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劳埃德·本特森在计划中加进最后一个条款，取消了税率为1．45％的工资税的13．5万美元的收入上限。这种工资税将用来资助保健医疗。要增加我们扩大了的保健医疗的偿付能力，这一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但也会要求富有的美国人多缴一些税。我们已经提议把富人的最高税率提高到39．6％，而且他们肯定永远也用不完自己现在投进保健医疗计划里的钱。当我就这一点询问本特森的时候，他只是笑了笑，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自信我们的经济政策将带动股票市场的繁荣，他和其他多缴税的高收入美国人可以从繁荣的证券市场挣回更多。
2月15日是星期一，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表了第一次电视演说。我说了10分钟，介绍了两天后我将向国会联席会议披露的经济政策的概要。尽管从统计数据来看，经济正在复苏，却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过去12年国债增加了四倍，使经济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所有的赤字都是由针对富人的减税、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国防开支的增加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在“使我们更强大、更聪明、更富有、更安全”的领域里的投资减少了。这些领域包括教育、儿童看护、交通和地方执法机构建设等。过去我们的生活水平通常25年就会翻一番，但以我们当时的增长速度，再过一百年也不会翻一番。要扭转这种趋势，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优先发展目标，要增税并削减开支，以减少赤字并为我们的未来投资。我说过，我希望坚持这一路线，不再向美国中产阶级索取更多，因为他们承受了困难，在过去的12年来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赤字远远超出厂我早期预计的数字。而我在竞选时提出的预算建议所依据的恰恰是我预计的数字。现在“更多的美国人必须做出贡献，这样美国人明天才能过得更好”。
不过，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不同，新税大多将由富有的美国人缴纳；“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同舟共济”。除了减少赤字之外，我的经济计划还向企业界提供激励政策，可以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有一个短期的刺激政策，以立即增加50万个工作机会；我们将增加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设立特别计划帮助失业的军工企业工人；实行福利改革，大幅增加劳务所得扣抵；使所有需要学前教育和免疫接种的孩子得到学前教育和免疫接种；创设国民服务计划，使青年人为社区服务后，可以赚到上大学的钱。我承认，这些提议不会轻易地或很快得到实施，但一旦实施，我们就可以“恢复美国梦的活力”。
星期三晚上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我解释了经济计划背后的策略，并大致描述了具体细节。我的经济计划有四大指导原则：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把更多的公共和私人支出从消费转向投资；尊重工作和家庭；编制以保守估计为基础的预算，而不像过去那样，以“乐观的前景”为基础编制预算；如果情况有变，将削减开支并公平收税。
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提议给予中小企业永久性的投资退税。中小企业雇用的工人只占总数的40％，却创造了大部分新工作岗位。我履行竞选时的两项承诺，提议设立社区发展银行和授权区，以向贫困地区提供新的贷款和投资。我还要求增加公路、桥梁、公共交通、高科技信息系统和环境清理方面的投入，以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
在教育方面，我提议增加对公立学校的投入，提高公立学校的标准，并设立奖励措施，鼓励更多的学生上大学，参加我提出的国民服务计划。我赞扬国会通过了家庭休假法，并要求他们继续支持更严格的儿童抚养政策。在犯罪问题上，我要求国会通过布雷迪法案，批准为初犯的非暴力罪犯设立军队风格的新兵训练营，并通过我提出的新增10万名警察的提案。
我接着请求国会帮助我实行竞选资金改革，要求游说人士进行登记，并取消游说支出的税收减免，以此来改变政府运作的方式。我曾许诺裁减10个政府岗位，并削减行政开支，节省90亿美元。我要求国会帮助我减缓医疗支出的飞速增长。我还说，我们可以适度地减少国防开支，但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有责任必须维持足够的开支，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世界上最训练有素且装备最精良的军队。
我把税收问题留到最后来说。我建议我们把18万美元以上收入人群的最高所得税率从31％提高到36％，对25万美元以上的收人人群多征收10％的税；把收入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的公司所得税率从34％提高到36％；终止一种不合理的税收补贴，根据这一政策，企业关闭在美国的工厂迁往海外反而比在国内再投资更有利可图；向社会保险受益人征收更多的所得税；征收英制热量单位税；只提高2％收入最高的人的所得税税率；社会保险的增加将使13％的受益人得到实惠；对于年收人为4万美元或更高的人来说，能源税每月要花去他们18美元；对于收人为3万美元或是更少的家庭来说，劳务所得扣抵足以抵消英制热量单位税的开支。根据目前对经济的预计，增税措施及我们的预算将使我们能够在五年内削减大约5000亿美元的赤字。
演说的最后，我竭力使议员们明白，赤字问题有多么严重，指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要不了10年，我们的年度赤字将从今年的2900亿美元上升到最少6350亿美元，届时利息支出将成为美国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支，纳税人每交一美元，就有二十美分用来支付国债利息。为了表明我对削减赤字的重视，我邀请格林斯潘和希拉里一道坐在国会旁听席的第一夫人包厢里。他最初很不情愿出席我的演说，因为有人会将这当成政治信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演说总体上受到了很好的评价，结束后所有的评论者都注意到，我放弃了中产阶级减税方案。我确实放弃了，但我在经济计划中兑现了我的许多其他承诺。在随后的几天里，我、艾尔·戈尔和内阁成员们到全国各地四处奔走，推广我们的计划。格林斯潘对计划表示赞赏。保罗·聪格斯也是如此。他说，向国会发表演说的克林顿已不同于他的竞选对手克林顿。当然了，这让我的政治顾问和一些民主党国会议员松了口气。他们曾担心他会反对我的经济计戈扎我在演说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而且有争议的提案，再加上国会日程中已经或是即将引起争议的其他立法，足以让国会在当年剩下的时间里忙起来了。我知道经济计划肯定要经历一番曲折后才会获得通过，但我却无法把全部时间用来推动这件事情。外交问题和国内局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那么做。
在国内，2月末发生了暴力事件。26日，一枚炸弹在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爆炸，炸死6个人，炸伤1000多人。通过调查很快就发现，爆炸是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所为，他们没有把行踪隐藏好。3月4日逮捕了第一批嫌疑犯。最后，6名策划者在纽约的联邦法院被判有罪，每人被判240年监禁。我对执法部门的效率感到满意，但我们开放的社会显然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攻击，这让我感到困惑。我的国家安全小组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恐怖分子的网络，以及我们怎样才能保护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由社会免遭他们的伤害。
2月28日，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市大卫教派的庄园外，4名酒、烟和火器局的特工在与该组织的冲突中丧生，16人受伤。大卫教派被怀疑非法持有武器，该教派救世主式的领导人大卫·科雷什相信自己是基督再世，是惟一知道《启示录》中提到的七重印章秘密的人。科雷什对追随自己的男女老少有着催眠般的控制力。他有着一大批武器，而且显然准备使用；还有足以坚持很长时间的食品。大卫派教徒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僵局已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在此期间，有几个大人和孩子离开了，但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科雷什曾答应投降，但总是能找到借口推迟这么做。
4月18日是星期天。这天晚上珍妮特·雷诺来到白宫，告诉我联邦调查局准备强攻大卫教派的庄园，逮捕科雷什和任何参与杀害联邦特工或犯有其他罪行的追随者，把其余的人解救出来。珍妮特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声称，科雷什对儿童进行性侵犯，而那些儿童大多还不到十来岁，而且他还有可能正计划集体自杀。这让她感到担忧。联邦调查局还告诉她，他们不能把这么多的精力永远牵制在一个地方。他们想第二天就突袭庄园。他们打算用装甲车在墙上撞出几个洞，然后往房子里喷射催泪瓦斯。他们估计这样可以使所有的教派成员在两个小时内投降。雷诺不得不批准这一强攻计划，希望得到我的同意。
几年前，我当州长时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有一右翼极端组织在阿肯色州北部山区建立了一个庄园。在那里居住的男男女女及孩子中，有两个涉嫌谋杀被通缉的嫌疑犯。那些人住在好几座木屋里，每座木屋都有一个活动门，通向一个掩体，一旦当局的人靠近，他们就可以从掩体中开火，而且他们有大量的弹药向当局的人开火。联邦调查局也想对这些人发动强攻。我召集了联邦调查局，州警察部门和从密苏里州及俄克拉何马州来配合我们的执法人员开了个会，会上我先听取了联邦调查局的案情通报，然后告诉他们，在批准突袭行动之前，我想找一个在越南丛林地带打过仗的人乘直升飞机在那个地方的上空飞一趟，对突袭做一次评估。前去评估的是位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回来后告诉我：“只要那些人射击，你们进攻时就会损失幼个人。”我取消了突袭行动，把庄园封锁了起来，切断好几个家庭正接受的凭食品券供应的食品，阻止任何离开那个地方的人带补给回去。最后，那些拒不退让的家伙让步了，没有任何人伤亡就逮捕了那两名嫌疑犯。
珍妮特向我汇报情况时，我想我们应试一下曾在阿肯色州奏效的方法，然后再批准联邦调查局的突袭计划。但珍妮特反驳说，联邦调查局等烦了；他们与大卫教派的僵局每周要花去政府100万美元，而且困住了其他地方急需的执法人力。她还说大卫教派可以比阿肯色州那帮人撑得更久，儿童性侵害和集体自杀的可能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科雷什和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是疯子。最后，我告诉她，如果她认为突袭是对的，那么就干吧。
第二天，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外一台电视上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时，看到科雷什的庄园一片火海。突袭进行得非常糟糕。联邦调查局向教徒藏身的房子内喷射催泪瓦斯后，教徒开始放火。他们打开窗户，使得克萨斯大平原上的强风刮了进去，风助火势，情况更糟糕了。突袭结束后，80多人被烧死，包括25名儿童；只有9人侥幸逃生。我知道我需要向媒体谈话，为此次行动失败承担责任。迪·迪·迈尔斯和布鲁斯·林赛也需要这么做。但正当我想这么做时，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好几次让我再等等。他说我们还不知道有没有人活着。如果科雷什听到了我的话，会把逃生的人也杀了。珍妮特，雷诺在记者的镜头前说话了，对发生的事情做了解释，并为此次突袭承担全部责任。作为第一位担任司法部长的女性，她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责任推来推去。我就韦科庄园事件向媒体发表谈话时，人们正在赞扬霄诺，却批评我让她承担失败的责任。
在24小时内，我第二次接受了违背我直觉的建议。我并不是责怪乔治。他年轻谨慎，尽管向我提的意见错了，但他是诚恳的。我对自己感到恼怒。我先是放弃自己更正确的判断，同意突袭，然后又推迟向公众发表讲话为突袭失败承担责任。总统最重要的一项决定就是，何时采纳或拒绝自己工作人员的建议。没有人永远是正确的，但做出自己相信是正确的但实际是错误的决定，感觉上要比做出顾问们说是对的但自己的直觉却说是错的决定要好得多。韦科庄园事件之后，我决定根据自己的直觉做决定。
也许，我不相信自己直觉的原因之一是华盛顿一直在抨击我们的政府，我每次做决定后都会受到批评。在国会有个漂亮的开场以后，希拉里也被人批评，说她的医疗保健改革小组不公开开会。他们其实只是在加紧讨论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实现我在10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医疗保健改革计划这一过高的目标。他们的小组聆听了1100多个团体的证言，与国会议员开了200多次会，并在全国各地召开过公开的会议。说他们保密是夸张了。最后，由于他们小组的工作太迟缓了，我让他们停止工作。反正，我兑现不了100天的期限。
好像这些挫折还不够似的，我的短期一揽子刺激政策也失利了。我原打算通过这项政策更快地把钱拨往各市和州，进行基础工程项目建设，以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仍然很慢，需要这冬刺激一下，而且这笔不会重复的开支也不会加剧我们的赤字问题。这项政策在众议院轻易就获得了通过，也得到了参议院的支持，但多尔召集了40多名愿意阻挠这项提案的共和党参议员。第一次阻挠后，我们应该与多尔谈判，提出一个数目小一些的方案，或是接受约翰’布鲁参议员和戴维·博伦参议员这两位保守的民主党人提出的平和一些的妥协方案。掌管这项提案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态度明确，他说如果我们不屈服，就可以打破阻挠。但我们未能打破阻挠，在韦科庄园事件两天后，也就是4月21日，最终承认失败。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共和党人大肆使用阻挠议事手段，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阻碍了多数国会议员意愿的实现。他们这么做，要么是出于自己的信念，要么是想证明我当不了领导人。在我就任的前100天里，乔治·米切尔参议员竟不得不12次投票来打破阻挠议事。
3月19日，我们遭受了一次个人的打击。这次打击让我们摆正丁政洽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希拉里的父亲严重中风。希拉里和切尔西以及我妻弟托尼急忙赶到小石城圣文森特医院她父亲的床边。休的医生德鲁·昆普瑞斯是我们的朋友。他告诉希拉里，她父亲遭受了严重的大脑损伤，正处于深度昏迷，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我两天后到了那里。希拉里、切尔西、多萝西和休的两个儿子休和托尼轮流同休说话，甚至唱歌，面休好像平静地睡着了一样。我们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而我只能待一天。我离开希拉里时，有很多人陪着她，包括托马森一家、卡罗琳，休伯和莉萨·卡普托。卡罗琳自担任州长官邸的主管起就认识休了；莉萨则是希拉里的新闻秘书，深得休的喜欢，因为莉萨和他一样，也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离他的家乡斯克兰顿很近。
下一个星期天，我又飞回家待了几天。我想与家人在一起，尽管我做不了什么，只能等待。医生告诉我们，休实际上已经脑死亡了。周末，家人决定把帮助他呼吸的机器拿掉。我们都做了祈祷和告别，但休却不愿意这样。他那颗年迈而强健的心脏不停地跳着。尽管我在阿肯色州可以处理大部分公务，但我星期二必须赶回华盛顿。我不愿意离开，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与岳父相见了。，我喜欢休·罗德姆。他脾气不好，但做事果断，对家庭极为忠诚。20年前，我衣衫不整、身无分文，而且更糟的是，我还是个民主党人，但他还是接纳了我。对此我一直深怀感激。我将怀念和他一起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的情景，怀念与他之间的政治争论。我知道他就在身边。
4月4日，休仍然在坚持着。希拉里也不得不赶回华盛顿，把切尔西带回来上学（切尔西刚过完春假），并回来工作。她曾答应4月6日到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去为莉兹·卡彭特发表演说。莉兹曾经是伯德·约翰逊夫人的新闻秘书。她劝说希拉里不要取消演说，希拉里于是决定去。当时，希拉里非常悲伤，她说出了肺腑之言。她说在进入新千年之际，“我们需要有意义的新政治。我们需要关心个人责任和关怀的新社会风尚。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市民社会，因为这个社会解答了由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提出的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建设一个使我们再次充实起来并感受到自己属于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组织的社会”。希拉里是读了李·阿特沃特的一篇文章受了感动，才发表上述观点的。那篇文章是阿特沃特40岁死于癌症前不久写的。阿特沃特在为里根和布什两位总统工作期间，对民主党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因此成名并为人所惧怕。当他面对死神时，他发现完全致力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一生，留下太多值得留恋的东西，并希望作为临别赠言，把我们推向更高的理想。4月6日，希拉里自己强忍着悲痛，在奥斯汀力图为这一理想下个定义。我喜欢希拉里说的话，为她这么说感到自豪。
第二天，休·罗德姆去世了。我们在小石城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然后把他送回斯克兰顿，在法院街卫理公会教堂举行了葬礼。我称赞他在1974年搁置自己共和党人的信念为我工作。他毕生从个人的经验中不断学习，放弃了小时候学到的偏见。在芝加哥与一位黑人共事时他放弃了种族偏见。在小石城，他与一位医生和护理员是邻居。那两人是同性恋，与他成了朋友，并照顾他，他也因而放弃了对同性恋者的偏见。他在热爱橄榄球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长大。在那里信奉天主教的球星们都去了圣母大学，而信奉新教的明星们则为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打球。这种分裂显示了对天主教徒的一种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也是休儿时教育的一部分。他把这种偏见也放弃了。他最后的日于是在圣文森特医院度过的，有信仰天主教的护士精心照顾。我们都认为这是非常合适的。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32
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尽管新闻报道都是关于我如何努力解释和捍卫我的经济计划，促使其获得通过，关于军中同性恋的问题和希拉里负责的医疗保健改革，但外交政策一直是我日常工作的内容，每天我都为此而思考。华盛顿的观察家们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即我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而且想尽量少在这方面花时间。不错，我竞选的重点主要在国内问题上，我们经济上的问题要求我这样做。但正如多次重申的那样，由于国际间的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布什总统在柏林墙倒塌后宜称的“世界新秩序”，充满了各种混乱和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早些时候，我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宜称，外交上的成功在于阻止或缓和小问题的发展，使其不至于成为棘手的问题，或是新闻报道追逐的对象。他说，“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很好，公众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因为狗并没有叫。”但是我就任时，我们有一窝猎狗在狂狂叫，其中波斯尼亚和俄罗斯叫得最厉害，其他猎狗如索马里、海地、朝鲜和日本的贸易政策，也在远处怒吼着。
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在华沙条约国家中的失败，使人们看到了欧洲第一次在历史上变得民主、和平而且统一的前景。至于这一前景能否实现则引发了四个大问题：东西德能否统一？俄罗斯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稳定、非帝国主义的国家？南斯拉夫会怎么样？这个国家由不同民族的省份构成·，因为有了铁托元帅铁的意志才被捆在了一起。俄罗斯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会被融进欧盟并与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北约结成跨大西洋的联盟吗？
到我成为总统时，德国已经在赫尔穆特，科尔颇有远见的领导下统一了。德国统一得到了布什总统的大力支持，但因为重新崛起的德国所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欧洲持保留意见。其他三个问题都未得到问答。我知道，作为总统，我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妥善的回答。
在竞选期间，我和布什总统都支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一开始，我比布什要积极，但他经过前总统尼克松的敦促后，宣布由七个工业大国一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将提供240亿美元，用来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和经济改革。叶利钦1992年6月来华盛顿的时候，对布什表示感谢，并公开支持他再次当选。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由于安德烈·科济列夫外长和我的一位外交政策顾问托比，盖提是朋友，叶利钦才同意到布莱尔宾馆礼节性地拜访我。我并不介意叶利钦支持布什。我只想让他知道，如果我赢得选举，我将支持他。
11月，选举过后两三天，叶利钦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并催促我尽快去莫斯科，以便在他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对势力时重申美国对他的支持。叶利钦当时的日子不好过。他于1991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当时俄罗斯还是已经摇摇欲坠的苏联的一部分。8月，苏联最高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黑海之滨的避暑山庄被企图发动政变的阴谋家软禁起来。俄罗斯人走上莫斯科街头表示抗议。当上任才两个月的叶利钦爬上国会所在的俄罗斯白宫前的坦克上时，事件的转折点来到了。政变策划者当时已包围了俄罗斯白宫。叶利钦敦促人民保卫好不容易才赢得的民主，他实际上告诉反动派：“你们可以偷走自由，但你们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才能成功。”他发出的号角声唤起了国内和国际的支持，政变失败了。到了12月，苏联解体为一群独立的国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
可是叶利钦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叶利钦决心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撤军，但反动派失去了权力正百般痛苦，因此坚决反对。由于叶利钦正在对苏联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进行自由市场改革，引发了通货膨胀，并把国有资产以低价卖给了一群被称为“寡头”的极为富有的新兴商人，经济灾难随时都会降临。与这些“寡头”相比，美国19世纪的那些强盗式的资本家简直就像清教的牧师那么高尚。有组织犯罪的网络填补了苏联政府瘫痪后留下的真空，并把触角伸到了全世界。叶利钦摧毁了旧的制度，但未能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他也未能与杜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部分原因在于他天生不喜欢妥协，部分原因则在于杜马里很多人都向往旧的秩序或是一个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压迫制度。
叶利钦的处境非常危险，我想帮他一把。鲍勃，施特劳斯也鼓励我这么做。施特劳斯被布什总统派往莫斯科任大使，尽管他是一名坚定的民主党人，曾担任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说我可以与叶利钦合作，或在政治方面向他提一些好的建议。他建议我两件事都要做。
我很想接受叶利钦的邀请，但托尼·莱克说莫斯科不应该成为我出国访问的第一站，我的其他同僚则说，那将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但俄罗斯能否成功与美国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我们不希望强硬派在俄罗斯掌权，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叶利钦建议我们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第三国会面，这个问题就好办了。
大约就在这时，我劝说我的老朋友、牛津大学时同住一幢楼的同学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离开（时代）杂志，来国务院工作，帮助我们制定对前苏联国家的政策。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和斯特罗布就俄罗斯历史和政治讨论了超过25年。自从他翻译并编辑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之后，他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的了解和关心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多。他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在恰当的职业外表背后，有着丰富的想像力。我相信他的判断，并相信他愿意把未经修饰的事实真相告诉我。我要求斯特罗布干的工作在国务院的官员等级里没有对应的位置。所以他必须在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准许和迪克·霍尔布鲁克的帮助下，自己着手创造一个位置。迪克是位投资银行家，是外交政策方面的老手。在竞选期间，他曾向我提供建议，并将成为我政府中最重要的官员之一。
斯特罗布的新岗位最终有了一个头衔：无固定任所大使兼国务卿前苏联新独立国家问题特别顾问。他后来成了副国务卿。我知道，能复述斯特罗布头衔的人不会超过五个，但大家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我们俄罗斯问题的“必到”官员。八年中，我每次与叶利钦或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会面——光是与叶利钦的会面就有18次——他都在我身边。斯特罗布俄语说得很流利，笔记记得非常详细，我与俄罗斯人会见时有他参加，再加上他自己和俄罗斯人之间也有交流，我们的工作可以确保是准确的，而准确的工作是无价的。在《俄罗斯问题行家》一书中，斯特罗布详细记录了我们八年的漫长历程。这本书写得非常棒，不光是因为其中闪耀着远见卓识，而且因为书中记录了我和叶利钦之间多姿多彩的谈话。与大多数这一类型的书不同的是，这本书中引用的话不是后来重写的，而是当时的原话，尽管这么写是好是坏还很难说。斯特罗布的主要观点是，我成了自己的俄罗斯问题行家，因为尽管我不是俄罗斯问题专家，但我了解“很重要的一点：在导致冷战的两大问题，即国内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和国外合作与竞争之别上，我和叶利钦“原则上属于同一方”。
在过渡时期，我与斯特罗布就俄罗斯不断恶化的局势以及避免灾难的必要性进行了多次讨论。在复兴周末假期中，斯特罗布和他的妻子布鲁克陪我在希尔顿海德岛跑步。布鲁克全职陪希拉里竞选，后来成为“白宫学者”项目的负责人。我们当时打算讨论俄罗斯问题，但我们小组的领跑人、伟大的奥运跨栏选手埃德温·摩西定的步子太快，我无法在说话的同时跟上他。后来，我们遇到希拉里在散步，于是我们三个人找个借口慢了下来，到处走走。布什总统正在莫斯科和叶利钦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个好消息，尽管就像叶利钦所做的每一件进步的事情一样，这一条约在杜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我告诉斯特罗布，俄罗斯的情况变化很大，我们不能完全采取防守策略了。我们必须帮助加快积极事情的发展，并加以巩固，特别是那些可以改善俄罗斯经济的事情。
2月的一个晚上，我来到斯特罗布的家里，看望他的家人，并和他讨论俄罗斯问题。斯特罗布把他不久前和理查德·尼克松见面的情况告诉了我。那次见面时，这位前总统敦促我们要大力支持叶利钦。布什总统前一个春天宣布的240亿美元一揽子援助计划并没有给叶利钦很大的帮助，因为国际金融机构要求俄罗斯必须先重组经济才给钱。我们现在需要做点事情。
3月初，我和叶利钦同意于4月3日和4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见面。3月8日，尼克松来到白宫，亲自敦促我支持叶利钦。他先看望了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他从小是一名贵格会教徒，他的几个女儿也和切尔西一样，曾在西德维尔朋友中学上学。然后他转入正题，告诉我，我对俄罗斯问题的处理将比我的经济政策更能让我为人们记住。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斯特罗布，把我与尼克松的谈话告诉了他，并强调，我们在温哥华应该做点帮助俄罗斯的事情，然后在7月的东京七国峰会上继续采取有影响的步骤，这很重要。3月，我们的外交政策小组和拉里·萨默斯以及他在财政部的助手利普顿让我了解了俄罗斯的最新情况。整整-个月，我都敦促他们要把眼界放宽一些，多做点事情。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杜马正在削减叶利钦的权力，批准了俄罗斯中央银行毫无结果的通货膨胀政策。3月20日，叶利钦开始反击。他发表了一篇演说，宣布将在4月25日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到底是他还是杜马掌管国家。他说，在此之前，无论杜马采取什么行动，他的总统令都将有效。椭圆形办公室外我的餐厅内有两台电视。我通过其中一台收看了叶利钦的演说。另一台电视正在播放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比赛在阿肯色大学野猪队和圣约翰大学队之间展开。两场争斗中，都有一方是我支持的人。
关于我应该如何回应叶利钦的演说这一问题，我和我的整个外交政策小组之间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他们全都提醒我先克制一下，因为叶利钦已超越了宪法赋予的权限，而且有可能会失败。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叶利钦正在与老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势力殊死搏斗。他正在用全民公决的形式接近他的人民。我不在乎他有失败的危险——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失败了许多次。我对两面下注的做法不感兴趣，让托尼·莱克起草了一份强烈支持叶利钦的声明。托尼把声明稿交给我后，我把语气改得更加强硬，然后交给了媒体。在这件事上，我根据自己的直觉做了决定，赌俄罗斯不会放弃叶利钦，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阿肯色大学野猪队的反败为胜增强了我的这种乐观看法。
3月，我终于得到了一份我可以支持的援助计划：16亿美元的直接援助，帮助俄罗斯稳定经济。援助包括为退役军官解决住房的资金，为现在就业不足而且经常拿不到工资的核科学家创造积极的就业计划，更多的用于拆除核武器的援助款项（这些拆除工作是根据纳恩一卢格计划进行的），向缺衣少药的人提供的医药和食品，对中小企业、独立传媒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和工会的援助款，以及一项旨在把上万名学生和青年科学家请到美国来的交流计划。这项援助方案是前一届政府所拨款项的四倍，是我最初提议款项的三倍。尽管有民意测验表明，75％的美国人反对给俄罗斯更多的钱，我们围绕经济计划的斗争也已经非常艰苦，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这么做。美国花了数万亿美元用于国防才打赢了冷战，我们不能因为20亿美元和一次糟糕的民意测验而冒险去改变我们的政策。让我的工作人员们吃惊的是，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领导人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为推动这个援助方案而召集的会议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乔·拜登参议员极力支持援助方案。鲍勃·多尔也同意我的观点，即我们不愿意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们那样，把冷战后的这个时代弄得一团糟。一战胜利者们的短视极大地促成了二战的爆发。多尔在二战中曾英勇作战。纽特·金里奇帮助俄罗斯的热情很高。他说，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正像我告诉斯特罗布的那样，纽特正试图在俄罗斯问题上胜过我。我倒非常乐意看到他这么做。
我和叶利钦4月3日见了一次面。一开始气氛有点尴尬。他解释说，他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以向民主过渡和看上去受制于美国之间走钢丝。当我们详细讨论我们的援助计划时，他说他喜欢这个计划，但需要更多的钱，以解决他从波罗的海国家撤回来的军官们的住房问题。这些军官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住在帐篷里。这件事谈妥之后，叶利钦突然采取了攻势，要求我废除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并不再举行“援助受奴役国家周”活动。杰克逊一瓦尼克修正案是一项1钌4年的法律。该修正案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俄罗斯的移民自由联系在一起；“援助受奴役国家周”则力图强调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被苏联控制的现实。这些国家现在都取得自由了。这两项法律只是象征性的，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而且我还没有政治资本在改变这两件事的同时，又能成功地为俄罗斯争取到实质性的帮助。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我的工作人员担心我让叶利钦的夸夸其谈给唬住了，就像赫鲁晓夫1961年在维也纳那次著名会谈中吓唬住了肯尼迪一样。工作人员们不想让我看上去太软弱。我对此却不担心，因为这种历史性的类比是有问题的。和赫鲁晓夫对待肯尼迪不同，叶利钦并不想让我出洋相，他是想在那些要毁掉他的敌人面前显得威风一些。在我们举行峰会前一周，他的敌人在杜马中曾试图弹劾他。虽然这些人失败了，但他们的动议得到了不少选票。假如这种自夸式的姿态有助于使俄罗斯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可以接受一点这种姿态。
那天下午，我们一致同意设立一个由戈尔副总统和俄罗斯总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委员会，使我们的合作制度化。这个想法是斯特罗布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乔治·马梅多夫提出的，后来的效果比我们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好。这要归功于艾尔·戈尔和他的俄罗斯同行。他们集中精力，持续不懈地为这个委员会努力，解决了许多困难而且有争议的问题。
4月4日星期天，我们在十种更为正式的气氛中再次会谈，讨论安全问题。叶利钦和他的顾问与我和我的顾问们坐在桌子的两边。和以往一样，叶利钦一开始就采取了攻势，要求我们改变在武器控制问题上的立场，并向俄罗斯产品如卫星火箭发射器开放美国市场，并且不附加禁止俄罗斯向美国的敌人（如伊朗和伊拉克）出售武器技术的出口控制条款。在我们精明务实的专家林恩，戴维斯的帮助下，我在出口控制的问题上坚持了强硬的立场，至于武器控制问题，我则提出让我的工作人员进一步研究，以此拒绝了叶利钦。
我们接着讨论经济问题。这时气氛才轻松起来。我把一揽子经济援助描述为“合作”而不是“援助”，然后让劳埃德·本特森大致拟出一个向东京七国峰会提交的议案。叶利钦得知我们在4月25日全民公决前一点钱都不可能给他的时候，感到非常担心。不过，尽管我不能满足他想要一张5亿美元支票的要求，但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明确宣布，将有大量的资金流向俄罗斯，因为美国支持俄罗斯的民主，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和俄罗斯的领导人。
我离开温哥华时对叶利钦更加信任，对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他克服这些挑战的坚定决心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很喜欢他。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性格上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他是在十分落后的条件下长大的，与他相比，我的童年简直就像洛克菲勒一样富有。他有时有些粗鲁，但非常机灵，可以看到事情的微妙之处。他可能一分钟前还在攻击你，一分钟后又跟你拥抱。他看上去一会儿在冷静地推测，一会儿又确实很情绪化；有时很小气，有时却很大度；有时对谁都有一肚子怨气，有时却非常幽默风趣。有一次，我们在我下榻的宾馆里一起散步，有个俄罗斯记者问他对我们的会谈是否很愉快，他很快回答道：“很愉快？不和漂亮女人在一起，谁都不可能很愉快。不过我还是满意的。”大家都知道，叶利钦喜欢伏特加，但在我们所有的会谈中，他基本上都是非常清醒的，而且准备充分，很好地代表了他的国家。与其他现实的选择相比，叶利钦掌权是俄罗斯的运气。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不喜欢共产主义，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伟大的好国家。只要一有人讽刺叶利钦喝酒，我就想起当年华盛顿的势利眼们因为同样的原因批评格兰特时林肯所说的话。格兰特是林肯在内战中最具进攻性也最有战绩的将军。当时林肯说：“看看他喝的是什么酒，让其他将军也喝点。”
回到华盛顿后，我再次增加了援助计划，建议向前苏联各国提供250亿美元，其中2／3将给俄罗斯。4月25日，大部分俄罗斯选民都投票支持叶利钦，支持他的政策和建立新杜马的愿望。上任才一百来天，我们在提高叶利钦地位、支持俄罗斯民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幸的是，我们也努力制止波斯尼亚地区的屠杀和种族清洗，却没有收到同样的效果。
1989年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在欧洲也在加速消亡。这时，对于用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取代共产主义这一问题，不同的国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前苏联帝国最西边的几个国家选择了民主。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美国的移民数十年来一直在倡导这一事业。在俄罗斯，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正在与共产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殊死搏斗。在南斯拉夫，国家正试图调和不同民族和宗教提出的互有冲突的主张。但此时，在塞尔维亚主要政治人物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领导下，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战胜了民主。
1991年，南斯拉夫最西边的两个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省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脱离南斯拉夫独立。战争随即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爆发，并蔓延到波斯尼亚。波斯尼亚是南斯拉夫民族最多样化的省份，其中穆斯林大约占45％，塞族只占30％多一点，克族占17％。在波斯尼亚，所谓的民族差异实际上是政治和宗教差异。这个地方曾经是三次殖民扩张的交会地：西边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进攻、东边东正教的扩张和南边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扩张。1991年，波斯尼亚由国家统一联盟执政，领导人为穆斯林政治家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但也包括了好战的塞族民族主义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卡拉季奇曾是萨拉热窝的一名精神病医师。
伊泽特贝戈维奇最初想使波斯尼亚成为南斯拉夫内部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自治省。但是当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被国际社会承认为独立国家后，伊泽特贝戈维奇决定，惟一能够使波斯尼亚摆脱塞尔维亚统治的办法就是寻求独立。卡拉季奇及其同伴们的想法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与米洛舍维奇关系很近，支持米洛舍维奇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的想法，渴望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南斯拉夫领土，包括波斯尼亚。1992年3月1日，波斯尼亚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波斯尼亚是否应成为一个所有公民和团体都将得到同等对待的独立国家。公决的结果几乎一致赞成独立，但只有2／3的选民投了票。卡拉季奇命令塞族人不要投票，多数塞族人也服从了这一命令。那时候，塞族准军事部队已开始杀害手无寸铁的穆斯林，，在塞族占多数的地方把他们赶离家园，希望以武力把波斯尼亚分割成一块块民族聚居区，或称为“小行政区”。这种残酷的政策后来有了一个奇怪而泠漠的名称：种族清洗。
欧共体特使卡林顿勋爵试图劝说各方同意，把波斯尼亚和平分割成不同的民族地区，但失败了，因为这么做势必要使一个民族的大量居民被当地的另一个民旒控制，同时还因为许多波斯尼亚人希望保持国家的完整，像他们在之前500里大部分时期所做的那样，不同的民族和平相处。
1992年4月，欧共体承认波斯尼亚为独立国家，自15世纪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此时，塞族准军事武装继续恐吓穆斯林居民，杀害平民，同时利用媒体使当地的塞族人相信，他们受到了穆斯林的攻击，因而必须进行自卫。4月27日，米洛舍维奇宣布成立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新南斯拉夫，接着他做出从波斯尼亚撤军的姿态，却把武器、物资和波斯尼亚塞族士兵留下来，让他精心挑选的指挥官拉特科·姆拉吉奇指挥。整个1992年，战斗和屠杀在四处蔓延。欧共体领导人力图遏制。布什政府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也不愿意在选举年再惹一个麻烦，因而心安理得地把这个问题交到了欧洲手里。
有一点应该对布什政府提出表扬：他们曾敦促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施经济制裁。但这一政策开始时遭到了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他们说，他们想给米洛舍维奇一个机会，停止由他挑起的战乱。最后，在5月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塞族人仍然可以继续从友好的邻国那里得到补给。联合国同时还继续维持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是1991年下半年针对整个南斯拉夫而实行的。武器禁运的问题在于，塞族人手中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可以打上好几年；维持禁运的惟一结果是，波斯尼亚人无法保卫自己。不过，他们还是努力撑过了1992年，通过缴获塞族部队的一些武器，以及逃过北约在克罗地亚沿海的封锁运来小批武器，积累了一些武器装备。
1992年夏天，电视和平面媒体披露了塞族人在波斯尼亚北部设立拘留营的情况，使欧洲人和美国人了解了其中的恐怖状况。我随即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将参加北约发动的空袭。后来，人们逐渐了解到，塞族人有计划地屠杀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特别是有目标地消除当地领导人。我建议取消武器禁运，欧洲则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的重点是如何结束战乱。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试图劝说塞族人解除对波斯尼亚城市的包围，并把他们的重型武器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与此同时，很多政府和私人组织发起了人道救援行动，向当地提供食品和药品，联合国也派驻了8000人的部队保护援助车队。
10月下旬，就在美国选举前夕，欧共体的新谈判代表戴维·欧文勋爵和联合国谈判代表、前美国国务卿塞鲁斯·万斯提出一项议案，建议把波斯尼亚分割为一些自治省，各省将负责除国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政府事务。国防和外交则由一个较弱的中央政府负责。小的行政区数量众多，主要民族在地理上被分开了。万斯和欧文认为，这样分开以后，塞族控制区将无法与米洛舍维奇控制的南斯拉夫合并，形成一个大塞尔维亚。但他们的计划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小行政区政府的巨大权力明显使得穆斯林无法安全地返回在塞族控制区的家园；各小行政区之间模糊的边界则会引发塞族人不断扩张，扩大自己的地盘。克族和塞族之间的冲突虽然不太激烈，也将持续下去。
我就任总统时，尽管塞族人屠杀穆斯林和在拘留营中违反人权的证据不断传出来，但联合国仍然维持武器禁运，欧共体仍然支持万斯——欧文计划。这削弱了穆斯林对塞族人的抵抗。5日，我会见了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他说他对目前的状况也不满意。这让我很高兴。几天后，我们完成了一项波斯尼亚政策评估，随后克里斯托弗宣布，美国希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并愿意帮助实施这一协议。
2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同意我实施一项紧急计划，向波斯尼亚人空投人道救援物资。第二天，我与约翰·梅杰第一次会面。他也支持空投计划。空投可以帮助很多人维持生命，但无助于解决引发危机的根源。
到了3月，我们看来取得了一些进展。针对塞族的经济制裁得到了加强，并对他们造成了伤害。而且他们也担心北约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我们离达成统一的政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日，我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第一次会面。密特朗向我明确表示，尽管他向波斯尼亚派遣了5000人的部队，参加了联合国人道救援部队，发放援助物资并遏制战乱，但他比我同情塞族人。不太愿意看到建立一个由穆斯林领导的统一的波斯尼亚。
26日，我会见了赫尔穆特·科尔。他对波斯尼亚发生的事情表示痛惜，并且和我一样，支持取消武器禁运。但是我们无法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改变立场。他们觉得取消武器禁运可能只会使战争延长，并使当地的联合国部队面临危险，联合国部队中有他们的部队，但没有我们的部队。26日，伊泽特贝戈维奇也来到了白宫，与艾尔·戈尔一起参加会谈。戈尔的安全顾问列昂·弗尤厄斯负责监督武器禁运，确保我们可以使其更为有效。科尔和我都告诉伊泽特贝戈维奇，我们正尽力使欧盟立场更加坚定并支持他。五天后，我们成功地使联合国把“禁飞区”扩大到波斯尼亚全境，这样至少可以剥夺塞族由于独享制空权而带来的优势。这么做很好，但并没有怎么减缓杀戮。
4月，一群美国的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从波斯尼亚回到美国，催促我们进行军事干涉，制止杀戮。16日，联合国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宣布在斯雷布雷尼察周围建立安全区。斯雷布雷尼察是波斯尼亚东部的一个小镇，塞族人在那里的杀戮和种族清洗尤为残暴。22日，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落成典礼上，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尔塞尔公开请求我为制止战乱多做点事情。4月底，我的外交政策小组向我建议，说如果我们无法确保塞族停火，我们就应该取消针对穆斯林的武器禁运，并对塞族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随后沃伦·克里斯托弗前往欧洲，寻求对这一政策的支持。这时，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因为希望避免遭到空袭，签署了联合国的和平计划，尽管他的议会已在六天前拒绝了这个计划。我从不相信卡拉季奇签字表明他的长期目标会有什么改变。
我上任100天后，我们在波斯尼亚危机问题上远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英国人和法国人拒绝了克里斯托弗的建议，并重申他们在处理这一危机中拥有主导权。他们的立场的问题在于，塞族人只要能够承受严厉的制裁所带来的经济打击，就能够继续开展进攻性的种族清洗，而不用担心遭到别的惩罚。波斯尼亚的悲剧又持续了两年多，死了25万人，250万。人被逐出家园。直到北约发动空袭，塞族地面部队也吃了败仗，塞族人才接受了美国人的外交提议，结束了这场战争。
我陷入了迪克·霍尔布鲁克所说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最严重的集体安全失败”。在（结束一场战争）一书中，霍尔布鲁克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五个因素：（1）对巴尔干历史的误读，以为那里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外人无法阻止；（2）冷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明显降低了；（3）在共产主义解体后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战胜民主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4）1991年伊拉克战争刚刚结束，布什政府不愿意再做出军事努力；（5）美国把这件事交给了欧洲，而不是北约，而欧洲的反应也显得混乱而且被动。在霍尔布鲁克开列的单子上，我还要加上第六个因素；有些欧洲领导人不愿意在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他们担心这个穆斯林国家会成为输出极端主义的根据地，但他们忽视波斯尼亚的结果恰恰可能助长而非抑制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就任时确立的稳扎稳打的立场限制了我自己的选择。比如，我不愿意和多尔参议员合作，单方面取消武器禁运，因为我担心这会削弱联合国的威信（尽管后来由于我们不愿意执行禁运政策，实际上已经削弱了联合国的威信）。我也不想单方面轰炸塞族军事阵地，从而使北约分裂，因为在当地执行联合国任务的有欧洲军队，却没有美国军队。而且我也不想派美国军队去那里。我觉得联合国的授权肯定会失败。根据这一授权派美国军队去那里，会使军队面临危险。1993年5月，我们离解决波斯尼亚问题仍然很遥远。
新总统上任100天后，媒体总会对新政府在兑现竞选承诺和处理其他新挑战方面的表现做一番评价。评价的一致意见是，我最初几个月的表现好坏参半。就好的一面来说，我在白宫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经济计划，力图纠正12年来滴人式经济模式，而且这一计划在国会进展得还不错。我还签署了家庭休假法和选民登记法，以便投票登记更为方便。我还改变了布什和里根政府的堕胎政策，包括有关胎盘组织的研究和言论限制规则。我减少了白宫的工作人员，尽管他们的工作量在不断增加。比如，我们在最初三个半月内收到的信件，比白宫1992年全年收到的还要多。我还下令总共减少10万名政府雇员，并根据一项名为“政府再造”的计划，委托副总统戈尔负责寻戟可以省钱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办法。计划的结果表明，当初持怀疑态度的人错了。我向国会申请立法，以建立我的国民服务计划，把劳务所得扣抵增加一倍，并在贫穷地区设立了授权区，大幅削减大学贷款的支出，为学生和纳税人省下了几十亿美元。我让医疗保健改革驶入了快车道，并采取行动，加强俄罗斯的民主和改革。我还拥有一支辛勤能干的工作人员队伍。他们除了偶尔泄霹消息外，彼此合作得很好，完全没有以前很多届政府中的那种暗斗和诽滂现象。虽然开始时进展较慢，但我很快就在前100天之内任命了许多应该由总统任命的官员，比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在同样时间里任命的都要多。考虑到整个官员任命过程已非常麻烦而且恼人，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有一次，阿兰，辛普森参议员跟我开玩笑说，官员任命过程过于繁琐，以至于他“甚至不想跟有可能被参议院确认的人选一同进餐”。辛普森来自怀俄明州，机智幽默，是共和党的督导员。
就差的一面来说，面对不断上涨的赤字，我暂时放弃了针对中产阶级的减税计划；经济刺激计划由于共和党人的阻挠也夭折了；维持了布什政府强制遣返海地难民的政策，尽管我们通过其他手段，接收了更多的海地人；在有关军中同性恋的战斗中失败了；推迟提交医疗保健计划，没有在我设定的100天期限内提交；对突袭韦科庄园事件处理不当，至少在政府这方面来说是这样；未能说服欧共体和美国一道对波斯尼亚采取强硬立场，尽管我们增加了人道援助，加强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创建了可实施的禁飞区。
我的得分之所以好坏参半，原因之一是，面对共和党人义无反顾的反对，美国人民对于政府能够做或应该做什么看法不一，我试图一下子做很多事情。毕竟，12年来，美国人民一直被告诫，说政府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源头，政府非常无能，连两辆车参加的游行也组织不起来。很显然，我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在短期内干很多事情。十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前进，生活在分裂的政治氛围中，而且总是有人用一些陈词滥调安慰我们，说我们非常了不起；我们同时还感受着一种虚幻的、易逝的舒适，即今天多花钱少交税，不管这对明天有什么后果。要把情况扭转过来，100天是不够的。
除了变化的节奏过快之外，我对自己带来变化的能力也高估了，对美国人消化这些变化的能力也过于乐观。在一份有关前100天工作的分析中，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政治科学家欧文·哈格罗夫写道：“我怀疑总统是不是同时干的事情太多了，结果一样也没有干好。”他可能说对了，但要做的事情的确太多了。直到选民们在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在我脸上轻轻打了一下，我才不再试图同时做所有的事情。我的紧迫感使我忘记了我的另一个政治法则：总体上每个人都赞成变化，但一旦牵涉到自身，却都特别反对变化。
前100天里，有关公众事务的斗争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在此期间，我的家人正努力适应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并承受失去希拉里父亲的痛苦。我喜欢当总统，希拉里也积极投入到医疗保健工作中去。切尔西喜欢她的学校，并交了一些新朋友。我们很喜欢住在白宫，主持一些社交活动，并请朋友们和我们住在一起。
白宫的工作人员也在适应一个工作时间长、睡觉晚的第一家庭。尽管我逐渐依赖起他们的服务，并对此非常珍视，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他们给我的所有帮助。当州长时，我住在州长官邸，有一帮很棒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服务。我每去一地，州警都会派人开车送我。但到了周末，我和希拉里通常自己做饭，星期天去教堂时也是我自己开车。现在我有了贴身仆人。他们每天早晨把我的衣服摊开，在我外出时替我收拾行李，并陪着我，到目的地后，又把行李打开。还熨平衣服的皱折。我们还有了管家，每天工作到很晚，第二天早晨很早就来，周末也不休息，为我端莱，并为我调制低热量的咖啡；我在椭圆形办公室或是外出时，则由海军派来的服务员干这些事；厨师们即便是周末也为我们准备食物；迎宾总管领着我上下电梯，并随时把文件送给我审阅签署，把备忘录送给我审阅；全天24小时都有医疗服务；还有特工人员。他们不让我坐在汽车前排座位上，更不用说让我自己开车了。
在白宫生活，我最喜欢的是摆满了官邸和办公区的鲜花。白宫总是有摆放得很漂亮的鲜花。这些花是我离开白宫后最怀念的东西之一。
我们搬进白宫后，希拉里重新装修了小厨房，这样晚上如果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吃晚饭。楼上的餐厅很漂亮，但除非有客人，对我们来说太大也太正式了。希拉里还把三楼的日光浴室整修了一下。那个房间通向一个阳台和白宫的屋顶。我们把它改成了家庭活动室。只要有亲戚或朋友来访，我们总是喜欢去那里，聊天、看电视、打牌或是玩棋类游戏。我玩泥塘大师和一种名叫上连单词的游戏人了迷。上连单词基本上是一种三维拼词游戏。玩这种游戏，不靠把落单的字母或是把棋子放到莱个位置上得分，而是靠以词造来得分。我努力让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玩上连单词游戏，成功地劝动了几分人。我的妻弟休和我玩了无数把，罗杰也很喜欢。不过希拉里、托尼和切尔酉还是喜欢我们的保留节目皮纳克尔纸牌游戏。我还一直和我的工作人员玩红牌游戏。最后我们都迷上了一种新的纸牌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卡普肖造访白宫时教我们的。这种游戏的名字用来描述华盛顿的政治生活再好不过了：哦，见鬼！
自从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以来，一直有特工人员陪伴我。但人住白宫后，我每天早晨的跑步给他们构成了挑战。我有好几条跑步路线。有时我会开车到海因斯角。那里有一个三英里的跑道绕着一个公共高尔夫场；跑道很平，但冬天从波托马克河吹来大风时，也很难走。偶尔我也会去麦克奈尔堡跑步。在那里，国防大学的操场上有一个椭圆形跑道。不过，迄今为止，我最喜欢的跑步路线是这样的：先出白宫西南大门，跑到草地广场上，然后向北跑到林肯纪念碑前，再往南跑到国会大厦，最后跑回来。在这样的跑步路途中，我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而且，在美国的历史建筑之间跑步，我从不感到厌烦。特工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让我停止跑步时，我答应了他们，但我一直怀念那样的跑步。对我来说，在公共场所跑步是与白宫之外的世界保持联系的一种手段；对特工人员来说，我与公众的接触却充满了风险，令人担忧，难以把握。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约翰·欣克利企图暗杀里根总统这件事，而且比我更了解我收到了多少充满仇恨的信件。
上任初期，艾尔·戈尔帮了我很大忙。他鼓励我不断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然后加以实施。他还一直给我上华盛顿运作方式的速成课。我们有一项固定的日程安排是每周在我的私人餐厅内一起吃一次午饭。吃饭时，我们轮梳祈祷，然后开始讨论各种话题，从家庭到体育、书籍、电影、他或我日程中的最新安排，无所不谈。我们这一共进午餐的安排坚持了八年，除非我们两人有一个人连续外出好几天。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但也有许多不同点。共进午餐使我们关系密切，并使我们可以更轻松地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在华盛顿这口高压锅里，我俩是不会走得这么近的。
总体而言，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政治角度来看，我对于前100天的感觉还不错。不过，我仍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希拉里也是一样。尽管搬进白宫时很兴奋，做了许多承诺，但我们很疲劳，也没有像历任新总统就任时那样，享受一令传统的蜜月期。这部分是因为军中同性恋的问题很早就被提出来了，部分也许是因为我们把媒体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白宫西翼，激怒了他们。希拉里父亲的去世对她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损失。我也怀念休。尽管我们正处于事业的最高峰，但休的去世有时使我们无法工作。我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前100天在生理和心理方面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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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削减赤字在我的经济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仅仅削减赤字还不足以取得持续的、可以为广大民众带来实惠的经济复苏。在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提出了许多议案，使我们的经济计划更为充实，以此来增加贸易，并扩大在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我们还推动了许多微观经济计划，针对的是特定的有问题的领域或是有机会的目标。比如，我提议，帮助那些因为冷战结束后军事开支缩小而失业的军人和平民；我们敦促主要的联邦研究实验室——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和桑迪亚实验室，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利弗摩尔实验室——利用大量曾帮助我们赢得冷战的科技资源，开发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我们宣布了一项微型贷款计划，支持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包括急于从福利接受名单上消失的福利接受者，这些人常常有很好的创意，但达不到传统借款人的信用标准；增加了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特别是针对妇女和少数族裔人士的贷款；任命了一个全国航空业增强竞争力发展委员会，由前弗吉尼亚州州长杰里·巴利列斯任主席。由于经济下滑，军方对军用飞机的订单减少，加上来自欧洲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的激烈竞争，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都处于困境之中。
我还提出计划，支持地方社区把因国防开支缩小而关闭的军事设施用于商业用途。在当州长期间，我曾处理过关闭一个空军基地的事情，现在我决心给那些面临同样挑战的人更多的帮助。由于加利福尼亚州自身就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受国防开支缩小及其他问题的打击也最大。我们制定了一项特殊计划，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约翰·埃默森将监管他家乡的这项计划及这个州的其他事务。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之中，以至在白宫我们都叫他“加利福尼亚部长”。
我们做的一件最有效率的事情，是根据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改革了管理金融机构的有关规定。1977年的这部法律规定，在联邦机构投保的借款机构应做出额外的努力，积极向中低收入的借款人发放贷款。但在1993年以前，该法律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进行改革之后，从1993年到2000年，各银行以房屋按揭、中小企业贷款和社区发展贷款的形式，借给这部法律所涵盖的借款人8000多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社区再投资法》颁布23年来所发放贷款总额的90％还要多。
5月是个有趣的月，对我继续接受的政治教育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月。5月5日，我在我的导师富布赖特参议员88岁生日时，把我的第一枚总统自由勋章授予了他。艾尔·戈尔的父亲也参加了授勋仪式。他告诉富布赖特，说自己只有85岁。富布赖特回答道：“艾伯特，你只要乖一点，也能活到88岁。”我对这两个人都非常敬佩，因为他们为美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他们一样长寿。如果能的话，我希望能像他们一样积极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5月的第三个星期，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分别在圣迭戈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凡纳伊斯市一家有很多西班牙裔学生的社区学院里，以及洛杉矶中南部的一家体育用品店里发表演说，强调我的经济计划中对教育和市中心贫民区发展进行投资的重要性。这家体育用品店名叫“操场”，所在的那个地区正是一年前发生骚乱的地方。商店后面有一个篮球场，已成为年轻人的聚集地。罗恩·布朗当时陪着我。我俩带着一些孩子即兴打了一场球，打完球后，我讨论了授权区的发展潜力。我认为，授权区可以在全国的贫困社区创造出像“操场”这样成功的企业。我非常肯定，总统与市中心贫民区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后院打篮球，迄今还是头一次。我希望这次打球的图片可以向美国人传递一个信息，使他们明白新政府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我特别希望这些图片可以使年轻人明白，我关心他们，为他们的将来在思考。
不幸的是，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这场球赛，原因是我理了一次发。我在华盛顿还没有找到理发师，可是我又不能每三个星期就回一趟阿肯色去找吉姆·迈尔斯，而且我的头发已经太长了。希拉里在洛杉矶让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沙特曼的人给她做丁头发。克里斯托弗是托马森一家的朋友，我很喜欢他。我问他愿不愿意帮我快速地修一修头发。他答应了，我们于是约定在空军一号的私人活动室里碰头。开始理发之前，我不止一次地询问特工人员，要他们确定如果我推迟起飞几分钟，不会影响其他飞机的起飞或降落。他们与机场工作人员核对了一下。机场工作人员说那不是问题。然后，我就让克里斯托弗尽快给我理一下，只要像个样子就行。他按照我的吩咐做了。大约10分钟以后，我们起飞了。
接下来我发现，有人写了一篇报道，说我花200美元请一个我非常熟悉的高级发型师理了个发，理发时把两条跑道占用了一个小时，给数千人带来了不便。忘了与市中心贫民区孩子们的球赛吧！那篇令人无法不读的报道说，我已脱离在阿肯色的根和平民主义政治原则，开始挥霍放任。报道写得不错，但不是事实。首先，我没有为那次只花了10分钟的理发支付200美元；其次，我没有使任何人为起飞或降落等待，几周后终于公布出来的联邦航空管理局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竟然有人认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这种说法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尽管我是总统，但如果我因为理发使许多人等了一个小时，即便理发没有花200美元，我妈妈也会让我吃鞭子的。
这篇有关理发的报道实在荒唐。我没有把它处理好，因为我发火了，而发火永远是错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克里斯托弗是好莱坞的一名发型师。华盛顿政界和媒体圈子里的很多人与好莱坞保持着一种非爱即恨的关系。他们喜欢与电影和电视明星来往，但不知为什么却认为娱乐界的政治兴趣和热情不如他们自己的可信。实际上，两个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好公民，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有人曾经说过，对丑陋的人来说，政治就是表演。几周后，长岛的一家报纸《新闻日报》得到了联邦航空管理局有关那天洛山矶机场飞行情况的记录，证明媒体所报道的起飞及．降落延误从未发生过。
《今日美国报报》和其他几家报纸也刊登了更正。有关理发的报道之所以被传得活灵活现，而且大部分从未得到更正，起因可能是一件与此无关的事情。5月19日，麦克·麦克拉蒂接受了主管白宫行政事务的戴维·沃特金斯的建议，并得到了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同意，开除了白宫旅行办公室的七名雇员。媒体与总统一同旅行时，这个办公室负责替他们安排一切，并向他们的雇主收取费用。我和希拉里曾要求麦克检查一卜旅行办公室的工作，因为有人告诉希拉里，该办公室不允许对他们提供的包机服务提出竞价，有一名白宫的记者也曾因为糟糕的饮食和过高，的价钱向我投诉。经过审计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提交了一份分类账，账上显示，有1．8刀美兀的账外资金去向不明，并且说该办公室还有其他违规行为。因此，这几个雇员被解雇了。
我向麦克说过记者投诉的事情之后，把旅行办公室的事就全忘了，直到那几个人被解雇的消息宣布后，才重新想起来。媒体的反应极为不好。他们喜欢旅行办公室对他们的照顾，尤其是去国外采访时更是如此。而且他们认识旅行办公室的人已经好几年了，想不．出来这些人会犯错。许多传媒界的人甚至觉得，旅行办公室实际上是为他们工作，而不是为白宫工作，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即使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也该通知他们。虽然我们受到了批评，但重组后的旅行办公室还是以更低的价格为媒体提供了同样的服务，雇用的联邦雇员也更少了。
旅行办公室事件有力地证明，在新白宫和地位稳固的政治媒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旅行办公室的主任后来因挪用公款罪被起诉，因为在他的个人账户里发现了旅行办公室的资金。据媒体报道，他主动提出承认较轻一点的罪，并愿意坐几个月的牢。但检察官执意要按重罪起诉。几位名记者出庭为他的人格作证后，他被无罪释放了。在白宫、总审计局、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对旅行办公室进行，调查后，没有发现什么证据表明白宫看巳了错，或是白宫与旅行办公室有利益冲突，白宫工作人员也没有人犯罪。没有人对毕马威事务所审计报告中所指出的旅行办公室的财政问题和管理不当提出异议。
我无法相信，美国人民正通过理发事件、旅行办公室风波和军中同性恋这样的多棱镜来看我。人们没有把我看成一个为了美国更美好的明天而战斗的总统。相反，我被描绘成一个放弃了南方淳朴作风、转而学习北方都市习气的人，一个反应机械的自由派分子，已丢弃了谦虚的面具。我最近在克利夫兰参加一个电视访谈节目。节目中，有个人说他不再支持我的原因是，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军中同性恋和波斯尼亚问题上。我说，我刚刚对我前100天的时间分配做了一次分析：55％用于经济和医疗保健改革，25％用于外交政策，20％用于其他国内问题。那个人问我在军中同性恋问题上花了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只有几个小时。他给了一个简练的回答：“我不信。”他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所见所闻。
克利夫兰的这次遭遇、理发事件和旅行办公室风波直观地表明，我们这些外人对于在华盛顿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一问题知之甚少，同时也使我们明白，误解怎样消解了我们试图与其他美国人交流的努力。我们想告诉美国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美国得到改善。几年后，我最聪明的工作人员之一道格·索斯尼克新造了一个词组，描述了我们自己陷入麻烦的情形。有一次，正当我们准备前往奥斯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时，我活泼的非洲裔摄影师沙伦·法默说，她并不盼望着去寒冷的挪威。“没关系，沙伦，”道格回答她，“对你来说，这不是‘主场比赛’。没有人喜欢‘客场比赛’。”1993年刚过了一半，我希望，我的整个任期不要成为一场漫长的“客场比赛”。
我对自己遇到的麻烦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我觉得，问题的根源似乎有这么几个：白宫工作人员缺乏与华盛顿已有的权力中心打交道的经验，与他们联系过少；我们试图同时干很多事情，让人觉得混乱，使人民无从得知我们实际取得的成绩；我们没有传达明确的信息，在一些原本很小的问题上，我显得是站在文化及政治左派的立场来处理，而不是像许诺的那样，走具有活力的中间路线；共和党人一成不变的攻击强化了这种印象，他们说我的预算方案只不过是要大幅增税；而且我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政治障碍。我是以43％的选票当选的；在过去的10年里，华盛顿一直沿着一个方向在前进，我低估了掉转这一前进方向的难度，也没有想到，方向上的变化对于华盛顿的主要演员来说在政治上——甚至是心理上——是多么的不协调；许多共和党人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我的总统职务是合法的，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国会中民主党虽然占多数，但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共和党人尽管占少数，却想极力证明我太自由化，没有执政能力。他们不会以我所希望的最快的速度通过所有的议案。
我知道我需要改变自己，但是和每个人一样，我发现改变自己比建议别人改变更困难。不过，我还是努力在两个方面改变自己。事实表明，这两个变化对我很有帮助。我劝说在“复兴周末”活动中认识的朋友、在三届共和党政府中任过职的戴维·格根到白宫来，任总统顾问，在组织和交流方面帮助我们。在他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写的专栏文章中，戴维为我提供了一些有创见的建议，有些还是批评性的，不过我同意他的看法；他喜欢并尊重麦克·麦克拉蒂；他是华盛顿权力圈子的真正成员，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给人打分；为了国家，他希望我们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戴维使白宫镇定了下来，立即着手恢复与媒体的关系。他恢复了媒体直接进入通信办公室的权力。其实我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除了对格根的任命，我们在人事方面还做了其他调整：麦克·麦克拉蒂的副手能干且很受欢迎的办公厅副主任马克·吉尔兰取代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出任通信主管；迪·迪·迈尔斯继续担任新闻秘书，但接管每天的简报发布任务；乔治担任新的高级顾问职务，帮助我协调政策、战略和日常决策。一开始，乔治因为不再每天做简报而感到失望，但他很快就和在竞选期间一样，掌握了一个新的工作。他干得非常好，在白宫的影响比以前还要大。
我们的另一个积极变化是把我每天的时间安排调整了一下，在大部分日子里，每天留出两个小时，供我读书、思考、休息以及打电话。这种调整使情况大为改观。
到了月底，情况开始好转。众议院以219票对213票通过了我的预算方案。于是预算案进人参议院。参议院立即删除了英制热量单位税，但支持汽油税每加仑涨4．3美分，以及更大幅度地削减支出。这是个坏消息，原因是汽油税不能像英制热量单位税那样促进节约能源；但这也是好消息，原因是汽油税要美国中产阶级花的钱不多，一年大约只有33美元。
5月31日是我上任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出席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传统仪式后，又参加了另外一个仪式。该仪式是在越战老兵纪念馆一个新开放的部分前举行的。这是一堵黑色的长石墙，上面刻着所有在越战中阵亡或失踪的美国武装部队成员的名字。那天早晨，我从白宫跑到这堵墙前面，看我在温泉城时的朋友们的名字。我跪在刻有我朋友伯特·杰弗里斯名字的地方，摸着他的名字，做了一次祈祷。
我知道这个仪式不轻松。对于到场的很多人来说，越南战争仍然是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我这样的人竟成了三军总司令更令他们深恶痛绝。但我打定主意要去，去面对那些仍然因为我对越战的看法而反对我的人，去告诉那些越战老兵，我尊重他们及他们所有倒下的战友为国家的服务，并将努力解决仍然没有解决的战犯问题和战斗失踪人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