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希拉里和我飞往纳什维尔参加戈尔的父亲参议员老艾伯特·戈尔的悼念仪式，他在田纳西州迦太基的家中去世，享年90岁。战争纪念堂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为他送行的人。他任期内有几件事让人记忆犹新：建设州际高速公路的努力；1956年拒绝在有种族隔离性质的《南方宣言》上签字；反对越南战争的勇气。从年轻时起我就一直敬仰老戈尔参议员，希望能通过和小戈尔在一起的机会跟他接触。1992年老戈尔夫妇为了小戈尔和我的竞选竭尽全力，他那老式的充满了火药味的政治演说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悼念仪式上的音乐感人至深，尤其是我们听到了1938年戈尔参议员在宪法大厅拉的小提琴曲，他那时还是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政治家。小戈尔致悼词，言辞间充满了对父亲、男子汉和公仆的爱与颂扬。真希望所有美国人都能听到，仪式结束后我对希拉里这样说。
中旬，就在我即将去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履行《怀依和平协定》的承诺之际，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依旧在党派偏见的影响下投票赞成对我进行弹劾，罪名是出具伪证、对大陪审团说谎和阻挠司法。他们甚至还通过了第四项罪名，指责我滥用职权，理由是没有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提供真实答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拒绝就构成弹劾的标准做出说明，也不同意传唤此案的任何直接相关人员。他的原则是对弹劾的表决纯粹就是对将斯塔尔报告送交参议院的表决，这样做可以断定报告是否属实以及解除我的职务是否有根据。
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告知委员会，依据本案事实不能就出具伪证对我提起常规诉讼。一个由著名历史学家组成的专门小组——成员有纽约城市大学的阿瑟·施莱辛格、耶鲁大学的范恩·伍德沃德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肖恩·威伦茨——认为我的行为达不到弹劾的标准，即在行使行政权力时犯下“重罪和轻罪”。这是早已认可的标准，其解释在400名历史学家给国会的公开信中得到了支持。例如，在水门事件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反对根据逃税指控弹劾尼克松，因为这和他的政绩无关。但是对于海德，对于和他一样有敌意的律师戴维·希珀斯，对于控制众议院的右翼势力来说，这一切都无足轻重。中期选举之后，汤姆·迪莱和他的同伙一直在组织右翼势力对我进行弹劾。电台访谈节目愈演愈烈，温和派议员开始听到来自家乡选区的反克林顿活动分子的呼声。他们相信可以让国会有足够多的温和派议员不去理会大众的反弹劾势头，因为那些憎恨克林顿的人失望后的报复会让这些议员害怕。
在这一策略的背景下，海德及其司法委员会投票反对公开谴责的解决方法，这就如同投票支持弹劾条款一样重要。75％的美国民众倾向于公开谴责，而且如果众议院对公开谴责进行表决，温和派共和党人就会投票赞成，那么弹劾也就无从谈起了。海德声明国会无权公开谴责总统；要么就弹劾，要么就无罪。事实上，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都曾接受过国会的公开谴责。公开谴责的提议被司法委员会否决了，这又是党派之争的结果。国会的全部成员无法根据大多数美国人的希望进行表决。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他们能够“争取”多少温和派共和党人。
委员会投票结束以后，我和希拉里飞抵中东。我们与内塔尼亚胡·总理会晤并共进晚餐，在光明节上点燃大烛台的蜡烛，与拉宾家人共同拜谒了他的墓地。第二天，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桑迪，伯杰、丹尼斯·罗斯、希拉里和我乘坐直升机去人口稠密的加沙，为一座新机场剪彩，并在一座可以俯瞰加沙狭长而美丽的地中海海滩的酒店与阿拉法特共进午餐。我向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发表了演讲，这是我在怀依河会议上答应的。就在我要起身讲话前，几乎所有的代表举手支持从他们的宪章中删去号召毁灭以色列的条款。此刻，我看到了此行的意义所在。你几乎可以听到以色列人宽慰地舒了口气。或许巴以人民真的可以分享土地与未来。我感谢了与会代表，希望他们的人民能从和平中得到实在的好处，并请他们维护和平进程。
这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请求。怀依河谈判成功不到两个月就又遇到了麻烦。即使内塔尼亚胡的内阁勉强同意了协议，他的联盟却并不真正支持协议，所以不可能继续实施军队的重新部署和释放囚犯，或是涉及更棘手的最终地位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建国和是否将耶路撒冷东部划归巴勒斯坦作为首都。前一天对巴勒斯坦宪章的修订在以色列人民面前帮了内塔尼亚胡一个忙，但他的联盟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做了。他要么必须建立一个有更广泛基础的联合政府，要么就下令进行选举。
那天上午演讲结束后，内塔尼亚胡、阿拉法特和我在埃雷兹检查站会谈，以促进《怀依和平协定》的实施并决定如何解决最终地位问题。后来，阿拉法特带我和希拉里参观了巴勒斯坦著名古城伯利恒。他为巴勒斯坦拥有这样的基督教圣地而感到无比骄傲，他也知道在圣诞节前夕此行对我们有着特别的意义。
与阿拉法特分别后，内塔尼亚胡总理陪同我们参观了马撤达古堡。我发现，与1981年我和希拉里第一次来这里相比，变化几乎是翻天覆地的，要塞遗迹已经差不多恢复，那些犹太人烈士就是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信仰英勇赴死。比比看上去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在怀依会谈中，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政治安全底线，前途一片渺茫。不知道他所冒的风险是给以色列带来持久和平，还是意味着本届政府的终结。
我们与以色列总理告别后，回国处理另一起冲突。六天前，即联合国武器核查在伊拉克重新开始的第二天，一些核查人员就被拒绝进人萨达姆的复兴党党总部。我们返回华盛顿当天，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人员理查德·巴特勒向科菲·安南报告，伊拉克并没有履行协助调查的诺言，甚至对核查人员的工作进行新的限制。
次日，英美两国使用战机和巡航导弹对伊拉克境内可疑的生化和核实验室以及威胁邻国的军事设施实施了空袭。在当晚向美国民众发表的讲话中，我强调萨达姆曾对伊朗人和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使用过化学武器，并向其他国家发射过飞毛腿导弹。四周前，由于萨达姆许诺完全配合核查，我曾下令取消对伊拉克的打击。然而，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不断受到威胁，“所以伊拉克滥用了最后机会”。
对伊打击过程中，我方情报机构指出，伊方不能对海湾战争结束时其境内大量的生化原料及一些导弹弹头做出解释，而且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一些基础实验室仍在正常工作。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非常规武器对萨达姆而言或许更加重要，因为他的常规部队和海湾战争之前相比已经实力大减。
我的国家安全小组一致同意巴特勒的报告一公布就应该发动打击，以防止伊拉克疏散部队，保护其生化武器库。托尼·布莱尔和他的顾问团也表示同意。这次英美空袭持续了四天，出动飞机650架次，发射了400枚巡航导弹，全部精确命中军事和国家安全目标，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平民伤亡。袭击之后我们无法知道有多少违禁武器被销毁，但毫无疑问，伊拉克生产和部署危险武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尽管共和党人也把萨达姆看成魔鬼的化身，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对轰炸的时间颇为不满。包括参议院洛特议员和众议院迪克·阿梅议员在内的不少人对此公开提出批评，称我此时发动轰炸就是为了拖延众议院的弹劾投票。第二天，几位共和党参议员表示了对轰炸的支持，洛特又对自己的看法进行辩解。阿梅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他和迪莱以及他们的跟班竭力想把温和派议员拉下水，他们匆忙地对弹劾进行投票，以免这些人日后改变主意。
12月19日，众议院开始就弹劾进行投票表决前不久，共和党当选议长鲍勃·利文斯顿因自己的性丑闻被揭露宜布辞去议长一职。后来我听说17个保守的共和党人找到他并告诉他必须辞职，原因并不在于他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成了弹劾我的障碍。
美国人民清楚地表示不希望进行弹劾，但这之后还不到六周，众议院通过了以海德为首的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四项指控条款中的两项。第一，指控我在大陪审团前作伪证，以228票对206票通过，5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第二，指控我教唆他人说谎从而构成阻挠司法罪，以221票对212票通过，12名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两项指控本身就自相矛盾。第一个是基于斯塔尔报告中莫妮卡·莱温斯基对我俩之间细节的描述和我在大陪审团的证词明显不一致；第二个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莱温斯基早已证实我从未让她说谎，其他证人也对此予以确认。很明显，共和党人只有在她的证词对我不利时才相信她。
中期选举后不久，汤姆·迪莱和他的同伙开始给温和派共和党人施加压力。既然否决了对我公开谴责的提议，他们告诉温和派人士不应对弹劾再有任何顾忌，因为共和党无法在参议院获得弹劾我所需的2／3多数，所以我无论如何不会被弹劾和免职。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一些选票。众议院投票后几天，四位温和派的众议院议员——特拉华州的迈克·卡斯尔、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格林伍德、纽约州的本·吉尔曼和舍伍德·伯勒特，共同写信给《纽约时报》，称他们投票赞成弹劾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我应被免职。
我不知道对每位温和派人士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大棒加胡萝卜策略，但我确实对其中一些略有了解。一个任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简直就是忧心忡忡，他对一名白宫助手说他不支持弹劾，但如果他投反对票就会失去主席的职位。阿肯色州的共和党人杰伊·迪基告诉麦克·麦克拉蒂如果他不投票弹劾我，就会失去在拨款委员会中的席位。纽约州布法罗市的共和党人杰克·奎因经常到白宫做客，他早就告诉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个人他反对弹劾，但让我失望的是，他马上反戈一击，声明支持四项指控条款中的三项。1996年时我在他的选区以较大优势取胜，但很明显大嗓门的少数选民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迈克·福布斯，长岛共和党人，一直在反弹劾的斗争中支持我，可是他也改变了立场，因为利文斯顿给他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不过利文斯顿辞职后，这个许诺也就变成了一场空。
五个民主党人也对弹劾投了赞成票。其中有四个来自保守的选区，第五个人说他的本意是赞同公开谴责，但退而求其次，相信了弹劾的主张。共和党人投票反对弹劾的有：纽约州的阿莫·霍顿和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谢斯，众议院两个最为激进和特立独行的人；马里兰州的康尼·莫雷拉，1996年其选区的绝大部分选民都投了我的票；还有两个保守派，印第安纳州的马克·苏德和纽约州的彼得·金，他们对其政党将宪法问题转变成党派忠诚问题拒不接受。
我和彼得·金曾在北爱问题上一同工作过，几个星期以来他在弹劾问题上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甚至有威胁称如果他不投票支持弹劾，就会在政治上完全被毁掉。在几次电视采访中，金向共和党人仅仅做了一个简单的辩解：我反对弹劾是因为如果克林顿总统是共和党人的话，你们就不会弹劾他。和他一同接受采访的支持弹劾的共和党人对此无话可说。右翼势力认为每个人都会被金钱打动或者有一个突破底线，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成功了，但彼得·金骨子里拥有爱尔兰人的灵魂：他喜欢叶芝的诗；面对失败他仍会不屈地斗争；他不为金钱所动。
尽管据称支持弹劾的势力在迪莱的办公室举行祈祷会，祈祷上帝支持他们的这一神圣使命，但弹劾事件根本与道德和法制无关，涉及的只是权力之争。纽特·金里奇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弹劾我并非因为我不可原谅的行为；错误行为在他们一方也比比皆是，并且开始逐渐暴露出来，根本不需要伪造指控，也不需要特别检察官去调查。弹劾我也与我是否在法律程序中撒谎无关；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就纽特·金里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明显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时，他被证实做过几次伪证，而对他的处罚只是谴责和罚金，决定这些处罚的仍是如今要投票弹劾我的人。凯瑟琳·韦利按斯塔尔的意思办，斯塔尔就赦免了她。她后来又撒过谎，但斯塔尔又让其免遭起诉。可是，苏珊·麦克道戈尔不同意替他说谎，他就指控她。同样，赫比·布兰斯科姆和罗布·希尔不同意替他说谎，他就指控他俩。韦布·哈贝尔不同意替他说谎，他就接二连三地指控他以及他的夫人、他的律师、他的会计，只是后来才撤销了对另外三个人的起诉。戴维·黑尔第一次指证我的话被认定是无中生有，斯塔尔就让他不断修改，直到指证最终被认可为止。史蒂夫·史密斯是吉姆·麦克道戈尔以前的同事，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声明斯塔尔一伙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让他在大陪、审团面前读，并不断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即便当时他早就告诉这些人材料纯属谎言。为此，史密斯甚至提出使用测谎仪来证明。而迫使莫妮卡·莱温斯基携带窃听器一事，斯塔尔本人在誓言下也没有说真话。
众议院的投票当然和议长的指控是否符合历史上对可弹劾罪行的理解无关，如果在我的案子中应用水门事件的标准，就根本构不成弹劾。
这就是权力之争，这就是众议院共和党人所谓的由于能够做到所以去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受到我的反对和阻碍。我不怀疑有很多他们的支持者相信弹劾举动必然是有道德或法律依据的，而且我又是那么坏的一个人，所以我的行为到底有没有构成宪法规定的弹劾罪名并不重要。但他们的立场不符合所有道德和法律准则的最基本标准：大家应当一视同仁。正如泰迪·罗斯福曾经讲过的，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也没有人不受法律保护”。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两党之争，双方都有责任。我一直认为民主党去检查博克法官的电影口味以及约翰·托尔参议员的饮酒嗜好是不对的。但要说到毁掉一个人的手段，共和党新右翼却独树一帜。我所在的党有时似乎对权力还不那么明白，但有一点让我自豪，那就是民主党人非常清楚，有一些事他们能够做到却不去做。
在众议院投票前不久，罗伯特·希利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是1986年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和里根总统在白宫的一次会见。当时伊朗门事件已经被捅出来，白宫助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利弗·诺思违反了法律对国会撒谎。奥尼尔并没有问总统是否早已知道或者授权这样违反法律。（由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托尔领导的两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后来发现里根其实早就知道。）据希利讲，奥尼尔直接告诉总统，他不同意启动弹劾步骤；他说他经历过水门事件，不会再把国家拖人这样的泥潭中。
和金里奇及迪莱相比，蒂普·奥尼尔或许更称得上是爱国者，但前两人及其同党在集中权力并针对自己的对手滥用权力方面却厉害得多。他们认为这样做在短期内会达到目的，因而并不顾忌会对国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参议院否决了弹劾对他们确实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贬低我的时间足够长，最终媒体和公众不但要因为我的不良行为而且要因为他们的不良行为而指责我。他们急切地希望把我“隆重推出”，相信在我的后半生甚至是死后一段时间，我被弹劾这一事实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事情本身。而且他们相信不久后就没有人会提起整个弹劾过程是多么虚伪可笑，也不会提起这是肯尼斯·斯塔尔和他的同伙几年来昧着良心行事的最终结果。
投票一结束，迪克·格普哈特就把众议院里一大群为我辩护的民主党人带到白宫，以便让我向他们致谢，并更好地团结起来迎接随后的战斗。戈尔为我的总统业绩做了激动人心的辩护，迪克慷慨激昂地恳请共和党人停止这场人身攻击式的政治把戏：把目光转到国家大事上来。事后，希拉里对我说，这简直就是一次胜利的集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况确实如此，民主党人不仅是支持我，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宪法。
我当然不愿被弹劾，但一想到19世纪60年代安德鲁·约翰逊遇到的那次弹劾也没有“重罪和轻罪”，我就稍微感到安慰。同我的案子一样，那也是由于国会中多数党不能自制而引发的有政治图谋的行为。
对于众议院弹劾程序的党派政治本质，希拉里比我还要反感。作为——名年轻律师，在水门事件中她曾在约翰·多尔手下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工作。当时两党势均力敌，为解释宪法规定的总统在行使行政权力时所犯的“重罪和轻罪”斗得你死我活。
从一开始我就坚信，赢得与右翼极端分子的最后斗争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干好我的工作，让别人处理辩护的事。在参众两院的弹劾程序中，我竭力这样做，而且很多人告诉我他们欣赏这一做法。
这一策略比想像中还要有效。斯塔尔报告和共和党人要推动弹劾的决定一经公布，媒体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改变。正如我说过的，媒体可从不是铁板一块。如今，即使是那些先前为斯塔尔推波助澜的人也开始揭露右翼组织的阴谋介入，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舞弊手段，以及共和党人行为的史无前例的本质。电视上的访谈节目开始更多地显示均势，如评论员格里塔·范·萨斯特伦、苏珊·埃斯特里克，嘉宾律师兰尼，戴维斯、艾伦·德肖维茨、朱利安·爱泼斯坦、文森特·巴格里奥兹，都确保大家听到双方的声音。国会议员也就此案发表看法，包括汤姆·哈金参议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希拉·杰克逊·李、前检察官比尔·德拉亨特。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乔治敦大学的苏珊·布洛克。就弹劾违背宪法一事发表了一封信，上面有400名法律学者的签名。
当我们即将进入1999年时，失业率降至4．3％，股票市场也创下历史新高。希拉里在老总统办公大楼对雇员进行圣诞慰问时不小心伤了背部，医生告诫她不要穿高跟鞋在坚硬的大理石地面上走路，所以伤势恢复得很快。切尔西和我装点了圣诞树，并开始了一年一度疯狂的圣诞大采购。
那年我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是普通民众友好和支持的表示。肯塔基一个13岁女孩写信说，虽然我犯了错误但不能辞职，因为我的敌人是“卑鄙”的。一位来自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86岁高龄的白人老者告诉家人他要去亚特兰大市，但实际上乘火车来到华盛顿，打车到了杰西·杰克逊牧师家。当杰西的岳母招呼他时，他说去那儿是因为杰克逊牧师是他惟一认识的能见到总统并与总统讲话的人。他想给我捎个口信：“告诉总统不要辞职。当年共和党人因为阿尔·史密斯（1928年的总统候选人）信仰天主教而迫害他的事情我还有印象。总统决不能向他们屈服。”老人打车到联邦车站，乘下一班火车回家了。我给他打电话表达谢意，我和家人去参加复兴周末活动，拥抱新的一年。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51
1月7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在参议院宣布开庭审理弹劾案件。肯尼斯·斯塔尔对共和党人朱莉·希亚特·斯蒂尔提起诉讼，因为她不肯为凯瑟琳·韦利的叙述作伪证。
一周后，众议院负责总统弹劾事宜的领导人进行了历时三天的陈述，然后要求传唤证人。他们在众议院的听证会上却不肯这样做，当然这不包括斯塔尔。来自阿肯色州的阿萨·哈钦森是负责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联邦检察官对我弟弟的毒品案提起过公诉。他说如果他是公诉人的话，就不能用阻挠执法的罪名起诉我，因为众议院向参议院提交的弹劾文件证据严重不足！所以，参议院必须让他们传唤证人。但另一位众议院领导人却争辩说，在我被指控的罪行是否达到宪法弹劾标准的问题上，参议院无权裁决；他说众议院已经为他们做了这件事，参议院应该尊重这一意见。可众议院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海德委员会拒绝阐明对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进行弹劾这一标准。
结束对参议院的陈述之前，亨利·海德最终给出了自己对弹劾一词的宪法意义的解释。他说从本质上讲，与在国家重要事务上误导国人相比，为个人私行不检的尴尬进行开脱的行为更适合作为免职的理由。我母亲从小到大一直教育我要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当我注视着满口责骂的海德先生时，我确信他身上有杰基尔博土的一面，但我很难发现它。
19日，我的律师团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法庭辩护。前联邦检察官，白宫法律顾问查克·拉夫打头。在两个半小时的辩护中，他指出所有针对我的指控均不真实，即使参议员们表示认可，这些被控罪行也根本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标准，更不用说免职了。拉夫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大半生都和轮椅为伴。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对众议院负责人的所作所为极其愤怒。他层层剖析了原告作为证据的观点，继而提醒参议院，一个由两党人士组成的公诉人小组已经承认，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公诉人都不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指控别人犯有伪证罪。
我想拉夫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在阿萨哈钦森严重歪曲事实时将他当场揭穿。哈钦森对参议院说，弗农·乔丹只是在得知莱温斯基将在琼斯一案中作证时才开始帮她找工作。但事实证明弗农在知道或可能知道前几周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而且赖特法官宣布允许莱温斯基到庭作证时（后来她又撤销了这一裁定），弗农正在飞往欧洲的飞机上。我不知道阿萨欺骗参议院是因为他以为参议员们不会察觉，还是因为他认为他们和众议院的领导人一样，不会在意证词的准确性。
第二天，格雷格·克雷格和谢里尔·米尔斯就具体弹劾指控进行辩护。格雷格指出，指控我作伪证的文件没能提供一个具体实例，相反，只是设法挪用我在琼斯案中的证词，而众议院已投票反对基于这样事实的弹劾文件。他进一步指出，许多提交参议院的作伪证的指控，在众议院或其司法委员会的辩论中根本没有人提到过，不论是斯塔尔还是任何众议院议员。他们只是随着弹劾的进程自己设法编造。
非洲裔美国人谢里尔·米尔斯是斯坦福法学院的年轻毕业生，她辩护陈词时恰逢自己进白宫工作的六周年纪念日。她漂亮地反击了有关阻挠司法的两项指控，列举出众议院领导人没有告诉参议院但又无法辩解的事实，从而证明他们的此类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谢里尔的辩护在结束时达到高潮：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和其他人认为，判我无罪会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有关民权和性骚扰的法律根本就是摆设。对此，她说：“我不能听任他们一派胡言。”全美国的黑人都知道，弹劾风波是由南方右翼白人一手操办的，他们从不过问民权问题。
谢里尔还指出，葆拉·琼斯最终在法庭上受到了惩罚，而且一位女法官发现她的指控根本毫无根据。许多受人尊敬的人都不完美，像杰斐逊、肯尼迪、金等，但他们“努力去做有益于人类的事”，而我在民权和女权问题上的记录是“无可指摘”的。她说：：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是因为克林顿总统相信我能在此代表他……以这些指证来给他定罪是错误的。”
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戴维·肯德尔对我阻挠司法的指控进行反驳，冷静而有条理。他引用莱温斯基一再证实我从未让她撒谎的事实，并再次详细指出众议院领导人的错误结论和对关键事实的省略。
戴尔·邦珀斯为我的辩护做最后陈词。我请戴尔是因为他是个很好的出庭律师，对宪法有很深的研究，而且是美国最好的演说家。我们认识有很长时间了，他在参议院任职24年后刚刚离开。跟他的老同事们讲了几个笑话后，戴尔说自己一开始不大情愿出庭辩护，因为我俩是25年的老朋友，又为了同一个事业一起工作，或许参议院会因此把他的辩护看成朋友的辩解。但他强调出庭并不是为我辩护，而是为宪法辩护，宪法是“对我来说是仅次于《圣经》的最神圣的文献”。
邦珀斯开场就对斯塔尔的调查进行了抨击：“《悲惨世界》一书中沙威对冉阿让的跟踪追捕相比之下也黯然失色。这些年以来……总统没有任何罪过，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总统因为道德上的偶尔失检而遭受了巨大痛苦，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
他指责众议院的领导人没有同情心，接着便是他讲话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刻：“假设你面临这种处境……我们没有一个人完美无缺……总统他事前本应该想到所有这些。他确实应该，正如亚当和夏娃本应该一样。”然后他一个一个指着参议员，说，“正如你，你，你，还有你，以及数百万其他人遇到类似情况时都应该事先想到一样。就像我讲的，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
戴尔说我已经因为这个过错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且民众不希望罢免我，参议院应当听一听那些支持我的各国领导人的意见，如哈韦尔、曼德拉和侯赛因国王。
最后，他博学而详尽地阐述了宪法对弹劾条款的规定，称美国的立法者从英国法律中借来这一条款，本意针对的是“特指在‘政治上’对国家”犯下的过错。他请求参议院不要曲解宪法，而要倾听美国民众的呼声：“希望你们能超越权力之争……履行你们庄严的职责”。邦珀斯一席话精彩绝伦，时而渊博，时而动情，时而朴实，时而深刻。如果那时让参议院表决，就不会有多少人同意弹劾了。但弹劾程序还要拖三个多星期，因为众议院的领导人及其同盟还要寻找办法说服更多的共和党参议员投赞成票。双方陈词完毕后，局势已经非常清楚，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和几位共和党参议员会投反对票。
参议院进行辩论期间，我还是在做每年这时候该做的事情——准备国情咨文，到全国宣传其中的新举措。发言定在19日，也就是我的辩护在参议院开始的时间。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催促我推迟发表咨文，但我不愿意。弹劾已经花去了美国纳税人很多来之不易的血汗钱，让国会不能正常工作，而且削弱了宪法的权威。如果我再推迟讲话，就相当于给美国民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
或许这次国情咨文的气氛将比去年的还要离奇。和以往一样，我走进国会山，有人引领我到发言人区域，伊利诺伊州的丹尼斯·哈斯特正在那里，他是个敦实的前摔跤教练，很保守，但和金里奇、阿梅、迪莱相比却没那么粗鲁和好斗。不一会儿，由参众两院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带领我到众议院会议厅。我们握手、交谈，仿佛世界上任何事也没有发生。主持人介绍我，然后我沿通道走过去，民主党人热烈鼓掌，共和党人则礼貌地拍了拍手。因为通道将共和、民主两党分开，所以我希望去讲台的路上能和一侧的民主党议员握手。但让我吃惊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几位共和党议员也伸出了手。
讲话前，我先向新议长表示敬意。他曾表示希望本着礼貌和两党合作的精神和民主党人一起工作，这听起来不错，或许他本意如此，因为弹劾投票发生在他当议长之前。因此，我接受了他的提议。
到1999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增长最长的一段时间；自我就任以来创造了18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工资增长了很多；收入不均最终有所下降；失业率也创造了1957年以来和平时期的最低水平。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且我制定了更大的发展计划，首先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为婴儿潮一代创造有保障的退休生活。具体而言，我建议把今后15年政府预算盈余的60％投入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以保证到2055年前都有偿付能力，这比原计划延长了20年；并把一小部分投资到共同基金。结束对社会保障受益人劳动所得方面的限制。提高给年长妇女的支付，因为她们的贫穷几率要比同龄男性高一倍。我还建议用盈余的16％将保健医疗信托基金延长十年；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实施1000美元的长期课税扣除；允许55岁到65岁之间的人付费加入保健医疗制度；建立新的养老金计划即“美国账户”，这就需要用11％的盈余为建立个人退休账户的公民提供课税扣除，并给收入更低的工人提供一笔存款。这也许是帮助后者省钱并创造财富的最大的一个计划。
我还建议对教育进行大规模改革，强调应当改变联邦政府每年向公立学校投入150亿美元的方式，“对于行之有效的做法，将予以支持；不好的做法，将不再拨给资金”。具体来讲，要求各州必须停止让成绩差的学生自动升级的做法；不合格的学校，应限期改进，否则关闭；必须提高授课教师素质；各州和各学区应当给每个学校发放学年报告卡，并用行之有效的纪律加以约束。我再次请求国会为新建或改进5000所学校拨款；在条件差的地区，把为献身教育的青年所设的大学奖学金数额提高六倍。
我提议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延长家庭假，给儿童看护以课税扣除；给枪支安装扳机锁，这样就可以避免孩子们无意中开枪；请求国会通过《平等报酬法》和《反就业歧视法》；建立新的美国私人投资公司，以筹集150亿美元在贫困地区投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制定《非洲贸易与发展法》，在更大程度上对非洲产品开放市场；为“土地遗产”计划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保护大自然赐予的财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减税并提供研究资金。
在国家安全方面，我要求建立基金以防范恐怖分子对电脑网络的袭击；防范化学和生物武器袭击；加强对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对纳恩-卢格核安全计划增加2／3投资；支持《怀依和平协定》；改变冷战结束后军费开支减少的局面。
在讲话结束前，我向希拉里表示敬意，感谢她在“千禧年计划”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在全世界面前所展示的美国的良好形象。此时，她正坐在自己的席位上，陪同她的是芝加哥小熊棒球队本垒打明星萨米·索萨，最近他们一起去了他的出生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得到了比萨米还要多的掌声。最后，我提醒国会：“或许在每天应接不暇的事务或矛盾冲突中，我们还不能看清我们所处时代的真实面目——美国的一个新开始。”我以此结束了"20世纪最后一个国情咨文”。发表讲话后第二天，我得到上任以来公众对自己工作的最高认可。接着，我和希拉里还有戈尔夫妇一同飞往布法罗，在海军陆战队米德兰德体育场向两万多人发表演说。不管目前发生了什么，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国情咨文再一次引起美国人民的共鸣。
月末，我在国家科学院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就如何保护美国不受恐怖分子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网络恐怖主义的袭击提出了建议；返回家乡小石城察看龙卷风给我以前居住过的地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州长官邸附近的几棵老树；到圣路易斯欢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白宫东厅和一个庞大的国会两党代表团讨论社会保障和保健医疗制度的未来；参加我的朋友，佛罗里达州州长劳顿·奇利斯的葬礼，他不久前突然去世。在目前的弹劾风波中，劳顿最喜欢说的一句话给了我斗争的勇气——如果你不能和恶狗为伍，那最好待在门廊上。
2月7日，侯赛因国王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失败了。希拉里和我即刻动身飞往约旦，同行的还有前总统福特、卡特和布什。他们三人接到临时通知后表示愿意前往，向我们所敬佩并一同工作过的人致以最后的敬意，对此我非常感激。第二天，我们跟随送葬队伍走了将近一英里，参加完悼念仪式，并问候了王后努尔。她的心都碎了，我和希拉里也一样。我们曾经在约旦和美国与他们二人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尤其值得回忆的是国王去世前不久，我们四人在白宫杜鲁门阳台上的那次晚宴。现在他离去了，世界也因此变得黯淡。
之后我会晤了约旦新元首，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以及内塔尼亚胡总理、阿萨德总统、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鲍里斯·叶利钦、土耳其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接着我回国等候参议院对我命运的表决。尽管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但幕后运作却耐人寻味。几名共和党参议员对众议院共和党人将他们卷入弹劾风波非常失望，但当右翼势力施压时，他们多半就会让步，同意继续弹劾进程。·当参议员罗伯特·伯德认为整个指控都毫无根据，提议驳回指控时，戴维·肯德尔的搭档妮科尔·塞利格曼继而对大多数参议员都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法律和事实提出了异议。不过，伯德的提议被否定了。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早就告诉过共和党的同事罢免我的票数不够，应当停止弹劾，但这个意见在共和党议会决策层被否决了。
一名反对弹劾的共和党参议员不断告诉我们他的同事到底在干什么。投票前几天，他说只有30名共和党人赞成作伪证的罪名，40到45人赞成阻挠司法的罪名。这离国会弹劾要求的2／3多数差得很远。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说如果没有一个弹劾罪名得到象征性多数赞成的话，这将是他们的耻辱。如果希望下次选举后共和党人仍控制国会的话，参议院的同事们最好不要这样羞辱他们。这位议员说他们不得不一票一票地努力减少“否定”弹劾的人数。
2月12日，弹劾的动议失败了。作伪证的罪名以X票之差失败，45票支持，55票反对。阻挠司法的罪名以17票之差失败，50票支持，50票反对。两项都投反对票的有所有民主党人，共和党人有缅因州的奥林匹亚·斯诺和苏珊·科林斯、佛蒙特州的吉姆·杰福兹、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斯佩克特、罗得岛州的约翰·查菲。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华盛顿州的斯莱德·戈顿、阿拉斯加州的特德·史蒂文、田纳西州的弗雷德·汤普森、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沃纳投了作伪证罪的反对票。
辩护结束后三周才投票，这本身就令人失望。虽然弹劾失败，但票数差距让人怀疑。不过让我高兴的是，我的家庭和国家经受的磨难终于结束了。投票后，我对自己引发此事并给美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表示深深的歉意，并说要重新致力于为美国“开创一个和解与创新的时代”。当时有一个问题这样问我：“在内心深处，你能够宽恕并忘却吗？”我回答说：“我相信任何要求得到宽恕的人都必须首先准备宽恕别人。”
经历了弹劾的曲折风波，人们经常问整个过程中我是如何保持头脑清醒，至少是怎样坚持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白宫职员和内阁成员，包括那些虽然对我的行为感到气愤和失望但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美国人民及早做出决定，坚持让我继续留任，我遇到的困难还会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在1月事发时或8月我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为自己寻找安全的退路，事情的解决会更困难些，然而，他们挺身而出迎接挑战。而且还有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如曼德拉、布莱尔、侯赛因国王、哈韦尔、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金大中、希拉克、卡多佐、塞迪略，以及其他我所敬仰的人对我的鼓励。尽管我对自己仍感到厌恶，但是拿他们和我的敌人对我的态度相比，我又感觉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爱与支持确实给我帮了大忙。那些写信给我或是在人群中向我亲切问好的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些给过我建议、来白宫看望我或是打电话来要同我一起祷告的宗教领袖们提醒我说，尽管我遭到了许多方面的谴责，但上帝是仁爱的。
帮我胜利渡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亲情。希拉里的兄弟们和我的弟弟都曾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罗杰开玩笑说，无论如何还是做个没有陷人困境的弟弟感觉更好些。休每周都从迈阿密赶来和我玩拼字游。戏，谈体育赛事，让我开心。托尼来和我们全家打皮纳克尔牌。我的岳母和迪克·凯利也都给过我巨大的安慰。
不管怎样，我们的女儿仍然爱我，希望我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希拉里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爱我。从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喜欢她的笑容。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每周一次的咨询会以及击退右翼政变的共同决心把我们往昔的笑容又带了回来。到头来，我倒要感谢那些折磨过我的人：他们可能是惟一能让希拉里又对我产生好感的人。我甚至不用再睡沙发了。
从琼斯案作证到参议院宜布我无罪的漫长日子里，凡是在白宫家里度过的夜晚，我大多数时候都要花两到三个小时单独待在办公室，阅读《圣经》以及关于信仰和宽恕的书，重读托马斯·阿·肯比思的《模仿基督》、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及我所收到的几封最有思想的书信，包括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拉比梅纳切姆·吉纳克写来的一系列小型布道。对我影响极大的是《70乘7》这本关于宽恕的书，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是基督教布鲁德霍夫社区的长老，该社区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都有信徒。
人们不断把诗歌、祈祷文、语录等寄给我，或者干脆在公众场合塞到我手中。我还收到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新约》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的内容。据传在耶稣和经常指责他的法利赛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后者把一个有通奸行为的女子带到他面前，称根据摩西制定的法律，他们要将这个人用乱石砸死。他们嘲弄耶稣说：“你要说什么？”耶稣没有回答，而是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仿佛没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再接着问，于是他站起身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过，请他扔第一块石头。”听完他的话，他们“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个一个离开了，从最长者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只剩耶稣和那个女子时，他问到：“指责你的那些人呢？没有谁谴责你吗？”“没有，我的主。”耶稣说：“我也不会谴责你。”
很多人都扔石头砸过我。通过自己制造的创伤，我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当我苦思冥想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我也试图搞清楚敌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去说并去做那些与他们所宣称的道德信仰相悖的事情。我总是带着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想要对我进行的心灵剖析。但在我看来，那些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中许多与我誓不两立的批评者和媒体中大多数爱发表评，论的人，他们确实都占据了安全的位置，可以评判别人而不被评判，伤害别人而不被伤害。
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和人性的弱点的感知，以及童年时得到的无条件的爱，使我不愿意去评判和谴责别人。而且我相信，无论自己的缺点有多么深重，都远远不会像我的指责者们的权力欲望那样危害我们的民主政府。1月下旬，我收到了纽约州比尔·齐夫写来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是个商人，我朋友的父亲，但我们素未谋面。他说，他对希拉里和我所承受的痛苦感到遗憾，可是风雨过后带来了彩虹。因为美国民众已经变得成熟和敏锐，能够看穿人群中哪些是“被魔鬼附身的毛拉。尽管这不是你的本意，可是在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上，你做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多，包括罗斯福在内”。
在楼上办公室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夜晚让我逐渐明白：无论敌人的动机如何，要想得到别人的宽恕，我首先要宽恕别人，即使是对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另外，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做人上，我永远也达不到至善至美，但希拉里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表现得依旧出色，我还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春天就要来临。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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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参议院投票后一周，我给亨利，弗利珀颁发了第一个由总统授予的身后赦免状。弗利珀是西点军校的第一位黑人毕业生，117年前仅仅是出于种族的缘故，他被错判不符合军官身份。和当前的形，势相比，总统处理这样的事情似乎有些无足轻重，然而，纠正历史错误无论对蒙受不白之冤者的后人还是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意义。
这个月的最后一周，保罗·贝加拉宣布离开白宫。我珍惜和保罗在一起的日子，从新罕布什尔州开始我们就并肩作战，他聪明、风趣、有战斗力且有效率，在弹劾风波中始终和我在一起。而今，他需要离开，因为家中的孩子需要他多花些时间陪伴。
来自白水事件的惟一消息是要求撤销独立检察官法的决议，美国律师协会的投票结果是一边倒的384票对49票。有报道称司法部正在调查肯尼斯·斯塔尔是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欺骗了珍妮特·雷诺：一是其办公室与琼斯一案的关联；二是为争取莱温斯基一案的调查权而提供的理由。
3月初，在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难谈判之后，政府终于宣布成功地保护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老红杉林——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黑德沃特兹森林，第二周。我对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以突出新时代民主合作的特点。但不久前，美国还对该地区那些反动政权提供过帮助，不论它们的人权记录有多差，只要它们采取反共立场就行。我视察了当地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美军的援助；在萨尔瓦多议会发表讲话，那些血腥内战中的敌对双方如今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了；为过去美国在危地马拉的所作所为道歉——所有这些于我而言都是我致力支持的民主进步新时代的象征。
回国后，我们又要应对另一场巴尔干战争，不过这次是在科索沃。一年前，塞族人对有分裂倾向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发起进攻，杀死了许多无辜平民，甚至把一些妇女和儿童活活烧死在家中。塞族人的最后一轮侵略造成又一次难民大量逃离，并增强了科索沃阿族人寻求独立的愿望。这些屠杀不能不让人想起过去的波斯尼亚。像科索沃一样，波斯尼亚要弥合欧洲的穆斯林和塞族东正教基督徒之间的分歧，但600年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冲突不断。
1974年，铁托批准科索沃自治，允许其成立自治政府并管理学校。1989年，米洛舍维奇将自治取消。自此，该地区局势日趋紧张，并于1995年波斯尼亚确立自治地位时爆发冲突。我决心不让科索沃变成另一个波斯尼亚，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也这样认为。
1998年4月，由于塞尔维亚不肯结束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敌对状态，也未能与后者开始对话，联合国决定对其实行武器禁运，美国及其盟国则对其进行经济制裁。6月中旬，北约已开始策划一系列军事行动以结束双方的暴力冲突。夏季来临时，迪克·霍尔布鲁克重返该地区，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僵局。
7月中旬，塞族军队再次向科索沃发动进攻，开始了长达一个夏天的侵略，这最终迫使30多万阿族人流离失所。9月下旬，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要求结束这种敌对冲突。月末，我们又赋予霍尔布鲁克一项新的使命：去贝尔格莱德力劝米洛舍维奇。
10月13日，北约威胁说如果塞尔维亚不遵守联合国决议，将在四天内对其实施打击。由于4000名南斯拉夫特警从科索沃撤离，打击行动暂缓执行。局势曾一度有所好转，但1999年1月，塞族人又开始屠杀科索沃无辜平民。由此看来，北约发动空袭在所难免。我们决定再做一次外交努力，但对于结果我并不抱乐观态度。因为各方的目的相去甚远。美国和北约希望科索沃取得政治上的自治，即1974年至1989年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的内容；希望派遣北约领导的维和部队以保证科索沃平民，包括在当地只占少数的塞族人的和平与安全。米洛舍维奇却想继续控制科索沃，反对在那里部署任何外国军队。科索沃的阿族人想获得独立，但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影子政府的领导人鲁戈瓦说起话来声音柔和，特别喜欢戴围巾。我确信可以与他达成和平协议，但没有把握的是科索沃的另一个主要派别——科索沃解放军，它由一个叫萨奇的年轻人领导。科索沃解放军倾向于独立，并且认为他们有能力和塞族军队作战。
2月6日，冲突各方在法国的朗布依埃就协议细节进行磋商。该协议将恢复科索沃自治，以北约领导的军事行动保护科索沃人民的安全，解除科索沃解放军武装，并允许塞族军队继续在边界巡逻。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英国国务大臣罗宾·库克都积极地促成该政策。在美国大使克里斯·希尔、欧盟大使及俄罗斯大使的协调下，双方进行了一周的谈判，但马德莱娜发现他们都反对协议内容：塞族人不想让北约维和部队介入；科索沃人不愿接受自治，除非同时保证让他们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而科索沃解放军对必须解除武装一事也极为不满，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能确信是否可以信赖北约部队的保护。所以我们决定在该协议中使用推迟全民公决的办法，但并不是永远对此予以否决。
2月23日，包括萨奇在内的科索沃阿族人原则上接受了此协议，回国进行宣传，并于3月中旬飞抵巴黎签署了最终文件。塞族人拒不参加签字仪式，并派4万名塞尔维亚士兵集结在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米洛舍维奇重申他永远不会答应外国军队踏上南斯拉夫的土地。我派迪克·霍尔布鲁克去和他进行最后一次交涉，但即使是迪克也没能使他让步。
3月23日，霍尔布鲁克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后，在我的全力支持下，北约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向韦斯·克拉克将军下达了空袭命令。同一天，参议院以58票对41票的两党多数表示支持该行动。3月上旬时，众议院曾以219票对191票的结果支持在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下向科索沃派遣美军。在投赞成票的著名共和党人中，有众议院新议长丹尼斯·哈斯特尔特，以及亨利·海德。当海德议员说美国应该反对米洛舍维奇和种族清洗时，我笑了，心里想，杰基尔的一面终于让我发现了。
多数国会议员和所有北约盟国都赞成实施空袭，可俄罗斯不同意。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正亲自前来美国与艾尔·戈尔会面。艾尔告诉他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打击已是箭在弦上，普里马科夫下令专机掉头，飞回莫斯科。
24日，我向美国民众发表讲话，解释要开始的行动及其原因。我告诉大家米洛舍维奇剥夺了科索沃人民的自治权，拒绝赋予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讲母语、办学校和自治。我还描述了塞族人的种种暴行：杀害平民，烧毁村庄，让总共25万人流离失所，过去五周里就有6万。最后，我又讲到米洛舍维奇曾对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发动的战争，以及他的屠杀行径对欧洲未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此次轰炸行动有三个目的：让米洛舍维奇明白我们让他停止另一轮种族清洗不是在开玩笑；阻止其对科索沃无辜平民的更血腥进攻；如果他不尽快认输的话，将对塞族的军事实力予以沉重打击。
当晚，北约开始了空袭。此次行动将持续11周，因为米洛舍维奇仍在继续屠杀科索沃阿族人，并迫使近100万人背井离乡。炸弹将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和经济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当然令人遗憾的是，有时它们也会偏离既定目标，夺去那些我们正在设法保护的人们的生命。
有人认为派遣地面部队可以使战果更为巩固。这一观点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等到有足够的士兵、足够的装备完成部署时，塞族人早就造成了更为巨大的灾难；其二，地面进攻所造成的平民伤亡可能比投掷炸弹要多，尽管炸弹也会造成误伤，但在没有足够把握确保胜利的前提下，我没有理由采取可能丢掉更多美国人生命的做法。我们的策略常常遭到马后炮式的指责，但从不半途而废。
月末，股市收盘从我刚就职时的32印点首次突破1万点大关。我接受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丹·拉瑟的采访，结束了科索沃问题的广泛讨论之后，丹问我是否期待着成为一名美国参议员的丈夫，因为那时有很多纽约州的官员同查理·兰热尔一道请希拉里考虑参加竞选。我告诉拉瑟，我不知道她会做出何种选择，但如果她竞选并成功了，“她将干得非常出色”。
4月，科索沃冲突进一步加剧，我们将轰炸扩大到贝尔格莱德市区，目标包括内政部大楼、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米洛舍维奇的政党总部和他的家。同时，我们还大大增加了对其邻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经济援助，并派去更多的部队，以帮助应付潮水般涌人的难民。到月底，米洛舍维奇依旧没有认输，我们的政策却遭到了两方面的反对。托尼·布莱尔和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该派遣地面部队，可是众议院却投票否决没有国会事先许可就派遣地面部队的做法。
我依然相信空袭会有效果，而且希望等到维和阶段再派遣地面部队。4月14日，我给鲍里斯·叶利钦打电话，请求俄军像在波斯尼亚一样参加战后的雏和部队。我认为俄军参加会帮助保护在科索沃的塞族人的安全，而且还能给米洛舍维奇一个体面的台阶，让他不再反对外国军队的介入。
4月还发生了很多事情。5日，利比亚终于交出了造成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田航班在苏格兰小镇洛克比上空发生空难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将会在海牙受到苏格兰法官的审判。白宫多年来一直对此事十分关注，我不断给利比亚方面施加压力，同时联系遇难者家人，通知他们最新进展，并同意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死难者建造纪念碑。这是美国和利比亚关系解冻的开始。
本月第二周，中国总理朱镕基第一次访问白宫，意在扫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剩余障碍。双方在缩小分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希望中方在更大程度上开放汽车市场；中方则要求我们在其人世后的五年内取消对其产品的反“激增”协定。据此协定，美国可以限制非正常经济因素导致的中国进口产品的突然大幅增加。这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从俄罗斯、日本等国进口钢材时碰到过类似问题。
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告诉我中国在人世问题上做了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应该在朱总理访美期间解决此事，以免削弱他在国内的影响。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桑迪·伯杰同意她的意见，但经济方面的其他官员——鲁宾、萨默斯、斯珀林、戴利一以及波德斯塔和我的立法法律助手拉里·斯坦则不同意。他们认为如果谈判不取得更大进展，国会将会拒绝这一协议，否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正式访问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白宫的黄色椭圆厅与朱总理会晤。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顾问团意见不一，但如果他此行达成协议十分重要的话，我们可以连夜研究。他回答说如果时机不成熟，我们可以等待。
不幸的是，有消息传言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所以当协议最终没有达成时，朱总理因为做出让步而受到伤害，我也因为在反对势力的压力下拒绝一个好的协议而受到批评。这一情况因媒体中出现的大量反华内容而变得更糟。关于中国政府在1996年美国大选时提供政治献金的传言还没有解决，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美籍华人李文和又被指控将敏感技术泄露给中国。我们都希望中国今年能够加入世贸组织，但现在看起来难度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