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出现问题以来，鲍勃·鲁宾和他领导的国际经济小组一直关注并寻找对策。尽管各国的问题在细节上有些不同，但都存在共同点，如银行体系存在缺陷、不良贷款、裙带资本主义和公众普遍丧失信心。过去五年间日本经济止步不前，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若无通货膨胀，再加上国内20％的储蓄增长幅度，日本还可以应付。但亚洲经济普遍低迷，加剧了各国政策失误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日本人也变得寝食不安。经济停滞不前引发选举失利，最近我的朋友桥本龙太郎就辞去了首相职位。然而，中国拥有该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而且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阻止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90年代经济复苏的一般做法就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提供大量贷款，帮助遭受打击的国家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在政治上无一例外都会遇到重重困难。因为改革必然会对既得利益有所触动，而且通常要求紧缩财政，这在短期内会对民众生活造成困难，但长远来看能够加快经济复苏。
美国不但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行动，还对后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定的帮助。财政部决定不再追加对泰国的贷款，因为原有的170亿美元足以应付，而且国会对我们曾用来帮助墨西哥的外汇稳定基金进行了新的临时限制。这项限制在其他国家需要帮助时已经过期，但遗憾的是却影响了援助泰国的一揽子计划。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希望进行援助，因为泰国是我们在东南亚最早的盟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援助是由财政部一手负责的。单纯从经济上和国内政策而言，财政部的决定是正确的，但给泰国和整个亚洲传递了错误信息。鲍勃·鲁宾和我在政策制定上没有犯太多的错误，但我认为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俄罗斯的问题则与泰国不一样。我上任之初美国就一直支持俄罗斯的经济，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3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资金中有近1／3是我们提供的。不幸的是，由于卢布贬值，以及俄罗斯将大量本国资金转移出境，所以约50亿美元的第一笔援助支出一夜之间就蒸发了。再加上俄中央银行不负责任的通货膨胀政策，以及杜马拒绝建立有效的税收制度，俄罗斯的情况雪上加霜。不错，税率是很高，或许太高了，但纳税人不买账。
从玛莎葡萄园返回后，希拉里和我，以及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比尔·戴利、比尔·理查森，还有一些两党国会议员，对俄罗斯和北爱尔兰进行了短暂访问。吉姆·科林斯大使将杜马的一些领导人请到他的官邸。我努力说服他们，说如果需要国外贷款和投资，俄罗斯就必须收税，停止以乱印钞票的方式来支付欠款和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还要避免裙带资本主义，并偿还债务。不过我想这番话的效果不大。
由于俄罗斯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和鲍里斯·叶利钦的第15次会晤非常顺利。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杜马反对他的改革提案。他曾经想用行政手段来制定一个更为有效的税收体制，但仍然不能阻止中央银行乱印钞票，这加剧了抛售卢布和购进坚挺货币的货币流向，阻碍了外资信贷和投资。那时，我能做的只是给他鼓劲，说只要俄罗斯情况有所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剩余贷款就会到位。但如果我们现在就提供贷款，这些钱就会像第一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我们确实做了一个积极的承诺，宣布双方将从各自的核计划中削减50吨钚——这足够制造成千上万枚核弹——并使这些原料在今后不能再用于制造核武器。由于恐怖组织和敌对国家一直试图得到这些核裂变原料，此举就变得至关重要，能拯救无数人的性命。
在贝尔法斯特对新的北爱尔兰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我敦促他们继续执行《受难节协定》。我和希拉里、布莱尔夫妇、乔治·米切尔以及英国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国务大臣一起到奥马去看望爆炸案的受害者，倾听他们的遭遇，慰问各个家庭和和那些留下了创伤的孩子。托尼和我竭力对他们进行安慰，并为受害者继续支持和平进程的决心深深震撼。在这起事件中，有人在贝尔法斯特的一面墙上涂写了这么一句挑衅性的话：“难道就只有死亡一条路吗？”经过奥马大屠杀之后，爱尔兰人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出发去都柏林之前，我们和布莱尔一家在阿马参加了一个和平聚会。传教士圣帕特里克就是从这里将基督教带到爱尔兰的，所以阿马也是当今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的宗教中心。一位可爱的17岁女孩沙伦·豪伊把我介绍给大家。她14岁时就曾写信给我，请我用这个简单的方法解决战争：“双方都受了伤害，双方都必须原谅对方。”
在都柏林，我和伯蒂·埃亨会晤后接见了媒体。一位爱尔兰记者说：“好像您一来就会推动和平进程，那我们还需要再见到您吗？”我回答说为了你们的国家，我希望没有下一次。但就我个人而言，很愿意再来。接着，伯蒂称赞我对奥马悲剧的反应迅速，促使两党对原本“可能历时几周和几个月”的事情立刻做出决定。就在两天前，新芬党的首席谈判官马丁·麦吉尼斯宣布他将监督新芬党的武器收缴过程。马丁是格里·亚当斯的高级助手和得力干将。这一消息给了戴维·特林布尔和北爱统一党成员这样一个信号——正如亚当斯所说，对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而言，暴力是“过去的事，结束了，做完了，过去了”。在私下会见时，伯蒂·埃亨告诉我，奥马事件发生后，爱尔兰共和军警告过所谓“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如果他们再做那样的事，他们要担心的就远不止是英国警察了。
美国记者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挚友乔·利伯曼在参议院对我进行的尖锐指责，问我作何感想。我回答说：“我同意他的说法……我犯了个糟糕的错误，不可原谅，我非常抱歉。”我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在国外时乔攻击我一事感到沮丧，但我一点也不。因为我知道乔笃信宗教，极其虔诚。我做过的事他肯定会感到非常气愤，但他还是小心地回避了我应被弹劾的说法。我们在爱尔兰的最后一站是利默里克。5万名和平支持者拥上街头，其中包括我们一位代表团成员的亲戚。纽约的国会议员彼得·金甚至把母亲也带来了。我告诉大家，我的朋友弗兰克·麦科特在《安吉拉的骨灰》一书中颂扬了古时的利默里克，但我更喜欢眼前的这座城市。
9月9日，斯塔尔向国会递交了一份长达445页的报告，列出了11项可能导致弹劾的罪行。即使在当年性质恶劣的水门事件中，利昂·贾瓦斯基也没有这样做。如果这位独立检察官找到了“重大而可靠”的证据，他应该将发现报告国会；应该由国会来决定是否构成弹劾。但是，该报告11日就被公之于众，而贾瓦斯基的报告从未公开。斯塔尔报告中“性”一词出现了500多次，白水事件提到两次。他和他的同党以为能用我的丑事将他们在过去四年里的罪恶冲刷得一干二净。
9月10日，我在白宫召集内阁会议表示歉意，可很多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显然，他们对我长期以来的做法深信不疑，对我给予他们的职责极其珍惜。但大多数人认为我将实情隐瞒八个月是自私而又愚蠢的行为。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首当其冲，对我做的错事表示失望，但是又说我们惟一的选择是继续工作。唐纳·沙拉拉更强硬些，说领导者不但要有好的政策，更应该做个好人。我的至交詹姆斯·李·威特和罗德尼，斯莱特谈到了赎罪的力量，并引用了《圣经》中的话。天主教徒布鲁斯·巴比特提到忏悔的作用。卡罗尔·布朗纳说她曾经不得不与儿子讨论一些她从未想过要与他探讨的话题。
他们的话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事情的影响有多大。我的过错和不诚实一被公开，就如同开启了美国人民感情上的潘多拉盒子。在过去的六年中我备受煎熬——斯塔尔的调查糟糕透顶；琼斯的诉讼既虚伪又有政治图谋；即便是总统也应该有自己的私生活。这样说当然很容易，然而我做的丑事一旦暴露无遗，人们对此的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这不仅涉及到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的恐惧、失望和心碎。
内阁成员诚实而又不同的反应，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全国上下正在讨论着怎样的话题。随着弹劾听证会的临近，我收到很多朋友以及陌生人的来信。有的洋溢着感人的支持与鼓舞；有的则讲述了自己失败又奋起的经历；有的表达了对斯塔尔行为的愤慨；有的通篇都是对我过失的谴责与失望；还有的反映了上述方方面面掺杂在一起的观点。这些信帮我调整了自己的情绪，而且让我记住——如果想被宽恕，首先要宽恕别人。
白宫二层的黄色椭圆厅里气氛紧张而又尴尬，一直到鲍勃·鲁宾发言时才碍以缓解。鲁宾是这个房间里最了解我过去四年中生活状况的人。他曾经接受高盛公司的一次彻底调查，在被证实清白之前，他的一个同伴甚至已经被捕入狱。许多人表态后，鲁宾以他固有的直率说道：“毫无疑问，是你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我们都会犯错，甚至是大错特错。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是媒体的过度炒作和对手的无中生有。”此后，气氛就好多了，而且无一人离席，这使我深为感激。之后，我们就都回去工作了。
9月15日，我聘请了一位优秀的律师，格雷格·克雷格。他是我和希拉里在耶鲁法学院的老朋友。他和查克·拉夫、戴维·肯德尔、布鲁斯·林赛、谢里尔·米尔斯、兰尼·布鲁尔和妮科尔·塞利格曼一起组成我的辩护团。18日，不出我所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将我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公之于众，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党派之见。
几天后，我和希拉里在白宫为宗教领袖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早餐会。我们经常谈论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在遭遇人生逆境的时候，我请求他们为我祷告：在过去的几周里，可以说我是历尽千辛万苦要结束这一切，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同意一些人的这种看法——在作证后的第一次声明中，我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悔悟。但我认为不应该就由此异想天开地说我犯了罪。
我说我对所有受到伤害的人表示抱歉——我的家人、朋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内阁成员，以及莫妮卡·莱温斯基和她的家人；我已请求他们的宽恕；我将谨遵本堂牧师和其他人的忠告，在上帝的帮助下，“找到我所寻求的能施予宽恕的意愿；摒弃影响判断力并导致人们辩解与比较、责备与抱怨的傲慢和愤怒”。我还说我将以强有力的防御来回应那些针对我的指控，将加倍努力、忠于职守，“希望以我伤痕累累的精神和顽强依旧的心灵，能为民众谋取更多的利益”。
我请了三位本堂牧师给我提建议，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不限时间。他们是菲尔·沃格曼，我们在方德里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我的朋友托尼·坎波洛以及牧师兼作家戈顿·麦克唐纳，我曾读过他写的几本关于实践自身信仰的书。他们确实不辱使命，经常一起或单独来白宫。我们一起祷告，诵读《圣经》，讨论一些以前我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问题。来自芝加哥的比尔·希贝尔斯牧师也经常到白宫来，问我一些追根究底的问题，以检验我“精神上是否健康”。尽管他们常常毫不客气，却能把我从政治领域带人灵魂的深刻自省，体会上帝之爱的伟大。
我和希拉里还开始了一个非常认真的咨询计划，每周一天，持续了约一年时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坦诚地谈起我的感情、经历、对生命与爱情的看法和对人际关系的领悟。对于从中意识到的我自己和我的过去，我并不是全部喜欢。所以我会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的童年和成年以后的生活使一些在别人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事对我来说却很困难。
我也逐渐明白，当感到疲惫、愤怒或是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往往更容易犯一些自私和自我毁灭的错误，之后又总是羞愧难当。眼下的窘境就是毕生困扰我的双重生活给我留下的最新创伤，一方面掩饰内心的气愤和悲伤，一方面迎接我所深爱的、过得很好的外部生活。在一些政府部门因无钱运转而关门期间，我展开了两场大搏斗：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与国会展开的公开搏斗，以及击退内心魔鬼的私下搏斗。我只赢了前者。
这么做的时候，我伤害的不仅是我的家人和政府，也伤害了我的总统职位和美国人民。无论处于怎样的压力下，我本该表现得更坚强、更出色。过错不可原谅，但我要试着考虑清楚原因。这至少能够提供一个机会，让我最终把双重生活和谐统一起来。
在漫长的咨询及以后的谈话中。我和希拉里对彼此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超越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和观念，以及我们的宝贝女儿。我一直深爱着希拉里，但有时也会伤害她。我非常感激她如此勇敢地参与咨询。我们仍是最要好的朋友，我希望能够保住我们的婚姻。
在这期间，我仍旧睡在沙发上，一睡就是两个多月，它放在靠近我俩卧室的小起居室里。我大量地阅读、思考，投人地工作，沙发居然让我感到很舒服，但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再睡在上面了。
共和党人对我的指责越来越甚，但我的支持者们也开始挺身反击。9月11日，800名爱尔兰裔美国人在白宫南草坪聚会，见证布赖恩·奥德怀尔向我颁发以他已故父亲保罗命名的奖项，以表彰我在爱尔兰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布赖恩的讲话和人群的反应充分说明了他们是真正支持我的。
几天后，瓦茨拉夫·哈韦尔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向媒体表示我是他“伟大的朋友”。接下来在回答媒体提到的有关弹劾、辞职以及我是否失去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权威等问题时，哈韦尔说美国有很多种形象：“我喜欢其中的大部分，但对有一些也不理解。我不想就我不理解的事情发表观点。”
五天后，我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开幕仪式，并就全球共同打击恐怖分子的义务发表讲话，包括不支持恐怖分子、不提供庇护、不提供经济援助；对这么做的国家施加压力；建立引渡和审判机制；签署全球反恐条约，加强并实施保护我们不受生化武器袭击的条约；控制爆炸物的大规模生产和出口；提高机场安全的国际标准；打击滋生恐怖的温床。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讨局，与会代表对华盛顿所发生的事情也十分关心。我站起来发言时，他们长时间起立热烈鼓掌。这对于气氛通常沉闷的联大会议来说是第一次，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不敢肯定这到底是对我的支持还是对国会所作所为的反对。我在联大就恐怖主义问题发言时，所有的电视网都在播放我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
第二天，我和非洲裔美国宗教领袖一起在白宫接待了纳尔逊·曼德拉。这是他的主意。国会表决同意授予他国会金质奖章，在接下来的一天举行授予仪式。但他打电话问时间的安排是否有些问题：“作为南非总统，我不能拒绝这一荣誉。但我想早一天来，以便告诉美国人民我是怎么看待国会对你的做法的。”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说他从未见过在联大会议上有谁享受过我的礼遇，说世界需要我，我的对手不应再穷追不舍。宗教领袖们鼓掌表示同意。
曼德拉讲得很好，但风头还是被小马丁·路德·金的女儿伯尼斯·金牧师抢去了。她说即便是伟大的领袖有时也会犯严重的错误，大卫王做的错事比我的要严重得多，为了能娶到拔示巴，他故意安排她的丈夫，一个对自己忠诚的武士，战死沙场。他最终要为这一罪过赎罪并遭受惩罚。谁也不知道伯尼斯到底在讲什么，直到最后她才说：“是的，大卫王的罪过十分严重，上帝也惩罚了他。但大卫王仍然是大卫王。”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不停地工作。努力促成有关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和伊利诺伊州学校现代化和建设基金的提案；和全国农民联盟讨论有关农业的事情；在外交委员会就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发表重要讲话；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部队的战备情况；在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为新的最低工资保障争取支持；听取总统种族顾问委员会的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的最终报告；会见托尼·布莱尔、意大利总理罗马诺·普罗迪和保加利亚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商讨能否将我和托尼都支持的“第三条道路”思想推广到其他国家；和日本新首相小渊惠三首次会晤；促成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在白宫的会谈，以推动和平进程；另外还参加了民主党在六个州和华盛顿特市的多达十几次的竞选活动。
9月30日，财政年度的最后一天，我宣布本年度财政盈余约为700亿美兀，这也是29年来第一次财政盈余。现在媒体除了斯塔尔报告几乎什么也不关心，每天发生的其他事情也够他们忙一阵的，所以我决定不去打搅公众的注意力，并欣慰地看到白宫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也这样想。不论每天的新闻有什么内容，他们还是继续埋头工作。
10月，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亨利·海德和他在司法委员会的同事的领导下，继续推动弹劾我的努力。而委员会中的民主党人则在密歇根州的约翰·科尼尔斯带领下对他们进行顽强反击，他们辩称，即便对我的最坏指控得以成立，也不会构成宪法所要求的弹劾总统的“严重犯罪和不当行为”。民主党人在法律上是正确的，但共和党人有席位的优势；10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是否开始弹劾程序。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离国会中期选举还有一个月，共和党人孤注一掷，就是要把克林顿拉下马。我倒认为，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之后会重新审视事实和法律，宁可支持一个谴责或训斥的决议也不会同意弹劾——这也是纽特·金里奇在说假话和明显违背税法后受到的处罚。
很多所谓的专家都预测民主党的境遇会如何糟糕。据以往的经验，由于这场争论，我们会在众议院失掉25到35个议席，在参议院失掉4到6个议席。华盛顿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看的。共和党的竞选基金比民主党多1亿美元，而且再度竞选参议员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要多。在参议院的竞选席位中，民主党可以确保胜利的有印第安纳州，竞选者是州长埃文·贝赫；而俄亥俄州州长沃伊诺维奇也肯定会为共和党赢得约翰·格伦空出的位子。这就使得7个席位悬而未决，其中5个目前归民主党，2个归共和党。
．我不同意这种保守的看法，理由如下：第一，很多美国人不支持斯塔尔的做法，国会中共和党人绞尽脑汁要陷害我的举动也让他们憎恨。约80％的人不同意将我在大陪审团作证的录像公之于众，对国会的支持率也下降到43％。第二，如1994年的“与美国签约”所示，如果公众认为一党的施政纲领比另一党的好，那么前者定会取胜。民主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中统一了施政计划，即在将财政余额用于其他项目或削减税收之前，先要保证社会保障基金；增加10万名教师；改建老学校、兴建新学校；提高最低工资；通过《病人权利法案》。第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反对弹劾；如果民主党能够紧紧围绕其施政计划，并且反对弹劾总统，我想他们肯定能赢得在众议院的选举。
10月的月初和月末，我参加了一些政治集会，大多数是在华盛顿周边地区，目的都是进一步宣传我方候选人强调的问题，其余时间则都花在工作上。事情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东问题。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丹尼斯，罗斯几个月来一直致力于使和平进程走上正轨，最终利用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到纽约参加联大会议的时机，马德莱娜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会谈。他们中的哪一方也不愿意采取下一步步骤，更不愿在选民心中留下妥协的形象，但双方也都认为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就很容易失去控制，尤其是如果哈马斯发动新一轮袭击的话。
第二天，两位领导人来华盛顿看我，我宣布一个月之内他们会再到美国，届时将制定一个协议。在此期间，马德莱娜会飞往中东继续斡旋。他们三人将在巴以边境会晤，然后阿拉法特会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国宾馆共进午餐。这使得以强硬著称的内塔尼亚胡成为第一个进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以色列总理。
这次峰会的准备工作持续了几个月。双方都希望美国在困难问题上帮他们做出决定，并认为这次峰会的安排有助于决议在国内得到执行。当然，在任何峰会上都有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可能，这对于与会各方都不利。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担心会谈破裂并带来不良后果。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表态强硬，比比更是提名最为强硬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尔·沙龙担任外交部长。沙龙将1993年的和平协议称为以色列的“国家自杀”。不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为了在会谈破裂后把责任推到沙龙身上，还是为了在会谈成功后使自己在右翼方面得到保护。
我认为举行这样一次峰会很好，并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觉得我们不会损失什么，与其害怕失败不敢采取行动，还不如全力以赴，哪怕以失败告终。15日，谈判在白宫开始，然后转场到马里兰州的怀依河会议中心。那里很适合这项工作：会议和餐饮环境舒适，每个代表团成员的房间相对集中，而两个代表团的住所则有一段距离。
原计划峰会进行四天；在内塔尼亚胡返回以色列召集议会秋季会议之前两天结束。我们就下列规则达成共识：各方均不应被针对具体问题的过渡协议束缚手脚，力争达成一个完整的协议，而美国则负责这一协议的起草工作。我承诺尽可能和他们在一起，但不论多晚，必须。每晚乘直升机返回华盛顿，以便我能一早就在办公室签署文件并与国会继续商讨财政预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财政年度，但13个拨款法案中通过并形成法律的还不到1／3。八年以来，总统专用直升机I-Bgfi的海军陆战队机组成员表现一直非常出色，在此次峰会期间更是不可或缺，他们经常要在会议结束时的凌晨二三点把我送回白宫。
第一次晚宴时，我就敦促阿拉法特和内塔尼亚胡考虑在两国敌对的情况下如何相互帮助。整整四天，他们都在思考和谈判，但还是找不到达成协议的办法。内塔尼亚胡告诉我在全部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于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以方从约旦河西岸13％的被占领土上撤离；巴方制定一个计划，实质性地改进双方在安全方面的合作，计划由双方都信任的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内特协助制定。
当晚深夜，我和阿里尔·沙龙进行了第一次单独会面。这位70岁的退役将军经历了以色列建国和其后的所有战争。在阿拉伯世界中他的口碑并不好，不仅是由于反对以土地换和平方案，还因为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次事件中，与以方联盟的黎巴嫩民兵杀死了许多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我主要是提问题然后倾听。沙龙并不是不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他愿意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认为放弃约旦河西岸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他也不相信阿拉法特真会打击恐怖分子。他是以色列代表团中惟一不愿意和阿拉法特握手的人。我非常乐意听沙龙讲述自己的生平和观点，结束谈话时已近凌晨3点，我对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有一件事情让我吃惊，那就是他竭力促使我原谅乔纳森·波拉德，前美国海军情报分析员，1986年因替以色列搜集情报而被判有罪。拉宾和内塔尼亚胡先前也为他说过情。很明显，以色列国内的民众认为美国不应该对波拉德惩处得如此重，毕竟他只是把极端敏感的情报提供给盟友。在结束谈话前，沙龙又一次提出了这个请求。与此同时，我与两位领导人继续商谈，并和他们的助手进行接触，包括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扎克·莫迪凯；阿拉法特的高级顾问库赖和阿巴斯，他们后来都成为巴勒斯坦总理；阿拉法特的首席谈判官赛义卜·埃雷卡特；37岁的穆罕默德·达兰，加沙地带的安全官。双方的成员背景广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尽量和他们多接触；或许有谁就能为推动和平进程起到关键作用。
星期天晚上我们还未能达成协议，各方同意扩大会谈。我们的成员有桑迪·伯杰、罗布·马利、白宫的布鲁斯·莱代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丹尼斯·罗斯、马丁·安迪克、阿龙·米勒、温迪·舍曼、国务院的托尼·弗斯坦迪什，戈尔随后也加入进来。每天他们轮流和巴以双方的相应官员广泛探讨，希望能找到突破乌云的那一线阳光。
国务院的翻译盖马尔·希拉赫在这次以及其他谈判中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双方成员都说英语，只有阿拉法特在谈公事时讲阿拉伯语。在我和阿拉法特一对一的会晤中，盖马尔是惟一在场的人。他了解中东局势以及巴勒斯坦代表团中每位成员在谈判中的作用，阿拉法特也喜欢他。他成了我方的顾问，他的观点和他与阿拉法特的私人关系曾不止一次地起了很大作用。
周一，我预感又要取得进展。为谋求和平，我不断敦促内塔尼亚胡给阿拉法特更多的好处——土地、机场、加沙地区的一个港口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一条通道——以便他更好地同恐怖主义做斗争。我也给阿拉法特施加压力，让他不但要加大安全方面的力度，还要召集巴勒斯坦国民议会正式修改《巴勒斯坦盟约》，去除“消灭以色列”这样的字眼。巴解组织执委会早已放弃了这一条款，但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人民现在不能相信巴方的和平诚意，除非当选的巴勒斯坦国民大会投票表决从盟约中清除那些攻击性的语言。阿拉法特不愿意召集大会，怕无法控制结果。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都有权选举议会成员，与居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相比，很多国外侨民不太愿意支持阿拉法特以及和平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妥协。
2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和王后努尔也参与进来。侯赛因来美国是去梅奥医学中心治疗癌症。我向他简单介绍了目前的进展和问题。尽管他由于疾病和化疗变得很虚弱，但他说只要我认为有帮助，就愿意到怀依去。努尔也向我证实了他的这一想法，而且表示对下榻的住所并不介意。然后我便告诉他我们需要一切可能的帮助。侯赛因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他拉近了双方的关系，帮助极大。他虽然体重轻了很多，头发甚至连眉毛都因为化疗掉光了，但思想和意志却仍然坚强。他的出现让所有类似谈判中都有的故作姿态和狭隘减少了很多。
21日，我们仅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协议，似乎内塔尼亚胡要离开这次失败的谈判，来庆祝自己49岁的生日。第二天，我从华盛顿返回会场。双方单独会谈两小时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确保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同意修改宪章：我和阿拉法特一同去加沙，在国民议会上阿拉法特提议用举手、鼓掌或跺脚来表示同意。桑迪·伯杰也赞同这个做法，但是警告说对我有人身危险。确实如此，但我们在请求以色列入和巴勒斯坦人冒更大的风险。我愿意这样做。
当晚，由于阿拉法特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谈判又陷入僵局。内塔尼亚胡说他不会释放哈马斯成员或其他“手上沾满鲜血”的人，他认为最多可以释放500人。我知道双方的关系濒临破裂，就事先让侯赛因来我们进餐的大厅与谈判的双方共同商讨。他走进房间，其帝王气概、炯炯的眼神以及简洁流利的言词并没有因为身体的衰弱而有丝毫减退。他以深沉、洪亮的嗓音说，历史将给大家一个公正的评判；双方现有的分歧同和平的成果比较起来简直微不足道；为了自己的子孙，一定要谋求和平。他的言外之意极为明确：我的时间或许不多了，但我愿意看到和平在你们手中实现。
侯赛因走后，我们留在餐厅继续就各种问题进行磋商。我告诉大家时间不早了，但我没有睡意。此刻，我的成功策略就是忍耐；我决定坚持到最后一刻。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也意识到今晚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所有谈判代表同我们一起熬过这漫漫长夜。
约在凌晨3点，我终于同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就囚犯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的辛勤耕耘有了收获。快到早上7点时还剩一个障碍：内塔尼亚胡威胁说如果我不放了波拉德，他就放弃整个协议。他说我在前天晚上的一次会晤中做出过承诺，因此他才答应在其他问题上让步。事实上，我只是告诉他，如果放波拉德是和平的需要，我就赞成，但我必须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
就波拉德在以色列获得的同情而言，我们是很难处置他的；可毕竟他出卖国家机密是为钱，而不是为信仰，而且多年来没有丝毫悔意。我向桑迪·伯杰和乔治·特内特提及此事，他们坚决反对。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也不同意。乔治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一案已经对中情局造成重创，如果给波拉德减刑的话，他肯定辞职。我是不会那样做的，况且特内特的态度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安全问题和巴以双方对携手反恐所做出的承诺是协议的中心内容。特内特已帮助双方拟订了协议细则，并表示中情局将协助实施。如果没有特内特，阿拉法特很有可能不会继续合作。而且，在打击基地组织和恐怖主义方面，我也离不开他。我告诉内塔尼亚胡，我将慎重考虑，并与特内特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道，尽量把工作做通。但对他来说，一个靠得住的安全协议比释放波拉德更重要。
最终，在又一轮细致的谈判后，比比答应维护达成的协议，但前提是改变释放囚犯的人员构成，以便释放更多的普通囚犯，更少的恐怖分子。可阿拉法特不能接受，他想释放所有为自由而战的卫士。丹尼斯·罗斯和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到他的住处向他保证我已全力以赴，然后我亲自去感谢他。他在最后一刻的让步使大家的努力没有落空。
该协议向巴方提供了西岸的更多土地，还有机场、海港、加沙和西岸之间的安全通道，并承诺释放囚犯以及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回报，以色列将在打击暴力和恐怖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合作；监禁那些以方认定继续从事暴力和屠杀行径的巴勒斯坦人；改变《巴勒斯坦盟约》的条款以及尽快启动最终地位的谈判。美方将帮助以色列承担重新进行安全部署的费用，援助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并在巩固巴以双方承诺的前所未有的安全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握手定约之后，我们必须马上赶回白宫宣布。大多数人几乎连续40个小时没合眼，本该先洗个澡，小睡一会儿。但正值周五下午，我们必须在犹太教安息日开始的日落之前完成仪式。仪式于下午4时在东厅开始，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戈尔发言之后，我简要地归纳了协议的内容，并感谢巴以双方。然后，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发表了愉快而积极的讲话。比比很有政治家风度，阿拉法特也以少有的激烈言辞谴责了暴力行为。侯赛因警告说，和平的敌人将以暴力的形式阻挠协议的实施，并激励巴以人民拥护自己的领袖，以亚伯拉罕子孙的共同未来代替毁灭和死亡，并称“这是最值得做的事情”。
侯赛因做了个表示友谊的手势，并感谢国会中共和党人所付出的努力。他说美国的九任总统和他都是朋友，“尽管我对你的前任们都有。深情厚谊，但在和平这个问题上，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献身精神、敏锐头脑以及专注和毅力……希望能够与你一道见证更伟大的成功，与你一道帮助朋友们朝更美好的明天迈进”。
然后，内塔尼亚胡和阿拉法特签署了协议，恰好在日落和犹太教安息日开始之前。中东和平依然充满生机。
怀依河谈判进行的同时，厄斯金·鲍尔斯正在紧张地就预算问题同国会商讨。他对我说中期选举后就要离任，所以这次要尽力而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优势的，一来共和党人不敢再次让政府部门关闭，二来前几个月他们二直把精力浪费在内部争吵以及怎样攻击我上，没把应该做的事情做好。
厄斯金和他的小组在预算法案的细节上灵活让步，为的是确保我们的重点项目。15日下午我们宣布了达成的正式法案，第二天就在白宫玫瑰园一同庆祝，参加者有汤姆·达施勒、迪克·格普哈特，还有预算小组的全体成员。法案最终将财政盈余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改革；为新增加10万名教师提供资金，大量增加课外和暑期活动，以及其他教育领域的投资。我们保证了农民和农场主的补贴，以此来取得巨大的环境效益；为净水行动提供资金，这将使40％的湖泊河流因垂钓和游泳而被污染的水质得到改善；拨款应对全球变暖，保护土地免受开发和污染。在历经了八个月的僵局之后，我们促使国会同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以便让美国能为结束全球金融危机、稳定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并非所有的提案都得以通过，因此我们在竞选前的最后两周半有充足的抨击火力。共和党人阻碍了为健康维护组织而提出的《病人权利法案》；否定了烟草立法，其中包括针对烟草大公司的高额烟草税和禁止少年吸烟；在参议院拖延了竞选资金改革，尽管此议案在众议院通过后又得到参议院全体民主党人的一致同意；不同意增加最低工资；而且，最令我吃惊的是，不同意我新建和维修5000所学校的提议；他们还拒绝通过关于生产和购买清洁能源和能源节约装置的课税扣除。我跟纽特·金里奇开玩笑说，我终于发现一项他反对的减税措施了。
尽管这样，鉴于国会政党构成，这个预算还是很了不起的，这都要归功于厄斯金·鲍尔斯的谈判技巧。这是1997年平衡预算谈判成功后他的又一项杰作。正如我所讲的，他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结局”。
四天之后，就在我去怀依河会议中心之前，在厄斯金的强力推荐下，我提名约翰·波德斯塔接替他的职务。自1970年乔·达菲竞选参议员起，我就认识约翰了。他曾任白宫办公厅秘书、办公厅副主任之职；他熟谙国会，帮助制定过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他是个热心的环保主义者；白宫除了戈尔之外，在信息技术方面没人比得上他。在性格方面他也很合适：精明的头脑、坚强的内心、冷淡的诙谐，在攻心策略上比厄斯金还要更胜一筹。约翰领导的班子也是出奇地强，有办公厅副主任史蒂夫·里凯蒂、玛丽亚·埃沙维斯特，以及他的助手卡伦·特拉蒙塔诺。
厄斯金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共同经历了磨难与成功，一起玩高尔夫、一起打牌。在高尔夫球场上我尤其会想念他。很多困难的时候，厄斯金和我都会去陆军一海军高尔夫球场小打一局。我的朋友凯文·奥基夫离开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前，我们三个经常一起打。球场上陪我们的总是梅尔·库克，在那儿工作的一位退伍军人，他对整个球场了如指掌。有时我打完四五个洞才会打出一个好球，但那里的风景以及我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会带走一天的烦恼。我还是经常去陆军一海军那个球场，但我很想念厄斯金，不过他离开时至少给我带来了波德斯塔。
拉姆·伊曼纽尔也离开了。1991年，他是我的竞选财务主任，后来因为结婚离开一段时间。拉姆的了不起之处就是能把思想付诸实践。他能洞察别人忽略的潜在可能，能把握影响成败的细节。1994年失败之后，他在重塑我的形象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几年后拉姆会重返华盛顿，这次是作为芝加哥市的议员，他认为该市应当成为世界的首都。我让白宫政治主任道格·索斯尼克接替他，他和拉姆一样能拼敢闯，熟悉政治和国会，知晓每件事情的弊端并能让我成功避开，他还是个谈判高手。克雷格·史密斯接替了政治主任一职，1992年他曾任此职。
22日早晨，出发去参加怀依河最后一天漫长的谈判前不久，国会在休会前交给我一份法案，内容是到2000年在美国建立3000所特许学校。这个月的最后一周，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就（怀依和平协定》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胜出。厄瓜多尔和秘鲁总统在美国的帮助下，解决了原本要演变成武装冲突的边界争端。在白宫，我欢迎了到访的哥伦比亚新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对他结束和游击队组织十年冲突的气概和努力表示支持。我还签署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任命罗伯特·塞普莱担任国务卿在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上的特别代表，他是一个名为“美国世界视野”的基督教慈善组织的前领导人。
临近选举结束，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马里兰州做了几次停留，和希拉里一起去了卡纳维拉尔角，目睹约翰，格伦升人太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开始播放电视宣传片来攻击我；诺尔玛·霍洛韦·约翰逊法官判定斯塔尔办公室极有可能24次违反了有关大陪审团泄密的法律；新闻报道表明，根据DNA检测，托马斯·杰斐逊的女奴萨莉·赫明斯也曾为他生了几个孩子。
11月3日，尽管共和党有巨大的资金优势，尽管对我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尽管有民主党必败的所谓权威预言，结果还是对我们有利。和预计丢掉四到六个席位不同，参议院的情况没有改变。我的朋友约翰·布鲁在路易斯安那州以绝对多数重新当选。他在1994年的选举之后帮助我重塑民主党的执政新形象，而且强烈反对弹劾。在众议院，民主党甚至还赢回了五个席位，这是1822年以来总统当选六年后所在党第一次取得这样的成就。
选举提出了一种简单的选择：民主党人首先要储备社会保障基金，聘用10万名新老师，改善学校条件，提高最低工资，通过（病人权利法案）。共和党人对此全部否定。总体来说，他们的竞选纲领只有一个，那就是弹劾，不过也在几个州提出了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核心内容是如果民主党人在国会胜利，就会迫使各州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在华盛顿州和阿肯色州，他们还用同性恋接吻和在教堂的图片加强宣传。选举前不久，怀俄明州的一个同性恋青年马修·谢泼德就因为他的性取向被活活打死。整个国家都被触动了，尤其是他的父母勇敢地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之后。我想极右翼组织因为谢泼德之死不敢再播打击同性恋的宣传片了，但他们总得需要一个打击对象。因为在去年10月的预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共和党的力量也被削弱了；最保守的成员都认为他们倾其所有，却没得到任何回报。
选举前的几个月，我意识到“第六年的厄运”有些夸张了。历史上选民在第六年总是投票反对总统所在的党，是因为他们认为总统的势力在削弱，新思想新举措越来越少，或许他们该给另一方一个机会。1998年选举前，他们看到我在为中东局势以及其他国内外问题忙碌，因而知道未来的两年中我们有明确的议事日程。弹劾风波促使民主党人的投票率比1994年大大提高，也阻止了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从共和党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相形之下，现任的共和党州长们以我的执政纲领为指导，在财政制度、福利改革、打击犯罪、大力支持教育方面又做得很好。在得克萨斯州，乔抬·布什轻易地击败了我的老朋友加里·莫罗。在发表庆祝讲话时，他身后挂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机会，责任”，用的正是我1992年大选标语的2／3。
非洲裔美国人大量投票，帮助一个叫约翰·爱德华兹的年轻律师击败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劳奇·费尔克洛思，后者是森特尔法官的朋友，也是对我批评最多的人之一。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民帮助参议员弗里茨·霍林斯后来居上。在纽约州，国会议员恰克，舒默立场坚定地反对弹劾，并且在打击犯罪方面卓有成效，他轻易地击败了参议员艾尔·达马托，后者在过去的几年中把精力都放在对希拉里和她的同事的攻击上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再度当选，格雷·戴维斯以比预计大得多的优势当选州长，民主党在反弹劾的浪潮中又赢得了众议院两个议席，这与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大量投票是分不开的。
在众议院选举中，我们又赢回丁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在1994年丢掉的席位，我们的候选人乔·霍费尔在1996年竞选失败后，今年再次努力赢回，而且声明反对弹劾。在华盛顿州，1994年被击败的杰伊·英斯利又蠃回了席位。在新泽西州，一个叫拉什·霍尔特的物理学教授在选举前十天仍落后对手20个百分点。他在一个电视宣传片中刻意传达了自己反对弹劾的立场，结果赢得了一个世纪以来民主党人都未曾得到的席位。
我们尽全力缩小在竞选资金上的巨大差距。我录制了针对西班牙裔、黑人以及其他可能的民主党选民的电话录音。戈尔积极地在全国奔波，希拉里的竞选活动频率可能比任何人都高。在纽约州那一站时，她的脚肿得很厉害，结果发现右腿膝盖下面形成了一个血块，要使用薄血药。玛丽安诺医生让她卧床休息一周，但她坚持继续奔走，给我们的候选人以信心和支持。我真的很担心她，但她决心坚持到底。尽管她生我的气，但她对斯塔尔和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更为气愤。
由詹姆斯·卡维尔、斯坦·格林伯格以及民主党民意调查人马克·梅尔曼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全国范围内，选民支持一个认为国会应对我进行公开谴责并强调以国家大事为重的民主党人的可能性，要比支持一个只是一味地叫嚣要对我弹劾的共和党人的可能性高出20％。结果一出来，卡维尔和其他人就恳求那些有机会取胜的候选人采用这一策略。该策略确实威力无比：在共和党人本可以轻松胜出的竞选中，它使我们仅以极微弱的差距败北。比如，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人菲尔·马卢夫，在6月刚刚以六个百分点之差输掉了特别选举，在11月选举前一周又以十个百分点落后。但他在选举前的那个周末打出了反对弹劾的标语，选举当天果真奏效了。但他还是以1%。的微弱差距输掉选举，因为1／3的投票人在看到这一标语之前就投出了选票。我坚信，如果有更多的候选人关注我们提出的建设性计划并反对弹劾，那么民主党肯定可以在众议院赢得多数，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这样做。因为关于我的负面报道狂轰烂炸，这让他们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相信，再加上权威观点普遍认为斯塔尔和亨利·海德的所作所为会对民主党而非共和党不利，所以他们没有胆量这样做。
中期选举后一天，我给纽特·金里奇打电话谈些公事。提到这次选举时，他表现得非常大度，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另一个队里组织进攻的四分卫”，他想祝贺我。他说他以前不信我们会赢，但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后来在11月，厄斯金·鲍尔斯在电话里说起他与金里奇谈话时其截然相反的态度。纽特告诉厄斯金，尽管选举结果已经出来，尽管许多共和党温和派人士不想参与投票，他们还是将进行弹劾。当厄斯金问纽特为何不采用如公开谴责或训斥等可行的办法时，这位众议院议长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
控制众议院的右翼共和党人认为他们为弹劾我一事花了钱，所以就应该继续做下去，直到新的国会掌权。他们以为到下届选举时将不会再因弹劾而失败，因为投票人脑子里又琢磨其他事情了。纽特和汤姆·迪莱相信，大多数温和派共和党人迫于以下压力会与他们保持一致：来自右翼的访谈节目和他们选区里的激进分子的压力；威胁切断竞选资金，或威胁在共和党初选时支持其对手；或威胁剥夺领导职位，或主动提供新的领导职位或其他好处。
在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会议上，右翼分子在为他们的失败而骚动不安。其实，许多人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在上两次预算谈判中，他们对白宫的过多要求做了让步。事实上，如果他们真的把1997年和1998年平衡预算、儿童医疗保险计划和那10万名教师放在心上，他们就会像共和党的州长们一样干得出色。但他们过分拘泥于意识形态、任性赌气，以至于无法把那些事情做好。而今，他们才想通过弹劾的方式来重新控制共和党的议事日程。
我已与激进的右翼分子有过四次正面交锋：1994年选举，他们赢了，我们的预算失败；1996年和1998年选举，我们胜了。在此期间，我真诚地与国会共同努力将国家推向前进。目前，尽管压倒多数的公众反对弹劾，尽管我的行为本身也远远够不到弹劾标准，他们却要卷土重来，发起另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我惟有严阵以待，迎接战斗。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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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期选举的最后一周，两位引人注目的华盛顿政治家宣布将退出竞选，我们则迎来了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场新的较量。纽特·金里奇宣布辞去众议院议长和议员的职务，我们都非常震惊。很明显，共和党决策层中分歧甚多，他面临选举失利带来的对其领导才能的抨击，他不想再斗下去了。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纷纷明确指出，鉴于目前的选举结果，弹劾不会有结果。我对金里奇的决定百感交集。以前，为制定外交政策，他经常助我一臂之力；私下会谈时，他总是坦率地告诉我共和党决策层的真实意见；一些政府部门因无钱运转而关门之后，为了和白宫达成体面的妥协，他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而今，他左右为难：共和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的政党在1998年的大选中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整整一年时间什么也没干，都用来攻击我了；他的右翼意识形态专家们也极为沮丧，他们认为金里奇与我合作得太多，斗争得太少。目前控制着共和党决策层的右翼阴谋集团的忘恩负义肯定让金里奇极为痛心。而他们能掌权全是因为金里奇在1994年选举时的英明战略以及之前多年他的组织和领导。
纽特的决定一经宣布，立刻成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但纽约州参议员帕特，莫尼汉的隐退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莫尼汉宣布不谋求连任的那个晚上，我们的朋友查理·兰热尔——出身于黑人聚居的哈莱姆区，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首席成员——打电话给希拉里，催她竞争莫尼汉的席位。希拉里回答说自己简直受宠若惊，但从没想过做议员的事情。
她没有完全拒绝，我感到很高兴。这对我来说可是个不错的好消息。我们本来就打算在我任期结束后搬去纽约州，而我则会在阿肯色州我的图书馆里待一段时间。纽约州人似乎喜欢拥有引人注目的参议员：莫尼汉、罗伯特·肯尼迪、雅各布·贾维茨、罗伯特·瓦格纳等许多人不仅被视为纽约州居民的代表，而且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我觉得希拉里在参议院会大有作为，她也会喜欢这份工作。但决定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11月8日，我带领国家安全小组到戴维营讨论伊拉克局势。一周前，萨达姆·侯赛因再次赶走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了。安理会一致投票谴责伊拉克“明目张胆地违反”联合国决议。比尔·科恩已去中东争取对伊空袭的支持，托尼·布莱尔也准备好了参加行动。
几天之后，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形势，国际社会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向巴西提供42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援助，其中50亿是美国纳税人的钱。与对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一揽子经济援助不同，巴西正处于金融崩溃的边缘，而且援助正好符合我们的新政策——尽量防止金融崩溃并避免波及其他国家。我们竭力说服国际投资者：巴西承诺进行改革，而且有现金应对投机者。另外，这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没那么严格，保留了援助穷人的项目并鼓励巴西银行继续借贷。我不知道该措施是否会奏效，但我对恩里克·卡多佐总统充满信心。因为美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卡多佐的成功和我们息息相关。这是一件值得冒风险去做的事。
14日，我让戈尔代表美国去马来西亚参加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是漫长的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我不能去，因为萨达姆就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一事提出无理要求，所以我们准备发动空袭，目标是我方情报部门提供的与其武器计划相关的地点及其他军事目标。就在战机起飞马上要实施打击之际，我们收到来自伊拉克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几小时内，萨达姆做出完全让步，承诺解决武器核查人员提出的所有没落实的问题，允许他们自由进入所有地点，翻阅所有相关文件，并接受联合国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有决议。我有点怀疑，但还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18日，我动身去东京和汉城。此行是为了与新首相小渊惠三建立一种协作关系，并劝说日本民众支持必要的强硬改革，以结束五年多来的经济停滞。我喜欢小渊，认为他能控制动荡不安的日本政坛，并可以坚持下去。他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感兴趣。20世纪60年代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就曾来美国与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谈论自己的想法，后来肯尼迪成了他的政治偶像。会晤之后，小渊惠三陪我到东京街头，我们和拿着日美两国国旗的小学生握手。我还参加了电视直播的市政厅会面节目，以保守著称的日本人直接而毫无顾忌的问题让我吃惊，如：日本目前面临的挑战；我是否探望过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日本应当怎样做才能让父亲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女在一起，就像我对切尔西一样；每月我能和家人一起吃几次饭；我怎样应付总统要面对的各种压力；我是如何向希拉里和切尔西道歉的。
在汉城，我支持金大中战胜经济危机以及同朝鲜接触的不懈努力，前提是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允许导弹、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我们两国均对最近朝鲜试射远程导弹表示担忧。我已要求比尔，佩里率领一个小组规划我们的朝鲜政策，并就未来发展提出一个路线图，以此加大朝鲜放弃其武器和导弹计划并与韩国和解的可能性。
月末，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和我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与会者有亚西尔·阿拉法特、世行行长吉姆·沃尔芬森及欧盟、中东和亚洲的代表，我们共同商讨如何支持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以色列内阁和议会对《怀依和平协定》表示支持，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投资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可以让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体会到和平的好处。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亨利·海德和他的同事继续推动弹劾进程。他们提了81个问题，希望得到我“是或否”的回答，接着又将特里普和莱温斯基共22小时的谈话录音公之于众。这些录音是在未经莱温斯基许可的情况下偷录的，而且特里普的律师已经明确告诉她这是违法行为，在马里兰州会被判重罪，绝对不能再做。她因此遭到指控，但审判长不允许公诉人传唤莱温斯基出庭对谈话录音作证，理由是斯塔尔授权特里普可以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莱温斯基的隐私，这就使莱温斯基无法出庭作证。斯塔尔又一次成功地保护了和他合作的违法者，即使他起诉的是一个不愿为他说谎的无辜的人。
在此期间，斯塔尔还第三次指控了韦布·哈贝尔，罪名是他就自己和罗斯律师事务所为另一个破产的金融机构所做的事情误导了联邦管理人员。这是斯塔尔的最后一招，几乎是丧心病狂地逼迫哈贝尔讲出对希拉里和我不利的话。
11月19日，肯尼斯·斯塔尔出现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说的话和他的报告一样，远远超出向国会汇报所发现事实的职责范围。在遗漏对我有利的重要证据方面——莫妮卡·莱温斯基坚持认为我从未让她撒谎——斯塔尔的报告早就备受指责。
斯塔尔的证词中有三处令人吃惊。第一，他声称在旅行办公室事件和联邦调查局档案事件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我和希拉里的错误行为。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询问他何时得出这些结论的，斯塔尔的回答是“几个月前”。弗兰克接着问为什么他要在选举之后才宣布我无罪，却在选举前提交的报告中“充斥着关于总统的负面内容”。斯塔尔简短的回答含混不清、闪烁其辞。
第二，斯塔尔承认他私下曾给媒体透露过风声，这也违反了大陪审团保密规定o，第三，就其办公室试图让莫妮卡·莱温斯基携带窃听器以便对她和弗农·乔丹、我以及其他人之间的谈话进行录音一事，他宣誓予以否认。当联邦调查局指证确有此事时，他又避而不谈。《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斯塔尔的否认……被自己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彻底击碎。”
斯塔尔承认违反大陪审团保密规定及在宣誓的情形下作伪证，这些事实丝毫没有放慢他和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人推动弹劾的步子，他们为自己想出了种种辩解的理由。
次日，萨姆·达什辞去斯塔尔道德顾问之职，理由是斯塔尔在国会听证会发言中“非法地”将他卷人弹劾事件。正如我母亲经常讲的，达什的做法是“晚了一天，少了一美元”：斯塔尔早就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毫不在乎。
感恩节前不久，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返回华盛顿，选举拨款委员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的鲍勃·利文斯顿作为新的众议院议长，将于1月国会的新一届会议开始时就职。那时，大部分人认为弹劾风波应当告一段落了。几个温和的共和党人曾说过他们反对弹劾；众议院选举新议长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民众希望国会对我公开谴责之后就把精力投入到国家事务中。
中旬，我了结了葆拉·琼斯一案，花了很多钱，还没有得到一句道歉。这个结果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我都已经赢得了这个有政治图谋的案子。琼斯的律师又将此案上诉到联邦第八上诉法院，但判例法很清楚：如果上诉法院照章办案，我就会赢得胜利。但不幸的是，负责此案的三人法官小组由帕斯科·鲍曼领导，此人极端保守，在白水事件相关案件中，就是他根据虚假新闻将亨利·伍兹法官免职，起因是斯塔尔不满伍兹的裁定。和华盛顿的戴维·森特尔法官一样，帕斯科·鲍曼表明，在与白水事件相关的案件中，他也愿意做出不同于一般法律规则的例外裁决。
我甚至想输掉上诉，这样就可以在法庭上公开所有的文件和宣誓证词，让公众看一看我的对手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我向人民许诺过今后两年继续为他们工作；琼斯一案让我筋疲力尽，再多投入五分钟都不可能。此案花去了我们全部积蓄的一半，还有一大摞打官司的账单等着要付，但我知道只要身体健康，就能在离任后挣足够的钱养家还债。所以我了结了一个已经获胜的官司，回到工作中。
将琼斯一案置于脑后的决心还将受到又一轮更严酷的考验。1999年4月，赖特法官因我违反透露事实真相的命令，宣布对我处罚，要求赔偿她交通费和琼斯律师的作证费。我强烈不满，但要反驳就必须重新涉及本案的相关细节，这不但违背了我的意愿，也将占用工作时间。可是要付琼斯律师的作证费实在让我怒火中烧。他们和斯塔尔串通一气，问的是颠倒黑白的问题，将证词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他们一再蔑视法官不许泄露消息的规定，法官却一直坐视不管。
12月2日，独立检察官唐纳德·斯莫尔茨宣布所有对迈克·埃斯皮的指控均不成立。斯莫尔茨在埃斯皮的调查案中用的完全是斯塔尔那一套，花费了1700万美元，凡是沾边的人他都要指控，目的就是强迫他们说出对迈克不利的话。陪审团一针见血的反驳却使得他俩成为仅有的两个在审判中失败的独立检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