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着车在州里四处行驶。我们一次出去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小石城洗衣休整，然后再出发。真是太有意思了。我确实了解了阿肯色州，从跟玛丽和她女儿们的大量对话中也学到了很多。一天，我们前往霍普镇，参加在县府大楼台阶上举行的集会。我外祖母也站在人群中，尽管本该莱达讲话，但此时玛丽还是很慷慨地邀请我向家乡父老讲几句。我想她们都明白我需要这么个机会来表现一下，显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大家认真听取了我的讲话，当地报纸《霍普之星》甚至还发表文章，对我赞扬了一番。对此，老爸颇有些得意，因为他在霍普镇开别克车行时，该报主编很不喜欢他，以至于养了条杂种狗，也取名为罗杰，然后常常把狗放出来，让它到别克车行周围溜达，这样他就可以在街上一边追狗，一边大喊：“过来，罗杰！过来，罗杰！”
那天晚上我领莱达去看我四岁之前住的房子，还有我常在那里玩耍的木结构地下通道。第二天我们一起来到墓地，为玛丽·霍尔特已故的亲人扫墓。我领她们看了我父亲和祖父的墓。
在路上跑来跑去的那些日子已成了我珍贵的记忆。我习惯了被女人指挥来指挥去，我们相处融洽。我想自己对她们还是有用的。我自己换漏了气的轮胎，帮助一户人家逃离着火的房子，还被那些大得能让你感到它们扎进了你身体的蚊子咬得遍体鳞伤。我们一边开车一边聊着关于政治、人和书之类的话题。我想我们也得到了些选票。
霍普镇集会前不久，竞选班子决定播放一段15分钟的电视节目，采访一下为霍尔特法官工作的学生。他们认为，这么做可以把霍尔特法官定位为代表阿肯色州未来的候选人。我们几个人谈了几分钟，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支持他。我不知道这些话有没有用，不过自己第一次上电视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尽管我自己没看着。在阿肯色州中北部山区范布伦县偏僻的阿尔里德社区举行的集会上，我还得再做一次演讲。无论哪位候选人，只要能不辞辛劳来到那里，都能得到选票；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一票都不能放过。
几个星期的炎炎夏季过去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旧南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幽灵，新南方的力量也不足以将其撵走。我们大多数学校仍然实行着种族隔离，反对派的势力依然强大。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个县的县府大楼还在公共卫生间门上张贴着“白人”和“有色人”的牌子。在另一个镇上，当我请一位上了年岁的黑人妇女投霍尔特法官的票时，她说她不能，因为她还没有支付自己的人头税。我告诉她国会于两年前就取消了人头税，她只要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她是否这么做子。
然而新一天的迹象还是显露了出来。在温泉城南边35英里处的阿卡德尔菲亚从事竞选活动时，我碰到了竞选阿肯色州南部国会席位的主要候选人，一位叫戴维·普赖尔的年轻人。他显然是位进步人土。他认为，只要能见到足够多的人，他就能够劝说他们大多数人投自己的票。他在1966年参加了竞选，1974年又参加了州长竞选，1978年再次参加了参议员竞选。令我非常遗憾的是，1996年，他从参议院退休了。这时戴维·普赖尔已成为阿肯色州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体现着优良的进步传统。人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朋友，我也一样。
普赖尔所熟悉的那种“零售”政治对阿肯色这样的农业州来说非常重要。这里一半以上的人住在人口不足五千的小城镇中，而成千上万的人则住在“外面的农村”。我们那个时代，电视广告，尤其是负面电视广告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在选举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候选人购买电视时间多数是为了面对摄像机和选民谈话。大家也期待看到他们拜访每一个县府大楼和主要企业，走进每一个咖啡馆的厨房，甚至来到拍卖牲畜的谷仓集市搞竞选活动。县里的集市和馅饼晚餐会是个“丰产”地带。当然，每家周报和电台也都希望进行一次来访和拉到一两个广告。我就是这样学会政治的。我觉得，这种方式比电视大战有效。你可以说话，但也得注意听。你得面对面地回答选民们提出的尖刻问题。当然，你还是可能被妖魔化，但要这么做，你的对手至少得更加努力。如果你给了对手一击，你就得承受反击，而不是躲藏在某个假冒的委员会后面。这些委员会指望，一旦他们发起攻击，消灭了另一位候选人后，便能在你的任期内大发横财。
尽管竞选较为个人化，却远不是什么个性比赛。每当紧急关头出现了重大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如果某种公共意见形成了汹涌的潮流，而你又不能昧着良心随波逐流，那你就得立场坚定、训练有素、反应迅速，以避免被淘汰出局。
1966年，吉姆·约翰逊——或吉姆法官，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自己——就在兴风作浪，而且掀起的是险恶的巨浪。他攻击弗兰克·霍尔特是棵“好看的蔬菜”，并影射洛克菲勒与黑人有同性恋关系——一个贻笑大方的指控，因为他此前的名声完全应该是“情种”。曾有一首在经济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唱给白人选民听的南方老歌：你们是善良、正派、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威胁着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无需改变，一切都是他们的错；选我吧，我将保护现在的你们，把他们踢得屁滚尿流。吉姆法官的意思只是这首南方老歌的最新翻版而已。永久的政治分水岭：我们与他们。要大家接受这种观念无疑是卑鄙、丑恶的，最后也将自我毁灭。但我们仍能看到，只要人们感到不满和不安全时，这种观念就总能奏效。由于约翰逊在措辞上是如此地极端，而且在以往的竞选中基本看不到他的身影，因此多数政治观察家都认为，这次他成不了气候。随着选举日的到来，弗兰克·霍尔特开始拒绝回应约翰逊或是其他候选人发起的攻击。他们都认为霍尔特已遥遥领先，于是便开始攻击他是一个“保守派机器”候选人。那时我们没做很多的民意测验，即使有，也多数不被太当回事。
对于追随他左右的理想主义年轻人来说，霍尔特的策略听起来很不错。他对所有指控的回答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声明，说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他不会回应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攻击，也不会反击自己的对手，他希望完全靠自己的优点来赢得选举，“要么就不要赢”。我终于明白，“要么就不要赢”之类的政策倡议纲领时，这种策略是可行的，但在1966年夏天，公众情绪充其量也只是好坏参半，而霍尔特的纲领又过于笼统，激不起非常强烈的情感。此人的选民完全可以投布鲁克斯·海斯的票。
尽管有种种攻击，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弗兰克·霍尔特将领先其他候选人，不过得不到多数票，然后在两周后赢得第二次预选。7月26日那天，人民开口说话了，共有42万多人。投票结果使那些专家们大跌眼镜。约翰逊得票领先，为25％；霍尔特第二、为23％；海斯第三，为15％；奥尔福德第四，为我们大为震惊，但仍抱有希望。霍尔特法官和布鲁克斯·海斯两人总得票数稍稍高于种族隔离主义者约翰逊和奥尔福德组合。此外，在一场更有意思的议会选举中，长期任职于众议院的保守派议员保罗·范·达尔塞姆败在了年轻的进步人士，耶鲁大学毕业的律师赫伯·鲁尔手里。几年前，范·达尔塞姆曾说过女人应该待在家中，“光着脚怀孩子”之类的话，惹恼了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支持者。这为后来成为希拉里在罗斯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的赫伯赢得了一支妇女志愿大军，她们戏称自己是“支持鲁尔的光脚女人”。
第二次预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悬而未决的，因为这牵涉到投票人数，牵涉到哪位候选人将更加努力地把自己的选民拉回到投票地点，并劝说那些投了已被淘汰出局的候选人票的人或是第一次没有投票的人成为自己的支持者。霍尔特法官竭尽全力，希望第二次预选会成为旧南方和新南方之间的抉择。约翰逊则上电视告诉选民，他正在和“狮子坑里的但以理”和“希律王宫中的施洗者约翰”并肩战斗，反对罪恶的种族融合。事实上，他这番话并没有影响到那场选举的框架。我认为，在那次谈话中，吉姆法官甚至骑上了保罗·里维尔的马。
尽管霍尔特的策略很聪明，约翰逊也愿意以旧南方对新南方与之奉陪到底，但霍尔特的策略有两个问题。首先，旧南方的选民具有很高的投票积极性，他们很肯定，约翰逊就是他们的斗士，而新南方的选民则对霍尔特心里没底。他直到选举后期才同意摆出强硬姿态，这就加深了他们的怀疑，降低了他们的投票热情。其次，有数量不明的洛克菲勒支持者打算投约翰逊的票，因为他们认为，与霍尔特相比，约翰逊会更容易被自己支持的人击败。任何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只要他或她在共和党初选中没有投过票，就都可以在民主党第二次预选中投票。只有19646人这样做了，因为格克菲勒没有对立面。在第二次预选日，参加选举的人数比参加初选的人数只少了5000人。每个候选人都得到了比第一次多出一倍的选票，约翰逊以1．5万票胜出，总得票是52％对48％。
这一结果让我很恶心。对于霍尔特法官及其家人，我也深感忧虑。我相信，他当州长肯定会比当个候选人强，同时，对于吉姆法官所代表的东西，我也更为反感。洛克菲勒是惟一的亮点。事实上他很有赢得选举的机会。到了第二次，他已成为一个更有组织的候选人。他花钱如流水，甚至为穷苦的黑人孩子买了几百辆自行车。人秋后，他以4．5％的选票赢得了选举。我很为自己的州感到骄傲。那时我已回到乔治敦，没有亲眼看到竞选运动的开展，但许多人评论说，约翰逊在大选中似乎激情不足。也许是因为他的资金支持有限，但也有传闻，说他也许此前已得到洛克菲勒让他冷却一点的“鼓励”。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除了卡特任内的短暂间歇——当时我是卡特总统在阿肯色州的先锋，那时他希望联邦政府给他儿子安排一个职位——吉姆·约翰逊始终站在极右的一边，对我也越来越敌视。80年代，和许许多多南方保守派一样，他倒向了共和党，后又参加最高法院的竞选未果。此后，他便开始在暗中捣乱。我竞选总统时，他直接或间接地向任何轻信的人散布了许多天才的故事，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东部一些所谓的开明媒体中竟找到了若干上当受骗者——这些媒体正是他喜爱谩骂的对象——尤其是有关白水案。他是个狡诈的老流氓。糊弄他们准让他乐开了怀，如果当时华盛顿的那些共和党人成功地把我轰出了城，他就很有理由笑到最后了。
竞选结束后，我得放松放松，于是第一次来到了西海岸。雷蒙德伯伯的一位固定客户想买一辆新别克，这时正好库里没货。雷蒙德伯伯在洛杉矶一家车行找到了一辆“展品车”——供买车的人拿来试驾，看自己是否喜欢。经销商常常交换这些展品车，或是打折出售给对方。雷蒙德伯伯要我飞到洛杉矶，和帕特·布拉迪一起把车开回来。布拉迪的母亲是雷蒙德伯伯的秘书，布拉迪本人则是我的高中同学和乐队伙伴。如果我们两人一起去，就可以一路把车开回来。我们很想去。那时学生票非常便宜，雷蒙德伯伯几乎不用花几个钱就可以让我们飞过去，然后还能在车上挣些钱。
我们飞到洛杉矶，提了车，然后返回。但我们没有直行，而是绕了个小弯，去了趟拉斯韦加斯，因为我们觉得可能不会再有机会去那里看看。我还记得，当时在夜里开车越过平坦沙漠的情景。我们开着车窗，感受着温暖干燥的空气，欣赏着拉斯韦加斯远处闪烁的璀璨灯火。
那时的拉斯韦加斯很不一样。没有像“巴黎”或“威尼斯”那样的主题大酒店。当时只有叫斯特里普的酒店，在那里可以赌博娱乐。我和帕特没什么钱，但很想玩一下角子机，于是找了个地方，每人换了一卷五分硬币，玩了起来。不到15分钟，我便拉出了一个满堂红，而帕特则拉出了两个。这一情景立即被那些“独臂土匪”旁的“固定人质”看在了眼里。他们深信我们就是幸运之星，因此每当我们没有打出满堂红离开一个角子机后，他们就会扑上来，你推我抢地争夺我们留下的位置，好让自己拉个满堂红。我们也不理解，心想这几分钟准是用光了自己几年的好运气。但我们不想浪费运气。我们开回公路时，口袋里还鼓鼓地装着大部分赢来的钱。我想不会有人会带着这么多硬币。
把车交给雷蒙德伯伯后——他倒不介意我们绕了个弯儿，我就得做回乔治敦的准备了。竞选结束后，我和杰克·霍尔特谈了想去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的打算，但并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上一个春季，我曾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写信求职，收到回信说没有空位，不过他们会把我的信存档。我怀疑情况没什么变化。但回到温泉城没几天的一个清晨，我接到富布赖特的行政助理李，威廉姆斯打来的电话。李说杰克·霍尔特已推荐了我，外交委员会现在空出了一个助理文员的位置。他说：“你可以做兼职，每月35印美元，或是全职，每月50阗美元。”尽管我还睡意蒙咙，但这句话可听得清清楚楚。我说：“干两份兼职怎么样？”他笑了，说他要的正是我这样的人，周一早晨就得去报到。我高兴得简直要疯了。富布赖特领导的外交委员会已成为全国辩论外交政策的中心，尤其是辩论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的中心。现在我终于可以亲眼目睹戏剧拉开帷幕，即使是打打下手。另外，不用母亲和老爸的帮助，我便能自己支付上学的费用，既解除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也消除了我的负疚心理。我曾经很担心，在支付了我在乔治敦的各种费用后，他们怎么还能支付得起老爸的医药费。尽管那时没跟任何人说起，但我还是很担心，生怕要离开乔治敦，打道回府。家乡的大学要便宜得多。但现在，突然天赐良机，我既有机会留在乔治敦上学，还能为外交委员会工作。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杰克·霍尔特，感谢他推荐我到外交委员会工作；这一辈子，我都要感谢李·威廉姆斯，感谢他给丁我这份工作。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11
李·威廉姆斯打来电话后没几天，我便整理行装，开着一辆馈赠的车回到华盛顿。我的新工作要求我天天得去国会山，因此母亲和老爸把他们的“旧车”给了我。这是一辆仍三车龄的白色敞篷别克名使，内饰红白相间。老爸每三年左右就换一辆新车，然后把旧车送到二手车场卖掉。这回，我成了二手车场，心里别提有多高兴。车漂亮极了。尽管每加仑汽油只能开七八英里，但那时汽油便宜，随着“汽油大战”的掀起，油价跌到了每加仑30美分。
回到华盛顿的第一个周一，我按要求来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报到。办公室位于当时的新参议院办公大楼（现在叫做德克森大楼）的左手第二间。像街对面的老参议院办公大楼一样，新办公大楼也是一座宏伟的大理石建筑，但明亮得多。我和李好好聊了一会儿，然后被带到四楼。外交委员会的各办公室和听证室就在这里。委员会在国会大厦中也有一个更加气派的地盘，办公室主任卡尔·马西和几位资深工作人员就在那里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会议室，供委员会召开内部会议用。
我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时碰到了文件秘书巴迪·肯德里竟。他将是我的上司，将给我讲故事，也将在后来两年中为我提出许多实用的建议。巴迪的全职助手是伯尔蒂·鲍曼，一位善良大度的非裔美国人。他有时也开开出租，揽点儿私活，有时则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开车。此外还有两位和我一样来这里打工的学生，一位是来自阿肯色的菲尔·多兹尔，另一位是来自·亚拉巴马安尼斯顿市学法律的学生查理·帕克斯。
他们告诉我，我的工作就是在国会大厦和富布赖特参议员办公室之间来回传递备忘录和其他文件，包括机密材料，为此我还必须得到相应的政府涉密许可。除此之外，我还要做任何要求我做的事，从阅报，剪下重要文章供工作人员和有兴趣的参议员阅读，到处理对演讲稿和其他材料的索求，以及在委员会的邮寄名单上添加姓名等。要知道，这可是在电脑和电子邮件，甚至在现代复印机出现之前，尽管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确已不再用复写纸打字或手写文件，而改用早期的“施乐”复印。我剪辑的报刊文章多数没被复印过；它们只是每天被放人一个大文件夹里，上面附一张呈递顺序单，写着从委员会主席到普通委员的名字。每个人都会接到并阅读这些剪报，在顺序单上勾掉他或她的姓名，然后接着往下传。主要邮寄名单保存在地下室内。每一个名字和地址都打在一个小小的金属牌上，然后将它们按字母顺序存人文件柜。发邮件时，金属牌被插入一个机器，涂上油墨，然后压印在一封封传送过来的信封上。
我很喜欢到地下室，在金属牌上打新名字和新地址，然后将它们放人文件柜抽屉。由于我经常感到筋疲力尽，所以常常在那里小睡一会儿，有时只是在文件柜上靠上那么一会儿。我也真的喜欢为委员会班子做阅报与剪报工作。在将近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要阅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现在已停刊的《华盛顿星报》，此外还要看《华尔街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圣路易斯快邮报》。看最后这份报纸是因为大家认为，委员会至少应看一份来自“腹地”的好报纸。麦克乔治·邦迪当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时曾说过，任何公民只要每天看六份好报纸，就会知道得和他一样多。这我不清楚，但按他推荐的方法看了16个月的报纸后，我的确了解了许多，足以帮我通过罗兹奖学金的面试。要是那时便有“小事大赛”的话，我可能就是全国冠军。
我们还负责处理索要文件的请求。委员会制造了大量的文件：国外旅行报告、听证会专家证词、听证会的全部打字文本等等。我们在越南陷得越深，富布赖特参议员和他的助手召开的听证会就越多，希望以此让美国公众了解在北越和南越，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以及在中国等地，生活与政治的复杂因素。
文件室是我们的固定工作场所。第一年里，我每天工作半天，从下午1点到5点。由于委员会的听证和其他公务常常超时，我5点以后也常常不能走人，但我从没抱怨过。我喜欢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我喜欢富布赖特参议员和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工作可以很轻松地排进每天的日程里，部分是因为三年级只有五门课，而不是六门，部分是因为有些课早晨7点就已开始。我的三门课——美国厉史与外交、现代外国政府、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对我的新工作还很有帮助。更容易安排日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再次竞选班长的职位。
每天，我都盼望着早点上完课，好开车去国会山。那时很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那里的时光也的确让我兴奋不已。曾让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以压倒多数票获胜的绝大多数民众现在已开始离心离德。几个月后，民主党人就会发现，随着这个国家在应对暴乱、社会动乱和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的右倾，随着约翰逊总统不断加大国内支出并在越南越陷越深，他们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将在1966年的中期大选中减少。约翰逊总统声称，我们的国家可以同时拿出“枪支和黄油”。但人民已开始对此抱怀疑态度。在他当总统的前两年半里，约翰逊在议会取得丁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惊人的成功：1964年的《民权法》、1965年的《选举权法》、席卷全国的反贫穷立法，以及医疗补助和保健医疗制度等。后两项制度最终保证了穷人和老年人获得医疗照顾。
而现在，总统、国会和全国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向了越南。随着死亡人数增加，而胜利又遥遥无期，日益高涨的反战势头呈现了多种形式：从校园抗议到讲坛布道，从咖啡馆的争论到国会演说。我去外交委员会工作时，对越南并不太了解，因此也没有什么非常明确的观点。但当时我非常支持约翰逊总统，给了他一个“无罪推断”。尽管这样，还是很明显，各种事件正在合力消解他一边倒的选举胜利所迎来的辉煌进步时刻。
国家分裂的原因还不只是越南问题。1965年洛杉矶的沃茨暴乱事件以及好斗的黑人激进分子的崛起把他们的同情者推向了左翼，而把他们的反对者推向了右翼。令林登·约翰逊有理由尤其感到自豪的《选举权法》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应，特别是在开始实施阶段。约翰逊是一个极为精明的政治家，在签署《选举权法》后便说过，自己刚刚干掉了一代南方民主党。事实上，所谓的“民主党团结南方”长期以来就一点也不团结。1948年，休伯特·汉弗莱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民权演说，斯特罗姆·瑟蒙德则宣布脱党，并以南方民主党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所有这些令保守的民主党人极为不满，从此人心思离。1960年，约翰逊帮助肯尼迪抓住了好几个南方州赢得大选，但肯尼迪承诺过，要在南方公立学校和大学内根据法院指令实施种族融合，这又把更多的保守派白人推人丁共和党的怀抱。1964年，尽管以一边倒的票数输掉了竞选，戈德华特却赢得了五个南方州的选票。
然而到1966午，许多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仍然是南方民主党人，诸如奥瓦尔·福伯斯、吉姆·约翰逊和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参议院尽是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物，如佐治亚的理查德·拉塞尔、密西西比的约翰·斯坦尼斯，此外还有一些无德无望却有权有势的人物。然而对《选举权法》和其他民权工作造成的影响，约翰逊总统没有说错。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总统竞选时，在南方的得票都超过了汉弗莱。此后，仅有两个南方民主党人赢得白宫，一位是吉米·卡特，一位是我本人。我们赢得了足够的南方州来取得胜利，包括无数的黑人支持者和比非南方人所能争取到的更多白人选民。里根时代巩固了共和党对南方保守白人的控制，使共和党人在南方颇受欢迎。
里根总统走得更远，在竞选演说中竟为各州权利进行辩护，甚至含蓄地为费城、密西西比等地对联邦政府插手民权事务进行抵制的行为进行辩解。在这些地方，民权工作者安德鲁·古德曼、迈克尔·施韦纳和詹姆斯·切尼——两位白人，一位黑人——于1964年成为该事业的殉道者。从个人角度说，我一直喜欢里根总统，真希望他当时没有说这番话。在2ff）2年的中期选举中，尽管有柯林·鲍威尔、孔地·赖斯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士担任了布什政府的重要职位，但共和党仍然是靠种族赢得选举的。在佐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和民主党州长进行强烈抵制，这些州长曾下令拔掉插在佐治亚州州旗边上和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楼上的邦联旗帜。就在两年前，乔治·W．布什到南卡罗来纳州臭名昭著的右翼学校鲍勃·琼斯大学进行竞选活动时，拒绝就旗帜事件表态，反说这种事应由各州自己决定。得州一所学校坚持每天早晨升挂邦联旗帜，布什州长却说这不是一个州的问题，而是一个地方问题。他们还管我叫滑头！约翰逊总统早在1965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切，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做得对。对此我很感激。
1966年夏，尤其是在秋季选举后，所有外交和国内冲突都在美国参议院的审议工作中显露出来。我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参议院有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和“高雅戏剧”。我努力把一切都记在脑海。临时议长，亚利桑那州的卡尔·海顿，自他所在的州1912年加入合众国后就一直待在国会，在参议院待了40年。他又秃又瘦，·几乎是堆骨头架子。富布赖特参议员手下杰出的发言撰稿人塞斯·蒂尔曼曾打趣说，卡尔·海顿的年龄是“世上惟一看上去比他实际的90岁还老一倍的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蒙大拿州的麦克·曼斯菲尔德，15岁就报名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后成为大学教授，专治亚洲问题。他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达16年之久，直到1977年卡特总统派他到日本担任大使为止。曼斯菲尔德是个锻炼狂，每天早晨要步行五英里，90岁以后依然如此。他还是个真正的开明人士，看上去不苟言笑，其实却机智诙谐。他出生于1903年，比富布赖特参议员大两岁，一直活到98岁。我当总统后不久，有一次曼斯菲尔德和富布赖特共进午餐。席间他问富布赖特多大了，富布赖特说自己87岁。曼斯菲尔德说：“哦，回到87岁该多好。”共和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迪克森，在通过一些总统的立法时起到了关键作用，争取到足够的开明共和党人士的票数，压倒了南方民主党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反对。迪克森的长相很奇特，嘴特大，满脸皱纹，但他的嗓音更加奇特，又深沉又浑厚，洪钟般地吐出一个又一个简短的句子。一次他攻击民主党的开支习惯时唱了这么支小曲：“这儿十亿，那儿十亿，很快让你掏不起。”迪克森开口说话时，就像是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或是听到了卖蛇油的摇唇鼓舌，就看你怎么看了。
那时的参议院和现在的看上去大为不同。1967年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丢掉了4个席位，但仍然以64比36占据多数席位。这是个一面倒的群体，是我们现在通常都达不到的。但那时的分歧也很深，而且并不仅仅以党派划界。有几件事情至今没有改变：西弗吉尼亚的罗伯特·伯德仍然供职于参议院。1966年，他已经是主导该群体的规则和历史的权威声音。
老南方的八个州仍然每州拥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在1966年的选举前则有十名，但他们多数是保守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现在，只有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有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俄克拉何马有两位民主党人，加州则有两位共和党人。现在情况则相反。西部山区现在已稳稳当当成为共和党地盘，犹他州、爱达荷州和怀俄明州各有一名进步的民主党参议员。保守的印第安纳州有两位开明的民主党参议员，其中一位，伯奇，贝赫，是现在的参议员埃文·贝赫的父亲。后者是一位天才的领导人，也许有一天会当上总统，但不如他父亲开明。明尼苏达州的代表是聪明过人却谦虚谨慎的知识分子吉恩·麦卡锡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他是在休伯特·汉·弗莱当了约翰逊总统的副总统后接替他职位的。约翰逊选择了汉弗莱，而不是曾任纽伦堡纳粹战犯法庭总检控官的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汤姆·多德。多德奶儿子克里斯现又成了康涅狄格州在参议院的代表。艾尔·戈尔的父亲在参议院是最后一任，也是我这样的南方青年眼里的英雄，因为他和他的田纳西同事埃斯蒂斯·基福弗是1956年仅有的两个拒绝签署所谓的《南方宣言》的南方参议员。该宣言呼吁抵制法院规定的学校种族融合。脾气火爆的平民主义者拉尔夫·亚伯勒代表得克萨斯州。1961年，当约翰·托尔当选为共和党参议员，当来自休斯敦的年轻人乔治·赫伯特·沃尔克·布什当选为共和党国会议员后，得州未来的右倾趋势已露端倪。最有意思的参议员是来自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开始他是位共和党人，后来成为无党派人士，到1966年则成了一个民主党人。莫尔斯说起话来喋喋不休，却机灵、强硬，他和网拉斯加的民主党人格里宁是仅有的两名反对1964年“东京湾决议”的参议员。约翰逊总统声称，这一决议赋予他向越南开战的权力。参议院惟一的女性参议员是一位抽烟斗的共和党人，来自缅因州的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2004年，共有14名女性参议员，9名民主党人，5名共和党人。那时也有不少很有影响的开明共和党人，可现在，天哪，这个群体已基本销声匿迹。这些开明共和党人包括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布鲁克，他是参议院惟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纽约州的雅各布，贾维茨；佛蒙特州的乔治·艾肯——这是一个坏脾气的新英格兰老人。在他看来，我们的越南政策是在发疯，因此精辟地建议我们只要“宣布胜利，然后撤出”就可以了。
迄今为止，最有名的首任参议员是纽约州的罗伯特·肯尼迪。1965年他击败了肯尼斯·基丁，获得了现在希拉里占据的席位，与他兄弟特德胜利会师。鲍比·肯尼迪是一个迷人的人物，身上辐射出一种原始的能量。他走起路来驼着背，低着头，但看上去还是像一根卷起的弹簧，随时准备弹向空中。他是我惟一看到过这样走路的人。用普通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口才算不上一流，但他说起话来具有一种力量和激情，听起来给人一种很有魔力的感觉。如果他没有靠自己的姓名、长相和演说吸引住所有人的注意力，那他还可以靠自己的布拉姆斯，那是一条硕大的长毛纽芬兰狗，是我见到的最大的狗。布拉姆斯常常和肯尼迪参议员一起来上班。每当鲍比从新参议院大楼的办公室步行到国会大厦去投票时，布拉姆斯就会跟在他身边。一蹦一跳地跑上国会山台阶来到圆形大厅的旋转门前，然后耐心地坐在外边，等着主人出来一起走回参议院。无论谁，只要能得到那条狗的青睐也会得到我的尊敬。
约翰·麦克莱伦，阿肯色州的资深参议员，不仅是一位热情的保守人士，还硬得像根钉子，一旦被惹恼，准会伺机报复。他工作起来精力旺盛，很会抓权，也很会用权，无论是把联邦政府的钱弄回阿肯色州，还是钉住他认为干了坏事的人不放。麦克莱伦一生既雄心勃勃，又烦恼缠身，各种艰难困苦既锻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又在他内心孕育了怨恨。他父亲是位律师和农夫。17岁那年，在读完从坎伯兰法学院流动图书馆借来的各种法律书籍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口试，成为阿肯色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开业律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完兵役后，他回到家乡，发现妻子和另一男子有染，便和她离了婚。这在那时的阿肯色州是破天荒的。他的第二任妻子于1935年死于脊膜炎，当时他已成为众议员。两年后，他又娶了第三任妻子，诺玛。他们厮守了40年，直到他去世。然而他的伤心事远远没有就此作罢。1943-1958年间，他先后失去了全部三个儿子：第一个死于脊膜炎，第二个死于车祸，第三个死于小飞机失事。
麦克莱伦一生充满了传奇，也充满了坎坷。所有的悲伤都被他淹没在了战士忌酒里。他喝下的酒足以将国会大厦冲人波托马克河。几年后，他明白，醉酒与自己的价值观和自我形象不适应，因此决定彻底戒酒，堵住了他竟志铁甲上的惟一裂缝。
我到华盛顿时，他是权力很大的拨款委员会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常常把大笔资金拨给阿肯色州，用来完成诸如阿肯色河航运系统等项目。他后来又干了12年，共有六届，在1977年去世前他曾宣布不再竞选第七届。我在国会山工作时，麦克莱伦似乎是一个遥远的、几乎不可接近的人物，这也是他自己想给多数人的感觉。1977年我成为检察长后，曾和他相处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好，对我的前途也很关心，这让我很感动。我真希望他能把我看到的这一面展示给更多人，并且更多地在他的公共事务中反映出来。
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伦的区别则如同昼夜般分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无忧无虑，比较有保障，受教育的时间也长得多，因此思想也不那么教条。他于1905年出生于费耶特维尔，这是一个美丽的欧扎克出区小镇，位于阿肯色州北部，阿肯色大学就坐落在那里。他的母亲罗伯塔是当地一家报纸《阿肯色西北时代报》的编辑，一位心直口快的进步人士。富布赖特上的是家乡的大学，是一位明星学生，也是阿肯色野猪队的四分卫。20岁时，他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两年后学成归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法学院毕业后，他在华盛顿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政府律师，然后便回到家乡，和妻子贝蒂一起到大学任教。贝蒂是一位可爱优雅的女人。作为一位政治家，她甚至比丈夫还要成功。而后者在他们长达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总是把自己阴郁的一面藏起来，直到她1985年去世。我永远也不会忘记1967年或是1968年的一天晚上。当时我正在乔治敦独自漫步，突然瞧见参议员和富布赖特夫人参加晚宴后离开一个时髦的家庭。他们来到街上，以为周围没人会看见，参议员就把夫人搂在怀里，翩翩起舞。我站在黑暗处，但能看出，她是参议员生活中的一道光明。34岁那年，富布赖特被任命为阿肯色大学校长，成为美国主要大学里最年轻的校长。他和贝蒂似乎要在田园牧歌般的欧扎克山区迈向永久的幸福生活。然而几年后，他扶摇直上的势头显然突然受阻：新州长荷马·爱德金斯撤换了他，原因是他母亲犀利的批评社论。
1942年，由于没什么更好的事做，富布赖特便登记竞选阿肯色州西北部酌空缺议会席位。他如愿以偿。在惟一一届众议院任期中，他提出了富布赖特决议案，它呼吁美国加入国际组织以维护二战后的和平，从而预见了联合国的建立。1944年，富布赖特参加了美国参议院的竞选，也是为了有个机会进行报复。他的主要对手便是他的劲敌爱德金斯州长。爱德金斯喜欢树敌，这是政治中的危险特点。除了撤换富布赖特外，他还在两年前反对过约翰·麦克莱伦，甚至不惜对麦克莱伦主要支持者的退税进行查账，结果铸成大错。如我所言，麦克莱伦从不忘记或原谅对他的冒犯。他竭尽全力帮助富布赖特击败爱德金斯。富布赖特成功了。他们两人也就此扯平。尽管他们在参议院一起服务了30年，但富布赖特和麦克莱伦从来也没有走得特别近。两人都不太愿意和其他政治家建立起个人关系。他们的砍共同努力推动阿肯色州的经济利益，共同和南方集团一起投票反对民权。但除此之外，他们很少有什么共同之处。
麦克莱伦是个保守派，主张走军事路线，反对共产党。他希望税款只用于国防、公共设施和执法。他聪明有余，心计不够。在他眼里事情非黑即白，泾渭分明。他说话从不掩饰，如果对什么事情有怀疑，也从不表露出来，担心别人会小看自己。他认为政治与金钱和权力有关。
富布赖特则比麦克莱伦开明得多。他是位优秀的民主党人，一直喜欢并支持约翰逊总统，直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越南问题上闹翻。他支持进步税收，支持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的社会计划，支持联邦对教育的扶助，支持美国对负责缓解贫穷国家贫困问题的国际机构做出更慷慨的贡献。1946年，他提出法案，制定了一个促进国际教育交流的富布赖特计划，为来自美国和其他60个国家的成千上万名富布赖特学者提供了资金。他认为政治关系到观念的力量。
在民权问题上，富布赖特从没花费很多时间来为自己的投票记录进行辩解。他只是说，在诸如民权等问题上，他得按照自己的大多数选民的意志投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知道得和他一样多。实际上，这是他不想被击败的委婉说法。他签署了《南方宣言》，但先对它进行了一些淡化。直到1970年尼克松任内，他才投了民权法案一票。其间，在挫败尼克松总统提名反民权人士C．哈罗德·卡斯威尔出任最高法院职务时，他倒是起了关键作用。
尽管富布赖特对民权持消极态度，但他绝不是个软骨头。他厌恶那些打着爱国幌子上街游行的道貌岸然的煽动分子。当年，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乔·麦卡锡到处指控他人与共产党有牵连，对无辜的人民进行恫吓。多数政治家都吓得不敢吱声，甚至包括那些极其厌恶他的人。富布赖特在参议院投下了惟一一票，反对给麦卡锡的特别调查委员分会追加经费。他还和别人一起提出议案，审查麦卡锡。在约瑟夫·威尔奇向全国人民揭露了他的骗局后，参议院终于通过了上述议案。麦卡锡来得太早了——他如果出现在1995年掌管国会的那群人中，倒应该适逢其时。但在50年代初，在那个因反共歇斯底里症而变得极其脆弱的年代，麦卡锡是一个900磅的大猩猩，而富布赖特则是在他所有同事之前率先向他叫板的人。
对于外交事务中的分歧，富布赖特也从不躲闪。和民权领域不一样，在这个领域，他比自己的选民懂得多。他决定，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要去做，并希望能让选民们接受自己的做法。他主张多边合作，反对单边行动；他主张与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进行对话，而不是隔离；他主张提供更为慷慨的对外援助，减少军事干涉；他主张通过我们的榜样与观念的力量，而不是武力来赢得人们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我喜欢富布赖特的另一个原因是，除了政治外他在其他方面的兴趣也很广泛。他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开发自己所有的才能，享受转瞬即逝的生命。有人认为权势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为追求幸‘福所提供的保障与机会，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十分愚蠢与不值一驳的。富布赖特喜欢与冢人、朋友共度时光，每年都要休假几次来修整、充电，博览群书。他尽管已78岁，仍喜欢打野鸭，也喜欢打高尔夫球。他和人聊天十分专注，说起话来带有一种优雅不凡的口音。放松的时候，他口若悬河，句句在理。不耐烦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采用一种夸张的说话方式，语调中透露出高傲与鄙视。
富布赖特曾支持1964年的“东京湾决议”赋予约翰逊总统权力，向明显攻击那里的美国船只的行为做出反应。但到了1966年夏，他得出结论，我们的越南政策已被引入歧途，注定会失败，而且这也是更大的错误模式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给美国与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6年，在他最有名的著作《权力的傲慢》中，富布赖特发表了自己对越南的看法以及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批评。几个月后，我加入了委员会的班子，他签名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富布赖特的核心观点是，伟大的国家陷入困境之后，如继续“傲慢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企图在不该在的地方做不该做的事，那么这些大国就会陷人长时期的衰落。对任何根植于传道士般热情的外交政策，他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这样的外交政策会使我们步人承诺的歧途，“这种承诺尽管慷慨大方、好心好意，却负担过重，即使美国这样有能力的国家也承受不起”。他还认为，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服务于反共之类的抽象概念，而并没有弄明白当地历史、文化、政治等情况，那我们只能是在帮倒忙。1965年，我们单边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内战就是个例子。在这场内战中，由于担心左翼总统胡安，博斯会建立起一个古巴模式的共产党政府，美国便支持了拉菲尔·特鲁希略将军压迫的、反动的、常常是嗜血的独裁政府的那些同盟者。特鲁希略的军人独裁统治长达30年之久，直到1961年他被暗杀才告结束。
富布赖特认为在越南我们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只是规模更大。约翰逊政府及其支持者把越共视为中国在东南亚扩张的工具，因此要在亚洲各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向共产主义之前加以阻止。于是美国便开始支持南越反共却谈不上民主的政府。当南越证明没有能力独立打败越共时，我们就扩大支援，派遣了美国军事顾问，直至最后派遣大批武装部队，来保卫在富布赖特看来是一个“懦弱、独裁，并未赢得南越人民忠诚的政府”。富布赖特认为，钦佩富兰克林·罗斯福、反对殖民主义立场的胡志明，主要关心的还是让越南独立于所有外国势力。他认为，胡志明绝不是中国人的傀儡，而是和历史上的越南人一样，反对并且担心北方那个比自己强大的邻居’。因此他认为，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足以证明我们有理由付出与夺走这么多的生命。尽管这样，他也不主张单方面撤军，反而支持使东南亚“中立化”的努力。美国撤军的条件是所有各方都同意南越进行民族自决，并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与北越统一。不幸的是，1968年在巴黎开始和谈时，这样的理性决议已经不再可能了。
就我所知，所有在外交委员会工作的人对于越南都和富布赖特有同感。他们还越来越感觉到，约翰逊政府的政治与军事领导人始终在夸大我们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此他们开始系统地向政府、国会和全国呼吁改变政策。在我写这段话时，一切都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直截了当。但那时，富布赖特，他在外交委员会的同事和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实际是在走一条政治的高架钢索，以通过危险的岩石。两党的战争鹰派人物都在指控委员会，尤其是指控富布赖特，称他们在向我们的敌人提供“援助和慰藉”，在分裂国家，在削弱我们战斗到底直至胜利的决心。然而，富布赖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他遭受到尖锐的批评，但听证会还是强化了反战情绪，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反战集会和“辩论宣讲会”中。
我在那里的时候，外交委员会就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态度、中美关系、美国国内目标与外交政策的可能冲突、中苏在越南冲突上的分歧的影响、国际关系的心理因素等问题举行了听证会。这时也出现了一些批评我们政策的杰出批评家，诸如《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前驻苏联大使、“遏制”苏联论缔造者乔治·凯南，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著名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退役将军詹姆斯．加文，革命运动专家克莱思·布林顿教授等。当然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证人。其中最起作用的是副国务卿尼克·卡岑巴赫，他至少还鼓励过我，因为他在肯尼迪总统的司法部做过民权工作。富布赖特还私下会见过国务卿迪安·拉斯克，通常是一大早在富布赖特办公室喝咖啡。
我发现拉斯克和富布赖特之间的动态关系很有意思。富布赖特本人曾上过肯尼迪很少几个国务卿人选的名单。多数人认为他之所以最后被排除是因为他的反民权记录，特别是他还签署了（南方宣言）。拉斯克也是位南方人，来自佐治亚州，却同情民权运动，也没有承受富布赖特所承受的那种政治压力，因为他并不是国会议员，而只是外交政策机构的一个成员。拉斯克对越南冲突的看法可以用简单朴实的话来概括：这是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在亚洲的战场。如果我们输掉了越南，共产主义将会席卷整个东南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我一直以为，富布赖特和拉斯克对越南之所以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部分是由于他们年轻时在英国当罗兹奖学者时所处的时代极不相同。1925年富布赖特到牛津时，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已开始实施，德国承受了沉重的经济与政治负担，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垮台后的欧洲与中东版图也被重新划分。获胜的欧洲列强对德国的羞辱，以及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在参议院拒绝国际联盟、拒绝通过《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等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导致了德国超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和希特勒的崛起，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富布赖特极不愿意重犯类似错误。在他看来，各种冲突从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因此他总是避免将对手妖魔化，一开始总是会寻求谈判解决的办法，最好是在多边框架内。
相反，拉斯克是30年代初才去牛津，当时纳粹已上台。后来他一直关注着英国内维尔·张伯伦首相与希特勒毫无希望的谈判，这种做法得到了历史上最痛苦的教训：绥靖主义。拉斯克将共产主义与纳粹的极权主义相提并论，同样不屑。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采取行动控制东欧，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这使拉斯克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反对个人自由，变得咄咄逼人。他决心绝不让自己当一个绥靖主义者。因此，他和富布赖特看待越南问题的不同角度自然就产生出无法弥合的精神与情感分歧，而且早在越南出现在美国的雷达屏幕上的几十年前，这种分歧就已形成。战时妖魔化对手的自然倾向及约翰逊、拉斯克等人绝不“输掉”越南的决心大大加深了主战派一方的心理隔阂，持久地损害了美国的威信，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威信。我也看到这同一种强迫症在我当总统的和平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我与共和党国会及其同盟的意识形态斗争上所起的作用。要是失去了理解、尊重或信任，那任何妥协，更不用说承认错误，都会被看成软弱、不忠的表现，是必定导致失败的因素。
对于60年代末越南问题上的鹰派来说，富布赖特是轻信、幼稚的代名词。幼稚是所有好心人都应警惕的问题。但过于精明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在政治领域，如果发现自己已陷入洞穴，那么一条首要原则便是不要再挖下去：如果无视可能出现的错误，或是打定主意不予承认，就无疑是大大地又挖了一铲。我们在越南面临的困难越多，国内的抗议浪潮也就越高，派出的军队也就越多。1969年，我们派出的军队达到了54多万人的最高峰，最后现实终于逼迫我们改变方向。
目睹这一切事情的发展使我又吃惊又着迷。我阅读了所有能读到的东酉，包括我常常要发送的、盖有“机密”和“秘密”印章的文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无论在战争中是否取得进展，我们国家都在被引入歧途。富布赖特每天都会收到一个名单，上面写着阵亡在越南的阿肯色州青年的名穿。我每天都要到他办公室去查看一下名单，这已成为一个习惯。一天我看见了我的朋友和同学汤米·扬的名字。就在他将要回家前几天，他乘坐的吉普车轧上了地雷。我十分悲伤。汤米·扬是位高大、聪明、笨拙、敏感的家伙。我原以为他长大后准会生活得很好。在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看到其他一些我相信在生活中肯定会付出与得到更多的人的名字，让我第一次为自己还在当学生，只是远远地接触越南的死亡而感到痛苦与愧疚。有那么一阵子，我甚至想退学参军——毕竟我不仅是个民主党人，而且倌奉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尽管我反对这场战争，但这并不意味自己有权利逃避这场战争。我对李·威廉姆斯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退学是在发疯，我应该继续为结束战争尽自己的力量。我去当兵，说不定是再去一个送死的，什么也证明不了。从理性上说，李的话我能理解，我也继续在做自己的事儿，但心里总觉得不对劲。毕竟我父亲曾是一位二战老兵。我敬重军人，即使我认为他们当中许多负责人都缺乏头脑，只是一介勇夫罢了。于是我和愧疚展开了一场私人较量。我们成千上万热爱祖国但仇恨战争的人都曾进行过这样的较量。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来说，不容易在脑海中重现那些已经久远的年代。对于那些经历过的人来说，也没有必要再说什么。在国内，战争也造成了伤亡，甚至那些最自信的反战者也未能幸免。富布赖特喜欢，也佩服约翰逊总统。他很高兴成为推动美国前进的团队一员，即使是在他帮不了多大忙的民权方面。他工作时总是呈现出精神饱满的面貌，但他极不愿成为一个遭受谩骂与孤立的局外人。一天清晨，我去上班时看见他正独自一人沿着走廊向办公室走去，一脸的悲伤与沮丧。在蹒跚地走向自己该诅咒的责任时，他有一两次差点儿撞到了墙上。
尽管外交委员会关心的还有其他事情，但越南却像个阴影，始终笼罩在委员会所有成员包括我的头上。我在乔治敦的头两年里几乎保存了自己所有的课堂笔记、论文和试卷。从第三年起，我保留下来的只有两篇并不怎么样的货币银行课的论文。到了第二学期，我甚至退出了“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这门课，这也是我在乔治敦大学退出的惟一一门课程。
1967年春，老爸的癌症复发，被送进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的杜克医疗中心治疗了几个星期。每到周末，我便驱车266英里，从乔治敦赶去看他。每个周五下午动身，周日深夜赶回。我无法既去看老爸，又上共产主义课，所以只好“逃课”。这段时间也是我年轻时最累但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我一般周五深夜赶到达勒姆，然后去接老爸，和他一起共度周六。周日上午和中午我们也在一起，这以后我就得返回学校，回到工作中。
1967年3月26日，这是个复活节礼拜日，我们一起前往宏伟的哥特式杜克教堂做礼拜。老爸从来也不怎么去教堂，但这次做礼拜，他似乎真的很开心。也许听到耶稣也是因为自己的罪孽而死这样的话让他感到了一些宽慰。也许当我们齐声共唱那首美妙而古老的赞美诗《与所有光荣之子同唱》时，他终于相信：“与所有光荣之子同唱，高唱救赎之歌！死亡与悲伤，地球黑暗的故事，属于过去的日子。四周云层正开裂，时间的风暴很快将过去；上帝模样的人类醒来了，知道了永恒的安宁。”做完礼拜后，我们开车来到查珀尔希尔，那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到处鲜花盛开，长满了山茱萸和紫荆花。南方多数的春天很美丽，而这个春天格外妖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复活节。
在那几个周末中，老爸和我说话的方式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聊的多数只是日常琐事，我的生活、他的生活，谈谈母亲和罗杰、家庭和朋友等等。有些谈话则比较深人一些，特别是谈到他知道自己很快将结束的这一生时。但即使是琐碎小事，他说起话来的那种豁达、深邃、无拘无束，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那些漫长倦怠的周末中，我们消除了以前的隔阂，他承认我是爱他的，也原谅了他。假如他以前就这样勇敢，这样有尊严地面对生活，如同他面对死亡那样，那他准会是个好伙计。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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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临近结束时，又到了选举的时间。大约一年前我就决定参加竞选学生会主席。尽管我经常不在学校，却和朋友以及各种活动保持着联系，鉴于我以前的成功，我觉得自己会赢。但没想到有很多事情自己已不甚了解。我的对手特里，莫奇林是我们的副班长，为这次竞选已准备了一年，不仅到处拉人，还制定了竞选策略。我只拿出了一个具体但平庸的纲领。莫奇林利用了全国大学校园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利用了许多学生针对乔治敦大学刻板的学习要求与校园规定所表达的具体反对意见。他模仿汽车公司的标语“道奇起义”，把自己的竞选运动命名为“莫奇起义”。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把自己刻画为头戴白帽、反对耶稣会校当局和我的形象。由于我和学校当局关系良好，由于我拥有工作和汽车，由于我正统的竞选运动，还由于我热情洋溢的风格，我成为了校方的候选人。我干得很起劲，我的朋友也一样。但从莫奇林和他的手下的工作热情能看出，我们有了麻烦。例如，我们的标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作为报复，临近选举的一个晚上，我们一些伙计撕下了莫奇林的标语，塞进汽车后备箱，然后开到外边扔掉。他们会被逮住，受到惩戒。
事情就这么玩完了。莫奇林把我打得稀里哗啦，717比570。他应该赢。他想得比我周到，组织得比我好，干得比我起劲。他也更需要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也许一开始就不该参加这次竞选。对于多数学生提出的减轻必修课程负担的要求，我是不同意的，我喜欢那些课程。我失去了对校园生活的独特关注，而在先前赢得班长的竞选中，校园生活给了我力量。我每天不在梭园里也很容易让我被描绘为校方的马屁精，趁着时代的动乱投机取巧。但失败带来的不快很快就过去了。到了年底我又开始期待在华盛顿过夏天，期待到外交委员会工作，期待上新课。我并不知道，无论是对我还是对美国而盲，1967年之夏都处于风暴前的宁静之中。
到了夏天，华盛顿的节奏慢了下来，国会通常在整个8月休会。要是你年轻，对政治感兴趣，不怕热的话，那时去华盛顿是个好时机。基特·网什比和我另一位同学吉姆·摩尔在波托马克大街4513号租了一幢老房子，就在乔治敦大学校园后面一英里左右，靠近麦克阿瑟大道。他们邀请我去和他们同住，并且一直住到四年级。到那时汤姆·坎贝尔和汤米·凯普兰也会搬过来。房子有五间卧室、一个小小的起居室和一个像模像样的厨房。此外在二楼的卧室外还有两个露台。在那里我们白天可以晒太阳，有时我们还睡在外面微风习习的夏夜中。房子的主人曾在50年代初撰写过全国管道编码。起居室的书架上现在还放着这么一套有意思的书，不协调的是，让这套书立得直直的是一个贝多芬弹琴的书立子。这是整幢房子中惟一有意思的艺术品。我的同屋将它赠送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
基特·阿什比是达拉斯一位医生的儿子。我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时，他在为华盛顿州的参议员“勺子”亨利·杰克逊工作。和林登·约翰逊一样，杰克逊也是一位国内事务的开明人士和越战的鹰派人士。基特和杰克逊的观点一样，我们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吉姆·摩尔是个军队小子，到处都生活过。他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历史学家，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对越南的观点差不多介乎基特和我之间。在那年夏天以及后来的四年级期间，我和他俩结F了永久的友谊。从乔治敦大学毕业后，基特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后来成了一位国际银行家。我当总统后曾任命他为驻乌拉圭大使。吉姆·摩尔和他父亲一样参了军，后来做起了州退休金投资生意，做得非常成功。80年代，许多州都陷入了退休金投资方面的麻烦，对于我们在阿肯色州应如何做，他免费给了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那年夏天，我们都过得很开心。6月24日那天，我来到宪法大厅，欣赏雷·查尔斯的演唱。我那时的约会女友是卡琳·简，一个迷人的女孩；当地的女子学校曾为乔治敦大学的男孩子们举办过无数次交谊会，简就是我在其中一次交谊会上认识的。她差不多和我一样高，有一头金黄的长发。我们坐在楼座的后面，那里除了我俩只有很少几个白人。我听过雷演唱《我该如何说》中最好听的那几行：“告诉你妈妈，告诉你爸，我要送你回到阿肯色。”从此我就喜欢上了他。演唱会快结束时，雷鼓动听众们在过道里跳起舞来。那天夜里回到波托马克大街后我仍然兴奋得难以人睡。到了凌晨5点，我干脆起床，出去跑了三英里。那场演唱会的票根我一直保留了十来年。
30年代，“美国革命女儿会”曾拒绝允许伟大的玛里恩·安德逊来此演唱，因为她是位黑人。自此，宪法大厅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时期。然而许多黑人青年已远远不满足于进入音乐厅。贫困、持续的歧视、针对民权积极分子的暴力行动、不成比例的黑人在越南阵亡，所有这些再次激起了黑人的战斗精神，尤其是在美国城市中。马丁·路德·金曾在那里奋力争取美国黑人的情感与思想，抵御较为好战的“黑色力量”观念。
60年代中期，各种规模与强度的种族骚乱席卷了南方以外地区的贫民窟。1964年前，黑人穆斯林领袖马尔科姆·X摈弃种族融合，主张“惟有黑人”，以此抗击贫穷和其他城市问题，并预言会发生“比美国白人已经历过的还要多的种族暴力”。
1967年夏，我在华盛顿过得很快乐，而纽瓦克和底特律却发生了严重的骚乱。那年夏末，美国城市发生了160多起骚乱。约翰逊总统任命了一个全国民事动乱顾问委员会，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科纳负责。该委员会发现骚乱是由警察的种族主义和野蛮执法，以及黑人缺乏经济和教育机会而引起的。结论只有一句话：“我们国家正朝着两个社会发展，一个是黑人社会，一个是白人社会——它们是隔离的、不平等的。”这句话极具前瞻性，后米成为了名言。
在那个多事之夏，华盛顿却相对平静，但有好几个星期，每到夜晚，黑人激进分子就会占据离白宫不远、位于康涅狄格大街和马萨诸塞大街交会处的杜邦圆形广场，让我们稍稍体验了一下“黑人力量”运动。我一个朋友认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一天晚上带我去那里听他们说什么。他们是有点儿自以为是，，非常愤怒，有时还语无伦次，但他们并不傻。尽管我并不同意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但他们怨恨的根本问题却是真的。
民权运动的战斗精神与反战运动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尽管反战运动最初是中产阶级富裕白人大学生以及他们在前辈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领袖等群体中的支持者发起的抗议，但该运动许多早期领袖也曾投身于民权运动。1966年春，反战运动已超出了其组织者的预料，全美各地都发生了声规模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富布赖特听证会以及社会对此的广泛反应也是推动这些活动的一个原因。1967年春，30万人来到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参加了反战示威活动。
四年前我曾在马里兰大学校园参加过“少年国家”活动。那年夏天这里成了进步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大会的会场，我也正是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反战活动家。与“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相比，全国学生联合会较为温和，但在反战方面却坚定不移。前一个春季，有人透露，该组织多年来一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来进行其国际活动。这个消息损害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声誉。尽管如此，该组织还是拥有美国各地众多学生的支持。
一天夜里，我来到学院公园校区参加大会，想看看那里正在做什么，结果撞上了来自小石城的布鲁斯·林赛。在1966年的州长竞选中我曾见过他，当时他正为布鲁克斯·海斯工作。他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西南地区的代表，同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戴比·塞尔一起来参加会议。无论在我当州长还是总统的时候，布鲁斯都是我的密友、顾问和知己。他这样的朋友人人需要，也是所有总统不能没有的。后来戴比帮我在纽约站稳了脚跟。但在1967年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大会上，我们只是三个外表普通、行为平常的阿肯色青年，我们都反对战争，都在寻找同伴。
全国学生联合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不喜欢比较好战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但都希望被看成是致力于结束一场战争的阵营里的一员。大会最著名的发言是阿拉德·洛温斯坦所做的。他呼吁学生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到1968年时打败约翰逊总统。那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在痴人说梦，但形势急转直下，很快便证明阿拉德·洛温斯坦是位预言家。不到三个月，反战运动将在林肯纪念堂组织十万名抗议者。其中300多人退还了自己的兵役应征卡，由两位年长的反战勇士呈递给司法部。他们一位是耶鲁大学的牧师威廉·斯洛恩·科芬，一位是著名的儿科医生本杰明·斯鲍克博土。
有意思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还有着反对严酷专制主义的历史，因此那里还出现了波罗的海“被奴役国家”的代表。我和一位代表拉脱维亚的妇女聊了会儿。她比我年长几岁。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去参加类似会议是她的职业。她信心十足地说，她相信总有一天苏联共产主义会失败，拉脱维亚会重获自由。那时，我觉得她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她最后成了和阿拉德·洛温斯坦一样的预言家。
除了委员会的工作和偶尔出去跑跑，我还在暑期学期上了三门课：哲学、伦理和美国的远东外交。我第一次读到了康德和克尔恺郭尔，黑格尔和尼采。伦理课上我做了许多笔记。8月的一天，另一位学生问我期末考试前可否花几个钟头时间和他一起过一遍我的笔记。此人聪明过人，但很少上课。8月19日，在我21岁生日那天，我还是花了四个钟头和他过笔记，结果那位伙计的考试得了B。25年后，我已当上了总统，我这位先前的学习伙伴，图尔基·阿尔法塞尔，已故沙特国王的儿子，当上了沙特阿拉伯情报局局长，并且一直干了24年。我不太相信他的哲学成绩和他生活中的成功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喜欢拿这事开玩笑。
美国外交课的教授朱尔斯·戴维茨，一位杰出的学者，后来曾帮助埃夫里尔·哈里曼撰写回忆录。我的论文是关于国会和东南亚决议。该决议便是著名的“东京湾决议”。1964年8月2日与4日，美国两艘驱逐舰。麦道克斯号与C．特纳乔伊号据称遭到了北越舰只的袭击。美国即予报复，攻击了北越海军基地和一个油库。1965年8月7日，在约翰逊总统的授意下通过“东京湾决议”，授予总统“采用所有必要的手段来击败任何针对美国军队的武装攻击，以防止进一步的侵略”，以及“采用所有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来帮助任何“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保卫自己的自由”。
我论文的主要观点是，除了韦恩·莫尔斯参议员，没人认认真真地研究或甚至质疑过该决议是否符合宪法、是否明智。这个国家和国会都气得直跺脚，希望表明我们不喜欢被推来推去，或是被赶出东南亚。戴维茨博士喜欢我的论文，说值得发表。我不敢肯定，因为有那么多得不到回答的问题。除了宪法问题外，一些杰出的记者还质疑所谓的攻击是否真的发生过。我写完这篇论文时，富布赖特要求五角大楼提供更多关于此次事件的情报。委员会对东京湾的审查一直进行到1968年。调查似乎证实，至少在第二个日子，即8月4日，美国驱逐舰没有受到炮击。历史上很少有这么一个算不上大事的事件引发了这么重大的后果。
不到几个月，这些后果将把林登·约翰逊砸个鼻青脸肿。“东京湾决议”被迅速而且几乎是一致通过，这已成为一个痛苦的例子，证明了一句古老的谚语：生活最大的诅咒是应验了的祈祷。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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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年级那一年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一方面是有趣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是剧烈的个人和政治事件。当我回首往事时，觉得似乎不可思议，竟会有人同时经历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事，但人们总是要寻求快乐并且在困难甚至怪诞的情况下对付日常生活中的痛苦。
我选修了两门特别有意思的课，一门是国际法研讨课，一门是欧洲历史研讨课。国际法由威廉·奥布莱思博士讲授。他同意我做一篇关于对征兵进行有选择良心抗拒的论文，除了考察美国的征兵制度，也要考察其他国家的征兵制度，同时探讨准许良心抗拒的法律与哲学基础。我的论点是，良心抗拒不应限于那些出于宗教原因而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士，因为这种例外的基础不是神学教条，而是个人对服兵役的道德抗拒。因此，尽管要对个案进行判断有难度，但如果其提出的理由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政府应允许进行有选择的良心抗拒。70年代结束征兵使我这个观点成了一个悬案。
欧洲历史研讨课基本是对欧洲思想史的一个概览，由希沙姆·沙拉比教授讲授。沙拉比是一位黎巴嫩人，他聪明过人，学识渊博，对巴勒斯坦事业充满激情。我记得上这门课的共有14名学生，每学期14周，每周两课时。我们阅读了所有的书，但每周要有一名学生在讨论开始前对本周要求读的书做十分钟发言。十分钟内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可以概述本书的内容，谈谈该书的中心思想，或是讨论你特别感兴趣的每个方面，但一切都必须限制在十分钟内。沙拉比教授认为，如果你做不到，那就说明你没有看懂书。对于这个时限他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过对一位主修哲学的学生，他倒是格外开恩。该学生用了“本体论的”一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原以为这只是个医学专业的词汇。他滔滔不绝，大大超过了十分钟的时限。当他终于倒完了肚子里的货时，沙拉比教授用他那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瞪着他说：“我要有把枪，就毙了你。”呵呵。我的发言是关于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这本书有多好，我不敢肯定，但我用了简单的词汇，而且，不管你信不信，刚好过九分钟就结束了发言。
1967年秋，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准备将于11月召开的大西洋共同体大会。作为该会九个研讨会的主席，我的工作就是安排会议代表，分配论文题目，并为总计高达81次的小会议聘请专家。乔治敦大学从欧洲、加拿大和美国各地请来学生参加一系列的研讨和演讲。以考察该共同体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两年前我曾参加过这个大会。会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代表是一位来自阿肯色州的西点军校学员韦斯·克拉克。他不仅全班第一，还是一位罗兹学者。由于欧洲对越南战争持反对态度，我们和欧洲国家的关系紧张起来，但由于北约对于冷战期间欧洲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可能出现严重分裂。大会办得极为成功，主要是因为学生的素质很高。
那年秋天，老爸的病又复发了。癌细胞已经扩散，而且很明显，再治疗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他在医院里住了一阵，想要回来，好死在家里。他对母亲说不想让我缺太多课，所以没有马上打电话给我。一天，他说：“到时候了。”母亲便通知了我，我飞了回去。我知道这一天就要到来，只是希望我回去时他还能认出我，这样我就能告诉他我爱他。
我到达后，老爸早已卧床，只有上卫生间才起来，而且得有人搀扶。他瘦了很多，也很虚弱。每一次要站起来时，膝盖都会抖个不停。他就像个木偶，绳子握在一只往上一拽一拽的手中。我和罗杰一起帮他时，他似乎很开心。我猜想，扶他上卫生间，再回到床上，也许是我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对此，他心情很好，一边笑一边说，简直糟透了，不是吗，好在马上就可以结束了。后来他变得更加虚弱与不安，连搀着都走不动路，这时只好不再上卫生间，而改用尿壶，但当着母亲那些前来帮忙的护士朋友们的面，他很不愿意用。
尽管他正在迅速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他的头脑和声音在我回来的三天里还是很清楚的，我们好好地聊了几次。他说他走后，我们会过得很好，他肯定我在一个月后举行的面试后能获得罗兹奖学金。一周后，他已基本处于半昏迷状态，尽管直至最后，他思想的涌动从未停止。有两次他醒来时告诉我和母亲他还活着。有两次他本该处于深度昏迷或因服用太多镇静剂而无法思考、无法说话的时候（癌细胞已扩散到他的胸腔，至此他一直只肯服用阿司匹林，此刻已没必要再让他吃阿司匹林的苦头），他却突然问我，这么长时间不到学校上课真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我就真没必要留在这里，因为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况且我们最后也谈得很好。对此，我们都深感惊讶。当他已完全不能说话时，他还会醒过来，盯住某一个人，然后发出声音，让我们明白一些诸如想在床上翻个身之类的简单事情。他脑海中还闪现过什么，我就只有靠猜想了。
在他最后做出想要交流的努力后，还撑了可怕的最后一天半。听到他发出阵阵沉重急促的呼吸，看到他身体肿胀得不成样子，丝毫不像我以前看到的那样，我们都感到很难过。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母亲走进来，失声痛哭地告诉他，她爱他。毕竟对母亲来说他已经结束了，我希望，母亲说的是真话，与其说是为老爸，不如说是为她自己。
老爸的最后几天中，许多人来家里看望了他，这也是乡村的惯例。家人和朋友们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表达他们的同情。多数人还带来了吃的，我们因此都不用做饭，还能招待其他来客。由于我几乎没合眼，而且谁来了都要陪着一起吃饭，在家的两周里我长了十磅。然而在等着死神最终把老爸带走前，我们无事可做。有这么多东西吃，有这么多朋友来看望，也是一件值得宽慰的事。葬礼那天下起了雨。我小的时候，老爸常常在暴风雨天望着窗外说：“不要把我埋进雨里。”这是一句老话，不懂类似的话你很难在南方和人交谈。当时他说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很在意，只是有一种感觉，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他对于葬身雨中有一种深深的恐惧。现在真的要兑现了。毕竟他已经遭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病痛，结局应该更好一些。
在驱车前往教堂和在整个葬礼的过程中，我们都很担心。牧师低沉单调地说了许多关于老爸并不真实的好话。老爸要是听到了这些话，准会不屑一顾，觉得好笑。和我不一样，老爸对于一般的葬礼向来是不怎么看重的，对干自己现在的也不会很喜欢，除了那首赞美诗，那是他亲自挑选的。葬礼结束后，我们几乎是跑着出去，想看看是否还在下雨。没错，是还在下。在缓缓地开往墓地的一路上，我们因担心天气竟忘了悲伤。
然后当我们驶离大街，开上通向墓地的窄路，一步步靠近新挖好的墓坑时；是罗杰第一个发现雨停了，他差点儿朝我们喊起来。我们竟然无法置信、不近情理地高兴起来，放下心来。当然这事我们对谁也没说，只是在脸上露出浅浅的、会心的一笑，就像他在乐天知命后脸上常露出笑容那样。在走完了漫长的生命旅程，来到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地方时，他终于看到了上帝的宽容。他没有被埋进雨里。
葬礼一个月后，我又回到家乡参加罗兹奖学金的面试——自高中以来，我便在等待着这一天。美国每年都会选出32名罗兹学者到牛津大学学习两年，经费由1903年根据塞西尔·罗兹的遗嘱建立的信托基金会支付。罗兹在南非开采钻石赚了大钱，便开始为所有现今和先前的英属殖民地国家青年提供奖学金，要求是他们必须表现出杰出的理智、体育和领导才能。他希望那些被选送到牛津大学的人不只限于喜欢学习和学习成绩好，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更有可能“看重履行公共责任”而不是纯粹的个人追求。多年来，只要候选人在其他一些非学术的领域有卓越的表现，评选委员会就不会太考虑他体育好不好的问题。几年后，信托基金会还将准许女性参加竞争。学生可以在其居住州申请，也可在他上学所在地申请。每年12月，每个州都会提出两名候选人，送他们前去参加八个地区选拔赛中的一个，最后选出下一学年的罗兹学者。评选过程要求候选人提交五到八封推荐信，写出一篇文章，阐述他为什么想去牛津上学，并登记参加州级及赛区级的面试。面试委员会由前罗兹学者组成，主席则为非罗兹学者。我请塞贝斯神父、贾尔斯博士、戴维茨博士和我二年级的英语教授玛丽·邦德做我的推荐人，此外还有家乡的本涅特和弗兰克·霍尔特，以及富布赖特参议员的演讲撰稿人塞斯·蒂尔曼，他曾任教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按照李·威廉姆斯的建议，我也请了富布赖特参议员。原先我并不打算麻烦他，他因为对战争的关注而变得心情日益沉重，但李说他想写，他的确为我写了一封评价很高的推荐信。
罗兹奖学金委员会要求推荐人除了写明我的优点外，还要写出我的缺点。乔治敦的人很大度地说我体育不是太好。塞斯除了说我完全有获得该奖学金的资格外，也说“在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时，他并没有表现得特别能干；这种工作不值得他去花费心思，他脑子里似乎常常装着其他事情”。这倒让我很新鲜；我还以为自己在委员会干得不错，但正如他说的，我脑子里还装着其他事情。也许这也能说明为什么我总是无法集中精力做我的论文。最后，我终于没法再在家里写下去，便到国会山上离新参议院办公大楼一街之隔的一家旅馆开了间房，好彻底安静一下。要讲清自己这短短的人生道路，要讲清他们有什么理由送我去牛津，的确比我原来想像的难。
开头我是这样写的，我来到华盛顿是“为自己一生从政做好准备”；我请求委员会送我去牛津“深入学习那些我刚刚开始涉猎的课程”，希望以此来“铸造一种能够承受政治生活压力的才智”。那时我觉得文章写得挺不错。现在看来则显得有些牵强造作，似乎是在努力寻找一位极有修养的罗兹学者说话的口气。也许这只不过是年轻人的认真劲头，也许这只是因为生活在一个许多事情都被夸大了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