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所有参加电话会议的人，我不怕调查，因为我和希拉里没有做任何错事，也不反对公开那些记录。毕竟，自选举以来，我们已经忍受了许多有关白水事件的不负责任的报道。我的直觉是公开记录，但拒绝任命特别检察官。不过，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该主动要求任命检察官，不公开记录，我也可以接受。努斯鲍姆非常愤怒，他预言不管谁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一旦发现什么证据也没有，都会不断扩大调查范围，直到发现我认识的什么人做了什么错事。他说，如果我觉得我应该再努力一些，我们就应该把记录都交给媒体，甚至主动要求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去作证。但斯迪法诺普洛斯却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主意，因为那样会弄得沸沸扬扬。他说雷诺会任命一名媒体满意的独立检察官，整件事情几个月内就会结束。努斯鲍姆不同意。他说，如果国会通过了新的独立检察官法，我也像许诺过的那样签署了这项法律，那么华盛顿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就会任命一名新的检察官，所有的调查就会重来一遍。斯迪法诺普洛斯火了，说努斯鲍姆有多疑症，那样的事情永远也不会发生。努斯鲍姆知道伦奎斯特首席法官将任命一个专家小组，而小组将由保守的共和党分子控制。看到斯迪法诺普洛斯发火，他紧张地笑了笑，说也许再任命一名检察官的几率只有50％。
又讨论一会儿之后，我提出与希拉里和肯德尔单独谈谈。我告诉他俩，我们必须遵从非法律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主动要求任命一名检察官。毕竟，我什么也没有隐瞒，现在媒体的鼓噪正把国会和整个国家的注意力从我们更伟大的计划上转移开。第二天，白宫要求雷诺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尽管我说可以接受这种安排，却差点没有挺过来。
从事实、法律和当时的政治现实来看，这是我当总统期间所做的最糟糕的决定。根据我的总统权力和宪法我不必这么做。我这么做，或许是因为我太累，母亲去世让我太伤心。办完母亲的葬礼后，我集中精力，全神贯注，才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我们应该公布记录，抵制任命检察官，向想了解情况的民主党人广泛介绍情况，并寻求他们的支持。当然，怎么做可能都一样。但当时我不怎么担心，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仍然相信媒体希望知道真相。
一周内，雷诺任命了前纽约州检察官罗伯特·菲斯克。菲斯克是共和党人，如果人们让他安心工作的话，他本可以及时完成调查的。当然，有人不允许菲斯克完成调查。但我也做过了头。现在来看，主动要求任命检察官，就如同感冒时吃阿司匹林，暂时可以减轻病情，但只是暂时。
从俄罗斯回国途中，我在白俄罗斯短暂停留，然后飞往日内瓦，第一次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晤。阿萨德是个冷酷的人，但很有才能，他在中东支持恐怖主义，使得叙利亚被美国疏远。他很少离开叙利亚，偶尔离开时，大多也是到日内瓦会晤外国领导人。我和他会晤时，发现他非常聪明，可以将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几乎全部仔细地回想起来，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阿萨德以长时间会晤而著称——他可以谈上六七个小时不休息。与他不一样，我需要喝点咖啡、茶或水，以保持清醒。所幸的是，我们的会晤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产生了两个我想得到的结果：阿萨德第一次明确表示，他愿意与以色列和谈，并建立正常关系；他还承诺，一旦达成全面的中东和平协议，叙利亚就从黎巴嫩撤军，并尊重黎巴嫩的独立。我知道，这次会谈的成功不光是个人关系的作用。阿萨德曾经从前苏联得到过大量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现在没有了，所以他需要主动与西方和好。而要与西方和好，他必须停止对这一地区恐怖主义的支持。只要他能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并根据协议收回1967年战争中失去的戈兰高地，这么做并不难。
我回到华盛顿，又回到了那种典型的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日子。17日，洛杉矶遭受了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地震。房屋、医院、学校和企业都遭到了破坏，损失数十亿美元，还有很长一段州际公路也裂开了。19日，我在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詹姆斯·李·威特的倍同下，乘飞机到洛杉矶视察灾情。20日，在伯班克的一个飞机棚里，我率领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与迪克·里奥丹市长及其他州政府和地方领导人举行会谈，制定应急救援工作计划。由于我们合作良好，洛杉矶很快就恢复过来了：主要的高速公路三个月内即重修完毕；联邦紧急措施署为60多万个家庭和企业提供了经济援助；成千上万间房屋和企业在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帮助下得到了重建。整个救援计划以直接援助的方式花了160亿美元。我为加利福尼亚人感到悲伤。他们承受了经济衰退和国防开支紧缩的负担，遭受了严重的火灾，现在又遇到了地震。当地有一名官员和我开玩笑说，他正在等着闹蝗灾。这名官员的幽默感让我想起了特雷莎嬷嬷的名言。她说她知道上帝不会把她无法承受的重担压在她肩上，但有时她也希望上帝不要这么信任她。我回到华盛顿后参加了拉里·金的访谈节目，纪念我就任总统一周年。我告诉金，我喜欢现在的工作，即便工作不顺利也喜欢。毕竟，我担任总统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是要改变这个国家。
几天后，阿萨德总统作为接班人培养的大儿子在车祸中丧生。我打电话表示哀悼，发现阿萨德显然伤透了心。他使我明白，生命中最悲伤的事情就是失去孩子。
那个星期，我任命副国防部部长比尔·佩里接替莱斯·阿斯平。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后不久，阿斯平就辞职了。我们寻找了很多人选，但最好的人选一直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佩里曾经是与国防有关的好几家机构的领导人，是一名数学和工程学教授，在五角大楼干得相当出色，推进了隐形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改革，并制定了现实的预算。他说话柔和，非常谦虚，但这只是外表。他其实是个非常强硬的人。事实证明，他是我任命的最出色的官员之一，也许是自乔治·马歇尔将军以来最出色的国防部长。
25日我发表了国情咨文。这是一年中总统惟一可以连续一个小时不经过滤地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的机会，我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向比我母亲早一天去世的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致敬之后，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总结了国会在199年取得的成绩。我说我们的经济正在创造就业机会，数百万美国人以更低的利率重新筹措房屋贷款因而省了钱；只有1．2％的美国人的所得税增长了；赤字将比我们之前预期的降低40％；我们可以削减25万多名联邦工作人员，而不是我先前许诺的10万名。
演说的剩余部分描述了我1994年的计划。我先从教育开始，请求国会通过我的“目标2000”计划，以帮助公立学校达到各州州长和布什政府为我们国家确立的教育目标。我们将通过选择学校、设立特许公立学校、使所有学校接人匠联网等改革措施，来达到这一目标；通过考察我们的学生是否学到了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这种传统办法，来衡量学校达到这一目标的进度。
我还要求国会在可以创造新工作的技术领域和军转民项目上增加投资；敦促国会通过犯罪法案和关于进攻性武器的禁令；推动三项环保法律：《安全饮用水法》，重新批准《净水法》，以及一项改革了的超级基金计划。超级基金计划是公私合作项目，旨在清理被废弃或已经变得很难看、很不稳定、对公共卫生构成危害的受污染地区。这个项目对我和艾尔·戈尔来说都很重要。我俩离任时，我们清理的超级基金计划地区是里根和布什政府总和的三倍。
我接着请求国会在1994年通过福利改革和医疗保健改革计划。有100万人正在领福利救济，因为这是他们能够为孩子取得医疗服务的惟一办法。如果人们不领救济、去做没有补助而且低工资的工作，他们就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缴税支撑医疗补助制度，而这种制度只为领福利救济的家庭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每年都有将近6000万美国人在某一时期没有医疗保险。超过8000万美国人有“既存状况”。他们的病情要求他们多花钱才能买到医疗保险，而且即使他们能买到，换工作时也会失去这份保险；每四个美国人中，有三个人的保单中有“有效期限制条款”，规定将赔付他们多少医疗保健费用，这就意味着当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可能反而会失去保险。这种制度对中小企业也造成了伤害，因为它们支付的保险费比大企业和政府要高35％。为了控制开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参加健康维护组织，但这些组织在选择医生方面限制病人，在治疗方面限制医生，迫使专业的医疗人员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在处理文书上，用于治疗病人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所有这些问题都源于一个根本的事实：我们的医疗保健制度是个由保险公司控制的大杂烩。
我告诉国会，要改变这个制度很难。罗斯福、杜鲁门、尼克松和卡特都曾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杜鲁门的努力实际上葬送了他的总统职务，使他的公众支持率降到30％之下，反而帮助共和党人取得了对国会的控制权。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尽管有很多问题，但大部分美国人都有某种形式的补贴，他们喜欢自己的医生和医院，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制度。这些情况现在仍然存在。那些从现有医疗保健制度中受益的人，正花费大笔的钱，力图使国会和人民相信，要解决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的问题，势必会毁掉该制度的优点。
我觉得我的论述是有效的，但有一点除外：演说时，在医疗保健这一部分箔束时，我拿起一枝钢笔说，我会用那枝笔否决任何不能保证所有美国人都可以享受医疗保险的法案。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几个顾问曾经说过，如果我不表明我不会妥协，人们会以为我信心不足。这样惹恼我国会中的对手完全没有必要。政治就是妥协，而且人们期望总统取得胜利，而不是为他们摆姿态。医疗保健改革是最难爬的一座山。如果不妥协，我一个人爬不上去。不过，事实表明，我的错误无关大局，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改革，鲍勃·多尔都将予以封杀。
短期内，国情咨文极大地提高了公众对我的计划的支持率。纽特·金里奇后来告诉我，听了我的国情咨文演说后，他告诉众议院里的共和党人，如果我能够说服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实现我的提议，我们党将长期保持多数党地位。金里奇当然不愿意出现那种情况。和鲍勃·多尔一样，在中期选举之前，他将尽量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否给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签证这一问题，我们与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对于爱尔兰的冲突双方来说都有着重要意义。多年来，爱尔兰共和军热情的美国支持者为该组织的暴力活动提供了资金。新芬党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中有大量成员。这些人虽然不支持暴力活动，但想看到对他们同教教徒的歧视早日结束，并要求给北爱尔兰更多的政治自治权，而且天主教徒要参与自治。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新教徒也有自己的支持者。这些人对我们与新芬党的任何来往都加以谴责，因为新芬党与爱尔兰共和军有联系。他们还相信，我们最坚定的盟友英国的事务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该管闲事。我的前任们，包括那些同情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合理抱怨的总统们，一直都接受后者的观点。现在《原则宣言}已经发表，我们该重新审视这种观点了。
在《原则宣言》中，英国第一次许诺，北爱尔兰的地位将由当地居民的意愿来决定，爱尔兰也放弃了历史上对北方六郡的领土要求，除非当地大多数居民投票改变其地位。温和的统一党和爱尔兰国民党都小心翼翼地支持这项协议。极端的民主统一党领导人伊安·佩斯利牧师则对协议大为恼火；格里·亚当斯和新芬党也说，他们感到失望，因为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实施和平进程，也没有规定新芬党怎样才能参加和平进程。尽管各方反应不明朗，但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显然对所有各方都施加了压力，让他们为和平而努力。
自《原则宣言》发布之日起，亚当斯在美国的盟友就要求我给他发放访问美国的签证。他们说，这会提高他的地位，并增强他参与和平进程及迫使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的能力。温和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约翰·休姆一生致力于非暴力行动，他说在是否给亚当斯签证的问题上，他改变了立场。他现在认为，发放签证会推动和平进程。爱尔兰裔美国人中的许多激进分子都同意休姆的观点，包括我的朋友布鲁斯，莫里森、我国驻爱尔兰大使琼·肯尼迪·史密斯。莫里森1992年曾组织了我们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联系。史密斯大使在国会中得到了她哥哥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的支持。克里斯·多德、帕特·莫尼汉、约翰·克里几位参议员，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彼得·金和汤姆·曼顿，以及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一直积极关注爱尔兰问题。他们对发放签证表示强烈反对。
1月初，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告知我们，和约翰·休姆一样，他现在也赞成给亚当斯发放签证，因为亚当斯是在为和平而努力，而且他觉得签证会带给亚当斯更多的力量，促使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英国政府仍然强烈反对发放签证，因为爱尔兰共和军有长期从事暴力活动的历史，亚当斯也没有宣布放弃暴力，或是接受《原则宣言》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
我告诉艾伯特·雷诺兹，如果亚当斯收到美国方面发出的来美演说的正式邀请，我将考虑给他发放签证。没多久，亚当斯和北爱尔兰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一道，被邀请在一个和平会议上发言。该会议由一个美国外交政策团体主办，在纽约召开。这么一来，签证问题就必须解决了，这是我的外交政策顾问们第一个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重大问题。
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国务院，包括我国驻英国大使雷伊·塞兹强烈反对发放签证。他们认为，由于亚当斯没有宣布放弃暴力，我们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会显得很软弱，并会损坏我们到处夸耀的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包括英国在波斯尼亚及其他问题上与我们的合作。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同意国务院的观点。他们的一致意见当然非常有分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三个人负责爱尔兰问题：托尼·莱克、办公室主任南希，索德伯格和欧洲事务负责人陆军少校简·霍尔。在我的支持下，他们正在对签证问题开展独立审查，并通过与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合作，尽量与国务院达成一致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小组相信，亚当斯赞成结束暴力，使新芬党全面参与和平进程，为北爱尔兰建设民主的明天。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爱尔兰经济上已开始繁荣，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正进一步加强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爱尔兰人对恐怖主义的容忍度在下降。另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军也不好对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强硬，把生活建立在对英国人和北爱尔兰统一党的仇恨之上。对这些人来说，和平共处，并且继续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想法是不可容忍的。由于在北爱尔兰的人口中，新教徒比天主教徒多10％，而根据《原则宣言》，爱尔兰和英国都承诺将按照多数裁定原则来建设北爱尔兰民主的明天，因此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北爱尔兰有可能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亚当斯理解这一点，不过他也知道，恐怖主义无法带来胜利。他说他想让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暴力，作为回报，天主教徒将不再受到歧视和孤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显得很诚恳。
根据这样的分析，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我们应该发放签证，因为这会增强亚当斯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地位，并可以加强美国对他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除非爱尔兰共和军宣布放弃暴力，新芬党也成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否则爱尔兰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和平会议开幕的前几天。英国政府、亚当斯在国会中的盟友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社区都使得争论愈发激烈。我认真听取了双方的观点，包括沃伦·克里斯托弗最后一分钟提出的不要发放签证的请求，以及亚当斯送来的便条。亚当斯说，爱尔兰人民正在接受和平的风险，我也应该接受一点风险。南希·索德伯格说她同意发放签证，因为她相信亚当斯是真的打算讲和，而且当前关于放弃暴力的问题，亚当斯只能说这么多，否则他在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内的地位就会受到损害。南希自从竞选以来就为我提供外交方面的建议，我对她的判断非常尊重。托尼·莱克同意她的看法，让我印象深刻。作为我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需要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与英国人打交道，签证问题可能会对这些问题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也理解这一决定对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总体努力将产生的影响。戈尔副总统也清楚地看到，从大局来说，我们应发放签证，因此他赞成发签证。我最后决定发放签证，但做出限制，规定亚当斯在三天逗留期内不得从事筹款活动，也不得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去。
英国人大为恼火。他们认为，亚当斯只不过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没有任何放弃暴力的打算，爱尔兰共和军曾试图刺杀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的暴力活动已夺去了数千英国公民的生命，包括无辜的儿童、政府官员和一位王室成员二曾负责结束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蒙特巴顿勋爵。由于亚当斯的到来，统一党抵制了这次会议。有好几天，约翰·梅杰拒绝接我的电话。英国报纸上满是批评我的评论和专栏文章，说我破坏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有一条标题令人难忘，是这么写的：“卑鄙的毒蛇亚当斯向美国佬吐出了毒液。”
有些媒体暗示，我发放签证是为了取悦于美国的爱尔兰裔选民，因为我对梅杰在竞选中支持布什仍然感到愤怒。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我对梅杰从未像英国人想像的那样生气，我敬佩他冒险签署《原则宣言》。他在议会只有微弱的多数，需要爱尔兰统一党的选票才能保住多数地位。另外，我和美国人民一样，厌恶恐怖主义。从政治上讲，我做这个决定，弊远大于利。我发放签证，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结束暴力的最好机会。我想起了伊扎克·拉宾的名言：你不必与你的朋友讲和。
格里·亚当斯于1月31日到达美国，受到同情新芬党事业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热烈欢迎。访美期间，他许诺将推动新芬党采取具体的积极步骤。访问过后，英国政府加大了与北爱尔兰各政党进行政治谈判的努力，爱尔兰政府也加大了对新芬党的压力，迫使其合作。七个月后，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发放签证的决定起作用了。这是我为北爱尔兰带来和平的努力的开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我满怀激情，采取了很多复杂的措施。
2月3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这已是我第二次出席这项活动了。发言的来宾是特雷莎嬷嬷。我主张，我们应向特雷莎嬷嬷学习，把更多的谦逊及和解精神带到政治中来。那天下午，我自己做了一件小小的和解工作，鉴于越南政府在战俘、战争失踪人员以及向美国返还阵亡人员遗体等问题上的良好合作，我解除了对越南的贸易禁运。我的决定得到了国会中越战老兵们的大力支持，包括约翰·克里、鲍勃·克里、约翰·麦凯恩几位参议员，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皮特·彼得森众议员。彼得森自己曾在越南当过六年战俘。
2月第二周，波斯尼亚塞族对萨拉热窝的一个市场进行了野蛮的炮击，炸死十几名无辜者。事件发生后，北约终于投票决定，如果塞族人不把他们的重炮向外撤离12英里以上，远离萨拉热窝，北约将对他们进行轰炸。这个决定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批准。北约早就该做这样的决定了。但对于在斯雷布雷尼察被塞族人包围的加拿大军队来说，这个决定则不无风险。对于驻在波斯尼亚的少量易受攻击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军队来说，也是如此。
此后不久，重型武器终于被撤走或被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多尔参议员仍然极力推动单方面取消武器禁运，但当时我却希望维持禁运，因为我们终于为北约的空袭取得了绿灯，也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其他国家以我们单方面取消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为借口，不遵守我们所支持的针对海地、利比亚和伊拉克的禁运。
2月中旬，希拉里和切尔西前往挪威的利勒哈默尔，代表美国出席冬季奥运会，我则乘飞机南下，到温泉城住一天，看望迪克·凯利。母亲的葬礼已结束五个星期了，我想看看他情况怎么样。在他和母亲的小房子里，迪克显得很孤独。每个房间里似乎都有母亲的身影，但迪克这位海军老兵正在适应孤独的生活，想着如何度过余下的日子。
接下来两周，我到全国不同的地方宣传医疗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同时处理外交问题。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说，在罗恩·布朗、米基，坎特和交通部长费德里科·培尼亚的大力游说下，沙特阿拉伯同意购买价值60亿美元的美国飞机。
联邦调查局逮捕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夫妇则让我们感到震惊。埃姆斯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1年，通过逮捕他，我们破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案。九年时间里，埃姆斯通过出卖情报，挣了大笔的钱。他出卖的情报导致我国在俄罗斯的十几名情报人员死亡，对我国的情报实力造成了严重破坏。联邦调查局知道肯定有内奸，最后在中央情报局的配合下，把他抓住了。埃姆斯的案子不仅使我们质疑我们情报机构的能力怀疑，也使我们质疑我们对俄罗斯的政策：如果俄罗斯人对我们开展间谍活动，难道我们不应该取消或暂停对他们的援助吗？在一次两党国会议员参加的会议上，针对媒体的提问，我说我反对暂停援助。俄罗斯正陷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内部斗争；昨天的俄罗斯在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但我们的援助正被用来支持明天的俄罗斯。这种援助正加强俄罗斯的民主和经济改革，确保其核武器的安全和销毁。况且，俄罗斯不是惟一有间谍的国家。
快到月底的时候，因为对把西岸地区归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前景感到愤怒，一名好战的以色列定居者在希伯伦的亚伯拉罕清真寺开枪打死好几名做礼拜者。谋杀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发生地点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圣地，因为据说那里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的埋葬地。这名定居者的意图似乎很明显。他要引起暴力反应，从而干扰和平进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让沃伦·克里斯托弗与拉宾和阿拉法特联系，邀请他们尽快派谈判代表到华盛顿来，并要求他们就实施协议的具体措施达成一致意见后再离开华盛顿。
2月28日，北约战斗机击落了四架违反禁飞区规定的塞族飞机。这是北约在44年的历史中第一次采取军事行动。我希望空袭的成功，以及我们在解除萨拉热窝包围上的成功，会说服我们的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对付塞族人在图兹拉和斯雷布雷尼察市内或周围的攻势。
盟友之一的约翰·梅杰那天来到美国，讨论波斯尼亚和北爱尔兰问题。我先带他去了趟匹兹堡。他祖父19世纪曾在那里的钢厂工作过。能将自己的根追溯到美国工业化的心脏地带，梅杰似乎很高兴。那天晚上，他住在白宫，成为我任总统期间第一位住在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第二天，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并不值得纪念，只是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在给亚当斯发放签证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削弱美英关系，或破坏我们在波斯尼亚及其他问题上的合作。我发现梅杰是个严肃的人，非常聪明，而且正如先前说过的那样，他真诚地决心解决爱尔兰问题，尽管他这么做会威胁到他在国会中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地位。我想他是一个比媒体报道的形象更好的领导人。一起待了两天后，我们两人建立了友好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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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忙于外交事务时，在国内，白水世界有了新的变化。3月，罗伯特，菲斯克上任了。他一开始就郑重其事地向好几位白宫工作人员发出了传唤，其中包括麦琪·威廉姆斯和莉萨·卡普托。莉萨替希拉里工作，是文斯·福斯特的朋友。麦克·麦克拉蒂于是设立了一个由哈罗德·伊克斯领导的白水事件应对小组，协调我们对菲斯克和媒体所提问题的回答；把我们解放出来，让我们做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使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相互之间或与我和希拉里之间尽可能不谈论白水事件。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谈话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被免职，或是遭到政治攻击，或者要支付巨额的诉讼费用。许多人都有一种先人之见，一定要找到错误；如果我们很久以前的地产买卖中没有什么错误，他们或许能够发现某些人在处理这件事时犯的错。
这种制度对我来说不成问题。毕竟，我从小就学会了怎样过平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我都能够不理会那些指责和影射，继续做我的工作。我知道，对于那些不曾经常受到破坏性肆意攻击的人，要做到这点比较困难，特别是在人们以为只要被指控就必然有罪的气氛中，更是如此。当然了，有些法律专家，比如像萨姆·达什也指出，与里根和尼克松政府相比，我们是相当合作的，因为我们没有抵制传唤，而且我们把所有的记录都交给了司法部，然后又交给了菲斯克。但球门柱已被移开了：不管我们的对手提出什么指控，我和希拉里都必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否则大部分问题还是将被提出来，还是会有人以极度怀疑的口吻写一些报道。潜在的倾向是，我们肯定做错了什么事。
比如，我们把财务记录披露给媒体后，《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吉姆·布莱尔的帮助下，希拉里投资1000美元，在期货市场竟然赚了10万美元。布莱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在期货交易中确实帮助过希拉里和他的其他朋友，但希拉里是自己承担风险的，交了1．8万美元的佣金，然后根据自己的直觉判断，在行情下跌之前退了出来。农产品期货交易平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前主席、共和党人利奥·梅拉米德检查了希拉里的交易情况后说，这些交易没有问题。但这没有用。好几年里，批评者仍然把希拉里在期货交易中挣的钱看成腐败的初步证据。
这种对错误行为的假设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中得到了体现。这篇报道据说是以马文·克雷蒂安教授的专业意见为基础的分析，断言希拉里在这桩”甜美的买卖”中没掏自己的钱。克雷蒂安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是公司法和合同方面的全国性权威之一，我在耶鲁大学上学时他曾教过我，我们的律师还曾请他审查了1978-1979年期间（也就是我们在白水地产投资期间）我们的纳税申报单。克雷蒂安反驳了《新闻周刊》的说法。他说：“我从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他“感到愤怒”，觉得“受到了羞辱”。
大约与此同时，《时代》杂志刊登了一幅封面照片。照片上，我坐在桌前，为白水事件而苦恼，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站在我后面看着。实际上，这张照片是在一次例行的计划安排会上照的，当时有好几个人在场。在原来的照片上，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人。《时代》周刊干脆把那两个人剪掉了。
4月，希拉里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回答有关她期货交易和白水事件的提问。她回答得非常棒，我为她感到自豪。当时她坦承，由于她相信人人都应该有“隐私空间”，所以对媒体有关她个人过去交易的提问反应不够及时，但“经过长时间的抵抗之后，我重新划定了这个空间”。说到这里，连记者们也笑了。
强加给我们的有罪假设扩展到了其他人身上。比如，罗杰·奥尔特曼和伯尼·努斯鲍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两人曾讨论过由债务重整信托公司针对麦迪逊储贷银行发出的刑事犯罪举证书，因为债务重整信托公司隶属财政部，而且当时奥尔特曼正临时掌管这家公司。批评者或许以为努斯鲍姆试图影响债务重整信托公司的工作程序。但实际上，他们讨论这件事，是因为对麦迪逊储贷银行进行调查的消息泄露后，我们需要对媒体的提问做出回答。他们的做法得到了财政部道德顾问的批准。
老派的进步专栏作家埃德温·约德尔说，华盛顿正在被“道德清洁工”接管。在一篇有关努斯鲍姆与奥尔特曼接触的专栏文章中，他写道：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能够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白宫工作人员向别的行政机构打听有关总统的指控和传言就这么让人憎恨……
罗伯特，菲斯克发现，白宫与财政部的接触是合法的，但这并不能停止对努斯鲍姆和奥尔特曼的诽谤。那时候，所有我们任命的官员都需要每天聆听三遍“米兰达告诫”。伯尼·努斯鲍姆3月初已经辞职了。他永远不能原谅我主动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愚蠢决定，也不想成为更多问题的源头。奥尔特曼几个月后也将离开政府部门。他们都是能干而且诚实的公仆。
3月，曾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共和党人、现已成为CNBC总裁的罗杰·艾尔斯指责本届政府“隐瞒了有关白水事件的情况，包括……土地诈骗、非法捐款、滥用权力……隐瞒了自杀——可能是谋杀”。原来这就是“可信的犯错证据”的标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特别坚定而又毫无根据地断言，文斯的死与我和希拉里的不法行为有牵连。此人曾经是尼克松和阿格纽的演讲撰稿人。他似乎决心证明，尼克松和阿格纽的继任者都和他们一样坏。当然，文斯自杀遗言的内容恰好相反，遗言上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这并未阻止萨菲尔猜测文斯可能在办公室不恰当地保留了对我们有害的记录。
我们现在知道，那些具有破坏性的错误报道依据的所谓信息，许多都是由戴维·黑尔和出于自己目的收留黑尔的右翼分子提供的。1993年，作为小石城市法院的共和党法官，黑尔被控诈骗中小企业管理局90万美元。这笔钱来自二些联邦基金，本来应该通过他的资产管理服务公司贷给少数族裔人士所办企业。但他却通过一系列虚假的公司，把钱给了自己。美国审计总署后来的审计发现，他诈骗了中小企业管理局340万美元。黑尔与吉姆·约翰逊法官讨论了自己的困境。约翰逊是阿肯色州一名年长的种族主义者，1966年曾与温索罗普·洛克菲勒竞选州长，1968年与富布赖特竞选参议员。他把黑尔保护起来，于8月让他和一个名叫公民联盟的保守派团体取得联系。该团体的主要成员包括佛洛伊德·布朗和戴维·博西。布朗在1988年曾制作了臭名昭著的威利·霍顿系列广告，攻击迈克·杜卡基斯。博西帮他为1992年的竞选写了一本书，名为《聪明的威利：美国为什么不能相信比尔·克林顿》。在书中，作者对吉姆·约翰逊法官表示了“特别的谢意”。
黑尔声称我迫使他从资产管理服务公司拿出30万美元，贷给苏珊·麦克道戈尔拥有的一家公司，目的是把钱送给阿肯色的民主党领导人。作为回报，麦克道戈尔将从麦迪逊储贷银行拿出80万美元；借给黑尔，使他能够从中小企业管理局再得到100万美元。这是一个荒谬而不真实的故事，但布朗和博西却大肆宣扬。很显然，谢菲尔德·纳尔逊也帮忙了，把这个故事推销给了他在《纽约时报》的联系人杰夫·格斯。
1994年3月，媒体开始对罗斯律师事务所粉碎一些文件的行为大加挞伐。有一个盛放这些文件的盒子上面有文斯·福斯特名字的缩写。该事务所解释说，粉碎的材料与白水事件无关，处理的是不再需要的文件，属于正常程序。罗斯律师事务所对与白水事件无关的记录按惯例销毁这件事，白宫没有一个人知道。况且，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至今也没有证据表明我们隐瞒了什么。
事情如此糟糕，以至于备受尊敬的记者戴维·布罗德也说，伯尼·努斯鲍姆很不幸，因为他据说容忍了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滥用。这样的傲慢和滥用最终引出了“过去一周再次在华盛顿回荡的那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词汇——调查、传唤、大陪审团、辞职”。布罗德甚至把我们为推动经济计划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设立的“作战室”与尼克松的敌人名单相比较。
努斯鲍姆确实很不幸，没错。我要是听从他的意见，拒绝让步，不主动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以“澄清事实”，就不会有什么调查、传唤或是大陪审团。对他的真正伤害在于，他认为我应该遵守法治原则，接受合适的标准，而不是白水事件中媒体设定的变换不定的标准，媒体设定的标准正是为了造成他们自称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努斯鲍姆的继任者劳埃德，卡特勒长期在华盛顿当律师，在华盛顿权力圈中有着无可非议的好口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由于有了他，以及他的建议，情况大为改观，但他无法扭转白水事件的整个局势。
拉什·林博在白水事件的泥泞中尽情享受，节目播出后大获全胜。他声称文斯是在希拉里拥有的一套公寓里被谋杀的，尸体后来被转移到了马西堡公园。我想像不出这会让文斯的妻子和孩子们有何感受。后来，林博指责道：“调查白水事件或是与该事件有关的记者在小石城遭到了殴打和骚扰。一些已经死了。”但他的指责是错的。
为了不落后于林博，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比尔·丹内迈耶呼吁要召开国会听证会，对与我有关的数量“惊人”的人在“非正常状态下”死去的原因进行调查。丹内迈耶列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单，其中包括我的竞选财政主席之一维克·雷塞和民主党政治主任保罗·塔利。维克和儿子1四2年在去阿拉斯加的途中因飞机失事悲惨地去世了，保罗则是在小石城忙于竞选时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我在两个人的葬礼上都说了表扬性的话，后来还任命维克的遗孀莫利为礼宾主任。
杰里·福尔韦尔发布了一盘名为《权力圈》的录像带，因此超过了丹内迈耶。这盘录像带讲述了无数在阿肯色“神秘死去的人”的故事，暗示我似乎应对这些人的死负责。福尔韦尔随后又发布了一个续集《克林顿编年史》，并在他的电视节目“旧时福音时间”中播放。这盘录像带以丹内迈耶和吉姆·约翰逊法官为主角，指责我与可卡因走私有牵连，谋杀证人，并安排杀死了一名私人调查员和一名州警的妻子。许多“证人”拿了钱出来作证，福尔韦尔则卖出了许多盘录像带。
随着白水事件的展开，我努力保持一定的分辨力，记住并不是每个人都卷入了这场歇斯底里的癔病中。比如，《今日美国报》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白水事件的公正报道，其中包括对吉姆·麦克道戈尔和克里斯·韦德的采访。吉姆说我和希拉里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韦德是当初主管白水地块的阿肯色州地产商。他说，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产投资中牵涉很少，我们的说法都是真实的。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像拉什·林博、比尔·丹内迈耶、杰里·福尔韦尔这样的右翼分子，和像《华盛顿时报》这样的报纸会这么说。《华盛顿时报》公开承认自己属于右翼，接受文鲜明牧师的资助，编辑是小韦斯·布罗登，而布罗登的父亲是韦斯利·布罗登牧师。此人曾经是“白人公民委员会”牧师，曾与吉姆·约翰逊法官结为盟友，发起反对给予黑人民权的斗争，但最后失败了。我不能相信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一些我很尊敬信任的媒体竟然上了佛洛伊德·布朗、戴维·博西、戴维·黑尔和吉姆·约翰逊之流的当。
在此前后，为纪念“黑人历史月”，我在白宫举行一场餐会。来宾中包括我上法学院时的教授伯克，马歇尔和他的朋友尼科拉·卡岑巴赫。卡岑巴赫曾在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工作过，为推进民权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他走到我跟前，告诉我他是《华盛顿邮报》董事会的成员。对于该报有关白水事件的报道以及因为一些“毫无价值的指控”而对我和总统职位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感到汗颜。“这算得了什么？”他问道，“这肯定与公众利益无关。”
不管与什么有关，这些报道在起作用。3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人认为我和希拉里在白水问题上撒谎，1／3的人认为我们做了非法的事情。我必须承认，白水事件，尤其是对希拉里的攻击，对我造成的伤害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大。那些指控是空穴来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我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希拉里除了偶尔比较固执外，没有任何值得责备的地方。看到她被一个又一个虚假的指控所伤害，我非常难过，因为我竟然屈服，天真地以为独立检察官可以澄清事实，结果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我必须努力工作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怒气，但并不总是成功。部长们和工作人员对我偶尔发火似乎能够理解，艾尔·戈尔帮助我度过了怒火中烧的时刻。不过，尽管我继续努力工作，继续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我通常的开朗性情和天生的乐观情绪却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厉的考验。
对于这件事，一笑了之是有好处的。每年春季都有三场媒体聚餐会，分别由格里迪朗俱乐部、白宫记者和广播电视记者举办。这些餐会使媒体有机会拿总统开玩笑，也给总统回答的机会。我盼着这几次餐会，因为这些餐会可以使我们双方放松一些警惕，并提醒我，媒体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大部分都是努力想做到公正的好人。而且，正如《圣经》里的《箴言》篇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4月12号，在广播电视记者举办的餐会上，我精神很好，说出了绝妙的句子，比如：“来到这里我真的很高兴。你们要是觉得我在阿肯色州西北部有一块地，我愿意带你们去看看。”“有人说我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点是自怜。但我却想把它看做是我的同情的外部极限。我感到了我的痛苦。”“离4月15日还有三天，你们中大多数人花在我纳税问题上的时间却多于花在你们自己纳税问题上的时间。”“我仍然相信有一个叫做‘帮助’的地方。”
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后来被希拉里称为“庞大的右翼阴谋”，在西德尼·布卢门撒尔的《克林顿的战争》和乔·科纳森与基恩·莱昂斯合著的《猎杀总统》中有详细的记录。就我所知，他们实事求是的看法没有一条被人反驳。两本书出版后，参与白水事件狂热报道的主流媒体中的那些人，对两位作者提出的指控不予理睬，说他们同情我和希拉里，或者干脆责备我们处理白水问题的方式不当，而且责备我们的抱怨。我坚信我们本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们也应该这样。
在白水事件被炒作的初期，我的一位朋友因为来华盛顿之前犯的一个错误，被迫辞去政府中的职务。罗斯律师事务所向阿肯色州律师协会投诉韦布·哈贝尔，声称他多收了客户的钱，并虚报开支。韦布辞去了司法部的职务，但向希拉里保证，自己与指挥无关。他说，发生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富有但脾气暴躁的岳父塞斯·沃德拒绝向罗斯律师事务所支付一桩专利侵权官司的费用。在那场侵权官司中，塞斯·沃德输了。他的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不是事实。
事实证明，韦布的确多收了客户的钱。他这么做对罗斯律师事务所造成了伤害，并减少了合伙人的收入，包括希拉里的收入。这件事他如果按正常的方式处理，有可能与律师事务所达成协议，把钱还给客户，并被吊销执照一到两年。律师协会也可能会把他交给州检察官。那样的话，韦布可以通过偿还公司的钱而免于坐牢。但是，他掉进了独立检察官的网里。
事实真相第一次公布出来之后，我感到目瞪口呆。多年来，我和韦布一直是朋友和打高尔夫球的伙伴，我原以为很了解他。我现在仍然认为他是个好人。他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由于不想成为斯塔尔手中的一枚棋子，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并没有离开我平行生活中的另一个轨道，那个我到华盛顿来追求的生活轨道。3月，我花了很多时间大力推动两个法案，我认为这两个法案对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将有所帮助。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可能终身只干一份工作，或是受雇于一个老板，但是不同的人在就业市场所受到的待遇是明显不同的。我们6．5％的失业率有些误导。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只有3．5%，两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超过5％，中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7％，而中学没有读完的人的失业率却超过11％。在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市和基恩市举行的活动中，我说我想把失业救济计划改变为范围更大、培训更好的再就业体系。我希望国会通过毕业就业计划，为那些不想取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年轻人提供一到两年的高质量培训。3月底，我可以签署“目标2000”法案了。我们终于从国会那里得到承诺，一定要达到我1989年制定的教育目标，检验学生达到这一目标的程度，并鼓励地方学区采取最有希望的改革措施。对教育部长迪克·赖利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3月18日，波斯尼亚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来到白宫，签署在我的特使查尔斯，雷德曼的帮助下达成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族占多数的地区将建立联盟，并启动一个与克罗地亚结为联盟的机制。穆斯林与克罗地亚族之间虽然有战斗，但没有双方与波斯尼亚塞族人之间的战斗激烈，不过这项协议仍然是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
3月的最后几天，与朝鲜之间的严重危机开始了。2月，朝鲜曾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检查他们公布的核基地，但3月15日，他们却阻挠核查人员完成自己的工作。核查人员检查的反应堆以燃料棒为燃料。这些燃料棒耗完最初设定的能量后，还可以再加工成足够数量的钚，用来制造核武器。朝鲜还计划建造两座更大的反应堆，可以生产更多用过的燃料棒。这些燃料棒掌握在世界上最孤立的、一个甚至连自己的人民都养不活的国家手里，是很危险的。这样的国家也许会试图把钚卖给错误的买主。一周之内，我决定在韩国部署爱国者导弹，并要求联合国对朝鲜实施经济制裁。正像比尔·佩里3月30日对一群编辑和记者说的那样，即使有战争风险，我也决心阻止朝鲜发展自己的核武库。为了确保朝鲜知道我们是动真格的，佩里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一直语气强硬，甚至说他不排除先发制人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沃伦·克里斯托弗努力确保我们的信息保持适当的平衡。国务院说，我们倾向于和平解决，我国驻韩国大使吉姆·兰尼则把我们的立场描述为“正在观察、立场坚定、保持耐心”。我相信，如果朝鲜真的理解我们的立场，并了解放弃核计划、与其邻国及美国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话，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月26日，我来到达拉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不用工作的周末，在我弟弟的婚礼上当伴郎。弟弟是和漂亮的莫利，马丁结婚。他在纳什维尔过了几年后，跑到洛杉矶，希望重振自己的歌唱事业。他就是在那时遇见莫利的。我为罗杰感到高兴。
婚礼后的第二天，我们几个人都去观看了阿肯色野猪队对密歇根大学队的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半决赛。那个星期，《体育画报》的封面上刊登了我身穿野猪队运动服的照片。同期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刊登了一张我手拿篮球的照片。经历媒体对我的那些报道之后，这篇文章对我来说简直是天降甘露。一周后，我又出现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一个体育馆里。这一次，阿肯色队76比72击败杜克大学队，夺得全国冠军。
4月6日，最高法院的哈里，布莱克门法官宣布退休。我和希拉里在“复兴周末”期间与哈里·布莱克门法官和他的妻子多蒂成了朋友。哈里是个很不错的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法官，是伦奎斯特法院中迫切需要的一个温和的声音。我知道，为了国家，我必须找一个值得敬佩的人补进去。我第一个考虑的是乔治，米切尔参议员。一个月前，米切尔宣布将退休，不再担任参议员。他是一位出色的多数党领袖，对我忠诚并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对于能否在11月的选举中保住他的位子没有一点把握。我不想让他离开参议院，但一想到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就非常兴奋。他在成为参议员之前曾当过联邦法官，他将成为最高法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可以调动选票的人，即使发表反对意见，也会有人洗耳恭听。五周之内，米切尔再次让我失望了。他说如果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参议院，我们通过医疗保健改革提案的机会将烟消云散，这会伤害到美国人民，伤害到力图重新当选的民主党人，还有我的总统职位。
我很快选定了另外两个人选：史蒂芬·布雷耶法官和理查德·阿诺德法官。布霄耶已经通过了审查。阿诺德是第八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该法院总部在圣路易斯，管辖范围包括阿肯色州。阿诺德曾经是戴尔·邦珀斯的助手，邦珀斯则是阿肯色州众多出名的律师之一。阿诺德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学过拉丁语和希腊语，部分目的是为了能够阅读早期与《圣经》有关的文献。我本来可能会任命他的。但他当时正在接受癌症治疗，有关他病情的预期也不太明朗。我的共和党前任已经在各联邦法院任命了许多年轻的保守派，这些人会占据职位很多年。我不想冒险，再给他们一个职位。5月，我决定任命布雷耶法官。他非常胜任最高法院的工作。此前，在怀特法官辞职后我接见过他，对他印象很深。布霄耶很容易就能获得确认。至于阿诺德，我很高兴地说，他现在仍然在第八上诉法院当法官，偶尔和我一起打打高尔夫球。
4月初，北约又在波斯尼亚发动空袭，这一次是为了阻止塞族对戈拉日德的包围。同一天，卢旺达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同坐的飞机失事，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屠杀是占多数的胡图族领导人发起的，针对的是图西族及其胡图族同情者。图西族只占人口的15％，却被认为拥有不相称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我下令撤退所有的美国人，并派部队去保证他们的安全。100天之内，在一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国家里，肋多万人被杀害了，大部分人都是被砍刀杀害的。我们太关注波斯尼亚了，仍然记着六个月前索马里发生的事情，在与我国利益无关紧要的遥远的地方部署军队也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因此我和我的外交政策小组都没有认真考虑派兵去阻止屠杀。只要有几千名士兵，加上盟国的援助，再加上有部署部队所需的时间，我们本来可以挽救很多生命。未能努力阻止卢旺达悲剧的发生成为我总统任期内最大的遗憾。
在我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以及卸任后，我尽一切可能，帮助卢旺达恢复他们的国家和生活。今天，在保罗·卡加姆总统的请求下，卢旺达已成为接受我的基金以阻止艾滋病蔓延的国家之一。
4月22日，理查德·尼克松去世了。在去世之前的一个月零一天，他曾写给我一封长达七页的非常棒的信，介绍了他最近的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英国之行。尼克松说，我赢得了他会见的那些领导人的尊重，不能让白水事件或别的什么国内事务“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我们外交政策要优先实现的目标——确保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持续下去”。他为叶利钦的政治地位和杜马中不断上涨的反美情绪感到担忧，敦促我保持与叶利钦的紧密关系，但也要与俄罗斯的其他民主派人士建立联系，改进并更好地实施我们的对外援助计划；任命有影响的商人负责为俄罗斯吸引私人投资。尼克松说，应该揭露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骗子嘴脸，而不是打压他；我们应尽量“使坏人——日里诺夫斯基、鲁茨科伊和共产主义者——不和，如果可能的话，促使好人——切尔诺梅尔金、雅夫林斯基、沙赫赖伊、特拉夫金——结成联合阵线，进行负责任的改革”。最后，尼克松说，我不应该把有针对性的援助分散到整个前苏联，而应该将我们的资源集中在俄罗斯及乌克兰。“这是绝对必要的。”这封信是尼克松80多岁时写下的杰作。
所有在世的总统都到尼克松总统的总统图书馆和出生地参加了他的葬礼。当他的家人请我和鲍勃·多尔、亨利·基辛格、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他在年轻时曾为尼克松工作过）一道发言时，我感到很吃惊。在发言中，我表达了对他“明智的建议：特别是有关俄罗斯的建议”的赞赏，评价了他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抱有的持久、有力而且清醒的兴趣，并提到了他打给我的电话和去世前一个月写给我的信。我只是间接地提到了白水事件，提出了和解的请求。“今天，他的家人、朋友和整个国家将因为他一生的总成绩而记住他。但也有些人根据与尼克松总统的一生和事业相比微不足道的事情来评价他，但愿这样的日子到此结束。”我们党内有些痛恨尼克松的人不喜欢我的讲话。除水门事件外，尼克松还做了许多我不赞同的事情——敌人名单，延长越南战争并扩大轰炸范围，在加利福尼亚时为自己竞选国会议员的对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但他也打开丁通往中国的大门，签署法令设立了环境保护局、法律服务社团和职业安全与卫生管理局，并且支持赞助性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接管了共和党的那些人相比，尼克松是个充满激情的自由派。
参加葬礼的当天，我给拉里·金的电视节目打电话，因为他正就母亲刚出版的《用心生活》一书采访迪克·凯利和詹姆斯·摩根。我告诉拉里，母亲葬礼后我就出访了，回来后我发现，拿起厨房的电话之后，我才想起自己再也不能在星期天晚上给她打电话了。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压制住星期天晚上打电话的冲动。
4月29日，我在白宫南草坪上款待了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各部落的首领。几乎所有的内阁部长都参加了。很显然，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这是第一次应邀来到白宫。他们中有些人因为印第安人地区的赌博业而非常富有，乘坐私人飞机来华盛顿；其他领导人由于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保留地中，非常贫穷，不得不到处凑钱才买得起飞机票。我许诺将尊重他们的自决权、部落主权和宗教自由，并将努力改善联邦政府与他们的关系。我还签署了行政令，确保我们的承诺得到实施。最后，我承诺将更强有力地支持贫困部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发展。
4月底，我们显然已经输掉了医疗保健改革的信息战。4月29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一场针对我们的耗资3亿美元的信息误导战：孩子的哭声很痛苦，妈妈的声音中充满了绝望。“求求你们了。”她在电话上哀求着，想为自己生病的孩子求得帮助。
“对不起，政府医疗中心现在关门了。”电话另一端的录音如是说，“不过，如果是急诊，你可以试一下1-800-一政府。”妈妈试了试，只听到另一个电话录音：“对不起，所有的医疗保健代表现在都很忙。请别挂电话，我们一有……”
“他们为什么要让政府来管这事呢？”妈妈伤心地问道，“我想要我的家庭医生回来。”这篇文章说，这个广播节目是由华盛顿一个名为“支持税收改革的美国人”的组织制作的，它所存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不真实。
一个名叫“美国医疗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则通过直接寄传单，发起了另一场攻势。该组织声称，根据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谁要是多买了医疗保险，就有可能坐五年牢。实际上，我们的计划明确规定，人民可以自由地购买任何自己喜欢的医疗保健服务。
广告是虚假的，但很起作用。3月10日，有人发表了一篇题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喜欢的是克林顿的计划》的文章，文章披露了一项《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我们的医疗计划时，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但事实上，当被问到对医疗计划有什么期望时，他们中超过60％的人都支持我们计划中的许多条款。这篇文章说：“当你向这些人描述克林顿的法案，不说明这是总统的方案，不说明它是提交给国会的四项主要议案之一时，屋里的每个人都把克林顿方案作为首选。”
文章引用民意测验作者——一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的话说：“白宫应发现这件事既令人高兴，也令人清醒。令人高兴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他们计划中的基本观点是对的；令人清醒则是因为他们显然与公众交流太少，让给利益集团的阵地太多。”
尽管如此，国会还是继续审议这个法案，将其提交给国会中的五个委员会，其中三个在众议院，两个在参议院。众议院劳工委员会4月曾投票否决了一项实际上比我们的法案更全面的医疗保健法案。其他四个委员会正努力达成一致意见。
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所有的事情又同时发生了。在亚特兰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总部，在由卡特总统中心举办的全球论坛上，我回答了国际记者们的提问；签署了毕业就业法案，向拉宾和阿拉法特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就加沙和耶利哥的交接事宜达成协议；游说众议院通过针对致命进攻性武器的禁令；该禁令受到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仍然以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后，我欢呼雀跃；宣布在南非举行了第一次全面而公正的大选之后，美国将增加对南非的援助，戈尔夫妇、希拉里、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总统的就职典礼；在白宫举办了一次活动，强调没有医疗保险的妇女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加强了对海地的制裁，因为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继续在屠杀并肢解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任命黑人大学联合基金领导人、前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比尔·格雷为我和沃伦，克里斯托弗的海地问题特别顾问；被葆拉·琼斯告上法庭。这只是我任总统期间非常普通的一个星期。
葆拉·琼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上一年2月。当时她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大会，目的据称是为了“还她清白”。会上克利夫·杰克逊对她做了介绍。戴维·布罗克根据阿肯色州州警的指控，在《美国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的一项指控是，我在小石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曾与一名女子约会，后来该女子告诉带她回警察局的警察，说她想成为我“固定的女朋友”。尽管文章只说这名女子叫葆拉，但琼斯却说她的家人和朋友阅读文章时，认出那就是她。她还说她要争得清白，但没有告《美国观察家》诽谤，却控告我性骚扰，还说她拒绝了我的调戏后，我不让她得到所有州政府雇员都可以得到的年度加薪。当时，她还是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的一名职员。琼斯和克利夫·杰克逊第一次露面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是到了5月6日，就在诉讼时限到期的前两天，琼斯对我提起了诉讼，宣称我对她进行了性骚扰，要求赔偿70万美元。
在提起诉讼之前，琼斯的第一个律师与小石城的一个人联系，小石城的这个人又与我的办公室联系，告诉我们，琼斯的律师说，琼斯的案子胜算不大，如果我给她5万美元，并帮助她和她丈夫史蒂夫在好莱坞找到工作，她就不告我了。后来我们发现，史蒂夫是个痛恨克林顿的保守分子。我没有付钱，因为我没有对她性骚扰。与她另一项指控相反，她实际上得到了年度加薪。现在我不得不再请一名律师，请华盛顿的鲍勃·贝内特律师为我辩护。
5月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到全国各地为我的医疗保健改革和犯罪法案做宣传，但总是有其他的事情同时发生。那时候，最大的好事是我的第一个侄子泰勒·卡西迪·克林顿出世了。罗杰和莫利于5月12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18日，我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法案：学前教育改革法案。沙拉拉部长和赖利部长为这一法案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法案增加了学前教育计划覆盖的贫困学生人数，改进了学前教育的质量，根据我的早期学前教育倡议，还第一次为三岁以下儿童提供服务。
第二天，我在白宫欢迎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冷战和笨拙的外交把印度和美国隔开太久了。印度有将近10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此前的30年中，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使印度靠近了苏联，而冷战则把美国推向了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自独立以来，印巴两国就因克什米尔这个印度北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陷入了似乎无休止的激烈争论中。现在冷战结束了，我想我有机会也有义务改善美印关系。
问题在于，我们想努力限制核武器的扩散，印度却极力想发展核武器，这样双方就有了冲突。在印度看来，发展核武器是阻吓中国核武库的必要手段，也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必要条件。巴基斯坦也制定了核计划，在印度次大陆形成了危险的局面。我相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库只会使两国更加不安全，但印度人不这么想，并决心不让美国干涉他们继续实施核计划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权利是合法的。尽管这样，印度还是和我们一样，想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虽然我们没有解决所有的分歧，但我和拉奥总理总算打破了僵局，为在我的两届任期内不断改善印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我会见拉奥总理的那天，杰姬·肯尼迪·奥纳西斯在与癌症做了一番搏斗后，去世了，享年64岁。杰姬在我们的公众偶像人物中是最少抛头露面的。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一个涂抹不去的优雅和悲伤的意象。对那些有幸认识她的人来说，她表里如一，甚至比外表更令人尊敬——她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聪明女士，一个出色的母亲和好朋友。我知道她的孩子约翰和卡洛琳，以及她的伴侣毛里斯·坦普斯曼将多么怀念她。希拉里也将怀念她，因为她曾不断地鼓励我们，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建议，并给了我们真诚的友谊。
到了5月底，我不得不决定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一种有点令人误解的说法，指的是没有额外关税或是其他壁垒的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已经有了不小的贸易赤字，随着美国每年购买中国35％到40％的出口商品，这一赤字在以后几年里还将持续上升。平息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务阶层的政治人物都觉得，布什政府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太快了。在竞选期间，我曾批评布什政府的政策，并于1993年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必须在移民、人权和监狱里的强制劳动等方面取得进步。5月，沃伦·克里斯托弗交给我一份报告，显示所有的移民案件都解决了；我们与中国就如何处理监狱强制劳动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还第一次答应将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也说，中国对异见者仍有侵权行为，对西藏传统仍有所压抑。
中国对其他国家“干涉”其政治事务极为敏感。中国领导人还觉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伴随而来的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大量转移，他们会尽力处理所有这些变化。因为我们的接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因此我决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将来把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与贸易脱钩。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外交政策小组的一致支持。更多的贸易和接触将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繁荣，更多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在诸如朝鲜等问题上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让他们更好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且我们希望，贸易和接触将推动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人权。
6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希拉里去了欧洲，纪念诺曼底登陆50周年。1944年6月6日，美国军队及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对诺曼底海滩展开猛攻。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登陆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