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陪审团对肯尼斯·斯塔尔起诉苏珊·麦克道戈尔一案做出裁决，对她的两项指控分别是阻挠司法罪和一再拒绝在大陪审团前作证的蔑视法庭罪。阻挠司法罪被判不成立，而在判定蔑视法庭罪不成立时，据媒体报道，陪审团却以7票对5票陷入僵局。这个结果让人惊奇。麦克道戈尔承认她曾拒绝出庭作证的传唤，原因是她不相信斯塔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希克·尤因。现在，她在公开法庭上表示，愿意回答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曾经在秘密大陪审团面前想问的任何问题。她说尽管自己已得到法律赦免，但还是拒绝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因为斯塔尔一伙人一再想让她说谎来证明希拉里和我有罪，而且她相信如果自己在大陪审团面前讲真话，斯塔尔就会因她拒绝说谎而指控她。在辩护结束前，她请出了朱莉·希亚特·斯蒂尔，后者证明斯塔尔对她的做法也是如出一辙，在两次拒绝帮他在大陪审团前作伪证之后，他就对她进行了指控。
虽然这一成功不能追回苏珊·麦克道戈尔失去的年华，但是其结果对斯塔尔却是沉重的打击，对所有在生活上、经济上被他伤害的人来说更是一个心灵20日，美国又发生了另一起严重的学校枪击事件。在位于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因中学，两个全副武装的学生向同学开枪，打死12人，伤及20多人，随后两人开枪自杀。情况本来会更糟，幸亏一位老师把许多学生带到了安全地带，他自己后来却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医生和警察也挽救了很多生命。一周后，在部分两党国会议员及一些市长的陪同下，我宣布采取一些措施让枪支更难落到那些不该拥有它们的人手里：实施布雷迪法，不准有暴力倾向的年轻人持枪；堵塞“枪展会滥售枪支的漏洞”，对于在枪展会之类场合而非枪支商店买枪的人必须进行背景调查；打击非法贩卖枪支；限制少年拥有攻击性步枪。我还建议拨款以帮助学校建立行之有效的犯罪预防和冲突解决方案，正如我刚刚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T．C．威廉姆斯中学所看到的那样。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把我的提议称为“典型的膝跳应激反应”，汤姆·迪莱指责我利用哥伦拜因中学事件捞取政治资本。但这一立法的主要发起人，纽约州的国会议员卡罗琳·麦卡锡却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在一辆上下班的火车上，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用手枪将她丈夫打死，儿子重伤，而这个人本不应当拥有这把枪。全国来复枪协会和其支持者把这归咎于我们的暴力文化。儿童接触到太多的暴力镜头，这一点我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我支持艾尔·戈尔和蒂珀·戈尔在新电视机中加装V芯片的呼吁，这样父母就能避免儿童接触过多的暴力镜头。但这些暴力文化只能让我们进一步加强努力，不让儿童、罪犯和精神不稳定的人有机会拿到枪。
月末，希拉里和我在华盛顿主持了最大规模的一次首脑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和平伙伴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并重申我们在科索沃问题上取得胜利的决心。之后，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埃尔·弗罗姆以及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又组织了一次有关“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一思想由我和布莱尔共同倡导，突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思想和战略，与会者有德国的吉哈德·施罗德、荷兰的维姆·科克、新任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这一次，我侧重于加强相互间的积极联系、减少分裂和破坏的因素，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政策方面达成国际共识，以便这些成果在我离任后能继续发挥作用，造福于美国和世界。“第三条道路”的发起和北约成员国及其使命的扩大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但与许多很好的方案一样，这些都会因为意外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敌视和恐怖主义的抬头。
5月初，杰西·杰克逊劝说米洛舍维奇释放三名美国军人，他们是在塞族人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的边界被抓住的。这之后不久，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训练中坠毁，两名美军士兵丧生，成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的惟一伤亡。鲍里
斯·叶利钦派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见我，商讨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以及参与随后维和行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我签署命令，再给韦斯·克拉克增派176架飞机，继续施加压力。
5月7日，我们遭受了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北约军队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我很快得知炸弹命中的是预定目标，但根据中央情报局过时的地图，中国大使馆所在位置被错误地标为一幢用于军事用途的塞尔维亚政府办公楼。这类错误正是我们一直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军方一般使用航空摄影确定目标；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尔·科恩、休·谢尔顿、桑迪·伯杰一周见面几次，确定要轰炸哪些有影响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维奇的力量，并将平民伤亡降至最少。事件发生后，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极其沮丧，立刻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道歉，但是他没有接，所以我在公众场合一再道歉。
接下来三天，抗议在中国各地不断升级。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形势尤为严峻，尚慕杰大使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中方认为轰炸是蓄意所为，拒绝接受我的道歉。我最终在14日和江主席通上了电话，我再次表示道歉，说我敢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故意命令轰炸大使馆。江主席说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但也说他确信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国接触的人，可能会故意在地图上做手脚，从而在两国间制造麻烦。他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事实不容改变。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长。我随即任命海军上将乔·普理赫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他即将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国军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帮助修复两国间的关系。
5月下旬，北约批准在冲突结束后派4．8万人的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我们也在秘密磋商，考虑是否应当派地面部队提前进入，因为情况表明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空袭不会完全达到效果。桑迪·伯杰为下一步的行动准备预案，我也准备好了必要时派遣部队，但我仍然相信空袭会成功。27日，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指控米洛舍维奇犯有战争罪。
5月，世界各地事情不断。月中，鲍里斯，叶利钦在杜马弹劾投票中获胜。17日，内塔尼亚胡谋求连任时败给了工党领袖，退役将军埃胡德·巴拉克。巴拉克是以色列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军人，博学而且多才多艺。他在斯坦福大学经济工程系统专业攻读过研究生课程，钢琴水平可以举办音乐会，还有修表的爱好。他从政仅仅几年，剪得很短的头发、犀利的目光、斩钉截铁而时有停顿的讲话充分反映了他的军人出身，不知是否适应即将要膛过的这潭政治浑水。他的胜利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在他身上看到了伊扎克·拉宾的影子：在安全的前提下谋求和平。而拉宾正是他所崇拜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巴拉克极大的获胜优势让他有机会在议会组成执政联盟，这就可以确保采取通向和平的艰难步骤，内塔尼亚胡总理从未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天，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来见我，他对和平充满了希望，决心成为像他父亲一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他对自己国家以及和平进程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清楚，他对经济学非常了解，知道发展对和平与和解的促进作用，这些都让我感到吃惊。会晤后，我深信新国王和他的妻子，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王后拉妮亚，都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成为该地区的积极力量。
5月26日，比尔·佩里把我的亲笔信带给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信中提出了一个路线图，表示美国将会提供广泛的援助，前提仅仅是他放弃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计划。1998年，朝鲜在结束其远程导弹试射方面采取了建设性的步骤，我想佩里此行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两天后，希拉里和我来到佛罗里达州北部白橡树种植园的一个民主党领袖委员会休养地，那里保存着美国最大的野生猎物群。我凌晨4点钟起床，通过电视观看了尼日利亚新总统，前将军奥卢塞贡·奥巴桑乔的就职演说。独立之后，尼日利亚一直饱受腐败、地区和宗教争端以及社会局势恶化的影响。尽管石油产量很大，该国却发生周期性的供电中断和燃料短缺。奥巴桑乔在70年代的一次军事政变中掌权，并遵守诺言在新大选一开始就远离政治。后来，他因为不同政见被捕入狱，在此期间，他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并就自己的信仰写了不少书。尼日利亚是撒哈拉南部人口最多的国家；很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更兴旺的尼日利亚该地区怎么会有光明的未来。听完他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后，我希望奥巴桑乔能够在别人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
在国内问题上，我于5月初宣布了一项重要的空气净化措施。我们已将化工厂排放的有毒气体减少了90％，并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来减少导致成百万例儿童哮喘的煤烟。5月1日，经过与工业、环境和消费团体的深入磋商，我宣布环境保护局长卡罗尔·布朗纳将颁布一项新的规章：要求所有客运车辆，包括那些耗油量大的运动型多功能车，都要达到同样的环保标准；并且在五年内将把汽油中的硫含量减少90％。
我还宣布了一项新的措施以预防犯罪。拨专款用于10万名警察上街值勤（其中多半以上已经开始执行任务）；扩充社区警察服务计划，在犯罪高发区再雇用5万名警察；另外，凡非法拥有或非和平目的使用可制成恐怖袭击武器的生物制剂，将被判违反联邦法律。
12日是最令人难过的一天，鲍勃·鲁宾即将卸任。我认为他是自合众国早期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最优秀、最重要的财政部长。鲍勃还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在这两个职位上，他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共同努力，恢复经济增长并让更多的美国民众得到实惠；防止和抑止国外金融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应对经济全球化，举例而言，每天都有1万多亿美元跨国流通。在弹劾的磨难中，他还是我坚定的支持者。我向内阁致歉时，他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而且不断提醒与会者应以支持总统为荣，并告诫他们不要过于挑剔。其中一位年轻人还告诉我，鲍勃曾说如果寿命够长的话，他也可能会做一件让他引以为耻的事。
鲍勃到政府就职的时候，他或许是我们中间最富有的。他对1993年经济改革，即对收人最高的美国人增税表示支持后，我开玩笑说，“鲍勃·鲁宾来华盛顿是为了帮我拯救中产阶级，但离开时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现在鲍勃即将卸任，我觉得自己不必再为这事担心了。
我任命鲍勃的副手，能干的拉里·萨默斯接替他。拉里在过去的六年中经历过所有最棘手的经济问题，颇有经验，而且我还任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梅尔金和阿赫蒂萨里去塞尔维亚劝说米洛舍维奇放弃无用的抵抗时，他确保了我们和俄罗斯采取一致的立场。
11日，我带国会代表团去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专门对B-2隐形轰炸机的机组和地勤人员表示感谢。该轰炸机从密苏里飞到塞尔维亚然后再返回，中间不停，任务是完成最擅长的夜间轰炸。在科索沃空袭中共出动飞机3万架次，仅损失两架飞机，而且机组人员全部安全返回。
空袭成功结束后，约翰·基根，或许是健在的研究战争问题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在英国报纸上撰写了一篇关于科索沃战争的激动人心的文章。他坦率地承认自己原以为空袭不会奏效，但是错了。他说以往类似的行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炸弹偏离目标，而在科索沃战场上使用的武器比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更为精确；尽管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有一些炸弹偏离方向，但平民的伤亡远比伊拉克战争少。至今我仍然相信空袭比派遣地面部队能更好地减少平民的死亡，但为了让米洛舍维奇屈服，后一步我也不得不走。科索沃空袭的成功在战争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事情结束前还有一个紧张的插曲。武装冲突正式结束后两天，载着约200名俄罗斯士兵的50辆军车从波斯尼亚突然进入科索沃，在没有征得北约同意的情况下占领了普里什蒂纳机场，比联合国授权的北约部队早了四个小时。不过俄国人声明他们的意图是保证机场的安全。韦斯·克拉克脸色铁青，我没有批评他，因为我知道这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曲。由于和我们合作，叶利钦在国内受到了同情塞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指责，我想他此举只是给他们一点暂时的安慰。很快，英军指挥官迈克尔·杰克逊中将就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6月18日，国防部长科恩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达成协议，俄军将参加由联合国授权的北约部队在科索沃的行动。6月20日，南斯拉夫军队完成了全部撤离。据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估计，仅仅两周后就已经有76．5万名难民返回科索沃。
根据我们在波斯尼亚的经验，即便是冲突结束后在科索沃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帮助难民安全返回；清除雷场；解除科索沃解放军的武装；为居住在该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创造寻个安全的环境；组织文职政府；协助恢复经济。尽管美国在空袭中承担了最主要的责任，但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都需要我们的欧洲盟友去做。
尽管前面还有重重挑战，我却有巨大的解脱感和满足感。米洛舍维奇挑起民族和宗教争端，十年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血腥做法终于走到了尽头。焚烧村庄、杀戮无辜已经变成历史。我想米洛舍维奇也会成为历史，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同俄罗斯达成协议那天，希拉里和我在德国科隆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八国峰会。这次峰会成为我任职八年来类似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除了庆祝科索沃冲突成功结束，我们还批准了财政部长们关于改进国际金融体制和国内相关政策的建议，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另外，我们还宣布了一个提议：如果穷国答应将所有储蓄用于教育、医疗保健或经济发展，就为他们提供一次大规模的新千年债务免除。该倡议也是为了响应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我的朋友博诺为首的来自全世界的要求免除债务的呼声。
峰会之后，我们飞抵斯洛伐克，感谢该国人民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北约的支持及对难民的帮助。然后去了马其顿，尽管面临国内经济困境和种族紧张局势，马其顿总统基罗·葛利戈洛夫还是接纳了30万难民。在斯科普里的难民营，希拉里、切尔西和我一同慰问了部分难民，倾听了他们的悲惨经历和可怕遭遇。我们还会见了驻扎在那里的国际安全部队成员，并让我有机会第一次亲口向韦斯·克拉克致谢。
6月，竞选局势开始趋于白热化。16日，艾尔·戈尔宣布竞选总统，他的可能对手是州长乔治·W．布什。布什是共和党右翼和当权派们共同支持的候选人，而且筹集的资金已经超过艾尔和他党内的主要对手，前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所得筹款的总和。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事情也在进展中。当我卸任时，她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已经辅佐了我超过26年，我非常愿意用下一个26年全力支持她。
大选开始后，我极为重视在国会和政府保持行动的势头。一般说来，如果总统选举开始加温，而现任总统又不参加竞选，那么自然就会有些惰性。一些民主党人认为如果通过新的小型立法，他们的局面会更好些，能更好地同共和党人控制的“一事无成”的国会进行竞争。但很多共和党人就是不想让我再得到胜利，而且让我吃惊的是，弹劾都已经过去四个月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我还是那么刻薄，别忘了我从没有对他们进行过指责，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下见面时。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尽量把痛楚搁在一边，本着和解的心态继续工作。共和党人像是重新回到了1992年以来就一直叫嚣的话题：我是个毫无个性、不值得信赖的人。在科索沃冲突期间，一些共和党人挖空心思地让我们失败，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竟然给出这样的理由：他的同事们之所以没有全力支持美军的行动，是因为对我失去了信任。他们在反对种族清洗的问题上措施不力，却硬要嫁祸到我头上。
在我看来，共和党人是想把我逼人绝境。如果我在公众场合显得诚惶诚恐，他们会说我已被挫败，无力继续领导；如果看到我高高兴兴，他们会说我得意，像是做了坏事又全身而退。参议院宣布我无罪六天后，我去了新罕布什尔州庆祝我在该州赢得初选胜利七周年。国会中一些专门批评我的人说我本不该高兴，但我很高兴，而且有足够的理由高兴：我的所有老朋友都来看我；我遇到一个小伙子，他说他第一次参加投票就把票投给了我，而且我兑现了竞选时的承诺；我遇到一位女士，她说我曾经鼓励她不要依赖福利救济，回学校学习后当了一名护士。1999·年，她成为新罕布什尔州护理委员会的成员。就是为了这些人，我投身了政治。一开始，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共和党人和一些评论家们怎么会说我干了坏事又没受惩罚。公众的羞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打官司的高额债务，琼斯案的尴尬胜利，多年来希拉里所承受的来自媒体和法律上的伤害，以及华盛顿和阿肯色州无数无辜者被起诉并蒙受经济损失时我感到的无助——所有这一切带给我无尽的伤害。我已经表示道歉，并且尽量在与共和党人相处时表现出真诚。但这一切居然不够，而且永远不会够。原因很简单：我挺过来了，并且还要继续为自己的信念服务和战斗。无论是开始、过程中，还是最终，我和新右翼共和党人的斗争都是因为权力。我认为权力来自于人民，应由人民决定是否给予。他们认为人民选择了我两次是个错误，并铁了心用我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来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辩护。
我确信自己采取的积极策略对我个人和工作而言都是正确的，但不敢确信它在权力之争中必然有效。共和党越是费力地攻击我，肯尼斯·斯塔尔在弹劾期间的所作所为在我的记忆中就变得越淡。很自然，媒体总是关注今天的事情，而不是昨天的。冲突会不断制造新闻，这就给喜欢制造麻烦的人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暗地里的攻击是否公平却无人过问。不久，媒体就不会问我是否能够原谅和忘记，而会追问那些听起来最诚挚的问题，诸如我是否还有做领袖的道德权威。共和党人也开始不停地攻击希拉里，因为如今的希拉里是在政界寻求自身发展的女强人，而不是站在犯了错的丈夫身边让人同情的妻子。总的说来，对眼下的事情我依旧感觉良好：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对我工作业绩的支持率也不低，而且我们仍有很多事要做。
尽管我时常为铸成的过错感到懊恼，但是离开人世时我会为自己在弹劾一战中艰辛的奋斗感到骄傲，这是我和我毕生反对的势力之间进行的一场最后决战。他们固守着南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旧秩序，给我生长于其中的白人工人阶级带来种种不安和恐惧；他们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其他促进国家进步的努力，认为这些统统违反了所谓的伦理；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为有权阶级谋福利，支持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而非医疗保健和儿童教育。
从童年起，我就站在这些人的对立面。起先，那些反动的、支持分裂的、维持现状的势力是以反对民权的民主党人为代表。当民主党在杜鲁门、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领导下投身于民权事业时，南方的保守派就投靠了共和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和党就同新兴的宗教右翼运动结为联盟。
1995年，当新右翼共和党人在国会掌权时，我曾经阻止了他们最极端的图谋，并以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进步作为两党合作的条件。我知道那些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保守主义等同于上帝意愿的人为什么憎恨我。我理想中的美国应该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责任，以及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新右翼共和党人想要的美国却是财富与权力集中在“正确的”人手中。由于少数派要求变革的请求危及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就把一届届的少数派加以妖魔化，从而保证多数人对自己的支持。他们恨我，还因为我是一个叛教者、一个南方的白人新教徒，我可能会影响他们自以为一直拥有的忠实选民。
因为自己犯下的罪孽已被公之于众，所以直至我离开人世那一天他们都可以向我投石头，我也由此发泄出了自己的愤怒。但让我高兴的是，凭着历史的机遇，我有幸与这个反动和分裂势力的最新化身做斗争，目标就是实现一个更加完美的联合。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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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我和蒂珀·戈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增强公众精神健康意识的广播讲话。蒂珀是我任命的精神健康方面的官方顾问。近日，她勇敢地公布了自己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两天后，希拉里和我陪戈尔夫妇一同参加了白宫精神健康会议，探讨如何应对得不到治疗的精神疾病给个人、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惊人损失。
这个月剩余的时间，我着重处理了以下问题：宣传枪支安全提案；加强艾滋病疫苗的研制；为使贸易谈判包括环境和劳动权利议题而努力；听取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关于能源部武器实验室安全问题的汇报；为合法移民恢复健康和伤残抚恤金计划；残障人士因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失去医疗保健，如果他们支付不起治疗费用，允许他们享受医疗补助的提案；颁布立法帮助刚脱离寄养的青少年完成到独立生活的过渡；改革保健医疗制度并延长其信托基金的时间。
我一直盼望着7月的到来，因为这个月毫无疑问充满了希望。我将宣布白头鹫已不在濒危物种之列；艾尔·戈尔将就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大沼泽恢复计划进行说明；希拉里也要从参议员莫尼汉位于纽约州北部平达角的农场开始“倾听旅行”；我还要视察全国的贫困地区，以使我的“新市场计划”为这些经济有待发展的地区吸引更多投资。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意外、棘手，甚至是悲剧性的事件。
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打电话询问能否在7月4日来华盛顿，商讨有关印巴僵持的危险局面。起因是几周前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指挥的巴基斯坦部队越过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而这条控制线自1972年以来一直被视作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线。谢里夫担心这次由巴方引起的事端会走向失控，所以希望我们帮助加以解决，并进一步调停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其实在这次危机之前，谢里夫就曾请我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帮忙，说这与中东和北爱问题一样值得我关注。那时我解释说美国之所以参与那些和平进程，是因为双方都希望我们发挥作用。可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坚决拒绝外界插手。
谢里夫的做法真令人费解。印度总理阿塔尔·贝哈里·瓦杰帕伊2月时就曾到巴基斯坦的拉合尔推动双边会谈，旨在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其他分歧。但巴方越过实际控制线的行为破坏了会谈结果。不知穆沙拉夫授权这次入侵是否是故意制造危机使美国卷入。无论如何，他已陷入难以脱身的困境。
我告诉谢里夫，华盛顿随时都欢迎他的到来，即使是在7月4日。但如果想让我在独立日接待他，他必须明白两点：其一，他必须答应从实际控制线撤军；其二，我不会答应干预克什米尔争端，尤其在目前易被误解为替巴方错误行为开脱的情况下。
谢里夫说无论怎样他都想来。7月4日，我们在布莱尔宾馆举行会晤。天气很热，可巴方代表团习惯了这种炎热，依旧身着传统的白裤和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似乎比我们还要舒服。谢里夫再次催促我介入克什米尔争端，我便又一次解释说，没有印方的同意，这只能适得其反；但如果巴方撤军，我会促使瓦杰帕伊恢复双边对话。他表示同意，随后我们发表了联合声明：将采取措施恢复实际控制线；一旦冲突停止，我就会支持和鼓励印巴双边会谈的继续和深入。
会晤之后，我想谢里夫此行的目的或许是利用美国的压力为自己找个借口，以便命令部队缓和冲突。我明白，他在国内立足不稳、困难重重，但我希望他能战胜危机，因为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我需要他的合作。
巴基斯坦是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国家之一。在7月4日的会谈之前，我曾在三个场合请谢里夫帮助抓捕本·拉登：前一年12月的会谈，侯赛因国王的葬礼，以及6月的电话交谈及事后的信件中。我们的情报表明基地组织正计划向全球所有地方的美国官员和设施实施袭击，目标也可能是美国本土。我们成功地粉碎了他们的部分基层组织并逮捕了许多基地组织成员，但是除非抓到或杀死本，拉登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否则这种威胁将持续存在。我在7月4日的会谈中告诉谢里夫，除非他提供更多的帮助，否则我将宣布巴基斯坦实际上在支持阿富汗的恐怖主义。
同谢里夫会面那天，我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通过冻结财产和禁止商业活动的方式实施对塔利班的经济制裁。大约在那时，在谢里夫的支持下，美国官员开始训练60名巴基斯坦士兵。他们将作为突击队员被派往阿富汗捉拿本·拉登。我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因为即使谢里夫想帮忙，巴军方同情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者大有人在，不过我认为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机会，况且这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
同谢里夫结束会谈的第二天，我开始了“新市场计划”巡回访问，起点是肯塔基州的哈泽德。随行人员很多，包括几个企业经理、国会议员、内阁成员、杰西·杰克逊牧师和埃尔·弗罗姆。
我很高兴杰克逊能来，也很高兴我们是从美国最穷的纯白人地区阿巴拉契亚出发。长期以来，杰西一直努力将更多的私营投资引入贫困地区。遭遇弹劾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越发密切，当时他对我们全家都极为支持，尤其是做出专门努力帮助切尔西。我们离开肯塔基州，先后又到了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戴尔、伊利诺伊州的东圣路易斯、南达科他州的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区、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西班牙裔社区以及曾发生暴乱的洛杉矶沃茨社区。
尽管美国过去两年的失业率刚过4％，但我走访的这些社区和类似地方的失业率却远远高于这一数字，人均收入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松岭保留区的失业率更是高于70％。然而，我们每到一处都能遇到聪明、勤奋的人们，他们有能力为国家经济做出更多贡献。
我认为把更多的投资引入这些地区不仅正确，而且从经济上考虑也极为明智。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生产力飞速提高。在我看来，有三种方法可以继续加快发展却不引起通货膨胀：在海外出售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增加某些特定人群的就业机会，比如接受福利救济者；促进投资过少和失业率过高地区的新市场增长。
我们在前两方面做得很好，我们有250多项贸易协议和福利改革；在第三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建立了130多个授权区、企业社区、社区发展银行，并严格执行《社区再投资法》。但是，太多的社区被落在后面。我正筹划一项立法提案，在现有基础上向城市贫民区、农村城镇和印第安人保留区增拨150亿美元。鉴于此举能够加快自由企业的发展，我希望得到两党的大力支持，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好像对此颇感兴趣。
7月15日，巴拉克夫妇应邀来戴维营同希拉里和我共进晚餐。愉快的晚餐之后，埃胡德和我一直谈到近凌晨3点。很明显，他有诚意完成和平进程，并且认为选举中的大获全胜让他责无旁贷地要把这件事做好。尤其是当我把卡特总统在1978年调解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谈判的那幢楼指给他看时，他表示也想在戴维营做些实质性的工作。
与此同时，我还忙于让北爱和平进程重新步入正轨。目前，由于对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的时间应在新政府成立之后还是之前，新芬党和统一党在意见上有分歧，所以造成了僵局。我向巴拉克解释了这一情况，他对爱尔兰问题和本国问题的异同深感好奇。
第二天，小约翰·肯尼迪、他的妻子卡罗琳、卡罗琳的姐姐劳伦乘坐的小飞机在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坠毁，三人身亡。从20世纪80年代相识以来，我就喜欢约翰，那时他还是洛杉矶米基·坎特律师事务所的实习生。1991年我首次在纽约州举行竞选活动时他就来过。在坠机事件前不久，我还兴致勃勃地带卡罗琳和约翰参观了白宫二层的住所。特德·肯尼迪为失去一位亲人写下了另一句动人的悼文：“像他父亲一样，他是个全才。”
7月23日，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去世，享年70岁。他一直是美国的盟友，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持者，我们的私交甚好。虽然又是临时通知，老布什总统还是愿意和我们全家一同飞往摩洛哥参加葬礼。我同穆巴拉克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雅克·希拉克以及其他领导人走在摆放在马车上的豪华棺材后面，穿过了首都拉巴特三英里长的市中心。100多万人肃立街道两旁，悲恸地大声叫喊着，向他们辞世的国王表示敬意。激动的人海中恸哭声震耳欲聋，使这次送葬成了我参加过的最难以置信的事件之一。我想，哈桑国王应该感到欣慰了。
和哈桑二世的儿子兼继承人穆罕默德六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后，我飞回国内处理了几天公务，然后又飞往萨拉热窝，在那里和几位欧洲领导人一起研究巴尔干半岛的稳定方案，内容主要是为该地区的产品提供更大程度的市场准人，以满足其短期需要和长期发展；促使欧洲东南部国家加入世贸组织；提供投资基金和信贷保障以促进私人投资。
夏天剩余的日子在我和共和党人的继续争论中一晃而过，焦点集中在预算和他们提出的减税的规模和分配上；迪克·霍尔布鲁克最终被任命为驻联合国大使，此事已经极不公正地担搁了14个月；离希拉里宣布竞选参议员也越来越近了。
8月，我们两次前往纽约州寻找住所。28日，我们参观了位于查帕奎的一座农庄住宅。那是19世纪末的建筑，新扩建的部分是1989年附加的，离曼哈顿约40英里。房子的老建筑很迷人，新建部分则宽敞明亮。上楼走进主卧室的瞬间我告诉希拉里这房子我们买定了。这间卧室位于1989年的新建部分，天花板很高，对着后院的那一面全是玻璃门，其余方向还有两扇大窗户。希拉里问我为什么这么坚定，我的回答是：“因为你要开始一场艰难的竞选，肯定会有不愉快的日子。这个漂亮的房间沐浴着阳光，这样每天早上醒来时你就会有个好心情。”
8月下旬，我到亚特兰大给卡特总统夫妇颁发总统自由勋章，以褒奖他们离开白宫后作为普通公民所做的杰出贡献。几天后，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我将这一荣誉授予其他几位杰出的美国人，包括福特总统和劳埃德·本特森，另外还有民权、劳工、民主和环保方面的积极分子，他们虽然没有福特和本特森有名，但都对美国做出了独特和持久的贡献。
我也做了一些竞选宣传，和艾尔·戈尔一同去了阿肯色州，与当地的农民和来自南方的黑人领袖们见面，并参加了一个大型的募捐会，来的全是竞选时支持过我的人。在玛莎葡萄园为希拉里举行的集会上，我还发表了讲话并演奏了萨克斯；和她一同出席了在纽约州的活动，包括参加在锡拉丘兹举行的州博览会，我和到会的农民们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乐意为希拉里和戈尔的竞选助威，我甚至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一辈子接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我能以开始自己政治生涯的方式来结束它——帮助我信任的人竞选。
9月初，亨利·西斯内罗斯最终解决了自己的案子。独立检察官戴维·巴雷特指控他犯有18项重罪，理由是在1993年的审核中对联邦调查局少报个人支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开庭的前一天，巴雷特知道自己赢不了这场官司，便给西斯内罗斯一个选择：承认犯有一项轻罪，罚款1万美元，但不监禁。为了避免长期打官司的巨额诉讼费，亨利接受了。巴雷特花了纳税人900万美元把一个好人折磨了四年。就在几周前，独立检察官法到期了。
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外交政策上。月初，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前往加沙，支持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进一步执行《怀依和平协定》，包括同意给巴方一个港口，一条连接西岸和加沙的道路，归还西岸11％的土地，以及释放350名囚犯。随后，奥尔布赖特和罗斯前往大马士革，敦促阿萨德总统尽快答复巴拉克和他进行和谈的愿望。
9月9日，我首次前往新西兰，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切尔西和我一同前往，希拉里则在国内忙着竞选。峰会上的一大消息和印度尼西亚有关，该国军方支持对东帝汶独立运动的残酷镇压。东帝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中长期遭受困扰的一处罗马天主教飞地。大部分与会领导人赞成在东帝汶实施国际维和行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愿意牵头组织。起初，印度尼西亚表示反对，很快态度就被迫有所松动。会议形成了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多国维和部队，我也向霍华德总理承诺派遣几百名士兵，为我们的盟友提供后勤支援。
我还会见了江泽民主席，就中国人世问题交换了意见；和金大中、小渊惠三共同举行会谈，再次重申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共同立场；首次会见了鲍里斯·叶利钦选出的新总理兼接班人弗拉基米尔·普京。普京和叶利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叶利钦又高又胖，普京则因为长期的武术训练显得匀称结实；叶利钦口若悬河，这位前克格勃讲话却准确而有分寸。离开会议时，我认为叶利钦选了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接班人，能够应付俄罗斯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会比目前有健康问题的叶利钦干得更好。而且普京不乏强硬，可以维护俄罗斯的利益和叶利钦的尊严。
离开新西兰之前，切尔西和我以及工作人员抽出时间游览了这个美丽的国家。珍妮·希普利总理和她的丈夫伯顿在昆斯敦招待了我们，我和伯顿一起打高尔夫球，切尔西和希普利的孩子一起探索洞穴，我的几个工作人员还在一座很高的桥上玩蹦极。吉恩·斯珀林也想劝我尝试一下，但我告诉他我已经经历过能承受的所有自由落体运动了。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位于克赖斯特彻奇的国际南极研究中心，这里也是美国开展南极活动的出发站。该中心有一个很大的模拟训练舱，里面仿造了南极冰天雪地的真实环境。我到那里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全球变暖的重视。南极是地球的天然冷却塔，冰层超过两英里厚。但由于气候变暖，不久前一块和罗得岛大小相当的巨型冰块断裂后脱离冰盖。我将原来保密的南极洲卫星图片公之于众，以帮助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对切尔西和我来说，此行最刺激的事情就是见到了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曾在50年代到南极探险，是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切尔西的母亲就是因为他才取名叫希拉里的。
回到美国后不久，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大会，敦促代表们通过三个决议：加大战胜贫困的力度，使全球经济更加人性化；加大努力制止并尽快结束在民族、宗教、种族和部落冲突中滥杀无辜；加强措施以防不负责任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使用核或生化武器。
月末，我着手处理国内事务，否决了共和党最近提出的减税方案，原因是它“太大、太泛”，给美国经济增加了巨大的负担。根据预算规则，实施此方案必须大量减少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环保方面的预算。这就让我们不能延长社会保障和保健医疗信托基金的时间，不能为保健医疗增加所急需的处方药补助金。
今年的财政盈余预计约为1000亿美元，但共和党的减税方案在十年内将耗资1万亿美元，并称这是基于对预算盈余的考虑。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比他们还要保守，如果盈余达不到预计水平，赤字就会再次出现，随之而来的是高利率和经济的低增长。过去五年间，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赤字将以每年13％的速度递减，尽管本届政府经过努力已经接近这一目标，但共和党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会很危险。我请求共和党人能和白宫及民主党人携手工作，遵循制定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和1997年《平衡预算法》时所体现的精神。
9月24日，希拉里和我在老总统办公大楼举行活动，庆祝两党在收养体制之外的孩子领养问题上合作成功。相关立法通过后的两年内，领养孩子的数目增长了近30％。我公开称赞了希拉里，她在这一问题上已经付出了20多年的努力；我也称赞了汤姆·迪莱。他或许是国会中这项改革最执著的支持者，而且自己就领养了孩子。
我真希望还有更多这样的合作和胜利，但这是惟一的一次，连迪莱都不相信能够同敌人合作。
党派之争在10月初又有所抬头，参议院因此否决了我对龙尼”阡特任联邦地区法官的提名。怀特是在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任职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颇受好评。密苏里州保守派参议员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竞选连任时和州长梅尔·卡纳汉激烈竞争，极大地歪曲了怀特在死刑方面的观点，进而将其免职。对于经手的死刑案件，70％怀特都批准了，否决的30％中，有一多半是他和其他法官全体通过的。阿什克罗夫特让他的共和党同事一起参与污蔑，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打击怀特的支持者卡纳汉州长以及密苏里州赞成死刑的选民。
在把批准任命过程变成党派之争方面，阿什克罗夫特绝不是惟一的例子。迄今为止，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多年来一直拒绝参议院在批准黑人担任第四上诉法院法官问题上进行投票表决’，尽管事实是该法院一直没有非洲裔法官。但奇怪的是共和党人却一直不懂为什么非洲裔美国人不肯投他们的票。
我们的两党之争甚至扩展到《禁止核试验条约》。自艾森豪威尔以来，两党的总统都对此条约表示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都同意，核专家也说验证核武器的可靠性不一定需要试验。但我们就是达不到参议院的2／3多数来批准这一条约。特伦特·洛特想让我保证在任期结束前都不再提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是否早已步人他们党的老路，抑或仅仅是不希望我再取得胜利。然而，他们的否决却让美国在要求其他国家不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方面底气不足。
我继续为艾尔·戈尔和民主党人的选举四处活动，其中有两次是和同性恋活动分子在一起，他们对艾尔和我都非常支持，因为在政府部门有相当数量公开的男女同性恋职员，而且我们强烈支持《反就业歧视法》和憎恨犯罪法案。后者认定由受害者的种族、残疾或性取向而诱发的犯罪为联邦犯罪。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纽约州支持希拉里。她可能的竞争对手是纽约市长鲁迪·朱利亚尼，他是个好斗而有争议的人物，但和大多数共和党人相比没有那么保守。我曾和他关系不错，主要是因为我们都支持社区警察服务计划和枪支安全措施。
乔治·w．布什赢得共和党的提名似乎非常顺利，他的几个竞争对手纷纷退出，只剩下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而且毫无竞争力。我第一次见到他阐述“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竞选主题是在艾奥瓦州的一个牧场，对他的竞选印象很深，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方案，而且实际上也是他能让摇摆选民反对拥有65％支持率的现政府的惟一理由。我们创造了19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经济持续增长、犯罪率连续七年下降，对于这些他们无话可说。然而，他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给摇摆选民传递的信息是：“我许诺你们现有的条件不变，但政府会更小，减税会更多。你们觉得怎么样？”在大多数问题上，布什和保守的国会共和党人是一致的，不过他批评了他们的预算对穷人太苛刻，因为该预算通过削减劳务所得扣抵变相地提高了对低收人人群的税收；但对富有的美国人却采取减税政策。
尽管布什是个令人敬畏的政治家，我仍然认为艾尔·戈尔能赢。虽然历史上只有两位副总统直接当选，即马丁·范·布伦和乔治·H．W，布什，但国家此时形势大好，选民非常支持政府。所有竞选总统的副总统都有两个问题：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在任期内干了些什么，所以认为政府的成绩和他们无关，故而把他们定型为二号人物。我竭力帮助艾尔避免此类问题，赋予他重要任务，以便让公众了解他对政府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然而尽管他毫无争议是历史上最积极、最有影响力的副总统，但认识和现实之间还是有一定差距。
艾尔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借助政府政绩影响的同时又显示其独立性。他早巳声明不支持我在个人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我们共同为美国人民带来的福利，他感到自豪。现在，我想他应该说的是无论谁当选总统，变革不可避免。那么选民有两种选择——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变革还是掉回头去走失败的老路。很明显，布什州长支持“滴人式”经济。那条路曾经走过12年，我们选择的路走了7年，事实证明我们的更好。
选举给了艾尔一个机会来提醒选民：总统即将离任，但共和党在弹劾风波中兴风作浪并支持斯塔尔的人还在；美国需要一个能与之斗争的总统，以避免他们再次滥用职权、避免他们实施以关闭政府为开端的预算战中被我否决的那些苛刻政策。如果选民把选举看成对未来的选择，如果提醒他们共和党所做过的事情，优势就会明显地回到民主党一边。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问题，而且就发生在一年之内。
媒体有少数人开始散布说如果艾尔失败的话，原因可能在我身上。我便开玩笑地给艾尔打了个电话，说我只对他的胜利感兴趣，如果他认为有必要，我会站在《华盛顿邮报》总部门前的台阶上让他用牛皮鞭子抽我。他故作严肃．地说：“或许我们应该就此做一个民意测验。”我笑着答道：“我们倒要看看是我穿着衬衫效果好还是脱掉更管用。”
10月12日，巴基斯坦总理纳瓦兹·谢里夫被推翻，发动军事政变的是领导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地区部队的穆沙拉夫将军。我担心会失去民主，所以敦促尽快恢复文官政府。穆沙拉夫掌权的直接后果就是：派巴基斯坦突击部队进入阿富汗抓捕或杀死奥萨马·本·拉登的计划被取消。
中旬，肯尼斯·斯塔尔宣布离任。以森特尔为首的法官团任命罗伯特·雷接替，他曾是斯塔尔办公室成员，这之前跟随唐纳德·斯莫尔茨在指控迈克·埃斯皮一案中工作，该案最终失败。在我任期结束前，雷也想分一杯羹：他写了尸份书面声明，称我在证词中作伪证；而且为了让他中止独立调查，我还同意临时吊销自己的律师执照。我怀疑他是否真会指控我，因为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小组早已在弹劾过程中证明这不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诉人应该做的。虽然我已经准备好离任后的生活，也不想让希拉里的政治生活更加复杂，但是对故意作伪证的说法我不能同意，因为我从未做过。我仔细阅读了自己的证词，只发现几处提供的答案不准确，然后我给了雷一份声明，内容是：尽管我尽力依法作证，但回答还是有几处错误。他接受了这份声明。在历时六年，花费了纳税人7000万美元之后，白水事件终于结束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同样在中旬，我邀请高中同学到白宫参加我们35周年同学会——五年前30周年纪念时，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很珍惜高中时光，愿意和同学们在一起。这次聚会中好几个人都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在这七年中变得更好了。一个人的儿子还说他认为我一直是个好总统，但“我最敬佩你的还是你经受住了弹劾的考验”。这句话我经常听到，遇到挫折或是犯了错误的人感觉无望时常常这样说；我不放弃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因为这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月末，参议院的拖延策略再次扼杀了经济改革方案；我们庆祝美国服务队成立5周年，该组织现有成员已达15万名；希拉里和我在白宫举办了慈善大会，希望增加慈善施舍的金额和影响；我们举行了“希拉里的星光大道”活动，庆祝希拉里的生日，同时也是追念百老汇明星在1992年为我付出的努力。
11月初，我去奥斯陆参加伊扎克·拉宾遇刺四周年纪念，表示对他的缅怀，并同正在那里举行谈判的巴以双方再次携手致力于和平进程。挪威首相谢尔·邦德维克一心想让奥斯陆举行的这次活动能推动和平步伐。我们驻挪威大使戴维，赫梅林有着挪威一犹太血统，他闲不住，也想尽一份力，就忙着为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准备符合犹太教饮食习惯的热狗。西蒙·佩雷斯和利娅·拉宾也在场。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不过我确信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早就想完成和平进程，并希望是在2000年完成。
这时，有媒体记者问我对自己功过的评价。比如，人们会因为经济繁荣而记住我吗？会因为促进和平而记住我吗？我尽力让自己的回答不仅包括具体成就，还要体现我希望美国展现的潜力和凝聚力。但事实是，我没有肘间考虑这些。我想全力以赴，直到卸任那一天。功过自会有人评价，或许要等到我去世后很久。
11月4日，我开始了又一轮“新市场计划”巡回旅行，这次是去纽瓦克市、哈特福德市和阿肯色州的赫米蒂奇镇。在我的帮助下，这个小镇让70年代末迁徙到此种马铃薯的工人获得了生活设施。最后一站是和杰西·杰克逊、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一起到芝加哥，他们也决定支持这个计划。杰西穿了一套细条纹的西装，看起来光彩照人，我开玩笑说他为了议长穿得像“时髦的共和党人”。我从哈斯特尔特的支持中得到鼓励，相信明年就能通过这一立法。
本月第二周，我参加了埃尔·弗罗姆主办的网上总统市政厅会议。自我上任以来，网站已从50个增加到900万个，每小时新增网页10万个。能将我讲话变成书面文字的语音识别软件在那时还是新鲜事物，现在已经广泛普及了。有两个人问我离开白宫后准备干什么。那时我还不知道，但已经开始为我的总统图书馆做计划了。
在任职期间我对图书馆和展品考虑了很多。每位总统都要筹集资金兴建自己的图书馆，还要资助正常运行，然后国家档案馆派人负责物品的编排和管理。我仔细审阅了几位设计师的图样，也参观了很多总统图书馆。绝大部分到图书馆的人都是来看展品的，但建筑必须适合保存这些承载历史的记录。我希望展览厅要宽敞、漂亮、光线充足，希望展出的物品能够反映美国奔向21世纪的历程。
我选择了吉姆·波尔谢克及其公司作为建筑设计师，主要是因为他设计了纽约市的“玫瑰土地与空间中心”，一个钢筋玻璃的建筑里飘浮着巨，大的球体。
我请拉尔夫·阿普尔鲍姆设计展厅，他为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所做的设计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两部分工作都已展开，但没完成前波尔谢克就称我是他有过的最差客户，因为即便他六个月后拿仅仅改动过一点的图纸来给我看，我也会发现并询问原因。
我希望把图书馆设在小石城，以此来报答阿肯色州对我的养育之恩，而且这个图书馆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所以不便去华盛顿或纽约的人们可以直接去那里。在市长吉姆·戴利和市委员会成员迪安·孔普里斯博士的倡议下，小石城在老城区沿阿肯色河划拨了27英亩土地；老城区正在改造，而且离老州议会大厦不远，我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在此发生。
除了图书馆，我还计划写一本关于我的生活和总统生涯的书，而且必须努力工作三到四年来还清打官司的欠债，买房子——两套房子，如果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成功的话——再给她和切尔西准备些钱。然后，我就想把余生奉献给公众服务。吉米·卡特在卸任后做得非常好，我想我也能够。
中旬，我离开美国对土耳其、希腊、意大利、保加利亚、科索沃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启程的当天，科菲·安南宣布塞浦路斯总统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德斯和土耳其塞浦路斯族领导人拉乌尔·登克塔什将于12月初在纽约举行：接近会谈”，我对此表示赞赏。塞浦路斯在1960年从英联邦获得独立。1974年，当时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被希腊军事政权策动的政变推翻。土耳其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派军队到塞浦路斯保护那里的土耳其塞浦路斯人，于是国家分裂，在塞浦路斯北部建立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土耳其飞地，许多居住在该地区的希腊人则迁移到南部。南北分裂的局面就此形成，土希两国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希腊希望土耳其从塞浦路斯撤军，并想找到至少让希腊人返回北部的解决方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而希望秘书长的努力能够成功。但结果令人失望，塞浦路斯问题依旧是希土两国和解的障碍，也阻碍了土耳其全面融人欧洲的步伐，我只能在离任时留下遗憾。
在我优先考虑的预算项目中，我们就三项与共和党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提供资金增加10万名教师，让参加课后补习的学生增加一倍，偿还并最终还清我们欠联合国的会费。而且，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迪克·霍尔布鲁克就债务问题已经和杰西·赫尔姆斯及其他对联合国持怀疑态度的人研究出了方案。花费的时间比迪克在波斯尼亚调停的时间都要长，但我不敢确定是否还有其他人能胜任此职。
希拉里、切尔西和我抵达土耳其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远比一般访问时间长。我希望帮助经受了两次大地震的土耳其人，鼓励他们继续和美国及欧洲合作。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并希望加入欧盟，我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支持。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选择未来发展道路上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土耳其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土耳其能够和希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与国内不安定的且时常受压制的少数民族库尔德族和平共处，保持其世俗穆斯林民主的特点，它将成为西方国家认识新中东的窗口。如果中东和平成了不断升级的伊斯兰极端运动的牺牲晶，那么稳定、民主的土耳其也能成为阻挡其进入欧洲的堡垒。
我很高兴又见到德米雷尔总统。他具有远见卓识，希望土耳其能成为东西方的桥梁。我也在最大程度上就此远景向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及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阐述自己的观点，敦促他们放弃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解决同库尔德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问题，尽快取得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次日，我向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及土耳其商界领袖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讲话，此前去了位于伊兹米特的灾民驻地看望地震中的受害者。我们慰问了几个家庭，他们的全部财产在地震中荡然无存。我感谢了包括希腊在内的所有对灾民提供帮助的国家。在这之后不久，希腊也发生了地震，土耳其同样伸出了援助之手。如果地震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话，大地停止晃动时他们就应该能更好地加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