人，曾经为哈默施密特工作过。我想或许是因为丢失了考卷，或许是因为在竞选中我跟她从前的上司竞争，我一直没有得到她的宽恕。20多年后，我从前的这位学生苏珊·韦伯·赖特联邦法官成为葆拉·琼斯案的主审法官，那时候，我自然又想起了从前的事。苏珊·韦伯·赖特非常聪明，也许当初我应该给她打个A。但不管怎么说，到了大选的时候，我跟法学院请了无薪假期。
整个夏天，我一直快节奏地工作着，只是因为参加我弟弟的高中毕、业典礼和我们高中同学的第十次聚会，以及到华盛顿去看望希拉里，见见她在总统弹劾调查委员会的同事，才偶尔打断一下忙乱的节奏。希拉里和她所有的同事们都因为工作而疲惫不堪。约翰的要求非常严格，调查必须全面公正，每个人都必须守口如瓶。她的劳累让我颇为担心，我从来没见过她那么消瘦；她那可爱的头本来就大，现在与她瘦削的身体比起来就显得更大了。
周末的时候，我带她离开那里，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外滩去放松一下。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开心，我开始认为弹劾案调查结束后，希拉里实际上可以到阿肯色来，跟我生活在一起。这年年初，希拉里到费耶特维尔的时候，曾经为争取法学院的一个教职，接受戴维斯院长的邀请参加了一次面试。几个星期之后，她又来了一次，给委员会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学院愿意给她提供一个工作，因此她现在可以到阿肯色来教书，同时从事她的律师业务。问题是她是否愿意来。当时我更担心的是她太累了、太瘦了。
后来，我因为竞选活动以及我家人遇到了更大的健康问题而回到家里。7月4日，我在芒特内博炸鸡店发表了演讲，那是自1966年我代表弗兰克·霍尔特到那儿以来的第一次。杰夫、母亲和罗斯·克雷恩开车来听我发表演讲，并帮助我在人群中做鼓动工作。我感觉杰夫的气色不太好，得知他最近没怎么工作。他说整天都站着太累了。我提议他到费耶特维尔来，和我住上几个星期，他可以帮我接接电话，同时作为成年人，也能给竞选总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指导。他接受了我的邀请，看上去好像还很高兴，可是当我夜里赶路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出他病了。一天夜里，我吃惊地看到他跪在床边，身子趴在床上。他说躺下来的时候无法呼吸，他想方设法，可就是无法入睡。后来，他在总部再也不能全天工作了，于是他就回家去了。母亲告诉我，他的病跟糖尿病以及几年以来一直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物有关。在小石城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里，他被诊断为心肥大，也就是心肌的增大与恶化。很显然，这种病是无药可救的。杰夫于是回到家里，尽情享受余生。几天之后，到温泉城进行竞选宣传时，我去见了他，与他喝了会儿咖啡。他当时正在去西盂菲斯的路上，他要去那里看赛狗。他还像平常那样衣冠楚楚，穿着白色的衬衣、裤子和皮鞋。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8月8日，尼克松总统宜布他准备第二天辞职。他的总统生涯因为他保留的他本人与助手对话的录音带而走向完结。我觉得总统的决定对我们的国家有利，但对我的竞选非常不利。就在总统宣布辞职的前几天，哈默施密特议员还在为尼克松辩护，在《阿肯色报》头版刊出的访谈中，他还在对调查水门事件一事进行批评。我的竞选活动因此而获得了好的势头，但随着尼克松这个沉重的负担从哈默施密特肩上被卸除，你可以感觉到，风头也跟着消失了。
我接着遇到了影响我的第二件事。希拉里打电话告诉我，几天之后她要到阿肯色来。她的朋友萨拉为她开车。萨拉比希拉里大二十几岁，她在希拉里的身上看到，女人也完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机遇。她认为希拉里在华盛顿干得那么出色，而且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到阿肯色来简直是发疯。于是她就利用把希拉里送来的好机会，每走上几英里路，就劝上几句，好让希拉里回心转意。等她们终于来到费耶特维尔的时候，已经是星期六的晚上了。但是我正在参加本顿维尔的一个集会，本顿维尔就在费耶特维尔北边不远的地方，所以她们就开车过来找我。我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讲，与其说是讲给听众听，还不如说是讲给希拉里和萨拉听的。握过手之后，我们回费耶特维尔去，回去面对我们关于未来的安排。
两天之后，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杰夫在睡觉的时候去世了。他只有58岁。母亲非常伤心，罗杰也是一样。现在，母亲已经失去了三个丈夫，而罗杰也失去了两个父亲。我马上开车回家去料理后事。杰夫生前希望火葬，我们只好把他的遗体运到得克萨斯去，因为阿肯色那个时候没有火葬场。杰夫的骨灰被带回来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把骨灰撒在汉密尔顿湖里，那里距离他最喜欢钓鱼的码头很近，母亲和她的朋友玛琪·米切尔一直看着我们把骨灰撒完。
在葬礼上，我宣读了颂词。我努力用几句话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他为我的母亲献出了无尽的关爱，他像父亲一样爱护罗杰，他给予我的是真诚的友谊和明智的建议。另外，我还颂扬了他对孩子们的好心、他对失意者的善意，以及他面对疾病和临终时刻表现出来的尊严。正像他去世以后罗杰常常说的那样，“他做出了多么痛苦的努力叼”。不管他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如何，在与我们共同度过的短短六年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们大家还是非常想念他。
在杰夫生病之前，我对糖尿病几乎毫不了解。糖尿病后来还害死了我在1974年的竞选活动主席乔治·谢尔顿。此外，糖尿病还成为夺去我的朋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的两个孩子以及几百万其他美国人生命的罪魁祸首。它对我国少数族裔的影响很大，少数族裔当中糖尿病患者的比例过高。当上总统以后，我了解到，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花掉了所有医疗补助费用的25％，这个数目非常惊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作为总统，我为什么要支持干细胞研究，为什么要支持糖尿病自我护理计划。美国糖尿病协会把这项计划称为自胰岛素研制以来在糖尿病护理方面取得的最重要进步。我这样做是为了厄斯金的两个孩子，为了乔治·谢尔顿，也为了杰夫，因为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其他人不会像他那样饱尝痛苦、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
葬礼几天过后，母亲以她特有的“摔倒了再爬起来”的方式劝我继续参加竞选。政治可以因为死了人而停止，但停止的时间不能太久。我于是回去继续工作，但我确保经常给母亲打电话，或是回去看望她。罗杰在秋天的时候离开家，到康韦的亨德里克斯大学读书去了，他走之后，我就更加注意关心母亲。罗杰对母亲也非常关心，差点没有去读大学。最后经过我和母亲的反复劝说，他才走了。
到了9月，民意调查显示我还落在后面，本来落后59％，经过8个月艰苦繁重的工作，还是落后23％。接着，我的运气来了。9月8日，距离州民主党大会在温泉城召开还差五天的时候，福特总统宣布无条件赦免尼克松总统，尽管他在执政期间“犯下了或可能犯下了”许多罪行。国民表示强烈反对。、我们又开始走人了正轨。
在州大会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的竞选上。邦珀斯州长已经在初选中以很大的优势战胜了富布赖特，因此在投票选举中就再没有什么其他激烈的竞争了。我不忍心看到富布赖特失败，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大会代表都铆足了劲头，同时我们还火上添油，让温泉城的会议中心里挤满了家乡的朋友，以及来自整个选区的额外支持者。
我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用一种我希望能够把选区中保守的和自由的平民主义成分联合起来的方式明确阐述我的思想。我首先严厉批评福特总统对前任总统的赦免，我的比较精彩的话是：“如果福特总统想赦免所有人的话，他应该赦免政府的经济顾问。”
很多年过去了，关于赦免尼克松一事我改变了我的看法。我逐渐认识到，国家需要继续发展，我认为福特总统做得对，尽管他那么做不太受欢迎。2000年，在纪念白宫200周年的庆祝会上，我们碰到一起，我把这种想法也对他说了。但是对于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我仍然相信罗斯福总统的话：“我们一直以为毫无顾忌的利己行为是道德败坏使然。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是糟糕的经济学使然。”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比在1974年的时候更加适用。
我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温泉城。还剩下七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还有机会，但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我们总部的工作越干越好。我那些优秀的青年志愿者已经变成了有经验的专业人土。
民主党派人来帮助我们，年轻人从他那里获得了非常有用的建议。这个人叫乔迪·鲍威尔，他的上司、佐治亚的州长吉米·卡特，在1974年帮助民主党取胜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几年之后，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记起了他，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希拉里到南方来的时候也来帮忙，她的父亲和弟弟托尼也是一样。托尼在阿肯色州的北部到处竖起宣传牌，告诉那些来自中西部的退休共和党人，罗德姆一家是中西部的共和党人，不过我这人还不错。
我的几个法律系的学生是非常可靠的驾驶员。在国会竞选过程中，每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总有几架飞机供我借用，使我可以迅速赶到某个地方。我的一位飞机驾驶员杰伊·史密斯已经67岁了，一只眼睛上罩着眼罩，他对仪表的使用并没有达到某个特定的级别，但他在欧扎克已经飞行了40年。我们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降到云层下面，在山脉间沿着河谷飞行，与此同时，他会给我讲各种逸闻趣事，拿富布赖特参议员开玩笑，因为富布赖特参议员曾经夸下海口，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知道越南战争是个错误。
史蒂夫·史密斯干得很出色，他对竞选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还调查了哈默施密特的投票记录。他搞了一系列制作精巧的小册子，把我在一些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与哈默施密特在这些问题上的投票进行对比，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六个星期中，我们每星期都发表一份对比资料。这些对比资料在当地的报纸上被大量报道出来，史蒂夫将其变成了有效的报纸宣传广告。比如，在阿肯色河谷，从克拉克斯维尔到南部与俄克拉何马接壤的史密斯堡，到处都是煤矿工人，他们在露天的矿井里工作了几十年，但是联邦法律强行规定，必须让这些遭到破坏的地貌恢复原状。许多矿工因为长年呼吸煤灰而染上丁煤肺病，他们有权得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哈默施密特的社会工作是帮助这些矿工得到他们的补助金，但是当尼克松政府希望削减这项计划的投入时，他投了赞成票。住在河谷的乡亲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我和史蒂夫·史密斯告诉他们，他们才知道。
我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有一些建议我倡导了20年之久。其中包括引入更为公平的税收体制，实行全民健康保险计划、设立总统选举的公共基金、精简联邦机构、提高联邦机构的办公效率、增加联邦教育基金的投入、创建联邦教育部（当时它只是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一个部门）、鼓励能源保护和太阳能开发。
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全国工会的经济资助，我们才得到足够的钱用于电视宣传广告。劳联一产联的地方领袖丹·鲍威尔是我的朋友，这笔经济资助是在他的极力推动下促成的。当我在国会竞选中以25个百分点落后于对手的时候，丹·鲍威尔这个家伙已经在谈论我成为总统之类的话了。我需要做的，无非是站在摄像机前说话。这迫使我在28秒的间隙思考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不再需要用秒表来提示，我的演讲到底是长了一两秒还是短了一两秒。宣传广告的制作费用很低。
那些电视宣传广告或许非常原始，但我们在无线电广播上做的广告却非常精彩。有一个在纳什维尔制作的宣传广告，实在是令人难忘，主要表现的是一个乡村歌手，他的声音听上去酷似阿肯色出生的歌手约翰尼·卡什。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如果你厌倦了豌豆和蔬菜，如果你忘记了什么是猪肉和牛排，有一个人的话你不可不理睬。”歌曲接着对尼克松政府资助农民把大量的谷物低价卖给苏联的做法进行抨击，因为这一举动使国内食品和动物饲料的价格大涨，对家禽养殖业和养牛业都造成了打击。歌中唱道：“不要再等待，让厄尔·巴茨（尼克松的农业部长）滚开！”歌中的叠句是这样的：“比尔·克林顿就要到来，他也无法再忍耐。他和我相仿佛，说他像你也不奇怪。把所有的事交给比尔·克林顿，让他来对付。让他来解决一切，我们送他去首都。”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告。唐·泰森是个家禽养殖业老板，他的弟弟兰德尔为了我的竞选拼命地工作。由于把大量的谷物低价卖给苏联，唐·泰森的家禽养殖成本大大上升，他给了我大笔的赞助费，目的是确保这首歌能够在乡村广播中反复播放。随着我们一天天走近选举日，我们赢得了更加强有力的支持，但我们遇到的对抗也更大了。我得到了全州最大的报纸《阿肯色报》以及选区中其他几份报纸的支持。我开始在史密斯堡发动强大的宣传攻势，得到了黑人社区的强劲支持，我在加入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在当地的分会之后，黑人社区的支持就更不在话下了。我还在共和党人占大多数的本顿县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在与史密斯堡隔河相望的克劳福德县，有四五个人为了能够使这个县转而支持我，一直在拼死地努力。史密斯堡往南行，就到了斯科特县，．那里捕猎狐狸和狼的猎人们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现场追猎试验。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现场追猎试验是一种在野外举行的夜间活动。在乡下，猎人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他们的猎犬（猎犬和孩子一样得到细心的照顾）。猎人首先告诉猎犬进攻的目标，然后就把猎犬放出去追赶狐狸，让它们对着月亮狂吠。与此同时，妇女们整夜忙碌着，野餐桌上的食物堆成了小山。我甚至在哈默施密特的家乡哈里森县赢得了几个人的支持，他们非常勇敢，敢于向小镇的既有体制发起挑战。
一个秋天的下午，最激动人心的选举集会在白河边上举行。那里距离那块臭名昭著的“白水”地产不远——我后来曾经在那里投过资，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它。集会上，民主党人群情激愤，因为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正企图·以逃税的罪名把瑟西县的治安官比利·乔·霍尔德关到监狱里去。根据1876年的宪法，州和地方官员的工资需要经过民众的投票通过；上一次提工资是在1910年。县里的官员每年的工资只有5000美元。州长的工资也只有1万美元，但是他至少有房子，他的交通费和伙食费也可以得到补贴。许多地方官．员为了生存，被迫使用费用账户，这个账户上的数额我记得大约是每年7000美元。司法部之所以要把霍尔德治安官关进监狱，是因为他用费用账户进行个人消费的时候没有纳税。我认为霍尔德的案子是联邦政府提起公诉的所有案子中最小的一个逃税案。山区的人都认定，这是政治目的驱动的结果。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个企图没能得逞。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认真考虑，陪审团认定霍尔德无罪。后来才知道，陪审团的成员们立刻就投了票，要将他无罪释放，但为了做做样子，只好在陪审室里拖延了一个多小时。比利·乔走出法院大楼之后，直接开车来到我们的集会会场，在那里他像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欢迎。
在返回费耶特维尔的路上，我在霍尔德一案的审理地点哈里森稍事停留，和鲁思·威尔森聊了聊这件事。鲁思是公共会计，为山区里的许多人处理税务工作。我告诉鲁思，我能够理解她为霍尔德的律师——我的朋友F．H．马丁——在选定陪审团成员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她说她的确帮了忙。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是不是选定的都是民主党人。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回答：“不，比尔，没有。实际上，在陪审团中，共和党人的比例是合理的。你也知道，那些要对治安官提起公诉的人都是从华盛顿来的，都是些聪明的家伙。他们身穿高档套装，看上去真是神气。只是他们不了解我们，真是太奇怪了。在过去的两年里，12名陪审团的成员中有9名都被国内税务署审计过。”我感到很高兴，鲁思和她的儿子都站在我这一边。鲁思对付了华盛顿的律师之后，司法部开始查询今后参加税务案的陪审员本人与国内税务署打交道的经历。
离选举日还差两个星期，哈默施密特的竞选活动最终启动。他看到了一份民意调查，说，如果他还不行动的话，我的旺盛势头有可能使我险胜。他手下的人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他在生意上的朋友以及共和党人都开始行动起来。某个人开始向所有的报纸发出呼吁，责令我出示我在1969年阿肯色大学对得克萨斯大学橄榄球赛上抗议尼克松总统的照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张照片——我前面提到过的“树的故事”也因此传开。温泉城的商会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晚餐会，目的是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有几百人出席了晚餐会，当地的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在整个选区中，共和党人开始吓唬商人，说我得到了来自工会的支持，我会成为劳工组织在国会中的傀儡。在史密斯堡，我们通过调查确认了6000名支持者，但我们寄给这些政治支持者的卡片根本就没有被发出去。很显然，工会对我的支持还没有延伸到那里的邮局。选举结束几天之后，有人在最主要的邮局外面的垃圾箱里发现了那些卡片。美国医疗协会在阿肯色州的分支机构表示强烈支持哈默施密特，他们对我进行了抨击，因为我在斯普林代尔地区曾经试图劝说医生通过医疗补助为穷人看病。在选举日的前几天，哈默施密特甚至弄到了一笔联邦税收分享基金，为瑟西县的吉尔伯持小镇铺筑马路。最后他在这个镇子以38票对34票取胜，但是在整个瑟西县中，这是他惟一取得胜利的镇子。
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我去温泉城会议中心参加一个即将结束的集会，这让我对哈默施密特的工作效率之高有了一点认识。在我们的集会上人没有几天以前参加他的晚餐会的人多。我们的人一直在拼命地工作，但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
但是，在选举日那天，我仍然觉得我们有可能取胜。当我们聚集在我的竞选总部观看选举结果报告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紧张，但还是满怀着希望。我们在计票中一直领先，但是接近午夜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人口最多、共和党人最集中的锡巴斯琴县很晚才报告计票结果。选票总数不足8000张的有15个县，我在其中的12个县中以多数票获胜，这其中包括布法罗河沿岸的牛顿县和瑟西县的所有选票。但是在6个最大的县当中，我输掉了5个县，在我从小长大的加兰县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华盛顿县，我都以不到500张选票的微小差距失败；以1100张选票的差距输掉了克劳福德县；在本顿县和锡巴斯琴县，我几乎全军覆没，在这两个县我落后的选票数加起来是我前面领先票数的两倍。我们两人每个人都以二比一赢了一个县，他赢了最大的县——锡巴斯琴县。我赢了最小的县——佩里县。现在看来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在全国范围内，乡村美国人绝大多数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人，而我却完全以乡村为基础开始我的政治生涯，这源于我与乡间民众的深入交往，源于我对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实际问题的负责态度。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而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选票的最后结果是89324票对83030票，大概是52％对48％。
从全国来看，民主党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获得了49个众议院席位和4个参议院席位，但哈默施密特的支持率很高，再加上在最后时刻发动的猛烈攻势，我们没能打败他。竞选活动开始之初，他的支持率为85％。我把他的支持率削弱到69％，而我本人的支持率从零上升到66％。成绩斐然，但不够理想。每个人都说我表现出色、前途光明。这话的确很中听，但我本来是希望取胜的。我为我们的竞选活动感到骄傲，但是我觉得在临近选举的最后几天里，我却让紧张的情绪有些松弛，结果让所有为我努力工作的人都大失所望，让我们改变现状的目的无法实现。也许如果我既有钱又有足够的意识，就会把哈默施密特议员的投票记录在电视广告中进行有效的宣传，那样的话结果或许会不同。不过说不定也没用。不管怎么说，1974年，在与成千上万人沟通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中产阶级投票者愿意支持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解决他们和穷人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条件是，在努力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要关注他们的税额问题，在制造机遇的同时也要强调政府的责任。
我用了几天的时间上门或是打电话向人们表示我的感谢。然后，我就开始逃避。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我差不多都待在希拉里的房子里，那是靠近校园的一个宁静的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躺在地板上，调治我的遗憾带给我的伤痛，或是考虑如何偿付我在竞选中欠下的4万美元的债务。我的新工资为16450美元，足以满足我生活的需要以及偿付我在法学院欠下的债务，但要偿付竞选所欠的债款还差得远呢。在12月的什么时候，大学里举办了一个有乐队伴奏的大型舞会。希拉里哄我带她去。我们跳了几个小时之后，我的感觉变得好多了。但是，又过了好长时间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哈默施密特的得胜，反倒是帮了我的忙。如果我当初获胜去了华盛顿，我敢肯定，我后来根本就不可能被选为总统。而且，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在阿肯色州度过后来那辉煌的18年。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19
1975年1月，我重返讲台，教了整整一个学年，没有因为政治活动有所中断，这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一年。在春季学期，我教授了“反托拉斯”，组织了有关“白领犯罪”的讨论课；．在暑期培训班上，我教授了“海事法”和“联邦司法”；秋季，我再次讲授“白领犯罪”，另外还讲授“宪法”。在“宪法”这门课上，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讨论“罗诉韦德案”，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在宪法上赋予妇女在怀孕的前两个季度有选择堕胎的隐私权。之所以有“前两个季度”的规定，是因为大约两个季度后，胚胎就可以自然存活——也就是说，胎儿可以脱离母体的子宫独立生存。最高法院做出裁决，指出胎儿一旦能够脱离母体存活，国家就可以违背母亲堕胎的意愿，保护婴儿的权益，使其得以出生，除非母亲的生命或健康会由于继续怀孕或生产而受到威胁。在我的一些学生看来，“宪法”这门课与其他的课程没什么区别，无非是记住每一个案例中的法律裁定，他们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在罗这个案子中花费这么多时间，因为有关三个季度的裁定以及裁定背后的推理都非常好记。
我要求他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也仍然相信，在所有司法裁定中，“罗诉韦德案”是最难的。无论法庭如何裁定，他们都必须扮演上帝的角色。每个人都知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讲，生命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胚胎脱离了生物学的范畴，具有了人的属性；对笃信宗教的人而言，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灵魂进入了肉体。大多数已婚和未婚的女子选择堕胎不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堕胎。大多数支持妇女应该享有自由选择权的人，都理解堕胎就意味着结束一个未来的生命，认为堕胎应该在合法、安全和从少的基础上进行，他们认为应该支持年轻的母亲完成妊娠。大多数坚决反对堕胎的人都认为应该对医生提起公诉，他们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但他们越来越不能肯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从他们的观点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即以谋杀的罪名起诉堕胎的母亲。即便那些炸毁堕胎诊所的狂热分子也不会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妇女，虽然给堕胎诊所带来生意的都是妇女。此外，正如我们从最初的禁酒令以及后来的禁毒法中所了解的那样——因为彻底禁酒或禁毒比绝对禁止堕胎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如果公民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某些行为不应该被视为犯罪的话，要想依照刑法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那时就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最高法院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一裁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尽管引起反对在美国政治上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一裁定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令人瞩目的反堕胎运动，致使一段时间之后，在很多地方，实施堕胎的诊所急剧减少，使众多的投票者都转而加入到共和党的新右翼阵营。尽管民意测验显示了投票者关于堕胎的立场，但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矛盾心理意味着，堕胎问题对于选举的影响取决于哪一方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比如，在过去的、30年中，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往往得到了安全的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选民在投票时往往根据候选人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决定支持他或反对他，而对那些反对堕胎的投票者来说，其他的问题都是无关紧要的。1992年是个例外。上诉法院就韦伯斯特案所做出的裁定被宣传得沸沸扬扬，该裁定限定了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让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选民感到不安和震惊，加上母高法院不久之后可能出现空职，因此我和其他一些支持妇女享有自由决定权的候选人在那一年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立场而受到损害。我当选总统之后，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再次得到保障，支持妇女享有自由选择权的郊区选民又一次能够根据其他方面的考虑，把选票投给反对堕胎的共和党人，而反对堕胎的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尽管赞同我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上的做法，却往往被迫去支持反对堕胎的候选人，而这些候选人又几乎总是保守的共和党人。
在1975年的时候，我对于堕胎的政治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关心。其实让我感兴趣的主要是最高法院针对相互冲突的法律、道德和生活观念所进行的艰苦的调和工作。在我看来，他们既然无从接近上帝，最好也就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不管学生们是否同意我的看法，我要他们认真地考虑堕胎这一法律问题。
秋天，我接受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学院让我每周一次到大学在小石城的校区去，上一门称为“法律与社会”的讨论课。这门课被安排在晚上，因为学生们白天都要上班，他们都在执法部门工作。我很乐意去，我喜欢和他们交流。他们在警察局各部门或是警长办公室的实际工作到底与宪法有着怎样的关联，与公民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密切相关的？他们对这些问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教书之余，我还一直参与政治活动，做了一些有趣的法律工作。我被任命为州民主党赞助性行动委员会的领导。根据计划，这个委员会要确保妇文和少数族裔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党内事务当中，而不是滑人麦戈文规则酌陷阱。在麦戈文规则下，我们这些代表虽然能够代表特定的人群，但常常并不真正为党工作，也得不到任何选票。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的做法。这一任命使我有机会到州里的其他地方去，会见一些民主党人，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都非常关注赞助性行动这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