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我在内阁厅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均对减债提议表示支持，帕特·罗伯逊牧师也在场。他和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的强烈支持表明了减债拥有多么广泛有力的支持。在国会，麦克辛·沃特斯，我们最没有偏见的议员，和保守的预算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克共同推动这一努力。甚至杰西·赫尔姆斯也对此表示支持，这当然要非常感谢博诺所付出的私人努力。早期的结果鼓舞人心：玻利维亚在健康和教育上投入资金7700万美元；乌干达将小学人学率提高了一倍；洪都拉斯将义务教育的时间从六年提高到九年。我打算在最终的预算协议中涵盖所有的减债。
这个月的第二周，希拉里在与里克·拉奇奥第二轮也是更有礼貌的辩论中表现不错；我签署了与中国的贸易法案，并对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去北京并在最后一刻同中方达成协议所做出的艰辛努力表示感谢；还签署了我所倡议的《土地遗产计划》和增加美国原住民社区新投资的法案；10月11日，我和希拉里在查帕奎庆祝我们25周年结婚纪念。我们年轻时和刚刚开始创业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但现在女儿都要大学毕业了，我的白宫岁月也即将结束。我相信希拉里能够在参议员竞选中取胜，也对所有人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但我的遐想第二天就被打碎，一艘满载炸药的小船在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旁爆炸，17名水兵死亡，这明显是恐怖袭击。我们都认为这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干的，但也不敢确信。中央情报局赶去调查，我派国防部、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一同前往，也门总统阿里·萨利赫承诺在调查中全面合作，并将罪犯绳之以法。
与此同时，我催促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抓捕本·拉登。我们曾准备在10月对其发动一次导弹袭击，但中情局在最后一刻建议取消，原因是对其藏身之地没有可靠把握。除非对本·拉登的下落有了可靠情报，否则五角大楼反对派遣特种部队进入阿富汗，因为有随之而来的后勤保障问题。剩余的选择都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所有可疑的营地发动大规模轰炸或进行大规模搜索。如果找不到基地组织对“科尔”号事件负责的证据，我想哪一个方案也行不通。我非常失望，真希望在离任前能锁定本·拉登并进行导弹袭击。
在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进行了选举宣传后，我飞往埃及的沙姆伊沙赫参加有关中东冲突的峰会，与会者有穆巴拉克总统、阿卜杜拉国王、科菲·安南和现任欧盟秘书长的哈维尔·索拉纳。他们都希望能结束冲突，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虽来到场，但早巳介入这一问题。巴拉克和阿拉法特也在场，但相互间的态度仿佛就像在世界的两极。巴拉克希望结束冲突，而阿拉法特想就以方军警滥用武力讨一个说法。乔治·特内特就安全问题同双方研究了一个方案，我则负责让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接受，并准备在峰会结束时的声明。
我告诉阿拉法特，我准备就和谈的主要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但前提是他必须同意安全方案，因为不结束冲突就不会有和平，阿拉法特同意了。然后我们一直工作到凌晨，准备我要代表各方发表的一份声明。声明有三个部分：承诺结束冲突；设立一个委员会，调查造成冲突和双方行为的根源，该委员会由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共同任命，并征求科菲·安南的意见；承诺继续推动和平谈判。这听起来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阿拉法特希望成立一个由联合国组成的委员会，并立即恢复和谈；巴拉克希望成立一个由美国组成的委员会，并尽量推迟和谈，以观察冲突是否会平息。最终，穆巴拉克和我单独与阿拉法特会面，说服了他接受这一声明。没有胡斯尼的帮助是做不到的，此前，我一直认为他不愿意深人参与和平进程，但那天晚上他表现得观点请晰、言词有力、卓有成效。
返回美国后，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前往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参加“科尔”号爆炸事件中遇袭人员的悼念仪式，并私下慰问了他们悲痛欲绝的家人。像沙特霍巴塔营地爆炸案中的空军士兵一样，我们的海军士兵在一场完全不同于他们受训内容的冲突中丧生，而这根本不是他们受训去迎接的战斗。在这种情形下，敌人难以防范，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目标，我们强大的武器库对他们构不成震慑，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的公开成了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知道在与本·拉登的斗争中我们最终会取胜，但不知道在找到正确解决方法之前，要有多少无辜的民众为此丧生。
两天后，希拉里、戈尔夫妇和我一同前往密苏里州的杰斐逊市，参加一个悼念仪式，悼念因乘坐小型飞机失事而丧生的梅尔·卡纳汉州长、他的儿子和他的一位年轻助手。早在1992年大选时卡纳汉就对我表示支持，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他是位很好的州长，是福利改革方面的领袖，去世前他正和现在的州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竞争参议员席位，双方势均力敌。现在再换其他候选人已经来不及了。几天后，琼·卡纳汉说如果密苏里州的选民投她丈夫的票，她就替他完成这些任务。他们确实投了他的票，琼在服务期间表现卓越。10月的最后几天，随着总统选举最后关头的临近，我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继续签署和否决议案；在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开展竞选活动，并在纽约州帮助希拉里做宣传。在生日上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罗伯特·德尼罗教我如何像一个真正的纽约州人那样讲话。
会议之后，艾尔·戈尔把选举定位为“民众和权势”间的竞争。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能想到的保守派利益集团——医疗保险业、烟草公司、重污染企业、全国来复枪协会等等——都支持乔治·布什。但艾尔这一口号的问题是没能反映我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他本该受益于此；并且没能与布什反其道而行之的公开承诺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平民主义的口号也让部分摇摆选民认为艾尔或许会改变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接近月末，艾尔开始强调“不要冒丧失经济繁荣的危险”。到11月1日，他的支持率在民意测验中有所上升，但依旧落后布什四个百分点。
选举的最后一周，应格雷·戴维斯州长的邀请，我飞往加利福尼亚，为戈尔和我们的国会候选人忙了两天，在哈莱姆黑人区为希拉里做了广泛宣传，然后在周日返回阿肯色州的家里，为迈克·罗斯的竞选助阵，他在1982年我竞选州长时曾是我的司机，现在他要和共和党国会议员杰伊·迪基一比高下。
选举的前一天及选举当天，我参加了全国60多个广播访谈节目，劝说民众投票选举艾尔、乔以及我们各地的民主党候选人。我早就录制了170多条电台广告和录音电话，电话专门打到民主党的中坚分子和少数族裔民众的家中，请求他们投我们候选人的票。
在选举当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在道格拉斯·格拉夫林小学投票，即查帕奎当地的投票站。这种体验既奇怪又美妙：奇怪是因为这所学校是我在阿肯色州以外惟一投过票的地方，在26年的政治生涯之后，我的名字最终不在选票上了；美妙是因为我必须为希拉里投票。切尔西和我先投票，然后相互拥抱，接着看希拉里给自己投出了一票。
选举当晚的感觉就像是乘坐过山车。希拉里赢得了胜利，55％对43％，选举前的民意测验中除一次之外，这是最大的优势了。我因她而自豪。她在纽约州的经历就像是在绞干机里一样，和我1992年时的情形如出一辙。她先是占优势，接着落后，接着又占优势，但她始终保持应有的风度，奋力向前。
当我们在纽约市的君悦大酒店庆祝她的胜利时，布什和戈尔旗鼓相当。几个星期以来每个人都知道大选的结果将会很接近，很多评论员说戈尔可能在民众投票上会失败，但仍旧会赢得总统选举团的投票。大选前两天，我看了看地图和最新的民意测验结果，告诉史蒂夫·里凯蒂形势可能对我们不利。我们的选民投票很积极，和那些想赢回白宫的共和党人一样。在几个大州艾尔将会以较大优势获胜，但布什会赢得更多以农业为主的州，这样他们就在总统选举团的票数上占优势。在大选的当天，我仍然认为艾尔会赢，因为他有这种势头并且在重要问题上的主张都是正确的。
戈尔确实赢了，比对手多出50万张选票，但总统选举团的投票悬而未决。戈尔在新墨西哥州以366票的微弱优势取胜后，焦点最后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如果拉尔夫·纳德不参选的话，新墨西哥州等几个州的实际结果不会这么接近。我让比尔·理查森最后几个星期待在他自己的州，或许差别就是他造成的。
在我1996年大选取得胜利的州中，布什赢得了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田纳西州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在1992、1996和200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的选票一般稳定在47％到48％之间。但全国来复枪协会在该州和包括阿肯色州在内的其他几个州，给艾尔造成很大伤害，例如，持平民主义观点的耶尔县——克林顿家族一个世纪前就在此定居——在文化上是保守的，民主党人必须在这里取胜以便在整个州的选举中取得均势，但戈尔以47％对50％输给布什，就是因为有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干预。或许我可以扭转局势，但这需要两到三天去农村宣传，而且直到选举前回到那里时我才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
枪支游说团努力在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击败艾尔，如果没有当地工会（自身也有很多全国来复枪协会成员）鼎立帮助，他们很可能就会成功。工会反击的口号是“戈尔不会拿走你们的枪，但布什会解散你们的工会！”不幸的是，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西弗吉尼亚州、密苏里州和俄亥俄州，在基层没有足够多的工会成员来赢得选举。
在肯塔基州这个种植烟草的地方，我们反对烟草企业把市场推向孩子的立场影响了艾尔。在西弗吉尼亚州，他遭受的打击来自倒闭的韦顿钢铁公司，一家由员工拥有的公司。员工和他们的家人都认为倒闭是我的失误造成的，因为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没有限制从俄罗斯和亚洲进口廉价钢材。有证据表明公司倒闭另有原因，但韦顿的工人可不这样认为，于是艾尔就成了牺牲晶。
布什仅仅以7000票多一点的优势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因为纳德得到了22198张选票。更糟糕的是，纳德在佛罗里达州拿到了9万多张选票，在这场将要拖上一个多月的选举之争中布什的命运悬于一线。
佛罗里达投票战开始后，很清楚我们在参议院获得了四个席位、在众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包括杰伊·迪基在内的三位现任众议院共和党人被打败，他在阿肯色州输给了迈克·罗斯。民主党人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了四个席位，在角逐中除了一场外全部胜利。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对艾尔不利，因为负责选举的主要官员凯瑟琳·哈里斯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州长杰布·布什关系密切，而且证明选民身份的州议会同样由保守的共和党人主导。另一方面，在通常对选票计数有最后发言权的州最高法院，虽然民主党州长任命的法官更多，但这些法官都很少有党派之见。
两天后，下任总统是谁仍然是个谜。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阿拉法特。冲突正在平息，我想他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和平问题了。我告诉他如果想达成协议的话，只有不到十周的时间了。在一个私下场合，我挽着他的手臂，眼睛盯着他说，我有一个机会和朝鲜达成协议以结束其生产远程导弹的问题，但我必须亲自到那里去。整个行程大约要一周多，因为还要去韩国、日本和中国做短暂停留。
如果真想在中东地区谋求和平，就必须达成这一协议。我告诉阿拉法特在帮助巴勒斯坦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建国一事上我尽了最大努力，但同时也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在我做出了这么多努力后，阿拉法特如果不想谋求和平，他也应该告诉我，这样我便可以去朝鲜结束另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他请求我留下，说我们必须完成和谈，如果不能在我离任前完成的话，再想达到目前的状况恐怕还需要至少五年。
当晚，我们设宴庆祝白宫落成200周年纪念。伯德·约翰逊夫人、福特总统夫妇、卡特总统夫妇、老布什总统夫妇都到场庆祝这幢人民建筑的生日，约翰·亚当斯以后的总统都在此居住过。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时刻，但老布什总统夫妇却放心不下，毕竟儿子的竞选结果胜负难料。但我很高兴他们能来。
几天后，切尔西和我去文莱出席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址选在新落成的酒店和会议中心，大会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主持。在为避免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而进行的必要改革方面我们取得了进展，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答应与我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一事开始谈判。我还饶有兴致地和他在夜间高尔夫球场打了一局，这种夜间球场专为避暑而设。1993年，我开创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今，我高兴地看到该组织的壮大及其所做的工作。在任内的最后一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我想我的努力已经结出硕果。这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协议里，还体现在建立了一个在新世纪将美国和亚洲联系在一起的机构。
离开文莱，切尔西和我到越南进行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我们去了河内、胡志明市（旧称西贡）以及美越双方一起挖掘越战中失踪美军士兵遗骨的地点。希拉里特地从以色列赶来，她刚刚参加完利娅·拉宾的葬礼。
我同共产党领导人、国家主席、总理和胡志明市市长见了面。职位越高，领导人说话听起来越像老式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主席黎可漂试图利用我反对越战的态度来谴责美国当年的举动是帝国主义行为。我对此非常生气，尤其这些话是当着皮特·彼得森大使的面说的，彼得森曾是一名战俘。我告诉这位领导人，尽管我不赞成当年的对越政策，但无论怎样，当时的决策者们不应被称作帝国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他们是自认为在同共产主义斗争的好人。我指着皮特说，他在被称为“河内希尔顿”的监狱里待了六年，但原因并不是因为想在越南开拓殖民地。我们两国已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关系正常化、贸易协议、围绕战争中失踪人员展开双边合作，现在不是重揭历史伤疤的时候。国家主席陈德良也是一样，只是少了一点教条。
潘文凯总理和我在多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建立丁良好的关系；一年前他就对我反越战的态度钦佩有嘉。当我称那些与我观点不同的越战支持者是想让越南人获得自由的好人时，他回答道：“我知道这一点。”潘文凯关注的是未来，希望美国能在落叶剂受害者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对越南给予支持。胡志明市市长武日清说起话来同我所认识的活跃有为的美国市长一样，夸耀着自己在乎衡预算、裁员、争取国外投资方面取得的业绩。在当地一家餐馆用完便饭后，我还同一大群自发聚集起来欢迎我的友好群众握手，他们想建设共同的禾米。
参观战争失踪人员遗址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我回想起与在越南战场上牺牲的高中同学共处的时光，回想起1970年我在莫斯科帮助过的一位男子，当时他在寻找自己失踪儿子的消息。同越南人一起工作的美国人认为，根据当地居民提供的线索，失踪的飞行员劳伦斯·埃弗特中校30多年前就是在那里坠机的。他现已成人的子女陪我们一同去了出事地点。我们的士兵和越南人一起站在齐膝深的泥里，把泥切成大块搬到附近的棚子里，然后再仔．细筛滤。他们已发现了飞机的零件和一件军装，这几乎足以证明失踪者的身份。这项工作在一位美国考古学家的监督下进行，他自己就是越战老兵。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挖掘。他们工作时的小心与精细让人赞叹，在场帮忙的越南人亦是如此。很快，埃弗特一家找到了他们父亲的遗骨。
从越南返回的途中，我得知我在被弹劾时的白宫法律顾问查克·拉夫突然辞世。一下飞机，我就去看望他的妻子休。查克非常杰出，他以技巧和勇气领导我们的辩护团在参议院陈词。
11月剩余的时间都用在中东问题和佛罗里达重新计票问题上。三个大县成千上万张选票没有被统计，这对戈尔不公平，因为从混乱的计票和出问题的打孔机造成的未统计选票来看，戈尔比布什还要多出几千张选票。戈尔在法庭上对这次选举表示了抗议。与此同时，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在中东再次会晤。我也不知道佛罗里达计票争议和中东和平努力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12月5日，希拉里去国会山参加新参议员就任仪式，前一天晚上，我跟她开玩笑说明天是“参议员学校”开学第一天，她一定要睡个好觉，穿一套漂亮衣服。她兴奋极了，我也确实为她高兴。
三天后，我前往总统任内惟一没到过的内布拉斯加州，在位于卡尼的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发表演讲，这事实上是一次告别演说，内容主要是敦促美国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宣布对棕榈滩和戴德两县的选票重新统计，并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对4．5万张选票重新验票：只有投票人的意图明确才能认定选票有效。布什的优势已经缩小到了154票。
布什州长立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要求结束重新计票。很多律师告诉我最高法院不会插手此事，因为选举过程属于州法律管辖的范畴，除非该过程歧视少数族裔等个别群体。而且，最高法院下达对另一法律行为的禁止令是很难做到的，如重新统计选票或在主人许可下拆除建筑物。如果要这样做，一方必须证明若该行为不被制止将导致不可修复的危害。最高法院的裁决是5票对4票，而且斯卡利亚法官给出的批准禁止令的直白意见让人吃惊。他说，什么是不可修复的危害？清点选票可能“给（布什）认定的自己选举的合法性笼罩上乌云”。是的，他说得不错。如果戈尔在佛罗里达州获得的选票比布什多，那么最高法院怎么能宣布布什当选总统呢？
当晚，我们在白宫举行了圣诞招待会。我询问穿过迎宾队的每位律师是否听说过这样的裁决。没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用不了多久，最高法院将公布关于重新计票是否符合宪法这一根本问题的另一条意见。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将以5票对4票禁止重新计票，我告诉希拉里不能再允许斯卡利亚写下第二条意见了，因为他在给出第一条时没有丝毫的掩饰。
12月11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飞抵爱尔兰。这里是我先祖们的土地，也是我为维护和平付出诸多努力的地方。我们先去都柏林会见了伯蒂·埃亨，然后到边界附近的邓多克参加一次大型聚会。这一城市曾是北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温床，而今则成了支持和平的力量。当欢呼的人群向我疯狂高唱《丹尼男孩》时，道路被圣诞灯火照得通亮，谢默斯·希尼曾这样评价叶芝——“他的兴趣是在思想上和现实中为奇迹开辟一个空间”。我感谢爱尔兰人用和平的奇迹填满了这一空间。
下一站是贝尔法斯特。在那里，我会见了北爱领导人，包括戴维·特林布尔、谢默斯·马伦、约翰·休姆和格里·亚当斯。然后，我同布莱尔夫妇、伯蒂·埃亨、乔治·米切尔一同参加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奥德赛体育场举行的大型会议。他们在贝尔法斯特聚在一起仍然不常见。一些尖锐的争论尚未解决，包括新设立的警察部门及放下武器的方法和计划。我请他们继续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并请他们记住和平的敌人不需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他们需要的只是你们的冷漠。”我提醒到场的听众，《受难节协定》让全世界促进和平的人看到了希望，在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刚刚签署的结束血腥冲突的协议中美国也发挥了作用。讲话结束时，我说我是多么热爱与他们为了和平而共同工作，“但问题不是我的感受如何，而是你们的子女未来将怎样生活”。
接着，我们一家飞往英国，与布莱尔夫妇一同住在契克斯别墅听戈尔发表他结束竞选的讲话。前天晚上10点钟，最高法院以7比2的结果裁定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不符合宪法，因为没有界定投票人意图是否明确的统一标准，所以不同的计票员可能用不同方式来清点或解释同样的选票。故此，最高法院说无论投票人的意图清晰与否，允许清点所有有争议的票，就是对未被清点的选票没有实施平等的法律保护。我坚决反对这一裁决，但苏特法官和布雷耶法官想把这一案件驳回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让他们立即制定重新汁票的标准和程序，这使我感到些许振奋。不久，总统选举团将召开会议。多数票中的另外五名法官表示反对，这样结果变成5：4。三天前要求停止清点票数的那五位法官，现在却说只能让布什赢得选举，因为依照佛罗里达州的法律，重新汁票无论如何要在当天午夜结束。
真是令人震惊的判决。将州权利当做圣物般崇拜的微弱保守派多数，如今居然剥夺了佛罗里达州明确的州职能——按照通常做法重新计票的权利。不想统计选票的那五位法官剥夺了成千上万人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即使选民要求重新计票的意图如水晶般清澈明晰，也不能够让自己的投票被再次清点。那么法官们凭什么还口口声声地说促进了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呢。他们说布什赢得了大选，是因为重新计票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完成，可他们浪费了三天重新计票的时间，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推迟至晚10点才宣布这一意见。那五位法官大言不惭地说出下面的一番话：该裁定不可用于将来选举案例的判定；其理由是“出于对目前情况的考虑，因为每次选举情况都会有所不同，必须要具体对待才会公平”。如果戈尔的票多于布什，我想同样的最高法院会毫无疑问地以9：0的结果裁定重新计票。而我会支持那样的判决。
“布什诉戈尔”一案将作为最高法院最糟糕的判决之一而载人史册。类似糟糕的例子还有不少：德雷德·司各特案，判决称为获自由而逃跑的奴隶仍是其主人的财产，必须归还；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维持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20世纪20和30年代的案例，将对工人最低工资和最长周工作时间的立法保护视为对雇主财产权的侵犯；是松案，最高法院在珍珠港事件后批准将日裔美国人统统拘押。我们都熬过来了，而且推翻了那些错误的判决。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办到，五位共和党法官就剥夺了成千上万美国同胞的选票，但我知道美国最终将走出这黑暗的一天。
戈尔发表了精彩绝伦的结束竞选讲话，真诚、优雅、充满爱国，之情。当我打电话向他道贺时，他告诉我，一位专业喜剧演员朋友开玩笑说他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好结果：既获得了民众的青睐又不必去干那项工作。
次日一早，跟托尼·布莱尔谈了一会儿，我走出来，通过媒体表示了对艾尔的赞扬，并许诺跟当选总统布什合作。然后布莱尔夫妇陪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沃里克大学。在那里，我发表了又一次告别演说，是关于“第三条道路”集团所采取的通向全球化的途径：贸易加上经济授权、教育、医疗保健和民主管理的全球合约。这次演说还给了我一个机会来感谢托尼·布莱尔给予我的友情及合作。我极其珍惜我们共度的时光并将怀念这些日子。
离开英国之前，我们应伊丽莎白女王的盛情邀请前往白金汉宫。大家都非常愉快，谈到了大选和世界事务。然后女王陛下例外地陪我们下楼，并走到门口送我们上车，与我道别。在过去的八年中，女王一直对我亲切而友好。
12月15日，我和国会达成了包括多项内容的预算协议，这也是八年来我取得的最后一次大的立法胜利。教育预算尤其成功——最终，我保证了用10亿美元修缮学校；学前教育项目获得有史以来的最大增长；有足够资金让130万学生享受课外辅导；雇用10万名教师的资金增加25％；为佩尔助学金、加速前进项目和改进差学校增加资金。预算协议还包括“新市场汁划”、生物医学研究投资的极大增长、福利享受者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残障人员的医疗保健以及千禧年减债计划。
约翰·波德斯塔、史蒂夫·里凯蒂、我的立法助手拉里·斯坦和我们整个班子都干得相当出色。在任内最后一年，按照惯例我应该是无所作为，却让人吃惊地完成了国情咨文中做出的许多承诺。除了以上提到的诸多方面，国会还通过了非洲一加勒比贸易法案、中国贸易法案、“土地遗产”倡议和大幅增加工作家庭儿童看护补助。
我仍然对大选结果深感失望，也极为关注中东局势；但爱尔兰和英国之行及预算胜利之后，心中最终被圣诞来临的喜悦心情占据。
18日，雅克·希拉克和罗马诺·普罗迪来到白宫，参加我与欧盟领导人的最后会面。到此时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而且我很愿意最后一次接待他们。雅克感谢我对欧盟及大西洋两岸国家关系发展的支持，我回应说有三个大问题我们处理得很好：欧盟的发展和扩大，北约的扩大及与俄罗斯建立的新型关系，巴尔干半岛国家问题的解决。
我与希拉克、普罗迪会谈时，中东和谈在华盛顿的博林空军基地也开始了，希拉里在白宫接待了劳拉·布什，然后我们全家到华盛顿购物。纽约州居民决定希拉里不能离开那里。最终，我们在马萨诸塞大道使馆区岩石小溪公园附近找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
次日，当选总统布什到白宫和我会面，正如八年前我跟他父亲会面一样。我们谈论了这次竞选、白宫的工作和国家安全等问题。他把过去共和党政府中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召集在一起，他们认为最大的安全问题是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和伊拉克问题。我告诉他，以我过去八年的经验，我认为他最大的安全问题依次是：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中东和平问题，核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僵持局面，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及基地组织的关联，朝鲜，然后才是伊拉克。我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抓住本·拉登；我们仍可能在中东达成协议；几乎已经与朝鲜达成让其放弃导弹计划的协议，但他或许要亲自到那里结束最终的谈判。
他听着我必须要说的，没怎么评论，然后将话题转移到我怎样当总统。我惟一的建议就是应该团结一个好的班子，努力去做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国家的事情。然后，我们又谈了些其他政治问题。
2000年时布什就已经是个政界内行了，能将稳健的言辞与保守而具体的建议有机结合。第一次看他演讲是他在艾奥瓦州发表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演说，当时我就知道他有可能会胜出。初选之后，他因为右翼观点而不受欢迎，民意测验中也落后。但他通过调整言论，督促共和党国会不要牺牲穷人来平衡预算，甚至支持我在一些外交政策上的立场又备受瞩目。他还是州长的时候，他的保守主义就因要同民主党主导的州议会合作以及得到民主党副州长鲍勃·布洛克的支持而有所弱化，因为布洛克在得克萨斯体制下掌握着大量的常规权力。现在布什将会控制一个保守的共和党国会，他必须选择自己的方式。会面结束后，我明白他完全有能力找到自己的方式，但不知道是他作为州长时遵循的方式，还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击败约翰·麦凯恩时所用的方式。
12月23日于中东和平进程而言是个重大的日子。巴以双方在博林空军基地谈判了几天之后，美方代表团确信除非缩小谈判范围，事实上就是迫使他们做出大的妥协，否则将永远不会达成协议。阿拉法特担心受到其他阿拉伯领导人的谴责；巴拉克在国内正失势于沙龙。所以，我将巴以双方代表请进内阁厅，给他们读了我的条件。这些是戴维营会谈以来我与双方分别进行交谈后积累起来的。如果他们在四天内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将取得进展；反之，这一切就会结束。
我读得很慢，以使双方都能仔细地做记录。在领土问题上，我建议西岸94％至96％的土地归巴勒斯坦，从以色列方面交换1％553％的土地，而以方控制的区域要包括80％的集中定居点；在安全方面，我说以军应在三年内撤离，由国际维和力量逐步接管，但在国际维和力量的授权下，可以有一小部分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谷再部署三年。以方还可以在西岸继续保持其预警站，但要设巴勒斯坦联络官。若发生“明显而迫在眉睫的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可以在西岸地区紧急部署军队。
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是“非军事化”的，但会有一支强力的安全力量；有领空权，根据以色列军队训练和行动的需要做出特殊安排；部署国际力量维持边界安全并起震慑作用。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我主张阿拉伯人区归巴勒斯坦，而犹太人区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应对圣殿山或者阿拉伯人所说的“高贵的避难所”拥有主权，而以色列人对西墙及其中的“神圣空间”拥有主权。在哭墙和圣殿山附近不准挖掘，如有需要至少要得到双方的同意。
在难民问题上，我说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是1948年及以后战争所造成的难民的家园，也不排除以色列根据自己的法律和国家意志接纳部分难民的可能，尤其是优先考虑在黎巴嫩的难民。我建议国际力量对难民进行援助，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家，地点可以是新建的巴勒斯坦国，将要交换给巴方的土地，他们目前所处的国家，其他愿意接纳的国家，或是以色列。双方都应同意此协议要符合联合国安理会194号决议。
最后，此协议必须清楚地表明冲突已经结束，并结束所有暴力行为。我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个新决议，宣布此协议和最终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将满足安理会242和338号决议的内容。
我说这些条件是不容商讨的，也是我能提供的最佳方案。我希望双方在此范围内磋商并达成最终决议。我离开后，丹尼斯·罗斯和其他成员留在那里对疑问做出进一步解释，但不听任何抱怨。我知道这个计划对双方都有难度，但现在该是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了（其实最好的时机已经错过）。巴方必须放弃让以方归还全部土地的要求；他们早就知道必须放弃，但就是不愿承认。以方将要让出东耶路撒冷和老城的部分地区，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圣地将得以保留；一段时期以来这已经很明显了，要想迎来和平就必须做出这种让步。以方还要放弃西岸的部分土地，或许要交换的土地比巴拉克最后的提议还要多一些，但会有足够的地方容纳80％的定居者。他们将会得到结束冲突的正式承诺。条件苛刻，但如果双方希望和平来临，那这对双方都很公平。
阿拉法特立即开始含糊其词，要求“加以解释”。但条件很清楚；要么以此为框架谈判，要么不谈。和以往一样，他还在耗时间。我给穆巴拉克打电话，告诉他条件的内容。他认为条件都是历史性的，并答应敦促阿拉法特接受。
27日，巴拉克的内阁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保留意见，不过其保留意见也均在条件范围内，所以是可以谈判的。此举具有历史意义：以色列政府已表态，为了获得和平，将建立一个约占97％西岸地区（其中包括作为交换的土地）和几乎所有加沙地带（以色列在此也有居民点）的巴勒斯坦国。接下来就要看阿拉法特的表态了。
我每天都给阿拉伯世界的其他领导人打电话，催促他们迫使阿拉法特答应。对于以方的让步他们都很看重，认为阿拉法特应该接受协议。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跟阿拉法特说了什么，尽管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王子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储阿卜杜拉都有直觉阿拉法特会接受这些条件。
29日，丹尼斯，罗斯会见了我们都很敬重的库赖，以确信阿拉法特明白拒绝的后果。我将卸任，罗斯也将卸任，巴拉克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会输给沙龙。而且，在我投入这么多精力而一无所获后，布什是不愿理会这件事的。
我仍然不相信阿拉法特会犯这样的错误。前天，我刚宣布不去朝鲜达成禁止生产远程导弹的最后协议，因为基于目前的工作我确信下届政府会水到渠成地完成该协议。对此我多少还是有些不情愿。我们已经阻止了朝鲜生产钚和进行核试验的计划，在其他问题上没有韩国的参加就拒绝和他们打交道，为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创造条件。金大中勇敢地同朝鲜接触，这为双方和解提供了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最大的希望，他也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已经去了朝鲜，并自信地认为只要我去就能达成协议。尽管我也想走完这一步，可我又不能在中东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之际冒半途而废的风险，尤其是阿拉法特已向我保证渴望达成协议并请求我不要离开。
除了中东和预算问题，在离任前的最后30天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意料之外的事。我在布雷迪法案颁布七周年之际宣布该法案已阻止61．1万名重刑犯、逃犯和跟踪杀手买到手枪；与来自24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哈佛大学庆祝世界艾滋病日，宣布我们已将美国国内艾滋病的死亡率减少了70％以上，并将为非洲和其他艾滋病肆虐的地区提供更多帮助；向公众透露总统图书馆的设计方案——在阿肯色河上建设一座由钢筋和玻璃制成的“通向21世纪的桥梁”；宣布将努力提高城市贫民区儿童的免疫能力，因为这些儿童的疫苗接种率一直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使了最后一次否决权，因为一项破产改革提案对低收入纳税人的要求比对富人还要苛刻；颁布了严格的条例以保护病历档案的隐私性；赞扬印度在克什米尔保持停火状态的决定及巴基斯坦将从实际控制线撤军的行为；宣布新的规章以减少卡车和巴士燃烧柴油排放不利人体健康的气体。同一年前颁布的轿车和运动型多用途车辆的排放标准一样，新规定保证在2010年末新上路车辆将比现在运行的车辆清洁95％，以防止成千上万例呼吸器官疾病和儿童夭折。
圣诞节的前三天，我同意为62名罪犯赦免或减刑。在第一任期内，我没有签署太多的赦免状，因为急于处理积压案件。卡特总统四年中才批准了566个从宽案例，福特总统在两年半里批准了409个，里根总统在八年任期内批准了406个，老布什总统仅批准了77个，这其中包括颇具争议的赦免伊朗反美人士，释放奥兰多·博希——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联邦调查局认定他犯有多重谋杀罪。
对于赦免和减刑，在我做阿肯色州检察长和州长时就已有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在减刑上应保守一些；而对于未使用暴力的案件，若犯人已服刑，并在释放后一定时间内遵纪守法，就应宽大地授予其赦免状，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应归还其选举权。在司法部有一间赦免办公室，其职责是审核申请并提出建议。八年来，我不断收到该办公室的建议，从中学会了两点：高高在上的司法部官员花在审核上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对几乎所有案件的建议都是否决。
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华盛顿，一切都带有政治色彩，几乎每一张赦免状都存在潜在的争议。如果你是个公务员，避开麻烦的惟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说不。司法部赦免办公室知道拖延案件和建议否决都不会使自己引火烧身；总统被赋予的宪法职能慢慢就变成了司法部的内部权力。
最后的几个月，我们竭力督促司法部提交更多的卷宗，他们也就做得好一些。在被赦免的59人及被减刑的3人中，大多数曾犯过错、服了刑并成了好公民。我还给一些所谓的“女友案”颁发了赦免状。这些案件中女性被捕是由于她们的丈夫或男友犯了罪，而且往往是与毒品相关。除非提供对其丈夫或男友不利的证据，否则即使她们自己根本没直接参与作案，也可能要服很长的刑期。那些拒绝这样做或不怎么知情的妇女就会面临漫长的铁窗生活。在许多案件中，男犯后来与检察官合作，被判的刑期反而比她们短。数月来，我们一直忙于这类案件。去年夏天，我已经为四桩类似案件颁发了赦免状。
我还赦免了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前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他为自己的祖国做了不少贡献，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另外，我赦免了泰森食品公司的行政主管阿奇·沙费尔。他在埃斯皮的调查中被捕，因违反一个自己不知情的法律条款而面临强制性监禁，因为他按照指示做出了安排，让埃斯皮去泰森公司的一个疗养所。
圣诞大赦之后，我们接到了潮水般的请求，许多人是由于不满常规程序拖延才提出请求的。在接下来的五周内，我们处理了成百上千起请求，驳回了几百起，批准了140起。这样，八年中在7000多份要求赦免的诉状中，我批准了456个。我的白宫顾问贝丝·诺兰、布鲁斯·林赛以及我的赦免律师梅雷迪斯·凯布尽可能多地接手请求，从司法部获取信息并加以澄清。一些判决很容易处理，比如苏珊·麦克道戈尔和亨利·西斯内罗斯的案子，他们被独立检察官可怕地误判；再如更多的“女友案”和几年前就应被批准的大量例行请求。其中一个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导致的错判，因为司法部不知道该嫌疑犯正在另一个州接受调查。大多数赦免状颁给了那些无法突破法律体系的收入不高的人群。
最具争议的赦免状颁给了马克·里奇和他的合伙人平卡斯·格林，里奇是个富有的商人，因故意报告某些油类交易的虚假价格逃避税收而被指控，但这之前不久他离开美国去往瑞士。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案件很多，当时一些油类受价格控制而另外一些不受控制，这样就导致一些人隐瞒收入或收取客户过高的费用。所以许多公司和个人都被指控触犯了法律，但个人往往被迫究民事责任。像里奇和格林这样由于税款问题而引起诈骗诉讼的例子极少。在他们被起诉后，司法部命令联邦检察官停止提起类似诉讼。被起诉后，里奇一直待在海外，大多数时间待在以色列和瑞士。
答应缴纳2亿美元罚金后，政府已允许里奇的企业继续运营。这个数字是政府声称的4800万美元的逃税金额的四倍还多。税务专家马蒂·金斯伯格教授是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法官的丈夫，他和哈佛法学院教授伯纳德·沃尔夫曼审查了那些有疑问的交易，得出的结论是里奇公司对税款的计算是正确的，这意味着里奇本人在这些交易中根本没欠税。里奇决定放弃时效法规，以便和其他类似的违法者一样接受政府的民事诉讼。埃胡德·巴拉克因为他对以色列做出的贡献及对巴勒斯坦人的帮助，曾三次向我提出赦免请求。以色列两大党中不少人都恳请我们豁免他。最后，司法部没有表示反对，说如果此举能给我国的外交政策带来更多益处就倾向于赦免他。
我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不支持我赦免一个富有的逃亡者。他的前妻曾是我的支持者，他聘请了我的一位前白宫法律顾问和共和党两位出色的律师加入其辩护团。最近，当选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刘易斯·利比又出面代表里奇。或许我犯了错误，至少我给予了关注，而且我是根据是非曲直做的决定。直至2004年5月，司法部仍未对里奇提起诉讼，真是个意外的进展。因为对政府而言，在民事案件中比在刑事案件中更容易找到证据。
尽管将来我会因为一些赦免状而遭到批评，但我考虑更多的还是我没有批准的那几个。比如，我认为迈克尔·米尔肯的案子就很有说服力，因为他获释后在前列腺癌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财政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坚决反对我赦免他，说这样做会在他们力图实施金融业高标准时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我最后悔没能给予赦免的两桩案子是关于韦布·哈贝尔和吉姆·盖伊，塔克的。塔克的案子正在上诉，而哈贝尔确实犯了法，但在考虑赦免前的那段时间里也没有出狱。他们都是由于拒绝说谎而被斯塔尔办公室误判的。要是我没当总统，没遭斯塔尔算计，他们两人根本不必忍受一点儿折磨。戴维·肯德尔和希拉里都极力劝我赦免他们，其他人则坚决反对。最后，在我的工作人员的固执的判断面前我让步了。从此我一直后悔不已。后来，我见到吉姆·盖伊·塔克时向他道了歉，将来有一天也准备对韦布这样做。
我们的圣诞节跟其他人的一样，但今年要细细品味一番，因为这是我们在白宫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要好好享受这最后的招待会，享受与这么多人在华盛顿共度美好时光的机会。我更仔细地注视着切尔西、希拉里和我挂到圣诞树上的所有饰物，注视着我们在黄色椭圆厅里摆满的铃铛、书、圣诞餐具、长筒袜和站立的圣诞老人。我不经意间发觉自己还特地走进二楼和三楼的所有房间更加仔细地看了所有绘画和旧家具。最后，我还抽时间让白宫的迎宾员给我讲了白宫里所有落地式大摆钟的历史。当希拉里和我意识到，我们的画像不久就会与历任总统及第一夫人们的画像摆放在一起时，这些画像猛然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俩都选了西米·诺克斯来为我们画像：我们欣赏他逼真的风格，他也将成为第一位将作品悬挂在白宫的非洲裔画家。
圣诞后的那个星期，我签署了更多的提案，并任命罗杰·格雷戈里为第四上诉法院的第一位非洲裔法官：他完全能够胜任，而且杰西·赫尔姆斯阻止批准黑人法官的做法已经够长了。这是一项“休会”任命，因为国会正在休会期，而总统每年只能进行一次这样的任命。我敢打赌新总统肯定不希望在东南部的上诉法院里全是白人法官。
我还宣布，算上刚颁布的预算，在未来四年中我们将有足够的钱偿付6000亿美元的债务。如果保持现在的势头，我们将于2010年成为无债国，目前每一美元税款中有12美分将被用于课税减免或进行投资。因为我们的财政状况，长期利率被调整到很低，尽管有所增长，但比我上任初期还是低了两个百分点，这样就降低了一系列费用，包括抵押、汽车贷款、商业贷款、学生贷款等。低息比减税更能够给民众的口袋里增加实惠。
2000年的最后一天，我签署了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庭的条约。参议员洛特和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强烈反对，担心被派往国外的美国士兵会由于政治目的被送上法庭。我也这样担心过，但我确信该条约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最先号召成立国际战争罪特别法庭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我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此条约。
那年又没去参加复兴周末活动，因为我们全家要在戴维营度过最后一个新年。我仍然没收到阿拉法特的回信。新年那天，我邀请他第二天来白宫。他来之前在酒店里接见了班达尔王子和埃及大使。阿拉法特一位年轻的助手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竭力催促他同意。阿拉法特来看我时，就我的提议问了许多问题。他愿意把哭墙给以色列，因为哭墙在宗教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坚持把剩余的50英尺西墙留给巴勒斯坦。我告诉他这样做不对。以色列应该拥有整段墙，这样可以避免有人利用墙下的通道来破坏圣殿山的遗址。耶路撒冷老城有四个区：犹太人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和亚美尼亚人教区。假如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划归巴勒斯坦，那么剩余的两个区应归以色列。但阿拉法特争辩说亚美尼亚人区的几个街区也应划给巴方，因为那里有些基督教教堂。他说这番话时，我简直难以置信。
阿拉法特也在努力放弃归还全部土地的要求，他知道自己必须如此，但对要遭受的批评却胆战心惊。我提醒他说以色列已经许诺接纳黎巴嫩的一些难民，这些难民的祖祖辈辈在今天的以色列北部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但是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会接纳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几十年后，巴勒斯坦人的较高出生率会使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性面临威胁。在基督教圣地不会有两个都是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国家；阿拉法特早已承认，签署1993年和平协定就含蓄地表明了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另外，该协议必须经以色列全民公决方可生效。全面归还土地只能起到破坏协议的作用，我没想过让以色列人就此进行投票。另一方面，我认为他们将在我列出的条件内进行投票并找出最后解决方案。如果达成协议，我甚至认为巴拉克可能会赢得大选，尽管目前他在民意测验中远远落后于沙龙，因为选民害怕暴力冲突而且对阿拉法特拒绝和平非常愤怒。
有时阿拉法特显得有点迷惑，不能对事实进行全面的分析判断。我时常感到他或许已不在最佳状态了。因为多年来，为了躲避暗杀者的子弹他要在小同的地方过夜，无数个小时都在飞机上度过，花在高度紧张的谈判上的时间更是数不胜数。可能他只是不能完成从革命家到政治家的最后飞跃。他已逐渐习惯于飞来飞去，把巴勒斯坦手工艺人制作的珍珠母礼物送给世界各国领导人，井与他们共同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如果暴力冲突结束了，巴勒斯坦不再成为报纸的头版头条，那将是全然不同的情况。届时，他肯定要为解决工作、学校和基本服务等问题伤透脑筋。巴方代表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希望他能达成协议。我相信库赖和阿巴斯也希望如此，但不想跟阿拉法特产生分歧。
当他离开时，我还是搞不懂他准备怎么做。他的肢体语言说不，但协议实在太诱人，只有傻子才会让这个机会溜走。巴拉克想让我到中东走一趟，但我想先让阿拉法特对我提议的重大问题向以方说是。12月时，双方在博林空军基地谈判未果就是因为阿拉法特不愿意接受对他来说比较苛刻的条件。
终于，阿拉法特答应于13日西蒙·佩雷斯同埃雷卡特见面后同他会晤，但结果又是一无所获。作为预备方案，以色列试图把我给出的条件中能达成协议的内容形成一个书面材料，这样假定巴拉克在大选中失利，至少双方也能最终签订协议。即便是这样阿拉法特都不愿做，因为他不愿被认为做出了任何让步。双方在埃及的塔巴继续谈判，虽然分歧少多了，但仍然没成功。阿拉法特从来不说“不”；他只是不让自己说“是”。骄者必败。
就在卸任前夕我们的一次谈话中，阿拉法特感谢我付出的所有努力，他赞扬我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我回答说：“主席先生，我不是伟人，我是个失败。者，而且是您让我成为了一个失败者。”我警告他说，他．将会一手造成沙龙当选，而且他将自食其果。
2001年2月，阿里尔·沙龙将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以色列总理。以色列人决定如果阿拉法特不采纳我的提议，他将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以色列入没有和平的伙伴，那么还是选一个最强硬的、不妥协的人来领导为好。沙龙将对阿拉法特采取强硬路线，埃胡德·巴拉克和美国也会支持他这样做。大约在我卸任后一年，阿拉法特说他准备好了在我提出的条件基础上谈判。显然，他认为做出决定的时间，亦即“半夜前五分钟”，终于到来了。他的表已经坏了很久了。
阿拉法特在巴拉克接受我的提议之后予以拒绝是个历史性的大错误。然而，许多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入仍在致力于谋求和平。终有一天和平会来临。等和平来临时，最终协议将与在戴维营及以后漫长的六个月里提出的建议非常相似。
1月3日，我和切尔西以及希拉里的其他家人坐在参议院，目睹艾尔，戈尔为纽约州的新参议员主持就职宣誓仪式。我兴奋得差点跨过栏杆。我们有17天可以共同任职，我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分别在白宫和参议院任职的夫妻。但现在的希拉里已经独挡一面了。我能做的只有请特伦特，洛特对她不要那么严厉，并主动请缨做希拉里在韦斯切斯特县的社会工作者。
次日，我们在白宫举行了一个活动，对我来说这个活动与母亲有关——庆祝2000年签署的《乳腺癌和宫颈癌预防与治疗法》，该法允许被诊断患上这两种癌症却没有健康保险的妇女享受完全的医疗补助。
1月5日，我宣布将保护39个州的6000万公顷原始国家森林不受筑路、伐木影响，其中包括美国最后的一片温带雨林，阿拉斯加的汤加斯国家森林。木材利益集团反对这一行动，我认为布什政府或许由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不会加以保护，但全国只有5％的木材来源于国家森林，其中又只有5％来自无路地区。所以，不砍伐原始森林的树木完全可以应付，而且还能保住另一个无价的国家财富。
宣布完毕，我驱车前往迈尔堡接受来自军队的传统告别礼物——次盛大的军事典礼，包括授国旗仪式，旗上有总统图章，以及接受各兵种的勋章。他们也授予了希拉里一枚勋章。比尔·科恩强调说，我对他的任命使我成为让反对党官员担任国防部长的惟一一位总统。
做总统最大的荣誉莫过于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士兵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他们是我们的国家信条“合众为一”活生生的体现。我看到过他们在巴尔干的难民营里会心的笑容，帮助中美洲灾难中的受害者，打击哥伦比亚和加勒比海的毒贩，在中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受到热情的欢迎，在阿拉斯加州边远的岗哨上执勤，在中东的沙漠里日夜守卫，在太平洋上巡逻……
当他们投入战斗时，美国人民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因为有美国人民的儿女捍卫和平，所以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遭受损失，不再有人流泪。或许一开始我在军队里不怎么站得住脚，但我一直在努力。把总司令当好。而且，我可以自信地说，在我即将卸任时，我们的军队状况甚至比原来更好。
1月6日，星期六，去国家动物园看过熊猫之后，希拉里和我在白宫南草坪上同戈尔夫妇一起为过去八年中在白宫工作过的人们和付出过劳动的志愿者举行了欢送会。成百上千的人们赶来了，许多还来自很远的地方。我们谈论着，回忆着，一晃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介绍艾尔时说大选中他是人民的选择，他受到热情无比的欢迎。当他请在八年白宫岁月中结了婚或生了孩子的人举起手来时，我惊诧地发现人数是那么多。无论共和党人说什么，我们是重视家庭的政党。
白宫的社交秘书卡普里西娅·马歇尔自1991年就支持我，从我们的第一次竞选活动起就陪伴在希拉里左右，她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意外的惊喜。我们身后的帷幕缓缓升起，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走了出来，再度唱起《别停止思考明天》。
星期天，希拉里、切尔西和我去了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菲尔·沃格曼牧师请我和希拉里向八年来热忱支持我们的教区全体教徒做一个告别讲话。切尔西也在那儿交到了好朋友，并在教堂的“阿巴拉契亚服务计划”中到肯塔基州农村的一个偏远山谷工作，受益匪浅。该教堂的教徒来自许多种族和国家，有富有穷，有异性恋也有同性恋，有老有少。方德里教堂为华盛顿无家可归的人和世界上一些地区的难民提供帮助，而我也力图在这些地区维持和平。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才好，但是沃格曼已告诉教徒们我会谈谈自己憧憬的新生活。因此我说自己的信心将受到考验，因为旅行时又要乘坐普通航班，走进大厅时会因为没有乐队为我奏《向总统致敬》而有点无所是从。我还说会努力做个好公民，努力为那些本应得到更好帮助的人们带去希望和运气，并继续为和平与和解尽自己的力量。尽管在过去的八年里我已全心全力去做，但这些工作似乎仍然极需关注。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在纽约市，我对倾向和平的以色列政策论坛发表讲话，此刻，我们仍有一线希望谋求和平。阿拉法特说过要有所保留地接受我的提议，可问题是他的保留与以方的不同，已经超出了我所提议的范围，至少在难民和西墙问题上是这样，但是，考虑到他想在我卸任前达成协议的诺言，不妨认为他的接受是诚心诚意的。美国的犹太人社团一直对我非常友善，像我的朋友海姆·萨本、丹尼·亚伯拉罕，他们都极其关注以色列局势，并在多年中给过我不少有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对我维护和平的工作表示支持。不论发生了什么，我认为都应该把自己的提议解释一下。
第二天，我向包括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28名优秀美国公民颁发了“公民奖章”，之后去了民主党总部感谢主席们——费城市长埃德·伦代尔和乔·安德鲁，并为特里·麦考利夫捧场，他为艾尔和我做了很多，如今正在竞选主席职位。在他做过所有那些工作后，我不敢相信他想当主席，但如果他决定了，我就支持他。我告诉那些在党内辛勤工作却没有得到荣耀或认可的人们，我非常感激他们。
9日，我开始到给过我极大帮助的地方进行告别访问。先去了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因为1992年圣帕特里克节我在这两地初选中的胜利实际上确保了我的最终提名。两天后，我去了马萨诸塞州。1996年大选时我在该州获得了最高支持率。之后是新罕布什尔州，1992年初该州让我成为“卷土重来的小于”。其间，我为位于草地广场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堂一座富兰克林坐着轮椅的雕像揭幕。残障团体极力劝说我这样做，罗斯福的大部分亲属也表示支持。在罗斯福档案馆的一万多张他的照片中，只有四幅是坐在轮椅上的。从雕像落成那天起，美国的残障人士常常远道去瞻仰。
我在多佛向新罕布什尔州说再见。大约九年前，我在多佛许下诺言说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人群中有许多我的一贯支持者。我喊了几个人的名字以感谢他们，然后，对他们在那个遥远的冬天付出的努力所换来的回报做了全面的阐述。后来，我请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即使我不再是总统，我也会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直到地老天荒”。
11日至14日，我分别为内阁成员、白宫工作人员和戴维营的朋友举行了宴会。14日晚饭后，唐·亨利在戴维营的小教堂为我们献上了动听的独奏音乐会。第二天上午是我们全家在这个美丽的小教堂度过的最后一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曾与护卫营地的年轻优秀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及其家人一同做礼拜。他们甚至让我和唱诗班一起吟唱，还总是在周五或周日就把乐谱放进我们在戴维营的住处山杨楼，以便让我提前温习。
周一，我在哥伦比亚特区大学举行的小马丁·路德·金诞辰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通常，我都是到社区做些义工来纪念这一天，但我想借今天的机会感谢哥伦比亚特区，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八年。特区的国会代表埃莉诺·霍姆斯·诺顿、市长托尼·威廉姆斯和市议会的一些官员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曾帮他们在国会通过需要的立法，并阻止了一些不适当的、爱管闲事的法案通过。特区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与八年前我就职前走在佐治亚大道上时的情形相比，可谓旧貌换新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