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肯色州申请很占优势。鉴于阿肯色州的面积和大学人口，竞争者要少得多。要是我来自纽约州、加州或其他大州，要与来自常春藤学校的学生竞争，就不一定会选拔到地区一级。这些学校具有一套磨合得很好的体系，招收和训练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参加罗兹奖学金的竞争。在1968年录取的32名罗兹学者中，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各六名，达特茅思学院三名，普林斯顿大学和海军学院各两名。现在获奖者则比较分散，也理应如此，毕竟国内有几百所优秀的本科院校，但那些一流的学校和军队院校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阿肯色州的委员会由比尔·纳什主持。纳什又高又瘦，是一位积极的共济会成员，也是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该律师事务所是密西西比以西最早的一家，其渊源可追溯到1820年。纳什先生是一位老派但脱俗之人，他每天无论晴雨都要步行数英里来上班。委员会还有一位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加森·威廉姆森，他同时还担任地区委员会的阿肯色州评委。加森高大魁梧，聪明过人，说起话来声音浑厚深沉，看上去很有威势。他曾反对福伯斯在中心中学的所作所为，也曾尽力击退反动势力。在为我评选的全过程中，他都非常帮助我、支持我，后来我成为检察长和州长后也一直给予我充满智慧的建议。1977年希拉里到罗斯律师事务所工作后，他也成了她的朋友，帮她出谋划策。加森特别喜欢希拉里。尽管他在政治上支持我并也很喜欢我，但我觉得他一直认为我配不上希拉里。
我通过了阿肯色州的面试，前往新奥尔良进行决赛。我们住在法国区的皇家奥尔良酒店，这里将对阿肯色、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选送的决赛选手进行面试。赛前晚上我做的惟一事情便是复习了一下自己的文章，从头到尾阅读了《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我知道准拿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而我得反应敏捷。我也不想让自己受到情感的左右。新奥尔良让我回想起了从前来时的情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母亲跪倒在铁道旁哭泣，目送着我和老外婆乘火车缓缓离去；我们全家惟一一次跨州度假，来到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海湾沿岸。老爸临终前曾预言，我会靠头脑胜出，我不甚明白。我也想为他胜出。
委员会主席是来自俄克拉何马的迪安·麦吉。他是科尔·麦吉石油公司的头儿，是俄克拉何马商界和政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我印象最深的委员是．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伍尔坎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巴尼·莫纳汉。他总是穿一身无可挑剔的三件套西装，看上去更像是位大学教授，而不是一位南方企业家。
问我最难的问题是关于贸易的。我被问到，是支持自由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什么。我说我主张自由贸易，尤其是支持先进经济。提问者突然发问：“那富布赖特参议员极力保护阿肯色的养鸡业，你怎么为他辩解？”这个问题很刁，目的在于让我觉得，我得在保持论点一致或是背叛富布赖特之间做出选择。我承认自己对鸡的问题一无所知，但也并不需要在任何问题上都和参议员保持一致才能感到为他工作的骄傲。加森·威廉姆森插了进来，解了我的围。他解释说，这个问题并不像所提出的那样简单；事实上，富布赖特一直在努力让我们的鸡打人外国市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不了解鸡的问题而把面试搞砸。以后就不同了。我当州长和总统期间，大家都很吃惊，我怎么会这么了解鸡是如何饲养、如何被处理和如何在国内外市场销售的。
12场面试结束后又经过一小段时间的评审，我们被重新带人接待室。委员会已选定了新奥尔良一位伙计，密西西比的两位，还有我。我们向记者简单说了几句。然后我便打电话给母亲。她一直在电话旁焦急地等待着。我问母亲要是我穿一身英国花呢，她会怎么想，我看上去会好看吗。天哪，我高兴极了——我为母亲高兴，毕竟她活着看到了我这一天；我高兴老爸最后的预言成为了现实；我为未来两年的荣誉和光明感到高兴。有那么一会儿，世界停止了转动。越南消失了，种族骚乱消失了，国内的麻烦消失了，我对未来的担忧消失了。在新奥尔良我还可以再待几个小时，我喜欢这个他们称为“大快活”的城市，我就像这里的土生子。
我回到家后先到墓地去看望了老爸，然后就和家人一起度假。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说好话的文章，甚至还加了一段赞扬性的编者按。我在当地的市民俱乐部做了个演讲，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收到了许多令人高兴的祝贺信和电话。圣诞节很快乐，但也是甜中有苦，自从弟弟出生后，这是第一次只有我们三个人过圣诞节。回到乔治敦后又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1月17日那天，我外祖母去世了。几年前，她又得了一次中风。之后她提出回到霍普镇，住进闹市区的老年疗养院，以前那是朱莉亚·切斯特医院。她要求住在母亲生我时住过的房间。她的过世和老爸的一样，准是在母亲心中产生了矛盾的心情。老外婆一直对母亲很厉害。也许是因为忌妒老外公这么疼爱他惟一的孩子，老外婆常常把女儿当成她的出气筒。老外公去世后，她的坏脾气收敛了一些。她给一位善良的女士当保姆。该女士带着她一起到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旅行，部分满足了她想要迈出自己狭窄乏味的生活环境的渴望。在我生命的头四年里，她对我很好，她教我识字，数数，帮我吃光盘子里的东西，帮我洗净双手。搬到温泉城后，只要我在学校得了优，她就会奖励我五美元。我21岁后，她仍然要了解“她的小娃娃是不是带了手绢”。我真希望她对自己有多一些的了解，给自己和家人更多一些关心。不过她的确爱我，而且尽她所能帮我起步，让我在生活中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我怎么也没想到。1968年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悲伤的一年。在这一年升始时，林登，约翰逊期望能在越南保持既定路线不变，同时继续推行他的“伟大社会’’计划，铲除失业、贫穷和饥饿，从而获得连任。然而他的国家正在离他远去。尽管我同情这种“时代精神”，但不完全赞同这种生活方式和激进言论。我的头发不长，我甚至不喝酒，有些音乐太吵，太刺耳，不适合我的口味。我并不仇恨林登·约翰逊；我只是想让战争早点结束，我担心文化冲突会破坏而不是推进这一事业。面对青年人的抗议和“反文化”生活方式，共和党人和许多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人倒向了右翼，纷纷前去听东山再起的理查德·尼克松和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派民主党人，加州新任州长罗纳德·里根等保守人士的演讲。
民主党人也正在弃约翰逊而去。在右翼人士一边，乔治·华莱士州长宣布，他将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在左翼人士一边，阿拉德·洛温斯坦等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也在呼吁反战的民主党人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向约翰逊总统发起挑战。他们的第一人选是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因为他一直在呼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然而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担心，人人都知道他不喜欢现任总统，如果他参加竞选，人们就会以为他是在寻求加深宿怨，而不是谋求一场有原则的正义运动。南达科他的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在自己保守的州里正在谋求连任，因此也婉拒了这一请求。然而，明尼苏达的吉恩·麦卡锡参议员却没有拒绝。在党内，他显然继承了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理智自由主义遗产，因此要他摆出一副毫无野心的圣人模样，则可能会让人受不了，甚至让人感觉不诚实。然而他有勇气和约翰逊叫板，随着大选年的到来，他成为反战勇士们跨骑的惟一一匹战马。1月，他宣布，他将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第一轮初选。
到2月，越南发生了两起事件，进一步壮大了反战势力。第一起事件是南越国家警察局局长銮将军当场处决一名被怀疑为越共的人。釜在光天化日的西贡大街上朝那人头部开枪。这一枪杀场面被伟大的摄影师埃迪·亚当斯抓拍下来。他的照片引起了更多美国人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即我们的盟友是否真比我们的敌人好，因为他们都同样残酷冷血。
第二个影响更为深远的事件是春节攻势。之所以命名为“春节攻势”，是因为该攻势发生在越南的春节期间，也就是越南的新年。北越和越共军队在越南南方各地对美军阵地发动了一系列联合进攻，包括对西贡等据点，甚至那里的美国大使馆都遭到了炮火袭击。这些进攻被一一击退，北越和越共军队伤亡惨重，约翰逊总统和我们的军事领导人便因此宣布取得了胜利，但事实上，春节攻势对美国来说是打了一场心理和政治意义上的败仗，因为美国人在我们第一场“电视战争”中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军队是多么不堪一击，哪怕是在他们自己控制的地盘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质疑，我们是否能赢得一场南越人无法为自己赢得的战争？当第一个问题得到否定的回答时，他们随即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继续向越南派遣更多的士兵是否值得？在国内战线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呼吁停止轰炸。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他的亲信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以用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告诉总统，现在该是“检讨”他希望通过战争继续升级来取得军事胜利这一政策的时候了。迪安·拉斯克则继续支持这一政策，而且军方要求加派20万军队来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种族事件依然在全国发生，这些事件有时充满暴力。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正式宣布自己为总统候选人。在新罕布什尔，麦卡锡的竞选也正在形成气候，几百名反竞选总部后面的房间里做装信封的工作。与此同时，的比·肯尼迪仍然在苦恼，自己是否也应加入到竞选中去。
3月12日那天，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获得了42％的选票，林登·约翰逊获得了49％的选票。尽管约翰逊是一个在选票上自填的候选人，也从来没来进新罕布什尔进行竞选，但对麦卡锡和反战运动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心理上的巨大胜利。四天后，肯尼迪在1960年他兄弟约翰开始竞选活动的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预备会议室里宣布自己加人竞选。为了驳斥对他的指控，即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彻头彻尾的个人野心，肯尼迪指出麦卡锡的竞选已暴露出民主党内的严重分歧，因此他要为全国指明一个新的方向。当然，现在他惹上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麻烦：自己不愿向总统发出挑战，而在麦卡锡这么做了之后，却去拆他的台。
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目睹了所有这些事件的展开。和我住同一幢房子的汤米·凯普兰在肯尼迪的办公室工作，因此我知道那里的情况。此前我已开始和一位同学约会。她正在麦卡锡的华盛顿全国总部志愿帮忙。安，马库森在明尼苏达长大，是一位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学生，乔治敦大学女子帆船队队长，也是一位激进的反战自由主义者。她佩服麦卡锡，而且像许多在那里为他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恨肯尼迪要从他手里抢走提名。我们曾有几次争得你死我活，因为肯尼迪加入竞选我很高兴。我注意到他作为司法部长和作为参议员的表现，觉得他比麦卡锡更关心国内问题，因此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总统。麦卡锡是个令人着迷的人，高高的个子，灰头发，很帅，是一位爱尔兰裔天主教知识分子，思路清晰，机智敏捷。但我在外交委员会目睹过他的表现。他过于超脱，不对我的脾气。在进入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前，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似乎消极得有些令人好奇，满足于投正确的票，说正确的话。
相反，在鲍比·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前，他正努力通过一个由富布赖特发起的决议，即林登·约翰逊在增派20万军队到越南之前必须由参议院通过。此前他还前往阿巴拉契亚地区，揭霹美国农村贫困的严重性，并且前往南非，激励那里的年轻人起来反对种族隔离。尽管我喜欢麦卡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宁可坐在家里读读圣托马斯·阿奎那也不愿意走进搭着油毡的棚子，亲眼看看穷人是如何生活的，或是飞行半个地球的里程，去发表反对种族主义的演讲。每次我和安谈我这些看法，她都会和我大吵大闹，说如果鲍比·肯尼迪原则性更强一点，政治性再弱一点，那他本来能够做到麦卡锡做到的事。其潜台词当然是说我这个人也政治性太强。那时我疯狂迷恋他，不愿失去她的青睐。但是我想赢，我想选举一个能当好总统的好人。
3月20日，肯尼迪宣布参加竞选的四天后，约翰逊总统终止了除医学院以外的研究生缓服兵役的规定，给我将去牛津上学的事蒙上J阴影。至此，我的兴趣变得更加个人化。约翰逊的决定引发了另一阵越南愧疚：和约翰逊一样，我也不赞同研究生缓服兵役，但我也不赞同我们的越南政策。
在3月31日周日的夜晚，约翰逊总统按计划要向全国发表越南问题演说。人们纷纷猜测，他会让战争升级还是让战争冷却好开始谈判，但谁也没有真正料到会发生什么。我一边开车沿着马萨诸塞大街行驶，一边听车上的收音机播送演讲。在演讲了一会儿后，约翰逊说他决定大幅度限制对北越的轰炸，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争端的方法。我刚刚路过杜邦圆形广场西北的宇宙夜总会，这时总统投下了他自己的炸弹：“鉴于美国的儿子们正身处遥远的战场，鉴于我们对世界和平的希望每日都飘忽不定，我认为我不能再把另一个小时、另一个日子花在个人的党派目标上……因此，我将不再争取也不再接受我党提名我竞选连任总统。”我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为约翰逊感到难过——他为美国国内做了这么多贡献。同时我也为美国，为看到了新开端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种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四天后，在4月4日夜里，小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洛兰汽车旅馆他房间外的阳台上遭到刺杀。他是为支持罢工的环卫工人而去那里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把自己民权运动的议事日程扩大到铲除城市贫困和公开反对战争等方面。避开年轻人和更为好战的黑人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我们所有关注他的人也都清楚，当金博士说，如果不同时反对贫困和越南战争，他就无法推进黑人的民权事业时，他真是这么认为的。
就在他遇刺的前一天夜里，金博士曾在梅森坦普尔教堂向挤得满满一屋子的人做了个神秘的预言性布道。在明确地谈到许多对他生命的威胁时，他说：“和所有人一样，我也愿意多活一些时间。长寿总归是好的。但现在我对此已不在乎了。我想做的只是履行上帝的意志。主已同意我登上山去。我俯瞰山下，看见了上帝的应许之地。也许我无法与你们前往，但今晚我想让你们明白，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将到达应许之地。因此今晚我很幸福。我什么都不再担心。我谁也不会害怕。我的双眼已经看见了主将要降临的辉煌厂第二天下午6点，他被詹姆斯·厄尔·雷开枪打死。雷是一个长期心怀不满并被定罪的武装劫匪，约一年前越狱逃跑。
小马丁·路德·金被刺是自肯尼迪总统遇刺以来另一起举国震惊的事件。那天夜里，在印第安纳州进行竞选活动的罗伯特·肯尼迪为了消除美国的恐慌，发表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他要求黑人心中不要充满对白人的仇恨，并提醒他们，他的兄弟也是被一名白人杀死的。他援引埃斯库罗斯的著名句子说，与我们的意志相悖，“通过上帝令人敬畏的恩典”，痛苦会给人带来智慧。他告诉面对自己的人群和全国听他演讲的民众，我们定会渡过难关，因为绝大多数的黑人和白人“想要一起生活，想要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想要让所有生活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享有公正”。结尾时，他说：“让我们为古希腊人这么多年前就写下的话而努力：驾驭人类心中的野蛮，让此世生活充满仁爱。让我们为此而献身，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祈祷。”世代代金博士的死引起的不仅仅是祈祷；一些人担心，另一些人则希望他的死也标志着非暴力运动的死亡。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指出，美国白人已经向美国黑人宜战，“已没有了第二种回应方法”。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孟菲斯以及其他100多个城市与乡镇都爆发了骚乱。40多人被杀，100多人受伤。华盛顿的暴力事件尤为严重，主要是针对14街与H街上的黑人商铺。约翰逊总统派出国民警卫队来恢复秩序，但气氛仍然十分紧张。
乔治敦大学距暴力现场隔着一道安全的距离，但也有数百名国民警卫队队员驻扎在我们篮球队打球的麦克唐纳体育馆，让我们也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许多黑人家庭房屋被烧，只好逃进教堂躲避。我到红十字会报名，帮助为他们分发食物、毛毯和其他物品。我那辆1963年的挂着阿肯色州牌照的白色敞篷别克车此刻又在车门上贴上了红十字会的标志，在基本上空无一人的街上显得十分怪异。到处是仍在冒烟的建筑，以及窗子被砸、遭到洗劫的店铺。我每天夜里要从那里开车经过。周日早晨，卡罗琳·耶尔德尔飞来度周末，我又带她经过那里。光天化日之下还感觉安全一些，于是我们下了车，在附近溜达，看看洗劫后留下的残迹。在黑人居住区，我第一次产生了不安全感。我在想，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此外，令人悲哀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人发泄怒火的主要受害者正是黑人自己。
金博士的死在全国留下了一个空洞，而这时的国家恰恰最迫切需要人们继续坚持非暴力的信念，继续坚定对美国美好未来的信念，尽管这些信念现在正面临着失去的危险。国会做出了回应，通过了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法案，禁止在销售与租赁住房中实行种族歧视。罗伯特·肯尼迪也在力图填补这一空洞。5月7日，他赢得了印第安纳州的初选。在演讲中，他呼吁种族和解，又提出严惩犯罪，帮助人们从福利过渡到就业等等，希望以此来打动保守选民。于些自由主义者抨击了他的“法律与秩序”的说法，但从政治上说，这是必须的。对此他坚信不移，就像他坚信必须结束缓服兵役一样。
在印第安纳，在吉米·卡特之前，在我1985年帮助成立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之前，在1992年我开始竞选之前，鲍比·肯尼迪已成了第一个“新民主党人”。他坚信，人人都应享有民权，但谁也不能享受特权；他坚信，要拉穷人一把，而不是救济他一下：就业胜于福利。他深深地感到，进步政治既要推行新政策，也要保持基本的价值观，既要推行重大变革，也要保持社会稳定。如果他当了总统，那么美国在20世纪后来的历程中将会大不一样。
5月10日，美国与北越在巴黎开始和谈，为渴望结束一场战争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也让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松了口气。他于4月末加入竞选，很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运气，以获得提名或选举的机会。与此同时，社会动乱并没有停止。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被抗议者关闭，该学年已不能再上课。两位天主教牧师，丹尼尔和菲利浦·贝里根兄弟，因偷盗与烧毁征兵记录而被捕。在华盛顿，骚乱后不到一个月，民权积极分子就已着手继续推行小马丁·路德·金的“穷人运动”计划，在被称为救赎之城的草地广场搭起帐篷，以强调贫困问题。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草地广场变成了泥潭，居住环境十分悲惨。6月的一天，我和安·马库森去那里看了看，以表示我们的支持。帐篷与帐篷之间铺上了木板，这样在上面行走就不会陷入泥地。但在来回走7几个小时、跟大家谈话后，我们身上还是沾满了泥。这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是一个很好的暗喻。
5月末，民主党的提名竞选反而变得不确定了。汉弗莱开始在未举行初选的州的党内中间分手中获得代表的支持，麦卡锡则在俄勒冈州初选中击败子肯尼迪。肯尼迪获得提名的希望取决于加州6月4日举行的初选。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周天天都在期待着选举结果，此时离我们毕业还有四天。
周四晚上，罗伯特·肯尼迪终于赢得了加州的选举，这要感谢洛杉矶县少数族裔选民的大力支持。我和汤米·凯普兰激动坏了。我们一直熬到肯尼迪发表胜利演说之后才上床睡觉。这时已是华盛顿凌晨3点。几个小时后，汤米叫醒了我，他一边摇晃着我一边大喊：“鲍比遇刺了！鲍比遇刺了厂就在我们关掉电视上床后没几分钟，肯尼迪参议员经过大使酒店的厨房时，一个仇恨肯尼迪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青年西尔汉·西尔汉朝他和他周围倾泻出冰雹般的子弹。其他五人受了伤，最后都痊愈康复。鲍比·肯尼迪头部严重受伤，做了手术，一天后去世，年仅42岁。6月6日正是母亲45岁的生日，也是小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的两个月零两天。
6月8日，凯普兰前往纽约参加在圣帕特里克天主教堂举行的葬礼。在仪式开始前的一天一夜里，肯尼迪参议员的崇拜者，无论名人还是普通人，都络绎不绝地从他棺木前走过。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麦卡锡参议员参加了葬礼。富布赖特参议员也出席了葬礼。特德·肯尼迪为他兄弟致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词，结尾的词语充满了力量与仁爱，令我终身难忘：“我兄弟无需被理想化，或在死后被抬高，超越他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他只要被大家记住是个好人，是个正直的人就足够了。他看见了错误，就会努力去纠正错误；他看见了苦难，就会努力去消除苦难；他看见了战争，就会努力去制止战争。我们热爱他的人，我们今天来送他安息的人共同祈祷，他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理念、他对其他人的祝愿总有一天会到来，成为他对全世界人的祝愿。”
这也正是我希望得到的，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遥远。在大学最后的几天中，我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汤米登上了从纽约前往华盛顿的送葬火车，差点没赶回来参加毕业典礼。所有其他的毕业活动都被取消，只是学位授予仪式还按计划举行。假如说这是多日来第一个轻松一些的时刻，即使这个仪式也没有进行完。就在授予学位仪式发言人，学校所在地市长沃尔特·华盛顿站起来要发表演讲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他讲了约30秒钟，向我们表示祝贺和祝愿，然后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跑进屋子，就都会被淹死。这时雨下了下来，我们撒腿就跑。我们班都希望投票让华盛顿市长担任总统。那天夜里，汤米·凯普兰的父母带上汤米、我、母亲、罗杰和其他几个人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吃饭。吃饭时基本都是汤米在说话，中间他说要理解某几门课程需要拥有“成熟的智力”。我11岁的弟弟抬起头来问：“汤姆，我有成熟的智力吗？”这样，我们用笑声结束了急转突变的一天和伤心欲绝的十周。
我们收拾行装，互相道别，几天后，和我的室友吉姆·摩尔一道驱车回到阿肯色。我们将在这里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连任竞选工作。在两个问题上，他似乎都很经不起打击，一是他在一个保守的、主战的、深为美国动荡担忧的州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越南战争；二是他拒绝顺应现代国会政治，没有像其他参议员和国会议员那样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到家乡去看望那里的选民。富布赖特40年代进入国会时，人们的期待和现在的大不一样。那时人们期待国会议员在休假或国会夏季休会时回到家乡，回复他们的信件和电话，并在自己的选民到华盛顿来时去看望他们。国会工作期间的周末他们则可以随便待在城里，休息、思考，就和多数有工作的美国人那样。一旦放长假回到家乡，他们还必须在上班时间待在家乡的办公室，并且抽时间出城去看望乡亲父老。和选民保持密切的互动是为了竞选。
60年代后期，便利的空中旅行和密集的地方新闻报道迅速地改变着生存规则。越来越多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多数周末都回到家乡，回来后还要到更多地方走走看看，而且只要有机会就要向当地媒体发表讲话。
富布赖特的竞选遭遇的阻力并不小。有人在战争问题上和他意见分歧，有人认为他脱离群众，也有人同时持上述两种看法。富布赖特认为每个周末都飞回来，这简直是胡闹。一次，他针对这么做的同事对我说：“他们怎么会有时间来读书和思考？”令人悲哀的是，国会议员们承受的频繁旅行的压力却变得越来越重。电视、广播和其他广告越来越高的成本，以及对于新闻报道的永远无法满足的胃口，使许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在每个周末都得登上飞机，并经常在工作日的夜晚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募捐会。我当总统时常对希拉里和我的工作人员说，我认为国会辩论变得越来越尖刻与消极的一个原因是太多的国会议员经常处于疲劳状态。
1968年的夏天，疲劳并不是富布赖特的问题，尽管在越南问题上的论战让他感到疲惫。但他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拿出一个方法，与那些感到已被疏远的选民恢复联系。幸运的是，他的对手不够强大。初选中他的主要对手不是别人，正是吉姆·约翰逊。后者故伎重演，带着乡村乐队到各个县治巡游，抨击富布赖特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约翰逊的妻子弗吉妮亚，试图仿效乔治·华莱士的妻子卢琳，后者曾继丈夫之后当过州长。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是一个来自阿肯色州东部的不知名的小企业家查尔斯·伯纳德。他认为，对我们州来说，富布赖特这个人过于开放。
李·威廉姆斯此前已来到阿肯色州主持竞选，并得到了年纪轻轻却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吉姆·麦克道戈尔（白水事件中的那位）的帮助。吉姆当时主持富布赖特参议员在小石城的办公室的工作，是一位老派的平民主义者，极善于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讲述许多有趣的故事。他非常崇敬富布赖特，十分卖力地为他工作。
吉姆和李决定在阿肯色州以“就是那个普通的比尔”——一个穿红格子运动衫、求真务实的阿肯色人形象——重新推出参议员。在所有打印的竞选材料和电视广告中，参议员都以这一形象出现，尽管我觉得他本人并不一定喜欢这种形象，而且在多数竞选的日子里，他还是穿他那身套装。为y在现实中强化他务实的形象，他决定到全州的小乡镇去搞一次基层竞选，和他一起去的只有一名司机和一个黑色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以前的支持者的名字。编写这份名单的是职员帕克，韦斯特布鲁克，他似乎认识阿肯色州所有对政治哪怕感一点儿兴趣的人。由于富布赖特参议员每六年才竞选一次，我们都希望帕克黑笔记本里记录的所有乡亲都还健在。
李·威廉姆斯给了我为参议员当几天司机、一同前往阿肯色州西南部的机会，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我非常钦佩富布赖特，对他为我给罗兹奖学金委员会写推荐信深表感激，也很想知道阿肯色州小乡镇的人在想什么。城市暴力和反战示威距离他们十分遥远，但他们许多人都有孩子在越南。
一天我们到达一个小镇，停好车，走进一家农民为牲口买谷物的饲料店。我们身后跟着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开始摄像后，富布赖特和一位很有个性的穿长袍老人握手，请他投自己一票。那人说不行，因为富布赖特不愿对付“共产党”，富布赖特会让他们“夺取我们国家”。富布赖特在堆在地上的一个饲料袋上坐下来，和他聊了起来。他对老人说，如果自己在国内发现谁是共产党，就一定会对付他。“哼，他们到处都是。”那人说。富布赖特问：“是吗？这一带你看到有吗？我一直在到处找，可一个也没看到。”望着富布赖特说这些话真是很好玩。那位伙计则觉得他们是在正儿八经地对话。我敢肯定，电视观众看了一定会觉得很好笑。但当时的情景让我很担心。那人在心目中已经立起了一道墙。他是否真能发现一个共产党来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不重要。他已经把富布赖特排除在外，而且无论怎么谈也无法拆除他心中的那道墙。我只是希望该镇上还有许多其他选民，还有几百个我们能够争取到的小镇。
尽管出现了饲料店里的插曲，但富布赖特还是相信小镇的选民多数还是明智、务实、有头脑的。他认为他们有更多时间来考虑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受右翼批评家影响把选票全部投给他们。有几天时间我们来到了似乎所有白人选民都支持乔治·华莱士的地方。此后我便不那么肯定了。接着我们来到了森特波因特，遇到了我政治生涯中一个比较值得回忆的人。。森特波因特很小，只有不到200名居民。根据黑笔记本的记载，在那里要见的是一位长期支持富布赖特的名叫波·里斯的人。他住在镇上最好的房子里。在电视广告出现之前，多数阿肯色小城镇上都有一个波，里斯这样的人。选举前几周里，人们都会问：“波投谁的票？”他的选择被公开后会影响大约2／3的票数，有时更多。
我们开车到他家门前时，波正坐在门廊下。他同富布赖特及我握了握手，说他一直在等着他的到来，然后邀请我们进去看看。这是一幢老式房屋，里面有壁炉和坐着很舒服的椅子。我们坐定后，里斯便说：“参议员，这个国家惹了很多麻烦。很多事情都错了。”富布赖特表示同意，但不清楚波接下来会走向哪里，我也是——也许直接走向华莱士。这时，波讲了一个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故事：“那天我和一位在阿肯色东部种棉花的朋友在聊天。他有一帮收益分成的佃农帮他干活儿。（收益分成的佃农是农村里的短工，通常是黑人，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收获的一小部分庄稼。他们多数人住在破破烂烂的小棚子里，无一例外是穷人。）因此我就问他：‘你那些佃农还好吗？’他说：‘咳，要是年景不好，那他们就不赔不赚。’然后他笑着说，‘即使年景不错，他们也还是不赔不赚。”’这时，波说：“参议员，这样不对，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会有这么多贫困问题和其他问题，你要是还能再干一届，可得多想想办法了。黑人也该过得好点儿。，’在听了那么多种族主义声论后，富布赖特差点儿没从椅子上滑下来。他让波放心，他要是连任，一定会在这方面做出成绩。波则保证自己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富布赖特。
回到车上后，富布赖特说：“瞧，我告诉过你，小乡镇也有大智慧。波坐在门廊下就能把事情想透彻。”波，里斯对富布赖特产生了很大影响。埃尔多拉多是阿肯色南部一个石油城镇，也是种族主义和亲华莱士情结的大本营，几周后在这里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有人间富布赖特，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富布赖特不假思索地答道：“贫困。”我很为他感到骄傲，也很感谢波·里斯。
我们沿着炎热的乡村公路从一个小镇来到另一个小镇。途中，我一直在努力跟富布赖特说话。这些对话给我留下丁许多深刻的记忆，却很快结束了我为他开车的生涯。一天我们在“沃伦法院”的问题上谈得很热火。对于该法院做出的多数决定，我都非常同意，尤其是在民权方面。富布赖特却不同意。他说：“最高法院将会遭遇一个强劲的抵制。仅靠法院，社会很难有什么大改变。多数改变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即使时间会长一些，但还是很有可能会坚持下去的。”我现在也仍然认为美国在沃伦法官主持的法院下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毫无疑问，30多年来，也一直存在着强有力的反动。
走了四五天后，我们驶离了又一个小镇，前往下一站，这时我又和富布赖特展开丁一场政治讨论。过丁大约五分钟，富布赖特问我在往哪里开。我皆诉他后，他说：“那你还是掉头吧，方向完全反了。”我不好意思地转了个U弯。这时他说：“你会破坏罗兹学者的名声。你那样子就像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学问家，连往哪儿开都不知道。”
当然我很尴尬。我掉过头，把参议员开回到他的行程上。我知道，自己开车的活儿算是结束丁。不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没到22岁生日，却已有了几天将伴随我终生的经验和谈话。富布赖特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按时把他送达下一站的司机，我也很高兴回到总部工作，回到集会和野餐，还有长长的晚餐，听李·威廉姆斯、吉姆·麦克道戈尔和其他老手讲述阿肯色的政治故事。
初选前不久，汤姆·坎贝尔在前往得克萨斯接受海军陆战队军官训练的途中顺道前来看我。那天夜里，吉姆·约翰逊正在距小石城以北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贝茨维尔县政府大楼台阶上率领他那个乡村乐队举行集会，因此我决定带汤姆去看看阿肯色的另一面，此前，他仅仅是听说过而已。约翰逊情绪很高。他举起一只鞋高声喊道：“看到这只鞋了吗？这是共产党的罗马尼亚（他的发音为“卢一曼一约”）生产的！比尔·富布赖特投票同意让这些共产主义鞋子进入美国，夺走了在我们制鞋厂里干活的善良的阿肯色人的工作。”
那时我们有好多老乡是干这个的。约翰逊向他们，还有我们所有人保证，则果他进人参议院，就再也不会有共产党鞋子入侵美国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在从罗马尼亚进口鞋子，我不知道富布赖特是否投票赞成向他们开放边境而未果，我也不知道这些是否都是约翰逊编造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将成为一个好笑的故事。演讲完后，约翰逊便站在台阶上和人们握手。我耐心地等着他和我握手。当他和我握手时，我对他说，他让我为自己是阿肯色人感到耻辱。我想我当时那认真劲儿让他觉得好笑。他只是笑了笑，欢迎我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寄给他，然后又和下一个握手。
7月30日，富布赖特击败了吉姆·约翰逊和另外两个不那么有名的候选人。吉姆法官的妻子弗吉妮亚则勉强进入第二次选举。尽管在选举快结束前的几天和在选举结束后的六天时间里（这时人人都在忙着不要被少算了票，或是在未报的选区得几张额外的选票），富布赖特的人已尽了最大努力来帮助年轻的改革派人士泰德·博斯韦尔，弗吉妮亚还是在40多万张选票中以409票领先，击败了他。约翰逊夫人则在第二次选举中以37％对63％的得票输给了玛里昂·克兰克，一位来自阿肯色州西南部福尔蒙县的州议员，她背后是县政府的人和福伯斯的竞选机器。阿肯色州终于受够了约翰逊夫妇。我们尚未进入70年代的新南方，但我们还知道不能走回头路。
8月，我忙着为富布赖特竞选做扫尾工作，并准备去牛津上学。其间，我在母亲的朋友比尔和玛琪·米切尔在汉密尔顿湖畔的家里度过了几个夏夜。他们总是很欢迎我去。那年夏天，我在比尔和玛琪家遇见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人。和母亲一样，他们也都喜欢赛马，这些年来结识了许多对马很有研究的人，包括来自伊利诺伊的哥俩，W.哈尔和“驴子”毕晓普。他们养马，也驯马。W．哈尔·毕晓普更有成就一些，但“驴子”则是我见过的最难忘的一个人物。他是比尔和玛琪家的常客。一天夜里，我们待在湖边，聊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毒品和女人的经验。这时，“驴子”顺口说，他过去喝很多酒，而且结过十次婚。我大吃一惊。“别这么看我，”他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情况不像现在。如果你想得到性，光是嘴上说说你爱她们是没用的，你得真把她们娶过来！”我笑了起来，问他是否记得她们所有人的名字。“只有两个不记得了。”他答道。他最短的婚姻？“一夜。在一家汽车旅馆醒来后，我一是头痛，二是看到一个陌生女人。我说：‘你是哪个王八蛋？’她说：‘我是你妻子，你这个王八蛋！’我爬起来，穿上裤子，拔腿就跑。”50年代，“驴子”碰到一个十分与众不同的女人。他向她如实讲述了自己的生活，然后说如果她愿意嫁给他，他从此不再喝酒，不再胡闹。女人抓住了这个难以相信的机会，他则在后来的25年中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直到去世。
玛琪·米切尔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两位年轻人，丹尼·托马森和简·比格斯。他们刚刚开始在温泉城教书。丹尼来自汉普顿，阿肯色州最小县的县城，会讲无数个有趣的乡村故事来证明这一点。我当州长后，我们每个周日都要去伊曼纽尔浸礼会教堂唱诗班一起唱男高音。他弟弟哈里和弟妹琳达成为我和希拉里最要好的朋友，在1992年总统大选和我们的白宫岁月里发挥了巨大作用。
简·比格斯来自阿肯色州西北部的塔克曼，她高高的身材，很漂亮，也很能说。我喜欢她，但她却受家庭熏陶，具有种族隔离主义思想，这让我很不舒服。我离开美国赴牛津大学前给过她一纸箱民权方面的平装书，力劝她多看看。几个月后，她和另一个老师，当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约翰·帕斯卡私奔了。他们最后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帕斯卡在那里当了个建筑工人，她则继续教书，生了三个孩子。我竞选总统时，很惊喜地发现，简成了新罕布什尔州十个县中一个县的民主党主席。
尽管我在准备去牛津上学，但8月是1968年最疯狂的一个月，很难看到什么前景。先是在迈阿密滩召开的共和党大会上，纽约州的新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试图击败东山再起的理查德·尼克松，这显示出该党的温和派变得多么不堪一击。此外，在这次大会上，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投“真正的”保守人士所好，首次展示了他今后当总统的可能。在第一次投票选举中，尼克松以692票对洛克菲勒的277票和里根的182票胜出。尼克松的观点很简担：在国内他要诉求法律与秩序，在越南要取得体面的和平。尽管真正的政治动乱还要等到民主党的芝加哥大会，但共和党人也遇到了自己的动荡，而尼克松选择马里兰州州长斯皮罗·阿格纽作为他的副总统，更是加剧了这一动荡。后者惟一在全国闻名的是他反对非暴力反抗的强硬姿态。棒球名人杰基·罗宾逊是全美职业棒球联合会惟一的黑人球员，辞去了他作为洛克菲勒副手的甲位，因为他不能支持一个在他看来是“种族主义者”的共和党竞选班子。小马丁·路德·金的继任者拉尔夫·阿伯纳西牧师将“穷人运动’’从华盛顿转移到迈阿密滩，希望以进步的方式来影响共和党大会。他们对于政党纲领、大会演讲和尼克松迎合超级保守分子的做法感到失，望。当宣布提名阿格纽时，本来是反对贫穷的和平集会演变为一场骚乱。国民警卫队被调来，这时，可以想像到的场面展开了：催泪瓦斯、殴打、抢劫、大火。到骚乱平息时，三名黑人被杀死，实行了三天宵禁，250人被捕，后又被放了出来，以平息对警察滥用暴力的指控。然而所有这些问题更强化了尼克松运用“法律与秩序”的手腕，来对付美国人里所谓沉默的多数。看到自己眼中美国生活结构的崩溃，他们惊恐万分。
相对于同月晚些时候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大会上所面临的问题来说，迈阿密骚乱只是个前奏。那个月初，阿拉德·洛温斯坦和其他人仍然在寻找一个可以取代汉弗莱的人。麦卡锡仍然在坚持，看来也没有获胜的希望。8月10旦，乔治·麦戈文参议员宣布参加竞选，显然是希望得到原先支持罗伯特·肯尼迪的那些人的支持。与此同时，芝加哥到处是反战青年。一小部分人打算真正闹出个大事；另一些人则在那里上演各种形式的和平抗议，包括雅皮士们，他们计划搞一个“反文化”“生活节”，大部分参加的人都会因吸食大麻而亢奋。此外还有全国动员委员会，他们头脑里的抗议形式则较为传统。但理查德·戴利可不想冒任何风险，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命令所有警察处于戒备状态，并要求州长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
8月22日，大会迎来了第一个受害者。一位17岁的美国原住民被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声称，是他在警察每天要集结的林肯公园附近先向警察开枪的。两天后，一千名示威者拒绝按命令在夜晚撤出公园。数百苎警察操起警察棍开进公园，他们的目标则开始投掷石块、高声辱骂或干脆逃跑。一切郡死电视上播出。
这就是我当时在芝加哥的体验，简直有点超现实。我曾和杰夫·德怀尔去了路易斯安那的什里夫波特。他和我母亲产生了感情，很快就要结婚。他是个非同寻常之人：二位曾在太平洋战区打过仗的二战老兵。一次，飞机被击中后，他跳伞落到一个珊瑚礁上，腹肌受到了永久性损伤。他还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一个精明的路易斯安那帅哥和一个美容院老板。母亲在他的美容院做头发（他靠当美发师读完大学）。他还是个橄榄球队员，一位柔道教练，一位家庭建筑师，一位油井设备商和一位证券推销员。他结过婚，但和妻子分居；他生过三个女儿。1962年他还因股票欺诈案在牢里蹲过九个月。1956年，他为一家电影公司筹集了2．4万美元，准备拍摄俄克拉何马五花八门的人物，包括那个匪徒“帅哥佛洛伊德”。联邦检察官得出结论，该公司——到俄州就把钱花得精光，压根就没打算拍电影。杰夫声称，他一发现这是个骗局，就离开了这家公司，但已为时过晚。我们见面不久他就告诉了我这一切，为此我尊重他。无论真的发生过什么，母亲对他是认真的，想让我们一起待上一阵。于是我就同意和他一起去路易斯安那待上几天。他去那里则是和一家预制房屋公司谈一笔生意。什里夫波特是一个保守的城市，位于路易斯安那西北部，距阿肯色州边境不远。城市里有一家超级右翼的报纸。每天早晨，该报都让我对前一夜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非常失落。这很怪，但我还是像粘在了电视上一样，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也抽时间四处走走，和杰夫一起吃饭。我感到十分孤立。那些瞎闹腾的孩子和我不是一路人，芝加哥市长和他的强硬做法或他那些支持者们也不为我所认同，但这些人包括了多数看着我长大的乡亲父老。我很难过，我的党及其进步事业竟在我面前分崩离析。
任何想要获得一个团结的大会的人，其希望都被约翰逊总统自己粉碎了。在他兄弟葬礼后的第一次演说中，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呼吁单方面停止轰炸，并呼吁美国和北越都从南越撤出军队。他的建议是一份妥协纲领的基础，汉弗莱、肯尼迪、麦卡锡等三派领导人都对此表示同意。驻越美军司令克莱顿·艾布拉姆斯将军对林登，约翰逊说，如果停止轰炸，美国部队就会面临危险，这时总统便要求汉弗莱放弃妥协纲领，汉弗莱只好答应。后来在自传中，汉弗莱说：“我应该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不应该让步。”但他让了步，大坝决堤了。
民主党大会于8月26日开幕。做主旨发言的是夏威夷的井上健参议员，一位勇敢的日裔美国二战老兵。2000年我曾授予他国会荣誉勋章，这是对他英雄事迹迟到的承认。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还差点儿送了命，可他的家人却被赶人国内的拘留营。井上表达了对抗议者和他们奋斗目标的同情，但敦促他们不要放弃和平的方式。他在演讲中反对“暴力与无政府主义”，但也对“躲在法律与秩序后面”的冷漠与偏见给予了谴责。这给了尼克松，也许还有芝加哥警察的做法一记耳光。伊努伊的平衡掌握得很好，然而形势已完全失去了平衡，他的话再有力量也无济于事。
致使大会分裂的还不止是越南问题。一些南方代表团抵制代表选，举程序向黑人开放的党内规定。资格审查委员会，其中包括阿肯色州的国会议员戴维·普赖尔，投票同意接受由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爱伦·亨利率领的密西西比异议代表团。其他南方代表团已安排就座，只有佐治亚州在闹分裂，一半席位给了由年轻的州议员，现在已成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的朱利安·邦德率领的异议人选。亚拉巴马的代表也没有进入席位。该代表团有16人不符合代表资格，因为他们不肯宣誓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据说是因为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正在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竞选。
尽管有分歧，但争论主要集中在战争问题上。麦卡锡似乎很惨，又回到了他先前畏首畏尾的自我，而且已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对于每天夜里在林肯公园和格兰特公园因拒绝离去而遭到骚扰与殴打的年轻人漠不关心。大家努力在寻找一位能让多数民主党人认为能当选和可接受的候选人。在最后一分钟时，从阿拉德，洛温斯坦到戴利市长等人都喊出了特德，肯尼迪的名字。当他提出坚决不同意后，汉弗莱的提名已没有问题。约翰逊想要的政纲条目也就此敲定。大约60％的代表投票赞成。
就在大会要宣布提名人的那天夜里，1．5万名群众聚集在格兰特公园举行示威，反对战争和戴利市长的强硬手段。当一个人开始降下美国国旗时，警察冲进人群，开始殴打与抓捕。当示威者们游行前往希尔顿时，警察向他们发射了催泪瓦斯，并在密歇根大道上对他们进行殴打。这些行动都被电视播送到了会议厅内。两方的代表都愤怒了。麦卡锡终于向他在格兰特公园的支持者们发表演说，称自己绝不会弃他们不顾，也绝不会同意汉弗莱和尼克松。康涅狄格州参议员艾伯·里比考夫在提名麦戈文时谴责了“芝加哥街道上盖世太保的手段”。戴利跳了起来，不顾电视镜头正对着他，向里比考夫发出了一阵愤怒的谩骂。演讲结束后，投票开始了。汉弗莱轻松胜出，投票工作于午夜全部结束。他提名的副总统人选、缅因州的埃德蒙·马斯基参议员很快也顺利通过。与此同时，会议厅外，抗议在继续进行，领导人是汤姆·海顿与黑人喜剧家迪克·格利高里。除了井上的主旨发言外，会议厅内惟一振奋精神的事是最后一天放映的悼念罗伯特·肯尼迪的电影，代表们看后个个情绪激昂。约翰逊总统明智地下令，在汉弗莱得到提名前不要放映这部影片。
大会后，警察在受到羞辱、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冲人希尔顿，殴打和逮捕夏卡锡的志愿者。他们正在举行告别晚会。警察声称，这些年轻人一边借酒浇愁，一边从麦卡锡工作人员15层楼上的屋子里往下朝他们扔东西。第二天，汉弗莱坚定地站在戴利背后，支持他处理“有计划有预谋的”暴力，否认戴利市长有什么做得不对之处。
民主党人一瘸一拐地走出芝加哥，感受到了分裂与失望。这是一场文化战所造成的最新损失，已超越了在越南问题上的分歧。它将在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及其后，改变与重新调整美国政治，并难以再让选民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他们的生活和生计而非心理影响最大的问题上。在那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支持者眼里，那位市长和警察是专制、愚昧与残暴的偏执狂。而那位市长和他那些基本上属于蓝领的异族警察队伍则把那些年轻人看成满口脏话、道德败坏、缺乏爱国精神、软绵绵的上层社会青年，他们被宠坏了，不知要尊重权威，他们过于自私，不知道把社会凝聚起来需要什么，他们太胆小，不愿去越南当兵。
在什里夫波特的旅馆屋子里，我目睹了这一切，对于这两方面的感受我都能理解。我反对战争和警察滥用暴力，但在阿肯色州长大又让我能理解普通百姓的不易——他们每天都得尽自己的本分，也让我对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自以为是和道貌岸然深表怀疑。左翼短暂的狂热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展示出来，却已引起了右翼的激烈反应，而这种反应被证明更加持久，有更多资金支持，更为制度化，更足智多谋，与权力更紧密，也更知道如何获得与维护权力。
我公职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被用于弥合在芝加哥已发展为鸿沟的文化与心理分歧上。我赢得过许多选举，我也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好事，但我越是努力让人们走到一起，右翼狂热分子就越是愤怒。与芝加哥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并不希望美国重新团结起来。他们一旦拥有了敌人，就希望一直拥有下去。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14
9月，我开始收拾行装，做好赴牛津的准备，向朋友们道别，同时也关注着正在进行的总统竞选。我符合征兵的条件，因此便去找了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姆斯特朗，问他什么时候会征到我。尽管上一年春，研究生缓服兵役的规定已被取消，但学生仍可读完正在读的那一学期。牛津大学每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中间由两个五周的假期隔开。我得知10月征兵还轮不上我，我也许可以在牛津待到一个学期以上，就看当地的征兵委员会需要输送多少兵员了。我太想去牛津了，哪怕只是待上几个月也好。罗兹信托基金允许奖学金获得者先服兵役，再回来上牛津。但既然我已登记在册，越南战争一时半会儿也还结束不了，那么想着回来后再上牛津似乎就不那么明智了。
尽管我认为，政治方面，我们离开芝加哥后就已经糟得不能再糟，而且汉弗莱还紧抱着林登·约翰逊的越南政策，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当选。仅民权的理由就已足够。种族问题依然分裂着南方。此外，根据法院的命令，越来越多的儿童乘坐大巴被送到其他地区的学校，以取得学区内的种族平衡，这一做法也分裂了全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莱土的参选反而给了汉弗莱一个机会，因为他的多数选民都是拥护“法律与秩序”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如果只有两个人竞选的话，他们准会投尼克松的票。
全国的文化冲突仍在爆发。反战示威者更为愤怒的目标与其说是尼克松或华莱士，倒不如说是汉弗莱。大会期间，戴利市长强硬的警察手段不断遭到批评，弄得汉弗莱狼狈不堪。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56％的美国人赞同警察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但他们多数不屈于民主党阵营，在包括华莱士在内的三方竞选中，情况尤其如此。似乎这些还不够，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小姐选美大赛上出现了两派抗议者，进一步扰乱了已建立的秩序。黑人派抗议没有黑人选手，妇女解放派则抗议选美比赛本身是对妇女的侮辱。此外，她们还焚烧了自己的胸罩，对许多老派美国人来说，这无疑表明出了大问题。
在总统竞选中，尼克松似乎已胜券在握。他一方面抨击汉弗莱，指责他软弱、没能力；一方面却对自己当总统后该如何做只字不提，而是一味地迎合种族主义者（并讨好华莱士的选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改变联邦基金的发放政策，那些拒绝按联邦法院的指令实行种族融合的学区也可以得到基金。尼克松的竞选伙伴斯皮罗·阿格纽在竞选中充当打手的角色，而替他叫阵的则是他的演讲撰稿人帕特·布坎南。此君的尖刻与爱说错话是出了名的。尤论走到哪里，汉弗莱都会遭遇愤怒的示威者。那个月底，尼克松在民意测验中稳稳当当地拥有43％的支持率，而汉弗莱则丢掉了12个百分点，下降到28％，只比华莱士的21％高出7个百分点。在9月的最后一天，汉弗莱急了，公开宣布在越南问题上与约翰逊总统决裂，声称“作为一个可按受的和平风险”，他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他终于当上了自己的主人，但只剩下五周的时间。
汉弗莱发表他“终于自由了”的演讲时，我正好在纽约，准备乘船前往牛津。我和丹尼斯，海兰同《哈泼斯杂志》的年轻编辑威利·英里斯一起享用了一顿美餐。在乔治敦读四年级时，我曾拜读过他那篇写得很棒的回忆录《北行回家》，从此永远成为了英里斯迷。获得罗兹奖学金后，我写信给威利，问是否可以趁我在纽约之机，前去拜访他。春季的一天，他在公园大逼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这次拜访让我很高兴，于是我问在动身前是否还能再见到他。出于某些原因，也可能是南方的办事方式，时间由他来定。
10月4日，我和丹尼斯一起来到哈得孙河86号码头，我们将在那里登上美国号轮船前往英国。我知道这艘远洋巨轮驶向何方，但不知道我将去往哪里。
美国号是当时最快的海轮，但即使这样，整个航程仍然需要近一周的时间。罗兹学者一同乘船前往英国是一个老传统，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船上互相认识。船上优哉游哉的节奏和集体用餐的做法的确让我们有时间相互认识（在像一群警觉的良种猎狗那样本能地“嗅出对方”之后），结交一些其他的乘客，同时也摆脱一下美国温室般的政治环境。我们多数人都过于认真，对船上的快乐日子感到心中有愧；然而我们碰到的人对越南和国内政治不感兴趣，远不像我们。这让我们有点吃惊。
在我碰到的人里，最不一般的是的比·贝克。林登·约翰逊还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他已是国务卿，但一直受到约翰逊的政治庇护，声名狼藉。一年前，他被判犯有逃税罪和各种其他联邦罪，但在案件的上诉期内，他仍是自由的。贝克也显得无忧无虑，对政治极有兴趣，也喜欢和罗兹学者待在一起。但这种感觉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回报。我们当中一些人并不知道他是谁；而多数人则视他为政治集团腐败与任人惟亲的象征。对于他显然已经做过的事，我并不赞同，但对他讲的各种故事和他的洞察力我却十分佩服。这些他也很想与人分享。我只要问上一两个问题，就足以让他滔滔不绝。
除了鲍比·贝克一行外，我多数时间都和其他罗兹学者与船上其他年轻人待在一起。我特别喜欢玛莎·萨克斯顿。她是一位极其聪明、可爱和有灵感的作家。多数时间她都和另一位罗兹学者待在一起，但最后我的机会终于来了。罗曼司结束后，我们成为了终生朋友。最近，她给了我一本她的新作《做好人：早期美国妇女的道德观》。
一天，一个人邀请我们几个到他的套房里喝鸡尾酒。以前我从没喝过烈酒，以后也不想沾。我恨烈酒把罗杰，克林顿折磨成那个样子，也害怕把我也变成那样。不过我觉得，这种一辈子的恐惧现在该克服掉了。因此当主人间我喝什么时，我便说要苏格兰威土忌加苏打水。我曾在乔治敦的几个私人酒会上当过酒吧侍应生，为别人调过这种酒，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喝了一口，并不怎么喜欢。第二天我要了波旁威士忌加水，味道稍好一点。到牛津上学后，我喝的多数是啤酒、葡萄酒和雪利酒，回家后则喝杜松子酒，夏天则喜欢喝啤酒。20多岁和30出头的时候，有几次我喝得过多。认识希拉里后，我们喜欢在特殊场合喝点香槟。幸运的是，烈酒从没把我怎么样。另外，到了70年代末，我对除伏特加以外的所有酒精饮料产生了过敏。总的采说，我很高兴自己在船上打破了对品尝烈酒的恐惧，同时也为自己并没嗜酒成瘾而松了口气。即使不酗酒，我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这次航行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其初衷，即与其他罗兹学者相处。我努力和他们所有人都相处那么一阵子，听他们讲故事，也向他们学习。许多人的成绩比我优异得多，有几位还是反战积极分子，无论在校内，还是在麦卡锡或肯尼迪的竞选活动中。我最喜欢的几位罗兹学者和我成了莫逆之交。另有几位杰出人士则在我任总统期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汤姆·威廉姆森，哈佛大学的黑人橄榄球员，在我第一个任期内担任劳工部顾问；里克，斯坦恩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曾带我参与麦戈文的全国竞选，后来我任命他为波士顿联邦法官；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耶鲁每日新闻》编辑，在为《时代》杂志做过出色的工作后，成为我的俄罗斯问题特别顾问和副国务卿；道格，埃克利，在法学院时和我同住一幢宿舍楼，后来我任命他为法律服务社团主席；艾伦，伯辛来自布鲁克林，也是哈佛大学一位橄榄球员，我任命他为圣迭哥的联邦检察官，现在则是那里的教育局长；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威利·弗莱切，我任命他为联邦第九上诉法院法官；鲍勃·赖克，那时已是我们这群人中有名的“火花塞”，在我第一任期内担任劳工部长；丹尼斯·布莱尔，海军学院毕业生，我当总统时已是五角大楼的海军将领，后担任我们的太平洋部队司令，不过他升到这个职位可没得到我的帮助。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受牛津大学，同时也都很关心国内这一时期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和焦虑。我们喜欢牛津，却又不清楚来此究竟干什么。我们多数人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上论文辅导课或听讲座，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新生活。我们的聊天、个人阅读、旅行似乎更为重要，尤其是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儿的时光只是借来的。两年后，与以前任何一个罗兹学者班相比，这个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将会真正拿到学位。我们具有更多年轻人的忧患意识，因此在牛津，与多数前辈相比，我们也许通过自己的方式对自身有了更多的了解，对那些影响一生的事情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勒阿弗尔稍事停留后，我们继续航行，终于在五天后到达南安普敦。在罗兹中心主任埃德加·“比尔”·威廉姆斯爵士身上第一次捕捉到了牛津的影子。他来码头迎接我们，头戴常礼帽，身穿雨衣，手握雨伞，看上去更像个英国花花公子，而不像在二战中当过蒙哥马利元帅情报部长的人。
“比尔”，威廉姆斯把我们赶上一辆大巴，朝牛津驶去。当时天已全黑，还下着雨，我们没看到什么东西。到达牛津大学后，已是晚上11点，整个城市都已关门打烊，只有大学学院外面的主街上还停着一辆亮着灯的卡车，卖些热狗、劣质咖啡和垃圾食品等。我被分到大学学院。大巴把我们放下，我们步行通过大门进入一个建于17世纪的四方形主建筑。在那里见到了门房主任道格拉斯·米林，他控制着进出学院的人口。米林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伙计，从海军退役后就在大学里找了这么个活儿。他非常精明，表面却刻意装得嘻嘻哈哈、满口粗话。他尤其喜欢拿美国人开涮。我听到他的第一个俏皮话是针对鲍勃·赖克的。赖克只有5英尺8英寸高，因此他说，人家告诉他要来四个美国佬，但实际送来的只有三个半。他总是不停地取笑我们，但实际上他很有智慧，也很会看人。
后来两年中，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和道格拉斯聊天。他动不动就说“见他妈的鬼”，还有许多其他的英国骂人话，但同时也教我大学如何运作，给我讲了大牌教授和工作人员的趣闻轶事，跟我讨论当前的事态，包括越战与二战有什么不同等。在后来的巧年里，只要回到英国，我都要顺道去拜访一下道格拉斯，了解一下真实情况。1978年底，在我第一次当选为州长后，便迫不及待地带上希拉里去英国度假。到达后，我们走进牛津大门，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这时我看到了道格拉斯。什么都逃不过他的耳朵。“克林顿，”他说，“我听说你刚刚当选为某个地方的国王，管着三个人和一条狗。”我喜欢道格拉斯·米林。
我的房间在学院图书馆后面的海伦庭院内，一个雅致的小院子，根据前院长的太太命名。面对面两幢楼房，中间是一个天井般的空间。左边那幢旧一些的有两个门，分别通往一楼和二楼的两组学生宿舍。我的房间在二楼左手最里头，里面有一个小卧室和一间小书房，实际上只是一个大间。厕所在一楼，去那里常常得冒着寒冷走下楼梯。淋浴间在我这层楼-亡。有时有热水。右边那幢现代建筑住的是研究生，他们的公寓有上下两层。2001年10月，我帮助切尔西在公寓里打开行李，那套公寓的卧室对面正好是我33年前曾住过的房间。这是一个千金难买的时刻，阳光驱散了生活中所有的阴影。
在牛津大学第一个早晨，起床后我便碰到了牛津生活中许多奇人奇事中的一个，即我的“校工”阿齐。他负责打理海伦庭院。我习惯于自己铺床，自己照料自己，但慢慢地只好交给阿齐来做。在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前，这些事他已经做了近50年。他话虽不多却心地善良。我和其他小伙子真的很喜欢他，也很尊重他。每逢圣诞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学生都会给自己的校工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而小小的礼物也是我们这些每年只有1700美元罗兹奖学金的学生惟一能拿得出来的。阿齐私下里表示，他真正想要的是几瓶吉尼斯浓酒，一种爱尔兰的黑啤酒。我在海伦庭院住的一年里送了他好多瓶这种啤酒，有时还和他一起小酌一番。阿齐是真的喜欢这玩意儿，由于他的缘故，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种啤酒的味道。
大学的生活被分别安排在其29个学院内，那时还以性别划分。女子学院要少得多。大学在学生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各种学生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听的讲座，以及组织考试。考试只有在整个学习过程结束后才进行。能否取得学位，成绩有多优秀，完全取决于你在那一周考试中的表现。同时，掌握全部材料的主要办法就是去听每周的辅导课，一般说来，你得写出一篇短文来论述自己将要讨论的题目。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堂、食堂和图书馆。多数学院的建筑都很有特点；有些还拥有美得惊人的花园，甚至公园湖泊，有的则建在毗邻东边老城的查韦尔河畔。在牛津大学往南不远，查韦尔河流人伊西斯河，然后汇人泰晤士这条塑造了伦敦大部分地区的宽阔大河。
头两周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在牛津城四处走走。这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城市。我走遍了城里的河流、公园、林阴小道、教堂、大棚市场，当然还有各个学院。
我所在的学院地盘并不大，其最古老的建筑也只能追溯到17世纪，但很合我的口味。14世纪时，该学院的董事伪造了文件来证明这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9世纪阿尔弗烈德大帝的统治时期。毫无疑问，那个人人都称为大学的学院是最早的三个学院之一，与默顿和巴里奥尔一起建于13世纪。1292年，管理条例中包含着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包括禁止唱歌谣，禁止说英语。在几个喧闹的夜晚，我真希望我的同代人仍然受到限制，只能低声哼几句拉丁语。
牛津大学最有名的学生是珀西·比希·雪莱。他于1810年被录取到化学专业，在大学待了约一年即被开除出校，原因并非因为他在宿舍里架了口小蒸馏锅，打算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酿酒，而是因为写了《无神论之必要》一文。1894年，大学恢复了雪莱的学籍，为这位不到30岁就溺毙于意大利海岸的已故诗人建造了一尊漂亮的大理石雕像。来到这所学院的参观者即使没有读过他的诗作，只要凝视一下他那庄严的死亡姿势就能看出，为什么他对当肘的年轻人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到了20世纪，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员里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作家：斯蒂芬·斯彭德、C．S．刘易斯和V．S．奈保尔；此外还有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两位英国首相，克莱门·阿特利和哈罗德，威尔逊；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他仍然保持着学院喝啤酒最快的记录；演员迈克尔，约克；以及干掉拉斯普廷的人费利克斯·尤苏波夫王子。
在开始了解牛津和英国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关注大洋彼岸选举的情况，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缺席选票。有了这张选票，我就可以投出我的第一张总统选票。尽管城市里暴力活动与学生示威游行不断，汉弗莱却有了进步。发表了在越南问题上脱离约翰逊总统的半独立宣言后，年轻人对他的抗议便少了下来，对他的支持则多了起来。麦卡锡终于以一种典型的半心半意方式表示了对汉弗莱的支持，同时宣布，1970年他不会再竞选参议员连任，也不会参加1972年的总统竞选。这时，华莱土宣布提名前空军参谋长科蒂斯·勒美担任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勒美曾在五年前的导弹危机中力谏肯尼迪总统轰炸古巴。在第一次当上候选人后又声称核武器“只是武器库中的另一件武器而已”，以及“很多情况下使用核武器都是最为有效的”。勒美的言论使得华莱士只有招架之功，从此再没翻过身。
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守住阵脚，朝着胜利步步逼进，同时一再拒绝和汉弗莱展开辩论。他的惟一烦恼是公众普遍将斯皮罗·阿格纽同汉弗莱的竞选伙伴马斯基参议员放在一起进行不利的比较。此外他还担心，约翰逊会停止轰炸而在巴黎和谈上取得堪称“10月惊奇”的突破。现在我们知道，尼克松在竞选中通过基辛格获得了有关谈判的内幕消息。作为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助手，基辛格介入巴黎谈判很深，足以了解谈判的情况。我们现在还知道，尼克松的竞选经理约翰·米切尔曾通过尼克松的朋友陈香梅女士，游说南越总统阮文绍不要屈服于林登·约翰逊的压力，与南越政府的对手民族解放阵线一起参加巴黎和谈。对于尼克松竞选团队的行为，约翰逊是清楚的，因为司法部曾授权对陈香梅和南越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窃听。终于，在10月的最后一天，约翰逊总统宣布停止轰炸，宣布河内已同意南越参与谈判，同时也宣布美国同意让民族解放阵线发挥作用。
到了11月，汉弗莱和他的支持者满怀着希望。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他也显然认为，和平计划会把他推到顶峰。11月2日是大选前的周六，阮文绍总统宣布，因为民族解放阵线的人参加了和谈，他就不去巴黎了。他说自己将不得不和共产党人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只和北越打交道。尼克松阵营立即放出口风，说林登·约翰逊和平计划这一枪放得过早，他想帮汉弗莱一把，只可惜他那些外交野鸭还没排好队。
约翰逊气坏了，立即向汉弗莱透露了陈香梅为了尼克松而破坏和平计划的情报。这时已没有必要因害怕动摇阮文绍总统的地位而向公众保守这个秘密。但令人吃惊的是，汉弗莱居然拒绝利用这一情报，因为民意调查显示他和尼克松的竞争几乎是旗鼓相当。因此他认为，即使没有这个情报，他也照样可能胜出。此外他显然也担心，这么做会起反作用，因为事实并不能证明尼克松本人知道其他人，包括约翰·米切尔，打着他的旗号在做什么。不过，仍然有很明显的暗示，即尼克松参与了这种几乎是叛国的行径。约翰逊对汉弗莱大发雷霆。我相信，如果林登·约翰逊本人正在竞选的话，他准会爆出这个猛料，而且如果他们换个位置，尼克松也准会立即祭出这一法宝。
汉弗莱为自己的顾忌或曰谨慎付出了代价。他以50万张选票之差输掉了选举，得票为43．4％比42．7％。华莱士的得票率仅为13．5％。尼克松获得301张选举人票，超出多数票31张，在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也以接近的票数获胜。尼克松逃脱了对基辛格一米切尔一陈香梅赌博的制裁，但正如朱尔斯，威特卡弗在他1968年出版的《梦断之年》中分析的那样，这种逃脱的代价也许比实际显示的要高，因为这种逃脱的成功也许会让尼克松的人认为他们可以逃脱任何惩罚，包括在“水门事件”中浮出水面的那些伎俩。
11月1日，我开始在两本皮面笔记本中的一本里记下自己的感想。这是我离开美国时丹尼斯·海兰送给我的。当阿齐把我叫醒，告诉我停止轰炸的好消息后，我就写道：“真想今天就见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又一个例子证明了他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斗争是正确的。”第二天，我开始盘算，如果停火就有可能裁减军队，这样我就不用被征召入伍了，或至少“可以让我许多已经当兵的朋友远离越南。也许现在陷于丛林中的一些朋友可以逃脱英年早逝的悲剧”。我压根不知道，此时我们一半的死亡都还没发生。在写完头两部分时，我“赞颂了同一种美德：希望，我存在的本质，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夜晚，在我完全失去了分析与表达的能力时，它仍与我同在”。的确，我年轻，喜欢夸张，但我已经深信有“一个叫做希望的地方”，这句话将在我1992年的民主党大会演讲中首次使用，这句话一直激励我去走完自己的一生。11月3日，我和大学学院的研究生院院长乔治·考克韦尔共进午餐，暂时把选举的事忘在了脑后。考克韦尔曾是来自新西兰的罗兹学者，他身材魁梧，气势威严，同他过去当英式橄榄球明星的样子一丁点儿都没变。第一次见面时，考克韦尔教授为我打算改变自己学习方向的事狠狠魁了我一顿。到达牛津后不久，我转出了政治学、哲学与经济学（简称政哲经）的本科生计划，而转入政治学文学学士课程。该课程要求写一篇五万单词的学位论文。在乔治敦的第一年里我学完了几乎所有政哲经的课程，而且由于要应征人伍，我并没有准备在牛津上第二年。考克韦尔认为我放弃参加每周一次的论文辅导课是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因为在这门课上将要念自己所写的论文，然后听别人评论，进行答辩等。主要是因为考克韦尔的看法，我重新调整了学习计划，转回到政治学哲学学土课程，这一课程的确包括了辅导课、论文、考试和一篇短一些的论文。
11月5日的选举日还是英国的盖伊·福克斯日，这是纪念福克斯1605年企图烧毁议会的日子。我的日记上这样写着：“在英国，人人都在庆祝这个时刻；一些人庆祝是因为福克斯未获成功，一些人庆祝是因为他企图这么做了。”那天夜里，我们美国人则聚集在罗兹中心观看选举，亲汉弗莱派的人在给他鼓劲儿。我们上床时不知情况怎样，但我们知道富布赖特轻而易举地赢得了选举，这让我松了口气，因为初选时他仅仅以52％的选票压倒了吉姆·约翰逊和另两位不知名的竞争对手。当宣布富布赖特获胜时，罗兹中心响起了巨大的欢呼声。
11月6日，我们得知尼克松赢得了大选，对此我这样写道：“雷蒙德伯伯和他的老友们为华莱士打下了阿肯色州，这是我们自1836年建州以来第一次偏离了（民主党的）全国纲领……我一定要给雷蒙德伯伯寄上10美元，因为去年11月我曾跟他打赌，阿肯色州是南方各州中最为‘开明’的一个，绝不会去支持华莱士。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些伪知识分子错得多离谱！”（“伪知识分子”是华莱士特别喜欢给和他意见不一但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扣的帽子。）我在日记中记道，和南越政府不一样，我感到无比失望，“经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经过了汉弗莱令人瞩目的死而复生，还是得到了这么个结局：尼克松入主白宫。这在去年1月我便已有所感觉。”
我的缺席选票始终没有寄到，让我失去了第一次投票选举总统的机会，也让我感觉自己在受伤之后又受到了侮辱。县里的职员用平信而不是航空佰寄出选票。平信便宜但却花了三周时间，这时选举早巳结束。
第二天，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她那时已决定嫁给杰夫·德怀尔，言语之中洋溢着无比的幸福，我听了也感觉良好。我把10美元的支票寄给了雷蒙德伯伯，并建议美国推出一个类似盖伊·福克斯日的乔治·华莱士日。人人都可以庆祝这一天，一些人庆祝他参加了总统霓远，只他人则可以庆祝他竞选得这么差劲。
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事情太多，政治、越南等事情被暂时搁在J胭历。星期五，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先搭顺风车后乘坐大巴到威尔士跑了个往返。一路上，里克给我念迪伦·托马斯的诗。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不要轻柔地进人那个美好的夜晚》这首诗。我很喜欢这首诗，即使现在也还喜欢，尤其足勇敢的灵魂“愤感光明的消逝”。
我还和汤姆·威廉姆森一起出游过几次。一次，我们决定颠倒一下唯唯诺诺的黑人和南方种族主义领主的坏典型。当善良的英国司机停下来让我们上车时，汤姆说：“小子，上后座去。”“唉，好嘞。”我答道。英国司机以为我们有病。
大选后的两周，我为大学学院的英式橄榄球队第一次达阵得分，名曰“小试”。对于以前的乐队小子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壮举。尽管对英式橄榄球的奥秘我始终没有真正弄明白过，但却很喜欢。我比多数的英国男孩都长得高大，一般都能做出点可以接受的贡献，比如跑步接球，拦阻对方球员，或是在“密集争球”的第二排使劲儿地拱。这是一个很怪的阵势，双方球员都要相互推挤，以控制放在他们中间地上的球。一次，我们去剑桥打比赛。与牛津相比，剑桥比较宁静，牛津则更大、更产业化。双方球队都打得很激烈，很粗野。我的头部挨了一拳，也许已造成了轻微脑震荡。我对教练说自己头晕，他却提醒我，我们没有替补，如果我退出，那我们队就会少一名球员：“快回场地，阻挡他们。”我们还是输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中场退出。只要不退出，总会有赢的机会。
11月下旬，我写了第一篇论文交给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博士，一位波兰流亡者。论文阐述了苏联专制统治中恐怖的作用（“一把无菌的刀子切进集体主义体内，摘除了多样化与独立的健壮肌体”）。我还第一次参加了辅导课，第一次参加了学术研讨班。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活动外，我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四处观光上。我去了两次艾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那里是莎土比亚的故乡——并在那里观看了莎剧的演出；去了两次伦敦，造访了安·马库森在乔治敦时的同住一幢房子的舍友德鲁·巴克曼和爱伦·麦克皮克。他们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去了伯明翰打篮球，打得很赖；去了德比，向那里的高中生演讲并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害五周年之际的美国问题。
进入12月后，我制定了计划，准备在母亲婚礼那天突然出现在家中，给她一个大大的意外。母亲的婚礼给我和她的未来带来了不祥征兆。母亲的许多朋友都对她要嫁给杰夫·德怀尔表示坚决反对，因为他曾人过狱，因为他们仍然认为他靠不住。更糟的是，他竟未能与自己长期不合的妻子彻底离与此同时，我的朋友，女王学院（从大学学院穿过主街即到）的罗兹学者弗兰克·阿勒，收到了来自他家乡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兵役登记委员会的入伍通知。他告诉我他准备回家去做他父母与女朋友的工作，让他们同意自己准备拒服兵役并且无限期地滞留英国以逃避人狱惩罚的决定。弗兰克专门研究中国，对越南问题看得很透，认为我们的政策不仅是错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他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中产阶级好青年。对于自己深陷困厄，阿勒也很苦恼。我和住在不远处麦格达伦学院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都努力安慰他，给他打气。弗兰克心地善良，他知道我们都和他一样反战，因此也反过来安慰我们。他和我一起时特有口才。他说我和他不一样，我有愿望，也有能力在政治领域大干一番，因此抵制服兵役而断送我的大好前程是个错误。他的大度更是让我感到有愧，如同我那一页页充满忧虑的日记所显示的。他给我的宽慰超出了我能给予自己的。
12月19日，在这个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里，我降落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安·马库森团聚。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博士，这时也回家探亲。对于自己的未来和我俩的未来，她说不清楚。我也一样。我爱她，但在人生的这一时刻，我也说不清自己的未来会如何，因此很难和谁定下终身。
12月23日，我飞回家，让众人大吃一惊。母亲哭了又哭。她、杰夫和罗杰似乎都对将要举行的婚礼感觉很幸福，幸福得连我新留的长头发都没让他们难过起来。尽管母亲的两位朋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说服我力劝母亲不要和杰夫结婚，但圣诞节还是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度过。我给老爸的坟头送去了四枝黄玫瑰，并祈祷他的家人会支持母亲和罗杰重新开始生活。我喜欢杰夫·德怀尔。他很聪明，很勤奋，对罗杰很好，而且显然很爱母亲。我赞成他们结婚。我在日记中记道：“有些人心存疑虑却衷心为他们祝福，有些人则真是恶毒地希望他们倒霉，但无论何人，即使在杰夫和母亲的婚事上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的结合也不会士匕他们之前的婚姻——包括她的和他的——糟糕到哪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暂时忘却了1968年的所有动荡。这是国家动乱和民主党分裂的一年；这是保守平民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政治力量取代进步平民主义的一年；这是法律、秩序、力量归属共和党，混乱、软弱、脱离群众和自我放纵的精英同民主党相联系的一年；这是通向尼克松，后来是里根，再后来是金里奇、乔治，W．布什等人的一年。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内，中产阶级的强烈反应将左右和扭曲美国的政治。新保守主义将会因“水门事件”而受到震撼，但不会被震毁。当右翼理论家们推动经济不平等、环境破坏和社会分裂时，其公众支持度会被削弱，但不会被消除。因其行为过火而面临险境时，保守运动会许诺“更善良、更温柔”或“更富同情心”，与此同时却一如既往地以价值淡薄、性格怯懦、意志脆弱等罪名痛斥民主党。所有这些足以在足够多的白人中产阶级选民中激起可以痛苦地预见到的巴甫洛夫式反应，最终左右时局。当然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有时保守分子对民主党的批评也还是言之有理，也总有一些温和的共和党人和善良的保守主义者与民主党人共同创造某些积极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