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访的第四天，我有机会向印度议会发表演讲。印度议会大厦是个巨大的圆形结构，几百名议员挤坐在成排的窄桌子后面。我表示了对印度在民主、多样化及建设现代经济上取得的重大进步的钦佩，坦率地谈论了在核问题上两国的分歧，并敦促他们和平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令人诧异的是，我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们以拍桌子的方式为我喝彩。看来，印度人和我一样盼望着长久以来两国疏远的状态早日结束。
．切尔西、多萝西和我参观了甘地纪念堂。在那里，有人给了我们几本他的自传和其他作品。然后，我们去了阿格拉，那里有或许称得上是世界最美丽的建筑泰姬陵。但泰姬陵却遭到严重空气污染的威胁，印度正竭力在其附近建一个无污染地带。印度外长辛格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签署了两国在能源与环境方面合作的协议：美国国际发展署提供4500万美元资金，并从进出口银行拨款2亿美元，帮助印度发展清洁能源。泰姬陵确实美得惊人，我久久不愿离开。
23日，我参观了斋浦尔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奈拉；村里的妇女们裹着色彩亮丽的莎丽欢迎我的到来，并围着我抛洒成千上万的花瓣。之后，我会见了一些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打破了印度传统的种姓和性别的界限一起共同工作。我还和当地乳晶合作社的女职工讨论了微型贷款的重要性。
次日，应该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奈都这位口才好且非常现代的政治领导人之邀，我们去了繁荣的高科技城市海德拉巴。参观高科技中心时，我惊诧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布雷迪·安德森一同参观一家医院时，我宣布拨款枷万美元帮助印度治疗艾滋病和肺结核。那时，艾滋病在印度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仍得不到广泛宜传。希望我们微薄的援助能帮助印度人民提高警惕并及早行动起来，以免使艾滋病感染比例达到非洲的程度。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孟买，在那里我接见了商界领袖，然后在当地的一家餐馆与年轻的领袖们饶有兴致地交谈。离开印度时，我感到两国朝着牢固的友谊迈出了第一步，真想再待一个星期以领略这里的美丽与神秘。
25日，我飞抵伊斯兰堡。特工人员认为这段行程最为危险。为安全起见，我让代表团的大部分人留下，尽可能少带随行人员，乘坐一架较大的飞机到阿曼加油，桑迪·伯杰开玩笑说他比我还老一点，在近30年的友谊中没少经历大风大浪，所以愿意陪我去巴基斯坦。之后，我们又换乘两架小飞机，一架有美国空军标志，我乘坐的那架则是普通的白色飞机。巴基斯坦人对飞机跑道周围一英里的地方都进行了清理，以确保我们不被扛抗式火箭弹击中。不管怎样，飞机着陆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我们的车队穿过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抵达总统府。我与穆沙拉夫将军及其内阁进行会谈井向巴基斯坦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在演讲中，我强调了冷战以来两国结下的长久友谊，并请巴基斯坦人民将注意力从恐怖和核武器转向以对话的方式同印度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请他们接受《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将投资放在教育、医疗和发展上而不是放在武器上。我说这次来是作为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因为我反对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对穆斯林的屠杀行径，在加沙对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发表过讲话，参加过侯赛因国王和哈桑国王的葬礼，同悼念者们一起步行过，并在白宫与美国穆斯林一同庆祝斋月的结束。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世界不是以宗教信仰的不同来划分的，而是要选择活在往昔的痛苦中还是生活在未来的希望中。
在同穆沙拉夫的会谈中，我明白了为何他能从复杂而又充斥着暴力的巴基斯坦政界脱颖而出。他极为聪明；健壮而又老练。如果选择了追求和平、进步的道路，他完全有机会胜利，但我告诉他如果不抵制恐怖主义，巴基斯坦最终将被恐怖主义从内部瓦解。
穆沙拉夫说谢里夫不会被处死，但在其他事务上没作任何明确表态。我知道他还在困境中，仍然试图稳固自己的地位。后来，谢里夫被释放并流亡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2001年9·11事件之后，穆沙拉夫才真正开始认真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他的决定在当时还是冒了一定风险的。2003年，他在短短的几天内成功地躲过了两次暗杀。
返程途中，我在阿曼做了短暂停留，去看望了阿曼苏丹卡布斯，然后将代表团一行人接上空军一号。之后，我飞到日内瓦与阿萨德总统会面。我方工作组一直在努力让巴拉克就叙以和谈提出具体方案以便我做出提议。我知道这不会是最后的提议，叙利亚人也会明白这一点，但我想如果以色列最终能够表现出叙利亚在谢泼兹敦和谈时的灵活性，我们或许仍能达成协议。结果并非如此。
见到阿萨德时，我送给他一条印有红色狮子图案的蓝色领带，图案代表了他名字的英文意思，他非常友好地接受了。这是一次小型会谈：陪同阿萨德的是外长沙拉和比泰娜·沙班；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则陪着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布·马利在一旁做笔记。愉快地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让丹尼斯展开地图。为了这次会谈，我细致地对它进行了研究。同在谢泼兹敦的态度相比，现在巴拉克同意少要些湖周边的土地——尽管他仍想要400米（1312英尺），在预警站部署更少的部队，以及更迅速撤军等条件。阿萨德甚至等不及让我说完，就变得有些激动，推翻了叙利亚在谢泼兹敦的立场，说自己永远不会割让任何土地，因为他想坐在湖岸边，把脚伸进湖水里。我们花了两个小时做叙利亚的工作，但没有任何效果。以色列在谢泼兹敦的断然拒绝，以及其媒体对谈判文件的泄露让阿萨德极为难堪，彻底破坏了国内势力在此问题上对他本来就脆弱的信任。另外，他的健康状况比我了解的还要糟糕。巴拉克已经表现出足够的主动。这要是在谢泼兹敦的话，可能已经达成协议了。目前，阿萨德的头等大事是让儿子继位。很明显，他已经断定无论新一轮谈判结果如何，都会对继位问题造成威胁。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曾三次看到叙以和平曙光，但由于以下原因相继化为泡影：以色列国内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和19跖年佩霄斯的败北；谢泼兹敦谈判时叙利亚表示出了姿态但遭到以方断然拒绝；阿萨德对自己的生死过于关注。日内瓦分别后，我再也不曾见过阿萨德。
同一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以52．5％的支持率当选俄罗斯总统。我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挂断时我想：他的强硬作风完全能使俄罗斯团结一致，希望他以足够的睿智找到解决车臣问题的体面方法，并承诺以应有的民主来维护它。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普京展示给世人的是一个牢固而有力的开端。现在在武器控制的问题上，连俄罗斯杜马都比美国参议院更为进步。
4月，我继续到全国各地宜传国情咨文中提出的教育、枪支安全及获取技术的途径等提议；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另一个国家名胜古迹区“大红杉树”；否决了把所有美国低级核废料放在内华达州的法案，因为有关其合法性的问题并没有全部得到答复；签署了取消领取社会保障的退休人员的收人限制的法案；访问新墨西哥州北部希普罗克的纳瓦霍族，强调用因特网为偏远地区提供教育、医疗和经济机会；为俄克拉何马爆炸案修建了一个简单而又令人难忘的纪念碑——168张空椅子在一个小土墩上排成排，土墩两侧是两条大的通道，并俯瞰一个大水池。
埃连·冈萨雷斯的传奇故事在4月也终于有了结果。几个月前，他的母亲带着他乘坐一条破旧的小船逃离古巴前往美国。小船倾覆后，她把埃连放在轮胎中间，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男孩被带到迈阿密，由愿意抚养他的舅公临时照看。在古巴的父亲希望他回去，可是古巴裔美国人社团却把此事变成一场不懈的斗争，称他母亲的死就是为了给儿子带来自由，如果把他送回到卡斯特罗的独裁统治之下将是一个错误。政府的法律很清楚：移民和归化局有权决定这个男孩的父亲是否合格；如果他可以担当这个责任，就必须归还埃连。移民和归化局派人前往古巴，发现虽然埃连的父母亲离婚了，但他们关系很好，并且共同负担抚养埃连的义务。买际上，埃连有一半时间是跟父亲过的，因为他住在离埃连学校很近的地方。移民和归化署确定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是个合格的父亲。
支持埃连美国亲人的民众将此事诉诸法庭，质疑在古巴调查的真实性，认为听证会可能因为卡斯特罗的影响而与实情有所出入。一些人还想应用判决儿童监护权案的州常规法律的标准：到底怎么做才对孩子最有利？国会也采取了行动，有各种各样的提案要求把埃连留在美国。与此同时，古巴裔美国人社团却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行动，他们在埃连亲属住所周围展开不间断的示威，电视台还对其中一名极端情绪化的年轻女子定期进行采访。
珍妮特·雷诺一直在迈阿密担任公诉检察官，在古巴裔美国人社团中很有人缘，她说联邦法律应当控制局面，把埃连归还给他父亲，这一表态激怒了不少人。珍妮特有段时间很难熬，她告诉我说她以前的一个秘书几乎都不和她说话了，因为这位女士的丈夫已被卡斯特罗关押了15年，她一直等待着他能被释放并和她团圆。很多古巴裔美国人和一些移民都认为让埃连留在美国更好些。
我对雷诺表示支持，相信埃连的父亲爱他而且是一个好父亲的事实比贫困和古巴的封闭压制政策更为重要。而且，美国政府经常要求返还被带到国外的儿童，通常情况下都是因为父母在争夺监护权的官司中失败造成的。如果我们留下埃连，我们要求那些孩子回到美国父母身边的理由就会被削弱。
最终，这件事情也与选举挂上了钩。艾尔·戈尔公开反对我们的意见，称他对移民和归化局的做法表示疑问，即便埃连的父亲合格，他还是留在美国更好。这种做法的可取之处显而易见，也有一定道理，因为佛罗里达州在选举中举足轻重。我八年来一直努力在该州及古巴裔美国人中树立政府威信，但埃连一事将我们取得的成绩抵消殆尽。希拉里从儿童律师和母亲的角度同意我们让父子团圆的决定。
这个月初，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来到美国，希望根据联邦法院的判决接手对孩子的监护。几周后，珍妮特·雷诺想让埃连自愿回到父亲身边的努力失败后，四位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包括迈阿密大学的校长、一位颇有地位的律师以及两位受人尊敬的古巴裔美国人，建议埃连在迈阿密的亲属应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将孩子转交给他的父亲，这样他们就可以有几天时间完成这一过渡。受难节的前一天，我在半夜给雷诺打电话，她说迈阿密的亲属一方和埃连的父亲仍在谈判，但她已经失去了耐心。周六凌晨2点，约翰·波德斯塔打电话告诉我谈判还在继续。4：45，波德斯塔说亲属一方现在甚至要拒绝埃连父亲的监护权。30分钟后，5：15约翰又打来电话说谈判结束了。雷诺已经授权联邦官员在黎明前强行进入埃连舅公家。行动持续了三分钟，没有人受伤，埃连又回到他父亲身边。一个小男孩成了针对卡斯特罗无休止的斗争的牺牲晶。
接着，媒体刊登了埃连高兴地和他父亲在一起的照片，民众的情感一下子就倾向于父子团聚。我相信我们采取的是惟一能够选择的方案，但我仍然担心在11月的选举中艾尔·戈尔在佛罗里达州会因此而失败。胡安·米格尔和埃连·冈萨雷斯在美国又待了几个星期，直到最高法院最终同意初级法院的监护权判定。冈萨雷斯先生本可以留在美国，但他希望把儿子带回古巴。
5月，我到肯塔基州、艾奥瓦州、明尼苏达州、俄亥俄州的学校推广我们的教育一揽于计划；欢迎来进行国事访问的南非新当选总统塔博·姆贝基；推动中国贸易法案，这是中国人世的必备条件。福特和卡特两位总统，以及詹姆斯·贝克、亨利·基辛格都来白宫促使该法案通过。这成为一次艰难的立法斗争——对于一直依靠劳工支持的民主党尤为困难——连几个星期我每次都邀请十几个人到白宫详细解释让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5月17日，我在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了任期内最后一次军校演讲；八年间我在每个军校都发表过两次讲话。每个班级都是愿意在军队里为国家服役的年轻人，他们的高素质让我深感自豪。我也为到此学习的来自全世界的年轻人感到自豪，有的班级还有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对手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的毕业生。
我对这些年轻军官说，他们面临的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体化与和谐同分裂与混乱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类的创造性和破坏性潜能都会因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而放大。我讲到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准备在千禧年发动的攻击，这一阴谋因为有国内的艰苦工作及国际间的相互合作而被粉碎。为了加大反恐力度，我说我正准备再给反恐预算拨款3亿美元，在这之前已经请求国会批准90亿美元，这就使得三年中的增幅达到40％。
谈论过其他安全方面的挑战后，我就积极外交政策做了一个自认为最恰当的描述——在这个世界上，地理位置和常规军事力量再也无法保证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这需要相互间的合作。
5月下旬，在前往葡萄牙、德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前，我去了马里兰州的阿萨提格岛，宣布保护珊瑚礁和其他海洋珍宝的新措施。迄今为止对国家海洋保护区投入的资金已经翻了两番。我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为美国的海岸、珊瑚礁、水下森林还有其他重要的生态结构创建保护网络，宜称将永久保护夏威夷群岛西北部的珊瑚礁，因为它绵延12凹英里，面积占到美国所有珊瑚礁总面积的60甲e。这是继宣布在国家森林中4300万英亩区域内不准修筑永久性公路之后的又一重要举措，也非常必要，因为海洋污染正在威胁全球的珊瑚礁，包括澳大利亚的大堡礁。
我去葡萄牙是参加美国和欧盟的年会。．正值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欧洲议会主席。他年轻有为，是我们“第三条道路”小组的成员，欧盟主席罗马诺·普罗迪也是。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参加这次会议我很高兴，感觉就像第一次到访时一样：国家美丽，气候宜人，人民友好，历史璀璨。
6月2日，我和吉哈德·施罗德一同前往古城亚琛接受查理大帝奖。仪式在阳光明媚的户外进行，广场旁边就是中世纪的古城墙和葬有查理大帝遗骨的古老教堂。我感谢施罗德总理和德国人民给予的这一荣誉，它曾经颁发给瓦茨拉夫，哈韦尔和胡安·卡洛斯国王，但很少有美国人获此殊荣。在帮助欧洲统一、加强民主和安全的过程中，在扩展和加强跨大西洋联盟上，在与俄罗斯接触和结束巴尔干地区的种族清洗方面，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工作能够得到认可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第二天，吉哈德·施罗德在柏林又主持了新一轮“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次，吉哈德、让·克雷蒂安、我，还有三位拉美领导人——巴西总统恩里克·卡多佐、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以及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出席了会议，我们按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方式规划了发展型伙伴关系。托尼·布莱尔没有到会，因为他的夫人切丽刚刚为他生了第四个孩子，他们为这个男孩取名叫利奥。
我飞往莫斯科，与当选后的普京第一次会晤。我们同意各自销毁34吨武器级钚，但在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从而让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对此并不是太在意，因为普京很可能在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共和党人从里根时代以来一直倾心于导弹防御，很多人恨不能立刻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艾尔·戈尔基本和我观点一致，普京也不想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
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如休·谢尔顿讲过的，拦截一枚入侵的导弹就像“子弹打子弹”。如果确实研发了有效的系统，我想也应该把此项技术提供给其他国家，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劝说俄罗斯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且即便该系统有效，我也不敢确信花那么多钱部署这样一个体系是否是最佳做法，因为我们更可能面临恐怖分子用小型核武器或生化武器发动的袭击。
而且，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很可能让世界面临更大的威胁。在不久的将来，如果该体系发挥作用的话，或许也就只能对付几枚导弹。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很可能会生产更多的导弹来弥补不足，以保证其威慑力。印度和巴基斯坦也会如法炮制。欧洲国家坚信这是个可怕的想法。但是在拥有有效的体系之前，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烦心，况且目前我们确实没有。
离开莫斯科之前，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主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宴会，宴会后有一场爵士乐演出，音乐家从十几岁到八十多岁都有。接近尾声时台上一片漆黑，我最喜欢的尚健在的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伊戈尔·布特曼吹奏的曲子萦绕四周。我和同样喜欢爵士乐的约翰·波德斯塔感触相同，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好的现场演奏。
我飞往乌克兰，宣布美国为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决定在12月15日前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最后一个反应堆提供财政支持。这一问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很高兴地看到在我离任前得以解决。我在乌克兰境内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户外的一个大型集会上发表讲话，鼓励人们坚持自由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在春末的阳光下基辅非常美丽，我希望它的人民能够像集会中的群众一样保持高昂的精神，因为他们仍然要克服很多障碍。
6月8日，我飞往东京参加我的朋友小渊惠三首相的葬礼，他几天前死于中风。仪式在一座足球场的室内部分举行，地上摆着几千个座位，中间有一条通道隔开，还有几百个人坐在上面的楼座里。室内搭起了一座台子，台子正面是一道很宽的台阶，两侧是两道窄一些的台阶。台子后面是一面墙，上面满是鲜花，足足有25到30英尺高。鲜花经过精心摆放，图案是日本的太阳旗，背景是淡蓝色的天空。最高处凹进去的地方在仪式开始时由一名军人庄严地供奉上小渊的骨灰盒。他的同事和朋友拜谒过之后，几名年轻的日本女子出现，手中的托盘里都是白花。接着小渊的夫人和孩子、皇室成员、政府领导人、前来悼念的人们纷纷走上台阶，在他的骨灰前鞠躬，把各自的鲜花放在齐腰高的和墙一样长的桌子上。
我鞠了躬，放好鲜花，然后到美国大使馆去看望大使、前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我打开电视，看到仪式还在进行。成千上万名支持小渊的民众在升起的太阳下面创造出一大片花海，这是我见到过的最感人的悼念仪式。我在接待处短暂停留，慰问了小渊的夫子和孩子，他的一个女儿也在政界。小渊的夫人对我前来表示感谢，送给我一个小渊用过的漂亮的瓷釉信箱。小渊一直是我的朋友，也是美国的朋友。我们间的同盟非常重要，这点他从年轻时就一直非常重视，我真希望他执政的时间能更长些。
几天后，我在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参加学位授予典礼时，一个助手递给我一张纸条，告诉我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刚刚在大马士革去世，距我们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次见面仅仅十周。尽管我们意见有分歧，但他对我一直非常坦率，当他说做出了和平的战略决策时我也完全相信，只不过由于时机、误解和心理障碍而没能实现，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一旦叙以双方做好准备后该如何去做。
春去夏来，我在白宫南草坪上举行了最盛大的国宴，400多人在大帐篷里济济一堂，款待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当年，我们的13个州刚刚联合在一起时，他的祖先是第一个承认我们的君主。
次日，我纠正了历史上的一个不公正做法，向22名日裔美国人颁发了国会荣誉奖章。二战期间，尽管得知家人被扣押在集中营，他们还是自告奋勇去欧洲作战。其中之一是我的朋友和盟友，夏威夷州参议员井上健。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还差点丧命。一周后，我提名第一位亚裔担任内阁成员，前加州国会议员诺姆·米内塔答应接替比尔·戴利，在我任期结束前担任商务部长。比尔·戴利离去是因为他要做艾尔·戈尔竞选班子的主席。
本月最后一周，我在白宫东厅举行了一次聚会。大约两百年前，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在这里展开了美国西部的地图。1803年，杰斐逊的助手梅里韦瑟·路易斯经过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英勇无畏的探察才绘出这幅开创性的地图。今天，诸多科学家和外交家在这里相聚，庆贺21世纪的地图：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一百多名专家已成功破解人类基因组密码，几乎确定了人类遗传密码的全部30亿种组合。经过多年争论之后，政府资助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塞莱拉公司的董事长克雷格·文特尔已经答应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共同公开基因数据。克雷格是我的老朋友，我竭尽全力让他们走到一起。托尼·布莱尔通过卫星信号加入到我们中间，这恰恰提供了一个开玩笑的机会，我说他刚出生的儿子的预期寿命又增加了约25年。
这个月快结束时，我宣布预算盈余将突破2000亿美元，十年的计划盈余将超过4万亿美元。我再次建议留出约2．3万亿用于社会保障，再保证有5500亿用于保健医疗。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就能解决婴儿潮一代的退休问题了。
我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以支持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并帮助特里·麦考利夫筹集8月在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所需的剩余款项。在我的政治主任米尼翁·莫尔的帮助下，我们与麦考利夫和戈尔的竞选班子进行了密切合作。
在大多数民意测验中，戈尔都胜布什一筹。6月28日，在我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记者向我发问，艾尔是否应为政府的“丑闻”负责。我回答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为我的错误接受惩罚；他惟一被指控的罪行涉及竞选资金的筹集问题，而且他确实无罪；其他所谓的“丑闻”是无中生有：“这里被滥用的‘丑闻’一词就像小茶壶里的轩然大波一样，丁丁当当响了七年。”我说关于艾尔·戈尔我知道三点：作为副总统，他为国家做出的积极贡献比历届前任都多；在国家事务方面，他观点正确，有能力保持国家现有的繁荣局面；对于未来的可能性与危险，他有清醒的认识。我相信，如果所有的选民都明白这些，艾尔会赢得最终胜利。
7月的第一周，我宜布自我上任以来美国已经创造了2200万个就业机会，接着去了白宫以北几英里处的“老兵之家”，以保护那幢古旧的乡间别墅。当年，波托马克河蚊子成群而又没有空调时，亚伯拉罕·林肯及其家人就是在这里避暑的。其他几任总统也曾在此度假。这座别墅是希拉里“拯救美国珍宝”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想在离开白宫时能够对这一古建筑加以修缮。
7月11日，我开始了与埃胡德·巴拉克、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峰会，希望能解决和平道路上的剩余障碍，至少要缩小双方的分歧，以便在我卸任前完成和谈。这也是两位领导人的共同愿望。
他们在峰会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巴拉克竭力促成峰会，因为1993年协议中的零碎解决方法和（怀依和平协定）对他根本没有用。在加沙和西岸地区的18万以色列居民是一支很难对付的势力。以方做出的每次让步，若不能彻底结束恐怖行为，不能让巴方正式承认冲突结束，都会受到最猛烈的抨击。巴拉克刚刚以两票之差侥幸逃脱议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他也想在9月前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阿拉法特曾威胁要单方面宣布在那时建国。巴拉克认为只要能给以色列居民提出一项全面和平计划，保证他们的根本利益——包括安全，保护圣殿山的宗教和文化遗址，巴方不再要求以色列全面归还土地，正式宜布结束冲突——他们就会支持。
而阿拉法特根本不想来戴维营，至少现在不想。当以色列开始和叙利亚谈判时，阿拉法特感到被欺骗了，而且巴拉克也没有按照诺言移交包括耶路撒冷附近村庄在内的西岸的更多土地，这让他极为恼火。在阿拉法特眼中，巴拉克单方面从黎巴嫩撤军并主动撤出戈兰高地给他造成了不利影响。阿拉法特一直耐心地坚持和平进程，而黎巴嫩和叙利亚则以强硬路线得到了不少好处。网拉法特说还需要两周才能拟好他的计划。他想得到所有能争取到的近lOO％的加沙和西岸地区；除了那里的犹太居民区以外，对圣殿山和东耶路撒冷拥有绝对主权；解决难民问题，但又不放弃全面归还土地的原则。
像以往一样，两位领导人还是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立场。这次峰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我之所以还要召集是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和平进程失败不久就会成为定局。
峰会的第一天，我力劝阿拉法特暂时将愤怒搁在一边，把注意力转移到眼下的事情上，我又让巴拉克同意接受谈判进程，尤其是最有争议的问题：领土、居民点、难民、安全和耶路撒冷。和在谢泼兹敦一样，巴拉克想慢慢地谈上几天，这次就无所谓了，因为阿拉法特还没想好要谈哪几点。在以往的谈判中，阿拉法特总是在土地、机场、连接加沙和西岸的道路、释放囚犯等方面坚决要求以色列拿出最有诚意的姿态，然后许诺全力以赴在安全方面做出努力，’这次若要把巴以问题处理好，阿拉法特一定要就具体事宜做些让步：他不可能100％地占有西岸土地或者得到没有限制的权利，让以色列回到以前那个面积小得多的以色列；他还必须满足以方针对约旦河东部可能的敌人提出的安全要求。
谈判的前几天，我试图让阿拉法特和巴拉克树立正确的谈判心态，而马德莱娜、桑迪、丹尼斯、盖马尔·希拉勒、约翰·波德斯塔和我方的其他代表开始与巴以双方的相应官员接触。双方代表团成员的高水平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都很爱国、聪明、勤奋，而且看上去确实诚心诚意想达成协议。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相互熟识，感情上极为融洽。
我们尽量为双方营造舒适、随意的气氛。除了中东组成员，我还邀请了希拉里的助手胡玛·阿贝丁。她长在沙特，是一位讲阿拉伯语、了解中东且令人钦佩的年轻穆斯林，她的到来尤其可以使双方代表感到轻松自在。白宫的社交秘书卡普里西娅·马歇尔特地安排白宫的膳食总管、厨师、服务生来帮助戴维营的工作人员，以确保做出可口的饭菜。切尔西一直跟随我左右，照顾客人并帮我舒缓长时间的紧张心情。
大多数夜晚我们都是一起在戴维营最大的聚会厅月桂楼用餐。这里有宴会设施、一个大房间、一间会议室和我的私人办公室。早饭、午饭更随意些，经常可以看到双方代表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话。有时谈正事，也常常讲故事、说笑话或拉家常。库赖和阿巴斯是阿拉法特最年长、为他效力时间最长的顾问。以色列和美方代表拿库赖的家庭开了不少玩笑，他父亲的生育能力很强，库赖这位63岁的巴勒斯坦人居然有个8岁的弟弟；这个弟弟比他自己的孙子、孙女还要小。以色列司法部长埃利·鲁宾斯坦知道的笑话比我多，而且讲得更为生动。
尽管双方的谈判代表相处得很融洽，可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并不是这样。我把他们安排在我隔壁的房间，以便每天可以随时去看望他们，但他们并没有相互看望。阿拉法特仍感到受了委屈，巴拉克也不想和他单独谈，因为担心又陷入原来的老套路：巴拉克一直做出让步，而阿拉法特却没有一丝友好的表示。埃胡德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常常给以色列打电话，努力将他的联盟团结在一起。
直到这次，我才对巴拉克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杰出而英勇，愿意在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土问题上做出很大让步。但他不能倾听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的意见，处事方式与我所接触过的阿拉伯人的传统做法大相径庭。巴拉克想让对方等待，直到自己确定了正确的时机，还有，当他做出自己最大的让步时，希望对手把它当成不言而喻的大好事来接受。他的谈判对手想得到的却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互相尊重、广泛交流和更多的讨价还价。
如此大的文化差异让我们很难开展工作。大家想出各种各样的策略来打破僵局，有些进展是在代表团分成不同的小组就某些具体问题磋商后才取得的，但双方都不允许突破自己的底线。
第六天，在巴拉克的许可下，什洛英，本一阿米和吉利德·谢尔大大超出了以色列先前声明的立场，希望能促使赛义卜·埃雷卡特和穆罕默德·达赫兰有所行动，这两人是阿拉法特队伍中的年轻成员，我们认为他们都希望达成协议。但是当巴方对以方在耶路撒冷和领土问题上的行动没有任何回应时，我带着翻译希拉勒和记录员马利去找阿拉法特。会谈很艰难，最后我对他说除非他告诉我给巴拉克的回话，否则我就结束整个会谈并说他拒绝谈判。因为本一阿米和谢尔已经做出了最大让步，却一无所获，这让巴拉克十分难堪。过了一会儿，阿拉法特给我一封信，内容大概是说如果耶路撒冷问题解决得比较满意，我就可以做出最后的建议，到底以色列为解决争端应当保留多少土地，到底怎样才算合理的土地交换。我把信带给巴拉克，花了很长时间和他一起讨论，常常就我们两个人，或者再加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记录员布鲁斯·莱代尔，帮助以方记录。最终，巴拉克承认阿拉法特的信有些意义。
7月17日，第七天。我们险些失去了巴拉克。他一边工作一边吃饭，突然被一粒花生米呛住，呼吸停止了约40秒，直到以方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吉德·格恩斯坦使用海姆利克氏操作法才得以解决。巴拉克是条硬汉子，他恢复呼吸后接着工作，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们其他人则什么也不知道。巴拉克带领整个代表团一直工作到深夜。
在任何这样的谈判中总会有不顺利的时候，一些人在努力，一些人却没有。那么你必须想办法打破僵局。在遇到挫折时，我会和乔·洛克哈特、约翰·波德斯塔、道格·班德一起打牌。道格在白宫已经工作五年了，利用晚上时间完成了研究生和法学院的课程，在春天时成为我的最后一位总统助手。他一直对中东问题很感兴趣，对我很有帮助。切尔西也玩牌，她在戴维营整整两周的时间里得到的分数最高，真不可思议！
午夜过后，巴拉克才带着最终建议来找我，内容比本一阿米和谢尔提交给巴方的要少些，他希望我把这个作为美国的提议交给阿拉法特。我理解他对阿拉法特的无奈，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结果或许是灾难性的，我只能实话告诉他。我们一直谈到2：30。3：15，他又来找我，我们两个单独在我房间的后门廊又谈了一个小时。最终，他同意授权我、就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起草一份协议，既让他能接受，又和本一阿米和谢尔与巴方的谈判相一致。看来谈到这么晚确实值得。
第八天的早晨，我既焦虑又充满希望：焦虑是因为我原定要赶赴在冲绳召开的八国峰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必须前往；希望是因为巴拉克对时机的把握和巨大的勇气终于出现。我把去冲绳的行期推迟一天来见阿拉法特，告诉他我想他能够得到西岸91％的土地，至少再加上在加沙和西岸附近象征性的土地交换；在东耶路撒冷建都；对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和天主教部分拥有主权，而且包括东耶路撒冷城郊部分；对耶路撒冷东部的其他地区有规划、分区和执法的权力；对阿拉伯人称为“高贵的避难所”的圣殿山拥有监管权力，但没有主权。对于不能够拥有全部东耶路撒冷尤其是圣殿山的主权，阿拉法特很不情愿，他拒绝了这一提议。我请他再考虑考虑。正当阿拉法特和巴拉克一个烦躁一个恼怒时，我请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协助，但很多人都不愿意多讲，怕对阿拉法特不利。
第九天，我又给了阿拉法特我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他还是拒绝了。相比之下，以方做出的让步更大，而他甚至不愿意以这些让步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我再一次请几位阿拉伯领导人来干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试图敦促阿拉法特，他们告诉我他不愿意做出妥协。看起来会谈陷入了僵局，而且是灾难性的。鉴于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我请他们在我去冲绳期间继续留下来磋商。尽管他们同意了，但我离开后巴方仍然拒绝在我提出的建议基础上谈判，称这一方案早巳被他们拒绝；以方也不愿妥协。造成这一局面有我的失误，因为我没有明确告诉阿拉法特留下来谈判到底应该干什么。
我给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其他成员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她邀请阿拉法特去她的农场，邀请巴拉克去附近葛底斯堡著名的内战战场。这让他们很感兴趣，但两人之间却没有进展。什洛莫·本一阿米和前将军阿姆农·沙哈克同穆罕默德·达赫兰和穆罕默德·拉什德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他们是各自代表团中最愿意迈步向前的人，但即便是他们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恐怕也不能改变各自领导人的意愿。
我在第十三天赶回来，又开始连夜工作，主要研究的是安全问题。第十四天也是如此，一直到凌晨3点多。阿拉法特认为，如果不出现“主权”一词，对圣殿山和整个东耶路撒冷的有效控制就仍然不够。在放弃之前的努力中，我试图劝说巴拉克接受阿拉法特对东耶路撒冷城郊的全面主权、在东耶路撒冷内部的有限主权、对“高贵的避难所”的“监管”主权，但阿拉法特再一次拒绝。我中止了谈判。这让人沮丧和伤心。双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要求几乎没有区别——归根到底就是谁拥有主权。
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我总结说在冲突的历史、宗教、政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下，双方无法在目前达成协议。为了给巴拉克回国后一个体面的理由解释所发生的事情，我说一方面阿拉法特清楚地表明他愿意继续会谈，另一方面巴拉克展现出“非凡的勇气、远见以及对这一时刻的历史重要性的理解”。
我说，以我八年在全球维护和平的经历来看，巴以都对对方表现出真正的尊敬和独到的理解，而且首次坦诚地探讨了冲突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各自的底线有了更好的了解，并且相信在年底前能够有机会达成协议。
阿拉法特一直想把会谈继续下去，他不止在一个场合中声明未来他不可能再遇到像目前的以色列政府和美国谈判代表团这样致力于和平的组合了，但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不表现出灵活的态度。或许他的代表团内部就无法在让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许在他们真正伸出和平之手前想利用一次谈判机会看看到底能从以色列那里得到什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让巴拉克完全暴露在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中。巴拉克是以色列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这并非没有意义；不论他有多么鲁莽和固执，巴拉克为了给以色列一个更加安全的未来总是甘冒更大的危险。在对媒体的讲话中，我请以色列人民放心，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他们安全的事情，他们应当为他感到自豪。
阿拉法特以不到最后一刻不做决定而著称，或者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半夜前五分钟”。离我卸任还有仅仅六个月了。我真心希望阿拉法特的手表能够准时。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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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营会谈正在进行的同时，其他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与越南达成了一项全面贸易协议；众议院批准了我的长期支持者麦克辛·沃特斯提出的修正案，同意实施首批千禧年减债。此时，该计划在博诺的领导下已经有了人数众多的支持者。
到那时，博诺已成为华盛顿政治生活中的常客，而且变成了一流政客，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出其不意的本领。一天，拉里·萨默斯来到我的椭圆形办公室，他对经济学了如指掌，却对大众文化一无所知。他说刚刚同“一个叫博诺的人”就减债问题进行了交谈，“他穿着牛仔裤、T恤衫，戴着一副大太阳镜。来见我就是为了减债的事，而且对事情很在行”。
八国峰会批准了我们到2015年使全球儿童都接受小学教育的承诺，所以冲绳之行可以说非常成功。我先拨款3亿美元为900万儿童每天提供一顿丰盛的饭菜，当然前提是他们要到学校来。向我提出这一倡议的是驻罗马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乔治·麦戈文大使、麦戈文倡导食品券方面的老搭档鲍勃·多尔和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我还视察了冲绳的美军基地，感谢日本首相森喜朗让美军在此驻扎，并许诺减轻我们的军事存在所造成的紧张状况。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八国峰会，为赶回戴维营而匆匆离开不免有些遗憾。八年来，各国领导人对我所提出的倡议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并通过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
切尔西陪我一起去了冲绳。对希拉里和我来说，今年最开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下半年女儿能待在家里，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的前三年攒足了学分，所以最后的六个月里可以在白宫和我们共度。现在她既要帮妈妈竞选，也要在白宫助我一臂之力并陪同出访。她在这两方面都干得很出色，她的陪伴让我们感到生活越发美好。
月末，我和共和党人继续为减税而斗争。他们仍想将未来十年的预算盈余花在减税方面，说什么钱是纳税人出的，理应还给他们。这个理由很充分，但是除了一点：预算盈余只是推算，能否减税还要看是否真正实现财政盈余。我试图给民众讲清楚：假设你们收到了知名电视主持人埃德·麦克马洪早已广泛宜传的一封信，开头就说“你或许已经赢得了1000万美元”。我说收到信就花掉1000万美元的人应当支持共和党人的计划；其他人则应当“紧跟民主党，保证繁荣的势头”。
8月非常繁忙。月初，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在费城获得提名。希拉里和我去玛莎葡萄园为她举行了几次竞选募捐会。然后，我去爱达荷州看望扑灭一场危险森林大火的消防队员。9日，我给15名美国人颁发了自由勋章，其中包括已故的参议员约翰·查菲、参议员帕特·莫尼汉、儿童防卫基金的创立者玛丽安·埃德尔曼、预防艾滋病积极分子马蒂尔德·克里姆医生、杰西·杰克逊、民权运动律师克鲁兹·雷诺索法官以及韦斯·克拉克将军。在光辉的军旅生涯结束前，克拉克将军领导了反对米洛舍维奇及其种族清洗的艰苦战斗。
在繁忙的政治活动中，确实有一件事情与政治毫无关系：我去了朋友比尔·希贝尔斯位于芝加哥附近、伊利诺伊州南巴林顿的柳溪社区教堂。在比尔的牧师领导会议上同几百人座谈。话题包括我何时决定从政，我的家人都去哪里做礼拜以及这对我的意义，为什么很多人仍不相信我已经为自己的过错道了歉，我怎样运用民意测验，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有哪些，我希望以怎样的方式被大家记住等等。希贝尔斯具有不同寻常的寻根问底的能力，可以让我谈论那些通常不愿公开提及的事情。能花几小时置身于政务之外真是惬意，况且还可以进行内心自省，这是忙于政治事务时无暇顾及的。
8月14日晚，民主党全国大会开幕。希拉里对民主党人给予自己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谢意，并郑重地指出了今年选举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播放了哈里·托马森夫妇制作的我的第三次会议录像，里面概括了八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在潮水般的掌声和鼓舞人心的乐曲声中，我走上台去。大家静下来时，我说今年的选举其实是关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要让进步和繁荣保持下去吗？”
我请在座的民主党人确信，我们一直执行的是1980年里根总统提出的一个政党是否有能力继续执政的标准：“同八年前相比，我们今天更富裕了吗？”事实也证明哈里·杜鲁门的那番话是正确的——“如果你想活得像个共和党人的话，最好投民主党人的票！”听众高呼表示支持。我们更富裕了，而且不仅是经济方面。就业机会增多了，被录用的人多了，债务减少了，少女母亲也少了。我们既变得多样化，又更加统一。我们已经修建并跨过了通往21世纪的桥梁，“并且，我们不会走回头路”。
我明确指出，我们在繁荣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同样是对美国性格、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的检测，就如同过去逆境时的考验一样。如果我们有一个民主党掌权的国会，美国早就有了《病人权利法案》、可以增加最低工资、有维护女性利益的强有力的同工同酬法律以及中产阶级大学学费和长期看护的课税减免。
我赞扬了希拉里30年来为公共事业做出的贡献，尤其在白宫期间为儿童、家庭付出了不少心血。我说，正如她一直和我们的家庭在一起，她也会和纽约州及美国的无数家庭在一起。
然后，我列举了戈尔的诸多优势，重点强调了他坚定的信仰、睿智的看法、对未来的理解和宽阔的胸怀。我感谢蒂珀关于精神健康的倡议，并赞扬戈尔选择乔·利伯曼是明智之举。我还谈起了和乔的30年友情，以及60年代乔在南方为民权运动所做的工作。作为一个大党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位犹太裔美国人，他证明了艾尔确实致力于建立“一个美国”。在讲话的末尾，我表达丁自己的感谢和一个请求：
我的朋友们，54年前的这个星期，在一场夏季的暴风雨中，我诞生在南方一个小镇的一位年轻寡妇家中。美国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探索怎样才能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机会以实现你们的梦想。现在，我已两鬓斑白，皱纹也越来越深，但投入到我挚爱的工作中的乐观和希望与八年前一样没有丝毫改变，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心中是何等的感激。
我的美国同胞们，此刻，我们国家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一定要慎重考虑、深入感受，并做出明智的选择。还请记住……一定要以人民为先，要继续修建那些跨越障碍的桥梁。不要停止对未来的思考。次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抵密歇根州的门罗，同戈尔夫妇一道参加“火炬传递”活动。一大群人为戈尔送行，他要去洛杉矶宣布获得提名并当选为民主党主席，而我则要去当地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很多年都没吃麦当劳了。
布什一切尼的竞选组合确立了双面的竞选主旨。积极的方面是“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保证选民享有和我们现在提供的一样的条件，但政府更小、减税更多。消极的方面是提高道德水准，结束华盛顿激烈的两党之争。说得轻一点的话，这其实是言不由衷。在团结华盛顿的共和党人的问题上我用尽了所有手段；他们却从我上任第一天起就想把我妖魔化。现在却说“只要你让出白宫，我们就会停止胡作非为”。
除非选民认为戈尔也做了什么错事，否则有关道德水准的争论不应引起共鸣，况且选票上还有一位非常非常正直的利伯曼。我不在候选之列，所以选民要是拿我的错误来批评他们的话，不但不公正，而且不利于他们自己。我知道他们的策略不会奏效，除非民主党人认可了共和党人言论的合法性，并且没有能够提醒选民弹劾事件的彻底失败以及如果右翼势力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将给国家造成的更大损失。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一位副主席早就宣称如果布什当选，他们就会在白宫设立办公室。
大会之后，民意测验表明艾尔·戈尔反超并以微弱的优势领先。我陪希拉里去纽约州北部芬格湖区度假几天并做些竞选宣传。她目前在竞选中遇到的问题和刚开始时有所不同。朱利亚尼市长已经退出，她的新对手、长岛地区的国会议员里克·拉奇奥提出了新的挑战：他风度翩翩、为人精明，和朱利亚尼相比没那么偏激，却更加保守。
月末，我做了两次短途旅行。在华盛顿同墨西哥当选总统维森特·福克斯会晤后，我飞往尼日利亚会见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我希望支持他在减少艾滋病方面的努力，以避免尼日利亚的感染率上升至南部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另外强调最近通过的非洲贸易法案，希望能够帮助尼日利亚困难的经济。奥巴桑乔和我出席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集会，会上一名年轻女学生讲述了她在学校普及艾滋病知识的努力；一个叫约翰·伊贝克韦的男子的故事非常动人，他和一个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的女子结婚，后来也感染了，但他拼命地为妻子找药，希望生下的孩子没有感染这种病毒。最终约翰成功了，小玛丽亚出生后没有携带病毒。奥巴桑乔总统把伊贝克韦的妻子请到台上，拥抱了她。这一动作非常感人，它清楚地表明尼日利亚不会拒绝帮助艾滋病患者，而其他国家却因为拒绝提供帮助而导致艾滋病愈演愈烈。
我离开尼日利亚，飞往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去参加由纳尔逊·曼德拉主持的布隆迪和谈。曼德拉希望我和其他几位非洲领导人能共同出席和谈的最终阶段，以规劝布隆迪各派领导人签署协定，避免出现另一幕卢旺达悲剧。曼德拉跟我讲得很清楚：我们轮流唱红脸黑脸。我发表一个积极的讲话，敦促他们做出正确选择，然后曼德拉再要求他们在他提出的协议上签字。这招确实管用：皮埃尔·布约亚总统和19个派别中的13个在协议上签了字，很快又有4个签署了协议。尽管此行给我增加了负担，但参加布隆迪和谈给非洲和全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美国是和平的调解人。正如我在开始戴维营会谈之前讲过的——“要么我们取得胜利，要么在尝试中陷入僵局。”
8月30日，我飞往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同行的有丹尼斯·哈斯特尔特议长及另外六位众议员，乔·拜登和另外三位参议员，还有一些内阁成员。我们都想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总统的“哥伦比亚计划”的支持，该计划的目的是将这个国家从毒品走私犯和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他们控制了这个国家1／3的国土。帕斯特拉纳为了和平甘冒生命危险，曾孤身一人到游击队的据点和他们谈判。努力失败后，他请求美国帮助实现“哥伦比亚计划”以取得胜利。由于哈斯特尔特的强力支持，我从国会得到10亿美元的专项拨款。
卡塔赫纳是一个有城墙围绕的古城。帕斯特拉纳带我们同城中打击毒贩的官员还有那些深受暴力之害的人见面。其中·有一位警官的遗孀，她丈夫在执行任务时被杀害，他只是成百上千因为正义和勇敢而被杀害的人之一。安德烈斯还把切尔西和我介绍给一群可爱的年轻音乐家。他们把自己称为“巴耶那多的孩子”，他们的家乡巴耶那多是在暴力控制下的村落。那晚，他们身着传统服装为祈祷和平唱歌跳舞，帕斯特拉纳、切尔西和我也在卡塔赫纳的街道上和他们一同起舞。
9月，第一周结束时，我否决了取消房地产遗产税的提案；宣布将推迟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将其留给下一任总统；我和希拉里在纽约州博览会上做竞选宣传。周末，我去联合国参加千禧年峰会。这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国领导人最大的一次聚会。我在联合国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简短但充满激情，我呼吁国际社会在安全、和平、共同繁荣方面加强合作，目的是遵循一个简单原则建设我们的世界——“每个人都重要；每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我们只要相互帮助就能都做得更好。”
演讲结束后，我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迪克·霍尔布鲁克一起倾听下一位发言人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的讲话。伊朗最近几年举行了几次选举，有总统选举、议会选举、市长选举。每次改革派都能赢得选票中的2／3到了0％。但问题是，在伊朗的宪法下，由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委员会有无限的权力；他们可以宣布某些立法无效并禁止一些候选人参加竞选。他们还控制着伊朗的国外情报行动，为其支持恐怖主义提供资金。我们尽量接触哈塔米，增进相互间的了解。我还对他说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支持推翻伊朗的当选政府是错误的。希望我做出的尊敬姿态能够让下一位总统取得更大进展。
科菲·安南和我共同主持了传统的午餐会，临近结束时，按照我的惯例，我起身站在桌子旁，和离开的领导人一一握手。我本以为最后一位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纳米比亚官员，他挡住了我的视野。但他离开后却露出了被他挡在身后的最后一位——菲德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伸出手来，我也握住他的手，这是40多年来首位美国总统这样做。他说他不想给我制造麻烦，只是希望在我离任前表示自己的敬意。我回答说希望有一天两国能够和解。
联合国会议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每天增加原油产量80万桶；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9月19日，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批准了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这样就扫清了中国人世的障碍。我敢确信，时间会证明这是我八年任期内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9月希拉里也好事连连。12日她赢得初选，在布法罗由提姆·鲁塞特主持的辩论中轻松击败拉奇奥。拉奇奥有三个问题：他声称纽约州北部困难重重的经济已经有所好转；进行有误导的竞选宣传（后来被要求加以解释），暗示莫尼汉参议员支持他而非希拉里；当着希拉里的面想强迫她承认不属实的竞选资金。希拉里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风度并回答问题，而她确实做得不错。一周后，民意测验表明她以48％对39％领先拉奇奥，新近加入支持她的队伍的是城郊妇女。
9月16日，在同黑人国会议员共进晚餐时，我满怀感情地向以非洲裔为主的一大群人道别。我回顾丁取得的成绩；对戈尔和利伯曼的竞选表示支持；并请求他们支持高素质但始终得不到重用的黑人法官。然后我抛开讲稿，用下面这段话结尾：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托尼‘莫里森曾说我是这个国家第一位黑人心中的总统。这个荣誉对我来说胜过诺贝尔奖。这是因为在我模糊的记忆深处，有对你们思想的深刻了解，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为那些被抛弃、有时受到伤害、但通常是被遗忘的人的命运担忧。我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到底要感谢谁。但我确信我配不上这个荣誉，因为无论我做了什么，我想都是应该的。我别无选择。
几天后的20日，我在同国会西班牙裔同盟共进晚餐时发表了同样的观点，在基督教主教大会上也是如此，我还强调虽然离卸任仅有120天，但在此期间将竭尽全力和国会一同致力于中东和平。随着国会对我任期末的宽容，我知道自己有机会取得更多成果，但在中东问题上却不敢保证。几天后，在我的经济小组的陪同下，我宣布中等收入的水平在去年增加了1000美元，在美国历史上首次突破4万美元大关；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去年减少了170万，12年来首次大幅度下降。
9月25日，经过我方工作组几周的努力，巴以会谈又步人正轨，巴拉克邀请阿拉法特到家中共进晚餐。在快要结束时，我打电话去和他们进行了愉快的交谈。第二天，双方派代表团到华盛顿继续在戴维营未完成的谈判。28日，事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阿里尔·沙龙成为自1967年以色列占领该地区以来首位踏上圣殿山的领导人。摩西·达扬曾经说过穆斯林的宗教圣地应当受到尊重，从那时起圣殿山就受到穆斯林的密切注视。
阿拉法特说他已经请巴拉克阻止沙龙这样做，因为此举明显是要确认以色列对该地区的主权。这同时也是沙龙对前总理内塔尼亚胡挑战他在利库德集团领导地位的有力回应，因为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似乎比沙龙还要强硬。我也希望巴拉克能阻止沙龙煽动性的举动，但巴拉克告诉我他做不到。相反，沙龙被禁止进入岩石拱顶寺或阿克萨清真寺，他是在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护送下到圣殿山的。
我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敦促阿拉法特制止暴力。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能够不以牙还牙，哪怕只有一次，也会创造很好的机会。我想巴勒斯坦儿童应该手持鲜花欢迎沙龙，并告诉他即便是巴方控制了圣殿山，也会随时欢迎他的到来。但正如阿巴·埃班很早前就讲过的——巴勒斯坦人从来都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错过的机会。第二天，巴勒斯坦人在哭墙附近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色列警察对投掷石块的人和人群中的其他人发射了橡皮子弹，至少有五人死亡、几百人受伤。随着冲突的升级，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两幅痛苦而无助的画面：一个在交火中被击中的12岁巴勒斯坦男孩在他父亲怀里死去；两个以色列士兵被从一所建筑物中拽出来活活打死，尸体被拖着到处游行，杀死他们的一名巴勒斯坦人还骄傲地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展示了他那沾满鲜血的双手。
中东问题愈演愈烈耐，巴尔干局势却趋于缓和。9月的最后一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总统大选中被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击败。我们介入了选举过程，以保证结果公正并且世界能够听到科什图尼察的声音。米洛舍维奇当然要竭力挽回，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告诉他成功是不可能的。10月6日，巴尔干屠杀的幕后主谋承认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