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民众眼中，我的整个行程都是为了看望地震中的受灾者。一次我抱起一个小孩，他伸手抓住我的鼻子，切尔西蹒跚学步时也经常这样，一位摄影师抓拍了这个镜头。第二天土耳其各家报纸纷纷刊登，其中有一家的标题是：“他是个土耳其人！”
我们全家参观了以弗所遗址，包括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图书馆以及圣保罗曾经布道的露天竞技场。随后我参加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54国会议，该组织最初建立于1993年，目的是推动．民主、人权和法治。这次会议的主题有：支持《巴尔干稳定公约》；就车臣持续危机形成决议，以便结束针对俄罗斯的恐怖行动和对车臣平民滥用武力。我还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的领导人签署了协议，承诺美国将帮助他们铺设两条石油管道，把原油从里海直接输送到西方，不经过伊朗。不论伊朗在未来选择什么道路，这个协议对于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未来的稳定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让人着迷，它历史悠久，是奥斯曼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国都。作为另一项促进和解的措施，我拜访了所有东正教教堂共同的普世牧首——君士坦丁堡的巴多罗马，并要求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重新开放东正教隐修院。牧首赠给我一幅精美的卷轴，上面写有《圣经·新约》中《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内容，他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开头是这样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在土耳其时，白宫和国会就预算达成协议，除了通过我有关教育的提案之外，还提供资金安排更多警察巡逻，同意土地遗产提案，支持《怀依和平协定》中我们做出的承诺，批准针对最贫穷国家的新的免除债务提案。共和党同意放弃他们在拨款法案中最具破坏力的反环保附加条款。
北爱尔兰也有好消息，乔治·米切尔同各方达成协议，保持与新政府同步行动，并在托尼·布莱尔和伯蒂·埃亨的帮助下解散军队。听到这一消息时，伯蒂和我还在土耳其。
在雅典，一大早我就和切尔西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雅典卫城。然后，我对美国支持1晰年控制希腊的反民主专制政权向公众表示歉意，重申致力于合理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以此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我对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总理在科索沃冲突中始终和盟军站在一起表示感谢。希腊人和塞族人都信奉东正教，所以这样做并不容易。会议结束时，不论是在同土耳其和解的问题上，还是在解决塞浦路斯争端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总理的宽阔胸怀都让我深受鼓舞；两国外长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乔治·帕潘德里欧和伊斯梅尔·杰姆，他们都是有远见的年轻领导人，正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也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我离开希腊，飞往佛罗伦萨，达莱马总理在那里主办了又一次“第三条道路”会议。这次会议带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情，歌手安德烈·波切利在宴会上唱歌助兴，奥斯卡奖获奖演员罗贝尔托·贝尼尼不停地逗我们发笑。他和达莱马两人搭档真合适——精干、好客、有激情，总是能找到让人开心的事情。我见到贝尼尼时，他说完“我爱你！”就一下和我拥抱在一起。当时我就想或许该到意大利来竞选；我一直很爱这里。
这是迄今为止“第三条道路”最富成果的一次会议。托尼·布莱尔、欧盟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吉哈德·施罗德、恩里克·卡多佐和法国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都到会了，我们共同商定21世纪内政和外交政策上的前瞻性共识，商定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共识，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努力扩大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并减少其负面影响。
22日，切尔西和我飞往保加利亚，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该国。在亚历山大·内夫斯基大教堂前，我向3万人发表讲话，许诺美国支持他们来之不易的自由、经济发展和与北约的伙伴关系。
在回家过感恩节之前，我们到达出访的最后一站科索沃，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韦斯·克拉克和我在那里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我的讲话不断被人群中呼喊我名字的声音打断。我不愿意破坏这种气氛，但还要努力让他们倾听我的请求，那就是不要以仇恨对待过去的错误，以报复来对待塞族居民，这‘点我私下里也对科索沃政坛不同派别的领导人讲过。那天晚些时候，我去邦德斯蒂尔军营感谢那里的驻军并和他们提前共进感恩节晚餐。很明显，他们对自己的任务非常自豪。不过在年轻士兵中切尔西远比我受欢迎。
当我出访时，我派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吉恩·斯珀林前往中国，试图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最终协定。这一协定必须足以让我们在国会通过建立和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相关立法。我派吉恩去是想让中方确信我是支持谈判的。谈判进行得一直很艰难，直到最后弓刻，我们才得到反倾销和反进口激增的措施以及中国汽车市场的准人承诺，有了这些就能得到密歇根州民主党国会议员桑迪·莱文的支持，而他的支持则保证了国会通过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从而扫清中国人世的障碍。吉恩和查伦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
感恩节后不久，戴维·特林布尔的北爱统一党批准了新的和平协议，新一届北爱政府成立，戴维·特林布尔任首席大臣，约翰·休姆所在社会民主工党的谢默斯·马伦担任副首席大臣，新芬党的马丁·麦吉尼斯被提名为教育大臣。这一切在不久前想都不敢想。12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西雅图召开会议，反对全球化的暴力抗议者们将市中心区闹得天翻地覆。但是，正如我对与会代表所讲的那样，大部分示威者采取了和平方式，而且有合法的抱怨理由。这种相互依存的进程恐怕难以逆转，但世贸组织必须更加开放，对贸易和环境问题更加关注。受益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必须采取更多行动帮助那些每天人均生活费还不到两美元的不发达国家。在西雅图会议后召开的其他国际金融会议上还会有更多的抗议活动，而且我相信抗议会继续下去，除非我们将目光转向那些感到被抛弃的国家或远远落在后面的国家。
12月初，我可以自豪地宣布：经过七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经济创造出200多万新的就业机会，其中80％的职位薪水超出全国平均工资；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降至有史以来最低水平；妇女的失业串也降至1953年以来的最低点，而当时只有极少数妇女外出谋职。
12月6日，我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来访者，来自圣路易斯的11岁男孩弗雷德·桑格，同行的还有他的父母和“许愿”基金会的代表们。该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儿童实现自己的心愿。弗雷德患有心脏病，几乎不能到室外玩耍。他坚持看新闻，对我的工作出奇地了解。我们谈得津津有味，之后一段时间还保持着联系。在我的任期内，该基金会带来47个孩子和我见面。他们的到来总会使我度过愉快的一天，并提醒自己我为什么要当总统。这个月的第二周，与阿萨德总统通过电话后，我宜布，在一周内以色列和叙利亚将在华盛顿的某个待定地点继续谈判，以尽快达成协议。
9日，我再次回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参加为六名因公殉职的消防队员举办的葬礼。1998年8月那些阴暗的日子我就是选择在这里度过的。这一不幸悲剧使社区民众和全国的消防队员很受震动，成百上千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挤满了该市的会议中心，还有几人来自海外。这一令人心碎的场景提醒人们消防员的死亡率比警察还高。
一周后，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纪念馆我签署了一项立法，旨在增加劳动力市场中伤残人士的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金。这是《残疾人法》通过以来，对伤残群体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允许有艾滋病、肌肉营养不良、帕金森氏病、糖尿病或严重伤残等情形的无法获得保险的人群二通过“付费”加入保健医疗计划。该立法将使无数人现在能够有工作收入，改变并提高其生活质量，这要归功于残疾人活动分子们的艰辛努力，尤其是我的朋友贾斯廷·达特。这位怀俄明州的共和党人终日与轮椅为伴，但牛仔帽和皮靴却必不可少。
整个圣诞节期间，我们都盼望着除夕夜和新千年的到来。我们全家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复兴周末活动，而是留在华盛顿庆祝新千年。庆祝活动全是自筹资金，我的朋友特里·麦考利夫筹集了几百万美元，这样我们就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个欢度节日的机会。活动包括在史密森学会举行为期两天的公共家庭活动，31日下午的儿童庆祝活动，以及在草地广场举行的昆西·琼斯和乔治·史蒂文斯的音乐会，伴有大型焰火表演。我们还在白宫举行了盛大晚宴，邀请了文学、艺术、音乐、教育、军事等各界知名人士和一些市民团体参加。草地广场上的焰火表演结束后还举行了长时间的舞会。
这是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但我自始至终都有些心神不定。几周来，我们的安全小组一直高度戒备，因为无数情报表明许多恐怖分子要袭击美国。尤其自1998年使馆爆炸案以来，我一直密切关注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支持者们的动静。我们接连捣毁了20个基地组织的分支，抓捕了恐怖主义特工，破坏了他们针对美国的数次阴谋，而且继续敦促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对阿富汗施加压力让其交出本·拉登。针对目前恐怖袭击的新情况，桑迪·伯杰这个月差不多每天都在白宫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开会。
在华盛顿州，一名男子携带炸弹制造物穿过加拿大边境时被捕，他计划炸掉洛杉矶机场。基地组织在美国东北部的分支和在加拿大境内的一个分支被发现并被捣毁。袭击约旦的恐怖计划也被挫败。美国迎来了一个热闹而平安的新千年，这要归功于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工作，或许还有一点运气。无论如何，当新年、新世纪和新千年开始的时候，我满怀欣喜，心存感激。我们的国家形势大好，正以良好的风貌步人一个新的时代。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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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第一天，也是我任期最后一年的第一天，希拉里和我向美国民众发表联合广播讲话，电视也进行了现场直播。我们和来白宫的客人一直狂欢到约凌晨2．30，虽然很累，但大家都渴望庆祝这一时刻。昨夜，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全球庆典。午夜，几十亿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先后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来临的新千年瞬间。美国以特有的姿态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世纪，我们的经济成功、社会团结、人民自信；我们所倡导的开放、活力和民主的价值观正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可。希拉里和我都感慨地说，美国人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把国家建设得更好，并在21世纪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我希望在任期的最后一年能够这样度过。
和以往总统的任职情况不同，我的第七年业绩显著。这是因为即使在弹劾风波前后，我们都把民众的事情放在首位，谨遵国情咨文的规划，适时抓住机遇并及时处理问题。总统在第二任后半期没有什么作为的普遍现象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决心将好势头保持到最后。
新的一年中，我失去了一位政坛老搭档。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辞职，弗拉基米尔·普京继任。自从做了心脏手术，叶利钦就没能完全恢复体力和精力。他认为普京已做好接替他的准备，并能够长时间工作。叶利钦明白，让俄罗斯人民有机会检验一下普京的表现，有利于他在下届大选中获胜。这一做法既明智又狡猾，但我仍会想念叶利钦的。尽管身体不好，偶尔还有出人意料之举，但他仍是一位勇敢而且目光远大的领导人。我们相互信任、共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他辞职那天，我们通了近20分钟电话，我可以说他是欣然做出这一决定的。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括和治理国家，并以自己的方式离任。
1月3日，我去西弗吉尼亚的谢泼兹敦宣布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开始，埃胡德·巴拉克早就催促我在年初举行这一谈判。他对与阿拉法特和谈有些不耐烦，并对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充满疑虑；与此相反，几个月前他告诉我准备将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前提是叙利亚满足以方提出的在戈兰高地上建立预警站和保证以方从太巴列湖或称加利利海获得其1／3供水的要求。
加利利海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水域：底部是地下泉水形成的咸水，顶层则是淡水。淡水较轻，所以每一年从湖中取水都需要慎之又慎，否则顶层淡水过少会无法覆盖咸水。如果淡水降至某个临界点，咸水将上涌与之混合。这样以色列就会失去性命攸关的水源。
在遇刺前，伊扎克·拉宾曾向我承诺如果要求能得到满足，以方将从戈兰高地撤至1967年6月4日划定的边界。这一承诺的前提是我不得泄露其内容，等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时再正式向叙利亚提出。伊扎克去世后，西蒙·佩雷斯重申了这个一揽子承诺。在此基础上，我们提议于1996年在怀依河举行叙以和谈。佩雷斯想和我就以方放弃戈兰高地签订一个安全条约。后来，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也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告诉他们这正合我意。
伴随着一连串的恐怖主义袭击，比比·内塔尼亚胡在大选中赢了佩雷斯。此前丹尼斯·罗斯和我们的谈判小组不断取得进展，但此时的叙以谈判摇摇欲坠。巴拉克想重新启动谈判，尽管目前他不愿意对拉宾一揽子计划的具体内容再次做出承诺。
巴拉克必须同与拉宾时期完全不同的以色列选民据理力争，因为国内有了更多的移民。其中，俄罗斯移民尤其反对交出戈兰高地。纳坦·夏兰斯基在苏联被长期监禁时就已成为西方人眼中的英雄，1998年他陪同内塔尼亚胡去怀依，向我解释了俄罗斯犹太人的态度。他说他们从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到了最小的国家之一，并不觉得放弃戈兰高地或是西岸地区是明智之举。他们还认为叙利亚根本不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两国间虽然不是和平共处，但也没有交战。如果叙利亚向以色列发起进攻，以色列肯定轻松取胜。为什么要交出戈兰高地？
可巴拉克不同意这一观点，所以争论在所难免。尽管这样，他希望和叙利亚重修旧好，并确信这·-切终会解决，因而让我尽快召集和谈。到1月为止，我已与叙利亚外长法鲁克·阿尔一沙拉共同努力了三个多月，并与阿萨德总统通电话以促使和谈成为可能。阿萨德身体不好，想在去世前重新得到戈兰高地，但他确实需要谨慎。除了要夺回1967年6月4日前叙利亚主权领土的抱负之外，他还要与国内各派力量达成一致意见，以免造成内讧。。因为他想让儿子巴沙尔接替他，而他儿子需要这部分人的支持。
阿萨德身体虚弱，外长沙拉也在1999年秋中风，这使巴拉克万分焦急。在他的要求下，我给阿萨德写了封信，说我认为在解决划定边界、水资源管理、预警站等问题的前提下，巴拉克愿意达成协议。如果两国确实达成了协议，美国将准备与叙利亚建立双边关系，而这正是巴拉克的意思。考虑到叙利亚曾经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这步棋于我们而言也是重大抉择。当然，要与美国建立正常关系，阿萨德必然不能继续支持恐怖主义，但如果他要回了戈兰高地，也就没有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的理由。
巴拉克也想跟黎巴嫩和解。他已承诺年底从黎巴嫩撤军，如果达成和平协议的话将使以色列边界免遭真主党袭击，还不会让人觉得以色列撤军是因为害怕遭到进攻。巴拉克清楚地知道，没有叙利亚的同意和介入，他们不可能与黎巴嫩达成和解。
一个月后，阿萨德的回信跟以前相比似乎做了些让步，或许是因为自己和沙拉的健康问题给国内造成了不安定因素。然而，几周后，当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去看望他们时，他俩看上去好像完全恢复了。阿萨德说他想继续进行谈判，并做好了和解的准备，因为他相信巴拉克是认真的。只要巴拉克能把国内情况处理好，他甚至还答应派沙拉去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巴拉克热切地接受了，并想立即开始谈判。我解释了圣诞节期间无法开始的理由，他答应了我们的时间表：预备会谈于12月中旬在华盛顿进行，正式谈判从新年初开始，我会参加，直至达成协议i预备会谈开始时因为沙拉公开的攻击性言论而一度中断，然而在私下会谈时，他却建议从1996年停止的地方接着谈，即如果以方要求得到满足的话，是否兑现拉宾承诺的一揽子计划。巴拉克回应说尽管他从没就领土问题做出过任何承诺，但“我们不能抹去历史”。于是，他们同意由我决定以什么样的顺序来讨论边界、安全、水、和平等问题。巴拉克想不间断地谈判，这就要求叙利亚人坚持到1月7日斋月结束，不能回家庆祝传统的开斋节。沙拉答应了，于是双方分别回去准备。
尽管巴拉克极力促成初期的谈判，但不久就开始担心交出戈兰高地产生的政治影响，毕竟他没有做好国内民众的工作。他需要一些借口：重新恢复和黎巴嫩的和谈，由叙利亚人通过与黎巴嫩人协商来进行；至少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宣布升级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美国明确承诺提供安全方面的帮助；戈兰高地的自由贸易区。我同意了这些要求，为了进一步创造有利条件，还在12月19日打电话给阿萨德，请求他在叙以恢复和谈的同时也让黎巴嫩和谈启动，并帮助寻找20年前在黎巴嫩战争中三名失踪以色列人的遗骸。阿萨德同意了第二个要求，我们派去一个法医小组，但遗憾的是遗骸并不在以色列人认为的地方。对于第一个要求，阿萨德闪烁其词，称只有叙以和谈取得一些进展后才能开始黎巴嫩方面的和谈。
谢泼兹敦位于乡间，离华盛顿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巴拉克坚持，选这个偏僻的地方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而叙利亚人也不愿去戴维营或怀依河，因为其他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谈判均在这两地举行，这对我也没什么不妥。谢泼兹敦的会议设施非常舒服，我从白宫乘直升机约20分钟便可到达。
很快，我们明显地感到双方的分歧不是不可以弥合的。叙利亚想要回戈兰高地的全部，但愿意给以色列留下一小块狭长地带，10米（33英尺）宽，在沿湖的边界处；以色列嫌太窄，想再宽些。叙利亚要求以色列18个月内撤军，而巴拉克的意见是三年。以色列想继续派人驻扎卒预警站，而叙利亚想请联合国人员或是美国人看守。以色列要求从戈兰高地流人湖里的水的数量和质量应得到保证，叙利亚说只要从土耳其流过来的水能得到同样的保证就答应。以色列想从撤军伊始就全面建立外交关系，叙利亚却要等到撤军完毕再考虑外交关系。
在谢泼兹敦，叙利亚人采取的是灵活的态度，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相反，一直敦促和谈的巴拉克却决定放慢和谈进程，拖延几天，从而让以色列人相信他是一个不轻易让步的谈判家。这明显是基于对民意测验的判断。他希望我利用和沙拉及阿萨德的良好关系，劝说他们不要反感，他本人则在这人为的拖延期内尽量少说话。
说得轻一些，我有些失望。如果巴拉克以前和叙利亚人打过交道，或者他提前告诉我们这个想法，局面也许可以控制。或许作为一个民选领导人，巴拉克应该比阿萨德更重视公众的意见，但阿萨德也有自己的政治问题。正是因为相信我以及有巴拉克的保证，阿萨德才背着同以色列高层交往的恶名派人来到这里。
巴拉克进入政界没多久，我想他一定听取了很坏的建议。在外交事务中，民意测验往往不起作用；人民选举领导人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所以结果最重要。我做出的很多重要外交决定一开始也并不受欢迎。如果巴拉克能够和叙利亚真正和解，那将提高他在国内和世界上的地位，而且会增加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如果他失败了，那么短期内较高的民意测验支持率也会顷刻间烟消云散。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还是不能改变他的想法。他想让我稳住沙拉，自己则在一旁等待，而且是在谢泼兹敦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分散对手头工作的注意力。
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不得不研究新对策，至少澄清巴拉克对于拉宾一揽子方案的承诺是真实的，甚至还在马德莱娜和叙利亚惟一的一名女成员比泰娜·沙班之间建立了秘密联系渠道。比泰娜口齿伶俐，我们见面时她一直是阿萨德的翻译，给人印象很深。她跟随阿萨德多年，我敢肯定她来到谢泼兹敦能保证让总统一字不漏地掌握会谈信息。
星期五，会谈进入第五天，我们拿出一个和平协议的草案，用括号标出双方的分歧。周六晚上叙方就给出了积极的答复，然后我们开始就边界和安全问题进行磋商。这一次叙方又表现出灵活的态度，表示他们愿意接受将加利利海边界的狭长地带最大扩展到50米（164英尺），前提是以方接受6月4日协议作为谈判基础。这一让步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因为在过去30年间湖面明显在下降。我深受鼓舞，但很快情形表明巴拉克并没有授权以方的任何人接受6月4日协议，不论叙方提供什么条件。
周日，在马德莱娜的农场为巴拉克夫妇举行的午宴上，马德莱娜和丹尼斯最后一次劝说巴拉克。只要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叙利亚对以色列提出的问题都表现出了灵活的态度，但以色列却没有回应。到底该怎么办？巴拉克说想要恢复黎巴嫩和谈，如果不行的话，他想休会几天再回来。
听到这些沙拉很不高兴，他说谢泼兹敦和谈是个失败，巴拉克没有诚意，他要向阿萨德如实反映。最后一次晚宴上，我又一次劝说巴拉克要有积极的表示，好让沙拉反馈给阿萨德。他拒绝了，但私下又对我说离开谢泼兹敦后我可以给阿萨德打电话，告诉他只要重新开始或启动黎巴嫩和谈，以方就会接受6月4日协议。这就意味着沙拉要空手而归，然而他们原本以为这次和谈具有决定意义，所以叙利亚人甚至连斋月和开斋节都没有回去。
让事情更糟的是，带有括号的和平协议草案被泄露给了以色列媒体，叙利亚让步却没有任何好处的做法被公之于众，于是沙拉在国内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可以理解这让他非常尴尬，对阿萨德也是，即便像这样的极权国家也免不了要受公众舆论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后来我打电话给阿萨德，告诉他只有开始黎巴嫩和谈，以方才会同意拉宾的承诺，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划定边界。他听完后没有回答。几天后，沙拉打电话给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拒绝了巴拉克的提议，说只有在边界问题确定后才会启动黎巴嫩和谈。由于灵活和让步他们已经吃了一次亏，所以不想再有第二次了。
目前虽然陷入僵局，但我想不应放弃努力。巴拉克仍然希望和叙利亚和解，以色列民众也确实还没有对和平所需要的让步做好准备，再说和平也符和叙利亚的利益。不久，阿萨德病重，开始为儿子接班做准备。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要求桑迪、马德莱娜和丹尼斯计划下一步该干什么，然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了。
1月10日，和穆斯林们在白宫一起庆祝斋月结束后，希拉里和我去丁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小教堂，参加海军前作战部长巴德·朱姆沃尔特的葬礼。他一直是我们在复兴周末活动中的朋友。我就任后，他和我们共同致力于帮助与他死去的儿子有一样遭遇的军人家庭，在越战中他儿子因过多接触落叶剂而致病，他还游说参议院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众议院弹劾风波前后他给予我们全家的个人支持是那么仁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为葬礼准备服装时，我的一个男仆，曾在海军服役30年的菲律宾裔美国人利托·包蒂斯塔说他很高兴我能前往，因为巴德？朱姆沃尔特“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他总是为我们着想”。
当夜，我飞往大峡谷，所住旅馆房间的阳台就在大峡谷的边缘。约在30年前，我曾看过太阳在大峡谷落下；如今，我想看它从这里升起，将一层层不同颜色的岩石从上到下照亮。第二天早层，日出正如我所想像的那样美丽。接着，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和我共同规划了三处新的国家名胜古迹区，并把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第四个扩大面积，让其包括大峡谷周围100万英亩的土地和沿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成千上万个小岛屿和露出水面的礁石。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将大峡谷本身设为国家名胜古迹区迄今已92年了。布鲁斯吧比特、艾尔·戈尔和我尽最大努力忠实于罗斯福总统设立保护区的指导准则，遵守他要求后人“眼光长远”的训诫。
15日，在纪念小马丁·路德·金诞辰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我提到了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进步+并指出了我们与既定目标的差距：尽管少数族裔的失业率和贫困率都处于历史的最低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最近发生的大量犯罪，起因都是种族剂族裔问题——黑人詹姆斯，伯德在得克萨斯州被白人种族主义者从小货车的车厢中拽出采杀死；洛杉矶的犹太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韩国裔美国人、一个非洲裔篮球教练、一个菲律宾裔邮政职员，都由于种族原因被杀害。
几个月前，在希拉里于白宫组织的一次迎千禧年晚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兰德博士和人称“互联网之父”的高科技经理文顿·瑟夫都参加了。他们探讨了数字芯片技术如何帮助人类基因组项目取得成功。那天晚上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兰德讲的，他说所有人99．9％的基因都是相同的。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为了这0．1％，那些执迷于种族分裂的人流了多少血，浪费了多少精力。
在广播讲话中，我再一次要求国会通过仇恨犯罪法案，要求参议院同意华裔美国人李亮畴，一位出色的律师：作为负责民权事务的新任助理司法部长。共和党多数派一直阻挠这一提名，他们似乎对很多非白人的提名都持反对态度。那天上午的主要客人是100岁的前白宫雇员夏洛特·菲尔莫尔，几十年前她因为种族的原因还只能从一个特别的门进入白宫。这次，我们请她从正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在国情咨文发表前一周，按照惯例我将讲话中的重点标出。这次我准备强调希拉里和艾尔在竞选中提出的两个倡议——鼓励符合儿童医疗保险计划条件的儿童的父母为自己购买保险，艾尔正在推广这一计划；支持对最初的1万美元大学学费实行课税减免，参议员恰克·舒默正在国会努力，希拉里也在竞选中表示支持。
如果让总人数约为1400万的有合法收入的家庭缴费进入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话，将会覆盖全国未保险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像我建议的那样准许55岁以上（含55岁）的人缴费进入保健医疗计划，那么这两项就能将美国没有保险的人数减少一半。如果采取学费课税扣除，再加上我已作为法律签署的增加大学补助金计划，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大学校门已向所有美国人敞开。大学入学率已经升至67％，比我刚进白宫时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在加州理工学院对科学家们发表的讲话中，我首次公开声明要把科研基金投入提高近30亿美元，其中10亿用于艾滋病和其他生物医学项目，5亿用于纳米技术，基础科学、航空和清洁能源方面也有很大增长。24日，亚历克西斯·赫尔曼、唐纳·沙拉拉和我共同要求国会通过《薪水公平法》，以消除男女之间25％的收入差距；给我们拨款以便处理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积压的大量就业歧视案件；支持劳工部在高收人工作中增加女性比例的努力，这些部门中女性数量明显过少，例如，在大部分高科技工作岗位，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大于2比1。
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天，我接受丁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节目吉姆·莱勒的采访，这是弹劾风波采访后两年来的第一次。首先我们一起回顾了政府在七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接着莱勒问我是否担忧历史对我的评价。因为（纽约时报）刚发表了一篇社论，称我是一个极有天赋的政治家，有不少重要的政绩，但“没能抓住似乎是唾手可得的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伟人”。
他又问我对“可能的”评价怎么看。我说我们感触最深的时刻或许是在上个世纪结束之时，那时正迈向经济和生活变革的新时代，与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基于这样的情形，我想对自己任职的考验或许是：我们是否让美国很好地适应了新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是否促进了社会进步并采取了适应时代的处理问题的新方法？我们是否对环境备加爱护？我们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势力？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给出的答案比较满意。
况且，我读过足够的历史书，知道历史总是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写。我任职期间，有两本关于格兰特的传记出版，内容和以前对他任职总统的评价完全不同。这种事情会一直不断地发生。而且，正如我告诉莱勒的那样，我更专注于最后一年能做些什么，而不会关心将来对我的评价。
在国内问题之外，我告诉莱勒我希望让国家做好应对21世纪最大安全挑战的准备。国会共和党人认为其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但我说主要的威胁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恐怖分子、毒品走私犯和黑社会串通一气，用的是体积越来越小而且更难发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威力强大的常规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好应付网络恐怖主义、生物恐怖主义、化学恐怖主义……现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我想在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敌人可能是最大的安全威胁”。
当时我对恐怖主义考虑得很多，起因就是千禧年庆典前我们度过的那焦虑不安的两个月。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以及我们整个反恐行动组都全力以赴，以挫败在美国和中东地区的几次有组织的袭击。目前，有两艘潜艇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随时待命，准备向中情局提供的本·拉登的藏身．地发射导弹。迪克·克拉克的反恐行动组和乔治·特内特一直在努力找他。我感觉我们在现有情况下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对于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发动攻击的敌人，我们仍然没有打击他所必备的进攻或防御能力，而这个敌人的目标就是日益开放的世界中无辜的人。
采访结束前，莱勒问了一个我知道他会提的问题：两年前，他就我的错误行为和其他问题提问时，如果我一开始就给出了不同答案，是否会出现不同结果，或许我就不会卷入弹劾风波？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对于当时误导他和美国人民的做法，我感到万分遗憾。鉴于华盛顿一直充斥的歇斯底里气氛，对他的问题我现在仍然无法给出答案。我又告诉他，我已经道过歉，并努力弥补我的错误。我能做的就这些。
然后莱勒问我，假设有一个想把我赶下台的阴谋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后是否感到高兴。我想在采访我的所有记者中，这一次最接近承认这一事件中存在阴谋。虽然他们心里都知道，却不能明白地讲出来。我告诉他，如果打败对手后你仍旧满腔愤怒或自鸣得意，或者是认为不管自己的罪过有多深重，你对手的问题更多，生活就会给你制造麻烦。这是来之不易的教训。我只剩一年任期，没有时间沉溺于愤怒或自得。
做最后一个国情咨文时我的心情很好。我们已经增加了2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福利的覆盖范围却达到最广；贫困率为20年来最低；政府机构的人员为奶年来最少；42年来首次连续出现财政节余；少女怀孕人数连续七年下降；领养孩子的数量增加了30％；参加美国服务队的年轻人总数达到15万。再有不到一个月我们将迎来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长的一段时期。年底我们将是50多年来第一次连续三年财政出现盈余。
我担心美国人会对繁荣自鸣得意，所以我告诉民众不要想当然，而应该遵循“眼光长远”的训诫，着眼一个21世纪我们应该建设的国家。为了这一远大目标，我提出了60多项新措施：每个孩子上学时都应当好好学习，毕业时应当为将来的成功做好准备；每个家庭都应当是工作、家庭两不误，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贫困中长大；婴儿潮一代面临的退休挑战将会得到圆满解决；所有美国人都会有机会享受高质量的、支付得起的医疗保健；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大国，而且自1835年以来首次没有债务；每个社区都会繁荣发达；全球变暖将会得到遏制；美国将会带领全世界奔向共同的繁荣与安全，奔向科学技术的最前沿；我们最终将成为一个多元而团结的国家。
我尽最大努力让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接受这些提议。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还建议既要减税又要增加开支；在与贫困做斗争、打击毒品泛滥、帮助少女妈妈等方面，对于以信仰为基础的努力要更加大力地支持；对于中低收入公民的慈善捐款予以免税，而在目前由于没有逐条列出扣除额却不能申请减税；对所谓的婚姻惩罚性税收进行减税，并扩大劳务所得扣抵的范围；增加教授新移民英语和让其熟悉公民事务的措施；通过仇恨犯罪提案和《反就业歧视法》。我还向众议院议长对“新市场计划”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我最后一次介绍了和希拉里坐在一起的人，他们代表了我们要努力完成的目标：一位在哥伦拜因中学遭枪杀的学生的父亲，他希望国会能够堵塞枪展滥售枪支的漏洞；一位西班牙裔的父亲，他自豪地支付了儿童抚养费，因而将享受到我所提议的对工薪家庭减税的法案带来的好处；一位空军上尉，他在科索沃营救了一位被击落的飞行员，说明完成我们在巴尔干的任务有多么重要；还有我的朋友汉克·阿隆，多年来他在度过自己的棒球生涯后就投身于帮助贫困儿童以及弥合种族分歧的事务中。
最后，我呼吁要团结。当我提醒大家甚至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基因上99．9％也都是一样时，引来一阵大笑。我说：“现代科学再一次证明了古老的信仰所教导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共同的人性。”
讲话也招来了批评：一位国会议员说我听起来像卡尔文·柯立芝，要把美国变成没有债务的国家；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我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环境保护上投入过多。大多数民众则相信我会在最后一年中努力工作，对我提出的新方案颇感兴趣，对我让他们专注于未来表示支持。
美国的上一次大好形势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经济迅速发展，民权法令的通过确保了一个更为公正的未来，越战看起来还很遥远。但不到六年时间；经济开始衰退，到处是种族暴乱，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小马丁·路德·金先后遇刺，越战把美国拖人沼泽，约翰逊总统失势，政治上的两党冲突愈演愈烈。美好的日子需要抓住并努力创造，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伊利诺伊州的昆西短暂停留后，我开始了一些最主要的日程：飞抵瑞士的达沃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世界经济论坛是全球政治和商业领导人召开的年度会议，其地位越发重要。我带了五名内阁成员前往，共同讨论了反对全球化的浪潮，这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我们在西雅图的街道上亲眼目睹的。跨国公司和他们政治上的支持者非常愿意建立一个为他们服务的全球经济，并认为贸易带来的发展将给各地提供财富和就业机会。
在治理有序的国家，贸易帮助许多人脱贫致富，但贫穷国家中太多的人被忽略了：全球有半数人口一天靠不到两美元生活；有10亿人一天的生活费还不到一美元；10亿多人每晚都是饿着肚子睡觉。1／4的人口喝不到洁净水。大约1．3亿儿童从没上过学，每年都有1阗0万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
甚至在富裕国家，经济的不断变化也常常会使一些人失去工作。美国就投能把这些人用同样或更高的工资带回劳动力市场。最后，全球金融机构没能阻止或缓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以便将劳动人口的损失降至最低；世贸组织被认为过多地向富裕国家和跨国公司倾斜。在我任职的前两年，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我大量拨款让那些失去生活来源的工人接受训练，并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属协定中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后来，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不太赞成这种方式，尤其不支持为穷国减少贫困和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努力。目前，在我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三方面达成两党一致意见：“新市场计划”，与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贸易法案，以及千禧年的减债努力。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像世贸组织这样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确立的全球性社会和环境政策以及更为开放的管理，我们是否还能拥有全球化的经济。反贸易和反全球化势力认为贸易增加了贫困，我觉得这一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贸易已使更多的国家不再孤立。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每天1万亿美元不受调控的资金在全球流动和不断增加的贸易，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我说全球化给它的受益人带来了责任：同甘共苦、广泛加入。从根本上说，我提倡通往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贸易和共同努力给各国及其人民提供充分发展的手段和条件。最后，我主张通过经济发展和主持社会正义的方式给人民带来希望，这种做法对于我们竭力使21世纪的世界远离种种新仇旧恨——恐怖主义制造的现代恐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源于种族、宗教和部落仇恨的冲突——至关重要。演讲结束时，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在座的上千名商界领袖。但我感到，他们听了，而且至少在考虑两个问题：全球的相互依存和他们创造一个更加统一的世界的义务。这些推动世界和影响世界的人物所需要的是共识。如果干劲十足的优秀人士为共识而行动起来，大多数问题将迎刃而解。我回到家，参加了最后一次全国祈祷早餐会。乔·利伯曼，这一仪式的第一位犹太演讲者，就所有信仰的共同价值标准做了很好的阐述。我探讨了他发言的实际含义：如果我们被告诫不要将陌生人拒之门外，要以自己想要的方式对待别人，要爱邻居如同爱自己，那么，“谁是邻居，爱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拥有完全一样的基因，而且我们的世界又如此相互依赖（我在阿肯色州的一个亲戚每周都通过因特网和澳大利亚的一名男子下两次棋），那么，我们必须在未来的日子里开阔视野。
当然，那些未来日子的发展方向将受今年大选结果的影响。艾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都如期在艾奥瓦州轻松获胜。然后竞选移至新罕布什尔州，那里两党初选的投票人喜欢出其不意。艾尔的竞选活动一开始困难重重，但在将竞选总部迁至纳什维尔并在新罕布什尔州开始非正式的市政厅会议后，他真正开始与投票人建立联系，更多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并领先于参议员布拉德利。在国情咨文发表后，我大大赞扬了艾尔取得的一些重要成绩。在此后我们通常都会得到的“反弹”中，他的支持率又上升了几个百分点。然而，布拉德利开始对他猛烈攻击，艾尔并没有回应，所以支持率有所下降，但仍以252％对47％的优势领先。后来，我才知道他只是待在家里等着稳获提名，并准备在南方各州和加州以大优势获胜。我相信在大的工业州他也会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劳联一产联表示了对他的支持。
在新罕布什尔州，约翰·麦凯恩拟49％对31％击败了乔治·布什。在这里，麦凯恩颇有人缘。人们喜欢他的独立个性和他所支持的金融改革。下一场大较量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届时，麦凯恩的军事背景及两位国会议员的支持将助他一臂之力。但布什得到了党派核心领导人以及宗教右翼的支持。
2月6日，星期日下午，希拉里、切尔西、多萝西和我从查帕奎驱车到位于珀切斯的纽约州立大学校园，希拉里要正式宣布竞选参议员。参议员莫尼汉把她介绍给大家，他说自己认识埃莉诺·罗斯福，敢肯定她“会喜欢你”。这是个真诚而有趣的赞美，因为希拉里说自己曾与罗斯福总统夫人进行过想像中的对话，大家曾善意地就此跟她开过很多玩笑。
希拉里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这之前，她认真写稿并反复练习。演讲表明她对州内不同地区的民众所关心的事情有深入的了解，并清楚地理解投票人面临怎样的选择。她还解释了自己为何参加竞选；她理解为何纽约州的选民会谨慎地决定是否投票给一位几个月前才搬来的候选人，即使他们喜欢她；她告诉大家作为参议员，她将做哪些事情。我们讨论过我是否该发表讲话，因为纽约州是我最满意的州之一；当时我的政绩支持率高于70％，个人支持率是60％。但最终决定是我不该讲，因为希拉里是今天的主角，投票人想看她的表现。
这个月的剩余时间里，尽管媒体将党派权力之争炒得沸沸扬扬，我却在处理内政和外交的大量问题。国内，我签署了一项两党提出的拨款法案，为低收入妇女治疗乳腺癌和宫颈癌提供医疗补助；和参议员洛特达成协议，他准许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我提名的五位司法方面的任职人选，同时我同意任命他的人选到联邦选举委员会任职，此人是竞选资金改革的疯狂反对者；就《病人权利法案》和共和党人进行辩论，他们说只要没人提起诉讼来将其执行，他们就会通过，而我却认为这样做就会让这个法案成为“建议”提案；把白宫新闻发布室以詹姆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他是里根总统最勇敢的新闻秘书；宣布用于印第安人教育和医疗保健的基金有了创记录的增加；支持改革食品券的规定，以便让福利受益者能够使用二手车上下班而不会失去食品补助；接受拉丁裔美国公民联合会的颁奖，表彰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及对西班牙裔公民委以重任；主持了全国州长协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在外交事务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7日，亚西尔·阿拉法特中止了他和以色列的和平谈判。他确信以色列将巴勒斯坦问题置于一边，优先考虑同叙利亚和解，这确实有些道理。与此同时，尽管面对重重困难，以色列公众更希望和巴勒斯坦和解，而不是放弃戈兰高地并将巴以和谈置于危险边缘。这个月的剩余时间我们都在努力打破这种僵局。
11日，尽管最后一刻爱尔兰共和军同意在加拿大约翰·德沙特兰将军的监督下解除武装，联合王国还是中止了北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我让乔治·米切尔继续参与此事，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帮助伯蒂·埃亨和托尼·布莱尔避免这种局面。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格里·亚当斯认为爱尔兰共和军同意解除武装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投票支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戴维，特林布尔和统一党的成员把解除武装作为他们继续参与政府的代价。当然，如果不解除武装的话，新教徒就会在整个过程中失掉诚信，最终特林布尔也会被取代，这一结果是亚当斯和新芬党所不愿意看到的。特林布尔或许是个阴郁而悲观的人，但在他严厉的苏格兰一爱尔兰外表背后，却是一个勇敢的理想主义者，愿意为和平、去冒险。无论如何，这一系列问题使成立政府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一问题上。虽然有些挫折，但我想僵局终究会被打破，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回到以前那糟糕的日子了。
3月5日是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发生投票权利游行35周年，和民权示威者们在那个“血腥星期天”的行进路线一样，我也走过了埃德蒙·佩特斯桥以示纪念，当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投票权。很多当年曾和小马丁·路德·金一同游行或者支持过民权运动的老兵今天手挽着手一同前进，其中有科雷塔·斯科特·金、杰西·杰克逊、约翰·刘易斯、安德鲁·扬、乔·洛厄里、朱利安·邦德、埃塞尔·肯尼迪和哈里斯·沃福德。
1965年，塞尔马游行激起了整个国家的觉醒。5个月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投票权利法）。在该法实施之前，全国各级政府中只有300名当选的黑人官员，3名非洲裔国会议员。到2000年，当选政府官员的黑人人数达到了9000名，而国会黑人同盟成员也有39名。
我在讲话中对小马丁·路德·金的看法表示赞同，即当美国黑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胜利时，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也会第一次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塞尔马事件后，南方的白人和黑人跨越了这座桥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南方，把仇恨和孤立抛在脑后，去迎接新的机会、繁荣和政治影响力：如果没有塞尔马事件，吉米·卡特和比尔，克林顿绝不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现在，我们越过这座桥梁进入21世纪，创造了非洲裔美国人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失业率和贫困率，最高的住房和企业拥有率。我也提醒听众记住仍然需要完成的任务，只要在收入、教育、保健、暴力威胁、犯罪司法体系的公平程度方面仍然存在种族差异，只要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依然存在，“我们就仍然有需要跨过的桥梁”。
在塞尔马的那一天我非常高兴。我又一次被带回到了童年时的愿望——希望并相信会有一个没有种族差别的美国；在同这些为了这一愿望付出极大努力的人们告别时，我又一次被带回到自己政治生涯的情感核心一“只要美国人愿意携起手，我们就能顶住任何风浪前进，我们就能跨越任何一座桥。在内心深处，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这个月的前两周我都在为我的枪支安全措施做宣传：堵塞枪展滥售枪支的漏洞；在枪上安装扳机锁；要求枪支持有者办理有照片的持枪证件，以此表明他们已经通过了布雷迪背景检查并学习了枪支安全课程。美国已经被一系列悲惨的枪击致死案件所震惊，其中一起是由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造成的，枪是他在自己家中找到的。美国15岁以下儿童的偶发性枪击死亡率是其他25个经济最发达国家总和的9倍。
尽管控制枪支的呼声很高，民众也支持，但迄今为止全国来复枪协会成功地阻止了在国会的任何提案，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枪支生产商为了自己的信誉都提供儿童扳机锁。在枪展滥售枪支的漏洞问题上，全国来复枪协会称，尽管他们反对布雷迪法案，可并不反对在购买枪支时立刻进行背景检查，只是不希望看到三天等待期限所造成的不便。其实，70％的检查在一小时内就完成了，90％的需要一天，只有一部分人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我们不规定等待时间，有不良记录的人就会赶在周五下午枪店关门前去买。全国来复枪协会同时坚决反对枪支持有人登记，认为这是剥夺他们拥有自己枪支的第一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颁发驾照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也没有人建议禁止拥有车辆。
不过，我知道全国来复枪协会的言论会吓倒很多人。我从小在打猎的环境中长大，知道其影响重大，而且也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看到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的破坏性影响。但我始终认为大多数猎人和运动射击爱好者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会遵守经过充分说明的有道理的规定。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因为我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意味着什么，而且艾尔·戈尔早已把自己置身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枪口下了，他比我更早赞成枪支登记的做法。
12日，全国来复枪协会的执行副主席韦恩·拉皮埃尔称，我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需要“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愿意看到一定程度的枪杀事件”，而且“副总统也是一样”。。拉皮埃尔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应当更为严厉地惩治枪支犯罪，惩罚对儿童接触枪支不管不问的成人。第二天，我在克利夫兰对此进行了回答，表示同意他关于加强惩罚的建议，但认为他不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的立场是一派胡言。全国来复枪协会甚至反对禁止能穿透防弹背心的子弹。其实真正愿意看到一定程度的暴力和枪杀的正是他们，因为这样才能吸纳吏多的会员，更好地伪装自己的宗旨。我希望拉皮埃尔看一看在哥伦拜因中学失去子女的父母的眼睛，或者是在俄勒冈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或是在阿肯色州的琼斯博罗，然后再说他的那番话。
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众议院击败全国来复枪协会，但我很乐于这样去做。我就全国来复枪协会的“不要预防、只管惩罚”问过不少人，问他们怎样看待将这一原则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去除安全带、不要气囊、不限车速；对违章驾车致人死亡的司机再加五年刑期；或是取消机场金属探测器，但是对那些在空中引爆飞机的人再多判十年。
上次来克利夫兰时，我参观了一所小学，美国服务队的志愿者正在辅导孩子们读书。一个六岁的小男孩看着我问道：“你真是总统吗？”当我回答是时，他说：“可是你还没有死啊！”他只知道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事情。我任期内时间不多了，但手头上还有这么一件需要大力去斗争的事，我知道那个男孩是对的。我还没有死。
3月17日，我宣布枪支制造业巨头史密斯一韦森公司和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之间达成了突破性的协议。该公司同意在其生产的枪上安装扳机锁；研制仅供拥有枪支的成人自己使用的“智能武器”；取消为犯罪活动提供枪支的经销商的资格；要求经销商在枪展时不能卖枪，除非对购枪人进行背景检查；设计不能使用大弹匣的新式枪支。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这确实是‘件勇敢的事情。我知道史密斯一韦森公司将会受到全国来复枪协会及竞争对手的毁灭性打击。
到3月第二周，总统候选人提名结束，艾尔·戈尔和乔治·w．·布什在16场“超级星期二”初选和预备会议中大获全胜，约翰·麦凯恩和比尔·布拉德利宜布退出。比尔·布拉德利竞选态度十分认真，通过较早对艾尔施加压力，把他变成了个更好的候选人，当时艾尔放弃了迎合基层的做法，使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放松但又咄咄逼人的挑战者。布什在新罕布什尔州失败后调整了竞选策略，在南卡罗来纳州取胜，他们采取的是电话战，打电话告诉保守的白人家庭麦凯恩参议员有一个“黑人孩子”。麦凯恩的确从孟加拉国领养了一个孩子，这也是我敬佩他的原因之一。
初选结束前，一个为支持布什而特别组成的老兵团体指责麦凯恩在北越战俘营的五年半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在纽约，布什的支持者因为麦凯恩反对乳腺癌研究而攻击他。事实上，他投票反对的是国防法案，其中涉及一小部分乳腺癌研究资金，因为他反对为了通过一个法案而把用于拉选票的其他条款统统包括进来的做法'况且，参议员的妹妹自己也有乳腺癌，对包含90％以上乳腺癌研究资金的那些拨款他总是投赞成票。但麦凯恩参议员一直没有对布什和右翼极端分子的举动予以强势反击，最后想这样做时却为时已晚。
3月，国际事务取得了建设性的进展。巴拉克和阿拉法特答应重新启动和谈。在我任内的最后一个圣帕特里克节，谢默斯·希尼朗读了自己的诗作，我们齐声高唱《丹尼男孩》。显而易见，尽管组建北爱政府仍然困难重重，但人们对和平充满信心。我同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谈到让石油输出国组织增加产量的可能性。一年前，石油价格跌至每桶12美元，低得无法满足生产国的需求；而今又猛涨到每桶31至34美元，高得难以避免对消费国产生负面影响。我希望每桶稳定在20至22美元之间，并希望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提高产量来做到这一点。否则，美国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
18日，我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行。去印度是为建立我所希望的长期关系奠定基础。冷战结束以来，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那时印度已经与苏联结盟，主要是为了制衡中国。孟加拉国是南亚最贫穷的国家，但是进行了一些创新经济计划，而且对美国的态度很友好。同巴基斯坦和印度不同，盂加拉国是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无核国家，做得比美国承诺的还多。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最有争议，因为最近那里发动了军事政变。我决定必须去的理由是：鼓励尽早将统治权交给民选政府；缓和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敦促穆沙拉夫将军不要处死已被废黜并正在受审的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向穆沙拉夫施加压力，促使他就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问题同我们合作。
特工处坚决反对我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因为中情局有情报表明基地组织想在此行中的一站袭击我，或者在路上，或者在起飞降落的时候。我感到必须去，因为只去印度会给美国利益带来负面影响，并且我不想向恐怖主义威胁低头。所以我们高度警惕地出发了。我想这是我惟一一次拒绝特工人员的请求。
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和切尔西同我一起去了印度。在那里，我把她们托付给驻印度大使，我的老朋友前俄亥俄州州长迪克·西莱斯特和他的夫人杰奎琳。然后我缩减了随行人员，乘两架小飞机抵达盂加拉国，同总理谢赫·哈西娜会谈。原本打算和我的朋友穆罕默德·尤努斯到名为乔伊普拉的村庄去看看乡村银行的一些微型贷款项目，但特工人员认为我们在狭窄的小路上或者乘坐直升机去村庄时毫无防护能力，所以取消了这一行程，而是把包括一些小学生在内的村民带到达卡的美国使馆，他们在院子里搭建了一间教室并布置了展览。
在盂加拉国期间，35名锡克教信徒在克什米尔被谋杀。行凶者一心想要引起公众对我行程的注意。返回德里同瓦杰帕伊，总理会谈时，我非常愤慨，并对恐怖分子以我的访问作为杀人的理由而感到深深的歉意。我和瓦杰帕伊相处愉快，希望他在离任前有机会重新与巴基斯坦接触。我们在《禁止核试验条约》上意见不一致，这我早就知道，因为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已同外长贾斯旺特·辛格等人就不扩散事宜共同努力几个月了。不过，瓦杰帕伊和我一起承诺放弃将来的试验。我们还就指导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积极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因为长期以来两国的关系一直较为冷淡。
我还拜访了国会反对领袖索妮娅·甘地，她的丈夫、婆婆，也就是尼赫鲁的孙子和女儿，都是政治暗杀的牺牲晶。但生于意大利的索妮娅在公众面前一直以坚强勇敢而著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