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结束后，我们坐上巴士，向120英里外的华盛顿进发。那辆巴士代表了我们要把联邦政府归还给人民的承诺。另外，我们也珍惜这辆车所承载的愉快记忆，想最后坐一次。我们在卡尔佩伯的什南道尔谷镇逗留了一会儿，做了一个简短的礼拜，接着继续向华盛顿赶去。和竞选时一样，沿途既有祝福的人们，也有批评者。
我们到达首都的时候，名为“美国人的团圆：新的开端、新的希望”的就职庆祝活动已经开始了。哈里·托马森、拉姆·伊曼纽尔和梅尔·福伦奇组织了这一系列精彩的庆祝活动。他们得到了许多选举中支持我的人的帮助。这些人很多都是免费来服务的，即使有报酬，也在劳动应得范围之内。福伦奇是我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在我第二任期内将担任礼宾司司长。星期天和星期一，国会大厦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草地广场上到处都是欢庆活动，现场有美食、音乐和各种手工艺品。那天晚上，我们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台阶上举行了一场名为“呼唤团圆”的音乐会，出场阵容里有不少明星，包括戴安娜·罗丝和鲍勃·迪伦，他们使现场的两万人兴奋不已，人群挤满了从主席台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的这一大块区域。我站在林肯的雕像下面，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说：“林肯为杰斐逊所提出的人类生而自由平等的梦想注入了新的生命。”音乐会结束后，戈尔夫妇和我们一家领着好几千人，手持火炬，通过纪念大桥，来到波托马克河对岸，阿灵顿国家公墓外的伯德·约翰逊夫人圆形广场。下午6点钟，我们敲响了一个复制的自由钟，“希望的钟声”响遍了全美国，甚至传到了“奋进号”航天飞机上。回到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宾馆时，我们已很劳累了，却精神振奋。睡觉前，我花了点时间检查了一下最新的就职演说稿。我对这一稿仍然不满意。与我的竞选演说相比，这一稿显得有些做作。
我知道就职演说必须很庄重，但我不希望太拖沓。不过，我很喜欢其中的一段。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们新的开始“迫使春天来到”美国。这句话是我的朋友、乔治敦大学前校长蒂姆·希利神父想出来的。选举结束后刚几个星期，蒂姆就因心脏病去世了。去世时他正在纽瓦克机场走着。朋友们到了他的公寓，发现打字机上有一封写给我的信的开头，建议我在就职演说时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想出的“迫使春天来到”的说法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决定使用这个表达以示对他的纪念。
1月18日是星期一。这天是庆祝小马丁·路德·金生日的节日。早晨我在乔治敦大学的内四方院中为各国使节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我是站在北楼的台阶上向这些使节发表演说的。1797年乔治·华盛顿曾在这个地方站过，伟大的·法国将军兼独立战争英雄拉菲特1824年也曾在此发表过演说。我告诉各国大使，我的外交政策将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国内的经济安全，为应对后冷战世界的挑战而对军队进行的重组，以及对全球民主价值观的支持。前一天，布什总统下令，对伊拉克境内被怀疑生产武器的地点进行空袭。在我接见各国使节的这一天，美国战机袭击了萨达姆·侯赛因的防空阵地。我支持迫使萨达姆全面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努力，并告诉这些外交官，希望他们向他们的政府强调这一点。外交活动结束后，我向乔治敦大学的学生和包括许多我的同学在内的校友们发表了演说，劝说他们支持我的国民服务计划。
我们离开乔治敦大学，驱车前往霍华德大学，参加一个纪念金博土的仪式。然后在漂亮的福尔杰图书馆参加为50多人举办的午餐会。这50多人是艾尔、蒂珀、希拉里和我在竞选期间结识的，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把他们称做“希望的面孔”，因为他们在困境中表现出了勇气，在应对当前的挑战时也极有创新精神。我们想感谢这些人给了我们灵感，并想告诫沉浸在就职周喜悦气氛中的每一个人，许多美国人处境艰难。
“希望的面孔”包括两名前帮派分子、两名把勋章送给我的越战老兵、一位中学校长、一位得克萨斯州法官、一位亚利桑那州少年、一位印第安人医生、因外国低工资竞争而失业的一些人、与政府不愿意救助的健康问题做斗争的人、一位为筹得风险资本而四处奋斗的青年企业家、一位警察的遗孀、一位已经在华尔街工作的金融天才、一位在自己的工厂里设立了巨大废物回收装备的女士，以及其他许多人。两位前帮派分子来自洛杉矶两个互相敌对的帮派，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将来，在经历了打打杀杀的生活之后，他们参了军。那位中学校长的学校位于芝加哥犯罪率最高的社区，但他使自己的学校成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无暴力学校。那位得克萨斯州的法官则创造了一种很有新意的办法来管理有问题的孩子。亚利桑那州的那位少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他父亲需要加班，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位印第安人女医生来自蒙大拿州，正致力于提高自己人民的心理医疗水平。那位警察遗孀的丈夫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开枪打死了，而那名精神病患者未经过身份检查就买到了一把手枪。迈克尔·莫里森也来了。他曾坐着轮椅，沿着新罕布什尔州一条寒冷的公路前来帮我工作。迪米特里奥斯·泰奥法尼斯也来了。他是来自纽约的希腊移民，曾请求我帮助他儿子获得自由。
所有这些“希望的面孔”都使我认识到1992年美国的痛苦和希望。但最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路易斯和克利福德·雷。他们的三个儿子都患上了血友-病，并因为输了受污染的血而感染上了艾滋病。他们还有个女儿，没有感染艾滋病。在他们居住的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小镇上，人们开始恐慌了，要求把他们的儿子逐出学校。这些人担心如果这三个儿子中有人流血，并把血弄到他们孩子的身上，就会把他们的孩子也传染上。雷一家到法院起诉，要求把三个孩子留在学校里。后来，他们与当地居民庭外和解，决定搬到萨拉索塔去住。那是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那里学校的官员们欢迎他们。他们的大儿子里基明显已病得很重了，正努力维持着生命。选举过后，我到医院里看望过里基，给予他鼓励，并邀请他参加就职典礼。他期待着来，但没有成功。15日，他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失败了，离我成为总统仅差五个星期。不管怎么说，雷一家来参加午餐会还是令我很高兴。我就职以后，他们推动了抗击艾滋病血友病的事业，并成功地说服国会通过了里基·雷血友病救济基金。但这花了八年时间，而月他们的痛苦仍然没有结束。2000年10月，离我总统任期结束还有三个月的时候，雷一家的二儿子罗伯特死于艾滋病，年仅22岁。要是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早几年出现该多好。现在这种疗法已出现了，我花了许多时间，努力使全世界许多像里基·雷这样的人得到这种治疗。我想让他们也成为“希望的面孔”。
星期二早晨，我和希拉里做的第一件事，是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为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扫墓。在小约翰·F．肯尼迪、埃塞尔·肯尼迪及她的几个孩子，还有参议员特德·肯尼迪的陪同下，我在永不褪色的火红色墓碑前跪下，简短地祈祷了几句，感谢上帝把两位肯尼迪的生命赐予美国，让他们为美国服务，并祈求上帝给予我智慧和力量，迎接前方充满风险的事业。中午，我在国会图书馆，为我的州长同行们举行了一场午餐会，感谢他们在过去的12年中教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下午我们去肯尼迪中心参加了一个以美国儿童为主题的活动，活动结束后，驱车到马里兰州兰多佛市的国会中心，出席一场庆祝音乐会，观看了芭芭拉·史翠珊、温顿·马萨利斯、k．d，朗、摇滚乐传奇人物查克·贝瑞和小理查德、迈克尔·杰克逊、阿里沙·弗兰克林、杰克·尼克尔森、比尔·科斯比、艾尔文·爱利舞蹈团，以及其他艺术家数小时的精彩演出。当弗利特伍德麦克乐队演唱我们的竞选主题歌（SU停止思考明天）时，全场观众都站了起来。
音乐会结束后，我到第一浸礼会教堂参加了一场晚间祈祷仪式。当我返回布莱尔宾馆时，已过了午夜。尽管就职演说稿有所改进，但我仍然不满意。我的讲稿撰写人迈克尔，沃德曼和戴维·库斯奈肯定焦急得直挠头皮，因为就职这一天凌晨l点到4点我们练习时·，我仍然在对讲稿进行修改。布鲁斯·林赛、保罗·贝加拉、布鲁斯·里德、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迈克尔·希恩，以及我的两位语言艺术大师朋友汤米·凯普兰和泰勒·布兰奇都陪着我，没有睡。艾尔·戈尔也是一样。布莱尔宾馆的工作人员非常棒。他们是为各国元首服务的，而那些元首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工作的。因此他们能够为我们准备好成加仑的咖啡，使我们保持清醒，还准备了一些快餐，让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情绪。等到我上床准备睡几个小时的时候，已经对演讲稿满意多了。
星期三早晨寒冷而晴朗。我先听取了早上的安全情况汇报，接着接受军事助手的教导，学习如何发射核武器。总统有五名军事助手，都是杰出的青年军官，每个兵种一名。有一名军事助手时刻不离总统左右。
尽管由于冷战已经结束，核战争不太可能发生，但对我们核武库的控制可以使我们保持清醒，让我们记住危险只需几个小时即可到来。知道总统的职责与担任总统是有差别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不过，我离开布莱尔宾馆的时候，虽然仍充满渴望，但这种渴望中已有了一丝谦卑。
就职前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大都会非裔卫理公会主教派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这次祈祷对我来说很重要。希拉里、戈尔和我一起祈祷，参加仪式的牧师、唱涛班和乐手是我亲自挑选的。希拉里和我的家人都在场。·母亲满面笑容，罗杰也听着音乐，咧嘴在笑。我和希拉里的牧师从家乡赶来，同戈尔夫妇的牧师以及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的父亲共同参加了这次仪式。斯迪法诺普洛斯的父亲是希腊东正教纽约圣三一大教堂的教长。奥托·亨茨神父发表了祈祷词。大约30年前，他曾叫我考虑考虑，是否愿意成为一名耶稣会教土。从小石城赶来的吉恩·列维拉比和华莱土·D．穆罕默德阿訇也发了言。我的几位黑人牧师朋友也参加了祈祷仪式。加德纳·泰勒做了主旨发言。无论在哪个种族或教派中，他都算得上最能干的传教士。我在五旬节时认识的朋友从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赶来，和菲尔·德雷斯科一道唱了赞美诗。德雷斯科来自田纳西州，是戈尔的朋友，是位不错的歌手和小号手。卡罗琳·斯特利唱了《不要害怕》。那是我最喜欢的圣歌之一，在那天也是给我们大家很好的一课。我好几次热渭盈眶，离开教堂时感到精神振奋，为后面的几个小时做好f准备。
我们回到布莱尔宾馆，最后再看一遍演讲稿。早上4点钟练习结束后，讲稿已大有改观。10点钟，我、希拉里和切尔西穿过街道，来到白宫。布什总统和夫人在白宫的前台阶上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里面和戈尔一家以及奎尔一家一起喝咖啡。罗恩和阿尔玛，布朗当时也在场。我想让罗恩和我共享由于他辛苦工作才到来的这一时刻。布什总统和夫人非常得体地应对当时令人痛苦的情景和悲伤的离别——很显然他们与一些工作人员的关系很好，他们将想念这些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也将想念他们。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了大约10：45，我们都坐进了豪华汽车。根据传统，我和布什总统共乘一辆车。同车的还有福利议长和温德尔·福特。温德尔来自肯塔基州，说话严肃，是国会就职仪式联合委员会的两个主席之一。他曾努力帮助我和戈尔在他老家肯塔基州赢得了勉强的胜利。
幸运的是，由于国会大厦正在修整，最近的三次就职仪式都是在西侧楼举行的。以前，就职仪式在东侧楼举行，正对着最高法院和国会图书馆。这样，赶来观看的人们就无法从自己所站的地方观看就职仪式。那天，国会大厦前的空地上挤满了人，从国会大厦开始，顺着草地广场，一直到宪法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全都是人。据国家公园管理局估计，当时有28万到30万人。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人确实很多，有老的也有少的，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也各不相同，从事的行业也五花八门。很多使这一天得以来到的人们来这里分享这一刻，我感到非常高兴。
很多“比尔之友”也来了。他们的到来表明，我的朋友们帮了我很大的忙。这些朋友包括玛莎·司科特、玛莎·韦特斯通、希拉·布朗夫曼、戴夫·马特、鲍勃·雷默、汤姆·施奈德。玛莎·司科特和玛莎·韦特斯通是我们在阿肯色州的老朋友，他俩组织了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竞选活动；希拉·布朗夫曼是“网肯色旅行者”协会的领导，我任州检察长时，住在我们家那条街的街角；戴夫·马特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竞选组织者，在乔治敦大学时，他曾接替我担任班长；鲍勃·雷默和汤姆·施奈德是我最重要的两名筹款人。这两个朋友，一个是我上法学院时认识的，一个是我参加“复兴周末”时认识的。
就职仪式于11：30开始。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按照礼宾顺序，在国会护卫队的陪同下来到主席台上。布什总统走在我的前面，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在约翰·布尔什瓦上校的指挥下，为我们两人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曲子。我注视着前面大片的人群。
接着，戈尔在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的引导下，宣誓就职。戈尔原定由最高法院退休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引导就职，但那天马歇尔病了。马歇尔是一位伟大的民权律师，由约翰逊总统任命为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要是有一位退休法官在场，仪式就会显得不同寻常了。不过，好在马歇尔的儿子，小瑟古德·马歇尔是戈尔的工作人员。马歇尔的另一个儿子约翰是弗吉尼亚州的州警，我们从蒙蒂塞洛赶赴华盛顿时就是他引导我们车队的。马歇尔在就职典礼结束四天后去世了。人们哀悼他，怀念他。一想到在他着手去改变美国之前，美国是什么样子，大量的美国人就对他深深感激。
戈尔宣誓完后，伟大的女中音歌唱家玛丽莲·霍恩唱了几首经典的美国歌曲。几年前，霍恩在小石城演出时，我碰到过她。接下来就该我宣誓了。希拉里站在我的左边，拿着我们的家庭《圣经》。切尔西站在我的右边。我左手按着《圣经》，举起右手，跟着首席法官伦奎斯特宣读就职誓词，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总统的职责，并“尽我所能，保护并捍卫美国宪法，上帝保佑我”。我与首席法官及布什总统握丁握手，接着拥抱了一下希拉里和切尔西，告诉她们，我爱她们。然后参议员温德尔·福特请我“作为美国总统”走上演讲台。我一开始就将当时那个时刻放到了美国历史的长河中：今天我们为美国复兴的奇迹而欢庆。今天的仪式是在隆冬季节举行的。但是，通过我们说的话，还有我们向世界展示的面貌，我们正在迫使春天来到。这是在世界上资格最老的民主国家得以再生的春天。这个春天将为我们复兴美国带来远见和勇气。当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向世人宣告美国独立时，当他们向上帝表明自己的目的时，他们知道，要持续存在下去，美国必须变革……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明确，作为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向布什总统敬了个礼之后，描述了当前的形势：今天，在冷战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担负起了新的责任，他们生活在一个沐浴着自由温暖的世界里，但这个世界仍然面临着古老仇恨和新生灾害的威胁。在我们成长的年代，美国的繁荣无可比拟。我们继承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但这一经济已受到了削弱……强大而影响深远的力量正动摇并重塑着我们的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改变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所有的缺点都可以用美国的优点来加以纠正。
不过，我还是警告道：“要做到这一点不会容易，我们必须做出牺牲……我们必须像家庭供养孩子那样供养我们的国家。”我请求我的同胞们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想一想，请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这个世界想一想——为了这个世界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个世界给丁我们这个星球，我们对这个世界负有神圣的责任。我们必须尽全力：为所有的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并要求所有的人都承担起责任”。
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国内与国外已没有明显的界限。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艾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都对我们产生着影响”…’美国必须继续领导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才形成的这个世界。
在演讲结尾，我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挑战，告诫他们，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迫使春天来到。但光靠政府还无法产生他们想要的国家：“你们也必须在我国的复兴中发挥作用。我激励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为国服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这个充满欢庆的山顶上，我们听到了从山谷中传来的为国服务的号召。我们听到了前进的号角。现在，我们已各就各位。有了上帝帮助，我们必须回应这个号角。”
尽管有几位评论者对我的演说提出了批评，说其中既没有强有力的词句，也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具体内容，但我自己对演说却感觉很好。演说中有些地方雄辩有力，思想清晰，表明我们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将来非常重要的投资。演说还激励美国人民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更多的帮助，愈合我们国家的裂痕。我的演说非常简短，是历史上第三短的就职演说，排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和华盛顿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之后。林肯的那篇演说，是所有就职演说中最好的；华盛顿的那篇演说还不到两分钟。实际上，他只是说，谢谢，我又回来工作了。如果我干得不好，批评我。相反，威廉·亨利·哈里森1841年发表的演说是历史上最长的。那天很冷，他没穿大衣，讲了超过一个小时，结果患上了严重的肺炎，43天后因此而去世。我的演说很简短，至少显得很有同情心，也没有任何怪异之处，人民了解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我打算怎么做。
到此时为止，那天最优美的语言是由玛雅·安杰罗说出来的。玛雅声音低沉但非常有力，我请她为我的就职仪式写了一首诗，她也成了自罗伯特·弗罗斯特1961年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发表演说以来，第一位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朗诵诗歌的人。我关注她的诗歌创作，是在读了她的回忆录《我知道关在笼子里的鸟为何歌唱》以后。她早年因饱受创伤而沉默寡语，生活在阿肯色州的斯坦普斯市。她在回忆录里描述了那段生活。
玛雅的诗《早晨的脉搏》使所有的人凝神不动。诗里描述了一些极富感染力的意象：供人们站立的石头，可供休息的小河，在所有文化和所有构成绚丽多姿的美国的民族中都扎了根的树木。诗歌以邻家邀请的形式发出了充满激情的恳求：
抬起你的脸，你急切需要这
为你露出晨曦的早晨。
历史，尽管充满了揪心的疼痛，
却无法逃避，如果能勇敢地
面对，就无需从头再来。
抬起你的双眼，看一看
这为你而到来的一天。
再次燃起
内心的梦想
感受着新一天的脉动，
你也许可以有风度地抬起头，
注视你姐妹的眼睛，
凝视你兄弟的面庞和你的国家，
简单地说一句，
非常简单
而又满怀希望，
早上好。
葛培理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祈福仪式后，我们美好的上午就结束了。我和希拉里离开主席台，陪着布什夫妇走下国会大厦的后台阶。总统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正在那里等着，准备送他们去回家路上的第一站。我和希拉里返回国会大厦，与国会议员会共进午餐。然后我们乘车，经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白宫前面的观礼台驶去，准备进行就职阅兵式。我们领着切尔西下了车，沿路步行了几个街区，这样我们可以向远处挤在一起的人群挥手致意。阅兵式结束后，我们第一次走进我们的新家。现在只剩两个小时来接见工作人员，休息一下，并为晚上的活动做好准备。不可思议的是，在就职仪式和阅兵式期间，搬家人员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物品都搬进来了。
7点，我们晚间的马拉松活动开始了。先是吃晚饭，晚饭后逐个参加11场就职舞会。我弟弟在MTV青年舞会上为我唱歌，在另外一场舞会上，我和克拉伦斯·克莱蒙斯一起演奏了一曲次中音萨克斯二重奏（夜色火车）。不过，在大多数舞会上，我和希拉里都是先说几句感谢的话，然后跟着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只能是你》的节奏，跳上几节舞，炫耀一下她漂亮的紫色礼服。与此同时，切尔西和她那些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们在青年舞会上跳舞。戈尔夫妇有他们自己的安排。在田纳西州舞会上，保罗·西蒙演唱了他十分流行的歌曲（你可以叫我艾尔》，让大家一饱耳福。在阿肯色州舞会上，我把母亲介绍给芭芭拉·史翠珊，并告诉她们，我相信她俩会合得来。她俩可不仅仅是合得来，而是很快就成了朋友。芭芭拉每周都给我母亲打电话直到她去世。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我就职那天晚上她俩手挽手散步的照片。
我们赶回白宫时，已过了凌晨2点。我们第二天必须起床参加一个公众招待会。不过我太兴奋了，没有直接上床睡觉。白宫里面全是人：希拉里的父母、我母亲和迪克、我们的兄弟姐妹、从阿肯色州赶来的切尔西的朋友，以及我们的朋友吉姆和黛安娜·布莱尔夫妇及哈里·和琳达·托马森夫妇。这些人中，只有我们的父母退休了。我想四处看看。我们曾来过二楼的生活区。但这次就不同了。我们渐渐意识到，我们要住在那里，把那里当做家。大部分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家具漂亮而舒适。总统卧室和起居室都朝南，卧室外的一个小房间将成为切尔西的起居室。走廊对面，在正式的餐厅和小厨房后面，切尔西有一间卧室和书房。走廊的另一头是主要的客房。其中一间曾经是林肯的办公室，里面存有林肯手写的葛底斯堡演说稿。
紧挨着林肯卧室是条约厅。之所以起这么个名字，是因为1898年结束美西战争的条约就是那个房间里签订的。好几年来，这个房间一直被用做总统的私人办公室，通常装有好几台电视，这样总统这位首席行政官就可以同时观看好几个频道的新闻节目了。我相信布什总统在那里放了四台电视。不过我决定把这个房间变得安静一些，这样我可以在里面读书，思考问题，听听音乐，召开小型会议。白宫的木匠为我做了一排从地上一直到达天花板的书架，工作人员把签订美西停战条约的桌子也抬了出来。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用这张桌子召开内阁会议，桌子大小正好可以围坐总统和七位部长。1898年以后，这张桌子被用来签署所有的条约，包括肯尼迪总统在位时签订的临时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卡特总统签订的《戴维营协议》。年底之前，我就将使用这张桌子。
我在这个房间里摆放了一件18世纪晚期的奇彭代尔式沙发和一张玛丽，托德，林肯购买的老桌子。那张沙发是白宫里收藏的最古老的家具；桌子我用来放纪念1898年条约的银杯。我把书和CD都搬了进来，在墙上挂了一些自己收藏的老照片，包括一张林肯在1860年照的照片，以及优素福·卡什为丘吉尔照的那张有名的照片。这么摆设之后，房间有了一种舒适宁静的氛围。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在这里度过许多时光。
我任总统第一天做的第一件事，是领着母亲来到玫瑰园，告诉她大约30年前，我是站在什么地方和肯尼迪总统握手的。接着，我们做了一件背离常规的事情：向公众开放白宫，为2000名通过明信片抽奖挑选出未的人发放了门票。戈尔夫妇、希拉里和我排着队，和持票者握手，然后又和在寒雨中等了多时的，人们握手。这些人一直在等着穿过下面的南入口，进入外交接待室向我问候。有一名意志坚定的小伙子没有拿到票，但还是带着睡袋搭便车连夜来到了白宫。接待进行六个小时后，必须停止了。因此我走出白宫，向聚集在南草坪上的人们发表谈话。那天晚上，我和希拉里又排队站了几个小时，迎接从阿肯色州来的朋友，以及乔治敦大学、韦尔斯利学院和耶鲁大学的同学。
就职仪式结束几个月后，有一本书出版了，里面全是漂亮的图片，捕捉到了就职那一周的兴奋场面和重要意义。丽蓓卡，布福姆·泰勒撰写了说明文字。在书的后记中，她写道：
政治价值观的转变需要时间。即使转变成功，也必须等到数月之后，甚至数年之后，等到镜头伸长又缩回，直到远景和中景与今天所能见到的景象融合，才能清晰地看出新旧价值观的分别。
这些话极富洞察力，而且也许是正确的。不过我不可能等到数年、数月甚至几天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竞选和就职仪式是否带来了政治价值观上的转变，是否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根基，拓宽了美国社会的范围。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再一次由诗歌变成了散文，而且并非所有的散文都是美丽的。
《我的生活》中文版 ■ 比尔·克林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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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在立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失败也有成功。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些我未预见到的事情，遇到了个人的悲剧，无意中犯了一些错误，笨拙地冒犯了华盛顿的文化。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少数工作人员一时冲动胡乱散布消息，使得媒体对我的报道很不友好，情况和我在纽约初选时的经历很相似。
1月22日，我们宣布已不再考虑佐薇·贝尔德出任司法部长。我不得不说，我们在得知她雇用非法移民，审查阶段也没有为这些移民缴纳社会保险税盾，未能恰当地评估这件事。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的是我，而不是她。不管怎么说，佐薇没有误导我们。当她雇用那几个用人时，她正好找了份新工作，她丈夫也在放暑假。很显然，他俩都以为对方把缴税问题处理好了。我信任她。她提出不再出任司法部长后，我曾做了三个星期的工作，确保对她的任命。后来，我任命佐薇到海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在这岗位上，她为克罗海军上将及其工作人．员取得的成绩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同一天，媒体也被我们惹恼了，原因是我们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不允许他们从位于西翼和官邸之间的新闻发布室，走到紧挨着内阁厅的新闻秘书办公室。多年来，他们一直享有这一特权。在两个房间之间的闲逛使他们可以在走廊里逗留，只要有人经过，就可以上去问问题。很明显，布什政府里的一些高层向他们新来的同行提起过，说这样的安排会降低效率，增加泄密的机会，因此才有了取消这一特权的决定。我不记得有人曾就此事征求过我的意见，不过也许征求过。媒体吵翻了天，我们却坚持这一决定，心想他们会放过这件事。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使得工作人员可以更自由地走动，谈话也更自由。但引起了这么大的敌意，很难说是值得的。自此以后，在头几个月里，白宫到处出现泄密事件，比屋顶有洞、墙上开缝的危房漏得还要厉害。很难说把媒体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有什么好处。
那天还是“罗诉韦德案”的纪念日。下午我发布行政令，终止了里根和布什政府对胎盘组织研究的禁令，废除了所谓的墨西哥城规则。这一规则禁止联邦政府向与堕胎有任何牵连的国际计划生育机构提供援助。我还推翻了布、什颁布的“限制言论规则”，即任何接受联邦补助的计划生育诊所都不得提供堕胎方面的建议。我在竞选期间曾许诺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我相信应该采取这些行动。有关胎盘组织的研究对于找出更好的治疗帕金森氏症、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方法非常重要。墨西哥城规则引起人们争论，原因在于人们得不到有关计划生育的其他信息，这一规则实际上使堕胎增多了。而“限制言论规则”则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阻止计划生育诊所向怀孕的妇女提供堕胎信息。这些妇女常常惊恐万分，年轻而且孤独，而最高法院已宣布，选择堕胎是宪法赋予人们的权利。不过，联邦政府的资金仍然不得用于资助堕胎，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如此。
1月25日是切尔西在新学校度过的第一天。这天我宣布，希拉里将带领一个特别小组，负责起草一个综合性的医疗保健计划。她将和伊拉·马加齐纳、卡罗尔·拉斯科及朱迪·费德一道工作。伊拉将担任工作组组长，卡罗尔是国内政策顾问，朱迪则是我们过渡时期医疗保健组的组长。伊拉同意参加医疗保健方面的工作让我感到很高兴。1969年他作为罗兹学者去牛津大学，比我晚一年。自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他现在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我的竞选经济小组中工作过。他相信，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在道德和经济上都是必须的。我相信他将会为希拉里提供所需的支持，以完成我们面临的艰难任务。
领导医疗保健方面的改革，对第一夫人来说是没有先例的。同样，我决定把白宫西翼的办公室分配给希拉里和她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那里制定政策，也是没有先例的。他们的办公室正好对着白宫用来举行社交活动的东翼。两项决定都引起了争议。就第一夫人的角色来说，华盛顿似乎比阿肯色州要保守一些。我决定让希拉里领导医疗保健改革，因为她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也非常了解这个问题。她有时间把这项工作做好。而且我想她会当一名诚实的中间人，协调好医疗保健行业、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团体之间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我知道整个医疗保健计划风险很大。哈里·杜鲁门曾试图提供全民医疗服务，结果几乎断送了总统的位子。尼克松和卡特甚至从未能够使自己的议案通过国会中相关委员会的审查。林登·约翰逊任总统时期，国会中民主党的优势是数十年中最大的，但他也只是为老年人提供了保健医疗，为穷人提供了医疗补助，却试都没试为那些享受不到医疗保健的人提供保险。不管怎样，我想我们应该努力提供全民医疗保障。其他所有的富裕国家出于健康和经济原因，早就实行这一政策了。我国几乎有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我们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14％都花在了医疗保健上，这一比率第二位的国家加拿大高出4％。
25日晚上，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紧急请求，我接见了他们，讨论军中同性恋的问题。那天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军方强烈反对改变政策，我将推迟六个月才发布取消禁令的正式法规，在此期间将考虑高级军官的意见及现实的问题。这么做是合理的。哈里·杜鲁门命令军队实行种族融合时，给国防部留了更长的时间来考虑如何执行这一政策，以确保该政策符合维持一支战备能力强、士气高、具有凝聚力的战斗部队这一最高目标。与此同时，国防部长阿斯平命令军队不再询问新兵的性取向，不再开除那些未被发现有同性恋行为的男女军人。当时，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违反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要求早一点接见他们，这带来了一个问题。我非常想听他们把话说完，但我不想再把这件事弄得沸沸扬扬，倒不是因为我想隐瞒自己的立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公众以为，我对同性恋问题的关心超过了经济问题。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想让美国人民有这种想法。多尔参议员已经说，要通过一项决议，废除我取消禁令的权力；他显然想使这个问题困扰我上任的最初几个星期。
在会上，参谋长们承认，在180万人的军队中，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同性恋者表现优异。但他们坚持认为，用鲍威尔将军的话说，允许同性恋者公开在部队中服役，“对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不公平的”。其他参谋长都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意见。我指出一个事实：过去10年中，为了把1．7万名同性恋者开除出军队，军方花了5亿美元，尽管政府的报告表明，没有理由相信这些同性恋者不能高效地为军队服务。但参谋长们回答说，为了保持部队的凝聚力和士气，这笔钱花得值。
海军参谋长弗兰克·凯尔索上将说，由于船上的生活空间狭小而封闭，海军面临的现实问题最多。陆军参谋长戈登·沙利文将军和空军参谋长麦瑞尔·麦克匹克将军也反对我的意见。不过，最坚决的反对者还是海军陆战队司令卡尔·芒迪将军。他相信同性恋是不道德的。假如允许同性恋者公开服役，那么军队就等于容忍不道德的行为，将再也无法吸引最优秀的美国青年。我不同意芒迪的观点，不过我喜欢他。实际上，我喜欢并尊敬他们所有人。他们诚实地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我，但同时表明，如果我让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将尽力而为，不过如果要他们到国会作证，他们仍将坦承自己的观点。
几天后·，我又一次连夜开会，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讨论这一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萨姆·纳恩、詹姆斯·艾克森、卡尔·列文、罗伯特·伯德、爱德华·肯尼迪、鲍勃·格雷厄姆、杰夫，宾格曼、约翰·格伦、理查德·谢尔比、乔·利伯曼和恰克·罗伯这几位参议员。纳恩反对我的立场，但同意推迟六个月取消禁令。因为他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的意见，所以我的有些工作人员对他很恼火。不过，我倒不生气。毕竟，他自己是个保守派人士，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尊重军队的文化，并把保护这种文化视作自己的职责。反对我的人还不止他一个。查理·莫斯科斯也反对我的立场。他说禁止同性恋者参军“保护了”朝夕相处的战土们应有的“隐私”。莫斯科斯是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与我和纳恩一道起草了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国民服务计划。他说在朝鲜战争期间，他认识一位同性恋军官。他还说，我们应坚持实行军队中大部分人都希望实行的政策，因为我们对军队的主要要求是他们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在我看来，他的这种看法和纳恩的看法一样有问题，因为完全可以把他们的看法当作强有力的证据，来批驳杜鲁门军队关于种族融合的命令，以及当前在军队中把更多的职位向妇女开放的努力。
伯德参议员的立场更加坚定。他重复了我从芒迪将军那儿听到的观点。他坚信同性恋是一种罪过。他说，他绝不会让自己宠爱的孙子加入接受同性恋者的军队，并宣称，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就在于接受了罗马军团中自恺撒以来普遍存在的同性恋行为。与伯德和纳恩相反，恰克·罗伯虽然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个保守派，但他作为越战中激烈战斗的幸存者，根据自己战时与那些勇敢的同性恋军人的接触，却支持我的立场。在国会中，他并不是惟一持这种想法的越战老兵。
这种文化观上的差异只是部分地而非完全地体现了党派或是世代差别。有些年轻的民主党人反对取消禁令，有些年长的共和党人，包括劳伦斯·考伯和巴里·戈德华特，却赞成取消禁令。考伯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时曾执行过禁止同性恋参军的禁令，但现在却说，这一禁令对于保持我军的素质和力量并无必要。戈德华特是军事委员会的前主席，是一名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老牌保守分子。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说允许同性恋者参军并不是号召给予他们文化上的特许权，而是要确认美国的价值观，即给负责任的公民一个机会，并限制政府对人们私生活的干涉。他以一贯直言不讳的风格指出，他不在乎某个士兵是不是恋得正，他关心的是这个士兵能否把枪正。
结果证明，戈德华特对我的支持以及我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过于学术化了。众议院以超过三比一的比例通过了一项议案，反对我的立场；参议院的反对力量虽然没有这么强大，但仍然是很大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我继续坚持，国会就会在国防拨款议案中附加一个修正案，推翻我的决定，而且我还无法轻易否决这个修正案。如果我真的否决这个修正案，我的否决将会被国会两院推翻。
与此同时，我看到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48％的公众反对我取消禁令，赞同取消禁令的人占45％。对于这么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来说，这个数字看起来还不坏，但实际上却很糟，这也显示出为什么国会认为，这件事在他们来说一点希望也没有。只有16％的选民强烈支持取消禁令，但坚决反对的人却有33％。议员们的立场将影响这些人将来把票投给谁。对于政客来说，在选情波动较大的选区，在任何问题上，17％的差额都是不能接受的。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分歧是这样的：在自认的、重新信仰基督教的人中，70％反对我的立场，22％支持；而那些自称认识同性恋者的人中有66％支持我的立场，只有33％反对。
既然在国会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莱斯·阿斯平与柯林·鲍威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拟订了一个折中方案。差不多刚好六个月以后，7月19日，我来到位于麦克内尔的国防大学向参加接见的军官们宣布了这一方案。这是一个“不问不说”的方案，其基本内容是：如果你说自己是个同性恋，那就你会被认定违反了《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军方可以开除你，除非你能说服你的指挥官，说你是独身主义者，因而并没有违反《军事审判统一法典》。不过，如果你不说你是同性恋，下列行为将不会导致你被开除：穿便装参加要求同性恋者权利的游行、流连于同性恋者酒吧或是与已知的同性恋者在一起，被列入同性恋者邮寄名单，与同性住在一起而且这个人是你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从字面上看，军方前进了一大步，达到了“与同性恋者共存并允许同性恋者生存”的程度，同时又固守了自己的主张，即军队既然不支持同性恋行为就不能承认同性恋者，承认同性恋者必然破坏军队的士气和凝聚力。实际上，政策并不是这样实行的。一些反对同性恋的军官完全漠视这项新政策，甚至更加卖力地消除同性恋现象，为此花了军方数百万美元。这笔钱若是用得更明智的话，将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安全。
从短期来看，我在两个方面得到的都是最坏的结果——我在力图取消禁令的战斗中失败了，同性恋者们也因为我的妥协而对我严加指责。他们不愿意接受国会中很少有人支持取消禁令的结局，也没有因为我取消了另一项禁止同性恋者担任重要国家安全职位的禁令，或是我的政府中雇用了大量的同性恋者而赞扬我。相反，多尔参议员大获全胜。由于他很早开始就反复提起同性恋问题，努力使媒体对这一问题大肆报道，以至显得我很少干别的事情，这就使许多选我来处理经济问题的美国人纳闷：我到底在干什么，他们选我是不是个错误？
我发现要兑现我的另一个竞选承诺也很困难：把白宫的工作人员减少25％。这件工作对于麦克·麦克拉蒂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由于我们的计划比前一任政府更加宏伟，我们每天收到的来信也是前任政府的两倍。2月9日，就在我预定宣布经济政策的前一周，我提出了25％的裁员计划，建议裁减350名工作人员，使总人数降低到1044名。每个人都受到了冲击；甚至连希拉里的工作人员也要比芭芭拉·布什少，尽管她的责任要比芭芭拉大得多。对于裁员计划，我最后悔的是把通信处22个终身职位给裁掉了。我本来想通过人员的正常缩减来减少这个部门的人数，但麦克说要达到我们的目标，没有别的办法。另外，我们必须留一些钱来使白宫现代化。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无法收发电子邮件，电话系统自卡特时期以来也未改变过。我们不能召开电话会议，但任何人都可以按下分线按钮，监听别人的谈话，包括我的谈话。不久，我们安装了一套更好的系统。
我们也加强了白宫里的一个部门，就是社会工作部。设立这一部门是为了帮助那些在个人问题上对联邦政府不满的人。这些问题往往牵涉到残疾人补贴、老兵补贴或是其他补贴。在这些问题上，人们通常会找他们选区的参议员或众议员，寻求帮助。但是由于我的竞选非常个人化，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可以找我。2月20日，我收到了一份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请求。那天，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在白宫主持了一个名为“儿童市民会议”的节目。在节目中，年龄在8至15岁之间的孩子们向我提问。孩子们问我帮不帮切尔西做家庭作业，为什么没有女性当选为总统，洛杉矶骚乱之后我打算怎么帮助这个城市，医疗保健的费用如何得到支付以及我会不会制止校园暴力。他们中有许多人对环境问题很感兴趣。
不过有一个孩子要求帮助。安娜斯塔西亚·索莫扎是位漂亮的姑娘，来自纽约市。由于脑瘫，她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她告诉我，她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叫奥尔巴，也患脑瘫，但和她不一样，不能说话。“因为她不能说话，他们就把她安排到一个特殊教育班里。可是她可以通过电脑说话。我希望她能和我一样，在正常的班级里学习。”安娜斯塔西亚说，她和她父母都相信，只要有机会，奥尔巴可以完成正常的学业。联邦法律规定，有残疾的孩子应该在“最没有限制”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但至于怎样才算是“最没有限制”，决定权掌握在孩子所在学校的手中。过了大约一年，奥尔巴最后进了一个正常班。
我和希拉里与索莫扎一家保持着联系。2002年我还在两个女孩的中学毕业典礼上做了发言。两个女孩都上了大学，因为安娜斯塔西亚和她父母决心要给奥尔巴所有应得的机会，并且不羞于向包括我在内的人求助。每个月，领导社会工作部的联络处都会交给我一份报告，说明我们帮助的那些人的情况，并从这些人寄来的感谢信中挑出几封交给我。
除了裁减工作人员之外，我还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整个政府的行政费用削减3％，并减少高级官员的工资、汽车和私人餐厅这样的待遇。我还修改了白宫餐厅的规定，允许低级职员使用以前专为白宫高级官员预留的餐厅。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周末也要工作。要他们出去吃午饭、叫外卖或是从家里带个盛满食物的纸袋子来上班，似乎显得很愚蠢。况且，让他们在白宫餐厅就餐，隐含的信息就是：他们也很重要。白宫餐厅是一个用木板装修的房间，海军派人在里面准备很好的饭莱。我几乎每周都在这个餐厅订餐，而且喜欢到楼下去拜访厨房里年轻的工作人员。他们每周做一次墨西哥饭莱，我特别喜欢。我卸任后，餐厅恢复只对高级官员开放。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对于提高土气和工作效率都是有好处的。
由于有许多额外的工作要干，而干活的人却比前一届政府少了，因此我们不仅必须依靠那些地位较低工作人员，还必须依靠1000多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有的工作时间很长，有的其实是全职的。他们拆信，合适的时候也发送表格形式的回信，填写信息询问表，还做其他许多工作。没有他们的工作，白宫不可能对美国人民很快做出回应。除了为国服务的满足感之外，所有志愿者辛勤工作的报酬是我和希拉里每年在南草坪上为他们举办的招待会。没有他们，白宫将无法运转。
除了具体的削减及裁人措施之外，我相信我们可以采用长期系统的办法来节约更多的钱，并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在阿肯色州，我发起了一项名为全面质量管理的计划，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3月3日，我宣布艾尔·戈尔将领导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对整个联邦政府工作的评估。戈尔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他请来了外边的专家，并广泛征询了政府雇员的意见。他坚持做这项工作做了八年，帮助我们取消了数百项计划，废除了1．6万页的规定，并裁减了30万联邦政府雇员，使得我们的联邦政府成为自1960年以来规模最小的联邦政府，为纳税人节省了1．36亿美元。
1月和2月，我们的工作逐渐组织起来了，并着手处理媒体上热炒的那些有争议的问题。这两个月，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拟订经济计划的细节上了。1月24日，劳埃德·本特森参加了“会见新闻界”节目。他本来不应该对有关经济计划的问题做具体回答的。但他做得有点过了头，宣布我们将建议征收某种消费税，一项范围广泛的能源税也在考虑之中。第二天，政府30年期债券的利率从7．29％跌到了7．19％，达到了六年中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我们正为预算的具体内容而苦苦思索。所有削减支出以及现款税收都会引起争议。比如，我与参议院及众议院的领导人会晤时，列昂·帕内塔就向我提议，我们最好先推迟三个月再提高社会保障中的生活费用津贴。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考虑到通货膨胀率很低，生活费用津贴已经很高了，这样的推迟可以在五年内节省150亿美元。米切尔参议员说，这种推迟是一种退步，是不公平的，他不可能支持。其他参议员也是一样。我们不得不到别的地方找这150亿美元。
1月30日和31日是周末，我把各部部长和白宫高级官员请到戴维营。戴维营位于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中，是总统的度假地，周围绿树葱葱，有一些舒适的小木屋和娱乐设施，工作人员来自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我们在这里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并讨论将来一年的情况再合适不过了。我还邀请了斯坦·格林伯格、保罗·贝加拉和曼迪·格伦沃尔德。他们觉得自己被排斥在过渡时期之外，而且我们对赤字问题的关注超过了我在竞选中提出的其他目标。他们认为，我和戈尔忽视了选举我们的人们更深切的忧虑和利益，我们这样做是在自寻灾难。我理解他们。首先，他们没有参加我们那次长达数小时的讨论。我们在那次讨论中得出结论，即如果我们不削减赤字的话，我们将无法取得强劲的经济增长，我的其他竞选承诺，至少是那些花钱的承诺，也将因为经济疲软而夭折。
我让芒迪和斯坦先发言。芒迪描述了中产阶级对于工作、退休金、医疗保健和教育的忧虑。斯坦说，按顺序排列，选民们最关心的是工作、医疗改革、福利改革，然后才是削减赤字。而且如果削减赤字要求中产阶级多缴税，我最好为他们做点别的事。然后希拉里介绍了我们在阿肯色州第一个任期内失败的教训。那时我们同时做了好几件事，缺乏一个主线，也未能让人们为长期不懈的斗争做好准备。接着她又告诉他们我在第二个任期内是如何成功的。在这个任期内，我们每两年只专注于一到两件事，定下长期的目标，但也锁定短期的成绩指标，以便于人们对我们做出评价。她说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理出一个主线，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有人回应说，由于我们不断地泄露消息，我们无法理出一个主线。周末过后，顾问们制定了一个通信策略，将使我们不再每天泄露消息，或者被争议缠身。
在戴维营的其他时间都花在了更为个人化的非正式谈话上。星期六晚上。由戈尔的一位朋友主持，我们举行了一次谈话会。大家坐在一起，依次把自己不为大家知道的一面说出来，以便增进了解。尽管人们对这种做法毁誉参半，但我实际上很喜欢，并承认小时候我比较胖，常常被人取笑。劳埃德·本特森觉得这种做法很傻，回到自己的木屋去了，如果他有什么情况我们剩下的人不知道，那是他故意的。鲍勃·鲁宾留了下来，但说他没有什么好说的——很显然，这种吐露心声的做法不是他在高盛公司取得成功的钥匙。沃伦·克里斯托弗倒是参加了，可能是因为他是这个星球上最有纪律性的人，并认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这帮人玩的这种水刑游戏或许可以加强他严谨的性格。总之，那个周末很有帮助。但真正增进我们了解的还是前方第一轮战斗的枪声，第一轮的胜利与失败。
星期天晚上，我们回到白宫，主持一年一度的全国州长协会餐会。这是希拉里第一次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参加正式活动，她有些紧张，但餐会进展得很顺利。州长们对经济状况很担忧，因为疲软的经济使州政府的收入减少了，迫使他们减少政府的服务项目，或者增税，或者两种办法都采用。他们理解削减赤字的必要性，但不愿意联邦政府把责任转嫁给州政府，而且一点钱也不补贴给他们，让他们付出代价。
2月5日，我把我的一份法案签署为法律，兑现了我的另一个竞选承诺。颁布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后，美国终于和其他150个国家一样，保证工人们在孩子出生或家人生病时可以休假。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是我的老朋友克里斯·多德参议员。多年来，他一直为颁布这一法律而努力。布什总统两次否决了这个法案。他说，对企业来说，这太难以承受了。尽管这个法案得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但多数共和党人还是以布什所说的理由投了反对票。我相信，家庭休假对经济有好处。由于大多数父母出于自己选择或是生活所需，都有自己的工作，美国人有必要在工作岗位上和家庭里都干得很好。那些担心孩子或生病的父母的人，工作效率要低于那些知道自己好好照顾了家人才上班的人。在我任总统期间，超过3500万人享受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带来的便利。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甚至在我卸任总统以后，向我提起这个法案的人比提及我签署的其他任何法案的人都要多。他们的很多故事都极有感染力。一个星期天的清晨，我晨跑回来遇见了到白宫参观的一家人。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坐在轮椅上，明显病得很重。我向他们打招呼，并告诉他们，如果等我洗完澡并换上去教堂的衣服，我会领他们到椭圆形办公室合个影。他们等着我，我们一起参观得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与那个勇敢的年轻女孩谈话。当我走开的时候，女孩的父亲抓住了我的胳膊，让我转过身，说道：“我女儿可能快不行了。我最近三个星期一直陪着她。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星期。没有家庭休假法，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2001年初，我离任后第一次以普通公民身份乘飞机从纽约前往华盛顿时，一名空姐告诉我，她的父母曾同时患有重病，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早老性痴呆症。她说在她父母最后的日子里，除了她和她姐姐外，没有人可以照看他们。而没有家庭休假法，她俩也无法照顾他们。“你知道的，共和党人总是在谈论家庭价值，”她说，“但我想，父母如何去世是家庭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月11日，正当我们忙于最后拟订经济计划时，我终于找到了司法部长的人选。经过两次不成功的挑选后，我选定了佛罗里达州戴德县的起诉检察官珍妮特·雷诺。多年来，我一直了解并敬仰雷诺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她设立的很有创意的“毒品法庭”。这种法庭给第一次犯罪者一次机会，只要他们同意接受治疗，并定期到法庭报到，就可以免于坐牢。我妻弟休，罗德姆曾在迈阿密毒品法庭担任过律师，与刑事抗辩律师办公室合作。在他的邀请之下，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参加过该法庭的两次审判，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通力合作，使被告人相信，这是他们可以免于坐牢的最后机会。他们的方法不同寻常但卓有成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种做法非常成功，累犯的比率比监狱系统要低得多，也少花了纳税人很多钱。在竞选过程中，我曾发誓，要支持联邦政府出钱，以迈阿密为榜样，在全国建立毒品法庭。
我打电话给鲍勃·格雷厄姆参议员时，他对雷诺给予了热情的肯定。我的朋友黛安娜·布莱尔也是这样。30年前，她和雷诺同时在康奈尔大学上学。文斯·福斯特看人非常准，也对雷诺给予了肯定。我约见了雷诺后，文斯打电话给我，用他惯用的滑稽腔调说，“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个有活力的。”雷诺是一位出了名的没有废话的检察官，严厉但公平，在自己的选区很受欢迎。她是佛罗里达州人，大约有6英尺高，从未结过婚。为公众服务就是她的生活，而且她服务得也很好。我想她可以改善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与州或县的执法机构之间常有的摩擦。她和我一样，不熟悉华盛顿的政治文化，这让我有点担心。不过，在迈阿密，她与联邦政府在移民和毒品问题上合作过，经验丰富，我想她可以通过学习适应过来。
为了完成对经济计划的拟订周末我们努力工作。保罗·贝加拉两个星期前来白宫工作，主要是帮助我解释我将要做些什么，以使得我计划与我竞选时做出的恢复中产阶级的机会这一承诺一致。他说，我经济小组里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不够关心。贝加拉觉得，整个经济小组应该强调三点：削减赤字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真正的目标而采取的手段；经济增长、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收人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计划代表了政府工作的一个基本变化，我们要求富有的大公司及其他从减税政策和20世纪80年代的赤字政策中不当得利的利益集团为清理当前的混乱局面而出力，从而结束了过去政府不负责任和不公平的现象；我们不应该要求人民为美国的复兴“牺牲”，而应请求他们“贡献力量”，后一种说法更能激起爱国心，也更有积极意义。贝加拉写了份备忘录，记下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一个新的主题：“关键不是赤字，笨蛋。”吉恩·斯珀林、罗伯特·赖克和乔治·斯迪法诺普洛斯都同意贝加拉的看法，并且很高兴从内部支持了我的竞选承诺。
正当公众关注此事的时候，我们正努力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是否把医疗保健改革和经济计划一道放到综合性的《预算调节法》中去。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这么做，而且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和其他所有的法案不一样，预算不受阻挠议事手段的影响。所谓阻挠议事手段，是参议院的，种做法。根据这种做法，只要有41名参议员连续不断地为某一议案争论，阻挠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直到参议院不得不讨论其他问题，这一议案就会夭折。由于参议院中有44名共和党人，他们至少会试图用阻挠议事手段否决医疗保健改革议案，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希拉里和伊拉·马加齐纳迫切希望把医疗保健改革纳人到预算中，国会领导人对此也态度明确。迪克·格普哈特曾催促希拉里这么做，因为他确信，如果单独提出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共和党参议员们肯定会使用阻挠议事手段。乔治·米切尔也同意这么做，但原因不一样：如果医疗保健改革作为一个独立的法案提交参议院，将会交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那里。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纽约州的帕特·莫尼汉参议员对我们能否这么快制定出可行的医疗保健计划持怀疑态度，这么说还是轻的。莫尼汉建议我们先进行福利改革，然后花两年时间制定出一个医疗保健提案。
经济小组却坚决反对把医疗保健纳入到预算中，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伊拉·马加齐纳和许多医疗保健方面的经济学家都相信，医疗保健市场的竞争如果再激烈一些（这也正是我们的计划所大力提倡的），我们就可以节省很多钱，而且无需控制价格。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不过，我们想在预算中省下，这笔钱是不会得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认同的。因此，为了使覆盖面更广，我们要么在计划中包括一个后备价格控制条款，增加税收，并进一步削减开支，要么就需要降低削减赤字的目标。而这样可能会对我们降低利率的目标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决定推迟一下，直到我把经济计划的细节提交给人民和国会后，才对这件事做决定。之后不久，有人替我做了决定。3月11日，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国会规则方面的最高权威罗伯特·伯德参议员告诉我们，他不会把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当做“伯德规则”的例外。该规则禁止把不属于一类的项目纳入到预算调节法案中。我们动员了所有我们可以想到的人，向伯德说明情况，但伯德态度坚决，认为医疗保健改革不能作为基本预算程序的一个部分。这样，如果共和党人能够行使阻挠议事手段，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一送到参议院就会被枪毙掉。
在2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我们决定把医疗保健改革的事缓一缓，先完成经济计划的剩余部分。全力以赴地制定预算的细节，决心要了解我们的决定对人们造成的影响。经济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想削减对农业的资助以及其他农业项目。他们认为这些资助和项目是没有理由的。爱丽丝，瑞芙琳极力敦促我削减这些支持和项目，这样我就可以取消了“我们所知道的”给农民的福利。这是对我一个竞选主题的模仿。当时我许诺，将“取消我们所知道的福利”。我的预算编制人员大部分是城市人。我提醒他们，农民是好人，他们选择在变化无常的环境下工作。尽管我们必须削减他们的项目，但“我们不必以此为乐”。由于我们不能重组整个农业政策，无法削减其他国家的预算中对农民的补贴，也不能消除外国针对我国粮食出口设立的障碍，我们最后适度地减少了对农民的现有补贴。但我并不以此为乐。
在提议削减资助或项目时，我们需要考虑的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是，这些削减计划有没有机会获得通过。比如，有人说我们要是能取消公路示范项目，就能节省一大笔钱。但这笔钱是国会议员为自己所在的区或州争取到的专项支出。这个建议提出后，我的新任国会联络官霍华德·帕斯特怀疑地摇了摇头。霍华德是纽约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游说公司里都于过，与国会两院都打过交道。他以直率而诚恳的口气反问道：“债券市场有多少选票？”当然了，他知道我们必须说服债券市场，使他们相信我们削减赤字的政策是可信的，但他想让我们记住，我们必须先使这一政策获得通过。而给国会议员造成个人伤害不可能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我们考虑的有些建议非常荒唐，简直很滑稽。有人曾提议应征收海岸警卫队服务费。我反问他该如何征收。那人解释道，海岸警卫队经常被叫去把遇险船只救回来，而那些船只之所以遇险，完全是因为驾驶员的疏忽。我笑着说：“所以，我们把直升飞机开过去，把绳子扔下去，但在解救之前要问一下：‘你用维萨卡还是万事达卡缴费？’”我们放弃了这一建议，但最后我们选定了150项预算削减项目。
决定增加哪些税并不比选定削减预算项目轻松。对我来说，最困难的要数英制热量单位税了。糟糕的是我要违背我做出的为中产阶级减税的承诺；有人告诉我，为了实现到第五年削减赤字1枷亿美元的目标，并改变债券市场的心理，我们必须向中产阶级征税。中产阶级在80年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布什签署丁增加汽油税的法案而遭遇了很大的打击。如果我提议征收英制热量单位税，我会一下子使共和党人再次成为反对收税的政党。这样只会主要满足那些富有的利率设定者的欲望，却会使中产阶级受到一点伤害。这种伤害表现在，他们每个月要多出9美元的直接支出，如果算上间接支出，每个月要多花17美元。间接支出的增加主要以消费晶价格上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埃德·本特森说，他投票赞成征收能源税，还从来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布什1990年签署增加汽油税的法案遭遇打击，原因在于他做了“看我的嘴型”的许诺，而且最好战的反增税分子都是铁杆的共和党人。戈尔也再次推动征收英制热量单位税。他说，这种税将促进节约能源和能源独立。
最后我让步了，但对财政部提出的税收方案做了一些其他的改动。我希望这些改动可以减轻普通美国人的纳税负担。我在竞选中提出的工人家庭减税总额为268亿美元。我坚持把这笔款项纳入到预算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针对年收人为3万美元或3万美元以下的工人家庭的减税幅度提高一倍多。这种减税措施被称为“劳务所得扣抵”，按照我的建议，我们将可以第一次向400多万没有抚养负担的贫穷工人提供更为优惠的劳务所得扣抵。即使征收能源税，我的这‘提议仍可以确保收入为3万美元或更少的工人家庭得到有意义的减税优惠。在我的竞选旅程中，我几乎每到一地都会说：“任何做全职工作而且有孩子的人都不应该生活在贫困之中。”而在1993年，很多人的确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把劳务所得扣抵提高一倍后，在我任总统期间，有400多万人摆脱了贫困，进入了中产阶级行列。
正当我们即将拟好经济计划的时候，劳拉·泰森说，她必须指出，第五年削减赤字1400亿美元与削减1200亿或是1250亿没有实质性差别。无论我提议削减多少，国会都有可能降低我提出的数额。她认为，如果降低削减数额可以减轻我们政治上的麻烦或本身就是好的政策，我们把削减数额降低到1350亿美元或是更少，将减少很多麻烦。赖克、斯珀林、布林德、贝加拉、斯迪法诺普洛斯都同意她的看法。其他人则坚持把数额定高一些。本特森说，我们可以把福利改革的预计成本不编在预算内，这样可以省下30亿美元。我同意了。毕竟，我们还没有制定方案，数额多少只是猜测而已。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增加在培训、儿童看护和交通方面的支出，以帮助穷人自己工作不再依赖福利。但是如果我们使足够多的人不再依赖福利，净成本将不升反降。另外，我相佰，有两党共同支持，我们可以使福利改革单独获得通过。
