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建议的体系被采纳，它本可以减小医疗保健开支的膨胀，更公正地分摊支付医疗保健费用的负担，并为数百万没有医疗保障的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而且它本可以结束我亲身见证过的各种可怕的不公正做法，比如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女人不得不放弃她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她靠这份工作供养她的六个孩子，因为她最小的孩子病得太重了，她无法继续支付她的医疗保险，而这位母亲惟一能够为孩子找到医疗服务的途径就是接受政府的福利救济并申请医疗补助；或者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对年轻夫妇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孩子的医疗保险来自父母一方的雇主，也即一个只有20个雇员的不赢利的小公司。孩子医疗保险的花费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保险公司为雇主提供的选择是要么解雇这个家长；要么将所有其他雇员的保险费增加200美元。我认为美国能够比这做得更好。
希拉里、伊拉·马加齐纳、朱迪·费德和所有帮助她们的人精心制作了一个计划。我们可以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实施这个计划。同后来的描绘正相反，医疗保健专家们当时普遍赞扬该计划适度而且可行。这当然不像批评者们指责的那样，是政府接管医疗保健体系，但那是后话了。在x日晚上，我只是感到很高兴电子提词机正常工作了。
9月末，俄罗斯又重新回到了新闻头条中来，因为立场强硬的议员们试图解除叶利钦的职务。作为回应，叶利钦解散了议会，定于12月12日举行新的选举。我们利用这次危机为我们的俄罗斯一揽子援助计划寻求更多的支持。这个计划9月29日在众议院以32l票对108票获得通过，9月30日在参议院以87票对11票获得通过。
到10月3日，星期日，叶利钦和他在杜马里的极端保守的对手们之间的冲突演变为莫斯科街头的巷战。举着锤子镰刀旗帜和斯大林画像的武装人群用榴弹发射器向一些俄罗斯电视台所在的建筑物射击。其他前共产党国家主张改革的领袖们，包括瓦茨拉夫·哈韦尔，都发表了支持叶利钦的声明。我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告诉记者们，很明显是叶利钦的反对者们挑起了暴力冲突，叶利钦“向后仰”以避免使用武力过度，美国将会支持叶利钦和他举行自由公正的议会选举的努力。第二天，俄罗斯军队炮击议会大楼并威胁要强行攻人，迫使叛乱分子的领导者投降。在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途中，我在空军一号上打电话给叶利钦，向他表示支持。
当晚，莫斯科街头的战斗在世界各地都成了头条新闻，但在美国，新闻报宣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标志着我总统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并使“黑鹰坠落”这个说法变得非常有名。1992年12月，布什总统在我的支持下，派遣美国军队到索马里去帮助联合国。那时已有超过35万名索马里人在一场血腥内战中丧生，内战结束后饥荒和疾病又接踵而来。当时，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曾告诉桑迪·伯杰，说部队在我举行就职典礼前就可以回国。但这话并未兑现，因为索马里没有有效的政府，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在那里，武装暴徒就会盗窃联合国一直在提供的物资，饥荒就会再次降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联合国派遣了约2万人的军队，我们把美国军队的人数从2．5万人减少到只有4000多人。七个月后，庄稼在生长，饥荒结束了，难民们在陆续返回，学校和医院重新开门了，一支警察队伍也建立起来，许多索马里人投身于迈向民主的和解进程中去。
然后，在6月，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艾迪德的部落杀死了24个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艾迪德手下的武装暴徒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大片地区。艾迪德不喜欢和解进程，想要控制摩加迪沙。在那些巴基斯坦人被害后，秘书长布特罗斯一加利和他在索马里的代表、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决心抓住艾迪德，认为除非他被绳之以法，否则联合国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因为艾迪德由武器装备精良的军队严密保护着，联合国无法逮捕他，就请美国帮忙。海军上将豪曾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布什白宫里的副手，他认为只有逮捕艾迪德并使其接受审判，才能结束使索马里陷人暴力、匮乏和混乱之中的部族冲突。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被害后，他更是这么认为。
柯林·鲍威尔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前几天来找我，建议我同意美国采取相应的行动逮捕艾迪德，尽管他认为我们只有50％的几率抓住他，活捉他的几率只有25％。但他仍然认为，艾迪德杀害了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联合国人员，我们不能表现得好像对此毫不在乎。联合国多次抓捕艾迪德失败，这只会提高他的地位并使联合国行动的人道主义性质变味。我表示赞成。
美国特种部队司令是陆军少将威廉·加里森。总部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的陆军第十山地师在索马里也有驻军，受驻索马里美军总司令托马斯·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他们都听令于佛罗里达州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瑟夫·霍尔。我了解霍尔，对他的判断力和能力很有信心。
10月3日，有线报说艾迪德的两个高级助手在他控制的摩加迪沙的“黑海”地区出现。加里森少将采取了行动，命令陆军特种部队向据信是这两个人藏身的大楼发动袭击。他们在大白天乘坐黑鹰直升机飞到摩加迪沙。同黑夜相比，白天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要大得多，因为在夜里直升机和部队不易被人发现，而且他们的夜视装置使他们有能力像在白天一样采取行动。加里森决定冒险，因为他的部队曾成功地执行过三次白天行动。
特种部队强行攻人大楼，捕获了艾迪德的助手和一些小人物。然后突袭就出了大问题。艾迪德的部队进行反击，击落了两架黑鹰。第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被卡在了飞机残骸里。特种部队士兵们不愿抛弃他：他们从未把他们的战友丢在战场上过，不论死活。当他们重又返回时，真正的战斗开始了。没多久，90名美国士兵围绕着那架直升飞机，同数百名索马里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终于，蒙哥马利将军的快速部署部队参加到战斗中来，但索马里人的反击非常有力，致使一整夜营救行动都没能成功。战斗结束后，19名美国士兵阵亡，数十人受伤，黑鹰驾驶员迈克·杜兰特被俘。500多索马里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伤。愤怒的索马里人拖着被杀害的黑鹰机长走过摩加迪沙的大街小巷。
美国人被激怒了，他们感到震惊。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怎么会变成对艾迪德的抓捕？为什么美国军队要听命于布特罗斯一加利和海军上将豪？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德呼吁结束“这些警察捉强盗的行动”。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说，“克林顿得把他们弄回国。”海军上将豪和加里森将军想要追踪艾迪德；根据他们在摩加迪沙的消息来源，艾迪德的许多部族盟友都已逃离这座城市，抓住他并非难事。
6日，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聚集在白宫。托尼·莱克把罗伯特·奥克利也找来了，奥克利曾是美国从12月到3月在索马里的最高文职人员。奥克利认为联合国，包括他的老朋友海军上将豪，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该把艾迪德从政治进程中孤立出来并一心想抓住他。因此，他不赞成我们想要为联合国逮捕艾迪德的决定。
我很同情加里森将军和那些想要返回去完成任务的人。我为我们军队遭受的损失感到非常懊丧，而且我想让艾迪德付出代价。如果抓住他值得18名美国士兵战死，84名美国士兵负伤的话，那么把这件事完成是否也值得呢？这种思考方式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返回去捉住艾迪德，不论死活，那么我们；而非联合国，将控制索马里，而我们不能保证能够比联合国更好地把索马里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当艾迪德在1996年自然死亡后，索马里仍处于分裂状态。此外，我在一次同几位国会议员会谈时了解到，国会里没有人支持在索马里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大多数议员要求立刻撤回我们的军队。我表示强烈反对。最终我们达成妥协，同意有一个六个月的过渡期。我并不在乎同国会唱反调，但我不得不考虑在索马里的进一步行动将导致国会更不愿意支持派美国军队到波斯尼亚和海地。而在这两个地方我们有重要得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最后，我同意派奥克利去执行说服艾迪德释放被俘的飞行员迈克·杜兰特的任务。他得到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杜兰特被立即五条件释放，美国不会进行报复。我们不会拿刚被俘的人做交易。奥克利把信息传达了过去，杜兰特得到了释放。我加强了我们军队的力量，并确定他们撤回的日期，再留给联合国六个月的时间去控制局势或建立有效的索马里政治组织。杜兰特被释放后，奥克利展开了同艾迪德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停火。
摩加迪沙战役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想我知道肯尼迪总统在猪湾事件后的感受。我得为一次我在总体上而非在细节上批准的行动负责。与猪湾事件不同，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这不是失败——山地师部队大白天降落在摩加迪沙的市中心，逮捕了艾迪德的助手，勇敢而娴熟地完成既复杂又困难的任务；并承受意想不到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震惊了美国，而造成这种损失的战斗同我们和联合国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相矛盾。
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当我同意动用美国军队去逮捕艾迪德时，我并没有预见到会在大白天袭击一个拥挤而充满敌意的地区。我以为我们会在艾迪德转移途中，远离大群平民以及他们为他的武装支持者们提供的掩护时去抓捕他。我想我批准的是一次由能力、装备和训练都比联合国军队强得多的美军进行的警察行动。很明显，当柯林·鲍威尔请求我批准这次行动时，他也是这么想的。我离开白宫，他成为国务卿后，我同他讨论过这件事。鲍威尔说他本不会赞成这样的行动，除非是在夜间进行。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讨论，显然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加里森将军的选择做出任何限制。柯林·鲍威尔在袭击开始前三天就退休了，而约翰·沙里卡什维利还没有被确定为他的接替者。这次行动没有得到中央司令部霍尔将军或是国防部的批准。因此，我授权进行的不是一次攻击性的警察行动，而是一次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进行的军事袭击。
加里森将军在战斗结束后的次日给我写了封亲笔信，在信中他为他进行突袭的决定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列出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情报非常准确；部队经验丰富；敌人的力量我们很清楚；战术得当；事先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出动坦克部队进行反击会有所帮助，但不会减低美军的伤亡人数，因为特种部队不会抛弃他们倒下的战友，其中还有一个战友被卡在他的直升机残骸里。加里森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行动很成功。被定为行动目标的人被抓获并被带离目标区……应当从需要承担责任的人中剔除克林顿总统和阿斯平部长”。
我很尊重加里森并赞同他的信，但最后一点除外。我根本不能也不会把自己从“需承担责任的人”中剔除。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个错误，因为在白天进行这样的袭击，低估了艾迪德军队的力量和决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损失一架或多架直升机的可能性。在战争时期，这样的损失是可以接受的。在维和行动中却不行，因为战利晶的价值抵不上伤亡惨重的风险，并且后果必然是在索马里人和美国人眼中改变我们行动的性质。逮捕艾迪德和他的高级助手——因为联合国逮捕不了他——对我们在那里的行动来说是偶然事件，并非主要目的。在合适的形势下，值得这么做。但当我批准鲍威尔将军的建议时，我本应该为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先征求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同意。我当然不会指责加里森将军，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他的军人生涯已经遭受了不公正的损害。他所做的决定，考虑到他得到的指示，是情有可原的。这个决定更严重的后果本应由更高层的人来确定。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到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探视几名负伤的士兵，并同那些死去的士兵的家人们有过两次感人的会面。在其中的一次会面中，有两个悲痛欲绝的父亲，拉里·乔伊斯和吉姆·史密斯，向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吉姆·史密斯过去曾是特种部队士兵，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为什么而死的，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行动方针。当我向三角州部队的狙击手加里·戈登和伦迪·舒格特追授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试图营救迈克·杜兰特及其机组成员的英勇行为时，他们的家人们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
舒格特的父亲对我大发雷霆，愤怒地告诉我，我不适合做总司令。他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因此就我而言，他能说任何他想说的话。我不知道他这样想是否是因为我没有到越南服役，因为我批准了导致这次袭击的政策，或是因为我拒绝在10月3日后再回去追捕艾迪德。不论怎样，我不认为抓住或杀死艾迪德在感情、政治或战略上带来的好处能够成为让双方再死人的正当理由，或成为把为索马里的未来负责的担子从联合国转交给美国的正当理由。
在“黑鹰坠落”后，无论何时我批准军队调度，我都已对所冒风险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更清楚地指示什么行动应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军事策划者们在部署我们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其他后冷战世界里不安定地区的行动时，索马里的教训并没有被忘记。·美国常被请求插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事务，以阻止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而且人们常常期望美国不伤害一个我们自己的人、敌人或无辜的旁观者就能完成使命。处理像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这类复杂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促使托尼·莱克说出了一句最精辟的话：“有时我真的很怀念冷战。”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36
10月剩下的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处理索马里事件的善后工作，斡盛免国会限制我向海地和波斯尼亚派遣军队。
26日，我们终于庆祝了一个轻松的时刻，即希拉里在白宫过的第一个生日。那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化装晚会。她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俩打扮成詹姆斯·麦迪逊和多莉·麦迪逊的模样。当她为医疗保健改革的事情忙碌了一整天回来后，白宫一片漆黑。有人领她上楼去拿化装用的服装，下楼时，她穿着圈环裙，戴着假发，看上去漂亮极了。我则戴着白假发，穿着殖民地时代的紧身衣。她的几个工作人员打扮成她的样子，表现了她不同的形象。她们梳着不同的发型，假扮的角色也不相同。有人假扮的是她宣传医疗保健改革时的形象，有人假扮的则是她泡茶做甜饼时的形象。由于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假发在我头上看上去倒也挺好，但我穿着紧身衣却很滑稽。
第二天，我和希拉里穿上正常的服装，亲自向国会提交我们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此前几个星期，希拉里一直在向两党国会议员解释这个法案，得到的评论非常好。很多共和党人称赞了我们的努力，来自罗得岛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查菲说，虽然他不同意我们计划中的部分条款，但他认为，我们可以合作，制定一个好的妥协方案。我开始相信，我们可以进行诚实的辩论，最后通过一项接近于向全体国民提供医疗保险的法案。
我们的法案长达1342页，有些批评者对此大加嘲讽。每年国会都会通过一些长度超过10阗页的法案，法案的主题却远远没有医疗保健改革重要，也没有医疗保健改革复杂。况且，假若获得通过的话，我们的法案可以取消很多页的法律和规定，减少的比增加的要多得多。华盛顿政界谁都知道这一点，但美国人民却不知道。议案长度之所以成为攻击的对象，原因在于医疗保险公司已经播放了一个反对我们计划的广告，而且广告非常有效。广告的主角是一对看上去很正常的名叫哈里和路易斯的夫妇。他们在疲惫地说着话，担心政府会“强迫我们在政府官僚制定的几个医疗计划进行选择”。这个广告完全是误导人的，但设计巧妙，收看的人很多。实际上，保险公司所造成的官僚成本正是美国人医疗支出很高，医疗保险却仍然无法覆盖全民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所有的富裕国家，全民医疗保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保险公司想保住一个投有效率和缺乏公平的制度，以此牟利。美国人对政府的任何重大行为都持怀疑态度，这是出了名的。利用这种态度，是保险公司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
11月初，《国会季刊》报道说，我任期第一年内与国会合作的成功率，比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任何一位总统都高。我们通过了经济计划，削减了赤字，执行了我的许多竞选承诺，包括增加劳务所得扣抵、建立授权区、减少中小企业的资本收益税、发起儿童移民倡议和进行学生贷款改革。国会还批准了国民服务计划、俄罗斯援助方案、选举登记法和家庭休假法。国会两院都通过了我的犯罪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我将开始拨款增加10万名社区警察，兑现我竞选时的承诺。经济方面，私有领域创造的工作机会比前四年还要多。利率仍然很低，投资开始增加。
我们逐渐实现了艾尔·戈尔的竞选誓词。现在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该取消的也都取消了，但有一个很大的例外。尽管我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的支持率仍然比较低。11月7日，在纪念“会见新闻界”开播46周年的特别节目里，我接受了汤姆·布罗考和提姆·鲁塞特的采访。鲁塞特问我，为什么我的支持率这么低。我告诉他我不知道，尽管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几天前，我向一群参观白宫的阿肯色人宣读了我们取得的成绩的清单。读完后，我的一位州同乡说：“肯定有人密谋对这些情况保密；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过这些成绩。”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我。我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会接着去完成另一项，不去做后续的沟通工作。在政治领域，如果你不自己吹喇叭，通常就不会有人来替你吹。部分原因是不断有像海地和索马里这样的危机打断我们的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媒体报道的本质。我相信，理发事件、旅行办公室风波、有关白宫工作人员和我们决策过程的报道，不是报道错误，就是报道过了头。
几个月之前，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媒体对我的负面报道数量非常多。我把部分原因归结为我早期没有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尽管媒体也许经常被看成自由派，但实际上比我保守，至少在改变华盛顿办事方式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当然了，至于什么重要，他们的看法肯定与我不同。另外，报道我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正努力在24小时新闻报道的体制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在这一体制中，每一篇报道都应该有政治意义，而且正面的报道是不会得到同行奖励的。目前平面媒体和新闻网面临有线电视频道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传统媒体、小报、党派出版物和电视及广播的政治访谈节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这种局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民意测验结果比我的工作表现要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党人造成的：他们不断攻击我的医疗保健改革方案和经济计划，做出一些负面评价，并充分利用我的失误。自从我当选后，共和党在得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赢得了参议院特别选举的胜利，在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取得了州长选举的胜利，在纽约和洛杉矶取得了市长选举的胜利。每一次选举的结果都是由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当地因素决定的，我肯定无法进行积极的影响。人民还没有感受到经济状况在改善，反增税反政府的老调仍然有很大吸引力。最后，我们正在做的有些事情尽管将会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但这些事情不是过于复杂，人们难以很快理解，比如劳务所得扣抵，就是太有争议性，即便是好的政策，也避免不了政治上的危害性。
11月，有两件事说明了什么是好的政策，什么是有问题的政治。在一场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电视辩论中，艾尔·戈尔明显战胜了罗斯·佩罗。这场辩论的收视率很高，辩论结束后，众议院以234票对200票通过了这一协定。
三天后，参议院也以161票对38票通过了该协定。马克·吉尔兰向媒体报告说，我和戈尔给200位国会议员打了电话。或是亲自会见了他们，各位部长则打了900个电话。卡特总统也帮了忙，有一个星期整天给国会议员打电话，我们还有很多交易要做，与有关预算的斗争相比，针对《j匕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游说工作更像是制作香肠那么简单。比尔·戴利和我的整个工作班子为美国赢得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胜利，但是和预算一样，我们为这场胜利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造成了我们党在国会的分裂，并激怒了我们在劳工组织中的一些坚定支持者。
布雷迪法案也是在11月通过的。这是在共和党参议员们放弃了全国来复枪协会策动的阻挠议事策略后才实现的。我签署了这项法案，当时吉姆和萨拉·布雷迪都在场。自从小约翰·欣克利试图刺杀里根总统却击中了吉姆之后，吉姆和萨拉一直在努力推动制定明智的枪支安全法律。他们努力奋斗七年，终于在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购买所有类型的手枪都必须有一个等待期，以核对买主是否有犯罪记录或精神方面的问题。由于全国来复枪协会的强烈反对，布什总统否决了早期的布雷迪法案。全国来复枪协会说，这一法案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持有武器的权利，他们相信，短暂的等待期对于合法的实枪者来说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负担，他们还说，我们可以通过力D重对非法买枪的惩罚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大部分美国人都赞同布雷迪法案。但对他们来说，该法案一旦在国会获得通过，就与选举投票没有关系了。与此相反，全国来复枪协会却决心击败尽可能多的在国会中投票反对他们的议员。到我卸任时，布雷迪法案规定的背景审查使60多万名重罪犯、逃犯和跟踪杀手未能买到枪。这一法案拯救了很多生命。但是和预算法案一样，它暴露了许多勇敢地投了赞成票的人，使他们遭受了严厉的攻击，而且这些攻击很有效，使他们中的好几位失去了议员的席位。
并非我做的所有积极的事情都有争议性。16日，我签署了《宗教自由恢复法》。这部法律的宗旨是要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这样的公共场合保护合理范围的宗教自由。制定这部法律是为了推翻最高法院1990年的一项决定。该决定赋予各州更大的权力，可以规定上述场合的宗教活动。美国有很多人对各自不同的宗教有着坚定的信仰。我想这部法律在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维持公共秩序之间取得了一个恰当的平衡。在参议院，这部法律是由特德·肯尼迪和犹他州的共和党人奥林·哈契组织审议的，以97票对3票获得通过，在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形式通过。尽管最高法院后来废除了这部法律，但我仍然相信，这部法律是我们需要的好法律。
我一直觉得，保护宗教自由，保持白宫与所有宗教派别的沟通，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任命了一名白宫公共联络人员担当我们和各宗教团体之间的桥梁。国会开始工作时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每一次我都出席并发表讲话，并全程参加各项活动，这样我可以拜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前来祈求上帝指引我们工作的各政党代表。每年8月国会休假结束恢复工作时，我都在国宴大厅主办不同宗教信仰的团聚早餐会。会上我可以聆听宗教领导人们关注的问题，并与他们交换我的看法。我想保持与他们的交流渠道，包括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在国内的社会问题与全世界的人道问题上与他们合作。
我坚信应实行政教分离，但我也相信宗教和政府都为我们国力的增强做出了无可争辩的贡献，有的时候，二者也可以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合作。政府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完美的，具有实验性，总是在不断前进中发挥作用。宗教信仰则与内心生活对话，与对真理的追求对话，与接受重大变化和成长的精神能力对话。在不珍视家庭、工作和相互尊重的文化里，政府的计划很难顺利地发挥作用。如果不像《圣经》规劝的那样，关爱穷人和被压迫者，并“爱人如己”，也很难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
11月中旬，我正在思考宗教在我们国民生活中的作用时，去了一趟孟菲斯的梅森坦普尔教堂，在基督上帝教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有许多新闻报道说，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中，针对儿童的暴力活动正不断增多，我想与教士们及非神职人员探讨我们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城市中心区失业、家庭解体、学校问题、福利接受者增加、非婚生育和暴力等现象背后，显然有经济及社会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很多困难加在一起，催生了一种怪异的文化，认为暴力、不工作和没有孩子的家庭都是正常现象。我相信光靠政府无法改变这种文化。许多黑人教堂开始处理这些问题，我想鼓励他们多做一些工作。
到达孟菲斯后，我发现到处都是朋友。基督上帝教会是发展最快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教派，其创始人查尔斯·哈里森·梅森在小石城的一个地方得到灵感，为自己的教派起了这个名字。两年前，我帮助在那个地方安了一块牌匾。梅森的遗孀那天也在梅森坦普尔教堂。主持会议的主教是来自芝加哥的路易斯·福特。他在总统选举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在民权运动的历史上，梅森坦普尔教堂是个神圣的地方，小马丁·路德·金被杀前一天晚上的布道就是在那里进行的。我提起金的精神以及他所做的自己活不了多久的预言，请求我的朋友们诚恳地审视“今天困扰美国的精神危机”。
然后，我抛开发言稿，开始脱稿演讲，许多评论者说，那是我任总统八年期间最棒的一次演讲。我用我们共同的语言，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如果马丁·路德·金今天重现在我的身边，给我们过去25年的表现打分，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投票选举了过去因肤色原因不能被选举的人……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让有能力的人想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他会说，你们干得不错，通过向所有人开放机会……催生了一个黑人中产阶级。
但他也会说，我生而又死并不是为了看到美国的家庭被破坏。我生而又死不是为了看到13岁的孩子为了追求刺激，拿着自动武器，枪杀9岁的孩子。我生而又死不是为了看到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的生活，然后通过毁灭别人挣大笔的钱。这不是我来到这里想要做的。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战，但争取的不是人们随意而无情地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孩子生孩子，孩子的父亲抛弃孩子，好像孩子算不了什么的自由。我努力让人们享有权利，但不是要整个社区和人民被抛弃。我生而又死为的不是这个。
我没有为黑人争取随意而无情地杀害其他黑人的权利……
我们可以从外部带来变化，那是总统、国会、州长、市长和社会公益服务组织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内部产生，否则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有时，外部提供不了任何答案；有时，所有的答案都必须来自内部的价值观、激情和与从内心我们对话的声音。
在没有家庭，没有秩序，没有希望的地方……谁来帮我们组织起来，制定纪律，去爱这些孩子？这些事你们必须自己做。我们则必须帮助你们。
因此，今天在这个讲坛上，我要求你们发自内心地说：我们将尊重马丁·路德·金的生命和工作……无论怎样，依靠上帝的恩赐，我们将扭转局势。我们将给这些孩子一个美好的明天。我们将拿走他们的枪，给他们书。我们将带走他们的绝望，给他们希望。我们将重建家庭和社区。我们不会让这里进行的工作只惠及少数人。我们将一起工作，依靠上帝的恩赐。在孟菲斯的演讲是对公共哲学的赞歌，这种哲学深植于我个人的宗教价值观之中。破裂的东西太多了，我正努力将其弥合起来。
11月19日和20日，我回去致力于把事情弥合起来，飞到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领导人会议。1993年以前，该组织只是一个财政部长们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我建议领导人们应该每年开一次会，就我们的共同利益进行讨论。这次第一届领导人会议是在西雅图附近的布莱克岛上举行的。我想利用这次会议实现三个目标：建立包括美洲各国和亚太国家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就政治及安全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建立在21世纪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习惯。亚太国家的产值占世界一半，但也向世界提出了一些最棘手的政治与安全问题。过去，美国从未像对待欧洲那样，全面地对待这一地区。我想我们现在该这么做了。
我与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谈得很高兴。细川是一位改革派，打破了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继续保持日本在经济上的开放。我也高兴有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非正式的气氛中进行详细的会谈。我们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经济政策上仍然有分歧，但我们都对建立一种不孤立中国、把中国融人国际社会的双边关系感兴趣。我担心朝鲜会很快爆发危机，江泽民和细川有同感。朝鲜似乎决心成为核国家，但我决心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在华盛顿，我和希拉里为韩国总统金泳三举行国宴。这还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国宴。我总是喜欢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样的访问是白宫里最讲究仪式的活动。开始时是正式的欢迎仪式。来宾的汽车驶进来时，我和希拉里会站在白宫的南门廊上迎接。与他们互致问候后，我们步行到南草坪，来到一个小规模的迎宾队列前。我和来访的贵宾会站在台子上，对面是来自各军种的男女军人，他们排成的队形令人印象深刻。军乐队演奏我们两国的国歌，然后我将陪同来宾检阅部队。我们最后走回台子上，发表简短的讲话，途中经常向由学生、来访国家在美国的公民和以来访国家为祖先国的美国公民组成的人群挥手致意。
国宴开始前，我和希拉里会在白宫官邸层的黄色椭圆厅为来访的代表团举行小型的欢迎仪式，戈尔夫妇、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其他几个人也参加与外宾的会谈。欢迎仪式结束后，由各军种各出一人组成的荣誉卫队将护送我们走下楼梯，来到正在等待客人的迎宾队列前，楼梯两旁挂着我所有前任的画像。宴会通常在国宴大厅举行，人多时，在东厅或外边的帐篷底下举行。宴会上，海军陆战队军乐队或空军军乐队为我们伴奏。每当乐队进入房间时，我总是非常兴奋。宴会结束后，我们欣赏音乐，经常是经过挑选的音乐，以适应客人的口味。比如，瓦茨拉夫·哈韦尔喜欢听露·里德的歌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中，里德高难度的音乐激发了哈韦尔支持者的热情。我利用一切机会，把不同类型的音乐家邀请到白宫。几年里，我邀请了球风火合唱团、马友友、普拉西多·多明戈、洁西·诺曼和其他许多古典音乐、爵士乐、布鲁斯、百老汇歌剧和教会音乐的乐手，以及好几个领域的舞蹈家。我们欣赏音乐的地方比举办宴会的地方大，可以多邀请几名客人。过后，想留下来的人可以到白宫的休息厅去跳舞。贵宾们通常比较劳累，很快就离开白宫去布莱尔宾馆了。我和希拉里则留下来跳一两支舞，然后上楼去。狂欢者还要跳一两个小时才会离去。
11月下旬，我参与了一年一度的赦免感恩节火鸡的仪式。这一仪式自柯立芝总统时期就已开始。然后，我带着希拉里和切尔西来到戴维营，度过一个感恩节长周末。我有许多值得感恩的。我的支持率又上升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五天的罢工已经结束。这次罢工有可能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但在布鲁斯·林赛积极而有技巧的干预下，很快结束了。同胞们又可以乘飞机回家度假，我感到很高兴。
在戴维营过感恩节已成为我们家人和几位朋友每年的传统。我们总是在月桂楼吃感恩节晚餐。那是戴维营最大的木屋，有一个大餐厅，很大很开阔，有壁炉和电视，还有一个私人房间供我使用。我们穿过餐厅，向维持戴维营运转的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和他们的家人问好。晚上我们看电影打保龄球。整个周末，不管有多冷，也不管雨下多大，希拉里的两个弟弟、罗杰和我总要与有勇气和我们一起去的人打一场高尔夫球。令人惊奇的是，迪克·凯利每年都和我们一起去，尽管1993年他差不多已经80岁了。
每年在戴维营过感恩节我都很喜欢，但第一次在那里过的感恩节很特别，因为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过感恩节了’。到11月下旬，她的癌症已经扩散，感染了血液。她必须每天接受输血才能维持生命。我不知道她还能撑多久，但输血使她显出虚假的健康气色，她自己也决心充分过好每一天。她喜欢看电视转播的橄榄球赛，喜欢吃戴维营的饭菜，也喜欢到戴维营的酒吧里，和年轻的男女军人们聊天。她最不想讨论的是死亡。她活得太高兴了，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
12月4日，我又去了加利福尼亚，就该州持续的困难召开了一次经济峰会，在创意艺术家经纪公司的总部向一大群娱乐界的人士发表演说，请求他们和我一道努力，减少媒体上针对年轻人的大量暴力内容，并减少娱乐文化对家庭和工作的攻击。接下来一周里，我兑现了在预算战期间做出的两项承诺：我去了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所在的那个区，参加权利大会；成立了一个以鲍勃·克里和密苏里州约翰·丹福斯参议员为主席的委员会，研究社会保险和其他补贴。
12月15日，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爱尔兰总理艾伯特·雷诺兹签署了联合宣言，为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提出了一个框架，我为之欢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圣诞礼物，我希望这个礼物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解决这个我在牛津读书时开始感兴趣的问题发挥作用。同一天，我任命麦戈文竞选时期的老朋友约翰·霍勒姆为武器控制与裁军局的局长，并利用那次机会强调了我的反扩散计划：批准控制化学武器的公约、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永久性地延长19U年期满的《核不扩散条约》，为纳恩一卢格计划全额拨款，确保俄罗斯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并将其销毁。
12月20日，我签署了一项对我和希拉里来说特别重要的法案。《全国儿童保护法》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任何儿童看护机构都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来检查工作申请者的背景。该法案是作家安德鲁·瓦霍斯为了应对儿童在儿童看护中心受到野蛮虐待的报道而设计出来的。大部分父母都在工作，因此必须把学龄前的孩子交给看护中心照顾。他们有权利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安全的，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圣诞节期间，我和希拉里有机会两次观看切尔西的演出：和华盛顿芭蕾舞团一起在《胡桃夹子》中演出，在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圣诞幽默短剧中演出。切尔西每天放学后都到华盛顿芭蕾舞团去上课。方德里联合卫理公会教堂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教堂，位于第16大街，距离白宫不远。我们喜欢方德里教堂的牧师菲尔·沃格曼。他认为该教堂的教徒应包括不同种族、文化、收入水平和政治背景的人，还公开欢迎同性恋者。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个教堂的原因之一。
白宫在圣诞节这一天显得很特别。每年工作人员都会在主楼层的蓝厅里摆上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和其他房间里的圣诞树一样，这棵树也根据当年的主题装饰得非常漂亮。希拉里把我们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节的主题定为美国手工艺。于是全国各地的工匠们给我们送来了用玻璃、木材和金属制成的装饰品和其他作品。每年在国宴大厅里还会摆放一个用姜饼制作的白宫模型，孩子们特别喜欢看。1993年圣诞节期间，大约有15万人来到白宫观看装饰品。
我们在官邸层的黄色椭圆厅里也摆放了一棵大圣诞树，在上面挂满了我和希拉里自第一次一起过圣诞节就开始收集的装饰品。传统上，装饰品由我和切尔西来挂，从她能够挂装饰品起，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从感恩节到圣诞节期间，我们举办了许多次招待会，招待国会议员、记者、特工人员、官邸工作人员、白宫工作人员、各部部长、其他政府官员、全国各地来的支持者、家人和朋友。招待会上，我和希拉里并排站在一起，连续几个小时与来宾打招呼，合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唱团和音乐团体在白宫各个房间里演出。这些人使我们能够展开工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这样感谢他们虽然让我们劳累，但也让我们很高兴。
在白宫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和我们在戴维营过的感恩节一样，这次肯定是我们和母亲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劝她和迪克来和我们一起住一个星期，她答应了。但要我先许诺及时把她送回家，以便让她做好准备，去拉斯韦加斯参加芭芭拉·史翠珊的新年音乐会。芭芭拉很早就预定要举行这场音乐会了。她真心希望母亲去，母亲也决心去。她喜欢芭芭拉，而且在她看来，拉斯韦加斯是她见过的最像天堂的地方。如果她发现死后没有赌博和有趣的娱乐生活，我不知道她会怎么做。
正当我们庆祝圣诞节时，白水事件再次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此前几个星期，（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一直在刊登谣言，说吉姆·麦克道戈尔可能被再次起诉。1990年，麦克道戈尔曾因为麦迪逊储贷银行的失败受到审判，但被无罪释放。债务重整信托公司显然在调查他是否向包括我在内的政界人士提供非法竞选捐款。竞选期间，我们曾提交过一份报告，表明我们在白水投资中赔了钱。我收到的竞选捐款也是有公开记录可查的，我和希拉里也都未向麦迪逊储贷银行借过钱。我知道，整个白水事件只是我的敌人们在努力破坏我的名誉和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不过，我和希拉里还是决定聘请一名律师。戴维·肯德尔是我们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曾代理过储贷案件，懂得如何组织合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复杂材料。肯德尔是贵格会教徒，是个谦谦君子，但机智过人，愿意与不公平的现象做斗争。在1964年“自由之夏”期间，他在密西西比州曾因为民权活动坐过牢，井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的死刑案做过辩护。不过，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判断和幽默感，帮助我们度过以后的艰难岁月。
12月18日，肯德尔告诉我右翼月刊（美国观察家）准备发表戴维·布罗克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四位阿肯色州州警宜称，我当州长时，他们曾帮我找过女人。这四人中，只有两人愿意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文章的其他指责很轻易地就可以反驳掉，两名愿意接受采访的州警还有信誉问题，不过不是因为对我的指控而引起的：他们1990年曾因涉嫌利用毁坏的州政府汽车进行保险诈骗而遭到调查。戴维·布罗克后来因为这篇文章向我和希拉里道歉。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内容，可以读他勇敢的回忆录（被右翼蒙蔽）。在书中，他披露了一些富裕的右翼分子如何努力败坏我的名誉。这些人全都和纽特·金里奇及我在阿肯色州的其他对手有牵连。布罗克承认，他在这次诽谤事件中被一些人利用了。这些人对自己花钱买来的极具破坏性的新闻真实与否全然不在乎。
州警们编造的故事荒谬绝伦，却很有伤害力，对希拉里的伤害非常大，因为她以为经过竞选，这件事已经过去了。现在她才知道，这件事可能永远也不会完。一时间，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继续工作，希望这篇文章的影响尽快平息。在炒得正热的时候，一天晚上，我们来到肯尼迪中心，欣赏亨德尔的《弥赛亚》。当我和希拉里出现在楼座的总统包厢里时，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观众友好而自发的姿态让我俩很感动。直到满眼都是感激的眼泪时，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伤心。
圣诞节期间，我们过了难忘的一周。一周后，我、希拉里和切尔西乘飞机送母亲和迪克回到阿肯色州。希拉里和切尔西与多萝西在一起，我开车送母亲和迪克回到温泉城。我们和我的几位高中同学在罗基比萨店吃了晚餐。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比萨店之一，就在赛马跑道的街对面。晚饭后，迪克和母亲想睡觉，于是我送他们回家，然后和几位朋友打了打保龄球。打过保龄球后，我们回到汉密尔顿湖边的小屋中打牌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第二天，我和母亲喝着咖啡单独坐了一会。不料这次见面竟成永诀。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心情愉快，说州警的故事这个时候发表出来，原因只有一个，即我的支持率已开始反弹，达到就职以来的最高点。母亲后来又笑了，说她知遭那两名州警不是天边最亮的两盏灯，但她的确希望“这些小伙子可以找到别钧谋生手段”。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让她考虑一下生命中剩下的时光。她正在写回忆录，合作者是阿肯色州的一名优秀作家，叫詹姆斯·摩根。母亲已经将所有的回忆都录成了磁带，但仍然有一些章节还处在草稿阶段。我问她，如果她写不完回忆录，希望怎么办。她笑着说：“你当然会把它写完。”我说：“你有些什么指示呢厂她说我应该核对事实，把所有的错误改掉，并澄清任何不清楚的问题。“不过我想使这本书成为用我的语言写成的我的经历。因此除非你认为我对活着的某个人太严厉了，否则就不要改动。”说了这几句后，我们继续聊政治和她的拉斯韦加斯之行。
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吻别，开车到小石城接上希拉里和切尔西，然后飞往费耶特维尔，观看排名第一的阿肯色大学野猪队打篮球，接着和我们的朋友吉姆·布莱尔和黛安娜，布莱尔夫妇一起过“复兴周末”。过了忙碌不堪的一年，经历了太多的起伏之后，与老朋友在一起过几天，是很有好处的。我走在沙滩上，与孩子们玩触身式橄榄球，与朋友们打高尔夫球，参加一些小组讨论，在朋友的陪伴下，心情非常好。
但我的思绪一直没有离开母亲。她令我敬佩，虽然已经70岁了，做了乳房切除术，经历了化疗，每天都输血，但她仍然很漂亮。化疗使她的头发全掉了，迫使她不得不戴假发。输血伤害很大，换了大多数人，都会卧床不起的。她正．以平时活着的姿态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到处走动，对自己的好运表示感激，一点也看不出因痛苦与病痛而自怜，她期盼着生命中每一个新的一天带给她的新鲜经历。看到罗杰的生活上了正轨，我已掌握了自己的工作，她感到放心丁。她很想活到100岁，但如果她该走了，那就走吧。上帝会给她安宁。上帝可以召唤她回家，却只能在她奔跑的时候抓住她。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37
1994年是我一生里最艰难的年份之一。这一年我在外交和国内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这些成功因为医疗保健改革的失败和一场虚假丑闻的困扰而显得无足轻重。这一年以一件让我极度悲伤的私事开始，又以政治灾难结束。
1月5日晚上，母亲打电话到白宫。她刚从拉斯韦加斯回到家里。我告诉她，我往她宾馆房间里打了几天电话，都没有找到她。她笑了，说她整天都在外面，在她最喜欢的城市里玩得很开心，没有时间坐在那儿等电话铃响。她很喜欢芭芭拉·史翠珊的音乐会，特别是芭芭拉还把她介绍给观众，并把一首歌献给她，让她非常高兴。她兴致很高，好像身体也很好；她只是想打个电话告诉我，她爱我。我们通常在星期天打电话聊天，这次交谈和无数次电话聊天没什么不同。
大约凌晨2点，电话铃又响了，吵醒了我和希拉里。是迪克·凯利打来的。他哭着说：“她走了，比尔。”过了完美却令人疲惫的一周后，母亲在睡梦中死去。我知道这一天快要到了，但还没有准备好让她走。现在看来，我们的最后一次电话通话太普通了，闲聊的内容太多；我们就像可以永远相互交谈的人那样说了一会儿话。重新提起这事让我感到痛苦，因此我只是告诉迪克我爱他，感谢他让母亲最后这几年这么幸福，并告诉他我会尽快赶回家去。从我们谈话的结尾，希拉里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抱着她哭了。她对母亲做了评价，说她热爱生活。这使我意识到，要是让母亲决定我们最后一次谈话该是什么样子的话，她一定会选择最后那次电话聊天。母亲永远只谈生，不谈死。
我给弟弟打了个电话，我知道他将悲痛欲绝。他很崇敬母亲，因为母亲从未对他表示绝望。我告诉弟弟，为了母亲，他一定要挺住，继续自己的生活。然后我又给我的朋友帕蒂·豪·克里内打了个电话，请她帮助我和迪克安排母亲的葬礼。40多年来，帕蒂一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希拉里叫醒切尔西，我们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她已经失去了外公，而且她与母亲的关系一直很亲密，还管母亲叫“生姜”。在她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母亲的画像。这是一幅钢笔画，出自温泉城的画家加里·西蒙斯，名为《切尔西的生姜》。看到女儿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试图表达启己的悲伤，并保持镇定，放得下而且撑得住，我非常感动。《切尔西的生姜》现在仍然挂在她查帕奎的房间里。
那天上午，我们发布了一个声明，宣布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条消息立刻成为新闻。巧合的是，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那天早晨正在参加早间新闻节目。节目主持人们没有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而放弃，问他们对于白水事件有何看法。多尔回答一个主持人说，这件事迫切需要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他的话让我目瞪口呆。我本以为，即使是媒体和我的对手，也会在我母亲去世这天暂停一下。值得赞扬的是，几年后多尔向我道了歉。那时，我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权力就是华盛顿的毒品。这种毒品麻痹了人们的感知，模糊了人们的判断。多尔还不算最严重的吸毒者。他的道歉令我很感动。
同一天，艾尔·戈尔去密尔沃基就外交政策发表了一次演讲。我本来答应去演讲的，但我当时飞回了家里。迪克和母亲的房子里满是他们的朋友、家人和阿肯色州的人们为缓解共同的悲伤送来的食物。我们笑着讲述母亲的故事。第二天，希拉里和切尔西到了，母亲在其他州的一些朋友也到了，包括芭芭拉·史翠珊和拉尔夫·威尔逊。拉尔夫是布法罗比尔队的老板，母亲去世前一年，当他得知母亲是比尔队的球迷时，曾邀请母亲去观看“超级杯”赛。
没有哪个教堂可以容得下母亲的所有朋友，在她自己喜欢的地点——赛马道——举行葬礼又太冷，于是我们决定在会议中心举行。大约来了30印人，包括普赖尔参议员、塔克州长和我所有的大学室友。不过大部分参加葬礼的人都是母亲这么多年来遇到的并结为朋友的普通劳动人民。母亲所在的“生日俱乐部”里的所有女士也都来了。这个俱乐部有12名成员，每个人的生日都在不同的月。她们每月共进一次午餐，共同庆祝生日。根据母亲的要求，她去世后，其他的女士们又找了一个人补上，并把俱乐部改名为“弗吉尼亚·克林顿·凯利生日俱乐部”。
约翰·迈尔斯牧师主持了葬礼。他把母亲称为“美国的原型”。他说：“弗吉尼亚就像一只橡皮球；越把她往下压，她弹得越高。”约翰教友提醒大家，母亲遇到困难时总是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回答：“对于行路者而言，小山丘算不了什么。”
葬礼上演奏了母亲喜欢的圣歌。我们齐唱《奇异恩典》和《亲爱主，牵我手》。母亲的朋友马尔维·李·贾尔斯一度完全无法说话，后来她不仅“从上帝那儿”把声音找回来了，而且声音还比原来高了八度。她唱了《爱的恩泽》和母亲最喜欢的《主，我愿更亲近你》。我们在五旬节时认识的朋友贾尼丝·舍斯特兰德用她洪亮的嗓音唱了《圣地》。母亲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曾听过这首歌。芭芭拉，史翠珊当时坐在我后面。她戳了一下我的肩膀，吃惊地摇摇头。葬礼结束后，她问：“那个女的是谁？唱的是什么歌？棒极了厂母亲葬礼上的音乐给了芭芭拉很大的灵感，后来她自己发行了一张专辑，里面全部是圣歌和励志歌，包括为纪念母亲写的那首歌《用心生活》。
葬礼结束后，我们开车把母亲送回家，送到霍普。沿途每到一地，都有人站在路旁，表示敬意。我们把母亲安葬在她父亲商店原来所在地马路对面的公墓中，安葬在一个等待她的地方，就在她父母和我父亲的旁边。那天是1月8日，是除家人以外她最喜欢的人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生日。
我们随后在西兹林牛排馆招待了来宾，然后驱车去机场，飞回华盛顿。我们没有时间伤心。我必须赶回去处理事情。希拉里和切尔西在华盛顿下飞机后，我立刻赶往欧洲。此次欧洲之行已经计划很久了，目的是要确立一个进程，敞开北约的大门，接纳中欧国家。我们必须确保同时不给叶利钦在俄罗斯适成太多的麻烦。我决心要尽全力在历史上第一次缔造一个统一、自由、民主、安全的欧洲。我必须确保北约的扩大不会导致欧洲在东部形成新的分裂。在布鲁塞尔，我在市政厅向一群年轻的欧洲人发表了演说，然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比利时正在庆祝我最喜欢的比利时人、萨克斯管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诞辰100周年。萨克斯的故乡，迪南市市长赠给了我一枝巴黎制造的崭新的塞尔默次中音萨克斯管。
第二天，北约领导人批准了我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以增进我们和欧洲新兴民主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合作，直到我们可以扩大北约。
1月11日，我来到布拉格，会见了瓦茨拉夫·哈韦尔。这时距我当学生时第一次去那里刚好24年差一周。哈韦尔个子不高，说话柔和，眼睛不停地眨着，极为聪明，是各地自由力量的英雄。他曾多年坐牢，坐牢期间写了一些雄辩而且有煽动性的书。被释放后，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了一场和平的天鹅绒革命。接着，在他的监督下，捷克斯洛伐克有条不紊地被分为两个国家。现在他是捷克共和国总统，急切地希望建设成功的市场经济，并取得北约成员国的资格。哈韦尔是我们驻联合国大使马德莱娜·奥尔布赖特的好朋友。奥尔布赖特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很乐意利用‘切机会用母语与哈韦尔交谈。
哈韦尔带我去了一家爵士乐俱乐部。那家俱乐部曾是他天鹅绒革命支持者的温床。乐队演奏了几首曲子之后，他把我带到台上，介绍给大家，递给我一枝新的萨克斯管。这枝萨克斯管产于布拉格，是由一家在共产主义时代为整个华沙条约国的军乐队制造萨克斯管的公司制造的。他叫我吹萨克斯管，和乐队合奏。哈韦尔满怀激情地敲着小手鼓，我们演奏了《夏日时光》和《我可爱的情人》。
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我在基辅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感谢他同意在下周五和我及叶利钦签署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乌克兰将承诺销毁瞄准美国的176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500枚核弹头；乌克兰是一个大国，有6000万人口，发展潜力巨大。和俄罗斯一样，这个国家正迷茫于该争取什么样的未来。克拉夫丘克在国会遇到了相当强的反对力量，他们反对他放弃核武器。我想支持他。
希拉里在莫斯科和我会合。她把切尔西也带去了，因为母亲刚去世，我们不想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全家人一起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客房里，欣赏莫斯科隆冬时节的景色，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排遣办法。叶利钦知道我很悲伤，因为他最近也失去了他崇拜的母亲。
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去逛街，买一些俄罗斯的手工艺品，还在一家小面包店买面包。我在喀山大教堂为母亲点了一枝蜡烛。这个教堂在斯大林时期曾遭到破坏，现在已完全修复了。我还到医院拜访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主教。1月14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我、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签署了核武器协议，并就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计划举行了会谈。圣乔治厅很大，被漆成了白·色，里面有高高的拱形结构，立柱上用金字镌刻了200多年来俄罗斯各次战争的英雄。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叶利钦对美国的援助计划和东京七国会议上批准的援助方案表示了赞赏。对于我们承诺以后两年每年增加10亿美元的援助，为51）00种俄罗斯产品降低关税，他表示了感谢。我极力向他承诺，我们将制定一个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特别合作协议。有了我的承诺，他有保留地表示支持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和5月30日一样，我们同意不再把各自的核导弹瞄准对方，或是别的国家。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同意，在接下来的20年内，美国将从俄罗斯购买价值120亿美元的高浓缩铀，逐渐使这批铀不可能用于制造核武器。
我觉得，这些行动对美国和俄罗斯都有好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的看法。叶利钦与新国会之间，特别是与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之间有些麻烦。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着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好战民族主义分子团体。该团体梦想恢复俄罗斯帝国时代的辉煌，认为我在试图削弱俄罗斯的力量和影响。为了反击，我重复了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即俄罗斯人民应该根据将来而不是过去来决定怎样才算伟大。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到奥斯坦金诺电视台与年轻人进行了一场市政演说式的会谈。学生们就各种时事问题向我发问。不过他们也想知道，美国学生是否可以从俄罗斯学到东西，我第一次想当总统时有多大，我对想进入政界的俄罗斯年轻人有什么建议，以及我想让后人如何记住我等。学生们让我对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们聪明过人，充满理想，对民主有坚定的信念。
这次欧洲之行进展顺利，在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自由的世界这一点上，推进了美国的重要利益。但是在国内，人们永远也不知道这一点。在国内，政客们和媒体只想谈论白水事件。甚至在随我出访的记者中也有人问了这方面的问题。在我出发之前，（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已经和共和党一起，要求珍妮特·雷诺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几个月来，这件事只有一个新的进展。一位名叫戴维·黑尔、1993年曾因为欺骗中小企业管理局而被起诉的共和党人说，我曾要求他给苏珊·麦克道戈尔发放一笔贷款，但苏珊是没有资格领这笔贷款的。我没有做这样的事。
无论根据已经期满的旧法律，还是根据国会正在审查的新法律，任命独立检察官的标准都是要有“可信的证据”。但是在1月5日要求为白水事件任命独立检察官的社论中，《华盛顿邮报》明确承认：“这个案子中还没有可信的指控表明总统或是克林顿夫人做错了什么事。”不过；该报说，公众利益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因为在麦克道戈尔购买麦迪逊储贷银行（我们从未向她借过钱）之前，我和希拉里在白水地产交易（在这笔生意中我们赔了钱）中是伙伴关系。更糟糕的是，我们显然没有因为亏损领取足额的税收减免。政治人物赔了钱，没有接受贷款，也未曾享受税收减免，但有人煽动针对他的怒火，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头一次。（华盛顿邮报）说，由于司法部长是我任命的，因此公众无法佰任她，不能让她来调查我，或决定是否由别人来调查我。
独立检察官法是针对尼克松总统解雇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阿基伯德·考克斯而颁布实施的。考克斯是被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任命的，因此是行政邵门的雇员，可以被解雇。国会意识到，既要对总统及总统任命的主要官员被指控的错误行为进行调查，又要避免不可靠的检察官手中资源过多、权力不受限制。这就是该法律要求必须有可信证据的原因。现在，媒体却说，即使没有这样的证据，只要与总统有过交往的人被调查，总统就应该同意任命独立检察官。
在里根一布什时期，有20多个人被独立检察官证明犯有重罪。经过六年的调查，加上约翰·托尔参议员的委员会发现里根总统曾授权非法向尼加拉瓜，叛军出售武器，伊朗门事件的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对卡斯帕·温伯格和其他五个人提起了诉讼，但布什总统赦免了这些人。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上任前的行为，历史上只有一次，那就是针对卡特总统的调查。由于卡特总统和他兄弟比利共同拥有的花生仓库接受了一笔有争议的贷款，总统受到了调查。卡特总统请求任命的特别检察官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调查，证明卡特兄弟无罪。我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好几位民主党参议员和卡特总统加入到共和党和媒体的阵营中，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尽管他们给不出我犯错的可信证据，哪怕是有一点关联的证据也没有。大部分民主党人对白水事件一无所知，他们只不过急于表明，他们并不反对调查民主党出身的总统，而且他们不想成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对立面。他们也许认为，可以信任珍妮特·雷诺会任命一个职业检察官，他将迅速处理这件事。不管怎样，用劳埃德·本特森的话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以了结这件事”。
到达莫斯科后，我与工作人员、戴维·肯德尔和仍然在华盛顿的希拉里开了一次电话会议，讨论我们该怎么做。戴维·格根、伯尼·努斯鲍姆和戴维·肯德尔反对任命独立检察官，因为没有理由任命，而且我们要是不走运的话，碰上一位不讲良心的检察官，我们所接受的调查将是破坏性的，而且没完没了。另外，调查不用进行多久，我们就破产了。我是现代历史上净资产最少的总统。努斯鲍姆是位世界级的律师，曾经在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与希拉里合作过。他坚决反对特别检察官，并把这种制度称为“邪恶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赋予不可靠的检察官为所欲为的权力；伯尼说我应该用尽全部力量抵制特别检察官制度，并说这是我应该给总统这一职位的礼物，也是应该给我自己的礼物。他还指出，《华盛顿邮报》对司法部调查的不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审查我记录的是一位职业检察官。这位检察官是由布什总统任命为司法部官员的。
格根表示同意，但极力主张我把我们所有的记录转交给《华盛顿邮报》。马克·吉尔兰、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也持同样主张。格根说，《华盛顿邮报》的执行总编伦·唐尼因水门事件而出名，因此坚信我们在隐瞒什么情况。《纽约时报》好像也是这么想的。格根认为，惟一可以解除任命独立检察官压力的办法，就是把文件交出去。
所有的律师——努斯鲍姆、肯德尔和布鲁斯·林赛——都反对把文件交出去，因为即便我们同意把我们发现的所有记录都交给司法部，这些记录也是不完整的，比较分散，我们仍然在寻找完整的记录。他们说，只要有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或是有一份文件交不出来，媒体就会继续鼓噪，要求任命独立检察官。与此同时，将会有大量有关我们的负面报道，里面将全是影射和猜测。我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和1月才出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哈罗德·伊克斯都认为，由于民主党采取了不抵抗路线，任命特别检察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应该顺着这一论调，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这样我们可以重新处理人民的事情。我问希拉里有什么看法。她说，主动要求任命特别检察官将形成一个可怕的先例，会从根本上改变任命特别检察官的标准，使其不再必须有可信的证据，只要激起了媒体的愤怒就得屈服。但决定必须由我来做。我看得出，她已不愿再和我的工作人员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