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林·鲍威尔满怀信心而又有风度为我做了介绍。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即他认为作为总司令，我应该受到尊重。不过，我上台演说时，抗议者还是发出嘘声，试图盖过我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地说：所有嘘叫的人，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请你们现在听我说……有人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是错误的，因为我在25年前，不同意那个把青年男女送到越南打仗的决定。好了，这样更好……正如战争是自由的代价一样，异议是自由的特权。我们今天珍惜这一特权……这个纪念馆要传达的信息其实很简单：这些人为自由而战，他们为自己的社区带来了荣耀，他们热爱国家，为国捐躯……今天在座的，没有谁对墙上的人一个也不认识。我有四位中学同学在这儿……如果有必要，让我们继续对这场战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不要让这种分歧把这个民族分开。仪式开始时很糟，但结束得很顺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预言我当选总统结束了越南战争。这一预言看来并不怎么准确，但也许我们正在结束这场战争。
6月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件无论对我个人而言还是在政治上都令我失望的事：我撤回了任命拉尼，吉尼尔为民权事务处主任的提名。拉尼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防卫基金会的律师，是我上法学院时的同学。我本想任命她为第一个由职业民权律师出任的民权事务处主任。但我4月提名她以后，保守分子怀着复仇的心态大肆攻击她，说她是“配额皇后”，并指责她倡导放弃“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因为她支持累积投票制。根据累积投票制，立法机构有多少职位让人竞争，选民就有多少张选票，而且可以把这些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理论上讲，这一制度可以极大地增加少数派候选人当选的机会。
一开始我对右翼分子的责骂并不在意，以为他们不喜欢拉尼，是因为拉尼有长期打赢民权官司的记录。我想，只要她到参议院去拜访一下，会很轻松地赢得足够的选票来确认她的任职。
我错了。我的朋友戴维·普赖尔参议员来看我，敦促我撤回对拉尼的提名。他说拉尼在与参议员们会面时表现得很糟糕，并提醒我们还有一项经济计划需要通过，一票也不能少。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同。意戴维的看法。他说拉尼不会被确认，我们最好尽快结束这件事。有人告诉我特德·肯尼迪参议员和惟一的非洲裔参议员卡罗尔·摩斯利·布劳恩都持相同的看法。
我决定最好读一读拉尼的文章。这些文章论证了她的立场，很有说服力，但与我支持的赞助性行为和对配额的反对相冲突。她好像想放弃一人一票制度，支持一人多票制度：选民随便怎么分摊选票都行。
我邀请拉尼来见我，把这件事跟她好好谈了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讨论这个问题时，拉尼对自己受到的攻击非常生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竟把她的学术思考当做确认她任职的障碍，这让她大感惊愕；对于她的提名给参议员们带来的困难，她也不屑一顾。而她要得到任命，必须得到这些参议员的选票，但这些人的选票很难得到，也许要经过几轮阻挠。我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我们没有足够的选票确认对她的提名，但她却拒绝退出，觉得自己有接受投票的权利。最后，我告诉她，我不得不撤回对她的提名，告诉她我很不愿意这么做，但不撤回我们也不会成功。我还告诉她，撤回提名会使她在民权界成为一名英雄，尽管这样的安慰不会起什么作用。
事后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批评者说我面对政治压力时放弃了朋友，他们大多对幕后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最后，我任命另一位优秀的非洲裔律师迪瓦尔·帕特里克为民权事务处主任。帕特里克也有很强的民权背景，工作干得很出色。我仍然很佩服拉尼·吉尼尔，失去了她的友谊，我感到很难过。
6月前两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忙于挑选一名最高法院法官。几个星期之前，拜伦·怀特宣布退休。他已当了31年最高法院法官。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最初想任命马里奥·科莫州长，可是他不感兴趣。接见了40多个备选人之后，我选定了三个：我的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他在当州长之前曾任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波士顿的第一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史蒂芬·布雷耶，他的审判成绩十分辉煌；华盛顿市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名才智过人、经历不凡的女法官，审判记录非常有趣，独立而进步。我与巴比特和布雷耶都见了面，确信他俩都会成为出色的法官。但我不愿意内政部失去巴比特，许多环保主义者也不愿意失去巴比特。他们打电话到白宫，敦促我把他留在内政部。尽管极力推荐布雷耶的肯尼迪参议员向我保证，他可以得到确认，但他有一个小的“保姆”问题。
和最初几个月白宫里发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接见两个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决定在白宫官邸的私人办公室接见金斯伯格。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为一名伟大法官的潜力，起码她可以做到我认为伦奎斯特法院（在这个法院中，温和派和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可能的话，与保守的共和党法官合作以达成一致意见；必要的话则勇敢地与他们抗争。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写道：“美国司法部门中最伟大的人是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心胸开阔，但不空虚；他们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愿意随时检验自己假设的品质。”
我们宣布她的任命时，消息还没有泄露。媒体曾根据一个连自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报道说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发表了一篇简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说后，有记者说我决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宫的决策过程有一种“曲折的特点”。该记者接着问我是否要反驳人们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我回答说：“你们总是把任何实质性的决定都只看做政治过程，我早巳放弃了我可以纠正你们这些错误念头的想法。”很显然，遇到官员任命问题，游戏的名称已不再是“相信领导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认，让媒体吃了一惊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和选择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兴一样。
6月最后一个星期，参议院以50票对49票艰难地通过了我的预算计划。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有一名参议员没有投票，乎局是由戈尔打破的。共和党没有一个人投赞成票，我们也失去了6名保守的民主党参议员的票。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戴维·博伦参议员投了我们一票，使我们免于失败。但他暗示说，除非最终的法案中更明确地说明削减支出的项目，并减少税收，否则他将投反对票。1974年他第一次竞选州长，我竞选国会议员，自那时起我就认识他。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批准了预算计划，他们必须调和相互间的分歧，然后我们又得重新为获得两院通过而奋斗。由于我们获胜的优势非常小，两院之间有任何让步，都会失去一到两票，而这一到两票已足以挫败一揽子提案。罗杰·奥尔特曼从财政部带着他的办公室主任乔希·斯坦纳来到白宫，设立了一个“作战室”，组织以预算最后通过为目标的大战役。我们需要知道每一票的来自哪里，我们能证明什么，能够向那些立场未定的议员提供什么条件以取得多数。我们已经为小问题流了不少血，因此这场战斗值得打。在接下来的六个半星期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前景，更不用说我总统生涯的前景，一直悬而未决。
参议院通过预算后的第二天，我第一次命令军方采取行动，向伊拉克情报部总部发射了23枚战斧式导弹，以对乔治·H．W．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阴谋刺杀他进行报复。4月13日，就在布什总统预定到达科威特的前一天，科威特逮捕了十几个与这次阴谋有牵连的人。通过追查最后发现，这些人所携带的材料来自伊拉克情报部门。5月19日，一名被逮捕的伊拉克人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这次阴谋背后的主使是伊拉克情报部门。我命令五角大楼提供行动建议。于是的威尔将军找到我，建议用导弹攻击情报部总部。他说这既是一种适度的反应，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我觉得我们有理由对伊拉克发动更严厉的攻击，但鲍威尔说服了我。他说这样的攻击已经足以进一步威慑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如果向更多的目标，包括各个总统行宫投炸弹，未必能将萨达姆，侯赛因炸死，但几乎肯定会炸死更多无辜的人。大部分的战斧式导弹都击中了目标，但有四枚射偏了，其中三枚落在了巴格达一个富人区里，炸死了八个人。这次事件无情地提醒我们，不管计划得多么周详，武器有多么精确，一旦使用这一类武器，通常都会出现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7月6日，我来到东京，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第16届七大工业国峰会。这样的峰会历史上一直是漫谈会，很少做出有意义的政策上的承诺，会后也很少有后续行动。但我们没有闲情逸致再开一次什么也不做的会议。世界经济增长缓慢，欧洲的增长速度已达到10多年来的最低点，日本的增长速度则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点。我们在经济这条战线上倒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超过95万名美国人找到了工作，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前三年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总和。
我去日本是有一个计划的：争取欧洲及日本领导人同意，使他们的国内经济政策与我们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以提高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说服欧洲及日本领导人降低针对工业制成品的关税（这将给我们所有的国家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在12月15日最后期限前完成已拖了七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世界贸易谈判的机会；发出统一而明确的信号，表明我们将在财政和政治上支持叶利钦和俄罗斯的民主。
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几率都不大，更不用说所有三个问题了，部分原因在于，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力量都不怎么强。由于我在经济计划中开出的苦药，以及媒体因为一些或真或假的问题所做的负面报道，自就职以来，我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约翰·梅杰在英国只是硬撑着，但人们老把他和他的前任玛格丽特·撒切尔做比较，得出不利于他的结论，对他造成了伤害，而“铁娘子”也从未阻止人们做这样的比较。弗朗索瓦·密特朗是社会党党员，很有魅力，非常聪明，处于第二个为期七年的任期内。但由于掌管经济政策的法国总理及其执政联盟屑于反对党，因此他所能做的也有限。意大利总理卡洛·钱皮曾任意大利中央银行行长，是个非常谦虚的人，以骑自行车上班而出名。尽管他很机智也很有魅力，但意大利破碎且本质上混乱的政治环境牵制了他，加拿大第一位女总理金·坎贝尔给人印象很深，显然很专注于工作。她是布赖恩·马尔罗尼辞职后才上任的。从本质上说，她只是把马尔罗尼漫长的任期延续完，因为民意测验表明，反对党领导人让·克雷蒂安的支持率在不断上升。我们的东道主宫泽喜一在日本的政治体制内普遍被认为连任无望，自民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也将走到尽头。宫泽可能连任无望，但他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对世界局势有着成熟的理解。他英语讲得差不多和我一样好。他是一位爱国者，希望七国会议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好的影响。
人们一般认为，在位已久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也遇到了麻烦，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他所在的基民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丢失了不少选票。不过，我觉得科尔的领导地位仍然很稳固。他块头很大，身高和我差不多，体重超过300磅。他不光身躯庞大，在其他方面也是欧洲大陆数十年来最重要的人物。他统一了德国，把大量的资金从西德调往东德，以提高东部居民的收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些人挣的钱比西部居民少得多。科尔领导的德国已成为俄罗斯民主的最大财政支持者，他还赞成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吸收到欧盟和北约中来。另外，科尔对欧洲在波斯尼亚问题上的消极态度深感不安。他认为，联合国应该取消武器禁运，因为禁运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欧洲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他的见解都是对的，并且在努力推行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如果他在重大问题上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话，民意测验的支持率也会跟着上升。我非常喜欢赫尔穆特·科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多次一起用餐、互相拜访，并经常打电话，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和个人联系，对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我对七国会议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因为我是带着强有力的计划来参加会议的，同时也因为我相信其他所有领导人都非常聪明，知道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必须在东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会议刚一开始，我们就越过了一个门槛。我们的贸易部长们已经达成协议，约定在十个不同的制成品领域，七国将全部把关税降为零，为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贸易开放市场。这是米基·坎特担任贸易大使以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事实表明，他是一个顽强而有效率的谈判者，很有谈判技巧，最后达成了200多项协议，极大地扩大了我国的贸易，使接下来八年贸易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占了几乎30％。
我们还在一项慷慨的援助方案上达成协议，随后明确表态，七个富裕国家都承诺支持俄罗斯。在协调我们各自的经济政策这一问题上，结果就没有这么明显了。我正致力于减少亦字，德国的中央银行刚刚降低了利率，日本却没有明确表态将刺激经济，或是向更多的国外贸易和竞争开放国界。这方面的进展有待于在我们的双边会谈中取得。七国会议一结束，我们的会谈就开始了。
1993年，由于日本正在对付经济停滞和政治的不稳定，我知道很难改变其贸易政策，但我必须努力。很明显，我们对日本之所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部分原因是日本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打开日本市场，但又不损害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为亚洲缔造一个稳定的明天是至关重要的。我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说，向日本学生阐述这些观点时，希拉里继续展开她在日本的魅力攻势，她发现年轻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女性特别欢迎她。这样的工作女性在日本正逐渐增多。
宫泽首相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即我们应达成一项框架协议，努力制定具体而且可检验的步骤，来改善我们的贸易关系。日本外务省决心要达成一项协议，也对我的建议表示同意。外务省的一名高级公务员是日本新太子妃的父亲。主要的障碍来自通产省，其领导人觉得他们的政策使日本变成了强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些政策。有一天深夜，当我们的谈判完成之后，两国外交部的代表们在大仓饭店大厅的两边简直是在吼着阐述各自的观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尽最大努力要达成协议，米基·坎特的副手查伦·巴尔舍夫斯基极力推动一项日本人很难接受的协议，以至于他们叫她“石墙”。然后，我和宫泽首相在大仓饭店见面，一边吃着传统的日本料理，一边看我们能否解决剩下的分歧。在这次后来被称做“寿司峰会”的餐会上，我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分歧。不过宫泽总是开玩笑说，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结果，我们喝的清酒比寿司起的作用要大。
根据这项框架协议，美国承诺将减少赤字，日本则在下一年采取措施，在汽车及汽车配件、计算机、电信、卫星、医疗设备、金融服务和保险业方面开放市场，并定有客观的标准，根据具体的时间表来检查努力是否成功。我深信，这项协议对日美两国在经济上都是有益的，并将帮助日本的改革者们成功地把他们伟大的国家带人下一个辉煌的时期。但是，和大多数协议一样，这项协议在两国都没有产生希望出现的结果，不过仍然是一项好的协议。
当我离开日本飞往韩国时，国内的媒体报道说，我第一次参加七国会议，就我同其他领导人的个人外交和与日本人民的接触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媒体有正面报道让我感觉很好，能够达到为七国会议及与日本的谈判所设定的目标，我感觉更好。我喜欢认识其他领导人，并与他们共事。七国会议之后，我对自己推动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能力更加有信心了，并且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总统都喜欢外交，而不太喜欢在国内战线上面临的挫折。
在韩国，我检阅了我们部署在非军事区一带的部队。自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以来，这个非军事区把南北朝鲜分开了。我走上不归桥，在距离把两个国家分开的白漆带大约十英尺的地方停住脚步，注视着站在最后一个冷战哨所里守卫自己国界的朝鲜士兵。在汉城，我和希拉里作为金泳三总统的客人，住在带有室内游泳池的政府招待所内。我跳进水里时，突然响起了音乐，这才发现自己一边游泳，一边听着许多喜欢的曲子，从猫王的曲子到爵士乐都有。由此可以看出，韩国人热情好客果然名不虚传。我与总统举行了会谈，在国会发表了演讲，然后离开了韩国。离开时，我对我们长期的盟国关系非常满意，并决心维护这种关系。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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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华盛顿，继续面对严厉的指责。尽管联邦调查局存在许多问题，局长威廉·塞欣斯却拒绝辞职。进入7月的第三个星期后，在珍妮特·雷诺的建议下，我解除了他的职务。我们得找一个人来接替他。伯尼·努斯鲍姆催促我选择路易斯·弗里。弗里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当过联邦检察官，成绩显著，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纽约州的联邦法官。联邦调查局曾在韦科庄园宣称，他们突袭该庄园，是因为把这么多的人力物力长期困于一地是错误的。我接见弗里时，问他对联邦调查局的这种说法有何看法。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异议：“他们既然拿了薪水，就应该等待。”这个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弗里是共和党人，不过努斯的姆向我保证他是个非常专业而且正直的人，不会利用联邦调查局为政治目的服务。我们计划在20日宣布这个任命。此前一天，当有关任命的消息泄露出去后，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打电话给椭圆形办公室事务主管南希·赫恩赖奇，让她告诉我不要这么做。他说弗里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中过于政治化而且自私。这使我有所犹豫，但我传话回去说已经太迟了；提议已经发出并已被接受。我将不得不信任伯尼·努斯鲍姆的判断力。
在玫瑰园的一个晨间仪式上，我们宣布了对弗里的任命。这时，我注意到文斯·福斯特站在后面，靠近一棵硕大的老木兰树。那些木兰树都是安德鲁·杰克逊栽种的。文斯的脸上挂着笑容，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他一定松了口气，因为他和法律顾问办公室在处理诸如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类事务，而不是就旅行办公室回答没完没了的提问。整个仪式看起来很完美，完美得几乎不像是真的。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
当晚我上了拉里·金的节目，在白宫一楼的图书馆里谈论我为预算所进行的战斗，谈论所有他和打电话给他的人们所想到的事情。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我也喜欢拉里·金。他极有幽默感和人情味，即便当他在问令人难堪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当节目进行到大约45分钟的时候，由于一切都非常顺利，拉里问我是否愿意延长3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回答更多观众的提问。我立刻表示同意并且渴望继续进行下去。但是在第二次休息时麦克·麦克拉蒂露面了，他说我们做满一个小时后必须结束访谈。一开始我很恼火，以为我的幕僚在担心我继续说下去会出错，然而麦克的眼睛却告诉我发生了别的什么事。
拉里和我结束访谈后，我同他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然后麦克陪我上楼进入官邸。他强忍着泪水告诉我文斯·福斯特死了。文斯在任命路易斯·弗里的仪式结束后离开了玫瑰园，开车去了马西堡公园，用广枝家传的旧左轮手枪自杀了。我们算得上是一辈子的朋友。当我住在霍普我祖父母家时，我们的后院是连在一起的。甚至在我和麦克都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一起玩耍了。我知道有关旅行办公室的争论令文斯很沮丧，他认为自己要为针对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批评负责。此外，他还被《华尔街日报》上的几篇社论提出的有关他的能力和诚实的问题刺伤了。
就在前一天晚上，我还打电话给文斯，邀请他跟我一起看场电影。我当时希望能给他鼓鼓劲儿，但他已经回家了，还说他需要同妻子莉萨一起待些时候。在我们的通话中，我尽力想劝说他忘记《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华尔街日报》是份不错的报纸，不过并没有很多人读上面的社论；而那些读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同社论作者一样，不管怎么说都是已经输给我们的保守派。文斯听着，但我知道我没能说服他。他以前从没受过公众批评，而且同许多首次在媒体上遭到连续抨击的人一样，他似乎认为所有的人都读了那些有关他的负面说法，并且相信那些说法。
当麦克告知我发生的事情后，希拉里从小石城给我打来电话。她已经得知了消息，正在哭泣。文斯是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里最亲密的朋友。她在拼命寻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找到的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努力使她相信她对此无能为力，同时也在想我又能做些什么。之后麦克和我赶到文斯家里去陪他的家人。除了文斯在阿肯色州和白宫的几个朋友外，韦布和苏济·哈贝尔夫妇也在那儿。我试图安慰每个人，但我也很悲痛，而且同弗兰克·阿勒自杀时一样，我为文斯这么做感到生气，同时也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没有预见到这件事并做点儿什么，随便做什么，以阻止它发生。我还为我所有来自阿肯色州的朋友感到伤心，他们来到华盛顿，只想为国服务，做些好事，不料却发现自己动辄遭人猜忌。如今文斯，那个高大、英俊、强壮而且自信的人，那个他们认为是他们中间最持重的人，走了。
不管出干什么原因，文斯已经陷入了绝境。在他的公文包里，伯尼·努斯鲍姆找到了一张被撕成碎片的纸条。把纸条拼好后只见上面写着：“我并不适合在华盛顿公共生活的中心工作；在这里，毁人被当做消遣……公众永远不会相信克林顿夫妇和他们忠诚的工作人员是清白的。”文斯被摧垮了，他筋疲力尽，对那些并不遵守他所遵循的规则的人所发起的攻击很敏感。他坚信荣誉和尊重是无价的，但这种观念却被那些更看重权力和人身攻击的人给连根拔起。他未经治疗的抑郁症使他无法进行防御，而这种防御使我们其余的人得以幸存下来。
第二天我找工作人员谈话，告诉他们生活中有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有些谜我们无法理解；我想要他们多爱护自己、朋友和家人；他们不能“过于拼命工作而变得麻木”。最后这一点对我来说常常说起采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全都前往小石城参加在圣安德鲁斯天主教大教堂为文斯举行的葬礼，然后开车回霍普的家，把文斯安葬在埋有我外祖父母和我父亲的那块墓地里。许多同我们一起上幼儿园和小学的人都在那里。那时我已经不再试图理解文斯的抑郁和自杀，转而尝试接受它们并为文斯的生命表示感激。在葬礼上宣读的悼词里，我试图抓住文斯所有的优秀品质，他对我们所有的人意味着什么，他在白宫做了多少好事，以及他有多么可敬。我引用列昂·拉塞尔那首感人的《给你的歌》中的话：“我在一个没有时空的地方爱你。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生命里的一个朋友。”
当时是夏季，西瓜开始成熟了。离开前我去了卡特·拉塞尔家，品尝了红瓤和黄瓤的西瓜。然后我同随行的记者们一起讨论霍普这种主要特产的优点，那些记者知道我需要缓解一下痛苦，那天对我出奇地好。我飞回了华盛顿，想着文斯已经回家了，他属于那里，我感谢上帝，因为有如此多的人关心文斯。
第二天，7月24日，是我在玫瑰园受到肯尼迪总统接见30周年，我欢迎本届美国军团“少年国家”的参议员代表们到白宫来。当年同我一起被接见的一些代表们也来此重聚。艾尔·戈尔正在努力为我们的经济计划进行游说，但他还是抽出了几分钟向男孩子们讲话：“我只有一点建议。如果你们能设法弄到一张同克林顿总统握手的照片，将来会派得上用场。”我同他们所有的人握手并摆好姿势照相，我在白宫待了八年，其中有六年我都是这样对待“少年国家”和“少女国家”的。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照片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在竞选广告里。
那个月剩下的日子以及8月初的几天里，我一直都在为经济计划个别地游说众议员和参议员。罗杰·奥尔特曼的作战室在做公众的工作。他让我在那些态度游移不定的国会议员所在的州举行电话记者招待会。艾尔·戈尔和内阁成员打了足有几百个电话，拜访了许多人。结果无法确定，而且对我们不利，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参议员戴维·博伦的提议：废除所有能源税；将大部分但非全部税收集中在高收入的美国人头上，并通过取消劳务所得扣抵来弥补差额；削减对社会保险、退伍费和养老金中的生活开支津贴的调整；限定用于保健医疗和医疗补助的费用，使其低于新受益者和费用增加的预计需求。博伦的提议在国会各委员会里无法通过，但他为那些来自保守州的民主党人提供了机会。这个提议还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丹福斯和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尔·科恩的认可。
当预算计划以50票对49票——艾尔·戈尔打破了平局——首次被通过时，贝内特·约翰斯顿投的是反对票，投反对票的还有萨姆·纳恩、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丹尼斯·德孔西尼、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来自内华达州的理查德·布莱恩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弗兰克，劳滕伯格。谢尔比在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州里已经在向共和党靠拢；萨姆·纳恩是个坚定的反对派；德孔西尼、谢尔比和劳滕伯格正担心他们所在州的反税情绪。我已经说过，第一次投票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获得了胜利，因为有两个参议员没有投票，一个是共和党人，另一个是民主党人。下一次他们都将参加投票。所有的共和党人都反对我们，如果博伦投反对票，其他人不变的话，我将会以49票对51票失败。除了这六个人外，参议员鲍勃·克里也说他可能会投票反对该计划。由于总统选举，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很紧张，而且内华达州是个共和党人密集的州。不过，我对克里仍然很乐观，因为他真心致力于削减赤字，而且他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帕特·莫尼汉关系亲密，而莫尼汉是坚决支持我的计划的。
在众议院，我遇到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每个民主党人都知道自己有最大的影响力，许多人都在同我就计划的细节讨价还价，或就具体的问题争取帮助。许多来自反税地区的民主党人尤其害怕在国会投票支持提高汽油税，因为国会上一次提高汽油税仅过了三年。除了议长和他的领导班子外，我最有力的支持者是非常有权力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丹·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是位出色的议员，他集聪明才智和芝加哥街头谋生技巧于一身，不过他正因挪用公共基金用于政治目的而接受调查，人们猜测调查将会削弱他对其他国会议员的影响力。每次我同国会成员会面时，新闻界都会向我问及罗斯滕科斯基。罗斯滕科斯基勇往直前，四处拉票，告诉他的同事们他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这使他永远值得赞扬。他做事依然效率很高，他也必须如此。最微小的失误都会令我们失去一票或两票，把我们从危险的边缘推人失败的深渊。
8月初，当预算这出戏接近高潮时，沃伦·克里斯托弗终于获得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同意，让北约在波斯尼亚发动空袭，但是只有在北约和联合国都赞成的情况下空袭才能进行，也即所谓的双钥匙方法。我担心我们永远无法同时转动两把钥匙，因为俄罗斯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而俄罗斯又同塞尔维亚人关系极为密切。双钥匙方法将被证明是对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一个阻碍，但它标志着在推动欧洲和联合国采取更积极姿态的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8月3日，我们已达成了一个最终的预算案，计划削减2550亿美元的预算和增加2410亿美元的税收。一些民主党人仍在担心提高汽油税将使我们失去那些因为未获得减税而愤怒的中产阶级选民。保守派的民主党人说，该预算案在削减保健医疗、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险的补贴开支以降低赤字方面做得不够。我们节省的钱中，已经有超过20％来自保健医疗制度下付给医生和医院的钱，另外还有一大块来自面向富裕退休人员多征收的社会保险收入税。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在众议院也只能做到不再继续丢票，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赞成票。
当晚，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做了一个电视演讲，最后一次为该计划进行宣传，争取公众的支持。我说该计划将在未来四年内创造800万个就业机会，并宣布我将在次日签署一份行政令，建立一个降低赤字的信托基金，以确保所有新的税收和开支削减都将只用于这个目的。这个信托基金对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丹尼斯·德孑L西尼尤为重要，我在电视演讲中说是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在第一次投票中对该计划投反对票的六位参议员中，德孔西尼是我惟一的希望。我曾邀请其他人赴晚宴，会见他们并给他们打电话，还请他们在政府里最亲密的朋友游说他们，但都没有效果。如果德孔西尼不改变主意的话，我们就输定了。
第二天，他改变了主意，说因为信托基金的缘故，他将投赞成票。现在，如果鲍勃·克里继续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在参议院获得50票，而艾尔·戈尔会再次打破平局。但在我们达到这一步之前，预算案必须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我们还有一天时间去拉够218票的多数票，但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有30多位民主党议员还在迟疑不决。他们害怕增税，尽管我们已经向每位议员出示图表，显示同纳税负担增加的人相比，他们的选区里将有多少人在劳务所得扣抵制度下获得减税。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比率是十比一或更大，而且只有十几位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富裕到使选区增税多于减税的地步。但是，他们所有的人仍然在担心汽油税。如果我不增加汽油税，并以放弃劳务所得扣抵的减税来抵消的话，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该计划获得通过。这样做在政冶上造成的危害本会小得多。贫穷的劳动人民在华盛顿没有说客，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内幕。但我知道。此外，如果我们向富人们课以重税，债券市场就会希望我们给中产阶级带来点儿小痛楚。
当天下午，列昂·帕内塔和正在为预算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与国会议员蒂姆·彭尼达成了协议，后者来自明尼苏达州，是一群想要削减更多开支的保守派民主党人的领袖。该协议向主张削减预算者保证，在秋季进行的拨款程序中再举行一次投票，以削减更多的开支。彭尼感到满意，他的赞同为我们多挣了七八张票。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比利·陶辛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查理·斯坦荷姆说他们将会投反对票。陶辛后来加入了共和党，而斯坦荷姆所代表的选区里共和党选民占多数。这样我们丢掉了先前的两张赞成票。他们讨厌汽油税，并说共和党一致反对该计划，因为这种税使他们的选民们相信该计划所做的就是要增税。
投票前不到一个钟头，我同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的国会议员比尔·萨帕里亚斯谈了话，他曾在5月投票反对该计划。在我们当天进行的第四次电话会谈中，比尔说他决定投票支持该计划，因为他更多的选民将获得减税，而不是增税，还因为能源部部长黑兹尔·奥利里承诺把更多的政府工作转给他选区的宾得工厂来做。我们做出了更多类似的承诺。有人曾经说过，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制作过程：香肠和法律。其制作过程很丑陋，而且捉摸不定。
投票开始后，我仍然不知道我们会赢还是会输。当代表明尼苏达州一个乡村选区的戴维·明奇说他要投反对票后，担子就落在了三个人头上：来自蒙大拿州的帕特·威廉姆斯、来自阿肯色州的雷，桑顿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我其实并不想迫使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投我们的票。只有极少数民主党议员代表的选区里多数选民将被增税而非减税，她是其中之一，而且她在竞选时曾承诺不会投票支持任何增税法案。对帕特·威廉姆斯来说，这票也不好投。他的选民中将获得减税的人比缴税增加的人要多得多，但蒙大拿是个地广人稀的州，那里的人们得长距离开车，因此汽油税给他们带来的打击要比多数美国人大。不过帕特·威廉姆斯是个正直的政治家，而且是个强硬的平民主义者，他对滴人式经济给他的人民所造成的伤害深表遗憾。至少他还有机会挺过投票。
同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相比，桑顿投票就容易一些。他代表中部的阿肯色州，那儿获得减税的人要比缴税增加的人多得多。他很受欢迎，不会因为一枚炸弹就从位置上被轰下来。他是我的国会议员，而我的总统生涯正面临困境。他还有许多拥护者：阿肯色州的两个参议员，戴维·普赖尔和戴尔·邦珀斯，都是该计划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最终桑顿说不。他以前从未投票支持过征收汽油税，现在也不会开始支持，不会去削减赤字，不会去振兴经济，不会去拯救我的总统生涯或玛乔丽·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的政治生涯。．最终，帕特·威廉姆斯和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走下席位，投了赞成票，使我们以一票的优势取得了胜利。民主党人为他们的勇气欢呼，而共和党人则在奚落他们。共和党人对马戈利斯一梅兹文斯基尤为残忍，他们挥手并唱道：“再见，玛吉。”她在历史上赢得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位置，因为她投了一张她并不是非投不可的票。丹·罗斯滕科斯基高兴得热泪盈眶。回到白宫后，我发出了兴奋的欢呼，放松了下来。
第二天，这出戏被挪到了参议院上演。多亏了乔治·米切尔和他的领导班子以及我们的游说工作，我们依然得到了前次投票中除戴维，博伦以外所有参议员的支持。丹尼斯’德孔西尼勇敢地取代了他，但结果仍不可知，因为鲍勃·克里仍然没有表态。星期五，他同我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然后，在投票前约一个半钟头，他在参议院议员席上直接对我说：“我不能也不会去投将令你失去总统职位的票。”他将投赞成票，并说我得做更多的事情来控制政府补贴开支。我同意在该问题上同他合作。他对此很高兴，而我接受蒂姆·彭尼的建议，同意就进一步削减支出在10月进行投票，这也令他很高兴。
克里的一票造成了50票对50票的平局。然后，正如他在6月25日第一轮投票中所做的那样，身为参议院议长的艾尔·戈尔投出了打破平局的一票。我在投票结束后发布的声明中，对乔治·米切尔和所有“投票支持变化”的参议员们表示感谢，并感谢艾尔·戈尔“在危难中做出的不懈努力”。艾尔喜欢开玩笑说，只要他投票，我们准会赢。
我在8月10日签署了法令。该法令逆转了12年来国家债务增长了四倍的局面，而在这12年里，财政赤字是建立在过于乐观的税收数字之上，建立在低税收和高水平消费将会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以平衡预算这种教条式的想法之上。在签署仪式上，我特别感谢丁那些自始至终都在毫不动摇地支持我们，并因此从未在新闻中被提及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国会两院每一位投赞成票的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或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自从前一年12月在小石城围着餐桌进行的那些场激烈争论以来，我们已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民主党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用一个切合实际的经济理论代替了一个错误但又根深蒂固的经济理论。我们的新经济主张已经变成了现实。
不幸的是，共和党人——最初就是他们的政策制造了这个麻烦——已成功地把该计划描绘成纯粹的增税。的确，多数的开支缩减比增税来得迟，但参议员多尔提出的替代预算案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多尔的计划里，五年预算的最后两年中进行开支缩减的比例甚至比我们的计划还要高。我们的计划里减少国防和医疗开支只不过要花一些时间；你不能一下子就大幅度削减这些开支。再者，由于80年代减税、国防拨款和医疗花费激增，我们“未来”在教育、培训、研究、科技和环境方面的投资已经处于低得不能再低的水平了。我的预算开始扭转这种趋势。
不出所料，共和党人说我的经济计划将使天塌下来，并称它为“就业机会杀手”和“驶向经济衰退的单程车票”。他们错了。我们的债券市场策略将超越我们最大胆的梦想，带来低利率，带来股票市场的上涨和腾飞的经济。正如劳埃德·本特森预言的那样，通过投资收入，最富裕的美国人将收回他们缴纳的税金，甚至赚得更多。中产阶级将通过房屋按揭以及汽车贷款、学生贷款及信用卡购物的低利率，成倍地收回他们缴纳的汽油税。收入微薄的工人家庭也会立刻从劳务所得扣抵中受益。
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常被问及我和我的经济小组根据什么伟大的想法制定了经济政策。我没有对债券市场战略及削减赤字战略做出详细解释，而是常常给出一个词的答案：“算术。”十多年来，美国人都在被告知，他们的政府是个贪吃的怪物，它吞噬掉他们辛苦挣来的美元，却什么好事也没做。然后，同样还是向他们说这些话，并要以减税来饿死那头邪恶怪物的政客们，又会立刻转过身，致力于竞选连任，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选民们可以享受不花钱的福利项目，让他们误以为造成我们巨额赤字的惟一原因是在对外援助、社会福利和其他针对穷人的措施上浪费了钱。但这些钱在预算中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在“他们”身上花钱是不好的；在“我们”身上花钱并为“我们”减税是好的。正如我的朋友、在财政问题上比较保守的参议员戴尔·邦珀斯过去常说的那样：“你让我一年开2000亿美元的支票，我也会给你好日子过。”
我们把算术又带回到了预算中，为美国破除了一个坏习惯。不幸的是，尽管已经开始见成效，人民却有一段时间还不能感觉到。同时，我的民主党同伴们和我得承受公众摆脱坏习惯过程中的痛苦所带来的冲击。我不指望有人感激我。即便是牙龈脓肿，也没人喜欢去看牙医。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35
预算通过后，国会到了8月休会期，我则急切地想要带家人到玛莎葡萄园去度假，休息两周对我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弗农和安·乔丹安排我们住在牡蛎池塘边上的一幢乡间别墅里，这幢别墅属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但在我能够离开之前，我又忙碌地工作了一周。11日，我任命陆军将军约翰·沙里卡什维利接替柯林·鲍威尔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柯林9月末任职期满时上任。沙里——每个人都这么叫他——从一个应征人伍者一路晋升到目前的职位，担任北约和美国驻欧洲部队司令。他生于波兰一个来自前苏联格鲁吉亚的家庭。在俄国革命前，他的祖父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将军，他的父亲也是位军官。在沙里16岁时，他们家搬到了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在那里他通过看约翰·韦恩的电影自学了英语。我认为他是在后冷战世界里领导我们军队的恰当人选，尤其是考虑到在波斯尼亚遇到的麻烦，更是如此。
月中，我和希拉里飞往圣路易斯。我在那里签署了密西西比河洪水救济法，因为一场特大洪水造成了密西西比河上游从明尼苏达州和南北达科他州到密苏里州一线的河水泛滥。签署法令的仪式标志着我对洪灾地区的第三次视察。农场和工厂都被毁坏了，百年洪泛区内的一些小镇被彻底摧毁了。每次出行视察时，我都会为有如此多的公民从美国各地赶来提供援助而感到惊异。
接着我们又飞往丹佛去迎接访问美国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我同教皇陛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教皇支持我们在索马里的行动以及我希望在波斯尼亚多做些事情的愿望。会谈结束后，他又亲切接见了跟随我到丹佛来的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工小组里所有的天主教徒。第二天，我签署了《科罗拉多州荒地法》，这是我签署的第一份主要环境保护法，以保护国家荒地保护体系内超过60万公顷的国家森林和公用土地。
接着我去了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在全国州长协会上就医疗保健问题向我的老同事们讲话。虽然预算计划的墨水还没有干透，我已经想要从医疗保健着手了，并认为州长们会帮我的忙，因为在医疗补助、州雇员们的医疗保险和未投保人的医疗保健等方面激增的开支是州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
19日是我的47岁生日，我在这天宣布，芝加哥的比尔·戴利将成为我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别工作组的主席。六天前，我们已就劳工和环境权利问题同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了附加协议。这是我在竞选时曾承诺过的，同时达成的还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市场不受进口“激增”冲击的协议。既然这些措施已经到位，我准备竭尽全力要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我认为比尔·戴利是领导这场运动的理想人选。他是个民主党律师，来自芝加哥最著名的政治家庭；他的哥哥是芝加哥市长，他的父亲以前也是芝加哥市长，而且他同几个工会领导人关系不错。同预算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是场不同的战斗。许多共和党人会支持该协定，而我们还得努力争取足够多的民主党人来战胜劳联一产联的反对。
在宣布完对戴利的任命后，我们终于飞往玛莎葡萄园。当晚，乔丹夫妇为我举办了一个生日晚会，邀请了老朋友们和一些新朋友。杰姬·肯尼迪·奥纳西斯和她的同伴毛里斯·坦普斯曼前来参加晚会，此外还有比尔和罗斯·斯蒂伦，以及凯瑟琳·格雷厄姆。凯瑟琳是《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也是我在华盛顿最敬佩的人之一。第二天我们同杰姬和毛里斯、安和弗农、特德和维基·肯尼迪，以及埃德和卡洛琳·肯尼迪·施洛斯贝格一起去划船并游泳。卡洛琳和切尔西登上毛里斯的游艇上一个很高的平台，从那里跳入水中。她们向希拉里挑战，让她也跟着跳，特德和我则催促她快跳。只有杰姬鼓励她找一条安全点儿的路线下水。根据她一直具备的良好判断力，希拉里还是听从了杰姬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我一直在牡蛎池塘周围转悠，同希拉里和切尔西一起捉螃蟹，在池塘和大西洋之间的海滩上漫步，结识了一些常年生活在当地的人们，还读了点儿书。
假期转瞬即逝，我们返回华盛顿，切尔西上高中了，希拉里在为医疗保健改革做宣传，艾尔，戈尔首次通过他的《国家绩效评估》提出储蓄建议，椭圆形办公室也装修一新。我喜欢在新办公室里工作。由于朝南和朝东开了高高的窗子和玻璃门，那里总是很开阔亮堂，甚至在阴天也是如此。夜晚，灯光从弧形的屋顶反射下来，更增加了亮度，使在家工作变得很舒适。房间很讲究，也令人向往，不论是独处还是同一大群人在一起，在那里我总是感到很舒服，，来自阿肯色州的室内装饰家朋友卡基·豪克史密斯帮我们把办公室布置得焕然一新：带蓝边的金色窗帘、金色的高背椅、有金红彩条相间图案坐垫的长沙发和一块漂亮的深蓝色地毯，地毯的中央是总统印章图案，同房顶上的那一个交相辉映。现在我更喜欢它了。
9月还是我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外交事务月。9月8日，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来到白宫。北约空袭的威胁已成功地约束了塞尔维亚人，使和谈重新开始了。伊泽特贝戈维奇向我保证，他将致力于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只要这个协议对波斯尼亚穆斯林是公平的。如果达成协议，他希望我承诺派北约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去波斯尼亚促使协议生效。我再次保证我会这么做。9月9日，伊扎克·拉宾给我打来电话，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达成了一个和平协定。该协定是双方在奥斯陆举行秘密谈判达成的，在我就职前不久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多次，当谈判有脱离正常进程的危险时，沃伦·克里斯托弗都成功地使其回到正轨上去。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这使谈判人员得以坦率地处理最敏感的问题，并就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原则达成共识。我们将来要做的工作很多，要帮助完成非常困难的任务，如解决棘手问题，详细讨论补充条款，为协定的费用筹款，这些费用包括提高以色列安全措施的费用，和促进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及难民安置和赔偿的费用。我已经从别的国家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信号，即他们愿意提供财政支援，这些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沙特国王法赫德虽然仍在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而生气，但已对和平进程持支持态度。
我们离全面解决纷争还差得很远，但《原则宣言》是一大进步。9月10日，我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将于周一，13日，在白宫南草坪签署协议，而且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经放弃暴力并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美国将重新开始同他们的对话。在签字前几天，新闻界问我白宫是否欢迎阿拉法特。我说将由直接参与的各方决定谁将在仪式中代表他们。事实上，我极其希望拉宾和阿拉法特出席仪式，而且我敦促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不出席，当地就没人会相信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贯彻这些原则，而如果他们出席了，全球有10亿人将会在电视上看到他们，他们离开白宫时会比刚到达时更加投入到和平进程中去。当阿拉法特说他会到场时，我再次邀请拉宾也来。他接受了邀请，尽管他对此仍有些生气。
事后看来，这些领导人决定出席签字仪式看起来很容易。然而在当时，这对拉宾和阿拉法特两人来说都是在赌博，因他们无法确定他们的人民会作何反应。即便他们多数的选民都支持他们，双方的极端主义者必然会被《原则宣言》在基本问题上的妥协所激怒。拉宾和阿拉法特同意出席仪式并讲话，这显示了他们的远见和胆识。在协议上签字的人将是西蒙·佩雷斯和马哈茂德·阿巴斯——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阿布马齐恩，这两人都曾深入地参与奥斯陆谈判。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俄罗斯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将作该协议的见证人。
13日早晨，白宫周围的气氛兴奋而又紧张。在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和拉姆·伊曼纽尔的努力下，我们邀请到了2500多人出席仪式。有拉姆为此事奔走，我尤其感到高兴，因为他在以色列军队里服过役。卡特总统将到场，他曾经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布什总统也会到场，他曾同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起丁1991年在马德里的谈判。那次谈判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都参加了。福特总统也受到邀请，但他在庆祝晚宴之前无法抵达华盛顿。所有在过去20年里为和平工作过的前国务卿和前国家安全顾问们也都在被邀请之列。切尔西和戈尔的孩子们都向学校请了一上午假。她们可不想错过这个事件。
前一天夜里，我10点就上床睡觉了，这对我来说比较早。我在清晨3点醒来。由于再也睡不着了，我就拿出我的《圣经》来，读完了整章《约书亚记》。这给我带来了灵感，促使我修改了一部分讲话稿，还选了一条有金色号角图案的蓝色领带，这使我想起约书亚用来吹垮耶利哥城城墙的那些号角来。现在这些号角将宣告和平的来临，而和平将使耶利哥回到巴勒斯坦人手中。
早晨我们遇到了两个小问题。我被告知阿拉法特打算穿着他招牌式的长袍、阿拉伯头巾和橄榄绿制服出席仪式，并且他可能还会佩带那把他经常挂在腰上的左轮手枪作为装饰，这使我有些犹豫，并传话过去说他不能带枪。他到这里来是营造和平的；手枪将会传达错误信息，而且没有枪他也会很安全。他同意不带武器。当巴勒斯坦人看到他们在协议中被称做“巴勒斯坦代表团”，而不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时，他们也犹豫了。以色列同意采用他们愿意使用的名称。
然后就是拉宾和阿拉法特是否握手的问题。我知道阿拉法特想要这么做。在抵达华盛顿之前，拉宾说过，“如果有必要”，他会握手的，但我看得出他示想这么做。当他到达白宫时，我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避作出承诺，告诉我由于阿拉法特，他已经埋葬了多少年轻的以色列人。我告诉伊扎克，如果他真的致力于和平，他就得同阿拉法特握手来证明这一点。“整个世界都将在观看，而握手是他们所盼望看到的。”拉宾叹了口气，用他那低沉、厌世的声音说道，“我想一个人不会同自己的朋友谋求和平。”“那么你会握手了？”我问道。他几乎是打断我说，“好吧。好吧。但是不亲吻。”传统的阿拉伯欢迎礼是在面颊上亲吻，而他不愿这么做。
我知道阿拉法特很会做秀，他可能会在握手后试图亲吻拉宾。我们决定我先同他们分别握手，然后示意他们握手。我断定如果阿拉法特不亲吻我，就不会亲吻拉宾。当我站在总统办公室里同希拉里、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托尼·莱克和马丁·安迪克讨论这件事时，托尼说他知道有个方法可以让我跟阿拉法特握手却不亲吻。他描述了一下过程，我们练习了一下。我扮演阿拉法特，他扮演我，向我展示该做什么。当我握住他的手并向前倾身想要亲吻时，他把左手放在我右肘臂弯处，捏了捏，这样我就无法再动了。然后我们转换角色，我对他做了同样的动作。我们练习了几次，直到我确信拉宾的面颊不会被碰到。对此我们都感到好笑，但我知道避免亲吻对拉宾来说是极其严肃的事情。
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所有的三个代表团都聚集在白宫主层的椭圆形蓝厅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公共场合仍然彼此不说话，因此美国人就在这两群人围着屋子周边转悠的时候，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伙参加欢闹宴会的笨手笨脚的孩子。
幸亏这种局面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下楼去开始举行仪式。其余的人根据暗示都走了出去，只留下阿拉法特、拉宾和我待上一会儿。阿拉法特向拉宾问好并伸出手来。伊扎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背后。他简短地说道，“你知道，我们将不得不努力完成这件事。”阿拉法特回答道，“我知道，而且我已准备好做我分内的事。”
我们走出房间，来到夏末灿烂的阳光下。我致了简短的欢迎词，讲了几句话，对这些领导人和他们谋求。“勇敢的和平”的决心表示感谢、支持和鼓励，仪式这样就开始了。佩雷斯和阿巴斯随后也做了简洁的发言，然后坐下来签署协议。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安德烈·科济列夫作为见证，拉宾、阿拉法特和我则站在后面靠右处。签完字后，所有的眼睛都转到了两位领导人身上；阿拉法特站在我的左边，拉宾站在我的右边。我同阿拉法特握手并做出我练习过的阻碍动作。然后我转过身，同拉宾握手，然后后退，给他们留出空间，伸出双臂把他们凑在一起。阿拉法特向态度勉强的拉宾伸出手去。当拉宾伸出手时，人群发出了听得见的吸气声，然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两位领导人完成了不带亲吻的握手。整个世界都在欢呼，但中东地区正在挑起暴力冲突的顽固抗议者和在白宫门前宣称我们会危及以色列安全的示威者除外。
拉宾和阿拉法特握过手后，克里斯托弗和科济列夫做了简短的发言。然后拉宾走到麦克风前面，用英语直接向巴勒斯坦人讲话，听起来就像《旧约》中的先知：“我们注定要在同一片土地、相同的土壤上一起生活。我们，从战场上返回、浑身沾满鲜血的战士们，今天用响亮清晰的声音向你们说：鲜血和眼泪已经流得够多了。够了！……我们，同你们一样，是人——是想要建设家庭，想要种树，想要爱，想要作为人，作为自由人，同你们肩并肩，有尊严地、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然后，垃宾引用（传道书）里的话，说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和好的时间已经到来了。”这是篇极好的发言。拉宾通过它向敌人们伸出手去。
轮到阿拉法特讲话时，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已经用笑容、友好的手势和急切的握手向以色列人作出了和平的表示。现在，他又用有节奏的、歌声般的声音，用阿拉伯语向他的人民讲话，讲述他们对和平的希望，重申他们的渴望的合法性。像拉宾一样，他宣传和平，不过语气尖锐：“我们的人民并不认为行使自决权会侵犯他们邻居的权利，或危及邻居的安全。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自己遭受到虐待并承受历史的不公正，消除这种感觉是实现我们两个民族和未来几代人共同生存和开诚布公的最强有力的保证。”
阿拉法特选择使用宽容的姿态向以色列人讲话，而用强硬的词语来打消国内持怀疑态度者的疑虑。拉宾做的正好相反。在他的讲话里，他真心诚意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现在他又用肢体语言来打消国内持怀疑态度者的疑虑。阿拉法特在讲话时，他自始至终看起来都很不舒服，而且疑虑重重，显得如此韵不自在，以至于他给人的印象像是个拼命为自己开脱的人。把他们不同的策略放在一起，有趣而且很有启发。我暗下决心，要在未来同他们谈判时注意这一点。不过我不必担心。不久之后，拉宾和阿拉法特就发展出出色的工作关系。阿拉法特尊重拉宾，那位以色列领导人则对阿拉法特的脑子是怎么想的有着非凡的理解力，这种出色的工作关系就是对这一切的赞歌。
我通过祝愿以撤和以实玛利——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孩子——的后代们来结束仪式，“shalom，salaam，和平”，并敦促他们“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前进”。仪式结束后，我同阿拉法特进行了短暂的会晤，同拉宾进了私人午餐。在长途飞行后又经历这种令人激动的场面，拉宾疲惫不堪。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但这个仪式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惊人的转折。他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在同以色列的敌人作战，包括阿拉法特。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支持奥斯陆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他向我解释说，他已经意识到，自1967年战争以来所占领的土地对以色列的安全来说已不再必要，而且事实上，这些土地已经成为不安全的一个缘由。他说几年前爆发的起义表明，占领满是愤怒的人们的土地并未使以色列更安全，反倒使它更容易从内部受到攻击。接下来，在海湾战争中，当伊拉克把飞毛腿导弹发射到以色列时，他意识到，对于来自外部使用现代武器的进攻，土地并没有起到安全缓冲的作用。最后，他说，如果以色列永远占据西岸土地的话，就得决定是否也让那里的阿拉伯人像在1967年以前边界内居住的阿拉伯人那样，参加以色列的选举。如果巴勒斯坦人获得了选举权，考虑到他们较高的出生率，在几十年内以色列将不再是个犹太国家。如果他们不被给予选举权，以色列就不再是个民主国家，而是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因此，结束时他说，以色列将放弃那片领土，但只有这么做会给它和它的邻居，包括叙利亚，带来真正的和平和正常的外交关系才行。拉宾认为他能够在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结束前或刚结束时，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根据我同阿萨德的谈话，我也持相同意见。
假以时日，拉宾有关西岸对于以色列的意义所做的分析，将逐渐被支持和平的以色列人广泛接受，但在1993年，这种分析却很新颖，富有远见而且大胆。在1993年同拉宾见面之前，我就很佩服他，但在那一天，望着他在仪式上讲话，听着他对和平的论证，我看到了他伟大的领导才能和伟大的精神。我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决心帮他实现他的和平梦想。
午餐后，拉宾和以色列来宾们飞回国去过犹太新年，还得完成向以色列国会宣传协议的任务。他们在路上还要在摩洛哥停留，向哈桑国王简要介绍情况。哈桑国王长期以来在协议问题上对以色列一直持温和态度。
当晚，希拉里和我为约25对夫妇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其中包括卡特总统和夫人、福特总统和夫人、布什总统、九位在世的国务卿中的六位，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们。几位前总统同意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庆祝和平事业的突破性进展，而且是为了参加次日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传活动的公开启动仪式。晚间，我把他们所有人都带到官邸我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我们留影纪念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场面，即四位总统一起在白宫进餐。晚餐过后，卡特夫妇和布什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白宫过夜。福特夫妇出于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回绝了邀请：他们已经预定了华盛顿旅馆里他们当年度过新婚之夜的那个套房。
次日，我们继续保持了和平进程的势头，以色列和约旦的外交官们签署了一份促使他们朝最终和平更进一步的协议。还有几百位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商人聚集在国务院。他们决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局势平静、允许经济稳定发展时，共同在那里投资。
同时，其他几位总统和我一起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加协定签字仪式。我主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创建一个由近4亿人构成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有好处；它将加强美国在我们这个半球以及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协定不被通过，就业机会被墨西哥的低薪竞争抢走的可能性更大，而非更小。墨西哥的关税是我们的关税的两倍半，即便如此，它还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产品最大进口国。双方都逐步取消关税，这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净赚。
接着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由地发表意见。他们都很好，不过布什总统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言语诙谐，对我很宽厚。他称赞我的发言，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是从里朝外看，而我是从外朝里看了。”总统们为这个活动带来了两党合作的庄严气氛，而我们需要远占据西岸土地的话，就得决定是否也让那里的阿拉伯人像在1967年以前边界内居住的阿拉伯人那样，参加以色列的选举。如果巴勒斯坦人获得了选举权，考虑到他们较高的出生率，在几十年内以色列将不再是个犹太国家。如果他们不被给予选举权，以色列就不再是个民主国家，而是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因此，结束时他说，以色列将放弃那片领土，但只有这么做会给它和它的邻居，包括叙利亚，带来真正的和平和正常的外交关系才行。拉宾认为他能够在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结束前或刚结束时，同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达成协议。根据我同阿萨德的谈话，我也持相同意见。
假以时日，拉宾有关西岸对于以色列的意义所做的分析，将逐渐被支持和平的以色列人广泛接受，但在1993年，这种分析却很新颖，富有远见而且大胆。在1993年同拉宾见面之前，我就很佩服他，但在那一天，望着他在仪式上讲话，听着他对和平的论证，我看到了他伟大的领导才能和伟大的精神。我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决心帮他实现他的和平梦想。
午餐后，拉宾和以色列来宾们飞回国去过犹太新年，还得完成向以色列国会宣传协议的任务。他们在路上还要在摩洛哥停留，向哈桑国王简要介绍情况。哈桑国王长期以来在协议问题上对以色列一直持温和态度。
当晚，希拉里和我为约25对夫妇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其中包括卡特总统和夫人、福特总统和夫人、布什总统、九位在世的国务卿中的六位，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国会领袖们。几位前总统同意来这里，不仅是为了庆祝和平事业的突破性进展，而且是为了参加次日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宣传活动的公开启动仪式。晚间，我把他们所有人都带到官邸我的办公室里，在那里我们留影纪念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场面，即四位总统一起在白宫进餐。晚餐过后，卡特夫妇和布什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在白宫过夜。福特夫妇出于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回绝了邀请：他们已经预定了华盛顿旅馆里他们当年度过新婚之夜的那个套房。
次日，我们继续保持了和平进程的势头，以色列和约旦的外交官们签署了一份促使他们朝最终和平更进一步的协议。还有几百位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商人聚集在国务院。他们决定要在巴勒斯坦地区局势平静、允许经济稳定发展时，共同在那里投资。
同时，其他几位总统和我一起参加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加协定签字仪式。我主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创建一个由近4亿人构成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都将有好处；它将加强美国在我们这个半球以及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如果协定不被通过，就业机会被墨西哥的低薪竞争抢走的可能性更大，而非更小。墨西哥的关税是我们的关税的两倍半，即便如此，它还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产品最大进口国。双方都逐步取消关税，这对我们来说只能是净赚。
接着福特总统、卡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由地发表意见。他们都很好，不过布什总统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言语诙谐，对我很宽厚。他称赞我的发言，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是从里朝外看，而我是从外朝里看了。”总统们为这个活动带来了两党合作的庄严气氛，而我们需要所有能够得到的帮助。（i匕美自由贸易协定）面临少见的来自自由派民主党人和保守派共和党人联合发起的强烈反对，他们都害怕，同墨西哥之间更为开放的关系将使美国失去好的就业机会，也不会对普通墨西哥人有什么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普通墨西哥人会一直保持低收入和过度工作的状态，不论他们的雇主同美国做生意赚了多少钱。我知道他们的第二个理由可能是正确的，但我湘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对我们同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建设更一体化、更合作的世界的努力也至关重要。
尽管对医疗保健改革的投票显然要到来年才能进行，但我们还是得把我们的法案送到国会山去，以便立法程序能够启动。刚开始时，我们考虑只送提察的纲要到那些司法委员们那里去，让他们写出法案，但迪克·格普哈特和其他人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从具体立法人手，我们成功的机会将更大。我在内阁厅会见了国会领袖们之后，向鲍勃·多尔提议我们一起致力于立法工作。我这么做是因为多尔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一个名叫希拉·伯克的给人印象深刻的前护理员，真心地关心医疗保健事业，而且不管怎样，如果我提出了一个他不喜欢的法案，他都能阻碍它通过。多尔拒绝共同起草一份建议书，说我可以只管提交我自己的法案，然后再得出个折中方案来。当他这么说时，他可能真是这么想的，但事情并未朝这个方向发展。
根据安排，我应在9月22日向国会联席会议提交医疗保健改革计划。我感觉自己稳操胜券。那天上午我已经签署了成立美国服务队的法案——也就是国民服务计划；这是我个人最重视的事情之一。我还提名促使该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的埃里·西格尔为国民服务社团的第一任总裁。参加在白宫后草坪举行的签字仪式的人包括响应我的号召、在那个夏天投身于社区服务的年轻人们，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公民保护团里的两个老兵，以及萨金特·施赖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公民保护团所完成的项目至今还点缀在美国的风景图上；萨金特·施赖弗曾任和平队首任领队。他考虑得很周到，把肯尼迪总统32年前用来签署和平队法的那几枝钢笔中的一枝借给了我，我就用这枝笔创造了美国服务队。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有近20万名年轻的美国人加入到美国服务队里，这个数字比和平队成立40年来吸收的所有成员还要多。
22日傍晚，我信心十足地走在众议院会议厅的走廊里，抬头看见希拉里同哭国最有名的两位医生一起坐在包厢里。他们一位是希拉里多年的朋友、儿科医生T．贝里·布雷泽尔顿，另一位是C．埃弗里特·库普医生。库普曾担任过里根总统的卫生局长，并利用这个职位教导国民艾滋病的知识和预防这种疾屑传播的重要性。布雷泽尔顿和库普都是医疗保健改革的支持者，他们将提高我们工作的可信度。
当我匆匆看了一眼电子提词机，开始讲话时，我的信心动摇了。演讲词不在提词机上。我所看到的是我2月在国会做的有关经济计划的讲稿的开头。预算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生效了；国会不需要再听一遍这篇演讲。我转向艾尔·戈尔，他正坐在我身后他常坐的位子上。我向他解释了一下遇到的麻烦，要他去找斯迪法诺普洛斯来收拾。同时，我开始了演讲。我带有一份手写稿，而且不管怎么说我知道我想说些什么，因此我并不怎么担心，尽管看着电子提词机上不断滚动着毫不相干的词句令人有点儿分心。在提示机显示我已讲了七分钟时，正确的讲稿终于出现了。我不认为当时有人知道这中间的差错，不过把我的拐杖找了回来，还是很令人感到安慰的。
我尽量直截了当地解释了一下问题——我们的体系花费太多，受益的人又太少——并概要讲述了我们的计划的基本原则：安全、简便、节省、审慎、质量和责任。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私人保险业者从中受益，生病或换工作时也不会受影响；由于有统一的最低受益一揽子规定，文书工作将少许多；由于管理费用较低——我们现在的管理费用比其他的富国高得多——以及打击诈骗和滥用，我们将节省大笔开支；据库普说，这将会节省数百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计划，美国人将能够选择他们自己的医疗方案并有自己的医生。对越来越多的由健康维护组织承保的美国人来说，这些选择正在逐渐消失。健康维护组织曾试图通过限制病人的选择和在批准全面治疗前进行详细核审来降低支出。通过向消费者发放有关医疗保健方案的汇报卡，向医生提供更多的信息，来保证质量。通过打击错误地拒绝理赔的医疗保险公司、虚报账目的供应商、多收费的制药公司、制造假案的律师和不负责任地选择损害自己健康并导致所有其他人费用激增的公民，来全面强化责任。
我建议所有的雇主都提供医疗保险，就像他们中75％的人已经在做的那样。小业主们可以打折扣，否则他们将负担不起保险费用。补助金将通过增加香烟税来支付。个体职业者将可以从他们需要缴税的收人中扣除他们所有的医疗保健保险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