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68年挥之不去的噩梦已形成了这么一个角斗场，我，还有所有其他进步的政治家们，都不得不在我们的整个生涯中在此拼搏。假如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还活在世上，那么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假如汉弗莱利用了关于尼克松卷入巴黎和谈的情报，那么情况也许会不一样。当然也许不会。但不管怎样，只要相信在60年代善始终胜过恶，那么我们就会在自己年轻时代的英雄和梦想的激励下，抗争不息。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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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田年新年的早晨——新年伊始，我记了条令人高兴的日记。弗兰克·霍尔特刚刚获得最高法院的连任，距他输掉州长竞选仅两年。我驱车回到小石城，参加法官的宣誓就职仪式。不出所料，他拼命劝我们不要把元旦这一天花在这个小小的仪式上，但我们仍有50多名铁杆分子如期而至。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跟他说，并不是因为他获胜了我才来的！”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新任”法官，他将搬人吉姆·约翰逊法官的老办公室。
1月2日，我和乔·纽曼开车送母亲去霍普镇，向她家里的亲戚通报她将在第二天嫁给杰夫的消息。回到家后，我和乔便揭下了邮箱上的“罗杰·克林顿”标牌。乔很会说反话，这时他笑了，说：“这么容易就揭下来了，真有点让人伤心。”尽管有不祥的征兆，但我还是认为这场婚姻会有好结果。我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杰夫只不过是个骗取信任、骗取钱财的骗子，就像有些人至今认为的那样，那就给我涂上受骗者的色彩好了。”
第二天晚上的仪式十分简短。我们的朋友约翰·迈尔斯牧师领着他们念完婚誓。罗杰点燃了蜡烛。我是伴郎。接下来我们举行了晚会，我和卡罗琳·耶尔德尔为参加婚礼的宾客吹奏弹唱。有些牧师也许会拒绝为新人证婚，因为杰夫离过婚，而且还是刚离的婚。但约翰·迈尔斯不是这样。他是位好战、坚忍、开明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坚信，耶稣被圣父派下来就是要再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
我朋友莎朗，埃文斯认识洛克菲勒州长，由于他的原因，1月4日，我应邀到州长在帕蒂吉恩山的牧场和他共进午餐。我发现洛克菲勒十分友善，也很有口才。我们一起谈论了牛津大学以及他儿子温斯罗普·保罗想去那里上学的事。童年时代，温，保罗曾在欧洲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他将于秋季到潘布罗克学院上学，届时州长希望我和他保持联系。午饭后，我和温·保罗好好地聊了聊，此后，便驱车往西南去和汤姆·坎贝尔会合。汤姆当时在密西西比接受海军陆战队的飞行训练，已经从那里驱车来到阿肯色。我们三人驾车来到州长官邸。温·保罗邀请我们去那里看看。官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离开时，我觉得自己刚刚看到的是阿肯色州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不是10年后将成为我生活12年的地方。
1月11日，我和汤姆·威廉姆森、弗兰克·阿勒搭乘同一架班机飞回英国。一路上，汤姆向我讲解在美国当黑人是什么滋味，弗兰克则给我们讲他那个假日过得怎么难受，他那位保守的父亲非要让他去理发，而不是让他去征兵处报到，否则圣诞节就不要回家。回到大学学院后，我在自己那一堆信件中看到了老朋友海军陆战队二等兵伯特·杰弗里斯的一封来信，他曾和我一起接受洗礼。信写得很棒，下面我摘录了他写的几个令人震惊和悲伤的段落：……比尔，我已经目睹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愿目睹或经历的事情。在这里，他们的游戏就是活下来，无论足赢还是输。看到曾与你共同生活、亲密无间的伙伴死在你面前，而你明白他死得毫无意义，这的确让人不怎么舒服。而且你明白你本人也很容易死去。
我在一位中校手下当兵，给他当警卫员……11月21日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做温切斯特的地方。直升机把我们~t．-F来。我、中校还有另外两人开始在四周察看……两个北越士兵躲在掩体内向我们开火……甲校中了弹，另两位也中了弹。比尔，那天我祈祷过。幸运的是没等他们把我干掉，我先干掉了他俩。那天我第一次杀了人。比尔，一想到自己夺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感觉糟透了。我感到恶心。这时你意识到，你也很容易被干掉。
第二天是1月13日。我前往伦敦接受入伍体检。根据我想像丰富的日记记载，医生宣布我是“西方世界最健康的一个品种，适合陈列在医学院、展览会、动物园、嘉年华和新兵训练营里供人参观”。15日那天，我看到了爱德华·阿尔比的《脆弱的平衡》，这是我“许多天来第二个超现实的体验”。阿尔比的人物迫使观众“思考，是否在快要终结时的某一天，他们醒来后并没有发现自己感到空虚和害怕”。我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尼克松总统于1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他的演讲表达了和解的愿望，但“他关于美好古老的中产阶级宗教和美德的说教让我感到发冷。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与亚洲人之间的问题，但这些亚洲人并非出自犹太一基督教传统；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共产党人之间的问题，但共产党人并不相信上帝；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黑人之间的问题，但黑人太经常地被敬畏上帝的白人所欺骗，以至于他们之间再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言；据称他们会解决我们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但这种花言巧语的虚伪布道在孩子们看来已经被重复烂了，他们宁愿相信傻子也不愿相信父辈们大言不惭的自欺欺人”。讽刺的是，我也信仰基督教和中产阶级的美德。我认为，要践行我们真正的宗教与政治原则需要我们比尼克松看得更深，走得更远。
我决定，无论还剩多少时间，我都要回到自己在英国的生活中去。我首次参加了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辩论，我坚定地认为：人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是“一个具有丰产潜力的题目，却未被很好地开垦”。我去了北边的曼彻斯特，英国乡村的美景让我惊叹不已，“古老的石墙勾勒出乡村的线条，石墙既没用砂浆，也没用泥浆或水泥”。那里举行了一个研讨会，题目是“多元化作为民主理论的概念”，我觉得很没意思，只是再次试图“用更复杂（当然也因此更有意义）的术语来解释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堆废话，因为从根本上说，我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不会概念化地看待现实，也认为自己实在不够机灵，跟不上这个快节奏的人群”。
1月27日，丑陋的现实再次来临。在弗兰克·阿勒正式登记应征，“踏上了惟一开放的道路”后，我们为他搞了个简短的聚会。尽管有伏特加，有祝酒辞，有插科打诨，聚会还是很失败。即使我们中间最会搞笑的鲍勃·赖克也未能让大家活跃起来。“在这个说兑现就兑现的日子里”，大家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除弗兰克心头的负担。斯特罗布·塔尔博特以前打橄榄球时曾受过伤，因此他的应征状态被定为1一Y类，没想到第二天，他在大学学院球场被约·翰．，伊沙克森的网球砸碎了眼镜，于是就真的不适合服兵役了。医生花了两个钟头从他角膜中取出碎玻璃。他养好了伤，在后来的35年里看到了我们好多人错过的东西。
有很长一段时间，2月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一个月，整天都在与郁闷抗争，等待春天的到来。我在牛津的第一个2月真正是一场煎熬。我通过读书来与2月抗争。在牛津我读了很多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只是课程需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看了几百本书。那个月，我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月落》，部分是因为他刚去世，我想读以前我没看过的东西来纪念他。我重读了威利·莫里斯的《j匕行回家》，因为这本书能帮助我明白自己的根，也能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较好的一面”。我读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的灵魂}，以思考灵魂的意义。“灵魂这个词我常用，用得我都像黑人了，但当然，有时我不幸地想，我不是……灵魂：我知道它是什么——那是我感受事物的地方；那是推动我的力量；那是让我成长为一个男人的因素。一旦灵魂失去作用，我知道，如果不及时挽救，我很快就会死去。”我那时很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灵魂。
在征兵问题上的思想斗争重新唤起了我一直心存的怀疑，我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或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显然，有许多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人潜意识中总会责怪自己，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一个好些的命运。我觉得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过着两种平行的生活，一种是顺应自然的外部生活，一种则是隐密的内心生活。小时候，我的外部生活充满了朋友和欢乐、学习和行动。我的内心生活则充满了怀疑、愤怒和对始终存在的暴力的恐惧。没有人能够完全成功地面对这两种平行的生活。它们一定会相互交叉。随着老爸的暴力威胁的消退与最后消失，我在乔治敦才能过上一种比较协调的生活。然而此刻征兵的困扰又猛烈地带回了我的内心生活。在我新的、激动人心的外部生活昀表象下，自我怀疑与将临的毁灭开始重新抬头。
我将继续努力让平行的生活合而为一，让思想、肉体和精神在我的生活中融为一体，同时也要尽力过好我的外部生活，克服危难，消除内心生活的痛苦。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对于士兵和其他为了崇高事业而不顾个人安危的人们的个人勇气，我抱有极大的崇敬，而对于暴力和权力的滥用则深恶痛绝；说明了为什么对于公共服务我抱有激情，对别人的问题则抱有深深的同情；说明了为什么我会在人类友谊中找到安慰，为什么我一直那么不愿意让任何人进入我内心生活的最隐秘处。那里是一片黑暗。
以前我也有和自己过不去的时候，但从不像这次，时间也没有这么长。如我所言，我第一次有了足够的自我意识，认识到，在来牛津五年多之前，还在初中时，在我阳光的性情和乐观的外表下已经涌动着上述的种种情思。
当时我为沃奈克夫人的高级英语班写了一篇自传性文章，谈到“冲击我头脑”的“恶心”。
1969年2月这种情感风暴变得更加猛烈。我试图通过读书、旅行、花大量时间和有意思的人待在一起等来抵御风暴。我会在伦敦的波尔顿花园9号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会面。这是一个宽敞的公寓，在后来许多个周末这儿都是我在牛津大学以外的家。常年住在这个公寓的是戴维·爱德华兹。一天夜里，他同安·马库森在乔治敦的舍友德鲁·巴克曼一起出现在海伦庭院。他身穿佐特套服，这是一种长外套，上面有很多扣子和袋子，配一条喇叭裤。此前，我只是在老电影里见过佐特套服。戴维在波尔顿花园的地方成了美国青年、英国人和其他一些在伦敦来来往往的人的公共场所。大家频频在那里吃饭聚会，通常都是戴维掏腰包，虽不合适，但他的确比我们所有人都有钱，而且大方得有些过头。
我也在牛津独自待过了许多时间。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在读到卡尔·桑德堡的《人民，是的》时尤为感动：告诉他要常常独处并理解自己尤其是告诉自己不要自欺欺人。告诉他假如强壮，独处会有创造最终的决定是在静静的屋里做出。他会非常孤独但有时间工作他知道这是他的。
桑德堡让我相信疑惑与担忧也会产生益处。直到十岁我都是家里惟一的孩子，父母都在外工作，因此许多时间我总是一个人。投身国家政治后，在不认识我的人中间流传着许多神话，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说我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也许是因为我太喜欢与人交往的缘故，无论是黑压压的人群还是小小的晚宴，或是和朋友打打牌。作为总统，我得尽力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以便每天能有几个小时独自思考、盘算、筹划或是什么事都不做。我常常少睡几个钟头，就是为了有时间独处。在牛津时，我常常独处一隅，，利用这个时间来理清头绪，弄明白桑德堡认为一种好的生活所需要的是什么。3月，春天将临，我的精神也随着天气高涨。在五周的假期中，我第一次旅行来到了欧洲大陆。先是乘火车到多佛尔，去看那里的白色悬崖，然后乘船到比利时，再从那里转车到德国科隆。走出车站，我便被笼罩在山上那座宏伟的中世纪天主教堂的影子里。我明白了为什么二战期间，盟军飞行员在轰炸莱茵河附近的铁路大桥时为了避免炸毁教堂而不顾个人安危，超低空飞行。在那个教堂内，我感觉自己与上帝靠得更近，以后每次重访这座教堂时也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第二天早晨，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安·马库森和我的德国朋友鲁迪·勒韦会合，一起游览巴伐利亚。勒韦是1967年我在华盛顿市召开的大西洋共同体代表大会上认识的。在鲁迪的家乡千年古城班贝格市，他带我去看不远处的东德边境。在巴伐利亚森林边上的铁丝网后矗立着一个高高的哨所，里边站着一名东德士兵。
在我旅行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去世了。他是“美国梦剩下的最后一个残篇”。我和安·马库森的关系也结束了，这是那个时代使然，也是我迟迟不能投入的结果。过了很久我们才终于恢复了友谊。
回到牛津后，乔治·凯南开口说话了。对于我们的越南政策，凯南持严肃的保留态度。我和我的朋友都很渴望听听他要说些什么。不幸的是，他撇开了外交政策，而且向学生示威者和整个反战的“反文化”运动发起了猛烈抨击。我的几个好朋友，尤其是汤姆·威廉姆森，和他辩论了一阵，然后便不了了之。艾伦·伯辛发表了一个好笑的评论，简要地总结了我们的一致反应：“书胜于电影”。
几天后，我和里克·斯坦恩斯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进行了一场难忘的辩论，这也许是我们这伙人里政治上最成熟、最机智的一次辩论。我的日记里记载，里克“猛批我反对征兵”的见解，并说一旦停止征兵，穷人在服兵役方面就一定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相反，“斯坦恩斯提出全国服务的概念，交替运用若干种方法来满足军队的需要，但要通过缩短服役期限、提高军人工资来使军队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他认为不仅仅穷人，所有人都应为社会提供服务。”辩论的结果是，我们播下了一颗种子，20年多后在我第一次竞选总统时，这颗种子终于在我为年轻人提出的全国社区服务计划中开花结果。
1969年春，惟一的全国服务项目是服兵役，其规模是由一个冷酷无情的字眼“死亡人数统计”来衡量的。到4月中旬，人数已统计到了我小时候的朋友伯特·杰弗里斯。他的妻子忍受着丧夫的巨大痛苦提前一个月为他生下了孩子。和我一样，这个孩子也将伴随着来自别人的对父亲的记忆而成长。伯特去世时，和来自温泉城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艾拉·斯通和杜克·沃茨同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他们家得挑选一个人把伯特的尸体运回家乡。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根据军队的规定，‘被挑选出来的那位可以不用再回那里。他们挑选了已经受过三次伤的艾拉，部分是因为多次死里逃生的杜克还有二个月就服役期满了。在为朋友哭泣的同时我也再次问自己，我决定来牛津读书的动机是否更多是为了活着而不是为了反战。我在日记中记道：“在拖延中生活的特权……是根本说不过去的，但也许不幸的是，只是很难接受而已。”
回家后，抗议战争的浪潮并未平息。1969年，488个大学奋起罢课，，苎不得不关门停课。4月22日，我在《卫报》看到一个让我吃惊提消息，小石城的艾德·惠特菲尔德率领一支黑人武装占领了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校园内的一幢大楼。就在前一个夏天，我们在一起帮助富布赖特获得连任时，艾德还受到小石志好战黑人青年的指责。一周后，4月30日，战争冲着我来了。这其中还有一个奇特的曲折，暗喻了那个怪诞的时代。我收到了征兵通知书，命令我于4月21日前去报到入伍。显然，该通知是4月1日寄出的，但和我几个月前的缺席选票一；样，是通过平信发出的。我给家里打了电话，让他们一定要向征兵委员会说清楚，我已经超过期限九天了，但我并不是抵制征兵，要问问他们我该怎么做。他们告诉我寄平信是他们的错，另外，根据规定，我得先学完这个学期。因此他们建议我学期结束后再回家报到。
我决定尽可能地利用看来无疑是我在牛津的最后一段日子，细细品味英国长长的春天里的每一个时刻。我来到一个叫做斯托克坡吉斯的小村庄，欣赏那里美丽的教堂墓地。托马斯·格雷就安葬在这里，我还读了他的《墓畔挽歌》。此后，我又到伦敦去听音乐会，到海格特墓地去瞻仰卡尔·马克思的墓，墓上建有一个巨大的、雕得极其逼真的半身像。我还尽可能地和其他罗兹学者多待些时间，特别是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和里克·斯坦恩斯，我仍然在向他们学习。乔治餐馆是牛津大棚市场二楼一家古色古香的咖啡屋。在那里吃早饭时，我和保罗·帕里什讨论了他的良知拒服者身份申请，我支持他这么做，还为他给征兵委员会写了封信。
保罗的女友萨拉·梅特兰是一位机智优秀的苏格兰女人，后成为一名优秀作家。5月下旬，我和他们一起来到伦敦的皇家艾伯特音乐厅听伟大的福音歌手马哈莉娅·杰克逊的演唱。她简直棒极了，声音浑厚，传达着一种充满力量和天真单纯的信仰。音乐会结束时，她年轻的听众们围聚在舞台边，欢呼着恳求她再来一个。他们渴求信仰某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我也一样。28日那天，我在大学学院同朋友们搞子个告别聚会。这些朋友包括：曾一起打英式橄榄球、一起吃饭的同学们；道格拉斯和其他一些门房；我的校工阿齐；威廉姆斯主任和夫人；乔治·考克韦尔；我结识的各国学生，有美国的、印度的、加勒比海的和南非的。我只是想感谢他们在这一年中对我的帮助。朋友们分别送了我一些礼物：一根手杖、一顶英国毛线帽、一本简装的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这些东西我现在还保存着。
6月的前几天我在巴黎观光游览。我可不想回到家了却连巴黎都没去过。我在拉丁区租了间屋子，读完了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游览了所有景点，包括在巴黎圣母院后面那个小小的却令人惊讶的大屠杀纪念堂。这儿很容易错过，但值得一看。在斯得岛东端顺着楼梯往下，进入一个小小的空间，转过身来，这时你会发现自己正窥视着一个毒气室。
和我同行也兼我导游的是艾丽丝·张伯林，是我在伦敦通过其他朋友认识的。我们步行通过杜伊勒利宫，在池塘边停下脚步，看孩子们玩船模；我们吃了好玩又便宜的越南菜、阿尔及利亚菜、埃塞俄比亚菜和西印度群岛莱；我们爬了蒙马特山，参观了叫做“圣心”的教堂——在那里我又崇敬又幽默地点燃一枝蜡烛，以悼念我前几天刚去世的朋友维克多·本涅特博士，尽管他是个天才，却不合情理地反对天主教。我努力为他所有的基本观点打圆场。在他为我、母亲和老爸付出这么多后，我这也算是聊表寸心吧。
回到牛津后，一天几乎24小时都是亮的。一天凌晨一两点钟，我的英国朋友带我来到大学学院一幢大楼的楼顶，去观赏太阳升起在美丽的牛津天际那一刻。我们兴奋得昏了头，破门进入学院厨房，偷了些面包、香肠、西红柿和奶酪，然后回到我的屋子吃早饭。
6月24日，我去和比尔·威廉姆斯道别。他祝我一切顺利，并说他期待我成为一名“讨厌的、热情的、夸夸其谈的老校友”。那天晚上，我和汤姆·威廉姆森和他的朋友们在一家酒馆内吃了我在牛津的最后一顿晚餐。25日，我告别了牛津——永远地，我这么认为。我来到伦敦与弗兰克、玛丽和莱达·霍尔特会合。在旁听了议会的晚场会议，在法官和霍尔特太太回家后，我带莱达去见了我的朋友，并和他们共进了在伦敦的最后一顿晚餐，然后到戴·维·爱德华兹家睡了几个钟头，我早早地起了床赶往机场。六位朋友也一同前往机场为我送行。我们不知何时还能再见，是否还能再见。我拥抱了他们，然后朝飞机奔去。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16
晚上9：45我到达纽约。由于两边的延误，飞机晚到了九小时。到达曼哈顿时，已是午夜时分。于是我决定不再睡觉，等着去赶清晨的航班。我叫醒了玛莎·萨克斯顿，坐在她位于上西区的家门前台阶上聊了两个小时，然后去了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餐馆。我在那里吃了汉堡包，几个月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汉堡包，和两位出租车司机聊了聊天，看了会儿E．H．卡尔写的《历史是什么？》，还思考了一下我这非凡的一年，以及我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我盯着我最喜欢的分别礼物凝望了好一会儿，它们是两张纪念卡，上面印着法文的谚语，主题是“友情”与“同情”。这是阿尼克·亚历克西斯送给我的。阿尼克是一位美丽的加勒比黑人妇女，住在巴黎，正和汤姆·威廉姆森谈朋友。尼基还是小学生时就开始收藏这些卡片，藏了八年。我很珍视这些卡片，因为它们代表了我曾想要给予、分享和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礼物。我还为它们做了框，在过去的35年里，无论搬在哪里，我都要把它们挂起来。
离开小餐馆回阿肯色州时，我兜里只剩下不到25美元，但在日记的最后一页，我写道自己感觉像一个“大富翁，满载着好运、朋友、希望和信念。与我去年11月开始记这本日记时相比，这些信念变得比较具体、成熟一些”。在那个疯狂的时期，我的情绪就像电梯一样上上下下。无论是好是坏，丹尼斯·海兰已在春天给我寄了第二个日记本，好让我记载下一步要发生的事。6月底回到家时，离报到入伍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其间，我可以自由考虑到其他的军队单位。国民警卫队或预备役已没有空位。我询问空军，得到回答的是我当不了喷气机飞行员，因为我两眼视线无法聚拢。我的左眼视力不好，小时候常常外斜，后虽已基本纠正，但视觉还是合不到一个点上，显然真要飞行的话肯定会产生严重后果。我还接受过挑选海军军官的体检，也没通过，但这次是听力有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没发现过，后来也是十几年后我步入政坛时才开始发现，因为我常常听不清或听不明白人群中有人对我说什么。剩下的最好选择似乎是报名上法学院，然后加入阿肯色大学的陆军后备军官训练队。
7月17日，我来到费耶特维尔，不到两个小时，就被这两个地方录取。负责这个项目的军官尤金·霍尔姆斯上校对我说，他之所以录取我是因为作为军官我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要比仅仅当个新兵大得多。他的副手克林特·琼斯中校对我则似乎比较保守，比较怀疑。不过谈到他女儿后，大家都高兴起来。他女儿我在华盛顿就认识，也很喜欢。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就意味着法学院毕业后我就得去服役。显然，到下个暑假前，他们不能正式录取我，因为在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前我得去参加夏令营。但签署一封意向书就足以让征兵委员会同意取消我的入伍日期，并把我列为预备军人1一D类。我的心情很矛盾。我知道自己拥有了一个逃脱越南的机会，“但别的什么人则会在十天内登上那辆大巴，也许我也该登上那辆汽车”。
十天后我并没有登上那辆汽车，而是开着我自己的车前往得克萨斯与现已穿上了军装的我的乔治敦室友重逢。他们是汤姆·坎贝尔、吉姆·摩尔和基特·阿什比。在来回的路上，我很注意观察那些能让我重新熟悉美国的事物。休斯敦和达拉斯到处是新建的大公寓群，四处枝蔓，明显没什么规划。我想像这是未来的浪潮，却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愿意去那儿。从我见到的保险杠黏胶标语和个性车牌中，我可以悟出某种文化意味。我最喜欢的黏胶标语写道：“如果你人地狱不要责怪耶稣。”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写得最好的车牌竟然挂在一辆灵车上：“流行棺材。”显然看到车牌的人应该害怕地狱，却应笑对死亡。
我虽还没到笑对的时候，却总是意识到自己免不了一死，而且对此并不觉得怎么不舒服。也许是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已亡故的原因，我很早就开始．思考死亡的问题。对于墓地总是很着迷，而且喜欢在那里流连徜徉。在从得克萨斯回家的路上，我在霍普镇停了停，一是看望一下巴迪和奥莉，二是给我父亲和外祖父母扫墓。我拔了拔墓碑四周的草，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世上他们才活了那么几年：父亲28岁，老外公58岁，老外婆66岁（而我温泉城的继父才57岁）。我知道也许自己寿命不长，因此要尽量过好每一天。我对死亡的态度正好与关于琼斯教友的一个老笑话中的一个妙句相吻合。琼斯是她那个教堂里最虔诚的妇女。一个周日，她那个通常十分乏味的牧师在布道中讲到自己的生活，快结束时突然高叫：“我要求每一个想进天堂的人都站起来。”会众们个个跳起身来，除了琼斯教友。她的本堂牧师感到很失望，说：“琼斯教友，难到你不想死后进天堂吗？”这位虔诚的女人跳了起来说：“哦，当然了，牧师。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想弄一伙人立马动身呢！”
接下来在温泉城的六个星期比我想像的还有意思。有一个星期我都在帮一位67岁的老人在城西边一个叫做斯多里的小居民点搭建杰夫的预制房。这位老伙计每天都让我累得趴下，但也跟我讲了许多折射着朴实智慧和乡村怀疑主义的故事。就在一个月前，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离开了他们在哥伦比亚号飞船上的同事迈克尔·科林斯，踏上了月球，把肯尼迪总统希望在60年代结束前把人送上月球的目标提前了五个月。老木匠问我是不是真的相信有这么回事儿。我说当然，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表示不同意，说他压根儿就不信有这么回事儿。“那些电视伙计”可以把虚假的东西弄得很真实。那时，我觉得他是个怪人。然而我在华盛顿的八年间，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事情真让我寻思，他是不是很有点儿先见之明。
多数夜晚和许多白天时间里，我都和贝琪·里德待在一起。里德比我高一届，现在温泉城工作。相对我的日夜不安、忧愁焦虑，她是一剂极好的解毒药。她聪明、善良，留恋美好的事物。我们受邀作为准成年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为高中生举办的一些活动，差不多“领养”了几个孩子。他们是杰夫·罗森斯威格，我儿科医生的儿子，对政治方面的情况十分了解；简·德克斯，一位安静机灵的女孩，对民权很感兴趣；格兰·马洪，一位时髦、口齿伶俐的黑人男孩，他留了个大大的埃弗罗发式，喜欢穿达希奇衫，这是一种颜色花哨的长衬衫，下摆不扎到裤子里。我们到哪儿都一起去，玩得很开心。
那年夏天，温泉城发生了几起种族事件，一时气氛紧张。我和格兰认为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种族的摇滚乐队，在凯马特超市的停车场举办一个免费舞会，希望以此来缓解这种紧张气氛。他可以唱歌，我可以吹萨克斯。到了那天晚上，来了一大群人。我们在一辆平板卡车上演唱，大家则在人行道上跳舞，交流。在将近一个小时内一切顺利。这时一名英俊的黑人青年邀请一位漂亮的金发女孩跳舞。他们一起跳得很好——太好了，个别保守分子受不了了，于是大打出手，一场未了，一场又起，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已打得不可开交。警车开进了停车场。就这样，我的第一个种族和解计划宣告流产。
麦克·麦克拉蒂刚大学毕业就当选为州议员。一天，他来到温泉城参加福特经销商大会。他已结婚，并已正经八百地开始做生意、搞政治。我想见见他，便决定当着他那些相当传统的大会同事的面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我安排好了跟他在会议中心外的广场上见面。他不知道我留了长发和胡子。这已经够糟了，何况还有另外三个人和我一起：两位乘坐巴士横穿全美的英国女孩，此时来到温泉城短暂停留。她们看上去就是那种在巴士上待了两三天的样子。另一个人便是格兰·马洪，依然留着他那个埃弗罗发式，穿着那件达希奇衫。我们看上去就像一群逃离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难民。麦克和他那两位朋友来到广场时，我们准是让他感到不适。但他不露声色，只是跟我打了个招呼，把我们介绍给大家。在他那浆洗过的衬衫和短发下掩藏着同情和平与民权运动的心脏和大脑。在我们的一生中，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始终和我站在一起，不过我从没更严格地考验过他。
夏季一天天过去，我的心情也因为决定要去后备军官训练队和阿肯色法学院而变得越来越糟。我很难入睡，多数夜晚都坐在书房里的躺椅上。六年前我正是坐在这张椅子上观看小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我一直看书看到眼皮打架，才能睡上几个小时。由于我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为时已晚，只好等到下个夏季才能参加所要求的夏令营。因此霍尔姆斯上校同意我返回牛津再读一年。这意味着在四年而不是三年期间我都不用去服“后法学院”兵役。对于自己的决定，我仍然十分不安。
我和约翰·迈尔斯牧师的兄弟谈了一次，结果让我更加不知如何是好。沃伦·迈尔斯18岁便辍学参加海军陆战队，去了朝鲜，并在战斗中负了伤。回国后他上了亨德里克斯学院，在那里获得了罗兹奖学金。他鼓励我走出当前的安全路线，参加海军陆战队开赴越南，至少我在那里真能学到点东西。他当即驳斥了我反对战争的态度，认为战争的事实是根本无法改变的，只要战争存在，正派的人就应投身战场，去体验、去学习、去回忆。这场争论很激烈。但我已经记住了。我记得在外交委员会工作时了解到的情况，包括有机密证据表明美国人对战争的看法正在受到误导。我记得伯特·杰弗里斯的来信告诫我远离战争。我真的十分矛盾。作为一名二战老兵的后代，作为看着约翰·韦恩电影长大的一代，我一直都很崇敬服务军队的人。此刻，我在内心中间自己，试图弄清楚，我不想上战场真是出于某种信念还是因为怕死。鉴于事情最后的解决方式，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9月末，我一边办理回牛津的各种手续，一边飞到玛莎葡萄园去和曾为吉恩·麦卡锡工作过的反战积极分子会合。当然我并没有为麦卡锡工作过。里克，斯坦恩斯邀请了我，我想是因为他知道我想来，而且他们也想再请一位南方人过来。仅有的另一个南方人是泰勒·布兰奇，他新近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前不久还在佐治亚州帮助黑人登记投票。泰勒后来在新闻界干得很‘出色，帮助因“水门事件”而出名的约翰·迪恩和篮球名人比尔·拉塞尔撰写自传，后来又写了获普利策奖的杰作《分水》。这是论述小马丁·路德·金和民权运动的三部曲中的一部。我和泰勒结下的友情使我们一同参加了得克萨斯州1972年的麦戈文竞选。1993年他帮我记下了我总统任内几乎每个月的口述历史。要没这么做，那些年的许多记忆都将不复存在。
除了里克和泰勒外，和我们重逢的还有另外四人。多年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没中断。他们是山姆·布朗；学生反战运动最著名的领袖，后步人科罗拉多州政坛，我当总统时，他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美国工作；戴维·米克斯纳，14岁成为季节性工人的组织者，我在英国时曾来看望过我几次，后迁居加州，积极支持防止艾滋病的工作，支持同性恋权利运动，1992年也支持过我；麦克·德赖弗在后来的30年间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埃里·西格尔，和我相识在麦戈文竞选中，后成为克林顿一戈尔竞选活动的办公室主任。
随着1969年秋季到来，那个周末相聚一堂的所有人从此走上了我们想像不到的生活道路。我们只是想在制止战争方面做点事。反战小组计划举行下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即著名的“中止越战”活动。我也为他们的计划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但多数时间还是在考虑自己应征人伍的事，并且对自己处理此事的方式越来越感到不安。就在我动身前往玛莎葡萄园之前，我给我们当地的征兵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姆斯特朗写了封信，对他说，我实际并不想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项目，请他把我从1一D类缓服兵役的名单中勾掉，添加到征兵名单上。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来阿肯色州看我，我们一起讨论了找是否该寄出这封信。结果是没有寄。我起飞那天，当地报纸刊登了一条头版新闻，曾在初中学生会主席竞选中击败我、后成为陆军中尉的迈克·托马斯在越南阵亡。迈克所在的部队遭到袭击，纷纷掩蔽。迈克则回到火线去救困在车辆中的一位战友，这时一发追击炮弹飞来，击中了他俩。迈克阵亡后，陆军授予他一枚银星勋章、一枚铜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至此，已有3．9万美国人死于越南，此后还将有1．9万的伤亡数字。9月25日和2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读了《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奥德赛》（戴维·哈尔伯斯塔姆著）后，我再次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缓服兵役……
我不能参加这个后备军官训练队的项目。”后来几天的某个时刻，我给杰夫·德怀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想回到新兵征兵名单上，并请他转告比尔·阿姆斯特朗。10月30日那天，征兵委员会把我重新登记为卜A÷类。10月1日，尼克松总统曾发布总统令，改变义务兵役制政策，允许研究生修完他们已经亡的那个学年，而不是那个学期，这样我就要到来年7月才会被征召。我不记得，而且Bi己也没有显示，自己是在得知研究生缓服兵役一学年的规定之前还是之后请杰夫去和当地征兵委员会说的。但我的确记得，自己当时松了口气，这样一来，我又可以回到牛津生活一段时间，征兵的事也已成为定局：让我感到安心的是，也许我可以在牛津学习结束后才收到入伍通知。
我得到的征兵号码很靠后。这时我再次给杰夫打电话，请他转告霍尔姆斯上校，我并不是知道了上述情况才回到征兵类别的，他仍然可以征召我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我会理解的。12月3日那天，我坐下来给霍尔姆斯上校写了封信，首先感谢他前一个夏天保护我没有让我入伍，然后告诉他我十分敬佩他，并对他说，我觉得，如果他当时更多地了解到我的政治信念和行为，他就不会这样看重我了：“至少你会认为我更适合去当兵，而不是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我向他描述了我在外交委员会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对于越南将发生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得比我多”。我告诉他，前一个夏天离开阿肯色后，我为在华盛顿和英国的“中止越战”运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还告诉他，早在乔治敦上大学时我就研究过征兵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国家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战争才是正义的。对于拒服兵役者和登记服兵役者我都表达了同情。我告诉他弗兰克·阿勒——我只说他是我的室友——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勇敢、最高尚的。他的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怎么清楚。把他当成罪犯，那真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然后我向他承认，自己也曾考虑过填写入伍登记表，而且“尽管我的不同信念，但为了一个原因，即保持我在该体系中的政治前途”，我也同意被征人伍。我还承认，自己之所以要求被接纳到后备军官训练队，是因为这是惟一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能（但并不一定）让我逃避越南，又不至于让我拒服兵役”。我向上校坦白说，“在签署了后备军官训练队的意向书后，我就开始思考，这种自我妥协是否比当新兵还要糟，因为对于后备军官训练队本身，我并没有兴趣，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肉体免遭伤害……在我们达成协议，在您向我家乡征兵委员会送去我的1一D缓服兵役表后，我真正开始感受到自尊的痛苦和自信的丧失”。我告诉上校，9月12日我曾给征兵委员会写过一封信，请他们把我重新划归到新兵行列，却没寄出。我没有提到曾让杰夫帮我重新划归到1一A类，而且当地征兵委员会已经在10月的会议上办理了此事，因为我知道杰夫已跟上校说过此事。我说“向您提这件事”是希望“能有助于你更清楚地理解这么一个现实，即许许多多优秀分子最后发现自己依然爱国，却厌恶军队。而您，还有其他优秀分子为了军队尽职尽忠，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一生”。作为一个对战争充满矛盾与内心冲突的年轻人，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如此。不管怎样，如果霍尔姆斯上校要召我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我仍然认为自己有这个义务去参加。由于他没给我回信，我好几个月也不知道他到底如何打算。
1970年3月，我从李·威廉姆斯那里得到消息，他认为所有号码都会被征召入伍。大约在同一时候，我收到了两盘录音带，这是戴维·爱德华兹去温泉城看望家人时，他们录的。一盘是台球桌前各种各样的玩笑戏谑，最后是罗杰替我吹了一段萨克斯，我们那只德国牧羊犬，金，则在一旁嗥叫。另一盘是母亲和杰夫专门对我说的话。母亲告诉我她非常爱我，让我注意休息。杰夫跟我说了些家里最近发生的事，然后说了下面的话：几天前我冒昧地给上校打了个电话，也去看了看他。他祝你一切顺利，希望你回来时顺道去跟他打声招呼。就上校而言，我对后备军官训练队的事一点儿都不担心，因为对于我们年轻人的普遍情况他显然相当理解，A-~tl可能对他有些误解。
到了1970年3月的第二周，我知道我已经可以不用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队，但是兵还是要当的。
后来证明，李·威廉姆斯说的情况有误。随着战争降级，所需兵员补充也相应减少，结果我的号码从未被叫到过。对于逃避危险，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好。许多和我同代的人未能躲过危险，失去了生命，而他们和我一样有权利拥有一个未来。多年来，在我当州长负责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时，特别是在我当总统后，对美国军队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希望我年轻时也曾是军中一，员，尽管我对于越战的情感从未改变过。
如果我没有去乔治敦上大学，如果我没有到外交委员会工作过，那么对于服兵役我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越战时期，1600万人通过合法的方式避开了服兵役；870万人进行了入伍登记；220万人应征人伍；只有20．9万人据说是逃避或拒服了兵役，其中8750人被判有罪。
然而，我们本来可能会去越南而实际没有去的人也被打上了越南的烙印，尤其是我们如果有朋友死在那里的话。我总是很注意了解那些避开越南后进人公共生活的人是如何处理军事问题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竟变成了超级鹰派或超级爱国者，声称出于个人考虑不服兵役是有道理的，而且一方面自己躲开了战争，另一方面却仍然谴责那些反对战争的人。到了2002年，越南显然已被淡忘，退到了美国人心理阴影的最深处，以至于佐治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越战时期缓服兵役的萨克斯比·钱布林斯能够击败在越战中失去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的麦克斯·克莱兰参议员，其手段竟然是质疑后者的爱国主义和对美国安全的献身程度。
与不服兵役的超级鹰派的行为截然不同的是美国试图修复并实现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努力。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国会中杰出的越战老兵，像恰克·罗伯、约翰·麦凯恩、约翰·克里、恰克·黑格尔、皮特·彼得森等人。他们不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没有什么可隐瞒或需要证明的东西。
10月初我回到牛津开始这意想不到的第二年时，我的生活环境几乎和在阿肯色州时一样复杂。我没有地方住，因为夏末之前根本没有想过还会回来，而且只有在第一年我们的住房才有保证。我在里克·斯坦恩斯那里住了几个星期，其间我们一起工作并参加了10月15日在伦敦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中止越战”仪式，以支持在美国举行的主要活动。我还帮助组织了在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学术讨论会。
最后我终于和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弗兰克·阿勒在莱克福德路46号找到了我们在牛津今后的住处。本来预定要和他们同住的人走了，而他们又需要我和他们分担租金。我们每月支付36英镑，以每镑2．4美元的比率换算，共为86．4美元。房子相当破旧，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矣。一楼有个小起居室和我的一间卧室，另外还有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走进房子后首先看到便是这个卫生间，门上镶嵌有一块玻璃，玻璃上贴有一张薄薄的前拉斐尔风格的女人像，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块彩色玻璃。这是整幢房子里最有晶位的部分。斯特罗布和弗兰克的卧室和工作间分别在二楼和三楼。屋后有一个坑坑洼洼的小天井。
和我不一样，斯特罗布和弗兰克在做严肃认真的工作。弗兰克正在撰写关于中国内战中史诗般的长征的著作。他曾专程前往瑞士去拜见埃德加·斯诺。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记述了他同毛泽东及其延安革命者交往的独特经历。斯诺曾送给弗兰克一些他从未出版过的笔记，供他使用。显然弗兰克将要写出一部真正有意义的学术著作。
斯特罗布的计划则更大：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美国被认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的对头，但在冷战时期的苏联人眼里，他是一个改革家和令人着迷的人物。他曾建造了漂亮的莫斯科地铁，并谴责了斯大林凶残的过激行为。但更为正统和保守的势力把他赶下了台并扶植起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这以后，赫鲁晓夫便悄悄地用录音带记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而且，我认为是通过他在克格勃的朋友，将这些录音带交到了当时《时代》杂志驻莫斯科办事处主任杰里·谢克特的手中。斯特罗布俄语说得很流利，前一年夏天曾为（时代）杂志驻莫斯科办事处工作。他飞到哥本哈根，见到了谢克特，拿到了录音带。回到牛津后，他便开始了一项十分费力的工作，即将赫鲁晓夫用俄语说的话打出来，然后进行翻译整理。
许多个早晨，弗兰克和斯特罗布开始工作时，我便开始为他们做早饭。我做快餐很有两下子。我会给他们做“克林顿大妈乡村厨房”的早饭，然后检查他们的工作。我特别喜欢听斯特罗布讲述赫鲁晓夫关于克里姆林宫里阴谋诡计的故事。他此时还未问世的著作《赫鲁晓夫回忆》对西方理解苏联内部的运作方式和紧张程度做出了重大贡献，激起了人们的希望，即总有一天，内部改革会带来更多的自由与开放。
11月15日举行了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的“中止越战”仪式。500多人绕着美国大使馆前的格罗夫纳广场游行。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麦克索利神父。他是乔治敦大学教员中的耶稣会教士，长期积极从事和平运动。作为二战中一位随军牧师，麦克索利在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后成为罗伯特·肯尼迪及其家人的密友。示威游行后，我们来到大使馆附近的圣马克教堂举行祈祷仪式。麦克索利神父背诵了阿西西的圣方济和平祈祷文，里克·斯坦恩斯则念诵了约翰·邓恩的名诗，最后一句是：“切莫令人询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汝而鸣。”
感恩节后，我和汤姆·威廉姆森飞到都柏林去会见希拉里·哈特和玛莎·萨克斯顿。几个月来，我时不时地能碰到她们两位。30多年后，玛莎提醒我，那次旅途中我曾说过她太悲伤，不适合我。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由于我对越南的事情深感焦虑，我对她来说，或者对任何人来说，也太悲伤。但尽管悲伤，我还是喜欢上了爱尔兰，在那里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待了一个星期后，我真不愿离开那里。
到了周六，12月6日，在我给霍尔姆斯上校写信后的第三天，我已为了一个重大活动而回到了伦敦戴维·爱德华兹的公寓：阿肯色大学对得克萨斯大学的橄榄球赛。两个队都没输过。在全国民意测验中，得克萨斯队名列第一，阿肯色队位居第二。他们是在大学橄榄球第一百周年常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争夺全国冠军。我租了一个短波收音机，价钱不贵，但需要支付50英镑的押金。这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戴维做了一大罐上好的辣椒酱。我们招来了几个朋友，他们听到我们在球赛过程中鸣里哇啦地大喊大叫，以为我们都发了疯。球赛的确太精彩了，堪称世纪之赛。在这几个小时中，我们完全被比赛吸引住了，暂时回归了天真。
特里，弗雷的（牛角、猪和尼克松的到来》对这场比赛及其文化和政治背景做了精彩的记述。他还给此书取了个副标题“——迪克西的最后抵抗中得克萨斯队对阿肯色队”，因为这是最后一个在两支全白人球队之间进行的重要赛事。
尼克松总统是一个疯狂的球迷。就在几天前，白宫宣布总统将亲临比赛现场，并向获胜队颁发奖杯。国会将有九位议员随同前往，包括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的对手富布赖特参议员。他曾在40多年前代表野猪队参加过比赛。此外还有年轻的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乔治·H．w．布什。预定出席的人员还有白宫助手亨利·基辛格和H．R．哈尔德曼，以及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
阿肯色队开球攻向得克萨斯队，第一次控球就瞅准了对方的空子，不到一分半钟便得分。中场时，阿肯色队以7：0领先。这时采访了尼克松总统。僦：“我期待两个队在下半场都能得分。问题是得克萨斯队的超强阵容，我是指也许更强大的替补队员，是否能在最后一节中获胜。我是这么看的。”在第四节比赛开始时，阿肯色队仍以14：0领先。这时，得克萨斯的四分卫詹姆斯，斯特里特持球跑动42码，为这场几乎已输掉的比赛达阵得分。得克萨斯队又开始争夺两分的附加得分，取得成功，把比分拉近到14：8。获得第二次控球后，阿肯色队立即带球越过了得克萨斯防守线上的七人。阿肯色队拥有全国最厉害的铁脚，本来可以越过球门横木踢出一个3分球，把比分一下拉开到17：8，这样得克萨斯队就必须再多得一倍的分才能获胜。这时裁判判定传球，但球没传到位给截住了。在只剩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得克萨斯队发起了第四个10码进攻，这时他们在自己43码线上仍有3码的距离。那位四分卫奇迹般地把球传到了位于阿肯色队13码线、被防守得严严实实的外接手手里。发起两次进攻后，得克萨斯队又得了分，并以15：14领先。在最后一次进攻中，阿肯色队通过短传球带球冲过场地，多数都传给了最具天才的跑锋比尔·伯内特。他那天带球的运气特别好，不久就将成为尤金·霍尔姆斯上校的乘龙快婿。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赛后，得克萨斯队截住了阿肯色队的传球，磨掉了最后的1分22秒时间，以15：14赢得了比赛。
这是场让人大饱眼福的比赛。连得克萨斯的几名球员都说两个队哪个都不该输。惟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是尼克松总统在半场时做的预言，他说得克萨斯队很可能在最后一节时胜出。我觉得在这以后许多年里，我都因他这个预言不喜欢他，就像不喜欢他的水门事件一样。
我和戴维·爱德华兹为了听橄榄球赛不怕麻烦专门去租了个短波收音机，这种事情对于在美国为体育而疯狂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没什么稀奇的。支持不支持野猪队成为你是不是个阿肯色人的分水岭。我们家买电视机前，我用收音机收听所有的比赛。高中时，我替野猪乐队搬运设备纯粹是为了能进去看比赛。到了乔治敦，我看了所有电视转播的野猪队比赛。回到家乡后，无论是当法学教授、检察长还是州长，主场比赛我几乎是场场必到。在埃迪，萨顿成为篮球教练，他妻子帕齐为我1980年的竞选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我也开始去看所有我能到场观看的篮球比赛。1994年，诺兰·理查德森教练率领的阿肯色大学队击败了杜克大学队，荣获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当时我也在场。
在我观看过的所有精彩比赛中，只有“世纪之赛”对我的政治生涯产生过一些影响。尽管反战示威者没有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出现，但他们并没有消失。其中一人还爬到了俯瞰体育场的山上的一棵树上。第二天他的照片便被阿肯色州许多日报和周报刊登出来。五年后，即1974年，就在我的第一次国会竞选前不久，我竞争对手的工作人员给国会选区所有的报纸打电话，问他们是否“保存了一张阿肯色对得克萨斯橄榄球赛时比尔·克林顿爬在树上向尼克松示威的照片”。谣言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让我损失了不少选票。1978年我第一次竞选州长时，阿肯色州南部一位州警向好几个人发誓，说他就是那天把我从树上拽下来的人。1979年在我当州长的第一年，也是那场比赛的十年之后，一次我到距费耶特维尔一个小时车程的贝里维尔，在那里一所中学的集会上回答提出的问题，这时一个学生问我是否真的爬上过那棵树。我问都有谁听说过这个谣言，结果半数的学生还有3／4的老师都举起了手。1983年，比赛过后第14年，我到费耶特维尔以北的一个小居民点通蒂敦，为那里一年一度的葡萄节女王加冕。过后，一位16岁的女孩望着我说：“你真的没穿衣服爬到那棵树上示威反对尼克松总统和战争了吗？”我说没有，女孩说：“哦，得了。这才是我一直支持你的原因！”尽管随着故事的深入，我连衣服都丢了，但事情好像出现了一点转机。感谢上帝，此后不久，费耶特维尔一家自由傲慢的周报《葡萄藤》刊登了一篇描述那个真正抗议者的文章，包括他趴在树上的一张照片。于是这个疯狂的、老掉牙的故事总算可以寿终正寝了。文章的作者还说比尔·克林顿年轻时太“中规中矩”，不可能干出那种冒险的事情。
那么多年前的橄榄球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观看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让我拥有一种离家更近的感觉。那时我刚刚开始看托马斯·伍尔夫的《你再也回不了家》，担心自己也会这样。在不止一个方面，我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走得离家更远。
寒假期间，1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开始了为期40天的旅行。我将从阿姆斯特丹穿过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达俄罗斯，再经布拉格和慕尼黑回到牛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
与我同行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是我的艺术家朋友艾梅·戈蒂埃。条条大街上都点燃着圣诞节灯火，两边是诱人的商店。在那个著名的红灯区橱窗里豁然展示着完全合法的妓女们。艾梅开玩笑问我想不想进到某个橱窗里面，我谢绝了。
我们游览了主要教堂，在市立博物馆观看了梵高的作品，在国立博物馆观看了弗美尔和伦勃朗的作品。闭馆的时候到了，我们被要求离开这个美妙古老的地方。我来到衣帽间取外套。这时那里只剩下另外一个人。他转过身来，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鲁道夫·努里耶夫。我们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愿不愿意上楼去喝杯茶。我知道艾梅准会很高兴，但就在前门外，一位帅小伙正皱着眉，焦急地来回踱步，显然是在等努里耶夫，我便谢绝了他的邀请。几年后，我当上了州长，来到台湾的台北市，发现努里耶夫和我住在同一家酒店。一天深夜，我们在忙完各自的事情后终于聚到一起喝了杯茶。显然他没有想起我们的第一次相遇。
在阿姆斯特丹，我和艾梅道了别，她要回家，然后我乘火车前往哥本哈根、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在挪威和瑞典边境，我几乎被撵下车去，推人旷野。
在一个小火车站，哨兵搜查了所有年轻人的行李，寻找毒品。他们在我包里发现了许多康泰克药片。这是我带给莫斯科的朋友的。康泰克是一种比较新的药，不知为什么还没被列入瑞典政府批准的药品名录。我努力向他们解释，这只是些感冒药，在美国随便哪个药店都能买到，而且不会让人产生依赖性。哨兵还是没收了康泰克，但还好，我没有因走私毒品而被推下车，扔进白雪皑皑的荒野，要是这样，我就会被冻成一个有趣的冰雕，在开春融雪前一直保存完好。
在斯德哥尔摩小住几日后，我搭乘夜轮前往赫尔辛基。那天深夜，我独自在餐厅桌旁边喝咖啡边看书，酒吧那边却有人打了起来。两个醉汉为了争夺那里惟一的女孩大打出手。两人都醉得太厉害，只知把拳头打到对方身上，而不知防守，不久便血流满面。其中一位是船员，他的两三个同事则站在一旁观看。最后，我终于看不下去，站起身，过去劝架，以免他们把对方伤得太重。离他们还有十码远时，旁观的一位船员拦住了我说：“你劝不了架的。真要劝的话，他们两人都会一起扑到你身上。我们也会帮着一起上。”我问为什么，他只是笑了笑说：“我们是芬兰人。”我耸了耸肩，转过身，拿起书回去睡觉，心想自己又上了一堂文化差异课。我敢打赌，他们谁也没得到那个女孩。
我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然后便和乔治敦的同学理查德·舒劳一同去逛街。舒劳的父亲是那里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使团副团长。圣诞节到了，这是我第一个没在家过的圣诞节。我出了门，来到赫尔辛基海湾。冰层很厚，上面的雪也很厚，因此增加了一些摩擦。在四周的自然美景中我看到岸边不远处有一个小木屋，以及几码之外冰面上有一个圆圆的小冰窟窿。小木屋是个洗桑拿的地方。没多久，一个男人穿着条极窄小的游泳裤走丁出来。他径直走到冰上，下到了窟窿和刺骨的水里。几分钟后，他爬了出来，回到桑拿屋，然后又重复这个仪式。在我看来，他比酒吧里的那两个人还要疯狂。然而慢慢地我也喜欢上了桑拿，但尽管从那以后我又去了几次芬兰，也越来越喜欢那里，却从没进过冰窟窿。
新年前夜这一天，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中间要在列宁格勒的芬兰车站停靠。这是1917年列宁回俄国领导革命时走过的路线。我之所以知道此事是因为我读过埃德蒙，威尔逊的大作（去芬兰车站》。来到俄国边境又一个孤立的哨所时，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位矮胖但看上去很天真的哨兵。他怀疑地打量着我的包，我想他准是要查看有没有毒品。然而他却用口音浓重的英语问我：“肮脏的书？肮脏的书？有肮脏的书吗？”我笑了，打开书包，倒出一堆企鹅平装本小说，有托尔斯泰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还有屠格涅夫的。他大失所望。我猜想，他渴望弄些禁书，好在这寒冷的边境上打发那些孤独的漫漫长夜。
苏联火车内的包厢非常宽敞。每一节车厢都设有一个巨大的俄式茶炊，里面灌满了热茶。一位年长的妇人负责给大家倒茶，分发黑面包。和我同一铺位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1936年奥运会时，曾当过爱沙尼亚拳击队教练。三年后，爱沙尼亚即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并人了苏联。我们两人都能说几句德语，足够交流用的。他很活跃，曾信心十足地对我说，爱沙尼亚总有一天会重获自由。21XE年，我来到爱沙尼亚美丽的首都塔林，我向听我演讲的人讲了这个故事。我的朋友、前总统伦纳特·梅里也在演讲现场，他迅速为我做了调查。那人叫彼得·马索夫，死于1980年。我现在还常常想起他，想起我们新年前夜一同乘火车的情景。我真希望他能再活一个十年，看到他的梦想成真。
将近午夜时分，也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凌晨，我们到达了列宁格勒。我走出车站，散了几分钟步。在肆虐的暴风雪中，警察正把一个个醉酒者拖离街道。这就是我当时看到的全部情景。等我看到这座城市的雄伟辉煌时已是近30年后的事了。那时，共产党已经下台，城市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
1970年的新年早晨，我开始了令人惊叹的五天生活。为了给莫斯科之行做准备，我专门买了一本指南和一张很管用的英文版街道地图，因为我看不懂俄语的西里尔书写体。
我住进了红场边上的民族饭店。大厅天花板极高，屋子很舒适，还有一个很好的餐厅和酒吧。
我在莫斯科惟一认识的人是尼基·亚历克西斯。去年夏天我从牛津回家时，她曾送给我两张让我很喜欢的友谊卡。她是一位很奇特的女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住在巴黎，因为她父亲是那里的一位外交官。尼基在卢蒙巴大学念书。卢蒙巴是一位刚果领导人的名字，1961年遇刺身亡，此事显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瓜葛。学生多数是来自穷国的穷人。苏联显然希望通过对他们实施教育，让他们回国后去传播信仰。一天夜里，我乘坐公共汽车前往卢蒙巴大学，去同尼基和她的几位朋友吃饭。其中有一位叫海伦妮的海地妇女，她丈夫在巴黎念书。他们有一个女儿和他在一起。由于没钱支付盘缠，他们已有两年没见面。几天后我离开了俄国，临行前，海伦妮给了我一顶典型的俄罗斯式样的皮帽。帽子不贵，但她没有钱。我问她是不是真想让我收下这份礼物。她说：“是的。你对我那么好，让我有了希望。”1994年，作为总统，我做出决定，铲除海地的军事独裁者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恢复民选总·统让一贝尔特朗·阿里斯蒂德。这时，我多年来头一次想起了那位善良的妇女，不知她到底回过海地没有。
午夜时分，我乘公共汽车回到饭店。车上除我以外还有一个人。他叫奥列格·拉基托，英语说得比我还好。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告诉我他在政府工作，就差没有承认他是被派来监视我的。他说希望明天早晨吃早饭时我们还能再聊。我们吃冷腌肉和鸡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每周都要看《时代}和《新闻周刊》，特别喜欢英国流行歌星汤姆·琼斯。他有走私进来的他的录音带。如果奥列格是因为我为富布赖特参议员工作时曾获得过安全许可而打算从我这里套出什么情报的话，那他可是一无所获。但从他身上我可以看出，铁幕后面的年轻人多么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一直到我入主白宫后都没能忘却。
奥列格并不是我惟一遇到的友好的俄罗斯人。尼克松总统的缓和汁划已产生了明显效果。几个月前，俄罗斯电视播放了美国人在月球漫步的情景。他们都羡慕我们的自由，以为我们都很富有。我想，和他们多数人相比，我们是很富有。我每次乘坐地铁，都会有人走上前来骄傲地对我说：“我会说英语！欢迎来莫斯科。”一天夜里，我和几位饭店的客人、一位当地出租车司机和他妹妹一起吃晚饭。女孩喝得多了一点，便打定主意和我待在一起。她哥哥不得不把她拖到饭店外面的雪地上，然后塞进出租车。我一直不知遭，他是害怕和我在一起她肯定会受到克格勃的拷问，还是认为我配不上他妹妹。
我在莫斯科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从饭店电梯里的一次偶遇开始的。我走进电梯时，里面已有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人别着一枚弗吉尼亚狮子会俱乐部的徽章。他显然认为我是个外国人，因为我留着长发，蓄着大胡子，足蹬一双生牛皮靴，身穿一件英国海军的棒球衫。他拖长调子问：“你是哪里人？”我笑了，说：“阿肯色人。”他答道：“嗨，我还以为你是丹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人呢！”他叫查理·丹尼尔斯，来自弗吉尼亚的诺顿市，那是弗朗西斯·加利·鲍尔斯的家乡。他是位U一2飞机的驾驶员，1960年在俄国被击落并被捕。和查理一起的是卡尔·麦卡菲，一位来自诺顿的律师，曾帮助安排鲍尔斯获释一事。还有一位是来自华盛顿州的养鸡场主亨利·福尔斯，他的儿子驾机在越南被击落。他们千里迢迢来莫斯科是想看看派驻在那里的北越人能否告诉这位养鸡场主他儿子是死是活。第四个人来自巴黎，和那位弗吉尼亚人一样，也是狮子会俱乐部的会员。他加入到他们的行列是因为北越人会说法语。他们并不敢肯定俄国人是否会允许他们和北越人交谈，或者即使同意，也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什么消息，只是先来了再说。他们谁都不会说俄语，于是问·我是否认识什么人能帮他们的忙。我的老朋友尼基正在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学习英语、法语和俄语。我把她介绍给了他们。他们花了几天时间一起四处打听，又是到美国大使馆询问，又是找俄国人帮忙，最后终于见到了北越人。福尔斯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如此不辞辛劳，打听他儿子和另几位战斗失踪人员消息的举动显然打动了北越人。他们说他们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然后告诉福尔斯一行。几个星期后，亨利·福尔斯得到消息，他儿子在飞机被击落后阵亡。这样，至少他可以死心了；当总统后，我努力解决了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问题，并帮助越南人弄清了他们至今下落不明的30多万人的情况。这时我想起了亨利·福尔斯。
1月6日，尼基和她的海地朋友海伦妮送我上了开往布拉格的火车。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古老的城市之一，当时还没有从1968年8月苏联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镇压下完全缓过劲来。我受邀住到扬·科波尔德的父母家中。在牛津时，科波尔德曾和我一起打过篮球。他们一家人都很善良，他们的个人历史和现代捷克的历史紧密相关。科波尔德太太的父亲曾是那里一家共产党报纸的主编，二次大战中在和纳粹的战斗中牺牲。布拉格有一座桥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波尔德先生和科波尔德太太都是学者，非常支持杜布切克。科波尔德太太的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科波尔德夫妇上班时，就由她领我到城里转。他们住在一幢现代高层建筑内一套舒适的公寓里，在那里可以看到城市的美丽景色。我住在扬的房间，由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一晚上竟爬起来三四次，凝望地平线。
和我见到的所有捷克人一样，科波尔德夫妇也坚信不疑，他们自由的机会会再次到来。他们和地球上所有人一样都应该得到自由。他们聪明、自豪、坚定。我见到的捷克年轻人特别亲美。他们支持我们政府在越南的行动，因为我们是为了自由，而苏联则不是。一次，科波尔德先生对我说：“即使是俄国人也不能永远无视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确，他们不能。再过20年．瓦茨拉夫·哈韦尔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将重新唤起布拉格之春的希望。
离开科波尔德家回到牛津的十个月后，我收到了他们写在普通黑框白纸上的便条：“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通告他的朋友，扬·科波尔德于7月29日亡于土耳其士麦那的大学医院，年仅23岁……很久以来，领略古希腊文化的遗风一直是他最大的心愿。在离特洛伊不远的地方他从高处坠落下来，伤重而死。”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心地善良，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是热爱捷克还是热爱自由。我真希望他现在能活着享受这两种爱。
在布拉格住了六天后，我来到慕尼黑，和鲁迪·洛一起庆祝狂欢节，然后回到英国。这时我对美国与民主重新充满了信心。我发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我的国家对很多人来说依然是一座灯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1992年竞选总统时，共和党人竟企图用那次旅行来算计我，声称我在莫斯科和共产党人交往过密。
新学期开始后，我又开始上政治学辅导课，包括科学理论与战略计划的关系；如何将一支征募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爱国主义军队——从拿破仑到越南；中国与俄国对美国政策构成的问题。我读了赫尔曼·卡恩关于核战可能性、不同摧毁层次和战后行为的书。听起来有点核战争狂的味道，令人难以信服。我在日记中写道：“焰火开始后，发生的事不一定会按照任何科学体系与分析家的模型所设定的道路发展。”
在我忍受着又一个缺少阳光的英国冬天时，家乡的信件和明信片络绎不绝地飞来。我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地找工作，一个接一个地结婚，过着自己的生活。在越南问题上感受了这么多焦虑后，他们的正常生活让我感觉真的不错。
3月和即将到来的春天给生括增添了一分生气。我读海明威，上辅导课，还和朋友聊天，包括一位很有意思的新朋友。曼迪·默克从俄勒冈的里德学院来到牛津。她酷爱运动，聪明伶俐，是我在牛津碰到的惟一一位谈话时语速超过英国同学的美国妇女。她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公开自己同性恋倾向的女人。3月里，我对同性恋有了突飞猛进的了解。保罗·帕里什也向我透露了实情，他很害怕会被打上社会渣滓的烙印。他担惊受怕了很长时间，现在住在旧金山，用他自己的话说，“安全合法”。曼迪·默克留在了英国，成为一名记者和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当时，她妙趣横生的戏谑使我的春天生色不少。一天夜里，里克·斯坦恩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意外。他说我不适合搞政治。他说我和休伊·朗都具有很了不起的南方政治风格，但朗是个政治天才，知道如何抓权与用权，而我的才能则更多在文学方面，因此我应该当一个作家，因为我动笔比动口强。另外我搞政治强硬不足。多年来，许多人都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然而，里克说的最接近事实。我从来没有因为权力而喜欢权力，但无论何时只要挨了对手一击，我总会汇聚起足够的强硬来渡过险关。另外，我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也干不了这么好。
1970年初，由于收到了杰夫·德怀尔录下的他和霍尔姆斯上校谈话的录音带以及很靠后的征兵号码，我知道自己已经退出了后备军官训练队，而且至少到这一年年底都不会被征召入伍。如果没有征召到我，我则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是回到牛津念第三学年——罗兹奖学金将支付所有费用——还是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后去那里念书。
我喜欢牛津，也许是太喜欢了。我担心如果回到牛津上第三学年，我可能会渐渐地贪图舒适，过一种没有目标而且最后会令自己失望的学术生活。考虑到我对战争的感觉，我心里很没底，不知自己能否真的在政界取得成功，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回到美国，试一试自己的运气。
4月，在第二与第三学期中间的假期，我做了最后一次旅行，这次是和里克去了西班牙。我一直在看西班牙方面的书，完全人了迷，这些书有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希望》、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和休·托马斯的杰作（西班牙内战》。马尔罗探讨了战争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困境。他们有许多人都参加了反抗佛朗哥的战争。他说知识分子想要分清是非，想要确切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与如何战斗。从定义上说，这种态度是反二元论的，但从定义上说，每一名战士又都是二元论的。为了杀戮和生存，他必须用黑白分明、善恶昭彰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多年后当极右势力掌控了共和党和国会时，我在政治中看出了这同一特性。对他们来说，政治只不过是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而已。他们需要一个敌人，而我则是站在二元分水岭另一边的魔鬼。
西班牙的浪漫情致让我永远无法忘怀：这块土地上原始的悸动，这里人民奔放粗犷的精神，内战虽已过去，记忆却挥之不去，此外还有普拉多和美丽的阿尔罕布拉宫。当上总统后，我和希拉里与胡安·卡洛斯国王和索菲娅王后成为了朋友。（我最后一次去西班牙时，胡安·卡洛斯国王记起了我曾对他说过自己对格拉纳达的怀旧，便带我和希拉里重游了那里。30年后，我又漫步在阿尔罕布拉宫里，此时的西班牙已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再没有了佛朗哥主义的统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洛斯。）
4月底我回到了牛津。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戴维·莱奥普洛斯的母亲伊芙琳被人谋杀了，胸前扎了四刀，就在她开的古董店里；这桩犯罪案始终没有被侦破。当时我正在看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我还记得当时曾认为他也许说得没错，生活就是“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几周后，戴维在重返意大利服兵役的途中来看我。我努力让他振作起来。他丧失亲人一事也激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述老爸最后一年半的生活和他的去世。我的朋友们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又激发我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话：“也许当我的政治生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还可以靠写作谋生，而不用去当门卫。”时不时地，我会冒出到中央公园南端的纽约广场酒店去当门卫的古怪念头。广场酒店的门卫不仅制服考究，还可以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趣人物。我想像自己从客人手里接过丰厚的小费，因为客人觉得，尽管我操一口奇怪的南方口音，聊起天来却妙趣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