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指挥维吉尔·斯帕林高大魁梧，一头深色鬈发，文质彬彬，很讨人喜欢。他指挥得很好，还是个一流人物。斯帕林先生负责组织每年都在温泉城举行的州管乐节，一搞就是好几天。他得把所有乐队的演出，几百场独奏和合奏，安排在各初中和高中教学大楼的教室里进行。每年，他还得在大标语牌上安排好所有的日期、场次和场地。我们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则在放学后留下来，一连几个晚上加班，帮他妥善安排好一切。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后来都被我很好地派上了用场。
在几次州管乐节上，我荣获了好几枚独奏与合奏奖章，还有几枚是学生指挥奖，对此我颇为自豪。我喜欢研读乐谱，并努力指挥乐队严格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演奏曲目。在我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伦纳德·斯拉特金问我是否愿意在肯尼迪中心指挥管弦乐队演奏苏萨的《星条旗永不落》。他说，我只要挥舞一下指挥棒，差不多跟上节奏就可以了，其余的就由演奏家们自己负责。他甚至提出送给我一根指挥棒，再教教我如何握棒。我对他说，我很高兴指挥乐队，但请他把这首进行曲的谱子送来，我好复习一下。他听了后差点儿没把电话掉到地上。后来他还是送来了指挥棒和乐谱。站在乐队前时我有点儿紧张，但我们还是进入了角色，坚持到了最后。我希望苏萨先生会感到高兴。
高中时期我仅有的另一方面的艺术活动是在一年级时参加演出《毒药与老妇》。这是一出热闹的滑稽剧，讲的是两位老处女给人下了毒，然后把他们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她们同住的还有她们懵懵懂懂的侄子。我扮演的就是这个侄子，而在电影里这却是加里·格兰特扮演的角色；我女朋友的角色由一位高个子的漂亮女孩辛迪·阿诺德担任。演出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剧本里本来没有的两个情节。在一场戏里，我本该抬起窗座，发现姨妈的一个受害者，然后做恐惧状。我苦练良久，烂熟于心。但在演出的那个晚上，我打开窗座时却发现里面蜷缩着我的朋友龙尼·塞西尔。他抬起头看着我，用他装得最像的吸血鬼嗓音说：“晚上好。”我一时无措。幸运的是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台下则发生了一件更好玩的事情。当我在我们惟一一场爱情戏里亲吻辛迪时，她的男朋友，坐在前排的一位名叫艾伦·布罗利斯的高年级橄榄球队员发出了一声响亮滑稽的呻吟，惹得整个剧场哄然大笑。那个吻我现在还回味无穷。
我的高中课程包括微积分、三角函数、化学、物理、西班牙语、法语，还有四年的拉丁语。这一系列课程是阿肯色州许多规模小一些的学校所不开设的。幸运的是我们拥有许多聪明能干的老师，还有一名杰出的学校领导，乔尼·马·麦琪。麦琪是个高个子女人，头发又黑又密，看上去很威严，她既会满脸笑容，也会冷脸训斥，这得视情形而定。乔尼·马管理很严格，她仍然是我们学校精神的中坚人物。这本身就是一项工作，因为我们的橄榄球队是阿肯色州输得最多的，而那时橄榄球是一种宗教，每一个教练都希望成为纳特·罗克尼式的人物。那时的每个学生都还能记得在动员大会结束时，乔尼·马带领大家振臂高呼特洛伊式的口号。这时，大家已不顾体面，只知扯着嗓子大喊：“呼拉布鲁，克一奈克，克一奈克，呼拉布鲁，克一奈克，克-奈克，喔一唏，喔一嗨，要么赢，·要么死！叮咣，丘丘！乒乓，波哇！特洛伊！特洛伊！战斗，战斗，战斗！”好在这只是喊喊而已。我在学校三年时间里，只获得了一个6——29——1的成绩。要是上面的口号是准确的，那我们的道德水准可就成问题了。
我跟着伊丽莎白·巴克夫人学了四年的拉丁语。巴克夫人来自费城，是一个讨人喜欢、头脑复杂的女人。她让我们背了许多恺撒《高卢战记》中的句子。在俄罗斯人用人造地球卫星把我们逼人太空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当时的肯尼迪总统都认为，美国人应该多学些科学与数学。因此我听了所有我能听的课程。迪克·邓肯的化学课我上得不怎么样，但生物课却不错。不过我只记得有一课上得特别好。课上，纳桑·麦考利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的寿命比应该有的短，这是因为我们体内将食物转化为能量和处理废物的功能衰竭的缘故。2002年的一项重大医学研究表明，老年人可以通过大幅度减少食物的摄人量来大幅度地延长寿命。麦考利老师40年前就已经知道子这一点。现在我也成了老年人，我试着听从他的建议。
我的世界历史老师保罗·鲁特来自阿肯色乡下。他矮小敦实，头脑机灵，举止随便，幽默中不乏叛逆与淘气。我当上州长后，他放弃了沃希塔大学的教职来为我工作。1987年的一天，我在州议会碰到保罗正在和三位州议员聊天。他们正在谈论多娜·赖斯和《鬼把戏》的故事传出来后，加里·哈特最近的垮台。三位议员都用一种道貌岸然的口气猛烈抨击加里。保罗，这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教堂唱诗班指挥和十足的老实人，则耐心地听着他们几位喋喋不休的数落。在他们停下来喘气的工夫，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们说得一点儿没错。他做的事的确很烂。不过你们还了解什么？又矮、又胖、又丑对我的道德品格影响之大，真是不可思议。”议员们不再吭声，保罗随之和我走开。我喜欢这位伙计。所有的英语课我都爱上。约翰·威尔逊把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活生生地呈现在阿肯色州15岁的孩子们面前。他要求我们用普通词语转述该剧的意思，然后一遍遍地问我们，莎士比亚对于人性与人类行为的观点是否正确。威尔逊先生认为，老莎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人生就是喜剧与悲剧。
在高中一年级的优等生高级英语班上，人人都要写一篇自传性短文。我的那篇短文充满了自我怀疑，这点连我自己都不理解，也从没承认过。以下是一些节录：我这个人受到各种各样力量的驱动和影响，有时我问自己活得是否健康。我是个活生生的悖论——笃信宗教，但对于自己确切的信仰并不像应该有的那样深信不疑；我要求责任却又回避责任；热爱真理却又常常屈从谬误……我讨厌自私，却天天在镜中看到自私……我看见了他们——其中一些是我很亲的人，他们从没学会如何生活。我希望并努力成为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但常常和他们如出一辙……我——这是个多么令人乏味的字眼！我、本人、我的、自己的……惟一让这些词值得使用的东西，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秀品质，而我们却往往不太能安置它们。这些品质是信仰、信任、友爱、责任、悔恨、知识。它们是使生活值得去拼搏的象征，而表达这些象征的词必须不折不扣地去面对。我要努力做个诚实的人，这样我就不会成为连自己都厌恶的伪君子，我将坦白地承认它们潜藏在这个男孩身上，而他正在万分努力地让自己成为一个男子汉……
我的老师罗尼·沃奈克给我打了100分，说文章写得好，写得实在，“深入挖掘了内心世界”，符合“认识你自己”的古训。我很高兴，但到现在也不清楚该如何应用自己的发现。我不干坏事，不喝酒，不抽烟，和女孩子也只是调调情，尽管跟好几个人接过吻。多数时间我都很开心，但始终没把握——自己是否如同希望的那样好。
沃奈克小姐领着我们这个小班去牛顿县进行校外考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肯色州北部欧扎克山区的心脏地带——相当于我们的阿巴拉契亚山。当时，那里是一个极其优美却极度贫困的地方，同时政治上也混乱不堪。该县人口6000左右，散居于几百平方英里的群山与盆地之中。县治贾斯珀只有300人。镇上有一个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的县政府大楼，两家咖啡屋，一个小百货店和一家小型影院。一天晚上，我们全班还去那里看了场由奥迪·默菲主演的老西部片。进入政坛后，我渐渐了解了牛顿县的所有乡镇，但早在16岁那年便已爱上了那里。我们在山间小道行走，了解欧扎克山区的历史、地理、动植物等等。一天，我们造访了一位山里人的小木屋。他收藏着内战以来的各种长短枪。我们还考察了当年邦联军队囤积军火的一个岩洞。枪还能开得了火，剩余的军火也仍然留在洞中。这里，时间过得缓慢，嫌隙难以消失，代代相传的记忆仍然弥漫在空中，洞中的一切把世纪般古老的冲突真真切切地展现出来。70年代中期，我当检察长时曾受邀为贾斯伯高中的毕业典礼作演讲。我鼓励学生要迎着困难上，并且引用了林肯的例子，列举了他所克服的种种艰难与挫折。演讲完后，当地民主党领导人带我走进星光灿烂的欧扎克夜晚。他对我说：“比尔，讲得好。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小石城再讲一遍。不过下次再来的话，不要再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共和党总统之类的话。他要真那么好，我们也不会打什么内战！”我不知说什么好。
在露丝·斯威尼的高年级英语课上，我们学了《麦克白》一剧，老师鼓励我们记住并背诵其中一些段落。我背了约一百多行，包括那段著名的独白，从“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开始，一直到“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将近30年后，我已当上了州长，我去阿肯色州维罗尼亚市参观一个班上课。学生们碰巧在上《麦克白》，我便为他们背诵了那几行台词，那些词对我而言仍然充满了力量。这是一段令人恐惧的独白，我总是努力使它不要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高中一年级后的那个夏天，我参加了一年一度在罗宾逊营地举行的为期一周的美国军团“少年州”活动。这是一个旧军营，里面有许多简陋的木头营房，足够容纳1咖名16岁男孩。我们按所在的市县编组，均匀地分成两个政党，然后作为候选人和选民进入到本地、县和州的政治活动中。我们还起草施政纲领，并对一些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我们聆听了自州长而下的重要人物的讲话，还在州议会大厦度过了一天。其间，少年州长以及其他当选官员和他们的“幕僚”、议员等真的走进了州府各办公室和议会各会议室。
到了周末，两党要提名两位候选人参加“少年国家”活动。该活动将于7月底在离国家首都不远的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分校内举行。此外还要举行一次选举，得票最多的两人将作为阿肯色州议员前去参加全国活动。我便是其中之一。
我参加罗宾逊营地的活动是想要竞选“少年国家”参议员。尽管最具声望的职位是州长，可我当时对此并没有兴趣，此后多年，即使对那个真正的州长职位我也不感兴趣。在我看来，华盛顿是进行民权、贫困、教育、外交政策等方面活动的地方。此外，我也不可能赢得州长选举，因为用阿肯色州的土话来说，这是“装上碟子便被吹走”——还没开始就结束的事。我多年的霍普镇老乡麦克·麦克拉蒂实际已稳操胜券。他在学校就是学生会主席，此外还是明星四分卫和全优生。几周前他已开始在全州争取支持。我们党提名了拉里·汤顿。他是位电台播音员，有一副圆润的好嗓子，听起来既诚恳苎自信。但麦克拉蒂有的是选票，并因此而胜出。我们都很肯定，他准会是我们同龄人中第一个当选州长的。四年后，他当选为阿肯色大学学生会主席，仅仅一年后他以X岁的年龄成为州议会最年轻的一员。这种战绩更加深了我们的上述印象。不久以后，和父亲同在福特公司工作的麦克为福特牌卡车设计了一个在当时相当新颖的租车方案。这个方案最终为他和福特公司都带来了财富。他因此放弃了政治，专心经商，最后成为阿肯色-路易斯安那，煤气公司总裁。该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天然气公用事业公司。但他在政治方面仍很积极，为许多阿肯色州民主党人，特别是戴维·普赖尔和我提供领导和筹款技巧。他一直伴随着我走向白宫，先是作为办公厅主任，后来作为派往美洲国家的特使。现在他和亨利·基辛格是一家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不说别的，光在巴西的圣保罗就有12个汽车经销点。尽管没有赢得州长选举，拉里·汤顿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奖：作为除麦克拉蒂以外惟一获得百分之百认可率的男孩，他已稳稳当当地占据了两个“少年国家”议员的位置之一，只要提出申请即可。但这里有个问题。拉里是家乡代表团的两位“明星”之一。另一位明星是比尔·雷纳，一个聪明、英俊的多项全能运动员。他们来参加“少年州”时曾有约让汤顿竞选州长，雷纳则竞选“少年国家”议员。现在尽管他俩都有竞选“少年国家”议员的自由，但来自同一地方的两个男孩不可能都当选。此外，他们和我同屑一个党派，而我已经辛苦竞选了一个星期。当时我给母亲写了封信，说我已经赢得了税收官、党书记、市法官等选举，现在正在竞选县法官，这是阿肯色州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位置。
在最后一刻，就在党召集会议听取我们的竞选演说前不久，汤顿提出了申请。比尔·雷纳大为震惊，差点儿演讲不下去。我还保存着我当时的演讲副本，除了提到小石城中心中学的骚乱外，并无突出之处。文章提到：“我们成长在一个因某个危机而蒙羞的州，但这并不是它想要的。”我不赞同福伯斯的所作所为，希望其他州的人对阿肯色州抱有好一些的看法。计票后，拉里，汤顿得票遥遥领先。我名列第二，也得到不少票数。雷纳则远远落在了后面。我已经逐渐真的喜欢上了比尔。我永远记得，他很有风度地接受了自己失败的事实。
1992年，比尔住在康涅狄格州时曾与我的竞选班子取得联系，主动提出帮忙。我们的友谊曾受到年轻时失望的锤炼，现在得以继续，我们都感到高兴。
拉里·汤顿在另一天的竞选结束时击败了来自其他党派的对手。1963年7月19日，我来到了学院公园分校，渴望会见其他代表，就重要问题投票，听取内阁成员和其他政府官员讲话，参观白宫，并希望在那里见到总统。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每天都被各种活动和议会会议安排得满满当当。我记得劳工部长威拉德·沃茨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他完全沉浸在民权问题的辩论中。许多男生是共和党人，支持巴里·戈德华特，并希望他能在1964年击败肯尼迪总统，但有足够多的民权进步分子，包括我们四个来自南方的人，足以让我们提出的立法建议在当天得以通过。
由于我和比尔·雷纳的友谊，由于我在民权问题上比较开明的观点，在整个一周的“少年国家”活动中，我和拉里·汤顿的关系都很紧张。让我高兴的是，在我成为总统后，有机会见到了成年的拉里·汤顿和他的子女。他看上去是个好人，有着自己的美满人生。
7月22日周一那天，我们参观了国会大厦，在台阶上照了相，并见到了我们州的参议员。我和拉里跟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和拨款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克莱伦共进了午餐。资深体系运转良好，没有哪个州从中获得的力量比阿肯色州更大。此外，我们所有的四位国会议员都占据着重要职位：威尔伯·米尔斯是筹款委员会主席；奥伦·哈里斯是商业委员会主席；“托克”·加辛斯是农业委员会的高级委员；吉姆·特林布尔“仅仅是”自1945年才开始当国会议员，是权力很大的规则委员会委员，控制着提交国会表决的立法提案数量。我怎么也没想到，不到三年我就将作为外交委员会工作人员为富布赖特工作。那次午餐后的几天，母亲收到富布赖特参议员写来的一封信，说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很开心，还说她一定会为我感到自豪。我还保留着那封信，这是我第一次见识高效的管理工作。
7月24日周三那天，我们前往白宫，到玫瑰园拜见总统。肯尼迪总统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来到灿烂的阳光下，作了简短的讲话，赞扬了我们所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对民权的支持；给我们打的分比给州长们打的还高。在每年夏季的会议中，州长从来没这么勇往直前。在接受了“少年国家”的一件T恤衫后，肯尼迪走下台阶，．开始和我们握手。我站在前排，个子大，而且比多数人都更坚定地支持肯尼迪总统。我要确保自己和总统握上手，哪怕他只是和两三个人握手。早在九年级课堂辩论赛中，我就支持肯尼迪，在他担任总统两年半后更是如此。此刻真的见到了他，对我来说，这是个毕生难忘的时刻。一位朋友为我拍了照片，后来我在肯尼迪图书馆发现了这组握手的照片。
对于那次简短的会见及其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有过很多理解。母亲说，我回到家后，她便知道，我已决定进入政坛，19兕年我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那张照片被广泛地认为是我渴望得到总统宝座的开始。对于这一点，我当时并不很清楚。我还保存着自己回家后在温泉城对美国军团所做的演讲。演讲中并没有对那次握手进行渲染。那时我认为自己想当个参议员，但可能在心灵深处，我也许像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写下的那样：“我要学习，做好准备，我的机会也许会到来。”
我在高中的政治活动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我被选为一年级年级长，我还想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但负责监督我们高中的鉴定小组却做出决定，不允许温泉城高中的学生参与太多活动，并下达了限制令。根据这个新规定，由于我已是乐队的乐器长，便失去了参加学生会或年级级长的竞选资格。菲尔·贾米森，橄榄球队队长，一个很有希望胜出的竞选者也是如此。不参加高中学生会主席竞选并没有让我或菲尔·贾米森很伤心。菲尔接着上了海军学院，结束海军生涯后，他又在五角大楼军备控制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位朋友对新的活动限制十分气愤，因此将我的名字添加到高年级秘书的竞选名单上，我也同意了。这是我生活中犯的低级政治错误。我的隔壁邻居卡罗琳·耶尔德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我，她也应该赢。我出于私心干了件傻事，同时这也证明了我的一个政治原则：如果不是真想得到某个职位，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待在那个位置上，那就坚决不要去争。
尽管遭到了那次挫折，在我16岁那年的某个时候，我还是认为自己想作为一名当选官员进入公共生活。我喜爱音乐，也觉得自己会很有前途，但我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约翰，考尔特兰或斯坦·盖茨。我对医学很感兴趣，觉得自己能当个好医生，但我明白，自己永远成不了迈克，德巴基。但我清楚，在公共服务领域我可以出类拔萃。我最感兴趣的是人，是政治，是政策，而且我认为不靠家庭财富，不靠关系，不靠南方所看重的种族或其他根基，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美国的特别之处不就在于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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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夏天还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具有纪念意义的事。8月28日，我17岁生日的九天后，我独自坐在家中书房里一把白色的大躺椅上，观看我这辈子听过的最伟大的演讲。小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他的美国梦演说。演讲抑扬顿挫，让人想起黑人古老的圣歌。他的声音又雄浑又激动。面对着一个人群的海洋，面对着成千上万像我这样被电视紧紧吸引住的人，他讲述着自己的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土丘陵上，前奴隶的儿子们和前奴隶主的儿子们将能够像兄弟般坐在一起”，以及“我的四个小孩将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而以他们的内在品格来评价他们的国家”。
40多年后，很难讲清楚金的演讲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和唤起的希望，很难讲清楚在一个没有民权法，没有选举权法，没有公开的住宅法，最高法院没有瑟古德·马歇尔法官的国家里，他的演讲意味着什么；很难讲清楚，对于美国南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那里多数学校仍实行着种族隔离，在那里人头税被用来阻止黑人投票，或是被用来召集他们投既得利益者的票，在那里“黑鬼”这个词还有人在公开使用，尽管他们知道不该用。
在金博士演讲的过程中，我止不住热泪盈眶，在他演讲完好一会儿都哭个不停。他说出了所有我相信的东西，我永远也说不了他那么好。也许除了我外祖父的榜样力量外，那场演说比我的任何经历都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我要在自己的这一生中竭尽全力，让小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成真。
几个星期后，在进入高中二年级时，我仍沉浸在“少年国家”的兴奋之中，同时也决心好好利用少年时代的最后一次机会。
高中期间最难的课程是微积分。班里上这门课的有七人。此前从没开过这门课。有两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一天，老师科埃先生发回我的考试卷，我的答案全对，但分数显示我错了一题。我问科埃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题解得不是很恰当，准是碰巧得到了正确答案，因此不能给我分。课本上，这道题要求的计算步骤比我用的多。我们班上有一个真正的天才，那就是吉姆·麦克道戈尔（不，不是白水事件中的那位）。他问能不能看看我的卷子，然后告诉科埃先生他不应该扣我那题的分，因为我的解法和课本里的一样正确，甚至更好，因为简短。接着他又主动要求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对于麦克道戈尔的头脑，科埃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感到很了不起，因此同意让麦克道戈尔试试。吉姆便开始演算，写满了两大黑板的数学公式，分析这道题并证明我如何改进了课本上的解法。你也许会笑话我。我一直都喜欢解谜，现在也是，但那时只是在迷宫里艰难地爬行。吉姆说的那些，我是一点儿头绪都没有，而且我敢肯定，科埃先生也没有，但当他那大胆的表演结束后，我的成绩改了过来。这件事教会了我两点：第一，有时好的直觉在解决问题时可以克服智力不足；第二，高等数学我不要再学下去了。
我们的课排在第四节，就在午饭后。11月22日那天，科埃先生被叫出教室去办公室。他回来时脸色煞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告诉我们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挨了一枪，可能已被打死。我惊呆了。就在四个月前，我还在玫瑰园见到了他,一个充满生命、充满力量的人。他做过和说过那筢多事——就职演说、拉丁美洲进步联盟、冷静应对古巴导弹危机、和平队“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甜心包饼”）演说中那些难忘的语句：“自由具有很多困难，民主也并非完美，但我们从不需要建起高墙，把自己的人民圈在里面。”——这些都体现了我对我的国家的希望和我对政治的信念。下课后，全班同学从上课的辅楼走回主楼。我们都很悲伤，除了一个人。我听到一个曾和我同在乐队的漂亮女孩说，也许少了肯尼迪对国家还是件好事。我知道她的家庭比我的还要保守，但听了这话还是让我震惊和愤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如此的仇恨，在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还会经历很多很多。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这种仇恨被锻造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19呢年我在拉斯韦加斯进行竞选活动时，这位女孩前来参加我的一个活动。她这时已成为一位社会工作者和民主党人。我很珍惜这次重逢以及它给予我的弥合旧伤的机会。我观看了肯尼迪总统的葬礼，并为林登·约翰逊用感人的语言清醒地接任总统职务感到放心。他说：“如果今天能够不站在这里，那我会很乐意奉剩下的日子过得很快，还有德莫莱和乐队活动。乐队活动包括一次前往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的高年级乐队之旅和一次参加全州管乐队演出；还有很多次是和朋友在一起，包括在俱乐部咖啡馆吃午餐，那里的荷兰苹果派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苹果派。此外还有看电影，到基督教青年会跳舞，到库克乳品店吃冰洪淋，以及到麦克拉兹饭馆吃烧烤。那是一个具有75年历史的家庭餐厅，那里的烤肉可以说是最好的，那里的烤青豆则绝对是全国一流。
那年好几个月里，我都在和苏珊·史密瑟斯约会。史密瑟斯来自阿肯色的本顿镇，该镇在温泉城以东30英里通向小石城的公路边。我经常在星期天到本顿做礼拜，然后和她家人一起吃午饭。饭后，史密瑟斯的母亲玛丽会端出一大堆挑子或苹果馅饼放在桌上，她父亲里斯和我就开始吃馅饼，一直吃到走不动路为止。一个星期天的午饭后，我和苏珊开车兜风来到铝土镇。那是本顿边上的一个小镇，名字源于用来炼铝的铝土。那里有一个露天铝土矿。到了镇上后，我们决定开车出城，去看一跟那里的矿场。我们离开大路，开上我以为是硬土的路面，一直来到巨大的露天矿场边上。围着矿场转了一圈后，我们回到车上准备往回开，这时我们的心情一下跌到了谷底。我的车轮深深地陷入了松软潮湿的泥土里。轮子转啊转啊，却一英寸都没有向前挪动。我找了几块旧木板塞到轮子后面，顶进去增加摩擦。可还是不管用。．两小时后，轮胎表面的花纹都给磨平了，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还陷在那里。最后我只得作罢，步行回到城里找帮手，也给苏珊的父母打了电话。帮手终于来了，我们被拖出巨大的槽沟，轮胎光滑得就像婴儿的屁股蛋。回到苏珊家时天已经很黑了。我想她们家人信了我们说的话，但她父亲仍偷偷出去看了一眼我的轮胎，好更加肯定。在那个还比较天真的年代，我感到很没面子。
二年级快结束时，我对上大学的事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不知什么原因，我从来没考虑过申请任何一所常春藤联盟学校。我知道自己想去哪里，而且也只申请了那里：乔治敦大学的外交学院。我并不想去做外交工作，当我参加“少年国家”时甚至都没去看一眼乔治敦大学，但我想回到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在那个城市的学术声望最高。耶稣会教士在知识上的严谨具有传奇色彩，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此外我感觉自己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国际事务，而且60年代中期，只要待在华盛顿就能掌握所有的国内问题。我认为自己能被录取，因为我是全年级327人中的第四名，我的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也相当不错。乔治敦大学也尽量从每个州至少招一名学生（早期的赞助性行动计划！）。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担心。
我决定，如果没有被乔治敦大学录取，我就上阿肯色大学。该大学有一项对阿肯色州高中毕业生不限制入学资格的政策。知情者说有抱负的政治家怎么都该上那里。4月的第二个星期，乔治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很高兴，但这时又开始怀疑去那儿上学是否明智。我没有得到奖学金，而上那所大学又是如此昂贵：学费1200美元，住宿和杂费700美元，还要加上书本、膳食和其他开支。尽管按阿肯色州的标准，我家属于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但我还是担心父母负担不起。此外，走那么远，把母亲和罗杰留下来和老爸在一起，我也放心不下，尽管岁月正在让他的动作缓慢起来。我的指导顾问伊迪丝，艾恩态度则很坚决：我应该去，我父母应该对我的未来进行投资。母亲和老爸同意了。母亲还相信，我一旦到了那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就肯定会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支持。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1964年5月29日我高中毕业。毕业典礼就在我们打橄榄球的里克斯球场举行。作为第四名的学生，我得做赐福祈祷。后来法庭针对公立学校宗教活动做出的判决如果当时就是法律的话，则可能会使我们免掉这一程序。我也认为，纳税人的钱不应用来推动纯宗教的事业，但我为在高中岁月结束时最后说的那几句话感到很荣幸。
我的赐福祈祷反映出我深深的宗教信念，还有一点点政治。我祈祷上帝会“在我们身上留下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它使我们的人民变得强大。让我们对冷漠、无知和排斥的现象感到难过，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会从自由人的心底消除自满、贫穷和偏见……让我们关心他人；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没有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苦难与混乱；这样当我们去世后，他人仍拥有机会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
我知道，某些非宗教人士会觉得这些话刺耳或浅薄，但我对自己当时如此理想主义感到高兴，至今我也相信自己祈祷的每一个字。
毕业后，我和毛里娅·杰克逊来到老贝尔维德俱乐部参加我们的高年级聚会。俱乐部离我家在帕克大街的房子不远。由于那时我和毛里娅都还是孑然一人，而且我俩在圣约翰的小学是同学，因此这似乎是个好主意，事实也的确如此。
第二天早晨，我进入了我最后一个少年时代的夏天。这是个典型的、晴朗的、炎热的温泉城夏天。夏天过得很快。其间，我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大学管乐营，并作为顾问回到了“少年州”。那年夏天，我一连几个星期帮老爸为克林顿别克公司盘点，此前也干过几回。如今，各种记录都电脑化了，零部件也可以从高效的配送中心订购，因此很难还记得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库存着十年前的汽车零部件，每年都得靠手工来清点所有配件。小的零配件存放在小格架里，架子很高，排得很密，弄得配件部后面很黑，和前面明亮的展室形成鲜明的反差。展室也只能容纳一辆新别克车。
这项工作十分繁杂，但我还是很喜欢做，很可能是因为这是我和老爸共同做的惟一一项工作。我也很喜欢待在别克公司，和雷蒙德伯伯，和放满了新车旧车的停车场里的推销员，以及后面的机修工们一起聊天。后面有三个人我特别喜欢。两个是黑人。厄利·阿诺德看上去像雷·查尔斯，我还从没听到过有谁比他笑得还要爽朗。他总是对我很好。詹姆斯·怀特则比较优哉游哉。他不得不这样：靠雷蒙德伯伯付给他的工钱，靠他妻子厄尔林在沃特斯夫人走后到我家为我母亲干活挣的钱，他得养活八个孩子。我喜欢听詹姆斯的空想哲学。一次，我说高中的日子过得真像飞一样，他说：“是啊，时间过得太快了，我都快赶不上自己的年龄了。”那时我把这当成是开玩笑，现在则不觉得那么好玩了。
那位白人伙计埃德·福希是个汽车天才，后来自己开了家店。我离家去上学前，把自己开的那辆亨利J车卖给了他。老爸在霍普镇别克车行修好了六辆烧坏的车，这是其中的一辆。尽管这辆车有液压制动漏水等毛病，但我还是舍不得离开它。现在要是能弄回来，花再多的钱我也愿意。这辆车给我和朋友带来了许多欢乐时光，但也有一次不那么欢乐的经历。一天夜里，我开车出了温泉城来到7号公路光滑的路面上，紧跟在一辆黑色的车后面。正当我们经过杰西·豪的汽车影院时，前面那辆车在路中间猛地停了下来，显然是想看看大银幕上放映的是什么。那辆车的一个刹车灯没亮，等我发现他停下来时已经太晚。注意力不集中、反应慢、刹车不灵——所有这些让我正好撞到了那辆黑车的后部，下巴撞到了方向盘上，把它撞成了两半。幸运的是，没人严重受伤，我的保险支付了那辆车的损失。克林顿别克公司的伙计们把亨利J修得像新的一样。我也很庆幸，断成两半的是方向盘，而不是我的下巴。与几年前亨利·希尔那一拳相比，这次的事故不算严重，与那次公羊差点儿没把我顶死相比，就更算不了什么了。到这时，对于此类事故，我已变得比较泰然自若，就像一位智者说的那样：“身上时不时地长几只虱子对狗有好处。这样它就不会老为自己是条狗而烦恼。”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9
那个夏天结束得太快了，就像所有童年的夏天一样。9月12日那天，我和母亲飞往华盛顿。在开始听取新生情况介绍前，我们将在那里花上一周时间观光游览。自己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不很清楚，但充满了期待。
这次旅行对母亲来说比对我更为艰难。我们总是很亲密，我知道她看我时，既看到了我，也看到我父亲。她将抚养小罗杰，对付大罗杰，而在这两条战线上都失去了我的帮助。对此，母亲不能不担心。我们还会很想念对方。我和母亲既很相似，又很不相似，但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我的朋友们很喜欢母亲，她也喜欢让他们到家里来。这在以后也是一样，不过通常只有在我圣诞节或夏天回家的时候。
那时我不可能像现在这么清楚她对我有多么担心。最近，我偶尔发现了一封她写于1963年12月的信，这封信帮助我成功地申请到了慈善互助会领导奖。该奖项每年颁发给设有慈善互助会的城市里一两所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她写道，她的信“稍稍减轻了我对比尔的愧疚情结。我的职业是做麻醉，麻醉总是占据着我的时间，而这些时间我感到理所当然属于比尔。因此，由于这一点，对他个人品行的肯定，对他用自己的生活取得的成就的褒奖实际上属于他自己。因此，当我看到他时，我看到的是一个‘自我造就的，人”。这话她说得可就不对了！是她每天教我鼓起劲，坚持下去；是她教我去发现人们最好的一面，即使他们看到的是我最坏的一面；是她教我要感谢每一天并用微笑迎接每一天；是她教我坚信，只要愿意付出必要的努力，就能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是她教我坚信，最终爱与善会战胜残酷与自私。那时母亲并没有循规蹈矩地信仰宗教，尽管随着年岁渐长，她变得越来越虔诚。她目睹了这么多人死去，很难相信会有什么来世。但如果神意味着爱，那么，她就是一个神灵般的妇女。而我自己则离那个自我造就的人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愿我能更经常让她知道这一点！
尽管担心我们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我和母亲在到达乔治敦时还是兴奋不已。离主校区仅几个街区之隔是所谓的东校区。那里有外交学院和其他拥有女生并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更为多样化的学院。大学于1789年由约翰·卡罗尔大主教建立。那是乔治·华盛顿当总统的第一年。在主校区进门处的大圆形广场上矗立着卡罗尔大主教的塑像。1815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批准乔治敦大学拥有学位授予权。我们大学从一开始就对持所有信仰的人敞开大门，而且大学最杰出的校长之一帕特里克·希利神父，是这所白人居多的学校在1874——1882年间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校长。校球队清一色为白人男性，而且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外交学院成立于1919年，创始人是爱德蒙·A．沃尔希神父。他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我到那里时，教职员中还包括众多逃离共产党政权，或曾在那里受过苦的教授们。对于美国政府的任何反共活动，他们都表示支持，包括在越南。
外交学院的政治并不全是保守的，其课程也一样。学院严谨的学风反映了耶稣会教士于16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教育理念——《研究概要》。大学的头两年，每学期要上六门课，每周加起来共有18或19课时，而且到三年级第二个学期前不开任何选修课。那时还有二个着装要求。我当新生那年，男生上课时还要求穿礼服衬衫，穿夹克，打领带。化纤“滴干”衬衣能买到，但穿起来很不舒服，因此来到乔治敦大学后，我决定在我每周25美元的膳食和其他开支中拿出五美元用于五件衬衫的干洗。此外学校还有宿舍规定：“新生除周末外必须每晚待在宿舍学习，并于12点前熄灯。周五与周六晚上必须在夜里12点30以前回到宿舍……绝对禁止异性访客留宿。宿舍内不得饮酒，不得豢养宠物，不得私藏枪支。”我知道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但1997年我和希拉里送切尔西去斯坦福时，男女混住宿舍楼的情况仍让人看了不舒服。显然全国来复枪协会也没有成功取消对枪支的限制。
我和母亲走进前门时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负责向新生介绍情况的迪宁神父。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乔治敦大学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除拉丁语外不懂其他外语的南方浸礼会教徒会想上外交学院。他说话的语气还表明，他们不明白学校是怎么同意录取我的。我只是笑了笑说，也许过一两年我们会一起弄明白。看得出来，母亲有些担心，因此，迪宁神父离去后，我跟她说不用多久，他们就都会清楚什么原因了。我怀疑当时自己有点儿虚张声势，但听起来还行。
预备程序过后，我们去找我的宿舍，并见到了我的室友。罗耀拉宿舍楼位于35街和N街交汇处，就在沃尔希大楼后面并与之相连。分配给我的是225号房间，紧挨着35街学校的前门，可以俯瞰罗得岛的杰出参议员克莱本佩尔家的房子和他漂亮的花园。我当总统时，他还在参议院工作。他和他的妻子努阿拉成了我和希拉里的朋友。在凝望了这所气派的老宅外部30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它的内部。
和母亲来到宿舍门口时，我大吃一惊。1964年的总统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而贴在我门上的是一个戈德华特的黏胶标签。我还以为自己把他们都留在了阿肯色州！标签是我室友汤姆·坎贝尔贴的。他是位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来自长岛的亨廷顿，出身于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共和党家庭，曾是纽约市沙维尔耶稣会中学的橄榄球队员。他父亲是位律师，在当地获得了法官职位，走的是保守党路线。汤姆对给他安排的室友可能比我还要吃惊。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位南方浸礼会教徒，而且更糟的是，我是个坚定支持林登·约翰逊的民主党人。
母亲绝不允许政治之类的小事影响好的居住环境。她开始和汤姆聊天，就好像认识了他很久，她和别人也总是这样，没过多久，就把他争取了过来。我也喜欢他，心想我们定能和谐相处。在乔治敦朝夕相处的四年中，在后来将近40年的友谊中，我们的确如此。
不久，母亲高高兴兴、神情自若地和我告别。我随即便开始考察身边的环境，先从我宿舍的那一层开始。我听到大厅那头传来音乐，那是电影《飘》里的《塔拉主题曲》，于是便找了过去，希望能再遇上个南方人，哪怕不是个民主党人。来到播放音乐的房间时，我却发现了一个不属于任何范畴的人物。他叫汤米·凯普兰，正坐在这层楼里惟一的一张摇椅上。他告诉我，他是个独生子，来自巴尔的摩，他父亲做珠宝生意，他认识肯尼迪总统。他说起话来非常清脆明快，在我听来有点儿贵族派头。他说他想当作家，给我讲了一大堆的肯尼迪故事。尽管我知道自己喜欢他，但当时不可能知道我又碰到了一位后来证明是我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四年中，汤米将带我去参观巴尔的摩；将带我到他在马里兰州东岸的家；将带我去了解圣公会教堂及其礼拜仪式；将带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去品尝美味的印度咖喱；将带我到卡莱尔宾馆，让我头一回享受那里昂贵的客房服务，还带我到“21”俱乐部和其他几人一起庆祝他21岁的生日。他还将带我到马萨诸塞州和科德角，在那里我因为没抓住长满贝类的岩石而差点儿淹死，而且在努力抓住岩石的过程中，我的双手、两只胳膊、胸部和双腿又被划得一道一道的。在拼命游回岸边的过程中，一道偶然出现的又长又窄的沙堤和汤米以前学校的朋友费夫·希明顿伸出的援手救了我的命。希明顿后来当上了亚利桑那州的哄和党州长。（他当时要能预见未来，也许就得考虑考虑了！）作为回报，我也向汤米介绍了阿肯色州、南方的民俗民风和基层政治。我想自己做了笔好交易。
在后来几天中，我见到了其他同学，并开始上课。我还想出了每周如何靠25美元生活的方法。除了五美元零头用来干洗五件礼服衬衣外，·我决定周一到周五每天吃一美元的伙食，另一美元用来周末打牙祭，这样还剩下14美元可用于周六晚上的外出。1964年，我实际已经能够用14美元请约会女孩吃饭，有时还能看场电影，当然我得让女孩先点菜，以确保我俩点的菜加起来不会超过自己的预算。那时乔治敦有许多很好的餐馆，在那里，14美元就能办那样的大事。此外，在最初几个月，我并没有每周约一位女孩，因此预算常有节余。
其余时间一天一美元的伙食并不难做到——我总是感觉自己钱还不少，甚至足以支付学校舞会或其他什么特别活动的额外开支。我的大部分课是在沃尔希大楼上，大楼对面隔着36街有一家威斯米勒熟食店。我每天早晨在那里花上25美分就可以喝一杯咖啡，吃两个甜面包圈。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咖啡。喝咖啡的习惯现在我也时不时地要克服一下，但成绩有限。午饭我就挥霍30美分。一半的钱用来买苹果或樱桃馅“女主人”煎饼；另一牛钱用来买16盎司的皇冠牌可乐。我很喜欢喝这种可乐，他们不再生产后让我很是失落。晚饭就更贵了，要花50美分。我常常在距宿舍几个街区的霍亚外卖店吃晚饭。尽管名字叫外卖店，可店里也有一个柜台，你可以在那里享用晚餐。在那里吃饭本身就能带来乐趣。花15美分，我可以买上一大杯软饮料，花35美分能买到一块巨大的黑麦粉金枪鱼三明治——大得都塞不进嘴。花上85美分就能买到一块同样大的烤牛肉三明治。偶尔，如果上一个周六晚我那14美元没有挥霍光的话，我就会来上一块。
然而霍亚外卖店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店主唐和罗丝。唐高大强壮，一块鼓鼓的二头肌上刺着文身。那时文身极为少见，不像现在的摇滚明星、运动员和嬉皮青年身上那样随处可见。罗丝做了个硕大的蜂窝发型，脸很好看，体态婀娜，穿上紧身汗衫、更紧身的裤子和细高跟鞋时就更是曲线毕露。对于那些预算紧张但想像力丰富的男孩子来说，她就像块大磁铁，而只要好脾气但警惕性高的唐往那里一站，就确保了我们在那里只能是吃吃饭而已。只要有罗丝干活儿，我们就吃得很慢很慢，以保证消化好。
头两年里，我很少大胆跨出学校及其周边区域。这是一个很小的范围，南边以M街和波托马克河为界，北边是Q大街，东边是威斯康星大街，西边则是大学所在地。乔治敦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有“墓地”，那是1789餐厅下面地窖里的一个啤酒大厅，多数学生都到那里去喝啤酒，吃汉堡；还有比利·马丁餐厅，在那里不用超出预算就能享用到很好的饭菜和气氛；此外还有地窖门”，从我宿舍走下山坡到M大街就是。那里有很棒的现场音乐表演。我听过60年代很受欢迎的民歌手格兰·亚伯勒的演唱，还有伟大的爵士风琴手吉米·史密斯，以及现在已被人遗忘的“酋长”乐队。他们在我到乔治敦后不久便散了伙。其中两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更加有名的乐队，叫做“爱一勺”，其一号歌手凯思·艾略特后成为“老爸老妈”合唱团的“凯思老妈”。有时，“地窖门”周日下午开门，你可以只花上一美元就在那里一边慢慢地喝着可乐，一边听“酋长”乐队演奏。
尽管偶尔我也会产生出一种被圈在乔治敦的感觉，但多数时候还是乐呵呵的，沉浸在课堂和同学中间。但是，我也为自己有几次走出茧子去旅行感到高兴。第一学期的几个星期里，我去里斯纳礼堂听朱迪·考林斯演唱。她的样子现在还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金发飘飘，一袭长裙，怀抱吉他，独自站在舞台上。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热情的朱迪·考林斯迷。1978年12月，我和希拉里在我初次当选州长后短暂访问了伦敦。一天我们正在切尔西区沿着国王大道浏览橱窗，一家商店的喇叭突然开始大声播放朱迪演咱的约尼·米切尔作品《切尔西之晨》。我们当即决定，如果生个女儿，就叫她切尔西。
尽管我并不经常离开乔治敦周围，但第二学期里，我还是设法去了两趟纽约。我和汤姆·坎贝尔一起去了长岛，在他家共度感恩节。那时林登·约翰逊已赢得总统大选，但我还是很高兴和汤姆的父亲辩论了政治。一天晚上，我向他发难，问他们的好街坊好四邻是否已组织起来，制定了一个“保护性”公约，根据这一公约，私房屋主承诺不向被排斥在外的群体成员，通常是黑人，出售房屋。在最高法院裁决这种做法违宪前，这种现象很普遍。坎贝尔先生承认是这样，他们居住的地区确实制定了一个公约，但排斥的对象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我住的南方小镇有两个犹太教堂和相当数量的反犹太分子，他们称犹太人是“基督杀手”，但在纽约也看到这么强烈的反犹太主义，让我很是吃惊。看来并不只有南方才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我想，要是早有人让我明白就好了，但是没有。
感恩节旅行前几周，我随乔治敦大学乐队——差不多是个草台班子——来到纽约市，第一次品尝到了这个“大苹果”。我们每周只排练一两次，但是即使这样的技艺也足以受邀到一个很小的天主教学校，布鲁克林的圣约瑟夫女子学院举办音乐会。音乐会开得很成功，在后来的交谊会上，我碰到了一个学生，她请我陪她步行回家，然后同她和她母亲喝了可乐。这是我第一次短暂造访这样的公寓大楼，纽约的绝大多数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住在无数个这样的公寓楼里。楼里没有电梯，所以我们得步行上好些层楼梯来到她家。由于我习惯了阿肯色州收人不高的人能买得起带院子的平房，所以那时她家的房子在我看来是那么狭小。我对那次偶遇的所有记忆是，她和她母亲似乎非常和蔼可亲。住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也能养成如此爽直友好的个性，可真让我没想到。
和她们道别后，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大都市。我叫了辆出租车，说要去时报广场。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霓虹灯。这儿喧闹、快节奏，充满了生命的悸动，但也有一些阴暗面。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站街女，她撞上了一个倒霉的原型人物：一个看上去惨兮兮的伙计，穿一套深色套装，留着平头，戴副厚厚的黑牛角边眼镜，夹着个公文包。他既受到诱惑，又感到害怕。恐惧占了上风。他继续往前走；她笑了笑，耸了耸肩，继续干她的活儿。我看了些剧院和商店门脸，一个耀眼的广告牌吸引了我的眼球——泰德牛排屋——1．59美元就能买块大大的牛排。
错过这样的地方似乎太可惜了，于是我走了进去，买了份牛排，找了张桌子。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大发脾气的男孩和他伤心的母亲。他正在口头上打击母亲，“太便宜了，妈妈，太便宜了。”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对他说，售货员说了牛排很好吃。过了几分钟，我拼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母亲攒足了钱要为儿子买他一心想要的录音机。问题在于这是个标准的高保真系统，叫做“hi-fi”，而他却要买一个新的立体声系统。后者的音质好得多，而且显然在追求时髦的同学面前很有面子。然而这种录音机，母亲即使一再缩衣节食也买不起。那孩子不但没有心存感激，反在公共场合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我们所有的都是便宜货！我要好的！”我很生气，真想上去给他一下，冲他喊叫，告诉他，他有多幸运，有这么个爱他的母亲，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自己干的几乎肯定是一份绝对乏味的工作，挣的是太少的工资。我站起身，气愤地走了出去，留下那块没吃完的便宜牛排。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想部分是因为我母亲所做的和所忍受的。这件事使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奋力挣扎更为敏感。这些男男女女做的是我们自己不想做，而他们做了我们又不想多付给他们钱的事。这件事让我对忘恩负义的行为深恶痛绝，同时决心一定要知恩图报。这件事还让我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既要充分利用生活的好运，又不要把好运太当回事儿，因为我心里清楚，命运的螺丝只要一拧，我就会回到起点，甚至更糟。
从纽约回来后不久，我退出了乐队，好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学生工作方面。在一次表现较为出色的竞选中，我当选为新生班长，而这次的选举者多数是来自东部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天主教徒。我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决定参加竞选的，但有很多人帮我，这很令人激动。事实上没有出现争议，也没有很多赞助。所以，竞选活动最后就只是基层政治和一个演讲。我的一位竞选工作人员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显示出我们拉票的力度：“比尔：新人班有问题；汉诺威捡了许多选票。罗耀拉三楼（派伦那层楼）还有可能——就在楼道尽头挨着付费电话的地方。感谢迪克·黑兹。明天见。睡个好觉，先生们。金。”金就是约翰·金，他身高5英尺5，精力充沛，后来成为乔治敦大学赛艇队艇长和我们同学、总统千金露丝·约翰逊的学习搭档。总统曾邀请他去白宫共进晚餐，让我们又羡慕又忌妒。
选举前的那个周二，全班集会听我们的竞选演说。我的提名人是的鲍勃·比林斯利，一位结交广泛的纽约人，他叔叔谢尔曼以前是斯多克夜总会老板，他给我讲过许多20年代就去那儿的明星们的好听故事。鲍勃说我有当领导的记录，而且是个“能够办成事儿，并且办得不错的人”。接着轮到我讲话。我没有引起争论，只是保证无论自己当选与否，都要“在任何时候都全力以赴，服务到底”，并且要给选举“一种精神，使我们班更有力量，使我们班在竞选结束时更为自己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很谦虚的举动，也应该如此，正如俗话说的那样，为人应多谦虚。
我两位对手中较强的那位对我们说，他参加竞选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班跌入“地狱的无底深渊”，试图以此来为某个本来无足轻重的时刻注入一些分量。对于那个地方，我知道得不多——听起来很像是个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地方。这番无底深渊的言论说过了头，给了我第一个好运。我们玩命似的干，矗后我终于当选。选票清点完后，我的朋友们收集了好多5美分、10美分和25美分的硬币，让我能够抓起最近的付费电话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家人赢得选举的消息。我们聊得很开心。我听得出来，电话那一头没有什么麻烦，母亲也能听出我已开始不想家了。
尽管我喜欢做学生工作，喜欢去纽约走走，喜欢待在乔治敦，但学习仍是我新生期间的主要任务。我第一次得花力气学习。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所有六门课的老师都是有趣能干的人。我们都得学一门外语。我选了德语，因为我对德国感兴趣，还因为德语清晰、准确，令我印象深刻。德语教《授冯·伊赫林博士心地善良，当年纳粹开始焚烧书籍，包括他写的儿童书籍时，他藏在一个农舍阁楼上才躲过了他们的搜捕。地理教授阿瑟·科赞斯蓄着山羊胡子，有一种古怪的专业风度。上他的课让人觉得很乏味，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从地理上说，阿肯色是地球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那里有钻石、石英晶体、铝土和其他矿藏及地层。
逻辑课老师是奥托·亨茨，一位尚未被委任为牧师的耶稣会教士。他头脑灵活，精力充沛，关心学生。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吃汉堡包。我受宠若惊，表示同意，然后驾车沿着威斯康星大街来到一家霍华德·约翰逊快餐店。简短轻松的谈话后，奥托变得严肃起来，问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士。我笑了笑回答说：“那我不是要先当天主教徒吗？”我告诉他自己是一个浸礼会教友，并且半开玩笑地说，即使成为天主教徒，我觉得自己也守不住独身的誓约。他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我看过你的论文和试卷。你写得就像个天主教徒。你思考问题也像个天主教徒。”我在阿肯色州竞选时总是给天主教听众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放心，在他们能选出的人里，我是最接近天主教州长的。
另一位耶稣会教授约瑟夫·塞贝斯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杰出的一位。他长得干瘦，驼背，却是个天才的语言学家，主要兴趣在亚洲。共产党取得胜利前，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后来被关押过一段日子，多数时间是被关在地窖里，此种伤害损害了他的胃，废掉了一个肾，因此后来他身体一直不好。他开的课叫做比较文化，·实际上应被称为“世界宗教”：我们学习了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神道教、儒教、道教、印度教、耆那教、拜火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我喜欢塞贝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关于全世界的人们如何界定上帝、真理及好生活的内容。他知道有多少学生来自外国，因此给予每一位学生参加期终口试的机会——用九种语言。第二学期，我得了个A，得到A的总共只有四个学生，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个学习成绩。
我其他的老师都是些真正的人物。罗伯特·欧文教新生英语。他对新生的啰唆含糊给予了连珠炮似的尖刻评论。对此，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在作文空白处他会写出令人难堪的评语，称一个学生是“一台变化无常的小舱底水泵”，对另一个令人恼怒的表达方式的回应则是“你成了一棵白菜，对吗？”我的作文则挨了更多乏味的斥责：在两边的空白处或在作文末尾处，欧文博士写了“累”，表示累赘，还有“喷”、“真乏味，没劲儿”等评语。在我保留下来的一篇作文后面他终于写了“清楚、有思想”几个字，但紧接着又要求我“下次讲点交情”，作文写在“好一点的纸上”！一天，欧文博士大声朗读了一篇他以前学生写的关于马维尔的文章，以说明慎用语言的重要性。这位学生指出，马维尔即使在妻子去世后仍爱着她，然后不幸地加了一句，“当然，通常情况下，物理意义上的爱在死后便结束了。”欧文吼道：“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我想对某些人来说，在温暖的一天里没有什么比冰冷的尸体强！”对一帮18岁的天主教学生和一个南方浸礼会教友来说，这有点儿滑稽。无论他现在在哪儿，我都害怕他会看到这本书，只能想像他正在空白处写那些尖刻的评语。
乔治敦大学最具传奇性的课是卡罗尔·奎格利教授的文明发展史，这是所有新生都必须上的课。每个班都有2印多学生。尽管有难度，但这门课极受欢迎，原因在于奎格利先生的才华、观点和夸张。他的夸张包括他对超自然现象的讲解，包括他声称亲眼目睹过一张桌子从地板上立了起来，一位妇女在降神会上飞了起来，包括他在课上谴责柏拉图让绝对理性凌驾于观察到的经验之上。每年这门课程结束时，他总要讲到这一点。讲课结束时，他总是会把简装本的柏拉图《理想国》一撕两半，然后扔到教室后面，一边喊道：“柏拉图是法西斯！”考试中尽是些让人精神错乱的问题，比如“写一篇简短但组织严密的巴尔干半岛从第四纪冰川期到荷马时代的历史”，以及“宇宙演进过程与抽象维度有何关系？”等等。
奎格利有两个深刻见解产生了尤其持久的影响。首先，他说，社会必须发展有组织的手段来达到其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和知识等方面的目标。在奎格利看来，问题是所有手段最终被“制度化了”——也就是说．成为了既得利益，更致力于保住它们的特权，而不是致力于满足它们被创造出来去满足的需要。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只有通过改革或绕过这些制度才能产生变化。如果失败，反动和衰退就会开始。他的第二个具有持久影响的深刻见解是关于西方文明之所以伟大，西方文明之所以具有不断改革与振兴的能量，其关键所在。他说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成功，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宗教和哲学信念：人从本质上说是善良的；真理是有的，但肉身凡胎的人类却得不到；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接近真理；通过信念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生活得好一些，并在来世得到褒奖。按照奎格利的观点，这些思想赋予我们的文明乐观向上、求真务实的特性，使我们始终坚定信念，相信有可能发生积极的变化。他用“注重未来”四个字来总结我们的意识形态。他指的是一种信念，即：“未来可以比过去更好，每个个体都负有个人的和道德的义务来努力实现这一点。”在1992年的竞选以及在我的两届任期内，我都常常引用奎格利教授的话，希望以此鞭策我和我的美国同胞来——同践行他的教诲。
第一学年结束时，我和第一个长期女友已约会了几个月。丹尼斯·海兰是个身材高挑、满脸雀斑的爱尔兰裔女孩，眼睛温柔美丽，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她来自新泽西州的北蒙特克莱，是家中六个孩子中的老二，父亲是个医生，在遇见她母亲前正在学习，准备当牧师。我和丹尼斯在三年级末时分了手，却一直保持着友谊。
我很高兴马上要回家了，那里至少有我的老朋友和我喜欢的炎热夏天。我在约克敦湾营地找了份工作。这是一个海军协会的营地，专为来自得州和阿肯色州的穷人孩子开设。营地位于沃希塔湖边，那是温泉城的三个湖泊之一，也是美国最洁净的湖，可以一眼看到30英尺深的湖底。这个人工湖位于沃希塔国家森林公园内，因此周围的开发和排污是受到限制的。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一早就起床，驱车来到约20英里外的营地。我在这里负责监管游泳、棒球和营地的其他活动。许多孩子希望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摆脱他们日常的生活。有个孩子有五个兄弟姊妹和一个单身母亲，来到营地时身无分文。他母亲正在搬家，他不知道自己回去后会住在哪里。另一个孩子怎么也学不会游泳，从水里拖出来时已不像个样子。他却说没事儿；在他短短的生命中，他已经咽下过自己的舌头，中过毒，在严重的撞车事故中幸存。三个月前他没了父亲。
夏天很快过去了。我和朋友一起度过丁许多欢乐时光，也收到此时在法国的丹尼斯写来的很多有意思的信。老爸最后又出丁一件可怕的事。一天，他早下了班，回到家，但醉醺醺的，火气很大。我当时在耶尔德尔家，但幸运的是，罗杰在家。老爸操起把剪刀，朝母亲扑过去，把她推进厨房外面的洗衣间。罗杰冲出前门，来到耶尔德尔家门前，一边尖叫：“布巴，救命！爸爸要杀大杜了！”（罗杰很小的时候只会说“爸爸”，还不会说“妈妈”，所以地就为她造了一个词“大杜”，以后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跑回家，把老爸从母亲身上拉开，夺下他手里的剪刀。我把母亲和罗杰领到起居室，然后回到洗衣间，对老爸破口大骂。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更多是恐惧。不久以前，他被诊断患有口腔癌和咽喉癌。医生建议做彻底的但会有损形象的切除手术，老爸拒绝了。因此医生只能尽力而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去世前两年的早期，我认为，他对自己活着的方式感到很羞耻，对死亡深感恐惧，正因为这样，他才最后一次爆发出来。这以后，他仍喝酒，但变得比较沉默服帖。
这件事对我弟弟造成的影响尤其恶劣。将近40年后，他告诉我，当时跑出去喊救命让他觉得有多耻辱，阻止不了父亲让他觉得有多无助，此后他的仇恨又是多么刻骨铭心。这时我意识到，噩梦刚过，我就重提家庭的既定方针，即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回到“正常”生活，这有多么愚蠢。我应该早告诉罗杰，自己多么为他骄傲，正是他的警觉，爱与勇气救了母亲一命，他所做的比我已经做过的更为艰难，他不应继续仇恨，因为他父亲是个病人，仇恨父亲只能让疾病在他身上扩散。的确，不在家的时候，我常写信给他，常打电话给他，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活动，告诉他我爱他。然而我忽略了创伤的深度及其不可避免会带来的问题。罗杰花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大量自己带给自己的伤痛，才最终寻找到了内心深处伤痕的源头。
尽管对于母亲和罗杰的安全我始终放心不下，但我相信老爸从此不再动粗的保证。另外，他也正在失去制造家庭暴力的能力，因此我做好了回到乔治敦大学上二年级的准备。6月，我获得了500美元的奖学金。另外，必须打领带、穿衬衣上课的规定也被取消。自己每周25美元的生活会变得较为宽裕，我期待着这种生活的开始。我还再次当选为班长，这次将实施一个真正的计划，重点是校园问题，包括跨教派的宗教意识和我们将从毕业班那里接手的社区服务计划：CUCAP，即乔治敦大学社区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学生志愿者将分头前往贫困街道帮助那里的孩子学习。我们还通过大学的附设项目辅导成人取得高中文凭，尽我们所能帮助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家庭。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活动，尽管并没有如我应该的那样常去。在华盛顿市中心贫民区的所见所闻，加上自己在阿肯色成长过程中的经历，让我相信，仅靠志愿者的慈善行动永远也不足以解决贫困、歧视、缺少机会等制约我们无数同胞公民的严重问题。这也使得我更加支持约翰逊总统提出的民权、选举权和反贫困等计划。
我的第二学年和第一学年一样，重点也是课堂学习，但这的确也是最后一次。自那时起，从乔治敦大学的最后两年，到在牛津留学，再到上法学院，我的正规学习越来越受到政治、个人经历和私下探索的冲击。此时，教室里有数不清的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首先是第二年的德语课，然后是玛丽·邦德那引人人胜的英国重要作家课，还有乌尔里希·阿勒斯的政治思想史等等。阿勒斯是个德国人，脾气不太好。一次，他在我关于古代雅典法律体系的论文上写了这么个评语：“乏味但得体。”那个时候，这种轻描淡写的赞扬让我感到糟透了。在当总统几年后，要是再有人给我这么’广评语，那我可真没法儿活了。
在第一学期乔·怀特的微观经济学课上我得了个C。第二学期怀特教授教宏观经济学，这次我得了A。我想这两个成绩是一种预兆，国为作为总统，我在国家经济方面干得卓有成效，但在个人经济状况上却相当糟糕，至少是在我离开白宫之前。
教我们欧洲历史课的是路易斯·阿吉拉尔。他从古巴流亡来到美国，在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罗推翻前，曾是在野的民主反对党领袖。一次，阿吉拉尔问我这一辈子打算干什么。我对他说想回家乡从政，但现在又开始对许多其他事情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说：“挑选职业就像从十个女朋友里面挑选妻子。即竺你挑选了其中最美丽、最聪明、最善良的女人，失去那九个也还是让你心痛不已。”尽管他喜欢教学，也教得很好，但我感觉，对阿吉拉尔教授来说，古巴就是那九个女人揉成的一个。
我二年级最难忘的课是沃尔特·贾尔斯教授上的美国宪法与政府课。这门课上他主要分析最高法院的案例。贾尔斯红发、平头，打定主意要当独身主义者。他生活中只有学生，以及对宪法和社会正义的爱，对华盛顿红人队的拥戴，无论他们是输是赢。他邀请学生到他家吃饭，几个幸运者还得以跟他一起观看红人队的比赛。贾尔斯来自俄克拉何马州，是一位开明的民主党人，他这种人那时就不多见，现在更稀少，足以让他受到《濒临灭绝物种法》的保护。
我想他对我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我来自和他相邻的州，尽管他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拿我逗乐。我上他的课时，已经和睡眠缺乏症结下了终身的不解乏缘，并且养成了一个习惯，在课堂上一定要眯上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就好了。然而这个习惯有时让人很难堪。贾尔斯上课时，我坐在大教室的最前排，成为他辛辣机智的最好陪衬。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小睡，他大声指出，某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像水晶般地清楚，任何人都能理解，“当然，除非你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某个乡巴佬。”我一下子醒了，只听全班哄堂大笑，以后他上课我就再也不敢睡着了。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10
二年级结束后，我回到家，虽没打工，却对自己想做什么有了明确的想法。这是阿肯色州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连任六届后，奥瓦尔·福伯斯不苎竞选连任。我们州最终迎来了忘掉小石城伤痛，以及洗刷他执政后期仍具有的任人惟亲污点的机会。我想为州长选举做些工作，一方面是学点政治，一方面也能为推动阿肯色州走上进步的道路尽绵薄之力。
福伯斯的执政岁月积蓄了好几名候选人的勃勃雄心，雄心将他们推人竞选。其中七名是民主党人，一名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党人温斯罗普·洛克菲勒。他在小约翰·D．洛克菲勒博士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离开父亲的帝国后，小洛克菲勒博士管理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同时也在自己较为开明的妻子爱比和加拿大伟大开明的政治家麦肯齐·金的影响下，背离了他父亲保守的反劳工政治，甚至背离了他父亲保守的宗教观，和哈里·爱默生·福斯迪克一起在纽约市建立了跨教派的河边教堂。
温斯罗普似乎注定要成为家族中的一匹黑马。被耶鲁大学开除后，他来到得克萨斯的油田打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表现出色，后来娶了一位纽约的上流名嫒，天天出入各种聚会，得到一个大玩家的名声。1953年，他迁居阿肯色州，部分是因为他在那里有个战时的哥们儿，说动他到那里去建-个牧场，部分是因为该州法律允许30天内办妥离婚，而他又正急于结束自己第一场短暂的婚姻。洛克菲勒高大魁梧，高约6英尺7，体重250磅。他的确喜欢上了阿肯色州，这里人人称他“温”，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个不错的名字。他总是穿一双牛仔靴，戴一顶斯泰森牛仔帽，、这已成了他的象征。他买下了小石城以西约50英里的珀蒂吉恩山的一大块地，在那里成功地繁殖出圣达牛，并在那里娶了他的第二个妻子珍妮特。
在第二故乡定居下来后，洛克菲勒拼命工作以摆脱在纽约时困扰他的花花公子名声。他成立了小规模的阿肯色州共和党，并想方设法为我们这个贫穷的州引进工业。福伯斯州长任命他为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主任，他也的确带来了许多新就业岗位。1964年，他对阿肯色州的落后形象失去耐心，开始挑战福伯斯，竞选州长。人人都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但福伯斯在每个县都设有机构；多数人，特别是阿肯色农民，仍然支持他的种族隔离立场，反对洛克菲勒支持民权的立场。阿肯色州仍然是一个民主党的州。
另外，生性腼腆的洛克菲勒缺乏口才，传言中的饮酒癖好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由于这个癖好，他常常要迟到许久，反而让我显得很准时。一次，他来到阿肯色州东部的克罗斯县县府所在地韦恩镇，要在那里的商会晚宴上发表演说，但到达时已饮酒过多，并且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立起身来说：我很高兴来到——”突然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便小声向司仪打听：“我在哪里？”司仪亦小声答道：“韦恩”。他又问了一遍，还是同样的回答，于是便洪钟般地喝道：“见鬼，我知道我叫什么！我这是在哪里？”这个故事立刻像野火般传遍了全州。传播故事的人并无恶意，因为他们都知道洛克菲勒是自己要当阿肯色州人的，心里装的也都是阿肯色州的最大利益。1966年，洛克菲勒再次参选，但即使福伯斯不在了，我也不认为他会成功。
此外，我想支持的是一位进步的民主党人士。从情感上说，我最喜欢的是布鲁克斯·海斯。1958年他因支持小石城中心中学的种族融合而丢掉了在国会的席位。他在一场由选举人自填候选人的竞选中败给了一位种族隔离主义验光师戴尔·奥尔福德博士。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使用了印有姓名、可直接贴到选票上去的黏胶标签。选民们虽不识字，却“机灵’’地知道黑人、白人不应上同一个学校。海斯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们浸礼会多数人决定只有保守派才能领导他们或领导国家之前，曾当过南方浸礼会大会主席。他是个很棒的人，聪明、谦虚，非常风趣，好得有点过了头，甚至对他竞选对手的年轻工作人员都很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尔福德也参加了州长竞选，但他赢不了，因为种族主义者还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斗士，那就是吉姆·约翰逊法官。他出身寒门，发迹于阿肯色州东南部的克罗塞特，靠着能言善辩，最后进了州最高法院，并在州长竞选中获得了三K党的支持。他认为福伯斯在民权问题上过于手软；他毕竟任命了几名黑人进入州的一些委员会工作。福伯斯还是有点平民意识的。对他来说，种族主义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他主张改善学校和敬老院条件，修建公路，改革州精神病院，而且不主张摘种族迫害。种族主义只是为了继续执政而付出的代价。对约翰逊而言，种族主义是一种神学。他靠仇恨壮大。他轮廓分明，眼睛明亮，带点儿野性，使他看上去有一种“精瘦饥饿”的神情，甚至会让莎士比亚笔下的卡西乌斯忌妒得发疯。而且他还是一名足智多谋的政客，知道自己的选民在哪里。他从不参加那些数不清的竞选大会，其他候选人在那里发表演说的时候，他却独自率领乡村与西部乐队跑遍全州，吸引群众，然后便会发表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攻击黑人和背信弃义的白人同情者，煽动起群众的狂热情绪。
这些我当时并未亲眼见到，但他在人们中积蓄力量，这些是其他候选人无法争取到的人：他们对民权方面的联邦行动主义深感忧虑，对沃茨暴乱及其他种族骚乱事件心存恐惧；他们深信，反贫穷战争就是为了黑人的社会主义福利；同时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也让他们灰心丧气。从心理上说，我们都是希望与恐惧的复杂混合物。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时都会发现天平朝着一边或为一边倾斜。如果天平过分偏向希望，我们就可能变得天真与不现实。如果天平过分偏向另一边，我们则可能被妄想与仇恨所吞噬。在南方，天平的黑暗一边始终是更严重的问题。1966年，吉姆·约翰逊正是推动天平倒向黑暗一边的人。
最有希望赢得选举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另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前检察长弗兰克·霍尔特。他得到了县府大楼多数人和大利益集团的支持，但在种族问题上，他比福伯斯进步得多，而且绝对诚实与正派。认识弗兰克·霍尔特的人个个都很敬佩他（除了那些认为他过于平易近人，因而不可能带来真正变化的人），霍尔特也一辈子都想当州长，此外还希望实现家庭的夙愿：他兄弟杰克是南方一位老派平民主义者，曾于几年前在一场激烈的参议院竞选中输给了保守的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
我伯伯雷蒙德·克林顿是霍尔特的铁杆支持者。他说，他可以让我也参与到竞选中。霍尔特已经得到了阿肯色州一些大学学生领袖的支持，这些人自称是“霍尔特一代”。不久我就以每周50美元的报酬被正式雇用。我想这笔报酬一直是雷蒙德伯伯支付的。在乔治敦我每周只有25美元的生活费，此时则觉得自己很有钱了。
其他学生比我大一些，也比我的关系广得多。麦克·格洛弗当过阿肯色大学学生会主席；迪克，金当过阿肯色州立师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保罗，弗雷当过沃希塔浸礼会青年民主党主席；比尔·艾伦是前阿肯色少年州州长，此时是阿肯色州仅隔一条密西西比河的孟菲斯州立大学学生领袖；莱斯利·史密斯出身一个显贵的政治家庭，她漂亮、聪明，曾当选过阿肯色州豆蔻小姐。
竞选开始后，我完全成为了“霍尔特一代”的第二个穿线人。我的任务是把“霍尔特当州长”的标语牌钉到树上，动员人们把黏胶小标语贴在他们的汽车保险杠上，在全州各地的竞选大会上散发关于霍尔特的小册子。在当时以及在我后来成为候选人时的一个最重要集会点是芒特内博炸鸡店。芒特内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俯瞰阿肯色州西部耶尔县境内的阿肯色河，这里也是克林顿家族最早定居的地方。人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吃东西，欣赏音乐，同时听长长一大串候选人发表演讲，他们有的竞选本地官员，有的竞选州长。
到达那里后不久，我便开始向人们做工作。这时竞选对手们也开进来了。霍尔特法官的竞选动作晚了一些。他的对手一个个开始发言时，他竟然还没到场。我着急了。这个活动可不能错过。我打付费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在移动电话出现之前，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他告诉我，他实在无法在那些演讲结束前赶到，因此应该由我替他发言。我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确定。他说我清楚他主张的是什么，只要把这点告诉大家就可以了。我通知活动组织者霍尔特法官赶不过来，然后问我是否可以代他讲话。我吓得够戗，因为这比代表我自己演讲要糟得多。演讲结束后，大家的反应客客气气的。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但演讲一定还不坏，因为自那以后，除了继续钉钉标语牌和贴贴黏胶标签外，我应邀还在其他几个霍尔特法官到不了场的小集会上代表他发言。类似的集会实在太多了，没有哪个候选人能做到次次到场。
几周后，竞选班子认为，法官夫人玛丽和他女儿莱达及梅丽莎也应走上街头，覆盖他覆盖不到的地方。玛丽·霍尔特身材高挑、头脑灵活，独立精神很强，在小石城开有一家时装店；莱达是玛丽·鲍德温学院的学生，学院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出生在那里；梅丽莎则是个高中生。她们几位都很漂亮，能说会道，也都很崇拜霍尔特法官，对于竞选十分投入。她们只需要一名司机。不知怎么，我被挑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